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极简欧洲史》文：亦远（蒙特利尔） 简要：作者从三大元素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教义和日耳曼蛮族入侵的融合来描写欧洲之所以成为今日欧洲。笔调轻松，取材精简，是了解欧洲历史的入门佳作。如果读者在看了笔者介绍觉得没讲明白或者产生疑问，那么笔者就成功了：请看此书。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出办澳大利亚社会及政治历史学博士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的书《极简欧洲史》（The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到去年年底已经第12次印刷了。这本书得到中国学者钱理群，钱文忠和公孙策的联合推荐，后者还为本书写了推荐序。本书是台湾席玉苹翻译的，文笔流畅。如果能配上序者建议的欧洲历史地图就更好了。 这部欧洲史的确够短的，才12万字。作者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欧洲在现代跑了个第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特别是和共和国同龄的人们，在他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真是对欧洲历史一无所知，笔者也是其中一员。在今天中国要重新站立起来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些人不由想知道欧洲的文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无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都是从欧洲起源的。他们为什么无论向右还是向左都跑了第一呢？ 可惜笔者年龄日长，记忆日衰，大部头的欧洲史啃不动了，也记不住了。那天在三联看到这本《极简欧洲史》真是莫名高兴，好像是量身定著的。这本书分两大部分共八章，外加引言和结语。第一部分“欧洲，是个混合体”，第二部分“迈入文明”文字不多，却把欧洲历史从不同的角度说了六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写法。作家不是从流水般的历史事件和五彩般的国家民族变换来叙述，而是纲举目张，抓住了欧洲发展的骨干。作者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元素作为骨干： 然后作者一一作了反复的解释： 现代文明的源头是希腊，而希腊的辉煌时期并非单一的国家，而是众多的城邦。民主政治的原型就是在这些小城邦里萌生，尽管只是局限在男性公民而不包括妇女和奴隶。我们现在学习的几何是承袭希腊的。他们能把现实中的形状抽象为有定位无量值的点和有长度无宽度的线。并由此定义出园，平行线，再推理出各种形式的关系（角度）。据作者说，希腊人并不是为了生产的实际用途发明了几何，他们认为几何学是引导人类认知宇宙本质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而我们往往习惯于这样的论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那么作者的说法对不对呢？笔者只想反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生产斗争几千年，非常需要几何学，可为什么就没有产生几何学呢？人类自古就梦想登月，这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而正是这持久的好奇心，终于在上世记六十年代，通过生产和科学实现了这个恒古的梦。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骁勇善战，在治国方面也高希腊人一筹，但是罗马人承认在其他方面希腊人比他们高明，因此不是摧毁希腊的文明，而是心甘情愿地卑躬屈膝，复制仿效。这显然使希腊的文明得到了发扬光大。（第11页） 世界绝大多数宗教都是多神教，中国的迷信里连黄鼠狼都是神，但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的单神教。犹太人的宗教和道德密不可分，提出十诫，至今仍是西方的道德核心。而犹太人的法规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这和希腊罗马的宗教不同。看希腊和罗马神话，我们经常发现那些神常有失德之事，沾花惹草，勾心斗角什么都来。而犹太人耶稣是基督教的始祖，他把犹太人的道德教训转化成了宇宙大爱。虽然由于内讧，耶稣被罗马统治者犹太人处死，但基督教在大传教士保罗的带动下形成，脱开了必须先成为犹太人的教条，在三百年的时间，遍布罗马帝国。（第21页） 混合体的第三个要素是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日耳曼”一詞的語源尚無定論。目前最可信的理論認爲“日耳曼”一詞由高盧語的“鄰近”（*ger）和“人”（*mani）組成。日耳曼人是一些语言、文化和习俗相近的民族（部落社會）的总称。这些民族从前2千年到约4世纪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中部。日耳曼人不称自己为日耳曼人。在他们的漫长历史中他们可能也没有将自己看作是同一个民族。在一些不正式的用法中，會將日耳曼人代指為現在的德国人。这本书里显然不是指德国。 中国古代把异族称为蛮夷。古罗马人，把文明形态低于自己的周边各族人，称作日耳曼诸蛮族。因为这些民族缺乏文字，崇尚武力，他们入侵罗马帝国，最终取代了罗马帝国。可见在历史上，无论是古代的欧洲还是中国，并不是落后就要挨打，却往往恰恰相反。 这三个很不兼容的元素如何混合呢？首先是罗马帝国的宽容，只要你规规矩矩不惹事，表示对罗马君主的敬拜，他们都可以让你高度自治，信仰你原来的宗教。只是一开始罗马人虽然宽待犹太人，却迫害基督徒。出现奇迹的是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信奉了基督教，由此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的天下，完成了三大元素的第一个连接。而基督教组织几百年的发展，有了和君主一样的教皇，甚至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教皇的地位随罗马帝王权力的衰落，逐渐和国王们平起平坐了，从而完成了三大元素的第二个连接：教会成了罗马人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并非如我们想象火被告知的那样摧残科学，而是把希腊和罗马的学术保存下来，尽管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伟大哲学家和道德学家只是触及了部分真理。这是第三个连接：基督教会将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保存下来。 更令亚洲人惊讶的是，日耳曼蛮族虽然入侵，却只想抢占最肥沃的土地，而愿意承认罗马君主的统治权。最后罗马君主由于没有领地统治而走到了尽头，取代的是拥有武力却没有多少文化的蛮族首领的分治和战乱。为此国王必须依赖分封的贵族，而没有绝对的权力。这造成“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的概念，这是后来欧洲政府思维的基石。也许这和中国周朝的情况有些相似。但那时的“中国”缺乏一种“普世价值”的宗教，科学也没有达到希腊的水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从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的封建制度结束，走上了皇权至上的道路。 “对政府有所限制”对经济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欧洲经济之所以能一飞冲天，成长速度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商人有保障”是个关键。（第29页） 而蛮族的征服者接受了被征服者的宗教，完成了三大元素最后的连接点。如果读者觉得这不可思议，不妨想想中国的例子。中国所谓的汉族，其实是不断融合北方入侵民族，“五胡乱华“，鲜卑人，蒙古人直至最后的满族而形成的，习惯上称之为汉化了。满族统治中国最长， 被汉化得最彻底，以致本身的文字都被淹没了。但中国没有一个国教，北方民族只不过儒化了。 当然这样的三结合是个动态的，经历了几百年，在公元1400年开始了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的起因或许可以说是由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最终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发展的累赘。那时许多学者游离于教会之外，向往希腊和罗马在创造这些知识时的世界样貌而意图加以拟造。（第37页） 表面上的复古其实是企图摆脱开基督教包拢万物的教义，使思想变得大胆开阔，天马行空。虽然文艺复兴的学者并非直接攻击基督教。 接着时势造英雄，修士马丁。路德破除了教会解释圣经的特权，用德语翻译圣经，使得人人都能阅读，成为自己得救的主人。这就是新教。新教认为行善积德虽然是应当做的，但不能因此得救。要得救必须崇信上帝，而只有崇信上帝，上帝就会让你得救。（第47页） 这样的“理论” 其实是把教皇控制的天主教会架空，因为崇信上帝就不需要崇信教皇。马丁赶上了当时的信息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一夜成名，教皇措手不及，无法把马丁送上十字架火烧。这就是16世记的宗教改革。（第48页） 十七世纪，是现代科学的发軔期，牛顿的力学证明是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天体系统的中心。这其实是否定了当年希腊的天文观，动摇了希腊学术的权威。 于是上面那张图就演变成为： 这就是欧洲的进步史。方框里标注的是主要的潮流。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用一些具体的史实来说明作者第一部分的观点。看看各章节的中文标题，就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了： 第三章争战一千年 第四章民主意识，这样开始的 第五章有国王的民主，没国王的极权 第六章皇帝和教皇到底谁大？ 第七章语言：从两种变几十种 第八章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 罗马帝国遭到三次大规模侵略：日耳曼蛮族，穆斯林和北欧维京人。然后欧洲趋于稳定，开始了欧洲的扩张：十字军东征，逐穆斯林出西班牙和哥伦布航海开始的殖民。这段历史说明欧洲的战争虽然融合了欧洲大陆，但和穆斯林的争夺却由于宗教信仰，或者说文化，而未能融合中东。笔者认为直到今天，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殖民战争，二次大战之后基本结束，原来在非洲，北美，南美，亚洲和大洋洲的地区不是复国，就是独立成为新的国家。这些地区除了亚洲，在西方入侵之前几乎都没有形成国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TheClash of Civilizations）似乎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尽管处于政治上的考虑，亨廷顿不想说得很明白。 民主国家是古希腊的发明。他们还发明了政治，这个词（Politics）是从希腊文城邦（Polis）衍生而来。 在古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即所有公民（平民和贵族的男人）齐聚一堂，通过辩论决定政策。这与现代的民主不一样。现代的民主是代议制，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辩论，决定政策。他们需要通过选举代理人，由他们通过辩论决定政策。这样不但在人口几百倍于古希腊时具有操作性，而且可以避免平民因为知识的欠缺，目光短浅，做出可怕的决定。比如当年雅典公民表决，处死了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个名词叫民粹主义，用一句名言来概括就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完全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当然代议制并不能完全避免这个弊病。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只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废除了民主制度）。而一些特别的政策也需要有全民的表决，例如刚刚举行的英国苏格兰独立的全民公决。同样代议制也不是完美完善的民主，因此还需要辅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和三权分立的互相监督。 封建这个词在中英文中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分封土地。欧洲这个制度一直保存到近代，而中国这个制度在秦朝就基本结束了。因此，在现代汉语里，我们使用的封建主义和欧洲的Feudalism不是一回事。 正是因为欧洲延续了千年的Feudalism，所以欧洲的国王和皇帝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利，他们必须和分封的贵族妥协。君臣见面要互相亲脸颊，以示平等，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西欧自有王国开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就有不成文的契约关系，这个信念从来不曾完全消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国际礼节上，欧洲两国元首互相亲吻脸颊，就是古代这种表示平等的礼节演化来的。如果回顾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元首的交往，因为苏联是老大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令中国领导人略显尴尬的举动。（第129页） 这样的弱势国王，自然会孕育出贫民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没有得到允许不能进”的私有权概念，也同样生成了地方（当时是城邦）自治的概念。即使今天西方国家的国家元首和各省（州）和市（县）长官的关系都不是上下级关系。地方官员直接由当地选举产生，无需上一级行政官员或机构承认。 国王和国会一直是权力的两个方面，有合作，有斗争，权力也是此起彼伏，归根结底有相当的制约。这不是什么人设计的，是历史形成的。 作者还认为英国建立的自由国家的制度，是“奠基于对天主教的敌视，不是因为推崇自由原则才走到这个局面、”（第147页） 另一方面，欧洲的历史也使我们看到有没有国王并不是有没有民主的条件。英国是个君主制国家，可英国是民主政体。尽管《人类与人民权利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是现代民主的奠基文件，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可建立的是一个极权的政体，犹如一台绞肉机。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时，西方对此有很多重要的反思，普遍不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改革。 欧洲在走向近代，形成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但是教会是跨越国界的，尽管有种种教会之争，但是其基本教义仍然是一本完全相同的圣经，或者说一个主义。于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在历史上反复提出：皇帝大还是教皇大？毫无疑问，皇帝，无论是直接执政还是君主立宪，都是世俗的，就是负责国家行政的。而教皇，尽管还在罗马城有一个小国梵蒂冈，但毫无疑问是企图控制人的思想的。可喜的是教会没有行政的权利了，政教分离，教会失去了强迫人们信教的能力而必须依靠“正义”来吸引信众了。拿破仑对此有他独特的贡献。（第180页） 当然拿破仑还有一个更伟大的遗产，那就是《拿破仑法典》（第178页）该法典基于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是近代民法的典范。其核心为所有权的绝对化、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等三项原则。《拿破仑法典》几经修改，至今仍在法国有效。法典规定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以及人身自由、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准则。 欧洲今天五花八门的语言来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均属于印欧语系，和中文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按照作者的说法来看，拉丁文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中国的文言文有相似的地位，是一种精炼的官式语言，和民间的口头语言有相当的差别。由于拉丁文饶富词尾变化，因此能言简意赅，非常适合当座右铭。（第184页）。同样我们至今在很多成语中还是使用文言文，以致不少人并不明白这些成语的本意。 但这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字母一个是象形文字；一个是和字母的发音或拼音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发音和字体完全脱离。可以想见如果中文也是拼音文字，那么今天的广东话（粤语），福建话（闽语），甚至湖南话，四川话都会自成语种。其实粤语不但在发音上和普通话差别极大，就是在语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普通话说“你先走”，粤语则说：“你走先”。今天的普通话并不是历史悠久的“话“，是元朝以后混合了中原，蒙古，满洲等语言形成的，反倒是粤语，闽语保留了古汉语的一些发音和词汇。例如闽语中的餸，在现代汉语中早就不用了。 那么统一的文字对统一有帮助吗？恐怕不一定。因为朝鲜和越南都使用汉字，却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反倒是使用不同的文字如藏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的地区并没有脱离中国。今天，朝鲜和越南都废除了汉字，而中国的宿敌日本还在使用相当多的汉字，他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的贡献远远超过中国本身。 本书没有涉及阶级斗争，谈到了阶级（Class）和地位（Estate）。笔者认为作者实际上使用矩阵关系来描述两者的。（第132页）作者用了一章来描述平民百姓的生活。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古时期农民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能过吃饱就是莫大的享受。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起义和暴动，而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生产的提高。 需要探讨的是这个词， Estate的翻译。其原意是一群人的意思。在欧洲封建社会，通常指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这三个人群。可是马克思不是这样来划分社会人群的，他使用的是阶级（Class）。中文“阶级”这个词是从日文翻译马克思著作来的，于是就没有一个贴切的中文Estate名词.(Estate还有一个房地产的含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作者认为上述的三个人群中都有明显的贫富之分，或者笔者用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三种人群中，都只有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与中国的社会很不一样。中国没有贵族，即便是有世袭特权的开国元勋和皇亲国戚，其后代也是级别辈减，刘备是东汉初中山靖王之后，到了东汉末却是打草鞋的个体户。而神职人员在中国社会基本没有社会地位，甚至是被嘲弄的对象。至于平民，应当包括地主。中国由于子女分家继承的传统，往往是富不过三代，贫富交替非常频繁。 笔者还要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几乎密不可分。在1949年作为工人的绝大多数不是农民的儿辈，就是农民的孙辈。到了今天，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从农村来的第一代，被称之为农民工。而八千万左右的共产党员中的大多数也还是农民。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现代的阶级划分有点照搬一个西方理论，没有符合实际。有一个名词是在中国几乎天天听到的，就是“中国特色”，可是社会结构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大问题上，却很少在主体论述上听到强调中国特色。 作者说：“这两场革命（英国的工业和农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个工业兼都会国家提出这样的远景：它将带领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一种无可想像的富裕。”（第221页） 本书的结语就是开始的问题：欧洲，为什么可以抢第一？ 作者提出的第一个回答是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第224页） 为此作者对比了欧洲和亚洲特别是中国古代皇权的绝对性。记得李慎之先生对笔者说过：中国历史上独裁的程度是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作者提出的第二个回答是“权力分散，遗产多元”。他认为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记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表面看这和亚洲中原地区一直以儒家为文明的基础是相同的。不同点在于，欧洲的国王和教皇是“二权分立”互相既支持又制约，给思想的多元化留有空间。而中国对儒家的解释是皇帝的特权。可以说儒家是皇帝的驯服工具，结果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没有人敢说超越前人。 欧洲的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所以为作者提供不少灵感的伊斯兰文化专家家帕特里夏。克龙这样来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Freak）”（第227页）英文这个词含有“非常特殊和出乎意料”的意思。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或许是：欧洲有欧洲的特色，无法复制。这倒吻合了中国的官方说法：不能照搬西方。

文 / 冉云飞 凡读过点书的人，都知道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各色人等 之精彩表演那一回，无论是主角范进，还 是配角胡屠夫，乃至是龙套张静斋，还是 群众演员路人甲、路人乙，都栩栩如生， 跃然纸上，十分了得。范进中举后，来吃 他“唐僧肉”的人也不少，“自此以后，果 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 ；有送田产的，有人 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 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 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 绅家又来催著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 摆酒、请客，一连三日。” 我们都觉得吴敬梓已经把人性之多面 之幽微描绘和讽刺得十分到位了，但我们 还是低估了中国现实对小说家的极大打击 能力。我只能说再伟大的中国小说，都比 中国的现实要逊色千百倍。现在一位比吴 敬梓名声更响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 家莫言成了这一场热闹戏剧的主角，更能 映衬出此间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当然莫 言不是范进，他要清醒得多，他希望“莫 言热”早点结束，并对此冷眼旁观，且反 对修缮他的旧居。 除在小说里做了些相对 自由的表述外，获奖之前的莫言，在现实 里常放弃了自由的言说，何况获奖之后， 他更得在放弃基本自由言说的情形下，愈 加审慎小心不要冒犯官方。这不仅与他在 中国现实生活里锤炼出的过人平衡能力有 关，也与他无法左右的现实处境有涉，更 与他的现实利益深有瓜葛。 表面上看，消费莫言的人们，不免有 点重演“范进中举”一回里各色人等的抬 举和奉承。如陈光标要送别墅给莫言，哪怕我们明知陈光标从不放弃任何炒作的机 会，但我们不能也无权阻止他这样做的自 由。这只是与张静斋送屋给范进的举动差 不多而已，当然莫言的财力不是范进能比 的，对此他的家人用“无功不受禄”来断 然拒绝。 如果事情仅止于此，如有人想趁 机加价卖莫言的书，或者多存几本他的作 品赚钱，乃至把莫言的作品名字当作农家 乐来利用，只要不损害莫言的利益，这样 的消费完全不足多怪。高密有位诗人李丹 甚至认为莫言的出生地高密是“中国文学的高地，国家的圣地”，虽然充溢狭隘民族 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虚骄，只要不是官方如 此宣传，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范进中举里抬 举和奉承他的人之表演，几乎与公权力无 涉，但在今天“莫言热”里或明或暗地藏 着公权力之手，却是无法否认的现实。 一个人成名后成为不少人都想利用的“唐僧 肉”，在中国这个极其功利、充满变态成功 学的社会里似乎无法避免，但公权力在背 后的张罗，的确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公权 力所费都是纳税人的血汗。如果文化宣传 部门只是开动官方媒体为莫言做点宣传， 那也就罢了，但据此说是文化大国的崛起， 这就是睁眼说瞎话，是为自己无能做粉饰 和贴金。 如果旅游局和当地的管委会只是 立几个“莫言旧居”的牌子，那也罢了， 但他们不仅要隆重翻修“莫言旧居”，而且 还要在莫言故乡花六点七亿元来大种特种 高梁等，哪怕每年赔本一千万元也在所不 惜。难怪《生活新报》的记者梁保宽在一 篇名为《消费“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乱象 丛生》一文里用近来在网络上走红的“元芳” 之口吻调侃道：“所以我认为，如果投资 6.7 亿弘扬丰乳肥臀文化，宣传效果可能会更 好。退一步说，就算《四十一炮》也比《红 高粱家族》有宣传噱头啊！” 在 111 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中， 我不知道有哪位获奖者如莫言一样获得官 方如此多的赞许和重视。这种重视从最高 当局高调表彰他获奖是中国文化大国崛起和中国文学的胜利外，并由此暗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到地方官具体操作 过程中无尽地花纳税人的血汗钱，捞政 绩，搞贪腐，无处不在地吃“唐僧肉”。 甚至有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 任范珲给莫言的父亲说“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 成为了社会公共资源，“你不同意不一定 管用”，莫言作为“唐僧肉”在此段文字 里被地方官表述得淋漓尽致。对此，我还 是比较认可时评作者石述思所言 ：“从创 作的角度上说，这个国家需要习惯个体的 胜利、人文的胜利，而不总是把创作者的 成就首先归功于自己正确的领导和无私的 关爱，否则，拿更多诺奖和奥运金牌也无 法证明自己的强大。”（《莫言热是个泡沫》） 你还别以为只在“莫言热”里才有 公权力的有形和无形之手，在其间混水摸 鱼，就是在追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里， 也不是没有公权力的影子在其间搅和的。 马悦然昨天接受《重庆商报》的采访说， 有位山东很阔的文化干部给他寄画及古 书，想行贿让他评其作品得奖，并许诺得 奖后奖金全归马悦然。后被马退回，然后 他又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写信，继 续要求评其获奖。我们常常输出的与普世 价值相违的价值观，又何止在一个文学奖 的评选上呢？正如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 所说 ：“一个病态的社会，其特征是极其 简单的，这就是它为人的生物学需要提供 得太多，但同时却处于精神饥饿状态。”

标新立异 vs. 改良进步 —— 一场音乐沙龙的启示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2014年11月初，我参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音乐沙龙，加拿大小提琴家Malcolm Goldstein演奏并阐释了从巴赫到他自己的音乐。他演奏的巴赫并无亮丽之处，但是他演奏的自创的音乐却不得不说令我坐立不安。他师承了John Cage的风格，并发扬光大。在沙龙上，他还“演奏”了John Cage的一个作品，静默4’33”。在4分多钟的时间内，演奏家并不演奏，只有静默。他的弓和弦的配合是传统小提琴演奏的大忌。他行弓不仅在传统的标准位置——大致在桥和指板的中间，而且也故意特别靠近桥和远离桥，前者使得音色变得尖利，而后者则变得迟钝。他行弓的力度有时故意特别轻，使弦得不到足够的摩擦而无法产生正常的震动，从而造成发出的声音不够稳定和连续，并且夹有很多噪音。这些都是小提琴初学者会被告诫的：不要这样行弓，不要这样用弓摩擦弦。 这些创新的演奏，使得我脊椎发冷，几近忍无可忍。 好不容易熬到中间休息，大家交流看法。确实有的人和我一样感觉，但出乎意料的是，有几位听众被演奏感动得泪涕横流。对我来说近乎噪音的音乐，却可以使得另外一些听众产生很大共鸣。这值得思考。 休息后，Malcolm和著名琵琶演奏家刘芳的即兴合奏却十分精彩。合奏曲依旧是反古典的，没有曲谱，没有旋律，有着很多的滑音。为了即兴演奏的配合，也是为了发挥乐器的潜质，演奏基本上是各种由低到高的上行琶音组成。演奏者的技巧十分娴熟，把自己乐器的音域和音色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即兴演奏很像是冲浪，在各种可能的海浪中跌宕起伏。正是这种跌宕起伏给观众带来了精彩和亢奋。 很难想象琵琶和小提琴可以配合得如此完美，这是两种音色完全不同的来自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乐器，但却可以相得益彰。琵琶是有固定音阶的，而小提琴没有。因此琵琶发出的音不会偏离乐音而产出噪音，而小提琴如果没有很好的听力和训练，就可能产出一堆噪音，但是小提琴可以在两个相邻乐音之间连续过渡，这是固定音阶的琵琶和钢琴无法做到的。如果我们用绘画来形容，那么琵琶就像是工笔画，提供了很清晰的轮廓；而小提琴就像是油画，提供了充分的明暗和明暗之间连续过渡的可能。刘芳和Malcolm的合奏效果比他们乐器各自的独奏都增色不少，这应该归功于基于以上原因的两种乐器的相得益彰。 看得出，听众们对合奏的欣赏是几乎共同的。 期间有一个有趣的插曲。Malcolm建议刘芳演奏中国经典曲目，他做伴奏。刘芳坚决推辞，理由是古典曲目太困难需要排练，结果就只演奏了即兴的现代风格的作品。 我很知道我自己对这些演奏的欣赏程度。不管其是多么新奇，我都不会在自己的客厅里经常听这样的演奏，因为它们距离我喜欢的古典音乐太远。 无疑，Malcolm们的音乐是新奇的，这令我想到了很多新奇的艺术形式，比如各种先锋音乐，现代画派和行为艺术。 “标新立异”vs“改良进步” 我也由此想到了超越音乐的哲学意义上的创新和改良。在“标新立异”和“改良进步”之间，到底有多少的关系和不同？从哲学意义上区别和质疑它们应该是必要的。 说到“标新立异”，最常见的就是艺术领域里的，但是绝不仅仅限于艺术领域。首先从艺术领域讨论标新立异的产生是有意义的。 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从古典艺术达到顶峰的19世纪开始，标新立异就成为了时尚。人们对标新立异的热情，显然和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对现状不满有关。这就是所谓的“审美疲劳”。 “标新立异”必定存在于人类基因之中。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那些寻求改善生存环境的族群更好地生存了下来，从而更多地繁殖。而那些懒于此道的族群就比较难以改善其生存境况，因此其后代就相对少。这样此消彼长，前者相对越来越多，而后者相对越来越少。因此不寻求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基因就无法留下来。正是这样的基因，使我们对改变充满向往，对一成不变感到疲倦。这就是“审美疲劳”的基因基础。因此我们对“标新立异”有着特殊的情怀。这既是有益的，也是有害的。有益是由于正是这样的情结使得人类不断追求变化以改善自己的境况；有害是由于其同时把追求不同作为一种目标，而目的常常只是改变而非改善。如果人类不能用后天的理智指导这种先天的本能，本来作为手段的“标新立异”将取代本来作为目的的“改良进步”而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并且成为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审美标准。 所谓改善，必定是和现状不同。因此，“不同”是“改善”的必要条件。但是，当改善已经不可能，而这种“标新立异”的意愿却依旧强烈，那么，“标新立异”便会依旧进行，而“改良进步”却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当我们登上巅峰之后，再攀登的可能已经失去，我们对于高度的“改善”就会让位于其它可能的“标新”，比如从另一条更为艰险的道路攀登同样的山峰。这正是在现代登山运动中所出现的现象。 “标新立异”和“改良进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们都源于“不同”，它们的分水岭在于，“标新立异”为不同而不同，而“改良进步”为改善而不同。“标新立异”并不意味着“改良进步”，而“改良进步”也不需要“标新立异”。从它们的性格特征上，也许我们可以这样阐述：“标新立异”是激烈革命的，而“改良进步”是温和进化的。 在自然科学中，“改良进步”是有客观标准的，正确与否最终总是有客观的检验标准的。即便暂时没有，将来也会有。如果“标新立异”并不符合客观标准，再好的理论都会被淘汰。比如“假说”在科学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获得证明前，它只是“假说”，而且随时可以被证伪。而艺术却不同，对艺术进行衡量的是我们的审美观，其并没有客观的标准，个人的喜爱就是标准，一群人的喜爱就可以是成功的标准。 有智者这样论述：“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人可以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事实。”亦即，我们可以各自拥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事实。而艺术正是用见仁见智的各自的主观审美来衡量的，而科学则必须由独立于我们各自的观点之外的事实来检验。比如大地球形的事实，人类曾经对此非常无知，从而对大地有各种各样的描述。即便是麦哲伦环球航行直接证明大地球形的事实后，绝大多数人仍然不相信大地是一个大球。艺术的大地和科学的大地很久以来完全不同，但是大地球形的事实却并不因为大多数对此的不承认而改变。 介于自然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社会科学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话题。社会科学尽管被冠以“科学”，但其更像是“艺术”。自然科学真理不会由于我们的狂热而改变其丝毫，万有引力不会由于我们的观点或者信仰就改变其特征：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和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和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是，社会科学没有客观标准，只有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是由人为确定的。在这点上，社会科学和艺术是共同的，衡量它们的是价值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如果我们大多数是疯子，那么不疯的便不正常，于是我们这群疯子就会把正常思维的人关进精神病院。 正是价值标准，使得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截然不同。比如，Idiot（笨蛋）似乎众所周知，但是何为Idiot？这在不同的文化中大不相同。在古希腊，那些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被称作 “Idiot”；而在中国，那些关心自己以外的公共事务的人却恰恰被称作“笨蛋”。 因此，一个同样的概念“美好社会”在西方意味着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而在波尔布特们那里则是一个消灭异见者的社会。 在科学领域中，仅仅“标新立异”是绝对行不通的。理由很简单，在科学领域任何学说都必须接受客观标准的检验。崭新的假说可以时髦一时，但是喝彩并不证明其正确。因此在科学技术领域，只有真正进步的创新才是站得住脚的。与此不同的是人文领域，在那里，客观标准其实并不存在，因此给了和“改良进步”无关的“标新立异”以很大的生存空间。 因此，并非崭新的和不同的就是进步的和改良的。但是，这些“标新立异”在很多时候却可以获得大众的狂热支持。它们总是把自己打扮成进步的形象，理由之一就是它们如此“不同”和“创新”。从人类的福祉的角度看，布尔什维克和红色高棉是创新，但不是进步；Ebola是一种崭新的病毒，但绝非什么改良；任何一种新型的疾病，都绝非任何进步。 审美疲劳驱动的标新立异 生活在宫殿林立的地方的人，会对宫殿产生审美疲劳，从而野趣就是一种另类吸引。比如在大城市居住的人度假多是选择乡村和自然。但是野趣不是人类的创造而只是自然，因此其并非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保护这样的自然不受人类活动的破坏却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足够有讽刺意义：野趣不是文明。但是人类在创造了城市和宫殿后，保护野趣成为了文明的一部分。从宫殿走出，去野外搭个帐篷住几天会十分令人神往，但是帐篷绝非对宫殿的改良。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音乐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先锋音乐和改良无关，但是我们对这些音乐的宽容却和文明有关。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这样的音乐是对古典音乐的改良，那么我们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误解。这样的误解就如同认为帐篷是对宫殿的改良和进步。容忍和保留野趣和帐篷确实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甚至致力于给这样的保留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方便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但是野趣和帐篷绝对不是对城市宫殿的改良。 也许我们的陈述有一点拗口，但是我们需要重申这个拗口的陈述：它们不是文明的一部分，但是对它们的保护和宽容是文明的一部分。 当我们对经典的审美疲劳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特别是当我们对标新立异过于热衷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内心冲动就会通过行为就会付诸行动。如果这种行动表现在艺术上，就是艺术的“标新立异”，如果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社会的“标新立异“，或曰“革命”。 也许我们会很困惑：一些看起来相当智慧的知识分子，会在人类社会活动中起到极坏的作用，而他们在付诸行动时却热烈地感觉到他们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萨特、波伏娃、加缪、福柯和维特根斯坦之流。他们并不缺乏智慧，但是他们在“标新立异”的热情中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赞颂只是那些疲倦于宫殿而青睐于帐篷的翻版，福柯对中国的令生灵涂炭的“文化大革命”的称赞也源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对“标新立异”的狂热已经使得他们无法正常判断进步还是倒退。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新的，那就是值得推崇的。对他们来说，只要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那么就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们对“旧世界”如此厌恶，从而以为只要是一个“新世界”，就一定好于“旧世界”。他们的“破旧立新”和“不破不立”都源于深信他们的“标新立异”代表着进步以及他们对旧世界的仇恨。 正如我们阐述过的，“标新立异”在艺术领域更加普遍，比在社会领域更加花样翻新司空见惯。艺术的“标新立异”不会像政治的“标新立异”那样产生立即的严重后果，因此更加容易被接受。但是，艺术的“标新立异”完全可以有政治的“标新立异”同样的作用，只是它们的作用是在于人的审美观念，而不是政治立法。正因如此，从长期作用来看，它们的副作用可能更加严重。 那些狂热于标新立异的人，总是促使社会走向灾难。而那些战战兢兢对自己的主张充满怀疑的人，才可以帮助世界走向进步。那些左翼的知识分子标新立异者，对于社会存在的批判如同是一个对宫殿的吹毛求疵者，任何廊柱上的瑕疵都会使他们顿生以帐篷代替宫殿的想法，而且当他们看到这样的瑕疵越多，他们以新帐篷代替旧宫殿的想法就越激烈。“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成为了他们美好的愿望。最后他们确实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一座有瑕疵的宫殿；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经不起风雨的帐篷。对于那些甚至连帐篷都不屑的“标新立异”者，就直接回归野趣了。对这些人来说，只要找到一个新的洞穴，就一定好过旧的宫殿。为了坚定找到新“洞穴”的决心，他们首先要砸烂旧“宫殿”。 布尔什维克们是前者,而美国的国父们是后者。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我无从判断。他们介于这两者之间，在狂热上更靠近前者；在正义上更靠近后者。 那些以“标新立异”为己任的狂热艺术家，他们在俄国革命中一定会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由于没有客观标准和社会标准衡量他们的“标新立异”的后果，他们永远可以声称自己是进步，但实际上他们的只是从“宫殿”进步到了“草棚”。 我相信贝多芬是对巴赫的改良和进步，但是Stravinsky绝对不是对古典音乐的进步。他的《春之祭》是进步的对立面，巴黎听众的第一印象是对的。 当然，当我们建造的宫殿越来越多后，草棚和野趣也会有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宫殿依然是宫殿，草棚永远是草棚。不管你对露营有多么向往，以致迫不及待地逃离宫殿奔向草棚，但是你不会把草棚等同于宫殿。当然，有的人需要一生来理解这点。有的人也许最终宁可草棚而不要宫殿，但是这并不改变它们之间的云泥之别。遗憾的是，如果人类最终都舍弃宫殿而奔向草棚并且永远不回归宫殿，那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不可逆转的衰败。 有的艺术家有建造宫殿的能力，但是他们诋毁宫殿而向往草棚，比如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更加容易带领大众走向草棚。有的则根本没有建造宫殿的本事，如杜尚，他们只会搭造草棚。只有靠引导公众走向草棚，并且认为草坪比宫殿更加美好，他们才可以混下去。 宽容标新立异，也鼓励对它们的批判 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的人是很难诚实的。他们最为恐惧的是理性，因为在理性面前，他们“标新立异”的价值便会昭然若揭。因此他们首先要摧毁的就是理性，取而代之以狂热。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无一例外。那些“标新立异”的革命者首先要摧毁的就是公众理性，布尔什维克如此，波尔布特如此，所有独裁者都如此。 和这些以理性为敌的“标新立异”相比，文艺复兴显得非常平和低调。这是一个后来才被人们意识到的一场伟大“运动”，而处在当时，即便轰轰烈烈，也没有人号称这是一场运动，也没有人以“标新立异”为目标或者口号。“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诚实的伟大社会活动之一，她从未把“前无古人”作为自己的标签，更不希望“后无来者”，也没有把“标新立异”作为己任，而是诚实地表示她只是在复兴古希腊的荣光。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顶峰——文艺复兴和古希腊的成就无法被超越，在中世纪的乏善可陈之后，文艺复兴造就了一个“宫殿”林立的辉煌。在这个顶峰之后，超越已经不可能，唯一可能的就是“标新立异”。“帐篷”和“山洞”成了这些标新立异的目的。 既然“标新立异”如此不堪，我们何不加以限制。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清除异见不是“改良进步”者的特点，反而是“标新立异”者的习惯。对于改良者来说，来自任何方面的批判都是有意义的，虽然帐篷无法和宫殿相比，但是帐篷所带来的批判意义也值得宫殿借鉴。这正是为什么所有的改良主义者都相对宽容，而那些革命者都相对狭隘。 对“标新立异”的宽容是文明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限制某种批判，那么我们也必定失去了公正和宽容。当然，我们对于标新立异的批判也绝对是必要的，否则布尔什维克的悲剧会再次上演。标新立异，还是改良进步，这取决于我们的批判精神。任何企图消灭批判精神的行为都贻害无穷。 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标新立异者，我们首先要持有的是怀疑和批判。那些标新立异者如果真的有什么有价值的内涵，那么他们不会恐惧批判。如果他们恐惧和反感批判，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他们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涵。他们也许很新，他们的花样也许我们从未见过，但是鲜有价值或者毫无价值，比如帐篷和山洞，也比如Ebola病毒。

圣诞琴声 文：婉冰（蒙特利尔） Wellington 街，是一条古老而繁华的商业街，它西起Lasalle西面的Woodland， 向东一直延伸到McGill。这条街店铺林立，行人川流不息。因为它是一条老街，所以给人带来神秘的感觉和种种暇想，犹其是矗立在 Wellington 和DeL'Église 街角处的Notre Dame des Sept Douleurs 大教堂，更叫人觉得庄严肃穆。 我喜欢这条大街，它经历了数百年沧桑，沉淀着多民族文化。这条街的周围，住着密集的居民，以法裔为主，几乎世界上各个种族的人都有。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这里的中国人特别多，很多商店的老板都是中国人。我发现我们的同胞真是很了不起，哪里生活方便，哪里适合居住，哪里便于经商，他们就集聚在哪里。由于中国人多，这里成了名符其实的小唐人街。我感觉Wellington 大 街像个独立王国，它不但有政府服务机构、各大银行分理处、连锁大超市，还有无数的咖啡店、餐馆、疏菜水果店、服装店……总之，应有尽有。走在这条大街上，那种生活在人群中的感觉，真好。 但这里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行乞的人挺多，可能是由于贫困人口多的原故吧。行乞，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我无权妄加评论。令我不解的是，他们大多年富力强正当年，为什么不工作呢？乞者中有一位中年女人，看起来精力特别充沛，整天在街上走，见人伸手就要钱，甚至在交通路口上，尽管亮了红灯，也从不懈怠，有点让人啼笑皆非。刚出国时，见到乞者，我真的很动容，我女儿也挺慷慨的，有一回给了一位老人五块钱。后来我的思想转变，是因为一次坐地铁。当时车厢里人不多，乘客有的读书看报，有的低声闲聊，很惬意。突然，我旁边一位先生站起身来，把本来戴得好端端的礼帽翻转过来，他依序走到每个乘客跟前。我没有给他钱，说实话，当时我都懵了，我不但当时发懵，就是现在我还懵着。看那位先生的样子根本不是穷人，很体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记得，当时没人给他 钱，那顶礼帽又端端正正地戴回到那位先生的头上。 关于行乞者，后来我也想开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权当是一道风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应该给予尊重。打那以后，在路上再看到行乞的人，我的心情也有些坦然了。 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常常从大教堂走到田园超市，再从田园超市走回大教堂。大教堂，是我上下班必经之路。清 晨，白天，傍晚，午夜，这四个时间段，古老的Wellington 大街给我的感受不尽相同，我觉得夜晚的感觉最好。午夜， 街上只有少许的车辆和行人，非常安静，我可以尽情地放松自己，胡思乱想，东张西望。我特别喜欢在午夜仰望大教堂 的两个尖顶，那种直插苍穹的气势，常常使我如醉如痴，我会放飞思绪，享受那种神秘、宁静与高远。每逢下大雪的时候，漫天雪花飞舞，天地浑然一色，银装素裹中的大教堂更显得深不可测，置身于那银白色的世界中，觉得自己的身心都得到了净化。 要说Wellington 街最美的夜晚，应该属圣诞节了。那时彩灯辉映，白雪皑皑，整个大街都披上了绚丽的晚装，我常常在大街上逗留很久，享受那种氛围。有一年过圣诞节，和孩子们在店里吃完了晚饭，我让他们先回家，然后自己踏着雪慢慢地在路上走。快到教堂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阵优美的琴声，原来是一个小伙子在教堂门口演奏小提琴，我心里油然产生一种敬意。他很年轻，大约有二十几岁，为什么在这亲人团聚的最温馨的时刻不回家，难道这里没有亲人吗？我满腹疑问。我是一位母亲，当时觉得心里非常酸楚，我把包里的零钱全给了他，又加上一张二十块钱的纸币，足够他在饭店里吃顿年夜饭了。“圣诞快乐！”我含着泪说。小伙子放下手里的小提琴，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我吻了他，像吻自己的孩子，这时，我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他彬彬有礼地说：“谢谢您，夫人！圣诞快乐！”我和他告别，慢慢地向前走，这时背后又响起了那优美的琴声。这是我在圣诞节听到的最动人的旋律，在那个神奇的夜晚，这优美的琴声伴我入眠。 古老的Wellington 街，巍峨的大教堂，那位在寒风中的小提琴手，这幅异国他乡别样的风情画，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每逢圣诞节，我从大教堂走过时，耳边就会响起那美妙的圣诞琴声，那么感人，那么悦耳，那么悠扬。

复活节欣赏《圣殇》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米开朗基罗雕塑作品《圣殇》 在复活节到来的4月欣赏《圣殇》（Pieta），颇有意义。《圣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雕塑作品之一，陈列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由米开朗基罗（1475 – 1564）作于1498 – 1499年。作品完成时米开朗基罗也只有24岁。 米开朗基罗 作品中圣母怀抱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后的耶稣。但是，这个情景和《圣经》是冲突的，这也印证了后世对《圣经》的再解释——最初的教义逐渐退居幕后，而对教义与时俱进的解释走向前台。 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得让人晕眩的时代，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拉斐尔的绘画、达芬奇的集艺术科学和工程之大成……在这个伟大时代后，一切都改变了。基督教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基督教。当然，基督教的进步并不始于文艺复兴，从公元4世纪开始到13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先后被引入基督教，理性开始战胜蒙昧，铺就了通向文艺复兴的道路。 回眸这段从早期基督教走向文艺复兴的艰难跋涉，审视旅途中的里程碑，便不难理解这是人类从蒙昧回归古希腊理性的道路：比如哲学上的奥古斯丁的新柏拉图主义（4世纪）和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13世纪），也比如艺术上的波提切利的《春》（1482）和《维纳斯的诞生》（1486），陈列在卢浮宫的达芬奇作品《蒙娜丽莎》（1506）和同样在梵蒂冈的拉斐尔作品《雅典学院》（1509）。欣赏它们，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艺复兴和我们的今天。 圣母的形象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哀苦演变为充满人性怜悯的母爱 艺术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圣母的形象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哀苦演变为充满人性怜悯的母爱，人类终于从神本主义走向了人本主义。 《圣殇》——以神的名义，走向人的价值。

在硅谷电脑历史博物馆的所见所思 文：亦远（蒙特利尔） 美国加州硅谷有十多个城市，其中一个叫山景（Mountain View），小城，是谷歌总部所在地，电脑历史博物馆也在这里。附近有著名的私立斯坦福大学和州立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那是造就硅谷人才的两个重要摇篮。今年八月的一天，外甥女带笔者和她父母即我的妹妹妹夫来该博物馆参观。 电脑历史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短的一段历史了。当然，人类在几千年前就有了数的概念，也一直企图用某些设备来协助人进行计算。人的手指是最早的计算工具，人类也为此最终采用了十进位。近年人们常常说数字化时代（DigitalEra），Digital这个字来源于拉丁文的Digiti， 就是手指的意思。 Computer的词根是Compute，意为计算，后缀加了er，物化，可能翻译成计算器更为合适。我们目前指的Computer其实是高速数字处理器，台湾在五六十年代就将其翻译为电脑。意指这种设备不仅可以计算，而且可以取代人类大脑的部分功能，寓有人工智能的意思。笔者以为，相对于计算机，电脑是更合适的翻译，因为今天其主要功能绝对不是计算，而是以提供多媒体的信息来加强人脑的能力。近年中国大陆也逐渐开始使用电脑这个名词了。 然而，在六七十年代，电脑这个词在大陆是不容许使用的。因为电脑涉及到意识这个大名词，据说辩证唯物主义无法承认除了人类之外，还有任何无生命的物质可以产生意识。1966年， 文革刚刚开始，著名的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就为了刊登一篇科幻小说而主动检讨。那篇小说是写贪婪的科学家发明和制造出来的机器螃蟹能够复制并不断进化为更先进的机器螃蟹。 该科学家最终被由此产生的巨型机器螃蟹杀死，因为机器螃蟹企图夺取这位科学家假牙上的金属作为制造下一代的原料。今天回顾，这还是一个很左倾的科幻故事。 站在博物馆众多机器人前面， 笔者不由回想起四十年前读过的这部科幻小说。估计原作者是苏联人。他提出了几个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概念：  机器人不必人形化（今天工厂的机器人根本不像人）  机器人应当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这才是人工智能）  提出使用太阳能  人类发明了机器人，却又对机器人的前途充满疑惑和恐惧 这位作者真是很了不起，可是这样的文艺在中国无法容身，在苏联也没有激起开发电脑的浪潮。苏联，终其一生，没有对现代信息技术，或者说数字化时代产生过任何举足轻重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演变和历史上其他技术，包括用火、车轮、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不同点在于，前面的技术都是部分代替人类体力工作的， 而信息技术却是取代人类部分脑力工作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不同的基本点，还是用传统的观念去看待信息社会，那就不但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反而会觉得信息技术带来不少麻烦，难以应付。 再深思下去，发现在信息演变（Evolution）这个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变革上， 无产阶级绝对不是先锋队，他们仅仅是被动地参与了一部分生产，而且这部分工作正不断被机器人取代。引领这场生产力发展的，是“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和贪图暴利的风险投资人（几个关键的技术/商品的弄潮儿偏偏又是集二身为一人，例如乔布斯和盖茨）。信息时代，产业工人不是更强大了，而是非常明显减弱了。就是汽车制造业和钢铁冶炼业， 产业工人也是所剩寥寥无几，被边缘化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始的八十年代初， 《光明日报》还在为全自动工厂是否存在剥削， 是否产生剩余价值而伤脑筋。 但在实用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没有人搞这种空洞的理论，美国社会鼓励胡思乱想，半个多世纪以来，跌跌闯闯终于带领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笔者兄弟姐妹四人，都是从七八十年代就吃电脑这碗饭，虽然没有一个成名成家， 却见证了这段社会历史的变迁。所以笔者很高兴外甥女知我所好，带我来此做一个回顾。 这个在1996年建立的馆从外面看起来不大，但进去感到还有扩充余地。一面大窗好像老式的荧光屏终端，外面摆放了几套喝咖啡的桌椅，不经意间显示出来IT（信息技术）人员特有的随意打扮风格。博物馆门票15元， 是个私人机构办理的，除了开放参观之外， 也是一个教育之地， 还欢迎外人参与， 发表看法。百闻不如一见。笔者企图通过拍的一系列照片，添上点感想，来介绍一下。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照片上的结绳叫奇普（Quipu或khipu），是3500年前位于今日秘鲁海岸的印加人一种结绳记事的方法，用来计数或者记录历史。它是由许多颜色的绳结编成的。和今天的电脑相比较，共同点非常突出， 就是信息储存。其实中国的算盘最主要的功能也是信息储存，使用者由此可以专心处理一个简单的计算而不至于把不同位的数据搞混。俗语说扳着手指头计算，也是说人类下意识用手指作为记忆储存。 美籍华人王安在电脑磁性储存上做出过贡献。他是江苏昆山人。1976年，王安推出了电子文字处理机。1978年，王安电脑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字处理机生产商。但是王安用他的几个儿子来接班，而他儿子对于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和研发管理缺乏理解和领悟，无法和公司三名有才华的电脑天才配合，迫使他们相继辞职，最终导致公司在王安1999年去世后破产。 而王安家族式的管理方法也从此走入美国企业管理的教科书，成为失败的经典。 其实王安很有可能引领信息潮流， 成为当时的乔布斯。笔者站在当年无人不晓的王安电脑前，不胜感慨。 这是笔者刚进入电脑行业使用过的打卡机。 在一张纸卡上有八十竖行，不同的位置打孔代表不同的字母， 数字和符号。打错一个孔， 就要重新来过，再用另一张卡重打。 读卡机则是利用气流来判断孔的位置，以此来识别字母。当然那时不可能有大小写的区别，符号也很少。 无论是打卡机还是读卡机都很大，和小型写字台差不多，是金属的。 当年伯克莱大学的电脑室也不过有二十台打卡机， 两台读卡机。学生和教授都要排队耐心等候使用。 这是卡片。输入数据成为一项专门的工作， 称之为DataEntry。以这样的方式输入数据是IBM的拿手好戏。IBM是国际商业机器的缩写（InternationalBusiness Machines）。他们就是在1911年开始生产打卡机来做商业统计起家的，比如上班的工时卡，统计人口的专门卡等等。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 美国每十年必须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美国参议员如何选是和人口分布与数量直接挂钩的。但在十九世纪末， 美国人口已接近一亿，人工处理数据，在1900年也完不成1890年的数据统计。宪法的要求推动了机器处理卡片的技术。而IBM当时制定的很多输入和输出的规格至今还直接或间接使用在信息界。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坚持使用英制的国家，这些规则为其他国家带来很多不便。也可以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烙印吧。 数据公司（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和其他几个公司发明了直接输入，这是把输入和打印结合起来，一行行打印在纸上， 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图中的Vax电脑是八十年代最优秀的中型机，也是中国首次大量引入的电脑。图中所示， 尽管那时已经有了荧光屏，但控制主机的还是打字机式输入。其好处是输出输入都有记录，便于事后核对。 附带说一句， 数据公司在PDP-11系列和Vax系列电脑使用 VMS操作系统。 VAX是虚拟地址扩充（virtual address extension）的意思，使用当时最先进的32位集成蕊片。由此可以看出， 一个操作系统和硬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以笔者的实践经验，VMX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系统。笔者认为，DEC是以生产中小型电脑为主的企业， 在大电脑昂贵的时代，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经济实用的产品， 这也是刚刚经济起飞的中国能够承受的，因此在八十年代欣欣向荣。但是随着微型机，即个人电脑的出现和功能的大幅度提高，中间电脑的需求开始消失，其优势不再。DEC被新兴的Compaq在1998年收购， 退出历史舞台。笔者七十年代开始使用PDP11-45，在硅谷工作时使用PDP11-70， 到加拿大使用PDP10（36位）和不同型号的VAX，包括Micro-VAX，前后约二十年， VAX也是笔者在中国参与援华项目期间向电力系统推广的机型。得知DEC寿终正寝，一方面扼腕， 一方面也领略了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高速和淘汰的无情。 这是在七十年代末开始使用的电脑输入/输出屏幕。 最有名的是数据公司的VT100。这个终端不但继承了IBM每行80个字符的常规， 也可以一键转换成132个字符。 配合其他一些特殊符号， 可以做简单的图形。是视窗（Windows)发明之前的输入/输出经典工具。在博物馆看见这个终端， 有老朋友重逢的感觉。 1981年IBM推出个人微机，有64K内存，仅有软盘读取器，价格却接近当时一万美金。其操作系统叫DOS，不能处理图形。经过短短几年，个人电脑价格大幅下降，性能显著提高，应用软件品种繁多，电脑终于进入寻常百姓家。 乔布斯在1984初推出的个人电脑 Macintosh是首先使用了GUI（graphicaluser interface 用户图形交互）界面和鼠标的商品（GUI是著名复印机公司Xerox研发的）， 苹果在此之前推出过Lisa，其实性能更好，但由于缺乏在其操作系统上运行的应用软件而被迫抛弃，尽管那时的投入已经超过五千万美金。 数据公司生产的便携式PC,体积和重量都大约相当于一台缝纫机。 这台微机有30M硬盘。1987年笔者参与加拿大政府援华电力规划项目， 曾经为中国电力系统提供这种便携机，当时笔者受雇的公司里还无法配置这样的高档设备。时过境迁， 数据公司已不复存在，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微机（PC,即个人电脑）使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其实也是从DOS演变来的。虽然视窗有各种为人诟病的缺点， 但其界面的易用性，对结构开放使各种软件商能够开发在其上运行的大批软件而享誉全世界。当然也正是这种开放性，不但催生了无数模仿的电脑（克隆电脑）， 也带来易被病毒攻击的危机。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大批克隆电脑在信息化的大道上功不可没， 电脑厂商的激烈竞争明显地降低了电脑价格。相比之下， 苹果机是一个封闭系统， 至今没有仿制品，价格高，推广慢， 可病毒危害轻。 电脑的基本运作就是三个简单的逻辑。 第一个.NOT.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第二个.OR. 是两个条件中有一个满足就行，还有一个是.AND. ，即两个条件必须都满足才成。 这三个逻辑可以互相以串联和并联的方式组合，产生复杂的因果关系。 这里是用机械开关来表示，参观者可以自己拨动开关，看看期望的结果是否正确。 当年的电子管， 就是用电路来达成这样的逻辑关系，从而控制电波（检波）。所以上个世纪始到七十年代的电报，无线电，电视和早期电脑都要使用大批电子管，不但耗电，容易过 热，而且不稳定。后来使用半导体取代真空管，有了半导体收音机。当这样的二极管做到半导体晶片上，信息演变就开始了。大批量的二极管被集成在晶片上， 密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发展之快， 只能用不可思议来描述。 这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 可控硅晶片。这是制造电脑核心中央处理器（CPU）的半导体材料。 文革后期， 中国也试图生产，并且广为宣传，生成每块晶体之后在大街上敲锣打鼓，向毛主席报喜。现代可控硅的生产相对容易，而且截面大到12吋，成品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初期只有百分之几，国产的甚至低于百分之一）。著名的英特尔（Intel） 就是以用晶片为载体设计和集成高密度的电路见长。 硅谷之所以称之为硅谷， 就是那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小公司专门设计集成电路的某些部分。到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厂家能够超过Intel的水平。 有了设计， 还需要把设计的线路刻蚀在晶片上。由于高密度， 线路之间的距离已经要用纳米来衡量。 纳米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 是分子级的度量。可以想见，对这样的要求， 即便是样品也无法手工制造。 这对材料， 温度， 环境， 设备，测量，工艺，流程，管理都提出不可思议的要求。能制造这些设备的公司只有几个，全是美国公司，如Applied。其设备非常昂贵，一台可接近一亿美金。这些设备其实要和设计公司如Intel密切配合，否则设计的电路无法生产。可以想见，高精密设备无需多少工人，他们只是在维护设备而已。而且随技术的提高，对产业工人的边缘化不断提高。 无论电脑如何复杂， 其实都离不开这四个组成部分。在物理层面上， 今天的输入和输出尽管有多种形式， 却能结合成一体。iPhone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吸引人的手法之一就在于采用触屏技术把输入和输出巧妙结合。 对使用者来说，电脑有两个储存容易令人混淆。 一个是内存， 一个是硬盘储存。如果看上图， 内存在处理部分，简单比喻就是一个高效率的写字台。所有的数据处理都要搬到这个台子上做。如果台面不够大， 需要的文件就要搬来搬去，白白消耗时间。关了电脑， 内存就一片空白。这个写字台（memory）从一开始的64K到了现在的12G，甚至更大。1G=1024M, 1M=1024K, 1K=1024 Bytes 1Byte=8 Bits。Bit是电脑储存的最小单位，是1或者0。在1988年， 1M内存的价格是一千美金，比今天iPhone6还大。 现在2G内存条也不过几十美元，比四分之一的名片还小（略厚点）。 而硬盘储存就是最上面的储存部分，好比我们的书架，上面按一定方式（格式Format）存放收集来的信息。关了电脑，你的信息还在那里，除非硬盘坏了。由于硬盘技术，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硬盘又分内置硬盘， 外接硬盘，甚至不一定直接连到你的电脑上。 你的信息可以放在专门做信息储存生意的厂商处，他们会放在不同的地理和物理位置，精心保护。这有点云山雾罩，你不知道你的信息到底放在哪里了。 所以这叫云储存(Clouds )。 电脑语言Fortran的演变。 要把数据输入到电脑中， 早期就是使用电路逻辑来处理，需要人工不断地变更线路，无法普及。 于是开始有了人机对话的语言。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千种电脑语言了，和人类的自然语言不相上下。 图示的是一种用来解决科学计算的语言， 叫Fortran。 它在八十年代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个编程的程序员都知道。 这个语言也在不断演进，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几乎连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相比起来，真有点像中文里的甲骨文。只不过不是三千年的演变， 是三十年不到的变化。 当年笔者在伯克莱读书， 学习电脑语言竟然可以满足大学对外语的要求，可见当年美国对程序人员的需求。 所谓超级电脑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今天任何一台二三百美元的电脑在三十年前都相当于超级电脑。 这些大型机开始以环形方式来组装， 是为了更好地散热和缩短部件之间的传递信息距离。目前超级电脑主要是平行集成核心处理器，相当于把成千上万个CPU集成 在一起。中国的天河2号在2013年6月荣登世界最快的大型机。全世界的超级电脑都是使用英特尔的集成电路并使用Unix操作系统， 只有天河二号是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 笔者在大学时就接触到当时的超级电脑， 一个是大学的CDC6400,还有一个是军方的CrayII（？）。为什么会使用美国军方的超级电脑呢?因为军方并不能完全利用这个电脑的功率， 就将剩余的计算时间捐给大学。这说明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脑网络已经开始出现和使用了，也说明共享，或者叫分享乃市场经济的属性。在1980年， 笔者在硅谷工作， 公司已经可以租用商业网路把全国的六个分公司连接起来，使用电子信件。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青年报》就刊登过笔者有关的文章。尽管那时电脑网路的速度还很低，在北美洲已经利用东西时差来出售大型机的CPU（计算）时间了。当时最方便使用的网络就是每个家庭都有的电话。把老式的电话压在一个设备上， 就可以利用电话在电脑操纵下发出的高频声音来传递信息。那个设备就叫调制解调器（Modem），现在俗称猫。1982年笔者有时就利用这个设备和VT52终端在家里办公，因为晚上用户少，电脑的速度快很多。 这是美国在七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主要的网络示意图。有意思的是， 好像美国从来没有什么非通讯公司要搞自己的网络，七十年代社会需求就催生了专门的商业网路公司。而中国，虽然是计划经济的底子， 虽然说全国一盘棋， 但在九十年代，电力系统， 铁路系统还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网络。这很可能是小农经济的痕迹。 网络商业化催生了美国互联网的发明和迅速的发展。 互联网（Internet）始于1969年的美国，又称因特网。是美军在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制定的协议下将美国西南部的大学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StanfordResearch Institute（斯坦福大学研究学院），UCSB（加利福尼亚大学）和University of Utah（犹他州大学）的四台主要的电脑连接起来。这个协议由剑桥大学的BBN和MA执行，在1969年12月开始联机。其目的是把美国海外众多军事基地通讯联系在一起。这个网络一开始就不是局限在美国军方，而是同时提供给美国大学使用，得以不断提高。美国政府也从没有企图对此收取专利使用费用。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AT & T，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 T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美国电信业从此进入了竞争时代。这是网络发展的法律基础，非常有远见。 蒂姆·伯纳斯-李爵士(Tim Berners-Lee)，Berners-Lee，1955年6月8日出生），英国电脑科学家。他是万维网的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90年12月25日，罗伯特·卡里奥在CERN和他一起成功通过Internet实现了HTTP代理与服务器的第一次通讯。 万维网可以看成是互联网的一个具体应用，而我们今天在互联网（Internet）上的信息传播主要是通过万维网（WWW）来实现的。 李并不富有，但他无偿地将他的主意提供出来而不收费。万维网是私有的，这使得服务器和客户端能够独立地发展和扩展，而不受许可限制。2003年万维网联盟决定所有由联盟提出的技术都是无偿的，所有人都可以简单地使用。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李爵士提出，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网络不能有中心控制。这是习惯于一切服从领导的中国人不可能有的观念。这个无中心的观念非常重要，否则我们不可能看到如此分歧的世界会有一个不受国界限制的信息网络把全人类联系起来。笔者无法想象如果美国控制了这个中心，中国是否还能使用或愿意使用现在的互联网。 是的， 解析地址的巨型服务器主要在美国，但美国政府并不能控制这些服务器， 即便要控制，也只可能勉强做到限制某些访问而无法干涉其内容。 因此， 美国没有必要限制信息的流动。 非不为也， 是不能也。技术上的决定杜绝了控制的可能。 互联网的民间使用带来了真正的信息进化。电脑也就由计算工具过渡到信息工具了。 于是雅虎的搜索引擎应运而出，然后是谷歌。照片是谷歌通讯的设备。 谷歌代表今天最先进的生产力。其特点不仅仅局限于搜索信息， 而是于时俱进， 不断发展， 为各种业务搭建了一个信息平台。 这个平台又为苹果，三星等的智能电话所强化。其实智能电话，就是一个通过无线网路连接的超级电脑的智能终端，其本身也是个电脑。 传统的语音电话仅仅是其中一项并不突出的功能而已。 在今天西方大大小小的公司不使用谷歌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无论是设计人员，科研学者， 政府公务员，项目管理人员，股市众生，新闻从业人员，文艺作家导演，商业采购推销人员，历史和考古学家，学校教师教授等等都不可能离开谷歌。Google这个词已经开始有了动词的含义了。谷歌之所以在今天能够统领潮流，就在于谷歌提供的是手段，而不限制或干涉其内容。如何对待谷歌提供的内容，那是使用者的事，谷歌并不具备判断的能力， 也不会有人认可它拥有这种能力。 这是谷歌还在试验的自动驾驶汽车。自动导航不但是人们的期望，也是二次大战之后已经应用的技术。 首先是导弹， 其和火箭的不同就在于有一定的自我修正航向的功能。然后是飞机上的自动导航仪，目前基本上实现了民航机的自动航行。从安全角度来说，在正常情况下比人的驾驶更可靠。 轨道列车， 首先在机场和大型游乐场实现了无人驾驶， 跟着在城市也开始运行了。在台北就有无人驾驶的轨道车在闹市高架上运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开始使用聪明导弹，这是比过去导弹更精确的武器，就是自我导航和在飞行期间不断自我修正航向。但是实现汽车无人驾驶，还是一个非常的挑战。 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 美国多次举办无人驾驶汽车比赛。现在谷歌利用其信息检索，地图处理的优势，把这个科学幻想的技术逐步实现了。 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有70万公里的安全驾驶记录了，但到能推广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些归根到底还是信息问题：信息的精确度， 信息的即时更新，信息的广度，信息的来源，信息的处理速度。 当然这还涉及到保险和法律的更新，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允许无照驾驶（美国有四个州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法律）。 这还关系到人们的心理承受程度。 比如美国旧金山的湾区高速列车系统是在1972年投入使用的， 当时已经可以做到无人驾驶了，单单为了适应乘客心理，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配备司机。 我们可以把谷歌对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看成是虚拟商务走向实体工业。这是新的一场工业革命（Revolution）， 不，更准确地说是又一场工业演变（Evolution）。 设想一下， 如果货运汽车能够自动驾驶（由于路线相对固定，多使用主干线，信息比较齐全，很可能首先实现），矿山/矿 井可以完全自动化，开采出来的矿物直接进入冶炼厂或装船出售。自动码头的货物可以在没有人的直接干预下将集装箱里的货物直接运送到工地，仓库和市场。这会 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作为产业工人的主力，矿工和货运司机将彻底地边缘化，这对社会的结构将产生什么影响？剩余的人力资源做什么去呢？而从生产力角度 看， 商品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效率会成倍的提高，跨国的贸易又会如何变化呢？ 参观完了这个博物馆，笔者觉得不解的问题更多了， 先去吃饭吧。■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文 / 古沙（蒙特利尔） 中国富人最多的不是企业家，而是 贪官及其子女们。举个例子，国庆 “十一”长假期间，国内有 110 多名大小 贪官借出境游逃往海外被抓。这数字也只 是一部分，那些没抓出来外逃的还有多少？ 历史上，中国人常说 ：“升官发财。”难怪 现在国内的贪官这么多。 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提出的口号 是“打土豪，分田地”。他们打仗不是为了 争取民主与自由，而是为了分田地。革命 胜利了，他们当官掌权了，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们人也变了。我上中学时党的书记， 炊事员说他常要吃饺子，而那时候，人人 都在饿肚子。我从身边的社会现实看到一 些党员干部搞特殊化，脱离群众，官气十 足，损公肥私，贪污腐败甚至还自鸣得意。 看到此我心灰意冷了，也从内心里看不起， 也不相信那些干部是为人民服务了。 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地上的官 场腐败已经相当严重。时代发展到今天， 共产党干部们的腐败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 心的严重程度。党原来讲的理论与学说， 也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了。 社会主义还好吗？知情人姚监复先生 引用党的高级干部话说：“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原来所说的社会主义， 被党的领导人用行动给“特色”成了资本主义， 却不敢在公开场合否定社会主义。 历史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时代发展了，苏联解体 了，苏共也下台了，苏联社会主义也全完 了，世界上社会主义阵营消亡了。实践证明， 那时党所宣扬的和为之奋斗的目标走向了 它的反面。政治人士和当权者所讲的社会 主义理论说不通了，不能自圆其说了。毛 泽东搞的社会主义那一套，阶级斗争、大 跃进、文化革命，让中国人民吃了多少苦， 受了几茬罪，死了多少人？ “共产”二字从其字面看，是共同财产， 共享财产。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党， 共产主义道路中国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 结果发展不起来，经济倒退了，如今还有 多少人相信它？ 当初的党员，在自己贫穷不掌权的时 候，要均贫富，要人与之共产。但是自己 掌权后，他们共了地主资本家的产。他们富起来后却不与人共产了。现在中国是无 产阶级在专政吗？共产党执政的官员利用 手中的权力迅速暴富（实是腐败），他们享 受奢华，作威作福，当权者非但不与穷人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且还强行征地，强行 拆迁，强行拿老百姓的利益去自己赚钱，这 跟横征暴敛有什么区别？ 现在的贪官，动辄 贪污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十亿，百亿元， 他们把财产转移到国外，不少人逃往海外享 福去了，这些党的干部，还能说他们相信共 产主义吗？山东有个黄胜副省长，自己是裸官， 敛财数百亿美元，他拥有 46 套好房子，养 有 46 个情妇，可谓荒淫无度。他这个党员 哪一点是在为人民服务呢？ 今天的现实，官员们不能自圆其说了， 人民群众不再相信他们。全国的贪官到底有 多少？ 老百姓这样说：“要是把官们都抓起 来，可能会有个别冤枉的，要是隔一个抓一 个，一定会有不少漏网的。”也有群众说贪官： “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我听 说一个单位发展新党员，下面的群众说：“某某人一入党，咱群众的队伍就纯洁了。”这就 是群众对党员干部给出的结论。不可悲吗？ 事情由量变是会发展到质变的。贪官 的这个“量”，不让掌权人整体上的这个“质” 发生变化都难。 共产党人一直讲要消灭阶级，消灭剥 削和压迫，今天消灭了吗？ 人说中国现在有 两个阶级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中国 社会上，岂止是还有剥削和压迫，而是压 迫和剥削更残酷了。一些黑心老板，雇工 干活不给人血汗钱，他们逃跑，耍赖，甚 至打压务工人员，这和明火执仗的抢劫有什么区别？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 与自我批评”被称为“党的三大优良传统”， 是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今天来看吧： 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说，指导我们 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苏 联解体了，马列的理论也被他们国家的人民 抛弃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存在了。指 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都彻底地垮塌了，还 讲什么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密切联系群众。现在的当权者还联系 群众吗？国内干部欺压群众，不断出现官民 对立的暴力事件。广东的乌坎事件，四川的 什邡事件，河南的兰考事件，等等很多。 不管是因为征地、拆迁、反污染或者反腐败， 很多群体事件都和警方发生流血冲突。很多 的冤者到省城京城上访，政府和法律不敢面 对群众，对上访人围追堵截，打击关押，甚 至以“危害社会稳定”问罪。“十八大”召开， 除了警力，北京还组织有10万多人的志愿者 保卫大会。这是如临大敌还是相信群众？ 再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说过， 要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话毛自己 做到了吗？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给毛 提意见，被批判，被罢官。文革中揪出彭 德怀，残酷斗争，迫害致死。党把刘少奇 无端地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关押迫害 致死。张志新是一名普通党员，也因给毛 主席提意见而被关押，割喉，残酷地处死。 此足见，国内当官人所说的与他们所 做的，很多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哎，想想国内的那些事儿，凡是有爱 国心的人，有谁会不伤心呢？

两百多年前的英国“自干五”和“砸锅党” ——从“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说起 文：杨光 一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出自18世纪英国诗人、散文家、词典编撰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之口。但此言并不见于约翰逊公开出版的作品，而是出自于詹姆斯•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所著《约翰逊传》。据该书记载，这句话是约翰逊在一次文人聚会场合讨论爱国主义时脱口而出的警句（当时伦敦文人圈有一个以塞缪尔•约翰逊为核心的清谈俱乐部，思想家爱德蒙•伯克、画家乔舒亚•雷诺兹、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等鼎鼎大名之士均曾参与其中）。约翰逊话音一落，即语惊四座，传记作者包斯威尔当时在场，亲耳所闻，印象深刻。 正如中国俗语“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把仁义道德和盗贼娼妓相提并论一样，塞缪尔•约翰逊把爱国主义和流氓恶棍联系在一起，乍闻之下，确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效。这种说法对爱国者多少有些不恭，而对视爱国主义为崇高神圣之物者，则十足具有袪魅乃至解构意义。其它含义相近的格言，如“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罗素），“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梭罗），“爱国主义是一堆易燃的垃圾”（美国作家Ambrose Gwinnett Bierce），则不仅都晚出于约翰逊，而且就震憾人心、脍炙人口、过目成诵的程度而言，也都远远不如塞缪尔•约翰逊这一句。比如在中国，极具讽刺性的“爱国贼”一词即脱胎于约翰逊的警句。前两年以打砸日系车、欺负本国日系车主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保钓爱国运动，亦让人惊觉这句二百多年前的英国格言依然具有一针见血的现实意义。 塞缪尔•约翰逊生前颇负盛名，但在盛产高才俊杰的英国，他并不属于那种跨越时空而声名不朽之辈。过世二百多年之后，他所作诗文早已无人传诵，所编词典也过时已久，唯一足以传世之作，似乎也就只剩下这句关于爱国主义的格言了。实际上，这句格言在英语世界之外的传播主要得益于法国启蒙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和俄国革命领袖列宁的引用，所以，知道这句格言的人很多，但知道原作者姓甚名谁、何许人也的，可谓寥寥。 塞缪尔•约翰逊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主义逐渐兴盛、民族国家理念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年代。其时，“爱国”不仅相当时髦，而且相当“正义”，“不爱国”则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污点，简直就是一种罪过，所以很少有德高望重而爱惜羽毛之士敢于向“爱国主义”泼冷水，何况是泼脏水。约翰逊没有把这句话写成文、录于书，是有其顾虑的。思其言，度其人，想必塞缪尔•约翰逊是一位胸怀普世大爱、超越时代局限、精神上早已淡漠了国家民族界限的全球性达人，即后来所谓国际主义者、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大同主义者之类——如果我们这么想，那可就大错了。 其实，塞缪尔•约翰逊是一位颇为狭隘、顽固的英国优先论和英国中心论者。作为英国人，他怀有浓烈的民族自豪感，对英国简直爱到极致，爱过了头，以至于对任何外国都嗤之以鼻。比如说，他瞧不起英国的宿敌法国，旅居法国期间，塞缪尔•约翰逊对法国人不说法语而说拉丁语，其理由是，“一个（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一种半调子的语言来降低自己的身份”，他宣称自己旅居法国的唯一收获是基于鄙视法国的“更加爱国”。他也瞧不起当时正欲向母国争取平等地位的美洲殖民地，认为殖民地人民没有资格与英国政府讨价还价，“不配”在英国国会拥有代表，而“无代表，不纳税”的英国宪政原则也不适合于低人一等的化外之地美洲，至于殖民地的革命者谋求美国独立，则被他斥为狂妄叛逆之举。 塞缪尔•约翰逊 在约翰逊眼里，英国高于外国，男人高于女人，贵族高于平民，白人高于有色人种，这既是事实，也是真理。对于当时刚刚开始在北美殖民地和法国时兴起来的“人人平等”理论，他认为纯属痴人说梦，荒谬绝伦、不值一驳。他曾当面讥讽一位主张“人人平等”的贵妇：“为何不让站在你身边的仆人坐下来与我们共进晚餐？”妇人无言以对。塞缪尔•约翰逊认为，在世界各国中，英国最伟大、最辉煌，在各国君王中，英王乔治三世是“我所见到最有绅士风度的人”。对于攻击英国政府、诋毁英国国王，或者赞扬法国、同情美国的言行，雄辩健谈、妙语连珠的约翰逊多以机智警句或冷嘲热讽回应，他也写过《论爱国者》、《征税非苛政》等选举宣传小册子对批评英国政府、同情美国人民的意见予以严辞抨击。 这就怪了。这样一个人，按照当下中文网络所流行的人物归类标准，应该称他为“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之简称）才对，考虑到塞缪尔•约翰逊获得乔治三世授年金300镑，称他为“高级五毛”似亦无不可，而在中文语境下，凡“五毛”无不以爱国主义为道德制高点，无不以诬诋对手“汉奸”、“卖国贼”为能事，照此路数，塞缪尔•约翰逊应该成为爱国者的典范，应该热烈赞美、深情讴歌爱国主义才说得通，他如何说得出“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样与自己立场、身份大不相符的句子？ 二 那么，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流氓”——以爱国主义为最后庇护所的那个（或那些个）坏家伙——又是谁呢？他是泛泛而谈，还是实有所指？在约翰逊写于1774年的《论爱国者》中，他直截了当地点出了这个人名，这个爱国的“流氓”，就是《北不列颠人报》的创办人，因在该报第45期撰文批评乔治三世而被国王视为眼中钉、屡次施以政治迫害，却反而人气爆棚、众望所归，屡次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又屡次被国会非法驱逐的传奇性人物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1797）。 约翰•威尔克斯 在英国政治史上，威尔克斯是一位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但严格说来，不是威尔克斯本人很重要，而是“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口号在英国宪政史上具有符号化、象征性意义。发生于1763—1770年间的“威尔克斯事件”作为英国宪政初期最重要的负面事件，暴露了当时英国政制的弊端，揭示了英国革命后所建立的尚不成熟的“三权分立”架构具有天生的脆弱性，存在着强势国王架空议会而重新行政集权的趋势，故此“威尔克斯事件”成为英国宪政整固的契机和议会改革运动的开端。从短时段看，“威尔克斯事件”让国王丢了脸，让政府和人民翻了脸，对英国当然是一种“负能量”，但从长时段来看，则是英国宪政成熟化的重要事件之一。 当时的英国政制正是孟德斯鸠曾大加称赞的所谓“三权分立”体制，国会、国王、法院分别是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代表（那时的英国国王不是虚君），但此时宪政体制尚不稳固，恰好乔治三世又是一位雄心勃勃、大有作为的强势君主，他一改本朝（汉诺威王朝）两位先王不问国事的传统，封官许愿，培植亲信，在议会里形成了一个“国王之友”多数派别，进而抛开辉格党，独揽朝纲，权倾朝野，以至于分立的三权大有重新集权于国王之虞。如果是这样，则英国宪政可能会夭折，英国革命的成果也就荡然无存了。 1763年，正当英国击败法国结束英法7年战争、英国成为欧洲霸主且逐渐崛起于全球舞台、乔治三世春风得意之时，威尔克斯在《北不列颠人报》第45期上针对国王在国会的演讲撰文抨击。国王大怒，下令查封报纸、搜捕报人，以威尔克斯为首的近50名嫌疑犯被抓。国王此举触犯了大宪章第29条，也侵犯了威尔克斯作为议员的言论豁免权，幸而英国的司法独立仍比较坚挺，没有像议会主权那样形同虚设，法官当庭释放了威尔克斯，并公开指责国王陛下政府的行为“是对人民的自由的大胆而公开的袭击”、“比西班牙宗教法庭还要糟糕”。威尔克斯名声大振，从此，“威尔克斯与自由”成为乔治三世时代英国人民反专制、争自由的响亮口号。 但乔治三世不肯放过威尔克斯，他操纵国会以威尔克斯曾经写过一篇色情诗为由斥其“品行不端”，并借此剥夺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国会还通过决议，指控《北不列颠人报》第45期“对国王陛下前所未有的极大傲慢无礼和侮辱咒骂”具有“诬蔑诽谤”、“煽动违法”和“进行反对国王陛下政府的叛乱”的犯罪性质。在政治迫害的威胁之下，威尔克斯选择流亡法国，英国政府则予以缺席审判并宣布他为逃犯。 1768年，流亡5年的威尔克斯返回英国，当选米德尔塞克斯郡议员，随后他向法院“自首”。英国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为了捍卫威尔克斯的自由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发起了大规模的请愿抗议运动，持续数月之久。群众喊出了“无自由，无国王”（No Liberty, No King）的著名口号，将乔治三世逼到了墙角，支持与反对威尔克斯的街头群众相互斗殴，死伤多人。当年5月10日，数万群众聚集于圣乔治广场要求释放威尔克斯，乔治三世声称“我的王冠几乎决定于此”，他于盛怒之下命令军队开枪镇压，当场杀死抗议者6人，伤多人，史称“圣乔治广场屠杀事件”。 次年2月，国王授意议会以逃犯身份为由剥夺威尔克斯议员资格，但深孚众望的威尔克斯旋即在米德尔塞克斯补缺选举中以压倒多数高票当选，乔治三世宣布选举无效。3月，威尔克斯再度当选，下院再次剥夺其议员资格。4月，威尔克斯第三度高票当选，国会恶人做到底，干脆直接宣布威尔克斯的竞选对手合法当选。国王和下院的专横行为不仅侵犯了人民的选举权，更破坏了宪法的权威，同时使得威尔克斯作为黑暗政治受难者、人权象征、自由英雄的形象得以凸显。支持威尔克斯的人们成立了抗争性公民组织“权利法案协会”。老皮特、柏克等著名辉格党政治家也谴责国会的行为动摇了国本，“颠覆了宪法”。人民的怒吼、老成谋国者的规劝，都没能改变“威尔克斯事件”的最终结果。1770年1月，国会两院一致决议：拒绝请愿书，褫夺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是合法的。 约翰•威尔克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按照时下中文互联网上的流行称谓，应该叫他“砸锅党”才对。不错，这位威尔克斯议员端着体制的饭碗，在国会里上班，却拒不与以乔治三世为国王的英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胆敢“呲必英国”，在报纸上尽情传播“负能量”，跟国会和政府唱反调，这不是“砸锅党”又是什么？当年英国的“乔治大大”跟当今中国的“习大大”一样，也曾经下定了决心：“你敢砸本王的饭锅，本王就要收你的饭碗”，所以千方百计迫害威尔克斯，结果惹恼了人民，惹出了轩然大波。 三 塞缪尔•约翰逊，一名英国老牌“自干五”；约翰•威尔克斯，一个英国老牌“砸锅党”。这两位两百多年前的英国古人，一个称另一个是“流氓”，自然不足为奇。让人多少有点意外的是，“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句名言竟出自一位英国“自干五”之口，而被骂作“流氓”的那位英国“爱国者”却是一位“砸锅党”。这和我们中国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在我们这边，“自干五”是绝对不会把“爱国者”的帽子扣到“砸锅党”头上的，倒是“砸锅党”很有可能把“自干五”骂作“爱国贼”。 正是这个有趣的中英差别让我对约翰逊格言和威尔克斯事件感到了兴趣，感到有写一篇文章的必要。在两百年前的英国，“砸锅党”=“爱国者”几乎是共识，可见中英两国对爱国者、爱国主义的理解确实是颇为不同的。塞缪尔•约翰逊在《论爱国者》中写道，“爱国主义不一定要反叛”，“一个人可能厌恶国王，但依旧不爱国”，他这两句话是要表达骂政府、反国王的人未必爱国，但他的表述方式至少说明在当时的英国，像威尔克斯那样的“反叛者”、“厌恶国王”的人，不仅完全有理由以爱国者而自居、而自豪，而且也比约翰逊那样对本国赞不绝口、对外国不屑一顾的人更有可能被英国主流社会和英国普通人民视为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在中国人听起来，塞缪尔•约翰逊的话就显得非常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如果你公开批评国家和政府、经常传播“负能量”，如果你胆敢“反叛”、“厌恶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被骂作“汉奸”、“卖国贼”、“洋奴”、“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就已经是烧高香了，怎么可能反而被主流舆论视作爱国者呢——哪怕只是被人骂作“以爱国主义作最后庇护所的流氓”，也不大可能。事实正是如此，“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句英国“自干五”嘲讽英国“砸锅党”的警句，在中国一向是被反过来用的，它成了中国“砸锅党”嘲讽中国“自干五”的佳句。 约翰逊格言和“威尔克斯事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除了关于言论自由、人权、宪政之相互关系的历史启示之外，关于爱国主义也大有教育警示意义：其一，讲“中国梦”的未必比讲“普世价值”的更加爱国；其二，“呲必中国”的“砸锅党”未必不比“颂必中共”的“五毛”、“自干五”更加爱国；其三，刘晓波、许志永、郭飞雄、浦志强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贵的爱国者。这就是约翰逊和威尔克斯对中国当前爱国主义问题的几点启示。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7期

深爱如海 ——写在RemembranceDay 文、图：枫子（蒙特利尔） 11月的魁北克，在白蒙蒙的飘雪中，绽放着火红的罂粟花。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们一道，我们都在纪念一个特殊的日子：RemembranceDay，战争纪念日。罂粟花血色浪漫，戴上它，不忘那些在一战二战及各种战争中为追寻和平而流淌的鲜血和逝去的生命。 战争已然远逝，关于炮火纷飞中的点点滴滴，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够借助书本或影视作品来遥想和追忆。今年夏天，在巴黎荣军院战争博物馆的二战展厅里，赫见我喜爱的一部小说出现在反映法国抵抗运动主题的展品中：LeSilence de la Mer，中文译作《沉静如海》。这是一部写作于巴黎被德军占领的1942年的短篇小说，它远扬的知名度主要归功于2004年上映的同名电影。 电影《沉静如海》海报 有一段爱情，无需表白，不必言说，澎湃在心间却如海浪一般翻滚激荡。有一种爱情不能正视，也不敢承认，只能如深深的海洋一般静默沉寂，藏在心底。爱情本来是件美丽的事情，可是战争中的人们却要无奈地在一个荒谬的时代背景下经受人性的艰难拷问---如果爱上的是敌人，可怎么办？ 二战初期，法国沦陷。一个宁静的村庄里，爷孙二人的老宅被敌军征用了。一个德国军官被他所属的部队指派住进了这里。爷爷和孙女手无寸铁，却有尊严，面对这个不速房客，他们一直以坚定的沉默来表达无言的抵抗。然而战火的纷飞遮掩不了人性的本真，这位军官彬彬儒雅，礼貌有加，每天不顾爷孙的漠视，小心谨慎地出入，礼数周到地问安，还时不时将心底的话语以独白的方式娓娓道来：他谈论自己的生活、音乐，和崇尚的法国文化，他曾真诚地希望两国可以合作创造光辉灿烂的伟大文明，而当意识到德军占领法国的真正目的不是共建而是掠夺，他为此深深地痛苦和自责。从他的表白里，爷孙感知了他的诚挚和友善，渐渐了解了那纳粹军服下隐秘的内心世界。可失国的仇恨、民族的尊严使他们尽力克制着内心底里对他的接纳和认可，不肯正视他，也不肯与他讲话。于是这同一屋檐底下的三个人就一直戴着各自的面具，抑制着真情实感，固执地维持着这种僵持的局面。 军官尊重他们的沉默：“我之所以喜欢大海是因为她的宁静。我说的不是海浪，而是别的东西，神秘的东西，是隐藏在深处谜一样的大海。我很高兴能见到一位有尊严的老人，还有一位默默无语的小姐。” 随着时间的流逝，爷孙俩紧绷的心弦开始变得柔软，开始在心底里惦念着他，记挂着他。更甚至，女孩和军官竟在无知无觉间互生了爱慕的情愫。 没有语言的交流，没有身体的接触，能让两颗心灵产生碰撞的，那必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交集。当军官第一脚踏进她的家门，女孩正在弹奏着钢琴曲：巴赫的十二平均律——《C大調前奏曲》（Prelude in C major No.1, BWV846）。而这恰恰就是这个现任军官、曾经的作曲家最喜欢的曲子。对古典音乐稍有点了解的观众能够一下子分辨出，这首乐曲正是著名的歌曲《圣母颂》的伴奏音乐。法国浪漫主义音乐家古诺之所以能够将这首钢琴练习曲天衣无缝地糅合进颂赞圣母的歌曲里，正因为巴赫的音乐里面充满了圣洁的光辉。军官与少女的初相逢就发生在这颂歌一般高雅圣洁、古朴肃穆、纯洁宁静、虔诚明朗的美好旋律当中。巴赫的音乐搭建了他们的心桥，在音乐里他们惺惺相惜，心心相通。 圣诞夜，他亲自为女孩弹奏这首曲子。正襟危坐、面有正色的女孩，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乐音里，一颗封闭禁锢的冰心随着飞扬的音符渐渐消融，冷峻的眼神里开始有了春天的暖意，那一刻的幸福美好悄悄呈现在微微上翘的嘴角——这是她与军官共处以来唯一的一抹微笑。如果时间能够就此凝固，如果战争能够就此结束，如果双方不再对峙，如果和平就此降临，该有多好！唯有在这纯净的乐音里，女孩暂时忘记了被侵之辱，忘记了国仇家恨，一颗心随着音乐旋律轻舞飞扬，游曳荡漾。那夜，在她的心底里，满满地充盈着对军官相知相交相惜相许的恋恋情愫。当军官离去参加营队的圣诞晚会，她悄悄地来到他的房间，双手捧起他的围巾，贴在脸颊，贪婪地嗅吮着他的味道。她坐在他的床头，小心地摩挲着他的枕头，就像抚摸着他伟岸的身躯。她慢慢地躺了下去，手里紧紧劳抓着他的被单，就似依偎着他，把心底里隐忍已久不敢说亦不能诉说的爱慕完完全全地献给他。 喜爱音乐的人懂得，在音乐带来的共鸣里面，人们所持的不同政见、立场和观点都显得那么渺小，渺小得可以低到尘埃里。纯粹美好的音乐旋律有力量将敌对双方紧张对峙的气氛化解，如万丈霞光般照亮人们晦暗的心田。面对着一个对自己没有威胁，没有进攻性，还绅士风度十足，都共同热爱着巴赫的敌人，少女知道，这份爱无法用理智来泯灭。 电影《沉静如海》剧照：圣诞夜，军官为少女弹奏巴赫的钢琴曲。 人类有些情感是不可抑制的，不以人为划分的阶级界限为屏障，比如爱情。纯粹的爱不论目的，不问利益，因着某些共通的精神性，令爱恋的双方深深地沉醉于相知相通的快慰之中。爱情中来不得半点假装和伪饰，只有两颗心灵发出的电波一致，才能产生天崩地裂般的共鸣。爱情也是不能阻挡不可抑制的，爱就爱了，覆水难收。因此真实的纯洁的高尚的爱情，无论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的身上，都令人肃然起敬，给予祝福。所以《沉静如海》这部小说即便发表于巴黎被占时期的1942年，仍然获得了法国人民的理解和肯定。 盛产哲学和音乐的国度滋养着血液里充满理性与音符的国民，哪怕当他们的身份是侵略者，纯粹明净的音乐光辉仍然在他们的心底闪耀。这也是我偏爱某些二战电影的一个原因，往往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中，正是音乐化解了双方的敌视，甚至正是音乐挽救了很多宝贵的生命。在电影《钢琴师》（ThePianist）中，波兰犹太裔钢琴师为了逃避德军的追捕躲藏在一个被炸毁的楼房里，却仍不幸被发现了。那个身材高大的德国军官矗立在佝偻瘦弱的钢琴师面前，就似一个巨人之于一只蝼蚁，随便轻松地就能把他碾碎压死。然而当他得知犹太人曾经是个在电台演奏的钢琴师，便叫他弹奏一曲来听听。这回将敌对双方的心拉近的不是巴赫，而是肖邦。电影里犹太人为纳粹军官演奏的画面充满了讽刺与矛盾：钢琴上的军帽，一身戎装的背影，衬托着的却是一张蓬头垢面的犹太面孔。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经由那双久未触摸琴键瘦弱苍老的双手的滑动，叮叮咚咚地弥漫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随着那纯美旋律升腾在空中的，是在晨光中跳舞的尘埃，犹太人充满了光芒和幸福的眼神，以及德国军官脸上的一抹温柔。一首肖邦的钢琴曲，令他们暂时忘却了仇恨忘记了恩怨，冷酷的情感回暖到了人性真与善的本质。在音乐里，这副犹太身躯不再是德军刀俎下的皮肉，而那个纳粹军人亦唤醒了久藏的悲悯情怀。军官不仅没有将他缉拿在案，反而还给他送来了干粮和衣物，保住了他的生命。 电影《钢琴师》剧照：被追捕的犹太人为德军演奏肖邦的钢琴曲。 无论是侵略者一方的德国民族骄傲巴赫，还是被侵略一方的波兰音乐家肖邦，作为受全世界共同推崇敬仰的音乐大师，他们不再是狭隘的民族财产，亦不仅只是某个国家的私有财富，他们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藏。他们创作的音乐，是人类灵魂自然而普适的语言，具有足以粉碎各种罪恶的力量，洗涤着蒙在人们心灵上的尘埃，呼唤着人类所有的终极关怀。 这样想来，便也理解了常听到的一句话：热爱音乐的人坏不到哪去。也许正是音乐中纯粹、清洁的属性与人性中的真与诚相通契合，从而将人类善和美的本质提升了出来。所以我们常能看见一些看似矛盾、实则合理的现象：在血液中流淌着音乐旋律的德军身上，时不时会闪现一些与其冷酷外表与侵略行径不甚和谐的人性的光辉，比如那个挽救了钢琴师生命的故事。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二战时期，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也体现了音乐的这种共通性，那就是备受交战双方共同喜爱的《莉莉玛莲》（LiliMarleen）。它曾传遍了整个二战战场，甚至出现过战壕里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士兵同时哼唱此歌互相交战的情景。歌曲是以德语演唱的，很多同盟国的士兵其实并不懂它唱的是什么，可那忧伤的旋律仍深深打动了战壕里每一个士兵的心。一位幸存的英军士兵回忆道：“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德国士兵也在收听同一首歌曲，分享着同我们一样的孤独和渴望。那时正是1942年的春天，对阵双方的战士都远离家乡。”无需翻译，无需言语，大家都从这旋律中听到了相同的寂寞和忧伤，听到了对和平的想往和渴望，以至于同时产生了消极厌战的情绪。 在战争中，能教敌对双方产生共鸣的，恐怕只有音乐。 音乐是联通敌友的纽带，音乐是不便诉说的语言。在《沉静如海》中，当少女获悉军官的车辆被安置了定时炸弹，她多么焦急，多么担忧。见军官下楼准备上车，她眼含泪水，欲言却止，情急之下，激动地弹奏起了暴风骤雨一般的乐曲。那音乐里充满了焦灼和恐惧，如山呼海啸般一浪接一浪地扑来，拖缓了军官的脚步，最终使他幸免于难。 战争使他们成为敌对的双方，音乐却又将他们紧密相连。在巴赫的钢琴曲中互生爱慕情愫的少女和军官，本应享受爱情带来的幸福和欢愉，可不幸地，他们的感情里面被迫掺进了民族尊严与爱国立场，于是他们便在这段不能正视的恋情里面互相折磨，欲言又止欲说还休。年轻的大好时光就这样在隐忍克制间慢慢地流逝了。 看过一些资料，说战争结束后法国国内开展清算运动，其中一项就是将那些曾与德军有染的法国妇女剃光头剥光衣游街示众，不问理由。不禁发问：在那些被扣上与敌军通奸帽子的法国女子的故事里，我们能一味否认其中就没有过一些真挚的正当的爱情吗？记得曾经读过一句话：世界上一切皆可忍受，唯有咳嗽和爱。当爱情来了的时候总是势不可挡，恋爱中的人儿哪还管得了什么政见阶级观点看法。著名时装设计师CocoChanel在被质问二战期间与德军通奸的行为时，她说：“如果你已经50多岁了，还有一个30岁的年轻小伙子追求你，你还会去看他的护照吗？”不管她的话里有多少狡辩的成分，但我愿意相信，当一份浪漫的爱情来临时，没有多少女人还能够清醒地去辨别对方的身份和立场。 爱，本来很简单，很纯粹。可当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就多了一层悲剧的意味。喜欢这样一种关于“悲剧”的定义：悲剧就是将理性置于道义的两难，或将道义置于理性的两难（——学者林炎平）。在相处的半年时光里，少女将对军官的爱情深深埋藏在心底，哑人一般隐忍着沉默着，为了她认定的正确的立场，为了她心中坚守的道义。终于，军官要走了，即将奔赴那零下40多度的俄罗斯战场，奔向那一去无回的死亡前线。这一走，便是他们永远的诀别。这残酷的生离死别终于逼出了少女决堤的泪水，她踉踉跄跄地追出门去，站在军车旁，满面泪流，对着这个祖国的敌人、她的精神爱人，说出了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再见！ 电影《沉静如海》剧照：面对离别，少女终于对军官说话了第一句话：再见！ 战争，这样残酷。11月份盛开的罂粟花提醒我们：和平，这样珍贵！

东边日出西边雨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元月18日，应朋友之邀，参加“音乐舞蹈艺术讲座”。天阴，小雪纷纷飘洒，寒气袭人。讲座在杂志社不大的会议室，一些编辑、文友、读者畅叙交流，气氛热情洋溢，屋内温暖融融。期间有专业舞蹈演员、小提琴演奏者、芭蕾舞教师讲谈并演示，探讨中西方文化特征、音乐舞蹈的发展与异同，颇有益于深化艺术的认知。 劳动创造一切。中国何时有最早的舞乐？我见过青海出土的孙家寨彩陶盆，据考证是在大约5000年前，它展示了远古的舞蹈形象。画面上三组15位牵手舞人，虽没有乐手，听不见音乐，但仔细看集体舞蹈中，每个人身体形态的更换、队形和位置的变化、速度的快慢动作，都伴随着节奏强弱，离不开音乐的提示。可以想象，这一幅史前的精彩描绘，舞蹈来自于田间劳作、捕鱼狩猎的肢体运动的演化，表现的是黄河上游原始居民的丰收心情和宗教仪式。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大型编钟，埋藏地下2700年，至今还能演奏乐曲，证明春秋时期中国音乐已有了很高水平。 孙家寨彩陶盆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音乐舞蹈的听觉与视觉功能，是集中生活并加以取舍、提炼、升华的反映，也是这方面艺术家必具的功能。音乐舞蹈家不是人人可以当的，除了志趣所向，努力与否，还要有一定的天赋和客观条件，让天生嗓音不好的人搞声乐、腿臂短的人学跳舞，可谓勉为其难。“家贫不足以食”，又何谈艺术造诣？不是舞蹈音乐行家，或有“行外”浅见与感受。 曾侯乙编钟 一曰艺术的视听。音乐和舞蹈，有耳听与眼见之分，都会产生一种大脑的再思维。乐器演奏、音乐歌声通过听觉传入感官，舞蹈及各类剧种表演均属造型艺术，一般人似乎多倾向于视觉快感，也就是动态的事物，看得见的人物具体动作和各种场景。而综合的视听艺术，如歌剧、舞剧、音乐史诗、芭蕾舞、京剧等，能同时带来视听上的快感，更加引人入胜。 二曰艺术的感人。成功的视听艺术是感人的。刘天华的二胡独奏《病中吟》、《光明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贝多芬的《悲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能够引起人们心灵共鸣，经久不衰，是音乐艺术达到的最高境界。毛泽东一次临幸京剧《白蛇传》，看着看着竟默默落泪，当他见到法海强势拆散白素贞与许仙爱情，将白娘子残酷压在雷峰塔下时，突然激愤地站起来，指着台上说：“反动的封建社会不打倒行吗！”顿时，陪同观看人无不惊愕。领袖都被舞台的演员造型所撼动，这便是艺术的魅力。 俞丽拿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上 三曰艺术的雅俗。古有“高山流水”佳话，伯牙抚琴，子期能听懂音韵蕴意，士大夫与樵夫的“互动”说明，真正的艺术不存在贵贱之分，也没有国家的界限，而在于理解。像三峡民间长江号子能“吹响”国外、老舍的《茶馆》能在德国引起轰动一样。而又有阳春白雪之说，何为雅俗？没有雅，就没有俗，反之亦然，正如没有高即无低、没有热即无冷、没有长即无短，艺术与人也一样，大概都有雅俗两面，对立统一。作为文化一种形式的视听艺术，中国人可能欣赏不了芭蕾舞，西方人可能也不懂中国的“黄土高坡”，这是传统和欣赏方面的差异，而文化的内涵与本质是相同的。获得国际奖项的盛中国的小提琴乐曲、郎朗弹奏的钢琴，可能不被当今同样的青年人欣赏，他（她）们更爱听流行歌、摇滚乐。甚至有人不喜欢专业演出的舞蹈歌曲，却爱看东北扭来唱去的二人转。也不能说这就是俗不可耐，人的审美观、欣赏水平各有不同，还有艺术价值的取向。 长江号子演出 三峡纤夫 四曰艺术的真实。音乐舞蹈艺术，应该反映一种基本的真实，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应该有生活的影子。“纯艺术”的东西是没有的，也是不能广泛持久的，把神话演变为视听艺术，离现实太远，起码要贴切生活，给人以想象的空间。我喜欢中国的民乐、民歌、舞蹈，表现出的淡然与激昂、山川的壮丽、时代的气息、浓厚的民风、悠悠的情感，往往给人愉快与无限的思绪。当然也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茶花女》歌剧。六十年代初随大人看歌剧《蝴蝶夫人》，年纪小看不懂内容，但那首主旋歌曲，至今清晰回荡耳边，这是升华真实的艺术震撼。七十年代初中国引进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是“独树一帜”，演技不能说差，但两部剧都不是真实生活反映，“白毛女”完全是杜撰的故事，《红色娘子军》中许多原型和情节都是编的，放到舞台上，女人扛枪挥刀跳芭蕾，显得十分牵强蹩脚，内容脱离现实，形式生搬硬套，与《天鹅湖》等芭蕾舞形成强烈反差，不能达到艺术的和谐统一，缺乏芭蕾的视觉效果，这种舞蹈艺术的感染力和延续性可想而知。 《 蝴蝶夫人》剧照 芭蕾舞《红色娘子军》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刘禹锡这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春江日出，水面平平，走在岸堤，忽听阵阵歌声，轻年男女聚欢，对面踏歌，联袂起舞，又自然流露了情感漩涡。此诗妙在歌舞之中的无情与多情，显现了真实的生活本质，民间习俗与不俗的一种超然。也使人感悟到艺术的民族性，“东边与西边”历史文化的差异，传统不能丢弃，师学要“量体裁衣”，去其糟粕取之精华，才能融汇贯通…… 那天的讲座会上，文友介绍认识一位中年作者，是嵇康第67代孙。嵇康乃西晋“竹林七贤”之一，其人知识宏富，文章善于持论，析理绵密，辞采壮丽。大学时读过嵇康千古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字里行间渗透出不近世俗，不事权贵的文人风骨，令人赞叹不已。当日，我还拍摄了几位舞蹈音乐人的讲演照片，她们都很年轻，但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特配以拙文，是为写记。

中国之殇：贵族精神的消亡, 流氓意识的兴起 文：维杰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 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 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 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 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 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齐驾并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 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 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蕃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思想，大多数都是欧洲贵族创建的。 特别是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 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神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 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然而，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迸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 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中华文化的缺陷】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这是一种内在有严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带来人格的缺陷。 奴性文化只能培养出奴隶与奴才，培养不出真正的贵族。贵族追求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缺失独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说独立的人格了。贵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隶与奴才只会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苟且偷生，难以抵达高贵的境界。 谋略文化带来品格的缺陷。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诚信，谋略文化讲的是阴谋诡计，所以谋略文化与贵族精神背道而驰。 谋略文化信奉成则为王败者为寇，根本没有什么原则与道义，崇尚阴谋诡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文化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贵族，大致只会培养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这种文化注定了中国贵族身上软弱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在中国很难有胸怀坦荡的贵族，更难找到宽容仁慈的贵族。象曾国藩那样，身处腐败的官场，能格守品格洁身自好，成为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了。 【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实质上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尽管孔孟之道占据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终成不了一种宗教信仰。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什么子都有; 三字经，道德经，女儿经，易经，黄帝内经，也是什么经都有。 中国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什么神都拜，似乎什么神都相信，又似乎什么神都不信，大致就是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所以这种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比如，一边说: 天道酬勤，勤劳致富; 一边又为杀富济贫而喝彩。一边叫人要“坦诚相待”，一边又叫人“逢人但说三分话”。一边叫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一边又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最后只能抱定“难得糊涂”的理念做人了。“难得糊涂”反而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显然，这种文化造成了这个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难以从这种文化中得到坚强坚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难达到信仰的境界。 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坚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会有“道德一斤值几多钱?”的国问。有人概括说:中国的道德大致不会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说，在三十里之内，都是乡里乡亲，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 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什么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体的层面上，也难以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 一个民族是否能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取决于两个前提: 一是作为民众的个体来讲，是否有强烈的正义感; 二是作为民众的整体来讲，是否有相同的正义观。这两个前提显然都需要一种坚定的信仰，个体通过信仰得到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并获取不屈不挠的勇气; 民众整体通过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义观，这样才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 能担当起这两个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痛感： 中国人热衷窝里斗。为什么会热衷窝里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认为代表正义，结果只能用暴力解决，宗姓与宗姓斗，党与党斗，派与派斗，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乐乎。 文化大革命为同一种思想斗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显然是把邪恶的思想当信仰了。 所以靠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贵族，注定了身上的懦弱性。 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志极其坚强的贵族，但立足于这样懦弱的民族之中，个别人的坚强更是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就好比一只大象陷入泥潭里，奋力抗争只会加速它的沉陷，加速它的灭亡。 【从文学名着看中国贵族精神的缺陷】 读欧洲的文学名着，我们不难感受到欧洲贵族那种可贵的精神，诚信，道义，担当，勇敢，冒险，坦荡，宽容，凡是人世间高贵的品格，都可以从名着的里贵族身上读到。那种决斗的精神，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国贵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们从《基督山伯爵》里读到复仇的精神，也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精神。 我们从《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中，看到了那种贵族精神的大爱，那决不是靠灌输阶级斗争的仇恨而产生的爱，而是靠宗教信仰赋予的博爱精神。船长可以淡定地指挥妇孺先逃生，最后他自己更拒绝登上最后一艘逃生艇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即要沉没的船舱，选择与邮轮一起葬身大海，这种殉道的精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 对比我们的克拉玛伊剧院大火，“让领导先走！”，那是何等的悲壮与伟大！ 转过来看我们的四大名着，《西游记》《水浒传》，主题就是宣扬流氓意识，造反有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衔太小了。 《三国演义》虽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忠诚。然而“桃园三结义”所宣扬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不是以道义作为结义的根基，而纯粹是以个人的恩怨作为结义的纽带，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会结义的模式。《三国演义》更把一个集阴谋诡计于一身的诸葛亮，塑造成中国的智慧之神。诸葛亮除了贡献出阴谋诡计之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三国演义》把他当作智慧之神，把中国人引入了文化的误区，把阴谋诡计当作智慧。 欧洲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认定阴谋诡计就是力量。 《红楼梦》是一部真正描写贵族生活的名着。然而，我们从这本书里，读到了什么样的贵族精神呢? 只读到贵族的胭脂味，读到贵族的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的诗文，整个大观园就是纵情享受的乐园，除了勾心斗角，就是纵情享受。我们读不到一丁点的贵族精神，勇敢? 冒险? 坦荡? 担当? 宽容? 仁慈? 一丁点都没有。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着作中读到追求卓尔不凡的贵族精神，但却不能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到什么贵族精神了。文化的衰败，实质上也代表贵族精神的衰败。 【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 然而，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终于迎来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那是因为历史的契机，让中华民族一度获得了生机。 那是新旧文明交会的时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强悍，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失去了枷锁，得到了自由，因此获得了生机。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引发中华民族的精英蜂拥而出，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道。 中西文化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贵族，中西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们即具有东方谦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堪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 那是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新生的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度人才济济，让世人为之赞叹。那一代的精英，以他们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 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调，也让后人为之倾倒; 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 那是中华民族贵族精神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然而，悲怆的是新生的贵族旋即就被消灭了，象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过，只给人间留下闪亮的一瞬间。那是另话。

欧洲一年 文、图 / 枫子（蒙特利尔） 岁末年初，很多人都在写自己的New Year’s resolution（新年愿望）。这样的愿望一般都是很具体，很量化，写者情也切，意也诚，真的以为在将来的一年里这些美好的愿望可以梦想成真。 我呢，在这样辞旧迎新的季节里，也常会不由自主地被这气氛带动着做做梦。其实不要说新年愿望，我在一年里的很多时候，也常常做这样的憧憬： 第一个很量化的愿望，就是等宝宝年满12岁，我就可以丢下他自己在家，放心无挂地去听音乐会了。那会儿连法律都管不着了，我爱听到多晚都行，周末出去一整天也没问题。那将是多么奢侈宝贵的自由啊！现在宝宝还小，我每年给自己定下的音乐会场次不能超过5次，因为只有一两个朋友可以托付，所以我一定要精选再精选那些演出节目，细细研究小心甄别，然后才会郑重其事地在电脑上点击那个“购买”键。而每一次把宝宝托付在朋友家自己冲进夜色的“出逃”，于我都是那样的激动振奋、难能可贵！ 第二个很量化的愿望就是等宝宝年满18岁，我就可以永远地“出逃”了！这样的美梦做做都令人振奋：想象着宝宝一迈进大学的校门，我就急不可耐地收拾好自己那尘封多年的行李箱，对过去18年来专职妈妈的工作做一次永远的告别，然后穿上牛仔裤，蹬上旅游鞋，身体那样轻盈，心儿那样自由，快乐轻松得像一只小燕子，唱着我17岁生日时唱过的那首歌： “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裤，装作若无其事的告别，告诉妈妈我想离家出游几天，妈妈笑着对我说，别忘了回家的路。” 而那时，我则是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告诉宝宝：妈妈要离家出游几年，你要照顾好自己哦！ 仿照彼得·梅尔的A Year in Provance《普罗旺斯的一年》，“离家出走”后，我也为自己设想了A Year in Europe，一个“欧洲一年”的美梦—— 在梦里，我将尽情挥洒那18年来从不曾奢望的、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宝贵时间，我将去那些一直叫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住下来，住上它满满一年，把自己当做本地人一样，即便是在租来的房子里，我也要插满鲜花，开灶做饭，认认真真地展开一段新的生活，彻底放逐一下我那久锢腐钝的心灵。 那个浪漫美梦将从冬天开始。 12月份，我潇洒地挥别魁北克的冰天雪地，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到了意大利托斯卡纳的艳阳下。是两部女性题材的美国电影让我对托斯卡纳深深地着了迷：《托斯卡纳艳阳下》（Under the Tuscan Sun）和《给朱丽叶的信》（Letters to Juliet）。对我来说，喜爱一部电影有时并不是因其好看的故事情节，相反，往往就是一些没那么紧要的元素，比如配乐，比如画面，比如布景，比如道具，甚或是一晃而过的路人甲或道具乙，却正是深深吸引我的主要原因。对我来说，这两部情节简单气氛轻松的电影，简直就是托斯卡纳旅游局委托好莱坞为其拍摄制作的风光大片哪：那辽阔无际的一脉平原，那明晃晃金灿灿的绚烂阳光，那和煦温暖的醉人微风，和那微风吹动橄榄叶而折射的闪闪银光。那些中世纪的古老村落，那些温暖色调的古老房舍，那些叫人眼花缭乱的周末集市，那些琳琅满目的土产特色……所有这些，都叫我心心向往，热切渴望！当然更少不了那著名的托斯卡纳美食，那可是法国大餐的本源，要不是当年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的公主将作为陪嫁品的托斯卡纳厨师一同带去法国皇宫，法国人还不知要继续吃上多少年的手抓饭呢! 我将在这里租下一间农舍，作为我欧洲一年生活的基地。我会去市场上买来当地土布织成的床单被罩，窗帘桌布，令我的陋舍顿时充满了温暖的本土气息。我会把从集市里淘来的静物画和风景画挂在墙上作为装饰，我相信骨血里浸润着千年文明的意大利人，哪怕是普通匠人描绘出的画面亦不会俗气到哪里去。我会用晾干的或新鲜的食材香料将橱柜和冰箱填满，像当地人一样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烹饪每一顿美食。我还会储备百十来瓶各色好酒，用以佐餐煮菜不同用场，就像我要在这里住上很久似的，用也用不完。 在托斯卡纳，我要亲眼“看一看”安德烈·波切利那嘹亮的意大利男高音——他的歌声总令我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生动流淌的意大利乡村景色。我也要亲自去“闻一闻”那挂满枝头葡萄的紫色——每当我品尝意大利红酒时总似闻到了那果肉和果皮不同的味道和颜色。我还要学说几句简单的意大利语，跟那些又淳朴又不靠谱的意大利人交交朋友，学着他们的样子对一切都不当真，忘掉规则和戒律，培养一种潇洒放松的人生态度（譬如把交通灯的黄色看做是装饰品，把交通灯的红色当做是一种建议）。当然，最让我憧憬的还是参加他们的露天餐舞会：橄榄树下，铺着花布的餐桌上摆满了从托斯卡纳肥沃土地里可以收获的一切：鲜花，水果，腌橄榄，晒番茄，色拉，面包，香肠，红酒。眼前是帅气的意大利男人和漂亮的意大利女人，耳边是刀叉酒杯的碰撞声，人们的笑语和欢声，和曼陀林演奏的浪漫琴声……就这样我把自己扔在托斯卡纳的土地上，彻底放肆，没有节制没有顾忌地享受生活，享受美食，慵懒惬意，不顾后果。 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剧照 当春天来时，我就继续南飞，去欧洲的天涯海角：西班牙。西班牙吸引着我的，不是斗牛，也不是火腿，而是一支曲子，和一部电影。 那支曲子已经在我灵魂里驻扎了20多年。小时候，弟弟的吉他弹奏曾一度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甚至都能熟练地运用轮指，甚至都敢演绎那首最著名的吉他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那首曲子是那样地忧伤和惆怅，凄美的旋律里面仿佛纠结缠绕着那样多欲言又止的过去和回忆。于是阿尔罕布拉宫就成了我一个想往，格拉纳达那座摩尔人的皇宫便成了我一个梦想的所在。 有时候，我更愿意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旧时的争战与侵略：想想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就不可能有大翻译运动及其带来的最直接辉煌的结果：文艺复兴运动。如果没有土耳其军队的入侵，那么维也纳人还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品尝到香浓咖啡的滋味，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听到莫扎特那优美的歌剧《后宫诱逃》和《土耳其进行曲》了。同理，如果没有当初北非摩尔人在格林纳达建立的阿尔罕布拉宫殿，那么今天我们也就听不到这首世界上最美丽的古典吉他名曲了。 这首吉他曲是那样的婉转惆怅，以致我一定要追随着那悠远的旋律亲自去到阿尔罕布拉宫，我想坐在夕阳中的古老城墙底下，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心来感受，那掩藏在旋律背后的时空交错，那古今东西的交织穿越——想想就在这座宫殿里，汇聚着那样多不可思议的冲突与矛盾:欧洲与非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西班牙和阿拉伯，鼎盛和衰败，辉煌和落寞……置身其中，史书上的那些记载一定会鲜活跳荡生动活泼起来：伊莎贝拉女王，哥伦布，新大陆，西班牙王室；非洲，阿拉伯，摩尔人；再扯远一点，还可以想想北非谍影，卡萨布兰卡…… 正如奥尔罕·帕慕克在其书《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回忆》扉页中的题词：“美景之美，在其忧伤”。能够折射出这样情绪的历史遗迹是我喜欢造访的地方。 阿尔罕布拉宫 西班牙吉他曲忧伤却也浪漫，明朗却又暧昧。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塞罗那》（Vicky Cristina Barcelona）中，正是那柠檬夜色中浅酌低吟的吉他曲，成了神奇的催情剂，叫那理智现实的女大学生爱上了那个浪荡子画家。且不论真实生活中的伍迪·艾伦是伦理丧尽也好，道德败坏也罢，他的城市系列电影里呈现出的那份对梦想的纯真追求，对艺术的痴狂热爱，都是那样地执着和真诚。他在《午夜巴塞罗那》中呈现的对西班牙、在《午夜巴黎》中呈现的对巴黎那份最真切的向往和描绘，就如我现在正在写作的这篇“欧洲一年”，巴不得把自己喜爱的东西全都打包装在一起来品味来饕餮。于是，巴塞罗那成了我要去住上一段时间的必选城市之一。在那，我要坐在街头巷尾聆听所有的西班牙民间吉他曲，我要访遍高迪的所有建筑作品。我要用整个春季来研究琢磨西班牙人血液里那份艺术天赋和创意从何而来，为什么我最崇敬的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和达利都来自这里。 6月份，我要北上去到奥地利，在那里度过整个盛夏。避暑还在其次，主要是去赴两场音乐盛宴。这是多年来驻扎在我心底最热切的梦想，我一定要追随着他们，去现场聆听我最挚爱的施特劳斯和莫扎特。 Andre Rieu的“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队”是画家苏凤介绍给我的，她发来的链接是他们在柏林的一场音乐会：La Vie est Belle。一个小时的演出我是一口气看下来的，直看得我血脉贲张，泪花四溅，这真是一场视听的饕餮盛宴哪——乐队成员一律欧洲宫廷风格打扮，连谱架都是铸铁花艺的。潇洒的Andre Rieu既是指挥又是主持人，同时还是第一把小提琴手，长发飞扬，激情四射，简直就是当年维也纳的约翰·施特劳斯的再现。演奏的曲目尤其是我至爱的：有我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上听到的那首Lara's Theme；有刚来加拿大时陪伴了我一个春天的Ramona；还有那些我一直喜欢的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悠扬曼妙的乡村民谣，和欧洲古典乐曲。Andre Rieu把这些耳熟能详的曲子演绎出了他们自己的风格：有时似交响乐般雄浑壮阔，有时又似曼陀瓦尼乐队那流水般的轻盈，又壮丽又浪漫，又抒情又辽阔。听得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不能自拔：有情人在那浪漫的氛围中禁不住拥吻，有故事的人止不住热泪盈眶，有激情的人当场跳起了华尔兹，不相识的左右邻座手牵着手一同与台上共鸣和唱。 在Youtube上看了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多场演出，每一场都有不同的呈现和惊喜。所以我希望能有一段自由的时间，专门追随着Andre Rieu乐队，置身现场亲耳聆听，真实地虚拟一把那场盛宴，那场梦幻。 Andre Rieu 在奥地利我还要留出一整月的时间，将“萨尔斯堡音乐节”（每年7月底至9月初）从头至尾感受一番。一直那样挚爱莫扎特，他的作品永远是我生活中的主旋律：无论是歌剧还是合唱，无论是协奏曲还是奏鸣曲，无论是宗教音乐还是世俗流行乐曲。听他的音乐时，我的思绪总止不住游弋四散，古今穿越：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宫廷乐队，假发套，古典音乐，德国歌剧，维也纳，萨尔斯堡，海顿，萨列里……我相信这些对莫扎特音乐不着边际的浮想与联系，都能在他家乡举办的这个音乐节中找到蛛丝马迹，从而可以帮助缕一缕我这纷乱的思绪，也能帮我在那些音符里找寻艺术的真谛。 当秋天来临，我于是告别北地，再辗转回意大利。我发现，我的艺术之旅虽是性随所至，随心所欲，但其实它始终离不开滋养艺术的这片丰饶沃土。千百年来，意大利自我更新，自我丰富，任何最具想象力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形式都出自这里。我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被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家们所深深折服：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因此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原梅迪奇家族的办公室、现在的乌非奇博物馆，一直是我要顶礼膜拜的艺术圣殿，那可是集聚文艺复兴所有阶段所有形式艺术品的聚宝盆啊，据说如果把乌非奇博物馆地下室的藏品搬出来就可以在纽约举办整整5年的展览！我要在梅迪奇的佛罗伦萨住上一段时间，双脚实实地踏在中世纪铺就的石板路上，亲身穿行在中世纪筑就的长街窄巷，亲手抚摸骑士们守护过的城墙，用眼、用心去观瞻和铭记人类历史上那场最伟大的复兴运动中产生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而另一方面，我却又被现代艺术那非凡的破坏力和创造力所折服。古老的意大利不是躺在故纸堆里的废墟和遗产，而是鲜活地激荡着时代最前沿的创意和时尚。那个在现代设计界比肩万国博览会的“威尼斯双年展”是我魂牵梦萦多年的一个想往，对于这样世界顶级的创意设计展览会，匆匆而过走马观花绝对是对它的侮辱和不恭！我一定要在威尼斯住下来，将展册仔细研究一遍，认真细致地去观看那些当今世界上最前卫的时尚设计：无论它是一把废铁铸成的椅子，还是一只造型独特的灯泡；无论是一件怪异荒诞的装置艺术，还是令人费解的行为艺术……我都愿抱着一颗宽容的谦逊的心，把这些作品认真钻研细细琢磨，因为我知道，所有明天理所当然的事物，都是从今天莫名其妙的发明和创造演变而来的。

中港命中非一家，相生自始已相克 文：粱基荣（蒙特利尔） 当三百多年前英国刚进入工业革命之时，探险船在发现中国和印度两国封建大国的存在后，对极需市塲和资源的她，俨如拾获贵宝般回国。当时的英国人对待两国的关係，当然不仅以旅游圣地来草率看待，因为稍一不慎，不只做不成生意，国家兴衰都在此一举。有时候，我们思考问题可以不同角度出发，除了以自身的正方入手，有时亦可以由对方的行动来看同一件事情。面对中印两个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英国人深知，除了仗依先进科技的硬件外，亦要有透彻了解国情和文化特性，才可针对性入手做到生意。因而，我们以这国度入手看看三百年前的英国人如何技巧地制定政策食这两个大饼。 东印度公司 首先，在印度的数百年大地上曾出现多个王朝，其中最出名的是由蒙古人子孙建立的蒙兀儿帝国(1526-1858)，由沙贾汗下令筑建的泰姬陵更家喻户晓。而在这幅员变化极大的国度，不同政权曾以不同语言和宗教担纲。除此之外，地域领袖跟中央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异化。因而印度人在自我历史观中，大一统的概念不强。况且，不同宗教各有各自对人性的倡导要旨和哲学意义。因而，英国人意识到，印度人根本无法自我团结起来，只要不跟各地区的宗教硬碰，印度人是可接受不同民族作管治者的，因而断定这偌大的国家可直接殖民化管治。另对，英国人亦发现，印度不同宗教之间的仇视，比对来自外地的英国人更甚。所以，英国人在仔细研究兼确定方针可行的盘算下，採用直接式管理的方法来成立股份合资制的东印度公司(1600-1858)，在诸多商业范畴中制定专利来赚取利益，部份则分给区域领导，让生意模式穏定下来。而印度人对英国人的殖民化只作适度反对，直到今天，印度人之间的交谈亦多用英文。在两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英国自身兵员不足，亦是依赖这人口大国补充兵员。在大战后，亦正如英国人所料，印度要求独立虽然成功，但不久，积蓄巳久的宗教原则对立马上爆发，更陷入内战分裂成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个国家。 租界和买办阶层 相反，英使马戛尔(1737-1806)在觑见乾隆王时被要求三跪九叩，见尽天朝大国的气派时巳知，以历史角度思索，中国在秦汉开始，巳有国家大一统的意识，根本不想亦不需要跟外国贸易。虽然历史长流中偶有外族入侵，但外来政权亦要崇尚儒家文化才可站得穏。所以，英国人知道，以一个完全文化迵异不同的殖民政权，根本不能消化这样的一个大国。另一方面，英国人亦观察到中国政权对敌对派系的残酷，在中国这样複杂的官吏游戏中压注，随时一荣皆荣、一损皆损。同时，官商鈎结的贪污腐朽之极，令这封建大国毫无商业市塲制度和法治可言，全是人治。因而，在一往无前直接进入开闢商机和迀迴小心见步行步两者当中，英国人选择后者!有别于直接跟中国大陆各界交往，英国人在长江口和广东一带建立租界和买办阶层。由这地区产出来的人为英国人作中间人交易。何东家族和上市公司利丰，都是以这模式发迹的代表性名字。但这模式有双重意味，随了减低直接处理中国式问题的风险外，英国人在租界讲究効率和法治产生的结果，俨如置放一个可靠可信的夹万在一个开关无准的夹万侧，人性结果自然是赶快把珠宝由无准的搬到可信的一方。这样，能在中国鳄鱼潭发迹的权贵，碍于对自身安全的不踏实，自然想辬法，把财富搬到租界领域来。滙丰便是这世纪大茶饭的一个受益者，当年内里有大量军阀的存款!因而，英国人在香港和上海，尤如放置两个聚宝盘一样，把成个国家的财富都吸过去。但对于大陆，则长远像有个黑洞在前箝制一样。香港的繁荣，便是确立在这买办模式和租界繁荣之上。 数百年过去了，殖民地的历史的亦宣告结束，但近年中国彰显出来的腐朽问题比明清年代的更夸张。这十多年，国内较有身份和能力的人都和数百年前一样，尽快把钱调到香港或外地。因为大家都心裡有数:「钱调到外地才保証是你的，财富留在国内随时只是暂存」。如是者，在中国大陆未有自我制度改善之前，中港两地拼在一起，根本是两个只可容一个。近年，令人更忧虑的是，开关无准的夹万主人，在既无法自我优化亦无法改变人心归向之时，严捉中饱私囊拿的一伙是意料之是，但亦可会羞恼成怒出动大斧头把好的也砍到碎成一块块。今年中国开始严厉打击贪污，但这亦预示，她会以何种思维来对待「佔领中环」等行动，这些事件可能巳预示香港的未来! 本文作者

蒙城华人画家王安东先生的画廊即将开业迎宾，定于7月25日周六下午2:30举行开业酒会，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往参观助兴。

海的深处 文：李颖（蒙特利尔） 小时候的很多个夏日午后，我爹总喜欢拿着一本童话书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读给我和妹妹听。有一年一位作家叔叔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安徒生童话，于是他最爱读给我们听的故事，就成了海的女儿人鱼公主的故事。我们都被人鱼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但在没有被荷尔蒙冲昏头脑的年纪，我无比诧异她竟然能为了一个刚刚认识的陌生人放弃一切包括让我羡慕的潜入海底的能力？ 我爹很不负责任地解释说，这是爱情的伟大和生命的勇气，我和我妹惊讶地看着他漫天抒发完全意识不到他的诗人情怀是造就了我和我妹以后的任性人生的罪魁祸首。藉着他的文学背景，他总能把故事解读的很美，那时候的我，对美人鱼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在我心里，大海的深处，就成了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12岁的夏天，我爹第一次带我去看海，看着有人好像人鱼公主一样在海里游泳，我非常倾慕。要求了几次，我爹却坚决制止我下海，我痛心失望地问他：游泳都不敢吗，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因为这句话，爆发了我和他有史以来的最大冲突，他花了很长时间的跟我解释下海会生病而且对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女孩该有很多危险，可我不想听我只想像人鱼一样在海里游泳。于是他又给我讲了韩信受胯下之辱也要活下去的例子告诉我勇气没有那么重要，我听了以后不屑地说：我为什么要变得跟他一样无耻。他终于失掉耐心，把我推进房间去面壁自首。几个小时后他把睡着了的我叫出来，在晚饭前不甘心地最后一次问我，你要勇气还是要性命？我倾尽全力，用了让他震惊的决绝说：我要勇气，我就是要在海里游泳！大学快毕业的那年夏天，我爹专门带我去海边游泳，夏日的海风吹着，还不会游泳的我躺在游泳圈上被他在海里慢慢地推来推去，他很幸福地问我：很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爸爸带你一起在这片海里游泳吗？海是灰色的，天也是灰色的，我盯着大海深处的海天交界线郁闷地想，在你看来，我这就算在海里游泳了吗？ 毕业后没有多久，脱离了父母和被他们严密监护的环境，我就在McGill的游泳池里自己学会了游泳，然后顺理成章地加入每年冬天飞去南方拥抱大海的人群。加勒比海域常年是差不多快体温了的艳阳天，太阳总是热烈执著地把我们从北方冬天带来的寒气烤干。一汪海水明媚闪耀地诱惑着，让人忍不住有立刻跳进海里被水环绕的冲动。被这样温暖的海水拥抱着，有好像回到前世故乡的那种归属感，又好似婴儿一样重新回到子宫的安全感。 有一年在墨西哥的Cancun海域玩一个Hobie Cat帆船，一个大浪打过来，差点把船打翻。我跟着歇斯底里地大叫，朋友淡定地微笑着调侃说，你不像那么没有guts的人吧，怕什么呢。我说，听说深海区有鲨鱼，我怕会在我掉进海里的时候把我的腿咬掉。他大笑着告诉我，那只是好莱坞电影里的童话传说，我带你去看看真正的鲨鱼和他们的家吧。看着加勒比海特有的碧蓝的海面，很久很久以来对大海深处的向往和对美人鱼的迷恋一起助长着我越来越强烈的潜入海底看看的决心，而克服恐惧和挑战自己极限的欲望，是我随时都有终生不熄的冲动，于是我欣然同意。 我们先去找宾馆的潜水教练 Leo在游泳池里帮我上几个小时的初级速成潜水课。Leo是个哥伦比亚男人，他在加勒比海阳光灿烂的下午，独自沉默地坐在碧蓝的游泳池边的一堆潜水器材边上，被阳光tan过的深棕色的皮肤，高棕的鼻梁和西班牙裔男人稍微带着的一点点婴儿肥的脸庞。他总是眼神里带点困惑，或者说淡漠地望着远处，跟周围那些来度假的习惯于只关心利益的城市男人脸上的浮躁世故或者松松垮垮完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只看他一眼，我突然觉得似曾相识，在一个瞬间，我甚至有种想走进他的世界，看看他在想什么的冲动。初学潜水的种种不适，和我所有关于水进了眼睛或者潜水瓶太重了砸到我的脑袋的小女孩式的担心，都被Leo温柔地缓释。 仿佛一面天天面对的墙上突然被Leo开了一道新的风景独特的窗，背着压缩空气瓶潜入水中的霎那间，我就把思维全神贯注地放在了活着的那一刻，开始从新学习和关注已经习惯到成了生存本能不再关注的事情：呼吸练习。因为深水中的任何一点呼吸上的差错，都是致命的。在岸上，那些潜水器械太重了，为了背起它们，身上常常好几处被器材撞得青紫。但是一旦进入水里，我就迷恋上失重的感觉，那些沉重的仪器在水的浮力下，一下子让人觉得身轻如鱼。我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的一切。短暂的培训结束后，Leo带我们出海去潜水。机械船开出离海岸线很远的地方，到了一个火山形成的暗礁，我们抛锚停船，我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背着沉重的潜水仪器小心翼翼地扑进海中。 音乐，灯光和水中，都有在感官上让一切的世俗和平庸在瞬间洗净铅华的魔力，而潜入水中，好像在刹那间走进了一个一切都裹着淡蓝色调的童话，或者很远很远的另一个星球，潜水员们自由舒展着人鱼一样的优雅身体，和水中各种奇异的生物，都是童话里的主角。在海中既要密切关注压缩空气的用量和海洋激流的方向，但因为Leo在我身边，感觉到他沉静淡定的存在，我就能克服一切恐惧。我在深海中挣扎着追上他，自然而然地拉住他的手，全神贯注地由他牵着向我展示他的世界：天使鱼，Frogfish, 海马，水母， Eel, Ray，榔头鲨鱼……我们仿佛牵手一起游走在一个童话里。有一条puffer fish一直好奇地追着我们，匆忙诧异的样子，仿佛是童话世界里最可爱的回声和证明。其实大部分海洋生物和漂亮的鱼群，都集中在浅海30英尺左右的地方，因为那里阳光充足，有具备形成完整的食物链的一切条件。在潜水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海洋深处是最没有可能进化出智能生物的地方，在水里做什么都不方便，我想告诉Leo他有多棒可是只能忍着，因为讲话进水。这让复杂的文字积累没有了可能。海洋生物大多居无定所，让持续发展没有了可能。海水中的氧气含量大大少于陆地空气的氧气含量，这让大脑的进化发展和一切的工业化没有了可能。所以，一直困惑我的美人鱼的故事，也只能永远都只是个很美的童话故事了。但是相对于陆地上动物之间的复杂的情感和动物群政治，海洋生物其实是最没有阴谋的，它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而海洋生物中最聪明的海豚，却需要上岸呼吸和求偶。 仿佛阿凡达在另一个星球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个躯体，我痴迷于在水里的刹那间就进入另一个星球跟人世喧嚣恍若隔世的感觉。但是两罐压缩空气很快就用光了，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岸上。隔着海水的媒介，我肆无忌惮地凝视着Leo的脸，回到阳光灿烂的海面上，一切陡然变得拘禁怪异，在孤独的水中对一个人产生的感情，到了人声鼎沸的岸上，能持续多久呢？Leo望着远方海的深处，眉宇间依然是淡淡的忧郁，可是我突然了解了他的世界，看到了他的目光落在的远处所看到的一切。 加勒比海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穿过度假村里一个长满鲜花的花园去跟Leo告别，我拉他来我怀抱里作法式腮吻， 然后告诉他我还会回来，你会一直在这里吗。他拍了拍我点头说会的。回家后我似乎还长久地生活在那种失重的感觉里，报了潜水班，然后级别越来越高地考了上去，我甚至动了考个教练证书去南方海域作潜水教练的想法。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个黄昏落尽的傍晚，我都潜在游泳池的深水区回忆和向往海的深处，仰头看表面上一个个穿Bikini的女孩美人鱼一样缓缓地游过。 仿佛过了很久很久，终于又是一年飞去南方的季节，我准备好了潜水器材和潜水证打算从新回到Leo做教练的那个度假村，走前不经意地在网上搜索了Leo的名字，潜水新闻里突然出现的一小段西班牙文，似乎有Leo的名字，帮我翻译的朋友突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问：你认识他吗？他是你什么人？我说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原来Leo在加州跟一群人一起租了一条渔船出海潜水，入海的时候每个人都以为会有其他人留在船上，就都整理好器材迫不急待地跳下水去拥抱大海。潜水以后他们每个人都安全地返回，这时才发现渔船不同于潜水船，船体太高了根本爬不上去。在作了种种努力和尝试以后，在船体上充满了他们尝试爬上来的划痕以后，因为缺水，因为疲惫，他们一个接一个松开了抓着渔船的手，离开了人世，只剩下一条毫无人迹的渔船，无声无息地在水上漂流。 终于还是没有等到下次见面，Leo就这么永远地留在了他深爱的大海。而我，却继续了我的潜水之旅，一年又一年。在Cozumel, 在Key West, 在古巴，在巴拿马，在Costa Rica, 在Belize蓝洞，在加州……在每一个可以走进大海的深处的地方，我都背着压缩空气瓶娴熟地翻身入海，去寻找Leo的世界。在古巴Veradero的海里，我凝视着一只从头顶游过的最大的海洋生物Manta ray, 在一刹那间感觉到了百年孤独；在加州，两个迎面过来的姑娘突然出现在视野里，飘散着海藻一样的长发，好像真的遇到了童年童话中的美人鱼，在水中，她们流露出的那种我们同是人类的默契微笑，瞬间点亮了我的心情；在Key West, 我的diving buddy在潜水的时候突然感到不适吐了，一群彩色的热带鱼立刻环绕了他，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只见他站在水中，一缕阳光穿过他棕色的头发，阳光里的他，鱼群怀绕，云雾飘飘地站在逆光的地方，好像神仙下凡；在Cozumel,我和我的diving buddy被巨大的洋流冲散，在深海中，我只好孤身上岸，一秒钟一秒钟地数着时间等着他浮出海面…… 距离第一次跟Leo潜水的7年以后，我在牙买加海边穿着旧潜水衣带着怀孕5个月的肚子在风暴里把一只刚刚玩过的sunfish帆船费力推上岸。一群刚刚潜水回来的人从我身后的海里走过来。 想去潜水吗？一个被太阳晒得皮肤黝黑的男人看着我问。 现在不行。我回他说。 以前有潜过吗？他没有走，站在我身边一边帮我推船，一边问。 看着海洋的深处一片云被风暴吹上来，迅速地变幻着竟然越来越像极了望着远处沉思的Leo, 我怔住了，慢慢回答他说，曾经。 泊了船以后，我没有跟着沙滩上晒太阳的人一起散去。在越来越大的风雨中，我默默地坐在沙滩上看着远处。从大海的深处涌过来的浪似乎越来越高，风暴也似乎越来越近，但是，我想我已经到过海的深处，不用再困惑大海里有什么了。在远离人世喧嚣和人类文明的大海的深处，致命的绚烂后面，却充满了随时可以致命的危险。深海无际，时间无限，可是我们，却是如此脆弱，如此短暂地存在于自然的怜悯之下。向所有有勇气远离人世喧嚣，孤身探索自然，热爱自然的人致敬……

李承鹏：两件兵器 有一天手欠，不小心按到了CCTV4，看奥巴马正在就物价、医保、就业等一揽子计划跟国会背书，慷慨陈词之际，一个议员大咧咧站起来打断：你在撒谎……那一刻，奥巴马像个没交作业被老师抽到的差生，喃喃地不知该说什么。那议员一通喊叫之后也不给面子，坐回椅子自顾玩手机，会还没结束，拎包走人。 我又切到CCTV1,—位中国官员义正词严地说，不要简单对比不同背景下的价格差异，充分的数据表明，中国油价并不算高，新的价格机制正在形成。下面听者频频点头，主持人适时回到演播室宣布民意调查，86%的群众对新的价格机制表示理解。 你看，前一个总统是多么的傻逼，后一个官员是多么的牛逼。可别人因为总有傻逼兮兮的总统才显得牛逼，我们因为总有太多牛逼官员，就显得傻逼。 不要说“新的价格机制”这样的文言文好么？其实就是涨价。其实我对涨价没意见，我只对涨的风格有些意见。总是放出一坨又一坨的专家跑大街上宣布“近期内不会涨价”，三天后就涨了。以后《现代汉语词典》该修改关于“近期”的词条：三天内曰近期，第四天是中期，第七天才敢叫远期……涨就涨，别偷偷摸摸的，如果总是零时零分零秒一起动手，那不叫涨价，叫起义。 中国人的智商一直在跟价格赛跑。气价涨了，小学常识课“地大物博，天然气储量世界前列”被颠覆了。电价涨了，报纸上“三峡大顼建成后电多得用都用不完”也翻篇了。菜价涨了，实地去菜篮子基地一看，奶奶个腿儿的，早变房地产施工现场了。水价、米价、药价……所以称我们的祖国为贵国是有道理的。贵国的逻辑一向是：天气原因造成了减产，全球变暖导致枯水，雪灾冰冻让地下输气管迸裂，所以必须涨价。我看不下去了，总把老天爷当被告，还想他老人家罩着你？ 问：为什么喜欢涨价？答：因为缺钱了。 问：为什么收那么多税还缺钱？答：开始只是安些天价吊灯，后来要送子女留学移民，再后来还得在床下藏它个十亿八亿，再再后来发现，为了国内国外之稳定，不造航母看来是不行了……总之这里跟其他国想法并不相同，其他国为了稳定就尽量不涨价，这里为了涨价，必须想法稳定。 又问：不是要以人为本吗？ 答：在中国，以人为本=本人以为=以人为笨=笨人以为。 最后问：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答：呆货，你得学会断句，其实那是——喂，人民，服务。 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不少群众欢呼国家拨出四万亿救市，专家也跑出来论证“体现集中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其实四万亿是这样的：印钞厂开足机器印了四百亿张老人头，先流进了央企甲，央企甲炒高房价后钱就流进了央企乙，央企乙说房价高导致炼油成本高，涨了油价再转到央企丙，央企丙说油价高导致物流成本高，就涨了票价，央企丁说票价这么高，显然得涨一涨钢价……依次催动了蔬菜价、药品价、学费价，最后一定又反推到房价。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可持续涨价。 谁才是贵国最大的公司，很明白了。在贵国，你肯定不是股东，顶多一套牢的散户。在贵国，建国前斗的是地主，建国后斗的是业主。还真别把自己当业主，最多只是一枚牌子叫业主的肉版生产工具。这里让你天天忙着还房贷、交择校费、吃天价药，攒墓地费……就没心思去想更多了。偶尔犯贱，想了想公平、权利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连丈母娘都要冷冷盯着你：一居室还生什么小孩？该换套大点的屋子了。此时你羞愧难当，暗想断子绝孙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搞公平和民主。就此放下杂念，决心战死在职场。 这篇文章整理到一半时，我妈让我陪她去石经寺烧香。一路前行，到了茶店收费站时，发现过去只收十元的高速费，涨到十五元了。问收费员还贷都这么多年了，应该越收越少吧？收费站的同志奇怪地看着我，活像看到一个没吃药偷跑出来的精神病。这时后面的车就使劲按喇叭，依稀还听到叫骂：龟儿子快点，这是高速路。 我妈在一旁冷静地说，高速费不涨，对不起高速这个词。 是的，在贵国，条条大路不一定通到罗马，条条大路一定通向收费站。 回家的路上，有个专家在收音机里滔滔不绝阐述一个很有新意的逻辑：表面上油价又涨了，其实这是在保护中国消费者利益，只有中国石油企业不亏本，才有实力跟国际石油巨头角力，也才能保护中国消费者的可持续利益，所以本次涨价符合国际惯例，同时抑制道路拥堵。说到拥堵这名专家更兴奋了，举出新加坡收取拥堵费已达六十年之久，我国完全可以在此方面尝试跟国际接轨。有个听众在热线中马上举出拥挤的东京、伦敦和纽约并没有收拥堵费。专家沉吟片刻后严肃地说：“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一方面跟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中国特色……”专家真是善解人意，犹如护翼，细心呵护，随便打滚，绝不侧漏。 我始终觉得，在中国当官并不需要技术含量，因为有两件兵器：一件叫中国特色，另一件叫和国际接轨。每当不想和别人一样时，就举起“中国特色”，每当不想和人民一样时，就举起“国际接轨”。 仅此两件，就类似韦小宝当年的削铁匕首和护体宝甲，屡试不爽。

太行山和普世价值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好是抗日战争结束66年后的八月。冼星海谱曲的这首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国人中就有向往自由的。 鬼子被赶跑了，但是太行山并没有自由，甚至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文革末期，我苟延残喘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山村里，梦寐以求的就是尽快逃离——那赤贫和艰辛的生活，只有用猪狗和牛马才可以形容。逃离的目的，那一定首先是为了吃上饱饭——“民以食为天”么；也是为了脱离牛马般的轭索——这该是为了“自由”吧？但是到底“自由”在国人心目中占有多少分量，这很可疑。这也正是这首《太行山颂》的不同凡响之处。 这个村子和我唯一的关系是我在那里的四年下乡经历。幸运的是，由于“万寿无疆”死得及时使得这山村没有成为我人生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驿站。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驿站，它让我体验了饥寒交迫，让我理解了绝处逢生。于是，此后的岁月，我被太行山魂牵梦绕，以至数次回访。几周前，我再次故地重游，和十几个当年的兄弟姐妹们再次登上这个小村子。 我住过的院子早已物是人非，甚至物人皆非。那里曾经住过四个光棍，树大爷（大名孟庆图）、他的两个侄儿（小名猴艾子和他哥）、我。我那时还小，应该还算不上光棍。光阴荏苒，树大爷去世已多年，猴艾子的哥哥也病死了，猴艾子自己到了平川一个村子谋生。我找到了他，他也欣然和我们同行。我带了县城里买的花和酒，为曾经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同情的树大爷扫墓。78岁的猴艾子也和我同行。从村子到树大爷的墓还有几公里的陡峭崎岖山路。树大爷的墓碑是我数年前立的，他没有后人，我就当仁不让了。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日军和抗日武装拉锯之处。村里有的参加了国民党武装，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武装。后来国共交恶，共产党胜出，村里有人官至县委书记和副市长。猴艾子的大哥当了湖南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他的叔伯兄弟官至广州市副市长。村里还有别人，也由于参加革命而在外做官。不过也有半路打道回府的，那位副市长的弟弟在头一次上战场就被手榴弹炸到屁股上，回乡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我在那里的第二年他旧伤复发，县里同意他去他大哥所在的广州看病，由我随同，但只走到了太原，便由于省民政厅不给路费和医药费而作罢。一个不足400人的山村，能出这些人物，堪称传奇了。 当年是由于树大爷的邀请，我才在寒冷的冬天从没有炉子取暖的冰冷小屋搬到了他有热炕的房间。雪里送炭，不过如此。我一住就将近两年。这其间，树大爷堪称我的社会学老师，因为他教诲了我。诸如“你们娃娃凄惶啊？什么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连见都没有见过。”晚上我们在炕上聊天总是从食物开始，以在饥肠咕噜中睡着结束。“最好的日子是日本人来以前。”这令人震惊的话语和更令人恐惧的事实让我开始明白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其实都是谎言。 猴艾子很幽默，他对那个社会的嘲讽令人忍俊不住。“共产党是用穷人的命和富人的钱打的天下。”这连教授都未必总结得出来。有一天傍晚我在门口看着黑压压的大山发呆，他过来开导我：“过几年，你一定会离开这里的。你不用担心。只是，以后你晚上一觉醒来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还会打一个寒颤。”这些话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由于改革开放，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不少是在外资开办的企业里。正是这个原因，村子里的日子比原来好多了。但由于没有了年轻人，村子破败了。留下的老弱病残，死守着这连吃水都困难的穷乡僻壤。数年前，我捐建了一个自来水系统，把洁净的泉水接到家家户户。终于，他们不必去山沟挑水了。 但是，这么多年，那些曾经从这里发迹的“公仆”们何在？我从来没有问过猴艾子，为什么他的长兄不为他们和村子做一点事情？也许一个县长没有很大的资源，但是回来看看还是可以的。那个广州市副市长早年衣锦还乡过一次，但是没有给村子留下什么。距离这个村子数十公里就是曾经的八路军总部。这里的人民用艰难劳作甚至生命养活了后来的“公仆”，但是他们进城后还记得这些无法离开这穷乡僻壤的“主人”吗？ 今天，我们每天都为雨后春笋般的贪官污吏和他们敛财的数目而瞠目结舌，却没有看到这些当年的赤贫和今天名义上的“主人”有什么尊严。山沟里唯一的小学和初中被撤掉了，山里的孩子彻底失学。政府的巨额税收就不能用一点点给山里的孩子？猴艾子现在可以拿到孤寡老人赡养费每月100元，比没有好，但是他一生所奉献的只配这个？我留给了他数千元，这也许可以让他活得更有尊严一些。 我并不为我所做的感到光荣。那自来水，本来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为公民做的事情；那老人的养老金，应该是一个劳作了一辈子的老人应该从国家理所应当得到的。达官贵人不肯做的事情，我做了。我只是觉得我比那些“公仆”理解普世价值。这必定得益于我在加拿大受到的教育——自由平等博爱。唯有这些普世价值，才是使人间进步的道理。 “自由平等博爱”对很多国人来说也许太深奥了，他们无视，甚至鄙视这些价值，他们关心的只是“民以食为天”，甚至振振有词地声称“中国就不该遵循普世价值”。但是，回顾历史放眼世界，那些“以食为天”的民族都充满了饥馑和不公，唯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的民族才创造和建设了丰衣足食和公平博爱的社会。 为了食物而奋斗，那是猪的理想；为了自由而奋斗，才是人的理想。华夏坏就坏在了太多国人的全部目的就是“吃喝拉撒”，这无疑是猪的想往。即便加上“衣食住行”，也只能是“衣冠禽兽”和“行尸走肉”。他们的最高理想必定是最终爬到别人头上“吃喝拉撒”。 我们为什么而奋斗？是为了猪的权利，还是人的权利？这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形态。“为一部分人打江山”永远错误，而“为所有的人争自由”才是真谛，因为，前者只会导致统治者的轮换，而后者才会走向一个公平的社会。 “我们在太行山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自由之神曾经在太行山上歌唱过吗？显然冼星海们确信如此。 我每次回到太行山都看到了自由之神，我每次想到太行山，除了猴艾子断言的寒颤之外，也听到了自由之神的歌唱，因为，我坚信康德的名言——“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如果太行山都曾经为自由奋斗，那么自由还不够普适吗？这就是普世价值！还需要别的来说明其普适性吗？ 农居一隅 笔者捐建的自来水通道家家户户，免去了老乡去山沟挑水之苦。 破败的戏台 山村远眺 笔者曾经住过数年的树大爷的房子

文明的底线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2015年1月7日在巴黎发生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枪杀“查理周刊”杂志社人员的惨案震惊世界，与之相比，全世界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再重要。整个世界被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仅仅说整个西方世界都愤怒了，那是远远不够的。这还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甚至东方，甚至中国，都有很多人为此愤怒。 由于杂志讽刺了伊斯兰的默罕默德就给了屠杀以理由？杂志也讽刺了基督教，也讽刺了权力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什么他们却可以坦然处之？也许他们也很生气，但是他们再恼火也不会拿起武器来消灭讽刺者。这是他们的底线。 “我是查理”，这是这几天几乎所有法国人和西方人打出的标语。确实，这个事件后，我们都是查理，无论你是否赞同查理周刊的观点。我本人就不同意这本左翼杂志的大部分观点。但是，今天我们都是查理。“我们是查理”，这和查理周刊无关，和周刊的观点无关，而仅和言论自由有关。 我们今天根本不需要讨论查理周刊到底说了什么画了什么写了什么，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所知的是，言论自由的底线被一种最野蛮的方式突破。 伏尔泰平静坦然却震耳欲聋的申明正是这个底线的最崇高的态度——“我厌恶你写的一切，但是我将用生命捍卫你继续写作的权利”。对比伏尔泰，这些恐怖主义者何等渺小？他们不仅没有去捍卫对方的言论自由，而是用剥夺对方生命的方式去消灭对方的言论自由。这不是天壤之别，而是天堂和地狱之别。 西方的极端热爱言论自由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极端仇恨言论自由之间，有这样一群东方人，他们对言论自由的价值持有天然的恐惧和蔑视。“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少说为佳”，对他们来说，查理周刊正是犯了这些祖宗劝告的大忌。“查理周刊太极端了，亵渎了别人的上帝，他们自己也有责任。”这大概是比较典型的一部分国人的看法。应该说，比起欢呼雀跃美国911遭袭，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毕竟从幸灾乐祸进步到冷嘲热讽了。 但是且慢，如果亵渎某种信仰就可以成为被屠杀的理由，那么波尔布特、斯大林和高丽金家的所作所为就可以被正名了。 有一位讽刺画家在查理周刊惨案后作了这么一副画，揭示了极端分子杀人的逻辑，也揭示了那些唯恐“言多必失”者恐惧的逻辑。这幅画叫做《He Drew First》。这是一幅非常天才的漫画：Drew的意思可以是“掏”出抢来，也可以是“画”了一副画。总之，因为这位画家“掏”出笔来，“画”了一副画，就成了恐怖分子枪杀他的理由。漫画中的恐怖分子底气十足的理由“他先Drew的”，因此就可以枪杀他，俨然正当防卫。亦即，掏出笔来或者画上几笔，就成了被处死的原因。 为禁止言论而杀戮，这并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发明。人类历史上的从信史开始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伊斯兰极端分子用武器对付言论自由，从公元7世纪烧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在近代由于自信的丧失而愈演愈烈；犹太极端分子用制定法令对付质疑，从迫害耶稣开始，到现在把任何胆敢质疑“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人投入监狱，从不懈怠；东方的皇上以言定罪处以极刑来对付可能的异见，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腹诽定罪，到清王朝的文字狱，始终一如既往，常常发扬光大；早期的基督教对异见进行迫害毫不手软，从把亚历山大城的女数学家希帕提亚用锋利的蛤蜊壳剐死，到火刑布鲁诺，囚禁伽利略，直到近代被改造才走出了敌视言论自由的怪圈。基督教走进现代文明是由于欧洲文明对基督教的改造，是由于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对其的改造。 任何不许质疑的信仰都必然导致对异见者的杀戮和迫害。近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斯大林和波尔布特之流所干的丝毫不亚于秦始皇汉武帝康熙乾隆伊斯兰极端分子。基督教之所以远离了这些野蛮行径，正是其不再不许质疑。现在你可以质疑基督教信仰，教会没有了权力从而没有能力惩罚你，教徒已经足够文明而没有心情惩罚你。他们也许不喜欢你的批判，但是他们尊重法律，因此承认你批判的权利。 这正是一个文明的宗教的底线——法律上不能和道德上不愿对批判进行惩罚。 那么言论自由有底线吗？一些根本不懂言论自由也从不热爱言论自由的人总是热衷于声称“言论自由要有底线”。他们往往是从来没有过言论自由的人，而正是他们热衷于用“底线”来限制言论自由。这也许可以理解，吃不到葡萄的总是希望葡萄是酸的，因此没有言论自由的也认定言论自由是有害的。 “底线”是一个很文明的现代名词。那么什么是底线？对权势歌功颂德的言论永远有自由，被歌功颂德的权势绝对不会来限制你对其的歌功颂德。因此是无限的，自然也是没有底线的。当年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如此种种，都是没有底线的。既然没有人来加害，当然也无需保护。因此，需要保护的“言论自由”只应该是批判的自由，或曰“恶毒攻击的自由”。 查理周刊确实是一本“恶毒攻击”的刊物，其恶毒攻击几乎所有进入其视野的人物和事件。其冒犯的绝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也冒犯基督教、犹太教。其冒犯的还有那些权力炙手可热的政客，尤其是西方政客。正是这样的言论才需要有法律保护和道义保护。 查理周刊是一本左翼杂志，观点和我相去甚远，我基本不喜欢这本杂志，尤其不喜欢其大部分观点。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一本我们不喜欢的杂志？奥朗德的行为也许做出了最好的解释。奥朗德被这本杂志讽刺痛骂恶毒攻击了数十年，我相信按照东方的观点奥朗德有理由对查理周刊恨之入骨心有余悸。但是当杂志社遭到攻击后仅两个小时，他就出现在杂志社以表明他和杂志社以及言论自由站在一起。我也不喜欢奥朗德，我认为他的政策祸害了法国。但是我对奥朗德的此举赞赏有加。不管奥朗德此举出于真心还是被迫还是算计，至少说明，他理解法国人的道德准则并且希望表达他用这样的准则来要求自己。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底线。只要你不攻击个人与生俱来或者是被迫强加的缺陷，你就没有突破言论自由的底线。 有人质问“难道查理周刊就没有问题吗？”言下之意，说得重点就是查理周刊咎由自取，说得轻点就是查理周刊也有责任。但是我要告诉这些人“你错了，彻底错了！”因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查理周刊是否正确，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底线是否值得保卫。 说得更加简单一些：“言论自由”就是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只有那些你认为错误的言论可以不由于你的痛恨而受阻，这才是言论自由。 希望消灭言论自由的人从来都存在，或由于宗教狂热，或由于统治需要。而能够忍受被剥夺言论自由的人更加众多，或信奉以食为天，或为了苟延残喘，或期待飞黄腾达。如果按照忍受被剥夺言论自由的标准来分类，这个世界可以被分成两种群体，一种是以食为天苟延残喘，视言论自由为多余甚至麻烦的人；另一种是“不自由毋宁死”，视言论自由为生命甚至为之献身的人。 2600年前，一个民族和文明为我们显示了他们是如何把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视为高于生命的。波斯对希腊说“你只要臣服就可以安全”，希腊人说“我们热爱我们的自由不想做任何人的附庸”。于是波斯入侵，希腊抵抗，这就有了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希腊人打败了波斯人。著名的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讴歌了古希腊人的勇敢，他没有浓墨任何物质的胜利，而只是重彩了古希腊人那次战争的唯一理由——“我们因此可以不再羁绊我们的舌头！”2600年前，为了言论自由而不惜以弱小的地中海一隅抵挡强大的波斯帝国，几乎没有胜算，但却义无反顾。正是全体古希腊公民为了保卫言论自由而不惜赴汤蹈火的勇气给了古希腊以胜利的可能。如果你今天还看马拉松比赛，还看奥运会比赛，请你记得“言论自由”才是它们真正的内涵。 当欧洲文艺复兴后重返言论自由的精神之际，英国的John Milton以Areopagitica为题给出了言论自由的现代宣言。以古希腊雅典最高法院所在地Areopagus为词根的Areopagitica成为了“言论自由”的代名词。 而我们一些人在2600年后的今天在做什么？他们没有睾丸，从而大谈性生活有害。他们没有言论自由，从而到处设置言论自由的底线。他们的底线就是：一切不是歌功颂德的便不许存在。 今天，2015年1月11日，巴黎，350万人和数十个国家的政要走上街头，他们重申的是一个2600年前的理念，一个文艺复兴后再次被确认的理念，Areopagitica，言论自由。如果说有底线，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底线。为了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对所有的狂热分子和达官显贵表达我们捍卫这个底线的勇气和决心。

解读罗素 文：左建龙（蒙特利尔） 提起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人们就会想到一连串与他相关且名副其实的学术头衔和称谓：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世界和平运动的推动者；提起伯特兰·罗素，人们就会想到一长串由他撰写的学术专著和大众作品，它们思想深刻，涉猎广泛，除了数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名著外，他还写了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宗教、婚姻家庭、教育、道德伦理和人生意义方面的作品以及三卷本回忆录；提起伯特兰·罗素，人们就会想到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没有一本小说或诗集，由于其在作品和社会活动中折射出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光，罗素荣获此奖。尽管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罗素的著作及其读者群体在二十世纪的西方知识界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再加上他参与倡导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无疑使他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在其漫长而又精彩的人生岁月中，罗素的性格特点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重要社会事件，既五彩斑斓、神奇迷人；又让人迷惑不解，感到不可思议。本文不想对罗素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一番面面俱到的介绍，只想对罗素人生中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一番分析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这几个重要方面包括：罗素的感情婚姻生活、他的《西方哲学史》以及他的世界知名度。 首先我想谈谈罗素的感情婚姻生活。 罗素四岁时失去双亲，六岁时祖父辞世，所以罗素在1890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之前，主要由祖母抚养长大，接受的是由各类专门家庭教师任教的私人教育。他的祖母在道德上要求严格，在精神上无所畏惧，她曾将“不可随众行恶”题赠给罗素。为了更好地培养罗素的人品，他的祖母在行为规范、学习安排、个人卫生习惯、家庭祷告等方面为罗素定下了很多清规戒律。尽管如此，其祖母对罗素的这种贵族式的定向培养并没有驯化出一个虔诚的清教徒，相反在性格上，罗素却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蔑视和反对各种权威的叛逆之路。罗素在道德上的叛逆集中反映在他对性关系和婚姻的观点上。在1929年出版的《道德与婚姻》一书中，罗素倡导试婚和离婚从简，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拒绝将邪恶与性快乐等同起来等。罗素的这种性道德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当离经叛道，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招致了很多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正是这种饱受争议的性道德观，1940年罗素被剥夺了在纽约市立学院任教的资格，而当时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罗素来说，这个教授职位是很有诱惑力的。1949年，《道德与婚姻》在美国出版发行，书名改为《婚姻革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爆发了一场性革命，罗素无疑是这场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 罗素一生有四段婚姻，前三段婚姻的破裂都与他用情不专有关。罗素的性道德观在其感情婚姻生活中的表现就是滥情、杯水主义和纵欲主义。尽管有世俗的婚姻框架，但罗素依然风流成性，激情四射，到处拈花惹草，疯狂追求异性，所以他在婚姻关系之外和许多其他女性有染。在感情婚姻生活中，罗素着力追求的是性的狂喜和快感（感官刺激和肉体享受），道德伦理的约束和两性关系的其他美感显得苍白黯淡。在对待婚姻这个问题上，罗素没有萨特那么坦诚、真实和自然。萨特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强调人的自主选择和绝对自由。在他看来，作为一种世俗的制度安排，婚姻是对人的私生活领域的干涉，所以他索性不结婚，感情生活靡烂不堪。但罗素不同，他游离于婚姻和偷情之间：一方面他要享受婚姻的好处，例如妻子在感情上的陪伴、在家务上的承担以及在他著述活动中的帮助；另一方面他又对婚姻不忠诚，不愿接受婚姻的道德责任。在处理婚姻危机时，罗素是直率的，但这种直率中包含了很多傲慢、冷酷和自私的成份，这在他与第一任夫人艾丽斯的分手过程中表现得最明显。 谈论罗素的感情婚姻生活，我并不是想用一个阴暗的心理来刺探名人的私生活，也不是希冀从中挖掘出一些有娱乐价值的史料。罗素一生出版了七十多本书，并且撰写了上百篇论文和演讲稿，这样突出的学术成就可能与其丰富多彩的感情婚姻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美”植根于性冲动之中，人类一切审美活动都是围绕着性冲动而来，并从中获得“美的享受”。罗素对性关系的狂热追求，尽管很多情况下是不道德的，但却刺激了罗素的创作冲动和灵感，使其一生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心态年轻，才思泉涌。罗素的婚姻家庭生活对其学术方面的成功也帮助巨大。罗素和其老师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奠定了罗素的学术地位，其写作过程长达十年，其间罗素殚精竭虑，辛苦异常，第一任夫人艾丽斯勤劳持家，悉心照顾，对于这部巨著的完成功高至伟，尽管当时罗素已经不爱艾丽斯了。在罗素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西方哲学史》的撰写过程中，第三任夫人皮特在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下面我要谈论这本书。 《西方哲学史》在西方知识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多少让人有点看不懂。在严谨和正统的哲学史家看来，这本书绝对属于旁门左道或奇端异类，它不注重对哲学家思想体系的全面把握和客观描述，而对哲学家的个人生平及其相关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环境不惜笔墨。然而此书是罗素后期国际声誉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之一，其一版再版所带来的版税成为罗素生前最后二十多年的一项稳定收入。 在《西方哲学史》的美国版序言中，罗素认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在绪论中，罗素把哲学理解为“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罗素对哲学的这种宽泛界定，在他心中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使他的《西方哲学史》创作大大偏离了传统哲学史的写作规范。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制定《西方哲学史》的初始写作大纲时，罗素可能雄心勃勃，想对自古希腊以来到他那个时代的重要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一番梳理和阐释，但可能由于学术资料和自身研究范围的局限，他无法沿此思路进行下去，所以他把研究视角扩展到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之外的很多东西，例如哲学家的社会背景、哲学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宗教情况等，因此《西方哲学史》还被赋予了另一个更长的全名，即《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西方哲学史》中讨论的重要哲学家有四五十位之多，除了莱布尼兹，罗素对其他哲学家都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所以评述其他哲学家的哲学观点及其相关重大事件时，他对历史文献的选择和解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对于那些他有一定研究或者历史资料翔实的哲学家，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可以专辟几章详述；对于那些他研究不多或者与他的哲学兴趣相距甚远的哲学家，主要是那些感情派或意志派哲学家，例如康德、黑格尔和本格森，他基本仅用一章。罗素还把那些他认为深刻影响了当时哲学思潮的非哲学家，例如卢梭和拜伦，也包括在内。这些都与他对哲学的宽泛理解相关。 《西方哲学史》的写作方法是不正统的。当读完罗素对一个哲学家的评述后，人们还是很难厘清这个哲学家思想体系的精髓及其嬗变的来龙去脉，所以这种方法遭到了哲学界的批评。但是，这种“不正统”难以掩盖此书的匠心独运之处，也不影响此书在哲学史领域中应有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主张对历史的评价应站在一个同情的立场，他说“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在解释其他哲学家时他是严谨的，尽量真实并且眼光独到。本书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其语言风格。对于抽象深奥的哲学问题，罗素没有采用“概念套概念”的传统阐释模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文学化的处理方法，其叙述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旁证博引，机智敏锐，文笔优美华丽，语言生动幽默，不失为一部哲学史方面的通俗读物。 想到《西方哲学史》的写作和成书过程，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当大部分同龄人都在享受恬静安逸的退休生活时，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正在书房的一隅孜孜不倦，笔耕不辍；这个老人没有他的同胞邱吉尔那样幸运，他不可能雇用几个漂亮的女秘书帮他打字，因此写作八十万字的巨著，既是一场快乐的智力探索，又是一个繁重艰辛的体力劳动；这个老人像大雪中的青松那样坚韧不拔，像海明威笔下的那个“老渔民”那样意志顽强，他完成了这部巨著，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人就是英国勋爵伯特兰·罗素。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罗素的世界知名度。 由于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超人天赋和悟性，罗素刚过三十岁就获得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小有名气。后来罗素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仅享誉全球，而且长久不衰，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实属少见，有必要分析探讨一番。我觉得罗素的国际声誉和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卓越研究为其早期的声名奠定了基础；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其后期的国际知名度大增；1950以后一系列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行动使罗素的国际知名度达到了顶峰。 罗素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他的几个著名思想中：逻辑原子主义、罗素悖论、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基本都是在1916年7月罗素被三一学院解除教职之前完成的，它们出现在罗素这个时期的一系列著名论文和著作中，例如《论指称》一文和《莱布尼茨的哲学》、《数学原理》等书中。莱布尼茨认为，大量的人类推理可以被归约为某类运算，复杂的观念可通过模拟算术运算从简单的观念中推衍出来，而这种运算可以解决看法上的差异。罗素的哲学研究深受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符号思维和形式逻辑等思想的影响。逻辑原子主义认为，世界和事物在人类的认识里是逻辑的，是由一个个逻辑命题构成的，这些逻辑命题又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命题构成的，这也就是“原子”命题；与原子命题对应的是原子事实，它们分别构成了复杂命题和复杂事实的基础。罗素悖论被通俗化为“理发师悖论”，它表面上揭示了“理发师该不该给自己理发”这样一种两难境地，但本质上它发现了集合论中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承认无穷集合，承认无穷基数，大大削弱了数学的确定性，导致了第三次数学危机。罗素的类型论是罗素本人试图解决罗素悖论的一种尝试，但由于它借助于太多的设定，而这些设定的有效性并未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因而类型论被认为是不成功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在哲学意义上很好地解析了专名词与摹状词的特性和区别，因而被同时代的哲学家同仁摩尔认为“摹状词理论是很新颖的。这是罗素在哲学上最大的发现，比他后来所说的一切都更重要”。 在人类知识发展史中，能够同时在哲学和数学领域都有建树的天才人物寥若晨星。我们会想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笛卡尔，他同时又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我们又会想到莱布尼茨，他不仅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之一，而且他与牛顿几乎同时各自独立地创建了微积分，况且他创设的微积分符号远远优于牛顿的符号；当然，罗素也是这样一位天才人物。罗素的哲学内容丰富，但形式相对粗糙。与他同时代那些“纯粹的”哲学家们，例如维特根斯坦、胡塞尔和杜威等相比，罗素的哲学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被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创立者之一。罗素1916年前在三一学院的研究，主要是哲学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为其早期的显赫名声奠定了基础。被三一学院解除教职后，尽管没有在其他大学任教和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但他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1920年被邀请出访了俄国和中国；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他被邀请在哈佛、普林斯顿等著名学府和世界其它地方讲学；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他涉猎教育、宗教、婚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得以顺利出版，尽管这些书多为糊口而写，没有太多的哲学价值。 罗素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无疑大大提升了他的国际知名度，尽管这一事件让很多诺贝尔奖分析评论家跌破眼镜。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授予“在文学領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傾向之最佳作品的人”。所以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般都是那些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学大家，如小说家或诗人，但罗素怎么也不能算一个文学家，他的众多作品中没有哪一本算得上是纯文学作品。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授奖词中，它提到《西方哲学史》在罗素获奖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有人认为《西方哲学史》中表现出的简洁明快和机智敏锐的华丽文笔，使其更像一部文学作品，因而它是罗素获奖的主要原因。如果照此推理，我想很多著名学者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仔细阅读授奖词，我们会发现罗素荣获此奖，主要是因为其在作品和社会活动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被认为发扬光大了诺贝尔先生的思想。其实，这种授奖理由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宗旨也大相径庭，不相吻合。当然，罗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以哲学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人。在他获奖之前的1927年，法国的柏格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纯纯粹粹、在当时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在他获奖之后的1964年，萨特也被授予文学奖，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等原因，他没有认领这个奖项。尽管萨特也创作了很多在当时颇具影响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但他主要是以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闻名于世的，其文学创作是对其哲学思想的阐释和演绎。为什么罗素会荣获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1944年，罗素与三一学院改善了关系，重新接受了三一学院的聘请；1945年，《西方哲学史》的出版影响广泛，好评如潮；1949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荣誉院士；1950获得“大不列颠帝国荣誉勋章”；再加上他对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持续谴责非常迎合西方世界的冷战思维；凡此种种，使罗素在当时的欧洲知识界耀眼眩目，声名显赫，以致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也认为应该是时候给罗素颁发一项奖项，最后他们于1950年决定授予其文学奖。其实，如果诺贝尔评奖委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任何一年授予罗素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要比1950年授予其文学奖自然得多，合理得多，因为反战维和的努力贯穿罗素的一生。下面我们要论述一下罗素在反战维和方面的活动。 罗素出身贵族，浑身充溢着高贵、优雅和傲慢的气质，但他有一颗热诚柔软的赤子之心，他对威胁人类文明的各种痛苦和灾难，如孤独、贫穷、暴力、战争、核武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等，充满无限同情和深刻忧虑；罗素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学者，但他并未生活在象牙塔中，而是一个社会活动的践行者：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人道主义理想，并且总是付诸行动，不遗余力去实现它。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士，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反对核威慑是贯穿罗素一生的一根主线，这是罗素国际声誉和影响巨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授予其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根据。对于罗素在这方面的活动，我想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1914年到1918年，由于旗帜鲜明的反战宣传和抗议活动，罗素不仅失去了三一学院的教职，还遭受六个月的牢狱之灾。1955年罗素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联合发表了《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并获得世界各国很多著名科学家的签名支持，唤醒了人们对原子武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重视。1970年一月底，罗素发表了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声明，两天以后他就去世了。由此可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罗素还在为世界和平事业操劳呐喊。 罗素一生精力旺盛，著述甚丰，感情狂奔不羁，声誉长盛不衰。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名人，罗素的个性有时是矛盾的：贵为勋爵，却对大众的苦难充满同情；对人类充满同情心，却对与他有感情关系的很多女性表现得很冷酷。本文无意诋毁罗素的私人生活或贬低其作为文化名人的巨大贡献，本文只想对罗素一生中几个重要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方面进行一番解读。在其《自传》的序言中，罗素概括了驱使他一生的三种力量。他说：“三种单纯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的痛彻肺腑的怜悯。”这种概括是恰当和客观的。

谨以此诗纪念不久前辞世的本诗作者张宏志先生。请在网上收听由师勇先生配曲的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kmsKab9Q0E http://www.shiyong.co.nr/ 张宏志，加中商会创会会长，吉林北美经贸促进会创会会长，蒙特利尔文学沙龙发起人，加拿大LIMAC CANADA LTD公司董事长。因病于2015年7月3日晚在中国去世，时值盛年。为表哀思，8月1日晚6点到9点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宏志先生追思会，欢迎张先生生前好友参加。地点：1625 Maisonneuve Ouest ，Suite301，Montreal，H3H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文：张宏志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我的痛就是一棵梨树的痛 是一棵忍耐着渺小的盆景 我低头凝视自己的凋零 我的芬芳被肢解成惨白色的记忆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穿过吊孝的花瓣走廊 我看见被低密度影撕毁的张枣 德国酒庄的那把桌椅 不再等待诗人的到来 没有人再弯下腰去 构成和这花园匹配的景色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踩踏这注定消失的泥土 顺着花的脚印 我身跨白马 试图制造 你眼里的闪电 把命运的堡垒击穿 被炸开的岁月 似乎满天的花雨 湿润我的祖国坚硬的睫毛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我怀疑我是误入歧途的小溪 正在护送一尾迷路的鱼 看见那断流的山谷 我在树下打起绝望的旋转 我在石头底下安上不可能的家 而你却是始终快乐的 在我的泪水中游泳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是谁如此酷爱悲剧？ 匆忙铺成如此残忍的背景！ 我一直设想我站在树下 设想梨花何时把我压垮？ 但我不会躺卧 因为 那片惊人的白色 早已 把我的肺部撕破... 就这样吧 亲爱的 请去南山 找那个站着的我 那个白色的我 那个和梨树一样坚硬的我 并且 和梨花一起 悼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