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洛克名言 文：茅于轼 300年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就说过：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30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句话，深感他的思想深刻。这句话所发出的光辉，至今还能照耀人类社会，帮助许多人觉醒。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社会不平等最生动的描述。古今中外有无数仁人志士为减少不平等思考、奋斗。社会中总有慈善家用各种办法救济穷人，缓解他们的痛苦。但是最彻底的办法是财产的公有化，以完全消灭贫富造成的不平等。这就是财产的公有制。这些思想中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100多年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他的学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人为此奋斗，甚至牺牲了生命。 到现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已经过去。冷静下来后，大多数人逐渐认识到这个主义的毛病，依然信奉共产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仍然会有人问，财产共有的其它方式是不是还有开发探索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洛克的这段话，也许能帮助我们理清一些思路。 是什么人赞成财产的公有制？未必是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给大家享受的人，恰恰相反，是那些希望通过财产公有制分享他人财产的人。公有制实际上是分享他人财产的制度，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分享别人的财产，明抢暗夺他人财产的制度。 中国实行公有制，这是在宪法第6条里十分明确地申明了的。宪法进一步在第12和13条中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比较这两条的叙述，可以理解为：公共财产不论是否合法，统统神圣不可侵犯；而私人财产只保护合法的收入。这可不是咬文嚼字，而是被实实在在强制执行的。解放初农村的土改就是强制剥夺了地主的财产，分给了贫下中农。1956年的公私合营，也是基于强权的化私为公，没有商量余地的。严格讲，这些都是受保护的非法公有财产，虽然非法，但是“神圣不可侵犯”。 财产的所有权并不是空洞的，是有实质性内容的。财产的主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或者用于消费，或者用于投资。消费或投资也有多种选择。这些选择的决定权在所有者的手中。对于公有财产来说，谁有权对选择做决定？如果公众都是所有者，该谁说了算？实际上谁说了也不算。所以公有制是一种无法实行的制度，是一种欺骗人的制度，在现实中是由公众委托的代理人来执行所有者的权利。因此公有制在实行中是代理人所有，也就是官员所有。于是，公有制变成了官家所有的官有制。 由于公有制，国家建立了许多公有企业，称之为国企。国企应该是全民所有，但是事实上，中国公民绝大多数没有品尝过当国企主人的滋味。名义上国企是委托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去管理，但实际上几乎变成这些管理者的私产，也就是说，把人民创造的财富通过公有化，变成了少数国企管理者的私产。证据是，国企的利润不用上交，全部留作自用。一直到前三年，才规定国企利润上交，但是比例很低，只要求上交利润的10%，到2020年上交的比例才会达到30%。 其实，最初国企利润是全部上交的，但是这样一来，管理者就没有了创造利润的积极性，所以规定可以不上交，用以鼓励国企管理者的积极性。这说明，国企已经私有化了。国企的所有者管不了管理者，只能用私有化激励管理者的积极性。某种意义上，国企是通过公有制输送公有资产给私人的管道。近年来的反贪运动发现大国企普遍存在贪污腐化问题，而私企就没有这些问题，这更说明国企是输送公有财产给私人的管道。 比较国企和私企，私企的资产是属于某个个人的。对私企财产的侵犯，就是对某个私人财产的侵犯，而谁也不会允许自己的财产无缘无故地被侵犯。所以贪污分子想在私企里作案很难得逞。但在国企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企资产的主人是全国人民，它实际上一定是缺位的。事实上起监管作用的是主管国企的政府官员。他们是代理者，不是真正的主人。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确保代理者尽心尽责，所以国企必定是问题丛生，贪污腐化，防不胜防。最终国企必定会变成把公共利益输送给私人的管道，成为在公有制下化公为私的管道。 私有财产的安全性，在公有制社会里和私有制社会里非常不同。前面已经分析了，公有制社会是一个明抢暗夺他人财产的社会。在中国，从土改分土地，公私合营分资本，到文革全国范围内抄家，都是在公有制的环境中发生的。文革时的抄家相当于在城市搞了一次土改，把中产阶级（相当于农村的富农）的个人家庭资产没收充公。本来抢别人的财产属于非法，但是在公有制下是非完全颠倒了：抢财产是光明正大的，被抢的人反而被视为没有公心，道德低下。他们想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被公有制剥夺了。近几年中国大批企业家移民去发达国家，那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远比在中国有效，这个现象进一步说明了公有制中财产权的混乱状况。 公有制的不可取不但由中国的近代史得到证明，在国际上也有许多例证。世界上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寥寥可数，而且除中国外，都是很穷的国家，或者是由富变穷的国家。朝鲜和古巴是比较典型的公有制国家，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极端贫困，只能勉强维持起码的生活所需，而且经济极其脆弱，经不起国内外意外事端的风吹浪打。 另外有几个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有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委内瑞拉本来是很富裕的国家，石油储量丰富，由于迷信公有制，由前总统查韦斯发起、现总统马杜罗继承的公有化，把国家搞得面目全非，通胀膨胀率超过1000%，商品全面短缺，犯罪率上升近十倍，沦为全世界“悲惨指数”排名第一的国家。津巴布韦在南部非洲本来是最富有、最有秩序的国家，但是在1980年代末，执政者穆加贝没收了白人的农庄分给革命老战士，破坏了私有制，后来经济走向崩溃，津币的通胀率达上亿倍，成为废纸，不得不用外币取代津币在市场上流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总统都是民选的。可见公有制对普通百姓具有吸引力，识破公有制的危害性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们对于公有制的不良后果，必须保持万分的警惕。 注：本文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理事长茅于轼为FT中文网撰稿。

把敌人当公民 天马（蒙特利尔） 开学之前，带儿子最后一游：美国华盛顿和费城。让儿子见识一下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这是两位在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也是领导美国历史上两次最大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南北内战的总统。我们同时还参观了美国最负盛名的阿灵顿美国国家公墓。 阿灵顿美国国家公墓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的西岸，与林肯纪念堂隔河相望。是美国100多个国家公墓中最负盛名的公墓，长眠在这里被视为是安息者的光荣。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家，美国前国务卿，二战前后驻中国特使乔治•马歇尔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总司令约翰•潘兴将军等都埋葬在这里。 阿灵顿国家公墓 这里原是美国开国元勋，总统华盛顿曾孙女安娜和他的丈夫罗伯特•李的住宅和庄园。因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罗伯特•李接受南方分裂州的任命，担任南军将领。作为叛军将领，他的庄园被国家没收，并被辟为国家公墓，安葬阵亡的北方将士。将士中有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于是在阿灵顿山山岗建造了一座无名将士墓，墓中埋葬着2111名北军阵亡将士。这里随后还埋葬了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中的无名将士。墓地上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纪念碑，墓后有一座古罗马式的洁白大理石的恢宏建筑——无名战士纪念堂，里面的露天剧场设有4000个座位。这是一个非常壮观典雅的建筑，令我想起刚近距离看过的美国总统府白宫。都是白色建筑，但是档次却是天差地别。所谓美国白宫，其实这是中文中不正确的翻译，正确的译法应该译成“白房子”，这英语中的“White House”——House 本意无任何宫殿的意思，宫殿在英语中称“Palace”。这是中国人一相情愿的错误译法。如果你近距离看美国的总统府，它确实是名符其实的“白房子”，绝非“白宫”。 这座2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今天你看到的是用白色油漆把周围的所有砖墙粉刷成白色而已，不是白色的汉白玉，不是白色的大理石。非常简陋的白色油漆粉刷。实在没有半点贵气和恢宏。而这个无名战士墓，确是用了上好的汉白玉建筑，非常的高贵， 令人肃然起敬。美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大国，总统府倒是如此的简朴，令人生敬！ 说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离不开美国的南北战争。 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至少有550,000人丧生。人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是南方蓄奴，北方废奴而造成的。其时废除奴隶制并不是战争一开始就有的口号。而是战争开始一年以后林肯为北方刷的一层漂亮的油漆而已- 林肯把战争由一开始“爱国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诉求变成“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人道目标。 如果真正究其深层原因，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南北内战，是南北方经济发展不同的模式导致利益的不同而引起的。本质是新兴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对决传统的农业资本。南方是农业经济——种植业，北方是工商业经济——大工厂，银行。因为长期的种植园经济造成了南方对奴隶制的过度依赖，地方政治体系也呈现出严格的等级阶层结构。如果强行取消奴隶制，当时南方的种植园主惧怕会由此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南方的资金来源是北方银行，以种植园收成向北方抵押获得贷款，收成之后和银行分成。 由于利息实在太高，南方诸州对北方银行的盘剥深恶痛绝。说白了，南方各州想保护自己的利益，摆脱联邦的集权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被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束缚，比如税赋等。当时的联邦，南方认为已经彻底被“北佬”绑架。而当时北方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它并不需要终身奴隶制下的奴隶为它工作，相反，它更需要的是打零工式的现代化工人，有活雇人，没活走人，这样工厂老板不需要终身养工人。只要季节性的雇工。至此，由各自经济利益不同而造成的尖锐矛盾，导致南方想从北方分裂出去， 独立行事以保全自己的利益。 在当时的状况下，林肯认为“分裂的家庭必不能持久，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政府绝不能持久”，开始了“南北战争”。一年以后林肯才把这场阻止国家分裂的战争提高到人道主义的“蓄奴和废奴”的战争。其实蓄奴和废奴，只是一个表面的导火索。宏观来看，是主导北方工业的新生工业资产阶级，对应南方农业州的庄园主地主阶级。他们的立场分别代表着两种生产方式对社会制度的需求。当时南北双方都是打着“爱国”的旗子，南方以爱南方自己所在州为爱国，而北方则以爱联邦为爱国——在当时这个联邦确实是如南方所称的被“北佬”绑架的联邦。每一方，都是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我在这里不想复述这场战争死伤了多少无辜美国公民。而真正让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这场战争的亮点——结尾。 美国南北内战后期，南方联军败局已定。是继续顽抗还是趁早投降？这是南方将领思考的问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北方领袖在思考的问题，此时南方军队和人民中出现一种呼声，主张不投降，在将军的领导下，把南方的妇女及青少年也动员和组织起来参加战斗，进行游击战即人民战争，拖垮北军，希望以此反败为胜。对此，这个原阿灵顿庄园主，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罗伯特•李将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认为，战争是军人的事情，战争有战争的规则，绝对不能让妇女儿童参加到战争中来，更不能让妇女儿童搞什么游击战争。那是对人民的生命不负责任，那是军人的耻辱，也破坏了战争的规则和目的。作为捍卫人民生命和自身职责声誉的军人来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与日本曾经有过的“一亿三碎”的做法和价值观，构成了极大的反差。 美国作为一个自由联盟的国家，其宗旨是各州由自由意志加入联盟。当时林肯以阻止国家分裂为名发起内战，是否违背了这个国家最初的精神和宪法：自由联盟。非常值得探讨。按照现代文明来看，这场战争的合理性非常值得怀疑。 所以战争一开始，北方政府对发起这场战争是否道义是有争议和担忧的。但是也许在这一点上，受民主自由熏陶，律师出身的林肯比现在的我们更加清楚，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战后的框架：把战败者作为公民而没有作为敌人来处理。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废奴，这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事，而非中国袁世凯复辟帝制一样是逆历史潮流。 林肯为首的北方政府，在1865年的南北战争结束之刻，为美国的历史写下了非常令人尊敬的跨时代的一笔：胜利者与失败者以同一国家的公民身份享受战争终止后的祥和与幸福。北方没有以任何“分裂”、“叛国”等罪名镇压“反动派”，给予南方的是一国公民的善待与尊重：南军军官可以携带手枪与其他武器，不论军官还是士兵，都得到北方签署的公民证明书，可以以公民的身份获取国家公民都有的任何待遇，这种证明书，签署了３万多份。在投降的南方将士中，没有一个因是“投降者”而受尽歧视，他们本人以及他们后人都一样沐浴在“民有、民享、民治”的公民国家的阳光下。 而罗伯特•李将军，在有关投降和结束战争的协议书上签完那历史性的一笔后，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的小镇。小镇的人民并不把他看作失败者，而仍然看作是将军和英雄。当地人民在这个小镇建立了一所以将军名字命名的大学，并邀请将军出任大学校长。最后将军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哺育莘莘学子的事业中走完了其波澜起伏的一生。如今，以罗伯特•李命名的学校，仍遍布美国各州。很多童子军团，也都打着李氏旗号，号召年轻一代要效法李将军忠诚、勇敢、严于律己的风范。在华盛顿的街头广场上，有罗伯特•李将军骑着战马的铜像，傲然耸立。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给予统筹欧亚两大战场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的最高评价称他是李将军以来最伟大的将军。在南方很多地方，至今还矗立着南方总统戴维斯与南方总司令罗伯特的塑像，受到南北双方的尊重与瞻仰。 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傲然耸立，受到人民的瞻仰。 在我们的历史书里，美国的南北战争，那是一场正义抗争非正义，是解放奴隶制的北方终于战胜了邪恶的，妄想保持奴隶制的南方的战争。而罗伯特•李将军，就是这邪恶方的最大代表。就有如当年战败的国民党，这是螳臂挡车不自量，除了彻底的否定，还要痛打落水狗，对这些反动派，不光要打倒在地，而且要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敌人当公民，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台湾称大陆的“共匪”，还是大陆称台湾的“蒋匪”。这里都是你死我活的仇恨。国共战争结束在1949年，而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在1865年，这里人类的文明跨越了快一个世纪。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文明追溯回84年都无法与当时的美国人相媲美。在1949年当时的中国，战败方的人，怎么会是一国公民？这些战败者，连人都不是，连狗都不如。连抗日战争的英雄，在过去的中国，也是遮遮掩掩。因为他们是反动派！ 1865年的美国，没有以“成王败寇”的价值观来看待内战的将士，没有用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方法来一面倒地颂扬战胜者。而是以美国这个国家博大的胸怀，以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拥抱每一个战败的美国公民。而罗伯特•李将军也向世人昭示着什么是军人的职业、道德和荣誉，什么是永恒的伟大！

文：王开岭一19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一位以面壁写作为志的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浑身打个激灵。我竭力去想象、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陪伴你的，有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的风，玻璃般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清脆的雀啼，充满果汁的空气，仍在饶舌的蟋蟀……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岸边的薄雾，红或蓝的牵牛花，隐隐颤栗的棘条，一两滴被蛐蛐声惊落的露珠，月挂树梢的氤氲，那蛋壳般薄薄的静……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育；而日出，象征着诞生和伊始，乃富有动感、饱含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注入了新的热力。正像分娩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的最宠爱的一幅杰作。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灵魂最易受孕、最受鼓舞的时刻，是最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印象，唤醒了体内沉睡的某群细胞，使人看清了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阴、生机和道路……迎接晨曦，不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是人对自然的阅读，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作用于人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桩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它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透过那橘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 二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仔细想想，或许确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睡眼惺松，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包，拖着灌铅的腿，被人流推搡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涌向出站口。踩上站前广场的那一刹，一束极细的腥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游来，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疼欲裂，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啥也不想，一秒也不愿多呆……或许还有其它的机会，比如登黄山、游“五岳”：蹲在人山人海中，蜷在租来的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表，终于，人群开始骚动，巨大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嘈杂、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见了，和预期的一模一样——像升国旗一样准时，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早就被导游、门票、地图和行程计算好了的。美则美，就是感觉不对劲：有点失真，有人工之痕，且谋划太久，准备得太充分。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几万次地打着呼噜。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见那身体和灵魂。 三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的，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多少年，我都没有因光线而激动的生命清晨了。上班的路上，挤车的当口，迎来的已是煮熟的光线，中年的光线。在此之前，一些重要的东西已悄悄流逝了。或许，是被别人领走了，被那“按时看日出”的神秘之人（你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一切都是剩下的，生活还是昨天的生活，日子还是以往的日子。早在天亮之前，我们已下定决心重复昨天了。这无疑令人沮丧。可，即使你偶尔起个大早，忽萌看日出的念头，又能怎样呢？都市的晨曦，不知从何时起，早已变了质——高楼大厦夺走了地平线，灰蒙蒙的尘霾，空气中老有油乎乎的腻感，挥之不散的汽油味，即使你捂起了耳朵，也挡不住车流的喇叭。没有合格的黑夜，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黎明……没有纯洁的泥土，没有旷野远山，没有庄稼地，只有牛角一样粗硬的黑水泥和钢化砖。所有的景色，所有的目击物，皆无施洗过的那种鲜艳与亮泽、那抹蔬菜般的翠绿与寂静……你意识不到一种“新”，察觉不到婴儿醒时的那种清新与好奇，即使你大睁着眼，仍觉像在昏沉的睡雾中。四千禧年之际，不知谁发明了“新世纪第一缕曙光”这个诗化概念，再经权威气象人士的加盟，竟铸造出了一个富含高科技的旅游品牌。据说，浙江的临海和温岭还发生了“曙光节”之争（紫金山天文台将曙光赐予了临海的括苍山主峰，北京天文台则咬定在温岭。最后各方妥协，将“福照”大奖正式颁给了吉林珲春）。一时间，媒体纷至沓来，电视现场直播，庙门披红，山票陡涨，那峦顶更成了寸土寸金的摇钱树，其火爆俨然当年大气功师的显灵堂……其实，大自然从无等级之别，世纪与钟表也只是人类制造，对大自然来说，并无厚此薄彼的所谓“第一缕”……看日出，本是一件私人性极强、朴素而平静的生命美学行为，一旦搞成热闹的集市，也就失去了其本色和底蕴。想想我们平日里的冷漠与昏迷，想想那些灵魂的呼噜声，这种对光阴的超强重视实为一种讽刺。对一个习惯了漠视自然、又素无美学心理的人来说，即使你花大钱购下了山的制高点，又能领略到什么呢？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写道：“实际上，很少有成年人能真正看到自然，多数人不会仔细地观察太阳，至多他们只是一掠而过。太阳只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但却会通过眼睛照进孩子的心灵。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像福楼拜，即这种童心未泯的人。还有梭罗、史蒂文森、普里什文、蒲宁、爱德华兹、巴勒斯……我敢断言，假如他们活到今天，在那“第一缕曙光”照着的地方，一定找不着他们的身影。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里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在成人世界里，几乎已没有真正生动的自然，只剩下了桌子和墙壁，只剩下了人的游戏规则，只剩下了同人打交道的经验和逻辑……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五在对自然的体验上，除了福楼拜的日出，感动我的还有一个细节——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引述过一位画家朋友的话：“冬天，我就上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您知道吗，那儿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最好看的霜”，最初读到它时，我惊呆了。因为在我的生命印象里，从未留意过霜的差别，更无所谓“最美的”了。但我立即意识到：这记存在，连同那记投奔它的生命行为，无不包藏着一种巨大的美！一种人类童年的美，灵魂的美，艺术的美。那透过万千世相凝视它、认出它的人，应是可敬和值得信赖的。和那位画家相比，自己的日常感受原是多么粗糙和鲁钝。我们竟漏掉了那么多珍贵的、值得惊喜和答谢的元素。它是那样地感动着我。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份爱的提示，一种画外音式的心灵陪护。尽管这世界有着无数缺陷与霉晦，生活有着无数的懊恼和沮丧，但只要一闪过“最好看的霜”这个念头，心头即明亮了许多。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收藏它，憧憬它。有好多次，我忍不住向友人提及它，我问：你可曾遇见过最好看的霜？ 虽然自己同无数人一样，至今没见过它，也许一生都不会相遇。但我知道，它是存在的，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那片神奇的生命风光，它一定静静地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它也在注视我们呢。

狗、弱势群体和社会文明 文：子禾（蒙特利尔） 时下最流行的伴侣动物，当属猫狗这两类哺乳动物。在现代社会中, 狗被带进人类社会走入人类家庭，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感情陪护或者人身安全保护。鱼类和两栖类动物也被人当作宠物来养，但在与人类建立感情纽带和进行感情交流上，远远不如温血动物的猫狗。 在很多地方，把属于两栖类动物的大蜥蜴当作宠物带入家中是不合法的。但也有人偷偷养在家中，蜥蜴更是刚进门就咬了主人一口。主人觉得伤口很小就放松了警惕，加上不想被人发现在家里养了非法宠物，就没有去看医生。转天当他强撑着下班回到家时，伤口已经发炎的非常严重，人也变得非常虚弱，进门就倒在了地上。这时，家里的大蜥蜴就扑上去把他吃掉了一部分。等他被发现的时候，只剩下被大蜥蜴啃得残缺不全的零乱尸体了。 原来大蜥蜴的捕食方式就是看似不经意地咬伤猎物，伤口小到足以让人忽视，却通过唾液把很多恶性细菌传给了对方，随后大蜥蜴会悄悄尾随猎物多达数天，直到猎物伤口发炎变得很虚弱的时候，上去把猎物吃掉。 蟒蛇也曾被不少人当作宠物来养。有位养了蟒蛇作宠物的女士非常担心地来到兽医那里，焦急地咨询道：她的蛇宝贝突然不肯进食了，而且一改往常盘成一团的状态，现在总是伸长了身体试图躺在她身边。她几乎带着眼泪伤心地问：它是不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在留恋地跟我告别？兽医非常严肃地告诉她：这条蛇不吃东西是在清空肚子，伸长了躺在你身边是在测量你的长度能不能装进它的肚子。不是它快死了，是它正在计划吃掉你。 谁敢想象那个每天跟你同床共枕，倾注了爱和精力当作宝贝的宠物，正一步一步地计划着把你变成它们肚子里的美食呢？然而不同于这些被现代人类随意纳入生活，还分不清人类在他们的食物链上角色的两栖类宠物，狗，却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考验和人类的选择而走进人类生活的。 狗走进人类的生活大约始于3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代。起因是人类在居无定所的狩猎迁徙过程中，周边留下来的骨头吸引了的一群寻找食物的灰狼，慢慢的，灰狼们在长期固定地跟着特定的原始人群迁徙和互动中，为了保护自己的食物来源，开始参与人类的狩猎活动，并且与入侵原始人类的野生动物作斗争，起到保护人类的作用。在跟随人类的漫长时光中，灰狼的基因慢慢发生了变化，演化成了新的物种——狗。 由此可见，狗与人类漫长的相互驯养历史，足以确保狗不会思维错乱地把人类纳入他的食物链中。实际上，自从人类有图片记载开始，狗就频繁地被很多民族和地区当作忠贞和信任的象征，广泛地出现在艺术创作中。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也记载过狗对人类的忠贞：在奥德赛结束了十几年流亡回到家的时候，唯一认出他的，不是妻儿家人和朋友，却是他的狗，这一幕常常被雕刻于古希腊花瓶上；古罗马时代更是把狗详细分类，大型狗被广泛用于战争中，小型狗被当作伴侣；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章纹和袍徽上，狗也经常被当作责任和支撑的象征出现；英国画家埃德温·兰西尔爵士在1838年给一条叫做Bob的狗画了著名的肖像画，纪念在14年的时光里，Bob在英国海岸上救起溺水人23次的事迹，Bob也被英国皇家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了终身成就奖的杰出会员称号。文艺复兴以后，狗更是作为人类的伴侣频繁地出现在西方的肖像油画里。 人类社会的杰出成员——埃德温·兰西尔爵士画作 因为人类和狗漫长的驯养历史，也因为狗来源于社会化的动物狼，狗与人类的协调合作非常默契：从协助原始人类打猎，到今天每次天灾人祸时候搜救犬奋不顾身的身影，再到人类史上在探索自然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艰辛进程，都有狗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只送上太空的地球生物，是一名叫做莱卡的狗，她在卫星到达目的地的几个小时后，就失去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太空；电影《极地求生》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南极探险队在恶劣的气候下无法使用机械摩托艇，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借助于八只雪橇狗前行；最后却因为救生飞机空间有限，不得不把狗狗们留在了原地；雪橇犬们在极地艰辛求生，最终在来年春天等来了良心谴责的男主角的救援； 911恐怖灾难后300多只搜救犬从美国各地被带到纽约世贸大厦的废墟里搜救生命，他们用绝对服从的工作精神，在现场夜以继日地工作，冒着受伤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到人类不可能到达的地方搜救寻找生命的迹象，安慰焦虑的人群；此后人们忙着疗伤，灾后重建，等一切重要的事情处理妥当的10年后，才得以正式感谢这些参与911搜救的搜救犬；可是他们等不了那么久，十几年的时光，可能就是它们短暂的一生了，表彰仪式上，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当年的300多只搜救犬，仅仅还有12只活在人世。 911搜救犬的暮年时光 狗的寿命很短，但他们的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都在为人类全力以赴，它们对人类的要求却很少很少，少到可能仅仅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守在人类的身边。 大地震后的废墟上，总有一些狗久久地哀伤徘徊在掩埋主人的废墟上不肯离去，一只狗甚至在屡次获救后又重新叼着自己的食物回到主人和家的被掩埋的地方等待，哀鸣，直到饿死；一次水灾后，主人因为不肯弃狗逃生，跟他的六只狗死在了一起，唯一幸存的小狗把救援人员带到了死亡现场：六只死去的狗紧紧的把主人的身体环绕在中间试图保护他…… 人类在大自然中艰辛求生和探索，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而在每次天灾人祸的时候，总有一个叫做狗的生物选择坚定地跟我们站在一起，随时随地准备着为保护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狗是唯一爱人类超过爱自己的动物，是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大自然给与我们的最好的礼物。狗对人类的忠贞奉献精神，和它们完全依附于人类社会的弱势地位，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待狗的态度和狗的地位，常常从一个侧面昭现了一个民族高尚与否，以及他们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 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和地区，流浪狗的多少和精神状态是最能从一个侧面快速展现给游客这个国家和民众文明程度，生活状态和对弱势群体的态度的了。欧洲和北美在历史和文明程度上一脉相承，在宠物文化上也非常的类似，走在这些国家的城市里，鲜有看到风尘仆仆的流浪动物。总是看到狗主人温和耐心地牵着自己挚爱的狗走在大街小巷里的身影……能把自己的狗打理安置得井井有条的人，也一定是文明程度较高已经建立起稳定和谐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秩序的民族了。 只有被温和地善待，处境良好的群体才会温和地善待和回馈他的周围。如果某地的流浪狗成群，个个肮脏龌蹉瘦骨嶙峋对人充满敌意，一般来说，这个国家通常政治不稳定，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恶劣，导致人民生活贫苦，精神压力大。埃及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毒杀和枪杀流浪狗事件，等到他们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导致上千人死亡和受伤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发生在意料之中；希腊的经济危机也同样举世瞩目，可雅典街道上的流浪狗干净友好，雅典人民的游行请愿，也在温和文明的气氛下没有任何伤亡；尽管土耳其对希腊和欧洲极力否认，但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总能看到无人问津的流浪动物或生病或残疾或无依无靠地在街上徘徊，而冲动的土耳其人民游行起来，也总能上升成涉及人身安全的暴乱。高尚的民族能善待依附于我们的狗，也因此能创立井然有序善待弱势群体的社会秩序。 就像不要拿文化不同作为不善待一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理由，也不要拿社会文化的不同作为虐待和吃掉狗的借口，因为文化从来不应该被滥用成原始和野蛮落后的遮羞布。在人类历史上人忍饥挨饿为食物奔波的艰苦时光里，为了生存，确曾出现过吃掉自己宠物甚至强势吃掉弱势的行为。在食物已经不再匮乏的当今社会，不吃狗肉已经成为了很多文明发达的社会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社会，进入人类生活的动物们的角色分工已经很完善，但在文明程度比较低下的国家，混淆动物角色，把伴侣动物狗当作肉用动物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种概念不清的混淆，如果发生在忍饥挨饿的原始人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在现代社会，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其实脱离原始社会并没有多远。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选择了驯养狗，接纳他们作为走进人类社会的动物。而狗，也选择了人类作为它们的主人。请在他们短暂的生命中善待他们，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唯一爱人类超过爱自己的动物，不仅因为它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自然给与我们的最好的礼物，更因为这也是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最基础的一步，只有懂得善待狗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懂得善待他人，善待弱势群体的文明社会。

文：尹保云过去流行的“现代化”这个词的含义很清楚，就是向现代文明转变，是向先进国家学习。为什么中国老是对现代文明的意义认识不清？陷入一次次迷茫和争论？不少人认为是反改革的“特权集团”为了守住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故意装聋作哑甚至颠倒黑白。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也许“特权集团”真的是不懂现代文明，因而其所作所为总是被幻想所左右。不容讳言，我们民族的整体智慧目前是比较弱的，精神是昏暗的。虽然改革开放来教育普及成就巨大，但在对文明的认识上，我们基本还是一个“文盲”国家。有众多会打字的“文盲”，还有不少副教授、教授级别的“文盲”。与某些宗教盛行地区的情形相似，尽管识字率很高，还有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但却总是不能理解现代文明，人们的大脑被反文明的观念所统治。这样的国家搞起现代化来，要比真文盲的国家更加困难。西欧现代化就是在真文盲的基础上起步的，中世纪时期，别说普通民众了，连很多国王都不识字。真文盲有天然的工具理性，更容易接受新东西，乐于学习外来思想。而能够识字的、有学问的“文盲”就不同了，他们坚守自己的观念而排斥别的知识。苏联传播来的教条主义知识体系是反现代文明的。改革开放来，教条主义被逐步削弱，一些正常的知识得以进入教材。但这个过程很缓慢。就像拉美地区二战后的天主教改革一样，改来改去总是改不掉其反资本主义和反文明的本质。教条主义思想体系有两个主干，砍掉它的一些枝丫，因为这两个主干完好无损，它们不断地长出新枝丫，一代代地构造人们的认知框架，导致个人和民族的智商下降：一、经济决定论的世界观顾名思义，经济决定论的特点是认为经济决定一切。这套理论本质上是对启蒙思想的颠覆。启蒙思想认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而经济决定论却认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经济和技术。这一颠倒带来很多的问题：首先，它歪曲了世界现代化历史。把西欧现代化解释为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发展宪政民主。而实际上，西欧现代化是在世界最落后的社会土壤上起步，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其它地区的文明元素。它并非是启动资本主义，然后推动其它变迁。因为资本主义早就存在，就像恩格斯临死前的一篇文章说的资本主义在一万年前就存在。西欧现代化是因为蒙古人入侵引起巨变，儒学的一些思想和对中华文明的向往激发和滋养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上和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万年前就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现代的环境，在一个与宪政制度和法治秩序共存的文明系统中，它才变成了“现代的”。然而，教条主义却宣布先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后有宪政民主制度，把政治进步解释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一因果颠倒，不符合现代文明发展的真实历史，构筑了一套扭曲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与此相关，它导致把经济作为单一目标而不顾其它。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等等，无一不是经济运动。经济搞砸了导致政治斗争，回头来还是按照老路子搞经济。改革开放后盛行的GDP主义，同样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经济决定论在大量政府官员和社会民众中成了一种宗教，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而且得不到深刻反思。因为对其它现代性事物的理解处于“文盲”水平，所以也只能不断地搞经济运动。从来理解不了市场经济与宪政制度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认识不到很多经济问题都是由政治体制造成的，因此，解决的方案也常常是倒因为果的。甚至经济之外的问题，如社会冲突、民族矛盾、国际关系等等，只会金钱手段来摆平。其次，它使社会精神进一步庸俗化。中国人的观念本来是很世俗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喝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思想渗透历史，缺乏超越精神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局限。然而，经济决定论的一套理论，进一步把人们引向物质主义和动物本能，使整个民族精神更加庸俗化。这种极端的物质主义，相当于头（精神）还藏在肉身之内。就像黑格尔认为的，中国比波斯还要落后一个档次，因为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人头（精神）冒出来了。以我们这种物质主义境界来理解现代文明，无异于井蛙窥月。二、斗争与诡辩的方法论尽管欧洲古代也有事物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但教条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则来自于中国先秦就有的阴阳五行说和道家思想。黑格尔一边抱怨中国资料翻译太少，一边利用中国古代思想而建立起他的辩证法体系。其实，黑格尔的辩证法比他的客观唯心主义要糟糕得多。这种方法论无非是披着理论外衣的诡辩论，研究越多就越糊涂。通过它的灌输，人们貌似有了深刻思维，实际上连正常的识别能力就丢掉了。首先，辩证法教导把事物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并把双方的斗争看作事物发展的内部动力。这连接着阶级斗争思想，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推动力。这种斗争理论别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即便是与封建皇帝相比也是一个巨大的堕落。中国古代的皇帝尽管经常陷入权力斗争，但他们信奉和宣传的从来都是“和为贵”哲学。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只会运用矛盾斗争的框架来分析问题。没有一分为二的框架，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分析事物；不把人分成对立的群体、不搞斗争、打压和控制，他们就不知道该怎样管理社会。甚至在有的人眼中，别说资产层了，就连普通的学者、教师、律师、公务员等中产阶级也不属于“人民”，只有下层穷人才是“人民”。智商堕落到如此程度，何谈现代文明？其次，它鼓励诡辩而削弱科学理性。辩证法喜欢阐述各种诡辩色彩的大道理：坏事变好事；传统也有好的，现代也有不好的；先进国家也有落后的东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今日兴盛则明日衰落，如此等等。不能说这些道理没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毕竟都是大而化之的认识，与科学认识完全是两回事。波普尔说：辩证法的思想“不可证伪”，所以不是科学。辩证法以模糊思维宣布任何事物都是合理的又都是不合理的。而现代思维则是建立在牛顿之后的实验科学的基础之上，以定量的、实证的、具体的分析为特征。按照现代思维，一家国有企业好不好，查查它的账本便可认定。而辩证法则不然，它要从坏中找到好，竭力为那些该倒闭的国企诡辩。智力衰退到连一个企业的好坏就不能判定，又怎能识别文明系统的高低优劣？辩证法总是显得振振有词、考虑问题全面，实际上毫无科学理性，与阴阳八卦的学问没有区别。其三，它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思维模式，把人们引向历史迷途。怀恋“正”（过去），向往“合”（未来），就是不敢正视现实。它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现实性和现世性，认识不到人类历史进步是由现实的竞争超越所推动，认识不到先进事物就在眼前。换句话说，它把人们的思想引向迷途，只相信虚幻的东西，只相信自己的凭空设想。左一个方案、右一个设想，就是不愿意向眼前的榜样（即先进国家）学习。这就是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思维轨道。以上只是分析了两个主干，这两个主干还横生和许多枝丫。砍掉一部分，又会生长出新的，从而使这一毁灭教育的大树不死。一套反文明的知识体系的灌输，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的理性精神不断下降。当然，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如此，现在也不乏理智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政治人物。但主体倾向却是如此。我们的教育体系一方面在普及识字率和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在培养会读书看报的、会写文章的和有各种头衔的“文盲”。学理工科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幸免于此，其实不然。因为这一套思维框架是在中学时期就已经通过学校和社会而灌输了的。按照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人们的认知结构在14岁时就定型了，极少数人后来能发生一些改变，大多数人则不会有很大改变。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民族精神整体上不是理解现代文明，而是抵制现代文明。这种精神会变换花样而不断传承，从而把中国固定在文明金字塔的底部区域。能够稳当地呆在底部区域也是一种选择，怕的是不能。因为金字塔的塔尖-中部-底部的梯级结构虽然在很长历史时期不会轻易变动，但这个金字塔作为一个整体却是随着时间而不断提升的。那些处于底部区域的国家如果不能随之提升，最后连现在的梯级也呆不稳了，就会发生崩溃、瓦解和重组了。

麦克阿瑟与日本 文：taxinfo 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 麦克阿瑟，美国五星上将，二战名将。1942年，麦克阿瑟率领一支百万大军踩着日本人的尸体，从遥远的墨尔本一直打到了东京，他的双手沾满了日本人的鲜血。所以，有无数的日本人想把老麦碎尸万段，他也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所以，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5分，当麦克阿瑟的座机降落在东京机场，当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走出飞机踏上日本的土地，尽管他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更没有举行什么入城式阅兵式，但这一刻，对于7000万日本人来说，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恐怖，每个人都在心里念着“亡国，亡国，亡国”。 　　然而，麦克阿瑟将军给日本带来的是和平、正义、宽容和民主而不是仇恨。战后的日本国破家亡经济崩溃，连国会议员的工作午餐也不过是一碗地瓜稀饭，饥饿笼罩了日本。这时老麦克挺身向国内施加巨大压力，迫使美国政府援助日本，350万吨粮食和20亿美圆的经济援助紧急送往日本。他不仅保留了日本政府，更顶住压力赦免了天皇，他甚至关心普通日本复员军人的命运，给他们以生活的出路。40万登陆美军也用他们的克制、善意和献身精神征服了日本人。当在日本狭窄的城市街巷里，日本平民与美国大兵相遇而通过困难时，总是美国兵站在一旁让日本人先走。日本人不能不扪心自问，如果他们是胜利者，他们自己能做得到吗？ 　　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立即下令释放了被日本政府长期关押的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1945年8月25日，美国占领军允许日本妇女建立自己的组织；9月，公布了给予日本妇女选举地位的法案；日本妇女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时东京市有个妓女被选为市议员，当时不少市民不乐意，觉得道德感上过不去。麦克阿瑟说，你们选她是为了让她为你们大家服务，还是说忌讳她是个妓女不选她。当大家明白了民主选举选出来的人是要代理自己为自己服务时，大家都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果断地选定了她。结果这个妓女当了议员后表现相当不错，不负重望为大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发布公告，解除了对报纸的禁令，日本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公告特别指出：要实现宪政体制自由化，要解放妇女，鼓励成立劳工组织，学校实行更自由的教育，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1945年12月22日，颁布了《工会法》，工人阶级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组织。1946年9月27日，颁布《劳动关系调整法》，其中包括禁止企业开除或歧视罢工工人的条款。1947年9月1日，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长劳动时间。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占领者们却真正地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真是不可思议。 　　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宪法样本。美国政府早前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制定宪法的准则是：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5月3日盟军提交了宪法草案。10月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宪法。11月3日，天皇颁布新宪法。这是一个由占领者由外国人由敌人由西方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按照西方那一套强加给习惯于东方这一套的被占领者的宪法，但却是给被征服民族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法，带来了和平繁荣昌盛的宪法，带来了幸福的宪法。这部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集会与出版自由；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保障人民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等。 　　1946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日本政府购买了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有钱买地的农民，政府给予抵押贷款。一夜之间，不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1947年3月3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宣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尊重个人尊严，努力培养人们热爱真理与和平。”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日本的学校不再被政府所控制，而是由公众选举的教育委员会管理。选择教师、课本和设定课程完全由民间自主决定。 　　美国占领军当局是1952年归政于日本政府的。这亡国的7年，彻底地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途径，把国家主权从专制者那里转移到了日本人民手里，引发了日本的根本性的进步，把日本引上了康庄大道。十几年后，日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顺便说一句，美国占领军当局并没有花费日本纳税人的钱，他们的花销是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的。 　　1951年4月16日晨，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了占领军司令职务的麦克阿瑟就要回国了，对他的离去除少数日本高官外没有通知任何人。但当麦克坐上汽车时才发现，从他下榻的官邸直到厚木机场，上百万日本人自发的站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当车队经过时传来日本人发自内心的高呼声：大元帅！老麦热泪盈眶。占领日本当时有无数日本人写信给麦克阿瑟要求赠送自己的田产传家宝房契更有无数的日本女性大胆的在信中表示要为将军献身，那些勇敢的女子信中直接写到“请让我为您生孩子吧”当麦克阿瑟最后调离日本的时候在东京街道的两旁日本民众纷纷前来眼含热泪的为其送行（全然忘记了麦克阿瑟是打败自己国家军队的占领者）天皇亲自到使馆为麦克阿瑟送行，此时麦克阿瑟激动地眼含热泪双手紧紧的握住了裕仁天皇的双手时任日本的吉田首相在欢送词中如此说道： 　　“是您麦克阿瑟将军大人，把我们从战败的惶恐与不安和混乱之中挽救过来，并把我们引领上了战后重建和恢复的道路，是您在我国的各个角落洒下了民主的种子是您为我们铺平了和平的道路，我们全国人民对您的惜别之情非我的严辞所能表达”。

归途 文 / 简卓( 蒙特利尔) 几年前，我7 岁的女儿幸福地坐在奶奶的怀中，看着她满头的银丝，突然问：奶奶，你这么老了，你什么时候会死呢？吓得我急忙呵斥，而女儿却一脸无辜。奶奶温和地回答她：等你长大了，奶奶就可以安心地死了。我感激地看了一眼婆婆，她老人家真没生气，才把悬着的一颗心放下。孩子对于死亡的理解，也许正是它真正的含义：它属于生命的一个过程，一个自然的归属。作为现代人，我们太惧怕死亡了，似乎谁死谁倒霉。 记得几十年前十几岁时，回到乡下的爷爷奶奶家，总是看到奶奶亲手缝制她的寿衣，她慈祥安静柔和的眼神专注地为自己的另一段航程备行，又时常责备舅舅还不赶紧将他们的棺木备好。那时丝毫不诧异那些举动的我，现在想来我如何可以那么的淡定。如今焦虑的我们，焦虑到明知生是偶然，死则是他人的必然，但求自己长生不老。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不能脱俗的我在偶尔生病的时候，甚至是感个小冒，就……说真的，真的是怕，怕自己有一天真的“挂”了。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永永远远和你没有关系了，你化为一粒尘土从宇宙消失了，反正我一想到时空宇宙的无限和我的渺小和消亡，总能惊出一身汗来。所以有时很羡慕有信仰的人，看看基督和天主教的信徒，面对死亡，几乎和信仰共产主义的夏明翰烈士一样“: 面对死亡，我仰天长笑。”我欣赏信教的人们把自己的身和灵交给万能的主，何等的放心，何等的喜乐。可惜，我也算慕道多年，但无法真正走进神的国度，唯一能做的是“活出上帝的荣耀”，美食美服美差啊。我祈祷并忏悔！阿门！ 几个月前，看了一本中医爱好者写的书，对生死问题多次提及，我算有茅塞顿开的迹象，对待死亡的态度开始有点“安详”的念头。她提到：一个真正懂中医内涵的医生，一定有一个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不执着于生命，不执着于青春和名利，否则何以做到治病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文中作者提及一位中医大师，六十大寿前夕交代徒弟们：六十岁生日那天，他将绝食辞世，请徒弟们每日为他驱赶蚊蝇，让他安静离开。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玄，但我的确能理解一个淡泊功名的人，对于死亡的态度正应了孔子的那句：老而不死为贼。 “人类面对死亡，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拒绝死亡。是西医给予人可以不断延长寿命的感觉所致？是科学给予人们可以不断战胜病魔的信心使然？还是医生冷静到近于冷酷的态度给人造成的压力？在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已相当自负的今天，却认为死亡是不自然的，是强加给人类的，从内心里不承认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这难道是人类认识的进步？”（摘自《问中医几度秋凉》。）我开始想，今后我如果得了不治之症，我将拒绝在医院痛苦医治，而是回家静静地和亲人们在一起， 给人生画一个温馨的句号。 而对于死去的人，我们也不应该讳莫如深，如临大敌。如今看到网上调侃死人和活人的段子和小品越来越多了，希望能借此调和一下我们和死亡的关系：死亡从来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段落。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能如同西方人一样：墓地建造在风景秀丽的地段，与民居和谐共处，因为死去的人们也一样需要美和尊严。对于死，本应像孩子的发问一样坦然，本应如臧佛僧侣所做的：每夜临睡前，将自己的杯子倒过放在桌子上，这意味着，每天都有可能不再醒来，永远地不需要这只杯子了，因为生命本无常。 几年前，有一次我开车险些轧在路当中一只松鼠的尸体上，我随后说：“还好，轧上也没事，它死了。”儿子立即反驳我：“死了，你就可以 disrespect（不尊重）它吗？如果我死了，你愿意车子从我身上压过去吗？”我当即赔礼道歉，并敬仰地看着他，说：“对死亡的问题，你和妹妹都是妈妈的老师。”

重温关于言论自由的经典判词 文：田书君 2011年“斯奈德诉费尔普斯案”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判词 2011年“斯奈德诉费尔普斯案”判决理由部分汇集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诸多言论自由名案的经典判词。比如，“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年］）；“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础”（盖瑞森诉路易斯安那州案［1964年］）；“在第一修正案的价值体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言论位于最高层级，应受到特别保护”（“康尼克诉迈尔斯案”［1983年］）。执笔判决词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最后总结道： 言论威力无穷，可激发人们各样情绪，或令他们怆然泣下，或令他们喜极而涕，而在本案中，某些言论给死者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为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基于维护言论自由之立国承诺，“为确保政府不压制公共讨论，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 罗伯茨的判决，延续了最高法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尽可能保护政治性言论的自由，或者说，保护人民就公共事务开展讨论的自由。这些立场，正是由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 1927年“惠特妮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布兰代斯大法官的判词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者深信，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地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建国先贤们珍视自由，将之视为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他们深信，自由是幸福之本，而勇气则为自由之本。他们也相信，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商讨就是一句空话。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才能保障理性商讨，防止有害学说的蔓延传播。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思维僵化、消极冷漠的民众。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更是美国政府的立国之本。建国先贤们承认，有制度存在，自然有违法风险。但他们也清楚，社会秩序不能单靠惩处违法来维持；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会招致更多危险；恐惧会滋生更多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的稳定。保障安全的万全之策，在于保证人们能够自由讨论各种困境及解决方案。纠正坏主意的最好办法，就是提出一个好主意。正是因为相信公共讨论中蕴含的理性力量，建国先贤才放弃了钳制言论的立法——借助武力的讨论无疑是最坏的讨论形式。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是多数人的统治，也可能滋生暴政，所以才制订了宪法修正案，进一步保障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对社会危害的恐惧，不能成为打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正当借口。 1940年“坎特韦尔诉康涅狄格州案”欧文•罗伯茨大法官的判词 宗教、政治信仰是常常发生尖锐对立的领域：一个人的坚定笃信，可能被他人视为无稽之谈。据我们所知，为了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观点，有些人会用夸张甚至虚假的陈述，去贬低那些显赫的宗教或政界人物。但是，历史给我国的人民带来的启示是：尽管存在滥用自由现象，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促成开明的公民意见和正当的公民行为，可谓至关重要。 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的判词 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 1971年“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哈伦大法官的判词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在公共场合用粗话表达政治意见也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哈伦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了令人赞叹的判词：“一个人的粗话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他写道： 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权利，在这个人口众多，日趋多元的社会里，无疑是一剂良药。创设这一权利，就是为了解除政府对公共讨论施加的种种限制，将讨论何种议题的决定权，最大限度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我们希望，表达自由最终能够创造一个更有力的公民社会、更优良的政治制度。我们也相信，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和约束，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所依赖的个体尊严和自由选择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来说，允许这一自由的存在，或许会导致尘世喧嚣，杂音纷扰，各类不和谐之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冒犯性的言论。但是，在既定规范之下，这些仅是扩大公共讨论范围导致的一点点副作用罢了。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1989年“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布伦南大法官的判词 1989年最高法院以微弱的优势裁定焚烧美国国旗属于言论自由。将对政治性言论的保护推向了巅峰。布伦南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 今天的判决将使我们更加坚信，禁止对约翰逊焚烧国旗的行为施以刑事惩罚，不会危及国旗作为特殊象征之地位以及它所传达的情感。援引霍姆斯大法官的话来说亦即，任何人都不能想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士的一次表达行为，会断然改变我们的人民对于国旗的态度。事实上，德州关于焚烧国旗行为“极有可能破坏社会治安”的主张，以及该州法律认定对国旗的物质损害将会导致“严重冒犯”的观点，恰恰表明国旗的特殊角色并未处于危险当中。否则根本不会有人认为焚烧国旗就意味着震撼社会和构成冒犯。 我们说，今天的判决事实上将加强而非削弱国旗在我们社会中理应受到尊敬的地位。我们的判决重申了国旗本身所最能反映的自由和宽容原则；我们能够容忍类似约翰逊在本案中的批评，乃是我们力量的标志和源泉。事实上，国旗之最为我们自豪的一幅图景，亦即伴随着我们的国歌永远不朽的，是麦克亨利要塞的隆隆炮声。是这个国家的自强不息，而不是顽固不化，才是德克萨斯州所看到的反映于国旗中的精神，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重申的。 维护国旗之特殊地位的合适方法，并非去惩罚那些对国家事务持有不同想法的人们，而是说服他们看到自己的错误。而且，正因被烧毁的是我们的国旗，人们对焚烧国旗者的反应才展现了国旗自身的力量。可以想象，没有比挥舞自己手中的国旗更为恰当地回应焚烧国旗的行为了，没有比向被焚毁的国旗致礼更能回应焚烧者试图传达的信息了，也没有比满怀敬意掩埋国旗的残片更能保存对国旗的敬意了——正如事件的目击者所做的那样。我们惩罚亵渎，并不能使国旗变得神圣，因为如果这么做，我们就淡化了这个珍贵的象征所表达的自由。 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题为《作为自由守护者的州法院》的讲演 在现代美国，有必要保护我们所有人免受政府的专横作为之害，如今的政府比我们先辈那时的政府更强有力，更无处不在；我们必须适切解释那些保障条款来延续先辈的基本政策，为了一个自由的社会，维持政府的宪政架构。 本文转载自“麦田书坊”

关于面包自由和幸福 文：萧瀚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9章“宗教大法官”，借伊凡之口，提出所谓自由与面包的悖论，是我和太太经常讨论的话题。 确实，落实到每个具体个体时，自由的结果并不总是幸福的，因为自由意味着独立地选择、独立承担后果，这后果既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糟糕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对有些人而言，没有自由而有面包也可能幸福，伊凡甚至认为，绝大多数人只需要面包并不需要自由。 1882年，易卜生在致友人斯卡乌兰的信中说：“具有奴隶的灵魂的人，是不会运用他所拥有的自由的。挪威是个自由的国家，但居住着不自由的男人和女人。”他的意思是政治自由并不必然带来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具体到个人，即使无人妨碍他们，是否愿意去实现自由，如何实现自由，都并不比自由本身更容易，甚至可以说，在拥有自由前提下，各人实现自由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对于具体人来说，自由是否必然幸福是个待决问题，而不是个已决问题。在任何地方，自由都是昂贵的奢侈品。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勇敢才能自由。这是将自由作为幸福的前提条件。 问题是自由是否必然是幸福的前提，这能否成为人生公理，却极难论证。若以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看，美德是幸福的前提，而自由是美德的前提。这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幸福是否必须是伦理学的对象？2300年前，斯巴达人嘲笑雅典人，说雅典的奴隶甚至比自由人过得还好，在雅典根本搞不清楚谁是自由人谁是奴隶。那么雅典的奴隶是否幸福？ 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因为是否幸福取决于当事人个体自己的感觉，而不取决于旁人的观感。雅典的奴隶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他们主人的感受，而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感受，或许有的奴隶觉得虽然身为奴隶，但安逸地活着很幸福，而有的奴隶却可能宁可落魄也要自由，认为当奴隶不可能幸福。 但问题到了这儿还没结束，即使孱弱的灵魂只需面包无需自由，但制度不能假定所有灵魂都是孱弱的，它必须假定既有强悍的灵魂，也有孱弱的灵魂，假定灵魂的多样性是制度的义务——制度由人操作，没有人有权决定他人的灵魂强弱，否则，被决定者也就有权决定决定者，因此两者无法共存。因此，专制制度在伦理上无法成立。 那么，自由和面包是否必然冲突？恰恰相反，各国历史证明，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自由与面包不但不冲突，还互相促进。有自由必有面包，有面包也有自由。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自由与面包的冲突是专制者为专制所需而伪造的命题，他们伪造这样的命题，目的是建立一个维护他们抢劫权和垄断分配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以障蔽人们对自由与面包之间的正确关系，让人们在对失去面包的惊恐之中双手交出自由。 倘若在自由社会里，有人虽然拥有各种基本的政治自由，也拥有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但他们却把自己过得非常糟糕，既没有面包，也没有幸福，自由完全是虚幻的。那么这就要考虑这些人是否真正地享受到了自由，是否独自承担了自由的后果，即使制度上有种种小问题，但如果不是基础性问题，那么，可能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体自身的原因，而不是自由本身的问题——这是人们没有正确行使自由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本身的结果——至少不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因为还有无数人在行使自由之后，既获得面包，也获得幸福。 至于在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度，由于统治者强行剥夺了人们的各种自由导致的贫困、奴役以及诸多不幸福，恰恰是自由匮乏或完全没有的产物。此时，存在着大量虽然没有自由，但有面包，甚至因此而又无数人觉得幸福无比的现象。但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我们都无法得出结论说，奴役比自由好，恰恰是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自由比奴役好。世界上有哪个自由国家比朝鲜人过得更差？世界上有哪个专制国家的人均经济状况、幸福指数、安全程度超过自由国家的平均水准？即使这种比较不是自由必然高于奴役的充分证据，但至少有一点，自由国家所赋予每个人的自决权远远高于任何奴役国家，而这种差异与上述罗列的差异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当一个生活在专制奴役国家并且自由渴望与冲动觉醒之后，他们往往并不安于受奴役而意淫幸福，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幸福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没有保障的，上到高官、下到普通民众，莫不如此。此时，一个觉醒的奴隶，可能为了自由而抛弃虚幻的昙花一现的伪幸福，宁可深受各种磨难也要争取自由，对于觉醒的奴隶而言，没有自由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们会为了自由付出各种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看各种历史都可以发现，哪怕是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奴隶，即使他们反抗的结果无非是换一群人来奴役，至少他们自己是想成为奴役者，而不是受奴役者。在没有被欺骗的情况下，在不是糊涂的状态下，可以说从未出现过为了受奴役而历经千辛万苦的人类。我们从未听说过，自由人为了遭到别人的奴役而艰苦奋斗的，即使结果是被奴役，但他们奋斗的初衷绝不可能是受奴役。 解决了这个问题后，自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才水落石出：人的幸福感与欲望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人的基本生存欲望若无法满足，幸福感是很难有的，虽然幸福可能远远超过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自由，因其与面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决定了自由为幸福提供了高于没有自由时的概率。 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这只是一种概率性描述。一般性描述是：自由比奴役更可能带来幸福。这就是许多伦理学家视自由为幸福前提的人性依据。正如可能有人天生异能，如《百年孤独》里丽贝卡习惯于吃吃泥土，但这种低概率现象不能否定人得吃食物而非泥土才能活命这一般性命题——丽贝卡吃泥土的习惯也被治好了。 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不仅仅作为概率性描述而有价值，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这正是自由珍贵的地方：如果自由必然幸福，那么选择自由而不是奴役就没什么意义——如果选择自由是一种必然性，因为如此选择必然幸福，那就不能叫自由，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自由首先表现为对自由本身的自由选择。正如并非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选择善才是因善本身，而不是因为善果。 因此，我只能说，自由、面包、幸福之间的关系，至少从概率上说，都是正向关系，个别的现象并不能否定普遍状态。

骄 阳 舞 者 文：Eileen 2014年的春天姗姗来迟，短暂得让人欷歔，夏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路上开始看到有房车拖着一艘船，准备到码头下水。拥有一艘船是多么快乐，多么酷的事呀，扬帆出海，无拘无束。 是这样的吗？是吧……也许不是。 每一年，当然是买船之前的每一年，我们都会去看船展，这在蒙特利尔是一个盛会，几乎每一家生产私人游艇的公司都会参加，门票不便宜，会场里人山人海，拥有一艘船看来是不少人的梦想。像所有的梦一样，梦在梦着的时候更加令人快乐。2004年，当看到SEA RAY 这个牌子的24 呎的小游艇“骄阳舞者”（Sun Dancer）时，S就再也不能够自持了。这艘小船，外观精致时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一个足够睡四个人的内舱，加上起居室，带八个人出海绰绰有馀。它有一个有冷暖水，自动存贮脏物，可以淋浴的小卫生间，还有一个品味出众的客厅，一个设备齐全的小厨房 。 虽然只是工薪阶层，我们当年的消费习惯是互相怂恿，只要其中一个人看中了什么，另一个就会说好呀，好呀。甚至生怕对方打消念头，还会帮忙分析利弊：在能力所及下，我们每个周末都可以一家人在一起，荡漾在碧波蓝天之间，享受天伦，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还有，李嘉诚说过，他在自家孩子小时候就常常带他们出海，孩子无处“可逃”，只能俯首受教。哗，拥有一条船的意义太重大了，只要打着“家”的旗号，无坚不摧，任何困难都算不上困难。 销售员说，买船跟买车一样简单，银行给船的按揭年期最久可以达到10年，利息低而且固定，船的折旧跟车一样，有类似 “Red Book”的价格指引，客人不用一次性付一大笔钱，只要每个月付几百元的贷款。玩厌了，就把船卖掉。 Is that simple? 对，就如此简单。 于是，我们拥有了一艘全新的小游艇。S得到一个大玩具，心里美得不知所以。他之前曾去参加帆船的驾驶训练并且取得执照，但其实驾驶游艇当年是不需要牌照的。第一年，我们把船停在南岸的一个Marina,这地方在香槟湖畔，离美国很近。香槟湖名为湖泊，其实150公里长的水面和大海差不多，香槟湖常常起大浪，曾经有一艘30呎的帆船就被湖浪拦腰折断在半空中。 每逢星期六，我们一家人就起个大早，带着肉菜水果，枕头被套和各种杂物，开两个小时的车到南岸的游船俱乐部下船，然后出发。从香槟湖往南，一路经过许多别有风情的小镇，我们可以把船停下来，上岸吃喝玩乐。玩累了，就回到船上休息。晚上，把船抛了锚，在船尾巴煮食烧烤，吃着钓来的鱼，或畅游在稍微寒冷的滑滑的湖水里，看着太阳下山，仿佛置身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画面里，说说笑笑，仰望着满天的繁星，摇摇晃晃地进入梦乡，清早被鸟语虫鸣唤醒……这些感受是何其美妙。 我们喜欢把船停泊在老港码头，这个码头只容许短租一星期，把船停在那裡，游客们向下看我们，我们向上看他们，有一种 Real Life Show 的感觉；夏天的老港，热闹精彩，还有烟花比赛，我们会把船开出圣劳伦斯河，停在水中央观赏烟花，一朵朵彩花在头顶上绽放，如从天国掉下来一般，虚幻美丽得使人眩呆，万籁俱寂，只有天地与人的相拥。 过水闸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加拿大的湖泊跌宕起伏，水面高度不一致，船不能顺利通过，遇到这样的地区，小船就要被引进一个小木闸，一般来说一次开闸要等四五艘船，闸满了，两头的木门就会关闭，工作人员从岸边抛下一条粗麻绳，这时候，我会身手敏捷地把绳子紧紧拉住，往上游时前闸灌水，水涨船高，遇到下游时就要后闸放水。 在Chambly 镇的Richelieu湖，湖面水位相差达到80呎，因此要连续过三个闸口，非常刺激好玩。驾驭游艇，需要动作麻利一气呵成，如何把船控制着，尤其是船驶入港湾靠岸时的考验更大，必须两人配合，其中一个人负责开船，保持方向，确保不要碰撞到旁边的船只；而另一个人要在船将近岸边的时候，跳上岸把船拉扯到自己的停泊位子，如果船靠得太近就容易被刮花，这时要用大脚把它稍稍踢开，然后打上水手结把船捆绑在一边的石墩上。杂志上那些俊男美女穿着华衣美服，喝着红酒吃着鱼子酱，坐在船头穿梭水上的景象，在现实的香槟湖上并不常见，更多的是晒得像渔民似的，头髮被风吹得像鸟窝，穿着短裤叉的大叔大婶。 每一次从香槟湖开船去美国都是一次挑战, 除了被没收食物，除了遇上大风浪，你不会知道等待你的还有什么。美国海关关员永远一副晚娘的嘴脸。我们在船头船尾上插上小旗子，船头是要访问的国家的国旗，船尾是船的登记国家的旗帜，也可以在船中间再加上船主祖国的国旗。 美国海关居然没有电脑，只靠电话查证资料，有一次，我们刚从简陋的海关出来，还没正式开出海域，大儿子摸着船的方向盘，问了他爸爸几个问题，说时迟那时快，突突突，从我们船边冒出一艘快艇来，艇上的人迅速地把他们的船跟我们的船绑在一块，然后五六个身穿防弹衣，手持长枪的彪形大汉跳上了我们的船，凶神恶煞地用枪指着S，报上自家名号“美国海上巡逻警察”，大声喝问道：我刚才看到这个小孩子开船了，这是违法的！S赶紧解释，说孩子只是好奇地在问问题，并没有真想要开船；大汉又说：你们两个孩子没有穿救生衣，被吓傻了坐在一旁的我抢着回应：在我们国家过了八岁的孩子在船舱里是不需要穿救生衣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警察就大步蹦到我身前，我以为他要给我一巴掌了，却只听到他歇斯底里地在喊道： This is my country ，it is not your country！！！这是在我们的国家，你要遵守我们的法律！！！ 事已至此，我们大气都不敢出，看着他们在船上到处乱翻，扰攘半天，像老大的那个警察对S说，我要给你开两张罚单，罚孩子们没有穿救生衣。此时他态度有点缓和，接着说，如果你们觉得不服，可以回来上法庭，但我劝你们还是老实交钱吧。惊魂甫定，继续行程。回家之后给美国法庭写了一封诚恳的认罪书，法官回信，罚单减价一半，只需付150大元。 跟粗暴的美国不一样，加拿大这边的香槟湖上没有一个确实的关卡，过了一个模糊的水上界线，就会有关员站在岸上高坡，朝我们友善地挥手，亲切地问道：Tout le monde est Canadian？（都是加拿大人吗？）我们嘻哈着回答 Oui，是的。海关就快乐地说声OK让我们通过，并且一直笑脸相送。 外国人有一句揶揄拥有船的人的说法：买船的人只有两天是快乐的，那就是买船那一天，和卖船的那一天。 拥有一条船的烦恼很多。对于当初买船的决定，想来是Too naïve （太无知了）。当时的船价是7万5千美元，而美元对加元的汇率是1比1.35左右，加上购买各种配件，销售税，总的价钱就在10万加元左右。我们首付3万元，每个月还贷款580元，停船月费400元，每一次出海，用掉汽油费大约200元，牌照费，保险费，过路费，冬夏两季的维修保养，保存费，和一些不可预知的费用等等，加起来平均是每月大约1300元的消耗。费用不算多？但如果一年里，只能在6月底到8月初的周末出“海”，而且还要保证这两天不会刮风下雨，这样子一平摊下来，付出与收获就不相符了。一年付出去的钱，足够一家四口去坐几次豪华邮轮。 第三个年头，S的工作有所变动，孩子周末的活动也渐多，我们决定卖船。广告打出去，许久才来了一个买家，出价5万加元，考虑我们还要付7%的经纪费用，拒绝了。来看的人不少，但没有真心想买的人。又过了一个冬天，换了一个Marina , 再有一人出价4万3千元，还要付10%的佣金，无心力恋战之下，只能受斩；原先以为卖船之后可以从首付的钱里取回少许安慰一下自己，可是最后结账时，还要倒付3千。看到兴高采烈的新买家，我不怀好意地希望他笑得太早，可是后来知道人家经验丰富，这已经是第三次买船了，半价不到拿下了几乎全新的Dream Boat ，当然笑得开怀。 S 黯然与宝贝诀别，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心： 当我退休时，我一定要再买船，买一艘30 呎的船，向那些初次买船的傻子们买。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骄阳舞者。

文：哈库纳 《吴敬琏传》一书中的《顾准之死》章节被网络普遍转载。按吴敬琏的看法，晚年顾准在思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天问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 在顾准看来，革命是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能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加。然而接下来，顾准发现，作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终极目的”的设定是危险的。“终极目的”是一元的，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为此而拒绝、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间环节和近期目标都当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所谓“异端邪说”。在经历了多年孤独而痛苦的钻研和思考后，顾准坚定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这一点，顾准与卡尔·波普尔不谋而合。波普尔说：“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这也是哈耶克说的“通往地狱之路”。从政治层面上讲， 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无一例外地导致独裁。理想社会，是理想主义者的幻想，是煽动革命的宣言。一旦革命成功，理想社会实现之日，就是人民噩梦开始之时。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道德理想国的崇信中，把罗伯斯皮尔这样具有道德洁癖的人推上政治高峰，使这场道德理想的革命追求沦为暴乱、嗜血的屠杀。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1847～1882），“一个真正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写了一本书《革命者教义问答》。书中宣言：为了让俄国人民更好地奔向社会主义的未来，必须将大多数居民消灭，因为这些人是无法改造好的，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的。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就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 列宁曾建议出版涅恰耶夫的全部著作并称赞他拥有“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因此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是“列宁的先驱”。几十年后，有人忠实地去执行并发扬了涅恰耶夫的宣言。斯大林１９３６年11月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之后，在1937至1938年进行了恐怖的大清洗，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沃尔科戈诺夫上将说：“大约有350万至450万人遭到镇压。”后来的好多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进行了“培新灭旧”，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名处置了那些旧社会来的人，因为他们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制度。红色高棉波尔布特说：我只是进行斗争，不是要杀人。个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包括革命者自己，神圣的理想才是最重要的。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实现他的“理想”：“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他在《我的奋斗》中宣称，日尔曼人是上帝选定的“主宰民族”，“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进军”。为了希特勒迅速实现德国的复兴、实现“德国民族共同体”的理想 ，第三帝国吞噬了市民社会，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政治意识，犯下了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滔天罪行。因为希特勒相信，犹太人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优势必将危及全人类——“血统的混杂以及种族的堕落，这实在是旧文明湮没的唯一原因”。同样为了实现一个理想社会，1933–1945，1.5万德国少年被送进“纳波拉”学校，为了希特勒的理想，进行了超人训练。在东方，自认为是世界最优秀的日本民族，为创造太平洋时代的大文明，实现大东亚共荣的理想，挑起了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战火。再看看中国，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特质，在战争年代是他致胜法宝。建国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变成了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探索。从大练钢铁到超英赶美，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把中国大地当作一张白纸，描绘着他的理想。他沉浸在“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境界中喜不自胜，他甚至想到了“粮食多了，怎么办”，于是建议，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半天学文化，搞娱乐，人人上中学、大学。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连诗都排斥杜甫的“哭哭啼啼”，他说：“唐朝诗人三李有点幻想，令人喜读，光搞现实主义这一面不好。”毛泽东希望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入手，“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结果，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上百万左右知识分子和和党政干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配到边远地带劳改农场。其中不少人饿死、累死、自杀、致病、致残在那里。在１９５８年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年大跃进中，数百万（有说上千万的）的农民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毛泽东轻蔑地评价旧社会来的那些大学教授：“一不会革命，二不会打仗，三不会作工，四不会种地，只会反革命，搞资本主义复僻”。当理想主义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自觉行为时，为了理想主动克制个人合理的需求与欲望是令人敬仰的；然而，当它衍化为群体的行为规范，在理想旗号下要求人们放弃一切个人利益、压抑个人欲望，就是反人道的行为。被强迫的牺牲就成了一种暴政。激励了几代中国人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格瓦拉，本人近乎圣徒。但是，一旦强迫所有人苦行僧般地自我殉道，就背离了理想的本意。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符号意义的历史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出任银行行长，他制定了废除货币政策、要求人民必须义务劳动，要以此方式来发展经济，他还主张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从政治逻辑而言，如果格瓦拉的左派政策得以进一步推行，人们有理由认定他会成为类似于波尔布特式的人物。实际上，波尔布特后来在高棉实施的供给制、废除货币、消灭城市与商店、推行“不吃闲饭运动”等等，与格瓦拉思想与价值观如出一辙。后来，格瓦拉的左翼革命政策与革命后卡斯特罗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发生矛盾冲突，格瓦拉本人也自认为不能在古巴继续施展他的左派理想与抱负，于是他再次投入于丛林革命，从古巴回到玻利维亚进行游击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生命。没有一例理想社会的前景是很美妙的。所以，哈耶克说：“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对满怀激情，要把这小小寰球修改成人间乐园的革命者来说，民主只是一个道具，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指示牌。关于理想社会的实践，结果不是人间地狱也是人间悲剧。现代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社会吗？历史证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无一例外地导致独裁。理想从来是领导者的理想，民众只能以领导者的理想为理想。现代社会的目标不是建立理想社会，而是建立财产、思想、和民意的自由市场，尽管它充满矛盾、远非理想。有人会说，建立民主社会难道不是华盛顿的理想吗？我说不是，民主、共和既是现代社会的目的也是现代社会的手段。它不是理想，它是一种实践，是一种现实，是一种环境。用暴力推翻独裁统治的力量，往往把民主当作理想去号召革命、实施革命。用暴力取得的政权，很难不用暴力去维护，所以暴力革命的结果往往还是专制，而不是民主的实践——即暴力之初的理想。

中国人真的“忠”、“孝”吗? 文：秦晖 一百年以前，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他推崇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因此就受到当时一批比较保守的人的抨击，说他搞“讨父仇孝”，就是声讨父亲、仇视孝道，甚至说他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而古代中国有一句话，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总而言之，以前中国人认为最坏的就是“淫”，最好的就是“孝”，而陈独秀的宣传的是倒过来的，认为最坏的就是孝，最好的就是淫。他们认为陈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就是淫，子女有独立人格就是仇孝，因此是“讨父仇孝”。 对此，陈独秀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回应，他说我是反对淫、主张孝的。子女媳妇孝敬父母翁姑当然是好事，但是我非常反对用不合理的父权去恐吓和约束子女。也就是说既然父母和媳妇本来就是懂得孝顺父母公婆的，父母公婆何必拥有那么大的恐吓权力呢?比如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他说你何必要这样呢? 你不这样，大家不也孝顺你吗?如果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置我于死地我才孝顺你，一旦你没有了这个权力我就不孝顺了，你能说我是真的孝顺你吗?我只是在你的恐吓之下才伪装成孝顺的样子。只要你对我没有恐吓力量了，我就会忤逆不孝，你能说中国人真是孝顺的吗? 反过来讲，如果中国人真是孝顺的，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基于自己的亲情和感情而懂得孝顺长辈，那又何必要那么严厉的父权呢?他说我当然是赞成孝道的，而且我也正是相信中国人民是有孝的价值观的，所以才用不着这种强权，讲得简单一点，即使爹不会杀我，我也懂得孝他的，我孝顺爹并不是因为害怕爹杀我。 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有没有孝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才能体现出来的，如果你不孝我就把你宰了，于是大家只好孝，这算不算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了呢?如果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大家就是衷心尊敬长辈的，当然也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当然以上是讨论“孝”了，实际上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有很多问题的，包括陈独秀他们当时把主要的斗争对象指向父权，这恐怕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父权是不是有那么厉害，还需要讨论。虽说历来就有所谓“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样的话，但是中国的现实是不是承认这种父权我觉得是比较成问题的。我现在不想在这里展开这个问题。 关于忠怎么看待呢?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忠君的，所以才有帝制，而西方人是不忠君的，所以西方人就搞共和。可是当初的第一代和西方接触的中国人，他们反而得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忠君的就是英国人，中国人是不懂忠君的。当时第一代派驻英国的使节，郭嵩焘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是这么认为的。 这里我要插一句，当时中国政府派到西方去的使节经常是正使和副使的矛盾非常大，有人认为是因为皇上信不过他们，因此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打小报告，让一个监视另外一个。刘锡鸿和郭嵩焘是死对手，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容闳也是死对头。只不过给人的印象是派驻美国的正使陈兰彬特别保守，副使容闳是第一个读过耶鲁大学的中国人，是个非常开明的人，是主张西学东渐的。而派驻欧洲的就正好相反，正使郭嵩焘是很开明的，整天说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非常保守，整天给朝廷打小报告，说郭嵩焘崇洋媚外，说郭嵩焘想搞自由化，结果最后就把郭嵩焘给整倒了。 晚清“毕福剑”——陈兰彬与刘锡鸿 可是后来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派驻英国的刘锡鸿这两个人虽然给朝廷打小报告，强烈抨击这些西方国家这不好，那不好，说容闳和郭嵩焘老说西方的好话，是政治不正确。而且陈兰彬做过一些非常可恶的事，就是把中国第一次赴外留学生的事给搞黄了，因为这个留学生的事是容闳推动的，叫做“留美幼童计划”，当时派了一百多个中国孩子到美国去读书，结果这些孩子到了美国，就在他们读完英语刚刚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时候，陈兰彬给朝廷打小报告说美国这个地方乱七八糟，中国孩子一到美国就学坏了，不能搞这个事，然后朝廷就把这帮人叫回来了，使这些孩子的学业都没完成。这件事情使人们对陈兰彬有非常保守的印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陈兰彬和刘锡鸿这两个人在私下讲的话和对朝廷讲的话是截然相反的。 那时有一个年轻人叫薛福成，后来也成了派驻欧洲的一个使节，薛没有去之前老听郭嵩焘讲“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就是西洋的政治很好，民风也很好，这一批人到了西方去以后，第一个感觉不是说他们的船坚炮利有多厉害，他们发回国内的文章和写的日记，几乎就没有提到船坚炮利，大量的都是谈他们这个社会如何讲道理，国家对老百姓如何好。讲得简单一点，全部都是用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西方，觉得西方真是一个理想社会，而中国简直是糟透了。 如果大家读过儒家经典都会知道儒家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候是三代，夏商周的时候中国是非常之伟大的，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但是后来秦始皇建立了专制，就越来越野蛮了。从秦以后两千年，从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很野蛮的地方，中国的儒家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所谓的今不如昔，三代是黄金时代，以后就礼崩乐坏。因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要克己复礼，要回到三代去，有点类似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对中世纪不满，要回到希腊、罗马去是有点类似的。他们说西方就像我们中国当年的三代，非常仁义道德。他们讲西方非常仁义道德，这和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没有矛盾的，他们当然也不回避西方侵略中国，虽然西方在他们口中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这个礼仪之邦如果侵略了中国，当然我们也是要抵抗的。说西方比中国更仁义、更道德指的是他们的内政，也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老百姓仁至义尽，我们的国家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的。他们人与人之间是讲道理的，其实主要是指法治，而我们就经常谁的权力大就可以欺负人等等。他们讲了很多各方面的话，其中提到言论自由，提到多党政治、民主选举、舆论、宗教等等，说基督教是教人行善的，说西方的法制就是不讲权势只讲道理的，说两党的争论是很好的，取长补短。而且他说西方是个非常重视乡绅的社会。大家知道乡绅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从乡里社会中出来的，要维护乡里社会的道德秩序这批人，乡绅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崇道不崇君”，我服从我的道统，服从我的道德原则，但是我不一定服从皇上。 乡绅，如果直接把这个翻译成英文就是gentleman，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中国最早的几个人，包括徐继畲、郭嵩焘，他们看到西方议会的时候都把西方议会叫做“乡绅房”，就是gentleman house，他们都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因为中国皇上太厉害，乡绅都不敢讲话，因此只能看上面的眼色，只会看上面眼色的人是什么人呢?孟子曾经大骂过一种人叫“乡愿”，乡愿是儒家最讨厌的人，乡愿的特征就是自己没有立场的，趋炎附势，有奶就是娘，谁的权力大我就听谁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御用文人。孟子当时曾经大骂过这些人，但是后来秦始皇以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很多人就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只有乡愿，甚至谭嗣同还讲过一番话，他说现在中国尤其到了清朝更糟糕了，“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意思是，现在中国四万万都是乡愿，乡绅都没有了，儒家面临着空前危机。儒家的希望在哪里呢?在西方，因为乡绅都在西方，议会就是由乡绅组成的，西方有一帮gentleman，在gentleman house，在那里从道不从君，为老百姓说话，不怕国王，他们认为这才是好的国政民风。 如果只是郭嵩焘和容闳这两个开明派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开明的。不过我要讲，容闳这个人是在美国读过书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郭嵩焘这个人在以前从来没出过国，而且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这个人是一个国学大师，在搞外交之前一直是翰林院的人。大家知道翰林院是专门搞意识形态的一个机构，他其实是个经学家，写过很多关于《周易》的著作，对国学的研究一点不下于今天的钱穆先生甚至现在自认为是国学大师的一些人。因为他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他对他写传记的那位作者说，一位58岁的国学大师，到了西方也不懂英语，也不可能接受什么西方价值。他评价西方所有体系都来自于儒家，什么仁义道德之类的标准，但是他看到的西方他就认为这个社会非常仁义道德，非常符合儒家标准。结果，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了国内就被整肃了，朝廷认为他政治不正确，结果就把他罢官了。 他之所以被罢官则是因为刘锡鸿告状，刘锡鸿说他崇洋媚外，坏乱风俗，意思就是说讲了很多离经叛道的话。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刘锡鸿本人在私下讲的比郭嵩焘还厉害，所以我在最近一本书中我说刘锡鸿是一个典型的“晚清毕福剑”。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最近发生的毕福剑事件，中国很多人在官场上讲的话和他们在饭桌上讲的话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饭桌上经常讲真话，但是在官场上经常讲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刘锡鸿和陈兰彬都是这样的人，陈兰彬说中国不能派留学生到美国，因为美国是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一到美国就都学坏了。但是私下，郭嵩焘说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还不相信，去问陈兰彬，他说就是这样的，甚至他说比郭嵩焘讲得还要好。刘锡鸿也是这样，后来刘锡鸿的日记发表了，我们就在这个日记中看到了很多比郭嵩焘还要过分的话，而且刘锡鸿的确是个聪明人，为了了解英国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当时英国官方请他去参观监狱，他就想，英国人请我们去参观肯定是一个形象工程，于是他就推托说身体不舒服，就没去。但是他偷偷地把英国监狱的地址给记了下来，有一天他带领几个人跑到街上说去买东西，走到那个附近突然说我们要进去看看，英国人事先都没准备，后来问了问外交部，说那就让他们去吧，结果一去，他说真的是不错。 总而言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这些东西，而且他对英国民主制度下的很多机制了解得非常清楚。比如日本在英国也有公使，日本和中国虽然后来关系很坏，但是在刘锡鸿那个时代，这两个人都是东方人，到了西方当大使，在西方他们就成了老乡的样子，因为都是东亚人。所以日本公使经常到中国这里来做客，有一次中日两国使节在那里感叹说我们现在国家财政很困难，老百姓都不愿意交税，西方政府怎么有那么多钱呢?他们的老百姓交税都很积极。这时候刘锡鸿说，那当然了，他们的税收都是议会讨论的，议会都是老百姓授权的，他们征什么税是老百姓知道的，征的这个税是老百姓同意做一些公共的事的。老百姓知道，而且是老百姓通过程序表决的，就是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所以人家当然愿意交了。我们的税老百姓也不知道交来干什么，好像也不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务，谁愿意交呢?他说了这句话以后，连郭嵩焘都觉得想不到这个人有这样的认识。 在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宪是很难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在里面讲了很多英国人很忠孝的话，他说英国人非常尊重君主，英国人举行宴会，上演歌剧，前面都要为女王祝福，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英国是不是女王，就是要为英国君主祝福。英国王室任何一件事全民都很关注，说某年王子生了病，全国人民都为王子祈祷，结果王子的病好了，全国人民都感谢上帝，王子有病举国祷之，病好了，举国谢之。他就非常之感动，他又说，英国其实是个民政之国，就是民主之国，他说英王其实是没什么权力的，英国人忠于不忠于英王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损害，你忠于英王，英王也不会给你什么高官厚禄，你不忠于英王，英王也不会杀你的头。但是这些人还是很忠心，后来他就很感慨，他说看来英国人忠于国王是发自内心的，“非畏其威，乃怀其德”，也就是说不是害怕皇上的威慑，而是真的认为英王是个有德之人，他们由衷地爱戴英王。 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刘锡鸿卸任以后，后来又去英国的是张德彝，他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在日记里写，英国的国王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你忠于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你不忠于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坏处，但是这些人还是很忠于英王。后来也有人说过，说中国改姓换代这种事情在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英国也有dynasty，但是翻译成中国的王朝恐怕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王朝与王朝之间的更替完全就是你死我活的，而且一个王朝和另外一个王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推翻了。可是英国尽管有很多王朝，但是每个王朝其实都连在一起的，英国的王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一直到现在，现在在位的英国女王还是威廉一世的子女，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他们的王统从来没有断过的，所谓的Dynasty更换只是换了一个徽章而已。英国以及很多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体制上比较类似西方的，但是文化上好像是东方的，比如说日本，大家知道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接受很多，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制度，日本以前的天皇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但是日本也从来不换天皇的，所谓的万世一系，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大，日本天皇肯定没有传到一万世，但是的确没有中国那种改朝换代的现象。 可是在中国这个改朝换代在历史上不仅存在，而且非常之残酷无情，一旦发生改朝换代，那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对前朝是斩尽杀绝，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是眼睛盯着皇位，从陈胜吴广开始就有人说王后将相宁有种乎?《西游记》里有句话“皇帝轮流坐，如今到我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中国一旦皇上的权力不太可靠，马上就有很多人想抢。当年曹操有一句话，人家都说他专权，他有一个反驳，他说你们都说我专权，“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各个都想当皇帝，根本就不认为皇帝是一个具有什么神圣的人，觊觎皇帝的人会很多。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不能不把权力尽可能集中在自己手中，绝不敢当虚君。不要说把权力交给外姓人，就是交给自己家里人他们都信不过的，只要不在自己手里，哪怕是自己的至亲骨肉都有谋害自己的可能。所以中国在建立秦帝国之前的两个大理论家，一个商鞅一个韩非再三讲过，作为皇帝，千万不敢相信别人对你是忠心的，不要说一般人，哪怕老婆孩子都可能要谋害你的，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包括至亲骨肉在内。你的权力只能靠什么呢?这些人之所以为你效劳是因为想得到高官厚禄，这些人之所以不敢背叛你是因为怕你杀他的头，所以你只能用惩罚和赏赐来建立你的统治。忠诚、道德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也是不可靠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也的确是这样，所以才不断出现王朝更迭，而且最严重的时候，唐宋之际的五代，大家如果看过《水浒传》都知道有一句诗“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拨乱五十秋。”就是五个家族朱李石刘郭建立了梁唐晋汉周，在五十年时间内出现了十五个皇帝，十五个皇帝都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 中国经常有末代皇帝被人们认为是非常窝囊的，但是末代皇帝这个概念在西方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我曾经提到，我说你如果去英国会知道最伟大的英王，很多人就说那是维多利亚女王，白金汉宫前面就竖着她的雕像，大家都知道维多利亚时代是一直到现在英国人都很自豪的时代，也是所谓日不落帝国的黄金时代。可是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看你是很难理解维多利亚女王的，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是一个末代君主，她是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个帝王。我们知道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德国贵族，就是萨克森-科堡公爵。她之后，继位的爱德华七世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就把王徽换成了他父亲城堡上的徽章，于是汉诺威王朝就变成了萨克森-科堡王朝。可是这种王朝更迭，一般人根本感觉不到，根本就是一家人之间换一件衣服一样的，从来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英国所谓的Dynasty之间的演变通常来讲都不会成为英国无论是社会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英国历史上是有些重大事件，比如1640年的英国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还有玫瑰战争，还有百年战争这些东西，但是都和王朝更迭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是中国一王朝更迭就不得了，人口往往要死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所以有人就说中国人是真的不懂尊君的，他们所谓的尊君尊的不是君本人，不是他们对皇上本人有什么道德上的好感，或者就是基于道德的原因去对皇上这个人有什么忠诚，所谓的忠君无非就是如果我不忠他会杀我，如果我忠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讲得简单一点，韩非、商鞅都说得很清楚，“君之于臣，非骨肉之亲也”，他和你是没有感情的，他为什么能够给你干活呢?是因为图你的赏赐，他为什么不敢反对你呢?是因为害怕你杀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因为我们知道搞了君主立宪的那些国家，包括日本、英国，他们的国王原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也不妨碍大家尊敬他，甚至他根本没有权力也不妨碍大家尊敬他。可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从来没有尊重皇上这个人格，我们尊重皇上只不过是怕他的权柄。我们实际上是害怕皇权，并不真正尊重皇上，所以这个皇上一旦没有了权力，他就墙倒众人推，没有人把他当做一回事，甚至连他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证。辛亥革命虽然没有真正实现君主立宪，但是当初给清朝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中国对前代统治者是很残酷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全家杀绝满门抄斩。比如明清之际，大家知道姓朱的王子王孙，清朝的统治者几乎见一个杀一个，逃到缅甸去还要抓回来绞死。 其实辛亥的清室优待条例虽然已经共和了，但是在紫禁城还是保留给清王朝的，而且在紫禁城内清王朝还是可以存在，紫禁城里的人是皇上，而且仍然可以用宣统年号。关键是这个清室优待条例并没有什么保证，后来很快冯玉祥就撕毁了，而且撕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撕毁了也就撕毁了，没有人说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现在想，即使当年实现了君主立宪，其实也是很难保证的，因为除非实现了君主立宪以后中国就天下太平，很快就转入盛世大家都很满意，假如不是这样，假如实现君主立宪以后，中国仍然碰到一些问题，仍然碰到一些战乱或者困难，肯定就会有人提出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彻底，还有皇上，就会越来越激进，最后还是把这个国王给搞掉。在一个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我认为比搞共和还难。所以辛亥革命出现共和制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于中国的历史逻辑的，因为儒家就讲天下为公，他认为秦以后的帝制是天下为家、天下为私，那就是不好的，好的就是天下为公。法家其实也不相信忠君的，法家讲的就是毛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前文革时候看的样板戏里的两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谁的枪多谁就是皇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忠君的道义而言。 民主制度其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种标志 有一位学者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有意思，他认为忠君和民主是不矛盾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真正有忠君传统的国家反而比较容易搞民主，中国搞民主的困难恰恰在于中国人其实是不懂忠君的。中国人其实就相信权力，权力万能，如果是这样，当然就经常会发生巨大震荡，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后来有一位学者提出反驳了，他说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这不是一种平等的意识吗?这和西方总统轮流坐有什么区别呢?西方总统可以轮流坐，中国以前的皇帝也可以轮流坐，似乎中国人讲平等比西方讲得还厉害，西方王朝从来不轮流的，英国从1066年以来就没有换过王统，包括从俄国到丹麦都是这个样子，一般都是不换的，包括波兰都是这样。可是中国就经常换，中国人历史上就经常换王朝，西方民主政治经常换政党，不也是差不多吗?中国应该更容易才对，为什么说更难呢? 其实我们要清楚，民主制和专制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换不换，因为如果要讲换，古代那些人的寿命都很短，中国的王朝平均每个皇上在位时间其实并不长，罗马帝国就更短，平均任期比美国总统短得多。所以不在于他的轮流不轮流，而在于这种统治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说到底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暴力，我有枪，你不同意我就杀了你，你同意我就赏你。你跟我有好处，不跟我有坏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种同意是自愿的同意，不是凭暴力的。凭自愿的同意怎么去衡量呢?其实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我看来无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种标志，因为肯定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人同意，百分之多少人同意就可以从选票中体现出来，如果你得到了多数票表明有多数人同意你执政，你就可以凭同意建立你的统治的合法性。可是这个选票或者说民主制度这个程序只是衡量同意程度的标志，并不反映同意的理由，你投了这个人一票，你是为什么投呢?从投票中是看不出来的，你完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也许是认同他的政策，也许认同他的家族，也许是认同他历史上做过的什么好事，甚至可能就是以后他长得漂亮，是个帅哥，甚至也许就是认为他的家族背景好，比如说爱新觉罗氏就是一个优等家族，姓爱新觉罗的人我就要选。不管你是基于什么理由，你这个所谓的同意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表达出来。 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忠于爱新觉罗家族，那么爱新觉罗家族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民主或者没有必要那么害怕宪政了。之所以有辛亥革命就是因为被统治者要求宪政而清朝千方百计不愿意，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皇上都知道当虚君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要说把权力交给不相干的人，就是交给他们自己家的人他们都是非常害怕的，他们当然不愿。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中国人是忠君的，那民主对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专制也是爱新觉罗当皇帝，民主选举，如果大家真的认你爱新觉罗家，民主选举大家不是照样投爱新觉罗家的人的票不就完了吗?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根本就不是的，大家认你只不过是你拿刀逼着人家，一旦没有刀逼着人家人家就不认你了，才会有这种现象。 爱新觉罗皇室很害怕民主，可是威廉一世的子孙就不那么害怕，我不是说威廉一世的子孙就很爱民主，全世界的君主大概都不太喜欢民主，但是的确有一些君主是不那么害怕民主的，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他的臣民对他的爱戴不是靠暴力来维持的，臣民对你根本就无所谓爱戴，所有这些爱戴都是装出来的，比如说你在位的时候，枪杆子在手，有上百万人对你山呼万岁，但是你一旦没有了枪，失去了权力，马上就被大家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如果你真正是忠君的，如果这个民族真的有忠君的传统，反而不会有人那么害怕民主，正是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忠君的传统，所以这个皇上就要死把住权力不放，而且非常之害怕一旦失去权力的情况。 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 我这里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假如说我们讲的文化是一种价值上的偏好，比如说中国人忠君，西方人就有别的特征，或者说中国人孝顺，西方人有别的特征，假如这种特征确实存在，它存在的依据就是这些人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体现出来了这种特征，比如说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大家自然地表现出来对皇上的一种尊重，另外一个民族就不是这样，根本就没有任何敬畏可言，我们的确可以说这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区别。 可是如果有一种态度是在威胁之下产生的，你就很难把这种威胁之下的态度当做它的一个文化特征，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讲中国有什么特色，西方有什么特色，也许这 些特色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些特色到底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在价值偏好上有区别呢，也就是说中国人爱什么，中国人选择什么，西方人选择什么，在这方面有区别呢，还是其实爱好什么的区别并不太大，只是他们有没有选择的区别?比方说你不能说在奥斯维辛里的犹太人都很驯服地走向死亡，你不能说犹太人文化就是喜欢进毒气室的，就是愿意死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嘛。所以我觉得在政治现代化或者再透彻一点讲就是民主化，其实它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呢?无非就是意味着真文化能够得到弘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真文化，哪怕是忠君的真文化。假如中国人真的忠于皇帝，民主制度一点都不会妨碍这种文化的发扬，如果这个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行受到阻碍，当然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忠于君，由于中国人的忠君使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受到损害。 我刚才讲的陈独秀讲的孝不孝，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孝顺，其实只有在没有父权威胁的情况下才能看得出来，中国人忠不忠君也是这样的道理，甚至我认为任何文化倾向都是这样的道理。比如说饮食方面，中国显然是有文化区别的，美国人喜欢吃西餐，中国人很多人对西餐不太接受，我个人就是非常讨厌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这种文化差别其实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人逼着我一定要吃什么，如果我们在自愿可以吃中餐和西餐的情况下，有些人愿意吃中餐，有些人愿意吃西餐，那就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区别。可是你说现在我不吃麦当劳，有人拿着枪逼着我吃，我就吃麦当劳，你说我是具有西方饮食文化的偏好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能够不能够自由吃什么，和你在自由吃什么的情况下喜欢吃什么是两个概念，喜欢吃中餐和喜欢吃西餐是文化的区别，但是能不能自由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就不是文化的区别。政治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后一种问题，并不是前一种问题，后一种问题其实无论在哪个文化的背景下都是可遇的，就是在价值上有追求的正当性，但是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包括英国在内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古希腊悲剧精神 ——科学、艺术和民主的源头 文：林炎平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不在于表述命运不可抗拒，而在于表现在不同命运的两难境地中进行选择的勇气、理性和道义。没有悲剧精神，便不会产生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和实践。 什么是悲剧精神？ 怀特海对希腊悲剧的理解很有意义：“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悲剧的本质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5aoOQia8F8S3QWiadNk1Zocd7nYj1V6jfyjZfa4iaqfpuddRExT0gtM2Q/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R4ANnApxthSxX08aBSdD8LdeefYibjljicd9XpZRtefs3ca73r0zzrzw/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年/前497年－前405年/前406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RhzLYEPnaTkGXWx6GOfGJa8aAK7T3tWQ5QEuCm9vn0ywlTNUFI1BfA/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前480年－前406年） 应该说，这些是相当有见地的思辨。艺术和科学，终于在古希腊的悲剧找到了她们的共同的源头。 这是一个接近正确的结论，但是其论证却不正确。首先，雅典时期的古希腊悲剧甚至还不是悲剧的源头。更重要的是，古希腊悲剧远远不在于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轨迹和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简而言之，“认命”绝不是希腊悲剧的精髓，更不是古希腊悲剧要弘扬的。 那么希腊悲剧精神到底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两难和选择”，或者说是“把理性和道义置于两难境地，并且，直面两难，勇敢选择，坦然承担。”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历史上哲人们是如何给悲剧下定义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给悲剧这样下定义：“惋惜和敬畏，从而得到精神的清洗和提纯。（Pity and awe, and a sense of emotion purged and purifiedthereby.）”也许我们今天来看，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似乎不得要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亚里士多德生活在那个时代，悲剧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对他来说，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加赞叹和赞赏的，对他来说却是习以为常的。正如同我们在崎岖的山谷向山顶攀登的途中，我们知道征途的艰难，但是并不知道我们的选择和执着的最终意义，只有到了山顶回首征程，才可能评价我们当时的处境和经历。在古希腊时代，在他们看来两难和抉择是他们的命运和责任，并不需要特别的褒扬，而其结果才值得品味。这个结果，就是让观众感到“惋惜和敬畏”，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清洗和提纯”。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Cj3ibcfJGY9qnRNvQhpEdf0rNIrunnYcJ26hEqJwNjVRUutF11IBHHA/0?wx_fmt=jpeg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3月7日）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后世的尼采给悲剧所下的定义则更加合乎我们回首所看到的古希腊文明：“在死亡面前坚定地生存下去的勇气，以及来自这无尽勇气的快乐。（The reaffirmation of the will to live in the face of death, and the joy of its inexhaustibility）”尼采的定义很有意思，确实也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整体精神：生得快乐，死得坦然。绝无哭哭啼啼，更不祈求恩赐。也许这也导致了怀特海前面的理解，认为悲剧是对不可抗拒的坦然接受。但是我觉得尼采比怀特海要深刻。怀特海认为悲剧体现了不可抗拒的规律，而尼采则宣言即便不可抗拒也可以勇敢面对并且生存得快乐，并且这种勇敢是“无尽的”，因此可以想象由此而来的快乐也是不会穷竭的。这是典型的尼采，当然这也是古希腊精神。 但是，古希腊精神还远远不仅仅到此为止，体现了古希腊精神的古希腊悲剧的意义也绝不仅此而已。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是“两难和抉择”。 希腊悲剧中的两难和抉择 阿喀琉斯的两难和抉择： 在《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战争中，Achilles的朋友Patroclus以Achilles的名义参战，被Hector杀死。这时的Achilles面临的选择是： 1）复仇，杀死Hector，但是这样的话，根据神谕，他一定会就此丧生。 2）放过Hector，Achilles就可以有生存的希望。 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如果没有道义的话，那么这个选择是非常容易做的：生存！为什么要杀死Hector把自己也搭上？但是，在道义上，Achilles不能放过杀害他朋友的敌人，让其不受惩罚。正是由于道义，使得这一对理性的选择成为了两难。 Achilles选择了复仇，然后坦然直面他自己的死亡。前者是选择，后者是命运。 这出于荷马史诗，因此也说明了古希腊悲剧精神其实在荷马史诗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vglwUdmkDt7Yf4UJiaibptOQbSqQY9upbJMbcX9AsXxeRTibhgn1l7ibkxQQlaCCYdwiaQLy4mLhqOg/0?wx_fmt=jpeg Achilles与Hector战斗 安提戈涅的两难和抉择： 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Antigone在哥哥被杀后，面临的选择是： 1）埋葬哥哥，这是符合习惯和神谕的。如果不埋葬她的哥哥，其灵魂就无法安息。 2）但是她作为大王的叔叔不许任何人埋葬她哥哥，Antigone道义服从这个权威和长辈。 如果没有理性，那么这个选择也是不难做出的，毕竟这个顺序首先是神，然后才是长辈。但是，按照她作为国王的叔叔颁布的法令，如果她埋葬她哥哥，她就会被处死。正是由于理性，使得这个选择成为了两难。 结果是，Antigone选择了埋葬她哥哥，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前者是选择，后者是命运。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vglwUdmkDt7Yf4UJiaibpt5OX4TvtYqNCVNAOq8j5PqpgwEnaCvEhvtlUKyrFU1flYlRyZdoggVA/0?wx_fmt=jpeg Antigone埋葬兄长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古希腊悲剧，都具有这样的例子。主人公总是面临选择，而且这些选择是很难做出的，总是处于两难境地。不仅仅是道义的两难，同时也是理性的两难。其实是道义和理性交织在一起的两难。 在道义和理性之间，我们很难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界线。也就是说，道义和理性是有重合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分它们，也许可以这样定义：“理性比较接近功利，而道义比较接近理想。”但是，功利和理性绝不非此即彼，其实，功利是眼前的理想，而理想是遥远的功利。理性更多是功利和逻辑的，而道义更多是理想和情感的。也许如下的表达式可以大致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功利 + 距离 = 理性， 或者 功利 = 理性 – 距离 （如果希望在这里继续思考，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等式： 理想 = 逻辑 + 情感， 这个在本文不予展开。） 由此可见，理性和道义是彼此关联而无法清晰划分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判断两难，因为我们可以同时使用理性和道义。关键只是，我们在理性和道义上所能达到的高度。 两难和抉择才是希腊悲剧的精神所在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在于两难和选择。因此，古希腊悲剧不是命运悲剧，而是选择命运的悲剧。主人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面对两难到底如何选择。如果说古希腊悲剧仅仅阐述了命运无法抗拒，那么我们几乎是“买椟还珠”，接受了其美丽无比的包装，却抛弃了其价值所在的内核。 不错，古希腊悲剧中充满了命运，而且是几乎不可抗拒的命运，比如Achilles在杀死Hector后无可避免的自己的死亡。但是，正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才显示了当初Achilles抉择之伟大。他不是没有选择，但是他选择了复仇和死亡，而不是逃避和生存：他不惜以自己的死亡作为代价为朋友复仇。 古希腊悲剧最重要的和最精髓的，就是选择。之所以这种选择直击人心，是因为这种选择是在两难中进行的。荷马时代的史诗也好，古典时期的雅典悲剧也好，它们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也是向观众听众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选择？ 我曾在古希腊剧场的遗址上久久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半圆形剧场低处的舞台，想象当时的演出情景。严格地说，那不仅仅是演出，那是一场拷问，是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的良心和智力的挑战，是对一个人道义和理性的审讯：这就是你所处的境地，这就是你面临的选择，你，怎么办？！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vglwUdmkDt7Yf4UJiaibptBzPOCupPMtuicEkuUNib524FPqdsicB1t29Hiaf4C7RJJRLEPfXPVuw6Ng/0?wx_fmt=jpeg 古希腊扇形大剧场 这不是对一个集体的提问，否则你可以躲在“集体”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后面逃避你的责任。这不是一个对上苍的祷告，否则你可以假装无可奈何而丢弃你的勇气。这更不是一个对权贵的祈求，否则你可以用匍匐在地而交出你的权利。这是一个对你个人的质问：你，就是你，如何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从荷马史诗时代就开始奠定了。古希腊人的公民精神就是从荷马史诗时代就开始得以彰显和体现的。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荷马史诗是否最早的开端。荷马史诗并非凭空想象了这样一种精神，更可能的是荷马史诗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AAP5icqAR9IPmcgra0cJsEoDrOZroRlibCfaicKR74rl0OIspB7BS6GP8gibtk4e8TO53MoQFgNuxQ/0?wx_fmt=jpeg 古希腊游吟诗人：荷马（约前9世纪－前8世纪）。图为荷马和他的向导，威廉·阿道夫·布格罗绘 这样的两难在华夏也是经常碰到的，但是我们几乎都选择了回避。比如，面对指鹿为马，你有如下的选择： 1）说出真相，接受惩罚， 2）躲避惩罚，隐瞒真相 我们无可救药地以整体民族的规模选择了后者。 看看今天，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年轻一代几乎都不知道。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是如何选择的。这还不是生存和死亡的抉择，而仅仅是方便与否的选择而已，那些作为父母的很多选择了对子女的隐瞒，那些幸存的当事人选择了在粉饰和谎言面前沉默，选择了面对无知的后来者的若无其事。我们，作为整个集体，都如此为了方便而选择了隐瞒真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向前看。 最后，我们这个民族就只好选择歌颂和哭泣，当强权压顶时，我们选择了歌颂；当灾难来临时，我们选择了哭泣。其实我们不敢正视两难，我们总是在混淆是非，美其名曰“难得糊涂”；其实我们没有选择和行动的勇气，而是逆来顺受。因此华夏的戏剧缺乏古希腊的人性的光彩。比如窦娥冤，比如杨乃武，比如孟姜女他们可泣，但不可歌。苦逼和颂圣成了我们艺术的主旋律，久而久之，它们成了我们的精神和价值。 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一些人具有古希腊精神的，他们选择了真相，但是他们也因此而备受折磨甚至死亡。因此而产生了时间和空间上宏观的不同，古希腊人用悲剧的形式把这种勇气和这些勇士永远地用艺术褒扬彰显，而我们却让这些凤毛麟角的勇士和勇气随着岁月烟消云散。 两难，选择和承担 诚然，没有选择就没有戏剧。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就是由于其主人翁的不确定的选择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古希腊悲剧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其置理性和道义于两难而选择之，并且由于其弘扬的选择标准的理性和道义。 直面两难，勇敢抉择，承担命运。 我相信，在古希腊的悲剧上演时，在那些扇形的大剧场观看的数千甚至数万观众们，他们和主人公一样被置于两难的境地，“如何选择？”这就是每个古希腊观众面临的问题。如何选择？如何行动？我怎么做？这就是古希腊精神。不是我祈求上天如何做，因为上天是不会修改规则的，一旦你选择，你就要承担责任和后果。也不是我祈求君王怎么做，这和他们无关，这是我自己的理性和道义。 这就是古希腊精神，这就是孕育了科学和民主的古希腊精神。 没有这样选择的勇气，就不可能直面证据，就不可能有质疑精神，也不可能直面逻辑得出的结论，因此不可能有科学。既然一旦选择，被选择的轨迹就不可改变，而这轨迹是有规律和可知的，虽然我们不能违背它，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它。这就是科学精神。 没有这样的勇气，就不可能有选择的勇气，更不可能有行动的胆量，也不可能坦然面对抉择带来的后果，因此不可能有民主。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按照我们的标准和理解进行选择，进而行动，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民主精神。 我毫不怀疑，正是古希腊的理性导致了科学，正是古希腊的道义导致了民主。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科学和民主的共同的源头，而这个源头居然是古希腊悲剧。因此，在科学和艺术之间，以及政治和艺术之间，其实是没有本质的隔阂的。 准则和结论 那么，在两难的处境中做出选择所使用的标准，就是另一个关键的问题。 到底是个人在两难境地的勇敢抉择提高了用以衡量选择的标准，还是标准的高尚使得抉择更加高尚。亦即，是选择提高了标准，还是标准提高了选择？这看起来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两难问题“到底是制度决定了文化，还是文化决定了制度？”异曲同工。 我认为“一个文明和直接功利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这个文明的高度。”那么我们来看看我曾经说比较接近功利的理性在古希腊人那里距离功利有多远。古希腊的科学和功利几乎没有关系。需要例子吗？数论，毫无实际用处；阿波罗尼曲线，当时毫无用处；欧几里德几何，在当时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有意思的是，倒是古希腊的道义更多地服务于社会和公民的日常生活利益。而这正是由于个体的责任感导致了整体社会的受益。这也许正是古希腊悲剧要弘扬的精神，质问我们每个观看悲剧的观众：你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你的选择，以及支持你选择的勇气和标准。 因此，古希腊悲剧并非所谓“命运悲剧”，其所弘扬的不是命运不可抗拒，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几个不同命运面前作为个人如何选择，如何行动，以及支持这种抉择的理性和道义。 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也是贴切的。当我们欣赏了主人公在两难境地做出艰难的抉择，进而付诸行动，然后直面惨淡的结局，难道我们的心情不正如同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样吗？这正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对于主人公的同情，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质问。正是这群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在理性和道义上给我们做出了典范。那些举世瞩目和历久弥新的在科学、艺术和政治领域的成就，至今还在引领着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忘记“德先生”和“赛先生”。

自由人的生命关切 文：李文倩 自由是现代人眼中最核心的价值，甚至借用传统的哲学术语说，自由是现代人的“本质”。一个人如果对此没有明确的认识，则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现代人。自由意味着自我主宰，自我主宰则意味着责任。在一个政治社会中，自由人理应享有基本的保障自由的权利。在纯粹概念的层面上，上述说法毫无问题。不过，如果从经验的维度出发，将人视为自由、自主和具有责任意识的个体，则好像有点儿问题。一个人在未成年之前，因为尚未发育成熟，很难将其视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正因为如此，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律上有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这还不算，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有血有肉的，都有七情六欲；因此即使是成年人，在许多情况下，也很难克制冲动和抵御诱惑。如此一来，将人视为自由、自主和具有责任意识的个体，是否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 在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臣民被视为是理智不健全的人，因此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君主在许多情况下，都充当“父亲”的角色，替自己的子民们做选择。在《利维坦的道德困境》一书中，吴增定指出：“不管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还是以阿奎那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尽管他们在具体立场上存在分歧甚至严重对立，但在一个根本原则上都保持一致——它们都是秘而不宣的‘家长制’。”在政治领域如此，在家庭领域同样。中国传统思想中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等伦理原则，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只有家长才有资格决策。上述观念，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都不承认人作为自由的个体这一普遍的观念。作为首领的君主或家长，同样不能被视为自由的个体，尽管他们在实际生活的层面，无疑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 正因为有上述看法，政治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着教化子民的功能。但现代政治的基本前提，正是对这一点的反对。吴增定说：“洛克之所以坚决否定‘家长制’、进而否定政治的教育功能，正因为他觉得，即使最贤明的统治者也没有能力和资格教导被统治者什么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是‘正确’（right）或‘美好’（good）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人不过是冲动和欲望的奴隶，这当然不错；不过，既然统治者也是人，就难免不犯错。如此一来，洛克的反对就相当有力。但反对归反对，人何以在根本是自由的，这一点尚未得以阐明。 根据吴增定对洛克《教育漫话》的政治哲学解读，在自由人身份的确立中，他人的承认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自由人身份的确立，是他人承认的结果，而非自我确认。“名誉要靠他人‘承认’，虚荣则是自我确认或‘自我中心’。”这种承认是相互的，或用流行的哲学词汇说，是主体间性的。普遍自由人身份的确立，必定以自由人之间的互相承认为前提。因此，洛克教育思想的关键所在，即“所谓教育，就是在肯定孩子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家长权威培养他的自由，最终使得他不再需要这种权威。”从这一观点出发，吴增定指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真的自由，而是在于是否被‘承认’为自由——这一点适用于孩子，焉知不能适用于政治社会中的自由人？” 对自由的个体而言，自由人身份的确立，一定是以相互间的承认为前提。但光有这种承认尚不够，任何一个个体，如果想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自由人，还得有充分的独立意识。周保松在《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中写道：“……人要为自己而活，就一定要有独立意识，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我有能力走自己的路。”独立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自由个体的成熟。 做个自由人，意味着责任的承担，对苦难的担负。在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寻求，是对诸多困惑的尝试性解答。周保松说：“所有意义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之所以困扰我，说到底，是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存在，意识到‘我’在活着自己的生命，并在规划属于自己的人生。”没有对“我”之存在的自觉意识，就无所谓生命，无所谓生活，亦无所谓未来。在跟陈特先生的对话中，周保松说：“人之所以会追问意义的问题，之所以要努力摆脱各种内在外在的限制，说到底，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自由人。如果我们不在乎这个身份，很多价值便无关宏旨。” 在概念的层面上，人生而自由。但在具体的经验世界中，对某一个体而言，自由人格的养成，是教育的结果。完备的现代教育，塑造出崇尚自由的现代公民；没有完整而合理的现代教育，就不可能有具备自由意识的现代公民。但中国目前的教育，在根本的意义上，还不是自由人的教育，而是在大批量制造掌握一定技能的工具。人在这里，尚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在自由人的教育中，知识一定不只是一种外在于人之生命的应试能力，而是根植在人的生命中。周保松指出：“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学问走进生命，同时让生命启迪学问。这是我的教学理想，多年来为此倾注心力。” 自由教育的根本，是个体性独立意识的养成，而对一所大学而言，就在于培养出具有自由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学生。正如周保松所言：“一所真正伟大的大学，不在于高楼，不在于大师，而在于学生，在于是否有能力培养出具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的知识人。”在真正伟大的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中，一个人得以看清自己，也得以看清他人。周保松说：“……教育最高的目标，是使人学会了解自己善待自己，学会看到他人的苦难，学会爱。如果大学教育没有这些，那么读多少理论修多少学分掌握多少技能，都没有触及教育的根本。这是一种人性教育。我们透过‘教’来‘育成’人，使人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有了这些，我们才能开始谈如何追求美好人生和建设公正社会。” 正如上面已谈及的，自由人身份的确立，在逻辑上以相互间的承认为前提。而对某一个体而言，自由人格的培养，在完整的现代教育中成型。但以上两个“条件”，尚不足以成全一个完整的自由人。一个人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在做人和做事的过程中，有所坚持有所担当，才能体现出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价值，保持住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身份。 要保持住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身份，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真诚地面对自我。这正如周保松所言：“人常常自欺，也常常不知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从何而来，更不知它们为何是好的和对的。这需要很深的自我理解，以及真诚地面对自己。”而要真诚地面对自我，需要以世界为参照；没有外部标准的自我反省，有可能正是自欺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之中。我们改变，世界就会跟着改变。我们快乐，世界就少一分苦；我们做了对的事，世界就少一分恶；我们帮了一个人，世界就少一分不幸；我们站起来，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墙就少一分力量。” 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无法做到真诚，因为他没有辨析能力。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借助于学术进行思考，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这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做学术，而是说一个人要进行有效思考，如果有一定的框架或结构，则要有益得多。对这一问题，周保松指出：“思考一定要有结构，而结构的搭建，有赖理论。不少同学有理论恐惧症，总以为那些都是高大空的艰涩东西，可以说没有理论，我们不知如何理解社会和自我。” 周保松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在他那里，政治哲学不光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人生实践。关于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他对政治的看法上：“政治的本质，不是权力争斗，不是利益交换，而是关系人类如何好好活在一起。”如此一来，他对政治哲学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政治哲学不是关心权力如何操作，而是关心权力如何才能具有正当性。换言之，我们不将社会当作自然状态式的斗兽场，人们无时无刻不活在贪婪恐惧当中，彼此奴役互相压迫。不是不会如此，而是不应如此。现实政治当然有暴力丑陋的一面，但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实然就是应然，也不愿永远停留在这个状态，而总是希望通过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克服和超越这种状态。” 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周保松上述有关政治的看法，有助于人们在黯淡的现实中，对未来保持一点信心。在根本的意义上，无论在何种黑暗的生存境遇中，对现实做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是每一个自由人生存的必需。因为对一个自由人而言，我的生命是我的，我的生活是我的，我的未来是我的，我必须为其负责！ （周保松：《走进生命的学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为何中国护着北朝鲜 文：林炎平 中国护着北朝鲜表面上看来很不理智，但实际上是一种精明的算计，可能也是迫不得已的算计。 这个世界上比北朝鲜更恶劣的国家恐怕已经没有了。北朝鲜和韩国同属一个民族，前者饥荒不断，而后者富得流油；前者愚弄人民，后者社会开放。造成这些不同的只是它们制度的不同。 50年代初的那场韩战，现在可以看清谁站在正义一方，谁站在邪恶一方。当然，韩国并不是经过了韩战就一蹴而就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韩国也曾经有过独裁和骚乱的时期。正如有人所说，“民主并不完美”。尤其是韩国向民主前进的道路更加不完美，东方民族缺乏民主的传统而导致的问题在南韩走向民主的旅途中层出不穷，当年的很多示威和暴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解释为不如北朝鲜，也让不少善良的人对南韩心存疑虑。 但是美国和西方坚定不移地敦促韩国走向民主，韩国民众的决心也转变成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必须走向民主。走向民主不是没有代价的，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主的代价是最小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走向民主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保持独裁的代价。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旦放弃了独裁，他们就一无所有。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老百姓追求民主而统治者惧怕民主。 韩国在民主化之后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中国的台湾一样，他们无可争辩地显示了韩国人也是可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中国和韩国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还要支持北朝鲜这样一个无赖国家？中国和韩国的交往中互惠，而从北朝鲜得到的只是伤害。中国在韩战中死亡了数十万军队，但是连一个像样的陵园都没有，北朝鲜甚至在奥运会的投票中都不屑帮中国的忙，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力挺北朝鲜呢？ 这并不是向一些人声称的那样，北朝鲜是中国的一道屏障，因此中国要极力维护。这么小的一个地区，怎么可能成为屏障？就如同一个大院子，把院子东北角的一个鸡窝叫做这个院子的屏障一样可笑。然而，北朝鲜的存在确实是一道另类屏障，这就是道德屏障和注意力屏障。 北朝鲜的存在使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提高。西方总是认为，对北朝鲜唯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中国。只要这个观念还存在，中国就可以用北朝鲜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看看朝核六方会谈就知道了，实际上并没有中国多少事情，但是每次都把中国拉上，这就是“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幻觉。中国实际上并没多少对朝鲜的影响力，而且每次的所谓影响力都是要靠中国的纳税人掏腰包来实现的。而且中国也不想彻底解决任何问题，否则就失去了一个和西方讨价还价的砝码。 中国什么时候不满足北朝鲜了，中国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但是中国需要这个赔本的买卖，因为赔本的只是普通老百姓，而受益的是决策人的利益集团。试想一下，如果北朝鲜完蛋了，这样一来西方就没有必要拉中国做什么有关朝鲜半岛的事情了。中国就会被西方更加冷落，因此地位也就更加不妙。 比这更糟糕的是，一旦北朝鲜这个垃圾国家完蛋，接下来的注意力就在中国了。就如同一个班级里，对倒数第二的差等生的最坏消息是那个倒数第一被开除了。因为现在他自己成了倒数第一了。这才是所谓“屏障”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唇亡齿寒”。所以，捍卫北朝鲜是一个战略任务，一般中国人理解不了。 北朝鲜还必须时不时弄出一点响动来，挑衅一下，这样就更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呵斥一下，北朝鲜就安静数日，那就更好了。这样就更显得中国的价值，更会赢得西方的好感。但是北朝鲜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也明白他们对于中国的价值。他们有自己的优先级。他们要让中国知道，他们不是中国的走狗，而是代价不菲的“临时工”。你要他干事了，就得给钱。不给不干，其实给了也未必干。但是它知道你需要它，没有了它还真的不行。这就是为什么北朝鲜对中国有恃无恐的原因。所以，北朝鲜很多时候还真的不像“临时工”而像“大爷”。在西方都认为中国能够说服北朝鲜不再试射导弹，北朝鲜却不给中国面子。中国愤怒至极，但又没有办法。放弃北朝鲜，显然更加不利。 北朝鲜现在不怕，它有彻底封闭的国土，有被彻底愚弄的人民，有巩固政权的军队。没有人会打他，谁也不希望去打一个穷光蛋地癞子。一个地癞子在自家院子里耍泼，一般都不会有人愿意去对付他的。只要它的人民不起来反抗，谁又能把它如何？既然它的人民饿着肚子还可以山呼万岁，外人犯得着管这些贱民吗？所以，北朝鲜是安全的。而不安全的是中国。 中国的社会既开放又封闭，你说开放，确实大家有了一定的自由，信息也是管不住了；你说封闭，大家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自由，信息还是受控制。这样的若即若离的状态，使得老百姓对社会问题既了解又没有办法，对腐败众所周知却素手无策。因此对比北朝鲜，中国更加不稳定。老百姓知道得太多了，但是倒退回去又不可能。如何是好？思前想后，还是没有好办法。向前走向民主？利益集团不答应，而改革者自己也不踏实，一旦失控如何是好？向后退？如同薄熙来的折腾，那是文革的回光返照，死路一条，本来就不是死不死的问题，而是如何死的问题。早就令有识之士极度反感。现在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 在这样的两难境地，北朝鲜还是有用的，至少可以让世界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到中国。但是，这又能坚持多久呢？“唇亡齿寒”，或曰“狡兔死良狗烹”。其实那个大院子东北角的“鸡窝”对抵御外界是没有用的，当你自己成为普世价值大家族的一员的时候，也就不存在“狡兔死良狗烹”的问题。 至于那“鸡窝”，就让它早点塌了吧。

文：林炎平第七章 人本主义精神——人、信仰和权威（下） 在东方社会中，人的普世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于是在某些时代，极少数人的价值出奇地高昂而绝大多数人的价值接近于零。黎民百姓不断被告知必须为了某个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利益到底是什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最后我们既不知道为之奋斗的利益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我们曾经以为是为了集体利益在奋斗，其实在那个整天叫嚷集体利益的年代，每个人的利益都被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被践踏，甚至后代的利益也遭到了破坏。所谓的集体利益变成了蔑视个人权利的借口和践踏所有人权利的理由。 而我自己的真实经历也毫不客气地迫使我思考极其尴尬的现实：从口号中的“主人”到现实中的奴隶，从理论上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到现实中的一无所有。这曾经令我困惑万分的反差，终于由于一件事而让我如梦初醒。 那是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夏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下雨了。当时我们都觉得可以趁着下雨休息一下了。毕竟，当时完全没有休息日，起早贪黑牛马般的劳作令人倒头就可以熟睡。但是，我们被告知，人不能停，必须继续干，而牲口去避雨。蹲点（到基层监督）的公社书记这样下令。 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村子里的老乡却已习以为常。他们告诉我，人是自己的，牲口是生产队的。人得了病，是自己的事情。要是牲口得了病，问题就大了，一是治疗昂贵，二是暂时没有牲口可用，要是死了，那么生产队就受大损失了。 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蔑视人的价值的事情发生在距伯里克利讲演近两千五百年后。这漫长岁月中人本主义的理性和实践的波涛巨澜，竟然在世界一些地方被屏蔽得如此风平浪静，不见丝毫涟漪。 这样的难堪，自然会使得一些人争辩古希腊仍然实行的是奴隶制，以此减少我们的惭愧。在中国过去的教育中，社会被分成了几个阶段，“奴隶社会”处在最底层，其给予我们的印象是残酷和血淋淋的对于奴隶的压迫和剥削。不错，古希腊有奴隶存在，但是古希腊社会并不建立在奴隶制上。在古希腊，奴隶从来不占人口的大多数，极盛时期的雅典也仅占了人口的30%，至于整个希腊世界，比例更低。而古希腊奴隶的地位和生活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雅典，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奴隶，甚至奴隶无需为公民或自由民让道。在城市里，人们无法辨别谁是奴隶，谁是公民，奴隶的穿着和举止和公民并无二致。奴隶可以从事文书管理，经商行医，甚至担任警察，他们只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已。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努力脱离奴隶地位，成为自由民，乃至公民。 “此奴隶非彼奴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希腊社会中的奴隶更像是今天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在没有成为公民以前，移民没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以及其它一些仅仅公民才享有的权利。古希腊的雅典就有许多这样的外国移民，其中一部分就是奴隶，他们虽没有公民的权利，但仍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挣取报酬，并和雅典公民一样由衷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们没有必要美化古希腊的奴隶生活，但必须恰如其分描述它的情景。在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图13－1）的一些讲演中，我们知道至少两个奴隶的故事，一个是帕西昂（Pasion），为银行工作，由于他的勤奋和聪明，最后被提拔，成为银行家并且脱离了奴隶身份，甚至获得了雅典公民的身份。后来他在遗嘱中，并没有把自己的财产和职位传给他的儿子，而是给了和他同样经历了从奴隶到公民的佛米奥（Phormio）。 图13－1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梵蒂冈博物馆，罗马梵蒂冈，笔者摄 古希腊世界对待奴隶的态度还可以从著名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中看到，希波克拉底不仅仅奠定了西方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申明了其道德准则。誓言摘录如下： “我以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海吉亚、帕娜西亚以及众神的名义起誓：……我将依据我的能力和判断医治我的病人而绝不伤害任何人。我进入病人的住处仅仅为了使得病人得益，我绝对不做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人的事情……，对自由人和奴隶都一视同仁。对于任何我可能在行医时听到的隐私我都将保守秘密绝不传播。” 希波克拉底誓言声明了行医不应该和被治疗者的社会背景或身份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古希腊宗旨，后来成为西方对人的价值之普遍态度。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如此地超越时代，以致今天仍然作为行医的准则而被全世界广泛认同和实践，至今医学界仍然要求行医者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毫无疑问，人道主义始于古希腊，因为人本主义精神是导致人道主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希波克拉底誓言只能产生在古希腊而不是世界的任何别的地方就不难理解了。在华夏，希波克拉底誓言难以产生，更难实践。就是今天，面对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们也不得不羞愧满面。 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理念形成强烈反差的中国文化中，不乏关于人际关系的教诲和实践，但绝非以人为本或人人平等，而是“感恩”和“施惠”。臣民对于皇帝的感恩，黎民百姓对于官僚的感恩；皇帝对于大众的施惠，官僚对于子民的施惠。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任何平等的概念。 平等的互助和不图回报的帮助在中国很少在制度上和道德上得到肯定和弘扬。当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前，通常前者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帮助他，而后者则会问自己，我回报得起吗？的确，后者和前者可能素不相识并且以后再不相逢。那么帮助的功利基础何在？施惠的目的是得到感恩，感恩的目的是回赠施惠。但是平等的帮助则不同，其功利基础是更加广义的。当你帮助一个人，并非由于这个人曾经帮助过你，亦非他今后会帮助你，而是，你相信，这是你道义上的职责，并且你相信，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在社会的某个角落某个时刻，一个和你素昧生平的人会挺身而出。这应该是平等互助的功利基础，也是其道德准则。 这需要更加远大的目光和理念才可以实现，因此其道德准则是更加高尚的。这样的道德准则不仅仅需要功利基础，还需要哲学基础。“人本主义精神”就是使之实现的哲学基础。在“人本主义精神”的普照下，“感恩”和“施惠”消失了，代之以人的权利和职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观。人不再是施惠的受者，亦非感恩的施者。这才是“平等”的基础，在此上，“公民”才得以产生。这一切，只能在“人本主义精神”的普照下才可能实现。 中国数千年来，不乏物质辉煌，不缺文化灿烂，但是一旦进入科学领域，便乏善可陈，一旦进入人文领域，即十分畸形。平等的“人”，不见于中国数千年历史。 宋代被很多人誉为文采风流、礼重士人的黄金时代，号称“人文大宋”。但那仅仅因为皇帝允诺不杀士大夫、不杀言事者，然而士大夫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能有多少呢？允诺归允诺，从苏东坡乌台诗案险些丧命，怒斥徽宗佞道的和尚被炮烙凌迟，当时社会的言论自由程度可想而知。仅仅因为一首“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咏桧树的诗句就被以诽谤时政的名义罗织入狱，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大宋文人的权利远不及古希腊的奴隶。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仆婢女被随意买卖、虐待，甚至杀害却无人过问的例子史不绝书。宋人洪适《夷坚志》载有宋代兵马统辖王瑜，凡婢女侍妾稍有拂逆，或裸身鞭打，或以薄板批颊讯杖；或专捶足指，皆滴血堕落；甚至压以重石，火烤水浇，无有不死，前后甚众，全部埋在后园中。 南宋号称名将的杨政的虐杀行为更是令人发指，姬妾若不称意，杨政不仅杖而杀之，而且将她们的尸体剥皮，钉于壁上示众，其数达二三十人之多，多年后还能看到人皮挂在墙上留下的痕迹。我不知道这些地位卑微的人是否被称作奴隶，但她们的命运，绝非一个社会地位的名词可以形容。 甚至在清代以后的中国，由家族的祠堂杀人也绝非孤立的事件。族长可以处死被认为有通奸行为的妇女。处死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是把棺材里盛放一半生石灰，把要处死的妇女活着放进去，钉死棺材盖板。然后由族人滚动棺材，让里面的女人活活呛死。这样的处罚并不是由某个统治者强加于被统治者的，而是由民间自己进行的。 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确实超越时代，是人类理性的难以企及的典范。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如此满怀激情地讴歌道：“在非理性起着主要作用的世界中，希腊人作为崇尚理性的先锋出现在舞台上。……在他们之前或者存在于他们周围的所有的伟大人类文明，都不能成为他们仿效的模式。西方精神、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是属于现代世界的。”现代的人文准则就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 古希腊尊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人的地位或者身份。古希腊城邦的主人是公民，而公民在城邦中的职务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的经济地位或者家庭背景。为了避免少数人或家族控制行政职务，古希腊甚至采用了“陶片放逐法”来避免独裁的可能。只要在公民投票中（多用陶片，因此得名），多数人赞同放逐某个高官，此人就不得不离开本国到外地去。但是被放逐的人并不会损失财产也不会受到另外的惩罚，他仍然可以回来，或者是期限到了，或者是城邦需要。由此可见，古希腊人需要的政府，绝非一个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而是一个旨在照顾全体公民利益的管理组织。古希腊人需要的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被关怀的对象，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任何人也不必依附于他人之下。 古希腊人是公民，他们可以骄傲地宣称作为公民的他们是城邦的主人，他们独立自主，言论自由，他们决定国家的政府组成和官员任免。这样的政制仅仅发生在古希腊，在其它几个文明古国都不曾出现。因此，古希腊是非常特殊的。“公民”和“公民权”等概念，从来不见于古中国，也不见于古埃及、巴比伦或古印度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文明。确实，把人的价值放在神和统治者之上的文明唯有古希腊。 我从大学时代就一直困惑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后来把它归于古希腊文明的四大公理之一时并非没有疑虑，我曾经考虑它是否应该是一个“定理”，而不是“公理”。但是发现，仅仅从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并不能直接导致人本主义精神，因此，它应该是一个公理。这显然和古希腊的其他几个公理一样令人对其来源不解。在欧几里得几何中，公理的定义是“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自明的真实”。那么，为什么这样自明的真实对于其它文明来说却如此地难以理解呢？ 古希腊人礼赞的是人类本身，他们关心真实的现实世界，也同时关心完美的理性世界，古希腊的雕塑就是典范，其在真实和裸露的人体与浪漫和完美的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些关键的社会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必定是：人、信仰、权威。它们被重视的相对位置决定了社会价值和形态。在华夏历史上，其顺序永远是：权威、信仰、人，这就是“官本主义”。在别的文明中，也有这样的顺序：信仰、权威、人，这就是“神本主义”。唯独在古希腊，其顺序是：人、信仰、权威、这就是“人本主义”。 有了“人本主义精神”，人类才得以平视和俯视“神权”和“皇权”，这才有了古希腊的剧场形式，有了伯里克利的讲演，有了灿烂的古希腊雕塑，有了辉煌的古希腊戏剧，有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有了民主政制，也使科学成为可能。 在古希腊以外的民族，“神权”和“皇权”至高无上、不可置疑。但是在古希腊，在经过“文艺复兴”的西方，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威统统必须让位给具有理性的“人”。在文艺复兴的后期，伟大的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的一件轶事也许给了“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古希腊“人本主义精神”作了很好的注释。 拉普拉斯写了巨著《天体力学》，为了尊重作为皇帝的拿破仑（Napoleon），就送了一本给他，皇帝看了并不理解，但问题还是有的：“为何书中只字不提上帝？”拉普拉斯的回答堪称经典：“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拿破仑当然不能再说什么，这意思都已经很明白了，连上帝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假设”而已，自己只是一个皇帝，还可以说什么呢？拉普拉斯为什么敢在皇帝面前这么牛？为什么敢于蔑视上帝？古希腊使然，文艺复兴使然！ 也许，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图腾”，这一人类文明史中颇为普遍的现象。几乎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图腾”和“图腾崇拜”。图腾被原始部落的人们认为是他们的象征，和他们有着某种血缘的和神圣的关系。图腾的形式各种各样，或是怪兽，或是变形的人像，或是某种图形，甚至生殖器。 如果这样的象征和符号才可以称得上“图腾”的话，那么，唯有古希腊没有图腾。或者说，古希腊的图腾就是人本身，那从未扭曲的人的本身。在所有的古希腊神殿中，人以及那些和人一模一样的古希腊神是所有雕塑的主题。如果有怪兽，那么仅仅是作为敌对的势力，或者是以陪衬而出现的。 我曾经造访过不少中国的寺庙，在那里，可以看到佛和观音的塑像，还有金刚和罗汉塑像，他们的面目被夸张了，不管是面部特征已经汉化的菩萨，还是继续保留了印欧特征的金刚和罗汉们，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引起人们的恐惧，我可以肯定这是刻意造成的效果。 我曾经在著名的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中驻足徘徊，有一次游人极少，我置身于几无他人的大雄宝殿中，天国的威慑、权威的恐惧和世人的渺小，像一种气息逐渐在周围弥漫开来，衍生出一种压抑、不安、逃离的感觉，如果不能逃离的话，也许只能服从了。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但是，多少年后当我带着忐忑和怀疑的心情走进古希腊神殿的时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我置身于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出土复原神殿（图13-2，13－3）中，看到古希腊的人和神的雕塑时，感觉到的是一种亲切和高尚。那些石雕体现的多是战争题材，并无天国的诱惑或彼岸的许诺。英勇作战的战士和试图保护正义一方的女神，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出现。我看到了被弘扬的善的一方和被贬抑的恶的一方之间的决斗。作为善和正义一方的英雄、战士和女神都有着欧罗巴人特有的极富雕塑感的外貌和身材，如果暂时忘记他们的神或者英雄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兄弟姐妹。那种亲切感和召唤感，不禁油然而生（图13－4）。在尚存的雕塑残迹呈现给我们的是那些战胜强大的丑恶的英雄们的音容笑貌，比如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古希腊神话中的战胜恶兽的英雄梅利埃格（Meleager）（图13－5）。 图13-2， 13-3 古希腊帕加马城神殿（公元前281-前133年）遗址出土复原，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笔者摄 图13－4 柏林Pergamon博物馆陈列的古希腊雕塑，英雄和龙搏斗，笔者摄图13－5，古希腊雕塑（公元前340－330）梅利埃格（Meleager，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我也曾经造访过不少西方的基督教教堂，比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和法国巴黎圣母院，它们给我的感觉介于灵隐寺和Pergamon神殿之间。我一再试图寻求这种感觉上巨大但微妙的不同究竟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些文化对于我来说都曾经是不熟悉的，在和它们相遇之前，我不曾了解佛教，不曾审视基督教，也不曾到过古希腊的神庙，但是那第一感觉是如此天差地别。 日积月累的思索和深究，使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古希腊的神庙中的雕塑所表现的英雄和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是没有被扭曲的人，有着和人一样的面貌和体态。她们美丽，他们强健，如果说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那么就是他们更加完美，是我们心仪的榜样，从而给予我们一种使自己更加完美的冲动。他们的健美不会使我们产生恐惧，而是产生了认同、想往和追求，他们坦然而刚毅，友善而勇敢，不由地令人产生认同和鼓舞。 正由于此，我不由地想到了龙，不知何时开始龙成了华夏的象征，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龙的历史是从残暴和凶恶开始的，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正是由于龙的“凶恶”和“强大”，这足以构成恐惧。由于恐惧，所以图腾。图腾的目的就是用对恐惧的粉饰和崇拜去接近凶恶，从而获得心安理得。而聪明的国人，并不仅仅渲染这种恐惧，而是给予了恐惧以足够的粉饰——在龙缠绕的柱子上加上了祥云，这就是华表（图13－6）。如此独具匠心的龙和祥云的结合，便将恐惧用吉祥淡化了。于是，恐惧变成了可以托付的权威。那么，华表是中国的图腾柱吗？我并不怀疑。 图13－6 中国的华表 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和亚洲文明的地区，美洲的印第安人创造了另外一种顶礼膜拜的形象。印第安人的图腾（图13－7）是独特的，但其有着和华夏的图腾同样的效果——恐惧。印第安图腾上的人物和动物显示了一种恐惧的神态，很难想象创造这样图腾的人不具有恐惧的心态。 图13－7 印第安人的图腾柱 可以很肯定地说，“恐惧”是除了古希腊以外的所有民族所创作的各种图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试图理解此特点背后的含义，以及如此普遍的对于恐惧的崇拜和复制恐惧的热忱。 因此，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向往，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但是，和中国人、印第安人相类似的图腾和图腾柱不见于古希腊。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那么也许可以考虑古希腊的廊柱（图13－8）。古希腊的廊柱是如此具有特点和象征意义，以至于古希腊的所有神殿和高尚场所的建筑必须有廊柱，甚至今天的西方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都把廊柱作为最重要的建筑特征。但是，廊柱上除了挺拔的槽线、柱底和柱帽，就没有别的图案。如果图腾柱必须有图腾的话，那么图腾图案就在接近廊柱顶部的三角形的山墙上。 图13－9是典型的古希腊山墙的雕塑，这是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山墙上左侧的雕塑。所有的古希腊山墙上的雕塑都是这样的风格，雕塑群中主要是人物，其中可能还有英雄们使用的战马，极少有怪兽，即便有，也是作为邪恶的一方。 图13－8 古希腊帕加马城出土的廊柱，建于公元前281-前133年。图为典型的爱奥尼亚式廊柱（笔者摄于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图13-9 雅典帕特农神庙山墙上的雕塑，作于公元前5世纪（笔者摄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古希腊的雕塑，洋溢着一种理智的勇敢和正义的坦然。人物没有夸张，赤裸的身体每块肌肉都真实可见，即便有衣裙也无法遮掩女性的美好和男性的伟岸。那是对于人的本身的讴歌。人，才是宇宙和大地之间最值得称颂和关注的焦点和目的；人，才是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陈列在卢浮宫的古罗马时代复制的古希腊雕塑家莱奥卡雷斯（Leochares，公元前4世纪）的狩猎女神（Artemis）的雕像（图13 - 10）表现了这样一位女性，她行进在征服野兽的征途中，英姿飒爽、自信美丽，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以这样的形式表现过一位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神，但是驻足她身边时，你更觉得她是你的榜样，你是她的同路人，她的征程，就是你的必由之路，因为它通向人类的目的。 图13 - 10 古希腊狩猎女神的大理石雕像。原作是青铜像，Leochares 作于公元前325年，已佚失。图为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公元1-2世纪）（笔者摄于巴黎卢浮宫） 在奥林匹亚出土并陈列在那里的古希腊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4世纪）的雕塑《赫耳墨斯（Hermes）和小酒神（Dionysus）》（图13－11）和佚名的古希腊雕塑“维纳斯（Venus）”（图13－12）再次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歌颂和崇拜的目标——人，完美的人，这就是古希腊人所歌颂和崇拜的终极价值。 图13-11 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雕塑《赫尔墨斯和小酒神》，作于公元前340-前330年， 笔者摄 图13－12，古希腊雕塑（公元前4世纪）《维纳斯（Venus）》的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公元1－2世纪），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相比那些把怪兽奉作图腾顶礼膜拜的文化，古希腊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如此超凡脱俗。因此，我特别崇敬和赞赏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不仅由于她的精美绝伦，更由于她所体现的人的价值，以及正义、理性和勇气。在古希腊的建筑和雕塑中或隐含或彰显的是——人本主义精神，那是情不自禁的流露，无可掩饰的自白。 古代的希腊没有图腾，文艺复兴的欧洲没有图腾，有的却是对人的赞颂和人类精神的弘扬，这，就是“人本主义”。 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精神”，一个社会将会怎样？我们从人类历史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没有了“人本主义”的社会将是一个畸形的社会，所有的貌似正义的说教，都会在其中扭曲变形，其所谓“正义”，将蜕为恃强凌弱；其所谓“民意”，将沦为以众欺寡。 民主的基石和本质必须是人本主义，而非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后者是必须的形式，而前者才是真正的本质。正是作为民主本质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存在，才使得多数人的统治不会导致对于少数人的迫害。人本主义精神之伟大和深远就在于此。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作为民主的基石和精髓，民主的形式仍然可以在某个阶段存在，甚至可以如火如荼，但是随后就会转变为暴民的统治，最终必将无可救药地走向暴政和独裁。 我们今天的人道主义、民主政制和普适人权，无一不出于古希腊，无一不基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 “人本主义精神”，是古希腊赠予人类的永恒的礼物！今天的我们，不得不赞叹古希腊人超越时代的智慧、勇气和贡献，如此伟大以至于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表达，还是让我们引用伯里克利永垂千古的讲演中的一句话吧： “正是由于这些对于我们力量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和普遍的认可，我们成为人类今天的奇迹，也同样会是后世的赞叹。” 是的，这还不仅是过去的奇迹和今天的赞叹，而且是今天的准则和明天的指南。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莎士比亚书店 文：枫子 我的“读书行路”栏目到本期止，已经写了8万多字，19期了。这个栏目的名称寓意着我的人生理想：一半时间在书房，一半时间在路上。读书、旅行，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读书可以使我获知世界上那些不能抵达的地方的人和事，让我的视野更广阔，心胸更包容，丰富智慧上和道德上的想象力。而行路则使我得以亲身去验证那些从书本里获悉的知识和经验，感知生命中最鲜活最生动的点滴事件；而反过来那些亲身获得的经验又会促使我去阅读更多相关的书籍以寻找坚实的理论依据……乐此不疲。 也总想，当有一天，等我老了，当旅行不再是说走就走的潇洒，那么，当我读书累了，又有精力又有欲望想参与身边的真实生活，想有一个契机和场合获悉最新的信息和资讯，那么什么事情能够帮我达成这种愿望呢？ 也许开一间书店会是最好的选择。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mXTYqOJlxia4LmXHewdicMhTCt0ferpCTdRMTkYJgGZU9P9dzG8VhVibrg6ohp5vDaC4nzbBwJ5ibVw/0?wx_fmt=jpeg 我这书店也不打算去正经经营的，只要不蚀本，怎么折腾都行。那些书将堆放得到处都是，走路时一不小心身子就会碰着，脚会踢着，头顶会撞着；也不编目，也不分类，让那些贪心的书虫们一通乱翻吧，这会给他们带来无限的诱惑和刺激：也许下一本就会淘到心仪的宝贝!新书、旧书，绘画、雕塑，都卖吧!更主要的是，这轻松无拘的氛围会吸引一班志同道合的读书人，可以把这里当作一个以书结缘，谈天说地，分享写作阅读的聚会场所。 就像我挚爱的比奇（Sylvia Beach西尔维亚·比奇）小姐做的那样。 她开创“莎士比亚书店”那会儿，也是菜鸟一枚，毫无头绪，想要帮客人找本书，必得乱翻一通，凭着记忆去找寻那书的大致方向。那时她还年轻，没有经验没有钱，不知道顾客在哪里，只凭着对书籍的单纯的热爱，就勇敢地在巴黎的法语环境中开设了一家英文书店。 这间不起眼的小书店，终究还是吸引了一帮英文书的读者前来寻宝。如果那些顾客都是普通的读书人来看书买书也就罢了，那么“莎士比亚”注定就只是一间书店；可偏偏那时，在20世纪2、30年代，英美国家的作家们为了摆脱本国意识形态的诸多限制，纷纷来到巴黎追寻自由思想的表达。于是，“莎士比亚”便成了他们的接头地点，文化沙龙，读书会，图书馆，出版社，及银行，邮局……而比奇小姐便成了亲历那个黄金年代现代主义文学蓬勃兴起的最佳见证人。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mXTYqOJlxia4LmXHewdicMhPAU7xbW3Eov86FR2FtibmZJjzNAncoicTMfZQTRPYc8JWdUCAlBZgIibQ/0?wx_fmt=jpeg 最初知道巴黎有一家叫“莎士比亚”的书店，还是因为海明威。在他的《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用了20个章节来描写巴黎20年代的旧事，其中专门有一章就是“莎士比亚图书公司”。他说： 在那些没钱买书的日子里，我从莎士比亚书店租书看。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待我比她（比奇小姐）更好。第一次踏进书店时，我非常害羞，也没有足够的钱从店里租书。她说我可以有钱的时候再来交押金，还给了我一张卡，说想借多少本就可以借多少本。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她不认识我，而我给她的地址，又在一个穷得要命的地区…… 读他的《流动的盛宴》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章节，倒还不是因为莎士比亚书店，而是在这里，海明威写下了他一生中最真挚最纯粹也最令他痛彻心肺（Touching his worstscars - William Boyd )遗憾终生的爱情： 我带着书回去，把发现的那个好地方告诉了妻子。“但是，塔迪，你下午就得去把钱还上。”她说。 “当然，我们一起去，然后可以沿塞纳河走一走。” “看看那些画廊和商店橱窗。” “然后在那吃饭。” “吃过饭后看看书，然后上床做爱。” “我们永远不会爱上别人。” “对，永远。” 那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而发过誓以后不久，他就被别的女人勾走了，连带着把婚姻也销毁了。 海明威直到晚年生命终结之前，仍在对那段最纯洁美好婚姻的失去耿耿于怀，他的铁汉柔情叫我动容，心有戚戚焉。于是在巴黎的时候，我特意去了趟莎士比亚书店，不是为了比奇小姐，而是因为海明威！在那里，我买了他的英文版的《流动的盛宴》The Moveable Feast,坐在书店里把书翻到Shakespeareand Company那一章，再读一遍。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MpkFORapJ2m6CCwZBGUwRnSfHhO2Oh6sAV3ppaDSfRjVRFxU7RJaV7ngHZ1XYciaq7NCbJZBSiabg/0?wx_fmt=jpeg 比奇小姐（右二）与海明威在莎士比亚书店前 其实，我去的这间莎士比亚书店已经不再是海明威常去的那间比奇小姐开的书店了，那间在二战期间，因为比奇小姐不肯将她们出版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卖给德军，而被迫关闭了，比奇小姐也连带着被送进集中营6个月。现在这间坐落在塞纳河左岸，与巴黎圣母院毗邻的，吸引着一车又一车观光客的莎士比亚书店，也是以经营英文书籍为主，墙上也贴着当年比奇小姐和众作家们的相片。现在书店的年轻女主人也叫西尔维亚，而这只不过是此书店的老店主因为太热爱比奇小姐了，因而给自己的孙女取了一样的名字。 比奇小姐的莎士比亚书店关闭十年后，美国来的乔治·惠特曼于1951年开设了现在这家莎士比亚书店，因袭了“莎士比亚”这个名称也是经过了比奇小姐的允许。即便它不再是原来那间见证了20世纪现代主义运动的吉祥地，及“迷惘的一代”的精神殿堂，爱书的人们还是从世界各地络绎涌来，把这里当作当年的那间书店来凭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mXTYqOJlxia4LmXHewdicMhxEicqANu8XuotPCcKbiaib84Oe46dwM5ibZXFCgYTJjltLSmxAvyxicJ74g/0?wx_fmt=jpeg 当年，可不是一般的年头，那些雄赳赳闪亮亮的时日，可是巴黎的Golden Age：1920年代！那是怎样的一个黄金年代啊：乔伊斯、庞德、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文学绘画音乐各界的扛鼎大家都聚首在巴黎创立着各式流派，创造着各样传奇。而这边厢，在巴黎四区迪皮特朗街的莎士比亚书店里，更是星光熠熠、群星璀璨：安德烈·纪德最早办理了会员卡；饥肠辘辘的青年海明威每天早上一定准时前来报到；庞德夫妇从英吉利海峡那边涉水而来；“迷惘的一代”的提出者格特鲁德•斯坦因也从花街那边赶来；伟大的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办公室；了不起的菲茨杰拉德给比奇小姐画着漫画；墙上的相片都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曼·雷拍摄的；T·S·艾略特为面临困境的书店慷慨解囊……还有那一批批来自新大陆的“朝圣者”，把小小的莎士比亚书店挤得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幸好比奇小姐把那些故事写在了《莎士比亚书店》中，使我们得以重温当年那文坛名人荟萃的盛况。我偏爱回忆录或半自传体类的书籍，就是因为从中可以一略我感兴趣的那些文化事件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和演变过程，比如看波伏娃的《名士风流》，我了解了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命运；从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我对上世纪20年代混迹于巴黎的英美流亡作家艺术家的生活创作有所认识。比奇小姐的这本回忆录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为海明威的盛宴添加了一道丰盛鲜美的大餐。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MpkFORapJ2m6CCwZBGUwRx63YH9bhSHHpOzLzUYQQyDvSz9BSCgBvX1Q3O0GvuFsmrCIfUhg6cw/0?wx_fmt=jpeg 比奇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 文字是作者人格的反照。读完比奇的回忆，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倒还不是那一个个名人作家的捧场造访，也不是她与他们的频密交往，而是比奇的善良、真诚和乐于助人的品质。我把莎士比亚书店得到的赞誉和历史地位归功于她的为人。一间小小的书店，缘何又同时是沙龙，邮局，和银行？因为那些作家们把书店当作了自己在巴黎最信赖的归所，让家人把信寄到这里，没钱了来这周转一下，聚会见面都安排在这里，还有那些新书朗诵会，文学交流会……热情善良的比奇小姐那样慈悲，把那些刚刚起步的青年作家们的难处都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处理，就像海明威写的那样：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待我比她更好。后人都羡慕她一个小小的书店可以成为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首《尤利西斯》的出版商，可是读过她叙述的这本书出版的前前后后那些艰难过程，她为此付出的全部心血与热忱，不禁感慨：莎士比亚书店是伟大的《尤利西斯》最合格的出版商。 “我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与所出版的伟大程度成正比的。”比奇小姐说。这本书当时被英美国家列为禁书，乔伊斯拿着手稿到处碰壁。可在比奇眼里，那样恢宏的巨著怎么可以就这样被黯然尘封？这位34岁的姑娘根本不懂出版业，也压根不知道怎样去做，只凭着对这伟大作家无限的崇敬及仰慕，她试探着问了一句：也许莎士比亚书店可以出版《尤利西斯》？ 一句承诺，意味着全身心全方位的投入：一遍遍校对乔伊斯那不停在涂改的“天书”，联络敢接受禁书的印刷商，为寻找“希腊蓝”的封面纸张而费尽周折，使尽全身解术推广预售，将微薄的收入借给乔伊斯做生活费，帮他找大夫看眼疾陪他做手术…… 即便后来境况好转的乔伊斯不再百分百地依赖比奇，甚至甩开她偷偷与美国兰登书屋签订再版合同，她也只有这句：“乔伊斯还告诉我他已经从出版商那里收到了四万五千美元。我知道他多么需要这笔钱——女儿的医药费不停上涨，他自己的视力也在持续恶化，因此这个好消息让我十分高兴，这真是雪中送炭。至于我个人的感受，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既然多说无益，就让一切过去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MpkFORapJ2m6CCwZBGUwRkmxxLX4LbujauicD86CSW8NSv7uMC0lb0DEZRr9hZGWVX8J6m282hPw/0?wx_fmt=jpeg 比奇与乔伊斯在莎士比亚书店 比奇在谈到其他作家时，也总是愿意将他们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读者，哪怕是一些不那么光彩的行为，她总能找出一些理由来为他们辩护，从积极的角度试图理解和体谅。我想，这种友善宽厚的品质其实追根溯源就是爱。她爱书籍，爱作家，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们。爱的力量可以化解一切误解与龌龊，它就像晨光能够驱走漫长的黑暗，就像雨露可以滋润干涸的心田。比奇小姐及她的莎士比亚书店能够被后人长期地记忆和敬爱，是她精心耕耘后必得的收获。 像巴黎的其他店铺那样，现在的莎士比亚书店也是空间局促又逼仄。在那样促狭的区域里，现店主西尔维亚却仍奢侈地辟出一些位置给床，钢琴，和儿童阅读区。那些床是给流浪作家在此过夜的；一架老钢琴是留待一时兴起的读者抒发感情的；小朋友也要照顾到，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在书籍的世界里熏陶成长，就像当年海明威的小邦比将人生的头几步从这里迈出一样。 那天我就倚在开满鲜花的阳台上，望去巴黎圣母院的方向。有女孩在弹奏钢琴曲，是唱巴黎的老歌：La Seine（《塞纳河》）。塞纳河就在身边静静地流淌，她把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悉数尽收水底。缘何后人如此虔诚地凭吊前尘往事？为何一间书店能够成为巴黎的坐标性纪念物？不禁想起了我喜爱的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在他的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里说的话：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娱乐的选择，而当一个人居然能够选择走进书店，拿起一本书，那一刻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其实他是有一种愿望：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这是一个很伟大而又很卑微的愿望，他希望读书能够让他变得更宽容，更客观和更善良。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mXTYqOJlxia4LmXHewdicMhR3lwUHpLFfalyHrvhpoibS18dNxBmDz805673wcdKA3iawDvRjHYPeWg/0?wx_fmt=jpeg 我们短暂的生命，被其前后漫长的永恒所淹没。如何最好地把握这疾行的一瞬，活出高贵的绚烂？我选择读书。读书能够使我们在慎思中生活，直面生命中本质的事实；能够培育维护我们的灵魂，使其变得愈加神圣而坚强。读书让我们的智慧始于作者智慧的终止之处，收获其思想，提升求知欲望。在孤独的阅读中我们惰怠的心灵还可以被另一个心智所推动，获得有益的训练，提升高贵的精神性。 我享受读书，耽于读书带来的幸福。算算我这总共19期的专栏里，介绍过的书籍也有十来本了：奥尔汗·帕穆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和《纯真博物馆》；波伏娃的《女宾》、《第二性》及《名士风流》；彼得·梅尔的《山居岁月：普罗旺斯的一年》；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斯万家那边》、《追寻逝去的时光：在少女花影下》，以及现在这本西尔维亚·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得益于这一年半的专栏写作，使我可以静心读书，在阅读中享受那份与作者交流时身体的孤独。那些智慧的语言把灵魂的生命向我敞开，被这样的文字滋养时，我觉得自己变得又谦卑又富有，又多愁又幸福。所以我一直认为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我读书写作的那些时候。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MpkFORapJ2m6CCwZBGUwRicria2pVYhtQSYZDmnVz9NfUWBVCiak3OCicibsAGXibpxbPv7QSlDreJfYg/0?wx_fmt=jpeg 回忆录中附送莎士比亚书店藏书卡 注：本文中图片除资料照片外，均由作者摄于莎士比亚书店。

平反清算周期律 文：吴思 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律？ 　　回家后查史书，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我在《明史》中读过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明朝劲敌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昭雪，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平反昭雪对统治者有利。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 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号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 　 　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 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绕开权势的公正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正义只能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退居二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碰上嘴硬的言官，拼了命也要鸣冤叫屈，他们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等等。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这要看对谁而言，还要看如何折旧。现代西方讲究个人本位，横向纠错机制发达，此论自有精益求精之妙。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公正的价值也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这么说是有历史事实支持的。北宋奸相章惇对付政敌，企图将司马光暴骨鞭尸，摧残元祐党人和他们的子女。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1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八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八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八年？假设有五个， 净亏损20%。倘若圆滑地混下来，九年考满，本来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儒家教育的成就。迟到的公正有助于维持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 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的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2 　　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我在史书上也没有看到为他平反的记载。如此说来，王朴之流连第二等公正也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平反。这就是第三等公正。在我的读史印象中，能够享受这等公正的人，大概有办理平反手续者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第三等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第三等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尽管被平反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比起沉冤难雪的小民来，他们仍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中国皇帝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有的文弱心虚，有的信仰神明，有的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1425年，朱高炽刚当皇帝，弋谦就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折子批评时政。皇上知道弋谦这人骨鲠，也不怪罪他，可是忍不住厌恶，见了他就没好脸。众臣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联合起来攻击弋谦“卖直”，要求皇帝法办他。皇上宽宏大度，仅仅剥夺了弋谦上朝的权利。没想到，消息传开，众臣纷纷闭嘴，一个多月没人上疏言事。皇帝急了，他刚刚登基，很想做好工作，众人自我保全，默不作声，这工作如何开展？于是皇帝下诏做自我批评，让众臣直言无讳，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权利。 可惜，这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关系问题的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我们无法把少见的好人好事讲下去。不过皇帝当久了，位子坐稳了，有了自信，谦虚的皇帝也难免霸道起来。这也是一种常规。朱高炽死前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他将一位劝他养病期间远离女色的大臣关入监狱，临死那天还痛骂他，要治他重罪，留下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3 　　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又颇护己短，弄死过许多要求他平反冤案的人。这样的皇帝可能为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吗？ 可能。我知道有过一次。嘉靖迷信神仙，大兴土木修建大高玄殿，谁反对就把谁痛打一顿投入监狱。有三位跳出来反对，已被关押多年。又有两位跳出来营救，也被 “棰死狱中”。嘉靖26年（1547）11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皇帝上露台祈祷，火光中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呼喊那三位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皇上赶紧传诏将他们释放。4由此看来，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碰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上，大家就只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清算和平反的亏空 　　《明史》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在有名可考的记载中，清算力度不如平反力度。一正一反，同属让开权势的公正，善有善报如果还有七八成，恶有恶报似乎不足四五成。一些当时已经臭名昭彰的家伙，例如特务头子太监汪直，引导刘瑾作恶的焦芳父子，万历派下去搜刮的税监们，经常留下一笔“竟得良死”的记载，连清代史家的笔下都透出一股怨气。这是什么缘故？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操切，惩罚的力度往往大于奖励。看看这位偏爱报复的人如何清算前朝阉党，可以明白恶报弱于善报的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爌、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爌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过了一天，皇帝将这几位召入便殿，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囊，里边装了许多章疏。皇帝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颂扬魏忠贤的上疏，你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列入逆党。韩爌等人知道皇帝的决心难以挽回，就设法把此事推给别人，说：臣等的职责是起草文件，不熟悉法律条文。于是皇帝召来吏部尚书（近似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让他处理，王永光也说自己“不习刑名”。皇帝又招来刑部尚书（近似最高法院院长）乔允升、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曹于汴等人，这才开出一份包含270多人的逆党名单，并拟出了从凌迟到革职的处理意见。5 　　一件并不复杂的事，皇帝亲自布置，亲自推动，甚至亲自提供证据材料，居然让臣下连踩五脚刹车。假如皇帝拿不出那些“黑材料”，假如皇帝不一催再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不难想见。这其中的利害计算，皇上圣明，早已一语道破：怕得罪人。史家也写得明白，那些人不愿“广搜树怨”。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可以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却不能带来官职俸禄，损人不利己的事自然人人回避。平反则不然，既光明正大又有正面好处，利人利己，愿意做的人自然比较多。这一利一害之差，足以解释清算力度不及平反的现象。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利害屏障，皇帝尚且让人推来挡去，那些受迫害的当事人又能闹出什么名堂？这些前劳改犯，或者他们的文盲后代，满脸怯色一身灰土，让人家推三阻四折腾了几个月，究竟是出气呢还是找气呢？报复的心思能不衰减吗？衰减了，无人追究了，恶报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最高权势几乎是不受追究的。崇祯清算魏忠贤和阉党，却不追究他们的总后台、自己的长兄天启。嘉靖和万历皇帝是制造诸多冤案的主犯，但他们的接班人是亲儿子，大平反只能配以小清算，弄出几只替罪羊来就算交代了。最高权势清算前任是有底线的：他们必须尊重传位的先辈，必须维护皇权独大的体制，这是他们合法统治的基础。而且，恩归自己，怨归他人，这种体制正是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既然这套报应机制的核心就是一个大漏洞，我们对整个体制的公正程度自然不能期望太高。 　　清算不足和平反不足并非小事。在时间和力度方面的利害计算对当事人的选择大有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右佥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助理）刘志选，曾经挺身抗议万历皇帝钳制言论，为忠臣鸣冤，结 果被皇帝贬谪，被贬之后又挨整，家居三十年不得平反。万历死后还是靠拉关系当上工部主事（近似处长），恢复到被贬谪前的官职。此时刘志选年过七十，弥补损失之心极其强烈，于是一改前辙，帮助魏忠贤钳制言论，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恶棍同党。他也知道这些罪恶将遭到追究，但《明史》上说， 刘志选认为自己年老，必定死在魏忠贤之前。那是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几乎比他小20岁，刘志选的利害计算透彻之极。奈何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天启皇 帝23岁驾崩，魏忠贤败，刘志选被判死刑，自己先上了吊。6假如天启不那么短命，假如崇祯不那么操切，刘志选就投资成功了。同样，假如万历冤案的平反更加彻底，让他的第一次投资得到合理回报，刘志选也就不必冒险改辙了。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大体不错，但要打个折扣。从数目上说，前一句大概七八折，后一句大概四五折。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何时才算时候到呢？一代权势淡出之后。时间越久，折旧越重。经过两次打折，尽管平反了，但是补救不足。尽管清算了，但是追究不足。这些不足部分，就是当事人的净损失和净收益。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下来，这些损益必将产生影响，类似自然选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就好像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将导致众多物种的兴亡及生态系统变迁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大好河山逐渐改变了模样。 　　1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P79 　　2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3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 　　4 《明史》卷二百九 　　5《明史》卷三百六 　　6 《明史》卷三百六 2005年1月10日

文：余杰​伊利亚•爱伦堡  “这个时代不需要爱，而需要生铁……”作为时代的幸存者，爱伦堡把自己的幸存看作是“命运的赏赐”。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在１９６０年代写作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时候，爱伦堡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纪，爱伦堡坦诚地说，自己并不比别人勇敢，也并不比别人聪明。既然命运让自己逃过了一次次劫难，那么自己就有责任把过去的一切都写下来，因为对于一个依然深陷在苦难中的民族来说，“活着”的同时还必须“记住”。 《人•岁月•生活》的出版，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社会“解冻”的标志之一。当时，多少苏联人把这本书当作“透气孔”和“萤火虫”啊。１９７０年代，这本书翻译到了中国，在“文革”的背景下，它属于“内部发行”的书籍，却成为那一代青年如饥似渴阅读的“启蒙读本”。而在苏联帝国崩溃之后十多年的今天，重读这部１４０万字的巨著，我们不仅重温了那段冰冻的历史，而且还从中发现一颗又一颗被苦难折磨、却又不屈服于苦难的心灵。爱伦堡在写那些悲惨死去的大师和朋友的时候、在追忆与他们亲密交往和激烈辩论的时候，一定是一会儿发出会心的微笑，一会儿又流下怜悯的泪水。俄国乃至欧洲几乎所有最优秀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哲学家和新闻记者，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爱伦堡的笔下。“人们早先是发现大陆、岛屿，不久大概就要开始发现行星，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在过去或是在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则是发现人的心灵。”是的，“发现人的心灵”，多么简单，又是多么艰难啊！ 在爱伦堡的笔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曼德尔施塔姆并不漂亮，却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的气质，爱伦堡用了“公鸡”这样一个比喻——“他喜爱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然而，这只“公鸡”还没有叫出黎明的讯息，就被黑暗卡住了喉咙。革命和战争有自己铁血的规则，而绝对不会在意诗人的感受如何。因此，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喜欢这个疯疯癫癫的诗人。１９１９年，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抓获，被当作重要的间谍来审问。在审问的时候，他居然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在动辄枪决犯人的反间谍机关中说这种话是荒唐的，而充满孩子气的诗人却宣称：“我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命运偏偏与他作对，监狱的影子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１９３８年，这位“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诗人，死在离故乡一万公里的西伯利亚。他躺在篝火旁边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对此，爱伦堡动情地写道：“这个怕喝一杯未开的水的人，身上却有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陪伴了他一生，直到篝火旁的十四行诗。” 奥斯普·曼德尔施塔爱伦堡还写到了几位选择自杀的诗人和作家：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法捷耶夫……的确，对于每一个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时刻煎熬着心灵的问题。一生歌颂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曾经说自己有一张“象皮”，爱伦堡却认为“他连普通的人皮也没有”，爱伦堡的评语更接近真实。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其实，这也是茨维塔耶娃对自己命运的真切预见。有人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天生孤独的人，爱伦堡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巧相反，她愿意同人们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而言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充分地估计到了在一个寒冷而残酷的世界上坚持爱情和美的困难，“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诗人都是犹太人”，但她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注定负有的特殊使命”。“注定负有特殊的使命”一词可能会使人莫名其妙，但茨维塔耶娃认为“犹太人区”并不是一种傲慢的孤立，而是命运的安排：“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她的丈夫死去了，儿子也死在战场上，而她死后唯一的安慰是：她那五岁时就会背诵她诗句的女儿最终将母亲的诗歌整理出版。玛•伊•茨维塔耶娃 作为幸存者，也许要比那些死去的人们更加痛苦，正如契诃夫所说的那样：“你看着人们作假，听着人们说假话，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作假，还微微地笑……”爱伦堡曾经沉默过，但他又表示：“我平生从来不认为沉默是一种美德”、“沉默对于我不是膜拜，而是可诅咒的东西，在一本记述已经历过的生活的书中我不能避而不谈。”他通过描述苏联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的悲惨命运，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解释了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与残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命运。爱伦堡说出了许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斯大林时代的真相，却不敢否定整个专制体制，而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他毕竟不是一个斗士。 １９４９年２月，所有的报刊突然停止发表爱伦堡的作品，他的名字也被从评论家的文章中删去。在苏联，这预示着什么样的结局，大家都心知肚明。爱伦堡每夜都等候着门铃声。电话也不响了，只有十分亲近的朋友探寻他的健康状况，熟人们小心翼翼地用自动电话机打来电话，想知道他是否已经被抓走，当他回答一句“是我”的时候，他们就把电话放下了。１１年以前，在１９３８年大清洗高潮中，爱伦堡曾经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这一次，他没有想衣服，只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他已经厌倦了恐惧——令人厌倦的恐怖才是最大的恐怖。 有一次，深夜两点，门铃响了。妻子柳芭前去开门，爱伦堡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了看她。他们心照不宣：这也许是爱人间最后的一次凝视了。不料，来的是西蒙诺夫的司机——原来老朋友西蒙诺夫想来看他。 这种生活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爱伦堡冒险直接给斯大林去信。第二天，马林科夫亲自打来电话。此后，爱伦堡家中的电话机马上又响个不停，各报的编辑部都对他说：“发生了误会。”那一次，爱伦堡已经站在灭顶之灾的边缘。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斯大林导演了这场猫捉老鼠的闹剧。也许斯大林仅仅是想恐吓爱伦堡一下，也许他觉得留下爱伦堡还可以向西方显示苏联的“创作自由”。 “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在我看来，这正是爱伦堡写下这部宏大回忆录的内在动力。同时，作家自己也宣称：“我既不会忘记如何去爱，也不曾忘记如何希望，今后大概也不会忘记。”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爱伦堡向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索尔仁尼琴表达了真诚的敬意，他看到了一个将比自己更了不起的大师的雏形——果然，一部更伟大的时代的纪录将在索尔仁尼琴手上诞生，那就是《古拉格群岛》。

​德国诗人席勒：一个读书成瘾的世纪1763年，世界上第一个《普遍义务教法》在德国普鲁士诞生。1807年，普鲁士政府承担起“教育整个民族”的重任：所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一概由国家出资，德意志从此走上了一条全民免费教育的道路，从而将“阅读革命”推向高潮。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建立时，已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当时的法国和英国分别有24%和30%的文盲）。正是在这场阅读革命的高潮中，德意志民族才成为“教育的民族”，一个具有“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井然有序、热爱科学”之美德的民族。反观我国历史，尽管有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也没有产生一场阅读革命，这里有体制上的原因。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压制着任何自由思想的发展。2000年来中国25朝历史竟然出不了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就是一个铁证。至今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2500年前春秋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德国人读书读出了自我意识，读出了在传统面前的独立与自由，而中国人读书却读出了官本位，读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德国人在启蒙的理性中走向科学时，中国人还在读四书五经；当德国人在大改革中走向全民教育时，中国人还在大兴文字狱。中国千百年来的愚民政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新中国成立时，90%的中国人都是文盲。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是交流融合的结果。那种所谓的“纯粹的民族文化”不过是“贫血的文化”。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交流，不仅是物质的交流，更是精神的交流，而这种交流的第一步就是阅读，阅读世界上所有的好书！一个专业图书馆的书架长达2公里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图书馆1737年诞生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1808年也诞生于此。这里是世界大学图书馆及其专业、也是今天所谓“信息管理科学”的鼻祖，它的图书馆也是世界上藏书种类最多、功能最齐全的大学图书馆。在德国，任何一位德国公民或游客，只要持有能证明自我身份的证件，就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大学图书馆，自由借阅任何书籍。大学图书馆都是开架的，读者自取，一人一次限借5本，但归还时须由专业管理员归架，以免放错位置。各大学所属学院也配有图书馆，这种专业图书馆同样大得惊人，例如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院的图书馆，书架摆放的实际距离达2公里！大学图书馆设有复印室和照相室，所需材料可以当场免费复印或拍照带走。每个阅读座位都配有电脑，该馆没有的书可以通过馆际互借系统到别的馆去借，这种互借系统甚至能帮你借到世界上任何一本书。有的大学图书馆24小时开放，不少学生带上干粮和饮料，进入图书馆彻夜不归。法兰克福有“世界出版业的奥运会”德国以主办大型图书博览会闻名于世。每年春秋两季，莱比锡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成为全球图书厂商最大的盛会。莱比锡图书博览会有90多年历史，而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获得了“全球第一图书博览会”的美誉。在法兰克福，书展差不多有500多年的历史。早在16世纪，这里就是拉丁文精装巨书出版商的聚集地。二战后，为了振兴德国文化，1949年举办了首届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此后每年10月上旬举办一届，为期7天，并且每年选择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向世界介绍该国的书籍、作者等。博览会对展品概不审查，责任由展出者自负。半个世纪以来，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使这座城市成为“世界出版业的麦加”。这场“世界出版业的奥运会”，不仅是法兰克福的节日，也是这座城市的一桩大买卖。每当盛会开幕，至少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0家出版商前来“竞技”。世界上约75%的版权贸易是通过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达成的！德国一位官员说，所有这一切都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就是德国在“用读书丰富国家的智慧”。事实上，德国的图书出版业已经全球化。号称世界出版第一大公司的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下辖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和美国第一大出版集团兰登书屋，其销售业绩远远超过德国书业的总销售额。家里没有书，等于房子没有窗户德国人喜欢读书举世闻名。只要在公共场所走一遭，不管是幽静的草地、芳香的咖啡馆，还是飞速疾驶的火车上，都会看到人们手捧一本书沉浸其中。甚至那些刚从建筑工地下班的工人，还没来得及换洗，跑进地铁一坐下，就拿起书本啃了起来。德国历史上出现如此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与他们博览群书有关。德国人不仅喜欢读书，而且喜欢购书、藏书，亲朋好友馈赠礼物常常少不了书。据统计，德国每个家庭平均藏书近300册，人均藏书100多本。一个普通的德国家庭，每月购书支出达50欧元以上，占业余爱好支出的10%。他们常说：“一个家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星罗棋布的图书馆是德国人又一精神家园。德国有1.4万多家图书馆，深入每个居民社区，平均每1万人即拥有1.7家图书馆。任何人走进离家最近的图书馆，只要出示当地居住证明，交上10欧元年费，便可在1分钟内办好借书卡。凭这张卡，可随时在全国300多个城市的图书馆借书。德国所有的图书馆均实行电脑联网，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借到全国任何一家图书馆的书。难怪有人说，在德国借书，比买啤酒还方便。德国平均每年有8万多册新书出版，德国出版的书籍总数已达6亿册，年均总销售额达95亿欧元，对外输出额每年都在10亿欧元以上，全球每10本书中就有一本是德国出版的。每年至少有5000多种德文书被其他国家买下版权，翻译成他国文字。歌德说，“读好书就是同高尚的人谈话。”在这个延续着绵长阅读传统的国家，文化生活永远高于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