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害怕“占中 文：梁文道 那天我在大埔搭小巴去港铁站，就一路听着前座的男士畅论时局，他仿彿早已看穿了眼前局势，自信满满地说：“这还不都是泛民那帮人在搞鬼，他们的用心太险恶了……”由于他的友人表现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所以他就更严肃也更用力地高声强调：“难道你还没听说过吗？其实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们的背后有美国人支持。就连那帮学生，也都是英美煽动出来的。” 下车之后，我走进港铁站大堂入口，迎面就是几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孩在发传单，看样子应该是大学生吧。我接过传单，站到一侧仔细阅读，原来上头印着的是她们罢课的理由，以及她们对市民支持的呼吁。看完之后，我走到刚才把传单递到我手上的那个女孩跟前，叫了她一声“小姐”，结果吓了她一跳。这时我才想起，听说这一代的大学生比较习惯人家叫他们“同学”。然后我就试着用安抚的语气告诉她，这张传单上头少了印製和出版单位，这么一来，就算单张内容再清晰有力，但出处不明，好像也还是有些不妥吧。这位个子瘦小，一头汗水的“同学”很尴尬地笑了，斯文客气地近乎恭敬：“係噃！真是不 好意思，我一定会回去向同学们反映。很谢谢你呀，先生。” 我走开之后，又忍不住回头，看见她已经在和其他两位女孩认真地埋头研究那叠单张，背包上的“松弛熊”小玩偶一左一右地来回晃动。这时候，积压了几天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平常不太容易激动的我，终于在这最平凡的时刻湿了眼眶，原来这就是被“英美势力”动员出来的学生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社会撕裂成完全无法坐下来好好说话的两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就事论事讲道理的能力，一切都着眼于“用心”、“动机”，以及“背后的势力”。这么热的天气，还有这么多稚气未除的少年穿着黑衣走上街头，去为大家想望了30多年的梦想卖力；这难道不是我的过错，不是我这一代人的失职吗？为了追究自己没有做到该做的事，为了试着理解当前景况的来龙去脉，我现在必须整理一下过去两年多来的观察和思考，说一些或许不合时宜（而且来得太晚）的话。 我没有水晶球，执笔此刻也无法猜测目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占领运动的结局。但正如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它的长期效果反而要比短期的具体走向容易推论。就拿占领运动的杀伤力来说好了，许多论者在谈“占中”的时候，一直只盯着它对社会民生的干扰，怕它破坏交通，打击经济。然而，要是比起它结束之后才逐步发散的力量，它正在发生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就真是微不足道了。 若是按照“占中三子”原来的预估，整个行动的参与者大概只在5000人上下，如果到了1万之数，就算是超出期望了。这1万人应该会乖乖坐在地上，不冲击什么，也不破坏什么，只等着警察清场时一个个把他们抬走。依照香港警方历来清理示威的表现推算，在这种情况下收拾“占中”应该不会花上太多时间，两三个星期就叫做很长了。真正的问题反而在把这5000到1万人统统捉回去之后。 不想占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 表面上看，警方在9月28日当晚的行动简直是愚蠢得匪夷所思。但我们不应该在解释事情的时候把人想得太笨，只用“脑残”等其实没有说明过什么的理由去敷衍，反而要尽量换位想像决策者的“理性”。如此一来，除了坊间流传的想在十一国庆前清场，以及接下来我还会详细分析的“鹰派综合症”之外，我想得到的原因就只能是他们不想看见“占中”的发生；准确地讲，是不想让“占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包括保安局和律政司在内的决策当局一定晓得“占中”倡议人戴耀廷先生的构想（因为他早已清楚地在文章里介绍过了），所以他们宁愿以催泪弹和武力迅速驱走多数群众，甚至像周融先生所说的，等民间反占中人士“自行清场”（他的意思是这两天我们所看见的涉黑暴力行动吗？），尽量不要让事情拖得太久，也尽量不要逮捕那么多人。为什么？首先，警方根本没有能力去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过万警员每日超时工作，取消假期一两个月，这不只是分散了正常的警力分布那么简单，更是实实在在的士气问题与资源问题。不要忘了，取消休假和加班，这全都是白花花的银两；泛民议员更可能会在将来拿着下一份政府预算中的保安开支兴师问罪。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可能想不到这种问题。 其次，更大的问题，也是“占中”真正厉害的地方，是那几千甚或1万被告进入司法检控程序之后的场面。按法律学者王慧麟先生的分析，依照香港法律，这1万人是不能以集体代表的形式应讯的，他们必须按照具体“罪行”的类别分批甚至是单独上庭。请想像一下，单是一个被告在警方那里做口供笔录的时候已经能够玩出很多花样了（正如好些大律师所言，一个读历史的大学生大可在忆述当时情景时说一下自己正在看的书，从女娲补天一直说到1949年共党建政，而警员则必须一字不误地死死记录）。然后他们的案子还要经过律政司那里一一审视，接下来才是出庭受审。1万被告，整个司法程序走完（还不算上诉的工夫），三五年的时间大概是跑不掉的。到时候，有瘫痪危机的就不是港岛交通，而是整个香港的司法体系（除非特首颁布紧急状态，以简易程序处理。但这又会触发另一轮更大的问题了）。 稍识公民抗命历史的人都晓得，它的主要舞台从来不在现场，而在法庭，尤其是在堪称独立健全的司法制度之下。那1万人每上一次庭，就是慷慨陈辞表白良心的机会，这会为社会带来多少触动呢？假设有一位70多岁的“冯伯”今天要出庭了，会不会有支持者在庭外集会“力撑冯伯”，然后即时发动一次小型占领行动？那几千人在等候出庭的时候总不能不准保释长期扣留，于是就能像现在好些行动人士一样，被告期间又重回战场，小股作战地反覆抗命反覆被告。在整个程序期间，在媒体和民间舆论的关注底下，更大规模的公民抗命就有可能在道德感召的情况下发酵。比如说抗税，同样是犯法，同样要上庭，但在司法体系被拖慢效率，一大批被告都还在街上逍遥而用不着收监的状态里，这岂不是一个成本很低而又很有吸引力的良心行动？万一抗税等一连串的公民抗命持续爆发，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不尽循环了，并且可能有往外扩散涟漪般的效果。与这种局面相较，目下两三个礼拜的交通不便和股市波动，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当戴耀廷先生曾在上个月声称尽量不要在工作日发动“占中”，以免影响金融市场，很多批评他“没出息”的论者大概是一时忘记了“占中”的重点所在。 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 没错，当前的占领运动已经超出原来的预想，几千人呆坐场上等人清理的局面可能是不会发生的了。不过，除非所有市民自愿和平散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机会不大），否则迟早还是要有一次清场行动。警方可以只清场却不逮捕不落案吗？就算真有如许荒谬的发展，或者他们只带走少数几百人；他们又能制止部分意志特别坚定的行动者去主动投案自首吗？又能阻挡将来各式各样小规模抗命行动的“遍地开花”吗（不要忘了，十几二十万参与过占领行动的市民要是全都没有后果，那就等于变相鼓励未来更多的公民抗命）？因此，或迟或早，前述景象还是要来的。9月28日的警方行动，可能是想制止这类情形的出现，但反而却推动了它的提前实现，而且还早一步地扩大了这次行动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来也就该在“占中”的剧本当中，只不过未必会来得这么快，也未必会来得这么大罢了）。 最近几天，很多支持占领行动的朋友都在讨论整件事应该如何收场，其中重点往往集中在它的短期目标和诉求；但万一这些目标和诉求都达至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不必怎么办，静坐便好。因为这场运动就像戴耀廷先生所说的，早在人大决定颁布之后，便已注定“失败”（因为它的目的本来是要中央让步，开放一个在提名上不受限制的特首选举）。自那时起，它就成了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也为港府和北京带来了日后许多年都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危机。 更多精彩文章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时代学院举办中西方音乐舞蹈艺术讲座 1月18日，时代学院为蒙城文艺爱好者奉上2015新年第一讲：“中西方音乐舞蹈艺术的异同”。讲座特邀“蒙特利尔中华文化艺术中心”主席赵敏，中艺主要负责人、舞蹈家和著名编舞杨丽娅、青年芭蕾舞教师吴非、小提琴演员翟羽佳等主讲，通过理论分析和现场演示，与听众共同谈讨了中西方在音乐舞蹈艺术领域的相同点和不同之处。 由于人类共同的基本属性和人类历史上的相互交流，中西方音乐舞蹈在长期的发展中具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内涵、艺术的功能等等诸方面。但由于不同地域、民族、历史和制度，中西方在艺术的外延和艺术的形式上又存在诸多差异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除了部分需要摒弃的低俗成分，这些差异大都是形式上的不同，本质上是相通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音乐舞蹈艺术的不同理解和独特诠释，从而使得人类的音乐舞蹈艺术频谱五彩纷呈、琳琅满目。讲座从人类感知客观世界的本能出发、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直观生动的表演为听众构建了一个简单而清晰的音乐舞蹈艺术全景图，并提出，人类未来的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中西方艺术优秀元素的不断融合和共同发展，最终走向大同。 为使讲座取得良好的效果，几位主讲者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制作了图文并茂的幻灯讲义，搜集了许多宝贵而生动的音乐舞蹈视频资料，还带来了一些舞台演出道具，边讲解边进行现场乐器演奏和舞蹈演示，强化听众的感性认知。几位中艺演员的精彩的表演博得了在场听众的由衷赞叹。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还与几位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交流，许多人表示不虚此行，收获很大。 今后，时代学院还将继续举办各类文化、艺术讲座，敬请关注。

罂粟为谁而红——二战欧洲战场质疑 文 / 林炎平（蒙特利尔） 每年在5月和11月，很多加拿大人和西方人胸前佩戴着罂粟花，以纪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死难者。罂粟花据说是天堂里的花，以此纪念战争中死于非命者，应该是很恰当的。 很多人对二战的欧洲战场一无所知，他们的“历史事实”仅来自于好莱坞电影。二战绝不像战后渲染的那样泾渭分明：德国是恶魔，盟国是天使。 二战的结局对西方乃至世界是一场灾难。德国投降后，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私下嘀咕：“Did we kill a wrong pig?”（我们杀错了猪？）意思是不该杀的被杀了，而该杀的没杀——他指的是比纳粹德国罪恶百倍的苏联。其实，丘吉尔在战前就知道斯大林和苏联是什么东西。但是他有着利益集团的使命，在决意把欧洲拖入战争后，他随后竭尽全力把美国拖入战争，为此他兴高采烈。 本来二战是可以避免的，战前可以避免，开战后也有不少机会。1941年5月10日，德国的三号人物海斯（RudolfHess）独自驾机飞往苏格兰，试图寻求和英国的和解。但是丘吉尔居然把海斯关押了起来，一直到战后，直到1987年死在狱中。可见丘吉尔并不比希特勒更想要和平。海斯直到最后也没有被释放，甚至假释也没有，这令人怀疑盟国害怕海斯会抖露出很多对其不利的信息。 当时的美国根本不想参与欧战。美国著名政治家、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者布坎南（PatBuchanan）如是说：“参加二战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错误。” 他的2008年出版的著作更加清晰地阐述了他的观点：结局极其恶劣，本来可以避免。[1] 这结局是，东欧全部和中欧大部都划入了苏联集权势力范围。沙俄想做而没做到的苏联做到了，整个西方的处境比二战前更加危难。 战后西方和苏联都把苏联在东线击败德国取而代之称作“解放”，这实在是十分滑稽。如果必要可以听听波罗的海三国的人对此如何看待。苏联取德国而代之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我在拉脱维亚的“被占领博物馆”所看到的是拉脱维亚人的看法，他们对苏联深恶痛绝，而德军当时把苏联赶出拉脱维亚却被看做是解放。 很多人一说起坏的榜样，就会举例纳粹，而不提二战中最为野蛮的苏联和日本。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二战中各国军队的表现，也许会大吃一惊。 二战中德国军队的纪律是最好的，对平民的骚扰最少。在德国占领区，平民基本上都没有受到虐待。犹太人是一个例外，他们很多被遣送到集中营。人们总喜欢用那个犹太女孩安妮（Ann Frank）的日记来证明纳粹的罪行，但是，安妮不是被饿死或打死的，而是病死的。德国医生还给她进行了治疗。当时德国人自己也吃不饱，集中营的状况当然更糟，但是，安妮是病死的——她没有受到强奸，也没有受到毒打。 德国前总理科尔，他的太太深受德国人尊敬。科尔太太曾经的遭遇也许不为中国人所知，因为好莱坞不会告诉你，而媒体也懒得告诉你。科尔太太1945年才12岁，在德国被苏联占领时，她和母亲一起被苏联红军轮奸。轮奸后她被苏联红军从楼上的窗户扔了出去，还好没有丧命，但是留下了残疾，令她痛苦一生。 在德国东部被苏联占领期间，有200万德国妇女被苏联红军强奸。这样巨大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但却证据确凿。[2]’ [3]苏联红军在其占领区对平民的暴行罄竹难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当时在东普鲁士（德国曾经的东部疆域）作为炮兵服役，他记载了亲眼所见的苏联红军把德国少女强奸致死的事实。他当时极为痛苦，对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对苏军的暴行极为不满，这也影响了他日后的观念。 几位我认识的捷克人告诉我，苏联红军占领捷克期间“强奸了所有的女孩子”。苏军暴行的普遍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苏联在中国的暴行也如出一辙。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见到大姑娘就强奸。我上大学期间，在哈尔滨兆麟公园参观看到陈列着一位没有事迹的中共烈士。我好奇就追问了这个问题，才知道这位军官是在制止苏联红军强奸平民时被苏军击毙的。因此无法写他的事迹。 但是，这些罪恶在二战后都被刻意隐瞒了。隐瞒者不仅是苏联，西方也是同谋。当时西方政治家面临极大的道德质问：以这样的代价打这样的战争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一个更大的恶魔去取代纳粹吗？ 这是西方无法面对的，于是他们必须替苏联隐瞒这段暴行。苏联要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解放者”，而西方要把自己打扮成西欧的解放者。尽管西方和苏联势不两立，但在这个事情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于是彼此涂脂抹粉。为了做到这点，必须要夸大德国的罪恶。随着苏联统治下的本国和东欧的情况急剧恶化，变本加厉抹黑德国也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 “卡廷惨案”也被苏联用来栽赃德国。这个事件不是德国造成的而是苏联一手操办的。卡廷在波兰境内，德国和苏联几乎同时进攻并瓜分了波兰。德国对波兰的战役伤亡很大，但是德军没有因此用屠杀报复波兰，而苏联伤亡要小得多，但却把波兰军队中的军官2万人集中起来，把他们赶进了卡廷的森林深处全部射杀。后有美国情报人员向美国总统通报这个事件，指出是苏联干的。但是出于要利用苏联对付德国，美国和英国都选择了掩盖真相，把这个惨案栽赃到了德国头上。德国战后只能逆来顺受，不予争辩。但是历史学家对此质疑愈演愈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终于看到了这个事件的档案。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感觉：我的头发和汗毛都树立起来，脊椎发冷，居然这才是事实。 戈氏是一位真正的男儿，一位对历史和人类负责任的人。他要求立即通知波兰方面。至此，卡廷惨案才得以还原真相。 盟军为了凸显自己的正义，于是就说解放了很多“死亡集中营”。后来发现，西欧境内的德国集中营都不是“死亡集中营”而只是用来关人的，苏联声称他们解放的是“死亡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为此我特地造访了这个集中营，去之前有一大堆困惑，去后困惑更甚。 在集中营的造访中，我发现几个无法用逻辑解释的事实。其一，苏联反攻时，德军从奥斯维辛撤退，奇怪的是德军是带着囚徒撤退的。由于囚徒行动缓慢，造成了德军的更多伤亡。这说明德国没有屠杀这些囚徒的意向，否则杀光快跑，何其简单？其二，集中营边缘处有三座巨大的圆形建筑，看了说明才知道这些是未完成的污水处理系统。二战后期奥斯维辛集中营人满为患，不仅有犹太人还有战俘，人多了污水处理不够用，德国就开始建造这些污水处理中心。但是没等完工二战就结束了。如果这只是一个用来杀人的集中营，还用得着这些吗？ 奥斯维辛集中营撤退时，德军带着囚徒撤退的示意图。作者摄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作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口，这就是一再在电视电影和纪录片上出现的大门，大门上写的是“劳动使你自由”。 奥斯维辛集中营三个巨大的圆形污水处理中心，没有建成，二战就结束了 德军当时把不少战俘撤回了西部，甚至到了柏林。但是他们没有屠杀这些战俘，在柏林失守时，德军没法维持战俘营的管理而释放了他们，而这些苏联战俘成了日后强奸德国妇女的“主力军”之一。 后来发现，二战最残忍的集中营是苏联支持下由一个叫Morel的波兰犹太人设置和管理的集中营，其残忍程度令历史学家这样说：“和Morel的集中营相比，纳粹的集中营就像是夏令营了。”Morel的集中营针对的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德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用残忍的方式强奸女人，包括小女孩；用残忍的方式屠杀德国平民。这个Morel后来逃到了以色列，以躲避波兰方面对其的战犯起诉。以色列仗着西方对此的心虚和忌讳，至今对波兰引渡Morel的要求置若罔闻。以色列的卑劣立场可以理解，一旦Morel被起诉，此人的罪行和审判就会广为人知，以色列的无辜形象便会轰然倒塌。 反观在德国占领区和集中营，几乎没有一起强奸妇女的事件。德国军人具有普鲁士军人和容克贵族传统，军纪极其严明，对强奸更加不予容许。 二战中军纪最差的是苏联红军和日本皇军，这两支军队以残忍和野蛮著称。而德国军队即便和英国军队比较也更加守纪律。隆美尔日记记载了当时欧洲战场和北非战场实况。日记中记录了英军中的非洲雇佣军肢解德国战俘的暴行，而德军对此极为不耻。[4] 苏联在强占领土上的恶劣行径比纳粹德国绝对有过之无不及，战胜国中只有苏联占领着他国的大片领土，其侵吞了波兰的领土，然后让波兰从德国划过领土作为一部分补偿。康德的故乡格尼斯堡位于今天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当时被苏联占领，今天依旧被俄罗斯占领，成为俄罗斯的一片飞地——加里宁格勒。 纳粹德国时期，没有多少普通的德国人逃离德国，而在苏联治下的二战后的东德，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东德。不少东德人为越过柏林墙逃往西德而被东德警方击毙，以生命的代价逃离故乡说明了什么？苏联治下的东德远远糟糕于纳粹治下的德国。 拉脱维亚的“被占领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记录了这一悲惨的时期，拉脱维亚被苏联吞并，后在德国的帮助下摆脱苏联的统治，但是又被德国占领，后来又被胜利的苏联再次占领。问及对比德国的占领和苏联的占领，拉脱维亚人心知肚明，但是不能明说，因为说德国比苏联要好得多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当时德军在进攻苏联的时候，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比如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等。在进入这些地区时，德国统帅部收到前方的报告：这里的当地人正在杀犹太人，我们如何应对？前方要得到统帅部的指令才可以行动，结果统帅部给出的指令是“不予干预”。见死不救，很不人道。但这和下令屠杀截然不同。二战初期，德军把苏联人赶出了波罗的海三国，图为拉脱维亚平民欢迎德军。作者摄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被占领博物馆” 二战中对整个战争和苏联唯一有洞察力的是美军上将巴顿。他当时认为苏联才是真正的敌人，而德国人是“Decent people”，他认为应该武装已经肯定战败的德国去共同对付苏联，一直打到莫斯科。当时西方是没有再打下去的民意和政治决心了。罗斯福根本不懂苏联，丘吉尔另有图谋。而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和稀泥大师，正全力争取登上美国总统宝座。二战欧洲战场只好以西方的惨败而结束——整个东欧和中欧都拱手相让给苏联，这个结果比德国占领欧洲要糟糕百倍。巴顿对此极为不满，当时他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已经推进到距离布拉格不足100公里处，却被艾森豪威尔下令停止前进，让苏联接管布拉格。巴顿气得大骂这位他昔日的西点军校老同学。历史证明巴顿是对的，艾森豪威尔此后在其有生之年目睹苏联在东欧的暴行和西方二战后的步履艰难，追悔莫及。小布什前几年在位时发誓他绝不会学艾森豪威尔的软弱和妥协从而“后悔一辈子”。 巴顿的愤怒导致他扬言要写《我所知道的二战》（The War as IKnow），巴顿口无遮拦，其观点和官方的大相径庭。此书由于他的离奇车祸死亡而夭折。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本同名的书，但那是别人替巴顿整理出版的，里面巴顿的观点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枯燥的战场记录。[5] 如果巴顿有幸完成此书，他必定痛斥盟军的错误。盟军的罪恶在二战后被刻意隐瞒，比如盟军进行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这是对平民的肆意屠杀。本来德累斯顿完全没有军事意义，而纳粹德国当时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刻对德累斯顿进行地毯式轰炸？轰炸中，每炸死一位德国成年男人（不是军人），就要炸死5位妇女和儿童。当时的统计是25万人死于轰炸，后来被英国和美国“轻描淡写”成3万。 战后60年来纳粹的档案在苏联和美英的手中，但是他们都选择了不予公开，怕的就是其中内容和他们宣传的相悖。直到前几年，这些文件才得以公开给历史学家，从中居然找不到哪怕一条要屠杀某个族群的指令。按德国的系统，如果没有书面指令，什么都执行不下去。因此，这就意味着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系统的屠杀计划。 尽管在纳粹档案里没有种族灭绝计划，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在二战后期的确有另一个种族灭绝计划，这不是德国设计的，而是美国犹太人摩根韬（Morgenthau）设计的“摩根韬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实行，将毫无疑问饿死数千万德国人，因此被称作种族灭绝计划。当时摩根韬是罗斯福当局的财政部长，位高权重。幸好接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没有采纳摩根韬计划，而是采纳了马歇尔计划——重建德国。 二战有太多的疑问经不起质疑，于是，只好不许质疑。二战的恶果之一是西方在战后也陷入了“文字狱”：如果质疑“大屠杀”事件，在德国是刑事犯罪，在很多国家都是罪行。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你可以质疑上帝，却不可以质疑一个历史事件？我们热爱源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因如此，我们对这些西方社会中的逆流更加深恶痛绝。 苏联过去每年都要大张旗鼓纪念二战的胜利。他们纪念的不是战争的教训，而是他们以此得到的辉煌。但是看看周围国家和人民对苏联的态度，我们就知道其胜利只是意味着别人的痛苦。当苏联最终从这些东欧中欧国家撤出时当地人们兴高采烈，足以说明当年所谓“解放”是何等名不副实。 又到了胸前佩戴红罂粟的时候了，请你理解它的意义，不是为了昔日的胜负，而是为了曾经的悲剧，以及，为了我们直面历史的勇气。 天堂没有假话，因此，天堂盛开红罂粟。 [1] Pat Buchanan, May 2008, Churchill, Hitler and the Unnecessary War:How BritainLost Its Empire and the West Lost the World. [2] Anthony Beevor [3] Eight weeks in Berlin [4] 隆美尔日记 [5] Patton, The war as I know.

从买金鱼看商家的诚信 文：霜沐（蒙特利尔） Boxingday 一家人到Rockland销品茂里闲逛，进了一家宠物店，女儿说，妈妈，再给我买几条金鱼吧。 　　 三年前我在这家店里为女儿买过三条金鱼，和一个最小型号的鱼缸。回家后，女儿当宝贝似的精心饲养，岂料短短几天内两条金鱼相继殒命，只剩下孤零零的一条。我原以为鱼种不太好，剩下这条也活不长，大概不久就会追随自己的伙伴而去。谁曾想这最后落单的一尾小红鱼却福大命大，无灾无难，一直存活了几年，直到前不久才寿终正寝。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曾疑惑不解。 　　 跟女儿去选鱼。女儿指着最便宜的那一种（一条只要九毛九分）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要这一种。”我明白女儿的意思，她是想用有限的钱多买几条。谁知那位工作人员却坦白地对我们说：“这种鱼活不长，只有几天的寿命，所以比较便宜。你们还想要吗？”当然不想。赶紧另外挑选，其他的鱼都比较贵，最便宜的也要七个加圆，还不算加税。不过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可以长久存活的金鱼。女儿于是指着七圆钱的那种让他打捞，一边央求我，“妈妈，我可以多买几条吗？”我想，小鱼也是生命，当然至少得买上两三条，否则它会多么孤单啊。不料那位工作人员又开口问我：“您家有鱼缸吗，是多大的鱼缸？”他告诉我，要想买两条以上的金鱼，鱼缸容积必须在5加仑以上，否则，鱼儿会因为缺氧而死去。5加仑是多少，我对这一计量单位可是毫无概念。他见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便说，“这样吧，您先多买几条，回去核实一下您的鱼缸，如果容积不到5个加仑，可以回来退货。” 　　 这时，我想起第一次养鱼的经历，我已经解开了那奇怪的谜团，我笑着对他说，“谢谢，不用了，就要这一条吧。” 　　 对不起，小鱼儿，你注定只能形单影只了，但这起码不会枉送了你的性命。 　　 回家的路上，向老公感叹，看国外的商家多讲诚信。换了在国内，你想买那种鱼，想买多少条，对方保证不会多言半句。本来嘛，周瑜打黄盖，一个原打，一个原挨！说不定他还在心里窃喜呢，鱼儿死得快，父母经不起孩子缠磨，没几天又得来找他买，生意该有多红火！记得在国内时，也给女儿买过不少宠物，这些小动物无一不落得早夭的命运。女儿每次与她的宠物永别，都要难过好几天。我也徒生伤感，并且隐隐觉得歉疚，好像自己是杀害它们的罪魁祸首。后来听说，这些小动物死的快，绝不是爱它们的孩子和父母们的过错。因为它们在宠物市场时就被喂食或注射了某种药物，只能维持不长的生命。宠物商贩们靠着这种手段保证源源不断的红火生意。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不会是空穴来风。起码，在中国，动物们的身体内被强加以各种骇人听闻的物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不由得想到，诚信，在本质的意义上其实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不懂得尊重生命的人、社会、国家，当然不会是讲诚信的。

文 / 嘉橙 ( 蒙特利尔 ) 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加拿大以 前哪过圣诞节呢？在与香港一水之 隔的深圳生活了 10 年之久，看到香港圣诞 的灯光，我也觉得那是他们那些不知祖宗为 何人的人干的酸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等到迷迷糊糊地作为新移民登陆加 拿大，最初几年，圣诞带给我的更多是痛 楚。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我找谁 去团圆？谁又是我的亲人？在这冰天雪地 的国度我到哪里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呢？ 于是，在随后的几年里，几乎一到圣诞我 就选择离开，逃也似地离开这座孤岛、这 个冰雪世界。 每到圣诞将至的时候，我仿 佛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孩，在风 雪中搓着双手望着别人家的圣诞灯光和桌 上的圣诞大餐，别人家其乐融融，而我却 孤苦伶仃。所以我通常一逃就是十几天， 等新年过了再回来。 直到有一年有一天，有一件事改变了 我对圣诞的看法，让我从此以后觉得圣诞 之于我是那么的重要和有意义。 那是在圣 诞前夕，圣诞树大打折，我买了一棵，并 装饰上了各式各样五彩的小灯。点亮之后， 满室生辉，如同在童话世界里。当时还在 上幼儿园小班的小儿子见到自己家里点亮 了圣诞树，那个高兴啊，小脚丫不停地蹦， 满屋跑着笑着，真的是可以用欢呼雀跃来 形容。 就在写这篇文章时，当时的一幕幕 还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看到孩子不加 选择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吸收了当地的文化，我开始扪心自问，难道我要永远地逃避么？难道我要永远地在这个国家作客 么？我的孩子生于此，也将长与此，父母 偶然的选择决定了孩子的命运，难道我不 能尝试着给孩子一个正常加拿大儿童所应 有的节日么？难道我不应该早早地融入当 地社会么？可以说这棵圣诞树点亮了我未 来的道路，我真正地开始了有意识的、主 动的尝试融入当地社会的生活。 圣诞前后 幼儿园通常连续放假，可是有工作的人却 不能连续休假，于是一个单身妈妈贴出了 一个告示，询问谁能义务帮她看孩子。要在以前，我是不会揭榜的，理由是我的语言不好，文化又不同。可是这次我想 ：语言不好不会影响我照顾孩子，作为同一个班的孩子家长我也可以献爱心。我做了这 件好事，我儿子好为妈妈自豪，头抬得高 高的。那个小姑娘在我家上了一个星期的幼儿园，吃了一周的中国饭，等幼儿园开 园了，她还要来我们家上幼儿园。后来孩 子妈妈给我买了一盒巧克力表示感谢，那 是我吃的最意味深长的一盒巧克力，它代 表我开始走进了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而 他们也通过我切实地体会了中国文化。再后来，我还断断续续地在社区一家老人院 作过义工，义务服侍他们吃午饭，并协助 他们下午的娱乐活动，下午 3 点钟送他们 上车回家。 在那里过的圣诞节也是我有生 难忘的。一年圣诞时老人院请来了跳肚皮 舞的舞娘为他们表演。因为有人行动不便 需要坐轮椅，舞娘就到他们座位前表演。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近的一次看肚皮舞 表演。平常头都抬不起来的老人，这次也 勉强抬起头送给舞娘一个用力的微笑。在 老人院工作的这九个月，我见识了中外老 人生活之不同，并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了人 如何有尊严地老去这个话题。 我常想，如果要弘扬中华文化，消除 种族隔阂，有什么比我们带着爱心走进当 地人的生活更有效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 以是民间大使，我们都能胜任传播中华文 明的使命，而这个社会会以它的方式回馈 给你。我的儿子离开幼儿园之后的几年间， 我有一次顺便去拜访那个幼儿园，我惊喜 地发现数年前我寄出的圣诞卡还订在教室 的黑板上，瞬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眼 里充满了泪水。 来加拿大内心最有触动的一个圣诞是 跟一个犹太后裔的家庭过的。 因为孩子的关系，两家经常有走动，我们两个妈妈还 经常探讨一些私密的话题。不过圣诞这么 家庭化的节日能够收到他们的邀请也是一 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圣诞夜我们盛装如约 前往，寒暄、吃饭、交换礼物、聊天，到 最后，女主人的一席话让我更进一步的走 进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她说，Helen，我 们是犹太人，你知道么？我说我不知道， 这有什么差别吗？她说，我怕告诉你我是 犹太人，你就不会跟我们来往了。 我们这 条街上有的家庭一知道我们是犹太人就不 让孩子在一起玩了。我们祖先是犹太人， 可是我们过的是加拿大人的生活……她的 话说得我心痛，我说我很喜欢你们，我觉 得你们很善良、也很慷慨，我不会因为你 们是犹太人就改变对你们的态度。那时， 我对加拿大人的看法第一次超越了种族和 肤色，我们都是加拿大人，而世界也不过 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当地社会越来 越熟悉，孤独感也慢慢消失，现在我再也不 惧怕圣诞了，就是我一个人过，我都不会觉 得孤独，因为这里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孩 子、我的朋友、我的同事。 虽然我知道我的 外貌让我永远，至少在未来几十年，是一 个 visual minority（显著少数族裔），可是 我并不在乎，因为 being Canadian（做加 拿大人）就是意味着 being yourself（做你 自己）。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同事聊起 墓碑的话题，每个人都要说说自己的墓志铭。 轮到我的时候，我说“Finalement, je suis parmi des Canadiens et Canadiennes.” （我终于和加拿大人打成一片了），引得他们 哄堂大笑。

旷代的忧伤 文：林贤治 世界上没有哪一位画家，乍读之下，会使我立刻想起年迈的母亲，行将荒芜的田园，和久别的胼手胝足的兄弟，除了珂勒惠支。 珂勒惠支，以锋利无比的雕刀，侵入石板、铜、坚韧的木质，而直抵内心。雕刀之下没有风景。蝴蝶、春天、蔷薇园，都斑斓在别一世界。这里则是黑暗的中午，是展开在哑默中的广大的底层：种植饥饿的耕夫，褴褛的织工，失血的妇女，早夭的儿童……人类弱小而纯良的部分，苦难覆盖他们一如绵亘的岁月；反抗的意志，乃在无从察觉的最沉重因而最稳定的处所萌芽。乌黑而深垂的手，纷纷抓起武器，从铁镰木斧直到随处可见的石头，复着先人猎兽般充满激情的原始动作。在铁栅外面，奴隶们怒吼、欢呼，跳断头台之舞；然而，节日尚未诞生，就已经被勒死在绳圈里了。既然全身光裸的母亲双手高举自己的孩子，作为牺牲奉献给了时代的祭坛，那么孕妇，那位身著袍服的未来的母亲，为什么仍然温静、安详如冬日的稻草垛？ ——等待会是有意义的吗？ 珂勒惠支一生作了50多幅自画像。这些画像，无言地纠缠着所有受难的妇女的灵魂，正如画家给妇女造像时，着意保留自己的影子一样。她们是如此相似。我看见她们常常交叠双手，抱着前胸，仿佛永远在护卫着怀中的生命；一俟无力与死神争夺，遂以手加额，在极度的疲累和无望中作不屈的沉思。母性博大、慈爱、坚忍、庄严，渴待生命的热情，于她们是上天的赐予，徒劳然而无尽；即使燃着逼人的愤怒，她们的目光，也一样流露着旷代的忧伤。 版画原本是男性艺术。它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明显地具有对抗性质：坚定、沉着、富于锋芒。珂勒惠支以天生的大悲悯，容涵这一切，浸润这一切，于是，她的版画制作，通过粗犷而细腻的描线，单纯而丰富的颜色，遂传递出了一种品格，一种气质，一种如暴风雪驰向大旷野般的强烈的凄怆的诗意。 女画家承认，自己的艺术是有目的的；她决心以此在人们普遍彷徨失措和急待援助的时代中发挥作用。显然，艺术的作用被她过分夸大了，实际上，艺术很少有机会进入森严的社会。即如珂勒惠支，虽则没有放弃当一名“律师”的责任，所有作品都服务于“控诉”、“警告”和“呼吁”，倘使法西斯政府如后来所做的那样，把强令退出艺术机构，禁止举办展览等等措施提前实行，那么，什么劳什子版画，都将完结得无声无息。然而，艺术的本体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对于一个艺术家，即使剥夺了可供他利用的所有的传播媒介，也无法剥夺艺术本身。也即是说，一个艺术家的出版自由可以被剥夺净尽，但是创作自由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在创作的任何一个瞬间，作为艺术家，他已经表达过了。毕竟已经表达过了。 真正伟大的艺术，是以某种具体的艺术媒介，对人类苦难所作的最富于个人特质的强大的反应与深刻的诠释；即使这苦难牵涉到了生命的最神秘、最深隐、最恒久的部分，也仍然同人类当下的存在密切相关。珂勒惠支的艺术，就是这样的艺术。她以一位母亲的无限阔大的襟怀，遮没了美术史上所有的男性画家。 巨人米开朗基罗，他的痛苦与狂欢也许永远无人知晓，但是，光华灿烂的绘画天才，毕竟为教堂和陵墓而照耀；垂死的奴隶石雕，不过小小的缀饰而已。可怜的提香，一生绘画都献给了王公贵族。而那些阔人，据传对他也很敬重，弄到尊贵的查理五世大帝居然亲自为他捡拾画笔。于是，冈布里奇便得意洋洋说是“艺术的一个胜利”。到底谁是胜利者呢？雷诺阿的浴女是有名的。然而，漂亮而已。在画布上，她们与洁白的细颈瓶、花束、红苹果一类毫无二致。高更老远跑到塔希提岛，出于对文明的厌憎，一打—打地画了许许多多半裸的女人。其实，与其说是女人，不如说是一些富于水分的热带植物更合适些。凡高用旋转的笔触把一切画成自我，唯吃土豆的人一如土豆，安静而淳朴，而人却遁逸了。视觉艺术一旦把象征性背景撤离视野，人也就不成其为人。蒙娜丽莎的微笑，一半像上帝，一半像魔鬼，美在什么地方呢？仅在于猜不透的诡秘么？所谓美，乃是世界上最没有分量的东西；它纯然是一种快感，而快感是不负责任的。米勒恐怕是第一个赞美农人的画家了，遗憾的是，他笔下的兄弟没有惊恐，没有愤懑，没有悲痛神色；一个个全是那么高贵、肃穆、虔诚、顺从！ 谁像珂勒惠支呢？ 看看本世纪最著名最富有的画家毕加索吧。他的大多数作品画的都是女性，男性少得惊人。关于这点，与珂勒惠支颇相类似。可是，毕加索的女性只是在性关系的基础上对人体所作的幻想与拼凑，是纯粹的性角色。珂勒惠支也写性。她的《农民战争》组画之二，画的一个裸女，仰卧在地有如静物；然而，另一批静物如狼藉的花草，包括凡高未尝画过的葵花，都在暗示：此间并不平静。可以断定，裸女曾经有力地挣扎过，动弹过。由是，我们便进一步窥见了画板的隐面，裸女之外的系列的人们。可以说，珂勒惠支雕刀下的形体，都不是单个的存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人的生活，构成为复合的处延的成分。——大约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内涵罢？毕加索自离开西班牙之日起，就被一群女人、猴子和马屁精所包围，以致完完全全失去了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正常的感受能力。他是一个天性聪颖的顽童，追逐刺激、新奇、满足而又永远无法满足的浪游者，他活在性欲、虚荣心和一个接一个恶作剧般的胡乱涂抹的行为之中。立体主义的发明，便是题材匮乏和激情枯竭的明证。悲剧无法进入他的作品。一个对政治社会不感兴趣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然而，艺术家的品格注定是悲剧性的。是人类的普遍受难使艺术家的产生成为必要和可能；倘使状况已经改善，海晏河清，光天丽日，那时艺术家大约也就可以沉默了。 真正的艺术家，心目中是没有“艺术”的，唯有人世间的苦难而已。珂勒惠支曾经作过一次罗马之行，可是古典的完美的废物对她并不生什么影响，因为她始终在注视现实中的缺陷和污秽。其时，现代派的抽象艺术早已流行，而她，竟也浑然无觉；对远离生命实体的新生的东西，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迟钝和淡漠。她总是一个人，固执地默默地走着写实的道路。作为苦难的承担者，珂勒惠支是孤独的，所以是强壮的。 法西斯当局所以迫害珂勒惠支及其版画，就因为充分地意识到了她的艺术力量。无论如何，那样一批摧残艺术的党徒和警棍，是颇懂得她的艺术力量的。相比之下，自诩为艺术美的创造者和批评家倒是一群呆鸟。他们普遍传染上了一种专业性疾患，开口闭口动辄光、色、刀法，煞有介事地做着所谓艺术分析，其实是对艺术的最精致最残忍的肢解，乃至不惜抛弃整体，艺术中的人格与精神。 珂勒惠支的伟大地位，无疑地遭到了压制和贬损。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上总有一些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启蒙，正当其时 文/ 刘健巍（蒙特利尔） 在当下中国，启蒙已经过时了吗？没有，因为启蒙的目标尚未实现。 二十世纪，中国先后两次掀起启蒙的高潮，一次是起始于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一次是发端于1984 年的新启蒙运动。两次启蒙不仅相距六十余年，而且在这其间中国社会变化之剧烈可谓沧海桑田，但启蒙的目标始终如一，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君主专制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可令人遗憾的是，两次启蒙均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夭折的原因并不相同。 新文化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成为第一要务，再热议“科学”与“民主”，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算是造化弄人吧。 新启蒙运动的失败，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起突发事件。启蒙无疑是这起事件的助燃剂，但这起事件却最终演变成了启蒙的绊马索。历史的吊诡，令人扼腕，也令人深思。 新启蒙运动失败之后，知识分子日益分裂成三大阵营：沉默的大多数，或为五斗米而折腰，或为学术而学术，或为悲观而绝望；公共知识分子，仍为民主鼓与呼，咬定青山不放松，“虽千万人吾往矣”，身陷囹圄亦在所不惜；公公知识分子，或称太监知识分子，因坐稳奴隶而心花怒放，因奴颜卑膝而飞黄腾达，因良知泯灭而助纣为虐。 知识分子的沉默和堕落，使启蒙运动的复兴步履维艰，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正以“反思启蒙”为名，行“否定启蒙”之实。 有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其它问题均可以存而不论。 “其它问题”，说白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明显割裂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经济当然要发展，但问题是，现存的政治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越是要发展经济，越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温家宝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启蒙所追求的政治民主化不能同日而语，但这毕竟是往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我们理应乐观其成。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证明，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这是近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论”。与其说这是一种“学术观点”，还不如说这是对现政权的阿谀奉承。它在暗示我们，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未来的任何变革都是毫无必要的。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经济无论怎么增长，都不能赋予专制和腐败以合理性。更何况，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公共产品的缺失和结构的失衡为代价，而这种增长从来都是难以为继的。 有人认为，中国人正享受着越来越充分的自由，何必再为自由而呐喊呢？ 是的，现在中国人结婚已不必经组织批准，发牢骚已不担心隔墙有耳，跳槽已成家常便饭，的确自由了许多。但这只是私人领域的自由，开明的专制政权不仅不会禁止反而会鼓励这种自由，因为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私人领域的自由永远无法代替政治领域的自由，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人所缺乏的自由，也正是启蒙为之奔走呼告的自由。没有政治领域的自由，私人领域的自由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危险，因为它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而不是人民的意志。 有人认为，现政权看上去如此强大，促其改弦易辙岂不是与虎谋皮？ 让历史告诉未来。前苏联的国家机器不可谓不强大，但其专制政权土崩瓦解的速度也不可谓不迅速。比国家机器更强大的，是民心的向背。国家机器是由人操纵的，而人是可以改变的。端起枪，他是人民的敌人；掉转枪口，他就是人民的一员。这正是启蒙的意义所在——敲响“警世钟”，人“猛回头”。 有人认为，宣扬普世价值就是对西方价值观的盲目崇拜和全盘移植。 价值观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没有东方与西方之别。普世价值的“产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疗效”。它所倡导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价值多元化”，或许不是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但却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高“医疗水平”。当“中医”对“专制”之疾、“腐败”之痛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将“西医”拒之门外呢？ 有人认为，启蒙运动猛烈抨击传统文化，有过激之嫌。 何谓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但只是其中的枝节。启蒙运动并不关心这些枝节，它要抨击的是其核心。传统文化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三纲五”，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如此封建伦理纲常，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弃之如弊履，有何不可呢？ 有人认为，民主化的中国很可能会四分五裂，就象前苏联一样。 民主化与分裂并无必然联系。有的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解体了，比如说前苏联，这与其特殊的国情有关，因为前苏联的宪法明确规定，各加盟共和国都有退出联盟即独立的权利。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在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年代里，中国也没有在宪法中赋予各省市自治区分离中国的权利。再加上，中国人“大一统”思想极其浓厚，在近现代历史上又饱受分裂之苦，这就使得没有哪一个政权，民主的或专制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放任国家分裂而无动于衷。 有人认为，在民主化过程中，随着群众参与热情的高涨，极易诱发大众暴力。 大众暴力的确发生过，这是不容回避的，最典型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专政。但是，第一，群众的热情是可以引导的，它并不必然是洪水猛兽；第二，瑕不掩瑜，民主在其成长过程中的瑕疵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借口；第三，民主化过程中，更易诱发的不是大众暴力，而是专制政权对大众的暴力镇压；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群众的参与热情，而是来自独裁者的冷酷无情。 有人认为，西方社会正在反思启蒙运动，仍然在中国倡导启蒙未免落伍于时代。 反思启蒙的前提是曾经启蒙，未曾启蒙的怎么有资格反思启蒙呢？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由独裁向民主、由专制向共和、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时期，秉承普世价值，拥抱普世文明，才是当下的不二选择。社会可以快速发展，但不能跨越式发展。可以借鉴反思的最新成果，但不能幻想跨越启蒙这条必经之路。 从清帝逊位至今，百年历史，两次启蒙，国人仍未摆脱专制的牢笼，这既是启蒙的悲哀，更是启蒙的动力。屡战屡败，普世价值似乎远在天边，但屡败屡战，普世价值就会近在眼前。启蒙的目标必将实现，因为我们对美的追求永不停息。

Costa Rica, Nicaragua的猴子世界 文：Arrwyn Heroux（蒙特利尔） 猴子是最像人类的动物，有时候看到他们，我会感觉为人类自己尴尬，他们代表了过去的我们，感情上，他们跟我们一样丰富，一样复杂。猴群的政治斗争和等级制度，堪比人类的办公室政治，不同的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对科学技术的推进发展，让我们离开了jungle摆脱了饥饿,可是他们还在那里，因为没有改变自然的科学技术，几百万年来，它们还在重复着跟以前一模一样的生活。人类的算计和勾心斗角，也大多是动物本能的衍生。可见三国演义和厚黑学，都提升不到文化的高度，真正把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科技和创造力。只不过有些人类虽然可以因为同胞的创造力而过着不同于动物的生活，心理其实跟猴群差别不大，每天想的都是抢占资源和利益之争，比如电视剧《甄寰传》和《武媚娘》。而有些人类在探索自然思考人类未来和发展，那是人类文明的希望。可惜因为动物本能的缘故，人类在勾心斗角和等级排位上浪费掉了太多的时间。 我们为城市里被虐待的动物哭泣的时候，在看上去优美的自然界中，那些同样可爱，同样憨厚的动物们却不得不让自己变得凶残，因为自然界的食物链只被饥饿主宰，存在法则只有吃，或者被吃。 Costa Rica的自然环境不错，一早我追着黎明的第一道阳光去看海，就跟猴子有了亲密接触，就在宾馆的海边树林里看到了white-faced monkey，他们住在附近的山上，早上早起来来宾馆附近的树林里跟游人要东西吃。他们个头不大，一身黑酷的外衣加上犹太人的小帽子。因为我没带吃的，我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两个猴子就折叠起来装成大动物试图吓唬我，这点小伎俩，哼哼，好像姐姐我不会数数一样啊。转天在宾馆导游的推荐下，我们去尼加拉瓜湖一日游，尼加拉瓜湖貌似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因为很多火山的缘故，湖里很多小岛，大的都盖上房子卖出去，一家一个，100万美金就可以买一个岛。想到可以抛弃一切来这里隐居，老公抒发了好一阵子每天可以看日落开帆船的日子，但是想到尼加拉瓜人思维意识比较原始的，动不动就暴乱，而实验室的研究还是他的最爱，梦想终归也只是个梦想。最近几年尼加拉瓜就暴乱过几次，政治不稳定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很大的硬伤。不过政治，都是动物勾心斗角抢占资源本能的衍生。尼加拉瓜湖里很美，自然景观堪比世外桃源，加上这些加勒比海国家没有工业，只有农业，处处都是无污染的原生态。有的人喜欢隐居生活，住在岛上必须有直升飞机或者船。也有人把一个小岛买下来，专门给猴子居住，就在一个岛，上面养了3只猴子，一只蜘蛛猴子，一只白脸猴子，还有一只我不认识。蜘蛛猴子长得真壮阿，一只猴子的力气是人的人类的5，6倍，文明社会带给我们的是优越的生活，也是肢体的退化。每次有游船过来，他们就过来要东西吃，听到有人叫linda, linda，叫他们拿东西吃，我以为是他的名字是linda，问了导游才知道原来这是西班牙语叫所有猴子的方式，于是每天早上我一醒过来就亲昵地招呼老公，linda,linda…… 扔过去的食物很快被强壮的蜘蛛猴抢占起来，剩下一只弱小一点的小猴子只好从水里找他们漏掉的，看着它为了一点点饼干玩命，我突然挺难过，这个岛很小，想到宾馆附近的猴子可以翻山越岭到宾馆附近，而这里的猴子却被囚禁到很小岛上，我心里就开始不淡定了。因为会利用工具的缘故，住在岛上的人可以开船或者开直升飞机离开，就被称作上流生活，同样是住在这些昂贵的小岛上，猴子们却无法借助先进的科技离开岛上，只能像犯人一样的被囚禁着。 岛上的猴子还不是自然状态，他们是被人类囚禁在岛上被人观赏的，真正开始了解猴子，是从pola verde河流域坐船看到的猴子开始的。在这里，才知道猴子是社会化的动物，他们有严格的界限，地盘都是猴王跟别的猴王打架打来的，猴王负责把入侵者打走，来巩固自己的地盘，保护自己的追随者，所以每次有吃的，都是猴王先吃，然后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依次吃下去。当然猴子群里的女人，也是猴王先给她们受孕。我们的游船还没有靠近，猴王就带着手下在那里观望了，猴王是脸上最脏的那一个，因为他总需要打架把入侵者打走。我们的船一靠近，就有猴子跳上船要吃的，我从宾馆带了两个香蕉出来，准备给他们吃，因为看着一个秀气文弱的猴子很顺眼，想给它，它一靠近我，却被这个顶上的猴子一巴掌打翻在水里，我很心疼，连着把两大片香蕉都给了她，看她吃得香甜坦然的样子，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坐在宾馆餐馆里吃着推成小山的大量的食物中大吃大喝让自己的本能欲望控制了自己的超级肥胖的人，和我自己浪费食物产生了很强烈的罪恶感。仅仅是两片简单的香蕉啊，在猴子那里却那么香甜。这个打架的过程一直被躲在树枝上的猴王阴郁的看着。导游赶紧跟我说，它们有严格的先吃后吃等级制度。因此谁来要给谁，主动给别的，会引发战争。这点感觉类似于中国农村的妇女吃饭不上桌子先让男人吃。不过猴子感情上再复杂，也没复杂到列出复杂的规章制度囚禁同类，他们的世界一律是弱肉强食，等级排序也是弱肉强食，而不像人类那样，给妇女裹上小脚，给男人在权威面前尊严上的奴隶化。我们送完了香蕉，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我又看到猴王阴郁沉重的一瞥。猴王的一生充满了战争，直到有一天打不动了，被同族的另一只年轻猴子打败，然后替代它的位置。通常这样的情况下，老猴王会单独，或者带着几只猴子离开，据说大多数猴王会孤独的死去。 猴王的一生，真的是tough life。其实整个动物世界何尝不是呢，晚上吃过晚餐，躺在五星宾馆透明的游泳池边看着满天繁星，和不远处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酒吧，我不由自主地感慨，我们几百万年前离开了jungle开始了我们的进化发展之旅，到现在过得舒服得多，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都在原地不动呢。我男人说，我们只是摆脱掉了饥饿，其实其他方面，我们并不比他们先进多少，我们都是疾病，衰老的牺牲品，在任何天灾人祸面前，我们都很脆弱，其实，我们离动物世界，并没有走得太远。 因为看了猴子的缘故，在回来的机场看到一个加拿大胖子，竟然等飞机那一小点时间还在不停地肥吃了一大堆署片棒棒糖巧克力爆米花各色食品，我强忍着想上去跟他说话的欲望：你这一会儿吃的东西，都能喂饱50只猴子了，你真的需要那么多吗？

普京“不屈服”的背后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美国想让我们屈服，以我们为代价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成功。”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这样说。目前俄罗斯因为支持和武装分裂乌克兰的活动，仍在受美国和西方的谴责和制裁，国内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国际上十分孤立，普京无疑是在给国民加注强心剂。普京在会上说：“历史上没有人能让俄罗斯屈服，以后也不会有。”此话引起会场阵阵掌声，也很快传到世界各地。 普京素以“强人”著称，还有个“新沙皇”的绰号。他此番放话，不但反映出俄罗斯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也在表态俄罗斯不准备妥协，将强硬到底。普京的“硬”是他得到国内支持的一个重要筹码，但听了他的说道，局外人也许会得到另一种解读。 普京说历史上没有人能让俄罗斯屈服 总统的几句“反击”和煽情话，能抖擞起俄罗斯人的精神，赢得好感，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正面临着困境。我们不提这些，就普京的“历史上没有人能让俄罗斯屈服”说，翻开俄罗斯几页历史，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沙皇时期俄国，积极向外扩张，侵占弱国领土，版图横跨欧亚大陆，俨然世界一霸。沙皇多次发动和参与帝国主义战争，俄罗斯民族不都是胜利者，有过失败和羞辱。 ——1853年—1856年，俄国因强占土耳其领土，与支持土耳其的英法发生了克里木战争。1854年1月，英法联合舰队进入黑海，负责保卫土耳其的交通线。9月联军远征部队在克里木半岛成功登陆，与驻守俄军遭遇，俄军炮台失守后投降，其他部队在激战中失败而退却。1855年9月在俄境高加索地区，英法联军发起总攻，夺取关键阵地马拉霍夫港，俄军统帅部决定放弃城市，施行总撤退，将舰船全部沉没。1856年3月，双方在巴黎签订合约，俄国被迫接受了苛刻条件，归还部分占领土地，失去黑海控制权。克里木战争让沙皇在国内外威信扫地，使俄国君主制危机加深并走向崩溃。 克里木战争，俄军炮台失守，最终惨败被称“尸山血海” ——1904年，俄国和日本为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俄日战争。9月7日，俄军被日军击败，日军夺取辽阳。为占领重要意义的旅顺，日军发起三次强攻，于12日攻占了控制旅顺全城的制高点，重炮轰击俄军和港内俄舰。俄国太平洋分舰队见势不妙，试图突围港湾没有成功，大部主力战舰都毁于日军炮火。1905年1月1日，俄军向日军投降，旅顺遂落入日军之手。两个外国强盗的大火拼，使中国东北许多平民家破人亡，深受祸殃。 日俄战争俄军阵地 日军击败俄军占领旅顺 ——旅顺一战后，俄军又同日军进行了奉天会战，这场日俄战争最大的一场决战，俄军集中30万兵力，日军投入27万人，结果俄军损兵折将，于3月9日弃城败逃。此役，俄军损失12万人，日军伤亡约7万人。 ——奉天会战后，沙皇政府仍不甘心失败，继续向中国东北增兵，并从欧洲调来太平洋第二舰队，遭到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朗指挥的联合舰队截击。1905年5月27日，俄日舰队展开了大规模的对马海战，俄军旗舰“苏沃洛夫”号和“奥勒尔”号首先被打瘫痪，“战列舰波罗丁诺”号、装甲舰“奥西里亚”号被击沉，官兵死伤惨重。5月28日晨，当俄舰队残部撤到郁陵岛以南海面时，又被等在这里的日本28艘军舰包围，俄舰再遭重创。临近中午，在海参崴港，俄国太平洋舰队向日本投降。此后，日本集团军在朝鲜元山登陆，经过战斗，俄守军于8月1日投降。 对马海战被日军俘获的俄军战列舰，改名为“冲岛号” 至此，俄国以陆、海军全遭失败而告战争结束。1905年9月5日，俄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朴茨茅斯合约》，将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把朝鲜和中国东北南部化为日本势力范围，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地区割让给日本。 俄国的一败涂地、投降、被迫签订丧权失利的条约，是不是历史上的屈服？再看现代俄国(前苏联)对美国的态度，朝鲜战争是在前苏联的支持下爆发的，斯大林害怕和美国发生直接对抗，便让中国出兵参战，他躲在背后出钱出武器，最后看打不赢，又担心全力支持中朝损失自己的利益，首先表态同意并指示中朝和美国签订停战协议。这算不算暗自屈服？1962年，苏联偷偷在美国的“后院”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受到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严厉警告，不惜与苏联开展核战，赫鲁晓夫在畏惧下，灰溜溜地将运往古巴的导弹全部撤回，苏联丢人又吃亏，成为当时的国际笑柄。难道这也不是屈服？ 肯尼迪发表强硬讲话 美军战机拦截苏联偷运导弹的货船 俄罗斯历史上有过屈服是肯定的，也有强势压迫别人屈服的能耐，如二战时与希特勒瓜分波兰，制造惨绝人寰的卡廷惨案，1968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的出兵阿富汗、车臣、格鲁吉亚等。而受俄罗斯屈服最深的是中国。从清朝康熙年间起，沙皇俄国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丧权失地的条约。1900年俄国趁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威逼清政府又割让了部分东北领土，总共侵占了中国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新疆自治区面积）。 列宁建立苏联后，宣布废除沙皇对外不平等条约，归还侵占中国的领土。但列宁去世后，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再到现在的普京，一寸土地也没有归还，似乎列宁的苏联不代表俄罗斯，承诺就是一句废话。 侵占中国东北的沙俄军队 俄军镇压反抗的中国人 斯大林时代，更是给中国政府施加各种压力，诱迫、硬逼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因为斯大林不愿看见一个偌大的邻国与苏联接壤，觉得不安全，有意削减中国领土，控制蒙古，形成一个中间缓冲带。中国再次屈服了苏联，一下子又少了156.6万平方公里土地（外蒙面积），加上历代沙俄侵占的领土，中国总共失去3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如果没有这些损失，中国的版图比现在的俄罗斯小不了太多，应该属世界第二大领土国。 普京说“美国想以俄国的代价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话让人听不懂，是美国让你鼓捣分裂乌克兰的？你是倚强凌弱，自寻其辱，怎么成了美国以你的代价解决美国的问题？反过来看普京，近一时期极力表现出与中国友好，低价签售天然气大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昨天普京又出访印度，洽谈俄国交付印度航母、出售先进战机、武器，签了多项合作协议。普京使足了劲与中印两个大国加强关系，以摆脱俄罗斯的颓势。 克里米亚被纳入俄罗斯版图 而中国与俄罗斯走的近，必然得罪美国，使美国更加“选边站队”，在亚洲安全方面与中国作对，干涉中日钓鱼岛、中菲南海争端。中美关系紧张，就能转移和分散美国的欧洲视线，减轻俄罗斯的压力。把中国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上，既牵制了美国，又给俄罗斯撑了腰，与当年斯大林如出一辙。用普京那句话，换个名称就是“以中国的代价来解决俄罗斯的问题。”他对印度也是如法炮制，你不跟我更好，我就让中国“拉走”，中国、印度都和我是“铁哥们”，美国更甭想让我“屈服”。 普京12月10日访问印度，与莫迪套磁 这就是普京放硬话的底气，以及他背后的招数。但普京的话太大了，他是有意吹嘘，还是忘记了一个事实——俄罗斯历史上曾多次屈服。普京如果正视历史，恰恰证明他是一种壮胆式的、自我安慰的“不屈服”，因为没有人逼他屈服，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普京也有点太自私，只顾自己的“硬汉”形象，吞并克里米亚，分裂乌克兰，却不顾国家经济遭受严重危机，当然俄罗斯人生活水平再下降，也影响不到普京自己。 美国与盟国商讨制裁俄罗斯 普京与奥巴马 再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基本上还是一种专制版本，所谓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普京独揽大权，压制不同声音。他与梅德韦杰夫默契上演的权力交替，修改宪法等，西方人看得一清二楚，就连中国人也发出“俄罗斯二人转”的戏谑。俄罗斯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渊源和传统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说句糙话“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俄美也不可能成为真的伙伴。 普京与俄总理梅德韦杰夫 “哥俩好” 漫长的时间可以掩盖一些历史，但是有一些历史永远不会被人忘记。正如历史上不像普京说的“没有人能让俄罗斯屈服”，俄罗斯让中国屈服侵占了大片领土，历史事实明明摆在那，不是某些高调“宏词”能抹去的。 普京的离谱话，博得了一些中国读者的信服膜拜，疾呼：“俄罗斯终于强硬起来了，这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惨败！”赞曰：“支持大帝，有了大帝这句话，习大大笑得更轻松了。”云云。这让人想起普京大帝近来放生的两只东北虎，跑到黑龙江境内后，受到中国方面的优待，专门放出牛供它们吃，老虎袭击家禽，滋扰老百姓也不准捕捉，“普京虎”在中国都能享受特权，逍遥自在，据说普京知道虎养得不错很满意。 普京不用担忧他的老虎在中国 如今歪曲事实，篡改历史的东西很多，热追捧吹、“口述历史”、避实就虚、哗众“揭秘”、任意炒作，无论大的小的，国内国外的，说穿了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对这类的”常态“，要联系过去和现状加以分析，“以后你就慢慢懂”，没错。

学会感恩， 懂得感恩 文：天马（蒙特利尔） 日前一位新移民朋友拉我加入一个微信圈，是为魁北克一项缩减私立小学经费而发起的抗议签字活动。最后此案以40000人签字而通过抗议。通过后，在圈里一个朋友出来发了一个短信：“私立小学已经比公立小学师资设备好不知多少了，送孩子去私立小学的都是有钱人，这些人却忽悠大家，包括很多上不了私立学校的家庭为他们去签字， 中国人圈子里很多人想也没有想，都被他们忽悠着去签了字。让政府去资助条件好的私立小学，把有限的资源再一次投到有钱人家的孩子身上， 我很遗憾，当时没有阻止很多人去投这个票！”。看了此短信，有感而发，我也发了一个短信：“魁北克的私立小学，和外省，美国比起来，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因为政府花了很多的钱在资助。很多地方的私立学校是没有半点资助的。如果这项抗议是抗议政府缩减公立小学的经费，我会签字， 但是是私立小学，我没有签。”有人问：“为什么？”我回答：“每一个孩子， 无论是穷孩子还是富孩子，在教育上，应该尽可能有同样的机会和条件，因为人是不能选择出身的。” 很快，圈子里就有两派人各自争论。一派说那些送孩子上私校又喊着抗议魁省缩减私校开支的富人是为富不仁，贪婪， 不愿为这个社会多作一点贡献，有钱了还要和穷人争这点资源。另一派人也开始扣帽子：你这么仇富啊，你红眼病。 总之，很快这讨论快要升级到恶斗。 我觉得很遗憾，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理性地，客观地谈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彼此一上来就扣帽子，打棍子？当我说明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很吃惊反对的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的“仇富”心态，而不是从善意的思考出发：我这么说是觉得政府有限的资源应该投到师资，设备条件更差的公立小学！ 愕然，非常愕然！更愕然中国很多移民一上来就打棍子，扣帽子的口吻。因为一点小小的观点不同，立马变成势不两立！ 从这件事让我联想了更多的事，我又发了一条短信：“中国曾经很穷，曾经很被人看不起。但是今天的很多中国新移民老移民，相比这里一般的加拿大人，并不算穷了。但是很多人一碰到事就觉得别人欺负自己，觉得自己吃大亏。把自己想象成受气的小媳妇， 分分必争。人，是变成富人了，但是思维和心态，还保留在有些穷人所特有的敏感，狭隘， 自私，封闭的状态。保留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处处受人欺到处要抗争的‘挣扎’思维里，和等遗憾！这就是网上常说的中国崛起后中国人是大国公民小国心态。” 当一个移民来到加拿大这个国家，因为你被批准移民了，你就有权享受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一切福利。但是每一个移民有没有扪心自问过：我为这个国家贡献过什么？加拿大无条件地给了新移民和原驻地居民一样的待遇，因为基于人人平等的概念。但是这个国家的财富是加拿大人几代人的努力创造的，不是你一个新来乍到的移民！ 加拿大人满可以这么说：凭什么你们刚来就可以享受这一切福利？这是我们祖辈奋斗几代人的财富，这公平吗？ 人要学会感恩，感谢别人给予你的。而不是以移民自居，不想到贡献，只斤斤计较算计着政府的每一分钱。 想起我曾经有一熟人，加拿大无私赞助他学完硕士课程，移民，工作。因为工资低，没做半年他就愤然骂出“ Fuck Canada"——海归了。我很愕然，你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做过半点贡献，加拿大给你助学金，给你移民，给你医疗保险，给你享受这个国家每一个公民可以享受的东西。如果你认为这里没有机会，可以回国，来去自由。加拿大没有要求你退还曾经用每一个加拿大人辛苦纳税的钱来无偿资助你的学费；来为你付的医疗保险；让你享受的社区活动费用。你享受的加拿大的一切：包括你开在脚下的高速公路；你头顶的一片没有雾霾的蓝天。但是至少请不要这么没有感恩心态地骂人。加拿大究竟欠了你什么？你扪心自问了吗？ 有些新移民，一到加拿大就在争着每一分的利益，自己的资产远远高于加拿大中产阶级了，但是他们分分必争， 宣称自己是一个受加拿大“歧视“的新移民，他们宣称这是他们为自己的“维权“。换位想一想吧，当加拿大人望着你们住在豪宅，看着你们争着领各种政府的补助还在宣称自己被人歧视的时候，到底是谁在受到歧视？加拿大人满可以抗议：是他们在受到歧视！他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财富，毫无保留地被刚到加拿大，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贡献的你分享了。你在领取他们辛苦纳税的钱却又住着比他们更高级的豪宅，过着比他们更奢侈的生活。还在骂着他们的仇富。他们难道没有理由抱怨这不公平，这个政府在歧视加拿大人吗？ 在中国长大的一代人，因为太多的历史原因，很多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这个国家，政府欠了他什么，不管是哪个国家。那种状况。没有起码的感恩之心和分辨之心。所以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有一批人是喝狼奶长大的。这些人更不懂得理性地探讨问题，一上来就打棍子扣帽子想把不同意见的人立马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且很多争论，连起码的逻辑都没有，你说的是公共资源应该更合理的分配，他马上给你扣上仇富，红眼病的帽子。非常坦率地说，在我决定投反对票的那一刻，我没有一点点的仇富心态。相反，我一直非常钦佩加拿大的富人们的意志力和勤奋。我更钦佩美国那些TOP亿万富翁主动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增加美国的遗产税那份豁达。更没有认为投赞成票的人都是邪恶的，自私自利的，贪得无厌的富人。无论对哪一方来说，理解和宽容比观点更为重要。一个民主的社会，需要成熟，有感恩之心和分辨能力的公民！

蒙特利尔作家薛忆沩小说《空巢》荣列深圳2014“年度十大好书” 昨天，第十五届深圳读书月重点主题活动——2014“年度十大好书”评选完成了“30进10”的环节，蒙特利尔华人作家薛忆沩的小说《空巢》从三十万种脱颖而出，进入“十大”。 这十大好书是：《一平方英寸的寂静》、《1944：腾冲之围》、《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小于一》、《薛定谔之猫》、《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奥登诗选：1927-1947》、《空巢》、《1966年》。 又讯：近日，：《空巢》被中国最大的出版网站百道网列为2014年小说100强之首。 薛忆沩和他的小说《空巢》

从教皇国……到梵蒂冈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公元392年，罗马帝国取缔各类宗教，独尊基督教。 475年，帝国亡，版图一分为三：西欧、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与伊斯兰。三者中，西欧延续古罗马文明最显著，譬如高卢罗马（gallo-roman），指原帝国行省高卢的罗马化（血缘、信仰、习俗乃至农业技术等）。 与此同时，帝国遭众多蛮族入侵（民族大迁徙），罗马人视周边为蛮夷戎狄。各族由原部落建立王国，法兰克最大，克洛维一世征服邻近部落并称王（墨洛温王朝），并受出身罗马贵族的王后影响，改奉基督教。 克洛维皈依受洗 ——丕平献土（752年） 克洛维后继者昏庸，被管家性质的宫相操纵，其中查理（外号铁锤）击退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的阿拉伯人。要不然今天西欧诸国遍地是清真寺，而不是教堂。 但铁锤未夺王位，其子丕平篡位。犹如曹丕篡汉，而曹操只是欺君、挟天子。京剧《逍遥津》中汉献帝有段二黄，叙事、抒情俱佳，胜过我这支秃笔百倍。 逼曹植七步成诗的曹丕，令汉献帝禅让。曹魏群臣敦促劝进，汉臣们则趋炎附势，末了带些武士，持械逼宫。献帝下诏禅让，但送去国玺被退回，再送，再退，直至第三次诏书中有“天不可违”等语。总之曹丕推不过，很不情愿，勉为其难。 据史书以及《三国演义》，汉献帝是有为君王，但无力回天。天，指历史规律：专制统治总归改朝换代，再自信也枉然。 看这位法兰克曹丕戏码，中西差异立见。基督教如此深入人心，独揽朝纲的丕平先遣使询问教皇，后者顺水推舟道：当然掌实权者称王好啦。有这句话，丕平马上送末代国王去修道院，自家登基，开始卡洛林王朝。 大主教为丕平涂膏油、戴王冠，但僭越者心虚。时值伦巴第人再次威胁罗马，后者只得在蛮族中搬救兵，教皇翻过阿尔卑斯山，为丕平再度加冕并宣布：禁止非加洛林家族人继位，违者将被逐出教门。这出戏比克洛维皈依基督意义更深远，乱世英雄们发觉，不管巧取还是豪夺，只要皈依基督，加上教皇承认，王位便合法而且神圣起来。后世独裁领袖爱谈信仰，源于此。 当时无一国能和教廷对抗，只得承认神权高于君权，君主须教皇或其使者加冕。直到1806年拿破仑称帝才发生意外，教皇驾临巴黎圣母院，但典礼中拿破仑自行戴上皇冠。 拿破仑加冕 ——教皇立国（ 752-1929 年） 投桃报李，丕平两次出征，从伦巴第人手里夺得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并赠与教皇，史称“丕平献土”。此事非同小可，以往教会仅接受零星房地产馈赠，这次开创有规模、历时千余年的“教皇国”，拉丁原文含义为：教会所属诸邦。即不止一个邦国。 丕平献土 有段经文载于马太、马可与路加三部福音：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说的是人的形体找个国家安身立命，而精神寄托在天上的神。教皇无视圣经，在这国度同时掌世俗与灵魂。教会增添俗务，也培养了教士的俗念。下文将略叙教皇国乌烟瘴气，看大权独揽会闹到何等地步。 佛祖要弟子托钵，寓意颇深。基督教也有少数如方济各、多明我等教派，又称为乞食僧团，甚至连教堂也不建，的确洁身自好，为基督教争取人心，可惜成不了气候。 ——查理称帝 800年 公元800年12月25日，日期好记又重要，丕平之子查理继位不久，由教皇加冕尊为“罗马人的皇帝”，是为查理大帝。 法兰克王国变成帝国，后改称神圣罗马帝国，直至1806年，被拿破仑终止。这帝国只是为了和教皇国匹配而笼络周边数百个公国、候国甚至小城邦，与已亡的罗马帝国并无关系。伏尔泰曾形容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查理征讨数十次，使法兰克扩展至中、西欧绝大部分。王位传到三个孙子时，订立凡尔登（Verdun）条约，帝国一分为三：东、西、中法兰克，系后来德法意三国雏形。 查理在位是朝廷与教廷联盟最佳时期，此后教俗两界明争暗斗，此消彼长，余波迄今未消。本文稍后按德、法、意次序举例，以一斑略窥全豹。 查理曼大帝 ——荡妇当政（ 904-964 年） 教廷果然频频出丑，教会内史学家称之为“晦暗时期”，指有暧昧，民间则直指为荡妇政治。这比中国的外戚干政或裙带政治，还多了点明堂，可沿用古人“牝鸡司晨”说法，“鸡”又须用现代俚俗含义。因历史与地理关系，意大利贵族们安插心腹以影响教廷。而十世纪初，Theophylacti家族几个水性杨花女性，搞得教皇难过美人关，可是皇位不但坐下去，还安排私生子继任，而且几任如此，并非孤立事件。 开头是教皇Sergius三世，其与情妇私生子便是后来的若望十一世。而晦暗期最末一位十八岁就登基，其父系罗马权势人物，临终时托孤，召集贵族在圣彼得大教堂宣誓：一旦圣座告缺，选举其子继承。按教会自己的说法，耶稣当年授天国钥匙给彼得，并未隔代指定接班人。此人接班后劣迹斑斑，教廷乌烟瘴气。在德王奥托一世武力干预下被废黜，晦暗总算到头。奥托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被尊为奥托大帝。 晦暗过后仍不清明。圣座被另一家族世袭，最后传到本笃九世，此人系前两任的侄子，登基时不满二十岁，堕落到打劫来罗马朝圣的香客。罗马市民愤起将他轰走，另选教皇，但本笃能将皇位卖给自己教父，得黄金六百多公斤，稍后又反悔，仍自称教皇。如此便有三位教皇，丑态百出。 天主教会称，玛利亚处女时受圣灵感应，无染而孕（Immaculate Conception），教士应该整个身心伺奉上帝，不能为私情困扰，然而这些教皇和荡妇有染，宝座当家产，私相授受乃至银货两讫作交易，成何体统？ ——卡诺萨之辱（ 1077 年） 经上述折腾，王权控制了教权。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即位时仅六岁。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乘其年幼，提出教权高于王权，并要收回国王的主教授职权。 亨利对着干，一连委任几名主教。教廷责令呈上检讨书，国王拒绝，教廷宣布废除其权力并逐出教门，这下亨利叫苦不迭。 原本反国王的诸侯与教士们墙倒众人推，要他一年之内获教皇赦罪，否则下台。他们筹备在德国中部的联席会议，请教皇出席，审判国王。 听到教皇已北上暂驻卡诺萨，亨利马上书面认罪并匆匆南下。翻山越岭抵达后，君王顶风冒雪，赤脚光头，身披罪囚毛毡，在教皇门前长跪三天三夜，让格里高利摆足架子。亨利苦苦哀求，获赦免后，回国惨淡经营，一恢复元气就要出这口怨气，挥师南下攻克罗马，教皇仓皇南逃，客死他乡。 但一百年后，1177年，皇帝腓特烈兵败，大庭广众，下跪抱住教皇双腿，亲吻其鞋子上的十字架。 卡诺萨之辱 ——阿维农之囚（ 1309-1377 年） 法王菲利普四世，外号美男子。对手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亦非善类，但丁在《神曲》中以圣事贩卖罪将其打入地狱篇。 因打仗缺钱，国王向素来享免税权的法国教士征税。教庭敕令：无教皇特许，国王不得向神职人员征税，后者也不得向前者纳税。 菲利普通令全国：未经允许，金银货币甚至马匹等物资不准出口。这是禁止诸侯与教士向教皇纳贡，断了教廷在法国的财源。教皇让步，但就此怀恨。不久，法国一名大主教涉案叛国，国王要求教皇革除其神职，以便治罪。 以前在中国，秀才犯案，公堂上先要革去功名（开除儒教教籍），方可打屁股、判刑。现在共产党员总要开除党籍，才能判罪，其含义是：党员不会犯罪，犯罪就不是党员，而是混进党内的。度目前情况，这个党似乎混进去的也太多了。 教皇一连几道通谕：大主教只接受教廷审判，同时取消先前财政上的让步。 1302年，菲利普召开法国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三个等级分别致函教皇声明：国王只服从上帝。 顺便提一下，工业革命使得平民中有些人发迹发财，造就各类人才，到1789年大革命开头的三级会议（也是最后一次）变得举足轻重。凭血统的贵族政治（aristocracy）逐渐转向按才干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这就是毛左们喜欢说的“人间正道”。教皇国那种路子大权独揽，政教合一，党政不分，会弄出荡妇政治（pornocracy）。 又是几个回合，教廷败阵。菲利普不在乎被开除教籍，反而列举教廷罪状并传讯教皇。后者在罗马被拘捕拷打，蒙奇耻大辱而死。 美男子做事也漂亮，先支持自己一名大主教朋友坐上教皇宝座，后索性将教廷迁到法国境内的阿维农。此后共有七位教皇驻于此地，历时七十载，所谓“阿维农之囚”。期间教皇全是法籍，受法王控制，甚至被当作外交筹码。 那地方原是教皇国飞地，风景如画，更有一处断桥，桥体被洪水冲得只剩四拱，虽无残雪美景，但联系一首童谣《阿维尼翁桥上》（Sur le Pont d'Avignon），普世儿童都喜爱。无缘去观光，聊借图画照片，神游一番。 阿维尼翁断桥 ——退驻梵蒂冈 （1929年） 19世纪意大利开始统一，威胁到教皇国。教皇庇护九世（蒙市有Pie-IX大道）于1869年主持召集首次梵蒂冈公会，全球七百余高级教士与会。论题有抵制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与唯物主义等。重要决议是一项教条：教皇永远不错（papal infallibility）。 试比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信仰共产主义的没有信上帝的坦率。既然不错，改啥？革什么？不就是说：我永远不错。无怪乎其官媒发表《党员相信党性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后，引起基督徒反感。 1870年普法战争中，意大利与教廷商讨，以保护名义接管罗马等地，被拒，复提议以贯穿罗马城的台伯河划界，河西仍归教皇，仍被拒。意方发兵攻城，得手后由佛罗伦萨迁都罗马，教皇则避居梵蒂冈，宣布自己为囚徒，史家称“梵蒂冈囚禁”。 意大利开出条件很优惠，进军罗马还慢步缓行，指望谈判成功。但教皇宁肯玉碎（加上死伤数十名），为的是让世人觉得是意大利武力侵占。意军攻占罗马后，有人主张直捣黄龙，但反对者更多。 僵持至1929年，双方签约。教廷最终承认罗马为意大利首都，意方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内的世俗权力，梵蒂冈城堡从此成为独立的梵蒂冈城国。 实际上，那些年教廷依旧控制全球天主教会，讲实惠的，其黄金储备、在意大利国内外大量地产及其他资产丝毫未损，仍继续大量投资国外，影响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 ——教俗权力制衡 基督教是抗衡王权专制的力量。阿克顿爵士说，基督教使西方世界保留了精神领域自由探索的独立与可能，并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监督。有论者认为，人类历史最珍贵的并非科技成果、经典著作或政客演讲，而是驯服了统治者，将他们关在笼子里。 这在高度集权（甚至极权）的社会不可思议。如国人原本就宗教信仰淡薄，帝王的神圣基于谁也说不清的“天”。掌权就自称天子，诏书开篇“奉天承运”，造反也得扯大旗“替天行道”。儒、释、道三者算是正教，历来仍臣服朝廷，其它如宋代白莲教，则饱受压制，被朱元璋登基后几度取缔。只有历来政教合一的西藏，达赖喇嘛前几年放弃行政权，政教分离，但达赖只代表流亡政府。 到近、现代，西欧开始宪政，即便有国王，独裁政治也不可能。西风东渐，但宪政在中国一路坎坷，满清君主立宪搁浅，袁世凯“洪宪”破产，民国有军政、训政，宪政也仍旧难，不过这该是另外的话题。

一座与小孩同眠的总统陵墓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到美国纽约，有一个要去的地方，不是摩天高厦、万头攒动的华尔街，而是一片绿荫环抱的静谧土地。这里矗立着一座高约150米、银白色、上顶圆形的雄伟建筑，是美国第18届（1869-1877）总统尤里乌斯.格兰特的陵墓。它的主人在南北战争时，率领联邦军队击败分裂的南方叛军，在危急关头拯救了美国，他被称为常胜将军，国家英雄。 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 格兰特是美国第一个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总统。他参加南北战争时只是上校，由于指挥部队作战功绩显赫，提升为中将。1864年林肯任命他担任联邦军总司令，指挥全国军队，直到他接受南方将领罗伯特.李的投降。后来格兰特在大选中获胜，连任两届总统。游客来此，是瞻仰这位受美国钦佩的大人物，另外这里还有一座令人感叹的小墓地。 格兰特照片 格兰特头像的美元 离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的哈德逊河边，是一座5岁男孩的墓，四周铁栏相围，男孩的名字叫StCaire PoLLocK。1797年7月15日，这个男孩在家门口玩耍时，不小心从河滨的高坡上坠落，当即身亡。父亲抱着男孩渐渐发凉的身体，悲痛欲绝。为了一走出家门就能看见“儿子”，父亲在小孩摔落处给他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坟墓，也是为祭奠儿子不幸的短短生命。多年后，这家主人经济拮据，不得不忍痛将土地转让。但是提出一个转让的特殊要求：把孩子墓地作为土地的一部分保留，永远不要毁坏。新主人答应了，并把这个条件写进了契约。 美国国会前格兰特塑像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这片土地不知道被辗转出售过多少次，也不知更换了多少个主人，但男孩的坟墓依据一个接一个的买卖契约，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未被损毁。整整100年后，1897年政府要修建格兰特总统的陵园，恰恰选中了这片土地。作为权力机关的政府，怎样对待这里的男孩坟墓？他们照样按照购买契约去履行。不久，格兰特陵墓开始修建，与浩大施工现场不足百米外的男孩坟墓，没有受到丝毫损坏。 小孩墓（左下）、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撰文的木牌 又一个百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陵墓建成100周年,也是那个小孩去世20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来到这里，在缅怀前总统格兰特的同时，下令重新修整了男孩的坟墓。于是StCIaire PoLLocK的小小坟墓变得精致起来，坟墓的一侧，还竖立起一块木牌，上面由朱利安尼市长亲自撰写了小孩墓地的故事。游客来此，总要看看这个与总统一起长眠的小孩墓地。 李鸿章与格兰特合影 还有一个吸引华人游客之处，是这里曾留下过中国人的遗迹。1896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李鸿章出使欧美，他从华盛顿来纽约，特意到格兰特陵墓拜谒。李鸿章很注重与美国的关系，也很念旧。1879年，格兰特作为卸任总统出访亚非各国，也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前总统。李鸿章接待了格兰特，两人进行了诚挚的交谈。17年后李鸿章一定要看望这位逝去的老友，他献上花篮，在墓旁亲自植树一棵，并立碑纪念。118年过去，异国的“李鸿章树”和所立纪念碑依旧可见。 李鸿章的植树 刻有中英文的立碑 1911年初，中国清末，“海圻”号巡洋舰载政府高官考察英美等国。军舰抵达纽约后，在中国海军将领程璧光带领下，官兵上岸专程前往格兰特总统陵墓，以军人仪式进行拜谒，并接受了美国舰队司令和纽约市长的检阅。一个多世纪的沧桑，这些仿佛还见证着中美两国的历史友谊。 中国海军前往拜谒格兰特陵墓路上 程璧光（左三）率“海圻”舰官兵接受检阅 离开这片静静的土地时，会有什么感想呢？5岁孩子的坟墓200多年不被损坏和迁移，一个国家总统的陵园和一个草根孩子的墓相伴长眠，这可能是世界上没有的奇观了，而这仅仅是因为小孩父亲当初转让土地的那份契约。权力与权利之间，这也许是难以想象的。一代又一代的土地主人、政府决策官员、格兰特陵墓的修建者、历任纽约市长，他们坚持的就是一份契约，并且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于是，格兰特总统陵园成了游客的必到之地。 与总统陵园毗邻的草根小孩墓 我们还会想，在倡导诚信、平等，高呼法治、人民利益的时候，是否应该做到表里如一？是否也能做到对一个平民孩子的坟墓历经200年的爱护和尊重？如果没有60年前那场跨国的残酷战争，是否今天就不用和美国建立口头的“新型大国关系”？

跳着舞的灵魂 文：Arrwyn Heroux（蒙特利尔） 有一年去巴拿马旅游，约了去周边的原始村落一日游。因为巴拿马没有像非洲那样先声夺人的有了原始落后的名声，我满怀着无比的好奇和激情，想看看没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是什么样子。临行前我甚至非常负责任地警告男友，如果在世外桃源碰到心仪的男人，也许我会留下来了却余生，麻烦你把我的猫狗托运过来，搞得他一阵忐忑。 我们从海边的宾馆出来，坐了车又划了船，顺水而上，终于到了一个藏匿在热带雨林中的小岛上。上岛以后看到岛上几个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的姑娘出来迎宾，我大吃一惊，她们完全没有想象中小龙女的仙气，个个反倒五短身材，膘肥体壮。想到世外桃源的他们生活的殷实也不错，就依旧热情洋溢地听他们极力推销自己的文化。 当然其中很大的一个项目就是跳舞，这下村子里所有的姑娘都出动上场了，在原始简单的哨子的伴奏下，她们跳了两场舞蹈，都是仿生类，一场是蝴蝶，一场是青蛙。感觉仿生舞蹈有两个境界，一个是杨丽萍的孔雀舞，虽然还停留在纯粹的仿生阶段，没有付诸任何社会意义和故事情节，但是非常美非常形似；另一个境界是让我爱到心碎的天鹅湖，整场表演的音乐和舞蹈都是极尽奢华的感观盛宴，故事情节更让我伤心不已。当时的我，正痴迷各国版本的天鹅湖，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天鹅湖的某个片段的音乐一响起来，我就会为了看过的芭蕾舞里那个美丽天鹅的爱情和命运黯然泪下。 可是村子里的姑娘们的仿生阶段不仅是除了仿生没有融入任何其他涵义，甚至仿生的程度连型似的境界都没有达到的，只见十几好像从四面八方蹿出来小肥猪一样的姑娘们憨态可掬的模仿着青蛙的跳跃和蝴蝶的飞翔，既没有体现出先天的舞蹈天赋，又没有看出后天的刻苦训练，完全地没有职业精神。这种在文化的外衣下裹着的拙劣舞蹈，让当时的我有种受了欺骗的被侮辱感。 表演过后是游客们加入的自由舞蹈，村子里最帅的小伙子，竟然径直来邀请我跳舞了。这貌似是来之前梦想的一幕，但我还没有从刚才被原始舞蹈的伤害中回过神来，想都没想就立刻拒绝了他的邀请。他显然非常受伤，带着巨大的窘迫转过身。男友不再担心我要跟着村子里的帅哥私奔了，在边上不断批评我怎么可以这么拒绝别人伤害了帅哥的骄傲，恨不得自己亲自上阵安抚他受伤的灵魂，可惜帅哥对与他共舞不感兴趣。舞蹈过后，导游拿出我们从商店里买的糖果，跳过舞的女孩子们上去一抢而空。他们还没有金钱观念，不需要给小费只喜欢糖果。我就恍然大悟怪不得个个膘肥体胖，原来是因为这些工业社会里被视为垃圾食品的糖果，在这里却被他们视为珍宝。过后村长出来说，遗憾年轻人都想走出去，我们的文化可能无人继承。我暗想原来什么都可以叫做文化。从那以后我对没有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原始村落不再抱着浪漫的幻想。 没有经过文明洗礼的世外桃源，只能叫做原始。世界上有太多风景幽雅的地方，但世外桃源的形成，只因为经历过工业社会的人逃离了现代文明的心境，而不是随便什么人什么动物进了风景区，就成了世外桃源。这一观念的形成和坚定化，竟然是从看了他们的舞蹈开始的。 我原本没期望去非洲找寻世外桃源。但同样是原始村落里的原始舞蹈，非洲人民的表现确实如此的不一样，在音乐的麻醉下，我觉得我都要爱上了非洲男人跳舞的身体了。同样是原始的衣不遮体，同样是简单的伴奏和音乐装备，在非洲，每个人却都是天生的职业的舞蹈家！他们跳舞的样子是如此投入如此激情如此动感，松垮的关节，修长的肢体，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随着节奏的召唤而投入的舞蹈，激起了观众身体内部最野性最原始的舞蹈本能。 炎热的夏日午后，原始的村寨外面的树荫下，一群原始人衣着的非洲人在跳着他们的传统狩猎舞，伴着模仿动物的叫声，我仿佛听到了祖先的召唤。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却走得离非洲越来越远，他们却还停留在这里，用最原始的舞蹈和生活方式，提醒着我们的过往。观舞的那一霎那间，我有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教育，矜持和文明外衣的冲动，想投入忘情的拥抱他们每一个人，心里充满了拥抱美丽的非洲的激情。有人说，非洲人是跳着舞来到这个世界，又跳着舞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对地球文明的最大的贡献，大概就是舞蹈了。 世界各地的健身课里，受影响最大最多的大概就是非洲舞蹈。比如时下最最风行的zumba， 伴随着韵律简单鲜明的音乐，真有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要动起来的感觉。那些起源于类人猿发情求偶的摔臀扭腰动作，在黑暗中暗示对方“我的mating point 在这里快点过来吧”的动作，放在简单却韵律极强的在音乐下摇摆，很容易让人变得投入忘情。单从健身角度说，我是最爱Zumba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集肌肉运动，心血管运动和舞蹈于一体。时间久了，有zumba课的日子，心里就变得满怀期待，好像烟瘾或者乡愁一样的环绕着，渴望着。每当我看到zumba课上一屋子的姑娘们热火朝天地一起甩臀扭腰，就总仿佛看到了祖先们在伊甸园里纵情的盛况，眼前的地球污染，全球变暖化和中东危机，都变得遥远淡漠，总觉得人类又充满了希望。 走的地方多了，总喜欢去看看当地民族舞蹈，以此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人文两性关系和女性地位。埃及舞一群女舞者惊艳如埃及艳后，舞姿衣着里却尽透着男权社会里众女性极尽性感和优雅取悦某个极权分子争先恐后的要上他的床的感觉；俄罗斯舞的男士们列队舞蹈着，铿锵有力地跑跑龙套，沙场的士兵们看了一定会士气大增，边上列队站着不怎么爱动的衣不遮体的漂亮姑娘们，看着好像就是士兵们打了胜仗以后的奖品；中国古典舞含蓄优美，优雅的水袖甩呀甩，最最适合与后宫佳丽三千疲惫了旺盛的荷尔蒙之后，又想追求些意境和情趣的中国皇帝；印度舞说是形象取材于古印度神像，但是一旦配上吵架般的加上印度音乐，突然就把神相拉下了神坛，入了凡胎，令人联想到一波三折的印度电影里面个个都是drama Queen的印度人民，男女想靠近，却又扭扭捏捏的保持着距离，想优雅的调情，又顾虑重重的相互指手画脚，好担心他们跳着跳着，突然吵起来。 欧洲的古代宫廷舞蹈感觉就比其他民族多出了文明进化和对女性的尊重，总是男女一一对搭，有了更多的男女平等，也多出了社会化的男女在求偶过程中的心理过程演绎：男方的进攻女方的撤退，女方的反攻男方的纵容，男方的绅士女方的矜持，而且原始舞蹈中动物求偶过程中的身体部位已经不再占主导，被披上了社会化礼节化的外衣，有了更多的文明感。欧洲舞蹈对世界的另一个巨大贡献大概就是芭蕾舞了，世界上没有一个舞蹈这样的优雅精致又系统化，从音乐到舞蹈技巧，再到意境和故事情节，都如此的完美，这要归功于欧洲文明的持续系统的发展和承传。我也曾是个芭蕾舞迷，在每个微雨的秋日黄昏里听着Gorge Winston的forest跳舞，琴声一下一下的击动着我的心脏，生命，循环，秋雨，落叶，一切的一切，在音乐和舞步里，都让人有忍不住在瞬间泪湿满面的忘我冲动。 老公是看多了欧洲舞蹈的加拿大人，带他看了一次MONTREAL的中国春晚，他最爱的是旗袍会里女士们的表演，柔媚的舞姿配着中国的烟雨楼台，在中国古音乐中，提着灯笼款款走来，风情万种细腻温婉又含蓄寂寞地诉说着一个西方多情男对东方文化和东方女人的无尽幻想。“你喜欢那你去她们中间裸奔好了，但别指望我也做成那样。”我简短又热心对他建议。在边上的老公的朋友Dhan听了笑得不能自持，假正经的批评我说：“你，你，你，懂不懂艺术，想法比男人还dirty。” “我为什么不能穿着衣服去她们中间？ ”老公装得很无辜地问。 好吧，好吧，你可以穿上你想穿的衣服。其实，诚然舞蹈中人文和历史的外衣都很重要，但我们终究看的，还是各种衣服包装下，那个跳舞的身体，还有跳着舞的灵魂。

冥想的玫瑰 文：嘉橙（蒙特利尔） 我上班的地方位于充满艺术风情的mile-end 区。在工作之余，我经常徜徉于洒满阳光的小街小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小区里都显得那么迷人、那么让人回味，好像你在这里度过了你的童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因为我生长的地方与这里相距十万八千里。由此我想到，人类的灵魂深处一定是相通的，要不然这地方怎么会给我儿时的感觉，好像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第一次看到达利的画《冥想的玫瑰》也是在这儿的一家小画廊里。当然，那不可能是原作，是张印刷品，原作据说是私人收藏的。但即使是张印刷品，这幅《冥想的玫瑰》也给了我极强的艺术冲击和心理震撼。我惊诧于我的内心竟由一个第三者以如此鲜明的艺术形式展示给我看。再一找艺术家的签名，他是Salvator Dali！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站了多久，也没有意识到泪水是如何夺眶而出，直到店里那个年轻人把它卷起来放到我手里。他说一张印刷品值不了多少钱，况且他已经得到了补偿。 在这幅梦幻、夸张的画作中，蓝色天空几乎占去了画幅的全部，用以彰显冥想的状态。而悬浮在空中的玫瑰，异常鲜艳，与蔚蓝天空形成色彩上的强烈对比。 此外，玫瑰的形体之大与画面下方的土地山河，亦形成强烈的大小对照。无根的玫瑰抵抗住了地球引力，绽放在沙漠上空。 阴郁、干涸的地上，那对渺小的情侣，愈衬托出玫瑰的夸张和强大。冥想本身是一种无有挂碍的境界，而以玫瑰为主题，是一种超越凡俗之爱的表现，甚至超过地面上的一切。玫瑰飘浮在空中，除了象征没有负担没有重量外，也是一种冥想状态的心理显现。 初看这幅画时，我还不知道艺术评论是怎样解释这幅画的。对我来说，它就像一面旗帜、一种决心、一声呐喊，它张扬着顽强和超越。这里，玫瑰并非代表爱情，而是象征着女性生命的升华，她超越世俗、超越尘世，永恒地上升。她突兀、不成比例地悬挂于大地之上，就像是一种勇敢的宣言，宣称她要挣脱一切世俗的羁绊活出女性精神之美。玫瑰上那一滴晶莹的水珠，不单是相恋情人的眼泪，而是代表对人生终极悲剧的领悟。即便如此，她仍要顽强地生活、自由地绽放。这朵巨大的玫瑰无根无源，却依旧饱满鲜艳，凭借的只有她的精神、她的意志。那种对生命的热爱才是她生命之源；那片蔚蓝是她赖以生存的理性的天空。 萨尔瓦多·达利 人都说达利是个疯子，是个拜金主义者，可是他的旷世绝无的画风曾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对概念的超现实的诠释又怎能让后人企及？！他把不能言喻的思想通过意想不到的变形，出奇的分解，曼妙的组合，配上童话般的梦幻色彩传达给后人。他在画布上清醒地表现意志的混乱和癫狂，表现梦的不可理喻。他摆脱常规的束缚，把人类最底层的心思、也是最真实的一面挖掘出来。我总觉得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充当上帝的信使，他们是上帝派来启蒙世人的。我们凡人只要忽略他们的躯壳，而专心留意于他们所传达的信息。

日内瓦：新教的罗马 文 / 言破空（蒙特利尔） 打麻将只能吃上家，可以碰三家，但碰的机率很小。三亨利能碰在一起，可见战争频繁（参见上期《三亨利之战》），只是在16世纪，又是法国，较为奇突而已。欧洲彼时遍地战火，譬如英国女王玛丽一世恢复天主教的国教地位，杀害约三百多名新教徒，人称“血腥玛丽”（Bloody Mary），而后继的伊丽莎白一世又是位新教徒。至17世纪初，一场宗教圣战席卷大部分欧洲国家，历时三十载（Thirty years'war）。 宗教战争源于基督教，也就是罗马天主教廷，这是基督教中央，也是灾难源头。先看几段经文，和合本，据NewInternational Version译出。（笔者引用圣经，均按此本。） 《新约》说基督（Jesus Christ，耶稣基督）升天后，使徒们建立教会（Church），“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徒11:26）后来，教会就被称为基督教（会），或耶稣教，以区别其它宗教（的教会）。会，聚会之意，社会学意义上是个组织，一如社团、政党、帮会等，只不过这个组织历史太久，又大得不得了。 基督对西门彼得（Simon Peter）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16：18)设在罗马的天主教会凭此自认正统、嫡传：石头就是彼得，彼得接受天国钥匙，为首任教皇，其继任也有同样权力。 上述一段福音英文为：……you are Peter, and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异议者认为Peter与rock不是一样东西，希腊原文前者为petros（石块），后者petra（磐石），petros只是 petra 敲下来的碎片。天主教会则说，这Peter绝对不是小石块，耶稣在一语双关。由此争论不休，至今仍诸说纷纭。 门徒原名西门，被耶稣赐名彼得。正如中国北方常为孩子取名小石头、铁蛋之类，甚至瓜瓜豆豆，似乎很贱，但反衬爱之深。唤门徒作小石头，特显基督爱心。再说，虽不像犹大卖主求荣，但耶稣危难时，彼得三次不认主（太26:31-35；69-75），足见小石头人品并不高尚，信仰更是不坚定，岂可托付大事？这段经文添一个字更通顺：你是小石头，（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说此话时耶稣手指地下巨石。耶稣对自己接班人的选择，要么三缄其口，天机不可泄漏，断乎不会卖关子，玩双关语。 讲权力，就丝毫不神圣，倒是十足凡俗，权力比金钱更俗，更应该以世俗方式解决，无须拘泥圣人伟人的谜语。天主教尤其功利地引用圣经，譬如耶稣曾赶走在圣殿做买卖的，说他们使圣地变成贼窝（路19:45-46），后来教廷卖赎罪券，可想到这段经文？ 果然，16世纪宗教改革时提出，由教徒选举产生神职人员。俗事俗办，无关神圣，不问小石头大石头。 基督教早期受尽迫害，教徒甚至被喂狮子，一旦成为国教，有了权力，就有争权夺利，口诛、笔伐乃至战争，连续不断。期间有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影响至今不衰（不过后世的Calvinism，已经不是加尔文的Calvinism）。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已经超出宗教外壳，而又典型，在社会、政治、伦理等学科可作标本。这场改革还令人联想中国的文革，尽管两者时空相隔久远。 图注：扔基督徒喂狮子 法国人加尔文(JeanCalvin)，曾攻读法律和神学，先是天主教徒，改宗新教后被迫出亡瑞士，著《基督教原理》系统阐述新教教义，并终生不断修订。论者认为宗教改革始于路德，成于加尔文。1536年，加尔文被日内瓦聘为新教领袖，原本在书斋用功时倒也安贫乐道，这下内心权力欲得以张扬，上任就编了一份“教义问答”（Catechism）作新教徒的“摩西十戒”，让市议会召集市民逐一宣誓服从，拒绝者马上被驱逐出境。他影响法国新教势力，招揽各国新教难民，后来俨然成为新教教皇，人称日内瓦为“新教的罗马”。 图注：加尔文当年座椅 日内瓦是个共和制城邦，自由城市当然欢迎新教，但不久便难以忍受这个外来传教士。市议会先是申明：传教不得干预行政，后于1538年一次扩大会议上，经提案、表决，勒令加尔文及其同党离境。 这么个有魅力，推动宗教改革的人一走，自由市民在信仰上莫衷一是，被禁的天主教则企图恢复罗马教廷势力。大家才觉得冷酷总比混乱好些，议员们遂决定召回加尔文主持宗教事务。后者表示无意吃回头草，但暗中盘算，最后开出价码：日内瓦必须只服从他加尔文制订的教规。接着市议员们又是忏悔以往过错，又是宣誓服从加尔文。可见日内瓦市民视信仰为人生最要紧，不过世界上一些人只认钱和权，觉得信仰能当饭吃吗？ 加尔文大获全胜，日内瓦彻底臣服。从此他要拿这城市做实验，统一思想，建立理想国土，“新耶路撒冷”要一尘不染，然后扩展至全世界，拯救人类。他原本就觉得：从天赋方面看一个人，会发现他从头到脚，一无是处，就算还有些值得称道的，那也来自上帝的恩赐。 思想统一，统一于上帝意志，也即《圣经》。而只有他一人能传达上帝意志，解释《圣经》条文。只有他才能裁决、许可和禁止。敢有异议，就是反上帝，对《圣经》另有评论，就招来杀身之祸。 加尔文成年后一辈子黑帽、黑衣、黑袍、黑鞋，有意令人望而生畏。他要让人笼罩在“敬畏上帝”的黑影中，治理日内瓦的就不是市议会，而是宗教法庭。市议会存档的资料中，有当年一些记录：某人夏日听布道时瞌睡，判监禁；某人参加洗礼时微笑，拘留3天；两个人玩九柱戏、早饭吃点心、女孩子滑冰、寡妇在坟头大放悲声……判监禁、劳役、流放等等。加尔文的确天资过人，但智力用来编织罗网式教规，让人动辄得咎。饮食、服装、饰物乃至庆典、戏剧等，凡使人愉快者，都被监控或取缔。连妇女的衣着也必须素净，裁缝开业前要在市政府登记，按颁布的标准制衣。剧场关门，连样板戏都没有。即使宗教事务，譬如崇拜偶像，当年路德就比较宽容，反对偶像，但给人权宜选择。毕竟凡夫俗子，没有一点形而下，哪来形而上？但加尔文不但拆毁所有带偶像的图画雕塑，连教堂管风琴也禁止。其实那种音乐浑厚回荡，令人联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产生宗教情怀。 深信人性本恶的加尔文当然对人不放心，私生活就此也被控制，靠他的亲信、爪牙、特务与积极分子。积极分子最为可怕，因为人数众多而隐蔽。奥地利作家茨威格（F.Zweig）说：一个国家一旦实行恐怖专制，志愿告密者会像一株毒草般蔓延，因为一个社会若对告密行为默许或纵容，那么原来还算正直的人也会在恐惧的驱使下不自觉地扮演起告密者角色，甚至争先恐后，免得被嫌疑“追随魔鬼而不追随上帝”。诚哉斯言，当所有的人，甚至亲人友人，都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独裁者就大功告成。由此，可以明白毛共时代为何有那么多积极分子，毛为何强调要保护积极分子。读史使人明智，加尔文与毛泽东都已走进历史，完全可以两相印证。 以前他搞点“不准领圣餐”之类，最凶也就是逐出教门，大体属教务范围，现在君临日内瓦，加尔文宣称：宁可错杀一千，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他居然有个指标（不知如何计算法），要绞死一千七百到一千八百个青年，道德和教规方能在这污染的日内瓦建立。他统治的头五年，这个小小的城市判处13人绞刑、10人斩首、35人火刑、驱逐76人，失踪者还不在内，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巴尔扎克认为加尔文比罗伯斯庇尔更可怕。 当然，这类重刑对付言论、思想罪，独裁者总是要造成一种意识形态，即大众相信独裁者所做的一切绝对正确。加尔文深知，最可怕的就是在人品、智力、道德、学识上胜过他的人独树一帜，分庭抗礼。 塞维特斯（M. Servetus），西班牙人，与加尔文相仿，曾习法律、医学与神学等，发现肺部血液循环，投身宗教改革后编撰《基督教重振》，莫说内容，就这书名与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十分抵触。塞氏一生著述最厉害的是“论三位一体的谬误”，否定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共一体。（教皇是神在尘世的代表，也就同时代表三者，看来“三个代表”古已有之。） 图注：塞维特斯 话说路德某日读经，至“义人必因信得生”（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faith，罗马书1:17）顿时开悟。新教发难以赎罪券这具体事实为切入点，其理论要点系“信仰得救”，即“因信称义”，再说直白些就是，我信仰上帝，就能得救，不要你们这批教皇、神甫、修道士等来充当上帝的代表。在神职人员普遍堕落以致怨声载道的时代，这一新的教义给天主教致命一击。 加尔文发现塞维特斯比自己思想深邃，而且两人互相往来与讨论中（他们曾在巴黎同学，后来通信），后者出于朴实天真，或者西班牙人多少有点唐吉诃德作风，不但不买账，言语之间有点顶撞。加尔文岂能容得别人比他高明（这点与毛泽东相同），何况如此冒犯？不料他不动声色，暗中着人密告罗马，欲借刀杀人。又不料，罗马教廷不想担恶名，或者要坐观他俩恶斗，令里昂教会拘捕塞后，牢狱不加防范，让他越狱，然后再将其塑像与几箱书籍等，一把火烧了，算是结案，再无下文。 更料不到的是，隔几个月塞维特斯又出现，而且来日内瓦，进加尔文布道的圣彼得大教堂，但一出教堂就被捕、收监。此番加尔文操纵宗教法庭判处火刑，其手下仍在刑前以宽大处理为诱，劝塞维特斯放弃反对“三位一体”，承认加尔文的教义为唯一正确，但被拒绝。火刑残酷，惨绝人寰。真诚信奉基督，一心探索教义，不能见容于天主教会犹有可说，却被新教领袖残害。具讽刺意义的是，天主教镇压异端，包括新教，多用火刑（据统计，那几百年间少说100多万），辅之以斩首、绞架、车裂等。顺便提一点：审讯时也让犯人游街、戴高帽子。读史至此，让人联想追求真理的遇罗克、张志新等志士被害，无数受整遭冲击者，天下独裁者又何其相似乃尔？ 图注：宗教裁判所给犯人戴高帽子 今天我们拔一颗牙也要先麻醉，庆幸余生也晚?且慢。1992年10月，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在梵蒂冈说，当年处置伽利略是一个善意的错误。什么叫“善意的错误”？好心做错事？平反，但不爽快，和“反右扩大化”一个调。死不认错，也是独裁者的共同点。 当年苏东波使欧洲共产信仰破产，政权倒台，笔者接触一些资料，现略回忆点滴： 波兰有天主教传统，教会势力回潮。譬如开学术会议，与会者常常先被请去作忏悔或望弥撒。重要场合如大企业开办、运动会开幕式，以前有官员讲话，现在则有神甫祝福，难怪民众觉得以往电视上总有共产党官员，现在则是神职人员在荧屏上晃来晃去。而且不止于教务，行政也遭横加干涉。比如，教会让议员中的狂热信徒提出“救救未出生的孩子”，欲使议会通过法案，处罚人工流产。民调显示大多数反对提案，政府想付诸全民投票，教会竟霸气十足，道是“善恶岂可以票数多寡断定！”有人回顾，共产主义时期教皇来过三次，每次大谈自由，而今再来每次谈纪律与法令，而民众似乎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历史上波兰多灾多难，这点像中国，出了个教皇若望·保罗二世便觉自豪，有“站起来了”之感，但领袖崇拜总要付出代价，而且代价惨痛。 图注：波兰现代化教堂 补叙一段史料，法国曾要求引渡塞维特斯。日内瓦一纸遣返令即可了事，但加尔文不肯，想方设法要往死里整人，要以恐怖来建立自己绝对权威。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都立足于信仰，究竟什么是信仰？容另文讨论。但世间总有人借信仰来行不义、图私利。当年洪秀全也称信仰，组织拜上帝会，要建太平天国。今天仍有人说，自己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真理。

文 / 郑义（蒙特利尔） 国内挤公交，苦头我算是吃大了。乘 客人山人海，大家零距离地挤在一 起，只能感叹，中国人真多啊。想想也是， 解放时咱家 8 口人，现在是 80 多口。以 家看国，中国人能不多吗？要早听马寅初 的就好了。 马寅初说 ：“中国人多，资金少，是 一个严重问题。中国要控制人口增长。” 但架不住毛主席一句话：“人多，议论多， 热气高，干劲大。”伟大领袖尽说人多的 好处，给批马寅初提供了理论支持。 陈伯 达当即附和 ：“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 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 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一时间，《人 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国家主要报刊都 相继发表文章，阐述“不许利用人口问题 进行政治阴谋”。马寅初成了众矢之的。 1959 年，随着对马寅初批判的展开， 毛主席说 ：“马寅初不投降，可以继续写 文章向我们作战嘛。”就这样，马寅初的 案子被钦定了。 康生跟着跳出来说 ：“社 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 毛主席的话在“文革”中变成了《最 高指示》，执政变成专政。“专政之权就是镇压之权。”林彪这样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日子里，把执政当成专政，焉能不出问 题？“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反右”冤 枉了多少人？长达 10 年的浩劫给国家造成 了多大的损失？我想，“文革”时如果党内 有民主，国家灾难也不至于会如此的严重。 惨痛的教训，给国人提出了一个重大 的问题 ：一国政府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据说，美国人在讨论此问题时，林肯只说一 个词 ：“Democracy（民主）”。 民主与专制，《辞海》的解释是：“民主， 指人民的权力……指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的 自由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等的权 力。”“专制，是指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统 治。”仅看这定义，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中国有句俗语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里说的“诸葛亮”不是天生的， 是“民主”出来的。集思才能广益。民主 才能发挥出大家的智慧。 《三国演义》里，魏、蜀、吴等各路 人马都有自己的谋士智囊。每遇要事，主 公请教于左右，也算是一点民主。孙仲谋 几经听取众议，做出孙刘联合抗曹的决 定，才有了火烧赤壁的重大胜利。 抗战期间，马寅初先生站出来呼吁政府， 要求实现民主政治。他在演说中说：“前方吃紧， 后方就要紧吃。四大家族应首先把钱拿出来抗 战救亡。”马寅初敢于“犯上”，被蒋介石逮 捕关押了多年。马老铁骨铮铮，国人称赞他 “不屈不淫徵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纵观民国、共和两代史，马寅初先生 身上都留下了被独裁、被专制的痕迹。 1979 年，胡耀邦总书记说到马寅初 时，含着眼泪说 ：“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 人。我们再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这话 说得多好啊！只是太迟了。 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今天的中国才 为人口所累。 “专制统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 和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是透明性、民 意性和科学性。”这话是我抄录的，不记得 是哪位高人所说。 这句话讲民主之好，也把专制统治揭 露得淋漓尽致。这句话好精辟啊！

知识分子阶层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奴隶的？ 文：资中筠 资中筠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 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文章摘自《士人风骨》 作者：资中筠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想的高贵之处 文 /：天路（蒙特利尔） 蒙今年开始读CEGEP。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有点儿沮丧。他说今天英语考试，成绩不太理想。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正是他拿不准的地方。语文课不像数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它总是有老师的喜好在里面。 原来这个考试，是读一篇文章，然后写一篇读后感。这是一篇关于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一个犹太人为躲避德国人的迫害，藏在朋友的地下室里。不知过了几年。有一天他听到外边有人声，他就试着搭话，那人说战争已经结束一年了。英语老师认为主题是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而西蒙说这是友情的背叛，因为那个朋友之所以不告诉犹太人战争结束的消息，只是为了挣钱。 这是主题多义性的问题。我听了西蒙的分析，很为他骄傲……但是，因为他的观点与老师不同，分数被压下去了。 西蒙对此非常困惑。他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老师从根本上认为此文的主题是唯一的，其二是老师明白主题多义性，但在课堂讲评时时间有限，他需要某种权威和统一。 如果是第一个问题，那是见识和眼光的问题。如果是第二个问题，老师就是没有尊重和倾听学生的声音。 西蒙已经习惯了他中学老师的态度。那是个脾气很大的法国人，他可以因为你迟到一分钟而大发雷霆，但是，他会对学生对他观点的公开挑战给予激赏。“呵，这个观点太有趣了。这是你想出来的吗？告诉我，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从文章的哪句话里看出来的？”“这个真是新颖。我还从未听说过。你让我在下午喝咖啡时有的想了。” 已经开放了的思维在突然一击之后，有点不知所措。西蒙认识到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自然科学是清晰理性数据化的，而社会科学的主题会有多义性和岐义性……他几乎在一瞬之间就对犹豫多时的选科问题做出决定，他说我还是学自然科学比较好，我喜欢清楚的真理。 然而做为母亲，我不愿因此在孩子心里留下阴影。我必须对儿子说的是，自然科学是清晰的，逻辑的，数据的，而社会科学也是。只不过，它倡导的，是一种精神和境界。这种境界首先来自开阔的视野和自由开放的精神。对任何一部作品，一段历史，一个理论，能用批判的理性分析的能力来判断，能在旧有的约定俗成的事物中发掘新意，能不畏任何权威和成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社会科学的力量。而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勇于质疑，勇于探索，勇于开拓，都是它们的终极目标。教育，不是去灌满一桶水，而是去点燃星星之火。 我很欣赏那个法国老师，因为他教会他的学生如何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能力。而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学分，成绩，甚至名校，都可以不在你的思考之中。因为，你所追求的思想，要比这些高贵得多。

读《极简欧洲史》文：亦远（蒙特利尔） 简要：作者从三大元素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教义和日耳曼蛮族入侵的融合来描写欧洲之所以成为今日欧洲。笔调轻松，取材精简，是了解欧洲历史的入门佳作。如果读者在看了笔者介绍觉得没讲明白或者产生疑问，那么笔者就成功了：请看此书。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出办澳大利亚社会及政治历史学博士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的书《极简欧洲史》（The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到去年年底已经第12次印刷了。这本书得到中国学者钱理群，钱文忠和公孙策的联合推荐，后者还为本书写了推荐序。本书是台湾席玉苹翻译的，文笔流畅。如果能配上序者建议的欧洲历史地图就更好了。 这部欧洲史的确够短的，才12万字。作者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欧洲在现代跑了个第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特别是和共和国同龄的人们，在他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真是对欧洲历史一无所知，笔者也是其中一员。在今天中国要重新站立起来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些人不由想知道欧洲的文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无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都是从欧洲起源的。他们为什么无论向右还是向左都跑了第一呢？ 可惜笔者年龄日长，记忆日衰，大部头的欧洲史啃不动了，也记不住了。那天在三联看到这本《极简欧洲史》真是莫名高兴，好像是量身定著的。这本书分两大部分共八章，外加引言和结语。第一部分“欧洲，是个混合体”，第二部分“迈入文明”文字不多，却把欧洲历史从不同的角度说了六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写法。作家不是从流水般的历史事件和五彩般的国家民族变换来叙述，而是纲举目张，抓住了欧洲发展的骨干。作者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元素作为骨干： 然后作者一一作了反复的解释： 现代文明的源头是希腊，而希腊的辉煌时期并非单一的国家，而是众多的城邦。民主政治的原型就是在这些小城邦里萌生，尽管只是局限在男性公民而不包括妇女和奴隶。我们现在学习的几何是承袭希腊的。他们能把现实中的形状抽象为有定位无量值的点和有长度无宽度的线。并由此定义出园，平行线，再推理出各种形式的关系（角度）。据作者说，希腊人并不是为了生产的实际用途发明了几何，他们认为几何学是引导人类认知宇宙本质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而我们往往习惯于这样的论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那么作者的说法对不对呢？笔者只想反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生产斗争几千年，非常需要几何学，可为什么就没有产生几何学呢？人类自古就梦想登月，这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而正是这持久的好奇心，终于在上世记六十年代，通过生产和科学实现了这个恒古的梦。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骁勇善战，在治国方面也高希腊人一筹，但是罗马人承认在其他方面希腊人比他们高明，因此不是摧毁希腊的文明，而是心甘情愿地卑躬屈膝，复制仿效。这显然使希腊的文明得到了发扬光大。（第11页） 世界绝大多数宗教都是多神教，中国的迷信里连黄鼠狼都是神，但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的单神教。犹太人的宗教和道德密不可分，提出十诫，至今仍是西方的道德核心。而犹太人的法规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这和希腊罗马的宗教不同。看希腊和罗马神话，我们经常发现那些神常有失德之事，沾花惹草，勾心斗角什么都来。而犹太人耶稣是基督教的始祖，他把犹太人的道德教训转化成了宇宙大爱。虽然由于内讧，耶稣被罗马统治者犹太人处死，但基督教在大传教士保罗的带动下形成，脱开了必须先成为犹太人的教条，在三百年的时间，遍布罗马帝国。（第21页） 混合体的第三个要素是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日耳曼”一詞的語源尚無定論。目前最可信的理論認爲“日耳曼”一詞由高盧語的“鄰近”（*ger）和“人”（*mani）組成。日耳曼人是一些语言、文化和习俗相近的民族（部落社會）的总称。这些民族从前2千年到约4世纪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中部。日耳曼人不称自己为日耳曼人。在他们的漫长历史中他们可能也没有将自己看作是同一个民族。在一些不正式的用法中，會將日耳曼人代指為現在的德国人。这本书里显然不是指德国。 中国古代把异族称为蛮夷。古罗马人，把文明形态低于自己的周边各族人，称作日耳曼诸蛮族。因为这些民族缺乏文字，崇尚武力，他们入侵罗马帝国，最终取代了罗马帝国。可见在历史上，无论是古代的欧洲还是中国，并不是落后就要挨打，却往往恰恰相反。 这三个很不兼容的元素如何混合呢？首先是罗马帝国的宽容，只要你规规矩矩不惹事，表示对罗马君主的敬拜，他们都可以让你高度自治，信仰你原来的宗教。只是一开始罗马人虽然宽待犹太人，却迫害基督徒。出现奇迹的是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信奉了基督教，由此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的天下，完成了三大元素的第一个连接。而基督教组织几百年的发展，有了和君主一样的教皇，甚至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教皇的地位随罗马帝王权力的衰落，逐渐和国王们平起平坐了，从而完成了三大元素的第二个连接：教会成了罗马人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并非如我们想象火被告知的那样摧残科学，而是把希腊和罗马的学术保存下来，尽管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伟大哲学家和道德学家只是触及了部分真理。这是第三个连接：基督教会将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保存下来。 更令亚洲人惊讶的是，日耳曼蛮族虽然入侵，却只想抢占最肥沃的土地，而愿意承认罗马君主的统治权。最后罗马君主由于没有领地统治而走到了尽头，取代的是拥有武力却没有多少文化的蛮族首领的分治和战乱。为此国王必须依赖分封的贵族，而没有绝对的权力。这造成“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的概念，这是后来欧洲政府思维的基石。也许这和中国周朝的情况有些相似。但那时的“中国”缺乏一种“普世价值”的宗教，科学也没有达到希腊的水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从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的封建制度结束，走上了皇权至上的道路。 “对政府有所限制”对经济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欧洲经济之所以能一飞冲天，成长速度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商人有保障”是个关键。（第29页） 而蛮族的征服者接受了被征服者的宗教，完成了三大元素最后的连接点。如果读者觉得这不可思议，不妨想想中国的例子。中国所谓的汉族，其实是不断融合北方入侵民族，“五胡乱华“，鲜卑人，蒙古人直至最后的满族而形成的，习惯上称之为汉化了。满族统治中国最长， 被汉化得最彻底，以致本身的文字都被淹没了。但中国没有一个国教，北方民族只不过儒化了。 当然这样的三结合是个动态的，经历了几百年，在公元1400年开始了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的起因或许可以说是由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最终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发展的累赘。那时许多学者游离于教会之外，向往希腊和罗马在创造这些知识时的世界样貌而意图加以拟造。（第37页） 表面上的复古其实是企图摆脱开基督教包拢万物的教义，使思想变得大胆开阔，天马行空。虽然文艺复兴的学者并非直接攻击基督教。 接着时势造英雄，修士马丁。路德破除了教会解释圣经的特权，用德语翻译圣经，使得人人都能阅读，成为自己得救的主人。这就是新教。新教认为行善积德虽然是应当做的，但不能因此得救。要得救必须崇信上帝，而只有崇信上帝，上帝就会让你得救。（第47页） 这样的“理论” 其实是把教皇控制的天主教会架空，因为崇信上帝就不需要崇信教皇。马丁赶上了当时的信息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一夜成名，教皇措手不及，无法把马丁送上十字架火烧。这就是16世记的宗教改革。（第48页） 十七世纪，是现代科学的发軔期，牛顿的力学证明是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天体系统的中心。这其实是否定了当年希腊的天文观，动摇了希腊学术的权威。 于是上面那张图就演变成为： 这就是欧洲的进步史。方框里标注的是主要的潮流。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用一些具体的史实来说明作者第一部分的观点。看看各章节的中文标题，就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了： 第三章争战一千年 第四章民主意识，这样开始的 第五章有国王的民主，没国王的极权 第六章皇帝和教皇到底谁大？ 第七章语言：从两种变几十种 第八章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 罗马帝国遭到三次大规模侵略：日耳曼蛮族，穆斯林和北欧维京人。然后欧洲趋于稳定，开始了欧洲的扩张：十字军东征，逐穆斯林出西班牙和哥伦布航海开始的殖民。这段历史说明欧洲的战争虽然融合了欧洲大陆，但和穆斯林的争夺却由于宗教信仰，或者说文化，而未能融合中东。笔者认为直到今天，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殖民战争，二次大战之后基本结束，原来在非洲，北美，南美，亚洲和大洋洲的地区不是复国，就是独立成为新的国家。这些地区除了亚洲，在西方入侵之前几乎都没有形成国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TheClash of Civilizations）似乎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尽管处于政治上的考虑，亨廷顿不想说得很明白。 民主国家是古希腊的发明。他们还发明了政治，这个词（Politics）是从希腊文城邦（Polis）衍生而来。 在古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即所有公民（平民和贵族的男人）齐聚一堂，通过辩论决定政策。这与现代的民主不一样。现代的民主是代议制，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辩论，决定政策。他们需要通过选举代理人，由他们通过辩论决定政策。这样不但在人口几百倍于古希腊时具有操作性，而且可以避免平民因为知识的欠缺，目光短浅，做出可怕的决定。比如当年雅典公民表决，处死了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个名词叫民粹主义，用一句名言来概括就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完全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当然代议制并不能完全避免这个弊病。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只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废除了民主制度）。而一些特别的政策也需要有全民的表决，例如刚刚举行的英国苏格兰独立的全民公决。同样代议制也不是完美完善的民主，因此还需要辅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和三权分立的互相监督。 封建这个词在中英文中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分封土地。欧洲这个制度一直保存到近代，而中国这个制度在秦朝就基本结束了。因此，在现代汉语里，我们使用的封建主义和欧洲的Feudalism不是一回事。 正是因为欧洲延续了千年的Feudalism，所以欧洲的国王和皇帝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利，他们必须和分封的贵族妥协。君臣见面要互相亲脸颊，以示平等，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西欧自有王国开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就有不成文的契约关系，这个信念从来不曾完全消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国际礼节上，欧洲两国元首互相亲吻脸颊，就是古代这种表示平等的礼节演化来的。如果回顾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元首的交往，因为苏联是老大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令中国领导人略显尴尬的举动。（第129页） 这样的弱势国王，自然会孕育出贫民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没有得到允许不能进”的私有权概念，也同样生成了地方（当时是城邦）自治的概念。即使今天西方国家的国家元首和各省（州）和市（县）长官的关系都不是上下级关系。地方官员直接由当地选举产生，无需上一级行政官员或机构承认。 国王和国会一直是权力的两个方面，有合作，有斗争，权力也是此起彼伏，归根结底有相当的制约。这不是什么人设计的，是历史形成的。 作者还认为英国建立的自由国家的制度，是“奠基于对天主教的敌视，不是因为推崇自由原则才走到这个局面、”（第147页） 另一方面，欧洲的历史也使我们看到有没有国王并不是有没有民主的条件。英国是个君主制国家，可英国是民主政体。尽管《人类与人民权利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是现代民主的奠基文件，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可建立的是一个极权的政体，犹如一台绞肉机。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时，西方对此有很多重要的反思，普遍不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改革。 欧洲在走向近代，形成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但是教会是跨越国界的，尽管有种种教会之争，但是其基本教义仍然是一本完全相同的圣经，或者说一个主义。于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在历史上反复提出：皇帝大还是教皇大？毫无疑问，皇帝，无论是直接执政还是君主立宪，都是世俗的，就是负责国家行政的。而教皇，尽管还在罗马城有一个小国梵蒂冈，但毫无疑问是企图控制人的思想的。可喜的是教会没有行政的权利了，政教分离，教会失去了强迫人们信教的能力而必须依靠“正义”来吸引信众了。拿破仑对此有他独特的贡献。（第180页） 当然拿破仑还有一个更伟大的遗产，那就是《拿破仑法典》（第178页）该法典基于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是近代民法的典范。其核心为所有权的绝对化、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等三项原则。《拿破仑法典》几经修改，至今仍在法国有效。法典规定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以及人身自由、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准则。 欧洲今天五花八门的语言来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均属于印欧语系，和中文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按照作者的说法来看，拉丁文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中国的文言文有相似的地位，是一种精炼的官式语言，和民间的口头语言有相当的差别。由于拉丁文饶富词尾变化，因此能言简意赅，非常适合当座右铭。（第184页）。同样我们至今在很多成语中还是使用文言文，以致不少人并不明白这些成语的本意。 但这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字母一个是象形文字；一个是和字母的发音或拼音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发音和字体完全脱离。可以想见如果中文也是拼音文字，那么今天的广东话（粤语），福建话（闽语），甚至湖南话，四川话都会自成语种。其实粤语不但在发音上和普通话差别极大，就是在语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普通话说“你先走”，粤语则说：“你走先”。今天的普通话并不是历史悠久的“话“，是元朝以后混合了中原，蒙古，满洲等语言形成的，反倒是粤语，闽语保留了古汉语的一些发音和词汇。例如闽语中的餸，在现代汉语中早就不用了。 那么统一的文字对统一有帮助吗？恐怕不一定。因为朝鲜和越南都使用汉字，却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反倒是使用不同的文字如藏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的地区并没有脱离中国。今天，朝鲜和越南都废除了汉字，而中国的宿敌日本还在使用相当多的汉字，他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的贡献远远超过中国本身。 本书没有涉及阶级斗争，谈到了阶级（Class）和地位（Estate）。笔者认为作者实际上使用矩阵关系来描述两者的。（第132页）作者用了一章来描述平民百姓的生活。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古时期农民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能过吃饱就是莫大的享受。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起义和暴动，而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生产的提高。 需要探讨的是这个词， Estate的翻译。其原意是一群人的意思。在欧洲封建社会，通常指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这三个人群。可是马克思不是这样来划分社会人群的，他使用的是阶级（Class）。中文“阶级”这个词是从日文翻译马克思著作来的，于是就没有一个贴切的中文Estate名词.(Estate还有一个房地产的含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作者认为上述的三个人群中都有明显的贫富之分，或者笔者用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三种人群中，都只有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与中国的社会很不一样。中国没有贵族，即便是有世袭特权的开国元勋和皇亲国戚，其后代也是级别辈减，刘备是东汉初中山靖王之后，到了东汉末却是打草鞋的个体户。而神职人员在中国社会基本没有社会地位，甚至是被嘲弄的对象。至于平民，应当包括地主。中国由于子女分家继承的传统，往往是富不过三代，贫富交替非常频繁。 笔者还要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几乎密不可分。在1949年作为工人的绝大多数不是农民的儿辈，就是农民的孙辈。到了今天，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从农村来的第一代，被称之为农民工。而八千万左右的共产党员中的大多数也还是农民。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现代的阶级划分有点照搬一个西方理论，没有符合实际。有一个名词是在中国几乎天天听到的，就是“中国特色”，可是社会结构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大问题上，却很少在主体论述上听到强调中国特色。 作者说：“这两场革命（英国的工业和农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个工业兼都会国家提出这样的远景：它将带领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一种无可想像的富裕。”（第221页） 本书的结语就是开始的问题：欧洲，为什么可以抢第一？ 作者提出的第一个回答是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第224页） 为此作者对比了欧洲和亚洲特别是中国古代皇权的绝对性。记得李慎之先生对笔者说过：中国历史上独裁的程度是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作者提出的第二个回答是“权力分散，遗产多元”。他认为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记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表面看这和亚洲中原地区一直以儒家为文明的基础是相同的。不同点在于，欧洲的国王和教皇是“二权分立”互相既支持又制约，给思想的多元化留有空间。而中国对儒家的解释是皇帝的特权。可以说儒家是皇帝的驯服工具，结果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没有人敢说超越前人。 欧洲的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所以为作者提供不少灵感的伊斯兰文化专家家帕特里夏。克龙这样来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Freak）”（第227页）英文这个词含有“非常特殊和出乎意料”的意思。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或许是：欧洲有欧洲的特色，无法复制。这倒吻合了中国的官方说法：不能照搬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