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走向现代的中国造假浪潮

从历史走向现代的中国造假浪潮

文\ 林炎平（蒙特利尔）

        假作真时真亦假。 —— 曹雪芹
        造假一定是从说假话开始的，然后是办假事，接着就是造假货，最后，就是育假人。中华民族的造假绝非今天才有，而是源远流长。不说太远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之所以拿“郑和下西洋”来开刀，是由于此乃很多国人至今沉湎的意淫。
        “郑和下西洋”说的是：明朝皇帝朱棣派遣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在15 世纪七次下南海和印度洋，远达东非。当今不少国人把这粉饰为航海的先驱、和平的使者、造船术的先进，大大满足了虚荣心。
        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明史记载很少，而最重要的“证据”是晚明万历年间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而其作者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 年后才出生，并且既无科学工程训练，亦无考古历史背景。
        先从郑和的船说起吧！言之凿凿郑和宝船的尺寸是长44.4 丈，宽18 丈，即约长140 米，宽57 米。按照近年国人制作的模型，假定船的吃水深度为6 米（这是很浅的吃水了）和方模比为65%，那么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 吨！

郑和宝船模型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 吨的船吗？曾几何时，在“文革”中号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研制成功被宣传得家喻户晓，誉为“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那么在明朝就用木头建造的三万吨巨轮又算什么呢？究竟“文革”的万吨轮是经过了560 年从三万吨缩水为一万吨的郑和大船，还是明朝的造船术在560 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嘘的伟业的三倍？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
        2004 年在南京发现了明代建造宝船的作塘，其“地龙”的深度不超过6 米。所以根本不可能建造吃水超过6 米的尖底船（福船型）。亦即，现在国人“复原”的尖底的“郑和宝船”是造假。如果宝船真有，也只能是平底船（沙船型），根本经不起马六甲海峡的风浪。
        而且，明永乐年间朱棣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 也不过宽63.96 米， 深37.20 米， 高35.05 米，而宝船上仅船楼的尺度就大大超过了它，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里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
        如下表格是我综合了有代表性的两个“重量级”郑和研究权威的数据而成。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对郑和船队描述比较具体，并为广泛引用的资料，是明代罗懋登的小说《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瞧，数据来源于小说！其中宝船没有给出排水量，也许他们也意识到3 万吨巨轮有点过头了，因此不写为妙？

        

作为近年研究成果的郑和宝船数据，参见《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 年

       按此计算郑和船队的舰只总数和总吨位，便会大吃一惊：舰只总数1400 余艘，总吨位1400 万吨以上！
        万吨轮就有736 艘！大大超过了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多了将近一倍）！这两位“学者”和“权威”，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另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主任、教授。他们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郑和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有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因此，这些荒唐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梦呓，诠释着一个民族整体对造假的纵容和欣赏。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技术上的造假，那么对“郑和下西洋”的歌颂就是道德上的沦丧。这样一个当时官方都讳莫如深的事件，到了600 年后今天的中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甚至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昭示全世界：一个太监在他的皇上英明领导下，给远在天涯的“蕞尔小国”送去了皇恩浩荡，自誉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那么派遣郑和去弘扬“和平友好”的皇帝是什么货色呢？此人是永乐皇帝朱棣，篡夺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残杀建文帝的大臣，其中老臣方孝孺被诛“十族”。更有甚者，在公元1421 年，亦即在“郑和下西洋”的最高峰，朱棣亲自组织并参与了剐杀三千宫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大屠杀源起朱棣怀疑宫女和太监通奸，妒火中烧，结果三千宫女都被朱棣剐杀。其中还有朝鲜人。朱棣亲手操刀剐杀，一位河北籍宫女在疼痛中骂道：“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朱棣更加恼怒，下令诛杀了这位女孩的三族。
        这个朱棣是一个内心充满仇恨、性格极其暴虐、行为绝对乖戾、毫无恻隐之心的恶棍，他的事迹年表劣迹累累、血迹斑斑。这样的人，会派出和平使者吗？

明成祖朱棣

        果然，据说郑和在离泰国不远处抓到了一个“苏门答腊王”苏干刺，掳回献给朱棣，据说还扫荡了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并活捉其国王。这些都揭示了朱棣王朝的本质——在自己的国土上是一群草菅人命的恶棍，到了海外也是一群明火执仗的匪帮。请记住这条永不过时的定律：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绝无可能善待邻居！
        然而，600 年前的造假在今天被粉饰为伟业，还产生了震耳欲聋的共鸣。这简直是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和对我们良知的践踏。明朝的皇帝和太监拿当时纳税人的钱挥霍和欺骗，在今天被赋予如此崭新的时代意义，渲染得如此高尚美好。此等殊荣，当事人一定始料未及。对于造假给予如此褒奖和厚爱，遂使造假之庙香火不断，香客如云。
        不少中国的历史编纂罔顾史实，历史成了按照权势者利益改编的演义。如此广泛的造假必然给中国人造成长久和深刻的心理影响。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已经不觉得造假是一种罪恶了。58 年关于水稻单季亩产超10万斤的报道，堪称继往开来了。
        知识界的学术造假更加令人担忧。此可假，便无可不假。如果说，“文革”时代还有政治重压可以作为造假的借口，那么今天的完全为了牟利而进行的学术造假就更加令人深恶痛绝。
        北京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2007 年秋天，耶鲁大学教授斯登斯在北大开设了两门课程，共有33 名北大学生和3 名耶鲁学生选修。学期末，在提交课程论文前，已有预感的斯登斯特地向学生强调了剽窃行为的严重性。但是，剽窃仍然发生了，而且很严重，至少有一半学生存在剽窃行为，“我从教30 年了，此前还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剽窃行为。”心情难以平静的斯登斯给所有选修课程的学生发了一封电邮：“在你们今后的人生中，剽窃将会遇到严厉的惩罚。……在美国，如果有人被发现剽窃，职业生涯会就此终结，在欧洲也同样如此。”言下之意，在中国这样的行为也许得到了社会的默认。
        确实，这样的造假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蔚然成风。而且，那些教授级人物的造假比起学生的剽窃来要更加令人发指。如下是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造假案。
        陈进汉芯造假案：原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及教授，他买来国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标志，然后贴上“汉芯”的标签，就变成了自己的成果。从2003 年2 月开始的3 年里， 他的“汉芯”系列从一号发展到了五号，风光一时。
        雒三桂剽窃案：副教授，曾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他评注了《诗经》、《永乐大典》、《中华绝学》等诸多古典名著，其中大量评注文字均涉嫌剽窃。
        王铭铭剽窃案：北京大学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所著的《想象的异邦》系抄袭哈维兰所著的《当代人类学》，其学术道德腐败，令北大蒙羞。
        黄宗英剽窃案：北大英语系副教授，他直接剽窃《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英文名篇鉴赏金库• 诗歌卷》及《抒情史诗论》英文原著。
        张汝伦剽窃案：曾任复旦大学西方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此人直接抄袭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
        潘国和剽窃案：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出版的近10 部法学著作主要是利用职务巧取豪夺而成。他原是中学化学教师，40 多岁改行进入法学界，短短十年，居然出版专著近10 本，论文一大批，涉及刑事、金融证券，横跨了法学几大领域，结果都是剽窃来的。
        实在是举不胜举，层出不穷。为什么中国的造假会如此畅通无阻泛滥成灾？这是由于，造假的群众基础极好，造假的心理障碍全无，造假的理论基础深厚，造假的榜样无处不在。那个唐骏的卑鄙拙劣的造假和理直气壮的辩护说明的不正是此吗？那个每天19:00 － 19:30 铺天盖地的信口雌黄不正是造假的典型吗？难怪朱镕基气愤地说：我必看，我要看看他们又在胡说八道什么。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可以毫无顾忌并且理直气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而这个社会对于他们的容忍和赞许，使得他们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如果说造假者是鱼的话，那么中国的环境就是水。如鱼得水的造假中自然包括买方和卖方共同合谋造假。那些“办证”的广告，向人们推销的就是这个。你要什么证件他都可以给你办，你出钱，他造假，你买假，他卖假。这是买卖双方心甘情愿地造假和买假。
        还有更加丑恶的造假，亦即用他人的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的造假。毒奶粉、毒鸭蛋、毒火腿、毒粉丝……举不胜举。如果列举中国的假货，恐怕需要一本词典的篇幅。你如果还不曾买到过假货，那么你一定没有在中国居住过。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中，居然出现多个造假。小女孩声情并茂的独唱，实际上其歌声来自另一个小女孩；而从北京外围一路如同脚印走向主会场的烟火，却是计算机制作的三维动画。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大呼上当。
        但是很多国人却表示了理解和赞同这样的造假，为了国家形象么。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这表明造假是有民众基础的，并非仅仅几个精英选择了造假，而且大多数民众容忍和鼓励了造假。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在真正的创新和进步上乏善可陈，唯把吹牛和造假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终极的必然结果就是“育假人”。于是后继有人，使得造假之香火在中国经久不衰，人的诚信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一个诚信的社会给每个社会成员都带来了利益，韦伯指出，对资本主义发展作用巨大的股份制就建立在人们之间诚信的基础上。而在今日中国，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汉学家明恩溥100 年前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指出：中国把“信”列在“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中，表明是极重视的。但在实践中却言而无信，且完全不觉得撒谎是项罪恶。他引用英国传教士基德的话语：“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
        且慢开骂“洋鬼子”，其言确实刺耳，但是一点不错。中国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参与有着异常热情的社会，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危害麻木不仁的民族。或直接参与，或间接鼓励，或主动进行，或被动接受，下至市井商贩，上及高知学者，贱至草根平民，贵及达官显贵，造假之燎原之势令人瞠目结舌。
        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育假人的千百年普及深化中，中华民族的良知被麻痹、人格被扭曲、智慧被错用、善良被误导、思维被禁锢，这是整个民族的极大悲哀。
        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