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说诚信

见微知著说诚信

文 / 陆岩（蒙特利尔）

    国内朋友的女儿生孩子了，可母乳不足，要以奶粉补充。中国“毒奶粉”的风波虽已平息，可没有多少家长愿拿自己的婴儿冒险，除非万不得已，是绝不会买国产奶粉的。于是，我们在大洋的这一边开始忙乎。还好加拿大并未开始限购奶粉，买多少都行。 但在如何送达国内问题上却让人犯了难。用邮寄的方式不仅费用高、时间长，还有人说可能会被掉包。不得已只能四处打探有没有回国的朋友，问人家行李多不多，能不能给带两罐奶粉。而朋友们都表现出十分理解的态度。

    一边为奶粉忙乎着，一边不禁想到，中国这是怎么了，连孩子吃的奶粉都无法让人放心。我们当然不能埋怨那些外购奶粉的家长，包括在香港因带超过两罐奶粉被海关“逮捕”的同胞，他们是基于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的经验，才作出这样“舍近求远”的选择。没有厂商的诚实，怎会有消费者的信任。因此这场 “奶粉危机”表面看是厂商无德，监管不利，而深层原因则是社会诚信的断裂。

感受加拿大社会的诚信环境

     加拿大也偶尔出现食品质量问题，但那多是因为疏忽，而非故意。这里商店退货的政策如此宽松，有些商品诸如服装甚至期限可达3个月。生活在加拿大，常常为这里充满诚信的社会环境感慨不已。这里举两件笔者亲身经历的事。一次是在华人超市购物时，交完钱有一箱柿子忘了拿，回家后第二天要食用找不到才想起来，回去找售货员， 她马上说有这回事，不用看发票就把一箱柿子还给了我。

    我还曾收到一张市政府寄来的“奇怪”的支票，既不是退税，也不是福利金，而是因为我交停车的罚款不知怎么搞的交了两次，在银行的机器上交了一回，又到市政府交了一回。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发现后把交重的款给我寄了回来。

    在加拿大很多工作单位，通常是只要雇员说与医生有约就可以请假，并不需要任何证明。请病假也不要假条，除非超过三天。打个电话就说我今天不舒服，不上班了。这使我们大陆来的移民感到不可思议。以前在中国工作时，就是请一天病假也要有医生的假条。可这也挡不住一些人，想方设法走后门找医生开假条。

    从报上看到有来这里探亲的华裔老人，到Tiger商店买东西，那里有对60岁以上长者减价10%的优惠，付款时售货员只是问一句顾客，是否已过60岁，根本不看任何证件。这让我想起回国时有学长告诉我，很多人不到60岁，就弄了假的老年证，以便免费乘车，进公园；还有的到处去旅游。

    近来加拿大匿名豪客在咖啡店自掏腰包几百元，请后面进店的陌生人消费的“善举”也频频见报。报道中更多地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举动传递的善意，而我也由此想到，这种事情出现要有社会诚信之基础。起码付款请客的人相信咖啡店会如数送出数量相等的咖啡。

    这样的事在加拿大遇到得多了，使人感觉到这个社会人们之间有一种诚信的关系——因为大家都以诚相待，才有相互的信任，社会的和谐。

诚信缺失的社会成本

    古语道：“人无信，不知其可也”。八十年代有一首歌曾唱道：如果失去相互的信赖，我们将一无所有。诚信就是社会良好运行的润滑剂。没有诚信的社会，就像缺了油的机器，运转困难，无形中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

    中国的奶粉危机的社会成本就是：厂家已失去消费者的信任，不倒闭也要减产，甚至生产合格奶粉的厂家也受到牵连。对一般大众来说，本来如此简单，上街就可买到的奶粉，却要辗转费力从海外购买，不仅要多花钱，还要费很多心思，搭很多人情。

    买奶粉的社会成本其实还算低的。曾看过一则报道，湖北武汉一名大学生与同学一起玩水时溺水，有同学连打56个电话给其父亲和亲属，都被认为是骗子。打电话的人为了让对方相信，还说出死者的老家及出生年月日，以及上大学的详细情况，可对方依然不信。直到遗体打捞上来，家人赶来查验遗体确认无误后才嚎啕大哭。

    这些个案已显示出中国社会信任度出了问题。而从总体上看有多严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1月7日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对此已有回答。这份报告提到，“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正在进一步扩大，怀疑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两成到三成的人信任陌生人”。报告举出一个典型的案例，贵州一个迷路的11岁女孩，要求警察拿出身份证明才肯接受帮助。而群体间的不信任也正在加深和固化。以医患关系为例，许多医生感觉自己任劳任怨，却得不到患者的信任，有时还会受到武力威胁。这种医患之间的不信任还催生出一个专门的职业“医闹”。

如何挽救社会诚信的缺失

     虽然一个社会的诚信水平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包括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等，但更直接的因素应是社会的透明、奖惩的公正、法制的完善，舆论的监督。这四个方面的完善程度决定着社会的诚信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下层民众，而是来自社会的管理者。因为他们不仅掌握着司法断案、奖惩判别的权利，而且他们本身的所作所为也对社会运行方式起着主导作用。

    中国前两年曝光的上海法院法官们集体嫖娼说明，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系统也已毫无诚信可言。法官接受律师的贿赂，与律师串通一气；他们干嫖娼这样违法的事已经互相之间不用避讳，也不觉得羞耻。而曝光者从跟踪偷拍到把视频放到网上，更是因为不得已才想出的办法，因为他的冤案已不可能通过司法和上访的渠道得到申诉。

    其实，中国司法界的问题连政府也心知肚明，否则为什么想出来一个落马高官异地审判的主意呢？官方的解释说，这是“为了预防和排除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保证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其实这种说法真的经不起推敲。先不说法律系统独立性何在，竟要躲避“干扰”，后半句则更是空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可能性能有百分之几呢？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里说，执法公正是稳固信任关系的防火墙。其实，保证司法公正并非什么难事。如果真想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审判，那就把法庭的大门向国内外记者和民众敞开，还怕有人干扰吗？ 可说到底的问题是，真正的干扰到底来自哪里呢？

    中国的民众肯定也希望有一个透明的社会环境，但现在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网络上。中国的网络也确实起到了一些曝光贪官，揭露真相的作用，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说网络上的内容本来就真真假假，如果它真的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信任的消息来源，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诚信度变得越来越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