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入文字的世界

遁入文字的世界

——阅读、写作、思考

文：倪志娟

阅读的快乐

        

        我们喜欢阅读穿越时间雾障的传世作品，通过阅读我们企图抵达作者隐秘的内心深处，也企图抵达某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然而，我们更希望得到的是阅读的快乐。
        在我个人的阅读经历中，我记得最快乐的有两次：

        其一是读《红楼梦》。初一的暑假，母亲生病住院了，父亲在医院照顾她，晚上也不能回家，外婆从舅舅家过来料理我和哥哥的饮食起居，她住了我的房间，我便住进了父母房间。

        为了透气的缘故，父母房间的窗子，只有下半截挂着窗帘，最上面的两扇窗，总是开着的。夜晚，我一个人坐在宽敞的房间里心神不定，母亲的病情，让我有隐隐的忧虑，从敞开的窗子看外面黑洞洞的世界，总是担心会突然闪现一张脸或是其他什么吓人的东西，这种恐惧一点点加重，最终变得难以忍受，我只好躲到床上去。

        父母的床是那种老式的样子，四个角立起四根柱子，撑着一顶棉纱做成的蚊帐，我躲在这四方形的蚊帐中，逐渐摆脱了窗外那无可名状的威胁。就这样，我开始彻夜读《红楼梦》，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生病的母亲和隐隐的忧虑，我为黛玉和宝玉的爱情伤痛。每每读到黛玉之死便心如刀绞，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后面的部分没有了黛玉，觉得索然寡味，不愿再读下去。隔两天，再从头看起，这样翻来覆去读了几遍我不记得了，每一遍都是只读到黛玉之死。

        读《红楼梦》的感觉，印证了那句很时髦的话：痛并快乐着，书中的情节越让我痛苦，从阅读中得到的快乐也就越多。

        第二次是读《百年孤独》。大一的时候，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看，在他推荐这本书之前，他还推荐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厚厚的几大本，我看的苦不堪言，之所以耐着性子看完，主要是不服气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文科生居然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然而在我耐着性子读完后，我并不觉得那本书有多么好。《百年孤独》却不同，我一下就被它的开头所吸引了，然后被那神奇的情节牵引着，左右着，身不由己。阅读的过程，就自己变成了一片轻盈的树叶，正向一个幽深的山谷缓缓飘落。这本书，我读得很慢很慢，当剩下的书页越来越薄时，我陷入了一种怅惘之中，我预感到，以后难得再有如此快乐的阅读过程了。

         果然，后来再也没有一本书让我同样沉迷过。

        其实世界上的好书，只要愿意读，穷尽我们的一生也是难以读完的。以后的阅读之所以不再有那样强烈的快乐，我想原因之一是随着我的阅历加深，读的书越多，心中的杂念干扰也越多，那种单纯被感动的时刻越来越少了，我的心智日益成熟，也日益迟钝和麻木了；原因之二是阅读也需要缘，与一本书相遇，喜欢它并被它感动，就好像一次恋爱，要在恰好的时间遇见了恰好的对象，才是完美的。对同一本书，不同的人会因性情的不同喜欢它或冷漠它，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假如在不恰当的时间遇见了不恰当的书，于书和读者来说也许只是一场美丽的错误。

        不过，阅读与爱情终又不同，即使在不适当的时候与一本好书相遇而不能见其美好，以后，还会有机会与之相遇，终会发现其好，因为书出版之后是不会改变的。恋爱则不同了，一旦错过，再见时，也许人事全非，难续前缘了。

        如此看来，阅读比恋爱得到的快乐要稳妥得多。

        曾和一个朋友说起读书一事，他说现在哪怕是对着一件很差的文学作品，他一样可以从中感到深刻的含义。这样的阅读其实已经摆脱了作品本身的限制，或者说作品本身只成为一种抽象的载体，阅读成为读者填充自己的思想和内涵的过程。对读者而言，这是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同时，也是性情品格定型了的表现。

        但是，当我们对着拙劣浅薄的作品可以发现无限的含义，对着穷山恶水可以发现细致生动的美，对着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可以发现卑微渺小的善时，我们也许做到了个人的宽容和智慧，而我们的批判意识和变革的需求是否降到了最低？

        由此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一个人不再受身外之事影响，真正达到去留无意，宠辱不惊时，究竟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呢还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表现？（这是我个人对中国古代的人生态度的困惑之一。）
   

写作的痛苦

        写作对于我这种明知自己写得不好、努力地想写好却还是写不好的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如果要给这种痛苦加一个期限，也许是一辈子。

        很早，我就知道写作需要天赋，很早我也知道我没有写作的天赋。我热切地观察这个现实世界，渴望像其他的人那样仪态从容，踌躇满志，但是，更多时候我发现，我只是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流浪，我对抽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迷恋，具体的现象则被我轻而易举地抛弃了。我以为我在注视着现实的世界，其实只是在注视着我自己的内心。而对于我自己的内心，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冲动把它表现出来，很多年，我习惯了写日记，隐秘地包藏起自己个人的体验。  
  
        我曾经想过给自己归类。
  
        最初尝试着和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交往时，我就发现我和他们格格不入，在他们成立的文学社里，在很多次聚会中，其他朋友可以举杯邀月、对花吟诗，他们以具体的方式和行为很投入地演绎才子佳人的旖旎幻梦，而我总是做着无言的看客，默默地感受，默默地感动。他们说我太理性了，不适合文学。

        可是，在哲学圈子里交流时，我同样感到了言说的障碍，对我而言，我更关注的是人如何可以“诗意地栖居”，如何沉浸在抽象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怀抱中体验孤独的深长意味。对那些哲学命题、原理和体系我毫无追根溯源的兴趣。因此，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哲学圈子里的朋友总说我太感性了，适合学中文。

        感性或是理性的评价对我无足轻重，要命的是这使我不能属于任何圈子。我不能写，无疑做不了作家，我不能理性地探究，无疑也做不了学者。或许最终，我只是一个精神的漫游者，是自己内心的倾听者，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
   
        无论如何，我期望自己可以超脱形式的虚饰而把握住生命最本质的一些东西，比如幸福，比如纯粹的美和爱。

思考的尴尬

        

        在我们这个时代，思考者的命运是无常的，因为他难以被命名，难以被归类。

        生命本身有着光明和黑暗两个面存在着，思考者在这两个面之间穿梭，努力洞穿一些真相，然而，他也许更乐意在黑暗中存在，因为他相信，这是生活更恒久的一面。

        克尔凯郭尔曾经说，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堕落方式。二战以后，人们一直以众声喧哗的方式述说着理想丧失之后的人类支离破碎的生存故事。其结果却是使人生变得象一场结构与解构的游戏那样无足轻重。

        理想的“城堡”永远闭合了。理想幻灭的结果是商业化的大肆侵入。为商业效命的工具理性创造出神奇的高科技媒介，筑起了一面巨大的生存之镜，在经过精心设计与策划的广告、影视、装饰、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以及种种便利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内心的一切非理性欲望都被反射出来，一切最希奇古怪的想象力都得以实现。生存的图景，成为现实与虚拟难分彼此的混合物。——当现实本身可以被操纵为一个镜像、一个虚拟与现实模糊交叉的梦游之境的时候，理想和现实、理性与非理性终于和解了，人的存在之域里降下庸俗的和平。

        我们的心中还剩下什么呢？是悲伤？——言情剧中的眼泪已经为我们泛滥了，真实的眼泪难免有些矫情。是深刻？——摆酷的造型随处可见。是孤独？——心理学家说孤独是可耻的，是一种疾病，孤独的人必须接受治疗。城市这么大，交通这么发达，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要找到的人，得到自己的安身之所。生存的艰辛苦痛无法回避，因此人的媚俗当然也情有可原。

        这时候，不甘沉沦的思考者遁入文字的世界，依靠阅读和写作，形成一个强大的城堡，以抗拒现实生活的平庸，文字使他们背离自我，塑造另外一个自我，一个不属于现实生活的我，他孤独、感伤，他推开身边的爱，或者肆意地毁灭身边的爱，而一无所知。他生活在阴郁的地下室（卡夫卡似的），或者他以生命的毁灭为代价体验生命的限度（福柯似的）。他们整天忙着虚构一个城堡，消耗自己有限的体力，以此作为生命的支撑。

        在一个喧嚣狂躁、规则散漫的时代，这些甘愿或被迫与流俗对抗、默默独行的人，已不再可能被赋予英雄的荣耀，他们最多只能被称为“无法命名”者，像加缪笔下那个不予反抗的西绪福斯一样，成为自我幽闭者、流浪汉或貌似冷漠的局外人，背负着被放逐的命运，固守仰望理想的姿态。

        他们偶尔发现的一些真理碎片，无法支撑理想和价值的坍塌，而在若干年后这些碎片是否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历史也是难以预料的。他们行为的意义，大概不过是认命而执守，如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母亲对阿甘的教诲：“The stupid just do stupids.”（傻人做傻事）。在做尽了“傻事”之后，生活的酬劳或许是那枚从无名之地飘来的白色羽毛，它象征着爱、纯真、慈悲或者其他许多种美好的东西，轻轻触动这些柔软而敏感的心灵，生命于是变得晶莹剔透了，哪怕仅仅是一瞬间，也应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