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商林炎平 文：周善铸 二○一五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在瑞典领奖时的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中说：「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这是古为今用；然后，採用西方的现代化纯化工艺技术提取精炼，这是西为中用，也就是说，古今融会、中西荟萃帮助我们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她表示，「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我本人有不少时间从事「核技术」在地质考古方面的应用研究，也属于交叉学科范畴，深知「学科交叉」的巨大威力和生命力。最近，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会员、蒙特娄华裔企业家林炎平捐款三百四十万加元，在麦吉尔大学成立「林炎平研究中心」，鼓励开展「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这个研究宗旨顺应当今世界科学的发展潮流，符合科学自身发展的自然规律，引起了中外科技界的广泛关注。 「林炎平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及酒会，于去年十月二十六日晚在蒙特娄市古色古香的大学俱乐部举行。参加的宾客中，鸿儒相聚，华洋融合，西方贵宾中除了麦吉尔大学校长、工程学院院长、人文学院院长和McGill大学的多位教授外，还有远道而来的英国科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布朗大学等多名蜚声世界的学者。 林炎平博士在林炎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讲话 对麦吉尔大学这所加拿大首屈一指、世界知名学府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此前虽有诸多毕业生为母校捐款，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还未能形成风气，而且这次的捐赠数目也是近年来最高的。高校获校友捐赠早已见怪不怪，但这笔捐款有点特殊，它不是用来设立奖学金，也不是买仪器、盖教学楼，而是用于学术交流和研究，用于聘请学者来校开展讲座，资助出版相关专着和资助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生和青年学者开展相关学术专桉的研究。数日后中心举行的一次活动，就是由一位历史系教授做有关古代文明的演讲，题目是《丝绸之路以前的中国与西方》。 麦吉尔大学校长苏珊‧福捷（Suzanne Fortier）女士在祝酒词中说：「人们对大学的期望是什麽？就是要不断探索，去勇敢地涉及不同的领域，包括新的知识和从事没有人做过的研究。有些校外人士一直鼓励我们，给予我们力量和灵感去这样做。林先生就是其中重要一位，他不仅为麦吉尔大学带来新的研究课题，也为世界带来新的思想。」最后她提高声音对林炎平博士说：「你的眼光、你的灵感和你的慷慨，将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 林炎平的答词很风趣，他说：「我捐赠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兑现三十年前我的一个承诺。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我身上只带五十美元和一张父母用毕生积蓄为我买的单程机票，来到麦吉尔大学。在填写攻读博士学位申请表时，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多少钱可以用来支持你在麦吉尔大学的学习？』我的回答是『零』。第二个问题是『谁将给予你在加拿大学习期间的经济支持？』我开始写『你』，但觉得不礼貌，就马上改写成：『我没有钱，没有亲戚，没有任何资源，所以如果您不提供资助我就无法上学，但是，您将不会后悔给予我支持，因为我一定会回报的。』感谢麦吉尔大学，不仅全免了我的学费并慷慨给予我每年一万一千加元的生活资助。光阴荏苒，我始终没有忘记母校对我的恩泽和我对母校的承诺，我很高兴，今天能坚守我的诚信，实现我当年庄严的承诺。」 笔者有幸与五十多名华人一起参与见证了这一难忘的时刻，其中有中国驻蒙特娄总领事馆教育组组长熊胜领事，有林炎平的亲朋好友，有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及蒙特娄各界华人代表。大家普遍为林炎平的义举感到高兴，视他为华人的楷模。麦吉尔大学华裔教授嵇少丞和满地可中华文化艺术中心主席赵敏博士对蒙城华语广播电台的谈话很有代表性，他俩说：「林博士勤于思考、学贯中西、文笔流畅、着作等身，为研究中国千年积弱的思想根源和解决方桉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历史责任的担当，他是海外留学生的杰出代表、翘楚精英。他成功地集学者与儒商为一体，为海外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称林炎平为儒商，确实是再也恰当不过了。他生于南京，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在太行山区插队落户四年。获得McGill大学理工科博士学位后，他在加拿大和中国创立了弗兰西斯国际贸易公司，担任总裁和董事长。 事业成功之后，他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探索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问题。先后完成了《奥林匹克的启示》和《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两本专着，对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在起源、发展，及各自对世界文明推动所起到的影响意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对比。 着书立说之馀，林炎平博士还先后在中国浙江大学、美国史坦福大学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捐建了五个奖学金或学术基金，亦曾资助在英国和德国的大学进行关于东西方文明的研究。而这次捐款在麦吉尔大学开设研究中心，则是他着力最大的一笔。 林炎平先生拥有一名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情怀，不遗馀力地在华人世界大力推广先进文明与普世价值。二○○八年，他在蒙特娄创办了加拿大最具思想性和文学性，最高端和最纯粹的中文期刊《此时此刻》，为加拿大华语刊物的历史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文化丰碑。 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曾被成功地运用于经济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文化。它曾经是中国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查百科典籍：「儒商者，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兼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他们奉行诚信经营、以义取利、利济天下，以弘扬儒商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为己任，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依託。他们是学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句话，是有德行与文化素养的商人。」 以上对儒商的阐释与定义，似乎就是为林炎平量身订做的。相对于古代的儒商，现代的儒商，特别是海外的儒商，其要求显然更要高得多，他们必须拥有更丰富的文化和知识，更开阔的眼界和心胸，还要懂得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 而林炎平无疑完全合乎这些条件，是「儒」与「商」的完美结合，是当代儒商的杰出代表。 研究儒商、提倡儒商精神，对于促进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都有极重要的意义。有鑑于此，我们今天宣传和研究林炎平，弘扬和探讨儒商文化，大幅度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素养和人文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发表在《世界日報》艺文 版之 ”上下古今“栏目。）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出生于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经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获封爵位，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从教坛退休后，他仍活跃于知识界。1982年，波普尔获颁荣誉侍从勋章。1994年9月17日逝于英国伦敦。 未来是开放的，由我们所有人决定。它取决于你、我、其他人，今天、明天、后天做了些什么。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又受限于我们的理念与希望、我们的期盼与恐惧。未来要看我们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如何评估未来的开放程度而定。这意味着我们要一肩扛起巨大的责任，而在我们了解如下事实之后，我们的肩头将更加沉重：我们一无所知，或者这么说好了，与我们能做出正确决定所需的信息相比，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少到跟“零”没有什么两样。第一个了解这点的人是苏格拉底。他说，政治家（statesman）应该聪明——要聪明到知道他自己一无所知。柏拉图也说，政治家，特别是国王，应该聪明；但是，他的意思与苏格拉底完全不同。他的意思是：国王应该是哲学家，应该上他的学校学习柏拉图式的辩证法（Platonic dialectic，这的确是相当深奥、复杂的思辨训练）——更好的情况是，最聪明、最博学的哲学家，就像他本人，应该当国王，统治全世界。这个建议，柏拉图借由苏格拉底的口中说出，引起了相当大的误解。哲学家知道他们有能力当国王，固然是喜不自胜，但是，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巨大的歧见，却在哲学辩论的迷雾中消逝。我想在这里再次解释两人的差异。对柏拉图来说，“政治家应该聪明”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政治权力分给博学的哲学家；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受过教育的人们、知识分子或是“精英”的手上。苏格拉底的说法，其实跟柏拉图完全相反。他的意思是说，政治家应该知道他的了解有限，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态度要务求谦逊；他应该明白战和的重责大任放在他的肩上，也应该明白他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自知！”（Know yourself！）才是苏格拉底的建议；自知，承认你自己知道得并不多[1]。 这是苏格拉底的态度、苏格拉底的智慧。“自知！”知道你自己的傲慢！柏拉图的信徒很少能当上国王的，但是，他们经常以全知全能的角色出现，充当党派领袖。虽说，很多党派是孤家寡人的一人党；但是，几乎所有的党派领袖——特别是那些成功的、具有侵略性的党派——多半是柏拉图的信徒。这些领袖当然是最顶尖的人物、最博学多闻的知识分子、最聪明的精英，也当然是柏拉图认定的领袖的不二人选。 “该谁统治？”这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最好且最聪明的人！乍看之下，这种说法无可批评。但是这位最好、最聪明的仁兄，如果不认为他自己是最好、最聪明的人呢？如果他不愿意担负统治的责任呢？偏偏这种人就是苏格拉底心目中最好、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的信徒觉得，自认是最好、最聪明的人，一定会受到骄傲、自大的蒙蔽，结果变得既不好，也不聪明。[2] 很明显，“该谁统治？”这句话说得不好。但是，到了今天，这个问题还是以不同的形式经常被提起，答案基本上也还是柏拉图的标准答案。古代的答案是：军队推举的帝王，因为他能操控让他保有权力的势力。后来的答案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马克思也回答过这个问题：谁该有统治权力，拥有独C专政的能力——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的答案是：有阶级意识的好工人，不能是贱民！他们不能再忍受欺凌与侮辱（不过，在我们世界的这个部分，他们已经不用再忍受了）。 大多数的民主理论家就是为了回答柏拉图的经典提问：“该谁统治？”他们的答案跟着历史演进而变化，他们思考的重点就在如何把中古时代的标准答案“（统治者应该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换成“上帝庇荫的人民”——“上帝庇荫”这块招牌被换掉了之后，整个概念事实上已经是“人民庇荫的人民”了。这非常贴近古罗马的vox populi，vox Dei——意思就是：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我们发现，我们永远得面对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这个问题在政治理论即合法化理论（the theory of legitimacy），特别是民主理论中尤其重要。大家都认为，只要取得了合法性，政府就有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根据宪法，只要政府是通过大多数人或其代表选出，就拥有合法的统治基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就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而使得他成为独C者的授权法案，也是议会多数通过的。所以，单凭合法化原则是不够的。因为合法化原则，也可以回答柏拉图“该谁统治”的问题。我们要彻底改变问题本身才行。 多数统治（popular sovereignty）当然也是答案之一。但事实上它却是个危险的答案。多数统治对少数人来说，很可能是灾难。 40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这本书里我建议用不同的问题：“我们要怎样才能制定宪法，让政府能够不流血更替？”取代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我的重点不放在选举政府的模式上，而是放在推翻它的可能性上。 “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每一个平民老百姓心里都清楚，统治者不是他，所以，他会觉得民主不过是个骗局。所有人都应该从学校里学到一件事：早在雅典时代，民主就是防范暴君统治的一种制度名称而已。独C政治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流血，才能推翻这种体制；有时，流了血，还不见得能推翻。今日的独裁者依旧强大——1944年7月20日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叛变功败垂成，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这点。 但是，所有的独裁统治都有败亡的一天。所有的独裁统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则：这种统治形式可以通过不流血手段来更替政府。独C统治在道德上犯了错误，因为它迫使国家的每一个公民——违逆他们较好的判断，违逆他们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维持缄默，跟恶魔合作。它剥夺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少了这一层，人就只是半个人，甚至于百分之一个人。它把想要肩负起责任的努力，转化成意图自杀的冒险。 从历史上看来，雅典民主，至少在伯里克利与修昔底德的心目中，强调的其实不是多数统治，而是不计任何代价避免独裁统治。这代价很高，也许是太高了，所以，雅典民主维持的时间不到100年。所谓的代价就是经常被误解的“流放制度”，在雅典，任何人无须犯罪，只要太受人民欢迎，就会被流放。几位善于控制人心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3]、地米斯托克利都因此遭到流放。如果把这段历史解释成：绰号“公正者”（the Just）的阿里斯提得斯因为太受人民欢迎，挡住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发展之路，所以才遭到流放，未免就有点儿无稽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的绰号证明他很受欢迎，太受欢迎了，流放制度先发制人，阻绝他往独裁的方向继续前进。他跟地米斯托克利遭到流放的理由都是如此。伯里克利心里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能存在。我们在修昔底德的记录中，读到了伯里克利的名言：“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统治、全部当家，但是，我们要参与评判政府表现的工作，我们要扮演审判者的角色。 根据我的看法，选举应该是这么回事：我们不是让新政府合法化，而是评判旧政府的表现如何——投票日那天是旧政府缴成绩单的时间。 我必须要解释清楚，多数统治的民主与多数评判的民主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语言游戏，而是有实质效应的。人民统治的理念导致了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施行。他们的看法是：当下流行的意见和不管多么小的党派，在议会里都应该有代表，所以，人民代表制度是一面人民的镜子，而全民政府也有几近实现的可能。我曾经看过一个很可怕的建议：设立一种新的机制，让每个选民都能通过一个选举按钮，在辩论相持不下的时候，直接遥控他选出的代表。这篇报道还说，民主就是人民统治，公民创制制度是好事情。 如果我们把民主界定为人民评判，那么情况就会迥然不同。根据我的看法，党派林立或在选举中选拔比例代表，并不是好事。党派林立会导致联合政府，结果是在人民审判之前没有人负责，因为所有的举措都是折中妥协的结果。这个政府究竟应不应该下台，变得很难判断；政府为了保持权力，当然会不断寻求小党的合作。如果党派不多，政府是多数政府，它肩负的责任就清楚得多了。我不认为人民的意见依照比例反映到人民代表上有什么价值（在政府里，人民的代表少得可怜），只会让政府丧失责任感，因为“反映”跟它的“原型”毕竟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对人民主权最犀利的批判是它鼓动了非理性的意识形态，鼓动迷信。这是一种对威权或是对相对性的迷信：人民（或是大多数的人民）永远不可能错，他们的言行不会脱离正义。这种意识形态不道德，应该彻底铲除。我们从修昔底德的记录中得知，雅典民主（虽然我对这种体制的诸多优点，相当佩服）其实做出了许多罪恶的决定。它攻击了米洛斯（Melos）岛邦，屠杀所有男人，妇女与孩子被卖到奴隶市场。这就是雅典民主会做出的事情。 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中自由选举选出的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平步青云，成为独裁者。虽然希特勒并没有在德国赢得任何一场自由选举，但是，在兼并奥地利之后，他却赢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 我们都会犯错，所有人民、各种团体都不例外。我之所以倡导人民有权力排除（推翻）现任政府的理念，主要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独裁。就算是民主变成我支持的方式——人民审判庭（popular tribunal），也不是说，从此之后它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丘吉尔开了一个深具讽刺性的玩笑，在此倒是别具意义：“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综合来说，“人民统治式的民主”跟“人民审判式的民主”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只是言语上的分歧，也不只是一种避免政府无法排除（也就是暴君统治）的制衡工具。差异也有实质上的内涵：就连对瑞士这样的国家都很重要。我明白在教育体系中的小学以及九年制的封闭中学（Gymnasia）都在灌输人民主权的有害意识形态，忽略了比较温和比较实际的防范独裁者上台的理论——我认为这种弊病必须立即更正，因为它在道德上说不过去。 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出发点。未来是开放的，我们可以影响它的走向。我们的肩上因此有了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要怎么做才有正面意义呢？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远东的悲剧呢？我说的正是受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受害者和伊朗阿亚图拉（ayatollah）[4]压迫的受害者。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惨不堪言的悲剧呢？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呢？能预防什么事情呢？ 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可以。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所谓的“我们”，指的就是知识分子——那些对理念感兴趣、能读甚至能写的人。 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使得上力呢？就是因为这么严重的惨剧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害的。在理念、原则、理论的大旗下，曾经导致过多少次大规模的人类灭绝悲剧——这都是我们的作品、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所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不再挑拨人民仇视他人——通常还是出自善意——单单这点就积了莫大功德。谁能说我们做不到？ “十诫”中最重要的一句是：不可杀人！这句话几乎包容了所有的道德性。举个例子来说，叔本华在阐释他的道德原则时，就是以此为原点向外延伸。叔本华的伦理学其实很简单、直接、清晰：不能伤害他人，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但是，摩西从西奈山（Mount Sinai）托着法版下山，还没开口宣布“十诫”就先说了什么？他发现罪足以致死的异端——一只金牛——在百姓中接受崇拜。他顿时忘记不可杀人的诫律，叫道： “凡属上主的人，都到我这边来！”所有的利未人就都集结在他身边。他吩咐他们：“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们每个人都佩上剑，从这门到那门，走遍全营，杀你们的兄弟、朋友和邻居。”利未人服从命令，在那一天约杀了3000人。（《出埃及记》，第32章） 也许这就是所有悲剧的开端。可以确定的是：自此之后，事情就是沿着这样的轨道前进——在圣地[5]、在我们西方，特别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情况都是如此。在宗教史上，有多少迫害的悲剧假借“正统”的名义上演？后来——17到18世纪——其他意识形态的主题与信仰前仆后继：国籍、种族、阶级、政治或宗教异端种种，以残酷、恐怖的手段使他们的迫害得以合理化。 正统、异端之争孕育了一个小小的罪恶——一个我们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罪恶——傲慢的罪恶：总认为我们是对的，总爱卖弄我们的学识，知识分子的虚荣。这是很小很小的罪恶，当然比不上什么穷凶极恶的罪行（其实，在我们知识分子当中犯下罪行的人也不是没有）。我们有我们应该承认的罪恶。我们只要想想，纳粹的医生在奥斯维辛（Auschwitz）[6]集中营成立之前，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的老人、病人，就略知一二——借口就是所谓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 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套用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7]的话，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背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明、散布了民族主义，一如班达的描述，我们跟着最笨的流行走。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自恃博学、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我们从黑格尔的信徒那里承袭来的，而这种虚矫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拉拢在一起。这是一种语言的堕落、德语的堕落，但我们却夹在其间，相互攻讦。这种堕落害得知识分子很难进行理性的对话，总是说些笨话，总是在浑水摸鱼。 过去我们所造成的伤害，提起来吓人。现在我们有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但是，我们真的负起责任了吗？ 我有一篇文章提及柏拉图的乌托邦，我说：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了地狱。但是，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对希特勒地狱乐此不疲。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还把希特勒的地狱当作一种德国灵魂的勃兴喷发。那时的荣格住在瑞士，他当然用不着担惊受怕。但是在希特勒死后，他却忘记自己先前的著作，批评起深植在德国灵魂中的邪恶。丘吉尔、罗斯福和他们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Pact），奠下了新世界的基础；但是，这却是1940年到1941年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空军健儿血战的成果，他们经常面对几乎死亡的险境，并且为我们壮烈牺牲。希特勒死后，我们终于从他的地狱中挣脱，不再凋零憔悴，从此西欧生活在欧洲和平天堂中，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好最公正的世界中。如果当时的斯大林愿意跟我们（西方）合作——通过联合国的折中协调——不只是在欧洲、北美，全世界都会获得和平，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也会是全世界计划。 但就在新福祉的基础在西方稳定下来、进展顺利之际，却有一股骚动在一旁冷言冷语，胡乱批评我们的时代、社会、文明以及美丽的世界。恐怖夸大的言词说，在我们追寻发展的时候，带来了毁灭与邪恶，毁掉了原本还很美丽的世界角落。这倒是真的，当然，所有的生命都不免面对危险。我想，我们终有一死。永远有危险，环境也一样，从生命初始的时候，就是如此。 在我们太阳系形成以来，自然科学、科技与工业第一次有能力为我们做点儿有益环境的事情，所有的科技专家念兹在兹的也是这个。但是，他们却背负了摧毁自然的罪名。同时，美丽的苏黎世湖、密歇根湖（名城芝加哥就在湖滨）几年来，都平平安安的，再也没有担心的必要。湖滨的生命靠着科技、工业获得保全，这还是太阳系自有生命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这样的成就。 管理这个世界并不容易。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甚至每一种细菌，都会影响一个族类的生活环境。也许我们的影响力比以前是强得多了，但是，任何一种新的细菌，一种新的病毒或是细菌的流行病，可能就会在几年之间让人类绝种。 要控制自然并不容易。我曾经说过，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丘吉尔有些话没讲清楚，我想补充一下。单就政府而言，民主绝对是很麻烦、很难操控的一种形式，因为政府很可能会被取代。政府必须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向你我、向所有人解释清楚。这种做法很正面，但是很难。我们都是陪审团的成员，我们要负责审判，但是我们却被流窜在世界各地的反宗教（irreligion）说法，带到歧路上。像黑格尔的危险主张——时代精神（Zeitgeist），就是一种流行（但愚蠢）的意识形态。这种谬论会指鹿为马，尽管事实就摆在你的眼前——会把我们带上歧路，忘却我们是陪审团的一员。 希特勒就是这些反宗教狂热分子（包括我在内）发掘出来的。所有事情在他们心里都是深信不疑的：这世界必须靠德国精神治疗，德意志至高无上（Deutschland，Deutschland，über alles，über alles in der Welt）！笃信这一套的希特勒把成千上万的赤贫青年、为了让德国独霸欧洲的勇敢年轻人拖进坟墓，连带让更多勇敢的敌人一起陪葬。这批勇敢的敌人以空前的勇气，拿起武器，捍卫自由与和平，义无反顾的精神，一如为了德皇、军阀、元首（Fuhrer）[8]拓展德国尊严与伟大的年轻人。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评估这些事实。 德国的意识形态只是幻梦，勇敢的德国历史学家菲舍尔（Fritz Fischer）说得很清楚。说得再白一点儿，这根本就是谎言。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饱受贬抑，甚至有时候蒙上不白之冤——才是事实。西方为了和平奋战，也终于在欧洲实现和平。人类有史以来，和平，总是被战争摧毁。如今，西欧的影响力几乎称得上是无远弗届。 但是，不负责任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是把西方世界视为邪恶的表征。他们创建了一种新宗教，硬说我们的世界不公平，注定没落。他们经常引用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作护符，因为他们要标新立异，所以对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不理会证据，甚至连客观的历史都可以扭曲。 我不想再批评这些知识分子了。我宁可要求他们负起对人类、对真理的责任。我们的自由允许他们随意发表意见，侮辱这个自由的世界，把它丑化成恶魔张牙舞爪的地狱。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却不是事实。散布谣言是不道德、不负责任的，只会危害到丘吉尔与罗斯福规划的伟大目标。这两位大战英雄，一手促成马歇尔计划的施行，但却被肆意诋毁，黑白颠倒成这个样子。 我希望提醒你们，苏联已经承认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和平，也愿意承认更广泛的和平未必是痴人说梦，不见得没有希望。我们必须凝聚我们所有的精力，确保和平的可能性，不要让那些指鹿为马的谎言，破坏了这难得的良机。 在西方，我们如同置身天堂——当然只在一重天，还没有到七重天的境地。我们的天堂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所以，我们不要再诋毁丑化我们的世界；至少在欧洲，这是人类有过的最好的生活环境。事实是：我们对改革的现状并不满意——在美国尤其如此。 我们是善良、自制的民族。从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谋求地球和平的基本条件已经出现。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苏联与我们携手合作。如果它真有诚意，就有可能达成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理想——和平将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 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一次，苏联愿意与我们合作！萨哈罗夫，这位伟大、勇敢但寂寞的英雄说：我们不应该相信D裁者戈尔巴乔夫，他太有权势了。萨哈罗夫也说：苏联已在崩溃边缘；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苏联崩溃，这种情势可能会导致军事D裁——独C政权将会控制全球前所未见的庞大（虽然未必见得是最好的）的陆、海、空军。这会彻底毁掉和平的希望。 索罗斯虽然不见得比得上萨哈罗夫，但他对苏联也算是相当了解——曾经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分析这些危险。但是，他认为苏联人是真心诚意地想与西方合作。苏联人比我们更明白，知道哪里是天堂，哪里是地狱。 为了让双方的合作顺畅，我们要在心里先弄清楚我们的成就，取得了哪些进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客观评判我们的成绩，提供苏联适当的协助，协助他们裁军——当然，每个步骤，我们都要小心翼翼，以防万一。 这些可能性不再遥不可及，只要知识分子看清客观的事实，不要再跟以前一样，又把天堂整成地狱。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无所知，或几近一无所知，而戈尔巴乔夫的情况跟我们一样。为了向和平更挨近一步，我们必须放弃意识形态，特别是放弃单方裁军会威胁和平的偏见。我们必须小心地试探我们眼前的道路，以蟑螂为师，尽可能地谨慎，以达致真理。我们不再引用全能先知的理论，而这意味着，我们自己也需改变。 （1989年发表于Liberales Forum at St Fall University，此前从未出版。） [1] 见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2] 见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3] 阿里斯提得斯，指挥马拉松战役的名将。——译者注[4] 阿亚图拉，在伊朗等地伊斯兰教什叶派宗师的尊称。——译者注[5] 在基督教中，指的是耶路撒冷。——译者注[6] 奥斯维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最大的集中营，在波兰南部。——译者注[7] 利利安·班达，法国的评论大家、反浪漫主义领袖，这里指的是他的作品《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他在这本书中说，为了种族与政治原因，出卖真理与正义是道德上的叛徒。——译者注[8] 纳粹统治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本文选编于《20世纪的教训》

文：梁启超 ​ 每年八九月之交，都会有一大批年轻学子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迈进大学校门。上大学到底为了什么？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演，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和启迪…… 为学与做人 梁启超 问诸君 “为什么进学校？” 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 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 “你想学些什么?” 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所以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智育要教导人不惑，情育要教导人不忧，意育要教导人不惧。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学校里小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它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智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刻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听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费的事，我想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样。“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人格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来。所以仁字从二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 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 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工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么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名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语说得好：“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 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会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刚强极难。一个人有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馀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梁启超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居”的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屈原说的：“但昔日之芳草兮，今真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现在你所爱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因不知才会感；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人。我盼望你有痛恨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不尽秋思滚滚来 文 / 原上草（蒙特利尔）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火红的枫叶点燃了秋天，树上的枯叶颤抖着离开枝干，在风中一片片飘落，挣扎着用仅余的一丝力气跳完生命中的最后一支舞，回归到大地母亲的怀抱。 在这个白云飘逸、金风送爽的美丽季节，思绪又飞回到了九八年秋天的巴黎。八月三十一日，黛安娜去世一周年纪念日，迷人的塞纳河上的阿尔玛桥头鲜花环绕，人头攒动，怀念戴安娜王妃的民众自发聚集在“自由之火”雕塑周围。一年前的那个夜晚，戴安娜与男友多迪离开巴黎里茨饭店后，被狗仔队追踪至阿尔玛桥隧道内失控撞上了第十三号立柱，车毁人亡，双双驾鹤西去。英格兰玫瑰香消玉殒，在生命里最灿烂的季节随风飘零，与这个世界的相遇仅仅三十六个春秋。是十三的怪圈？又或是年届本命？命运最终也没有让仍保有皇室成员身份的一代王妃获得救赎，一纸死因调查报告裁定可怜的司机保罗酒驾超速。“自古红颜多薄命”，就像同是三十六岁离世的梦露，人们也许将永远无法得知当时在法国的隧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的老法耶德悲痛欲绝，坚称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剑指英国王室和军情六处。结伴同往的友人接过缅怀现场戴粉递来的哀悼留言簿，稍作思考后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英格兰的玫瑰，威尔士的骄傲”十二个方块大字，萧瑟的秋风掀动起页角，映衬着傍晚天边如血的残阳。转眼已是戴妃离去的第十八个秋天，英伦民众仍在思念“人民的王妃”，思念心中永远的“平民公主”，阿尔玛桥头似海的鲜花仍一如往年的艳丽。 生命无常，天行有常。出生于英格兰，归去在法兰西，戴安娜短暂而传奇的生命轨迹的两头牵手英法，恰巧又与英法双语的枫叶之国岁岁年年同过一个生日，一个热情、包容、多元的英联邦成员，兼具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精神。 英伦草根多巾帼。君不见，没有显赫的身世，也没有门荫可依，更没有背景可靠，身为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前年春上仙逝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奋斗，跻身仕宦之列，在英国这个重门第、讲传统、不乏性别歧视的国度里，实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成功，并以“铁娘子”的强硬风格流芳大英政坛，发出了女人不是软弱和无能的代名词的强音。 大笨钟哀伤暂停报时，伊丽莎白二世更亲率国内外政要两千多人齐聚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相送最后一程，备极哀荣。位列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和二战后在位最久的首相，她以明澈的理性与智慧，一生贯彻自由的精神，书写了人类历史的重要章节，一曲权力与魅力的交响乐，非同凡响。如同平民王妃，平民首相也名列大英历史名人和世纪杰出女性，因为她们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斯人已去。时钟拨回到一九六一年，风诡云谲，暗潮汹涌，八月十三日，作为冷战表征的柏林墙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把一个完整的民族一隔为二，时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世界两大意识形态的角力使这个东西方对峙的桥头堡上的应力高度集中，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那不堪回首的围墙年代，记载了德国曾经分裂的历史岁月。勃兰登堡门作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抵御外敌而是防范内部垒砌的墙，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张专为东德公民布下的天罗地网。 德国勃兰登堡门 无独有偶。时光继续倒流到一九一一年，民国初年，浩瀚的太平洋东岸诞生了一个名叫罗纳德的男孩，多年后，迈着坚毅的步伐，他从影视界走来，“推倒这堵墙！”这句铿锵名言随着他在西柏林响彻世纪的呼喊传遍了世界。风云际会，撒切尔首相与里根总统共同构筑了西方世界最为坚定持久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世界政治信仰：市场经济的根基不容动摇，自由民主的信念不容动摇。两人形同莫逆，一个决绝的右满舵，联手合力推倒了东德柏林高墙；他们似有神助，一招漂亮的二过一，高度契合拖垮了极权国家老大。东起白令海峡，西至德国中部，共产主义试验田上回荡着“全世界无产者，请原谅我！”那无奈的叹息。 二十三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网络柏林墙”依然横亘。康德曾有这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越是思考就越感到无上敬畏，一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一是深埋在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何日君再来？人们呼唤着当年拆“墙”业的黄金搭档再度归来。 难忘二十六年前的那个多事之秋，风雷激荡，惊涛拍岸，十一月九日，全世界目睹了在柏林上演的伟大一幕，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东欧各国纷纷巨变。翌年十月三日，又是一个秋天，两德已然统一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旗下，“雅尔塔格局”曲终人散。从莱茵河畔的科隆重回这座欧洲历史文化名城，满街四下寻觅探访，看着商贩们兜售柏林墙的盖戳封装纪念品碎块和前苏军的镰刀锤子红五星帽徽，亲身实地感受着这个当年曾把世界拖到核战边缘的弹丸之地。漫步走过蒂尔加滕公园铺满彩叶的秋径，信步穿越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充满了自由的气息，柏林大教堂前草坪上的轻风送来了日耳曼语的放飞心声：这里没有监视器，只有上帝的望远镜！亚历山大广场上那高耸入云的柏林电视塔想必也留下了铁幕后的思想启蒙者仰望星空的足迹，以理性的光明引导人们摆脱专制、走出蒙昧和黑暗。今天，美国驻英使馆前的格罗夫纳广场上，三米高的冷战英雄里根总统的青铜塑像底座上刻写着撒切尔夫人的名句：罗纳德•里根没有用一颗子弹就赢得了冷战。 格罗夫纳广场上的里根像 岁月长河的浪花淘尽英雄无数，莎士比亚说：“以往的只算是序幕”。风流人物留下的人类遗产和世纪丰碑，将永远矗立在历史长廊中。他们折射了过去，未来仍需要新的思维，历史的车轮滚滚，无法也不能仅凭借后视镜前行。 风自大洋来，吹拂着思想启蒙的这片沃土。此时此刻，正是收获的季节，普世价值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头挂满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科学的累累果实，斜阳西照，一树斑斓，又到了北美大地醉人的秋天。 天高云淡，西风长天，望断追赶悠悠白云的大雁。几片飘零的落叶打着旋在阵阵凉风中做着告别的旅行，仿佛在诠释着草木一秋的宿命——归根，那是每一个漂泊海外的游子回家的路……

造假的“敢为天下先”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前年4月3日写过一篇《“中国式诈骗”令人发怵》，列举四十多种类型诈骗案例，五花八门，涉及的人员和范围甚广，提醒国人谨防上当受骗。造假，也是一种骗，有时被骗者损失更惨。中国从八十年代假货充斥市场，后来开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一阵风过后“假劣”的东西又泛滥成灾，至今20多年愈演愈烈。 过去有说“除了人不是假的，都是假的。”现在连人都是假的，各地审查干部档案，发现造假很多，有人履历填的仅性别是真的。于是群众说：“年龄越填越小，工龄越填越长，学历越填越高，身份越填越假。”造假成了中国一项“专利”，几乎延伸各个领域，只说最近几件事，足以触目惊心。 金融造假——制造假币已有“辉煌”的历史，20年前，我曾接一个熟人的电话诉苦，她在一处小商摊位买东西，商贩找给一张面额50元的现钞，她随后到一家大商场购物，在收银台交款时这张50元现钞验出是假币，她好说歹说才退还，马上跑去找小商贩要求换成真币，那人死不承认使用假币，她想请我帮忙解决。我说这忙恐怕谁也帮不了，小贩转脸不认账，你又没有证据和旁证假币是出自他手……结果这位熟人气得直晕，也只有自认倒霉，那时50元还真当钱花。这种发生在身边的事，不过是一个假币缩影。 最近广东破获一起假币大案，从一个地下“印钞厂”查出两亿多元假币。山东三人合伙投入18万购买制造假币机器，将造出的16万假币出售时被抓获。所幸这些假币还未流入市场，更离奇是近日惊现的南京假银行，非法融资吸收公众存款案。这家“盟信经济专业合作社”于前年开业，伪造金融资质、特许经营证件，内部装修如同国有银行，大堂设LED显示屏、自动取票机和5个柜台，营业员统一服装，以高出银行几倍的利息引诱民众存款。假银行营业两年，吸金2亿多元，最终因嫌犯放贷投资失利，无法退还客户存款才败露。 “盟信”银行让200余人“信盟”后上当，损失惨重。其中一王姓商人去年将公司1200万元流动资金存入“盟信”，最后无法取回，血本无归。一名七十多岁老翁将100万元拆迁款悉数存入，以获取高息，不久诊断出自己患癌症，他多次去取钱只拿回10多万元，不够看病治疗，老翁哭天抹泪。这家假银行何能装扮得“天衣无缝”、在南京这样的省会城市光天化日之下行骗两年？虽然目前5名涉案人已落网，警方正追缉另两名逃犯，但众多受害人的存款却“肉包子打狗”了。 身份造假——在山西，有个70后的人叫冯朝辉，他靠买假学历、伪造档案，从农民变成工人，从工人变成干部，一路造假，又摇身变成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书记、纪委书记。这个靠替人“铲事”捞钱、充当官场掮客的“纪委书记”，在2014年被双开时发现，原来党籍也是假的！ 1975年出生的冯朝晖，凭假农转工、转干后，2002年购买了伪造的北方交通大学专科文凭。2003年谎报自己是中共党员，报考了党校并“取得”本科文凭。2005年，冯朝辉花费32万元，在朋友的操作下，为其妻子马月霞伪造了黑龙江大学和天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并伪造北京人事局接收函，将夫妻二人户口迁入北京市海淀区，又顺溜成为“北京人”。 随着职务的升迁，冯朝辉在承揽项目、插手煤炭上不断“掘黑金”。2007年后，他一直在纪检部门任职，凭借吹嘘“北京有人，办得成事”，在山西官商圈里混成了一个“人们不敢得罪、甚至争相巴结的红人”。2014年，冯朝辉被查出索贿、受贿、介绍贿赂、资金来路不明共计1300多万元，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给予冯朝辉开除党籍、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个初中文化、只有“性别姓名”不假的农民，居然当上省直单位的副书记、纪委书记，动不动可以“摆平”对官员的举报，索贿受贿，让人不可思议。冯朝辉的假学历、假证明、假文凭、假党员，是他呼风唤雨的资本，而这些的来头，又是社会、学界、官场丑态的鲜活样本。 货物造假——北京秀水街市场，崛起于80年代，以经营“外贸服装”闻名。随着经营的扩大，十年前拆迁旧市场，建成“新秀水”商场，吸引了众多北京和各地顾客，老外也常有光顾。大批中国商人的进驻，陆续充斥外国名牌服饰、手表等假冒产品。“秀水假货”由来已久，许多人知道，却愿意去“碰运气”，买便宜仿制外贸货，还能砍价，自得其乐。 这里韩国的“产品”不少，也颇受顾客青睐。去年底韩国政府特许厅（类似中国专利局）、知识产权保护协会、服装产业协会等组成调查团，到“最大假货商场”秀水街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假冒名牌服装、韩国化妆品等商品随处可见。同行的协会成员对中国人的假货制造、流通速度无不咋舌，他们说：“首尔的品牌时装表演举办一个月后，中国市场就已有不少仿冒品了。”韩国方面发出提示，有意在中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后，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要“谨慎”，呼吁提前制定对侵害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行为的对策。 韩国政府派团赴华“密访查假”，尚属首例，说明已引起国外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据媒体报道，有些防伪码制作公司为求获利，不按规定核查客户相关资格，以高于市价的收费给其制作假防伪码，并建立假的防伪码查询网站，为假货“转正”提供途径。记者经查发现，网上甚至有售整套防伪码系统，假货商办起来很容易，顾客则假货当真。 中国人确实有造假的“智能”，可以玩出无“成本”的变身术，能不费力地坐享其成，使老外们望尘莫及。无论是身份造假、金融造假、货物造假，都是为了私利，为了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难免有贪欲，但要将其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不能贪婪心一上来，就心术不正，千方百计造假欺骗。就像中国的产品没有外国质量好，叫得响，可以自己潜心研制，发明创新，为什么非要仿造假冒别人的成果？ 先哲老子的做人治事，有句经典：“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有仁爱，就必然有嫉恶和勇敢；他保守节俭，就必然能够彰显大方；他厚德谦让，就必然能够为天下先。 如今反其道，“敢为天下先”成了一句时髦语，不管什么都要尝“先”，似乎才豪气十足，称得上是范儿。殊不知中国造假没有一样符合老子“三宝”的正道，而其所以流于社会、危害民众，成为侵犯合法专利的“专利”，恰恰是缺少了行善不争，立法、监管的“敢为天下先”。造假早该休矣，始作俑者必须受到严惩。

在塞内加尔的日子（1）——初到非洲 文：刘婷（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婷为瑞士驻蒙特利尔领馆领事夫人，她将自己在非洲生活的经历写成系列回忆录，将陆续在本刊登载。 至今我还留恋塞内加尔的阳光，明媚的，热烈的，即便常常有飞扬的尘土扑面而来，仍然处处是灿烂的晴朗，让人的心情不由自主欢快起来。 我因为先生工作的缘故，在非洲西岸之角那个叫塞内加尔的国度生活过两年时间。离开生活了四年的瑞士，我们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我头脑中全是电影中的场景，计划四年的生活让我很是憧憬，我甚至还置办了白色的长衣长裤和精致的布鞋，想像着在沙漠或是丛林里能拍出多么美丽的照片。飞机落定达卡（DAKAR）国际机场，非洲如此生动地出现在眼前，机场居然像个大集市，有人扛着大箱水果，有人背着乐器，还有抱着一卷地毯出现的，机场外全是等生意的出租车司机，小贩，有的追上来就很兴奋地说个不停，那时我的法语还在起步阶段，鸡同鸭讲，我只能回以傻笑。先生嘱咐我：“跟紧了，这里不是欧洲，小心你的包。”接下来的很长时间，我一直都是倒背着我的小包，诚惶诚恐地体会着这个完全不同于想像的世界。 我的精致的小布鞋完全派不上用场，达卡虽然是赛内加尔的首都，号称非洲的小巴黎，但还是不同于我生活过的所有城市，干季处处尘土飞扬，雨季泥泞不堪。桌子每天擦，每天一抹一手黄，我们这些刚来的菜鸟，买桶装水喝，吃欧洲带来的米面，所有蔬菜瓜果能削皮的削皮，不能削皮的做熟了吃，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断断续续地拉了一个月的肚子。达卡的物资严重依赖法国，你可以找到法国人开的肉铺、面包店、各个国家的餐馆、欧洲进口的零食、调料、生活用品，但价格贵得离谱，作为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我开始像当地人一样，每天趿拉着夹脚拖鞋，四处寻找可以利用的资源。 我们租住的大宅就在海边，步行两三分钟就是渔船码头。我的非洲生活就是从家门口的鱼码头开始。九十月份的达卡，日均气温25度左右，是旱季时节，每天早起，一派艳阳天，海风轻柔而温暖，我带上大沿儿草帽，双肩包倒挎在胸前，手上拎了个购物袋，出门打渔去。大海就在眼前，还能愁没鱼吃吗？路边有几个木板搭就的简易桌子，桌上竟是些我不认识的鱼。但我立刻就被桌后坐着的黑人大妈吸引了，非洲女子似乎天生就有极好的色彩感，她们要么穿剪裁合身的长裙，要么穿巨大的风袍，衣服花色和细节搭配总是恰到好处，配上她们黝黑的皮肤，煞是好看。卖鱼也穿得这么漂亮，我顿时觉得非洲生活又增添了一份美好。不过眼前的鱼就没那么养眼了，它们就这么躺在木板上，没有任何保鲜措施，大妈们唯一的工具就是手上的一枝芭蕉叶，她们缓缓地摇着叶子，象征性地驱赶着成群的苍蝇。我不识海鱼，也从未买过未加工的鲜鱼，看着眼前这些被苍蝇覆盖，味道不太令人愉快的鱼，我望而却步。 海滩上有几艘描绘着艳丽图案的渔船，我决定去寻找打渔人，但这里的渔村着实冷清，沙滩上简易的鱼摊只有几位妇人和身边的小水桶，我正想去看个究竟，突然冒出一个小伙子，他高大帅气，黝黑的脸上有双迷人的大眼睛。他热情地招呼我，自我介绍叫马马杜，看我法语比较困难，马上改口说上了英语。听说我要找鱼，他一脸自信地说：“我就是打渔的，跟我来。”我跟着马马杜看遍了大妈们面前的水桶，终于买了条大鱼和一只螃蟹。热情的马马杜拿出本子，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他说一旦打了新鲜的鱼虾，会上门服务。马马杜年纪轻轻，高大帅气，能说会道，行为举止绝对绅士，他不但会说法语，英语，还会点意大利语，中国话也能比划几句，更厉害的是，这些都是自学的。漂亮的马马杜带给了我非常漂亮的非洲印象，即便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渔船的拥有者，而不过就是守在海滩边等候外国人的众多“生意人”之一。他们大都叫马马杜或者瓦里，逮着老外去鱼摊当导购，因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的渔民只会说土语，你如果不懂行情，他们真能赚不少“差价”。但我一点儿也不怪马马杜，多聪明的男孩儿啊，他懂得自我包装，懂得顾客心里，殷勤而努力地对待每一个商机。当然我也像其他外国人一样，很快就不需要马马杜了，但我仍祝福他，那个坐在海滩边等待着陌生身影的男孩儿，可以在不断的磨砺中成长，变成一个真正的生意人。

柏林洪堡大学 一 大学思想家洪堡认为，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修养和科学。重温洪堡的教导，有助于对陷入泥沼的当代大学进行必要的反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先生，对德国的大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研究。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大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德国古典大学思想。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负责人期间，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在世界大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现代大学的传统渊源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德国一度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岂偶然哉！ 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在1809年—1910年间，写出《柯尼斯堡学校计划》、《立陶宛学校计划》、《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和《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普鲁士教育掌门人的身份和洪堡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关系。阅读洪堡文献，那种紧张可以说无处不在，以至于有意无意间，流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蕴藉。 威廉·冯·洪堡, 德国学者、政治家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 洪堡认为：大学的核心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每名成员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高等学术机构才可望实现其目标。所以在这一群体中，寂寞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则”。 陈洪捷先生指出：“洪堡虽然强调寂寞对大学的重要性，但对寂寞的含义并未作明确的说明。”洪堡对“寂寞”的含义，为什么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大概在洪堡看来，大学充满“宁静”和“寂寞”，这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明。 近代意义的大学，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世界史大家阎宗临先生指出：“自西罗马灭亡（476）至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语之为中世纪，意义非常单纯，仅欲说明连接古今，承上启下而已。” 十字军东征，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世纪的两大关节都与大学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千年中世纪，充满着宗教氛围，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时代。千年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十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欧洲，若没有罗马教皇的“大一统”，也许就不会是黑暗的中世纪了，这只是近代欧洲人出于自大的一种浪漫想象。 依照这种“傲慢”的思路，在“黑暗”中世纪的中心地带——修道院，诞生近代大学，岂不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据说，早期的大学，往往由市镇的主教充当庇护人，教团司法官是大学的校长，神甫是教授，僧侣是学生。遥想当年，在政教合一的时代，世俗的力量，比如说朝廷，在教廷面前，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没有能力干预大学事务，大学的神圣性，最早来自于神权，大学的独立性，其实，也来自神权，既然大学是一种宗教组织，那么，在王权面前，不必表示谦卑。也许，这是欧洲大学最早的一种初始值吧！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高门大宅由于具有经济实力，慢慢掌控了部分地区的教会，顺带把大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总之，大学与社会之间，还有很大一块缓冲地带。具有超凡色彩的大学，才能成为象牙塔，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市民社会，没有足够的能量，不能对大学发号施令。“神学生”驻守着大学，在古老的修道院，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古色古香的老楼旧屋，无一不在暗示着，大学自身洁身自好，保持“象牙塔”的纯净。具有传统的大学，怎能没有一点老楼旧屋呢？ 古老的剑桥大学 在中国，寻找与西方辈分相当的“大学”影踪，怕是就要穿越到宋朝的书院了。伴随着西学东渐，传统书院被格式化，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现代中国高等学府，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只是西方大学的简单移植。 北京大学所在地，是燕京大学的故地，别看燕京大学主事者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聘请设计师擘画燕京大学，具有很深的悟性，总想着借鉴中国传统的园林之胜，整体上确实做到了古色古香，但对中国文化毕竟是模仿。燕园建筑，最遗憾的是没有显示出巍峨的气魄。当年，钱穆先生来到燕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毕竟是外国人设计的，临摹的很认真，欠缺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意。不过，天地翻覆之后，北大在燕园“筑巢”，图书馆与“静园”仅有一路之隔，两相观照，建筑意严重不足的“静园”，反倒古色古香，尽显古典园林之美。1998年之前，尚未经过百周年校庆包装的北大图书馆，执行勤俭建馆的方针，一派寒酸破陋之相。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机缘巧合，在下做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行在未名湖畔，一种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百年风云，涌上心头，临湖轩、斯诺墓、博雅塔、未名湖，不禁浮想联翩，穿越到了司徒雷登时代的燕京大学。随着燕京大学的消逝，北大师生也告别了红楼，来到燕园，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慢慢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 燕园风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多快好省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盖了不少粗鄙不堪的房子，2003——2004年访学时，毗邻治贝子园、俗不可耐的第三、第四教学楼，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杰作”，从这里不难窥见大学品味的丧失。院系调整之后，燕园集中了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三位美学大家，不唯如此，燕园还是美学家的摇篮，涌现了李泽厚、刘纲纪、叶秀山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未名湖畔进行美学散步时，面对如此不堪的新建筑，不知如何承受这份视觉的折磨？ 大学建筑乃大学精神的一种表征，大学丧失一股书卷和古意，大学师生的领地如此粗鄙，但是只要灵魂在高处，时时勤拂拭，还是可以克服的。以大学为扫荡目标的政治狂澜，不断冲刷和席卷着校园，大学师生又当如何自处？ 北京大学的围墙，相对完好的是西墙和北墙，这些历经沧桑的围墙和古色古香的西门，绝对是北京大学的“门面”，象征着一所学府的尊严。但，门墙再高，大门再厚，也抵挡不住政治风浪的侵袭，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拔白旗、四清，无役不从，至于文革，北大则是“发祥地”。 北大保存完好的西门，乃燕京大学的旧物，后来建成的南门，与不少学校的大门雷同，不能与西门媲美，显示不出北大厚重的文化底蕴。1993年3月，主持工作的吴树青，力排众议，拆除北大南墙盖商场——据说这是北大“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正确姿态。自此大学沦丧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奴婢，一仆二主。 欧美学府多散落在幽静的小镇，这是因为西方大学多渊源于修道院。哪里有修道院，哪里就有高等学府。中国大学虽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很快适应了中国土壤，展示大学的中国性格——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中国的行政级别划分古来有之，但在1949年之后得到空前加强，哪怕是和尚道士，也都有行政级别。县长一般为“处级”，偶尔也有“厅级”，像北京的密云、怀柔，属于“正厅”级。普通大学校长是正厅级，有一些985大学校长属于副部长级别，这样一来，只有将大学安置在省城和地级市，才不至于因为级别不够而受到担待！这一点，从985大学和211大学的地理分布，就可以看得出来。 2000年秋，张清华先生应邀在海德堡大学讲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大学普遍设在大城市，欧美学府多设在边远小城。东西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是由历史和传统造成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具体来说，中国与欧洲之间，“宗教”、“城市”和“大学”三种文明的样式，迥然不同，判然有别。 中国学人来到异域进行学术交流，大概首先映入眼帘的，莫过于大学“居住方式”的不同——中国在“繁华都市”，西方在“穷乡僻壤”。针对西方“隐居的大学”，张清华先生发生感慨：中国的大学办得不是地方。 2003—2004年在北大访学期间，最亲切、最喜爱的还是那些略显沧桑的老楼旧屋。未名湖畔的博雅塔，百年大讲堂后身的燕南园，无声地诉说着燕园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升腾与坠落、喜悦与忧伤。从燕园访学归来，发愿编辑一本有关大学的书——《守望大学》，多年过去了，这本《守望大学》的纸质打印本，还静静地躺在时间的河流里。编选《守望大学》时，师生切磋的乐趣自不必说，关键是做过一回“选家”，对大学的方方面面，诸如渊源与流变、制度与安排、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有了绝非泛泛的思考。 比较而言，西方大学是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国大学则是文化移植的产物。西方大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何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大学能否接上中国的地气？有朝一日接上了，日益中国化了，才可以说中国的大学，否则，只能说大学在中国。 省思西方大学移植中国的历史全程，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文化传统，在大学的移植过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还是不够多，这是不能苛责前辈的。一方面，晚清七十年，中国与西方的博弈日趋紧张，大学在中国的落地，伴随着自强运动的节拍。中国大学的设立，既然是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那么，首要的目标，也是完成富国强兵的使命。这样，大学的使用价值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大学自身的价值，长期被忽视，以至于隐而不彰。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在中国落地，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历史没有给中国大学一个自由生长的时间和空间。试想一下，欧洲大学近七百年的自然发育，在遥远的中国，浓缩在一二十年完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中国大学的诞生，主旨不在知识的增长、真理的发现和学术的好奇，而是为了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现代大学的使用价值，从一出生，便压过了它的价值。因此，不可能像西方学府或者中国书院，在幽静的地方盖房筑屋，荒江老屋之中，二三素心之人，抚素琴阅金经。 中国大学一出生，便设立在大城市，与变法相伴生，与国运相激荡，属于器物——制度——文化变革三部曲的有机构成。如此生态，如此格局，天然决定了中国政府“提携”大学的生态，大学在接受“提携”的同时，免不了受到政府过度的“干涉”，无一例外，每一次干涉，政府都认为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皆依托于政府，既想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还不愿意与政府距离太近，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何曾有过呢？ 百年中国，曾有三位“大儒”建立了性格鲜明的“书院”，他们是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张君劢先生在云南大理创办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三位先生别有怀抱，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而创设书院，三大书院的人文理想，决定了其从一出生，就天然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三大基地”。虽然在艰难的国运中，三大书院命途多舛，但，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三位先生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片赤诚，天地可鉴。 1949年，钱穆先生在滚滚的硝烟中，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理念主旨与三大书院相似。这四大书院，都是有“魂”的，这个“魂”就是“中华魂”。为中国文化招魂，乃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先生的大事因缘。 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四位先生，既是书院的掌门，也是“现代新儒学”四大家，岂偶然哉！四位先生办理书院的指导思想，君子不器，体用不二。深悲大愿是入读四大书院的前提条件。既然有志于成为君子儒，受苦、受累、受辱（高王凌先生语）则是一种必要的磨砺。拈轻怕重，贪求名利，岂能担得起来弘扬儒学的重担子！ 反观设置在首都和省会的大学，就近方便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也免除了一种寂寞的心境。大学在西方是象牙塔，移植到中国，很容易来到十字街头，伴随着百年国运，载沉载浮。 欧美大学也不尽在小镇，哥伦比亚大学就设在国际大都市——纽约，该校与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和百老汇毗邻而居，周围有很多咖啡厅、书店、酒吧。一所学府处于这样的城市，位于这样的社区，依照中国的逻辑，可谓纸醉金迷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如何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置身纽约这种“巨无霸”城市，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拥有一份寂寞的自由，不会那么容易了……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如此热闹的地方，并没有丧失自我，也没有染上“喧嚣”的毛病。试想，没有寂寞的心境，怎么可能安静而从容地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呢？哥伦比亚大学有四所附属学院，其中两所为美洲犹太教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欧美大学即使没有神学院，也有一些老楼旧屋，令人难忘的，还有那些古老的教堂，以及悠远的钟声。 哥伦比亚大学 欧美大学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开来的，众所周知，深厚的宗教背景是西方文明的底版。既然教堂是大学的发祥地之一，那么，现代社会中，大学祛除了教堂的神性，建立了现代的理性，但，教堂也不妨成为大学抵御庸俗市侩的一种标志性屏障，有利于大学师生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 大学的教堂是非常有趣的。也许通过教士的开导，面对圣母玛利亚进行忏悔，从而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吧！当然，大学的寂寞，并不仅仅表现为修道院的建筑，更多地体现在大学的心态。身处象牙塔的大学，还要面对现实世界，因为，欧美大学并没有围墙。 民族国家崛起之后，社会对大学寄予很大的期待。大学尽管往往脱胎于修道院，但相对于教会来说，大学依然是一种世俗的力量，象牙塔不是一个神性的国度，而是一个理性的国度。 大学正是生长在世俗与超俗、学袍与市镇、政治与经济、民族与世界、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生态之中。在这种多元生态中，大学左冲右突，闪转腾挪，利用修道院的神权，抗击世俗力量的袭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让大学浸染了很深的民族文化性格，以便抗击神权的裁判。长此以往，大学在统一性与特殊性之间，共性与个性之间，世俗与神性之间，保持了一种适度的张力。 大学师生面对世界，更多地保持一种宁静的心境。这种内心充实的心境，就可以说是“寂寞”。“寂寞”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寂寞”，才可以成为象牙塔的“定海神针”。 大学对于世界而言，展示的是一种理性的心境。大学的理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这个纷纭的世界，进行冷静的思考。不是说，大学拒绝政治介入，大学介入政治，必然具有理性特征，体现大学的风格。大学教授即使身处十字街头，依然拥有象牙塔的理性，否则，大学就会异化成为一种政治组织。 纵览世界大学史，知名学府多为私立大学，不是偶然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自校友的回馈或者社会各界的赠款，校友和社会各界在捐款的同时，不可能轻易改变一所大学的规矩。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经费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欧美地区，厘定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界限，政府不可能因为拥有拨款权，从而“越界”对大学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但是在中国，既然经费来自于政府，政府也就拥有通过拨付经费、人事任命从而对大学拥有全方位干预的权利。如此一来，寂寞而宁静的心境，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大学在移植的过程中，没有将寂寞的情怀引进过来，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大学的创设，原本就是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利器”，大学对国家境遇有着高度的敏感。北京大学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从好的方面说，北京大学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民族国家的成长，贡献独多且大，这正是蔡元培先生赢得声誉的原因。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希望北京大学能够涵养一种精神品质、学术品格，蔡先生谆谆教导北大学生“为学问而学问”、“救国不忘读书”，但是，北京大学最终并没有服膺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反其道而行之——“读书不忘救国”。北京大学的传统，突出在“爱国”，使得北大成为一所高度政治化的大学。蔡元培先生具有中国大学保姆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这种传统，引起其他大学仿效，影响所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寂寞心境，一直没有在内心扎下根来。 回首往事，也许个别教授具有寂寞的心境，但是，中国的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敏感反应，导致大学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呈现高度紧张，不能保持适度的张力。即使拥有围墙，都不能让大学成为真正的象牙塔，更别说将围墙拆除了，十字街头近在眼前…… 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中，唯政治和经济马首是瞻，独立品质成为一种稀有元素。要是在中国大学校园寻找“寂寞”的心境，怕是要失望了。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味的“喧嚣”，大学在“喧嚣”之中，获得的只是一种同质化的时尚，至于大学自身，已经迷失在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林中路。 二 如果说寂寞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美好心境，那么自由便是大学的本质特征。身处十字街头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具有尊严的象牙塔，关键的因素在于——大学是自由人的自由组合。 在教皇眼中，欧洲最早的大学只有论证上帝存在的自由。说实在的，这不是一种自由，毋宁说是一种义务，如果任由此种情形长期存在，大学岂不变成了教会的附庸，神学的婢女？大学的诞生，与十字军东征有着紧密的关联，在长达二百年的征战中，天主教圣徒从穆斯林和拜占庭东正教徒那里，见识了天下之大，知晓了罗马文明之前，尚有一个希腊文明，希腊的发现，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从此以后，真理的探寻慢慢成为守望在修道院神学生的一种自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欧洲，也点燃了大学这盏灯。“神学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无所不言，无所不思，以至于有一天，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学对自由的向往。 回溯欧洲大学史，“教会”是大学的一大源泉，“行会”也是大学的一大源泉。最早的大学，既体现神本主义，也流淌人本主义。神本主义来源于“教会”，人本主义来源于“行会”。脱胎于教会的大学，一般存在神本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上“三种主义”长期博弈，相克相生，相辅相成，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直到今天，大学也没有把“教堂”请出去，现代科学为信仰留下一定的地盘，正如历史上，信仰也曾为科学留一条生路。科学与宗教，有着殊胜因缘。 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大书：自由、平等、博爱。如果丧失了自由，大学还成立吗？在洪堡看来，自由是与寂寞相媲美的高等学术的两大组织原则。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自由是大学的本质。洪堡为了保证大学充分享有自由，从大学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两个方面进行厘定。谢学友将大学的外部生态，称之为“大气候”，将大学的内部生态，称之为“小气候”，相比洪堡，更加简洁。 就大学的外部生态来说，显而易见，一个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师生拥有寂寞的自由，无所不言，无所不思，总有一部分言论不合时宜，不可能全部符合社会主流时尚，有时候，还与主流意见相悖。哪怕甘愿做政府的智库，也不能一味迁就政府，什么好听说什么，更不可能政府出题目，学者得出的结论，正好是政府喜欢听到的意见。智库失去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能力，也许需要追究的，不是申请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人员的个人品性，更应该思考，少数人的权利是否受到尊重和保护，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得出有悖时尚的言论，是否得到社会的宽容。 自由的敌人正是专制。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有迫害言论自由的习惯。苏联在生物学领域长期落后，德国丧失世界学术中心地位，不是偶然所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正是思想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结果。 中国大学史上，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由来已久。这种情形，民国就有，于今为甚。可怕的是，持之以恒的干预，使得大学异化成为一种行政机构，权术胜过学术，某种意义上，学术已经成为“校园政治”的花瓶。只要具有“政治正确”，就可以获得课题，晋升职称，住上房子，得到票子。这种情形，所占比例不用有多高，只要有一点，就会鼓舞更多的人，依靠学术以外的力量，运用“政治正确”，分享“政治红利”。 如何将劣质的大学生态转换成一种良性循环？依托上级下指示、发文件，是不大可能的，依托于习惯看上级眼色的大学校长，怕是也不顶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劣性循环的一个推动力量。 这就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方兴未艾的博客、论坛、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提供了一种可能，比方说，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以及由燕南、天益演变而来的爱思想，还有一度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为学术共同体的发育成长，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就大气候而言，难以说有多么乐观，但吾辈也不必悲观，抱有谨慎的乐观，不抛弃，不放弃，只要立志往正确的道路去走，路长些也没有关系，一步一步走就是了。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从大学的内部生态，即“小气候”来看，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对大学师生非常关键。这种自由既受制于大学的外部生态，也受制于大学的内部生态。文明史上，“大气候”和“小气候”之间的关联十分有趣。如果抱有悲观的态度，“大气候”长期欠缺自由，“小气候”通过什么路径获得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此种情形长期困扰着大学，难道大学师生就不去追求自由了？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先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说有多好，有时候还很糟糕。蔡元培先生有何神力，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把北京大学营造成思想自由的大本营呢？ 有人将当今社会生态与蔡先生所处环境进行简单比附，这恐怕不大合适，因为两者之间不大具有可比性。把蔡先生身处环境理想化到一定程度，那么，是不是当代校长穿越到民国，替换蔡元培先生，依然可以干的很好呢？为了突出蔡元培先生的功绩，从而不顾历史事实，将其神圣化，未免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慨叹。 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态，的确至关重要。蔡元培先生能够发挥个人魅力，必然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先生所处时代还比较粗糙，环境能够容纳教育家的个人魅力。言外之意，当今之世，制度定型，不能进行自选动作，只能依照规定动作，因此，大学校长的空间有限，天花板太低，难以展示自身魅力。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面对一所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学，应该尊重大学的传统，在对传统的守持中实现大学的发展，而不是急于改变大学的传统，更不能任意摧毁大学的传统，因为，大学是一种长期的文化建设。如果一所大学正处于塑造传统的关键节点，一位真正的大学校长，肩负着塑造大学传统的光荣使命，择善而从，乘势而为，蔡元培先生正是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来到了一所至关重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蔡先生一生，乘愿而来，了愿而归。 大学的内部生态，由校长、教师、学生三方面的力量组成。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内部生态的养成，至关重要。蔡先生来到北京大学，雍容脾气秉性各异的教授，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蔡元培先生传承了德国古典大学观，主张大学应该是纯粹科学的研究，蔡先生心中的纯粹科学，指的是理科，至于工科，蔡先生以为属于理科的应用，不够纯粹。蔡先生断然取消了北京大学的矿科，将有关系科的师生转往北洋大学。 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却不能包容矿科，此举非同小可：一方面，奠定了北京大学以文理擅长的传统，另一方面，工科一直是北京大学的短板。1946年北京大学从西南联大复员，回到北平，短暂设置过工科，但是1949年以后工科又被转往其他大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进入战国时代，抢滩占地。2005年，北京大学决定设立工学院，在谢学友看来，北大要祛除“蔡元培限制”，塑造工学传统，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谈何容易！ 蔡元培先生具有通才的视野，不受学科限制，伦理学、美学、哲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都为蔡先生所关注。不妨说，蔡先生也是一位具有浓厚百科全书情结的学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代通人，采取断然措施，致使北京大学失去了发展工科的传统。也许，蔡先生独上高楼，比凡庸之辈，站得高，看得远，能舍才能得，北大舍弃矿科，或许更有利于树立纯粹科学的传统。 1949年以后的大学史，具有大家风范的好校长，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但也不是一位都没有。匡亚明、朱九思、管惟炎、刘道玉先生，具有宽广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匡亚明、朱九思，属于政治家办大学，管惟炎的情况与竺可桢先生类似。有人把大学办不好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校长的工科出身。梅贻琦先生不就是学机电的吗？工科背景没有阻碍梅先生成为好校长呀！ 问题在于，不具有梅贻琦先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境界，一方面私心作祟，另一方面，对各门学科，欠缺通识。这样容易造成一种局面，通过申报课题、申报博士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争取基金和项目，让校长所在的专业成为重点学科，从而获得跨越式发展。但这种跨越式发展，往往是以其他学科受到摧残和冷落为代价。 当然，校园政治可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另外一个专业拥有一位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校长就要对院士另眼相看。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院士是一种极其稀缺、特别昂贵的资源，只要打出院士的名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定灵光，大概只有中国大陆才可以看到如此奇异的景观——七老八十的院士，还在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此一来，学校里面没有院士的专业自然受到冷落，不容易得到基金和项目。杨振宁先生谦逊地说，自己早就退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反观大陆，还在宣扬八九十岁学者，如何老当益壮。 当然，老校长退休，新校长履新，受到冷落的专业或许会有翻盘的机会。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学科受到的是折腾，还指望着获得自由？在这种态势下，校长出以公心，拥有开阔的心胸就太有必要了。现实的情形是，与其由一位不具有公心和通识的专家担任校长，还不如由一位“政客”担任校长，各门学科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 一位好校长对大学的自由发展非常关键。近代以来欧美通行的大学理念，一贯是自由教育。大学老师自由的进行研究，自由的讲课，自由的讨论。学生的学习也是自由的：自由的转系，自由的选课，自由的读书。既然大学培养具有优美常识的通人，那么与自由教育相匹配的就是由通识课、主修课、辅修课、选修课组成的相辅相成的系统。 近代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洪堡指出：大学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因为在洪堡看来，国家是威胁大学自由的最主要因素。国家不是空泛的，而是由党派构成的政府政策来体现的，政府对大学自由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利用制定政策的便利，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直接在大学活动，出面控制大学。洪堡接着说，如果这种情形在大学出现，那么大学的自由便会荡然无存。蔡元培先生继承了洪堡的这一思想，坚信政府不能包办学术和教育。 “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而且也会来自这些机构本身，它们开始可能接受了某种思想，继而动辄压抑其他不同的思想。” 洪堡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迷思”，以为摆脱这种情形，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国家出面制止。一方面，洪堡要求国家尊重科学研究的特性，尽量避免对大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干预大学中有可能存在的门户观念和行会风气。国家与大学的关系设定中，国家被赋予的责任极大，但是权力极小。这样，要么由于国家尽量减少干预而出现放任自流，要么由国家出面避免大学里面的门户观念，从而顺理成章地对大学进行控制。所以，洪堡预设的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毋宁说说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生活中难以达到这种平衡。 学术发展史中，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避免“学阀”的产生，正如企业的发展和集聚，难免出现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一样。“学阀”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学阀”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自由生长的环境，怎么会成长为“学阀”呢？经过多年奋斗成为“学阀”，利用垄断地位打击异己，无疑会阻碍学术的成长。 “学阀”换一个名称，还可以称之为泰斗。泰斗的观点会受到极大重视，还不断强化。一位泰斗长期主持工作，即使泰斗处事公正，也难以避免压制异端学术思想的嫌疑。泰斗心胸狭隘，加以近亲繁殖，就会形成泰斗高高在上，门生众星捧月的态势。持有相反观点的学者与泰斗共事，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泰斗掌握学术资源，主持学术团体，编辑学术期刊，操控学术课题，长此以往，简直要成为一位“学阀”了。 1930年蔡元培先生为《教育大辞书》撰写“大学教育”词条：“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指出：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 政治考虑的往往是现实问题，学术思考的往往是长远问题。大学教员自由表达学术见解，不受宗教或政党的拘束，这才可以说大学的外部生态是自由的，反之，则是专制的。蔡先生成为近现代学术文化保姆，实在是一种“偏得”。蔡元培先生1912年就任民国教育总长，明确教育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要是不具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和高明的境界，恐难做到。 191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不论采取何种教育方针，都会对大学的走势产生深远影响。蔡先生如何办理北京大学，学界关注，万人瞩目。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师生喜遇先生蔡，蔡先生很快就交出了一份流淌着温情的答卷。 蔡先生回首平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总结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 1928年，蔡元培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直至1940年在香港逝世。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时，与主持北京大学时相比，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蔡先生秉持的理念并没有与时俱进，还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给蒋中正捎句话——国民党不能包办教育和学术。 1928年，竺可桢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就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对于蔡元培先生无为而治有着深切体会。1936年—1949年，竺可桢先生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这所竺先生主持的“流亡大学”，被李约瑟称誉为“东方的剑桥”，绝非侥幸所致。 竺可桢 竺可桢认为“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竺可桢亲属中有不少政府高层人士，但竺先生坚定地认为，学术与政治总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胡适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先生和前任蒋梦麟一样，深受蔡元培先生大学理念的熏陶和濡染，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奉行的理念不外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蔡元培先生以及蔡先生事业的继承者表达一份温情与敬意。 结语 回首已是百年身。从生态学的角度，通过对欧洲和中国大学史的梳理，阐释和理解大学，何以具有寂寞和自由？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古典大学理念成为蔡元培大学思想的一大源泉，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成为大学中国化的一种有益尝试。梅贻琦、竺可桢、胡适，继承并光大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思想。 韩水法先生慨叹《世上已无蔡元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蔡元培先生被视为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这就出现了“蔡元培悖论”：既然是一座高峰，晚辈难以逾越，暗含了学习蔡先生的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尴尬的局面：一边把蔡元培先生推崇为一代完人，一边对蔡元培先生的理念弃若敝履。 200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0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一十周年，谢学友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记得题目叫做——《大学应有寂寞的自由》。 201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1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二十周年，谢学友以一本小书，纪念蔡元培先生，小书的名字叫做——《叩问大学》。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科技进步与普世价值 文：赵敏（蒙特利尔） 有关普世价值和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关系的论证已经汗牛充栋。其实，普世价值与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也是唇齿相依。 由于在中国和加拿大都学习和工作过多年，最近几年又长期在中国出差，我一直比较注意观察和分析两地之间的各种差异及成因。其中包括探究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在世界上领科学之潮流、执技术之牛耳，而中国人总是难以望其项背、老在后面紧赶慢追呢？ 我发现除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起步晚、教育体制僵化等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尊重和践行普世价值。具体地说，一个国家是否社会民主、思想自由、遵守法制、尊重人权，对科学技术人员的个性形成、人格锻造、自信心培养、创造力发挥，成才的环境等等，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 只有社会民主，人人平等，形成公民社会，消除官本位，每一个科技从业者才可能是一个自信自尊的人、有着阳光心态的人、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人、勇于进取且敢于担当的人。而在中国则常常看到另一种景象:在领导面前，工程技术人员毕恭毕敬，谨小慎微。很多技术问题无论巨细，都等各级领导来拍板定论，技术人员不愿也不能承担责任。不少技术人员以领导意志为准则，还有人为弄个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在那里，你看到的是很多技术工作者不同程度的尊严丧失，精神萎靡，权利敬畏和人格压抑。这样的科学技术队伍怎么能有科学创新的勃勃生机，和敢为天下先的独立担当呢？难怪最后基本上只剩下山寨和复制的能力。 在加拿大公司开会，如果领导迟到而座位已满时，是没有任何人会为领导让座的。领导只有自己到外面找一把椅子进来，否则他就只有坐在桌子角上或窗台上主持会议。因为在这里无论职务高低，人格和尊严是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中也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官员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几年前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性科技会议，当一位高官到会时，我被其怪异的场面惊呆了：他不是一个人来到会场了，而是一艘由数百人组成的“大船”浩浩荡荡地开进来了。“船首”是若干保镖和众多摄影记者，“船舷”两旁是密集的随从和警卫，“船尾”是一大堆跟班和更多的保镖。旁边人都与他保持一种预先精心设计的距离，以便留出一个以他为圆心、直径约五米、并不断向前匀速移动的圆形空间突出他的领导人地位。而他走在这艘人形大船的中间，昂首挺胸、双目朝上、气宇轩昂、威风凛凛。那一瞬间，我产生了时空错位的幻觉，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中倒退到几个世纪前的“某某王朝”：他换上了顶戴花翎，套上了织锦朝服，旁边人穿上了长袍大褂，“肃静”和“回避”牌开道，锣鼓和唢呐声齐鸣，一幅“奉旨出朝、地动山摇”的排场和气势。在忍俊不禁的同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觉到，这里距落后封建社会仅相隔咫尺，离现代公民社会还路途遥远。 另一方面，只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无拘，异见的碰撞，辨争的启迪，才能充分展开科技人员想象的翅膀，完全释放科技人员创造的潜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认识和观察这个客观世界，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寻找其规律和奥秘。 只有在一个多维宽松、包容异质的社会环境里，科技人员才能张扬个性敢于创新，才能形成一种朝气蓬勃的科研氛围和生机盎然的科研能力。一个没有思想和学术自由、且学术屈从于权力的软环境，只能泯灭个性、桎梏心灵、鼓励平庸、呼唤单一。 其实，这也是之所以产生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每当中国的同学朋友问我中国和西方到底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都会说：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是人上人的同时又都是人下人。很多人在享受下级讨好谄媚的同时又对上级卑躬曲膝，最后都是一个不同程度心理扭曲和人格分裂的人。而在加拿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立于天地之间、被大自然拥抱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既不需要讨好谄媚，也不需要卑躬屈膝。他要做的就是持阳光般的童心，全身地投入到工作和创造之中。除了第一代移民的语言困难外，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阻挡你施展才能，但有很多因素都可以激发你锐意创新。 我眼中的“盛世”标准不是基于引进西方技术、利用廉价民工、透支环境资源之上的GDP 总量。我觉得成为“盛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在人类科学技术的研发中贡献大约四分之一的原创或首创。到那一天，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进入了一个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而遵循普世价值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动力。

红尘之外论三毛 文：艾小禾（蒙特利尔） 90年代初的中学时代,父母严禁我跟风读言情和武侠小说，推荐读的多是世界名著和大陆的革命文学。然而我却对革命文学兴趣全无。一次偶然被书摊上的《撒哈拉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从此就读起了三毛。 三毛书里幽默生动的异域故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是记忆中单调阴暗的中学生活中少数几片放着异彩的霞光。然而那时生活在以粗线条为美德的中国大陆，甚至革命电视剧里的开国老将领和英雄人物都把对人对物的骂娘暴粗当作一种不以为耻的常态。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被三毛的文字和故事吸引的同时，私下里觉得三毛在接人待物上的礼貌和修养让她难以在现实中生存下去，因此不能对她完全认同。 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来到西方社会，读书，约会，然后在远离家乡的地球的另一端安定下来。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在西方社会里生活久了，被西方文明和从小受了良好教育的西方老公教诲熏陶多年以后，偶然怀旧再次挑灯夜读三毛，才发现，初读三毛时不能认同的礼貌和修养，已经是被我认作自然而然的行为规则。在西方社会，她对人的礼貌和修养，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 三毛生于一个父慈母爱的家庭，十九岁带着初心去欧洲学习文学和艺术。在约会了各国男友之后，跟一个叫荷西的西班牙男人一起在撒哈拉沙漠开始了家庭生活。从年少开始耳濡目染的西方修养和西方生活，让她思维和行为方式更偏西化，这一点上三毛更像个用中文写作的西方人，所以她带着平常心写欧洲，写沙漠，写海外生活。她对读者是真诚的，她用自己的真性情写作，很少用名人名言，典故或者艺术哲学的标签来端着自己向读者说教。她的文章字里行间却都是把自己放低又放低的谦和，以及对宇宙众生的悲悯和怜爱。在她的文章中，朴实中显现出的爱和勇气是让每个读过她的书的人爱她的理由。 三毛遵照自己的内心感受活着，她不肯迎合系统，不愿过循规蹈矩又充满潜在限制的生活，于是在青春年少时选择了一个人背包去远行。她带着探险家的勇气浪迹天涯。她在西方成长成熟，找到自己。半世漂泊，和十几本书之后，离开台湾时那个单纯又带着失恋的挫败感的孩子，已经变成了满心沧桑，万水千山走遍的中年人。 在先生荷西去世后，她选择了重回父母身边生活。台湾或日本更加明显的社会特征是，大众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约定成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违背这些行为规范的人，常常会被其他人边缘化。甚至整个东亚文化都对个性自由没有太多的容忍力，因此大家常常都会为了别人的看法活着。心神自由的三毛回到故乡，势必会有压抑感和孤独感。于是，多年远离华人世界的三毛，用自己西式思维想象的浪漫，对一个终生在大陆生活的人毫无设防地敞开了心扉。 三毛离开台湾的时候还太小，对故乡的回忆已经成了满满的乡情和戏剧小说里的花好月圆，对东亚文化里的势利和虚伪已经完全不懂得设防。碰到王洛宾，成了她这辈子最后的灾难。 对于成年以后建立的亲昵关系，无论友情还是爱情，只有两个文明程度相近经历类似的人，才能对私人空间边界的界定达成共识，建立更持久的关系。文化教育背景相差太远，对于越界的界定，很容易就成了鸡同鸭讲。 很多华人习惯于对外人客气礼貌，对亲近的人就完全不讲修养和礼貌，肆意而为。越是亲近的人，就越少尊重对方私人空间的概念，理所当然的消费和利用感情。而三毛的西式修养和礼貌让她尊重他人的边界，她的个性和勇气只对自己，绝对不会对其他人和亲近的人发作。 为了见到想象的爱人，三毛两次跑去陌生的大陆。 三毛和王洛宾两个文明程度和文化背景差异太大的人相遇，一方的不懂边界必然对更文明的另一方造成伤害。王洛宾终生生活在粗线条，对尊重隐私和尊重私人空间缺少概念的中国，他才华横溢却压抑多年，对名利和声望的渴望必然大过一切。他没勇气接受三毛的感情，却理所当然的利用和消费她的感情。他用送上门来的三毛和她的名声来粉饰自己抬高自己。最终不可逆反的伤害了三毛。 年少时读三毛，就觉得三毛这样的修养，在大陆可能会完全生存不下去。如果当初她爱上的不是王洛宾，而是一个跟自己文明程度和文化背景相当的人，也许现在满头白发的她正坐在壁炉边跟老公一边喝咖啡一边回忆年少时的漂泊时光吧。然而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去大陆访问王洛宾回来的四个月以后，三毛在台北的一家医院用一根丝袜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

居庙堂之高 周树山 少年时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为其飞扬的文采所折服，更为其所倡言的士大夫的理想人格而激动，所以阅读三过，即已成诵。整日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挂在嘴边，不谙世事的乡野少年即俨然成了忧国忧民之士，其幼稚憨傻之态，可笑复可悯矣！后来，读史阅世，身心俱老，方知文章只可当文章去读，有些话是大可不必当真的。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翻遍二十四史，没见有人能践行之。这就好比宗教所许诺的天国和净土，我等生人是难以企及的。凡事反求诸己，大抵可明白八九。我不是士大夫，但我也算“处江湖之远”的人，对于君主的休戚安危，我就从来没有“忧”过，一是距离太过遥远，忧而无用；二是也轮不到我去“忧”，因为我属于“居庙堂之高”的大人所忧之民（或曰民之一员），我等细民，自己尚被大人所忧，又何遑去“忧”大人之上的“君主”？我从来没有登过“庙堂”，所以没有大人们的体验，高居庙堂之上的大人们是不是在忧民呢？根据我读史的经验是：没有。他们固然也有“忧”，但所忧不在民，而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这从汉初开国重臣的命运及君臣关系可见一斑。 萧何和刘邦是贫贱之交，后来帮助刘邦打天下，刘邦当了皇帝，他功推第一，官拜相国，真正算得上“居庙堂之高”。刘邦和项羽苦斗之时，多次陷于危境，萧何盘踞关中，给刘邦镇守根据地，不断征集关中子弟为刘邦输送兵员，调查户口，按户征粮催赋，给前线的部队漕运粮秣。此时的萧何已是刘邦家天下的大管家，他所忧劳者，并非百姓的死难困苦，而是主子的皇权大业。就是这样，他也有日夜忧心的恐惧，那就是失去主子的信任而带来杀身之祸。 汉高祖三年，刘项角力，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刘邦不断派使节慰劳后方的萧何，这种反常的举动使萧何身边的人嗅出了危险的气息，鲍生进言曰：如今汉王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受大野风霜之苦，却不断派人慰劳你，是有疑君之心。为君计，不如将宗族中兄弟子孙能打仗的全送到前线去，如此方能使大王更加信任你。萧何从其计，刘邦方释疑。 为成就刘邦皇权大业，萧何曾举荐韩信为帅。韩信初不被刘邦所重，离汉而去，萧何将韩信追回，戏曲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曲目，说的就是这事。但最后也是萧何献计使吕后把韩信杀掉的。这也足见萧何对刘邦家天下的忠诚。 刘邦在外平陈豨之叛，闻韩信被诛，特派使加封萧何为相国，食邑加增五百户，并派五百卫士护卫相府，很多人都来向萧何祝贺。只有一个名叫邵平的人对萧何说：“祸自此始矣。皇帝征讨于外，而君守于内，并无什么危险，不但对你加官进爵，又为你派了如此多的卫士。这种举动难道是正常的吗？况且韩信刚刚谋反于内，加派卫士，并非对你的恩宠，而是有疑你之心。为自保计，应谢绝封赏，捐出家财以充前方军费，方能免祸。”萧何捐出家财，这才讨得刘邦的欢心。 这年秋天，黥布造反，刘邦又带兵去征讨。前方的刘邦，对于留守的萧何还是不放心，屡次派人探问相国在干什么。回复说：因为皇帝在军中，相国如征讨陈豨时一样，维护后方的安定，征集资财粮草，以应军需。身边的幕僚对萧何说：“君灭族之祸不久矣！君位为相国，臣子中功劳居第一，无以复加。你镇守关中十余年，已得百姓之心，皇帝所以数次探问你的近况，是怕你心怀异志，倾动关中。如今为自保，何不广置房产土地，强征贱买，亦所不惜，让皇帝认为你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土财主。如此虽自污自贱，坏了你的名声，但或许可以逃过灭族之祸。”萧何依计而行。刘邦得胜回都，百姓遮道告萧何的状，说他强征贱买百姓田产，萧何迎谒刘邦，刘邦笑将百姓的状子给了萧何，说：你自向百姓谢罪吧！此计虽拙，但也确实使刘邦释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会夺他的天下的。 观萧何自保之手段，不外两条：一是不计个人得失，对主子忠心耿耿，恭谨劬劳，关键时不惜献出财产家人以明心迹，表现他忠贞无二的一面；二是放低身段，不怕自污自贱，奴颜婢膝，在人格上卑屈自辱，以表现自己无条件的屈从。 身为相国的萧何，在外人眼里，位高爵显，富贵已极，但他却时刻忧惧自己的身家性命，其内心之煎熬，外人恐怕很难体会。当然，高居庙堂的并非丞相一人，还有众多臣子，那么，皇帝视臣子为何如？刘邦与臣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窃以为“居庙堂之高”的臣子们是该永铭在心的。汉高祖五年，项羽已灭，刘邦即皇帝位，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年余不绝。刘邦认为萧何为他镇守关中的根据地，功劳最高，所以首封萧何为酇侯，食邑八千户。众臣不服，哄闹说：“我们披坚执锐，统兵沙场，为陛下打天下，多者身经百余战，少者亦有数十合，攻城略地，出生入死，如今不见封赏。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光指靠文墨议论，从未上过战场，为何功劳却在我等之上？”刘邦说：“你们知道打猎的事吗？”众臣答：“知道”。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又答：“知道”。刘邦从容道：“打猎时，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并指示猎狗追捕野兽的是人。你们冲杀在前，捕获野兽，不过是功狗；而萧何，指示发令，纵狗追捕，乃是功人。”众臣子再不敢做声。萧何何幸，被帝王看作“人”，而别的臣子虽赴汤蹈火，舍生忘死，但在帝王的眼里，不过是“功狗”而已。刘邦虽不读书，但他是个聪明人，一语道破宫廷政治中君臣关系的本质。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当皇帝不久，就把三个最大的军头（三条功劳最著的功狗）韩信、彭越、黥布杀掉了。 身为当朝相国，说萧何完全不“忧民”，当然也不公平。正史所载，萧何的确“忧”过一次民，但却给他带来了大祸。刘邦在长安附近圈起大片山泽土地以为猎场，称上林苑。萧何上书，云长安土地狭窄荒瘠，民生穷困，奏请皇帝开放上林，允许百姓入内采集菽麦野果，以维生计，勿弃为野兽所食。刘邦大怒，说萧何受商贾财物，为他们说话，图谋皇家猎苑。于是，立下廷尉，将萧何披枷戴锁，关入大牢。数日后，一个臣子陪侍皇帝，问：丞相何罪，竟遭如此暴虐的对待？刘邦回答说：“我闻听为相者，凡有善举，皆归于帝王，若有错误差失，应为主上承担责任。如今萧何竟然受商贾贿赂，为他们请求开放我的猎苑，以此讨好百姓，所以把他关入牢里去。” 这个臣子敢于说话，说：“丞相请求做有利于百姓之事，是他份内之责，陛下因何怀疑他受商贾的贿赂呢？当年陛下与楚征战，后来陈豨、黥布造反，陛下统兵在外，都是相国镇守关中，若关中摇动则关西已不为陛下所有。相国那时不谋利于己，如今反受商贾之金吗？陛下何疑相国之深也？”刘邦无语，当天派人释放了萧何。 萧何平素恭敬谨慎，此时已年老，竟然光着脚，入宫磕头谢恩。刘邦倒有一套说辞：“相国无须如此，这事就算了吧。相国请求开放上林苑我不许，说明我是桀纣那样的暴君，而相国是天下少有的贤相。我故意把你关入牢中，是用我的罪错彰显你的德行啊！”看，赏赐你是因为怀疑你，惩治你是因为表彰你，帝王有绝对话语权，他当然可以随便怎么说，但他的逻辑谁能搞得清！他阴毒叵测的心理谁又能摸得透？在这样的庙堂上，自顾尚不暇，何遑忧民乎？ 萧何死后，曹参为相。此人也是开国臣，比之萧何，功推第二。此时刘邦已死，太子刘盈即位，曹参完全按照萧何留下的规矩行事，日夜饮酒，丞相职事，不过循例应酬，这就是所谓萧规曹随。新皇帝不满丞相不作为，让曹参的儿子回去问父亲何以荒殆朝政，结果曹参把儿子痛打一顿，斥骂道：“赶快滚回去当你的差，天下事哪里有你插嘴的份儿！”到了上朝时，皇帝责问道：“是我让你的儿子规谏于你，为何要痛责他？”曹参赶快脱下冠冕，谢罪道：“陛下自思可比先帝？”皇帝说：“朕安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问：“我和萧何功德才能相比怎样？”皇帝说：“君似不及也！”曹参说：“陛下所言极是，既然先帝与萧丞相已定天下，法令明具，陛下垂拱而治，我等循例守职，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皇帝只好说：“好，既如此，那就这样吧！”曹参依循旧章不作为，当个自在丞相，又何尝不是为了自保？在专制的官场中，做事的人容易出错招过，不做事或者少做事反倒落得清闲自在。无能的庸才不能作为，循吏不想作为，这两种人在官场中常常官运亨通。曹参参透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死前当了三年逍遥丞相，幸得善终。如此高居庙堂，焉得“忧民”乎！ 张良属汉初开国重臣之一，也是“居庙堂之高”的人，应该说，刘邦有天下得张良之计多矣。但是张良所以没有被刘邦猜忌，第一是因为张良知进退，无野心。但这一条并不是护身符，你没有野心，帝王不一定不加害你，很多被整得家破人亡的臣子并非他真的有篡位的野心，乃是因为与帝王间有其他的过节。第二条是张良体弱多病，保命之不暇，对上下左右自然构不成威胁。张良饱读诗书，聪明之极，一旦天下已定，刘邦登基为帝，他就退居边缘，学黄老之术，用道家辟谷法，练气功养身去了。养病就要安心养病，倘若你不好好养病，有权位之想，高调出山，阿谀取媚，即使一时得幸，折戟沉沙，身家俱灭，那就是你的下场！这一点，张良是想得明白的。所以，对于张良，我们也不好强求他去“忧民”了。 还有一位陈平，也是刘邦的股肱之臣，应该上汉代名臣录的。他后来也位列丞相，得以善终。陈平魁伟俊朗，是个美男子，他深谙人性的弱点和欲望，故所出计谋，皆能中的。如用重金离间楚君臣，使范曾愤而去楚，死于途中；韩信欲求为王，刘邦怒骂，陈平在侧，踢刘邦脚后跟，使刘邦醒悟，暂时满足韩信欲望，以安其心；刘邦被匈奴困围平城，七日不得食，关键时刻，又是他做通了匈奴单于阏氏的工作，使刘邦平安出逃。陈平有何本事，能见到单于的阏氏，且使其阏氏为汉军解围？史书上说“其计秘，世莫得闻”。总之，陈平不是道学先生，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晚年总结自己的人生说：“我多阴谋，此道家之所禁。后世子孙不得复起，以我多阴祸也！”这是一个阴谋家的自白和自省之言。阴谋者凛然而惧，自承将祸及后世子孙，其秘计毒谋，当有不为正史所载者。如此为帝王勋业用尽阴谋手段的人，又与民何干也！ 最后再说周氏父子。周勃有开国之功，性格敦厚倔强，刘邦临死，认为其可承担重任，所谓“重厚少文，安刘者必勃也！”惠帝六年，以周勃为太尉。诸吕专权，有篡位之谋，吕后死，周勃与臣子们一起将诸吕诛灭，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因其拨乱反正，重整江山之功，文帝以周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成为权倾朝野的万户侯。这时，有人进言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竟心安理得受厚赏，处尊位，祸将及身矣！”周勃听了非常害怕，立刻请求皇帝归还相印。 不久，丞相陈平死，皇帝再次启用周勃为相。周勃的性格不会讨主子的欢心，不久，文帝就罢了他的相，把他打发到封地去了。这位曾统帅千军万马，有拥立之功的人在庙堂为相时就疑神疑鬼，战战兢兢，生怕惹来杀身之祸，如今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乎？然。但这话没说完，应是“忧其君生杀己之心”。他得了恐惧症，心理出了问题，总疑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派来的人杀掉。所以地方官到他封地来，他每次都身穿盔甲，命令家奴手执兵器以见。这哪里是待客？简直就是示威！不久就有人上书告其谋反，马上他就被抓进了大牢。周勃本来就拙于言辞，所以狱吏审问时不知所对，狱吏当然对他不客气，用各种手段折辱他，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周勃只好让家人以千金贿赂狱吏。狱吏受贿，暗示他“以公主为证”。 原来，周勃的长子乃是汉文帝的女婿，他和皇帝是亲家，周勃当年受重赏时，把赏赐的金银财宝都转送给了皇帝的舅舅薄昭，如今事急，薄昭出手相救，去找自己的太后姐姐。太后对皇帝说：“当年周勃为太尉诛诸吕时，统重兵，手握皇帝之玺，那时不反，如今居一小县，难道会谋反吗？”文帝这才把周勃从牢里放了出来。周勃出狱，叹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这或许是曾经手握大权最后落到狱吏手里的人共同的感叹！小小狱吏，你身居高位时连正眼也不会撩他，可若你真的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对你是不会客气的。当年的堂堂丞相进了大牢不也得向狱吏行贿吗？时也！势也！权势一失，再矮的屋檐你也得低头！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庙堂之臣最后孤寂地死在封地里，他的心理恐惧症应该成为帝王专制制度下一个值得剖析的历史标本。 周勃死后，长子周胜之袭承侯位（周勃被封为绛侯），此人是汉文帝的女婿，但夫妻关系一直不好，公主不待见她的老公。不久，周胜之就因罪被杀。一年后，周勃次子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周亚夫有极高的军事才能，汉文帝生前劳军周亚夫驻军的细柳营被传为历史佳话，成为军营整肃军令严明的治军样板。文帝将崩，嘱告太子说：“将来事有缓急，可用周亚夫统兵。”景帝即位，吴楚七国诸侯叛乱，周亚夫统兵平叛，稳定了中央政权。平叛归来，周亚夫和乃父一样，官拜太尉，不久，迁为丞相。父子二人，皆有匡扶社稷之功，又都由太尉而丞相，功高盖世而又高居庙堂。其父已如上述，其子又当如何？ 在平定吴楚之乱中，由于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周亚夫没有对被围困的梁孝王（景帝的小弟弟）派兵施救，得罪了梁孝王，梁孝王每次进京，都要在太后面前对周亚夫进谗言。景帝欲废栗太子（栗姬所生），周亚夫多次谏阻，终使君臣生隙。后来皇后之兄王信欲封侯，买通窦太后为其说话，皇帝征求丞相意见，周亚夫说：“高皇帝（刘邦）曾与诸臣有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无功于社稷，如果封侯，是违背高皇帝约定的”景帝“默然而沮”。从此景帝对周亚夫由信重而疏远。 其后又有五个匈奴王降汉，景帝欲封其为列侯而敦勉之，征求丞相意见，周亚夫说：“此等人背其主而降陛下，如封其为侯，将来何以责不守节之臣？”景帝已对周亚夫失去了耐心和敬意，断然说：“丞相之议不可用”。立将五人全部封为列侯。周亚夫明白，由于自己强直的个性，造成了君臣间的嫌隙，而裂痕的加深，已使其匡扶社稷的功劳化为尘土。功劳、勋位乃至帝王的眷宠都是不可倚侍的，帝王心思的多变和情感的好恶决定臣子的命运。他以身体有病为由请辞相位，皇帝立即照准。 正剧和喜剧刚刚落幕，悲剧的序幕即已拉开。不久，景帝在宫禁中召亚夫赐食，席上放一大块肉，没有切，也不放筷子。这肉怎么吃呢？难道是有意羞辱自己吗？“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皇帝冷笑道：“看来我没有满足你，是慢待你了！”此嫌恨之言也！亚夫免冠向皇帝谢罪。皇帝只说一字：“起”。亚夫离席而去。皇帝目送他的背影，恨恨道：“桀骜不逊，怏怏而去，此非少主臣也！”这句彻底决绝之言预示了周亚夫悲惨的下场。 亚夫老矣，来日无多，儿子们预为乃父筹备后事，依亚夫的爵位，墓葬中要有陪葬之器。亚夫曾为太尉，统兵百万，儿子为其定做了五百副将士的甲盾。此为冥器，当然不是实战的兵器。但此事却被告发，皇帝立刻命有司审理。亚夫强直，默无一言。皇帝怒道：我不用他的口供，直接交廷尉！廷尉者，相当于朝廷的大法官，专办皇帝交下的案子。廷尉直接诘问亚夫：你为什么要造反？一句话，把案子的性质定成了谋反大罪。亚夫驳斥道：“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廷尉笑道：“君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这才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不在人世造反，肯定是要到阴间造反，总之，你是死定了！和他的父亲周勃一样，他同样尝到了狱吏的苦头，被不断地拷打折磨。年迈的亚夫在狱中绝食，五日后，呕血而死。当你失宠于帝王，厄运降临之快，如同云层的雷电，霹雳一声，万事皆休！你往昔的功业辉煌，身居高位的骄矜，财富和英名，理想和抱负……帝王雷霆一怒，生命在地狱般的苦难和凌辱中终结，你生前为之骄傲和所看重的一切，立即化为烟尘！除了留给后人徒然的叹息，还剩下什么？ 或问曰：那些权高位重的老爷子们既不“忧民”，那他们在庙堂上到底在干什么？答曰：因为庙堂上只有一尊神，争相对这尊神表示效忠是他们的日常功课。他们全心全意、三心二意或者虚心假意地维护着皇帝的家天下，因为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他们的寄生之皮。除此，就是在互相排摈倾轧中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站稳脚跟，不被同伙干掉。 西哲有言：政治是一种残酷的游戏。帝王专制的宫廷政治尤其如是。所谓居庙堂之高，乃是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高位。“万人之上”，固然可以使人有“赫赫师尹，万民具瞻” 的气概，“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风采，但“一人之下”，则会使你刻刻忧惧，如履薄冰，因其彼虽一人，你的身家性命就握在他的手心里。他决定你的荣辱生死，焉得不忧不惧？所以，居庙堂之高的人不是在一人之下放弃人格、操守和原则，就是身名俱丧，不得善终。庙堂并非易居之地，因为这是权斗的杀场，所以人性的阴暗暴露无遗，人性的异化也最为凸显。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相互倾覆坑陷，乃是庙堂的自然生态。《岳阳楼记》开篇句云：“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的滕某人就是因为得罪了高位者被贬谪到此的。范仲淹一句“忧谗畏讥”，才是刻骨铭心的心里话，道出身在其中者的普遍心态。如此居庙堂之高者，“忧其身”之不暇，何遑“忧其民”乎！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东方活化石（4） 文：王亭苏 欧洲女人的胖和高大总使东方女人有种压迫感，一种不甚放松的感觉。西方的面目是一种对自身的深刻的描述，不比东方的婉约清丽。尤其站在一起时，东方的纤细秀美在磅礴的侵犯性的的美面前，有一种较怯的伶仃感。 东方的风情是人间四月天，一点点在日益舒缓的温度里舒展自己，一点点绽放，直至华枝春满，花好月圆。 东方女子的一生，更像是一场雨后的落红，虔诚，诗意，安静，飘逸。无论怎么慈悲的描述，总是难以摆脱一点凄切感。东方女子的一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生，是舞台上的花旦和神话故事里的仙子。被现实挤压出离到一种精神上的完满，因而被塑造，被无数文人墨客称颂，那藏在大片的月色下的影子是一幅永远的水墨丹青，是古老东方的永恒情节，然而，却也过于形只影吊了。然而，自己甘愿把这情结留着，是一点梦幻，是自己对自己的称颂，发自内心的，超越了世俗成规的，是一点诗情画意。 极至现代化的今日，男人和女人皆抱了同样的怀想，从前的，古老的历史中缓缓走远的典型的东方女子，是所有人的怀想，甚至是东方古国的象征。 东方的底色是明艳的鎏金的朱红，最具魅力和诱惑，只有东方人敢使用这两种明艳富丽的色彩表达东方的深情。这上面有东方女子的梦，少女的青涩的梦，爱情的幻梦和美满婚姻的梦，是灵魂里一点羞怯的诗意，泅染的艳丽的红。醒目，典雅，一往情深。然而总是缺点什么，也许缺点果敢和清醒，拘谨地化做丹青上的一点红，心甘情愿地僵死在大红烫金的喜悦里，化做上面的一点幽静的月色，守着自己的命运，直至终老。 东方女子最具牺牲精神，从生下来就肩负使命，不可对抗的神秘的归宿。是东方文化里最轻描淡写然而最厚重的一部份。千百年来压着所有人的神经，因而东方人总是用点莫名的小情调调配自己的人生。这种情调里充满了神经质般的诗意，也许是最接近内心的那部分被弹压的过紧而释放出的天性。是交织在唐诗宋词里的颂不完的千古愁万载恨。在既定的成规和枷锁里扮演优美，是天赋的一部分，谁说天赋和命运扯不上关系？ 东方女子的命运就是天赋的使命。然而，她们看不见那束来自天国的悲悯照见自己午夜的叹息，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踩疼了窗前的月光。战战兢兢地从古代走到现代的东方女子，带着古老的文明基因，洒脱任性中永远留着点怯意，深刻地映照在人生的深处，代代相传，是朱红鎏金上的一点魂魄，一点自尊，一点骄傲，一点风情。 东方女性蜚声海内外，温良，雅致，秀美，含蓄。削肩，细腰，柳眉凤眼，薄面平胸，含情脉脉，柔软馨香.......仿佛任何讨巧的字眼用来赞美都不够用，远远不够。 在这个没有月色的晚上，两个东方女子自驾，正沿着阿尔卑斯山脉曲折前行，沿着这条路的前方就是东方女子的乡愁般的向往。是朱红烫金里的一点梦幻般的温情和回忆。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大家好！ 首先请允许我像每年一样，代表复旦外文学院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我还是继续重复我每年在毕业典礼上说的话：请允许我代表外文学院的教师对你们最初选择复旦或中间加入并坚持在外文完成自己的学业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是由于你们的选择，外文学院才发展得越来越好。 这些年的毕业典礼，我每次都反复絮叨非正式版的民间复旦校训：自由而无用。遗憾的是，翻看前几次的发言，我发现我的心情一年比一年沉重。2017年我主要谈的是无用，non-instrumental。2018年我发现有必要对于自由好好地思考一番，因为说到自由，大家似乎更关注自己的自由权利。 自由而无用 去年我在解读自由时强调说，我们要捍卫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自由的权利，我们更要捍卫他人同样的自由权利，因为当他人的自由权利遭到蹂躏的时候，我们的自由实际上也名存实亡了。这也就是freedom from imposition。 本来今年不想说了，可是前几天参加的答辩和网上各种议论，当然还有刘欣接受Fox的采访，我突然发现，也许还是该再说说我们自己的自由，说说freedom of，自由只能是个体独立意志和思想的体现。现在太多的集体绑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竟浑然不知freedom of 后面的名词被换成了复数。 前几天参加同学的论文答辩，有同学在论文中谈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有引用Markus, Kitayama，Matsumoto,等学者的理论去讨论东西方文化差异，说东方人是collectivists, 而西方人则是individualists。 持这些观点的当然还有Hofstede, Triandis等大学者。我的研究涉及跨文化，有一段时间几乎也是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假设。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我发现现实比理论复杂，如日本人和中国人的collectivism就非常不一样。我在明治大学讲学的那个月专门和日本学者讨论了这些问题。 这几年我开始讨厌起文化差异的假设了，首先，这种假设咋看起来是出于对不同文化的尊重，但实际上却把人类文明的某些特点和成果全部划归到了某一文化之名下，看似开放的讨论，其实是discussions of denial，是对人类共享资源正当权利的剥夺。 其次，文化差异的讨论表面上是形而上的思考，但实际上更多地是形而下的算计，因为大家不方便明说的是，所谓的文化实质上指的就是族裔，而族裔的认定基本是生物学的事情。 如果我们接受这类文化差异假设，那就难免要同意其中暗含的一个悲观的宿命结论：我们的生理构成决定了我们的文化特性。有些族裔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发达程度。这完全无视历史发展现实。 稍有历史常识的都知道，不管哪个族裔，任何发展都是靠互动的。互动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hybridity，杂糅。文化之间的互动发展常常是暴力的，因为互动的结果常常意味着改变，而被改变一方里的统治者基本都是不情愿的。。诺曼征服彻底改变了英国语言文化发展的轨迹 我在英语通论这门课上也简单地提到过，诺曼征服彻底改变了英国语言文化发展的轨迹。如果比对古英语，我们可以说诺曼法语几乎重构了英语和英语文化。没有Norman Conquest，能有今天的英语文明？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一意徒劳地在想按照生物界线维护族裔纯真的民粹分子竟然忘了生物学里的一个简单道理：近亲繁殖会使物种退化。闭门锁国文化发展的后果难道不是如此？文化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已经很难有纯真了。 记得那天我在答辩的时候，很过分地问那同学：你和父母思路很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你父母和爷爷奶奶也有差异，那谁更东方，谁更西方？ 我现在厌恶文化差异的讨论还因为学者善意的差异讨论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了某种不合理方式的存在依据。 孔夫子也没想到啊 其实，稍稍动动脑筋想一想，如果我们是真心认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几千年前的思想或者一两百年前的思想怎么可能适合今天的社会？许多人口口声声地说厉害了我国，但如果我们真的厉害了，为什么还要靠几千年前没有微信的孔子来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 别有用心的人篡改跨文化差异的讨论基本前提是有想法的，他们企图用文化之间的对抗来掩盖了自身文化内的矛盾和冲突，用反对他文化的强权来遮掩自己的强权。如果真的是反对强权，尊重独立，那文化之间和文化内部的压迫，我们都应该一律摧毁之。 我的这些唠叨与复旦自由而无用的校训有什么关系？我想说的是，即便是在研究或学习中，我们的思想其实常常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自由。在繁杂思潮的影响、无耻强力的压迫和各种利益的诱惑的夹击下，捍卫自己的思想自由变得非常困难。 我们通常相信读书能使自己强大，但在读书过程中，我们的独立意志或思想自由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被绑架。大家都认为读书是好事，但如果读书时独立意志停摆，没有了自由思想，结果也许比不读书更糟。叔本华曾在On reading and books一书里说：许多人分秒必争地读书，都读傻了：they have read themselves stupid。你们都是如饥似渴的好学学生，明白这道理非常重要。 叔本华（1788-1860） 按叔本华的分析，我们常误以为阅读时我们在独立思想，其实，阅读过程中大多数是别人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是重复他的思维过程。When we read, another person thinks for us: we merely repeat his mental process。叔本华对阅读分析最精彩的、也是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注意，我们读书时会把自己的脑子变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But, in reading, our head is, however, really only the arena of someone else’s thoughts. 真心希望大家能记住这句话。怎么防止出现这种悲剧呢？复旦人还得记住复旦的民间校训。自由的前提是无用。我在2017年讨论无用时，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复旦的无用不是源于庄子的思想，不是像他说的，使自己变成无所可用的樗树，从而能“不夭斤斧，物无害者，安所困苦”。它是康德坚持的人非工具而是自身目的的意思。 读书坚持自由而无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读书不是为了用于他人所规定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体验。读书不是为了寻找他人给出的答案，而是为了自己能有更大的思想自由。 任何只读一类书、只效忠一个权威的人基本是在用书垒砌成一座关押自己思想的囚牢。祖先把书设计成砖块状，抑或也有这层意思？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潘光旦先生。潘光旦有一段话非常著名，是对复旦校训里“自由而无用”绝妙的注释：“自由教育下的自我只是自我，自我是自我的，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话真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我们是为了好好做人而学习的。 潘光旦先生（1899-1967） 遗憾的是，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可能不一定知道被费孝通称为老师的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卓然不群的学界泰斗潘光旦先生。这位本科在Dartmouth， 研究生在Columbia的学者在那场今天居然还有不少人想翻案的浩劫中，受到了红卫兵学生野蛮、非人的折磨。这些红卫兵和你们一样的年纪，其中有不少是饱学的高才生。 悲催的是，失去独立意志的红卫兵学生为他人所用，博学睿智的他们堕落成了打砸抢的罪恶实施者。每每说起潘光旦，我都非常激动。年近七十的潘光旦，这位中国学界的泰斗，在红卫兵的逼迫下拖着残废之躯，在清华园，我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像动物一样爬着除草劳动。 他1967年病重时，他们竟然不准他看病，也不给止痛药。就在那年他疼痛难忍，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单词留下凄惨的遗言：surrender （投降）、submit （屈服）、survive （活命）、succumb （灭亡）。也就是在那年，费孝通仰天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他抱着老师直至他停止呼吸。 可见自由而无用是多么重要，但它又是那么地脆弱。它不仅仅能使我们追求自己的生命体验，它更能防止我们堕落成犯罪的工具。它是人性的第一道，或者说最后一道防线，实际上也是唯一的防线。 守住这条防线可能么？我们大概做不了潘光旦，但我们能做自己。今天上午来学校正值上班高峰，拥挤的地铁使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动弹不得，但我看见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拿出了手机，在这么压抑的空间或者说零空间里居然争得了一小片任意网游的自由。 也许因为要毕业典礼发言的缘故，我突然感动了。自由不是靠施舍获得，它靠的是我们的意志。You can lock up my body but you can never imprison my will. 该打住了。谢谢大家。末了还是一如既往和大家一起共享我人生的座右铭、Edward Everett Hale的名言： I am only one, But still I am one. I cannot do everything, But still I can do something； And because I cannot do everything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the something that I can do. 这是我最后一次作为院长致辞了，突然有点欲罢不能。你们任重而道远，再加上一句吧，还是Edward Everett Hale的嘱托： Look up and not down.Look forward and not back.Look out and not in.Lend a hand 谢谢大家。 说明：本文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曲卫国教授在2019年6月17日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经作者授权发布。文中图片为编者所加。

泡沫掌声与激动的舌头 文：王开岭 一 闻一先生有篇《掌声与决议》，其中写道： “看多了苏联历史上的档案，掌声两字在我眼前出现的次数如此频繁……其频率大概只有电脑才统计得出来。领导人讲话的记录稿上（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莫不如此），到处都是‘掌声’。每一段，甚至每隔几句都用黑体字注明：‘掌声’。尤其领导人发出呼吁，喊口号或讲话结束时，那就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全场起立，高喊乌拉，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这里的掌声并不是两掌相击发出的声音。在这许许多多而又雷同一致的会议上，掌声成了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一种工具发出的声音。”（《读书》，1998年第11期） 绝对的权力需要绝对的“拥护”作底气。绝对的统摄需要绝对的“一致”作护身。 这经久不息、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浮载的，不是别的，正是虚假的皂沫真理，气泡吹出的满分。 可政治家偏偏迷信这圆满，迷信这虚构的蜃景，迷信这荒唐的民意测试。他要看到一张张雷同的答卷，填满预期的“标准答案”——那答案从不保密，更无须动脑筋，只要懂点利害常识和为臣之道即可。 虽然此掌声与心灵无关，全然工具所为，类似蜂箱、扩声器和电子合成的音效，但政治家要的就是这阵势，这排山倒海的群啸和震耳欲聋的音量，令之陶醉不已，除了壮胆，更为唬人，震慑异己。 一个时代的灾难，正是在惊人一致的“坚决拥护”下受孕的。 一个最坏的决议，正是在不加思索的“全体通过”中分娩的。 盛大的泡沫，制造了巨大的价值陷阱和灵魂黑洞。泡沫多深，消耗与虚掷即多大。德意志陷进去过，俄罗斯陷进去过，大中华陷进去过……一个民族的文化能量、智识、伦理、操守，几代人的生命、青春、尊严、激情，即被粉碎在一架架疯狂的政治涡轮下，溅着血光和肉沫，伴着绝望与呻吟。 泡沫一词除了“虚妄”，还有另一层寓意：“掩体”。 泡沫环境中，灵魂的视力最差，仿佛洗衣机里的衣物，彼此难辨，没有方向、形状和颜色，脸重叠脸，屁股重叠屁股……而最大最真实的内幕是：脏！泡沫正是最藏污纳垢之地。 对于苟且贪安者，泡沫乃其急于投奔的寓所。那儿最混杂，最拥挤，从而最安全、最太平；那儿光线最暗，适于隐匿和混迹，适于细菌交媾和繁殖。在那儿，群众淹没了个体，统一淹没了自由，声势淹没了声音，见人举手就举手，见人欢呼就欢呼…… 泡沫——一场多么肮脏的聚会，一种多么体弱的团结，一个多么虚张声势的同盟。 他们在泡沫中呼吸、捞取，披覆着泡沫，壮大着泡沫，在泡沫中溃烂，最后变成一滩泡沫，连悼词和谥号也是一副泡沫。 但泡沫有最大的天敌：阳光和时间。要知道，掌声也会背叛掌声，泡沫也会遭遇唾沫的痛击—— 你很难想像，在同一地点，单就沸腾程度和分贝值，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上领受的欢呼与斯大林消受几十年的“经久不息”“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何二致？ 苦难的俄罗斯学会反讽与自嘲了。 据罗伊·麦德维杰夫回忆：1991年末，当苏共工作人员最后撤离中央大厦时，楼下自发汇集了成千上万“欢送”的民众。当他们神情黯淡走下台阶，人群自动闪出一条宽阔的夹道，无数唾沫啐在那条道上…… 多么讽刺的场景，昨天的“一致拥护”和今日的“一致唾弃”，俨然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抛得越高，赌得越险，摔得越重。 唾沫，算另一种泡沫罢，只是内涵更实在些。 二 言过了泡沫，再说说与之相关的舌头。 泡沫乃集体之功，乃自我放逐和个体湮灭所致。但为了维护泡沫神话的威严与安全，防止被戳穿，防止某条危险的嗓子突然背叛合唱、发出刺耳的逆音，权力者要在每个成员的喉部设一道小小的纪律装置：压舌板。 时间长了，不用吩咐，人们便会在嘴里含一块自制的“压舌板”，非但没有不适感，反觉得很贴切、很到位——自我监控，自我防范，万不可唱错了声部，坏了大伙好事，毁了一台演出。 时间再一长，变异的生理功能便愈发通人性，趁发育之机，舌头本身便自作主张、多长出片赘肉来——天然“压舌板”也。较之人工者，更浑然一体，也省了安装麻烦。 很长的岁月里，俄罗斯人正是这状态。既然活下来了，那就小心活下去吧。几乎每张嘴里都添了样东西，几乎每个人都用舌头和“压舌板”这套组合——说话、汇报、表态、唱歌、写作，乃至谈情说爱…… 少有例外。但有。 有人便敢公开抠出“压舌板”来喂狗，哪怕情急下咬断了舌头，满嘴是血。他受不了那种如鲠在喉、不自由不痛快的枷锁感——就像驴子被套上了唇笼。他宁肯不要了舌头，也不甘非人的侮辱。 他相信自己是个人，不是头驴子。正像女人配一间子宫，一个人，尤其一个作家，其尊严是有一条干净的舌头，一条滑行自如的舌头。 他要从窒息的泡沫里拱出一簇芽尖、一副头颅，哪怕有灭顶之险——在党魁和泡沫分子眼里，这种自由蠕动、越众而出，显然无异于叛逆、异端、妖孽。 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皮里尼亚克、叶夫图什科、索尔仁尼琴……正是这类拒绝“压舌板”、试图穿透泡沫的精神刺头儿。他们将舌头打扫干净，使之像婴儿那样光洁、清爽，他们将躯体磨成钉，凿出锐角和芒刺，他们要对庞大的“一致”说不，说——我反对！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海外秘密出版，并获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国内大哗，为纯洁队伍、惩罚“可耻的变节行为”，当局决定召开作协大会，向全世界公布一份“一致通过，将帕斯捷尔纳克清理出苏联作家队伍”的声明。可万万没料到，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宣读大会决议时，台下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能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说话者是作家阿利卢耶娃。主席和主席团吓了一跳，太不可思议了，哪回不是熟悉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哪回不是全体起立、一致拥护？尴尬、恼羞、震怒，主席团只好装聋作哑，匆匆散场。 多么优美的刺耳，有人竟将权力派驻的“压舌板”扔到了红地毯上。对主席台来说，无疑是一记响亮耳光。 这是灵魂对泡沫的反抗，“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舌头与“压舌板”的较量，更是人对自身尊严的一次检阅和展示。 自由歌谣的第一个声部上写着：我反对！ 肖斯塔科维奇 在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自传《见证》中，有个细节亦属咬断“压舌板”的例子—— 1960年，当局派萧氏担任苏联作曲家协会的书记，这时，54岁的大师才不得不“被入党”。9月14日，组织为大师举行了隆重的入党式，并奢望他有“良好”表现。仪式开始后，萧氏像木偶一样面无表情地念稿，头始终低着，有一刹那，他目光陡亮，提高了嗓门：“我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众人屏住呼吸，接下来应是那句烂熟的——“布尔什维克和伟大领袖”（连小孩子都不会说错），然而，听到的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答案——“我的父母！”萧斯塔科维奇大声吐出这束鲜花般的单词时，脸上漾溢着激动和兴奋。 “我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我的父母！” 多么精彩的变向。这是一条挣断了锁链的舌头。 在一个威权和泡沫时代，人之生命、价值、荣誉、梦想、家庭、生活幸福……哪一件不被说成党的培育、党的恩赐？哪一回不要感谢领袖之德？更何况入党仪式，迟迟不念党的好处，只认自家爹娘，这岂非比“忘恩负义”更阴险的“别有用心”？ 还有康伏伦斯基、格拉祖夫、日拉耶夫等人，也属萧氏的灵魂手足和生命同类。《见证》中，尤深情地提到了一位女同事，钢琴家尤金娜，其英勇使之堪称“活着的烈士”，她是个传奇，她创造了一个敢死队员不死的奇迹。 玛利亚•尤金娜 据说斯大林被发现呼吸停止时，唱机上还放着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这是他最后的聆听。领袖本人极喜爱尤金娜的作品，称赞她是天才，为感谢那双奇妙的手对领袖耳朵的满足，曾派人送去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两万卢布。很快，尤金娜回了信：“谢谢您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将日夜为您祈祷，求主原谅您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罪。主是仁慈的，他会原谅您。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这封自取毁灭的信抵达了斯大林的病房。上帝都以为再也听不到尤金娜的琴声了。谁知，领袖看完后默默放到一边，没作任何指令。 尤金娜竟在领袖死后还活着，或许仅仅因为，在对方眼里，她那条小命远远抵不上她那双手，这双手对于领袖的耳朵，实在太重要了。 诗人涅克拉索夫曾说：“当我们开始多发一些怒的时候，我们就能爱得更好一些，更多一些——不是爱自己，是爱我们的祖国。”“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若一个俄国人终于愤怒地拍案而起，我愿向他下跪，因为在俄国令人拍案的事太多了。” 肖斯塔科维奇感慨：“他讲得真好！我愿在这些话下签上我的名字。就像果戈里在《可怕的复仇》中所说：‘突然间，你能一直望到地球的尽头。’” 他签了名。尤金娜们也签了名。 他们以“人”的名义率先将“压舌板”喂了狗。 可悲的是，许多人对自己嘴里的东西不仅不羞不怒，反而沾沾自喜，优越感十足，仿佛手上套了枚戒指，身价倍增。更有甚者，还把嘴里的板子拿出来唬人、害人——这哪里是人的态度，分明是驴子的德行！做稳了奴才，嘴巴被钉了掌，还觉添了体力，还来欺负同胞。 在一个时代和地区，憎恨并咬断“压舌板”的人渐渐多了，民主、自由、权利、公平……便有希望了。让人成为真正之人，让舌头成为独立的舌头，自己作主的舌头——而非和“压舌板”叠一起的舌头，嚼白沫的驴马们的舌头。 亲爱的人，伸出你的舌头看看吧。 宁肯不要了舌头，宁肯空空荡荡……

文：林炎平第七章 人本主义精神——人、信仰和权威（下） 在东方社会中，人的普世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于是在某些时代，极少数人的价值出奇地高昂而绝大多数人的价值接近于零。黎民百姓不断被告知必须为了某个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利益到底是什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最后我们既不知道为之奋斗的利益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我们曾经以为是为了集体利益在奋斗，其实在那个整天叫嚷集体利益的年代，每个人的利益都被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被践踏，甚至后代的利益也遭到了破坏。所谓的集体利益变成了蔑视个人权利的借口和践踏所有人权利的理由。 而我自己的真实经历也毫不客气地迫使我思考极其尴尬的现实：从口号中的“主人”到现实中的奴隶，从理论上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到现实中的一无所有。这曾经令我困惑万分的反差，终于由于一件事而让我如梦初醒。 那是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夏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下雨了。当时我们都觉得可以趁着下雨休息一下了。毕竟，当时完全没有休息日，起早贪黑牛马般的劳作令人倒头就可以熟睡。但是，我们被告知，人不能停，必须继续干，而牲口去避雨。蹲点（到基层监督）的公社书记这样下令。 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村子里的老乡却已习以为常。他们告诉我，人是自己的，牲口是生产队的。人得了病，是自己的事情。要是牲口得了病，问题就大了，一是治疗昂贵，二是暂时没有牲口可用，要是死了，那么生产队就受大损失了。 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蔑视人的价值的事情发生在距伯里克利讲演近两千五百年后。这漫长岁月中人本主义的理性和实践的波涛巨澜，竟然在世界一些地方被屏蔽得如此风平浪静，不见丝毫涟漪。 这样的难堪，自然会使得一些人争辩古希腊仍然实行的是奴隶制，以此减少我们的惭愧。在中国过去的教育中，社会被分成了几个阶段，“奴隶社会”处在最底层，其给予我们的印象是残酷和血淋淋的对于奴隶的压迫和剥削。不错，古希腊有奴隶存在，但是古希腊社会并不建立在奴隶制上。在古希腊，奴隶从来不占人口的大多数，极盛时期的雅典也仅占了人口的30%，至于整个希腊世界，比例更低。而古希腊奴隶的地位和生活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雅典，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奴隶，甚至奴隶无需为公民或自由民让道。在城市里，人们无法辨别谁是奴隶，谁是公民，奴隶的穿着和举止和公民并无二致。奴隶可以从事文书管理，经商行医，甚至担任警察，他们只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已。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努力脱离奴隶地位，成为自由民，乃至公民。 “此奴隶非彼奴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希腊社会中的奴隶更像是今天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在没有成为公民以前，移民没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以及其它一些仅仅公民才享有的权利。古希腊的雅典就有许多这样的外国移民，其中一部分就是奴隶，他们虽没有公民的权利，但仍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挣取报酬，并和雅典公民一样由衷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们没有必要美化古希腊的奴隶生活，但必须恰如其分描述它的情景。在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图13－1）的一些讲演中，我们知道至少两个奴隶的故事，一个是帕西昂（Pasion），为银行工作，由于他的勤奋和聪明，最后被提拔，成为银行家并且脱离了奴隶身份，甚至获得了雅典公民的身份。后来他在遗嘱中，并没有把自己的财产和职位传给他的儿子，而是给了和他同样经历了从奴隶到公民的佛米奥（Phormio）。 图13－1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梵蒂冈博物馆，罗马梵蒂冈，笔者摄 古希腊世界对待奴隶的态度还可以从著名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中看到，希波克拉底不仅仅奠定了西方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申明了其道德准则。誓言摘录如下： “我以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海吉亚、帕娜西亚以及众神的名义起誓：……我将依据我的能力和判断医治我的病人而绝不伤害任何人。我进入病人的住处仅仅为了使得病人得益，我绝对不做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人的事情……，对自由人和奴隶都一视同仁。对于任何我可能在行医时听到的隐私我都将保守秘密绝不传播。” 希波克拉底誓言声明了行医不应该和被治疗者的社会背景或身份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古希腊宗旨，后来成为西方对人的价值之普遍态度。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如此地超越时代，以致今天仍然作为行医的准则而被全世界广泛认同和实践，至今医学界仍然要求行医者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毫无疑问，人道主义始于古希腊，因为人本主义精神是导致人道主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希波克拉底誓言只能产生在古希腊而不是世界的任何别的地方就不难理解了。在华夏，希波克拉底誓言难以产生，更难实践。就是今天，面对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们也不得不羞愧满面。 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理念形成强烈反差的中国文化中，不乏关于人际关系的教诲和实践，但绝非以人为本或人人平等，而是“感恩”和“施惠”。臣民对于皇帝的感恩，黎民百姓对于官僚的感恩；皇帝对于大众的施惠，官僚对于子民的施惠。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任何平等的概念。 平等的互助和不图回报的帮助在中国很少在制度上和道德上得到肯定和弘扬。当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前，通常前者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帮助他，而后者则会问自己，我回报得起吗？的确，后者和前者可能素不相识并且以后再不相逢。那么帮助的功利基础何在？施惠的目的是得到感恩，感恩的目的是回赠施惠。但是平等的帮助则不同，其功利基础是更加广义的。当你帮助一个人，并非由于这个人曾经帮助过你，亦非他今后会帮助你，而是，你相信，这是你道义上的职责，并且你相信，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在社会的某个角落某个时刻，一个和你素昧生平的人会挺身而出。这应该是平等互助的功利基础，也是其道德准则。 这需要更加远大的目光和理念才可以实现，因此其道德准则是更加高尚的。这样的道德准则不仅仅需要功利基础，还需要哲学基础。“人本主义精神”就是使之实现的哲学基础。在“人本主义精神”的普照下，“感恩”和“施惠”消失了，代之以人的权利和职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观。人不再是施惠的受者，亦非感恩的施者。这才是“平等”的基础，在此上，“公民”才得以产生。这一切，只能在“人本主义精神”的普照下才可能实现。 中国数千年来，不乏物质辉煌，不缺文化灿烂，但是一旦进入科学领域，便乏善可陈，一旦进入人文领域，即十分畸形。平等的“人”，不见于中国数千年历史。 宋代被很多人誉为文采风流、礼重士人的黄金时代，号称“人文大宋”。但那仅仅因为皇帝允诺不杀士大夫、不杀言事者，然而士大夫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能有多少呢？允诺归允诺，从苏东坡乌台诗案险些丧命，怒斥徽宗佞道的和尚被炮烙凌迟，当时社会的言论自由程度可想而知。仅仅因为一首“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咏桧树的诗句就被以诽谤时政的名义罗织入狱，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大宋文人的权利远不及古希腊的奴隶。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仆婢女被随意买卖、虐待，甚至杀害却无人过问的例子史不绝书。宋人洪适《夷坚志》载有宋代兵马统辖王瑜，凡婢女侍妾稍有拂逆，或裸身鞭打，或以薄板批颊讯杖；或专捶足指，皆滴血堕落；甚至压以重石，火烤水浇，无有不死，前后甚众，全部埋在后园中。 南宋号称名将的杨政的虐杀行为更是令人发指，姬妾若不称意，杨政不仅杖而杀之，而且将她们的尸体剥皮，钉于壁上示众，其数达二三十人之多，多年后还能看到人皮挂在墙上留下的痕迹。我不知道这些地位卑微的人是否被称作奴隶，但她们的命运，绝非一个社会地位的名词可以形容。 甚至在清代以后的中国，由家族的祠堂杀人也绝非孤立的事件。族长可以处死被认为有通奸行为的妇女。处死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是把棺材里盛放一半生石灰，把要处死的妇女活着放进去，钉死棺材盖板。然后由族人滚动棺材，让里面的女人活活呛死。这样的处罚并不是由某个统治者强加于被统治者的，而是由民间自己进行的。 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确实超越时代，是人类理性的难以企及的典范。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如此满怀激情地讴歌道：“在非理性起着主要作用的世界中，希腊人作为崇尚理性的先锋出现在舞台上。……在他们之前或者存在于他们周围的所有的伟大人类文明，都不能成为他们仿效的模式。西方精神、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是属于现代世界的。”现代的人文准则就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 古希腊尊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人的地位或者身份。古希腊城邦的主人是公民，而公民在城邦中的职务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的经济地位或者家庭背景。为了避免少数人或家族控制行政职务，古希腊甚至采用了“陶片放逐法”来避免独裁的可能。只要在公民投票中（多用陶片，因此得名），多数人赞同放逐某个高官，此人就不得不离开本国到外地去。但是被放逐的人并不会损失财产也不会受到另外的惩罚，他仍然可以回来，或者是期限到了，或者是城邦需要。由此可见，古希腊人需要的政府，绝非一个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而是一个旨在照顾全体公民利益的管理组织。古希腊人需要的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被关怀的对象，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任何人也不必依附于他人之下。 古希腊人是公民，他们可以骄傲地宣称作为公民的他们是城邦的主人，他们独立自主，言论自由，他们决定国家的政府组成和官员任免。这样的政制仅仅发生在古希腊，在其它几个文明古国都不曾出现。因此，古希腊是非常特殊的。“公民”和“公民权”等概念，从来不见于古中国，也不见于古埃及、巴比伦或古印度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文明。确实，把人的价值放在神和统治者之上的文明唯有古希腊。 我从大学时代就一直困惑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后来把它归于古希腊文明的四大公理之一时并非没有疑虑，我曾经考虑它是否应该是一个“定理”，而不是“公理”。但是发现，仅仅从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并不能直接导致人本主义精神，因此，它应该是一个公理。这显然和古希腊的其他几个公理一样令人对其来源不解。在欧几里得几何中，公理的定义是“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自明的真实”。那么，为什么这样自明的真实对于其它文明来说却如此地难以理解呢？ 古希腊人礼赞的是人类本身，他们关心真实的现实世界，也同时关心完美的理性世界，古希腊的雕塑就是典范，其在真实和裸露的人体与浪漫和完美的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些关键的社会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必定是：人、信仰、权威。它们被重视的相对位置决定了社会价值和形态。在华夏历史上，其顺序永远是：权威、信仰、人，这就是“官本主义”。在别的文明中，也有这样的顺序：信仰、权威、人，这就是“神本主义”。唯独在古希腊，其顺序是：人、信仰、权威、这就是“人本主义”。 有了“人本主义精神”，人类才得以平视和俯视“神权”和“皇权”，这才有了古希腊的剧场形式，有了伯里克利的讲演，有了灿烂的古希腊雕塑，有了辉煌的古希腊戏剧，有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有了民主政制，也使科学成为可能。 在古希腊以外的民族，“神权”和“皇权”至高无上、不可置疑。但是在古希腊，在经过“文艺复兴”的西方，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威统统必须让位给具有理性的“人”。在文艺复兴的后期，伟大的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的一件轶事也许给了“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古希腊“人本主义精神”作了很好的注释。 拉普拉斯写了巨著《天体力学》，为了尊重作为皇帝的拿破仑（Napoleon），就送了一本给他，皇帝看了并不理解，但问题还是有的：“为何书中只字不提上帝？”拉普拉斯的回答堪称经典：“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拿破仑当然不能再说什么，这意思都已经很明白了，连上帝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假设”而已，自己只是一个皇帝，还可以说什么呢？拉普拉斯为什么敢在皇帝面前这么牛？为什么敢于蔑视上帝？古希腊使然，文艺复兴使然！ 也许，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图腾”，这一人类文明史中颇为普遍的现象。几乎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图腾”和“图腾崇拜”。图腾被原始部落的人们认为是他们的象征，和他们有着某种血缘的和神圣的关系。图腾的形式各种各样，或是怪兽，或是变形的人像，或是某种图形，甚至生殖器。 如果这样的象征和符号才可以称得上“图腾”的话，那么，唯有古希腊没有图腾。或者说，古希腊的图腾就是人本身，那从未扭曲的人的本身。在所有的古希腊神殿中，人以及那些和人一模一样的古希腊神是所有雕塑的主题。如果有怪兽，那么仅仅是作为敌对的势力，或者是以陪衬而出现的。 我曾经造访过不少中国的寺庙，在那里，可以看到佛和观音的塑像，还有金刚和罗汉塑像，他们的面目被夸张了，不管是面部特征已经汉化的菩萨，还是继续保留了印欧特征的金刚和罗汉们，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引起人们的恐惧，我可以肯定这是刻意造成的效果。 我曾经在著名的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中驻足徘徊，有一次游人极少，我置身于几无他人的大雄宝殿中，天国的威慑、权威的恐惧和世人的渺小，像一种气息逐渐在周围弥漫开来，衍生出一种压抑、不安、逃离的感觉，如果不能逃离的话，也许只能服从了。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但是，多少年后当我带着忐忑和怀疑的心情走进古希腊神殿的时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我置身于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出土复原神殿（图13-2，13－3）中，看到古希腊的人和神的雕塑时，感觉到的是一种亲切和高尚。那些石雕体现的多是战争题材，并无天国的诱惑或彼岸的许诺。英勇作战的战士和试图保护正义一方的女神，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出现。我看到了被弘扬的善的一方和被贬抑的恶的一方之间的决斗。作为善和正义一方的英雄、战士和女神都有着欧罗巴人特有的极富雕塑感的外貌和身材，如果暂时忘记他们的神或者英雄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兄弟姐妹。那种亲切感和召唤感，不禁油然而生（图13－4）。在尚存的雕塑残迹呈现给我们的是那些战胜强大的丑恶的英雄们的音容笑貌，比如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古希腊神话中的战胜恶兽的英雄梅利埃格（Meleager）（图13－5）。 图13-2， 13-3 古希腊帕加马城神殿（公元前281-前133年）遗址出土复原，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笔者摄 图13－4 柏林Pergamon博物馆陈列的古希腊雕塑，英雄和龙搏斗，笔者摄图13－5，古希腊雕塑（公元前340－330）梅利埃格（Meleager，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我也曾经造访过不少西方的基督教教堂，比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和法国巴黎圣母院，它们给我的感觉介于灵隐寺和Pergamon神殿之间。我一再试图寻求这种感觉上巨大但微妙的不同究竟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些文化对于我来说都曾经是不熟悉的，在和它们相遇之前，我不曾了解佛教，不曾审视基督教，也不曾到过古希腊的神庙，但是那第一感觉是如此天差地别。 日积月累的思索和深究，使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古希腊的神庙中的雕塑所表现的英雄和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是没有被扭曲的人，有着和人一样的面貌和体态。她们美丽，他们强健，如果说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那么就是他们更加完美，是我们心仪的榜样，从而给予我们一种使自己更加完美的冲动。他们的健美不会使我们产生恐惧，而是产生了认同、想往和追求，他们坦然而刚毅，友善而勇敢，不由地令人产生认同和鼓舞。 正由于此，我不由地想到了龙，不知何时开始龙成了华夏的象征，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龙的历史是从残暴和凶恶开始的，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正是由于龙的“凶恶”和“强大”，这足以构成恐惧。由于恐惧，所以图腾。图腾的目的就是用对恐惧的粉饰和崇拜去接近凶恶，从而获得心安理得。而聪明的国人，并不仅仅渲染这种恐惧，而是给予了恐惧以足够的粉饰——在龙缠绕的柱子上加上了祥云，这就是华表（图13－6）。如此独具匠心的龙和祥云的结合，便将恐惧用吉祥淡化了。于是，恐惧变成了可以托付的权威。那么，华表是中国的图腾柱吗？我并不怀疑。 图13－6 中国的华表 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和亚洲文明的地区，美洲的印第安人创造了另外一种顶礼膜拜的形象。印第安人的图腾（图13－7）是独特的，但其有着和华夏的图腾同样的效果——恐惧。印第安图腾上的人物和动物显示了一种恐惧的神态，很难想象创造这样图腾的人不具有恐惧的心态。 图13－7 印第安人的图腾柱 可以很肯定地说，“恐惧”是除了古希腊以外的所有民族所创作的各种图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试图理解此特点背后的含义，以及如此普遍的对于恐惧的崇拜和复制恐惧的热忱。 因此，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向往，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但是，和中国人、印第安人相类似的图腾和图腾柱不见于古希腊。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那么也许可以考虑古希腊的廊柱（图13－8）。古希腊的廊柱是如此具有特点和象征意义，以至于古希腊的所有神殿和高尚场所的建筑必须有廊柱，甚至今天的西方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都把廊柱作为最重要的建筑特征。但是，廊柱上除了挺拔的槽线、柱底和柱帽，就没有别的图案。如果图腾柱必须有图腾的话，那么图腾图案就在接近廊柱顶部的三角形的山墙上。 图13－9是典型的古希腊山墙的雕塑，这是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山墙上左侧的雕塑。所有的古希腊山墙上的雕塑都是这样的风格，雕塑群中主要是人物，其中可能还有英雄们使用的战马，极少有怪兽，即便有，也是作为邪恶的一方。 图13－8 古希腊帕加马城出土的廊柱，建于公元前281-前133年。图为典型的爱奥尼亚式廊柱（笔者摄于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图13-9 雅典帕特农神庙山墙上的雕塑，作于公元前5世纪（笔者摄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古希腊的雕塑，洋溢着一种理智的勇敢和正义的坦然。人物没有夸张，赤裸的身体每块肌肉都真实可见，即便有衣裙也无法遮掩女性的美好和男性的伟岸。那是对于人的本身的讴歌。人，才是宇宙和大地之间最值得称颂和关注的焦点和目的；人，才是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陈列在卢浮宫的古罗马时代复制的古希腊雕塑家莱奥卡雷斯（Leochares，公元前4世纪）的狩猎女神（Artemis）的雕像（图13 - 10）表现了这样一位女性，她行进在征服野兽的征途中，英姿飒爽、自信美丽，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以这样的形式表现过一位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神，但是驻足她身边时，你更觉得她是你的榜样，你是她的同路人，她的征程，就是你的必由之路，因为它通向人类的目的。 图13 - 10 古希腊狩猎女神的大理石雕像。原作是青铜像，Leochares 作于公元前325年，已佚失。图为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公元1-2世纪）（笔者摄于巴黎卢浮宫） 在奥林匹亚出土并陈列在那里的古希腊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4世纪）的雕塑《赫耳墨斯（Hermes）和小酒神（Dionysus）》（图13－11）和佚名的古希腊雕塑“维纳斯（Venus）”（图13－12）再次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歌颂和崇拜的目标——人，完美的人，这就是古希腊人所歌颂和崇拜的终极价值。 图13-11 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雕塑《赫尔墨斯和小酒神》，作于公元前340-前330年， 笔者摄 图13－12，古希腊雕塑（公元前4世纪）《维纳斯（Venus）》的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公元1－2世纪），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相比那些把怪兽奉作图腾顶礼膜拜的文化，古希腊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如此超凡脱俗。因此，我特别崇敬和赞赏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不仅由于她的精美绝伦，更由于她所体现的人的价值，以及正义、理性和勇气。在古希腊的建筑和雕塑中或隐含或彰显的是——人本主义精神，那是情不自禁的流露，无可掩饰的自白。 古代的希腊没有图腾，文艺复兴的欧洲没有图腾，有的却是对人的赞颂和人类精神的弘扬，这，就是“人本主义”。 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精神”，一个社会将会怎样？我们从人类历史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没有了“人本主义”的社会将是一个畸形的社会，所有的貌似正义的说教，都会在其中扭曲变形，其所谓“正义”，将蜕为恃强凌弱；其所谓“民意”，将沦为以众欺寡。 民主的基石和本质必须是人本主义，而非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后者是必须的形式，而前者才是真正的本质。正是作为民主本质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存在，才使得多数人的统治不会导致对于少数人的迫害。人本主义精神之伟大和深远就在于此。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作为民主的基石和精髓，民主的形式仍然可以在某个阶段存在，甚至可以如火如荼，但是随后就会转变为暴民的统治，最终必将无可救药地走向暴政和独裁。 我们今天的人道主义、民主政制和普适人权，无一不出于古希腊，无一不基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 “人本主义精神”，是古希腊赠予人类的永恒的礼物！今天的我们，不得不赞叹古希腊人超越时代的智慧、勇气和贡献，如此伟大以至于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表达，还是让我们引用伯里克利永垂千古的讲演中的一句话吧： “正是由于这些对于我们力量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和普遍的认可，我们成为人类今天的奇迹，也同样会是后世的赞叹。” 是的，这还不仅是过去的奇迹和今天的赞叹，而且是今天的准则和明天的指南。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夏天的花园 文：云霞 尽管骄阳当空，我仍然喜欢徜徉在蒙城的空气里，用脚丈量令人晕头转向的街角巷尾。即使涂上厚厚的防晒霜，裸露在外面的皮肤热辣辣的，我依然喜欢，因为满眼五彩缤纷的花，让人留恋忘返。 回想第一次踏上这座城市，那正是几年前的夏天。看到大街上的高大盆景一排接着一排，盆景高达一人，里面的花卉植物错落有致，颜色多样，高的植物放在中间，周围种上两三种略低一些的颜色鲜艳的花卉，有大红的，有玫红的，或者粉红，还有紫色的也常见。盆景的边缘有时会布置一些低矮的绿色植物，或者爬藤的，低垂到盆沿下面，又好看又有情趣。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欢喜起来了，觉得这是一个浪漫的城市，决定留下来就是一刹那的时间。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Tkn1832hcAApm8y0yAuEDRngIgiajqPO3ic58tNgCMuvwDFicicFS2Ahtg/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VfQx6AzN3GVAVobCwwrTDibpsfnANGxwl6fjqfEP9Jv9sGc7BibWVY6g/0?wx_fmt=jpeg 图1、图2：天竺葵——蒙城最常见的花 几年下来，经历了四季的几个轮回，感受到了蒙城短暂的春天，梦幻无比的秋天，漫长而绝望的冬天，最喜欢的还是夏天。因为它的活力。除了各种赛事，一场接着一场的音乐会，还有的就是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的花园。 人到中年，体力的下降加上体力劳动的匮乏，肠胃消化能力逐年下降。为了健康，饭后散步变得像吃饭、穿衣一样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常规，所以一个人的散步就变得有些枯燥了，所幸的是，我所在的小区是一个老城区，合抱的大树和别致的花园比比皆是，令人百看不厌。 冰雪刚刚融化，各家各户就忙碌起来，一天一个样。眼见着花园小车穿来速去，人们挥舞铲子、修枝剪、铁杵，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变出了漂亮的花园，让人联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神秘花园》。每家花园都不相同，有的花园简洁明快，除了大块草坪，就是点缀几处灌木丛，只在门口或者廊下几处放置几大盆组合花卉，经常有紫色的薰衣草，红色的矮牵牛，配上高大的狗尾草，花卉大多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草本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更换。有的花园繁复华丽，多达几十种花卉品种，颜色五彩，搭配在石凳、喷水池等景观的周围，颇有看头。看到这样的花园，会让人想起什么？中国的织锦绣片！对于一个没有看见过私人花园，只在旅游风景区见过公共花园的我，真是佩服主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为了赚钱，就是国内的风景区的花园-大量雷同，远看壮观，近看无趣。如果为了兴趣，情趣、有趣，就是这里的私人小花园，细致、精巧、处处透露出花园主人的个性、品味。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YKSAu5GQD3K3nxTFOc9EASh5hNG9MYfNNc1iaRO1WrPg7w5b91gvBTw/0?wx_fmt=jpeg 图3: 门前的盆景狗尾草、天竺葵 隔开我家一条街有一家花园令人影响深刻，它的天鹅绒黄杨树修剪的很漂亮，每一颗树根据倾斜的角度和本身的形状修剪成圆形、半圆形、伞行、方形，用巧夺天工来形容都不过分。众所周知，黄杨树是一种生长很缓慢的常绿植物，因为耐寒，容易修剪成型而经常做花园造型，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恒心才可以修成正果啊。精致的黄杨树配上养护得当的草坪，显得别致而气派，每次走过这个花园，总让人想象它的主人应该是个严谨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老先生。 刚进入夏天，他家的花园就活泼起来，每一周都有变化，窗台外悄悄地爬满了三色堇，三色堇又称蝴蝶花、猫脸花、人脸花，花的形状像蝴蝶，一朵花通常有三种颜色，比较常见的有紫、白、黄三色，花瓣的外围是白色或者浅色的，里面深色部分的形状像一个猫脸或者人脸，中间黄色的一个斑点很像鼻子，看到会有诡异的感觉。但是这户主人选择的是少见的紫、蓝、白品种，使得这款三色堇的蝴蝶的形状比较突出，而因为紫色和蓝色色差不大，猫脸的形状不显眼。这款三色堇让人的感觉是优雅、含蓄，我想也许正体现了女主人老太太的气质。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rvRSH2dhhQfCyDHL1vBdQ4KFC33dmK2jhibukdwKjEaKRz5Beoyl7mw/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kUCj7WcnrlxXydTQ8uvBymhIVVsRelSkfpoZGXZE5DMGBCksEZPBQQ/0?wx_fmt=jpeg 图4、图5： 蓝色婆婆纳像鼠尾草 除了窗台，他家的门前小径两旁种满了多种草本植物，比较亮眼的是蓝色的婆婆纳，它有些像一种多年生的鼠尾草，我在多家花园觅得它的踪迹。蓝色的花受到欢迎，大概因为蒙城的主要居民是法裔的缘故。据说婆婆纳被大家喜爱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非常粗放，几乎不要照顾，又是多年生，繁殖能力超强，两三年下来，就成片成片的怒放了。景天是花叶都可以观赏的植物，有嫩绿且低矮的品种和浅绿的稍高的品种，和蓝色的婆婆纳组合在一起，高高低低，颜色深深浅浅。门前小径两旁装饰了一些墩厚的大石头，这些植物有的簇拥着石头而生，有的像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似得，野趣盎然。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1PFWOQiaicpGPslowUNZmUTyQoxkKP8uHsVINo4assQq2XE4MibNIIgYQ/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wYoBdFTxEaeW5HdKiaelwIKpAib6ctvpia26mtQ4pGrUlChibMxpoMdwxkALC1EuWTPC9Rvib30Pw6Q/0?wx_fmt=jpeg 图6、图7： 景天是花叶共赏的植物 看了那么多，从眼热到心热，那天因为打折促销，我果断买下一盆玫红天竺葵，了了心愿。这是蒙城最最常见的花卉，花季从六月初到九月下旬，花色繁多，一簇一簇的，衬托在圆圆有波纹的叶子中间，很像中国的秋海棠。它是蒙城咖啡馆、餐厅装点门面的首选花卉，如果你第一次来蒙城，无论在繁华的商业区，还是偏远的小镇，第一眼看到的花十有八九是天竺葵。我像很多邻居一样把它挂在露台的廊檐下，这样，每天回家的时候可以多看一眼自己的家，想象着路人看到它时亲切、放松的心情。 有一天我看到女儿在给天竺葵浇水，我奇怪地问：“这花需要浇水吗？” “当然啊！我浇好几次了，如果几天不下雨，花一定会渴的！”十岁的女儿已经是个小大人了，一本正经的回答。 在女儿面前我有些不好意思，顺口就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花园，所以没有习惯种植，不会伺弄花草。”接着，我沉默了，心里想着：我们这代人的贫乏已经到血液里了，恐怕这辈子就这样了。

一 “良好生活”不是个僻奥的术语，是个普通词组。在伦理学传统中，它有点儿来历，来自希腊词eudaimonia。英语常把它译作happiness，中文再转译为快乐或幸福。Eudaimonia译作happiness，比较讲究的思想家更愿把它译作well-being。 快乐天然是好事，不过，过得快乐不一定就过上了良好生活。《西游记》里谁最快乐？好像是猪八戒最快乐。 《石头记》里谁最快乐？想来想去，也许是薛蟠。回到现实生活，一个小官僚，性格挺开朗，人缘挺好，能哄住上司，也能应付同事下属，做点儿公务，然后吃点儿喝点儿玩点儿拿点儿贪点儿。他过得挺快乐，却不算良好。听说，雷政富就蛮快乐，当然，他被抓起来了，不快乐了。 反过来，顾准、遇罗克，为真理为正义事业奋斗，却很难说他过得快乐。耶稣快乐吗？《复活》里的聂赫留道夫，忏悔之前过得挺快活的，后来跟着马斯洛娃去流放，不那么快活了。但也许那时他才过上良好生活。 Happiness有时译作快乐有时译作幸福，但这两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快乐多用在情绪层面上，情绪飘忽不定，此一刻你快乐，下一刻不快乐，再下一刻又快乐了。而且，当我们祝一个朋友快乐时，的确不止是祝他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情，还希望他拥有一份和他所处的环境、情境相配合的快乐，而不是那份被隔离出来的、简单心情上的快乐。 跟快乐相比，幸福得有那么一份稳定长久。有人只图一时快乐，但好像没有只图一时幸福的说法。幸福的最高境界好像是白头偕老，那是一年复一年的绵长生活。 除了长久，或者说，跟长久连在一起，幸福似乎还有某种伦理评价。居有所安，衣食不愁，身体健康，父母慈爱，夫妻和睦，子女出息，这可说是幸福的指标，或“外在幸福”。幸福还有内在的一面：老夫老妻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不只在衣食不愁子女孝顺，也在他们禀性良善。幸福不只是“主观体验”，也不仅是各种幸福指数的集合，幸福靠人性中的美好来滋养。幸福的童年透着天真无邪，幸福的老年连着善良宽厚。我们有理由怀疑，卑劣的人能否感到幸福，或反过来说，无论卑劣之人感到什么，我们都不把它称作幸福感。没被抓起来的雷政富们快乐去吧，但我们不大愿意说他们幸福。 二 良好生活更多从内在方面着眼，幸福更多从外在方面着眼。良好生活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这些更积极的内容相连。正如尼采早就洞知，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因此包含我们曾经谈到过的phronesis，实践活动中的明见。幸福跟什么年龄连着？跟白头偕老连着，跟童年连着，歌里唱到幸福的童年，但愿我们的孩子都有幸福的童年，哪怕他们的前景有点儿不妙。是啊，一旦公主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故事就结束了。成年男人当然有的衣食不愁有的缺衣少食，有的夫妻和睦有的家有悍妇，但在壮年身上，夺目的总是品性与识度，其他不足深论。相比之下，少年还未形成稳定的品性，老人身上，品性已经沉潜，我们也不再期待他大展宏图，于是，幸福不幸福就成了首要问题。 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作为当然包括建功立业，但德修有进也是作为，依立功立言立德的古议，德修有进是优异作为中最优异者。所有这些，都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成功让优秀人物变得更加坚毅、从容、大度，而那些靠在浊世钻营得了官位得了钱财的竖子，得意张狂，变得更加浅薄低俗。 但在我们这个污浊的社会，谁能靠品格而不靠钻营取巧有所成就？古人说：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 我们今天的社会乌烟瘴气，怨不得大家要批评指责。但不要一味批评指责，更不要埋怨，尤须警惕因此习惯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是有人应许过而你年幼无知相信了，你长这么大了还继续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我不敢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只敢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我认识不少真心诚意做事的人，多数做出了成绩，得到了一些回报。甚至，即使你做的事情是权力忌恨的，你固然会遭遇很多艰险，但多半会得到另类的回报。 我当然不是说，积德行善必会赚来各种幸福指数。在须摩提里也许有不移的果报，而我们的娑婆世界里，到处有偶然性，也难免明显的不公和悖谬。但也只有在偶然、不公和悖谬的世界里，才谈得上品性。如果一份品性定可换来这个世界的一份福报，那拥有品性就太合算了——你既得了品性又得了世俗好处，得了个双份。 三 耶稣宣扬一套新教义，法利赛人借彼拉特之手把他钉上十字架，文天祥正气凛然，慷慨赴死，遇罗克只是对红色对联提出异议，即遭残暴荼毒。耶稣、文天祥、遇罗克，他们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良好生活的提法，着眼于不那么极端的人物，不那么极端的处境。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人的品性仍分成三六九等，但那里丧失了良好生活的任何可能。 文天祥杀身成仁，特蕾莎修女慈爱无边，曼德拉功彪史册，梵高完全自任于艺术冲动，这些大德大勇大才，我们界外钝根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们仍努力要过上良好生活。 我们不是颜回，他不改其乐，我们可能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更不是耶稣，以一身尽赎人类的罪恶。我们有一点儿品格，有一点灵性，但远没有强大到单靠品格和灵性获得幸福，我们还想在最通俗的意义上过上好日子。 孔子关于君子的刻画，可引来做良好生活的图画，那生活的确令人向往。 后来，孔孟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士人产生了悠久而深刻的影响，不过，它不是惟一的图景，关于何为良好生活，墨子另有想法，庄子另有想法。西方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良好生活更是未尽相同于孔子所设想的良好生活，伊壁鸠鲁的图景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更不说后来基督徒所欲求的。那么，我们该选何种标准来确定良好生活？也许都不够好，惟清静解脱心如止水才是最高境界？如果“心如止水”是个好词儿，心如止水就好。但浮士德、梵高，不肯一日安生，却也没什么不好。生机勃勃不是良好生活的要素吗？最高境界这话，说说也罢，九九归一还要依人依事依境而定。 古人关于良好生活的想法已经多种多样，更何况，斗转星移，今天的社会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人的良好生活不可能尽同于古人。依我个人的观感，今人的良好生活跟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男女情爱有更多的联系，与此相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不只与男人相干；谁知道呢，论品格畅达、生活充实，女人说不定还超过男人呢。 四 哲学思考就事论事按理论理，在这个意义上，力求客观。但哲学道理，归根到底是跟我们自己相连的道理。我们可以根据某些标准确定什么是良好的导体什么是良好的绝缘体，这些标准跟我自己该怎样生活没什么关系。何为实在、何为知识、何为历史这些“哲学问题”则不同，寻思这种问题，总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何为良好生活”这样的问题最明显——但凡面对这问题，我们免不了会想：我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看看身边的人，会想：谁过着良好生活，哪种生活不那么良好？我和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不妨说，只对那些自己在问这个问题的人，“何为良好生活”才是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不敢妄称自己过着良好生活，我有什么资格回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谁有资格？也许曼德拉、特蕾莎有。但我想，这里不要纠缠资格，因为这里的问题根本上是每个人在为自己追问，而非意在为别人提供标准答案。即使曼德拉和特蕾莎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标准答案，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光照，好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品格和境遇中追寻自己的回答。 注：本文选自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版。

吃吃喝喝的民主 熊培云 卡尔·波普尔说，“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一个社会的民主历程同样包含了各种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进步。 由于民主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紧密联系，在我们考察民主的生成与发展时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些生长于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本文所要关注的正是那些为许多宏大叙事论者所不愿提及却又在真刀实枪地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吃吃喝喝”。 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实践并非只是建立起一种简单的投票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所谓民主精神的“间歇性发作”。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 饮品中流淌江河 中国人习惯用“源远流长”来概括自己的文明。和世界上许多文明一样，饮料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且不说进化论相信人是从水里一点点变出来的，回顾有史可载的文明，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无一不是择水而居。 水是人类最早的饮品。随着文明的发展，水不断地被赋予意义。在中国，除了洪水记忆之外，诸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摸着石头过河”等等都印证了水与文明进程息息相关。至于《红楼梦》里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更说明在文人墨客的眼中“水”就是“茫茫人海”。 托尔斯泰曾经在《酒色与生命》里质问人们拒绝清醒：喝酒是为了窒息自己的良心。无疑，中国历史是充满了酒气的，其中既有天子呼来不上船也不上床的才子佳人，亦有像魏晋刘伶那样的自我放逐者——整日醉醺醺，像个村干部，还让人扛一把锄头跟在后面，嘱咐“死便埋我”。 为什么人们愿意通过饮料来寻欢作乐？美国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在《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一书里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以酒为例，在斯丹迪奇看来，这种饮品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它是均质物，只要是同一坛子里的酒，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在这方面，它比鱼肉更有优势。 显然，这种便于分享的特性使饮品天然地获得了进入公共生活的通行证。与此同时，这种开放性与流动性意味着一旦有人下了药，所有饮用者都会中毒。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在共饮时产生一种“同壶共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公共精神。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古今中外的“梁山好汉”们在搞“和谐黑社会”时要大碗喝酒、开香槟庆贺。尽管椅子上早已排出了座次的高低，但在喝酒时大家觉得自己还是平等的。 今天，包括咖啡、茶、酒、可乐在内的各种饮品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世界每一个角落。如上所述，饮料的作用并不限于解渴，它同样作为一种完备的意义系统在参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当反全球化人士将象征“美国势力”的可口可乐打翻在地，我们不难看到饮料被赋予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内涵。它们汇成一条条看不见的江河，在社会中载浮载沉、见证各自的命运。 从雅典到罗马，两种饮酒方式 埃斯库罗斯说，“铜器是外貌的镜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镜子。”显然，古希腊人更钟情于葡萄酒。在他们看来，只有野蛮人才喝啤酒。不过，具体到饮酒方式上，同样钟情葡萄酒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古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一种类似现代沙龙的聚会，人们相聚畅饮，分组辩论，展示各自的才情与立场。酒的均质与平等以及人们约定俗成地从同一个容器中取酒，无疑使古希腊的交际酒会具有某种民主的品格。 据说苏格拉底能饮善辩，当时也经常光顾这种交际酒会，而且当别人都喝醉时，他能保持清醒。柏拉图因此称赞他能够通过葡萄酒寻找真理，却又不为美酒所奴役。不过，在柏拉图看来，更多的人并不配享受美酒。在《理想国》中他反对民主，认为把过多的权力放到民众手中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更多人“饮少则醉”，不配享有民主的美酒——而且，只有专制才能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 罗马人曾经慨叹自己征服了希腊，却被希腊文化打败了。这句话多少有些言过其实。显然，他们虽然继承了希腊人喝葡萄酒的风俗，却没有继承希腊人的民主精神。在取代希腊人成为地中海霸主后，罗马人很快将葡萄酒分出了三六九等。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平等的论坛，人们一边讨论哲学与人生，一边在公用的容器中取酒；而罗马人却在酒宴上为不同地位的人修筑了阶梯，大家在自己的碗里掺水兑酒，不再有公共的调酒器。与此同时，阔绰的主人还会带上仆人，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或许有人说，酒是个好东西。然而，在罗马时代，这个本可由世人共享的“好东西”，却因为程序的差异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差别难免让人想起古中国人发明了“阴阳壶”。这种壶的外表与普通壶并无区别，在宴会上也被视为一个公共的容器；不同的是壶内被分隔成两半，可以一半装美酒，一半装毒酒。在这里，“阴阳壶”更像是一个隐喻。人们将“喝着相同的酒”视为一种平等，为此甚至激动得抱头痛哭，然而，在不合理的制度或人为安排下，任何貌似平等的东西都有可能被破坏。设若装在“阴阳壶”里的美酒被人下了毒，那些未曾领略“民主美酒”的人，完全可能遭到“二次迫害”：他们不仅在肉体上中了“冒牌民主”的毒，更会在精神上得出一个“民主是毒药”的结论，仓惶逃离现场。 阴阳壶 理性时代的网络咖啡 相较于理性时代的万种风情，我们今日生活似乎略显平庸，至少在饮料的发明方面乏善可陈。 17世纪以前，欧洲是啤酒和葡萄酒的天下。不过，好景不长，它们很快被一个崭新的时代所抛弃——咖啡成了理性时代的最佳饮品。用一位英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咖啡使欧洲各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1667年，托马斯·乔丹在《来自咖啡馆的新闻》里写到，“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儿的消息句句属实……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都在咖啡馆。” 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咖啡馆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客人。他们谈论生意与政治，交流思想与见闻。为了招揽客人，一些店主特意将近日货品价格，股票价格及航海时刻表贴在墙上，订阅外国刊物供客人阅读，顾客甚至能读到刚从印刷机上印出来的小册子。 耐人寻味的是，在1680年伦敦出现廉价的邮政服务设施后，咖啡馆成了人们收寄信件的重要场所。每个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就像我们今天在家上网，他们一天通常会光顾几次，边喝咖啡，边听人们谈论大事小情，时而检查是否有自己的新邮件。毫无疑问，咖啡馆为我们铺开了一个新社会的蓝图，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有陌生人加入的新世界。如有政府要员在其日记中见证：在咖啡馆里，无论是深刻的哲理，还是繁复的生活琐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谈论，但是，你永远无法预料到你下一秒钟将遇见谁，以及会听到什么。 事实上，许多著名思想家便是在咖啡馆里完成自己的著作。比如亚当·斯密在“大不列颠”咖啡馆完成了《国富论》的大部分章节，并且会将它们拿出来与大家讨论。与此同时，活跃于巴黎的咖啡馆同样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源头。众所周知，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的大部分工作便是在巴黎的“摄政咖啡馆”里完成。与英国咖啡馆谈天说地，无拘无束不同的是，当时的法国咖啡馆表面上虽然可以自由进入，但是里面藏了不少政府的耳目。人们不得不学会忍气吞声，直到有朝一日法国大革命乌云压城，一些激进主义者举起手枪，旁若无人地站到咖啡馆的桌子上高喊，“拿起武器，公民们，拿起武器！” 国王查理之烦恼 当然，咖啡占领欧洲并非一帆风顺。1652年，亚美尼亚人帕卡·罗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后，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不久，这个外乡人被赶走。而就在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时，一些知名的学者与评论家加入到反对派的阵营，指责咖啡馆消磨了人们的斗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没了她们的生活：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他们的丈夫“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子”。 任何新生事物的崛起都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后者的反抗难免为专制者的倒行逆施提供某种民意上的庇护。显然，伦敦市民的抱怨正中查理二世的下怀。1660年，这位年方三十的落魄者因为得到聚集在咖啡馆里的民众的支持成功复辟。但是，敏锐的国王很快注意到以清教徒为首的反对派不时在咖啡馆里“为反叛密谋”。像所有嗜权者一样，曾经依靠咖啡馆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深谙个中玄机，于是动用了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过河拆桥”的政治手腕，试图通过关闭伦敦所有的咖啡馆来避免自己的成功之路被“野心家”们依葫芦画瓢。 查理二世的“居安思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些靠造反起家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其针对潜在反对派的镇压往往比世袭王者还要用心险恶、变本加厉的原因所在。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几百年后，为避免读书人的种子生根发芽冲破自己的统治，同为读书人的波尔·布特们将海内外无数柬埔寨人诱杀。 无疑，理性时代的咖啡馆更像是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文化雏形。今日世界，我们很难想象将有怎样胆大妄为的政府会查禁互联网。然而，1675年12月，查理二世着实冒天下之大不韪颁布了一道查禁咖啡馆的公告。不过，这个公告一宣布，立刻引起全社会的反对，因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咖啡馆已经成为伦敦社会生活，商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 这就样，这道禁令变成了一纸空文。查理二世虽然贵为君王，有权有势，却不得不拜倒在几粒咖啡豆面前，这或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势比人强”。一份来自官方的统计表明，到17世纪末，英国的咖啡馆有3000多家，而当时英国人口不过60万人。 餐桌上的民主 “茶杯里的风暴！”十八世纪，当孟德斯鸠听说圣马力诺发生政治动乱时曾经这样评价。在他看来，发生在圣马力诺这个仅有万余人口的小国里的动乱，对整个欧洲局势无足轻重。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茶杯里的风暴”往往是生活与思想之双元革命的开端，不容小觑——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听到一个旧时代被摧枯拉朽的声音。 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人们通常错误地以为，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变革不过得益于几位时代英雄的“历史拍拖”与“一夜风流”。然而，文明的发展终归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懒汉播种，可以毕其功于一夜。正如民主，无论你是否愿意，它更多是在经年累月地吃吃喝喝、唠唠叨叨中发生与消长。 回顾中国历史，人们或许会惊叹，同样是提神醒脑的茶叶为什么在英国奇货可居，而中国人却用它们换回了鸦片。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莫谈国事”等招牌中找到答案。黑暗时代，“莫谈国事”不过是一个社会无力反抗时的“免战招牌”。所幸历史终究要跨过泥潭，如今大行其道的“网络咖啡”让所有后进国家终于有机会异地重温了十七、八世纪欧洲咖啡馆文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咖啡”像是一种饮品滋润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是我的，凭什么要我莫谈国事？” 今天，当我们回首英、法等国家的转型，不难发现，由咖啡馆文化应运而生的餐桌上的民主与自由，作为一种秩序文明会沿着既有的逻辑自发地拓展。任何自由都可能从餐桌上生长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餐桌到书桌，从厨房到广场。君不见，今日巴西的议会大厦，其造型不就是一个面包外加一副碗筷？ 巴西议会大厦 为开放社会立约 转型时代必定经历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当旧的已去，新的未建之时，出现价值认同危机在所难免。在此意义上，咖啡馆对于两三百年前正处于激荡中的欧洲国家来说可谓居功至伟。一方面，咖啡馆把人们从旧有生活仪式与体制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压垮旧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因咖啡馆而搭建的公共生活又让那些思想或灵魂失去了庙宇的人不至于无家可归。咖啡馆成了社会生活的枢纽，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间搭起桥梁。就像今天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互联网一样，在理论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不难发现，无论是传统咖啡馆还是现在的网络咖啡屋，其所订立的规则从本质上说就是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立约。在这里，人们应该遵守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关在咖啡馆门外。如那些做“启蒙运动的生意”的咖啡馆老板一再声明，“不论是贵族绅士，还是商业人士，我们皆欢迎，在这里，大家笑语盈盈，平起平坐。”“此处不设上座，以省去你的担心。阁下尽管随便入座，纵有贵人驾到，亦不必起身退避。” 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指出，咖啡馆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去除了等级，并且在彼此接触中，形成了新的标准。在咖啡馆时代以前，标准是由贵族或宗教精英人物制定的，那些听命决策的人们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并不能公开讨论并检验这些标准。然而，当大家在咖啡馆里聚集一堂，人们不再只是悄悄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可以通过自由辩论形成一个群体意见并由此做出决策。如果人们每天享受跨越出身、等级和地位的交往，他们也必须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尊重别人思想的合群、宽容的态度，填平沟壑，使分歧失去棱角。” 正是因为这种融合与重组，当许多人为往日中国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忧心忡忡，或为现实的羁绊而一筹莫展时，另一些人却选择了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一个社会改天换地的进程正在悄无声息的自斟自饮中酝酿，而那个咖啡香浓、虚拟或现实的所在，于无数键盘与杯盘的辗转起伏间，人们听见了一个时代的脉搏。

薛忆沩：我的秘密书架 薛忆沩， 加拿大蒙特利尔华语作家，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空巢》、《遗弃》、《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和《一个影子的告别》（台湾版）；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不肯离去的海豚》、“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和“战争”系列小说《首战告捷》；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和《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63-1976）中称赞笛卡尔清晰流畅的写作风格和出类拔萃的文学感觉，他认为有这样的开拓者，是近代哲学的幸运。《西方哲学史》将先驱的文风和美感发扬光大，这是哲学史的幸运。 作为哲学史，罗素这本书当然会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诗人拜伦值不值得单独列出一章来讨论？对威廉·詹姆斯的分析是不是太简略？对柏格森的评价是不是太草率？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不是太苛刻？…… 但是，这不是一本传播知识的书，这是发表见解的书。它精彩的地方不是其中所包含的真理，而是其中洋溢着的偏见。读到拍案叫绝的时候，我会这样想，以真理服人其实只是学者的小技，以偏见迷人才是哲人的绝活。 罗素的史笔以朴实的用词和精致的逻辑为特征。他将英语中那些最基本的逻辑操作（尤其是对照和比较）用到了极点。可以说，这整部哲学史就是在琳琅满目又玲珑剔透的对照和比较中完成的。这种对比确保了文体的清晰流畅，将语言的美和哲学的美同时呈现给了读者。 罗素曾经宣称自己不会为信仰而献身，他认为信仰“有可能出错”。爱因斯坦与罗素是许多方面的同志。但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他不遗余力地构造统一场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量子理论，至死不相信自己有可能出错。他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从伽利略开始一直进化到他出错的地方。他在最后一章总结量子理论的时候，忍不住还是对物理学的一条正确路线表示了自己的怀疑，险些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物理学的进化》关于理论物理学的看法，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时间简史》之类的书来升级。但是，作为现代科普作品的鼻祖，它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画出了以相对论为顶峰的那一段物理学最清晰的进化轨迹。 这本书没有借用任何公式，除少量图示之外，所有的观点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陈述。“清晰流畅”同样是它的风格。“普”科学“及”大众是大科学家的功德，正如“还政于民”是大政治家的善举。 这是我最早读过的科普作品。它激起了我对这种体裁持续的热爱。我固执地认为，不管从事的是什么专业，我们都应该在个人书架上为科普作品腾出一个角落。读科普作品会让我们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卑微地位。这是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步。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包含了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孤独。它从“许多年之后”开始，任爱情、死亡、空虚和欲望在一百年的长河中翻来覆去。而这“魔幻”的翻覆又总是带给读者“现实”的冲击。 马贡多的首领总是让我想起拉美世界里大大小小的“救星”。墨西哥诗人帕斯在《诗歌、神话和革命》一文中指出：专制者通常首先是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马贡多的历史提示我们，孤独在“解放”和“专制”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马贡多在孤独中诞生，在孤独中兴盛，又在孤独中消亡。孤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也是导致历史倒退的重要原因。而孤独一旦与权力结合，它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就将变得难以遏制。《百年孤独》对生活的洞见，使它成为历史的缩影。 如果说《百年孤独》是从时间上来容纳人类历史的努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6）则是从空间上来囊括人类处境的壮举。在这部可能永远也读不透的作品里，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描述了55座以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忽必烈将信将疑，他不知道将他迷住的是真实的存在，还是那位威尼斯商人的想象。后者是他永远也无法用铁骑征服的。 与其说那是55座城市，不如说是55个哲学和美学的“范畴”。这些范畴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面，总是“二律背反”。通过这种背反，想象变成了真实，真实变成了想象。这正好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困惑。与《百年孤独》一样，《看不见的城市》也是一部人类社会的“通史”。 在索菲罗妮亚（第四座“脆弱”的城市），居民们只能靠不断的“革命”，靠“否定之否定”来消除无聊，延续历史。而在艾尔西丽亚（第四座“交易”的城市），“关系”的网络越来越复杂，最后完全阻碍了城市的生活，居民们不得不另起炉灶。而在阿德尔玛（第二座“死亡”的城市），马可波罗看到的都是死者的身影。他有了如下的发现：“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通常会到达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点开始，他认识的死者的数量超过了他认识的活人的数量。这时候，他的心灵肯定会拒绝接受更多的面孔，因为新的面孔总是戴上了死者的面具。” 英语作家奈保尔曾经说，个人的“语言”和“传统”是写作的两大要素。作为一个六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给了我取之不尽的语言，而七十年代又是我用之不竭的传统。 与这种特殊的语言和传统有关的“文本”却极为有限。其中，毛泽东的诗词无疑是最奇特的一种。我经常设想：如果毛泽东不会作诗或者不好作诗，中国人七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那些诗词不仅是启蒙教育的一部分（相当于眼下的《三字经》？），而且更重要地还是早年生活的路标。一句众所周知的诗词可能会与我七十年代个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密切相联：比如一阵恐惧，一阵得意，一阵狂想或者一阵羞涩。它指向记忆中神秘莫测的捷径。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种语言和传统，而且还多半已经用形形色色的背叛“扬弃”了那种语言和传统。但是，我们的记忆仍然能够沿着那些特殊的路标迅速找到令我们迷惘的过去。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基本上抹去了个人崇拜的痕迹。书中共收诗词五十首，每一首后面都附有比较详实的注释。这些注释不时能引发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在“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下有作者自注，称写作这首《清平乐》的心情与写作前一首《菩萨蛮》（“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心情一样：“又是郁闷的。” 这种对生存状况的“郁闷”正好是《百年孤独》中的典型心境。 如果我们信奉古典主义，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就是用英语写出的最好的随笔集。这位三十多岁才开始接触英语的俄罗斯诗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语言的变节”，最后成为英语世界最优秀的随笔作家，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学的奇迹。站在美学的制高点，布罗茨基用古典主义气息浓厚的随笔对极权政治进行了最深刻的剖析。 随笔集中的《论独裁》和《一座被更名城市的指南》揭开了极权政治和专制者的全部隐秘。随笔集的第一篇（《小于一》）和最后一篇（《在一间半房子里》）让我们看到极权社会中个人生命的悲剧。而关于俄罗斯三位最重要的现代诗人的随笔更是令人肝肠寸断，感悟到极权政治对美学的恐惧和无情。 如果有更多的精力，我们当然还应该翻开《论忧伤和理智》，作者的第二本随笔集。

国 家 失 记文：阎连科 编者注： 阎连科，中国著名作家，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本文最初在海外发表，本微转载时因故略做删节。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ZYREcDkd1ZSUicm0ibsq00zP2wNufzsH9KjbXGIxia2yLdnu8rm4iaibHgsdG0l8Ds6ibrybUy4LpIlFQ/0?wx_fmt=jpeg 阎连科 一 一位在香港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有次她问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们：“你们听说过在那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国饿死了三千万到四千万的百姓吗？”她的这个问题，让那些学生们不禁哑然，而且面带惊愕的疑怀，仿佛这位香港教师，正在讲台上公然编造中国的历史，攻击他们正在日渐崛起的祖国。自此之后，那个早被人们私下议论的中国问题——国家性遗忘，便如楔子样楔入我的头脑和骨血的缝隙，时时忆起，都会隐隐听到体内淌血的声息，都会有与国家遗忘相关的一连串的问题，马队般踏着记忆的血道，狂奔着来到我自责的广场： 那些出生在八0、九0年代，而今都是二十至三十岁的中国的孩子们，是否真的成了遗忘的一代？是谁在让他们遗忘？他们被遗忘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这些有着记忆的长辈，应该为他们遗忘承担些什么责任？ 清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感觉遗忘的称谓，在中国应该被称为“失记”更为准确。因为遗忘更多的是让记忆抛弃过去和历史，而失记，则包含着“对现实与历史选择的抛去和留存”。是的，正是这个失记的境况，在我的国家，让新一代的孩子们，成了“有选择记忆的植物人”。历史和现实，过去与今天，都正在失记和被失记中，正在被一代人所整齐、干净、力求不留痕迹的遗忘着。失记和遗忘、真相与失忆，每天都在备受关注的一些语言、文字、头脑中发生着冲撞和争夺。我们一直以为，历史与人类的记忆，最终会战胜暂时的忘怯，而回到良知的真相中。而事实上，事情却恰恰相反。在今天的中国，失记已经战胜了记忆，虚假已经战胜了真相，臆造早就成为了历史和逻辑连接的链条和接口，就连今天刚刚目睹发生的事情，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被选择性失记所抛弃，只剩下一些真假难辨的碎片，残留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头脑中。 二 必须承认，四九年之后，革命和被革命一直席卷着这个泱泱大国。革命在创造政权，创造历史，创造现实。而记忆和被记忆，自然失记和被迫性失记，都在国家有选择的失与记的范畴中，成为一种革命的选择与手段，被有序渐进地推进和实施。封建历史的一切，因为都是封建的，帝王将相的，当然就不再提他了。辛亥革命也已经遥远了，把孙中山的名字留下来，而与这个名字相关、无关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之细节，也都从史书和教科书中有选择地删去着。就是今天还活着的中国老人都还历历在目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共有哪些党派、军队、志士在前线抗日流血和牺牲，也都被有选择地记住和遗忘。这一关于失记的行为，是一种国家性策略，及至到了后来，这个国家在以一个人的热情，带动着整个民族沸腾的建设中，最早以运动延续战争，以革命替代生产的发生在1951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官僚主义），因为它为1957民族灾难的“反右”清理奠定了实践基础，因此，关于它和那场直到今天想来都还让人不寒而粟的“反右”运动，都被强制地从人们记忆的库房移向了失记的仓库。而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与随之而来的遍及整个中国、有数字统计饿死三到四千万人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让整个世界都随之起舞的十年“文革”，都因其荒诞、残酷、广众和令整个人类都为之惊震与哑然，因此而不敢、不能、也不愿再去还原这一旧有的恶貌，让孩子们的记忆中有着历史的真相。延续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和越南那场无为的战争，无论中国或越南阵亡了多少士兵和死去多少无谓的生命，也都只字不再去提了。发生在1983年的那场“严打”，所谓法律，就是权力的上牙和下牙的一次敲碰，因此有多少人在街头亲吻，而被当作流氓送进了监狱，有多少人因穷盗物而人头落地，也不再回头追问了。 在这一切所发生的国度，人们和孩子们，都在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快速强盛的欢呼中，对它们感着陌生了，大体忘怯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爆发在九十年代中期的面际之广、人数之众让人无法查考、因卖血而起的艾滋病；黑煤窑、黑砖窑隔三错五的瓦斯爆炸和大塌方；毒饺子、毒奶粉、毒鸡蛋、毒海鲜、地沟油和遍布甚广的含有严重致癌物的青菜、水果和昨天计划生育中的暴流产，今天城市、乡村无处不在的强拆和对上访人员恶截的不法与无礼，如此等等，现实中所有有损国家形象与权力机制的负面事件，都会迅速因国家失记而成为昨日之烟尘，在一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可有文字记忆的地方通过删去、禁言的方式，达到失记和忘却的目的。 失记不是所有人的病症和意志之特征，而是国家管理的策略和社会制度的一种必然。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意识形态中实行禁言的政策与方法；通过权力的控制，割断一切可以延续记忆的渠道，如史书、教材、文学和一切文艺的表现与表演。这些并不是哪个国家的独创和独有，世界上凡是集权的国家，或是某一集权的历史阶段，无不是采用这种权力对语言的压迫，从而使那些记忆良好的知识分子们，首先沉默和失记，渐次地再在统治的时间中，把失记扩展到民间、基层和百姓的生活里。因此，当下一代对此一无所知后，这种强制性失记就大功告成了。 历史就被完美地重新改写了。 三 强制性失记，是一种强汉对弱女的奸淫，其强汉的暴行，其实廖无新意，一如某种动物对自己领地的捍卫。没有这种捍卫，也就没有那种动物的生存和生命。而集权之所以会在意识形态中采用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失记，也正是集权对集权的巩固之必须。然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并不能简单、笼统地归咎为国家与权力，还要去质问那些在强制性失记中心甘情愿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甘愿渐次地失去记忆，而最终达到权力所需的完全的忘记，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其它国家、民族和历史最大的不同。以作家而言，前苏联的白色恐怖，其目的也是为了集权、独裁而采取着“文字狱”的遗忘之法，可结果，在那儿却产生了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和雷巴科夫等等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的写作，与其说是对权力、制度的抵抗，倒不如说是对记忆、遗忘的修复和疗救。昆德拉的《遗忘》，是直接探讨强权对他的国家和民族记忆的伤害和剥夺；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三部曲》，则把民族最黑暗的记忆，拉至一切有着阳光照晒的地段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决非三十几年前的那个如今日之朝鲜样的国度，一切通向光明的门扉、窗口都是关闭、锁死的。今天的中国，一扇窗子（经济）是向世界开放的，而另一扇（政治）则因权力对其社会、人们的管理之需要，是关闭或穷力关闭的——问题就在这儿。与记忆、遗忘相关的中国式的国家性失记的特性，就在这半开半闭的窗妙里。 首先，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笼罩下，那半开的窗口是被意识形态笼罩监督的。没有人可以监督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国家的意识形态却无时、无处不在监督着知识份子每个人的口与笔。 其次，因为那打开的一扇窗子有阳光透进来，世界之风之光也无可阻地进来了。可以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和开明了。法律在记忆和遗忘中没有具体意义，几乎形同虚设，它既不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作家想像的自由，也不保护那些不愿失去记忆的人们有记忆的权力。一切都寄希望领导人的开明和道德之情操。而这已经打开的窗口和门扉，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思考换来的，不如说是权力在开明时候恩赐的。一如长久关闭在黑暗监狱中的人，已经给你打开了一扇透光通气的窗户后，难道你还有权力要求狱门大开吗？于是，有选择的记忆，就在这打开的窗口进出流动着；必须的失记，就永远封闭在了那扇关闭的窗户后。这就是今天中国的作家和知识份子们，甘愿在规定可选择的记记中写作和被迫性失记中沉默忘记的环境与根由。心甘情愿，是一种智者的集体妥协，是群体记忆放弃后的相互理解与彼此心照不宣的认同——今天已经有我呼吸的空气了，也就不需要再为明天的春日清风去做无为的牺牲了。 第三，对失记的默认与赞同，还源自这个国家的富裕和奖惩。赞同失记的，无论你是作家、教授还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只要你只看到只让你看到的，不去看那不让你看到的；只要你只去讴歌那需要你讴歌的，不去描绘那需要遗忘、失记的；只要你的想像只去想像权力、历史、现实需要你虚构、加工、创造想像的，而不要把想像的翅膀延伸到必须遮掩、失记的土地和天空中，那么，就把权力、荣誉、金钱全都奖给你。反之，就把疏冷、禁止奖给你。 在这个国家里，金钱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强大和力量，它可以让双唇紧闭，让笔水枯干，让文学想像的翅膀，借助金钱的力量，飞向反真实和良知的方向。然后，再以艺术和艺术家的名誉，堂而皇之地完成历史遗忘中的虚构和现实假像那有砖有瓦的华丽重建。在这儿，真相被埋藏了；良知被阉割了；语言被权力和金钱轮奸了。而被权力驾空的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帮助着国家性失记的完成；也在生养、培育着每个人的习惯性失记和对怀疑的怀疑。怀疑者总是受到惩罚，而甘愿相信虚假、虚伪与虚构的人，不怀疑黑色的下边原有耀眼底白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奖励都收入囊中了。于是，国家性失记的历史之工程，也就大业告馨了。 在中国式的国家性遗忘、失记的策略中，强制性是全世界共性的相通，妥协性与奖励性则是今天中国现实的独特。三十多年前，中国对记忆者不肯失记采取的是绳索、铁链的高压和强制；而今天，这个富裕的国家，灵活而大方的运用着他大把大把的金钱，采取奖励的方法，使你在记忆中妥协和放弃。在中国，就文学艺术而言，没有一家民间或个人组织的国家奖项。几乎所有的评比和奖励，都是党和国家的。所以，所有的文学、艺术、新闻和文化奖，也都是在失记和规定可选择的记忆中运作进行的。不是说这些奖项是绝对的不公与不合理，而是说，它允许你在规定可选择的范围内创作、创造和想像。只要在这可选择的范围内，你有成就了，自然可以获得各种的荣誉与奖项。 四 最近，瑞典作家、诗人埃斯普马克正在中国出版他的七卷本长篇小说《失忆的时代》。其中第一卷的名字就叫《失忆》，写了主人翁对他前半生包括爱情在内的一个人记忆的全面丢失和寻找。这是一部独特而奇妙的小说，探讨了个人记忆的来源和无来源。它与中国式的失记所不同的是，中国式失记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权力对它的人民管理之策略，丢失的是民族的历史和记忆，荒诞的现实和未来，而个人获得的是金钱、权力和荣誉；是用自己的失记去领得一份诱人动心的换取物。《失忆》在中国的出版——是中国式失记的寓言和预言。是一个国家性失记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和延续。我们在失记的过程中，首先丢失的是历史中的民族记忆；然后再丢掉现实中的一切真相；第三步，每一个有记忆的中国人，就都该像《失忆》中的“我”一样，失去自己对自己生平的记忆、对情人的记忆、对恩爱仇怨的记忆、对欢乐苦恼的记忆。让大脑中记忆的区域，成为一张洁净的白纸，等待着社会、权力依照他们的需要，重新去告诉你历史是什么样子，社会是什么样子，你和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国家、权力和社会，渴望他们管理的人民——每个区域、阶层和环境中的人，智商都如三至五岁的幼儿。他们希望对一个国家的管理，如同幼稚园中老师对孩子们的管教，让他们吃了就吃，让他们睡了就睡，让他们娱乐了，他们就面带天真、纯净的笑容，举着头大的红花，在别人写好的脚本上，投入自己的感情进行歌唱和表演。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只能让有记忆的人失记，让能表达的人沉默，让成长中的下一代，脑子洁净如洗，如同一张等待随意涂鸦的白纸。然后，一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幼稚园，成为等待重新开垦并随意沙漠或种植的处女地。然而，如同幼稚园中总有叛逆的孩子，总希望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些什么，而不是老师让做什么，才去做些什么。在这个国家，也一样如此，总是还有那些不愿失记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他们总在争取自己的发声，争取让自己想像的翅膀，沿着灵魂、良知和艺术的途径，飞越规定可以创作的区域，到任何历史与现实的角落，创造出承载记忆的作品来。 记忆不是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但却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最有效的尺度。为此，我总是抱着一个作家天真的幻想，延续着当年中国老作家巴金先生的记忆之梦——不仅在中国建一个文革纪念馆（其实，今天连这个建馆的建议也没人再提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三十余年，它该成熟了、完善了，该有着巨大的包容、自省、记忆能力了。那么，就在世界上最为阔大、游人最多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建一座“民族失记碑”，刻写下我们国家自某一历史时期以来的全部伤痛与记忆，如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十年文革等，凡此种种的民族之灾难，都记刻在最为醒目的广场上，告诉所有的国人与世人，我们的民族是完善的、成熟的，敢于记忆的。 因此，它才真正是伟大的、可敬的，敢为世人榜样的。

自由人的生命关切 文：李文倩 自由是现代人眼中最核心的价值，甚至借用传统的哲学术语说，自由是现代人的“本质”。一个人如果对此没有明确的认识，则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现代人。自由意味着自我主宰，自我主宰则意味着责任。在一个政治社会中，自由人理应享有基本的保障自由的权利。在纯粹概念的层面上，上述说法毫无问题。不过，如果从经验的维度出发，将人视为自由、自主和具有责任意识的个体，则好像有点儿问题。一个人在未成年之前，因为尚未发育成熟，很难将其视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正因为如此，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律上有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这还不算，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有血有肉的，都有七情六欲；因此即使是成年人，在许多情况下，也很难克制冲动和抵御诱惑。如此一来，将人视为自由、自主和具有责任意识的个体，是否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 在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臣民被视为是理智不健全的人，因此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君主在许多情况下，都充当“父亲”的角色，替自己的子民们做选择。在《利维坦的道德困境》一书中，吴增定指出：“不管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还是以阿奎那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尽管他们在具体立场上存在分歧甚至严重对立，但在一个根本原则上都保持一致——它们都是秘而不宣的‘家长制’。”在政治领域如此，在家庭领域同样。中国传统思想中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等伦理原则，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只有家长才有资格决策。上述观念，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都不承认人作为自由的个体这一普遍的观念。作为首领的君主或家长，同样不能被视为自由的个体，尽管他们在实际生活的层面，无疑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 正因为有上述看法，政治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着教化子民的功能。但现代政治的基本前提，正是对这一点的反对。吴增定说：“洛克之所以坚决否定‘家长制’、进而否定政治的教育功能，正因为他觉得，即使最贤明的统治者也没有能力和资格教导被统治者什么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是‘正确’（right）或‘美好’（good）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人不过是冲动和欲望的奴隶，这当然不错；不过，既然统治者也是人，就难免不犯错。如此一来，洛克的反对就相当有力。但反对归反对，人何以在根本是自由的，这一点尚未得以阐明。 根据吴增定对洛克《教育漫话》的政治哲学解读，在自由人身份的确立中，他人的承认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自由人身份的确立，是他人承认的结果，而非自我确认。“名誉要靠他人‘承认’，虚荣则是自我确认或‘自我中心’。”这种承认是相互的，或用流行的哲学词汇说，是主体间性的。普遍自由人身份的确立，必定以自由人之间的互相承认为前提。因此，洛克教育思想的关键所在，即“所谓教育，就是在肯定孩子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家长权威培养他的自由，最终使得他不再需要这种权威。”从这一观点出发，吴增定指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真的自由，而是在于是否被‘承认’为自由——这一点适用于孩子，焉知不能适用于政治社会中的自由人？” 对自由的个体而言，自由人身份的确立，一定是以相互间的承认为前提。但光有这种承认尚不够，任何一个个体，如果想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自由人，还得有充分的独立意识。周保松在《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中写道：“……人要为自己而活，就一定要有独立意识，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我有能力走自己的路。”独立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自由个体的成熟。 做个自由人，意味着责任的承担，对苦难的担负。在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寻求，是对诸多困惑的尝试性解答。周保松说：“所有意义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之所以困扰我，说到底，是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存在，意识到‘我’在活着自己的生命，并在规划属于自己的人生。”没有对“我”之存在的自觉意识，就无所谓生命，无所谓生活，亦无所谓未来。在跟陈特先生的对话中，周保松说：“人之所以会追问意义的问题，之所以要努力摆脱各种内在外在的限制，说到底，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自由人。如果我们不在乎这个身份，很多价值便无关宏旨。” 在概念的层面上，人生而自由。但在具体的经验世界中，对某一个体而言，自由人格的养成，是教育的结果。完备的现代教育，塑造出崇尚自由的现代公民；没有完整而合理的现代教育，就不可能有具备自由意识的现代公民。但中国目前的教育，在根本的意义上，还不是自由人的教育，而是在大批量制造掌握一定技能的工具。人在这里，尚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在自由人的教育中，知识一定不只是一种外在于人之生命的应试能力，而是根植在人的生命中。周保松指出：“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学问走进生命，同时让生命启迪学问。这是我的教学理想，多年来为此倾注心力。” 自由教育的根本，是个体性独立意识的养成，而对一所大学而言，就在于培养出具有自由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学生。正如周保松所言：“一所真正伟大的大学，不在于高楼，不在于大师，而在于学生，在于是否有能力培养出具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的知识人。”在真正伟大的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中，一个人得以看清自己，也得以看清他人。周保松说：“……教育最高的目标，是使人学会了解自己善待自己，学会看到他人的苦难，学会爱。如果大学教育没有这些，那么读多少理论修多少学分掌握多少技能，都没有触及教育的根本。这是一种人性教育。我们透过‘教’来‘育成’人，使人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有了这些，我们才能开始谈如何追求美好人生和建设公正社会。” 正如上面已谈及的，自由人身份的确立，在逻辑上以相互间的承认为前提。而对某一个体而言，自由人格的培养，在完整的现代教育中成型。但以上两个“条件”，尚不足以成全一个完整的自由人。一个人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在做人和做事的过程中，有所坚持有所担当，才能体现出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价值，保持住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身份。 要保持住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身份，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真诚地面对自我。这正如周保松所言：“人常常自欺，也常常不知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从何而来，更不知它们为何是好的和对的。这需要很深的自我理解，以及真诚地面对自己。”而要真诚地面对自我，需要以世界为参照；没有外部标准的自我反省，有可能正是自欺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之中。我们改变，世界就会跟着改变。我们快乐，世界就少一分苦；我们做了对的事，世界就少一分恶；我们帮了一个人，世界就少一分不幸；我们站起来，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墙就少一分力量。” 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无法做到真诚，因为他没有辨析能力。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借助于学术进行思考，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这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做学术，而是说一个人要进行有效思考，如果有一定的框架或结构，则要有益得多。对这一问题，周保松指出：“思考一定要有结构，而结构的搭建，有赖理论。不少同学有理论恐惧症，总以为那些都是高大空的艰涩东西，可以说没有理论，我们不知如何理解社会和自我。” 周保松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在他那里，政治哲学不光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人生实践。关于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他对政治的看法上：“政治的本质，不是权力争斗，不是利益交换，而是关系人类如何好好活在一起。”如此一来，他对政治哲学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政治哲学不是关心权力如何操作，而是关心权力如何才能具有正当性。换言之，我们不将社会当作自然状态式的斗兽场，人们无时无刻不活在贪婪恐惧当中，彼此奴役互相压迫。不是不会如此，而是不应如此。现实政治当然有暴力丑陋的一面，但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实然就是应然，也不愿永远停留在这个状态，而总是希望通过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克服和超越这种状态。” 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周保松上述有关政治的看法，有助于人们在黯淡的现实中，对未来保持一点信心。在根本的意义上，无论在何种黑暗的生存境遇中，对现实做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是每一个自由人生存的必需。因为对一个自由人而言，我的生命是我的，我的生活是我的，我的未来是我的，我必须为其负责！ （周保松：《走进生命的学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