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百年孤独”

加缪的“百年孤独”

文 /  薛忆沩（蒙特利尔）

      1942年夏天，在巴黎濒临沦陷的前夕，法国最权威的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了一位二十八岁的法裔阿尔及利亚青年题为《局外人》的处女作。六个月之后，这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同一位作者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这两次互动的出版为二十世纪建立了一座文学的凯旋门。因此，1913年11月7日变成了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出生于1913年11月7日的阿尔伯特·加缪只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生活过四十六年。1960年1月4日，他乘坐小伽利玛驾驶的汽车返回巴黎。在距离巴黎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汽车突然偏离方向，猛烈地撞到了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上，车身裂成两半。警察在当场身亡的加缪的外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回巴黎的火车票，又在他的手提袋里发现了一份小说手稿（许多年以后，读者们将会知道，那居然是一部以寻找个体生命的起点为激情的小说）……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贴上“荒谬”的标签，正好回应遇难者专注的文学主题。
      这荒谬的结局使这位到目前为止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最年轻的谢世者。他创下的这谢世的世界纪录应该是永远也不会被人打破的。
      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政治用意。因为当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冲突已经高达白热化的程度，将桂冠抛到一位法裔阿尔及利亚作家的头上似乎有利于冲突的降温。结果却适得其反：加缪的获奖不仅没有讨好正在谋求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也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左右两派同样强烈的不满和反感。这时候的加缪已经因为与萨特的著名论争在法国的知识界备受冷落，而使他左右都不能逢源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他同情受压迫的阿拉伯人，但是却反对他们的武力抗争；他反对法国政府不人道的殖民政策，但是却坚决主张阿尔及利亚应该是法国的一部分。如此纠结的立场与加缪的出生有很大的关系。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困法裔家庭，既带有很深的阿尔及利亚草根情结，又对宗主国或者说祖先的文化有强烈的认同。他的这种立场一年前就让他处于荒谬的境地：当时他专程去阿尔及利亚，想用他的文学盛名给冲突降温。结果，他一方面受到了法裔右翼分子的阻饶，同时又受到了阿拉伯左翼分子的监视。在一次集会上，他甚至听到了“处死加缪”的叫喊。这种经历成为了加缪的前车之鉴，所以在瑞典领奖的时候，他对阿尔及利亚问题避口不谈。而面对斯德哥尔摩大学学生们的质疑，他用母亲来抵挡。他说他的母亲仍然住在那里，他不得不为她的安全着想。与《局外人》对母亲的生死极为冷漠的主人公相反，《局外人》的作者对母亲充满了世俗的温情。
       萨特应该说是加缪的伯乐。《局外人》刚一出版，他就意识到了它的巨大价值。刚刚完成自己纪念碑似的巨著（《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家为那部处女作写出了长达六千字的书评，将名不见经传的阿尔及利亚青年与卡夫卡和海明威相比。但是，这两个对异性都极为着迷的男人（据波伏娃的记载，他们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不是哲学而是女人）最后终于因为不同的道德观而分道扬镳。我一直认为，与萨特的论争和破裂是孤独的加缪命中注定的结局。那论争和破裂将加缪变成了法国知识界的局外人；我同样一直认为，萨特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谢绝其实是萨特与加缪的正式绝交，是萨特对自己发现的千里马七年前的胜出的正式回应。早已经从“存在”变成“虚无”的加缪再一次遭受了代表着主流的哲学家的抛弃。
       加缪是一个天生的孤儿。当他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从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走出了世界。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半聋的文盲，终生都很少开口说话。加缪的童年就笼罩在死亡和沉默双重的阴影之中。而他充满人情味的立场又让他总是处于“政治上不正确”的境地，让他成为法国知识界的孤儿。他的女儿称他完全就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短暂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他的《局外人》和《鼠疫》都以那里为场景，他的文字里经常透出他对那片土地的骄傲和热爱……但是，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还是将他作为“殖民主义者”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百年后的今天，那里的学校仍然不教他的书，那里的书店仍然不卖他的书，他在那里的故居仍然只是普通的民居，而没有被“打造”成文学圣地或者旅游景点。
        荒谬的死亡并没有中断加缪的孤独。他的名声在六、七十年代继续滑落。他富于人情味的思想继续被“继续革命”的滚滚红尘淹没。这就是为什么那部与他共同经历了最后的荒谬并且幸免于难的手稿要等待三十四年才与读者见面的原因。它在等待包括萨特在内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都热情支持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它在等待由几乎是清一色的法国留学生组成的红色高棉领导阶层的溃散，它在等待萨特一代左派的正寝，它在等待那激动人心的一九八九年，那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的终止……1994年，《第一个人》终于在法国出版，并且立刻登上了畅销书的榜首。三十四年前那场荒谬车祸的遇难者复活了。天生的孤儿再一次成为了文学的宠儿。
       年轻的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义正辞严地为唐璜辩护。他自己就是现代的唐璜。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女人的一生。他与生俱来的孤独注定了他的这种追求。他的这种追求又加深了他与生俱来的孤独。对女人的爱是加缪生活的艺术，也是他对荒谬的反抗。而加缪在短暂的一生中得到了那么多女人的爱，这不仅是他本人的幸运，也是无数热爱他的文学的局外人的幸运。
       在1959年最后的那三天里，加缪分别给自己在巴黎的三位情人写下了同样激情的信，表达对她们同样强烈的思念。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写下的不仅是情书，还是遗书。那些等待着他们下一次约会的女人在几天后的同一个时刻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同一条噩耗。那是她们一生中最大的噩耗。她们共同的爱人将自己无法忍受的“百年孤独”完全抛给了她们。她们要在那“孤独”之中度过她们各自平凡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