中国模式为什么不值得骄傲？

中国模式为什么不值得骄傲？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编者按：这是一篇写于三年前的文章，但今天读来依然十分切中肯綮。时下，虽然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但啧啧赞叹“中国奇迹”，津津乐道“中国模式”者，仍大有人在。这篇文章让你明白，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模式不可能持久。

    在西方政府的债务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显得很“靓丽”。有人振振有词“中国模式”的优越。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之一：高额外汇储备的由来

    中国的外汇储备促成了中国成为美国的债主，严格地说是中国政府成了美国政府的债主。那么这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假想的小村子：
    “东村”，村民多务农，本来与世隔绝，内斗不断，生活贫困。“西村”，科技发达，社会公平，生活富裕。
    东村眼看无以为继，村长终于决定向西村开放。东村因劳动力廉价而产品便宜，西村因此乐意向东村购买，付美元给东村。村长立下规矩，出口所得美元都必须由村长家保管，并由村长家印刷东村货币“人民币”给出口的村户，而人民币不许自由兑换成美元。
    这样，村民年出口的全部10万美元，如数进了村长的账户，村长用它买了西村的债券让它安全下崽，而村长按照自定的汇率印刷70万人民币给村民。长此以往，东村就成了西村的债主。

    中国模式之二：高增长低通胀的秘密

    东村的年产能是20万美元，如不出口，则都将在东村销售。为此，村长需发行等值的货币140万人民币。如出口了价值10万美元的产品，就只剩下另外10万美元的产品进入东村市场，村长为此发行70万人民币。但村长还需同时为出口的10万美元产品印刷70万人民币给出口户。
    于是，市场上只有价值70万的产品，却有140万的货币。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但为何东村并未出现严重的通胀问题呢？这是由于，西村不是简单地向东村买产品，而是投资给东村让其生产，而投资多以设备和技术的形式进入，它们大大提高了东村的生产效率。
    比如东村一个工人在开放前平均只可以生产摩托车0.1辆/月，而由于西村提供的设备和技术，现在可以生产20辆/月，生产效率提高了200倍。即便忽略出口的那一半产值，留在村内的产值也提高了100倍（10辆/天）。而这个工人的实际工资可能只提高了20倍。这样一来，投入市场的产品价值仍然超过了货币（包括工资）的增长。这就避免了通货膨胀。
    所以，只要西村的设备和技术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东村，则东村出口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不大。

    中国模式之三：政府财政收入涨幅高于GDP和工资

    由于村长只许美元换成人民币而人民币不能自由换成美元，于是在东村流通的人民币就越来越多，同时村长家购买西村国债的美元也越来越多。由于村长以自己的名义购置成西村国债，因此其所有者不再是村民，而是村长家。由于村长代表了村民，因此这些钱就是村民缴纳的税收。亦即，所有的出口，都变成了税收。而村长只是印刷了和出口价值等值人民币给出口户，流入东村市场。
    因此，村长由于出口而发财了。本来，这些美元都应该在村民手里，而没有村长什么事情。但是村长这么一个高招，结果村民拿到了村长家印刷的人民币，而美元就到了村长手里。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条件：银行由村长所有，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由于出口实际上成为了税收的一部分，那么出口的增长就是税收的增长。因此东村村长的财政收入每年的增速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速。
    东村村长的收入增长还有别的因素，比如土地的出售，用纳税人的钱修路后然后再向纳税人收过路费。然后，是毫无约束的增加税收和收费种类。

    中国模式之四：吞噬西村的“生产力红利”

    以上三种情况的本质是东村利用自己的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侵吞了西村的“生产力红利”。正是西村让东村享有了这“生产力红利”才使得东村具有“高增长低通胀”。而这种“生产力”本来是西村创造的，其“红利”应该由西村人自己享受，但是由于资本的逐利倾向，而流向了低工资地区，使得本来应该享有此红利的西村蓝领工人失去了这个机会，而东村则不劳而获。
    为了享有西村的“生产力红利”，东村必须有一系列的政策，比如控制汇率。很多外人对此很不理解，为何不能自由兑换？当然不能！一旦自由兑换，价格差很快会消失，由此导致的“生产力红利”的流向也会随之终止。
    资本的罪恶是显然的，它流向东村以获取更大利益，而这是以损害西村蓝领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中国模式就建立在此上。这罪恶通过中国模式得以实现。所有穷国都会有这样的过程，但不会像中国模式这样登峰造极。别的国家无法垄断国家资源，无法控制货币汇率，而中国可以。

    中国模式之五：二次分配中的劫贫济富和贪污腐败

    东村的税收政策意味着，东村村民把本应属于他们的收入交给了村长，由村长代替他们花钱。这样一方面抑制了村内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增加了村长家的浪费和贪腐。在西村由于有各种独立的监督，使得浪费和贪腐受到限制。但是在没有独立监督的东村，村长的税收使用直接和贪腐浪费连在一起。比如，村长征税100万，然后拿这100万投入基础建设，把项目给了他的小舅子开的公司，此人把20万打到村长在西村的私人账户，村长便政绩也有了钱包也鼓了。事情还没有完，小舅子继续按此办理，将项目转手获利。如此层层转包，层层发财，最后真正花在工程上的资金就很少。这就是为什么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普通民众生活每每艰辛。
    纳税人的钱就这样一部分变成了地标建筑，一部分成了贪官的战利品，一部分成了吃喝玩乐的发票，还有一部分被浪费掉。真正变成东村村民利益的部分是很小的。
    但是，东村普通村民的生活比起开放前还是改善了，这是由于有这么大量的生产力的引进，亦即“生产力红利”的无偿流入，其如此巨大，以至暂时掩盖了浪费和贪腐产生的消耗。

    中国模式之六：半计划经济和半市场经济的弊病

    计划经济已经被历史证伪，而市场经济才是正道。在中国部分实行市场经济后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活力，但是，计划经济守住了半壁江山，近来甚至颇有“国进民退”之忧。
    计划经济一部分成为面子工程和贪腐浪费的源头，而市场经济部分成为转嫁危机的替罪羊。没有市场经济，那么计划经济是无法变现的。最明显的是中国的股市，一些国有企业的危机是通过股市转嫁掉的，将他们的危机变为股民的危机。而贪污腐败的最后变现也是要通过市场经济。
    事实上，计划经济是寄生在市场经济上的，引进的生产力导致的极大物质丰富和出口繁荣掩盖了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经济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经济转嫁危机和攫取利润。市场经济实际上成为了计划经济的提款机和危机转嫁对象。比如中石油和中国电力，他们和发改委沆瀣一气，一再提价，直接转嫁危机给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税收，通过强制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迫使市场经济体向计划经济体输血。而这些不合理的税收直接补贴了计划经济。如此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模式实际上仅仅是由于借助引进的“生产力红利”才得以生存。
    按照这样的机制，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破产以前永远不会破产。就如同癌细胞在正常肌体全部死亡以前不会死亡。计划经济实际上不是经济，而是一种和权力共生的掠夺机制。公路的收费就是一例，用纳税人的钱修建公路，然后向纳税人收费，而且是无止境和不透明的。由这些收费导致的物价上涨都最终都转嫁到了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头上。
    计划经济使得中国的价格严重扭曲，利益天平严重倾向于计划经济体，亦即国家控制的部门。所谓国企，并非真正的企业，而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之七：对西方国家蓝领工人的损害

    和中国政府的税收每年大幅上扬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每况愈下。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西方国家企业的外迁。比如一些劳力密集型的企业经过这数十年，基本上都迁离了西方国家。就拿苹果公司来说，其世人喜爱的产品的研制都在美国，但是组装却绝大部分在中国。亦即，这些本来属于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机会从美国流失到了中国。中国不费分文，便取得了这些就业机会。从而，这些就业机会产生的税收从美国消失了，而给了中国政府。
    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向永远向着收益高的地方，于是资本流向低工资地区，而劳动力流向高工资地区。这也就是为什么富国到穷国办厂，而穷国向富国移民。由于后者牵涉到移民政策而障碍重重，而前者相对来说很容易。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前者更加容易。于是，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而低人权加剧了这样的流向。别的相对民主的穷国，不能随意拆迁，但是中国可以。这给予了基础建设的方便，而基础建设又是贪腐的最好机会，这些都使得基础建设可以快速进行，以牺牲长远利益增加了近期的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
    重庆的薄熙来一边唱红，一边给予优惠条件加大力度引进国外的企业。他要的就是这生产力红利。这很有讽刺意义，共产党宣言曾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现在联合起来的不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而是富国的资本家和穷国的无产者，而撮合这联合的是穷国政府。
    最后导致的是富国的政府很穷，而穷国的政府很富。美国加州政府几乎破产，而在加州的各大公司，包括苹果公司，却富可敌国。这理由是显然的，这些公司由于资本流向第三世界而降低了成本，而蓝领工人却失去了工作，州政府也由此而失去了纳税基础。而支付巨额的失业金则给政府雪上加霜。

    中国模式之八：侵犯和剽窃知识产权

    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企业是不用盗版软件的。从基本的办公软件到高级的专用软件，中国公司都在使用盗版。
    如果今天立即禁止使用盗版软件，那么中国95%以上的企业就会立即瘫痪，99%以上个人电脑立即成为废物。
    这个话题就不必举例子了吧，所有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中国模式的终结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建立在两个支柱上：在国外剥夺富国的蓝领工人，在国内剥夺底层劳动者。那斐然的成绩，只是西方生产力红利被中国享用的结果。“中国模式”本质上是“轮椅模式”，以残疾之身心靠着西方提供的“轮椅”前进。“轮椅”掩盖了残疾，甚至貌似潇洒。
    “轮椅”是当初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过去了数十年，居然沉湎不能自拔，甚至以此标榜自己，这便有失公正，甚至是无耻了。这些年所发生的“奇迹”，并不源于中国，而是来自西方。如果没有西方提供的“轮椅”——生产力（技术、设备、工艺）和市场，并无奇迹之可能。
    如果真有“中国模式”，那就是经济成就并没有带来社会公正。许多民族在走向富裕的同时也走向了公平和正义，但是中国没有。这数十年来中国社会道德进一步滑坡，遂使中国成了世界道德洼地。大量不分贫富的中国人逃离中国，这移民潮说明了什么？富人留后路，穷人找前途。
    我们必须从“中国模式”的美梦中醒来。内部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来自外部的生产力红利也难久远。随着低工资优势的减弱，生产力红利必然式微，最后干涸于管理的浪费、官员的贪腐和社会的不公之中。

    及时政改，机不可失

    我们必须看到，尽管“中国模式”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比起毛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批评中国模式，是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问题的答案绝不在过去，怀念毛时代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说未经历过毛时代而美化之是一种无知，那么经历了毛时代而怀念之就是一种罪恶。
    中国的前途不在于自封的“中国模式”，而在于——走出这“轮椅模式”，走向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