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诗纪念不久前辞世的本诗作者张宏志先生。请在网上收听由师勇先生配曲的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kmsKab9Q0E http://www.shiyong.co.nr/ 张宏志，加中商会创会会长，吉林北美经贸促进会创会会长，蒙特利尔文学沙龙发起人，加拿大LIMAC CANADA LTD公司董事长。因病于2015年7月3日晚在中国去世，时值盛年。为表哀思，8月1日晚6点到9点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宏志先生追思会，欢迎张先生生前好友参加。地点：1625 Maisonneuve Ouest ，Suite301，Montreal，H3H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文：张宏志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我的痛就是一棵梨树的痛 是一棵忍耐着渺小的盆景 我低头凝视自己的凋零 我的芬芳被肢解成惨白色的记忆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穿过吊孝的花瓣走廊 我看见被低密度影撕毁的张枣 德国酒庄的那把桌椅 不再等待诗人的到来 没有人再弯下腰去 构成和这花园匹配的景色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踩踏这注定消失的泥土 顺着花的脚印 我身跨白马 试图制造 你眼里的闪电 把命运的堡垒击穿 被炸开的岁月 似乎满天的花雨 湿润我的祖国坚硬的睫毛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我怀疑我是误入歧途的小溪 正在护送一尾迷路的鱼 看见那断流的山谷 我在树下打起绝望的旋转 我在石头底下安上不可能的家 而你却是始终快乐的 在我的泪水中游泳 每当想起我是必死的 南山的梨花就会纷纷飘落 是谁如此酷爱悲剧？ 匆忙铺成如此残忍的背景！ 我一直设想我站在树下 设想梨花何时把我压垮？ 但我不会躺卧 因为 那片惊人的白色 早已 把我的肺部撕破... 就这样吧 亲爱的 请去南山 找那个站着的我 那个白色的我 那个和梨树一样坚硬的我 并且 和梨花一起 悼念我...

阎连科国际获奖的原因与张艺谋一样吗？ 文：张英进 转载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澎湃新闻编者按： 中国作家阎连科今年荣获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卡夫卡奖，奖金1万美元。该奖由弗兰茨•卡夫卡协会和布拉格市政府于2001年设立，每年一次，历届获奖者均为世界级作家，其中耶利内克和品特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作为当代中国作家里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富有现实感的作品能在西方站住脚，是因为满足了西方人的政治猎奇吗？就像张艺谋当年的电影一样？同样拥有浓厚的乡土情怀、民间智慧和虚幻的叙事活力，阎连科的作品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有何不同呢？ 张英进教授近期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畅谈“阎连科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摘录讲座精华，以飨读者。本文未经演讲者审阅。 张英进，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讲席教授，学养深厚，著述颇丰，已出版的中文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审视中国》、《电影的世纪末怀旧》、《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主编）等。 张英进教授近期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畅谈“阎连科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 中国形象在西方：高楼林立，还是乡土贫弱？ 阎连科的小说显然符合中国形象在西方的认知传统。这个认知传统包括好几个因素：贫困的乡土中国、压抑的女性欲望、奇异的民间智慧、荒诞的独裁政治、畸形的市场经济、衰退的生态环境、恐怖的医疗事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不单是阎连科，也不单只是小说，电影中也会出现这些因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张艺谋的电影在西方获得了成功，但后来也受到了批评，都是因为他的电影中也包含贫困的乡土中国、压抑的女性欲望和奇异的民间智慧这些元素。西方的读者和观众长期受到主流媒体和好莱坞电影的熏陶，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欣赏趣味几乎是定型的。我们必须了解到，虽然中国现在经济发达，新建的高楼比纽约还多，但是西方在大众文化概念上认同的还是那样的乡土中国形象。 阎连科最近已经有三部英文小说问世，也曾被译为法文甚至是罗马尼亚文。其中《受活》这部小说的书名很难翻译，所以他们最后译为Lenin’s Kisses，《列宁之吻》，又有政治，又有爱情，绝对吸引注意力。乡土和政治气味浓重的中文原著在英文翻译中应该是得到了不少的新拓展。 阎连科小说译本的读者会是谁？自然不包括原著的中文读者，也不是跨越中西的双语读者，而是完全不懂中文的西方读者，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读者。法语和德语的读者也很重要，但主要还是英语读者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这种阅读模式往往不会是超然的，往往带有猎奇心态，虽然富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却也坚信西方道德与人权的优势感。换句话说，能够来看阎连科小说的人，对中国是持同情心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是超然。但是他们所带的同情心背后是坚信的西方道德优势。一讲到环境和人权问题，他们的优势感是绝对在的，没有这些的话他们不感兴趣。如果你比他好的话，他不感兴趣，比他差的时候，他感兴趣——这个机制一直可以回溯到早期好莱坞，甚至更早。 “在诺贝尔奖的角逐当中，中国同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永远不会是赢家” 那么，什么样的中国作家能够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讨论行列呢？ 这是一个与西方文化霸权息息相关的过程。这种霸权的表现之一即“承认的机制”，这是西方考量国别文学作家地位的机制。这个机制始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往外扩张的时候偶尔会带东西回来，这表明他们对非西方国家的关心。但是它的长期运作又支撑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结果使得西方中心的霸权地位持续渗透全球。 至于中国作家在国外获奖。我想奖项代表了西方文化机构对于世界文学的承认，不是说得奖的作品就好，不得奖的作品就不好。这些奖项只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海外影响的一个参照系。当然我们的媒体希望多炒作一些，作家也希望获奖，这和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有关。如果刻意要为拿一个奖项而去写作，好像没有成功的例子。虽然评奖有一套它的传统，但不是说满足这个传统就确定能够得到。现在国内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效仿国外也设立大奖，西方承认不承认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些奖项可以看作跨文化交流的机制。至于阎连科，我在开会的时候见过他，听过他的表述，看了他的小说和论文，我觉得他还是沉得住气的人，没有急于追求外面的奖项，还是属于埋头写作、出产量很高的作家。 在这套承认机制当中，最受大家重视的当然是诺贝尔奖。有关诺贝尔奖的讨论，国内已经有几十年了，在国外也有。我这里引用的是1980年代末两位美国学者的讲法：“在诺贝尔奖的角逐当中，中国同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永远不会是赢家。寻求瑞典人的承认最终使西方成为‘世界文学’的鉴定者。中国获奖的机会可能最终决定于，中国在一小群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或政治知之甚少的欧洲人眼中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不仅对中国，对那些非主流的小民族国家，他们也是这个心态。他们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真正去了解我们的文化，这个机制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每次诺贝尔奖揭晓都会引发争论。瑞典学院先后在2000年和2012年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两位华人作家，两次都引起多方的质疑和争论。我想讨论的是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与阎连科的异同之处，想从两个相仿的学术例证来探讨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的比较尴尬的定位。 看了阎连科的作品以后觉得非常沉重，而看了莫言的作品之后不会 如果说在当今的世界文学领域，高行健代表的是华语文学当中天马行空的哲理思辨和先锋精英的艺术形式，莫言代表中国文学浓厚的乡土情怀、民间智慧和虚幻的叙事活力，那么阎连科的创作显然更接近后者。两个人的背景非常像，出生于乡土中国，然后为了离开农村而参军，在军旅生活当中开始写作并成名。同莫言一样，阎连科吸取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因素，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和方言等等，注重小说的形式更新和语言表达。所以两人的写作风格、经历和兴趣都比较接近。但是跟莫言相反，阎连科更勇于公开承担文学的当代责任，愿意经受压力，他的批判意识直指当今比较敏感的话题。 在这个意义上，阎连科的小说不属于高行健的“冷的文学”。“冷的文学”是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抒怀言志的文学。对阎连科而言，文学不可能超越政治，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高行健和莫言。但是作家必须超越主流的现实主义，所以阎连科想超越的是文学的形式和创作概念。 在写作的方法上，和西方作家更愿意描述深刻的心理活动不同，我们国内的作家不愿意做太多的心理描述。他们不需要太深刻的心理分析，但也能表现心理深度，这可能是中国特色。阎连科追求叙事语言，他在写《受活》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用哪一种语言风格来表述他的小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的作家相当成功，我个人的感受是看了高行健再看阎连科，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小说真好看。看高行健作品的时候，真有看翻译作品的感觉，因为高行健是最早推出现代派小说和现代戏剧的。莫言和阎连科都有深刻的负罪感，而莫言的负罪感远没有阎连科那么沉重。阎连科和莫言写作的故事也比较类似，经历也比较类似，但是看了阎连科的作品以后觉得非常沉重，而看了莫言的作品之后，不会那么沉重。 作家阎连科 阎连科鼓励作家回到个体，强调现实主义与生活和社会无关，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换句话来讲，他要强调超越主义的现实或超越的现实主义是要回到个体的内心和灵魂，然后重新定义“真实”这个概念，“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强大的和现实主义的”。真正超越的现实主义是他追求的。 我认为阎连科在当代小说的颠覆性和批判性使他异军突起，这方面的成就绝对超越了高行健，也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莫言。仅仅题材的敏感而求轰动效应的书写接近于标榜意见立场、追求媒体炒作，只有超越现实，才可能在文学世界里颠覆现世的主流价值，开拓新的思辨空间，进而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我们有很多写敏感题材的作家，不一定写得好。我认为阎连科想通过“神实主义”重新推出一个创作的新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他近年小说的批判性指向的政治和商业的逻辑，而颠覆性是指又出人意料地演绎出政治和商业背后的逻辑。他的文学世界充满了荒诞的末世感，为歌舞升平的盛世喧哗留下极不和谐的无声的见证。 阎连科在《受活》的封面有一段话：“忘记是我们共同的罪恶，去认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阎连科对读者的要求就是以个体的经验想象回家的道路。这个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家，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回去的，是要经过努力的，这里的努力就是指写作和阅读。 什么电影能够代表中国形象？ 当生活跨两种文化之后，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西方有一套固定的文化接受模式。如果我们只是批评他们的模式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慢慢地改变这个模式，让他们能接受新的东西。 文学之外，我也在思考什么样的电影能够代表中国的形象。我发现在张艺谋《英雄》之后的武侠片里，有大量的暴力场景，而它们上映的日期一般都是贺岁片档期，本应该欢欢喜喜。而这几年的贺岁片越来越悲，越来越有负罪感，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血腥。2007年上映的贺岁片《投名状》中尸体如山，这就是我们春节期间大家去消费的形象。 还有《孔子》这部电影，本来可以很好，可以代表国家形象。但是观影之后，连国内的观众都无法产生崇敬的情感。这部影片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孔子能射箭，所以表现的还是他的武而不是文。然后这样的孔子形象拿出去，让别人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要改变西方对我们形象的接受，但是我们能生产出什么东西让人家先接受、能看能阅读、然后再认同？目前我们的文化产品没有能够让人家认同的。这里就出现了反讽，因为有了西方对中国固定的认同模式，所以产生了我们的创作者会主动根据认同的模式营造自己的创作。于是就出现张艺谋所创造的影响。《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中的灯笼还是中国式的，但后来到《英雄》的时候，那个灯笼就不是中国式的了，而是日本式的。因为张艺谋请的是日本的设计师进行包装的。而西方通常只有一个整体的亚洲概念，无法区分中国的、日本的和韩国的。 还有，以前华裔在国外发达之后都会投资电影，而影片描述的都是乡土中国。那么我们现在这些真正懂中国文化的电影制作者，不管是老一辈的还是年轻的，都仍在试图迎合这种乡土中国的认同模式，仍在生产西方人想看到的中国电影。如果不试图改变这个机制，而只是一味迎合，则只能是重复生产类似的东西。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电影《英雄》剧照 中国的确走向世界了，但困惑也越来越大 我不赞同“最中国的应该是最世界的，最世界的应该是最中国的”，而是“最中国的才可能是最世界的，最世界的才可能是最中国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整个趋向是走向世界，这几十年来我们是走向世界了，但是困惑也越来越大，世界并没有认同我们。这里必须要询问其中的原因。 因为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讲一下我个人的观察。推出中国的符号才能走向世界是没错的，但问题是推出什么样的中国符号，怎样才能改变西方对中国刻板的认识。西方比较关注的还是关于人权的问题和个体的压抑（尤其是性的压抑）。“政治压抑必须用性压抑来表达”已经成为西方喜欢的固定的模式了，这类书在西方一致叫好，虽然学界不太认同。学界和大众读者有很大不同，学术界一般才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我很关心的是，我们现在最受关注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是不是能够从中国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并能够从中转化出一种属于中国声音的现代性，让西方也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小说的章法、技巧和独特性？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的转换，从而把局面扭转过来。 《饮食男女》这部电影的成功也是个案，西方一直有这种偏地域性的电影，也有拍意大利和法国的，故事情节都类似，让观众看了就想去罗马，想去巴黎，想去台湾吃小吃。但这不是主流。 《卧虎藏龙》的成功是个例外，我至今也不知道它成功的原因。我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李安本来想表现的是中年人压抑和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就是周润发和杨紫琼这一对——朋友妻不可欺，即使朋友过世了，两人情投意合，也不能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但恰恰是章子怡代表的第二种爱情得到了西方年轻观众的认可，这其中可能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因为西方认同的是打破社会束缚，不顾贵族身份而去闯荡江湖。这非常符合他们的西部冒险精神。直至今天，《卧虎藏龙》在好莱坞还是非西方电影票房第一名。

价值与信仰，新月与十字架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2013年11月魁省推出《魁北克价值宪章》后，媒体报道不断。虽然随着该党2014年大选下台，这一提案无疾而终，但其引发的社会思考却仍将继续。价值与信仰有关，现与读者分享见解。 概念的引入 子曰：必也正名乎。先定义价值：若干年前大陆一大学生临毕业，为救堕水老农，自己溺水身亡。这在欧美大抵一片赞扬，但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不值。老农有啥用？大学生会对社会作贡献。 这个“值不值”，或者“价值观”,人人都具有。价值与价格不可混为一谈，价值并非货币可以衡量换算，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价”。你爱什么，就认它有价值。 自由的价值，则高得令诗人可抛弃生命与爱情两者。美国独立时期口号“不自由，毋宁死”（Live free or die）。 上海曾有位首富周某（据福布斯）犯案获刑17年。前此网上有其视频，他说：人生两样东西最重要，一是命，一是钱，有命没有钱，命有啥意思？有钱没命，钱有啥用？其人只读过小学，但能把人生高度概括、抽象到两个元素，探讨两者关系，并非一般学问了，很有philosophy（哲理）。 笔者在大陆经历一事：供职单位宿舍夜半起火，一女抱出小孩，返回取财物，楼塌，葬身火海。2013年元月6日，上海一批发市场失火，6人罹难。一女不满二十岁，跟舅母上楼，至死手中紧抱现金与存折等物。另一女上楼救钱，丈夫阻拦但仅抓住一只鞋。是否女人更爱钱财？有一男本不在现场，闻讯赶回，说有六百多万现钞在店内，消防人员尽力拉也拉不住。媒体报道称：尸体抬出来，怀里抱着几大捆钱。 据现代科学，过度兴奋或恐惧时肾上腺加速分泌，反应与体力超常。生物有求生本能，狗急能跳高墙。盖因其人对钱财执著，朝思暮想，思想变成本能，钱比命要紧而奋不顾身。到此田地，劝说、批评、反贪，统统不管用了。 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国人有这价值观？东亚有些民族似也相仿。敝人孤陋寡闻，但知在欧美，凡金融珠宝等行业，经理会关照新员工，天灾人祸时先逃生。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老外是无法理解的。中国虽有古训“留得青山在”，但事到临头，唯有金银忘不了。 全球赌场都有中文广告、说中文的雇员，中国人即使玩，也爱玩钱。 国人认为比金钱价更高的是权力，有权不怕没钱。中学时代有一邻座，当了班委，说话便有点哼哼哈哈官腔。GD培养不少积极分子，上上下下，为权力金字塔培养抬轿子的，纯朴学生就此炼成了毛左。毛本人至死不放权，还假惺惺以“接班人”作钓饵害人。 其人三年困难时期回老家一趟，嘱咐“搭个茅棚，我将来退休住”，湖南遂耗巨资建滴水洞别墅，而毛仅于1966年6月住了11天，从未退休，倒为夺权发动了文革。据计算，建别墅的钱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二百四十八万饥民吃一年！ 滴水洞别墅一号楼 华盛顿连任一届已非所愿，坚拒第三届，说“不能开先例”。功成身退，在家乡读书、开酒坊（蒸馏威斯忌出售）。其人并无雄文四卷五卷，但说过“我们不能效法欧洲宫廷”。 华盛顿拒连第三任总统 要钱不要命与毛泽东嗜权，似有点极端，但这是不少华人的价值取向。前者明显，后者也不含糊，那些年海外民运内部明争暗斗，那年王若望来加，鄙人当面讨教：搞民运的何以自己作风那么不民主？先生略作沉吟，答说：很多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王老已逝，生者当常思其言。 国人不认同的价值 想掌权出人头地，就很难接受“平等”这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察过托儿所么？阿姨分糖果很公平，小孩子谈不上多少社会影响，天性令他们要求平等。人长大了，在中国长大，懂得官大一级压死人，问他天色，他先看领导脸色，尽管内心很清楚这领导狗屁不通还不知哪里弄来博士硕士帽，就像易中天所说：“不弱智能当领导吗？” 有些事很多华人不知道，或不相信：欧美有些人中大奖而不去领奖，有人当官不领薪酬，只为实现自己理想，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当官。魁省市政选举，市长等职有时仅一人候选，人称“鼓掌选举”（élection par acclamation），大家拍手赞成完事。蒙特利尔岛Dorval、Westmount、Kirkland等地市长就这么产生。 本刊八月号载《福山理论的倾听和质疑》一文，作者认为“还需要思考一个文化因素，这就是价值理念……有对丰衣足食的追求，而无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再上升到哲学命题“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意识决定存在。”作者所提“价值理念”，正好是国人所缺，所不认同的。一如资中筠所说，中国人对于和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如宗教信仰之类，是不会有兴趣的。 国人若少一点物质追求，多一点精神世界，不独早就共和，也不至于牺牲环境、资源、劳力，替洋人打工（可悲有海外华人看到一元商店里那么多 made in China 竟然自豪）。 王朔说得形象化：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我们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乎我们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 魁北克价值 首先是讲法语，然后民主、多元文化、男女平等、政教分离以及人权与自由。这些都印在移民局文件里，告知新移民。 十六世纪法国人开创“新法兰西”，随后来了英国人，英法从此战争不断。法裔坚持自己是“独特社会”，虽然英语已经在加拿大、北美乃至全球通用，魁省仍独尊法语，其余均符合加拿大价值（可参阅《加拿大价值宪章》），不离普世价值，但与中共“七不讲”相去甚远（除男女平等一项）。 “七不讲”系“五不搞”升级版，五增至七，不搞变成不讲。不让人讲人就不讲啦？真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当年（2013）8月底，蒙市69路巴士上多名乘客（内有华人）要一穆斯林女子摘下头巾，出言不逊说“你还是回老家去吧！”穆女反唇相讥道“你们闭嘴！”下车，可能感到寡不敌众。一乘客手机录像，报端披露。 9月初，省府发布公报：这份《宪章》已炮制近一年，涉及两方面: 一，权力公器中立；二，宗教宽容界限。内涵五项具体建议，其第4项为：凡政府公共服务场所，员工与民众须露真面目，不得佩戴明显宗教饰物。这里“场所”范围甚广，包括公立大中小学及托儿所，即使私立，只要接受政府资助也不例外。巴士这一幕，就因为公共汽车属“场所”。 证件照须免冠，或者机场码头通关不准戴墨镜，无人反对。而今9月份发生数千人游行抗议。此后另一场为支持，规模小得多。一些托儿所穆斯林保育员，声称宁可失业也要戴头巾，另有人则批驳：天天面对伊斯兰打扮，势必影响幼儿心灵（也有道理）。而安大略省一些缺医生、护士、保育员的机构乘机挖人，登报招聘：我们不在乎你头上的，只在乎你头脑里的！（We don't care what's on your head, we care what's in it） 儒教很难说是宗教，但古代儒生视戴冠为必修礼仪。孔子门生子路遭围攻，断了帽缨，丢下剑说“君子不免冠，容我结缨。”没等他整好就被剁为肉酱。国人有宗教信仰者太少，不妨就此推想，将心比心，可理解穆斯林的反弹。 其他如犹太教、锡克教并不执著，不戴不缠也有，小圆帽与缠头等并不遮面部。 看来重点是政教分离，省府还引用雨果，《巴黎圣母院》的作者：“L’Église chez elle, et l’État chez lui.” 大意为“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笔者顺便征求译文，法国人开个小餐馆，老板娘芳名Mélanie，招牌就挂Chez Mélanie，这个Chez，中文很难周全。 魁省穆斯林只占人口近6%，且受大学教育比例高，何以引起反感而且由来已久？联想法国，发生过穆斯林女戴头巾上学，被校长掴耳光。九十年代笔者来魁省，正值苏联解体之后，房东喜滋滋说：共产党人玩完，只剩下阿拉伯人了。问后方知，他们认定两种人最坏：共产党与穆斯林。幼儿夜间哭闹，大人吓唬“再闹，共产党来了”，能奏效。至于后者，纽约9•11事件更清楚。问题可如此求解： 一，政客弄权。反对该提案者认为，魁人党借此投法裔所好，为下一届连任捞选票。另外，加总理哈珀说，魁人党故意与渥太华作对。该党最终目标为魁北克独立，其理念秉承法兰西传统（法国本是社会主义故乡〉，激进左倾，支持劳工运动、社会福利及社会主义诉求。更深层次的则有： 二，历史恩怨。吾人生活在历史阴影中，只是不自觉而已，好比谁体验到地球不断载着自己转圈来着？宗教战争在人心的影响远未消除，都是一神教，信上帝，还是真主？能不龙虎斗？佛教好在不信神，也从未发动“圣战”。而新月与十字架争斗过，譬如前者曾攻占西班牙，越过比利牛斯山入侵法国，罗马教廷也发动历时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彼此积怨，形同冰炭，势若水火。 在穆斯林看来，拿破仑入侵埃及是对阿拉伯世界殖民，以色列复国是西方侵略，因为基督教承传犹太教，是一家人。反之，西方未必看得起穆斯林，觉得后者靠卖石油发财，土财主才认为GDP高就算强大，只会扣押欧美人质、在城市制造爆炸、对以色列发动“圣战”乃至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实在下三滥。 三、宗教信仰。伊斯兰不像基督教那样经历宗教改革，阿拉伯世界也不曾有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化。伊斯兰倒是不乏鼓吹原教旨主义，西方看来就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法国与其他欧美国家十八世纪开始政教分离，而伊斯兰仍奉行政教合一以及伊斯兰至上，对此加国英裔也许尚能克制，法裔似乎难以忍受。 显性与隐性 两种行为规范。前者如法律、规章之类，形诸文字，有强制性，后者则有道德、风俗与习惯等。最奥妙是大陆各种潜规则，“潜”与“规则”，相悖而合一，做得又说不得。餐馆吃饭，账单是前者，不可不买帐，小费属后者，不过听说华人餐馆也会向食客索要，或争多嫌少，或者打入账单而再次索要。即使有硬性规范，中国人有本事绕过，从前人情大于王法，现今宪法都可以束之高阁。 《宪章》提案走法定程序：征询公众，议会辩论、表决，若通过而生效，则原本内在的思想感情将变成硬性规定。从大环境考察，魁北克法裔只是打了头阵，西方对穆斯林早已不胜厌烦。有专家评论道： 2001年9•11事件震惊世界，我们眼看伊斯兰圣战份子诞生。12年时间过去了，金钱耗费万千亿，仍未能击败敌人。伊斯兰遍布各地的组织如基地、青年党、塔利班、穆斯林兄弟会等不时制造事端。就在9月份，发生几起爆炸，目标为基督徒（只占巴人口约1.6%）。22日巴基斯坦白沙瓦发生于基督教堂的自杀式连环爆炸袭击中，八十几人丧命，引起次日全国基督徒示威抗议。 巴基斯坦全国基督徒抗议 政教合一助长集权，而伊斯兰至上必然唯我独尊。宗教信仰，无论什么信仰，即使是宇宙真理，都应该认同普世价值。 后记： 元月发生伊斯兰恐怖分子血腥袭击法国《查理周刊》。其实该刊常登载讽刺天主教皇、法国政要（如总统奥兰德）甚至警察，总之一切权贵财势人物，但从未罹祸惹是非。此后法总统还带领数十名各国首脑在巴黎游行抗议，民众的呼声响亮：保卫言论自由的价值，以及“我是查理”。法国《世界报》刊文明确指出：言论自由是最基本原则，高于其它一切因素，包括宗教。2月份北欧哥本哈根又有类似事件。 巴黎街头可见一字长蛇阵的穆斯林朝拜，但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仍未接受普世价值，未认同自由（言论、新闻、出版等）。不过，年前埃及一位女大学女生网上公开自己裸体照，伊朗一位女记者公开其室不带头巾照片，挑战穆斯林传统。周刊事件后，法国穆斯林领袖、“法国清真寺联盟”主席Mohammad Moussaoui 也都参加了游行，还号召法国所有穆斯林参加游行。 相信随着时间推移，正义总将战胜邪恶。只不过，华人那种要钱不要命的案例，与不惜生命代价而捍卫自由的《查理周刊》，两相比较，真令人不知说什么好。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文：高华 编者注：此文是历史学家高华为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所写的书评。该书在蒙特利尔多个图书馆都有收藏，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借来一阅。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我的三十年阅读史 文：林贤治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我们禁止翻译和阅读西方的许多著作，它们曾经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禁书”的存在了。至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之类，在偏僻的县城不可得见，大约只有京沪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传阅的资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陷于停顿，图书馆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运动的冲击，一度打成“牛鬼蛇神”，恐惧中烧掉家里的大部分藏书，仅余一两百册，连同“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著作一起，给自己在荒芜的岁月里阅读反刍。 　　 当时年轻，对知识和真理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每隔一段短时间，我都会骑自行车溜出县城，一面打听小道消息，一面求借书刊。《摘译》丛刊是那时读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论》、《中国向何处去》是那时读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是那时读到的。借书、还书、借书、还书……那段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旅途，贯穿着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到了1974年，报刊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戏剧性地变做了乡村医生。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个人订阅了二十余种报刊，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历史研究》，从《朝霞》、《学习与批判》到《人民文学》，从中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着一个密约似的，走向村南小学的凤凰树下，迎候我的绿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省城做编辑工作。我欣喜于作为一个书籍的消费者，从此可以由自己将书籍制作出来奉献于社会了。 　　 原出版社资料室藏书丰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拥有大批“皮书”。但是，资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态度很不友好。我对此一直感到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大量“农民工”受歧视的报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证，不能像其他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借书的权利，借书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约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携书潜逃的罢？在个人阅读史上，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耻辱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读者在书店排长队购书是一大人文景观，我亲眼见过抢购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这时，西方文学名著纷纷重版，长期被禁的一些苏联作品如《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陆续面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著《1984》、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著《我们》）的出版，当时并不特别被人注意，经过时间发酵，至90年代其意义才显示出来。现代派作品的翻译呈勃兴之势，它们长于表现黑暗、危机和叛逆，出现在浩劫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1983年的“清污”运动，把现代派定性为一种“精神污染”，可见其潜在的影响力。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目精当，在青年大学生中广为流布，我是最早在这里读到《荒原》、《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发，涉猎相关的各类书籍的。其间，购读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及《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这些气派宏伟的丛书，让我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董乐山先生把80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称作“第二次西风东渐”。我以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引进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尚在其次，虽然稍后腾起过一阵“方法论热”。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居功至伟。当时，除了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新知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印的《西方学术译丛》，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的著作甚少，所以丛书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这套大型丛书立足于中国现实及改革，具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行文也晓畅易读。我购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它们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新东西，像“熵”，此前就闻所未闻。还有好几部畅销书值得一提。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最先带动我寻找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是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煽起我对思想史的热情；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以它的冲击力，激发了我和同时代人对于改革的憧憬，以及一种躁动难耐的心情。总的说来，当时的出版物是有使命感的，严肃而活跃；置身其中，竟有八面来风的感觉。 　　 由于“清污”时蒙受打击，郁闷中拟写鲁迅的传记。要写好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谈何容易，这对于我的知识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是，诱于鲁迅的人格魅力，我无法退让回避，终于决意投入高强度的阅读训练。我阅读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我不能不直接查找原始史料，翻阅发黄的报刊，如《新青年》、《语丝》、《新月》等等。我发现，历史果真被涂改得厉害。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大多是国民党人；譬如在《新青年》“内讧”期间，有关办刊的原则，鲁迅基本上是支持胡适而反对陈独秀的；又譬如，鲁迅并非“左联”的“盟主”，在后期实际上是被孤立被排挤的，诸如此类。鲁迅自称他的哲学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原信为“无治的个人主义”，也可读作“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得弄清楚这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资源，从源到流是怎样从西方到东方到鲁迅那里去的。鲁迅首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提法，就得读托尔斯泰，读尼采，读嵇康。要给鲁迅“定位”，还必须阅读他的同时代人，像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都是始于这个时候阅读他们的文集。后来我化名给出版社编辑一套二十种的现代作家散文丛书《人生文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长达六年，围绕鲁迅取径阅读，不但拓展了知识面，而且可以因集中的阅读而增进对相关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80年代有过“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有过美学热和文化热，后来还有过“新权威主义”的聒噪，这些现象触动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神经，促使我随机作“介入阅读”。“异化”是个大问题，涉及众多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很有实践价值，可惜最终局限于哲学小圈子，而且也如后来的“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一样无疾而终。美学是人类精神创造中最精微的部分，马尔库塞他们高度评价艺术的作用，甚至视之为人类解放的重要的指标。当时，高尔泰强调“美是自由的象征”，但我总以为距离现实政治未免太迂远，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对于美学书，像我这种心浮气躁的人只是泛泛而读罢了。萨特说，文化大而无当；细化倒不难掌握，譬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法律文化等等。不过，文化可以给人以一个开阔的视野是的确的。至于“新权威主义”，作为理论，表面上看是拿来的洋货，本质上同祖传的玩意差不多，正所谓“沉滓的泛起”。对此，我以为略知其详即可，并未深究。 　　 198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人间鲁迅》三卷本写成出版。无论思想、情绪、阅读及写作意识，算是告一段落，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 　　 90年代最初几年，知识界的空气比较沉闷，出版界也相对显得岑寂。至中期，在意识形态及市场机制的共同调控之下，通俗读物（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引领潮流，媚俗现象比比皆是，各大媒体联成一气，推波助澜。差堪告慰的是，西方文艺及社科书籍未见衰减，反而有所递增。除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外，全国又有多家出版社涉足社科类译著的出版。比起80年代，这时的翻译，明显扩大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以及思想史等范围。仅法律方面，就有三联的《宪政译丛》、《民权译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知识出版社的《人权译丛》等，一时之选，蔚为大观。近20年来，全国有影响的社科人文类丛书，有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等等。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一批大学出版社，先后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译著出版。 　　 我藉此看到，在出版物的消长之间，一直隐含着两种力量的博弈。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基本上丧失了原创力，一时难以恢复；但是，这种近乎搬运工的工作，却体现了另外一种韧性的力量。总之一面在沦陷，一面在建设，历史毕竟在克服重重阻障中得以摇摆着前进。 　　 80年代刚刚从风涛中遁去，“告别革命”的论调就甚嚣尘上了。90年代的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大抵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知识界的演变，舆情的迁流，引起我对国家与权力、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特别关注。20年来，个人阅读大抵是环绕着这几个主题展开的。 　　 革命事关重大，首先是制度问题。托克维尔把书命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着眼点就在于革命与制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写《鲁迅的最后十年》，关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说得还算通顺，就因为啃过一通政党史和宪制史；究其实浏览所得，亦不过常识而已。其次是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还有群众问题、文化心理问题、政治中的人性问题，等等。对于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冲突论”是很重要的方法论；政治抗争及社会运动作为革命的先声，有关的理论也很说明问题。因此，马克思、韦伯、勒庞、达伦多夫、科塞、蒂利等人的相关著作，是我感兴趣的。如果说他们的书是抽象结构构图，那么，像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作为具体事态构图，更是火星四射，令人血脉贲张。 　　 作为革命的案例，我曾比较读过一些英、法、美、俄革命的历史书，革命形态非常不一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问题。学者们“告别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告别暴力，即“不合法”的暴力，而对于构成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暴力则是容忍的。暴力使用的程度如何，事实上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远的有民族文化传统，近的有现存制度、斗争情势，还有革命者的素质，诸如此类。坊间近几年出过几种专论暴力的书，如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索雷尔的《论暴力》等，都没有像我们的学者这样一概否定暴力，甚至于为革命暴力辩护，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则辩护更有力。有关这些具体的革命事件的论述性著作，对我最有启发的，有潘恩的《人的权利》，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激进主义》。 至于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哲学角度对革命进行阐释的著作，近年也见陆续面世，但为数甚少。其中，阿伦特的《论革命》，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哈里迪的《革命与世界政治》，都是富于思考力的。以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是我喜欢读的。我曾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过一套《流亡者丛书》，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烧般的灵魂，像法拉奇的传记小说《人》，当年便很激动过我的心。 　　 国家是一个大概念，也是一个庞大的实体，霍布斯称“利维坦”。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几乎都离不开国家，革命如此，艺术也如此。我对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状况没有深究的兴趣，我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内部的权力运作，以及它如何支配公民社会，如何影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在福柯的著作中，我特别看重关于权力的部分。他的权力无处不在的理论，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包括对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以及同住者自愿服从的反应的描写。但是，他似乎更多地关注构成权力关系的组织形式、制度、策略和技术，而非现实的人，不涉及团体或个人实际上是处于支配或是被支配的地位。不过，据说后来他表示决心在他的词汇中废除“权力”一词，用“政府”和“治理术”来代替。的确，政府或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说的，那些支配国家机器，主宰现代社会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极少数的“权力精英”。精英统治集团的品质、意向、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命运，对于一个具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苏联，就是由于有了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才有二战及“大屠杀”的发生；有了斯大林的发动，才有了肃反和劳改营。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中指出，在野蛮的杀戮中具有一种“现代性”，这是最可怕的，它使整个杀人过程变得更有效率。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纳粹德国和苏联并称为“极权主义国家”，以区别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要者也就在于它的现代性。我较早读到台湾出版的该书的汉译本，曾与大陆译者联系版权，方知台湾方面也不曾购得原著版权，便节选其中最重要的三章，编入丛刊《读书之旅》，出版后只剩下两章。十年过后，大陆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仍然是节译本。 　　 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状况，关于大屠杀，除了作蓝皮书出版的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三卷本外，90年代又出版了一批译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国》系列丛书，计数十种，是相当有魄力的。希特勒传记已出版数种，在写法上，《解读希特勒》颇有新意。此外还有记录希特勒的追随者及大屠杀中幸存者的译本数种出版。关于苏联、共产国际、苏中关系，所见有数十种译著。我把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的多种传记也读作苏联的传记。苏联的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著及文学作品，如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诗歌，是当年的“禁书”，有很强的可读性。还有编辑出版的档案材料，那是最坚实的历史的见证，如列维茨基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1991年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我国学者沈志华先后编译出版了大批档案，我以为是功德无量的。90年代后，我们还曾出版过几套“西方马克思主义”丛书，其中有不少关于苏联及国际共运的反思性、批判性著作；比起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来，我以为别具一种理性的力量。 　　 必须从专制和封闭中走出来，从“历史主义”的诓骗中走出来，这就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主题。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缺乏事实根据的演绎是空洞的；要想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与阐释，我认为，唯有把它们置于历史的真实的困境之中。 　　 对于知识分子，最早是从个体开始，然后扩及群体的一般的认识。有关这一社会角色的理论性著作，9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若干种，我认为最好的当数科塞的《理念人》、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还有新近出版的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所谓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这是无庸赘言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些人的定义，仍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文化理想，并坚持践行；二、独立性，或称边缘性、浪游性；三、永远持弱势者立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首先意味着独立于权势者之外，同权力保持距离甚或对立；再就是独立于金库和市场之外，独立于群众之外。在写作鲁迅传期间，我阅读过中国不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文集、日记、自传和传记，确信鲁迅是唯一的坐标式人物。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其实所指是缺乏知识分子角色所应有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担当苦难的精神。传记就是个案。后来看了一批外国知识分子的传记，主要是俄苏、法国和德国方面的，深深感受到一种“精神气场”的存在，知道什么叫“大知识分子”。 　　 近20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议论颇不少，扬胡适而抑鲁迅不用说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亦见褒柏克、阿隆、海德格尔而贬卢梭、萨特，足见其间的思想流向。贬卢梭与贬法国大革命是一致的，贬萨特则往往跟萨特一度宣传苏联有关。萨特一生中确实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从来不曾奉命行事，而是坚持独立的政治实践，一旦发现错误也都能在实践中自行纠正。这是他的伟大处。我读过一个被称为“道德侦探”的英国人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作者以正人君子自居，极尽私生活暴露之能事，将知识分子漫画化，其中就有萨特。无疑地，这是一部旨在消解知识分子职责的格调低下的书。我读过多部关于萨特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萨特的世纪》，当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种。我也读过雷蒙•阿隆的回忆录，《知识分子的鸦片》和另外的几种书，觉得他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冷静的人。若拿两人比较，无论如何，我更倾向于错误的萨特。我从来敬重左翼人物。以前在班达的书中看到他说：“知识分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当然对左翼的政治也必须有不同意的东西”；像罗蒂，在书中同样有寄希望于左派的话，“因为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这些话，使我读了感到兴奋。 　　 “主题阅读”本可以使具有亲缘关系的各部分知识变得更紧密、更系统化；但是，由于“实用主义”外加“自由主义”的读法，知识的残缺就变得难以弥补了。譬如“国学”———姑不论这名词是否成立，所谓“经史子集”，也只是挑感兴趣的书读，《诗经》《庄子》没有问题，《大学》《中庸》则根本读不进去。二十四史没有读完，倒是取巧读近人做的通史或专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之类。诗文集浩如烟海，自然只好取半瓢饮，一读选本如《文选》、《古文观止》、《古诗源》；二是个人特别喜欢者，从屈原到秋瑾苏曼殊，亦不过二三十家而已。自忖所具备的古典知识，大约仅及从前的开蒙学童水平，根本不可以言学问。至于当代学术及创作，阅读多是出于对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偏好；作为文学编辑，或者这也可以算得是一种职业需要罢。 　　 鲁迅在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强调“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理由是：“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又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都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这是身为“过客”的沧桑感言。鲁迅的书所以对我构成巨大的魅惑，也无非因为它像外国书一样，教我接近“实人生”。多读一点中国书，对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不问而知是有益处的；只是中国书作为同质的精神产物，最多可以供作传统文化批判的对象，却无法提供认识和批判的利器。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我近二十年多读外国书的原因。 　　 鲁迅补充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其实，仅就作文而言，我也以为外国书更丰富，可以提供更多的范本。中国诗文体制短小、含蓄内敛，少有汪洋恣肆、离奇变幻者。就说我所迷恋的海涅、马克思的政治及思想评论，广博、睿智、犀利而富于文采；赫尔岑的回忆录，时代和个人连为一体；尼采的闪电般的箴言体随笔，本雅明灵光四射的文论；巴什拉坩锅式的把科学、哲学和诗搅到一起，德勒兹狐狸般出没、浮云般聚散，这样的文字简直无法以旧有的文体命名，我们哪里有呢。

帆船和翻船以及中西教育差异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个纪录片在英国和中国都十分火爆，其讲述的是英国某个中学借了5位中国的中学教师，让他们用中国的教育方式去教英国学生，看看是否可以从中借鉴一些经验，以改善英国的中学教学质量。其起因是这样的：在全世界中学水平测试中，上海成绩最好，而英国的几个城市成绩最差，那么如何提升英国的中学教育水平呢？是否可以从成绩最好的一方学一些经验呢？于是就有了这么回事。 2015年的8月初，BBC的纪录片第一集刚刚播出，要播几集还不知道。但是第一集的教学结果似乎是英国的学生并不买账，他们不适应中国的教学方式。比如科学课英国是在实验室先动手，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逐渐摸索结论。而中国老师的方式是，在讲台上演示，把结论告诉学生，让大家记住。前者注重的是一种过程的体验，而后者是一种结论的传授。 如果说从考试成绩来说，那么很可能是后者比较有利，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学生得到了关键的结论，如果学生记住了，成绩就会不错。前者就不同了，在课程中所获得的很多是失败的教训，整个过程充满着失败，而这是无法直接提高考试成绩的。 BBC的系列纪录片最终将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尚未可知。但是BBC的纪录片是以批判和思考见长的，最终可能是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是思考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结束。 就在BBC播出这部纪录片的一周前，我正好碰到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也正好在感慨这个问题。这就是发生在蒙特利尔一所暑假帆船学校的事情。 帆船学校所在地在一个帆船俱乐部里 我那两个小子（Alexander 12岁，Oliver 10 岁）坐不住，除非玩电子游戏。既然他们对帆船运动有兴趣，就去学学。学校其实是在西岛尽头的圣劳伦斯河畔的一个帆船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大人小孩都可以各取所需，有水平很高的，也有初学者。专门给暑期的小孩子开的帆船学校时长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可以学什么呢？据说可以拿一个帆船驾驶二级证书。反正我没有什么参照系，不知道这二级能干什么水平多高。我觉得就是一个暑期给小孩子消遣的活动而已，培养一下爱好而已。 第一天他们从帆船学校回来，说是很没有意思，就是讲课而已。但是，第二天回来，他们就说很好玩了，接下来就更好玩了。我想，好玩就好。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老师不知道是怎么教的，只需要一个星期他们就可以独立操作了。小帆船，圣劳伦斯河，每船两个人，老师在远处管安全。剩下的就是小孩子自己操作。初学的都是十来岁的小孩子，男孩女孩都有，就这样，一个星期多点就都像水手了。 学生们在圣劳伦斯河上航行 小孩子自己在操作驾驶 这个结果令我感到意外，但是让我更感慨的是其教学方法。我是在西方得到博士学位的，我当然知道西方教育方法和中国的不同，但是我毕竟是在教育的顶端体会中西方差别的，我并没有在初等教育中有直接的体会。他们初等日常教育方法当然也和中国的非常不同，从小孩子开始就这样。关键就是动手和实践，让他们自己去想象和尝试，让他们体验他们自己操作的结果，包括失败和成功。但是这个帆船学校却把这种不同推向了极致。 他们说的很没意思的第一天是讲基本原理和安全，小孩子不爱听是肯定的，但这是必不可少的，老师对此不厌其烦。安全第一，逃生方式必学，这是西方教学的开场白。接着，既然安全有着落了，就让他们自己去折腾了。 我因此想到几年前他们参加足球学校的情景，老师开始讲规则，完了就让小孩子比赛。根本没有技术训练战术训练。等到最后比赛结束，老师才出场，让小孩子列队和对方队员一一握手。对他们来说，人格培养是重要的，尊重对手，尊重自己，别的技术战术都是让小孩子自己去体会的，有了足够的体会到了一定的水平才需要指点。我总觉得在西方学点东西与其说是学的，还不如说是摔打磨练出来的。 等到家长在第十天应邀去坐他们驾驶的船，以体验他们的学习成果时，真的不可想象他们在十天前对帆船还是一窍不通。他们的表现十分像样，各种术语和操作，那动作让人觉得他们已经是有点历练的水手了。 Oliver在用身体重量抵抗风的力量以保持帆船的平衡 Alexander在掌舵 圣劳伦斯河的水流还是有一定的速度的，河面非常宽广，风也比较大而且不太稳定。老师那淡定肯定让不了解西方教育的家长蛋疼：这么宽的河面就让这些初学者自己操作？更不可思议的是船翻了老师还很淡定。当然他们的淡定也有理由，首先孩子们的入学条件是必须会游泳，再者必须穿救生衣，还有，船是设计好的，会翻但是不会扣过来底朝天。有了这些条件后，船翻了就翻了，老师淡定地看着，小混蛋们在水里使劲折腾，想方设法把船再正过来。有这样当老师的吗？有这样教学生的吗？要是在中国，家长早就领着孩子走人了，嘴里肯定还叨唠着“作孽啊，作孽啊！”搞不好还要投诉。 正是这样的教学，让这些小家伙很快就学会了，而且还特别有冒险精神，很有创意。他们试着看看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翻船，不断地寻找翻与不翻的临界点，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肯定会翻的。翻了，临界点就找到了。他们说他们翻过几次船，其实不说我也知道。我在船上的时候，这两个家伙说要试试临界点，我说今天不行，我手机在身上，否则你们可以试试。我当然知道，如果不翻船，这“试试”是不会结束的。 我怀疑500年前的哥伦布和麦哲伦都是这样开始学习帆船的。更早的维尔京人也应该如此。驾驶帆船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这种不怕艰难险阻不怕翻船的精神才是真正应该学习和继承的。如果说哥伦布和麦哲伦仅仅靠他们的技能和国王的命令完成了伟大的航行，那绝不正确。麦哲伦为了进入那个传说中的“大南海”（现在的太平洋）而一直沿着美洲大陆向南航行，天气越来越冷，食物淡水越来越少，船队中越来越多的人说他是疯子：哪里有什么大南海？只有疯子！船队大部分船无法忍受这毫无希望的远航而逃跑回到西班牙，但是麦哲伦依然坚定。正是这种勇气和痴迷使得麦哲伦在美洲的最南端找到了通向太平洋的海峡——今天以他命名的“麦哲伦海峡”。然后便是那一望无边的“大南海”——由于他们航行期间风平浪静而被不公平地重新命名的“太平洋”。冒险家也冒不该冒的险，胜利在望的麦哲伦居然在靠近印尼的太平洋岛屿上卷入了一场土著人的内讧，结果身亡。这也算是英雄气短吧。如果真的没有这些缺点，也许英雄也不成立。 这俩小子对这些英雄人物似乎还没有到感兴趣的年龄。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懂的还很多，以便显示尽管我不会驾驶帆船，但并不是一窍不通，理论上还是可以胡说八道一顿的。 我想你们真这样厉害？就把我所有知道的和推理的帆船知识都搜肠刮肚出来考考你们： “如果你从A到B，航向正北，但是风向正北顶风，你可以抵达B点吗？” 回答让我非常吃惊。“这当然可以，你就这样航行，这样。”Alexander比划着。额滴天啊！我在大学才搞明白的东西他们这会儿就明白了？ “你们老师这也教？”我悻悻地问。更过分的是“不是老师教的，是我们自己搞明白的。” 我真的对中国的教法彻底绝望了。他们的老师其实就是放任自流适当指导而已，这些家伙就学会了。想象力其实真的比知识更加重要。如果可以启发学生的想象力，那老师确实可以事半功倍。看这些老师淡定的样子和学生们的成就，你真的没法不蛋疼。 你说要用填鸭式的教法，那得多费劲才可以把学生说服其实顶风也是可以让帆船抵达目的地的。当然你可以告诉学生，可以顶风航行，这就是结论，考试必须这样答。这样当然可以得高分，但是这和学习有什么关系吗？我肯定关于顶风航行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可行的。读者你们知道如何航行吗？ 我总不能这么不体面地被这两个小崽子打败吧。 我又问：“帆船的航行速度可以超过风速吗？” 这次我得意了，因为他们抓耳挠腮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估计明年他们肯定会带着这个问题去航行的。其实我也只有理论的答案。读者不妨思考一下。 教学真的是应该启发式的，让学生自己思考想象和动手实践。学生的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 胜利返航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由BBC纪录片引出的话题。这些差别基本上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教育系统培养的学生通常考试成绩不错，但是越向前走路却越窄。其实，这问题就在教育过程本身。中国式的教育在于复述知识，在训练这样的复述而获得好成绩的同时，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了。当学生的好坏仅以分数来衡量，而分数可以从记忆和复述知识获得，那么在这样的体制下，还会有多少学生愿意思考问题并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已有的知识呢？在结论如此容易获得，而过程的崎岖又不能带来任何奖励的情况下，还会有人热爱认知过程吗？ 当我们看到那些以欧洲人名字命名的定理的时候，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式的教育目的是把人培养成螺丝钉，而不是培养独立思考的人。数千年来一直如此。我们的教育培养师从和复述，把学校变成了考试训练场，最终变成了智力屠宰场。 因此可以这样说，西方教育给了学生一条相对艰难的获取知识的道路，教学并不急于把正确的结论告诉学生，而让学生在过程中学习，包括犯错。而东方教育给了学生一个相对容易的获取知识的过程，教学就是把现有的知识以不许质疑的方式告诉学生。这其实就是“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的差别。中国人其实并不是不知道哪种方式更好，但是在教育这个领域，中国一直没有想明白。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奇怪的结局。在全世界的测试中，最好的城市都是亚洲的，而欧美的城市则都比较差。这很有意思，其实如果要是两千年来一直有这样的考试，那么结果一定一直是这样的。越是侧重师从和复述的文化，学生考试越好。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很奇怪的。这些考试成绩很好的国家的下一代还是好学生，但是他们在学习考试成绩比较差的国家的上一代学生们所创造的知识。代复一代，后者永远是好学生，前者却辈出创造者。 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是培养出高分的考生，还是独立的思考者？我不知道完美的答案，但是至少知道中国的教育方法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欢迎订阅时代学园公众微信号，在手机上看我的文章。微信号：TimeAcademy

午夜巴黎 文、图 / 枫子（蒙特利尔） 每个人对巴黎都有自己的演绎。他（自从那幅《自由引导人民》油画反映的1830年法国革命后，Paris在法语中就由阴性词变成阳性词了）是知识分子倡导的“革命之都”，是奥斯曼改造的“现代之都”，是波德莱尔笔下的“罪恶之都”，亦是雨果眼中的“文明之都”，是埃菲尔缔造的“神话之都”，又是现代艺术家们集体描画的“魔幻之都”。 这样一座“集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于一体的城市”（——维克多•雨果），概括了人类最主要的文明和历史。关于他，地球上每个角落里的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方式来诠释。 76岁的伍迪•艾伦（Woody Allen）选择了一个既魔幻且浪漫的角度来描绘巴黎：1920年代——---他心目中巴黎的Golden Aage（黄金年代）。 这部Midnight in Paris（《午夜巴黎》）的电影叫我足足看了四遍。明明它就是一部拍给文艺青年看的浪漫轻喜剧，可我看得并不轻松：影片中再现的那些作家们偏偏是我挚爱的，那些画家们偏偏是我崇尚的，那些老旧的音乐偏偏是我最钟情的，还有，还有巴黎那雨，那夜，那街灯，那石板路，那大街小巷里的一切！太多讯息，太多回忆，每一个镜头都自有它真实历史的出处，每一个人物都连带着他背后的作品和思想。这简直是一场太过华丽的饕餮盛宴，全是山珍海味，没有萝卜青菜，一时还真叫人难以招架难以消化。 影片一开场就是一组巴黎明信片式的展示，在萨克斯风吹奏的Si Tu Vois Ma Mère的音乐伴奏下，伍迪•艾伦整整用了3分又10秒来一一展示巴黎的地标：塞纳河，古街道，卢森堡公园，圣心教堂看出去的巴黎全景，红磨坊，香街及凯旋门，花神咖啡馆，塞纳河畔书亭，协和广场，卢浮宫，蒙马特，埃菲尔铁塔，……整整60个场景，从晴天到雨天，从白天到夜晚。一上来就堆砌就罗列，毫不掩饰地把伍迪•艾伦心中最美的巴黎强加给你，好像一个天真的孩子闪动着亮晶晶的眼睛对你说：看哪，这些全是我的宝贝！ 他不在乎这是否太Hard sell，是否不够深沉委婉。这加了美国爵士乐元素在里面的巴黎，叫人炫目，使人凌乱，是一个美国佬的演绎，是他自己心目中的浪漫巴黎。 同他的系列城市片一样，《午夜巴黎》中描绘的也是美国人在他乡的境遇。Gil是好莱坞的编剧，有着Golden Aage Ssyndrome（黄金时代情结），最神往1920年代的巴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都是他崇敬的伟大文学家。当他一次次在午夜时分被古董车载走穿越回巴黎的Golden Aage，当他亲见那些只有从书本中读到的一个又一个文学艺术大家，那种热切神往变成现实后的不可置信，欣喜惊惶，令我怀疑这一切就是伍迪•艾伦自己曾无数次做过的白日梦里的情景。 画家可以用绘画，音乐家可以用旋律，作家可以用文字来描绘自己的梦。而伍迪•艾伦不只是导演，还是编剧，还是著名的爵士乐手（定期在纽约的酒吧里演奏，更在2008年来过蒙特利尔“国际爵士乐节”献艺），所以幸运的他可以用电影——这集大成的综合艺术形式——来充分描绘他的梦。他描绘得放肆，我更看得贪婪！ 在电影里，伍迪•艾伦借着一个好莱坞编剧之身，实现了一次自己对1920年代巴黎音乐、文化、艺术的穿越之旅。 整部影片里他一共在午夜穿越了四个晚上，亲见了20来个偶像，以巴黎所有知名地标为背景，所选音乐都是那个年代流行的。不单止置身其中的男主角Gil看得眼花缭乱，一时间醒不过神来，像我这样对那些人，那些景，那些音乐或了解或熟悉或有点印象或完全不甚明了的观众，感觉更像是一下子跌倒在云里雾里，懵懵懂懂，一时间分不清这都哪跟哪、谁是谁了。 菲茨杰拉德（左） 他穿越见到的第一个大人物就是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他和他那神经质的太太Zelda正在幻觉派艺术家Jean Cocteau的Party上，Gil不敢相信坐在钢琴前的正是他的偶像音乐家Cole Porter，唱的正是那首有名的You've Got That Thing……你看，一上来就是一股脑名人名作的堆砌，以致于影片中不得不频繁地打出字幕。然即便字幕也不足够，比如菲茨杰拉德的妻子，那个嫉妒多疑固执自卑、直接导致了伟大的菲茨杰拉德创作的枯竭和早逝的红颜祸水，影片中没有对她做专门的交代，好在我读过海明威关于他们夫妇的详细描述，我也猜想会不会伍迪•艾伦也是从《流动的盛宴》里攫取了许多的细节和灵感。因为影片中Zelda的台词虽不多却被演绎得栩栩生动有血有肉。 遇见海明威（右二） 还有斯坦因。海明威把Gil带去斯坦因（美国女作家，“迷惘的一代”的提出者）的家里，海明威对斯坦因的信任，及斯坦因对毕加索绘画寥寥数语一语中的的批评，文学青年向斯坦因讨教时的虔诚和小心翼翼，电影中将这些发生在100年前的事情、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与我在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中读到的一模一样。我私下里猜想这本书也被伍迪•艾伦读了又读，我甚至都猜想他会不会从这本书书出发，为《午夜巴黎》首先塑造了一个崇敬海明威的剧作家，然后由海明威带着他回到1920年代的巴黎。他后来爱上的那个女子，他后来几次的午夜穿越，都是从海明威带他去斯坦因的沙龙开始的。 斯坦因（右一）的沙龙 好在海明威在自杀之前出版了这本《流动的盛宴》，这本书不单止是他自己于1921年至1926年在巴黎生活的一段回忆，其实更是关于1920年代巴黎文化艺术界的珍贵史记。就像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的记述，是观照195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心态与命运的一面镜子，那关于史实的记载意义远大于小说的写作成就，可以说巴黎颁给她龚古尔奖应该不无这方面的考量。而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虽是生活散记，在文学价值上无法与他的恢弘巨著相提并论，可它赠予我们多少真实历史的回忆，因而书中的那句“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已经成了巴黎名片上唯一一句导游词。 海明威是电影里男主角的偶像，我猜想他也是伍迪•艾伦的偶像。《午夜巴黎》里各路名人大家如走马灯似地出场，片长所限不可能每人都能给予充分展现，而海明威却有着大段独白的机会。他说：“（我的）书之所以是好书，因为它是诚实的书。只要故事是真诚的，只要行文干净而率真。”我想伍迪•艾伦在编导这部电影时的用心，与海明威写作时一样，都是真诚而率直的。 76岁的他根本不想掩饰自己童真的一面，借着男主角的傻劲尽情地表达他的率直。比如一个场景，Gil的女友问他：明天我们去凡尔赛宫吧？Gil说：不行啊，我们不是要去利普啤酒馆吃午饭吗？我认识一个教授，在那吃饭时见过乔伊斯（爱尔兰作家）在吃他的德国泡菜和法兰克福香肠……看到这我不禁哑然失笑了，觉得自己和Gil，和伍迪•艾伦都是一伙的！我太能理解为什么这样拐弯抹角的一个故事都足以驱使男主角想去那里吃顿饭，这么天真的想法，在那些“正常的”老于世故的人看来真是幼稚到极点。可我能明白Gil的推理：他认识的一个教授见到过乔伊斯，也就等于他和乔伊斯之间有了间接的联系；而乔伊斯用餐的餐厅，他所享用的食品，便被乔伊斯迷赋予了神圣感。所以Gil想去利普啤酒馆吃餐饭，点一客乔伊斯吃过的菜肴，这样做就仿佛一场仪式，一个能与偶像心灵最贴近的神圣方式。 我也正是常常这样犯傻的，以我几十岁之身做出一些天真幼稚的举动。对我来说，那些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的作品精神已经融入了我的骨髓，任何与他们有牵扯的事物在我看来，就是能最近最直接触摸到他们思想和灵魂的媒介。朋友怪我总去墓地闲逛，可是我最爱最敬仰的人都躺在那啊。蹲下身抚摸一下他们的墓碑，轻轻拂去积在上面的尘土和落叶，那一触，就好似与我的偶像产生了灵魂的共振，能量的连接。又好比一些地方，因记录了一堆的历史，牵扯着一堆的名人，诞生过一堆的主义和流派……于我就是神圣的所在。所以我愿意坐在Le Procope，在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们用餐的餐厅里享用智慧美食；我也会慕名跑到花神咖啡馆，坐在萨特和波伏娃的专座上，好像那样我就能深得他们的真传；也曾为了海明威找到丁香园咖啡馆，手指抚过他常坐的吧台，我知道他在这里喝牛奶咖啡，在这里写《太阳照常升起》；我也专程去拉雪兹公墓看望斯坦因，只为她曾经帮助过年轻贫穷的海明威。这样的举动于别人也许毫无意义，于我却是神圣无比。 所以我这样津津有味孜孜不倦地看了四次的《午夜巴黎》，也是因为里面再现了太多我所敬仰的人物，在内心里我曾与他们那样感情深厚。Gil爱上了Adriana，我对她发生兴趣不因为她是毕加索的情妇，Braque（立体派先锋）的情妇，是因为她还曾是Modigliani的情妇。Modigliani是我极其喜爱的意大利画家，我的前屋主留给我一幅他的画，其笔下细长变型的人物令我着迷，于是从此我深切关注他，找他的画来赏，找他的传记电影来看。所以当这个名字从Adriana的嘴里一说出来，就仿佛将我带进了一个并不感到陌生的环境，我和她一下子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 Adriana与Gil 《午夜巴黎》讨巧的地方也在于此。那些鱼贯而出的一个又一个名人大家，其中总能有谁正好与某个观众的思想灵魂相契合。但这也正是难于把握的地方。都是名角，都是各自山头的大王，导演对谁都不忍舍去，可又不能全都一一正式推出，于是只好委屈一大帮名人来衬托少数几个名人。于是我们看到： 跟达利一起喝酒的是超现实电影大师Luis Bunuel和先锋派摄影师Man Ray。陪伴在劳特累克（画红磨坊闻名）身边的是高更（象征主义先驱）和德加（擅画芭蕾舞女孩）。其他大人物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T.S.艾略特，野兽派先驱马蒂斯等，都只能以微笑示人，一笔带过。 关于巴黎的什么都重要。好在以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可以立体全方位地表现事物，于是那些举世闻名的地方就成了故事发生的所在：莫奈池塘，凡尔赛宫，罗丹博物馆，橘园博物馆，杜乐丽公园，红磨坊，莎士比亚书店。那些旧时代最迷人的歌曲就成了不同场景下的背景音乐。 别忘了伍迪•艾伦本身就是一个出色的爵士乐手。猜想男主角最钟情的美国爵士乐大师Cole Porter一定也是伍迪•艾伦所钟情的，不然为什么贯穿整部影片的都是他的歌曲：You've got that thing，let's do it，以及他向巴黎致敬的I love paris。当我看到Cole Porter就是百老汇著名歌舞剧Anything Goes的作者，自觉得在心里与他又贴近了许多，因为我曾在百老汇看过他的这部音乐剧。这种拐弯抹角的连带关系带给我的惊喜，就像我7岁的宝宝每当走进一家熟悉的地方定会欣喜地喊道：我去过这里！而吉他曲Bistro Fata又是Stephane Wrembel的杰作，他与伍迪•艾伦在《午夜巴塞罗那》里面合作过的吉他曲已经深入我心。 影片里我最爱的音乐是Parlez-moi d'Amour。这首写巴黎的老歌经手风琴的演绎更加深情悠远。每当男主角Gil一个人漫步时，当雨天，当夜晚，在石子路上，在塞纳河畔，这手风琴声就伴随着他，烘托着他悠悠的思绪。他心目中巴黎的Golden Aage是1920年代，而Adriana心中巴黎的美好时代是1890年代，而1890年代的艺术大师们心中的黄金年代则是文艺复兴时期。大家都在追踪着自己心目中的过去好时光。每个人赋予巴黎的想象都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大家都深深迷恋着旧时代、从前的那个巴黎。 美好的巴黎是难以言说的。旧日的巴黎，雨中的巴黎，夜晚的巴黎——我心中美好的巴黎与伍迪•艾伦的刚巧一样。

说话杂谈 文：韶烽（蒙特利尔） 王安石的儿子王元泽，从小聪明伶俐。 一天，一个朋友用笼子装了一头獐和一头鹿送给王安石。朋友见王元泽在就试着问他：“笼子里的，哪头是鹿，哪头是獐呢？”小元泽没有见过鹿和獐，自然说不出。不过，这孩子略加思索，回答说：“鹿旁边的是獐，獐旁边的是鹿。”真是妙语惊人。 说话，的确是一门艺术，更是大智大慧的体现。 诸葛亮能言善辩，舌战群儒，促成了孙刘联合北据曹操。苏秦游说于各诸侯国，合纵约立，六国拜相。都是经天纬地之才。 说话，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生活与感情上的交流。 说话，有真话，有假话，也有笑话。 国内办事说话，要求“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就给言论的自由度打折了。退休前，我在报社做编审，报刊每发表一篇文章或广告，都首先要进行政治审查。政治环节上出了问题，那是要追究责任的。 鲁迅先生说过一个现象：你说一个孩子长大是会当官的，尽管这还不是事实，孩子的家人也会相信，会很高兴，因为这话吉利，是他的期望值。假如你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尽管这是事实，你这样说，孩子的大人一定会很生气。生活就是这样，约定俗成。 皇帝称“万岁”。人活万岁是不可能的，你不敢在皇上面前实话实说。这就是政治了。政治影响到说话，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我是一个爱说话，也随意的人。太太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说：“就你这心直口快，好说实话，运动来了划你个大‘右派’是没跑的事。”看看别人被划成“右派”的原因，回忆自己说过的话，我还真有点怕。 在党的“九大”上，林彪被法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在哥哥面前，我说：这不妥吧？林彪以后要是变了，怎么办？”此言把我哥吓得一愣一愣的。接着，哥哥对我就是一顿风驰电掣般的呵斥：“想死呀你？你这是反党，反革命，知道吗？” 我在部队时，党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班务会上，我很随便地说：“我就不信帝国主义只能演变我们，咱们好好干，把国家建设好，中国富强了，咱也把苏修和美帝都演变过来。”说出此话，我被领导抓了个典型。在全连大会上批判我的“反动言论”。 “文革”中学习《老三篇》，首长让大家轮着发言，亮活思想，想到什么说什么，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轮到发言，我说：“愚公要解决门前的出路问题，移山这方法不科学。我要是愚公，我就搬家，那不容易得多吗？”这话和领袖著作相悖，领导立即找我个别“谈话（批评）”，说我的思想认识“问题严重”。 说话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说话要三思，开口也并不轻松。 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皇帝明明被骗，没穿衣服上街炫耀，却被众大臣夸奖他的“新衣服”漂亮。后来，还是一个小孩子说了句实话“他没有穿衣服”。中国古代，有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很多大臣为讨好赵高，都言不由衷地也把鹿说成马。那么多的人说假话，都被各自的目的左右着。 林彪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像是林彪的人生感言吧？林彪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可以想象，在其步步高升的过程中，他说过多少假话？ 假话，也叫谎言。谎言，也有善意的，被人称为“美丽的谎言”。母患绝症儿行瞒，是孝顺。兵不厌诈，是谋略。然而，谎言的大部分是欺骗性的，是撒谎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蒙蔽他人。坑蒙拐骗，人所恶之。所以，诚实是美德。 郑州有个当官的，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人一语惊天成了新闻，很快就被撤职了。这个官说的话群众和领导都那么敏感，是假话呢？还是真话？ “口喊‘竞争好’，而干部却是任命的，是上级说了算。”有人这样说。 说话的忌讳不少。古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劝言，今有“说真话，领导不高兴；说假话，群众不高兴”的说法，也有“不说白不说，白说也想说，说了也白说”的无奈。 在天天讲“紧跟”的那个年代，我工友说了一句笑话：“我跟得紧，我都踩住毛主席脚后跟了。”很快，车间开大会批判她，分析说：“你踩住毛主席的脚后跟了，那林副统帅在哪里？你想前面踩倒毛主席，后面绊倒林副主席？真是罪该万死！”看，这一分析一上纲，罪名吓死人。 按理说，实话好说，有事实在，照实说就是了，容易。而说谎话需要编造，还要考虑令人信服，这就要难得多。人之所以舍近求远地编假话，一般地讲，非是私心所致也是被迫无奈。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道理。 社会上，舆论有“导向监督”，说话有“要求一致”时，民主是被“削足适履”了吧？

从历史走向现代的中国造假浪潮 文\ 林炎平（蒙特利尔） 假作真时真亦假。 —— 曹雪芹 造假一定是从说假话开始的，然后是办假事，接着就是造假货，最后，就是育假人。中华民族的造假绝非今天才有，而是源远流长。不说太远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之所以拿“郑和下西洋”来开刀，是由于此乃很多国人至今沉湎的意淫。 “郑和下西洋”说的是：明朝皇帝朱棣派遣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在15 世纪七次下南海和印度洋，远达东非。当今不少国人把这粉饰为航海的先驱、和平的使者、造船术的先进，大大满足了虚荣心。 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明史记载很少，而最重要的“证据”是晚明万历年间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而其作者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 年后才出生，并且既无科学工程训练，亦无考古历史背景。 先从郑和的船说起吧！言之凿凿郑和宝船的尺寸是长44.4 丈，宽18 丈，即约长140 米，宽57 米。按照近年国人制作的模型，假定船的吃水深度为6 米（这是很浅的吃水了）和方模比为65%，那么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 吨！ 郑和宝船模型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 吨的船吗？曾几何时，在“文革”中号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研制成功被宣传得家喻户晓，誉为“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那么在明朝就用木头建造的三万吨巨轮又算什么呢？究竟“文革”的万吨轮是经过了560 年从三万吨缩水为一万吨的郑和大船，还是明朝的造船术在560 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嘘的伟业的三倍？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 2004 年在南京发现了明代建造宝船的作塘，其“地龙”的深度不超过6 米。所以根本不可能建造吃水超过6 米的尖底船（福船型）。亦即，现在国人“复原”的尖底的“郑和宝船”是造假。如果宝船真有，也只能是平底船（沙船型），根本经不起马六甲海峡的风浪。 而且，明永乐年间朱棣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 也不过宽63.96 米， 深37.20 米， 高35.05 米，而宝船上仅船楼的尺度就大大超过了它，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里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 如下表格是我综合了有代表性的两个“重量级”郑和研究权威的数据而成。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对郑和船队描述比较具体，并为广泛引用的资料，是明代罗懋登的小说《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瞧，数据来源于小说！其中宝船没有给出排水量，也许他们也意识到3 万吨巨轮有点过头了，因此不写为妙？ 作为近年研究成果的郑和宝船数据，参见《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 年 按此计算郑和船队的舰只总数和总吨位，便会大吃一惊：舰只总数1400 余艘，总吨位1400 万吨以上！ 万吨轮就有736 艘！大大超过了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多了将近一倍）！这两位“学者”和“权威”，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另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主任、教授。他们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郑和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有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因此，这些荒唐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梦呓，诠释着一个民族整体对造假的纵容和欣赏。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技术上的造假，那么对“郑和下西洋”的歌颂就是道德上的沦丧。这样一个当时官方都讳莫如深的事件，到了600 年后今天的中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甚至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昭示全世界：一个太监在他的皇上英明领导下，给远在天涯的“蕞尔小国”送去了皇恩浩荡，自誉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那么派遣郑和去弘扬“和平友好”的皇帝是什么货色呢？此人是永乐皇帝朱棣，篡夺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残杀建文帝的大臣，其中老臣方孝孺被诛“十族”。更有甚者，在公元1421 年，亦即在“郑和下西洋”的最高峰，朱棣亲自组织并参与了剐杀三千宫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大屠杀源起朱棣怀疑宫女和太监通奸，妒火中烧，结果三千宫女都被朱棣剐杀。其中还有朝鲜人。朱棣亲手操刀剐杀，一位河北籍宫女在疼痛中骂道：“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朱棣更加恼怒，下令诛杀了这位女孩的三族。 这个朱棣是一个内心充满仇恨、性格极其暴虐、行为绝对乖戾、毫无恻隐之心的恶棍，他的事迹年表劣迹累累、血迹斑斑。这样的人，会派出和平使者吗？ 明成祖朱棣 果然，据说郑和在离泰国不远处抓到了一个“苏门答腊王”苏干刺，掳回献给朱棣，据说还扫荡了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并活捉其国王。这些都揭示了朱棣王朝的本质——在自己的国土上是一群草菅人命的恶棍，到了海外也是一群明火执仗的匪帮。请记住这条永不过时的定律：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绝无可能善待邻居！ 然而，600 年前的造假在今天被粉饰为伟业，还产生了震耳欲聋的共鸣。这简直是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和对我们良知的践踏。明朝的皇帝和太监拿当时纳税人的钱挥霍和欺骗，在今天被赋予如此崭新的时代意义，渲染得如此高尚美好。此等殊荣，当事人一定始料未及。对于造假给予如此褒奖和厚爱，遂使造假之庙香火不断，香客如云。 不少中国的历史编纂罔顾史实，历史成了按照权势者利益改编的演义。如此广泛的造假必然给中国人造成长久和深刻的心理影响。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已经不觉得造假是一种罪恶了。58 年关于水稻单季亩产超10万斤的报道，堪称继往开来了。 知识界的学术造假更加令人担忧。此可假，便无可不假。如果说，“文革”时代还有政治重压可以作为造假的借口，那么今天的完全为了牟利而进行的学术造假就更加令人深恶痛绝。 北京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2007 年秋天，耶鲁大学教授斯登斯在北大开设了两门课程，共有33 名北大学生和3 名耶鲁学生选修。学期末，在提交课程论文前，已有预感的斯登斯特地向学生强调了剽窃行为的严重性。但是，剽窃仍然发生了，而且很严重，至少有一半学生存在剽窃行为，“我从教30 年了，此前还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剽窃行为。”心情难以平静的斯登斯给所有选修课程的学生发了一封电邮：“在你们今后的人生中，剽窃将会遇到严厉的惩罚。……在美国，如果有人被发现剽窃，职业生涯会就此终结，在欧洲也同样如此。”言下之意，在中国这样的行为也许得到了社会的默认。 确实，这样的造假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蔚然成风。而且，那些教授级人物的造假比起学生的剽窃来要更加令人发指。如下是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造假案。 陈进汉芯造假案：原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及教授，他买来国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标志，然后贴上“汉芯”的标签，就变成了自己的成果。从2003 年2 月开始的3 年里， 他的“汉芯”系列从一号发展到了五号，风光一时。 雒三桂剽窃案：副教授，曾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他评注了《诗经》、《永乐大典》、《中华绝学》等诸多古典名著，其中大量评注文字均涉嫌剽窃。 王铭铭剽窃案：北京大学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所著的《想象的异邦》系抄袭哈维兰所著的《当代人类学》，其学术道德腐败，令北大蒙羞。 黄宗英剽窃案：北大英语系副教授，他直接剽窃《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英文名篇鉴赏金库• 诗歌卷》及《抒情史诗论》英文原著。 张汝伦剽窃案：曾任复旦大学西方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此人直接抄袭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 潘国和剽窃案：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出版的近10 部法学著作主要是利用职务巧取豪夺而成。他原是中学化学教师，40 多岁改行进入法学界，短短十年，居然出版专著近10 本，论文一大批，涉及刑事、金融证券，横跨了法学几大领域，结果都是剽窃来的。 实在是举不胜举，层出不穷。为什么中国的造假会如此畅通无阻泛滥成灾？这是由于，造假的群众基础极好，造假的心理障碍全无，造假的理论基础深厚，造假的榜样无处不在。那个唐骏的卑鄙拙劣的造假和理直气壮的辩护说明的不正是此吗？那个每天19:00 － 19:30 铺天盖地的信口雌黄不正是造假的典型吗？难怪朱镕基气愤地说：我必看，我要看看他们又在胡说八道什么。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可以毫无顾忌并且理直气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而这个社会对于他们的容忍和赞许，使得他们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如果说造假者是鱼的话，那么中国的环境就是水。如鱼得水的造假中自然包括买方和卖方共同合谋造假。那些“办证”的广告，向人们推销的就是这个。你要什么证件他都可以给你办，你出钱，他造假，你买假，他卖假。这是买卖双方心甘情愿地造假和买假。 还有更加丑恶的造假，亦即用他人的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的造假。毒奶粉、毒鸭蛋、毒火腿、毒粉丝……举不胜举。如果列举中国的假货，恐怕需要一本词典的篇幅。你如果还不曾买到过假货，那么你一定没有在中国居住过。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中，居然出现多个造假。小女孩声情并茂的独唱，实际上其歌声来自另一个小女孩；而从北京外围一路如同脚印走向主会场的烟火，却是计算机制作的三维动画。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大呼上当。 但是很多国人却表示了理解和赞同这样的造假，为了国家形象么。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这表明造假是有民众基础的，并非仅仅几个精英选择了造假，而且大多数民众容忍和鼓励了造假。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在真正的创新和进步上乏善可陈，唯把吹牛和造假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终极的必然结果就是“育假人”。于是后继有人，使得造假之香火在中国经久不衰，人的诚信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一个诚信的社会给每个社会成员都带来了利益，韦伯指出，对资本主义发展作用巨大的股份制就建立在人们之间诚信的基础上。而在今日中国，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汉学家明恩溥100 年前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指出：中国把“信”列在“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中，表明是极重视的。但在实践中却言而无信，且完全不觉得撒谎是项罪恶。他引用英国传教士基德的话语：“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 且慢开骂“洋鬼子”，其言确实刺耳，但是一点不错。中国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参与有着异常热情的社会，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危害麻木不仁的民族。或直接参与，或间接鼓励，或主动进行，或被动接受，下至市井商贩，上及高知学者，贱至草根平民，贵及达官显贵，造假之燎原之势令人瞠目结舌。 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育假人的千百年普及深化中，中华民族的良知被麻痹、人格被扭曲、智慧被错用、善良被误导、思维被禁锢，这是整个民族的极大悲哀。 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

寒冬时节谈养生 文：庞郁（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地处寒带，冬季漫长而寒冷，冬季养生很有讲究，良好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帮你安度长冬。 1、感冒是我们常见的急性病，除了热感中暑，其它的感冒都是外感风寒得来。感冒人人经历过，但每个人的症状都不同，原因在于感受风寒后，身体局部体温降低，肌肉收缩，神经传递不正常，体液循环受影响，各个系统、器官、组织间不能正常地协调工作，此时，某些组织、器官本身有慢性病或功能较差，就容易发生急性的炎症反应，如头晕、头疼、流鼻涕、咳嗽、哮喘、打喷嚏、喉咙痛、肌肉疼痛、腹泻等症状。为什么感冒的症状大都是呼吸系统的症状？是因为外感风寒首先侵袭人体的皮肤、颈部、头部，肺主皮毛，是抵御外来入侵的第一道防线，肺系统包括鼻子、气管、支气管、肺，所以流鼻涕、咳嗽、哮喘、打喷嚏、喉咙痛、是最常见的症状。 2、感冒最容易发生的人群是小孩和老人。小孩身体发育还不成熟，正气不足，免疫能力不强；老人的身体各个器官功能衰退，正气已衰，免疫能力差，身体产热能力差，怕冷。所以小孩和老人是易感人群，重点保护对象。其实，所谓的保护就是小孩、老人穿暖点，不要正对冷风，出汗要擦干，不要着凉，减少热能消耗。 3、感冒为什么会发热？中西医解释有区别：中医认为是体内的正气和外来的邪气相搏，打得热火朝天，所以发热；西医认为身体有病菌感染，为了杀死病菌的应激反应，所以发热。适当的发热对身体是有清洁体内“垃圾”的作用，能够提高自身免疫力，对小孩的生长发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细心的家长会发现，小孩发热过后，胃口好，精神好，长得特别快。低热的小孩不必马上给他吃退烧药，保暖，让他多点休息，多喝水已足够，更加不能在头上、身体上有冰敷，不但不能退热，可能体温升得更高。得了高热要及时处理，如41度以上的。在加拿大，带小孩看急诊，低热症状医生是不给作处理，让家长带小孩回家多喝水。除非低热又有以下症状要看急诊：（1）小孩精神很差，迷糊不清，反应迟钝；（2）有咳嗽和哮喘（3）激烈的呕吐（4）腹痛严重（5）激烈头疼。 4、人体正常体温是36.5度--37度间，高于这范围是发热，低于这范围是低体温。经研究发现体温每升高1度，人体的免疫力提高4倍，说明体温相对提高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体温过低会造成体内的工作环境受影响，人体各个系统、器官的正常功能活动要有足够的热能来维持，如呼吸、气体交换、体液循环、神经活动、食物的消化和吸收等等。相当于110伏电压的机器，只提供100伏电压工作，机器容易损坏。如果我们身体长期体温在35度以下，身体内部的工作当然受影响，常年积累病就出来了。研究发现35度以下的体温很适合体内癌细胞的生长，所以易得癌症。要知道癌细胞在每个人体内都存在，只不过当身体强壮、免疫力强，癌细胞就不能分裂长出更多癌细胞，自然就成不了癌症病人。中医有句口头禅“正气充足，邪气不侵”。充足的正气就包含有足够的体温和强大的免疫力。正气充足不容易得感冒也不容易得癌症。 5、人活到30岁，身体机能开始下降，工作能力下降，体力恢复比20多岁需要更长时间，说明正气已开始衰退，这时候就要开始补充正能量。在平静状态下人体产热主要靠内脏完成，运动时，骨骼肌的产热比内脏更多，所以运动能补充自身发热的不足，同时过多的热量通过汗液带走，不至于发烧。运动能提高人体的心肺功能，经常参加长跑的人肺活量和每搏输出量比普通人高很多，平静状态下，身体产热比普通人高，所以这种人不太怕冷，也不容易感冒。“生命在于运动”，中医和西医都把运动当作一个强身法宝。小孩从早到晚不停地动，说明他的活动能力强，需要运动，越动生命力越强大；老人行动迟缓，再不动，离生命的终结也不远。体弱多病的人更加需要运动，持之以恒，身体会好转，不要习惯地把身体交给医生，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安全。病治好了是暂时的，身体不强壮，病又回来找你，当然，医生想你常常来看他。 6、我有一位朋友，40岁左右，第一次见到他时，不停的咳嗽，并且要低着头咳才舒服，他说已咳嗽了两周，感冒引起的。我问他是不是感冒只咳嗽不发热，他说是，这几年每年都有几次感冒，但都不发热，咳了很久都不好。我心里明白，送他两个红豆包，叫他有空就热敷，他很听话，天天背着红豆包，第4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声音有点激动。“老庞呀，我终于发烧了”。其实我也有点激动，因为他是我第一位有这样治疗的案例，他的咳嗽比以前都好得快。能发烧，说明他身体有足够能量对抗疾病，免疫力也提高了，正气压倒邪气，病自然就好了。后来，他开始相信我做的原始点疗法，经常热敷、喝姜汤、运动、少吃生冷食物，这2年，感冒比以前少了很多，脸色好看了，体重也增加了。 7、既然正气那么重要我们如何来提升正气呢？（1）减少无谓的体能消耗：一切让体温降低和过度消耗精力的活动都会消耗我们的热能。《1》冰冷的水、饮料、雪糕；《2》寒性的药物、食品、水果、蔬菜；《3》在水温太低的地方游泳；《4》衣服穿的不够暖和；过度的体力劳动或运动；《5》熬夜；《6》精神压力过大。 当然，适当的体能消耗是有好处的，如适当的体力劳动和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内能，让身体进一步的强壮；健康人喝点冷饮料，身体很快就能补充损耗，但长期大量地喝，身体就受不了；体弱多病的人群还是吃、喝暖、热的东西最好，尤其对一些脾胃虚寒，脸色不好，手脚怕冷的人更重要。（2）懂得补充正能量：就是让你的身体的热能增加。《1》运动，最好有汗出；《2》晒太阳、桑拿、洗热水澡、温敷、睡电热毯；《3》多吃温补药物；蔬菜、水果多吃温性的；《4》病患者，要积极去治疗，有内治法中西药，手术等；有外治法针灸、推拿、拔火罐、刮痧等；其中原始点疗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原始点疗法的内容包括：推拿、温敷、姜汤、温补中药等温补的方法，全部是采用增加身体热能的手段，没有泄法，是一种纯补法，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附：常见蔬菜水果寒热表。(1) 不吃或少吃的蔬菜（寒性）：凉瓜、冬瓜、菠菜、芥菜、芥蓝、白菜、苋菜、丝瓜、黄瓜、生菜、芹菜、豆芽菜、木耳、竹笋、西红柿、银耳、白萝卜、海带、葫芦瓜等寒凉蔬菜；(2) 常吃的蔬菜（中性、温性）：马铃薯、南瓜、红薯、洋葱、韭菜、茼蒿、杏仁、芋头、地瓜叶、包心菜、干蘑菇、莲藕、葱、姜、蒜头、芥末、花椒、丁香、肉桂、八角、回香、等辛辣调味品；和红茶、普洱茶。(3) 不吃或少吃的水果（寒性）：柿子、西瓜、梨、哈密瓜、橙、桃子、香蕉、杨桃、香瓜、草莓、桑葚、木瓜、李子、柠檬、柚子、猊猴桃、绿茶等寒凉水果；(4)常吃的水果（中性、温性）：苹果、荔枝、龙眼、榴莲、石榴、葡萄、山楂、金桔、核桃、开心果、腰果、花生、芝麻、葵花籽、松子仁、栗子等干果； 附：庞郁医生诊所地址： 3360 Rue Notre Dame,Suite 20,Lachine H8T 3E2; 电话：514-679-7138

康德论启蒙 文：陈乐民 康德在“何谓启蒙，答复这个问题”一文中劈头第一句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句话可谓全文之纲。接下去他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人类缺乏理智么？并不，问题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主客观原因，人的理智被捂盖住了，人因而处于蒙昧状态，即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类当然没有能力对自己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批判，而只能因循既定的社会状况和思维习惯，安之若素而不觉得需要改变什么。为此，康德大声疾呼：“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从字面上看，“启蒙”的意思并不难理解。然而“实现”启蒙却不容易，第一需要认识自己的“勇气”，再者需要对人类社会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奋斗，不断地用理智代替“不成熟”。 一些冲破旧桎梏的明智见解，总是首先从少数人的脑子里产生的。当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率先抛弃了陈腐观念，并把新思想传播给公众，就会使公众启蒙自己，从而使之成为社会性的启蒙运动。 康德在一七八四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五年前就写道：“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这里，康德点明了启蒙的两大“敌人”，那就是以权势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存在于民众中的愚昧主义。 所以，一个旧的思维方式植根很深的社会在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启蒙，公众的社会的启蒙就不能说“已经过时”。 启蒙的前提是“充分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是康德论启蒙的一个基本点。康德针对普鲁士官方的检查制度说，在普鲁士到处都是对自由的限制；要开启民智，就必须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他特别强调“公开运用”这几个字，每次提到时都加了着重点。他反复讲这个道理：“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康德认为自由并非放任自流、我行我素，它体现了人类道德和人类幸福的一致性。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人”看作目的，把自由看作人的意志的属性；认为，自由既是人的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责任：“人类理性，除了人人在其中都有发言权的那种普遍的人类理性之外，并不承认其他裁判者......这样的一种权利是神圣的而且必不可剥夺的。”人类只有享有了最大的自由（康德说是充分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才算享有了最大的幸福，从而通向“至善”的境界。因此争取这种权利，就成为历代（特别是近现代）走在人类前列的思想家为之奋斗、殚精竭虑加以阐发的神圣理念和崇高目标。 这种神圣的权利应该由“法律”来保证，使争取自由权利的努力不致被权势扼杀。他提出，一部“好宪法”可以使只存于理念中的东西变成可以见诸实行而不作为无聊而有害的口号。这样的宪法应容许“最大可能的人类自由”，同时又使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和其他人的自由相一致，并在适当的时候把“制度按照理念”建立起来。康德把自由从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通过保卫自由权利的“法律”，同人类的道德、幸福浑为一体。他的最终理想是全世界都成为“普遍的公民立法社会”。 总之，康德在他的理性哲学里，充分运用理性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相一致的自由、受法律保护的自由等等概念，都一一提出来，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约翰.密尔《论自由》的一份哲学提纲。 康德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昭示世人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和争取这种自由权利。这正是“何谓启蒙，答复这个问题”的主旨。■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托马斯·阿奎那：信仰与理性的调和 本博点评：理性和信仰在本质上不可调和，阿奎纳的伟大就在于他努力调和了这不可调和的。如果说他的800年前的前辈奥古斯丁引入柏拉图是为了小心翼翼地让理性成为基督教的装饰，那么阿奎纳就是明目张胆地让理性登堂入室。理性最终将彻底改变宗教，但是没有理性的宗教无法与时俱进。阿奎纳并非不知道这风险，而是他更相信亚里士多德是无法被永远拒绝的。对神的信仰无需理性，但是神学不能摈弃理性。阿奎纳面对已经堆积如山的古希腊文献，他知道抵抗是徒劳的，而与理性合作是必须的。他成功地抵御了美女的诱惑，但是他无法抵御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的美丽，因为他自己就是理性的。——林炎平 最初，一说到我们或许该向托马斯•阿奎那学习，会让人觉得很怪异。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的一位圣师，据说他在极度兴奋时会漂浮到空中，与圣母玛利亚相见。他热衷于解释天使们的所言所行。可是…… 现在，阿奎那依然有用武之地，因为他可以帮我们解决始终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怎样调和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矛盾。阿奎那既是哲学家又是圣师。因为不愿放弃信仰也不愿愚信，他发展了一套新的理论来理解人类生活中理性的位置。阿奎那最杰出的贡献就是：他使西欧的人民认识到，不只是基督徒，任何人只要利用理性——上帝赐给人类的最伟大的礼物——都可以获得真理。基督教思想认为，非基督教徒在不信仰或是不了解耶稣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拥有智慧的，而阿奎那打破了这一思想僵局。他使人认识到智力是人所共有的，也使基督徒们认识到任何年龄任何地方的人都具有理解力。阿奎那对当今世界影响巨大，因为现在的人们不管教义或背景，坚持认为优秀的思想可以来自世界任何角落。 正被天使安慰的托马斯•阿奎那 1225年，托马斯•阿奎那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年轻时，曾前往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创造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在那时被重新挖掘出来的，因为早期的基督教学者刻意回避了这些作家。在大学期间，阿奎那也受到了多明我会[1]的影响。与其它教派不同，多明我会是一个新型的僧侣修道会，它的会员认为他们应该住在外面的世界里而不应该住在修道院里。 在违背他家人意愿的情况下，阿奎那决定加入多明我会。传言，他的家人为了表示其对基督教的虔诚，绑架了阿奎那并把他监禁在他们家的一个城堡里。阿奎那写了很多急切的信给教皇，陈述他的理由，请求释放。然而，教皇政务缠身，顾不上理他，因此阿奎那继续被关押着，通过给多明我会的僧侣写信和辅导妹妹们消磨时间。据传，在这段时间，他的家人甚至派穿着低胸衫的娼妓去诱惑他，试图让他放弃做僧侣的想法，但是阿奎那却用铁条把她赶走了。 由于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他的家人只好把他放了。之后，刚愎任性的阿奎那（在他家人看来）永远地加入了多明我会。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业，阿奎那去巴黎大学继续学习。在那里，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学生，但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多产的作家，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写了将近两百篇关于基督教神学的文章。他起的书名既漂亮又奇怪，叫《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他也成为了一个广受欢迎和极具影响力的老师，最后，多明我会的领导人允许他在那不勒斯建立他自己的学院。就这样，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播知识的事业中去。让人赞誉有加的是，甚至在他去世的时刻（45岁），阿奎那还在给《雅歌》[2]作注释写评论。他死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现在，他是教师的守护神。 阿奎那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智力上的志向就是：弄明白人们是怎么分辨是非的。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他有这个志向只是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想知道人们是怎样确定他们的行为能够使他们进天堂的。阿奎那意识到许多看起来十分正确的思想却不是来源于基督教徒。例如，他十分钦佩亚里士多德，但是这个人却完全不了解福音书上的真理。为了处理这种窘境，他就宗教信仰和理性思维之间的兼容性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 阿奎那知道，许多哲学家都是异教徒，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他们拥有洞察力，因为，正如他所提出的那样，单靠理性，人们也可以成功地探索世界。为了解释单靠理性人们如何探索世界，阿奎那指出宇宙和它的一切动力都根据两种法则运行：“自然的法”和神圣的“永恒的法”。 对阿奎那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自然的法”是“永恒的法”的一部分，利用独立的理性进行思考，我们也可以认识到这点。阿奎那拿耶稣的训诫举了一个例子。耶稣曾训诫其门徒说“要像你要求别人对你那样对待别人”。耶稣可能已经使这句话变成了一条特定的重要的法则，但事实上，它始终都是大多数社会团体的道德原则的奠基石。这是怎么回事呢？阿奎那指出，这是因为人们不需要上帝的直接干预就可以了解自然法则。只要通过仔细的推理，人就可以自觉地遵循上帝的意愿。阿奎那承认在少数情况下上帝只利用神法行事，超越了人类理性的界限，而且他举了先知的启示和天使来访的例子来证明。然而，大多数有用的知识都可以在自然法管辖的领域里找到。 攻占巴士底狱 阿奎那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推断什么是真实的能力，这一思想带来了政治上的解放，因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强者还是弱者都毫无区别的拥有这种判断力。他认为，奴隶应该服从主人，孩子应该听从父母，但是如果他们被要求去做违背自然法则的事，他们不应该服从命令。这就为道德政治异议说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至今，我们仍然在用抗议、非暴力抵抗、甚至反对暴君统治的正义革命的形式来延续这一传统。 阿奎那的思想出现在伊斯兰文化面临两难境地的时候。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一样，面临着如何调解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矛盾的问题。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伊斯兰教的哈里发[3]在西班牙、摩洛哥和埃及的统治扩大起来，由此促使许多新科学知识和哲学的产生。但是，由于严格的宗教领袖的影响日益扩大，到阿奎那出生的时候，伊斯兰教徒变得十分暴虐和教条化。例如，他们激烈地反对伊斯兰的哲学家阿威罗伊（阿拉伯名字叫伊本•鲁世德）。像阿奎那一样，阿威罗伊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认定理性和宗教是相容的。然而，对此感到焦虑的哈里发——从不偏离上帝话语的字面意思——禁止阿威罗伊思想的传播，焚毁了他的一切书籍。 伊斯兰的哲学家阿威罗伊 阿奎那读了阿威罗伊的书，明白他和这名穆斯林学者在进行着同样的事业。他知道，伊斯兰国家日益渐增的对理性的偏激排斥会损害它曾经繁荣的理性文化。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阿奎那的思想，基督教才没有经受像伊斯兰教那样愚昧的发展过程。 例如，将近四百年后，伽利略将利用阿奎那的作品来为自己正名，因为他追求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在圣经里包括。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所重视的自由探索精神也是阿奎那的遗产：他提倡的思想方法正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多元主义的早期形态。 虽然阿奎那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他却因此设定了一个哲学框架，使得人们对宗教的怀疑不至于发展过度，而又有助于开放的科学探索。从个人层面来说，阿奎那提醒我们，智慧（也就是，我们需要的思想）的来源有很多个。智慧来源于直觉，也来源于理性；来源于科学，也来源于神启；来源于异教徒，也来源于僧侣：它同所有的这些不同来源的思想都意气相投；它只管吸收利用有价值的东西，毫不关心它们来自哪里。这听起来很简单，等我们意识到在生活里有多少次我们没做到这点时，就不觉得简单了：有多少次我们轻视来自一个看起来是“错误”来源的观点：这个来源或许是一个有着错误口音的人，或许是一份与我们的政治理念不同的报纸，或许是一篇文体太过简单或太过复杂的散文，或许是一个戴着羊毛帽子的老太太。 译注： [1]多明我会：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译为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多明我会特别提倡学术讨论，传播经院哲学，奖励学术研究。当时在欧洲的许多大学里，都有该会会士任教。 [2]《雅歌》：是圣经66卷中很独特的一卷书，全书中心是讲男女间爱情的欢悦和相思之忧苦。全书很短，只有117节，内容深奥，体裁奇特，文字秀丽，富含东方色彩。 [3]哈里发：哈里发是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代治者”、“代理人”或“继承者”。 注：本文由weiyayun译自《哲学家邮报》，转载自“哲学园”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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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相、偶像与偏见 ——重温培根，联想种种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说，四类假相阻碍人思维。（There are four classes of Idols which beset men’s minds. ）Idol 汉译有偶像、假相、屏障等多种意义。在此暂取“假相”，读者勿拘泥。现不揣冒昧，略述一得之见并求教方家： 种族假相（Idols of the tribe）：由人的本性而产生。人难免将主观意识，甚至意志与感情，混淆在对客观世界认识中，歪曲真相。而主观意识常和个人身世、环境紧密相关，故将它与种族联系。“种族”可解作社区、集团（党及其宗派）、阶层，甚至人种。因出身而有天生优越感，当属此类假相作祟。 洞穴假相 (Idols of the cave)：因个人偏见形成。人作认识与分析时，会有不同的主观和片面，人人都在其所独特“洞穴”（性格、爱好、环境、教育、行业等）之中，难免坐井观天。 市场假相 (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词语滥用而引起。语义（概念）含混不清，导致认识错误。一是原本不存在之物，却造出一些词来虚构其存在（或将来会存在，如“共产主义”），使人的认识发生错觉和混乱；另一种是人们交往中使用的有些语词，含义不明、模棱两可，导致人们认识有偏差，交流不畅。 剧场假相 (Idols of the theatre place)：由于人们迷信权威与教条，崇拜历史和现存的一些“思想体系”，使认识僵化。由此认识和思想好比逢场作戏，人喊好，就跟着喊好。好在哪里？究竟好不好？反而从来不思考。 培根认为第三种最有害，因为词语常隐晦而蒙蔽事实，欲求真知灼见，勿诉诸口耳，而须直面事实。笔者认为，此说颇为精当，“市场”也很形象化，只是交换的非货物而是思想，使用的不是货币而是词语。 词语，无论政客密谋、商贾交易、情人幽会、泼妇骂街乃至领袖号召，都要使用，其污染程度超出货币。尤其常用词，难免言外之意，如暗指、影射、双关等等。故越是常用词，律师、法官等绝少使用。轿车、卡车、面包车，法律文书中一概作“运载工具”（Vehicle），正如实验报告或学术论文中瓷杯、玻璃杯等被代之以“容器”。 母语为中文者尤其须当心，独裁者与江湖术士最爱使用模糊不清词语蛊惑人心，搞些自己也说不清的“XX主义”之类。中文为此辈提供方便，有一段往事： 上世纪初，一比利时神甫在中国北方传教，能操国语与几种方言。被问及：中文是否表达含糊的语言？答：任何语言都能精确表达，也能含糊其词，端看说话者态度。倘若你不想把话说清楚，最好就用中文。诚哉斯言，难怪我们人生识字糊涂始，中文可以做到“你不说还好，你越说我越糊涂”。 儒教以名为教，这是古代极重要的观念。胡适认同冯友兰，说道：“名”就是文字，即写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以往写过字的纸不能当垃圾，有“字纸篓”收集焚毁。可以肯定的是，英语等拼音文字由音及义，可以不在乎形而沟通。但中文常是形、声、义，先看字形，再听读音。至于为了写出来悦目，读起来悦耳，更使代复一代耗费心血，甚至死到临头，仍不忘口占一绝。 二千年专制使国人含蓄内敛，不会得意忘形，见了方块字却得形忘意。譬如满街“打倒XX 主义”、“XXX 万岁”（这类景观在欧美看不到）就为之起敬、慑服，至于XX、XXX 究竟啥意思？懒得思想了。词语（形与声）原是思想的载体、包装，岂可舍本求末，买椟还珠？ 中国环境污染，其实语言污染更甚。譬如称年轻女性，一律“美女”，不知是何用意。说话越来越短，一字千金，文句却越来越长，一反古文过简毛病。而当政者尤甚，因为有话语权，鼓唇舌、摇笔杆，“民主”变成“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句型冗长、拖沓，暗中布下伏笔，让人读得昏昏沉沉，潜移默化（有催眠术成份）。 如以“权力”、“法制”替代“权利”、“法治”（利用中文同音字多），不知不觉，你的就变成他的。这使人想起50年代，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各取所需”被改成“按需分配”，而正巧列宁还强调过，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个人应当领取的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列宁选集》第3卷第254页）。列宁言之凿凿，胆敢欺师灭祖？这同你的“权利”变成他的“权力”一样，你慢慢等着吧，等到共产主义，仍不能自取，要等人家分配。 笔者曾思索姓名次序的内涵，习以为常使人感觉麻木，不复思考而附和作跟屁虫，国人尤其，故而难出牛顿，这恐怕是钱学森未想到或者想到而未说的。另一位英国人瓦特，少年时问奶奶：为啥水壶盖扑扑跳动？奶奶回答：水开了。瓦特倘若到此为止，就不知蒸汽机哪年问世。 儒家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后人朱熹等也搞“格物致知”，然终归语焉不详。他们的意思似乎与培根学说略有交集，但鸡零狗碎不成系统，且表述欠清晰。切望热爱中华文化者，莫先入为主，堕入种种假相而不能自拔。 四假相载于培根《新工具》 ，中文版收在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内。不妨看英文，文字比小说清新易懂，与中文迥然不同，The New Organon，原作则为拉丁文。Organon，工具，源出希腊文。新，盖因亚里士多德著有《工具论》。有些人头脑里假相作怪，诋毁“言必称希腊”。其实，何止奥林匹克，古希腊为欧洲文明源头，在人类文明众多领域高擎火把，遥遥领先。显而易见者如建筑，美轮美奂。美洲有，欧洲则巴黎抄袭罗马，罗马抄希腊，更有隐而不显之学术思想，乃至民主政体、选举方法等等。爱琴海文明，与尼罗河、印度河、黄河流域文明不一样，大不一样。

中国人的奴性和戾气从哪里来 按：本文是2015年10月29日搜狐文化对袁伟时所做的一次采访，提问者王远哲。 袁伟时 : 中山大学退休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国之道》、《近代中国论衡》、《文化：中国与世界》、《文化与中国转型》、《昨天的中国》等。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NLWnv9RT8ssqUujMBYibiaW83Kd7CuXUIvgH555Ucj57BEJ0ibt6gmjRqwpD64jjwKI0eUEcibicTomQ/0?wx_fmt=jpeg 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 搜狐文化：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您可以介绍一下最近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么? 袁伟时：比如最近秦晖、张耀杰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他们讲新文化运动所针对的对象根本就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所谓国民性，也就是国民的弱点，而没有批判专制。陈独秀把伦理觉悟作为最后要达成的觉悟。如果把伦理问题作为最后觉悟，那就会比《新青年》创刊以前章士钊在《甲寅》提出的观点倒退了一大步。章士钊提出：制度觉悟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把伦理作为最后觉悟，那不是倒退了一大步吗?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望文生义。因为陈独秀讲的所谓的伦理觉悟并不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伦理觉悟主要包括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就是公民意识要觉醒，即作为公民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要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利。公民意识觉醒，同陈寅恪讲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另外一个要点是：公民意识觉醒就要认识国家、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公民要监督政府。这一点完全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显示——公民跟政府之间关系分明，公民应该有自己社会活动的空间，公民应该监督政府。政府跟国家是两回事，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创刊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道理。 搜狐文化：制度觉悟是最后的觉悟么? 袁伟时：制度非常重要。但问题是要改进制度，前提是公民本身要觉悟。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民意识要建立起来。 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宗法专制制度 搜狐文化：为什么现代化转型首先出现在西方? 袁伟时：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先行者，原因在哪里?这与它们的传统有很大关系。比如英国一直有议会传统，最早是贵族议会，经过几百年的慢慢演变才真正成为大众民主议会，是公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贵族议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在13世纪(1215年)大约等于中国的南宋末期，英国就制定了《大宪章》。《大宪章》里面包含了贸易自由，在封建体制下诸侯跟国王的关系，议会有自己的权力，收税要通过议会讨论，不能任命非专业人士担任法官，不能随意剥夺公民或者各个地方的自由权。国王受到封建诸侯的制约，上层分权到下层，再加上教堂的势力制约，英国的社会转型就有很多有利的因素，比方良好的法治传统。 英国开始是立宪君主制，要用宪章去限制国王;慢慢发展到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力慢慢被削弱了;权力逐渐聚集到议会手中，转变为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选民也是由原来的少数贵族，一步步扩大到普通有产者，后来再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到20世纪20年代扩展到女性，这是很漫长的发展过程。 这些规定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根本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只有全国大一统没有地方自治，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儒表法里”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什么? 袁伟时：如果空洞地讲“中国传统文化好不好?”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比较复杂的，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要从具体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比如说伊斯兰文化，不能说它在历史上没有起过好作用，它同样存在优秀的东西。但是它也有负面作用，现在很多伊斯兰国家要社会转型和国家转型，要成为现代化国家，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 袁伟时：中国传统社会确实是儒家为主干，但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很早就被否定了。两个重要的学者论证过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儒表法里”，第一个是陈寅恪，他说中国的传统从秦开始就是儒家的制度化，“车同轨，行同伦”，“行同伦”所讲的伦理是是儒家的伦理，而不是法家的伦理。另外一个是中国法律史、法制史研究的专家瞿同祖，他讲中国的法制是儒家化的过程，到了魏晋时代中国法典彻底被儒化了。 法律是社会制度及其运行规则的记录。中国法律的典籍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是一脉相承的。其中贯串儒家的等级制度，还有儒家的宗法制度。而法家要求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当然君主是超越法律的，但是其他人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尊长、宗亲不能特殊优待。但是中国的法律对所有的尊长都按照儒家的观念有不同待遇。亲疏等级不同，法律都是不同的。皇帝当然超越法律之上，还有皇族、功臣、贵族，如果他们犯法，判罚的时候有很多豁免的条例。法律在一般老百姓宗族里面也是不同的：儿子打老子是滔天大罪;父母、祖父母杀死儿子、孙子一辈，最早是毫无罪责的，以后处罚也是从轻的。按照等级、亲疏、宗法关系来处理跟法家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儒家的东西。这种方式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里面定下来的法典，而且民间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社会制度是彻底儒化的。 现在的国学派，例如蒋庆、秋风，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信口开河，他们对先秦文化的解释、对孔子的解释，说得天花乱坠，这是忽悠外行人的，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蒋庆与贝淡宁(Daniel A. Bell)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所谓贤能政治远远超过西方民主政治，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大笑话。文化是多元的，对于先秦文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面对的传统社会是那些人(蒋庆、秋风为代表的国学派)讲的那么美好。那些人讲的传统是为了他当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不必过分地重视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观点太离谱了，在学术上经不起反驳。 假如对中国的命运、中国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有足够责任心的话，就应该冷静下来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同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比如文学、艺术、史学。另外一方面，中国人现在要足够清醒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 堂堂现代公民，对任何人都不应跪拜 搜狐文化：苏格拉底讲“自省”，孔子也讲“见贤思齐”，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自省精神? 袁伟时：与苏格拉底对比一下，问题就很清楚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者思齐焉,见不贤者而内自省";表面看起来好像有自省精神，但这些讲的都是个人修身，他是讲个人应该吸收他人的长处，注意自己的修养。而从整个文化架构来讲，他不提倡批判精神。其中有一个最高的标准，夷夏之辨。比如孔子讲"吾从周"，"周"是他心目中最高的一个典范。同时等级、宗族都是不能逾越的。所以孔子是居高临下教诲他的学生的，灌输他的一些基本信念，他是不允许被怀疑的。所谓七十二弟子都是孔子的门徒，他们都要灌输、贯彻、宣扬孔子的东西。发展到后来，中国传统社会对经典，即所谓的四书五经是不能怀疑的。如果敢于怀疑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那是要判罪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教化是思想统治那样的工具，就是要用儒学的教化统一老百姓的思想。一直到清代，皇帝都制订教诲老百姓的信条，即所谓《圣谕广训》。现在秋风居然说要用儒家教化中国!现在是21世纪，他还要用他解释的儒家那一套东西来教化13亿中国人!我说他头脑进水啦，这套骗不了几个人，可以骗小孩，带小孩到孔子像面前跪拜。这是奴化中国人!堂堂的现代公民，对任何人不应该跪拜。为什么要骗小孩?把中国人重新拉回奴化境界，向所谓圣人跪拜，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犯罪。 而西方苏格拉底等人，教人怀疑。有人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美德，他说我不知道，有人问他怎么养成美德。他说我连什么是美德都不知道，更加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养成美德。然后他会一步一步引导讨论、怀疑。逐渐养成怀疑、讨论的精神，平等的相互交流精神。学生和老师之间，也应该是相互平等的。 西方从这种怀疑精神发展出什么呢?发展出完整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讨论里面发展出来非常宝贵的理性精神，对老师，对任何的观点、理论，我们都应该讨论，都应该好好考虑它们合不合乎逻辑。很多的现代学科，例如政治学、伦理学，几何学，都是在古希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民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牛虻精神+海洋文明 搜狐文化：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是什么? 袁伟时：古希腊在社会政治方面除了理论上的政治学理论的建树以外，在政治生活方面，雅典拥有自由人的民主生活，奴隶没有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古希腊民主提倡要有牛虻精神，牛虻精神的要义在于国家、政府好像一头大象，它行进得太慢了，所以需要有牛虻来叮它，促使它更好前进，也就是发展起一种公民对政府的批评、监督的精神与制度。至于古希腊的其他制度，例如法治，都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古希腊产生出现代文明的种子不是偶然的，这同地理环境有关系，很多人都研究过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古希腊是所谓“海洋文明”，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它建立殖民地，古希腊的殖民地跟17世纪以后的殖民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希腊时期就是把一部分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新的殖民社会。到了新的社会如何来治理?他们就靠法治，靠民主。后来英国人到了北美，颁布《五月花公约》，也要通过民主法治成立一个公民社会。 搜狐文化：中国有海洋文明么? 袁伟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陆经济。同样有贸易，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宗法专制社会，在这个宗法专制的社会里面，它不希望你怀疑，不希望你批判，不希望你监督。所谓监督不过是对所谓圣君的建议，如果皇帝虚怀纳谏，就接受意见;如果皇帝不高兴，就可能砍掉你的脑袋。所以两种文化传统大不相同，造成两地发展不同。 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为什么从19世纪开始，中国历次转型都历经波折? 袁伟时：中国社会转型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顺利?这与传统有很大关系。 清末最后十年的改革是非常伟大的改革，清末改革提出的三大改革在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废除科举的教育改革，废除中国传统法引进西方的大陆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的法制改革，还有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还有市场经济慢慢发展了，开启了立宪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最后关头各个地方的立宪派代表，要求在1911年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政府的领导核心没有远见，最后功亏一篑。 至于历次转型失败的原因，就要按照具体历史时期进行分析。 19世纪转型为什么会受到阻碍?主要是不愿意学习西方，这跟儒家的天下观念，华夏中心有很大关系，华夏中心就是说中国是文化中心，其他都是蛮夷，这是地道的儒家观念，在19世纪影响非常大，不能够以夷变夏，只能够以夏变夷，一直到甲午战败，这个观念才受到严重的打击。19世纪的有识之士要介绍西方现代文明，他们不能不想办法牵强附会，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容附会中国古代传统，比如把议会说成起源于古代的乡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他用心良苦，那个时候也起到了作用，打开了一个门缝，将现代文明引进来。 20世纪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改革不能当机立断，还有就是极端主义观念影响非常大。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转型呢?两方面原因：一个方面是最大的实力派——北洋实力派组织过一些政党，但是很腐败没有转型为现代的政治力量、现代的政党。另外一个方面以国民党为代表发展出一个很极端的力量。在袁世凯生前，国民党就已经很极端，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国民党希望通过国会剥夺袁世凯的权力拿到手，袁世凯当然不愿意了。后来宋教仁被刺杀以后，整个社会舆论都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应该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国民党不听，要起兵搞二次革命，最后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这个决定简直是发昏，一个政治家连力量对比都不清楚。镇压下去你就应该好好吸取教训，改进自己，适应环境，但后来制订宪法草案，国民党继续坚持袁世凯执掌行政权，结果逼袁世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更严厉镇压国民党。国民党失败以后流亡日本，孙中山又很极端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的一个极权政治组织，比希特勒还早，比1905年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晚一点。但布尔什维克还没有中华革命党那么极端。国民党后来又遭到挫败以后引进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不讲民主，而且发展了许多很极端的东西。国民党动不动就要革命，还利用学生来破坏社会稳定。 至于后来为什么转型那么艰难，这与向苏联学的那套东西有关系。因为苏联不是现代文化的真正代表，它的很多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跟俄罗斯的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要去除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很困难，中国转型的困难就在这里。 搜狐文化：为什么1949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是困难重重? 袁伟时：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面对着一个复杂的问题——所谓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打个比喻，到西天取经实际上有个是取到真经还是歪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它的好多成果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当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黑暗面的批判，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成果。问题是在任何时候要将一个理论转变为实践，就有个中间环节，另外，时代变了，理论要跟着变。后来马克思主义分化了，一个是西欧本土，跟西方的传统结合起来了，跟它的议会的传统，法治的传统，尊重公民自由的传统慢慢结合起来，发展为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条路对当地整个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 搜狐文化：中国社会如何突破传统束缚，达到现代化? 袁伟时：现在首先要打破一条，现代化不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它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类是在文明野蛮的搏斗中不断进化的，这个进化过程里面每个民族、每个文化体系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历史发展到17世纪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汇合，人类文明发展出现代文明，恰恰以西欧、北美为代表，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否定的历史事实，这是事实判断。很多人在所谓“反对西方中心论”上做文章，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所谓西方的现代文化吸收了很多东方文化的精华，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就不要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去看待这些问题，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醒。 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优秀的东西就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个思想成果。假如简单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两大集团的斗争，那就很肤浅了。同盟国代表了一种文化，它反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思想成果是什么呢?从罗斯福、丘吉尔，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宣言》，到1942年的《联合国宣言》，里面提到的核心都是罗斯福提出来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已经毫无意义，那是你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文明的发展。 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要提高 搜狐文化：为什么当前国民性中同时存在着很强的奴性与戾性? 袁伟时：任何一个民族基因都有暴力、野蛮的因素。再加上中国传统中的奴性，儒家教化你服从，教化你做顺民。后来的阶级斗争就产生所谓的戾性。 搜狐文化：如何来解决? 袁伟时：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和法治。真正依法办事，另外政府的决策真正通过民主来达成。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事件?关键就是不民主，没有真正通过民主形式好好讨论，讲清楚事实真相。 搜狐文化：但是实行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袁伟时：困难是不习惯，慢慢习惯了就不困难。我们的司法改革到位了，政府不能干预办案，官员不要干预办案，戾性与奴性慢慢就会化解，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司法改革开始了，但是要真正落实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执法队伍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训练出来的，要将它转变真正一切依法办事是很困难的。 搜狐文化：民主施行起来会出现很多问题，像在中东地区。民主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公民素质才能实现? 袁伟时：公民素质不高只是一个借口，比起17世纪乃至19世纪的英国，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远远超过他们。胡适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讲过一个观点，公民素质就像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训练。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首先要提高。所以现在埋怨老百姓素质不高是没有道理的，关键是官员素质不够，官员素质足够了可以公正地执法，老百姓不会敢于破坏执行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敢不敢改革，要不要提高官员的素质。 搜狐文化：您对改革是乐观吗?有些困难是很难突破的。 袁伟时：从长远来看，我是乐观的。中国也只能走(改革)这条路。千万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历史上因为极端，动不动就搞革命，带来的代价太大了。

欢迎参加时代学院科普讲座 四月份“时代学院”将与魁北克华人教授协会联合为大家奉上一场科普讲座：“石话石说：山与地震”，由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嵇少丞先生主讲。嵇教授将以其淹博的专业知识及丰厚的人文素养，为大家带来关于大自然山川河流不一般的解读。 时间：2015.4.26 （星期天）1:30pm 地点：1605 Chabanel W., Montreal, H4N 2T7 《此时此刻》编辑部 （请从大楼后门进入） 主题：石话石说：山与地震——让石头叙述自己的故事 报名方式：发送邮件至editor@thismomentpress.com告知您的姓名及联系方式 附1：讲座内容简介 每一次大地震都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渺小和大自然力量的巨大。1835年3月4日，26岁的达尔文来到刚刚发生过强烈地震的智利康塞浦西翁市，看到了满目疮痍的城市，不由得感慨：“人类用了无数时间与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城市与文明，只在1分钟时间内就被彻底地毁灭。”达尔文的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我们人类对大地震的感觉。 地震是地球村的一员，而且在人类到来很久前就已经存在了。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顶发现深海鱼的化石，密茂森林变成埋在地下几千米的煤海，沧海桑田,海陆变迁……无不是地壳构造运动的结果，哪一座山的隆起不是靠无数次地震实现的？每次大地震，逆断层往前走几米，山就向上长几米，经过许多次地震，山就逐渐长高了。至今，喜马拉雅山还在升高，龙门山还在升高，祁连山也在升高。世界上许多人口密集的地方也是地震相对频发的地方，例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加拿大的温哥华地区、南美的西海岸、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海边，不仅可能受灾于地震而且还可能遭遇海啸。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在我们一直居住的地球上，随时有可能山崩地陷，天灾降临，摧毁我们辛苦建起来的家园，夺去我们的亲人，置我们于困境。生命在地球上就像瓦砾堆上的幼草，稀稀落落地在石头缝中生长。人类不应该过分地放大自身对自然的作用，把脆弱的幼草天真地当作参天大树，傲慢地忽略已经存在46亿年的地球。在大自然面前，我们要丢掉“人定胜天”的狂妄和盲从，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渺小， 学会与地震共舞。 附2：嵇少丞教授简介 嵇少丞，现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eal）建筑工程、地质工程与采矿工程系地质工程专业教授（1991年起）。主要从事地质构造与岩石地震波性质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南京大学77级本科，之后师从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张文佑与钟大赉院士读研究生，1983年赴法国留学，师从A. Nicolas (著名教授，曾任法国教育部宇宙、地球、环境学科的总负责人)，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曾获法国科技部最佳博士论文奖、中国矿物、岩石与地球化学协会的侯徳封奖、德国洪堡研究奖、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杰出青年基金、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优秀教授等奖励。 近30年来，一直致力于地球材料流变学、显微构造、变形机理和岩石物性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在探索地壳和岩石圈构造变形的动力学过程等领域做出一些里程牌的工作，在国际同行学界享有一定的学术声誉，发表论文140多篇，为中国培养过博士后5名、博士7名、硕士5研究生，大多已成为国内重点大学或研究所的中坚人才。 为美国地球物理协会资深会员、海内外4家核心学术期刊的编委，先后多次出任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基金会地学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先后兼任McGill大学、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地质力学所、三峡大学等客座教授，也是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海外评审专家、中国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大陆科学钻探（江苏东海超深钻）”和“汶川地震断层钻探”的副首席科学家、中国国土资源部“青藏高原东部与东南部岩石圈流变学及地球物理性质”和“青藏高原东部与东南部岩石圈流变学及中下地壳隧道流证实”重点工作项目的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多相岩石流变学”等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为提升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重建的历史：薛忆沩与《白求恩的孩子们》 文：怀素 薛忆沩的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2012年由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将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小说。这部小说具备了优秀作品的两个标准，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 小说写了三个孩子和两个家庭，在特殊历史阶段，在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思想影响下的悲剧命运和曲折历史。它横贯中国文化大革命至今近四十年的跨度，或者可以称做“一个年代的副本”。作者站在中国“纪念白求恩”和西方“白求恩传”的两极，用哲学和思辨再现历史，重新阐述个人在历史中的错位和历史判断的双重价值。中国版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西方版中骄傲任性，追求个人价值，把战争当做生命的驱动力的白求恩，作为同一个人在不同价值体系中被塑造的不同形象，在作者笔下有极富含义的注解。更重要的是，作者描写了一代人，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加拿大人，在白求恩精神中长大，在精神上，他们是白求恩的孩子，但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白求恩是怎样的人。历史的双重标准及复杂，让这个时代显示出荒诞的合理性。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孩子们》重建了一段特殊的中国历史。 薛忆沩 个性化写作与历史的重建 以个人生活再现历史的写作，可以上溯到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命运和情感在历史中的再现。它不仅有历史的高度，还有文学特有的温度。小说不是历史，但它比历史更丰富也更复杂，小说是历史人性的解读。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小说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定义。薛忆沩小说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一段特殊历史进行了历史学做不到的精彩描述。他打碎了一个时代的偶像，把神还原到人本质。他解剖了一个时代，让读者从一个个细节，重新触摸那个时代的体温。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是对历史的颠覆，同时是对历史的重建。 作者用我，扬扬和茵茵三个形象在不同时期对白求恩精神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都在对利己和利人的定义上，比如扬扬的死，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在遗书中质疑了生活和偶像的关系。“为什么我的身边没有高尚的人”，“我要去找白求恩，他会好好照顾我的。”而茵茵，对生活的真实提出质疑，“我的生活像假的一样。”虚幻和真实，成为历史的奥秘，也是人生的奥秘。而我，带着生命的重负来到白求恩的故乡，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他们此来，就是要还原历史的错位。 薛忆沩的文学创作，在不同时期受到加缪、茨威格很深的影响，而在《白求恩的孩子们》里，乔伊斯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就如《尤利西斯》一样，作者在寻找他的精神之父，而白求恩，就是他的精神之父。作者用给白求恩写信的第二人称的亲近形式，三十三封信组成一个长篇，“一个女孩”，“一个演员”，“一个雕像”—— “一个”是所有篇章的定语，“一个”人或“一个”物组成的个性化历史，是文学中的“这一个”，也是小说中的“这一代”。 中西贯穿的大格局 构架工整，文笔绵密，是薛忆沩小说一贯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时间和空间，构成一个十字架，纵横缠绕，绵绵不绝。在空间上，从中国来加拿大的作者，与从加拿大去中国的白求恩，在这本书的书写中相遇，最终以精神上的父子相互理解，而所有具有意义的日期，都被钉在时间之轴上，一代人可能遇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人物生或死的前提。历史如此强大，个人命运在历史中虚妄缈小，却印证真实。 这部书有四条线索，杨杨一家的命运，我的命运，白求恩的命运，中国的命运。这是经线。而由时间，特殊的日期等数字的对照，形成全书的纬线。作者在谋篇部局上极为用心，显示出作者的美学格局，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我的加拿大和白求恩的中国，茵茵的死亡与蒙特利尔工学院十四个女生的命运，中国的白求恩的孩子和加拿大的白求恩的孩子——都在复调形式中展开。而分开的每一封信中都含有多重线索，使情节在有序中错综展开，引人入胜。薛忆沩曾说过，乔伊斯不厌其烦的细腻和一丝不苟的节奏，是他永远钟情的偶像，它“可以揭示人性的奥秘，传播语言的隐私，展示时间的魅力”。这也是薛忆沩小说呈现的特质。 小说描写了一段历史，一个家庭的毁灭，扬扬，茵茵和他们的父母。小说以扬扬母亲的死，一个预言家和前瞻者的离世而告结束。白求恩的时代终将消逝，白求恩的孩子们将成为历史的句号。 语言的逻辑与思想的逻辑 薛忆沩的文字拥有一种很特殊的风格。初初看来，感觉很西化。细细读来，才发现，这其实是作者最能表达思想的方式。 西方语言与中国文学的不同之处，是中文是灵动的情绪性表达，尤其是小说语言，追求的是描写的传神和诗化的神来之笔。而西方的语言，传承了拉丁语的结构严谨和定义清晰，它的介词和从句的使用，使语言表述的逻辑性很强，这就是我们通常概念中的欧化语言。 薛忆沩的语言就是这样严谨和逻辑化的语言。有人认为他的语言西化，或西而化之。这当然与他对西方哲学的喜爱有关，也与他的西方教育背景有关。 但在阅读中，我越来越感到，他的貌似西化的语言，其实来自他内在思辨的表达和理性的追求。从根源上讲，他的语言的形成是表达思想的结果。或者说，薛忆沩找到了表述他思想的最佳语言形式。薛忆沩本人酷爱数学，在文学创作之余，用解数学难题来休息大脑。他又极度追求完美，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重写之作。这样的个性在他的作品中均有体现。他的语言常常含有多重含义，这样的语言，并不能简单地的用西化来定义。我认为这其实是个性化语言，它与内容完美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个人色彩。 这实在是一种好的语言，正如何怀宏所说，它干净，温暖，美丽。它在表达中丰富而准确。有人评价说，薛忆沩的文字有“数学的精确和浓郁的诗意”，这是对薛忆沩文字准确的评价。也正是这样的文字，才有可能让“语言和故事达到平衡”。 哲学思想与多重的主题 《白求恩的孩子们》突破了薛忆沩早期写作中信仰的存在主义哲学。他的写作追求不再仅仅展现“他人即地狱”或者每个人生命中黑暗的部分、隐秘或荒谬。当然，这些因素还隐匿在他的书写中，却被另一种思想夺去锋芒。作者更多的，开始表达他对历史观的新概念，一种打破传说的真实，一个人性化的主题。同时，作者在精神上走到另一个高度，这就是悲悯，宿命和无常。比如扬扬母亲听到哀乐时的“疯话”：“又一个孩子死了”时，表达的悲悯。又如茵茵的命运与蒙特利尔工学院十四个女孩的死亡的对比（编者注：1989年12月，蒙特利尔埃科勒大专学校发生的枪击事件中，14名女生被打死，然后凶手开枪打死了自己。）——作者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去思考。用这样的概念来诠释和表述的文字，自然更阔大而深邃。这是作者在学贯中西之后必然呈现的气度，这样的视野，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极为罕见。 把中国的命运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让小说的主题具有了终极关怀的意义。作者制造了一个思辨的迷宫，在大格局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开阔的思想，而从每一个细节描写，作者都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思辨和质疑，思辨无处不在，质疑亦然。 作者精神的探索，最终得到了宿命的结局。最后的章节，面对加拿大和中国交叉的世界，面对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立而不能求其解，作者一度沉入宿命和生死轮回，一种对精神不死的探索，一种偶然与必然的神秘。比如，茵茵在金发女孩身上的复活，扬扬笔记本的丢失与其母亲的去世，结尾处的节奏更是急弦繁管，更加不可控制地的走向未知之境。人物在生命不能承受之下，世界不再因为他人的存在而荒谬，世界被一种力量控制，世界是宿命的，而我与白求恩的所有故事，都是因为注定的“必须”。 附： “必须”之谜——《白求恩的孩子们》代序 文：薛忆沩 你也许知道，白求恩一生两次结婚，两次离婚。他的两位前妻是同一个女人。在第一次结婚之前，白求恩曾经向他未来的两任妻子保证，他们的婚姻也许不会给她带来“幸福”，但是绝对不会让她感觉“乏味”。白求恩的这两次婚姻都以“无后”而终。 在与同一个女人第二次离婚将近五年之后，白求恩告别了他所有的情人（包括对他的思想和生活影响至深的那位著名画家，他的“小种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他当然没有想到他与中国的结合是致命的结合，又是永恒的结合。他当然没有想到这种结合会使他成为在“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十年里耀眼的政治明星（他是紧排在四位伟大革命导师之后的最著名的外国人）。他更不会想到，与他的前两次婚姻相反，他与中国的结合将在那最黑暗的十年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开花结果：作为“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作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位加拿大医生借助地球另一侧的剧烈社会动荡，用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的“精液”）孕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孩子。这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奇迹。 我是这数以千万计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一个。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为这种称呼而不安和激动。这种称呼出自一个疯女人之口。它根源于她惊人的发现。她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变的“身份”。这个疯女人是我一生遭遇过的许多疯女人中的一个。她的这一发现让我对“疯狂”充满了敬畏。 我一直想写下“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但是，我恐惧它的真实。我知道，那严酷的真实会限制想象的空间和虚构的自由。所以我一直在推迟我的写作，推迟过去的重现，推迟意义的实现…… 直到我听到了那个噩耗，那疯女人的噩耗。那噩耗激起我的忧伤，又唤醒我的灵感。我突然知道了应该怎样写出“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刹那之间，真实与想象因为那奇特生命的死亡而融为了一体。 现在，大多数“白求恩的孩子们”都还活着，而且都还生活在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正主宰着举世瞩目的中国的命运。而我的这部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既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特例，又是他们中的典型。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埋葬着白求恩的中国。他们中间的两个已经死去，一个死于那最黑暗的年代结束的前夕，死于自杀；另一个死于八十年代结束的前夕，死于“误伤”。而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物是小说的叙述者。他背负着那两种死亡的包袱，在九十年代初，走了一条与当年的白求恩正好相反的道路：经香港抵达温哥华，最后定居于蒙特利尔。他正在这座白求恩生活过八年的城市里经受着异乡的异化。 我在白求恩的档案里无意中读到了他登上横越太平洋的客轮的当天给他的“小种马”的告别信。信中的第一句话给我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存在”之谜：为什么白求恩“必须”去中国？我的写作告诉我，我已经在接近那用任何其它方式都无法接近的谜底。 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但是这“必须”之谜是我们共同的资源。它肯定会激起我们同样的惊叹，会让我们的想象力突破语言的边界，为文学发现更广阔更奇异的空间。 白求恩是中国和加拿大的共同遗产。“白求恩的孩子们”也应该成为我们两个国家文学的共同记忆。 （本文摘译自薛忆沩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封信）

都市田园梦 文：亦乐（蒙特利尔） 爱着繁华都市的绚烂霓虹 也爱着宁静田园的恬美清澈 更爱那穿梭两者之间的奇妙感受 你是否 也有过这样的都市田园梦 你是否也想 过这临近完美的生活 回国时买了一本中国的旅游杂志，翻开读到上面这段开场白的时候，我有点略带震惊的喜悦：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蜗居“的国民里悄然兴起——乐城，LOCAN, Lifestyle Of City And Nature, 一种积极寻求城市生活与自然生活平衡的新生活方式，由”自己建小镇“活动的创始人范婷提出。26 岁的白领范婷，在北京北六环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租下一个2 亩大、有一个果园和两片空地及20 多间房间的小院，建立一座“白领小镇”，身体力行了一个被称为“乌托邦式”的都市田园梦。 乐城族，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除了为工作，也为充分享受城市的便利、商品、信息、文化等。同时，他们追求与自然融合的时间与空间，在自然中获取心灵与身体的滋养。 挑战与悠然，奢华与淳朴，亦张亦弛，两全其美，这是现代人身心的诉求，我不禁感慨：人类真是有点“贪”。 身居生活现代化的枫叶国度，我也不胜感慨：枫叶国民是多么地幸运，在这地广人稀，处处保留着原始与自然的新大陆，都市田园本来就不是梦，而只是一种选择，说不定还是一个更节约开销的选择；只是一个观念，只要我们愿意，唾手可得。 初到蒙城，就有老移民向我这样描述过魁北瓜的生活模式：从开始工作就开始在附近的湖边河畔寻找自己心仪的别墅，几年下来钱攒够了，别墅也找好了，花比在城里买房低得多的钱，拥有了自己的临水浪漫屋，近的可以每天当家住，远的则周末假日回去，无非就是上班日在城里租个宿舍。 后来和当地同事混熟了才知道这还真不是一个传说。 好友思乐工作才两三年时，一家四口在单位附近租住公寓，我劝她买房她说钱没攒够。有一天她却对我说，丈夫比尔在Mont Tremblant 地区看中一套湖边别墅，几万元，他们买得起。不久以后，我就被邀请到那别墅里做客，看着比尔教授坐在临水的玻璃太阳房里写写读读，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环境能更激发他的灵感；思乐带着两个脱得光溜溜的幼子在自己的小沙滩戏水，和城里钢筋水泥丛林里对着荧光屏打游戏混日子的同龄儿童相比，这对夫妇为自己孩子投资的，是一片多么用心良苦的伊甸园。比尔休息时带我们到湖上扬帆荡桨，直到大家汗流浃背。圣诞节我收到他们一家致友人的信，里面提到儿子奥利弗很羡慕湖上带马达的汽艇，可始终却只能与人力小船为伍，让我忍俊不禁。机动还是人力，就这对夫妇而言，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还有同一办公室的单身贵族依林，花几万块在Mauricie 湖边安了个只能在周末或度假时回的家，“等我退休就和蒙城彻底拜拜！”生长在蒙城的她对我发誓般地说。那是肯定的，我毫不怀疑，因为她是那片湖区拯救湖泊环保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控制蓝藻污染到处奔走游说，业余时间比上班还忙。 我买的屋， 前房主在市中心开酒吧， 他卖房子是因为在Eastern Township 买好了一个草料农场，一栋房子一片地，他要在那里养马、养狗、养鸽子、养……草场的一半出租，不仅能抵消那农场的支出，租户还提供他的马匹一年的草料。买了他的房子也继承了他的梦，搬到农场去？！一个挥之不去的田园梦，时时在我两口子的都市清梦里搅扰。 倒有个敢想敢干的朋友，宁愿开车半小时进城，在Laval 河边一见钟情地落了户，屋后流水潺潺，鸟起雁落，高兴就甩杆取鱼，园里果密瓜肥，那赛过神仙的快活日子才花了我买房一半多的钱……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蓦然回首，隐身于都市霓虹仅在片刻之间，都市田园梦，仿佛穿越了时空，这样的境界谁不向往？ 静下心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呐喊，我们或许会找到不一样的人生。

对酒当歌 文：怀素（蒙特利尔） 吴丽当时是走头无路。她是通过萧明办商务旅游来蒙特里尔的，时间是半年。本来想在这半年时间里，在加拿大有个归宿，却迟迟没有机会。这段时间，她在西人律师家当过保姆，也在中国餐馆打过工，品尝到了海外生活背井离乡的艰辛，但她却不想回去。既使在加拿大碰得头破血流，她还是相信泰山脚下那个算命人说的话，她将来是要发达的，有数不清的钱。 她在镜子里端详自己，三十二岁的女人，就像还未开败的花朵，脸上还有娇嫩的颜色，容长脸儿，细眉薄唇，柳肩细腰。吴丽有点骄傲，同时也有点自怜，然后就对自己说，怎么办呢，要么在这里黑下来？但黑人的日子实在太难了。且不说联邦局那些清查人员，让他们找到就是递解出境，就是不被找到，哪个地方敢长期雇佣她给她薪酬？生活就是大问题了。 正在她一筹莫展之际，电话响了。电话是萧明打来的。吴丽后来每次想起来，都会对萧明说，你真是我命里的救星。同时也觉得冥冥中是老天把洪先生送给她。 见面是在萧明家，吴丽身材修长，玉树临风；洪先生五段身材，矮小中透着干练。吴丽弯眉细眼，淡扫蛾眉；洪先生稳重沉默，用词谨慎。只是洪先生那年六十五岁，比吴丽整整大了三十多岁。 相亲只有十几分钟，吴丽没说什么，有点如坐针毡。三十二岁的女人，对心中的对象是有一个取向的，即使不能说是哪个具体的人，也明白自己喜欢的是哪一类的人。 洪先生的外表尤其是年龄，不在吴丽的取向之内。 相亲结束时洪先生说你住哪里，我带你一程吧。 吴丽出了这个门，是要进餐馆打工的，但她不想让洪先生知道，就客气地说不用不用，我在这里坐一会，好久没见萧明了，怪想的。 萧明是个机灵人，立即应对说，是地啊是啊，我们情如姐妹的。然后站起来，一直把洪先生送到门外，妩媚一笑，低低的声音说，有私房话要说。 洪先生一走，萧明就说，好大一条鱼。你不想钓？ 原来洪先生是台湾人。在蒙特里尔的一所医院做外科医生。他的第一位夫人，因为不满加拿大生活的无亲无故，寂寞之中就在加台两地穿梭，后来更多的时间，定居在台湾。闺阁寂寞之际，想起重操昔日因结婚生子放下的钢琴，就与钢琴老师发生了恋情。 吴丽听了，沉默不语。 萧明说你可想好了，外科医生的收入，你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机会不是总有的。再说，你现在不是也急于有个归宿？ 吴丽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有两棵树。那时正是樱花盛开时节。同样的树，临街的那株正开的盛，靠窗的这一株却已经落红满地了，正是雨后，花红在风中慢慢飘零。 萧明笑嘻嘻的，说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挺有意思。说一个成功的女人，一生需要三个男人，初恋时需要年龄相当的白马王子，中年需要一个呵护备至的年长男人，老年时需要一个年富力强的旅伴。唉，她叹了口气，斜着眼睛瞟了一下向窗外张望的吴丽，说，我是没这个福气了。 吴丽明白萧明的话外音。其实既使没有萧明的暗示，她也不会放手。她太需要这个机会了。 在萧明的安排下，他们有了第二次约会。 洪先生出现时，吴丽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头一天还轻装上阵的男人，如今一身黑色笔挺的西装，妥贴得一看就是给他量身订做的。不多的头发梳理整齐，一幅教养良好的派头。面对这样的晚餐对象，吴丽有些自惭形愧。 因为来的匆忙，她只有一点时间，在餐馆的洗手间换了一套国内带来的水绿色旗袍，而且千万别仔细看，虽然她很小心，在背后还是有些皱摺。 洪先生看到她，紧走几步迎上来，十分绅士的说，真高兴见到你，你看起来很漂亮。吴丽却突然感到自己矮小起来，而矮矮的洪先生，这时在她的眼里却高不可及，脸上不知不觉就现出小女人的情态。连忙说，不好意思，有点晚了。 洪先生说，不晚不晚，正等你来点菜。说着，就走过去，给吴丽拉开了椅子。 腥红的拖地窗帘，高大耀眼的吊灯，气宇轩昂衣着整齐的黑白持者，都给了从未进入这种环境的吴丽一种压抑感。莫名的自卑突然涌上心头，一丝轻微的颤栗让她在行走中格外注意自己的动作，轻一点，再轻一点，她对自己说。她不能肯定洪先生的身价，但既使洪先生的身价没有那么高，她想她也会接受——用已经不再青春的青春为代价，在加拿大嫁个有钱人，无论如何，都是一笔好买卖。 洪先生请她吃法国大餐。开胃菜过后，洪先生点了海鲜，问她点什么时，因为怕出错，也有拉近距离的意思，她跟了洪先生的菜单。后来洪先生说你吃过蜗牛吗？吴丽犹豫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说，没有。洪先生就来了兴趣，说那可是法国特色，就叫了侍者，又添了一道。 蜗牛上来时，盛在一个小小的瓷碗里，瓷碗里平均放着三只小蜗牛。蜗牛下面还有一些像蛋羹一样的东西，吴丽拿起刀叉就去分割——没想到硬碰硬，那看上去像蛋羹一样的东西是瓷碗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特为烹调蜗牛制作的小瓷碗，小蜗牛就卧在里面。只因上面满是调料，显得像蛋羹一样了。 吴丽当时很尴尬，但她笑一笑，用纸巾掩住了口，也掩住了表情。 洪先生倒没介意，慢声细语的聊起这几十年在海外的感觉，他说有时就想起余光中的诗，还会想起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他说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唐诗的人。 吴丽就仰慕地望着洪先生，有点不知怎样接下句。说句心里话，吴丽很少读诗。 洪先生却停住口，好像等着吴丽接话。见吴丽不回答，就说，我和我的大学同学，经常在网上对诗，蛮有情趣的。 话说到此，吴丽真不知说什么好，她想应该也对出一句才对，可对什么呢，她真的不会呵。情急之中，有两句诗真的跳进大脑，她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天哪，吴丽脱口而出的两句诗，竟然让洪先生目瞪口呆，目瞪口呆之后，一种惊喜涌上了洪先生的嘴角。 这个晚上，吴丽很庆幸自己没有在第一次见面后拒绝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人不可貌相，她想。如果当时照洪先生那简单的衣着和五短身材做了决定，自己大概一辈子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灰姑娘一变成公主，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吴丽的婚礼在两个月后举行。婚礼上洪先生的话感人至深。他说，大陆文革后学校关门，学生放假，我原以为在大陆，国学的根基已经没有了，而今天，我是如此的幸运，找到了这样一位才女，她就是我的新娘，脱口成诵，学贯古今，她随口说出的诗句，至今我还不知她在哪里得来的。 站在雪白迤地，美丽玲珑的婚纱里的吴丽，心里一千次地感谢文革中《红灯记》那个审讯李玉和的鸠山说的两句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同时想，海峡两岸互无通信也好，这种文革时大陆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句子，洪先生如此风雅的人，居然不知道。 其实心里最高兴的还是洪先生。前妻走后，洪先生也相过亲，但没有让他心动的。到他这个年龄和经济基础，考虑最多的，是找一个年轻貌美又能心甘情愿照顾自己的人。他第一眼看到吴丽，就很喜欢，吴丽的样貌，有点古典美人的意思，身段和脸庞都是清浅流利的韵味，这样的人，一般都脾气平和，也好控制。只是自己年龄偏大，第一次见面，也看得出吴丽有点心不在焉。他想，按着吴丽的条件，只有在某种情境下才可能委身于他。如果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是不会拘于某种身份，某种财富而委屈自己的。洪先生年过六旬，早已看破红尘，男女情爱这种东西，纯洁的没有任何功利心的其实只在少数人那里，那少数人的纯洁又多在青春年少。洪先生也青春过，也纯洁过，如今老矣，他要的就是个能照顾他能陪他到处走走的人。 但是，当他看到吴丽的羞怯和胆小，一种怜爱还是涌上心头。他并不想找一个女仆。如果只是相互利益的需要，是不是就不能享受到爱情的蜜糖？ 洪先生五岁启蒙，家学渊远。十几岁时就登着梯子在父亲的藏书楼上读过三曹的诗。曹操那首脍炙人口的“东临碣石，以观苍海”的诗，大气磅礴，曾多么激动过那颗年轻的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岁月如白驹过隙，失者如斯，那童年时挑灯夜战的情景，依然清晰的如昨日一般。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法的悲剧 文：粱治平 其实，原无所谓“希腊法”，有的只是希腊各个城邦的法律。尽管如此，有些基本特征是它们共有的，人们在这样的意义上谈论希腊法，也在这种意义上把雅典的法律看作希腊法的代表。 公元前399年的一个春日，数百名雅典公民聚于一处，对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街头演说家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被告被判处死刑。那一年，苏格拉底70岁。 后来，一位曾领受过苏格拉底的教诲，并且亲历了那场审判全过程的年轻人，用朴实的语句记述了苏格拉底当时所做的申辩，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与朋友们极为动人的对话（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本文关于苏格拉底案的叙述，主要参考该书，包括译者撰写的“提要”和“译后话”）。关于苏格拉底的死，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从那里来的。 之前提及的那本书，之后将反复出现 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二：一是慢神和引进新神，二是蛊惑和败坏青年。控诉者是三个普通的雅典公民，一名迈雷托士，地方诗人，拙劣的悲剧和歌曲作者；一名赖恳，演说家和修辞学家；一名安匿托士，硝皮匠或制革匠。审判者是由501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法院。这是典型的雅典审判方式。 苏格拉底被控的罪，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而在当时的希腊城邦，宗教生活与公民生活本来就密不可分。根据雅典法律，对包括这类罪行在内的一大批刑事犯罪，每个公民都有权提出控告（甚至这还是公民的一项职责）。这种规定不但体现了古典城邦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表明了雅典城邦政体的民主性质。这种民主精神，自从公元前6世纪的梭伦改革以后，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伟大的伯里克利时代，真正被发扬光大，臻于极境了。苏格拉底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这时代造就了他，又遗弃了他。透过苏格拉底的死，我们可以瞥见那个时代的风貌，那些曾经养育过他，后来又夺去他生命的法律的特质。 至少，是苏格拉底的画像 论及雅典的民主制，自然要提到行使直接民主的公民大会，提到行使间接民主的议事会。但是此外，我们还应特别提到它的陪审法院。亚里士多德说过：“民主政治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它通过它在其中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Assembly）和法院中的选举执掌一切。”这里说的法院正是陪审法院。这是一个很难为现代人理解的概念。因为，雅典的陪审法院并不仅仅是个法院。它不像我们今天熟知的那些法院，只能就比如具体的民、刑案件作出司法上的判决，它的权力要大得多，职能也复杂得多。它实际是控制政府的主要机构。它可以利用不为现代国家所知的各种方式，审查当时政治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问题，甚至包括审查“议事会”和“公民大会”通过的法令。它的判决照例总是最终的，没有通过上诉加以改变的可能，因为在理论上，法院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实际上，它是个像“议事会”那样的民主机构，是雅典公民聚集在一起直接行使其审判权的庞大机构。在伯里克利时代，议事会保持着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旧制，由五百雅典公民组成，而陪审法院的规模则从数百人到千余人不等。通常，民事案件由201人或401人的陪审法庭处理。刑事案件则视具体情形，由501人、1001人甚或1501人的陪审法庭审理。根据雅典法律，凡年满30周岁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充任陪审员。他们每年经各市区提名，由选举产生，人数达六千人之多，然后经抽签分派到各个法庭担任陪审员。（关于评审制度的详情，包括陪审员的产生、指派、法庭组织、审判程序、宣示判决等事项，可以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显然，如此组织起来的陪审法院不仅是雅典公民行使审判权和接受民主训练的场所，而且还是“为了雅典人民行使控制权这一目的而设想出来的一种手段”，“是整个民主制度的拱顶石”。（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第30、29页。商务印书馆，1986）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有数千人之众的庞大机构，除非遇有节日或者战争，总是长开不闭。而在雅典民主政治达于鼎盛的伯里克利时代，充任陪审员甚至成了一项有报酬的工作。据说在当时，这样一笔收入差不多够一个人维持生计的了。自然，我们不能把这类措施看作雅典人的好讼，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佐证，证明陪审法院制度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由数百乃至数千民众陪审的审判，乃是雅典政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构成了雅典公民生活中最持久的特色。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里有这样一幕：一个云的访问者在有人指给他看地图上的雅典城时回答说：“我不相信那是雅典，因为我没有看到陪审团在开庭问案。”由这个并非夸张的情节可以想见，陪审法院制度于雅典公民生活的影响是多么之大。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些制度，保卫了雅典的民主，造就了伯里克利时代的繁荣昌盛。生活在这个制度下面的人民，享有在当时可能是最充分的自由，而他们在这自由氛围中的游戏与创造，不但树立了令后人仰慕不已的民主楷模，而且向人类贡献出了第一流的雕塑，第一流的建筑，第一流的悲剧，第一流的演说，第一流的思想。自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而事情往往还有另外一面。 和阿里斯托芬有点关系 在民主的雅典，至少在理论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机会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参加议事会里的论争和法庭上的抗辩，在公共仪式上发表演说。所有这些活动都激发了他们的爱国心和参政热忱，磨炼了他们的智慧，增强了他们对于事物的敏感。他们探究自然，也关心人事，在思想的自由奔流中，涌现出希腊人的哲学。这种哲学，一面充满了对于宇宙的好奇，一面是对于正义问题的关注，这两方面的结合，产生了后人叫做自然法的正义学说。这是希腊人的法律哲学，也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和最重要的正义论。早在两千年以前，这种法律哲学就曾对罗马法的演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通过罗马法，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更多领域，甚至波及了人类今天的思维和生活状况。如果追根溯源，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希腊人的法律哲学，正像它的自由精神一样，同是民主土壤上生出的果实。但是，如果我们转而审视希腊的法制，考察那与希腊法律哲学生长于同一土壤的雅典法律，我们就会看到最最令人惊异的现象：尽管罗马人在制定《十二表法》时曾派专人赴希腊考察，尽管希腊法中某些契约形式如海上借贷等也曾流传于后世，人们还是面对这样的事实：从12世纪到16世纪的数百年间，人们耽于对人类“金色童年”的追怀之中，入迷地谈论着古代的诗歌、雕塑、戏剧、哲学和美术，潜心研读得于偶然的《国法大全》。然而，没有人提到希腊法。就是在人们对古代已有相当了解了的今天，我们也只能在冷僻的历史书中看到关于希腊法的描述。那个时代依然令人向往，但它的法律的光辉早已消散。的确，与古希腊发达的艺术、哲学（包括它的法律哲学）相比，希腊法的影响是那么微不足道，几乎是个空白，以至于一位现代研究者很不客气地写道： 虽然希腊人有司法制度，却很难说他们有法律制度（就这个词的罗马和现代意义而言）。他们没有制定出法典。他们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他们没有写出富有学理的论著。他们产生了建筑师、哲学家、雕刻家和画家，但却没有职业的法官或法学家。他们在司法上的一个贡献，民众陪审法庭，采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与任何法律科学根本地不相容。他们将巨资耗费于寺庙（如奥林匹亚的寺庙），而不是像罗马人那样，用在法院建筑上面。（T.H. Wigmore, 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第一卷，第358-359页） 搜“雅典民主”，出来了这个 真是这样，在众多杰出的古希腊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作为法官或法学家为我们所知。在流传至今且为我们熟知的名字里，跟这种人最接近的莫过于雄辩家了。他们在当时的活动，乃是陪审法院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他们为出庭所写的辩护状，不但是极为出色的演说词，而且是后人了解古代希腊法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但是，出色的辩护词毕竟不是“推理缜密的判决”或“富有学理的论著”，雄辩家也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事实上，他们是一种民主（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上）审判制度的产物。他们在法庭上发言，跟在公民大会、议事会里的演说、论辩并无不同。滔滔雄辩，目的都是要打动乃至征服对面众多的听众。而这些听众——陪审员，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陪审员，他们不是在一个富有经验的权威法官的指导下就事实问题作出裁决，而是按多数原则独立地决定事实与法律。当他们听完原、被告的控诉和申诉，走到投票箱前去决定被告命运的时候，真是世上最最威严的法官。但这都是怎样一些法官啊。一方面，他们敏锐而智慧，他们出席公民大会，踊跃参与论辩，倾听最杰出的演说，借此磨炼其智慧；他们热心于公共生活，常常在市场上见面，传递各种消息，讨论种种政治问题；他们还时常旁听审判甚或作为陪审员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受过法学教育，不具备法律素养；作为公民中的一部分，他们大多属于其中最低下和最贫穷的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能读书认字。虽然他们出席法庭之际也曾庄严宣誓要严守法律，但不是所有案件都有现成的法律可资援引。此时，他们就要依据法律与正义的一般原则来决断。再者，他们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设若群情激愤，多数陪审员甚至全体人民都倒向天平的一端，在这不可遏制的激情中表露出来的意志不也如同法律一般？苏格拉底就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公元前406年对十大将的著名审判。十位海军将领因未能按惯例收回阵亡将士的尸体，受到雅典人民的控诉。原告方为置被告于死地，要求不必个别审判，而由人民一并表决。那天恰好是苏格拉底担任议事会值班主席，他以这一要求不合雅典法律为由拒绝将它提交法庭审议。虽然第二天由另一人担任主席时，原告提议获得通过，十大将终于被处死（参阅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69页译者注，以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第5页译者注。商务印书馆，1984），苏格拉底还是因为他严守法律而遭人忌恨。据说在这件事上，他获罪于民主派，以致他后来受到审判并被处死。这个说法有几分真实。至少，他不是死在僭主们手里，而是死在雅典的民众手中。雅典人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杀死了他。苏格拉底非常清楚危险之所在。他在他著名的申辩中把控告者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站出来控告他的那几个人；一类则是站在那几个人后面，从小就对他抱有偏见的民众。这些人受舆论影响而生出偏见，生出的偏见又变成舆论去影响他人和社会。在民主的雅典，他们是最有势力的人。苏格拉底坦白说： 在你们以前，积年累岁，已有许多对我的原告，说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话。安匿托士等固然可怕，这批人更可怕，我怕他们过于安匿托士等。（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52页） 苏格拉底要洗清自己，必须获得这些人的信任。同样，一个雄辩家要想成功，就要设法打动这些易动感情的法官。此时，仅仅了解法律是不够的，还要有动人的言词，富于鼓动性的演说，有时，甚至要有震撼人心的表演。大约在公元前340年有过这样一场审判。被告弗莱恩（Phryne），一个有名的放荡女子，被控以慢神之罪。为她辩护的是著名雄辩家海泼莱德（Hyperides），他是十大演说家之一的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高足，他的有些演说，据说超过了老师。审判在进行，眼看陪审团就要作出有罪裁决，海泼莱德突然把被告拖至庭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撕去她的束腰外衣，把她的胸膛暴露在外，并以激越的言词去激发陪审员们的怜悯心。弗莱恩终于获释，但也因此引出一项法律，规定此后不得在审判时将被告置于庭前。 苏格拉底受审是在公元前399年，那时，这种风气还很盛。只是，苏格拉底不屑于使用这种手段来保护自己。这也是他干犯众怒，招来杀身之祸的一个原因。 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对有一类刑事案件须适用既定的法律，对另外的一类，由陪审团自由决定刑罚。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属于后一类。这就是说，怎样处断苏格拉底并无严格的法律规定，而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因此，辩护的好坏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苏格拉底的口才天下闻名，自然无须找辩护师。他之所以被判有罪，绝不是因为辩词不够出色，而是因为他不肯离开自己的立场，向众人作丝毫的让步。他不但自知如此，还要向陪审员们表明这一点。他说道： 或者你们之中有人会恼羞成怒，回忆自己以往为了一场小官司，涕泪满脸哀求审判官，还带了儿女和许多亲友来乞情；而我不做这种事，虽然明知自己到了极大危险的地步。也许有人怀此恼羞成怒之感，向我发泄，带怒气对我投一票。（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72页） 这段话讲完后投票开始，结果是281票对220票宣告有罪。不过直到这时，苏格拉底还有足够的机会免受死刑宣判。他可以自己提出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处罚。（按法定程序，审判通常分作四个阶段：①原告提出控诉，被告申辩；②陪审团就被告有罪与否作出裁决。如果裁决有罪，则③原告提出他主张的刑罚，被告选择可以接受的刑罚，分别说明理由；④陪审团再次投票，多数人的意见便成最终判决）但是，苏格拉底只勉强认罚30命那。这太轻了，不但是对原告的蔑视（原告主张死刑），而且是对法庭的嘲弄。他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员，结果有更多的人投票，赞成判他死刑。判决宣布后，苏格拉底再次发言，说明了人们定要他死的原因： 我所缺的不是辞令，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听的话。你们或许喜欢我哭哭啼啼，说许多可怜话，做许多可怜状，我所认为不值得我说我做、而在他人却是你们所惯闻、习见的。（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77页） 希腊式的民主审判，恐怕只能是如此。 “恐怕只能是如此”，那副著名的画 威格莫尔指出，陪审法院的这种随意性削弱了社会对既有法律的尊重，不可避免地阻碍了真正和持久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他列举了希腊法无以传世的三点原因：（1）缺乏职业的法官团体；（2）陪审团规模大体与立法团体一样；（3）缺少另一独立团体，维护既定法律，对陪审团或立法者予以钳制。（见前引Wigmore书，第一卷，第313页）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原因，但是最终，恐怕还是要回到雅典政制中去寻找根本的解答。 人们常常认为，古代社会是简单社会，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它们也像现代社会一样复杂。它们要健康发展，要达到社会内部发展的微妙的和谐，也会产生同样复杂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可以同时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因此，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缺陷。在最最辉煌的成就后面，往往留下了无可挽回的“败绩”，就好像某个器官的过分发达，抑制了其他某些器官的正常发育，终于使它们变得萎缩和畸形了。每一种古代文明，都可以提供不止一个例子，希腊法的悲剧即是其中之一。 生活在民主制下的雅典公民，常常会为一些崇高的念头所激励。他们关心城邦，犹如爱护自己的身体；他们参加各种公共生活，从中学会治理的艺术；他们追求真理与智慧，创造了不朽的哲学。即使是在法律方面，他们也实现了他们在那种情形下可能达到的正义，且不说他们还贡献出那么卓绝的正义哲学。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律不能为后人借鉴而苛求于他们。然而，希腊法的悲剧到底发生了。如果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希腊法由一种生命力勃发的制度终而变成为博物馆中的古董，引发这一过程的，正好就是使希腊文明大放异彩的同一个原因。 一种早期法律要想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需要满足许多方面的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脱离其他社会规范，获得某种独立地位，具有自己的独特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取得价值中立，这样一个过程，便是它的形式合理化。罗马法因此而传世，其他许多古代法制却因为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终于失去了活力。希腊法便是如此。 梅因认为，法律以及由法律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在其早期很容易遭受两种特殊危险，一种是原始法律的僵硬性，这种僵硬性会把大多数人在生活和行为上的见解束缚住；另一种是，法律可能发展得太快，以致失去它稳定的存在形式。希腊法显然属于后一种。 在西方法律史上，希腊法是我们所见最早的世俗法律制度，而且，它很早就摆脱了附在它身上的种种形式主义特征，变成一种灵活和富有弹性的制度。不幸的是，它始终没能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在民主的雅典，它成为捍卫民主最有力的武器，但同时也是公众舆论的工具。规模庞大的陪审法院乃是雅典民主的表征，也是它最坚固的堡垒。它确实很好地保卫了民主，但是牺牲了法律。固然，大多数陪审员都不乏政治热情和正义感，但他们完全不懂法律；雄辩家们虽然懂得法律，但他们要迎合听众，因为是这些人在判定事实真伪，决定法律的适用和被告的命运，而他们事实上主要不是需要法律，他们需要动人的言词、雄辩的演说，需要能打动他们的一切，眼泪、哀求、壮烈的场面、感人的景象。无疑，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凭良心办事的，但他们所依循的正义原则，往往只是他们的个人好恶，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养成的偏见。他们不是把苏格拉底看成一个行骗的智者吗？他们不是因为苏格拉底不肯如他们想的那样行事而定了他死罪吗？在各种各样的动机里面，有些迹近荒唐。普鲁塔克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亚里斯泰迪兹与泰米斯托克利斯在海军政策问题上意见分歧，双方争执不下。于是雅典人动用了他们的民主武器：陶片流放制。这是克里斯提尼的伟大创造，目的是去除可能威胁到民主制度的权威人物，这时被用来解决政治纠纷。据普鲁塔克所述，投票进行之际，亚里斯泰迪兹在街上遇到一个不相识的近郊农民，此人因不惯于写字，便招呼亚氏，请他在陶片上写下亚里斯泰迪兹的名字。 “但为什么？”亚里斯泰迪兹问道，“亚里斯泰迪兹伤害过你吗？” “没有，”这位公民回答，“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是，嗄！老听人把他叫做公正的亚里斯泰迪兹，我实在烦透了。 亚里斯泰迪兹于是不再多说，就按这个人的意愿写了。（转引自赫·乔·维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2） 这也是一场审判，只是把法官的范围扩大到全体成年公民，让他们选择，究竟把流放10年的惩罚加到哪一个人身上。而在这里，决定了“公正的亚里斯泰迪兹”命运的念头不是很荒唐吗？的确，古希腊人中间没有现代人熟知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因为他们原本不需要这种人；他们到底没有能创造出像罗马法一般富有生命力的法律，也同样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古代社会粗糙的民主制的发达，抑制了科学的法律制度的成长。 古希腊人似乎注定只是一个艺术和哲学的民族，在务实方面，他们远逊于古罗马人。正好比他们对知识只愿作一种贵族式的探究，他们在法律方面，更多偏爱抽象的正义。这固然使他们的法律免于僵化的危险，但在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一种持久的法律学制度的建立。关于这一点，梅因的总结是精辟的： 一个社会对于某些特殊案件，为了要得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判决，就毫不迟疑的把阻碍着完美判决的成文法律规定变通一下，如果这个社会确有任何司法原则可以传诸后世，那它所能传下来的司法原则只可能仅仅是包括着当时正在流行的是非观念。这种法律学就不能具有为后世比较进步的概念所能适合的骨架。充其量，它只是在带有缺点的文明之下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而已。（梅因：《古代法》，第43-44页） 苏格拉底死了。他是被雅典的法律杀死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公元前4世纪前后希腊法的状况，却要到有关苏格拉底事迹的记载中去寻找，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本文原载《读书》1987年8月号，收录于梁治平先生《法辨》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