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健巍（蒙特利尔）

启蒙，正当其时

文/ 刘健巍（蒙特利尔）

         在当下中国，启蒙已经过时了吗？没有，因为启蒙的目标尚未实现。

        二十世纪，中国先后两次掀起启蒙的高潮，一次是起始于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一次是发端于1984 年的新启蒙运动。两次启蒙不仅相距六十余年，而且在这其间中国社会变化之剧烈可谓沧海桑田，但启蒙的目标始终如一，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君主专制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可令人遗憾的是，两次启蒙均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夭折的原因并不相同。

        新文化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成为第一要务，再热议“科学”与“民主”，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算是造化弄人吧。

        新启蒙运动的失败，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起突发事件。启蒙无疑是这起事件的助燃剂，但这起事件却最终演变成了启蒙的绊马索。历史的吊诡，令人扼腕，也令人深思。

        新启蒙运动失败之后，知识分子日益分裂成三大阵营：沉默的大多数，或为五斗米而折腰，或为学术而学术，或为悲观而绝望；公共知识分子，仍为民主鼓与呼，咬定青山不放松，“虽千万人吾往矣”，身陷囹圄亦在所不惜；公公知识分子，或称太监知识分子，因坐稳奴隶而心花怒放，因奴颜卑膝而飞黄腾达，因良知泯灭而助纣为虐。

        知识分子的沉默和堕落，使启蒙运动的复兴步履维艰，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正以“反思启蒙”为名，行“否定启蒙”之实。

        有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其它问题均可以存而不论。

        “其它问题”，说白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明显割裂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经济当然要发展，但问题是，现存的政治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越是要发展经济，越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温家宝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启蒙所追求的政治民主化不能同日而语，但这毕竟是往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我们理应乐观其成。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证明，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这是近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论”。与其说这是一种“学术观点”，还不如说这是对现政权的阿谀奉承。它在暗示我们，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未来的任何变革都是毫无必要的。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经济无论怎么增长，都不能赋予专制和腐败以合理性。更何况，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公共产品的缺失和结构的失衡为代价，而这种增长从来都是难以为继的。

        有人认为，中国人正享受着越来越充分的自由，何必再为自由而呐喊呢？

        是的，现在中国人结婚已不必经组织批准，发牢骚已不担心隔墙有耳，跳槽已成家常便饭，的确自由了许多。但这只是私人领域的自由，开明的专制政权不仅不会禁止反而会鼓励这种自由，因为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私人领域的自由永远无法代替政治领域的自由，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人所缺乏的自由，也正是启蒙为之奔走呼告的自由。没有政治领域的自由，私人领域的自由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危险，因为它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而不是人民的意志。

        有人认为，现政权看上去如此强大，促其改弦易辙岂不是与虎谋皮？

        让历史告诉未来。前苏联的国家机器不可谓不强大，但其专制政权土崩瓦解的速度也不可谓不迅速。比国家机器更强大的，是民心的向背。国家机器是由人操纵的，而人是可以改变的。端起枪，他是人民的敌人；掉转枪口，他就是人民的一员。这正是启蒙的意义所在——敲响“警世钟”，人“猛回头”。

        有人认为，宣扬普世价值就是对西方价值观的盲目崇拜和全盘移植。

        价值观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没有东方与西方之别。普世价值的“产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疗效”。它所倡导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价值多元化”，或许不是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但却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高“医疗水平”。当“中医”对“专制”之疾、“腐败”之痛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将“西医”拒之门外呢？

        有人认为，启蒙运动猛烈抨击传统文化，有过激之嫌。

        何谓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但只是其中的枝节。启蒙运动并不关心这些枝节，它要抨击的是其核心。传统文化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三纲五”，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如此封建伦理纲常，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弃之如弊履，有何不可呢？

        有人认为，民主化的中国很可能会四分五裂，就象前苏联一样。

        民主化与分裂并无必然联系。有的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解体了，比如说前苏联，这与其特殊的国情有关，因为前苏联的宪法明确规定，各加盟共和国都有退出联盟即独立的权利。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在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年代里，中国也没有在宪法中赋予各省市自治区分离中国的权利。再加上，中国人“大一统”思想极其浓厚，在近现代历史上又饱受分裂之苦，这就使得没有哪一个政权，民主的或专制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放任国家分裂而无动于衷。

        有人认为，在民主化过程中，随着群众参与热情的高涨，极易诱发大众暴力。

        大众暴力的确发生过，这是不容回避的，最典型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专政。但是，第一，群众的热情是可以引导的，它并不必然是洪水猛兽；第二，瑕不掩瑜，民主在其成长过程中的瑕疵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借口；第三，民主化过程中，更易诱发的不是大众暴力，而是专制政权对大众的暴力镇压；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群众的参与热情，而是来自独裁者的冷酷无情。

        有人认为，西方社会正在反思启蒙运动，仍然在中国倡导启蒙未免落伍于时代。

        反思启蒙的前提是曾经启蒙，未曾启蒙的怎么有资格反思启蒙呢？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由独裁向民主、由专制向共和、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时期，秉承普世价值，拥抱普世文明，才是当下的不二选择。社会可以快速发展，但不能跨越式发展。可以借鉴反思的最新成果，但不能幻想跨越启蒙这条必经之路。

        从清帝逊位至今，百年历史，两次启蒙，国人仍未摆脱专制的牢笼，这既是启蒙的悲哀，更是启蒙的动力。屡战屡败，普世价值似乎远在天边，但屡败屡战，普世价值就会近在眼前。启蒙的目标必将实现，因为我们对美的追求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