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数学物理老毕和二（一）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试图从美的最基本的基础之一——音乐的音程出发，去探讨人类科学和美的关系，他发现毕达哥拉斯是必要的起点。作者用了一些调侃的语言，希望这个有趣的话题不至于过于艰涩。 从那个很二的老毕说起 多年前，有一个很二的叫林炎平的人，发现了音乐的音阶其实并非基于12平均律，而是另外一种规律。他觉得这简直是革命性的发现。为了确保在告诉别人之前确认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他去查了资料。结果很受打击，因为在2600年以前，已经有一个叫“老毕”的人做了这个工作。2600年啊！都2600年过去了，你还重新发现，这不是重新发明轮子吗？ 是的，是2600年以前的一个叫“老毕”的人发现并论证的。最近“老毕”这个名字很火，但是此“老毕”不是彼“老毕”，而是那个如雷贯耳的毕达哥拉斯！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毕达哥拉斯是干什么的，请立即停止阅读，回去重上初中。 此“老毕”不是彼“老毕” 说到这老毕，也就是毕达哥拉斯，我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小子先是毁了“勾股定理”的华夏发明权，现在又毁了林炎平的音阶发现权。 说到“勾股定理”，中国人都知道。兴许一些人也知道那其实是毕达哥拉斯首先证明的，因此实际上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因为这个老毕先给出了普遍的证明： 亦即：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而我们华夏的祖先只是发现了“勾三股四弦五”，亦即：如果两个直角边分别是3和4，那么斜边就是5。但这只是直角三角形的一个特例，不是普适的充分必要条件。知道“普适”吗？知道“充分必要”吗？都是老毕和这些很二的古希腊人的理念。 老毕肯定是一个有钱的疯子：据说他为了这定理的证明花费了不少心血和时间，完了还宰了100头牛庆祝。你说你证明这干嘛呀？“勾三股四弦五”不就够了吗？再说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人更早就已经知道几十种构成直角三角形的边长关系，你费这么多的神整那个普遍的证明干嘛？还宰牛庆祝？不仅疯了，而且不轻。你不懂“民以食为天”吗？整这定理是能吃还是能喝？ 老毕是疯子另一个证据是，他居然认为这个世界是由数组成的。他自己疯了还不够，还成立了一个学派，网罗了一群门徒，让大家和他一起发疯。因此他的学派里的弟子也都是疯子。你造吗？老毕有个弟子，觉得当时有关数的理论还不够疯，居然心怀不满。当时认为：所有的正数都可以表达为正整数组成的分数。也就是说，任何小数都可以表达为B/A(B比A)。这看起来很合理啊。比如： 1.5=3/2 1.33333…=4/3 但这位弟子不这么认为，他有一天终于找到了别出心裁恶作剧的办法，证明了“根号二”不能表达为B/A。你说你和根号二过不去干嘛，不就是证明你比根号二还要二吗？啊？这二哥是这样证明的： 他用的是反证法，反正这个“反证法”也是这些疯子们发明的，这群疯子我们权且叫他们“希腊疯子”，因为那块地方那个时代盛产疯子，而别的地方找这样的疯子极其困难。 假设根号二可以表达为B/A，其中B和A都是正整数而且没有公约数。（假设很逻辑，他们那种疯子的特点就是很逻辑严谨想象力丰富。）亦即： √2=B/A 那么 你看见了吗？这公式里一共就6个符号，其中就有三个2，这就足够证明老毕和老毕学派有多么“二”了。好了，这小子继续： 因此，B一定是偶数（B的平方是偶数，那么B当然是偶数），于是可以将B表示为“2b”（b是正整数），你看见了吗？2b！又是一个二，而且是“二b”。无疑“2b”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继续，上式就变为： 亦即 因此A也必定是偶数。由于A和B都是偶数，那么它们就有了公约数，于是和我们一开始的假设不符。因此，√2不可能表达为B/A。 结论：根号二不可能是有限循环小数。也就是说根号二是无限的不循环的小数。尼玛！ 于是，“无理数”的概念诞生了！ 你说这多二啊！简直令人痛心疾首啊！好好的世界就让老毕和他的门徒给毁了。本来好好的只有有理数的世界，从此没了。无理数啊！就这个名字就该多让人痛恨啊？老毕不是疯子是神马？毕达哥拉斯学派不是疯子是神马？那群希腊人不是疯子是神马？ 那群“希腊疯子” 连老毕的另外一些徒弟都看不下去了，他们把这个发现无理数的小子扔进了爱琴海里，喝饱了水才捞上来，不知算是惩罚还是奖励，反正总归很二就是了。 但是世界上可能只记得疯子的事情，弄得2600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人都学过这个证明，不过我们没有他那么二得不成样子，基本上学了也就忘记了。我们又回归正常了，又“民以食为天”了。记得以上证明的童鞋们请举手！没有？基本没有？这就对了。回去补习吧！ 自从知道“毕达哥拉斯”定理后，我就恨上了老毕和古希腊。你整这个没用的干啥？你要是不整，700年后的东汉赵爽的证明不就拔了头筹吗？那样，“勾股定理”不就会是华夏的了吗？啊！ 想不到更加痛恨的是后来。我以为发现了音乐音阶的秘密，结果一查，这老毕早就干过了，你说你2600年前整这事情干嘛？你说我现在整这事情是吃饱了撑的，还算有理由。你们那个时候吃穿都不富裕，居然不“以食为天”，却去整这些不能吃不能喝的。疯子，一群疯子！一群深井冰啊！ 老毕的音阶理论 骂完了老毕，总也得描写一下当时的老毕都是如何发现音阶的秘密的。也顺便吹一吹林炎平是如何重新发现老毕早就发现的音阶构成的秘密的。 童鞋们，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频率的音都可以组成乐音。那么到底什么频率的音可以组成乐音呢？老毕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音符1（do）的频率是f，那么上行1/2，也就是f乘以（1+1/2），就是另一个乐音，那就是5（so）；（看见没有，又是2。如果你不足够二，到此为止，回去洗洗睡吧，不要再读下去了。）然后你再上行1/2，那就是2（re）；继续，就是6（la）；再继续，就是3（me）；然后是7（si）。再继续，就是#4了。 当然也可以下行，1（do）的频率除以（1+1/2），就是4（fa）；继续，就是降7（si）；再继续就是降3（me）。 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因为再继续，很多人就要疯掉了成为“深井冰”了。“深井冰”的意思就是“不断深入进行，然后越来越冰凉了”。就是这个意思。 老毕说，所有的乐音都是这样形成的。我们看看上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所有大调音阶，1,2,3,4,5,6,7，甚至包括#4，b7和b3。 老毕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1/2的音程是完全协和音，这样的音当然好听，因为协和或者叫和谐么。我们现在把这个1/2的频率音程叫做“纯五度”。 因为和谐（harmony）如此之好，对音乐如此重要，以致现在的交响乐团多用这个词根，称作“philharmonic”，亦即希腊语的“philia”（爱）加上希腊语的“harmony”（和谐）。听说过“柏林爱乐乐团”吗？就是这个词；听说过“卡拉扬”吗？就是这个乐团的“子飞”。记得这哥们的名言吗？“没有不好的乐团，只有不好的指挥。”意思就是好的子飞发现乐团里有人技术不行态度不对就直接开除了，不开除的限期达标，不达标的继续开除。啊？哦，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一个不是很出色的乐团在一个很好的指挥手里就成为了另外一个乐团。就如同不怎么会打仗的美国北非集团军到了巴顿手下就成了威武之师了。 和谐如此之好，好人坏人都要用；就比如科学（另外一个古希腊创造）如此之好，反科学的也要标榜自己科学。就如同冰箱席梦思抽水马桶如此之好，以致东方西方都要用，反西化的也用：白天声嘶力竭高喊反西化，晚上睡在席梦思上。慈禧太后当年没有冰箱，就只好在冬天库存很多冰供她夏天享用。如果有冰箱，叶赫那拉氏万岁万岁万万岁也肯定第一个用。于是和谐就变成现在的“河蟹”了，这解释了一个伟大的理念是如何被吃货贬值为食品的。至于抽水马桶，至今还有哪个国学卫道士蹲在茅坑上拉屎吗？ 言归正传，如下是老毕方法的音阶相对频率和绝对频率表，以及12平均律的相对频率和绝对频率表。这是使得童鞋们变“二”的第一步，先不要管12平均律，那样会立即变疯的。我们的策略是逐步变疯： 图表1：频率和音高的关系以及毕达哥拉斯音阶和12平均律音阶的误差 左列中的Middle C是钢琴上中间的那个C，那个A44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符，其是一个绝对音高，是后人规定的标准。就如同测量海拔一定要有海平面，没有它就不知道山峰的海拔高度了。而A440就是测量音阶的基准，所有别的音高都是根据它衍生的相对值。A440也就是大A音符，其频率定为440Hz。知道Hz吗？中文译作赫兹，是一个德国科学家的名字，为了纪念他而以此作为频率的符号。440Hz就是每秒震动440周。 如果记不住这个频率，就想想“二”，再看看这个440。 440 = 2 X 220 这得多“二”啊！我相信你已经记住了。记住，如果不足够二，那么你既不能搞音乐，也不能搞数学，也不能搞物理。就这么简单。所以柏拉图当年的学园里必须要学数学和音乐，如果不懂数学那是绝对不合格的，因为你不懂数学和音乐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坏人或者是蠢蛋。童鞋们，这是否有点太严厉？但是不能说人家不对吧？ （未完待续）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4）文：林炎平 太行山启示——激起我对中国的信心 在华夏艰难的岁月里，无缘“自由、平等”的不少人也坚持用自己最卑微的行为诠释了“博爱”的含义，想来让人唏嘘不已。在我的太行山岁月里，我的房东大爷曾经是我最好的“社会学老师”，小山村的老乡也用最慷慨的赠予使得我至今仍然对中国普通民众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是环境和文化使然，而非与生俱来。 1974年4月底，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被迫来到那个太行山上的小山村。知青住房铺位不够，我暂时住在一户人家院子里的南房侧面的小屋里。小屋朝北，不见阳光，仅仅放杂物，只有约6平方米。院子里一共有三个光棍，一个老大爷，将近70岁，还有他的两个侄儿，40来岁。如果加上我，就是四个光棍了。只是当时我年少，还算不上光棍。 转眼到了11月，此时太行山上已经非常寒冷了，没有炉子的小屋寒冷难挨。睡觉时，钻进被窝，戴上棉帽子，哆嗦一阵，才可入睡，而起床更为艰难，以至我每天想到睡觉就发愁。结果一天老大爷来了，“娃娃，这不行，太冷了，到我那里去吧，反正炕大，你睡一边。”在这样境地中的人大概是不会推辞的，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那是北房，朝南，里面有一个小炉子。我终于可以过冬了。 我渐渐从老大爷那里知道了很多我当时完全不可能从别处知道的事情。他早年走西口，随他叔叔去甘肃做生意，还娶了一个那边的老婆回来。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老婆得病，但是上级不让休息，又得不到治疗，就死了。老大爷唏嘘自嘲，并不觉得他是最不幸的人。他告诉我，他曾经吃过很多我甚至未曾听过的东西。那时候到了晚上经常饥肠辘辘，自然说到吃的就格外兴奋。他说，尽管自己是一个小伙计，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吃得还是很好的。每天都可以吃肉和鸡蛋，他还说到一种饼子，“手抓住中间，往上一拎，就像一串挂面，放下来，就又是饼子了。”说得我口水直流。他还很同情地说：“你们娃娃凄惶啊！甚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见都没见过。”晚上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的，咽着口水，用贫乏的脑袋拼命想象那美餐，终于抵挡不住那沉重的眼皮，在饥肠辘辘中睡着了。 我就这样住了两年。想起那两年，我给老大爷做的顶多是挑几桶水，拌一些煤。煤要和黄土搅拌在一起，这样粘结在一起容易烧得比较稳定且长久一些。老大爷的水缸不大，一担水就满了，够半个月用。第一次我把挑来的水往水缸里一倒，下面沉淀都翻了上来，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尸体都有，把我吓一跳。好不容易掏干净了，下一次还有，只是少了一些。虫子喜欢潮湿，竞相往水多的地方去，乐极生悲，很多就淹死在了里面。后来发现，我们知青灶房也一样，水缸里都是死虫子。我吃在知青灶房，晚上住在老大爷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他。两年后，终于知青那里有空房子了，我也就搬了过去。只是有的时候还给老大爷挑一担水。 我从老大爷那里搬出来后的一天晚上，冬天了，我正在知青的食堂里，突然身后有人拉我的衣角，回头看是老大爷。他神秘地说：“你过来，我和你说一个事情。”到了屋外，他说：“我弄了一些肉，煮好了，你来吃。” 那个时候肉是很难弄到的，我推辞：“不行，你自己吃吧。”他故意找借口：“我吃肥的，你吃瘦的，瘦的我咬不动。”我馋得很，就不再推辞。他烧的肉很好吃。他说，肉是他在邻村看到有人杀猪，求人买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肉显然属于“不合法”。这顿“资本主义”的肉，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餐。 当我有能力回报老大爷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每当想起他，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写这些文字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许多这样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这样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形成社会风气呢？我回到山村去给他扫墓，重新做了花岗岩墓碑。他不仅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的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在那充满了冰冷和仇恨的岁月，使我更记得他温暖和善良的行为，以至这么多年后仍然影响着我，让我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我2004年回到太行山，老大爷已经去世，他的大侄儿也去世了，他的小侄儿，也一身病痛，山上受不了，就去了住在平原农村的他姐姐那里。但这小院子（图1）和村子（图2）依旧如此熟悉，甚至煤和黄土还堆在原来的地方，好像还需要我再来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我当年就睡在图中那扇破损的窗户里面的炕上，我靠窗，老大爷睡在靠里面。我曾经经常看到被月亮照亮的纸糊的窗棂，梦想太行山外的世界。四个太行山春秋，两个小院冬夏，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四月的太行山，寒冬已经过去，但是春意姗姗来迟，只有无处不在的看似弱小的嫩绿宣告着这不容置疑的趋势。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SKG7LkHSdnLjDT365AvNsFMYXznab9CXia781E3vuagT0HNibkH2tK6Q/0?wx_fmt=jpeg 图1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iaZ5V3Wicg49kMglfMMEHnRyAdibzQJNZj4uGjzrgyMoKybkZ8dkjibI6g/0?wx_fmt=jpeg 图2 像老大爷这样的善良人给那个冰冷和充满仇恨的时代增添了一丝人间的温暖，在天高皇帝远的太行山上的经历，使我坚定地相信，华夏还是有希望的。我爬上了远离村子的山峰，去给老大爷扫墓，环顾那贫瘠的山间地块，那曾经就是我当年曾经为羊群守夜防止狼群的地方（图3），想起那些歌颂“狼图腾”的人们，从“龙图腾”走到“狼图腾”，这样的从没有出息走向更没有出息，令人嗤之以鼻。我不禁想到：不必推崇狼性了吧？多点爱心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VdwIZzFJvvFceZaXT1gbeBWIQs90iaOfdX0qDrjwawE5iaYveUKOLEZA/0?wx_fmt=jpeg 图3 当然，那个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渗透和折射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地方。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每个知青都有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记住应该感谢的人和事，淡忘那些你不屑的人和事，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公，而不仅仅是报复个人的怨恨。这是我所理解的“博爱”，源于多年在西方的经历，也出于那个贫瘠的太行山村落。于是，当往事如烟，重返太行山把自来水接到小山村家家户户的时候，我确保了每个住户都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管其主人当年对我的恩怨。 “博爱”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唯有“博爱”才能使得世界不再进入仇恨的怪圈。报复只有使得仇恨升级，每次的报复都将成为下次仇恨的理由，最初的矛盾将愈演愈烈为刻骨仇恨。唯有“博爱”可以制止如此变本加厉的怪圈。我不相信“以德报怨”，但是反对“变本加厉”和“矫枉过正”。合理的惩处和尽可能的宽容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有一颗“博爱”的心。努力记住别人曾经的善举，尽量忘却别人有过的恶行，一个“博爱”的华夏也许可以慢慢出现。 巴黎拉雪兹公墓的启示 2008年巴黎一个寒冷阴雨的冬日，我作为游人走进了著名的拉雪兹公墓（图4）。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个公墓都非常著名，只是著名的理由不同。对于西方人，是由于公墓的历史和长眠在其中的名人；而对于国人，则是由于那里有“巴黎公社社员墙”。这两者都是我造访的理由。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nicRCnXgg4S6Ljs7wfmG77JUplaicm221ibEHgD94ZGnuIQWibNNFn6zOA/0?wx_fmt=jpeg 图4 巴黎拉雪兹公墓 那天的雨不大，但风使人感到格外寒冷。我的伞很小，随风的雨斜打在我身上，很快大部分衣裤就湿了。公墓很大，那天人很少，俨然我只与凄风苦雨同行，有时漫无目的，要想的太多，觉得脑海里就如同这天气，风雨交加。 在巴黎，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有关“巴黎公社”和“社员墙”的事情，那么95%以上会说不知道。确实，誉满华夏的“巴黎公社”对现在的法国人来说并不知名。这并非法国刻意淡化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法国和巴黎的重大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巴黎公社”只能算作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来公墓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寻找“公社社员墙”的，多数是中国人。 “公社社员墙”在拉雪兹公墓的东北角（图5），并非我想象中的残垣断壁，而是公墓围墙的一部分，墙外就不是公墓了。没有雕塑，没有墓冢，只有镌刻在墙上的法文字样“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 Mai 1871”（献给公社在1871年5月21－28日的死难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IQjXekPWKic6gBTAt7Q8gepm6SXAsLAJeqOsD5rw18WxqAz6ia2iaKEOQ/0?wx_fmt=jpeg 图5 巴黎公社社员墙 那天在墙角下有几束花，其中一束上有一些文字“KOMUNARLAR KAVGAMIZDA YASIYOR”，虽然我不认识这文字，但知道这不是西欧文字，也不是斯拉夫文，好奇之下，我到处询问，最终打电话到土耳其大使馆得到了一点线索，那里有人说最后一个词是土耳其文，意思是“死了，但是还没有死”。我想这就是中文的“永垂不朽”吧？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其他两个词。我猜整个意思应该是“共产主义同志永垂不朽”。署名却是法文的“马列主义共产党”。西方现在已经绝少有人会投票给这个政党了，因为其主张带给了西方人太多的痛苦。但西方容忍了这个理念和实践在公墓内外的存在，年复一年在拉雪兹公墓的一角，总有一些人送来一些花束，以今天的门可罗雀凭吊着当年的轰轰烈烈。巴黎公社曾经用暴力对抗社会，而这个社会也以暴力镇压了巴黎公社。在硝烟过去后，公墓同时宽容了两者。 拉雪兹公墓本身，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见证。它不仅有“公社社员墙”、《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墓、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墓，也有巴黎公社的敌人梯也尔的墓，当然也有其他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墓，也有不少普通人的墓，包括旅法华人的墓。在拉雪兹公墓中长眠的，政治上有左中右，经济上有上中下，职业上有三教九流。公墓不为某个政治派别所设，也不为某个经济阶层所设，也不为某个社会地位所设，也不为某个民族或种族所设。拉雪兹公墓，就是一个公墓，它庄严肃穆，给不同背景的每个长眠者以同样的宽容和礼遇。除了西方，没有哪个社会允许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墓接纳如此多的生前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社会背景、职业、民族和种族的人。他们生前有的曾经不共戴天，但是公墓以同样的宽容接纳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睦相处。一个敢于给予那些扬言并且付诸行动要颠覆自己的人以如此宽容的社会，必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也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对待不同背景和信仰的过世人的胸怀，就可能会有对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在世人的宽容。既然世人皆知今生的利益都生不曾带来死不可带去，为什么一些人一定要以压迫另外一些人为己任呢？也许我们可以搜寻各种各样理由来证明西方“博爱”的虚伪，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造访过拉雪兹公墓，他就会肯定这个社会的“博爱”绝不虚伪。 钢琴家和作曲家萧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葬在公墓里，创作油画《梅杜萨之筏》的画家杰里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葬在这里，大数学家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1768-1830）葬在这里，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葬在这里，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也葬在这里。 对于学工程的人来说，傅立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在大学里学到以他命名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时，为其对于波的根本性解释所折服，也因此彻底理解了音乐和声音的物理本质。一曲由乐器奏出的或者人声唱出的美妙旋律中的音符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多个甚至无限个单调的“简谐振动”（即正弦波），亦即，任何一个周期振动都是由基波和高次谐波合成，前者具有最低频率和最大振幅，决定了音高，而后者由和基波成倍数的频率和逐渐减小的振幅构成，决定了音色。任何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都只能产生单调的音色，而美丽的乐音只能由基波和不计其数的高次谐波共同完成。一个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这凄风冷雨的天气很容易令人想到陈列在卢浮宫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图6），一叶木筏，海天一色，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奄奄一息，远处一丝活着和解脱的希望，周围弥漫孤独和死亡的恐惧。画面以它直击人心的力量表达了画家的思想，每个人都会被这幅感人的绘画带入自己的想象空间。杰里科把他这幅画作为他墓冢的标记是为了暗示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旅途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PuxFExPSCRGlzW8wOaTnicQMVVuxZDsMhQgicIibzqlzxGibDFsjDL8twg/0?wx_fmt=jpeg 图6 西奥多·杰里科画作：《梅杜萨之筏》 卢浮宫里德拉克罗瓦1830年的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图7）讴歌了“自由、平等、博爱”，半裸的古希腊式的女神高举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率领身着平民服饰的普通民众前进。画家把自己也画在了自由女神的右侧，以表达他的信念和参与。我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大学里，当时被画面深深感染，因此牢牢记住了画家的名字。漫步在他长眠的公墓，想到第一次看到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们》，恍若隔世。近200年来，自由和民主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蔚然成风，德拉克罗瓦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世界并不完美，他也必然为之遗憾。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wxibfLdcSpjPicxKibWT6TEjNQCgNP69IR5icwNuk1UawvcKuXWDx32egQ/0?wx_fmt=jpeg 图7 欧仁·德拉克罗瓦画作：《自由女神引导人民》 历经200多年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只有三个词，中文译文也仅有六个字。对比中国，几乎每年都在更新不同的口号，到处标语横幅，从课堂喊到社会，从机关贴到街道。如果把所有过时的和时髦的口号都搜集起来，这本书的篇幅都未必可以列举完整。但是其中到底有多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道德的审视？我们不如就拿“自由、平等、博爱”来洋为中用吧。 诚然，“自由、平等、博爱”从她诞生以来历经艰难坎坷，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和西方世界的跌宕起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差距一直被西方坦承直面，他们对不完美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完美的向往坚定不移。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尚非西方的现实，那么至少已是付诸实践的理想。已经硕果累累，依旧征途漫漫。 “自由、平等、博爱”，难道这不正是数千年来华夏所缺少的吗？这不正是人格进步的千里之行的最终目的吗？ 是始于足下的时候了。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新朋友也可以点击右上角“查看公众账号”添加关注。

“告密文化”与“国民性” 文：章立凡 历史学者章立凡 自从告密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我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以《从〈闻香识女人〉看中外告密观》和《漫长的1984:窃听风暴结束了吗?》为题,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告密。文章发表后贴到博客上,陆续看到网友的一些反馈,感到有必要回应并说完想说的话。 我提出了评判告密行为的三条底线:一看动机是被迫坦白还是主动陷害;二看告发的内容及伤害程度;三看事后有无补救和忏悔。有网友在表示赞成的同时,指出这是“良心”层面上的,还应考虑“愚弄”、“受骗”层面。的确,当时很多告密者是在被“洗脑”后主动“大义灭亲”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个人迷信年代趋权告密不断,信仰危机年代趋利告密不绝,是一个民族的双重悲哀。 我谈到原东德告密档案被公开后引发的社会休克,有网友说:“我建议焚毁。时过境迁,何必还要一些人惴惴不安呢,曹操战胜袁绍后烧书信的做法德国应该学学。”又有网友跟帖说:“那是因为曹操要接着玩那一套。” 生性多疑的曹操,在公开焚毁部下通敌书信前,是否偷看过?这谁也说不清。他无非是玩弄“使功不如使过”的古老权术,与起用“右派”当告密者同出一辙。 我指出基督教文化的“告密对象”是上帝,有网友跟帖说:还有宗教裁判所。不错,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迫害曾盛行一时,很多妇女被告发为“女巫”,遭到宗教裁判所的逮捕拷问,被判监禁甚至处以火刑,一些科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也遭到同样命运。将告发异端视同告密于上帝,这与个人崇拜年代的告密观极其相似。 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在道德价值上都不认同非正义的告发;但只要有专制政治存在,统治者都鼓励告密,宗教迫害、文字狱等史不绝书;极权主义更发展到以权力为上帝,伦理屈从于权力,不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要控制你的灵魂。事无巨细都在权力的掌控中。如今,这套违背良心和伦理的“特色文化”虽已衰败,但仍蛰伏于我们的生活中。 据说经历过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很能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互害”的体制和群体中,不仅有集团作恶,而且有群体作恶,很多人程度不同地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情。引爆告密材料“伤人太重”,招致各方的制止和反对,是因其触发了很多人灵魂深处的罪孽感:从八九十岁的老人到莘莘学子,都可能有干过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不少人至今仍在干…… 当告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便习惯于“以不正常为正常”,一旦把这套告密体系晾到阳光下,各种反应反令人大跌眼镜。或许是出于善意,有朋友主张历史疮疤揭不得,一笔糊涂账推给体制当总替罪羊,不追究多数人的责任。应该承认告密是体制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众多的告密者,告密体制也无法维持,一个告密成风的恐怖社会,也是一种多数人参与的暴政。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人民。坏政府也是“人民的儿子”,毛病是爹妈惯出来的。一个坏政府是不希望有好公民的,因为有好公民它就干不了坏事,所以从教育上就重点培养奴才、告密者和小人,盖因其内部就不乏小人之辈。这种恶性循环的文化怪圈,难道不需要彻底打破吗? 有人指责“鞭尸式”的拷问对于长者太过严酷,是在扮演“道德审判者”角色。请换位思考:如果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或有长者伤害了你家长者,难道事后连求证真相的权利都不具备吗?受害当事人提出控诉,是行使正当权利而非主持审判。尊老是一种美德,但不包括长者的罪错,“大家有错”也不是免责的理由。宽恕须以忏悔为前提,道歉才有机会能找回尊严,无原则的“恕道”等于乡愿。儒家讲“反求诸己”、“三省吾身”,但中国人历来缺乏独立思考,很少反思自己从权从众、助恶为虐的“国民性”。 曾有作家对德意志民族发出这样的感叹:几乎每个人都那么优秀,但作为整体又那么可悲。第三帝国灭亡后,德国的孩子们经常会向父亲发问:“老爸,那时候你干过什么?”东德政权倒台后,孩子们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不仅是未来对历史的拷问,也是对一个民族灵魂的拷问。 真相永远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谈得上历史裁判与文化反思。今天,我们严肃地向自己的长辈和同胞求证真相,反思“国民性”中的卑劣、奴性和暴虐,就是要从根本上祛除这种“低俗文化”,让历史走出黑暗,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让这个民族有未来。

致力重圆还是宣扬仇恨 Reconciliation vs. Promotion of Hatred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2014年的圣诞平安夜，英国女王按照惯例发表了圣诞讲演。这次讲演颇有新意。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100周年，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久远，但是对战争的反省并不彻底，近来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发表，新观点甚至有颠覆旧观点的趋势。这些观点都基本在学术圈之内，民间并没有多少质疑。 但是学术的引领必然导致向民间扩散。令人瞩目的首先是英国的一则商业广告：在一战的1914年的圣诞节，在前线对峙的德国和英国士兵在没有得到任何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各自放下武器，走向对方，互致问候，交换礼物。广告的主题是“这是圣诞节，让我们搁置所有争端，共同过节吧！”画外音大概是“把战争的钱花在过节吧！” 这个广告基于的是事实，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广告本身也无可非议：这个世界需要和平和谅解，而不是战争和仇恨。 但是，广告受到了批评。有的批评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把严肃的战争如此轻描淡写！ 那么什么是轻描淡写？到底是战争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到底是争端严肃还是谅解严肃？1914年圣诞节由交战双方前线的英国和德国士兵的行为所体现的正是人性和谅解的伟大。如果这不重要不严肃，还有什么重要和严肃？ 广告没有退却，批评也坚持不懈。正在此时，英国女王一如往常在平安夜进行了讲演。讲演中毫无保留地赞扬了这个事件。女王的讲演从来以不参与政治或争议为特点，因此在广告受到批评之后发表这样的讲演，实属颇有勇气和难能可贵。她在讲演中贯穿了一个关键词，这也是那个广告的意义：Reconciliation。这是一个无法被翻译为单一中文词的英文单词。当一对战乱中被迫离散的夫妻破镜重圆时，是reconciliation；当世代冤家摈弃前嫌言归于好，也是reconciliation。在西方语言里，reconciliation不问出处，只问将来。不管你们过去是如何分道扬镳的，或是如何反目成仇的，这对reconciliation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分离的双方重新团圆，和睦相处。 这也反映了东西文化的不同。中文会把前一种reconciliation翻译成“破镜重圆”，而把后一种翻译成“化敌为友”。在不同的场合，这个英文词被译作了不同的中文词。中国人对这个词难以准确理解并非由于英语不好，而是文化不同。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词译作“重圆”吧。我希望这成为这个英文词今后的标准中文译文。 有人说：复仇是永恒的主题。但是，人类文明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重圆”，而不是“复仇”。美国的“南北战争”本身不值得称道，林肯发动这次战争大有战犯之嫌，但是战后由林肯倡导的“重圆”却是值得赞扬的。战后，南方的军人和政治家没有被惩罚，而是被善待。 人类的战争多以“复仇”为内容，即便没有仇恨，也要制造出足够的仇恨。每次战争都是下一次战争的理由，冤冤相报，永无止境。“以巴冲突”是最典型的劣等范例，双方没有一个致力于“重圆”，各自都认为自己毫无过错，而对方一无是处。这是两个不知道什么是“重圆”的文化的冲突，因此他们永远不可能“重圆”。 任何宣扬仇恨的文化都是不可能“重圆”的。他们不仅要将对手打败，而且要“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犹太组织就是永远仇恨绝不重圆的践行者。他们的那些组织，冠以“反歧视，求公平”，却推销的是仇恨，比如Anti-Deformation League，Simon Wiesenthal Center，B'nai Brith等。一开始我还真的以为他们是什么民权组织，结果都是犹太极端分子背景的，他们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宣传对别人的仇恨，比如对德国人的仇恨，对奥地利人的仇恨，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对所有批评他们的人的仇恨。他们把所有胆敢批评他们的人，都冠以“反犹太”，并致力于把“反犹太”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罪恶。你可以质疑上帝，但是不能质疑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甚至污蔑奥地利人：在奥地利，纳粹的人数比公民还多。 犹太人到处建立“大屠杀博物馆”，把自己打扮成永远的受害者。其目的也就是为他们今天的罪行取得通行证。“他们曾经如此悲惨，现在就让他们干点过分的吧。”他们连篇累牍自己的不幸过去，靠宣传对他人的仇恨来博得人们对自己的同情。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同情别人。我们必须记得：那些哭得过于响亮和过于长久的，绝不可能是真正的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不相信眼泪和嚎啕的。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抹黑德国，根据民意测验，德国成了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民族；不管他们如何美化自己，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守信用加害于邻居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在践行“重圆”，而以色列在践行“仇恨”。 那些宣扬仇恨的一定是为了罪恶的目的。布尔什维克、红色高棉、北韩金家，都是典型的例子。 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让我们致力于“重圆”，远离“仇恨”。 附录：英国女王2014圣诞平安夜讲演原文和译文 In the ruins of the old Coventry Cathedral is a sculpture of a man and a woman reaching out to embrace each other. The sculptor was inspired by the story of a woman who crossed Europe on foot after the war to find her husband. Casts of the same sculpture can be found in Belfast and Berlin, and it is simply called Reconciliation. Reconciliation is the peaceful end to conflict, and we were reminded of this in August when countr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e together to remember in peace. The ceramic poppies at the Tower of London drew millions, and the only possible reaction to seeing them and walking among them was silence. For every poppy a life; and a reminder of the grief of loved ones left behind. No one who fought in that war is still alive, but we remember their sacrifice and indeed the sacrifice of all those in the armed forces who serve and protect us today. In 1914, many people thought the war would be over by Christmas, but sadly by then the trenches were dug and the future shape of the war in Europe was set. But, as we know, something remarkable did happen that Christmas, exactly a hundred years ago today. Without any instruction or command, the shooting stopped and German and British soldiers met in No Man's Land. Photographs were taken and gifts exchanged. It was a Christmas truce. Truces are not a new idea. In the ancient world a truce was declar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and wars and battles were put on hold. Sport has a wonderful way of bringing together people and nations, as we saw this year in Glasgow when over 70 countries took part in the Commonwealth Games.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hey are known as the Friendly Games. As well as promoting dialogue between nations, the Commonwealth Games pioneered the inclusion of para-sports within each day's events. As with the Invictus Games that followed, the courage, determination and talent of the athletes captured our imagination as well as breaking down divisions. The benefits of reconciliation were clear to see when I visited Belfast in June. While my tour of the set of Game Of Thrones may have gained most attention, my visit to the Crumlin Road Gaol will remain vividly in my mind. What was once a prison during the Troubles is now a place of hope and fresh purpose; a reminder of what is possible when people reach out to one another, rather like the couple in the sculpture. Of course, reconciliation takes different forms. In Scotland after the referendum many felt great disappointment, while others felt great relief; and bridging these differences will take time. Bringing reconciliation to war or emergency zones is an even harder task, and I have been deeply touched this year by the selflessness of aid workers and medical volunteers who have gone abroad to help victims of conflict or of diseases like Ebola, often at great personal risk. For me,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the Prince of Peace, whose birth we celebrate today, is an inspiration and an anchor in my life. A role model of reconciliation and forgiveness, he stretched out his hands in love, acceptance and healing. Christ's example has taught me to seek to respect and value all people, of whatever faith or none. Sometimes it seems that reconciliation stands little chance in the face of war and discord. But, as the Christmas truce a century ago reminds us, peace and goodwill have lasting power in the hearts of men and women. On that chilly Christmas Eve in 1914 many of the German forces sang Silent Night, its haunting melody inching across the line. That carol is still much-loved today, a legacy of the Christmas truce, and a reminder to us all that even in the unlikeliest of places hope can still be found. A very happy Christmas to you all. 在考文垂的老天主教堂的废墟里，有一尊表现一对男女伸展双臂去拥抱对方的雕像。雕塑家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妇女在战后徒步整个欧洲去寻找她失散的丈夫。 这个作品也可以在贝尔法斯特和柏林看到，它的名字极其简单：reconciliation。（重圆） “重圆”是一个冲突的和平结局。今年8月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国家聚集一起以此纪念之，这正是“重圆”对于我们的意义。 在伦敦塔下的陶瓷罂粟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走近和看到这些罂粟花时，我们唯一的反应是静默。每朵罂粟花都代表了一个逝去的生命，也代表了未亡人对已逝者的爱心。 参加一战的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铭记了他们做出的牺牲，我们同样铭记今天做出牺牲来保卫和服务我们的武装力量的男人和女人。 在1914年，很多人认为到那年的圣诞节战事就会结束。但是，不幸的是，到了那时却战壕深挖，战事依旧。 但是，就如我们所知，那个圣诞节发生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那正好是距今100年前的今天。 在没有任何指令和命令的情况下，交战停止了，德国和英国士兵相会在无人区。他们一起拍照留影，他们彼此交换礼物。这就是圣诞节休战。 休战并不是什么新的理念。在古代奥运会期间就必须休战，那时战争和战斗都会暂停。 体育是一个可以把不同人们和民族聚集在一起的神奇的方式，就如同我们今年在格拉斯哥看到的有70个国家参加的英联邦运动会。 这个运动会被称作是友谊运动会是有道理的。这个运动会不仅鼓励国家间的对话，而且也开创性地把伤残人项目掺入到了每天的正常项目中。 在随之举行的伤病老兵运动会中，运动员所体现的勇气、决心和潜力不仅捕捉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且拆除了曾经的藩篱。 在我今年六月访问贝尔法斯特的时候，“重圆”的益处显而易见。尽管我参观《权力游戏》电视剧拍摄场景被报道最多，但是参观克鲁姆林路监狱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那曾经在动荡时代的监狱，现在是一个希望和新生的地方，这就像是那对夫妇的雕像，当人们互相伸开双臂拥抱他人时，什么都是可能的。 当然，“重圆”有不同的形式。苏格兰在全民公决后，有的非常失望，有的如释重负。而沟通这样的不同则需要时间。 让“重圆”发生在战争和紧张地区则是更加艰难的事情。我被那些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远涉重洋去帮助冲突的受害者以及埃博拉病毒的患者的工作者和医疗志愿者的行动深深感动。 对我来说，耶稣是和平的天使，而我们今天正在纪念他的诞辰。他的一生永远是我生命的激励和基石。 他是“重圆”和“宽恕”的典范，他为爱心、接纳和疗伤而伸出他的双手。耶稣的榜样教导了我去尊敬和珍惜所有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信仰，甚至是否有信仰。 有时，“重圆”在战争和冲突中看起来毫无可能实现。但是，正如100年前的圣诞休战感召我们的，和平和善意在人们心中有着坚韧的力量。 在那个寒冷的1914年圣诞节前夜，许多德国军人唱起了《平安夜》。这是一个魂牵梦绕的旋律，慢慢地跨越了战争前线。 人们至今热爱这首歌。这是圣诞休战留给我们的遗产，它感召着我们：即便在极不可能的地方，希望依旧存在。 祝大家一个非常快乐的圣诞节。

加缪的“百年孤独” 文 / 薛忆沩（蒙特利尔） 1942年夏天，在巴黎濒临沦陷的前夕，法国最权威的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了一位二十八岁的法裔阿尔及利亚青年题为《局外人》的处女作。六个月之后，这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同一位作者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这两次互动的出版为二十世纪建立了一座文学的凯旋门。因此，1913年11月7日变成了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出生于1913年11月7日的阿尔伯特·加缪只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生活过四十六年。1960年1月4日，他乘坐小伽利玛驾驶的汽车返回巴黎。在距离巴黎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汽车突然偏离方向，猛烈地撞到了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上，车身裂成两半。警察在当场身亡的加缪的外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回巴黎的火车票，又在他的手提袋里发现了一份小说手稿（许多年以后，读者们将会知道，那居然是一部以寻找个体生命的起点为激情的小说）……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贴上“荒谬”的标签，正好回应遇难者专注的文学主题。 这荒谬的结局使这位到目前为止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最年轻的谢世者。他创下的这谢世的世界纪录应该是永远也不会被人打破的。 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政治用意。因为当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冲突已经高达白热化的程度，将桂冠抛到一位法裔阿尔及利亚作家的头上似乎有利于冲突的降温。结果却适得其反：加缪的获奖不仅没有讨好正在谋求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也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左右两派同样强烈的不满和反感。这时候的加缪已经因为与萨特的著名论争在法国的知识界备受冷落，而使他左右都不能逢源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他同情受压迫的阿拉伯人，但是却反对他们的武力抗争；他反对法国政府不人道的殖民政策，但是却坚决主张阿尔及利亚应该是法国的一部分。如此纠结的立场与加缪的出生有很大的关系。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困法裔家庭，既带有很深的阿尔及利亚草根情结，又对宗主国或者说祖先的文化有强烈的认同。他的这种立场一年前就让他处于荒谬的境地：当时他专程去阿尔及利亚，想用他的文学盛名给冲突降温。结果，他一方面受到了法裔右翼分子的阻饶，同时又受到了阿拉伯左翼分子的监视。在一次集会上，他甚至听到了“处死加缪”的叫喊。这种经历成为了加缪的前车之鉴，所以在瑞典领奖的时候，他对阿尔及利亚问题避口不谈。而面对斯德哥尔摩大学学生们的质疑，他用母亲来抵挡。他说他的母亲仍然住在那里，他不得不为她的安全着想。与《局外人》对母亲的生死极为冷漠的主人公相反，《局外人》的作者对母亲充满了世俗的温情。 萨特应该说是加缪的伯乐。《局外人》刚一出版，他就意识到了它的巨大价值。刚刚完成自己纪念碑似的巨著（《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家为那部处女作写出了长达六千字的书评，将名不见经传的阿尔及利亚青年与卡夫卡和海明威相比。但是，这两个对异性都极为着迷的男人（据波伏娃的记载，他们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不是哲学而是女人）最后终于因为不同的道德观而分道扬镳。我一直认为，与萨特的论争和破裂是孤独的加缪命中注定的结局。那论争和破裂将加缪变成了法国知识界的局外人；我同样一直认为，萨特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谢绝其实是萨特与加缪的正式绝交，是萨特对自己发现的千里马七年前的胜出的正式回应。早已经从“存在”变成“虚无”的加缪再一次遭受了代表着主流的哲学家的抛弃。 加缪是一个天生的孤儿。当他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从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走出了世界。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半聋的文盲，终生都很少开口说话。加缪的童年就笼罩在死亡和沉默双重的阴影之中。而他充满人情味的立场又让他总是处于“政治上不正确”的境地，让他成为法国知识界的孤儿。他的女儿称他完全就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短暂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他的《局外人》和《鼠疫》都以那里为场景，他的文字里经常透出他对那片土地的骄傲和热爱……但是，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还是将他作为“殖民主义者”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百年后的今天，那里的学校仍然不教他的书，那里的书店仍然不卖他的书，他在那里的故居仍然只是普通的民居，而没有被“打造”成文学圣地或者旅游景点。 荒谬的死亡并没有中断加缪的孤独。他的名声在六、七十年代继续滑落。他富于人情味的思想继续被“继续革命”的滚滚红尘淹没。这就是为什么那部与他共同经历了最后的荒谬并且幸免于难的手稿要等待三十四年才与读者见面的原因。它在等待包括萨特在内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都热情支持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它在等待由几乎是清一色的法国留学生组成的红色高棉领导阶层的溃散，它在等待萨特一代左派的正寝，它在等待那激动人心的一九八九年，那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的终止……1994年，《第一个人》终于在法国出版，并且立刻登上了畅销书的榜首。三十四年前那场荒谬车祸的遇难者复活了。天生的孤儿再一次成为了文学的宠儿。 年轻的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义正辞严地为唐璜辩护。他自己就是现代的唐璜。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女人的一生。他与生俱来的孤独注定了他的这种追求。他的这种追求又加深了他与生俱来的孤独。对女人的爱是加缪生活的艺术，也是他对荒谬的反抗。而加缪在短暂的一生中得到了那么多女人的爱，这不仅是他本人的幸运，也是无数热爱他的文学的局外人的幸运。 在1959年最后的那三天里，加缪分别给自己在巴黎的三位情人写下了同样激情的信，表达对她们同样强烈的思念。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写下的不仅是情书，还是遗书。那些等待着他们下一次约会的女人在几天后的同一个时刻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同一条噩耗。那是她们一生中最大的噩耗。她们共同的爱人将自己无法忍受的“百年孤独”完全抛给了她们。她们要在那“孤独”之中度过她们各自平凡的余生。

到南部去，去普罗旺斯 文：枫子（蒙特利尔） 去普罗旺斯，对于驴友小周，是因为毕加索的《亚维侬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对于我，则是因为彼得•梅尔的《山居岁月(A Year in Provence)》。 尽管那本不是普罗旺斯亚维侬的纯洁少女，而是巴塞罗那“亚威农大街”的妓女，然而就冲着这幅奠定了毕加索立体派绘画作品的赫赫名声，我们背包上路了——---在巴黎里昂车站乘TGV火车到南部去，去普罗旺斯。 啊，普罗旺斯，这样浪漫的字眼！这四个字对每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的一番憧憬和想念：她是梵高的色彩之源，那里的光和热，燃烧着他的生命，给予他一生中最辉煌快乐的时刻；她是塞尚的家乡故里，圣维克多山是他眼里色块与体积和谐共谱的交响曲，赋予这位绘画界“现代艺术之父”无限的灵感与滋养。她亦是英国作家彼得•梅尔逃逸都市，享受南部乡间慵懒生活的精神居所；她更是一些小资女孩的白日梦想，梦里漫山遍野都是薰衣草，连风也氤氲着香气，连天空也染成了紫色。而所有这些的梦想和憧憬，合在一起便是我对普罗旺斯的长久想望！ 中世纪古城艾克斯 只消2小时45分钟，我们便从喧嚣的巴黎来到了600多公里以外的中世纪小城艾克斯（Aix-en-Provence）。 对于外人来说，普罗旺斯的概念可大可小。大至包括尼斯、戛纳在内的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小呢，则指艾克斯、马赛、阿尔勒、亚维侬、尼姆等城市及周边农庄组成的这一片地区。令我神往的不是尼斯的英国人散步大道，因为大道对面尽是弥漫着钞票味道的林立商店；也不是戛纳的市内海滩，毕竟那赤条条的背后难掩诡黠的交易与计算。我心心向往的普罗旺斯，则是那些依旧淳朴的中世纪小城，以及周边掩藏在山谷里的葡萄园，橄榄林，樱桃林，和薰衣草农田。 艾克斯就是这样一座依旧散发着中古遗风的城市，质朴，闲散，古罗马遗迹随处可见，置身其间，仿佛时光倒流回中世纪的某一年。走在市中心的米拉波林荫大道（Cours Mirabeau）——---这条号称“全法国最漂亮的大街”上，老梧桐交织繁复森森密密如科罗的风景画，用那浓重的树荫为我们遮挡着六月的炽日；一座座石头喷泉本身就是杰出的雕塑文物，立在大道的正中央流淌着清泉淙淙。梧桐树外侧的一边是两三百年前的豪华宅邸，低调地彰显着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豪华奢靡；另一边则咖啡馆餐厅和书店林立，南法人慵懒惬意地点缀其间自成一道道动态鲜活的风景。这天适逢周末集市，马路中央支起了一座座临时摊档，摆卖着各式手工土产：普罗旺斯传统花布，衣裳，挂毯，被子，首饰，草编手袋……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艾克斯，是前普罗旺斯郡的首府，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水城”（这里的泉水能治病），经过千百年岁月的洗礼，如今仍充满着浓浓的罗马风情，连人们的长相也很地中海，与法国内陆的人种大不相同。 米拉波林荫大道上的周末集市 这座城市太小了，我们横走竖走各20分钟就走完了，流连了几回后感觉都熟悉得可以给别人做导游了。看得出来，来这里观光的游客主要还是来看保罗•塞尚（Paul Cezanne）的。地图上都是围绕着他的故居的种种标识，而整个城市的地面也有序地铺着标有“Cezanne”字样的金属牌。我们一路沿着这些标识追踪塞尚，闲散抒情地就把他的出生地、博物馆、工作室及“塞尚之路”（艾克斯市区通往圣维克多山）参观了一遍。 圣维克多山高耸于艾克斯城之上，塞尚一生中一遍遍地画着家乡的这座山。在现代艺术中，它已经成为山峰的典范，象征着处于文明世界之中的崇高的自然。塞尚画山体的本身，而非从山上看到的风景。他认为山本身的形式和一幅肖像一样，仍然可以是独特的，因为美源于事物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 塞尚在现代艺术史上的地位斐然，被尊为“现代绘画之父”，皆因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想：画家不再仅仅模仿再现客观对象，而是转向表现主观世界的情绪，通过概括和取舍，从结构的观点来描绘事物。正是由于塞尚这种绘画的主观性改变了整个西方艺术发展的进程，对他以后的艺术家产生了观念上的震撼（尤以对毕加索的立体派、马蒂斯的野兽派影响最为直接），这种震撼导致了艺术思想的全面解放。可以说，现代艺术起始于塞尚。 令人遗憾的是，博物馆里只有塞尚求学期间的习作，没有一件作为成熟画家时的作品。在法国旅游时常见到这种情况，如在莫奈晚年居住的Giverny看不到一幅他的睡莲池塘画，尽管那些画就出自那里。临城阿维尼翁的教皇堡也一样，只余巍峨冷漠的石头壁垒，却不见往昔教皇们珍藏的艺术瑰宝。当然，那些宝贝都在巴黎呢。 教皇城阿维尼翁 只因着《亚维侬的少女》这幅画的名称（“亚维侬”又译作“阿维尼翁”），我和小周便忍痛舍弃了近邻的阿尔勒(Arles)——---梵高画向日葵的地方，坚定地来到了阿维尼翁（Avignon）。 阿维尼翁没有毕加索的少女，这个城市其实很阳刚。谁能想到在这个咫尺小城，历史上竟然曾经住过七任的罗马教皇？ 十四世纪初，波尔多大主教Bertrand de Got被推上了教皇的位置，成为克莱蒙五世(Clément V)。可是他不被允许住在罗马的教皇行宫，于是选择落脚在离意大利和西班牙都不远的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因着共有七位教皇在此居住，阿维尼翁一夜之间成了天主教徒们的朝拜圣地，连带着饕餮食家们喜爱的教皇新堡红酒，也因其产自教皇的夏日行宫教皇新堡而得以闻名。 阿维尼翁教皇城堡 如今教皇城堡人去楼空，那高耸的城墙壁垒掩不住内在的空虚惆怅，与旁边罗纳河上的断桥相互守望，一起回忆往昔教皇们走过时那神圣的辉煌。站在阿维尼翁断桥的桥头，我哼起了那首在法国和魁北克民间流传甚广的法语歌谣： Sur le Pont d’Avignon 在阿维尼翁断桥上 L'on y danse, l'on y danse 我们跳舞，我们跳舞 Sur le Pont d’Avignon 在阿维尼翁断桥上 L'on y danse tous en rond 我们围着圆圈在跳舞 挥别阿维尼翁时我在心里说，在某年的七月份我还会回来的，就因那个听 闻已久的艺术节：Festival d'Avignon。先不说它是法国最大的戏剧节，世界四大戏剧节之一，单只读到那些对节目的描述就已经心潮澎湃心向往之了：在三个星期21天的白昼与夜晚，平均每天有400多场的戏剧表演。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们将整个阿维尼翁小城变成了他们的剧场：太阳月亮是射灯，大地街道为舞台，遗迹、窄巷、庭院、山坡，甚至行人都是道具和背景。这时阿维尼翁的人们多幸福啊，谁都是演员，谁都在戏里做了一个关于普罗旺斯的夏日美梦。 吕贝隆：彼得•梅尔的山居岁月 在彼得•梅尔(Peter Mayle)之前，普罗旺斯人民一直隐居山间，偷偷享受着岁月静好，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简单快乐。1989年，随着这位英国作家《山居岁月：普罗旺斯的一年》的问世，普罗旺斯，尤其是彼得•梅尔所居住的吕贝隆（Luberon）地区，开始被世人、尤其是英语世界的人们所关注、青睐，直到今日这块淳朴的乡下地方已然成为了一个时髦的热点旅游区。 那些来自大都市的游客身着名牌休闲服，脸上摆着精明与傲气，一边忙着讲电话，一边用目光漠然地扫过这朴素的乡间景色。他们的普罗旺斯假期只是旅游清单上的一条，浅尝辄止，来过了划掉了就算完成了一项任务，为的是给自己贴上一个到此一游的标签作为日后的骄傲谈资。普罗旺斯最珍贵的阳光成了他们“晒多了头脑会迟钝，得皮肤癌”的避忌；普罗旺斯最闻名的美食美酒成了他们“喝酒太多会得肝硬化，进食太多会发胖”的托词。 然而彼得•梅尔却不这么认为：“变笨也好，增添皱纹也好，可能得癌症也罢，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快乐幸福。在普罗旺斯，人生是值得回味的。” “夏天，悠缓炎热而愉快；冬天，悠缓寒冷而愉快。”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岁月就是这样：“逃逸都市，享受慵懒，在普罗旺斯做个时间的盗贼。”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普罗旺斯的挚爱不是三分钟热血，也不是一年、两年的小憩，他在这里一住就是近20年！这个前英国伦敦某著名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在事业最辉煌、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带着妻子和两条狗举家迁来普罗旺斯，彻底告别了伦敦上流社会的“高尚”生活，在吕贝隆山区的梅纳村Menerbe（后搬去邻村鲁玛汉Lourmarin）安家落户，踏踏实实地做一介快乐的村民。 苍仓劲浪漫的梧桐，赭黄色的老房子，斑斑驳驳，枯老古拙，是典型的南法小城特色。 在这里，他享受阳光普照（一年中有300多天的日照），“阳光是极好的镇静剂，时光在欢愉中朦胧过去，活着是如此的美好，其他都无阻挂齿，慢慢岁月几乎是无知无觉地流逝了。”他享受慵懒：早晨在斜身入窗的阳光中醒来，到林间遛狗漫步，周末去邻村的集市采买土特产品。也享受美食：夏天吃“用土地里新鲜采摘的芦笋，蘸融化的奶油，配才出炉的本地面包，喝山谷里葡萄酿造的红酒。”冬天吃“馅饼夹乳酪，橄榄油烘面包，普罗旺斯式肉汤，喝茴香酒。”更享受丰收的喜悦：他自家的葡萄园每年可酿造1000公升的红酒和香槟，自家的橄榄林每年可以收获2吨橄榄。与此同时，普罗旺斯的生活亦带给他灵感，码成文字后更是带来不菲的稿酬：《山居岁月》在全世界各种版本大概卖出了600多万本，加上其他十几本的普罗旺斯系列如《重返普罗旺斯》、《永远的普罗旺斯》、《茴香酒店》、《面包人生》等，他总共卖出1000万本关于普罗旺斯的书。 如今漫步在吕贝隆山间，我得以亲身体验着彼得•梅尔笔下的普罗旺斯风光：连绵的橄榄树在风中闪动着烁烁银光，莫奈笔下火红的罂粟花绽放在连绵的葡萄园樱桃园间，空气中弥漫着迷迭香、薰衣草、百里香的气味和芬芳，一座座古老而秀美的村落掩映在崇山田野之间。探访薰衣草的路线里没有彼得•梅尔住过的梅纳村和鲁玛汉，而是他们的左邻右村：石头城Gordes，Sault修道院，石头村Bories和鲁西荣村Roussillon。那是在6月底，仅有三分之一的薰衣草在开放。人们经常在明信片上看到的Sault修道院的薰衣草还泛着青绿，好在一片赭红色的鲁西荣村薰衣草田已经把天空都染成了紫色。 石头城Gordes 在普罗旺斯，做一回等待爱情的少女。 自从在那个夏天探访了普罗旺斯，她便驻在心中成了我一个永久的想望。我憧憬有一天可以到南部去，去普罗旺斯，在那里有一间属于我的农舍，我与爱人过着闲散浪漫的乡野生活：读书写作，耕田劳动，性随所致，自由自在。在这块美丽福祥的土地上，享受阳光，享受普罗旺斯慵懒惬意的快乐人生！

给巴克大师做助手 文：王水泊 王水泊教授 编者按：本文作者王水泊先生（Shui-Bo Wang）1981年考入中央美院连环画专业从师于贺友直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加拿大深造，随后担任了国际动画大师巴克的助手。现任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合同导演，中央美院客座教授。其作品《天安门上太阳升》获得1999年奥斯卡奖提名。2006年古根翰基金会授予其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 王水泊先生在本文中回顾了自己在巴克大师手下工作的一段难忘经历。弗雷德里柯·巴克，加拿大籍世界著名动画大师。1924年4月生于德国，2013年于蒙特利尔去世，享年89岁。他将毕生精力用于动画片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以动画形式讴歌大自然、提醒人们增强环保意识的风格，先后获得加拿大国内和世界各大电影节的众多艺术奖项，曾四次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提名，并两次获此殊荣，成为加拿大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在国际动画界也被公认为天才的动画艺术大师。 一个须发稀疏苍白的老人，病弱的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不透光的镜片遮掩着失明的右眼，他强打精神在堆积杂乱的工作台前站了起来，蓝色的左眼和善地望着我，身上散发出动物的气味，让我想到了米开朗基罗从西斯廷教堂的脚手架上下来时的情景…… 这是第一次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国家法语电视台SRC的动画工作室见到弗雷德里柯·巴克大师（Frederick Back）的印象。一晃24年过去了。 弗雷德里柯·巴克 引荐我认识巴克大师的是当地著名的插图画家乔治娜女士，去之前我已经在她处看过了大师的两部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动画作品《摇椅》和《种树人》，他的电影让我想到了米勒、夏加尔和莫奈的绘画，这是我过去从未看到过的手绘动画风格，我完全被他的艺术魔力所吸引了。那时我的英文还很差，法语更是一句不懂，所以除了感受到大师作品中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想象力外，更多的是惊叹他如何把印象主义的色彩变成了活动影像。 巴克大师作品：《摇椅》 巴克大师作品：种树人 我记不清大师的出生年月了，只记得他生长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祖上有德国、捷克和法国的血统，二战前在巴黎美院学习过绘画，战后从到处是废墟的欧洲揣着20美金，扛着一辆自行车上了轮船移民到了冰天雪地的大洋彼岸，娶了一个小镇火车站长之女为妻，在讲法语的魁北克省定居了下来。他做过木匠、家具设计师和美术教师，后来到了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任舞台艺术设计，电视台成立动画部后他又转入了动画艺术创作。他于1982和1988年两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加拿大和魁北克政府也均先后授予他最高公民奖。无疑巴克是加拿大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也是继诺曼·麦克拉伦（Norman McLaren）之后国际上最著名的动画导演。 巴克大师一边翻看着我画夹里的作品，一边用蹩脚的英语带着赞许的口气说：“我好久没见到画得这么好的画了……”我回答道：“在我的母校有许多画得和我一样好的画家。”大师欣然地对他的制片人休伯特说：“我决定了，我不再找别人了，我就要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做我的助手。” 那是1990年的春天，我29岁。半年前还是中央美院的助教，此时是加拿大Concordia 大学艺术学院一贫如洗的留学生。很幸运，我成为了巴克大师唯一的助手，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巴克大师的样子应该至少有七十岁，也许常年繁重的动画制作让他看起来比其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我坐在了大师的对面，两人之间只有一个不高的隔断。由于语言的障碍，我们的交流很有限，只能用简单的英语和图示的办法。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听着古典音乐工作。记得他经常反复播放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磁带，这也是我很熟悉的曲目，所以我们俩都不自觉地随着旋律和节奏吹起了口哨。一次他笑着走过来问我：“你是音乐家吗？” 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当妻子从北京来和我团聚时，巴克和太太开着面包车给我们送来了沙发、桌椅、台灯、老式音响等一大堆家具电器，老人还亲手一件件帮我搬上楼…… 《大水河》（The Mighty River）是巴克一生中的封笔之作，年迈的大师试图把这部20分钟的短片作成一部宏大的史诗。它以贯穿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河的命运讲述了欧洲殖民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给北美的原始自然环境和原住民的生活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破坏，影片的结尾是人类最终逃脱不掉大自然的惩罚。 《大水河》中的画面 巴克大师开始对我的绘画能力作过一个测试。《大水河》中有一段动画：惊涛拍岸，两块红色的岩石逐渐演变为两个印第安武士，他们的头随着自己的手势转向180度……我当时还不知道中间画的窍门，就一张一张的推着画，反正有美院连环画专业训练出来的童子功，这点事难不倒我，结果自然是得到了大师的肯定。但熟悉我的人都说我画的前面那个印第安人有点像我自己，哈哈，本来我们的祖宗都是亲戚嘛。 巴克的手像务农者的手一般巨大无比，但却能画出非常有感觉而且有很多细节的素描。他主要负责设计一些重要的画面（很多简单生动的手稿都是被他随手丢进了字纸篓里，幸好被我捡了一些出来收藏起来），我再模仿他的风格用无数的近乎重复的中间画把它们连贯起来、运动起来。我们使用的是半透明的胶片，有涂料的面可以用彩色铅笔画画。每一个画面都至少有三层以上，可见工作量之大了。 记得有一个表现魁北克乡村的画面，一幢农舍旁有一棵参天大树，蓝天白云群鸟在飞翔，地上花草随风摇曳……巴克仍不满足，又在大树上加上了几个红色小松鼠跳来跳去。我当时对此有疑惑：那么小的松鼠观众根本注意不到嘛！巴克说：如果观众反复看了几遍后就一定会发现它们的！可是我从来没能在影片里发现它们的存在。 这位身体力行致力于环境保护的艺术大师，和《种树的老人》里的主人公一样，在工作之余亲手种植了上万棵树木。他是一个素食者，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是为了抗议人类杀害动物。他是一个当代的唐吉诃德，为鲸鱼的生存四处呼吁、指控犹太人杀牛之前不用电棒把牛击昏的不人道、反对加拿大的商人为开发滑雪场而大肆砍伐林木的行径…… 大师决意把一生最后的作品铸成一个人类动画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但漫长繁重的工作和日益衰老的躯体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失败感，他惧怕外界的干扰，索性不看书报，拒绝接受任何新的艺术观念和流派。他的性格变得固执、孤僻、待人苛刻。他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 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森林里宁愿遇到的是狼，而不是猎人。” 漫长的三年，超人的毅力，两万多张素描，20分钟的片子终于完工了。年迈的大师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退休了，他人生的使命完成了。而我也从此戴上了眼镜。 《大水河》获得了1994年奥斯卡提名和包括法国的昂西和日本的广岛国际动画电影节的最高奖在内的许多重要奖项。 巴克大师在工作中 我谢绝了留在电视台做艺术设计的工作，凭着做过巴克助手的资历去了心目中的艺术圣地、由实验动画大师诺曼·麦克拉伦创建的加拿大国家电影局英语动画工作室。当时这里聚集了Paul Driessen、Caroline Leaf、John Weldon、Derek Lamb、Windy Tilby、Janet Perlman、Ishu Patel 、Greg Welch等一批国际动画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以后几年里我非常有幸地成为了他们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并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处女作。

住蒙特利尔到哪去看壶穴？ 文：嵇少丞 壶穴（Pothole）是一种有趣的、极具观赏价值和科学意义的地质构造，以光、曲、滑、漏、透、空为特征。但是，壶穴是长居河滩、大得不能移进室内欣赏的、精美绝伦的天然奇石。我们必须去野外才能原地观察欣赏。 2016年10月10日魁北克华人教授协会 举行了“观石赏枫”活动， 大家在蒙特利尔北面约70 公里的Rawdon小镇的Dorwin 瀑布公园了得以欣赏到了壶穴。 大家可以先走25号高速公路向北，然后进125号公路， 在转337 号公路就到Rawdon小镇的Dorwin 瀑布公园了。 从Pontbriand湖向南流到Rawdon小镇， 遇到坚硬、直立的长石-石英质变质岩转向东。激流携带砾石与砂子对原先小幅低凹之地（例如，节理与层理交界处）岩石进行研磨、摩擦、刻划、撞击等，逐渐形成中国茶壶或西方酒桶形状的坑， 故称之为壶穴。 研磨有壁磨和底磨之分。底磨主要由壶穴内大石块完成，而壁磨主要由冲进壶穴内的碎石与砂子完成。壶穴的直径与深度之比主要取决于壁磨和底磨作用的相对比例。高速水流推动石子猛烈撞击石面，使原先破裂张开、水被压进岩石裂隙内部、细沙子也挤进裂隙。水中携带的气泡撞进岩石裂隙内部还会产生爆破，产生新的微破裂。随之，从石头上裂解出来的颗粒或岩屑就被流水冲走。 青青从壶穴里捞出许多鹅卵石， 就是它们的磨蚀才形成壶穴的。 经过漫长的时间，相邻壶穴可以彼此贯通，相互兼并，形成复杂形态的壶穴。 有两种地质作用控制壶穴的形成：（1）磨蚀作用 (Abrasion)，水流中挟带砂与砾石刮擦、磨蚀不规则石面河床而产生的圆形、椭圆形、或近圆形的凹坑，然后，水流进入凹坑，形成涡流，盘旋冲击并转动坑内石子或砾石，不断磨蚀着坑壁，越磨越大，越磨越深，若在深部再遇到软弱岩层或薄弱面如节理或破裂等，冲蚀刮磨的速度就更快、效率更高，造成凹坑的侧向扩展、延长，使得一系列壶穴甚至在地下相互连通，形成地下河流。上述是机械作用。（2）腐蚀作用（Corrosion)，即壶穴中水特别是酸性的溶液对岩石的溶解和腐蚀等化学作用。在现代山区河床或洪水多次泛滥的倾斜山岩上，壶穴或水流的冲蚀坑非常之常见。在我带学生去怒江和金沙江考察时，我都会顺便让学生看壶穴，给他们讲壶穴成因。壶穴有大有小，大的就是深潭，小的就是驴“蹄窝”， 更小的不到指甲大。 壶穴或激流的冲蚀坑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坑壁光滑如镜，在坚硬、各向同性的岩石之中更为明显，例如，花岗岩、大理岩、灰岩、泥岩、砂岩等。二是，只要没有人动过，坑内总有砾石存在，其表面非常光滑，磨圆程度高。原先有棱角的石块，在涡流的冲击下，反复研磨着坑壁，石头磨石头，最后，棱角磨圆了，呈鸭蛋和鸡蛋状，大小不一。 壶穴形成的速度相当惊人，例如，在二战之中人工开挖的一条渠道底部，渠水仅用60年时间就在坚硬的玄武岩上形成长1.1米、宽0.8米，深1.29米的壶穴。在阿拉斯加上乌卡克（Ukak）河，仅用了85年时间就形成直径4-6米、深2-3米的壶穴。在页岩和粉砂岩上，20年的时间就能使壶穴的大小增加4倍。 中国人特喜欢在私家园林或公园里放一些太湖石， 这些太湖石就具有漏、透、空的性质，其实质量上乘的太湖石就是被一系列壶穴贯通的石灰岩。蒙特利尔梦沪园门口就有一块太湖石。 壶穴形成的过程就是基岩上河流下切的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河流在山间形成山谷， 例如长江三峡与怒江裂谷都是这样形成的。山间河流的下切速率为0.01-0.10米/年。当你走进长江三峡、虎跳峡、怒江峡谷，你看到的两岸悬崖峭壁，正是河流快速下切的结果。怒江峡谷有个石月亮的地方，山顶上有个圆圆的洞，看上去就像挂在半空的月亮。其实，那些近乎圆圆的洞就是个壶穴，当时河底还在某个高度。如果河流每年下切5厘米，则每一万年河底就要下降500米。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就是这样，山里的物质源源不断的被水流搬运到海洋，再沉积下来。由于地壳的均衡作用，山区地表物质的被搬运走了，又进一步导致那里地壳的整体抬升，就如漂浮水面的船，船上货物被卸载下来，船就抬升起来，侵到水下的船体高度就减小了。通过山体的剥蚀作用，原先深藏地下20-30公里的岩石就抬升出来、暴露地表了。所以说，壶穴作用对于地壳抬升意义重大。 所以，看壶穴必须去水流湍急、岩石坚硬的峡谷。因其交通便利，长江三峡是普通游客看壶穴的最佳地方。您可以结伴去重庆万州--奉节的瞿塘峡—巫山巫峡--湖北巴东楠木园一带的长江两岸，最佳时间是干旱年份的3-4月份，因为其他时间长江水位高，壶穴淹没于江水之中，只有冬春枯水时节才露出水面。但是，三峡地区在每年3—4月份为多雾季节，若碰上一个好天气是您的运气。三峡壶穴是记录长江地形、地貌变迁、江水与岩石相互作用的关键性证据。 山里小型的壶穴（例如，北京西山坡）常被不懂地质的人（例如，苏德辰）解释成运煤古道上驴马踩的蹄坑，帮助当地农民开发“京西古道”的旅游 ，让人笑掉大牙。 长江三峡石面上一些小型壶穴曾被船夫用竹篙点出来的凹坑。 例如，　《广州日报》曾发表一张照与长江三峡的照片（下图），说“石壁上见有密密麻麻的石窝，这些多为船工长年累月撑竹篙所留痕迹”。

中国人的奴性和戾气从哪里来 按：本文是2015年10月29日搜狐文化对袁伟时所做的一次采访，提问者王远哲。 袁伟时 : 中山大学退休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国之道》、《近代中国论衡》、《文化：中国与世界》、《文化与中国转型》、《昨天的中国》等。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NLWnv9RT8ssqUujMBYibiaW83Kd7CuXUIvgH555Ucj57BEJ0ibt6gmjRqwpD64jjwKI0eUEcibicTomQ/0?wx_fmt=jpeg 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 搜狐文化：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您可以介绍一下最近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么? 袁伟时：比如最近秦晖、张耀杰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他们讲新文化运动所针对的对象根本就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所谓国民性，也就是国民的弱点，而没有批判专制。陈独秀把伦理觉悟作为最后要达成的觉悟。如果把伦理问题作为最后觉悟，那就会比《新青年》创刊以前章士钊在《甲寅》提出的观点倒退了一大步。章士钊提出：制度觉悟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把伦理作为最后觉悟，那不是倒退了一大步吗?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望文生义。因为陈独秀讲的所谓的伦理觉悟并不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伦理觉悟主要包括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就是公民意识要觉醒，即作为公民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要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利。公民意识觉醒，同陈寅恪讲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另外一个要点是：公民意识觉醒就要认识国家、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公民要监督政府。这一点完全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显示——公民跟政府之间关系分明，公民应该有自己社会活动的空间，公民应该监督政府。政府跟国家是两回事，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创刊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道理。 搜狐文化：制度觉悟是最后的觉悟么? 袁伟时：制度非常重要。但问题是要改进制度，前提是公民本身要觉悟。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民意识要建立起来。 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宗法专制制度 搜狐文化：为什么现代化转型首先出现在西方? 袁伟时：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先行者，原因在哪里?这与它们的传统有很大关系。比如英国一直有议会传统，最早是贵族议会，经过几百年的慢慢演变才真正成为大众民主议会，是公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贵族议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在13世纪(1215年)大约等于中国的南宋末期，英国就制定了《大宪章》。《大宪章》里面包含了贸易自由，在封建体制下诸侯跟国王的关系，议会有自己的权力，收税要通过议会讨论，不能任命非专业人士担任法官，不能随意剥夺公民或者各个地方的自由权。国王受到封建诸侯的制约，上层分权到下层，再加上教堂的势力制约，英国的社会转型就有很多有利的因素，比方良好的法治传统。 英国开始是立宪君主制，要用宪章去限制国王;慢慢发展到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力慢慢被削弱了;权力逐渐聚集到议会手中，转变为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选民也是由原来的少数贵族，一步步扩大到普通有产者，后来再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到20世纪20年代扩展到女性，这是很漫长的发展过程。 这些规定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根本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只有全国大一统没有地方自治，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儒表法里”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什么? 袁伟时：如果空洞地讲“中国传统文化好不好?”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比较复杂的，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要从具体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比如说伊斯兰文化，不能说它在历史上没有起过好作用，它同样存在优秀的东西。但是它也有负面作用，现在很多伊斯兰国家要社会转型和国家转型，要成为现代化国家，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 袁伟时：中国传统社会确实是儒家为主干，但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很早就被否定了。两个重要的学者论证过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儒表法里”，第一个是陈寅恪，他说中国的传统从秦开始就是儒家的制度化，“车同轨，行同伦”，“行同伦”所讲的伦理是是儒家的伦理，而不是法家的伦理。另外一个是中国法律史、法制史研究的专家瞿同祖，他讲中国的法制是儒家化的过程，到了魏晋时代中国法典彻底被儒化了。 法律是社会制度及其运行规则的记录。中国法律的典籍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是一脉相承的。其中贯串儒家的等级制度，还有儒家的宗法制度。而法家要求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当然君主是超越法律的，但是其他人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尊长、宗亲不能特殊优待。但是中国的法律对所有的尊长都按照儒家的观念有不同待遇。亲疏等级不同，法律都是不同的。皇帝当然超越法律之上，还有皇族、功臣、贵族，如果他们犯法，判罚的时候有很多豁免的条例。法律在一般老百姓宗族里面也是不同的：儿子打老子是滔天大罪;父母、祖父母杀死儿子、孙子一辈，最早是毫无罪责的，以后处罚也是从轻的。按照等级、亲疏、宗法关系来处理跟法家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儒家的东西。这种方式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里面定下来的法典，而且民间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社会制度是彻底儒化的。 现在的国学派，例如蒋庆、秋风，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信口开河，他们对先秦文化的解释、对孔子的解释，说得天花乱坠，这是忽悠外行人的，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蒋庆与贝淡宁(Daniel A. Bell)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所谓贤能政治远远超过西方民主政治，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大笑话。文化是多元的，对于先秦文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面对的传统社会是那些人(蒋庆、秋风为代表的国学派)讲的那么美好。那些人讲的传统是为了他当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不必过分地重视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观点太离谱了，在学术上经不起反驳。 假如对中国的命运、中国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有足够责任心的话，就应该冷静下来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同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比如文学、艺术、史学。另外一方面，中国人现在要足够清醒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 堂堂现代公民，对任何人都不应跪拜 搜狐文化：苏格拉底讲“自省”，孔子也讲“见贤思齐”，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自省精神? 袁伟时：与苏格拉底对比一下，问题就很清楚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者思齐焉,见不贤者而内自省";表面看起来好像有自省精神，但这些讲的都是个人修身，他是讲个人应该吸收他人的长处，注意自己的修养。而从整个文化架构来讲，他不提倡批判精神。其中有一个最高的标准，夷夏之辨。比如孔子讲"吾从周"，"周"是他心目中最高的一个典范。同时等级、宗族都是不能逾越的。所以孔子是居高临下教诲他的学生的，灌输他的一些基本信念，他是不允许被怀疑的。所谓七十二弟子都是孔子的门徒，他们都要灌输、贯彻、宣扬孔子的东西。发展到后来，中国传统社会对经典，即所谓的四书五经是不能怀疑的。如果敢于怀疑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那是要判罪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教化是思想统治那样的工具，就是要用儒学的教化统一老百姓的思想。一直到清代，皇帝都制订教诲老百姓的信条，即所谓《圣谕广训》。现在秋风居然说要用儒家教化中国!现在是21世纪，他还要用他解释的儒家那一套东西来教化13亿中国人!我说他头脑进水啦，这套骗不了几个人，可以骗小孩，带小孩到孔子像面前跪拜。这是奴化中国人!堂堂的现代公民，对任何人不应该跪拜。为什么要骗小孩?把中国人重新拉回奴化境界，向所谓圣人跪拜，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犯罪。 而西方苏格拉底等人，教人怀疑。有人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美德，他说我不知道，有人问他怎么养成美德。他说我连什么是美德都不知道，更加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养成美德。然后他会一步一步引导讨论、怀疑。逐渐养成怀疑、讨论的精神，平等的相互交流精神。学生和老师之间，也应该是相互平等的。 西方从这种怀疑精神发展出什么呢?发展出完整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讨论里面发展出来非常宝贵的理性精神，对老师，对任何的观点、理论，我们都应该讨论，都应该好好考虑它们合不合乎逻辑。很多的现代学科，例如政治学、伦理学，几何学，都是在古希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民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牛虻精神+海洋文明 搜狐文化：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是什么? 袁伟时：古希腊在社会政治方面除了理论上的政治学理论的建树以外，在政治生活方面，雅典拥有自由人的民主生活，奴隶没有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古希腊民主提倡要有牛虻精神，牛虻精神的要义在于国家、政府好像一头大象，它行进得太慢了，所以需要有牛虻来叮它，促使它更好前进，也就是发展起一种公民对政府的批评、监督的精神与制度。至于古希腊的其他制度，例如法治，都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古希腊产生出现代文明的种子不是偶然的，这同地理环境有关系，很多人都研究过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古希腊是所谓“海洋文明”，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它建立殖民地，古希腊的殖民地跟17世纪以后的殖民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希腊时期就是把一部分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新的殖民社会。到了新的社会如何来治理?他们就靠法治，靠民主。后来英国人到了北美，颁布《五月花公约》，也要通过民主法治成立一个公民社会。 搜狐文化：中国有海洋文明么? 袁伟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陆经济。同样有贸易，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宗法专制社会，在这个宗法专制的社会里面，它不希望你怀疑，不希望你批判，不希望你监督。所谓监督不过是对所谓圣君的建议，如果皇帝虚怀纳谏，就接受意见;如果皇帝不高兴，就可能砍掉你的脑袋。所以两种文化传统大不相同，造成两地发展不同。 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为什么从19世纪开始，中国历次转型都历经波折? 袁伟时：中国社会转型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顺利?这与传统有很大关系。 清末最后十年的改革是非常伟大的改革，清末改革提出的三大改革在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废除科举的教育改革，废除中国传统法引进西方的大陆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的法制改革，还有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还有市场经济慢慢发展了，开启了立宪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最后关头各个地方的立宪派代表，要求在1911年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政府的领导核心没有远见，最后功亏一篑。 至于历次转型失败的原因，就要按照具体历史时期进行分析。 19世纪转型为什么会受到阻碍?主要是不愿意学习西方，这跟儒家的天下观念，华夏中心有很大关系，华夏中心就是说中国是文化中心，其他都是蛮夷，这是地道的儒家观念，在19世纪影响非常大，不能够以夷变夏，只能够以夏变夷，一直到甲午战败，这个观念才受到严重的打击。19世纪的有识之士要介绍西方现代文明，他们不能不想办法牵强附会，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容附会中国古代传统，比如把议会说成起源于古代的乡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他用心良苦，那个时候也起到了作用，打开了一个门缝，将现代文明引进来。 20世纪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改革不能当机立断，还有就是极端主义观念影响非常大。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转型呢?两方面原因：一个方面是最大的实力派——北洋实力派组织过一些政党，但是很腐败没有转型为现代的政治力量、现代的政党。另外一个方面以国民党为代表发展出一个很极端的力量。在袁世凯生前，国民党就已经很极端，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国民党希望通过国会剥夺袁世凯的权力拿到手，袁世凯当然不愿意了。后来宋教仁被刺杀以后，整个社会舆论都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应该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国民党不听，要起兵搞二次革命，最后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这个决定简直是发昏，一个政治家连力量对比都不清楚。镇压下去你就应该好好吸取教训，改进自己，适应环境，但后来制订宪法草案，国民党继续坚持袁世凯执掌行政权，结果逼袁世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更严厉镇压国民党。国民党失败以后流亡日本，孙中山又很极端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的一个极权政治组织，比希特勒还早，比1905年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晚一点。但布尔什维克还没有中华革命党那么极端。国民党后来又遭到挫败以后引进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不讲民主，而且发展了许多很极端的东西。国民党动不动就要革命，还利用学生来破坏社会稳定。 至于后来为什么转型那么艰难，这与向苏联学的那套东西有关系。因为苏联不是现代文化的真正代表，它的很多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跟俄罗斯的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要去除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很困难，中国转型的困难就在这里。 搜狐文化：为什么1949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是困难重重? 袁伟时：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面对着一个复杂的问题——所谓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打个比喻，到西天取经实际上有个是取到真经还是歪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它的好多成果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当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黑暗面的批判，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成果。问题是在任何时候要将一个理论转变为实践，就有个中间环节，另外，时代变了，理论要跟着变。后来马克思主义分化了，一个是西欧本土，跟西方的传统结合起来了，跟它的议会的传统，法治的传统，尊重公民自由的传统慢慢结合起来，发展为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条路对当地整个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 搜狐文化：中国社会如何突破传统束缚，达到现代化? 袁伟时：现在首先要打破一条，现代化不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它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类是在文明野蛮的搏斗中不断进化的，这个进化过程里面每个民族、每个文化体系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历史发展到17世纪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汇合，人类文明发展出现代文明，恰恰以西欧、北美为代表，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否定的历史事实，这是事实判断。很多人在所谓“反对西方中心论”上做文章，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所谓西方的现代文化吸收了很多东方文化的精华，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就不要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去看待这些问题，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醒。 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优秀的东西就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个思想成果。假如简单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两大集团的斗争，那就很肤浅了。同盟国代表了一种文化，它反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思想成果是什么呢?从罗斯福、丘吉尔，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宣言》，到1942年的《联合国宣言》，里面提到的核心都是罗斯福提出来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已经毫无意义，那是你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文明的发展。 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要提高 搜狐文化：为什么当前国民性中同时存在着很强的奴性与戾性? 袁伟时：任何一个民族基因都有暴力、野蛮的因素。再加上中国传统中的奴性，儒家教化你服从，教化你做顺民。后来的阶级斗争就产生所谓的戾性。 搜狐文化：如何来解决? 袁伟时：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和法治。真正依法办事，另外政府的决策真正通过民主来达成。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事件?关键就是不民主，没有真正通过民主形式好好讨论，讲清楚事实真相。 搜狐文化：但是实行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袁伟时：困难是不习惯，慢慢习惯了就不困难。我们的司法改革到位了，政府不能干预办案，官员不要干预办案，戾性与奴性慢慢就会化解，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司法改革开始了，但是要真正落实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执法队伍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训练出来的，要将它转变真正一切依法办事是很困难的。 搜狐文化：民主施行起来会出现很多问题，像在中东地区。民主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公民素质才能实现? 袁伟时：公民素质不高只是一个借口，比起17世纪乃至19世纪的英国，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远远超过他们。胡适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讲过一个观点，公民素质就像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训练。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首先要提高。所以现在埋怨老百姓素质不高是没有道理的，关键是官员素质不够，官员素质足够了可以公正地执法，老百姓不会敢于破坏执行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敢不敢改革，要不要提高官员的素质。 搜狐文化：您对改革是乐观吗?有些困难是很难突破的。 袁伟时：从长远来看，我是乐观的。中国也只能走(改革)这条路。千万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历史上因为极端，动不动就搞革命，带来的代价太大了。

假如没有卢梭 文：陈秀燕 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我惊异于他的新奇的思想，却又常常假设，假如没有卢梭，是不是就不会有马克思，那也就没有列宁和十月革命，那历史上太多的革命事件是不是可以避免?假如没有卢梭，那么法国大革命是否可能有别的方式?假如没有卢梭，那么当下的文明是否不会让我想到枷锁，不会让我的心情如此失落？可惜，当我以今天的目光来审视历史的时候，恰恰证明这些历史已经真切地发生过。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究竟是那些民众，那些英雄背后的平民造就的历史，还是英雄本身；他们是该青史留名还是“千古罪人”？何以，振臂一呼，就让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流血。 一、暴力革命 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卢梭在书中的种种论证其实不过是为了论证暴力推翻政权的合理性。而卢梭这看似合理的暴力革命，其实不过是使人们留了血，放光了热情，换了人，又继续回到不平等状态罢了。 暴力革命是最为激进的方式，也似乎最容易激起民众的热情，进而参与到其中，但人们没想到的是，暴力革命之所以能成功，那么只能说明一点，新生的武装力量，要比旧的强大得多，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新生力量的控制权在少数人手中，当这个少数人终于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旧的政权，建立新政权之后，人们亦只能祈求他是好的当政者，但是，又有多少当政者有“以独裁的方式结束独裁”的魄力和勇气呢？由头至尾，民众都没有主动权，民众又能享受到多少革命胜利的效果呢? 那么，回到中国现实来。我们同样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封建帝制，然后呢，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民众依旧在官僚的压迫下生活，而后，国共联手北伐，结果却迎来“四月政变”，再然后是国共的十年内战，最后终于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这么多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不过十余载，而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又有多少人牺牲？！这漫长的历史，每每让我不堪回首，何以每次的留血牺牲换来的不过是片刻的安宁？或许，暴力革命的问题就在于暴力革命之后建立的政权，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都不高，以致当权者担心，今日我以暴力革命推翻他人，难保他日，别人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在这里，革命胜利之前是正义的，胜利之后就只剩下被镇压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力革命胜利后，个体的公民又能获得多少的自由和平等呢? 反观中国现状，中国当今社会，官民冲突越来越尖锐，以致很多人都担心是否会有流血事件出现，甚至有人期待这样事情的发生来拯救处于边缘的底层民众，殊不知，暴力革命的出现，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底层民众。 假如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人想以暴力革命方式来对抗，并且多人响应的话，那我觉得这是民族的悲哀而非幸运。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政府已经不得人心，人民群众才揭竿而起；另一方面则说明，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取得成功，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和伤痛已然被我们忘记。这两方面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二、文明 “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是否有人听说过，一个自由的野蛮人想过要抱怨生活，想过自杀”卢梭的这两句话，道出了文明的落寞。每一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的人都感受过这种现代文明带来的副作用。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我想这应该是对文明最好的概括。我们受益于文明这把剑的一面，必然同时被另一面割伤。我们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中逐渐脱离出来，克服了环境的恶劣，经过一代又一代文明成果的积累，我们得到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可是也正是这些所得，让我们的欲望愈益膨胀，让我们越来越难得到满足。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他们利用空闲时间为自己创造了父辈未曾享受过的许多舒适条件，但这也给自己套上了未曾预料到的第一副枷锁”，于是追求享乐为我们套上了一层层的枷锁。 这些层层的枷锁，让我们困在了自己的世界中。 但是，这个文明的世界，是否真的是进步，面对这样的文明的落寞感我们是否要无力抗争？是，所以承认你的渺小吧。这样子，我们的内心不用受那么多的煎熬，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依托，找一个信仰吧，这样的灵魂，我们的精神才能有所依托，才能从枷锁当中寻求拯救。 三、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经典名言。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也处处可见卢梭对自由的歌颂。“当我看到生来自由的野兽受不了监禁，在铁笼的栅栏上撞得脑浆迸裂；当我看到成千上万赤身裸体的野蛮人鄙视欧洲人的享乐生活，忍饥挨饿，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冒死抵抗火与剑：我就觉得，奴隶是没有资格谈论自由的。”这段精彩无比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卢梭对自由的珍视。 卢梭对自由的论述，在《社会契约论》里更加清晰。“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为了权衡得失时不致发生错误，我们必须很好地区别仅仅一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 “这个社会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即恢复了他原有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了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自己的天然的自由。这些条款无疑地也可以全部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使其它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这几段话，其实很清楚地显示了，卢梭的自由，其实是一种集体的，或者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不是个体的自由；但是，这里就存在和暴力革命一样的困境，假如人民意志是绝对权利，而且个体自由得不到保障，那么谁掌握了人民的意志，谁就可以任意剥夺了他人的自由。同时，人民的意志又流于虚无，在那种情况下，既不是普选，网络又不发达的情况下，谁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刘小枫在《丹东与妓女》这篇文章里面写的一段，罗伯斯庇尔与人民的对话： “法律是什么?”人民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人民回答说。（人民在下意识地背罗伯斯庇尔的语录，所以，这句话其实是罗伯斯庇尔说的。） 罗伯斯庇尔掌握了政权，就代表了人民的意志，那么个体的自由还有可能得到保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情况和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相似，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情况。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利用人民名义却做着不利于人民的事情，也同样存在因为强大的民意而对司法程序造成影响的事件。我们要真正追求个体自由，就不应该让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现在最应该要做的就是推进民主，只有推进民主，才能使“人民”不会流于虚无，才能让权力真正“为民所用”。 看完书，总觉得有点若有若无的失落感，是为那历史上留血的人儿，还是为我们现在国家的现状而担忧，或许都有，又或许是为历史推进的无力感而失落。我们从小的教育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有其必然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历史似乎从来不曾属于过人民，在历史上留名的只是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甚至希特勒这样的人物，而“人民群众”永远只是“人民群众”。而他们或许为着同样的理想献出自己的生命，却不能在今天得到我们的缅怀。历史就是这样向前走，正如时间这样一刻不停地往前走，而这些人儿终有一天还是会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上;又或者今天甚至未来的美好光景，足以让他们永眠。

留·心间 ——瓦伦丁节的由来 文：苏凤（蒙特利尔） 情人 给了她眼睛 一枝馨香在心之深处 无常的皓月 爱情是一潭不消失的 深渊

普金阅兵——强奸大军的历史回顾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今天普金要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在这个世界上，阅兵的国家总是令人担心的。在那些和平民主的国家，阅兵是很少见的。而那些动不动就阅兵的国家，好像没有什么是靠谱的。 我在加拿大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规模的阅兵式。在国庆日，也只能在议会山附近看到一些很少数量的军人，而他们也不是来参加阅兵的。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却也从来没有阅兵式。 阅兵也就罢了，但是普金要纪念的胜利到底是一个什么胜利？二战结束70年了，现在可以比较客观地来看问题了。 苏联过去每年都要张牙舞爪纪念二战的胜利。他们纪念的不是战争的教训，而是他们以此得到的辉煌。但是，看看其周围的国家和人民对苏联的态度，我们就知道苏联的胜利和辉煌只是意味着别人的痛苦。当苏联最终从这些东欧中欧国家滚蛋时当地人们兴高采烈，这足以说明当年所谓“解放”是何等名不副实。 历史事实是，苏联是比纳粹坏百倍的法西斯，斯大林是比希特勒坏百倍的独裁者。 苏联红军所到之处，作恶多端。而强奸是他们作恶的主要的内容之一。把苏联红军称作“强奸大军”是名副其实的。 在德国东部被苏联占领期间，有200万德国妇女被苏联红军强奸。这样巨大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但却证据确凿。 [1]， [2]苏联红军在其占领区对平民的暴行罄竹难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当时在东普鲁士（德国曾经的东部疆域）作为炮兵服役，他记载了亲眼所见的苏联红军把德国少女强奸致死的事实。一位12、13岁的女孩子，被苏军轮奸后奄奄一息，恳求索尔仁尼琴结束她的生命。索尔仁尼琴当时极为痛苦，对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对苏军的暴行极为不满，这也影响了他日后的观念。 大家一定还记得德国前总理科尔，他的太太深受德国人尊敬。科尔太太曾经的遭遇也许不为中国人所知，因为好莱坞不会告诉你，而媒体也懒得告诉你。科尔太太1945年才12岁，在德国被苏联占领时，她和母亲一起被苏联红军轮奸。轮奸后她被苏联红军从楼上的窗户扔了出去，还好没有丧命，但是留下了残疾，令她痛苦一生。 几位我认识的捷克人告诉我，苏联红军占领捷克期间“强奸了所有的女孩子”。苏军暴行的普遍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南斯拉夫的铁托对苏联红军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大规模强奸行为极为愤怒，要斯大林干预，但是斯大林说他没有办法。其实，这些暴行都是斯大林默许的。 苏联在中国的暴行也如出一辙。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大规模强奸妇女，见到大姑娘就强奸。我上大学期间，在哈尔滨兆麟公园看到陈列着一位中共烈士，别的烈士都注明事迹，唯独他没有。我参观后好奇就追问了这个问题，才知道这位中共军官是在制止苏联红军强奸平民时被苏军击毙的。这才是他的事迹无法书写的原因。这是一位勇士，但他的同志对此却讳莫如深。 但是，这些罪恶在二战后都被刻意隐瞒了。隐瞒这些历史事实的不仅仅是苏联，西方也是同谋。当时西方政治家面临极大的道德质问：以这样的代价打这样的战争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一个更大的恶魔去取代纳粹吗？西方在战后的行为也是极不光彩的，他们为了掩盖他们实际上的巨大错误，为苏联掩盖罪行。他们知道，如果真相让人们知道，首先的质疑就是“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就是为了让更加残暴的独裁者取而代之？”让数千万人的生命毁灭的战争就是为了让世界上最凶恶的法西斯苏联取而代之？这是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因此西方选择了掩盖和欺骗。 “卡廷惨案”也被苏联用来栽赃德国，而且受到了西方的鼓励。这个事件不是德国造成的而是苏联一手操办的。卡廷在波兰境内，德国和苏联几乎同时进攻并瓜分了波兰。德国对波兰的战役伤亡很大，但是德军没有因此用屠杀报复波兰，而苏联伤亡要小得多，但却把波兰军队中的军官2万人集中起来，把他们赶进了卡廷的森林深处全部射杀。事件后有美国情报人员向美国总统通报这个事件，指出这是苏联干的。但是出于要利用苏联对付德国，美国和英国都选择了掩盖真相为苏联撒谎，把这个惨案栽赃到了德国头上。德国战后只能逆来顺受，不予争辩。但是历史学家对此质疑愈演愈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终于看到了这个事件的档案。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感觉：我的头发和汗毛都树立起来了，脊椎发冷，居然这才是事实。 戈氏是一位真正的男儿，一位对历史和人类负责任的人。他要求立即通知波兰方面。至此，卡廷惨案才得以还原真相。 普金上台之后，俄罗斯的政治环境每况愈下，人民自由越来越少。这个时候，阅兵变得很重要了。普金的独裁需要在外面树立敌人，以便吓唬普通俄罗斯人。凡是这类人，都需要树立敌人，要树立一个海外的敌人，好把境内的百姓吓唬住；也要树立境内的敌人，好把对手限制住。 苏联红军极不光彩的暴行总会越来越为人所知。BBC最近推出的纪录片也详细地回顾了这段历史。 中国参加普金的检阅并参与受检，令人匪夷所思。我只好善意提醒看检阅的人，那是在纪念他们的强奸大军，那是在纪念他们的强奸罪行。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是他们的无耻。但是我们去凑这个热闹，那是我们的无耻和无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Antony 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 1945 [2] Anonymous, A Woman in Berlin -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十一） 文：林炎平 第七章 人本主义精神——人、信仰和权威（上）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伯里克利广泛的人文关怀远比辽阔的版图更加重要，高尚的人类理性远比一统天下的野心更有价值。 ——作者 人本主义，顾名思义，即以人为本，以人为社会价值的起点和终点，以人为终极关怀对象，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 在西方哲学史上，人本主义的兴起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了，但其精神追根溯源来自于遥远的古希腊文明。现代学者如是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安·邦纳） 古希腊的普洛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修昔底德“人第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的豪迈宣言，体现了古希腊人的世界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关心人的命运，看重人的感受，为了人的福祉，这一思维方式贯穿了古希腊人的全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在古希腊，用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并非没有争论，但是其争论仅仅在究竟是人的感知作为万物的尺度，还是理性的本质作为万物的尺度。其实无论哪个论点，都把人置于最高的地位。可以说，人本主义精神是古希腊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和人本主义对立的是“神本主义”和“官本主义”。“神本主义”把神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是微不足道的，必须按照神的意志生存，神的意志高于人的存在；“官本主义”把权威放在世界的中心，人只是权威的附庸，权威高于人的存在。而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把人的价值远远置于信仰和权威之上，与“神本主义”和“官本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全世界的宗教都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按照神的意志行为，按照神的意志思维。而古希腊人却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了一群与人几无差异的奥林匹亚诸神。公正却风流的众神之父宙斯，智慧却嫉妒的天后赫拉，勇敢但喜欢惹是生非的战神阿瑞斯，美丽温柔但轻浮虚荣的爱神阿芙洛迪特，智慧好学的缪斯，喜欢热闹狂欢的狄俄尼索斯……他们同时具备人的优点和缺点，就连古希腊人非常崇敬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也会因为妒忌而参与毁灭特洛伊城。这些像我们自己和邻居一样有缺点和极富人情味的诸神，和别的宗教中的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上帝、真主和菩萨截然不同！其它宗教鄙视人间的欢乐，推崇绝对的服从，祈求天国的永生，唯有古希腊神话，更多关心人间的欢乐，关心人间的公正，甚至调侃神的缺点。神和人一样多情多欲，并且不时到人间来畅游享乐，他们同样喜欢美酒与音乐，喜欢美丽的少女和英俊的男子，敬重勇敢的英雄。他们更像人的朋友，而不是其他宗教中那些高高在上、令人必须仰视却不敢正视的主宰。 除了古希腊，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人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而神的价值被无限高估：神是人的救世主，大千世界的创造者，人需要匍匐在地感激在心；神是权威的化身，最高的仲裁，人需要俯首帖耳畏惧万分；人被降格成神的附属品。这难免导致了这样一种社会道德准则，即人为了神而生存，即便神的意志不是人生存的目的，那么也是人生存的准则和真理的标准。圣经《旧约》的《约伯书》塑造了一个典型：上帝为了向撒旦显示约伯对于自己的虔诚是无条件的，他纵容撒旦一步步让约伯的土地荒芜，牲畜死亡，孩子和妻子丧生，甚至让约伯自己也失明、残疾。上帝最终在和撒旦的打赌中胜出，因为约伯的虔诚的确最后丝毫未减。上帝高兴之余，随即恢复了约伯的健康，重新娶妻生子，牲畜成群，土地丰饶。这就是基督教《旧约》体现的价值观，试图让世人相信对于上帝的无条件信仰的重要和有益。不错，约伯由于矢志不渝的虔诚而得到了最终的回报和奖赏，但是，因为上帝和撒旦打赌而无辜死亡的约伯妻子和儿女又得到了什么呢？ 但是古希腊却不同，她对于神的描述没有这样恐怖和不逻辑，她对于神的尊重并没有妨碍对人的赞美和对大自然的理性。只有在古希腊神话中，神不能主宰人的命运，反而和人一样受到命运的捉弄。古希腊的神灵同样会为情所苦，伟大如太阳神阿波罗也征服不了自己心仪的美人，那位美丽的凡间少女宁肯化作一棵桂树，也绝不接受太阳神的求爱。当古中国人用童男童女的生命为祭品，祈求老天下雨的时候，在古希腊不朽的《荷马史诗》中，却记载着战神阿瑞斯被人间英雄狄俄墨得斯的长矛刺伤的故事，伟大的战士竟可以战胜神！这在其他民族的神话中，是不可想象的。《荷马史诗》被誉为“古希腊人的第一部人生教科书”，其所描绘和教导的，和成书时间远远晚于它的《圣经》、《可兰经》和《佛经》截然不同。虽然《荷马史诗》的时代还是古希腊比较不发达的时期，而其中的英雄正是古希腊人的偶像和楷模，史诗折射出了古希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的英雄为正义而战，绝不畏惧神明。 图11-1 荷马史诗 古希腊的宗教信仰中所体现出来的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特点，体现了古希腊文明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古希腊文明的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她把人，而不是神，放在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心。《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如是说：“希腊人的神是为着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他赞美神也就是赞美自己。”这一评价恰如其分。为赞美众神之父宙斯而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何尝不是对于人类自身力与美的赞美？《荷马史诗》中对英雄的讴歌，何尝不是古希腊人意志与勇气的自我写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论述，何尝不是对于人类理性和公正的追求？只有理解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才能理解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才能理解真正的古希腊精神。 一个幸免于“神本主义”的文化并不一定可以幸免于“官本主义”。在春秋战国以前的中国，也有诸多可爱的神，如夸父、女娲、后羿、姜子牙……虽然古代中国的众神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严格和精确的谱系，但是他们的世俗化程度和古希腊的众神不相上下。我想到古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这些类似之处时，总不免扼腕叹息：为什么华夏文化没能沿着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轨迹？如果说是由于古希腊林立的城邦国家导致了这样的区别，那么其实中国那时分封的小国林立，独立程度并不亚于古希腊。就在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山西，就有多个小国。如果我们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秦代以后的大一统，那也难以自圆其说，希腊化时代的托勒密王朝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而正是在那里，古希腊文明创造了进一步的辉煌。但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幸免于“神本主义”的深渊，却走向了“官本主义”的泥潭？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古代中国缺乏“人本主义精神”，因此华夏的众神传说和古希腊的众神传说貌似神离。 我曾在华山上看到传说中的“大禹脚印”，传说他一脚在华山，另一只脚就已经踏上太行山了；我也曾在太行山脉的一些山峰上抠出过很多贝壳化石，当地人说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遗迹。这些自然景观和地质演变的痕迹，被添加到传说之中，百姓对大禹之爱戴，由此可见一斑。我那时也憧憬，如果大禹在世，我们就不必这样起早贪黑事倍功半地“农业学大寨”了。因为大禹片刻功夫就会把山水治理好了。大禹没有盼来，但是大禹传说中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却被用来教导我们不要回家。那时我们清晨不吃饭就出工，早饭和午饭都由专人送到地头，以节省回村吃饭的时间。那冰冷的粗粮，令人更怀念大禹的神通，但不是他的“三过家门而不入”。 后来随着岁月流逝和思考阅历，逐渐质疑大禹在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被视为美德的道德基础。很难想象如果大禹和他的妻子、家人感情很好的话他会这样做。这些远古的飘渺传说之真伪已无法考证，但如此造神手法，却无疑体现了中国式英雄的标准：“不爱家人，也不爱自己，却爱世人。” 如此说教，为害匪浅，一方面将原本源于民众的英雄奉上无法亲近的神坛，另一方面，刻意在民众和英雄之间挖掘了永难跨越的鸿沟。难以想象，一个对家人漠不关心的人拥有普济世人的胸怀。这类说教把道德和情感对立，塑造出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缺少七情六欲的神仙和圣贤，也许可敬，却不可亲。中国的神话没有勇气创造和人一样有优缺点的神，因为其认为人本身是不应该被赞颂的，只有压抑人性，才算英雄圣贤；于是一旦成为英雄，便人性全无。这和宗教倒是异曲同工。 华夏这些“神”化了的人实际上就是“官”的原型，历史上的官就这样被描写成了完美的“神”。于是，国人所需要做的，就是期待一个青天大人，一个明君，一个大救星，然后托付一生，剩下的就是顶礼膜拜和歌功颂德了。多么简单和省力的事情！这“官”远比“神”来得更加直接，更加现实，更加权威，因此顶礼膜拜“神”还不如歌功颂德“官”。于是在中国，宗教在任何时期都和权力共生，权力本身就包含了宗教，而宗教则成了权力的附庸。 秦灭了六国，秦始皇就是宗教；汉代以后，为朝廷所用的儒学就是宗教。相对于权势，宗教只能处于附庸的地位，于是宗教在中国一直是世俗的。古希腊的宗教也有世俗的特点，但是古希腊的宗教是为人服务的，而中国的宗教是为权力服务的。古希腊的神是人的朋友，而中国的神则是权力的搭档。于是在华夏，“神本主义”被“官本主义”取代了。因此，在“官本主义”盛行的华夏，造神运动就是必然的实践，毕竟“官本主义”和“神本主义”是孽生的。 由于这些“官”被神化，他们就不再具有人的缺点。而古希腊则不然，柏拉图的《理想国》【1】描述了苏格拉底和朋友毫无顾忌讨论人的生活、人的缺点、统治者的缺点。正是直面所有有关人的问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有可能在《理想国》中描述统治者的素质：他们必须懂得哲学。古希腊时代，“科学”这个词尚未出现，那时古希腊哲学很大一部分就是“自然哲学”，亦即今天的“科学”。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根本没有谈及神的意志，没有给予神在统治中任何地位，他们所论述的是人和国家的意义和关系，讨论的是如何选择合格的统治者。他们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必须由理性的人来统治，由懂得哲学的人来统治；一个国家的制度就是要保证其统治者是合格的哲学家。嗟乎，“官本主义”在如此强大的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社会里哪里还有生存的空间？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书名原文是“πολιτεία”（Politeia），其英译本翻译成“Republic”（共和国）。由于书中充满了理想和理性，于是被后来的国人称作“理想国”[2]。不管是哪种译名，都体现了作者对一种国家形式的追求——这样的国家，既不靠神，也不靠官，靠的是公民，理性的公民和公民的理性。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456，图11－2）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nd）诠释了人、信仰和权威，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盗天火，宁肯受痛苦的惩罚也绝不屈服于天庭的淫威，其境界截然不同。“我宁愿被缚在岩石上，也不愿做宙斯的忠顺奴仆”。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和义正辞严的正是他的信念和古希腊人至高无上的价值准绳——人的价值。普罗米修斯最后被半神半人的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救，这也颇具象征意义：他的获救终究来自战友的努力而不是权威的恩赐。古希腊悲剧以其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成为培养合格公民的一个重要方式，这样的艺术形式和主题不见于任何其它文明。 我深究了所有我可能查找的文明和社会形式，除了古希腊外，没有一个敢于这样质问和对抗神。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各种各样的其它宗教，都没有任何勇气进行，也没有任何可能允许，这样的质疑或对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唯有古希腊文明把人置于神之上，也唯有古希腊文明把人置于官之上。 图11－2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Capitoline Museums，罗马 谈到古希腊的戏剧，就不得不谈谈古希腊的剧场。所有古希腊的定居点，都有这样的剧场。剧场是扇形的，观众席以舞台为圆心形成弧形，观众席第一排和舞台等高，然后每排的高度随着半径的增加而升高。在雅典卫城脚下的狄俄尼索斯剧场遗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德尔菲剧场遗址（图11－3），在以弗所（Ephesus）的剧场遗址（图11－4），米利都（Miletus）的剧场遗址（图11－5），甚至在古希腊文明的边远地区黑海北岸塞瓦斯托波尔（今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古希腊剧场遗址，我都特地坐在观众席上试图体验作为观众当时的感受。我发现每个位置的视野和视角都很好，在任何一个位置的观众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观赏演出。剧场规模根据所在城市的人口而定，有的可以容纳数千人，而有的更可以容纳数万人。以弗所的剧场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图11-3 古希腊德尔菲剧场遗址（笔者摄）图11-4 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的古希腊以弗所剧场遗址（笔者摄）图11-5 古希腊米利都剧场遗址（笔者摄） 这些剧场的观众出入和疏散通道也体现了对于普通观众的安全和方便的考虑。米利都剧场的观众通道（图11－6），和现代体育馆的观众通道的设计很相像，设在剧场的背后位于观众席半腰的高度，照片中显示的光亮处就是通向剧场的入口。我当时还在这个通道里休息片刻，凉爽驱散了仲夏的炎热，静谧代替了曾经的喧嚣。我风尘仆仆、匆匆而来，但晚了两千多年，因此没能赶上当时的精彩，却俨然故地重游，拾起不再完整但永恒的记忆。我毫不犹豫地打开最现代的书写工具，在这荒野中古老的米利都遗址，写下了我的观感，其中一些文字，就在这本书里。 图11-6 米利都剧场的观众通道遗址。图为在剧场观众席的半腰处（笔者摄） 古希腊的剧场形式是如此地独一无二，观众席高于舞台，演员和演出是注意的焦点，但观众高高在上，才是“主宰”和“法官”。由于这样的剧场设计，当时的古希腊小孩子也可以在观众席上毫不费力地欣赏演出。 这样的剧场设计揭示了古希腊人对待人的态度，表达了对公民的重视和对权势的限制。这些看来似乎偶然的细节，实际上体现了深刻的内涵。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原则的不经意的流露——在古希腊，是“人本主义”的体现，在那里，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拒绝了任何“官本主义”的可能。 西方议会的阶梯形式，也必然来自于古希腊。当领袖们在议会的中心部分但却是最低的位置发表演说时，民选的议员和旁听的民众都坐在比这些演说者更高的位置。对国人来说不可思议的是，任何公民都可以到议会旁听。我参观过加拿大议会和欧洲议会的旁听席，旁听席占据了最高位置，旁听的公民俯瞰政治家在议会中的演讲和争论，俨然把统治者置于监督的中心，而非权力的顶峰。 图11－7，欧洲议会，议员和主持人在会场的下方，画面近处的都是身份为普通欧洲公民的旁听者。我不是欧洲公民，但是也被允许进入议会的旁听席。整个会场立即令人想起古希腊的剧场。古希腊的剧场也是会场，艺术家的演出和政治家的讲演和公民集会都在那里举行。欧盟总部，比利时布鲁塞尔，笔者摄。 在古代中国，无法想象皇帝会在古希腊式剧场发表演说，而让平民听众从同样的高度平视他或从高处俯视他。在民主的古希腊，普通公民决定高官的任免，至高无上的是公民大会；而在专制的古代华夏，在民众之上是层层加码的官僚，至高无上的是皇帝。在古希腊的体制下，公民是社会的根本；而在中国的社会里，官是社会的主宰。“人本主义”和“官本主义”甚至在细微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看似自然而然的古希腊剧场的平等交流，胜过了多少出自高高主席台的声嘶力竭和冠冕堂皇。前者润物无声却深入人心；后者震耳欲聋却苍白无力。 匍匐在地，隔着太监聆听皇上圣旨的层层官僚和芸芸众生怎么可能把“民为重，君为轻”当真？而平视甚至俯视其民选领袖的公民，却很难不感到自己肩头当家作主的重任。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和神的界限模糊了，古希腊在人化神的同时，也神化了人。因此，人和神相比不再微不足道。古希腊人创造的神就是他们的榜样，其实，古希腊人就是按照这样的榜样生活的。别的宗教要求人们按照神所说的做，而不是按照他所做的做，但是在古希腊恰好相反，古希腊人就是要像神所做的那样去做，而对于神所说的竟不在意，他们把神的行为看作生活的榜样。没有任何其它宗教有如此的信念，也没有任何其它民族有如此的勇气。 其它文明中，人和神的关系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人（包括官）为神而存在，人所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神的目的，此即“神本主义”；另一种是神为极少部分人（即官）而存在，统治者通过宗教从道义上和心理上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控制，此即“官本主义”。但是，古希腊人却勇敢地让神和他们一起为了同样一个目的而不辞劳苦也尽情享受。正是由于这样的理性和勇气，古希腊把公民远远置于政府之上，政府由公民所决定，为公民而存在，由公民所拥有。这不就是两千多年后林肯（Lincoln）在葛提斯堡讲演中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吗？ 在普遍以神权和王权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人类早期文明史中，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如此独一无二举世无双，如此地超越时代，以至于我们只能称其为“希腊奇迹”。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早期文明史”其实并不“早期”，因为至今还在许多地方继续存在着，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极其不谐和的现象。 埃斯库罗斯的另一部戏剧《波斯人》，描绘了希腊城邦击败庞大的波斯大军的过程，更是一曲自由的伟大颂歌。剧中骄傲地宣称，希腊人是出于自由意志而保卫自己的国家，为捍卫个人尊严、拒绝奴役而战，并把希波战争的胜利归因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优越于波斯的专制独裁。 “他们没有主人吗？”波斯皇后这样问信使。 “没有。”信使这样回答，“他们不是奴隶，不是谁的臣民。” 这就是真正的希腊精神，自由早已深入他们的灵魂。骄傲的希腊人甚至对神灵祈祷时也是站立着的，在他们看来屈膝于神灵也有悖于人类的尊严，因为，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这样说：“诸神与人类是同一个种族；我们都从同一个母亲那里获得生命。”古希腊人相信，他们和神之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友谊和契约，因此绝不需要祷告和祈求；他们和神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他们和神同样平等和神圣。 在埃斯库罗斯的眼里，是雅典的民主击败了波斯的强权，而不是靠宙斯或者命运女神。他这样描述希波战争胜利的意义： “他们将不再匍匐在地，表示对极权的敬畏，因为帝王的威势已不复存在。 他们将不再羁锁自己的舌头，因为他们已获得自由，可以放心地发表言谈。” 在埃斯库罗斯的对希腊的赞美诗句中，他没有一句提到疆域的辽阔和胜者的辉煌，描绘的只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感受——他是自由的，他为此而骄傲。在公元前400多年前演出的埃斯库罗斯戏剧所表现的现实，甚至对于今天很多社会还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 埃斯库罗斯本人也正是公民理念的极佳典范，虽然因其伟大剧作而享誉整个希腊世界，但他在自拟的墓志铭上却仅仅希望以“雅典人”和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的重装备步兵”的身份被世人记住，而只字未提他作为伟大的极受希腊世界喜爱的剧作家的身份。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战役中阵亡的兄弟，也许是由于他更加热爱他曾经用生命捍卫的民主和自由的雅典，也许他更加为自己是一个马拉松战役的重装备步兵而自豪。不管是哪种情况，埃斯库罗斯体现了一个古希腊公民的崇高意识。 埃斯库罗斯自拟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在这墓碑下躺着雅典人，欧福里翁的儿子，过世在丰饶的杰拉的埃斯库罗斯； 对他的英勇，马拉松的草木可以引言作证，长头发的波斯人更心知肚明。 这朴素和谦虚，衬托了埃斯库罗斯的高贵和伟大。对比之下，那些把自己粉墨神化让大众歌功颂德、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达官圣上，便立即分文不值。 在埃斯库罗斯之后二百年面世的尊为华夏文明瑰宝屈原的《离骚》则表达了不同的理念。我非常喜欢屈原，具有这样高尚品格的人在华夏实属凤毛麟角。但是，屈原的思想和理念还无法和古希腊的思想相提并论。在《离骚》这篇政治抒情诗中，屈原表达了对于帝王的忠心，宣泄了不受重用的苦闷，鞭笞了阿谀奉承之徒的卑劣行径，但是，并无迹象显示屈原理解人的权利和平等的理念。屈原不能理解独立和自由的人格远比得到君王的重用更加重要，他更加不能理解的是，应该是统治者寻求公民的授权和重用，而不是相反。虽然如此，屈原依然是我最崇敬的华夏伟大人物之一。屈原的正直和才能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应苛求屈原，只是我们需要理解我们尚不具备的思想。 这些人本主义和民主思想在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演讲中表达得更为清楚。伯里克利的时代，被称为古希腊的古典时代，也被称作黄金时代。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选举一个人担任公职的标准是其才能，而不是由于其属于某一个特殊阶级。任何想要为国效力的都不会因为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和贫穷而被拒之门外。” 掷地有声，回响千年，共鸣世界！至今听来令人振奋，使人惭愧，也令不少人汗颜！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1】 Plato，Republic，Translated by G.M.A. Grube，Revised by C.D.C. Reeve，USA，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2年 【2】《理想国》的希腊文原名“πολιτεία”（Politeia）无论英语还是汉语都没有与之相准确对应的单一名词。对古希腊哲学家来说，“Politeia”有“宪法和管理国家”的意思。因此无论译成“Republic”还是“理想国”都只部分表达了原意。

以食为天与数典忘祖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早年我在太行山上曾合伙养过猪，那年开春时母猪生了几只小猪，为了吃肉，我们“全心全意为猪服务”，每天给猪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猪们也不负希望，每次见到我们端去泔水，就好像奴才迎接高官、子民朝见皇上，倾巢而出，夹道欢迎，摇头摆尾，欢声雷动。我看到猪们，恨不得说“好好长肉，天天上膘”。 到了年末，那母猪和大一点的小猪要首先成为盘中餐了。被选中的两只发现我们不怀好意的捕捉，满院子狂奔，声嘶力竭地狂嚎，几只没被选中的也恐惧地四处逃散。想必猪的智商不低。最后，目标被捉、捆好，村里有杀猪经验的来了。被捆好的猪在挣扎嚎叫，这种惨叫我此前从未听过，我也惊讶猪会在一生的最后时刻如此“勇敢”地“抗争”。但是一切都晚了……几分钟后，活猪变成了死猪，开水烫上，毛被褪掉，黑猪变成了白猪。晚上，我们开始吃猪肉了。难得一年都吃不到肉，我们吃着肉，自然不会关心猪的悲惨命运。 再看那几只没有被宰的猪，刚才还声嘶力竭，现在都坦然平静，情绪相当稳定，好像刚才对它们母亲和兄长的屠杀不曾发生过，一个个胃口丝毫不受影响，依旧看见我们就倾巢而出、夹道欢迎、摇头摆尾、欢声雷动。一个哥们恶作剧地把吃剩的猪骨头丢进食槽，几只猪也抢着吃。“它们连自己妈和兄弟的肉都要吃！”几个哥们鄙夷地嘲讽着。看到这里，我心安理得了——猪这样的东西，生来就是让人吃的。 但是，我也困惑和不安，并且随着世事和时间居然愈演愈烈，伴随着我渡过了太行山的艰难岁月，也随我背井离乡，再和我走遍世界——中国的历史和这些猪的经历不很相似吗？这是我的“太行山启示录”中的一条，它每每让我陷入沉思，常常令我不寒而栗。 中国人自豪地称呼自己是“以食为天”的民族。那么什么是“以食为天”的？猪！ 中国人自豪地标榜自己是“不计前嫌向前看”的民族。那么什么可以迅速忘记历史？猪！ 从太行山开始，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国人标榜自己的优点其实都体现在猪的身上——“以食为天”和“向前看”。它们比中国人还彻底：母亲和兄长才被屠杀不到几个小时，它们就可以“不计前嫌”地“向前看”了。不仅可以忘却，而且可以啃被害同胞的骨头，并且向屠杀者欢呼。它们真正做到了“以食为天”和“不计前嫌”。 何谓“不计前嫌”？此即“数典忘祖”！对自己祖辈和民族过去的悲惨遭遇和难言罪过的搪塞忘却，是最经典的“数典忘祖”。大度原谅可谓美德，刻意忘却则是罪恶。而统治者提倡的“不计前嫌”和“向前看”正是后者。 不过，“数典忘祖”的含义常常被刻意颠倒，主子告诫子民不要“数典忘祖”，目的是要子民感恩戴德皇上，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而这些统治者的斑斑劣迹，你则要立即遗忘。你要忘记你祖辈的悲惨下场和始作俑者，然后为果腹之食而山呼皇上万岁。你做到了这点，你就是一个好子民；大家做到了这点，你们就是一群好人民；世世代代都做到了这点，那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了。 这完全符合对猪的逻辑：你要忘记你祖辈的悲惨下场和始作俑者，然后为了猪食而山呼万岁我（养猪吃肉者）。你做到了这点，你就是一头好猪；众猪做到了这点，你们就是一群好猪；世世代代都做到了这点，那就是一个伟大的猪族了。 因此，他们希望子民“以食为天”并“数典忘祖”，而且喊他们“万岁”，当他们回以“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就是猪一样的人民。当然，我庆幸猪猡“以食为天”并“数典忘祖”，如果猪们喊我“万岁”，我也一定回以“猪猡万岁！”——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万岁了，而猪猡到了七千年就绝种了，那么剩下那三千年我吃什么？ 其实，中华民族的很多人是没有资格骂猪的。比如，成吉思汗屠杀了无数中国人，却被当作民族英雄供奉了起来；康熙乾隆用屠刀和文字狱建立残酷统治，却被歌颂为“盛世”。这些奴才的所作所为和猪并无二致，后者只要我们手里端着一盆泔水，就摇头摆尾、欢声雷动，全不顾我们曾杀了它们的父母兄长。可悲？可怜？可恨？屠杀了无数中国人的成吉思汗被奉为民族英雄。 所有“以食为天”的都必定“数典忘祖”。就如同那些猪，也如同一些人——他们对回顾历史悲剧深恶痛绝，甚至不愿意看审视历史的文章。显然，直面历史既不符合“以食为天”，也不符合“数典忘祖”。他们热衷于“向前看”，无暇反省历史教训，不敢正视历史事实。正如猪一样，当有人在食槽里倒下一桶泔水的时候，与其反省刚才的惨剧，还不如享受当下之丰盛。既已“以食为天”，何惧“数典忘祖”？ 奇怪的是，那些虚构的清宫戏，那些子虚乌有的格格阿哥的言情剧，却可以博得他们大把眼泪；一部胡扯的皇上文攻武略，令他们热血沸腾。看来他们还是有感情的，只是都用在了主子和食物上面。因此他们对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的悲剧和教训，既无回顾之心情，亦无正视之勇气。就像猪一样，一盆泔水就可以让它们热血沸腾地对屠杀者满堂喝彩，而对它们的父母兄长的悲惨下场则早已忘却。 不反省历史则必将重蹈覆辙，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视悲惨的过去，那就一定会迎接悲惨的将来。 猪就是最好的例证。文章开头那些没有被宰的猪，在一年后被红烧了。猪的祖祖辈辈都终了于这样悲惨的结局，而世世代代都重演着这样不变的过程。 如果一个民族活成猪的德行，那也一定会有猪一样的命运。看看中国数千年来的“以食为天”和“向前看”的结局，实在不能说比猪强多少。 一个民族，如果“以食为天”，必定“数典忘祖”。

抵抗恐惧的知识人 文：萧瀚 体制最后的凯歌便是：你无论是抗击它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觉到有罪。 1949年的一个夏夜，华沙，短暂回国逗留的波兰驻美外交官米沃什像往常一样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人们喝酒跳舞，狂欢到凌晨四点才各自散去。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出现在米沃什眼前，在夏夜的冰凉雾霭中，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军大衣，囚犯们则只穿着单薄的夹克，瑟瑟发抖。 这一幕改变了米沃什的生活轨迹，两年后他以波兰驻法国大使身份出走，流亡法国。“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多年后，米沃什如是说。在《被禁锢的头脑》（乌兰、易丽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里，米沃什像一切诚实的作家和思想家一样解剖他在1951年之前的生活，他说：“正如许多东欧国家的人那样，我也曾参与过玩这种游戏：妥协让步，对外公开表明自己的效忠，为了维护某些价值实施一些计谋，采取一些复杂的步骤。” 谎言和暴力是极权统治的两大支柱，服从者所要服从的不仅仅是暴力，还有谎言，不仅仅是服从极权统治者的谎言，还要自己创造谎言并服从自己的谎言，比如你得相信自己是为了家庭才屈服于极权暴政——而关键是这并不完全是谎言，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于是，无论你离暴力有多远，也不管你是施暴者还是被施暴者，你都会被谎言渗透，沁入生活的每一个毛孔。对这个问题，米沃什的好朋友、在米沃什之后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位大诗人布罗茨基有过更精彩的表述： “如果一个人有头脑，他就一定会尝试着与这个体制斗智，采用各种各样的计谋，如兜圈子、同上级的私下交易、编造谎言、保持半亲戚式的关系。然而，这个人清楚地知道，他所编织的网是一张谎言之网，无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幽默感，他都会鄙视他自己。这便是这个体制最后的凯歌：你无论是抗击它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觉到有罪。” 于是，米沃什只好说：“当面对诸多丑陋时，我也曾倾向于闭眼不看，但求能让我安心寻求诗韵，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我所能做的一切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不得不出走！”这是在伦理上十分清晰之后，有着强烈自由意志的一个决定，它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甚至它也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只是从比例上看微乎其微的极少数人的选择——即便在这么小的人群里，具体到某个人它也可能仅仅是一时的人格冲动。 我们所能探究的未必是什么勇气，而是米沃什所代表的可能具有某种知识分子典型意义的“对自己的忍无可忍”到底意味着什么。即便21世纪已经进入第十四个年头，人们对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暴政却还没有足够清晰和理智的认识。在人力无法对抗的现代科技为组织化的技术支持下，以抢劫与屠杀为经济理论，以赤裸裸的谎言为意识形态，20世纪的极权暴政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恐怖残酷和丧心病狂的奴隶制，其罪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性质和程度上，都远超过去两千年里非战争状态下人类作恶的总和。迄今能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还数量不多，即便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也一样——当年萨特们把斯大林供成宙斯的历史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中迄今尚未得以深入反思。没有在极权暴政之下生活过的西方人，很难体会被奴役者的痛苦，尤其是精神上的黑暗与灵魂上的焦虑，就像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那些在婚姻中因为忍无可忍而杀夫的女人一样。于受奴役者而言，极权恐怖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浮萍托着秤砣的恐惧，更是船底朽烂无舵飘蓬即刻沉沦的自我否定。 由于现代科技以及官僚体制的精密与精巧化，20世纪的极权暴政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专制主义更深入地摧毁人们的生活，谎言和暴力如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在人们的生活上空。个人的生活在这张大网笼罩下，伦理随之而鱼烂。 捷克作家克里玛曾经专门观察过暴政极权下人们道德堕落的路径，从谎言到盗窃，一落千丈。换句话说，极权统治所需要的谎言，不仅仅是统治的需要，它也是甘受奴役者以及无法反抗或不愿意反抗的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如前引布罗茨基的话，它的可怕在于无论你服从它的统治而心甘情愿地撒谎，还是为了反抗它你跟它周旋而被迫撒谎，你都撒了谎，极权的成功就在于它能让所有挺不直的腰杆上永远贴着猥琐的标签。 类似的情境可谓俯拾皆是：在那些充斥着谎言的无聊会议上说实话还是一言不发，如果必须发言怎么发？在必须宣讲谎言的课堂上如何给孩子们上课？在律师业务中是像普遍所见的那样做权力和金钱的皮条客，还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如果因为坚持原则，导致当事人不利后果怎么办？寻租性管制无所不在，在每一个制度的孔道里都插着贿赂的钢针或铁杵，你就不就范？ 焦虑是因为两难选择，除非你愿意成为一个自我鄙视的猥琐的人——最好是你的伦理意识彻底昏迷到连自我鄙视也完全消失无踪，否则你无法正常生活。如果你希望自己像个人一样活着，如《圣经》教导“不做害羞的事”，那么，你可能面临生活无着，甚至可能更糟。所以，你想好了“不做害羞的事”，那么你就要承受恐惧。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不恐惧——你不知道自己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但它会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你头顶，随时空降来取你首级，这就是恐惧。正如另一个极权者托洛茨基所精确断言的，（在斯大林的苏联）不服从者不得食。即使为了“得食”而服从，事后也常常让人痛苦难耐，有些人甚至哪怕权倾一时、声誉隆盛，依然会为了自己的苟且和作恶寝食难安。即使在允许私营经济部分存在的某些后极权国家，有些不服从还不至于带来完全“不得食”的后果，但它也常常给人带来诸多额外烦扰。 亚里士多德说，自由是伦理的起点，奴隶没有道德。在人类前所未有的奴役性制度暴政下，被全面奴役毫无自由的人们如何寻回自己的伦理意识？如何做一个能够对自己负责因而能够对别人负责的人？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里那句名言：“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几乎所有反抗极权的人们，对极权说不的最初动因都是对这句话的回应。被奴役者渴望自由地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作为一种伦理焦虑，人类历史上所有专制极权的反抗者都经历过，直到出现某件特殊的事件后，先前累积已久的伦理焦虑才被打破。 身为苏联作协主席的法捷耶夫不得不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但批判之后第二天，法捷耶夫都要隔着篱笆对隔壁的这位邻居说：“鲍里斯，忘掉我昨天说过的那些话。”1956年5月，法捷耶夫自杀身亡；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在街上高喊打倒蒲宁主义回家却朗诵蒲宁作品的“人民诗人”，最后饮弹自尽；高尔基的一生更是波谲云诡，因为写《不合时宜的思想》批评列宁托洛茨基政变而流亡，归国后又无法忍受自己，1935年罗曼·罗兰访苏时，看望这位被关在金丝笼子里的大作家后写道，“假如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话，他会抱住我长时间地无声痛哭。” 自杀是这些知识人在伦理焦虑到极致状态后灵魂的纵身跳崖，而米沃什和赫塔米勒的主动流亡也是伦理焦虑进入临界状态之后的自然结果。由于那些积极反专制反极权战士们的存在，人们注视的目光往往不会太多投注到流亡或自杀者身上，虽然这是更为普遍也与绝大部分人寻常生活更为切近的伦理焦虑，因为人们更容易关注那些直接反抗的英雄——这当然也是伦理焦虑的产物，成就英雄业绩的人们很少是处心积虑要去当英雄，更多是被逼成英雄的。 甘地在南非的头等车厢里因为肤色被扔出火车，促使他在南非首先开始了民族解放运动；瓦文萨因工运活动被格但斯坦造船厂开除，他在自传里说，“我生活中的新篇章正在开始”；哈维尔给胡萨克总统写的公开信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捷克的民主化转型事业，他说过写信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摆脱自己的伦理困境；曼德拉在电车上不但被蔑称为“卡菲尔”，还被送进监狱，从此明确走向反种族歧视之路⋯⋯ 这些案例除了说明历史上这些著名的破壁者出于某个机缘打破心理僵局，尤其表明在僵局破碎之前他们的伦理焦虑。他们都曾深深地焦虑于自由与奴役之中。然而，更多人苟活于自由与奴役之间的伦理秋千上，从最初的焦虑到习惯焦虑再到麻木，既不至于自杀，也不会反抗，而是通过被社会学家莫顿称为“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对抗”的“潜规则”来实现日常生活的伦理回避甚至伦理解脱，尤其在对付明显不公正的规则时，以欺骗、捏造等方式蒙混过关，就成了绝大部分人不得不选择的生存方式，久而久之，不诚实的行为方式无声润物到包括亲情、友情等一切人际关系领域，灵魂彻底堕入深渊。 布罗茨基在其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小于一》里，写到他的人生第一个谎言：小学时填表隐瞒尤太人身份。这显然是诗人最早的潜在伦理焦虑：为了自我保护而隐瞒民族身份。这是何等的屈辱。骄傲如布罗茨基在写这一段时尽可能显得轻描淡写，但这只是一种写作匠心而已：他用不着将屈辱作为屈辱来表达。 就像一个人仰天望月不能就被当作昂头挺胸，将反抗制度性压迫的行动仅仅解读成政治行动，如果不是过于浅薄甚至庸俗，至少是不准确的。我更相信这些表面上的行动首先是伦理焦虑下的产物，其次才是政治性的，或者说，包括米沃什在内的甘地们最初看似很政治的行动，只是伦理焦虑下伦理自觉行动的派生物。 布罗茨基说：“我们阅读，并不是为了阅读本身，而是为了学习。”这话固然过于庄严，但我依然赞成他说“人是自身阅读的产物”——至少用在知识人身上是妥帖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甚至在自传中说，没有六年牢狱中的阅读他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然而，知识人有各种各样的阅读偏好，就像吸烟者往往忠诚于自己偏爱的某种品牌，而与价格关系不大。博览群书者有博成刘小枫的，也有博成钱锺书的；诺奖作家里有叛国者汉姆生、希特勒崇拜者萧伯纳、通敌者庞德、斯大林崇拜者萨特，也有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纪德、加缪、布罗茨基、米沃什等更多反极权的人道主义者。 “一片叶子压于胸下，勉强成为世界/为了一口纯洁的空气/而过于纯洁，仿佛就是人间的罪/。”诗人多多的这句诗，或许可用于隐喻极权暴政下个人的，尤其是中国知识人的深刻屈辱，当这种屈辱感强烈到夜不能寐渴望喷薄时，便是破茧欲出的伦理蝶化的到来。真实生活，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从而诚实面向外界，这是走向自由无可逃避的宿命，是知识人早该来临的世纪，如卡瓦菲斯的遥远吟诵： “来临的日子站在我们面前。”

诸相皆非相 无情还有情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美国当代摇滚乐一曲Who amI（我是谁？）唱道：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今日在，明日逝），几分惆怅几分感伤，终极关怀显而易见。崔健的意境有哲理而欠信仰，未到这层次。当代基督音乐（ContemporaryChristian Music）形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属大众音乐。其中基督摇滚（Christian Rock）不为教会认可，似觉得少了神圣庄严。 基督摇滚音乐会 孩童牙牙学语，会说“我”就有了自我意识（Self-awarenes）。按学者Cooley观点，这并非遗传，而是人际互动中想象他人如何看自己，所谓Looking-glassSelf（镜中自我）。摩登女郎时不时揽镜补妆，未必为了取悦于人。江总当年去西班牙，见国王卡洛斯时也掏出小梳，理一理云鬓，并非媚外，都是自我意识。 顺便一提，自我意识太强绝对要坏事，证诸历史上所谓强人便可了然。平时碰上固执己见，硬要别人迁就自己的人，你要提防了。 哲学与宗教上问题变成：我是谁？从何而来？向何处去？挪威出了本书，开卷便是这三问，中译本名《苏菲的世界》（据说有删节）。书一度全球畅销，因为用小姑娘懂得的语言讲哲学，其中也谈马克思。康德、黑格尔等的书总令人望而生畏，马克·吐温说过，经典著作是那种人人称赞，而又不肯去读的书。 国人不比洋人笨，如先秦也有“庄周梦蝶”。儒教独霸后，有宋诗尚理趣，没有了唐诗的哀艳、豪放、悲壮，爱便死去活来，悲愤则呼天抢地。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抒情感叹，而改革家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就高瞻远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哲理，连朱熹都玩上两句：“问渠何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朱熹扼杀性灵，发展儒学，拔高孔子。此后李白那种“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就很少见了。孔圣人地位更稳固，被捧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庄周梦蝶 天既生仲尼，长夜复长夜 这是后人的驳斥，针锋相对：难道尧舜禹的时候整天都要点灯？ 儒学最要紧的《论语》谈不上系统性，鄙人在此虽然东拉西扯，每篇也有个把主题，也有点章节段落。《论语》全是拼凑的语录，内容大都属伦理，即如何搞好关系才能做君子、有德行。“君为臣纲”更为帝皇们看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说的是治家，古代中国家庭观念极重，家放大了就是国。有的皇帝干脆标榜“本朝以孝治国”。总之，半部论语治天下。 朝廷有些机构也办帝皇家事，国事家事不分，如光禄寺掌皇家膳食，宗人府理宗室事务。清亡，有了政党政治，跟着也党政不分。是为传统，一种不良传统。 今天还有人说，没有毛主席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好像在颂毛，实则是反毛，帮倒忙。领袖说过，少了谁地球照样会转。地球转，就有白昼。前几年，孔子塑像一度偷偷摸摸立在天安门广场，与毛主席纪念堂日夜相守相望。这又忘记了领袖的批孔，倘若毛孔两个伟人与圣人，地下有知或在天有灵，真要难以为情。不久这像又（也偷偷摸摸）移走，耐人寻味喔。我这里少点笔墨，大家自可多些思考余地。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就强词夺理，隐与直混为一谈，罔顾逻辑也罢了，如何解释春秋时期就有的大义灭亲？更不消说毛泽东时代的亲朋师生间检举揭发了。 孔子那里找不到逻辑、理性，更无哲理与信仰。稍深的论题则避开，譬如宗教和哲学要讨论生死，孔子诡辩道“未知生，焉知死”。（谁敢说知生了？）有门徒追问，人死后有无知觉？孔子答：等你死后就知道了（见《孔子家语》）。藏拙，还恼羞成怒，还好意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孔子也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类无甚意义而永远正确的话，还有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则很有道理，教育家受用了：读书若无兴趣，要培养兴趣。此外，《论语》文字很有味，不过毛氏说过，内容愈反动的作品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比起老庄墨子等，孔子差远了。专制的逆淘汰将他捧上圣座，至今仍阴魂不散。无怪乎，黑格尔读到《论语》大失所望，说毫无哲学味，并幽默一句：为了保持孔子名声，这书最好别翻译。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果然是浪得虚名，现取一例比较如下：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说：我们不能二次踏入同一条河。两者几乎同一时期，而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精神第一性 两千多年来西方人崇尚哲理以及信仰。以数学为例，毕达哥拉斯将算“术”发展成数“学”，再进而成一派哲学，譬如按黄金分割比例的长与宽，以及两个音的振动频率等等，进而论述数可以解释一切，万物皆数。 理性无法解释的则靠信仰。InGod We trust （我们信仰上帝）常印刻在硬币、钞票、建筑物上，也铭刻在人心中。 中国人总要眼见为实，连耳闻都是虚的。人的亲身经历极其有限，我从未去过巴黎，靠阅读知道巴黎的某些掌故，可以超过当地居民。推理就更靠得住了，公式一经证明，其应用就绝对无问题。杠杆原理成立，则只要有个支点，地球都可以撬起。 所以人家认为感性靠不住，眼见未必是真，会看走了眼甚至戴了有色眼镜，病入膏肓也可能自我感觉良好，很自信，但经过推理得出的结论绝对牢靠。这里的差异绝非智力，中国人绝对不笨，而是其它因素。 法国大革命时天主教靠边，罗伯斯庇尔意欲将国教改为“至上崇拜”（Cultof the Supreme Being），这是什么崇拜呢？查阅几种资料理不出线索，顿悟伏尔泰所言：上帝即使不存在，似乎也得造一个。没有信仰便浑身不自在，总觉得缺了点啥。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信仰基督献出生命，岂是迷信两字能解释的？ 在欧美，Materialism（唯物主义）绝对是贬义，指人只知肉欲、物质享受，毫无思想情趣，精神境界。马克思爱说，但说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而不否认精神作用。欧洲两千多年来，主旋律绝对是精神第一性。 马克·吐温有句：Age isan issue of mind over matter. If you don't mind, it doesn't matter。大意为，年龄这事涉及精神对物质，只要你不在乎它，就毫无关系了。在不在乎是精神，有没有关系是物质（肉体），mind 与matter 都是双关语。 欧美人心中挂牵着两者，功利心重的国人甚至不知精神的存在。不少人感叹何以现在国人金钱第一，原因就在人心中。希拉里曾在哈佛的演说中提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沒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刘亚洲在《宗教信仰与民族命运》（好题目）一文开头说，对干部这么多的考核，但没有一条人性道德考核标准，这促使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全文论述似有粗疏（这题目太大了），但宗旨很清楚：中国人道德、文化、信仰欠缺，这正是失败的原因。文章具学术气息，作者有儒将风范。最讨厌的是，事关国家大事、民族兴亡而不肯直言，借口什么顾全大局，骨子里是顾全一己私利。 汉传佛教 爱因斯坦说：Science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没有宗教的科学跛足，没有科学的宗教盲目），自1930年起发表文章，依次题为：宗教与科学、科学与宗教、宗教与科学互不相容么？登在New York Times Magazine等刊物，并收入其著作The World as I see It (我眼中的这个世界)，大概已有中译本。 爱因斯坦著作 爱因斯坦认为佛教胜过基督教，佛经的时空观比《圣经》里人格化的神的干预（创世纪）合乎理性。 龙泉寺座落北京郊区，有上千年历史，现聚集一批僧人、居士和义工，均系数学、物理与电脑专业的学士博士等，多来自清华北大。佛寺的管理与功课完全电子化，开博客、设虚拟道场、办电子书籍流通，用iPad诵经、外来和尚挂单以Excel登记。 然而北京也有佛寺被改造成高档餐馆会所，这就算了，以寺院几百年老牌子招徕食客就实在造孽。联想不久前传说云南一处佛寺为丧家做法事，多500元供养可保证亡灵投胎美国。该寺辟谣，宗教事务局也否认，但后者说不排斥别处有不良分子以宗教方式诈骗。 而信徒则认定信佛行善供养可以积福德，保今生来世都享富贵。佛教功利化，变得既可口，又可乐。而且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才抱佛脚。 龙泉寺iPad诵经 正宗佛教 首先，佛学是门大学问。古印度僧人抄经文要分存三个篮子，梵文Tripitaka（词缀tri 意为三，梵文与欧洲语言同源）。中文讲究雅，三个篮子译作“三藏”。清代编四库全书，算挣了面子。经藏为佛祖亲口所述，律藏为清规戒律，论藏系后人论述佛经。兼通三者则称三藏法师，译经的有几位便是，玄奘法师称唐三藏。 佛经汇编版本多，1997年出齐《中华大藏经正编》，含典籍二千多种，二万余卷，一亿多字。主编任继愈不信佛，系中共党员，终生研究哲学，著作甚丰。 讲经说法，开场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本师，原本的老师，其余称佛弟子，而非教徒信徒。有人坚持：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不是宗教。而任继愈坚持儒教是宗教。 其次，佛教是无神论。去年在教堂，一友人对我谈坐禅，走过的华人神父听到，脸色大变道：竟然不信神！爱因斯坦欣赏的佛教因果律（因缘）认定：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际。如此，不劳神第一天造光，第二天……最后造人，造了又不放心，要考验，再逐出伊甸园。亚里士多德、牛顿的FirstMover（最初推动力）也不必了。 梵文Buddha 意为觉悟者（译佛、佛陀等），不是神或主宰。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基督教的神是唯一的主宰。 佛教讲众生平等，无等级森严。去过越南人佛寺，要找负责人，答道：我们没有上司、下属世俗的那套。众生指一切生命，术语“有情”（Sensible）。今天平等是普世价值，也主张善待动物了。 佛祖寂灭时说“依法不依人”，不指定接班人，更无隔代接班人。难怪大科学家偏向佛教，它绝对不同于其它宗教。从未攻击异教徒，没有十字军、宗教裁判所，也不会登门宣教拉信徒。即使出家，你若思凡，仍可还俗。佛法你不听，不信？你自己吃亏损失。也允许怀疑，小疑小信，大疑大信，不疑不信。科学态度，民主作风。 全世界读颂最多的佛经是《心经》，与国人最有缘的是《金刚经》。中文本易含混，不妨参照英文本。后者常按中文本译出，曾遇到一位犹太人，一见我就背Formis empty, Empty is form。“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几乎尽人皆知，涵义至深。色，指物质。空呢？言某自名破空，愿有一天能破解。《金刚经》要点则在“诸相非相”，你看到的种种，俱无本性（心外无物，主观唯心主义），包括这个“我”，并非真相，不过是因缘聚合而已。佛教的“无我”合逻辑，顺理性，儒教的毋我或无我，能比么？ 积极入世与消极出世 佛学讲宇宙人生，至于积极消极，恐怕是各人的主观。譬如拜金的人多，国人又习惯随大流，不跟着忙就被看成消极。有人历经坎坷而觉悟，也有些可能一生为物欲忙碌，从未想过为谁辛苦为谁忙。 哲学家说，物质文明进步未必造福人类。曾读《机器人即将进入家庭》一文，说到机器人的自我意识。电脑技术不断发展，设若机器人也有了自我意识，人类末日快了。面对电脑故障，已经有专家束手的情况。谈人工智能将毁灭人类，绝非杞人忧天。众生好度人难度，因为人很难做到无我，破我执。 凡夫，即便身已离群索居，心难以完全出世。陆游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仍有一念执着。李慎之先生是毛点名的右派，依然无悔，其居处有一联： 已知诸相皆非相，欲待无情还有情。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 文：胡文辉 静雅思听 1958年，甘肃千里沙漠中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农业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研究新疆史出身的右派安兆俊对高尔泰说：“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都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 在饥馑和死亡笼罩下的夹边沟，甘为小丑，已成为知识分子苟且求生的普遍方式了。 知识分子小丑化的极端个案，或以赵俪生笔下的史学家童书业最为典型吧。20世纪50年代，赵俪生与童书业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同事，赵俪生回忆：“童书业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一位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介石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 有多怕?某星期天中午，赵俪生的妻子在家和衣而卧，童书业悄悄进来跪倒床头……原来，“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交代’写了一厚本，题曰《童书业供状》……” 童书业能臆想出这样一个历史学名流联手的反革命集团，足见其心理已因恐惧而趋变态。 又一次，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童书业忧心如焚，无法自制，遂找到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教师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种受迫害狂的心理和言行，已沦为笑柄。 当然，到了文革，知识分子成为小丑的现象，更是登峰造极。 俞平伯被抄家时，红卫兵开始不详其钱物所在，后见其夫人紧抱一盒，打开一看，竟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抄没而去。俞平伯却在后边追着高喊：“汝等持去，有利息乎?”向抢劫者讨利息，可谓迂不可及。 陈四益回忆说，文革初期，其师赵景深被关进牛棚，“有一位学生看守着他。不知是那位‘看守’有事还是贪玩，总之，他想暂时离开一下，但又担心被看管的对象逃跑，于是，便用绳子将先生绑在床上，锁上门扬长而去。先生痛苦难耐，又不敢呼救，于是便哀声作牛鸣。路过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敲门不应，便破门而入，这才发现牛鸣者竟是先生。问他为何这样?答曰：‘我是牛鬼蛇神。’此事非我亲见，但听说之后，心中惨然，并隐约感到，这种悲惨的滑稽，实是一种迂曲的抵抗。”不论如何，名教授无奈而作牛鸣，滑稽之中又是何等辛酸。 1968年冬，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七名牛鬼蛇神进山开荒，尽管脱离了原来批判斗争的世界，但内心的政治阴影依然浓重：“夜里挤睡在一个大铺上，心灵也并不相通。相反地，由于日夜密切接触，每个人都害怕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紧了。一个个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连睡觉也不得安心。” 高尔泰右边是史苇湘，他回忆：“史苇湘一睡下就打鼾，使我十分羡慕。但后来我发现，他并没睡着，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隐忧没有抵触情绪。也确实能造成这么个印象。我想学，发现这很难……” 一次，高尔泰跟原顶头上司段文杰等三人半夜出动卸煤，“回来睡觉时听到段文杰说梦话，说毛主席万岁!颇纳闷。第二天劳动时，老段变着法儿试探我们的反应，才知道他是装的。这就更难了。”不仅假装打鼾，又假装说“万岁”的梦话，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是，在这种小丑面具的背后，又掩藏着多么深重的恐惧啊。 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一至于斯，其处境可怜，其情状则可笑。 知识分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连知识分子都不在乎脸面，可以任人笑骂，成为跳梁小丑，那么，一定是知识分子受到了时代和环境无可抗拒的重压。知识分子固然不能垄断知识和理性，但如果一个时代竟以压迫、蹂躏知识分子为乐，则表明那个时代必然是反知识、反理性的，那必定是一个最蒙昧、最恐怖的时代。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对于个人的如烟往事或集体的隐秘历史，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最主要的记录者和阐释者，但也因此，我们不免习惯性地强调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受难史，并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来保存和构建苦难的全民记忆；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取消了芸芸众生的受难史。 在曾经有过的那种时候，跟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可怜可笑的普通人，又有多少?连知识分子，连成名成家的知识分子，都如此可怜可笑，更何况那些默默无闻的一介普通百姓呢?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编写历史的权力，他们就不能将自己的可怜可笑笔之于书；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头上没有名流的光环，因此也没有知识分子关怀他们的可怜可笑，为他们留下历史的铭记。于是，无数普通人的可怜可笑，就被我们集体记忆的筛子所遗漏了。所以，我们在编纂精神受难史的时候，必须打破知识分子的视角，而回归普通人的视角。 归根结底，童书业、俞平伯、赵景深、段文杰……之所以可怜可笑，并非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们是人，是普通人。那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可怜可笑，更是人的可怜可笑；那不仅是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是一个迫害人的时代。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那么，所有的人，也都成了小丑。

文 / 柏辰（蒙特利尔） 日前，一位老友来访，对我讲蒙城的民风令人羡慕。就拿养狗这件小事来说，蒙城比北京“理性”多了。据老友介绍，北京一些“望狗成才”的人，将豢养的宠物狗送往“狗校”训练、深造，即使是初级班，每月学费也要4000元人民币，如果有“潜力”上高级班，学费将高达人民币万元，说这就如同“将孩子送幼儿园是一个道理”，说得我内心发笑。 这让我又想起另一位老友讲的故事。大约是去年秋季，国内某地一处公园内响起了《结婚进行曲》。在人们踮足翘首盼望看到“新人”时，只见两只白色“比熊”犬，身穿鲜艳礼服，被主人牵着，闯进人们视野。哇！原来是在为宠物狗举办婚礼。两个小时的婚礼，红毯花房，13套豪华礼服挂在专门衣架上。“新娘”头戴花环，披着“蕾丝边”婚纱。“新郎”银色燕尾服，胸前打着白色蝴蝶结。证婚人、入洞房，种种仪式一样不少。 主人说，衣服是请北京和香港设计师打造的，“婚仪”是请婚庆专家设计的。场面滑稽，狗态百出。有人说人家有钱，怎么花是个人的自由。更多的人则不大赞成，认为钱多不如干点正事。事后有几位老者在现场议论：中国真富得“流油”了吗？没有。在边远地区有多少孩子因为经济困难上不起学；我们每年都还在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失业群体中又有多少人在为生计四处奔波。为狗搞“特殊婚礼”，这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狗事引发我的深思。 当今中国社会环境宽松，思想多元化。一些“异化”现象的出现都是生活上的“自由”，并不违法，无可厚非。但它留给人们的却是深层次的思考。它给国人出了一道必须回答的课题：生活实现小康，口袋鼓了以后，钱应当怎样花，日子应当怎么过，才更有意义？

美国梦与中国梦 文、图 / 言破空（蒙特利尔） 编者注：此文原稿写于2013年底骆家辉提出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之际，新近作者又稍做了修改和增补。 2013年底，骆家辉请求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引起纷纷舆论。这里不谈大使自述为孩子升学，或者外界捕风捉影说无法忍受北京天气、筹划候选总统、甚至骆或其妻婚外恋。玩政治会有暗箭中伤，媒体则喜爆料。要说的是，骆氏驻华经历提供了研究文化冲突的标本，从中可窥见中国官场的排异，以及中美文化上的冲突与官员间的折冲樽俎。 血缘、姓氏以及理念 姜太公有子姜骆，其后以名为姓。历史上有骆宾王，作讨武则天檄文。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托”，武女拍案叫绝，责备臣下让这等人才流落民间（古代专政者也有爱才而非赶尽杀绝异议人士者）。骆姓源头尚有其它说法，但古来不乏改姓者。司马炎篡魏，大杀曹魏后裔，曹操众多后代改姓操。年前曾见报道，湖北一党官名操尚银（何不尚金？）因受贿获刑13年。当年汪精卫做了汉奸，不少姓汪的就改姓王。还有少数民族归化后改汉姓，如苗族姓兰，回族的白、马两姓。所以血统与姓氏未必相关。   刘备逢人便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他这么说，人就这么听，没人去考证过。靖王与汉武帝同辈，与刘备隔了多少代？靠这张口头名片算起来，眼下汉献帝是其侄子，凭此混得人称“刘皇叔”，无形资产哪。盖因古代重血统，按生物学规律办事，子宫是走向王宫的第一步。史料里你查不到谁封刘备“汉中王”，自封，后来还称帝。自封特别要自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一脉相承又如何？孔子77代孙孔德成，嫡系长孙，1956年其子考不上大学，向蒋介石求情，免考，改为保送大学中文系，入读后学业差而校方不敢令其退学，次年另一子考大学也名落孙山，再度求保送。鲁迅这点上值得敬仰，发觉其子并无才气就嘱咐：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生物学已发展到在基因层次作研究。通常子一代有父母基因各50%，孙一代为25%，以此类推。更何况，遗传中会发生变异，甚至返祖如新生儿有了个尾巴。几十几代孙这种说词只有招牌意义了，而且不如“李记王麻子”、“周记张小泉”来得诚信。硬把祖辈抬出来颂扬，乞灵借光，正是缺少自信。 美国官员在中国官场   骆姓如今多分布于粤、黔两省，骆、罗粤语保留古音入声，故两姓广东人移居海外爱套用发音相仿的Locke。字母K透出日耳曼渊源，而这一姓氏出了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洛克的思想造就了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骆家辉这位locke的经历可资比较文化研究。在此不谈茶与咖啡、山水画与油画之类外在表象，而是内在的思维理念等。骆氏公开说过：我要向中国人民展示美国的价值观。   2011年夏，大使抵北京，几张照片叫人刮目相看：西雅图机场，背负双肩包、手持减价券买咖啡，已是先声夺人。坐经济舱、妻儿们肩担手提，哪里是大使到任？简直在跑单帮。无警车、加长礼宾车，打了部面包车，说是一家人和行李一车就解决啦。后来索性乘巴士、开易拉罐招待记者、陪副总统小巷品小吃、不住指定的五星级酒店、全家不带随从外出……   罢了，完全“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叫中共官员情何以堪？简直是面照妖镜，不是习总的“照镜子”。官媒惊呼“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进而教训他“当好大使”。CCTV记者 公开场合第一问就指骆：是不是因为美国欠中国钱，所以大使坐经济舱?     骆家辉与副总统在陋巷小吃，这在美国及其平常，而且这样才能有选票。香港毕竟是英国经营了百年，政府公用小车一直保持在30辆左右，其余公务外出实报实销。不必唱什么“接地气”， 脚踏实地，就不是高高在上的梁上君子！   但中国媒体亮出照片，沿街一排警车与保安（加便车和便衣），道是你巴登街头吃碗面的安保开支，远高于在钓鱼台国宾馆享用美食。事先告知，或事后开帐单给美方？不会，所以叫潜规则，只是暗中骂“别给脸不要脸”。你们按美国规矩办，总统请同事街头吃麦当劳，我们啥级别就啥享受，决不走邪路。包装是西装革履，骨子里是朝廷命官，只少了“肃静”、“回避”大牌。   前驻法大使赵某就说：国家之间观念不同，我当大使，国家出钱，肯定头等舱，我是代表国家的。听明白吗？代表国家靠的不是德与才、办多少事，是钱多排场大。若还有特等舱，这位共官也肯定坐，有国家出钱，共产党的官有几个不贪图享受？     即便如公布PM2.5那档子事，稍后被恶化的雾霾证明做得很对，但不讨好。而今大城市污染加剧，出门就腾云驾雾，未到共产主义，先到蓬莱仙境。自称代表先进的政权，行事弗如帝皇，从前朝廷设言官，左拾遗、右补阙，万岁爷日理万机，生怕挂万漏一。中共即便自知有错，就不准别人讲，谁讲就枪打出头鸟。官民冲突，问题可解决，但领头的必遭整肃。骆到任不久就公布使馆测得的数据，中方抗议，美方回驳。而2013年“两会”上习总要人用“淡定去面对”，理由是自己小时候“没有PM2.5但有PM250”。这毫无逻辑的语言，居然博得代表们大笑，麻木到拿民众健康开玩笑。老百姓以往不知PM2.5为何物，今后会念着骆家辉的好。   在上海与九岁女童交谈，大使跪单腿。这还了得？男儿膝下有黄金，何况全场地位最大的官，下跪九岁小女孩？小女孩懂事，说“美国大人都这样，这是教养”。中共官员自视甚高，总想万民仰望。   有人骂骆大使忘本、不爱中国。 无真才实学而当上官的，都很刁钻，整不了你个老外，就刁难让你呆不下去。倘若骆是纯种洋人，中方倒不至于，即使宾馆酒店，也把人分三等：洋裔洋人、华裔洋人、本土华人。所谓媚外，媚的是第一等。   骆家辉是美国人，因为黄皮肤就要接受中国价值观？十足皮相之见。   血统是天然，价值是文化。一是Nature, 一是Culture。官员不懂文化，只有属本能的饮食男女与物欲享受，所以一查就露馅。   黄种血统照样可具有普世价值观，骆家辉并非孤证。马英九穿旧西装、吃盒饭、住公寓楼、用电子表、骑自行车上班，其妻坐巴士上下班等等，尽人皆知。   就骆而言，加快签证速度、促进两国贸易、公布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等，似乎已是极限，对中国就爱莫能助了，何况不获信任，更兼王立军与陈光诚两案中，已开罪中共。    骆家辉怎能看得惯中国的游戏规则、潜规则？2012年12月，美国“亚洲协会”在纽约的一次论坛上，骆说“中国是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统治的”、“很难预料习近平要做什么”，在另一场合他说：在中国当大使这几个月，感觉办任何事情，能够很顺利办好的只有两种人，一是有钱的人；二是有权的人。委实一语中的。但对如此这般的规则、潜规则，骆家辉觉得困惑无助。   美国梦    美国媒体如何评价？试看《大西洋月刊》与《西雅图时报》两种：有史以来最棒的美国驻华大使、这样的软实力花钱买也买不到；骆是好样的，代表美国价值观简直再好不过了（simply too good at representing U.S. values）；无须置疑，他在为美国选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银行帐号卖力（serving American voters, not his bank account）。前者为美国最受欢迎杂志之一，讨论政治与学术，后者华盛顿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其它众多媒体也多有口碑。   早先骆的祖父飘洋过海来美，骆家辉对其第二任太太李蒙说，他要实现美国梦。这位肩荷手提，夫唱妇随的，系1986年美国亚裔小姐。在此提一笔，因为这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大陆有人研究过，经济收入男女须成 1.5比1，方可无情变或婚变之忧。而当年李女收入是骆男的两倍。论家世，骆的爷爷替人当仆役，李女祖母蓝妮是苗族公主，而蓝女系孙科第二任夫人，国父孙中山儿媳。一个惨淡，一个显赫。李小姐必然彻底抛却门当户对、郎财女貌的观念。骆由华盛顿州长、联邦商务部长而任驻华大使，得力于贤内助良多，自不待言。在中国不具备美国梦的社会因素，此其一。   骆氏仅以两代的时间，从中国穷乡僻壤迁入美国州长官邸。骆说：我的故事就是美国梦的故事。奥巴马称道骆家辉本身就是美国梦的主角。  五月花   17世纪，英国一乡村的信徒们认为，英国国教步当初天主教的后尘，逐渐腐败并崇拜偶像，决定投奔新世界。有位商人垫款备两条船Mayflower与Speedwell。出发不久，因后者漏水而返航。大家挤在Mayflower上，时已近风暴季节。此船排水量仅180吨，原用作酒与干货运输。 惊涛骇浪中的“五月花”号   1620年11月再次扬帆，共载102人。为避开海盗，起锚后先向北绕弯。途中一人经不起颠簸晕船而丧生，另一被巨浪卷走，命大而得重返甲板。苦海两月余，抵达彼岸，不是预定的弗吉尼亚，而是今天的麻省。Plymouth(普利茅斯）是启程的英国港口，登陆处也就以此为名。   41位成年男性在船上立约，后来被称为Mayflower Compact（五月花协议）。In the name of God(以上帝的名义)开头，落款一串签名。概要为：自愿结成自治团体，保证遵守和服从为此一殖民地利益而制定之公正、平等的法律、规定、宪章。这就是互相提醒，不要出“毛泽东”，不要唱“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船上签署《五月花协议》   这便是美国梦的来源，第一批理想主义者相信，经过努力能在新大陆获得更好的生活，靠自己勤奋、聪明、创意等迈向富裕，而非依赖血统姓氏、门第地位或他人援助。此后欧洲移民很多是抱着美国梦而来。美国梦一是靠个人努力获得财富，二是机会均等（公平），两者同样重要。12月4日，奥巴马就警告：贫富差距问题将根本性威胁美国梦。  中国梦？   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如今梦也拿得出手？技穷矣。要百姓按党的要求做梦，还告诉了美国总统：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   得见《什么是中国梦，怎样理解中国梦》一文，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载《人民日报》，该是官方注解了。但标题有“怎样理解”，便知道这个中国梦不好懂。通篇满是标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末两段算揭晓，引用习的解释：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一条路），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定义这条路，但又是“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结着实现……最根本的梦想（仍回到老地方，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先国家，后民族，最后不是你我他，而是“人民”）。   谁理解这是什么梦？怎么同美国梦相通？一大堆“主义”加些空洞修饰词。比如“梦想成为现实”就写成“使这一梦想最终成为伟大而光辉的现实”，长得读一口气回不过来。未练过气功的朋友，可服用补中益气丸试试。   某虽学识浅薄，但对学术界甚为关心与担心，曾著文提及两人，那社科院副院长写的东西，算什么玩意？由官方网站见其职务一箩筐：党组书记、党委书记、此处组长、彼处副会长、某某会顾问…… 其人出身军界。同样是军人的刘亚洲倒有点看头，却诡异得很：谈改革的新思维，又不像戈尔巴乔夫，策划《较量无声》重唱冷战老调，片子公开几天就停播。听说其人长相清瘦、生活俭朴、谙英语、爱思考，该是体制内的异数了。 在此摘抄中共《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一段：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普世价值无不涉及社会关系，而官方推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赫然将“富强”放在第一。富强，谁富强？少数权贵如周永康们富强起来？ 贵党不正是号召推翻少数人压迫、剥削大多数人吗？压迫是政治，剥削是经济，两个层面缺一不可。 而由美国梦的产生、发展、实现可见，社会公正不可或缺，譬如：不需要大救星。 最近央视毕福剑事件便是一例，也是舆论纷纷，但在下以为，诸如批判告密者之类并未涉及要害。要害在于：至今仍借尸还魂于一个什么领袖，本身就荒谬而可悲。先请看有案可查的一宗公案：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会议，有人报告井冈山和延安等革命老区，生活极为艰苦，很多农民全家只有一条能够穿出去的裤子，只让大闺女出门时穿。江青立刻插话：那是极个别现象！邓小平立即打断江青：极个别现象也不能容忍！ 当年毛死，笔者居闭塞深山，一位数学教师对我说：如今这片大地上不知有多少人私下咒骂毛呢。今日看来，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乃至习仲勋、习总，哪个不骂毛？ 既然如此，问题就变成：私下骂可以，公开骂不行？但政治、社会问题是公众事务，难道要人们倒退到古老童话“皇帝的新衣”时代？ 而今当局进退两难，不追究，怕开先例；若追究，怕引起争议，而一切争议将聚焦在毛是救星还是灾星上。随着时间推移，档案的解密（你不解密，不能阻止别人）、资讯的普及、民智的提升，毛越来越经不起争议，毛这个坑，越掏越臭。

追寻普鲁斯特的似水年华 文：枫子（蒙特利尔） 读普鲁斯特，不可能是为附庸风雅——虽然这是某些时尚小编为小资们拟定的必读书目之一；也非盲目跟风——某些崇尚法国文化的研究者终于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那些法国人哪，都穿紧身泳裤，都在地铁里读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是一块试金石，如果他的读者不是与他性情相若，跟他灵魂的振动有着相近的频率：都有一点敏感，有一点忧伤，有一点自恋，有一点神经质……那么他们是一行字也读不下去的。那些文字里鲜有具体情节的完整描述，鲜有人们期待的逻辑理性的展开方式，就似梦呓一般，他可不随正常人的思路来讲故事，而是从自己那分不清是梦境还是模糊往事还是潜意识中攫取到的瞬间灵感，想到什么写什么，想到哪就写到哪，如潺潺流水般一味汩汩地流淌，流淌。多亏了他这跟着感觉走的随意挥洒，于是世界文学中就多了一种写作形式：意识流。 可他的文字却不似流水那般流畅顺滑。很多人抱怨他的书阅读起来很累人，那些句子太冗长臃肿，文字太繁复艰涩，再加上多是时间空间里的心理意识的大段描述，枯燥乏味。然而他吸引我的地方偏偏正是这些不受人待见的“缺点”，刚巧我就有这么一份变态的自虐倾向，每每读得快把自己憋闷窒息之际，那份因尽兴阅读而带来的美感与快感便从心中油然升腾，身心四肢面容毛发里都洋溢着满满的愉悦与自足。 巴黎拉雪兹公墓里普鲁斯特的墓地 喜欢他精致绵密的文笔，喜欢他书中描绘的跨世纪巴黎黄金年代的故事，喜欢他用音乐和绘画来描述人和事，也喜欢他书中野兽派风格的插图（人民文学出版社周克希翻译的版本，采用的是Kees Van Dongen的绘画）。那些文字和插画，那些场景，那些人物，那些气味和旋律，因了他的缘故，皆成了我所喜欢欣赏并心心向往的事物，成了我发现自己找到自我的介质，亦成了我赖以精神生存、并将其艺术升华的基础和依托。 其实就连普鲁斯特自己也曾如此这般地去吸取精神滋养的。当写到绘画，他说：“一个绘画爱好者，比如克劳德·莫奈的风景画的爱好者，将不可避免地熟悉并爱上那些帆舟划过水面、两岸绿草茵茵的河流，爱上鲁昂地区的某些风貌……仿佛它们成为神圣的地方，让我们急欲前往朝圣，于是我们便出发去这些有如神启的福地。” 一样地，就因着那样长久地执着痴缠在他的似水年华里，爱屋及乌，连带着他的人，他的事，他生前的居所，他身后的长眠地，甚至和他沾亲带故的姑妈外婆家，都成了我神往已久意欲虔诚拜谒的地方。今年夏天在巴黎，我就这么着手执地图，双脚踏遍了大街小巷，虔心诚意地去寻访曾留下他生命印记的地方，在那真实场景里还原书中曾描绘过的彼情彼景，将我兀自的想象还原到实际的本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之中，去追寻普鲁斯特的似水年华。 《追忆似水年华》插图：聆听斯万夫人弹奏凡特伊的奏鸣曲——Kees Van Dongen 书上说普鲁斯特青少年时期就住在玛德莲娜广场附近，可我在那流连了两天也没能寻到一丝线索。在被众多人指点东冲西撞之后，我终于在奥斯曼大街102号的门前看到了一块牌匾：MarcelProust(1871-1922),habita cet immeuble de 1907 à 1919（马塞尔·普鲁斯特于1907至1919年居住于此）。哦，这就是他写作整套《追忆似水年华》的地方！我兴奋地跳了起来：就是这！这时刚巧大楼里走出一位男子，见到我兴奋的样子报我一个友好的微笑：Oui,c'est ici没错，就是这。 可这栋楼没有一点名人故居的样子，大门紧闭着，上方是CIC银行的蓝灰招牌。见我围着这门打转，男子告诉我：这里曾经是普鲁斯特居住的地方，可现在早已改作银行了。我一听大失所望：可我是他的超级FANS，专门从中国飞来探访他的呀！男子沉吟片刻，说：那你跟我进来吧，不过我们已经下班，你只能呆五分钟。 普鲁斯特于巴黎的居所 踩踏着红色的地毯，顺着白色大理石楼梯拾阶而上，这就是普鲁斯特曾经走过千百次的地方，这黑色雕花铁艺的扶手也曾被他抚摸过无数遍吧。我怀揣着庄严和肃穆，满心仪式感地朝我心目中的麦加圣地前进。男子说，从前二楼这几个房间都是普鲁斯特的寓所，自从他搬走后这里就改做银行了，只余一间他的会客室，还按原样布置着，算是向这位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致敬的一种方式吧。我不禁感慨：也许法国的文化遗产实在多不胜数，普鲁斯特写作巨著的地方居然都被拿来做商业办公用途，真是暴殄天物啊！ 虽然从没见过他寓所的照片，但我对这房间并不感到陌生，你看那轩厚的墙壁，上面是普鲁斯特搬进来第三年时命人加装的软木贴面，那时他神经衰弱，长夜难寐，怕光，怕尘，怕噪音。还有那厚重的窗帘，将屋子遮蔽得严严实实，以致他呆在这屋子里颠倒了朝霞暮霭，忘记了日月晨昏。睡眠是他的一大问题，辗转反侧之时，昏昏沉沉之际，“周围萦绕着时间的游丝，岁岁年年，日月星辰，有序地排列在我的身边。” 马塞尔·普鲁斯特 “通常我并不急于入睡；一夜之中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追忆往昔生活，追忆我们在贡布雷的外祖父母家、在巴尔贝克、在巴黎、在东锡埃尔、在威尼斯以及在其他地方度过的岁月，追忆我所到过的地方，我所认识的人，以及我所见所闻的有关他们的一些往事。”正是在这些难眠之夜，他肆意地放飞着千万缕的思绪，“那几辈子的思想，经过还魂转世来到我的面前”，于是，我们便有幸读到：在斯万家那边，在少女花影下，在盖尔忙特家那边，索多姆和戈摩尔，女囚，女逃亡者，重现的时光……在他的文章里，普鲁斯特把这个寓所称作laboratoirecharbonneux炭疽实验室，他整天“se retrancha”缱绻盘踞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里，亲笔写下、后因身体严重抱恙便气喘吁吁地口授他百万字的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追忆似水年华》。 男子在一旁耐心地看着我惊呼，抒情，我也不敢耽搁他太多时间，匆匆瞥过这有如神启的屋子，在他神圣的写字台前小坐一下，在那隔音的墙壁上轻抚一下，用眼睛摄下那些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家居装饰：吊钟，地毯，壁炉——我又一阵欣喜，那白色大理石雕琢的壁炉与我家里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这个发现令我好似与普鲁斯特的心又贴近了一层。 我给了男子一个深深的拥抱，真心感激他赠给我这难得的机会。男子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这间银行的经理。我们下楼来到街上，一个久等在路边的女子迎上前来给男子一个深情的拥吻：我才明白，那是星期五的傍晚，原来男子挪用了他约会的时间给我做了一次私人导游（这寓所从不对公众开放）！ 与CIC银行经理在普鲁斯特的“炭疽实验室” 循着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的描述，我从他的寓所出来后，就直奔香榭丽舍公园，去感受一下普鲁斯特与吉尔贝特约会玩耍的地方。如今因为小说的缘故，公园里的一条小路被命名为Allée Marcel Proust马塞尔·普鲁斯特小路。在这里，18岁的普鲁斯特与他心爱的姑娘一起散步，谈话，读信，还有玩捉人的游戏……吉尔贝特是巴黎圣日耳曼区上流社会花花公子斯万的女儿，而斯万正是普鲁斯特乡下姑妈家的常客。 整部《追忆似水年华》便是从回忆普鲁斯特小时候去姑妈家度假的往事开始的，而那段往事又是由一块玛德莲娜蛋糕的味道引起的。如今很多文艺小资们，就如同80年代的文学女青年们都会背诵简·爱的“你以为我穷就没有感情吗？”那样，也会大段大段地引用普鲁斯特那一段经典的“玛德莲娜椴花茶”的叙述： “然而，回忆却突然出现了：那点心的滋味就是我在贡布雷时某一个星期天早晨吃到过的‘小玛德莲娜’的滋味，我到莱奥妮姨妈的房内去请安，她把一块‘小玛德莲娜’放到不知是茶叶泡的还是椴花泡的茶水中去浸过之后送给我吃。……我一旦品出那点心的滋味同我的姨妈给我吃过的点心的滋味一样，她住过的那幢面临大街的灰楼便像舞台布景一样呈现在我的眼前，……还有教堂，还有贡布雷的一切和市镇周围的景物，全都显出形迹，并且逼真而实在，大街小巷和花园都从我的茶杯中脱颖而出。” 为了那被赋予了神秘色彩的玛德莲娜蛋糕和椴花茶，为了一窥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的景致，我在巴黎蒙帕纳斯车站买了车票，在一个阳光大好的早上，坐火车去探访普鲁斯特的姑妈家——贡布雷。 贡布雷镇 从巴黎过去要转一次车，2个多小时吧。只有一节车厢的小火车在田野间奔跑，极目望去一派梵高笔下麦田里的乌鸦的景致。来到贡布雷，只有我和朋友下车。还好小候车室里有一个人，见我们这东方面孔，二话不说就递过来一张复印的小地图，上面标示着去普鲁斯特姑妈家的路线。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是啊，远方游客来到这小镇子不是为普鲁斯特还能为谁呢？ 贡布雷小镇古朴幽静，梧桐的斑驳映衬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墙“同古画中的城池一样”。镇子地势高低不均，使那红砖青瓦的屋顶、烟囱、教堂及其钟楼勾勒出一幅幅抒情的天际线。“贡布雷，从十里开外远远望去，所见只有教堂一座。”被普鲁斯特用无数笔墨描写过的教堂就矗立在小镇的中心广场上，全镇人的精神物质生活都是围绕着这教堂展开的。顺着教堂大门右前方的石子小路一直走下去，只消三分钟的功夫，就来到了普鲁斯特姑妈家。它占据在街角的一隅，是一座三层高的小楼，庭院深深，如今已做博物馆之用。 贡布雷姑妈家 我看到了大门上那个铃铛，在童年的小普鲁斯特记忆中，每当“那声音像鹅卵石般润滑，依稀闪着金光”的门铃响起，就是斯万先生来访了。走进院子，我又看到了丁香树下那张长椅，那是小普鲁斯特饭后“透透空气”的地方。如电影里的蒙太奇一般，我感觉精神恍惚起来，如果此时给那场面配上音乐，那一定是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里的主题曲。虽从未踏足此地，却仿佛依稀认得，从普鲁斯特细致的描绘中，我其实早已熟悉了这里：一进门左手边就是属于佣人弗朗索瓦丝领地的厨房，她在那里为大家精心制作“像一首短小、轻盈的应景诗”的个人作品：餐后甜点；右前方是会客室，在那里，小普鲁斯特总是趁着大家出去散步的档，偷闲享受片刻清静潜心阅读；从右边楼梯拾级而上，就是各位的起居室了，“那是乡绅家常见的那种房间，有千百种气味令人心醉，那是从品德、智慧和习惯中散发出来的芳香，氤氲中悬凝着一个人内心深处隐而不露、丰富至极的全部精神生活。” 姑妈家的客厅 在姑妈的房间里，我倚窗望向外面的街道，体会着姑妈那温暖、单调的“我的小日子”，“她从早到晚就像波斯王公批阅史册那样地研读贡布雷街头的日常要事，尔后，同弗朗索瓦丝一起对见闻进行评述。” 姑妈床头柜里展示着：玛德莲娜蛋糕，椴花，维希矿泉水 小普鲁斯特的房间就在姑妈的隔壁，这间房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充满着忧郁酸楚的味道。多愁善感的他多次提及对母亲的依恋：他每天最怕面对的时刻，就是晚饭后要与母亲告别自己上楼睡觉；而每天最期待的也是这告别时刻，因为会得到母亲的亲吻。可他多次写到在那些有客人来访的日子里母亲不能来跟他问晚安，他独守着空房流泪思念母亲的情景——儿时的心酸情绪陪伴了他的一生都未能释怀。 小普鲁斯特的房间 在贡布雷附近，有两个“那边”供他们散步：斯万家那边，和盖尔忙特那边。我们离开镇子中心朝“斯万家那边”走去。经过普鲁斯特公园，来到郊外的大路上。路旁是一簇簇的刺山楂花篱，“她（指斯万的女儿吉尔贝特）的名字在我和她一起听到呼喊的那片桃红色的山楂花下留下了芳香。”每回普鲁斯特度假结束要返回巴黎时，他都要“流着眼泪，搂住长满尖刺的树枝向山楂树告别”。当走过一段陡坡来到大路的尽头，一阵清风吹来，顿觉豁然开朗——眼前这一片无垠的田野起伏的麦浪正是被普鲁斯特父亲“形容成他生平所见最美的平原风光”。 贡布雷田园风光 这田园风光正是普鲁斯特少年时代每次来贡布雷时见到的第一眼风景；这第一眼风景亦正是整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个回忆。热爱了普鲁斯特这么多年，辗转流连，如今我终于脚踏实地地站在了这里，终于追寻到了他似水年华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