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的历史：薛忆沩与《白求恩的孩子们》

重建的历史：薛忆沩与《白求恩的孩子们》

文：怀素

薛忆沩的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2012年由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将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小说。这部小说具备了优秀作品的两个标准，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

小说写了三个孩子和两个家庭，在特殊历史阶段，在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思想影响下的悲剧命运和曲折历史。它横贯中国文化大革命至今近四十年的跨度，或者可以称做“一个年代的副本”。作者站在中国“纪念白求恩”和西方“白求恩传”的两极，用哲学和思辨再现历史，重新阐述个人在历史中的错位和历史判断的双重价值。中国版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西方版中骄傲任性，追求个人价值，把战争当做生命的驱动力的白求恩，作为同一个人在不同价值体系中被塑造的不同形象，在作者笔下有极富含义的注解。更重要的是，作者描写了一代人，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加拿大人，在白求恩精神中长大，在精神上，他们是白求恩的孩子，但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白求恩是怎样的人。历史的双重标准及复杂，让这个时代显示出荒诞的合理性。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孩子们》重建了一段特殊的中国历史。

薛忆沩

个性化写作与历史的重建

以个人生活再现历史的写作，可以上溯到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命运和情感在历史中的再现。它不仅有历史的高度，还有文学特有的温度。小说不是历史，但它比历史更丰富也更复杂，小说是历史人性的解读。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小说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定义。薛忆沩小说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一段特殊历史进行了历史学做不到的精彩描述。他打碎了一个时代的偶像，把神还原到人本质。他解剖了一个时代，让读者从一个个细节，重新触摸那个时代的体温。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是对历史的颠覆，同时是对历史的重建。

作者用我，扬扬和茵茵三个形象在不同时期对白求恩精神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都在对利己和利人的定义上，比如扬扬的死，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在遗书中质疑了生活和偶像的关系。“为什么我的身边没有高尚的人”，“我要去找白求恩，他会好好照顾我的。”而茵茵，对生活的真实提出质疑，“我的生活像假的一样。”虚幻和真实，成为历史的奥秘，也是人生的奥秘。而我，带着生命的重负来到白求恩的故乡，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他们此来，就是要还原历史的错位。

薛忆沩的文学创作，在不同时期受到加缪、茨威格很深的影响，而在《白求恩的孩子们》里，乔伊斯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就如《尤利西斯》一样，作者在寻找他的精神之父，而白求恩，就是他的精神之父。作者用给白求恩写信的第二人称的亲近形式，三十三封信组成一个长篇，“一个女孩”，“一个演员”，“一个雕像”—— “一个”是所有篇章的定语，“一个”人或“一个”物组成的个性化历史，是文学中的“这一个”，也是小说中的“这一代”。

中西贯穿的大格局

构架工整，文笔绵密，是薛忆沩小说一贯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时间和空间，构成一个十字架，纵横缠绕，绵绵不绝。在空间上，从中国来加拿大的作者，与从加拿大去中国的白求恩，在这本书的书写中相遇，最终以精神上的父子相互理解，而所有具有意义的日期，都被钉在时间之轴上，一代人可能遇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人物生或死的前提。历史如此强大，个人命运在历史中虚妄缈小，却印证真实。

这部书有四条线索，杨杨一家的命运，我的命运，白求恩的命运，中国的命运。这是经线。而由时间，特殊的日期等数字的对照，形成全书的纬线。作者在谋篇部局上极为用心，显示出作者的美学格局，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我的加拿大和白求恩的中国，茵茵的死亡与蒙特利尔工学院十四个女生的命运，中国的白求恩的孩子和加拿大的白求恩的孩子——都在复调形式中展开。而分开的每一封信中都含有多重线索，使情节在有序中错综展开，引人入胜。薛忆沩曾说过，乔伊斯不厌其烦的细腻和一丝不苟的节奏，是他永远钟情的偶像，它“可以揭示人性的奥秘，传播语言的隐私，展示时间的魅力”。这也是薛忆沩小说呈现的特质。

小说描写了一段历史，一个家庭的毁灭，扬扬，茵茵和他们的父母。小说以扬扬母亲的死，一个预言家和前瞻者的离世而告结束。白求恩的时代终将消逝，白求恩的孩子们将成为历史的句号。

语言的逻辑与思想的逻辑

薛忆沩的文字拥有一种很特殊的风格。初初看来，感觉很西化。细细读来，才发现，这其实是作者最能表达思想的方式。

西方语言与中国文学的不同之处，是中文是灵动的情绪性表达，尤其是小说语言，追求的是描写的传神和诗化的神来之笔。而西方的语言，传承了拉丁语的结构严谨和定义清晰，它的介词和从句的使用，使语言表述的逻辑性很强，这就是我们通常概念中的欧化语言。

薛忆沩的语言就是这样严谨和逻辑化的语言。有人认为他的语言西化，或西而化之。这当然与他对西方哲学的喜爱有关，也与他的西方教育背景有关。

但在阅读中，我越来越感到，他的貌似西化的语言，其实来自他内在思辨的表达和理性的追求。从根源上讲，他的语言的形成是表达思想的结果。或者说，薛忆沩找到了表述他思想的最佳语言形式。薛忆沩本人酷爱数学，在文学创作之余，用解数学难题来休息大脑。他又极度追求完美，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重写之作。这样的个性在他的作品中均有体现。他的语言常常含有多重含义，这样的语言，并不能简单地的用西化来定义。我认为这其实是个性化语言，它与内容完美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个人色彩。

这实在是一种好的语言，正如何怀宏所说，它干净，温暖，美丽。它在表达中丰富而准确。有人评价说，薛忆沩的文字有“数学的精确和浓郁的诗意”，这是对薛忆沩文字准确的评价。也正是这样的文字，才有可能让“语言和故事达到平衡”。

哲学思想与多重的主题

《白求恩的孩子们》突破了薛忆沩早期写作中信仰的存在主义哲学。他的写作追求不再仅仅展现“他人即地狱”或者每个人生命中黑暗的部分、隐秘或荒谬。当然，这些因素还隐匿在他的书写中，却被另一种思想夺去锋芒。作者更多的，开始表达他对历史观的新概念，一种打破传说的真实，一个人性化的主题。同时，作者在精神上走到另一个高度，这就是悲悯，宿命和无常。比如扬扬母亲听到哀乐时的“疯话”：“又一个孩子死了”时，表达的悲悯。又如茵茵的命运与蒙特利尔工学院十四个女孩的死亡的对比（编者注：1989年12月，蒙特利尔埃科勒大专学校发生的枪击事件中，14名女生被打死，然后凶手开枪打死了自己。）——作者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去思考。用这样的概念来诠释和表述的文字，自然更阔大而深邃。这是作者在学贯中西之后必然呈现的气度，这样的视野，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极为罕见。

把中国的命运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让小说的主题具有了终极关怀的意义。作者制造了一个思辨的迷宫，在大格局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开阔的思想，而从每一个细节描写，作者都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思辨和质疑，思辨无处不在，质疑亦然。

作者精神的探索，最终得到了宿命的结局。最后的章节，面对加拿大和中国交叉的世界，面对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立而不能求其解，作者一度沉入宿命和生死轮回，一种对精神不死的探索，一种偶然与必然的神秘。比如，茵茵在金发女孩身上的复活，扬扬笔记本的丢失与其母亲的去世，结尾处的节奏更是急弦繁管，更加不可控制地的走向未知之境。人物在生命不能承受之下，世界不再因为他人的存在而荒谬，世界被一种力量控制，世界是宿命的，而我与白求恩的所有故事，都是因为注定的“必须”。

附：

“必须”之谜——《白求恩的孩子们》代序

文：薛忆沩

你也许知道，白求恩一生两次结婚，两次离婚。他的两位前妻是同一个女人。在第一次结婚之前，白求恩曾经向他未来的两任妻子保证，他们的婚姻也许不会给她带来“幸福”，但是绝对不会让她感觉“乏味”。白求恩的这两次婚姻都以“无后”而终。

在与同一个女人第二次离婚将近五年之后，白求恩告别了他所有的情人（包括对他的思想和生活影响至深的那位著名画家，他的“小种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他当然没有想到他与中国的结合是致命的结合，又是永恒的结合。他当然没有想到这种结合会使他成为在“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十年里耀眼的政治明星（他是紧排在四位伟大革命导师之后的最著名的外国人）。他更不会想到，与他的前两次婚姻相反，他与中国的结合将在那最黑暗的十年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开花结果：作为“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作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位加拿大医生借助地球另一侧的剧烈社会动荡，用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的“精液”）孕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孩子。这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奇迹。

我是这数以千万计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一个。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为这种称呼而不安和激动。这种称呼出自一个疯女人之口。它根源于她惊人的发现。她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变的“身份”。这个疯女人是我一生遭遇过的许多疯女人中的一个。她的这一发现让我对“疯狂”充满了敬畏。

我一直想写下“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但是，我恐惧它的真实。我知道，那严酷的真实会限制想象的空间和虚构的自由。所以我一直在推迟我的写作，推迟过去的重现，推迟意义的实现……

直到我听到了那个噩耗，那疯女人的噩耗。那噩耗激起我的忧伤，又唤醒我的灵感。我突然知道了应该怎样写出“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刹那之间，真实与想象因为那奇特生命的死亡而融为了一体。

现在，大多数“白求恩的孩子们”都还活着，而且都还生活在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正主宰着举世瞩目的中国的命运。而我的这部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既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特例，又是他们中的典型。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埋葬着白求恩的中国。他们中间的两个已经死去，一个死于那最黑暗的年代结束的前夕，死于自杀；另一个死于八十年代结束的前夕，死于“误伤”。而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物是小说的叙述者。他背负着那两种死亡的包袱，在九十年代初，走了一条与当年的白求恩正好相反的道路：经香港抵达温哥华，最后定居于蒙特利尔。他正在这座白求恩生活过八年的城市里经受着异乡的异化。

我在白求恩的档案里无意中读到了他登上横越太平洋的客轮的当天给他的“小种马”的告别信。信中的第一句话给我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存在”之谜：为什么白求恩“必须”去中国？我的写作告诉我，我已经在接近那用任何其它方式都无法接近的谜底。

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但是这“必须”之谜是我们共同的资源。它肯定会激起我们同样的惊叹，会让我们的想象力突破语言的边界，为文学发现更广阔更奇异的空间。

白求恩是中国和加拿大的共同遗产。“白求恩的孩子们”也应该成为我们两个国家文学的共同记忆。

（本文摘译自薛忆沩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