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和普世价值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好是抗日战争结束66年后的八月。冼星海谱曲的这首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国人中就有向往自由的。 鬼子被赶跑了，但是太行山并没有自由，甚至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文革末期，我苟延残喘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山村里，梦寐以求的就是尽快逃离——那赤贫和艰辛的生活，只有用猪狗和牛马才可以形容。逃离的目的，那一定首先是为了吃上饱饭——“民以食为天”么；也是为了脱离牛马般的轭索——这该是为了“自由”吧？但是到底“自由”在国人心目中占有多少分量，这很可疑。这也正是这首《太行山颂》的不同凡响之处。 这个村子和我唯一的关系是我在那里的四年下乡经历。幸运的是，由于“万寿无疆”死得及时使得这山村没有成为我人生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驿站。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驿站，它让我体验了饥寒交迫，让我理解了绝处逢生。于是，此后的岁月，我被太行山魂牵梦绕，以至数次回访。几周前，我再次故地重游，和十几个当年的兄弟姐妹们再次登上这个小村子。 我住过的院子早已物是人非，甚至物人皆非。那里曾经住过四个光棍，树大爷（大名孟庆图）、他的两个侄儿（小名猴艾子和他哥）、我。我那时还小，应该还算不上光棍。光阴荏苒，树大爷去世已多年，猴艾子的哥哥也病死了，猴艾子自己到了平川一个村子谋生。我找到了他，他也欣然和我们同行。我带了县城里买的花和酒，为曾经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同情的树大爷扫墓。78岁的猴艾子也和我同行。从村子到树大爷的墓还有几公里的陡峭崎岖山路。树大爷的墓碑是我数年前立的，他没有后人，我就当仁不让了。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日军和抗日武装拉锯之处。村里有的参加了国民党武装，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武装。后来国共交恶，共产党胜出，村里有人官至县委书记和副市长。猴艾子的大哥当了湖南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他的叔伯兄弟官至广州市副市长。村里还有别人，也由于参加革命而在外做官。不过也有半路打道回府的，那位副市长的弟弟在头一次上战场就被手榴弹炸到屁股上，回乡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我在那里的第二年他旧伤复发，县里同意他去他大哥所在的广州看病，由我随同，但只走到了太原，便由于省民政厅不给路费和医药费而作罢。一个不足400人的山村，能出这些人物，堪称传奇了。 当年是由于树大爷的邀请，我才在寒冷的冬天从没有炉子取暖的冰冷小屋搬到了他有热炕的房间。雪里送炭，不过如此。我一住就将近两年。这其间，树大爷堪称我的社会学老师，因为他教诲了我。诸如“你们娃娃凄惶啊？什么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连见都没有见过。”晚上我们在炕上聊天总是从食物开始，以在饥肠咕噜中睡着结束。“最好的日子是日本人来以前。”这令人震惊的话语和更令人恐惧的事实让我开始明白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其实都是谎言。 猴艾子很幽默，他对那个社会的嘲讽令人忍俊不住。“共产党是用穷人的命和富人的钱打的天下。”这连教授都未必总结得出来。有一天傍晚我在门口看着黑压压的大山发呆，他过来开导我：“过几年，你一定会离开这里的。你不用担心。只是，以后你晚上一觉醒来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还会打一个寒颤。”这些话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由于改革开放，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不少是在外资开办的企业里。正是这个原因，村子里的日子比原来好多了。但由于没有了年轻人，村子破败了。留下的老弱病残，死守着这连吃水都困难的穷乡僻壤。数年前，我捐建了一个自来水系统，把洁净的泉水接到家家户户。终于，他们不必去山沟挑水了。 但是，这么多年，那些曾经从这里发迹的“公仆”们何在？我从来没有问过猴艾子，为什么他的长兄不为他们和村子做一点事情？也许一个县长没有很大的资源，但是回来看看还是可以的。那个广州市副市长早年衣锦还乡过一次，但是没有给村子留下什么。距离这个村子数十公里就是曾经的八路军总部。这里的人民用艰难劳作甚至生命养活了后来的“公仆”，但是他们进城后还记得这些无法离开这穷乡僻壤的“主人”吗？ 今天，我们每天都为雨后春笋般的贪官污吏和他们敛财的数目而瞠目结舌，却没有看到这些当年的赤贫和今天名义上的“主人”有什么尊严。山沟里唯一的小学和初中被撤掉了，山里的孩子彻底失学。政府的巨额税收就不能用一点点给山里的孩子？猴艾子现在可以拿到孤寡老人赡养费每月100元，比没有好，但是他一生所奉献的只配这个？我留给了他数千元，这也许可以让他活得更有尊严一些。 我并不为我所做的感到光荣。那自来水，本来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为公民做的事情；那老人的养老金，应该是一个劳作了一辈子的老人应该从国家理所应当得到的。达官贵人不肯做的事情，我做了。我只是觉得我比那些“公仆”理解普世价值。这必定得益于我在加拿大受到的教育——自由平等博爱。唯有这些普世价值，才是使人间进步的道理。 “自由平等博爱”对很多国人来说也许太深奥了，他们无视，甚至鄙视这些价值，他们关心的只是“民以食为天”，甚至振振有词地声称“中国就不该遵循普世价值”。但是，回顾历史放眼世界，那些“以食为天”的民族都充满了饥馑和不公，唯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的民族才创造和建设了丰衣足食和公平博爱的社会。 为了食物而奋斗，那是猪的理想；为了自由而奋斗，才是人的理想。华夏坏就坏在了太多国人的全部目的就是“吃喝拉撒”，这无疑是猪的想往。即便加上“衣食住行”，也只能是“衣冠禽兽”和“行尸走肉”。他们的最高理想必定是最终爬到别人头上“吃喝拉撒”。 我们为什么而奋斗？是为了猪的权利，还是人的权利？这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形态。“为一部分人打江山”永远错误，而“为所有的人争自由”才是真谛，因为，前者只会导致统治者的轮换，而后者才会走向一个公平的社会。 “我们在太行山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自由之神曾经在太行山上歌唱过吗？显然冼星海们确信如此。 我每次回到太行山都看到了自由之神，我每次想到太行山，除了猴艾子断言的寒颤之外，也听到了自由之神的歌唱，因为，我坚信康德的名言——“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如果太行山都曾经为自由奋斗，那么自由还不够普适吗？这就是普世价值！还需要别的来说明其普适性吗？ 农居一隅 笔者捐建的自来水通道家家户户，免去了老乡去山沟挑水之苦。 破败的戏台 山村远眺 笔者曾经住过数年的树大爷的房子

Costa Rica, Nicaragua的猴子世界 文：Arrwyn Heroux（蒙特利尔） 猴子是最像人类的动物，有时候看到他们，我会感觉为人类自己尴尬，他们代表了过去的我们，感情上，他们跟我们一样丰富，一样复杂。猴群的政治斗争和等级制度，堪比人类的办公室政治，不同的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对科学技术的推进发展，让我们离开了jungle摆脱了饥饿,可是他们还在那里，因为没有改变自然的科学技术，几百万年来，它们还在重复着跟以前一模一样的生活。人类的算计和勾心斗角，也大多是动物本能的衍生。可见三国演义和厚黑学，都提升不到文化的高度，真正把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科技和创造力。只不过有些人类虽然可以因为同胞的创造力而过着不同于动物的生活，心理其实跟猴群差别不大，每天想的都是抢占资源和利益之争，比如电视剧《甄寰传》和《武媚娘》。而有些人类在探索自然思考人类未来和发展，那是人类文明的希望。可惜因为动物本能的缘故，人类在勾心斗角和等级排位上浪费掉了太多的时间。 我们为城市里被虐待的动物哭泣的时候，在看上去优美的自然界中，那些同样可爱，同样憨厚的动物们却不得不让自己变得凶残，因为自然界的食物链只被饥饿主宰，存在法则只有吃，或者被吃。 Costa Rica的自然环境不错，一早我追着黎明的第一道阳光去看海，就跟猴子有了亲密接触，就在宾馆的海边树林里看到了white-faced monkey，他们住在附近的山上，早上早起来来宾馆附近的树林里跟游人要东西吃。他们个头不大，一身黑酷的外衣加上犹太人的小帽子。因为我没带吃的，我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两个猴子就折叠起来装成大动物试图吓唬我，这点小伎俩，哼哼，好像姐姐我不会数数一样啊。转天在宾馆导游的推荐下，我们去尼加拉瓜湖一日游，尼加拉瓜湖貌似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因为很多火山的缘故，湖里很多小岛，大的都盖上房子卖出去，一家一个，100万美金就可以买一个岛。想到可以抛弃一切来这里隐居，老公抒发了好一阵子每天可以看日落开帆船的日子，但是想到尼加拉瓜人思维意识比较原始的，动不动就暴乱，而实验室的研究还是他的最爱，梦想终归也只是个梦想。最近几年尼加拉瓜就暴乱过几次，政治不稳定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很大的硬伤。不过政治，都是动物勾心斗角抢占资源本能的衍生。尼加拉瓜湖里很美，自然景观堪比世外桃源，加上这些加勒比海国家没有工业，只有农业，处处都是无污染的原生态。有的人喜欢隐居生活，住在岛上必须有直升飞机或者船。也有人把一个小岛买下来，专门给猴子居住，就在一个岛，上面养了3只猴子，一只蜘蛛猴子，一只白脸猴子，还有一只我不认识。蜘蛛猴子长得真壮阿，一只猴子的力气是人的人类的5，6倍，文明社会带给我们的是优越的生活，也是肢体的退化。每次有游船过来，他们就过来要东西吃，听到有人叫linda, linda，叫他们拿东西吃，我以为是他的名字是linda，问了导游才知道原来这是西班牙语叫所有猴子的方式，于是每天早上我一醒过来就亲昵地招呼老公，linda,linda…… 扔过去的食物很快被强壮的蜘蛛猴抢占起来，剩下一只弱小一点的小猴子只好从水里找他们漏掉的，看着它为了一点点饼干玩命，我突然挺难过，这个岛很小，想到宾馆附近的猴子可以翻山越岭到宾馆附近，而这里的猴子却被囚禁到很小岛上，我心里就开始不淡定了。因为会利用工具的缘故，住在岛上的人可以开船或者开直升飞机离开，就被称作上流生活，同样是住在这些昂贵的小岛上，猴子们却无法借助先进的科技离开岛上，只能像犯人一样的被囚禁着。 岛上的猴子还不是自然状态，他们是被人类囚禁在岛上被人观赏的，真正开始了解猴子，是从pola verde河流域坐船看到的猴子开始的。在这里，才知道猴子是社会化的动物，他们有严格的界限，地盘都是猴王跟别的猴王打架打来的，猴王负责把入侵者打走，来巩固自己的地盘，保护自己的追随者，所以每次有吃的，都是猴王先吃，然后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依次吃下去。当然猴子群里的女人，也是猴王先给她们受孕。我们的游船还没有靠近，猴王就带着手下在那里观望了，猴王是脸上最脏的那一个，因为他总需要打架把入侵者打走。我们的船一靠近，就有猴子跳上船要吃的，我从宾馆带了两个香蕉出来，准备给他们吃，因为看着一个秀气文弱的猴子很顺眼，想给它，它一靠近我，却被这个顶上的猴子一巴掌打翻在水里，我很心疼，连着把两大片香蕉都给了她，看她吃得香甜坦然的样子，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坐在宾馆餐馆里吃着推成小山的大量的食物中大吃大喝让自己的本能欲望控制了自己的超级肥胖的人，和我自己浪费食物产生了很强烈的罪恶感。仅仅是两片简单的香蕉啊，在猴子那里却那么香甜。这个打架的过程一直被躲在树枝上的猴王阴郁的看着。导游赶紧跟我说，它们有严格的先吃后吃等级制度。因此谁来要给谁，主动给别的，会引发战争。这点感觉类似于中国农村的妇女吃饭不上桌子先让男人吃。不过猴子感情上再复杂，也没复杂到列出复杂的规章制度囚禁同类，他们的世界一律是弱肉强食，等级排序也是弱肉强食，而不像人类那样，给妇女裹上小脚，给男人在权威面前尊严上的奴隶化。我们送完了香蕉，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我又看到猴王阴郁沉重的一瞥。猴王的一生充满了战争，直到有一天打不动了，被同族的另一只年轻猴子打败，然后替代它的位置。通常这样的情况下，老猴王会单独，或者带着几只猴子离开，据说大多数猴王会孤独的死去。 猴王的一生，真的是tough life。其实整个动物世界何尝不是呢，晚上吃过晚餐，躺在五星宾馆透明的游泳池边看着满天繁星，和不远处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酒吧，我不由自主地感慨，我们几百万年前离开了jungle开始了我们的进化发展之旅，到现在过得舒服得多，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都在原地不动呢。我男人说，我们只是摆脱掉了饥饿，其实其他方面，我们并不比他们先进多少，我们都是疾病，衰老的牺牲品，在任何天灾人祸面前，我们都很脆弱，其实，我们离动物世界，并没有走得太远。 因为看了猴子的缘故，在回来的机场看到一个加拿大胖子，竟然等飞机那一小点时间还在不停地肥吃了一大堆署片棒棒糖巧克力爆米花各色食品，我强忍着想上去跟他说话的欲望：你这一会儿吃的东西，都能喂饱50只猴子了，你真的需要那么多吗？

中国之殇：贵族精神的消亡, 流氓意识的兴起 文：维杰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 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 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 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 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 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齐驾并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 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 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蕃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思想，大多数都是欧洲贵族创建的。 特别是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 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神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 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然而，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迸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 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中华文化的缺陷】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这是一种内在有严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带来人格的缺陷。 奴性文化只能培养出奴隶与奴才，培养不出真正的贵族。贵族追求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缺失独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说独立的人格了。贵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隶与奴才只会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苟且偷生，难以抵达高贵的境界。 谋略文化带来品格的缺陷。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诚信，谋略文化讲的是阴谋诡计，所以谋略文化与贵族精神背道而驰。 谋略文化信奉成则为王败者为寇，根本没有什么原则与道义，崇尚阴谋诡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文化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贵族，大致只会培养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这种文化注定了中国贵族身上软弱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在中国很难有胸怀坦荡的贵族，更难找到宽容仁慈的贵族。象曾国藩那样，身处腐败的官场，能格守品格洁身自好，成为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了。 【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实质上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尽管孔孟之道占据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终成不了一种宗教信仰。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什么子都有; 三字经，道德经，女儿经，易经，黄帝内经，也是什么经都有。 中国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什么神都拜，似乎什么神都相信，又似乎什么神都不信，大致就是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所以这种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比如，一边说: 天道酬勤，勤劳致富; 一边又为杀富济贫而喝彩。一边叫人要“坦诚相待”，一边又叫人“逢人但说三分话”。一边叫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一边又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最后只能抱定“难得糊涂”的理念做人了。“难得糊涂”反而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显然，这种文化造成了这个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难以从这种文化中得到坚强坚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难达到信仰的境界。 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坚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会有“道德一斤值几多钱?”的国问。有人概括说:中国的道德大致不会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说，在三十里之内，都是乡里乡亲，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 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什么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体的层面上，也难以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 一个民族是否能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取决于两个前提: 一是作为民众的个体来讲，是否有强烈的正义感; 二是作为民众的整体来讲，是否有相同的正义观。这两个前提显然都需要一种坚定的信仰，个体通过信仰得到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并获取不屈不挠的勇气; 民众整体通过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义观，这样才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 能担当起这两个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痛感： 中国人热衷窝里斗。为什么会热衷窝里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认为代表正义，结果只能用暴力解决，宗姓与宗姓斗，党与党斗，派与派斗，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乐乎。 文化大革命为同一种思想斗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显然是把邪恶的思想当信仰了。 所以靠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贵族，注定了身上的懦弱性。 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志极其坚强的贵族，但立足于这样懦弱的民族之中，个别人的坚强更是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就好比一只大象陷入泥潭里，奋力抗争只会加速它的沉陷，加速它的灭亡。 【从文学名着看中国贵族精神的缺陷】 读欧洲的文学名着，我们不难感受到欧洲贵族那种可贵的精神，诚信，道义，担当，勇敢，冒险，坦荡，宽容，凡是人世间高贵的品格，都可以从名着的里贵族身上读到。那种决斗的精神，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国贵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们从《基督山伯爵》里读到复仇的精神，也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精神。 我们从《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中，看到了那种贵族精神的大爱，那决不是靠灌输阶级斗争的仇恨而产生的爱，而是靠宗教信仰赋予的博爱精神。船长可以淡定地指挥妇孺先逃生，最后他自己更拒绝登上最后一艘逃生艇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即要沉没的船舱，选择与邮轮一起葬身大海，这种殉道的精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 对比我们的克拉玛伊剧院大火，“让领导先走！”，那是何等的悲壮与伟大！ 转过来看我们的四大名着，《西游记》《水浒传》，主题就是宣扬流氓意识，造反有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衔太小了。 《三国演义》虽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忠诚。然而“桃园三结义”所宣扬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不是以道义作为结义的根基，而纯粹是以个人的恩怨作为结义的纽带，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会结义的模式。《三国演义》更把一个集阴谋诡计于一身的诸葛亮，塑造成中国的智慧之神。诸葛亮除了贡献出阴谋诡计之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三国演义》把他当作智慧之神，把中国人引入了文化的误区，把阴谋诡计当作智慧。 欧洲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认定阴谋诡计就是力量。 《红楼梦》是一部真正描写贵族生活的名着。然而，我们从这本书里，读到了什么样的贵族精神呢? 只读到贵族的胭脂味，读到贵族的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的诗文，整个大观园就是纵情享受的乐园，除了勾心斗角，就是纵情享受。我们读不到一丁点的贵族精神，勇敢? 冒险? 坦荡? 担当? 宽容? 仁慈? 一丁点都没有。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着作中读到追求卓尔不凡的贵族精神，但却不能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到什么贵族精神了。文化的衰败，实质上也代表贵族精神的衰败。 【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 然而，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终于迎来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那是因为历史的契机，让中华民族一度获得了生机。 那是新旧文明交会的时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强悍，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失去了枷锁，得到了自由，因此获得了生机。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引发中华民族的精英蜂拥而出，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道。 中西文化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贵族，中西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们即具有东方谦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堪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 那是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新生的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度人才济济，让世人为之赞叹。那一代的精英，以他们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 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调，也让后人为之倾倒; 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 那是中华民族贵族精神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然而，悲怆的是新生的贵族旋即就被消灭了，象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过，只给人间留下闪亮的一瞬间。那是另话。

“西点军校学雷锋”原来是条假新闻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流传了30多年“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故事，近日其作者原新华社记者李竹润证明，这是一条假新闻，不过是西方媒体愚人节开的玩笑，他便当真传了出去，特认错道歉。“原创”者自己辟谣，让众人感慨，也使我暗兴当年没有轻信，“以假传假”。 2015年1月5日，李竹润在网上发微博，称自己在1981年将外电的“西点军校学雷锋”愚人节新闻信以为真，写进了自己文章，特承认错误，道歉。他说“‘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谎言，是我引进中国的，事情发生在1981年，尽管我也是上当受骗，没有意识到是一则愚人节消息，但今天我仍通过新浪微博公开道歉。” 李竹润 李竹润今年73岁，是新华社退休记者，现还做一些新闻报道讲座。他要是不出面澄清，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正儿八经的老外“学雷锋”，最早出自他的手笔。记得1988年3月初，我应邀到北京第一监狱采访，那天还有作家、演员、画家、教育界等名人，当时监狱经常开展这种社会关心“帮教失足者”活动。大家参观完监狱犯人的劳动、生活场所后，开了座谈会。 几位名人先后发言，那时正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诗人柯岩说：“一些犯人都很年轻，他们的犯罪与受教育和影响有关，现在社会上宣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毒害青年思想，他们崇拜西方的东西，否定雷锋精神，连美国西点军校都挂着雷锋的画像，把雷锋作为美国军人的学习榜样，他们知道吗！”柯岩显得有些激动，话讲引起共鸣，有人鼓起了掌。她说的不但适应形势，还透露了一个新信息：美国军界最高学府号召学习雷锋。 当年的柯岩 著名诗人访问监狱，发言结合实际、动情又有新意，还适逢学雷锋的季节，这些都是新闻点。关于“西点军校学雷锋”，此前我也模糊听说过，但没见到具体介绍，因而一直持怀疑态度。柯岩讲了后，我认为可能确有其事，但又想到这还是属于耳听，柯岩并没有说去了西点军校，见过雷锋画像，人家是如何学习的，虽然她的发言举证说理，铿锵有力，毕竟她也不是“眼见为实”。于是，我在报道中没有写柯岩提的西点这件事，只发了图片新闻。现在看来，柯岩可能也是听了李竹润的“独家消息”，我没有跟着再传播，还是把握了新闻写实这道关。 美国西点军校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是我小学二年级就学唱的歌，那年月讲阶级斗争，学习雷锋日记，背得最清楚的格言是“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尽管那时不清楚“敌人”都是谁。作为我们看来，雷锋是一个诚实、朴素的人，也是一名好战士，全盘否定学雷锋也是不对的。而西点军校为什么要“学雷锋”？他们能学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没少在我脑子里较真。西点军校学习雷锋，在国内一度传得沸沸扬扬，什么时候被揭穿是一个“神话”的？ 雷锋 雷锋宣传画 2002年8月，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张淑芬去美国，带着材料专门访问了西点军校，搜集雷锋的消息。回国后她肯定地表示，西点校园的固定雕像中，没有雷锋雕像，会议大厅里没有雷锋画像，学员手册没有雷锋格言，西点军校固定教材里没有雷锋的记录，西点的课程中也没有雷锋的专门课程。2003年，《环球时报》曾派记者往西点军校探访，也发现校园内并不存在雷锋雕像或画像，学员手册上也见不到雷锋格言。真不知道西点军校的学雷锋、挂画像从何而来？也就是那时起，这个“美丽的传说”才逐渐淡漠，但没有在一定范围“纠偏”，避免误传。 抚顺雷锋纪念馆 “引进”外国人学雷锋，无非是为了扩大宣传，提高雷锋的国内外影响。有意识的拔高、不切实际宣传是有深刻教训的，大跃进时粮产钢产的“放卫星”，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文革停课停产、武斗大乱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李竹润也说“1972年文革时假大空新闻报道简直没法看”，于是他偷着研究西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写作。但是，在文革过去后的1981年，他怎么不经调查就发出“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报道呢？核实这样一条新闻其实并不难，西点军校又没建在月球上，那么解释只有四个字：为了需要。 大跃进宣传画 文革邮票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虚假的东西往往让人上当受骗，却总有暴露的时候，终归达不到目的，反而弄巧成拙，假新闻也是一样。英国《电讯报》报道，西方人对雷锋几乎无人知晓，更不用提什么学习了。2012年，美国驻华使馆在其微博上对网民证实，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故事“只是一个谣言”。而在中国，一大批人很长一段时间都相信是真的，并沾沾自喜，可见新闻传播的分量。 西点军校操典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李竹润当初写的虚假报道，可以理解为某种“需要”，因为他后来也敢于承认错误，尽管是在34年以后，但也表现了坦诚和担当。”知来者之可追“，他不愧是老资格的记者。同时无意中给了人们另一种提示：多年提倡的精神有何效果？为什么要热衷外国人学习雷锋？我们自己学就够了吧。

思想的高贵之处 文 /：天路（蒙特利尔） 蒙今年开始读CEGEP。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有点儿沮丧。他说今天英语考试，成绩不太理想。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正是他拿不准的地方。语文课不像数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它总是有老师的喜好在里面。 原来这个考试，是读一篇文章，然后写一篇读后感。这是一篇关于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一个犹太人为躲避德国人的迫害，藏在朋友的地下室里。不知过了几年。有一天他听到外边有人声，他就试着搭话，那人说战争已经结束一年了。英语老师认为主题是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而西蒙说这是友情的背叛，因为那个朋友之所以不告诉犹太人战争结束的消息，只是为了挣钱。 这是主题多义性的问题。我听了西蒙的分析，很为他骄傲……但是，因为他的观点与老师不同，分数被压下去了。 西蒙对此非常困惑。他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老师从根本上认为此文的主题是唯一的，其二是老师明白主题多义性，但在课堂讲评时时间有限，他需要某种权威和统一。 如果是第一个问题，那是见识和眼光的问题。如果是第二个问题，老师就是没有尊重和倾听学生的声音。 西蒙已经习惯了他中学老师的态度。那是个脾气很大的法国人，他可以因为你迟到一分钟而大发雷霆，但是，他会对学生对他观点的公开挑战给予激赏。“呵，这个观点太有趣了。这是你想出来的吗？告诉我，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从文章的哪句话里看出来的？”“这个真是新颖。我还从未听说过。你让我在下午喝咖啡时有的想了。” 已经开放了的思维在突然一击之后，有点不知所措。西蒙认识到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自然科学是清晰理性数据化的，而社会科学的主题会有多义性和岐义性……他几乎在一瞬之间就对犹豫多时的选科问题做出决定，他说我还是学自然科学比较好，我喜欢清楚的真理。 然而做为母亲，我不愿因此在孩子心里留下阴影。我必须对儿子说的是，自然科学是清晰的，逻辑的，数据的，而社会科学也是。只不过，它倡导的，是一种精神和境界。这种境界首先来自开阔的视野和自由开放的精神。对任何一部作品，一段历史，一个理论，能用批判的理性分析的能力来判断，能在旧有的约定俗成的事物中发掘新意，能不畏任何权威和成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社会科学的力量。而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勇于质疑，勇于探索，勇于开拓，都是它们的终极目标。教育，不是去灌满一桶水，而是去点燃星星之火。 我很欣赏那个法国老师，因为他教会他的学生如何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能力。而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学分，成绩，甚至名校，都可以不在你的思考之中。因为，你所追求的思想，要比这些高贵得多。

时代学院举办中西方音乐舞蹈艺术讲座 1月18日，时代学院为蒙城文艺爱好者奉上2015新年第一讲：“中西方音乐舞蹈艺术的异同”。讲座特邀“蒙特利尔中华文化艺术中心”主席赵敏，中艺主要负责人、舞蹈家和著名编舞杨丽娅、青年芭蕾舞教师吴非、小提琴演员翟羽佳等主讲，通过理论分析和现场演示，与听众共同谈讨了中西方在音乐舞蹈艺术领域的相同点和不同之处。 由于人类共同的基本属性和人类历史上的相互交流，中西方音乐舞蹈在长期的发展中具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内涵、艺术的功能等等诸方面。但由于不同地域、民族、历史和制度，中西方在艺术的外延和艺术的形式上又存在诸多差异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除了部分需要摒弃的低俗成分，这些差异大都是形式上的不同，本质上是相通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音乐舞蹈艺术的不同理解和独特诠释，从而使得人类的音乐舞蹈艺术频谱五彩纷呈、琳琅满目。讲座从人类感知客观世界的本能出发、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直观生动的表演为听众构建了一个简单而清晰的音乐舞蹈艺术全景图，并提出，人类未来的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中西方艺术优秀元素的不断融合和共同发展，最终走向大同。 为使讲座取得良好的效果，几位主讲者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制作了图文并茂的幻灯讲义，搜集了许多宝贵而生动的音乐舞蹈视频资料，还带来了一些舞台演出道具，边讲解边进行现场乐器演奏和舞蹈演示，强化听众的感性认知。几位中艺演员的精彩的表演博得了在场听众的由衷赞叹。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还与几位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交流，许多人表示不虚此行，收获很大。 今后，时代学院还将继续举办各类文化、艺术讲座，敬请关注。

文明的底线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2015年1月7日在巴黎发生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枪杀“查理周刊”杂志社人员的惨案震惊世界，与之相比，全世界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再重要。整个世界被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仅仅说整个西方世界都愤怒了，那是远远不够的。这还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甚至东方，甚至中国，都有很多人为此愤怒。 由于杂志讽刺了伊斯兰的默罕默德就给了屠杀以理由？杂志也讽刺了基督教，也讽刺了权力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什么他们却可以坦然处之？也许他们也很生气，但是他们再恼火也不会拿起武器来消灭讽刺者。这是他们的底线。 “我是查理”，这是这几天几乎所有法国人和西方人打出的标语。确实，这个事件后，我们都是查理，无论你是否赞同查理周刊的观点。我本人就不同意这本左翼杂志的大部分观点。但是，今天我们都是查理。“我们是查理”，这和查理周刊无关，和周刊的观点无关，而仅和言论自由有关。 我们今天根本不需要讨论查理周刊到底说了什么画了什么写了什么，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所知的是，言论自由的底线被一种最野蛮的方式突破。 伏尔泰平静坦然却震耳欲聋的申明正是这个底线的最崇高的态度——“我厌恶你写的一切，但是我将用生命捍卫你继续写作的权利”。对比伏尔泰，这些恐怖主义者何等渺小？他们不仅没有去捍卫对方的言论自由，而是用剥夺对方生命的方式去消灭对方的言论自由。这不是天壤之别，而是天堂和地狱之别。 西方的极端热爱言论自由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极端仇恨言论自由之间，有这样一群东方人，他们对言论自由的价值持有天然的恐惧和蔑视。“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少说为佳”，对他们来说，查理周刊正是犯了这些祖宗劝告的大忌。“查理周刊太极端了，亵渎了别人的上帝，他们自己也有责任。”这大概是比较典型的一部分国人的看法。应该说，比起欢呼雀跃美国911遭袭，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毕竟从幸灾乐祸进步到冷嘲热讽了。 但是且慢，如果亵渎某种信仰就可以成为被屠杀的理由，那么波尔布特、斯大林和高丽金家的所作所为就可以被正名了。 有一位讽刺画家在查理周刊惨案后作了这么一副画，揭示了极端分子杀人的逻辑，也揭示了那些唯恐“言多必失”者恐惧的逻辑。这幅画叫做《He Drew First》。这是一幅非常天才的漫画：Drew的意思可以是“掏”出抢来，也可以是“画”了一副画。总之，因为这位画家“掏”出笔来，“画”了一副画，就成了恐怖分子枪杀他的理由。漫画中的恐怖分子底气十足的理由“他先Drew的”，因此就可以枪杀他，俨然正当防卫。亦即，掏出笔来或者画上几笔，就成了被处死的原因。 为禁止言论而杀戮，这并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发明。人类历史上的从信史开始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伊斯兰极端分子用武器对付言论自由，从公元7世纪烧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在近代由于自信的丧失而愈演愈烈；犹太极端分子用制定法令对付质疑，从迫害耶稣开始，到现在把任何胆敢质疑“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人投入监狱，从不懈怠；东方的皇上以言定罪处以极刑来对付可能的异见，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腹诽定罪，到清王朝的文字狱，始终一如既往，常常发扬光大；早期的基督教对异见进行迫害毫不手软，从把亚历山大城的女数学家希帕提亚用锋利的蛤蜊壳剐死，到火刑布鲁诺，囚禁伽利略，直到近代被改造才走出了敌视言论自由的怪圈。基督教走进现代文明是由于欧洲文明对基督教的改造，是由于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对其的改造。 任何不许质疑的信仰都必然导致对异见者的杀戮和迫害。近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斯大林和波尔布特之流所干的丝毫不亚于秦始皇汉武帝康熙乾隆伊斯兰极端分子。基督教之所以远离了这些野蛮行径，正是其不再不许质疑。现在你可以质疑基督教信仰，教会没有了权力从而没有能力惩罚你，教徒已经足够文明而没有心情惩罚你。他们也许不喜欢你的批判，但是他们尊重法律，因此承认你批判的权利。 这正是一个文明的宗教的底线——法律上不能和道德上不愿对批判进行惩罚。 那么言论自由有底线吗？一些根本不懂言论自由也从不热爱言论自由的人总是热衷于声称“言论自由要有底线”。他们往往是从来没有过言论自由的人，而正是他们热衷于用“底线”来限制言论自由。这也许可以理解，吃不到葡萄的总是希望葡萄是酸的，因此没有言论自由的也认定言论自由是有害的。 “底线”是一个很文明的现代名词。那么什么是底线？对权势歌功颂德的言论永远有自由，被歌功颂德的权势绝对不会来限制你对其的歌功颂德。因此是无限的，自然也是没有底线的。当年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如此种种，都是没有底线的。既然没有人来加害，当然也无需保护。因此，需要保护的“言论自由”只应该是批判的自由，或曰“恶毒攻击的自由”。 查理周刊确实是一本“恶毒攻击”的刊物，其恶毒攻击几乎所有进入其视野的人物和事件。其冒犯的绝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也冒犯基督教、犹太教。其冒犯的还有那些权力炙手可热的政客，尤其是西方政客。正是这样的言论才需要有法律保护和道义保护。 查理周刊是一本左翼杂志，观点和我相去甚远，我基本不喜欢这本杂志，尤其不喜欢其大部分观点。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一本我们不喜欢的杂志？奥朗德的行为也许做出了最好的解释。奥朗德被这本杂志讽刺痛骂恶毒攻击了数十年，我相信按照东方的观点奥朗德有理由对查理周刊恨之入骨心有余悸。但是当杂志社遭到攻击后仅两个小时，他就出现在杂志社以表明他和杂志社以及言论自由站在一起。我也不喜欢奥朗德，我认为他的政策祸害了法国。但是我对奥朗德的此举赞赏有加。不管奥朗德此举出于真心还是被迫还是算计，至少说明，他理解法国人的道德准则并且希望表达他用这样的准则来要求自己。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底线。只要你不攻击个人与生俱来或者是被迫强加的缺陷，你就没有突破言论自由的底线。 有人质问“难道查理周刊就没有问题吗？”言下之意，说得重点就是查理周刊咎由自取，说得轻点就是查理周刊也有责任。但是我要告诉这些人“你错了，彻底错了！”因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查理周刊是否正确，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底线是否值得保卫。 说得更加简单一些：“言论自由”就是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只有那些你认为错误的言论可以不由于你的痛恨而受阻，这才是言论自由。 希望消灭言论自由的人从来都存在，或由于宗教狂热，或由于统治需要。而能够忍受被剥夺言论自由的人更加众多，或信奉以食为天，或为了苟延残喘，或期待飞黄腾达。如果按照忍受被剥夺言论自由的标准来分类，这个世界可以被分成两种群体，一种是以食为天苟延残喘，视言论自由为多余甚至麻烦的人；另一种是“不自由毋宁死”，视言论自由为生命甚至为之献身的人。 2600年前，一个民族和文明为我们显示了他们是如何把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视为高于生命的。波斯对希腊说“你只要臣服就可以安全”，希腊人说“我们热爱我们的自由不想做任何人的附庸”。于是波斯入侵，希腊抵抗，这就有了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希腊人打败了波斯人。著名的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讴歌了古希腊人的勇敢，他没有浓墨任何物质的胜利，而只是重彩了古希腊人那次战争的唯一理由——“我们因此可以不再羁绊我们的舌头！”2600年前，为了言论自由而不惜以弱小的地中海一隅抵挡强大的波斯帝国，几乎没有胜算，但却义无反顾。正是全体古希腊公民为了保卫言论自由而不惜赴汤蹈火的勇气给了古希腊以胜利的可能。如果你今天还看马拉松比赛，还看奥运会比赛，请你记得“言论自由”才是它们真正的内涵。 当欧洲文艺复兴后重返言论自由的精神之际，英国的John Milton以Areopagitica为题给出了言论自由的现代宣言。以古希腊雅典最高法院所在地Areopagus为词根的Areopagitica成为了“言论自由”的代名词。 而我们一些人在2600年后的今天在做什么？他们没有睾丸，从而大谈性生活有害。他们没有言论自由，从而到处设置言论自由的底线。他们的底线就是：一切不是歌功颂德的便不许存在。 今天，2015年1月11日，巴黎，350万人和数十个国家的政要走上街头，他们重申的是一个2600年前的理念，一个文艺复兴后再次被确认的理念，Areopagitica，言论自由。如果说有底线，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底线。为了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对所有的狂热分子和达官显贵表达我们捍卫这个底线的勇气和决心。

感悟塔莎·杜朵的美好生活 文：婉冰（蒙特利尔） 塔莎·杜朵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乡间老妇人，她生活在一个童话般的美丽世界里，她在偏僻而宁静的花园农舍里安度春秋，以九十岁的高龄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幸福偶像。我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怀念这位老人，讲述她平凡、简单而又感人的生活故事。 塔莎·杜朵 塔莎·杜朵1915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父亲是著名的游艇和飞机设计师，母亲是肖像画家。她继承了父亲的聪明才智和母亲的绘画天资，一生致力于儿童插画，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插图画家。她是凯迪克大奖和女王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生活艺术家。她的著作有：《塔莎的世界》、《塔莎的花园》、《塔莎的传家宝》、《创造你的生活乐趣》、《乡间图片》等等。她的作品在日本、韩国、法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家均有出版，受到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塔莎的父母都是名人，因此能涉足于社会文化圈，小时候，家中常有马克·吐温、卢梭、爱因思坦、爱默生等名士出入，这给她的学习成长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她从小酷喜爱田园生活，30岁时把家搬到乡间。她养育了四个孩子，离婚后靠自己的绘画出版和手工玩具生活。56岁时，她用作画的版税，在佛蒙特州的深山里建造了一栋18世纪的乡间别墅，柯基犬、小猫、山羊、小鸡、小鸭、小鸟、花草树木成为她生活的一切。她亲手打理花园庭院、纺线织布、制作手工、栽种各种蔬菜、挤奶、烹饪 …… 她穿着自己设计的十八世纪欧洲风格的复古裙装，带着美丽的头巾，忙碌在农庄的树木和花丛之间。 她的创作源泉，来自于田园的花草和一直陪伴她的小动物。塔莎特别喜欢小动物，小动物也喜欢她，在她工作时，这些小猫、小狗、小鸡、小羊都陪伴在她身边。对她而言，与生活有关，与自然有关的很多事，都有意义，她都喜欢去做。她说：这二三十年来，一直伴随我生活的植物们，每年只要看到它们发新芽，并开始绽放出花朵时，我就会喜悦万分，有种和老朋友重逢的感觉。这种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激发了塔莎的创作灵感，使她的艺术造诣达到了一种非凡的境界。 在《塔莎的花园》中，她说：我非常热爱田园生活，无论是种花，还是植树，都能让我心头畅快。有人问我最喜欢哪种花，我要说，我喜欢所有的花；也有人问我，你不觉得园艺活儿劳累么？其实我真的对那些花草树木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喜欢它们，一心想对它们好，一心让它们高兴，你瞧，这有什么可劳累的呢。 塔莎说，你所需要的完全是一种心境，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心境。我们真正想要的，并非物质，而是心灵的富足。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满足，我的家，我的花园，我的各种动物，这里的天气，佛蒙特这个州。 塔莎的花园里开满了四季的繁花，一群可爱的小动物围前围后，她那单纯的生活，精美的图片，极富哲理的语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她年过90，仍继续照顾她的花园庭院，用她温柔的画笔，描绘出了一幅幅美丽的生活图画。她说，我们真正想要的，并非物质，而是心灵的富足，想获得幸福，就是希望心灵得以充实吧。塔莎，就是在不停的工作中，在蓝天白云和花草鱼虫的世界里，获得了心灵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 2008年6月18日，塔莎·杜朵，离开了她心爱的庄园，享年92岁。她在繁花和泥土的芳香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住木屋、种花草、制作玩偶、穿古典服装、与小动物为伴，她以自由的心灵拥抱这个世界，生活得充实、安然而快乐。 现在，塔莎的花园已经对外开放，人们流涟在她培植的花草树木中，沐浴天地的灵气，感悟和品味塔莎老人返璞归真的人生。 陶渊明是晋代著名的田园诗人，其饮酒歌中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表达了他虽然身居闹市，但心仍寄乡野山林的高雅情怀。诗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千古名句，诗人笔下描绘的南山自然美景，呈现出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安谧清幽的乡居情趣。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里，塔莎一直避世索居，她远离尘嚣，生活在自然的清新、田园的乐趣和农耕的甘美里。她在耄耋之年，依然在田园里劳作，这是常人难以想象，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塔莎一生都活在自己的意愿、情趣和梦想之中，无人可以左右。她在四季轮回中感悟生命，在心灵安静中品味幸福，塔莎的美好生活，感染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 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岁月飞逝，我们都要老去。人到老年，像塔莎那样，能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每天按时作息，忙碌充实，哪会有闲暇和余兴去感叹日落西山和老之将至。我们可能无法拥有一块用来耕耘的土地，但我们完全可以拥有亲近自然、豁达乐观的美好心情，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内心，过一种单纯惬意的生活，像塔莎那样，优雅地老去。 塔莎·杜朵没有离开我们，她带着慈祥的笑容，依然劳作在她那美丽的田园里，那些花花草草，还有身边可爱的小动物们，都深情地陪伴着她。这位充满智慧和灵性的老人，以其简单纯朴的生活方式传播着神奇的正能量，打动了无数的人。她告诉我们，一锄一犁地耕作，一点一滴的收获，也能编织出生活的美好；她还告诉我们，要以度假的心情过日子，每天、每分、每秒……

知识分子阶层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奴隶的？ 文：资中筠 资中筠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 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文章摘自《士人风骨》 作者：资中筠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没有牛校？ 文：季天琴 人重视各种排行榜。被我们看重的全美大学排行榜，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校长会把它当回事。哈佛是高贵的人文传统， 斯坦福是地道的美式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以科技领先自豪。各有各的个性。而国内各高校的理念看似高度统一——大跃进式地堆砌大学城、跻身各大排行榜前端已成为各校领导乃至各地政府炫耀其政绩的“ 面子工程”。 看看网上欧美名校的公开课，清华、北大的学生的优越感会不会骤然间灰飞烟灭？ 复旦大学延请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教授讲座。听者即使提前两个小时达会场也才勉强挣得一个站位。Sandel 前后左右挤满的热切渴望的学生。散场后，在门口买Sandel 授课讲义的人挤成了一堆。 Sandel 教授1982 年因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而在学术上扬名，曾任职于小布什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他在哈佛教授的课程《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是网课的里程碑。有国人推荐该课程，说：“并非因为它只适合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或是只适合于哈佛学生那样的高智商人群。单看西方思想家的思辨过程，就已经足够性感。”这个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入门课程，是最受哈佛新生欢迎的公开课。每周，超过1000 位学生坐在哈佛的大礼堂里，听Sandel 口吐莲花，他们还将接触一些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密尔、洛克，师生们一起评判性思考关于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利的一些基本问题。 Michael J. Sandel 教授在哈佛大学讲授《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所谓“思辨的性感”——可以理解为：彼此尊重，在对话中修改或坚持自己的判断，虽然没有统一的最高原则，但都以不侵犯他人正当利益的自由最为重要。 有人在看完该片后感慨：“这是社会体制在高等教育里的体现。民主的精髓就在这里，争取大多数的同意，那么精英就要把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解释清楚。这样的社会是思辨和成熟的。相反，把民众排除在外，就必然会愚民。长此以往，两种社会表现出的智识差距判若云泥。” 哈佛、耶鲁之所以能成为牛校，是因为有钱，也有良好的声誉积淀，所以能雇到最牛的教授，招到很牛的学生。同时，也因为他们蕴含了丰富的博雅精神。哈佛的“核心课程”体现了这种精神。 “核心课程”是开放给本科生的基础课。哈佛开宗明义声称，核心课程是为了让学生们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它分七个领域：外国文化、历史、文学、道德判断、数理判断、科学、社会分析。仅“道德判断”而言，除了上述招致万人空巷的《公正：该如何做才好》，还包括另外如下13 门课程：《民主与平等》、《国际关系与伦理》、《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儒家人文主义》、《有神论与道德观念》、《自我，自由与存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比较宗教论理》、《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现代政治哲学史》。 这仅是九牛一毛。对本科生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以及对这些课程3-5 行的介绍，哈佛竟列了1，000 多页。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媒体人贺某，是咽着口水看完了这个课程清单，“我显然已经不敢把我读的学校叫做大学了。” 其实北大曾经还是有点样子的。在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中，1934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课表令人目眩神迷。就连当年外系所开供中文系学生选修之课程中，梁实秋、周作人、钱穆、向达等名字也频现。不知道现在的清华北大，能给那些一心向象牙塔里扑腾的18 岁孩子，开出上述课程中的几门？ 专栏作家刘瑜认为：“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像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Sandel 教授在《公正》课的结尾中说，学习的本质，不在于记住哪些知识，而在于它触发了你的思考：“一旦我们开始反思我们的环境，世界将不再一样。我希望你们，至少已经体会到了一点点的不安。这种不安，会促发我们的批判性思考，以及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完善。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你们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看看它将把你们带向何方。如果我们至少做到了这点，如果理性的不安继续在折磨你，那么，我们就不是一无所获的。” 国内的大学闹出的笑话不少，媒体也动不动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不过，国内的名校，经常为自己是不是一流名校争得脸红脖子粗，这点就很没人文精神了。

从教皇国……到梵蒂冈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公元392年，罗马帝国取缔各类宗教，独尊基督教。 475年，帝国亡，版图一分为三：西欧、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与伊斯兰。三者中，西欧延续古罗马文明最显著，譬如高卢罗马（gallo-roman），指原帝国行省高卢的罗马化（血缘、信仰、习俗乃至农业技术等）。 与此同时，帝国遭众多蛮族入侵（民族大迁徙），罗马人视周边为蛮夷戎狄。各族由原部落建立王国，法兰克最大，克洛维一世征服邻近部落并称王（墨洛温王朝），并受出身罗马贵族的王后影响，改奉基督教。 克洛维皈依受洗 ——丕平献土（752年） 克洛维后继者昏庸，被管家性质的宫相操纵，其中查理（外号铁锤）击退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的阿拉伯人。要不然今天西欧诸国遍地是清真寺，而不是教堂。 但铁锤未夺王位，其子丕平篡位。犹如曹丕篡汉，而曹操只是欺君、挟天子。京剧《逍遥津》中汉献帝有段二黄，叙事、抒情俱佳，胜过我这支秃笔百倍。 逼曹植七步成诗的曹丕，令汉献帝禅让。曹魏群臣敦促劝进，汉臣们则趋炎附势，末了带些武士，持械逼宫。献帝下诏禅让，但送去国玺被退回，再送，再退，直至第三次诏书中有“天不可违”等语。总之曹丕推不过，很不情愿，勉为其难。 据史书以及《三国演义》，汉献帝是有为君王，但无力回天。天，指历史规律：专制统治总归改朝换代，再自信也枉然。 看这位法兰克曹丕戏码，中西差异立见。基督教如此深入人心，独揽朝纲的丕平先遣使询问教皇，后者顺水推舟道：当然掌实权者称王好啦。有这句话，丕平马上送末代国王去修道院，自家登基，开始卡洛林王朝。 大主教为丕平涂膏油、戴王冠，但僭越者心虚。时值伦巴第人再次威胁罗马，后者只得在蛮族中搬救兵，教皇翻过阿尔卑斯山，为丕平再度加冕并宣布：禁止非加洛林家族人继位，违者将被逐出教门。这出戏比克洛维皈依基督意义更深远，乱世英雄们发觉，不管巧取还是豪夺，只要皈依基督，加上教皇承认，王位便合法而且神圣起来。后世独裁领袖爱谈信仰，源于此。 当时无一国能和教廷对抗，只得承认神权高于君权，君主须教皇或其使者加冕。直到1806年拿破仑称帝才发生意外，教皇驾临巴黎圣母院，但典礼中拿破仑自行戴上皇冠。 拿破仑加冕 ——教皇立国（ 752-1929 年） 投桃报李，丕平两次出征，从伦巴第人手里夺得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并赠与教皇，史称“丕平献土”。此事非同小可，以往教会仅接受零星房地产馈赠，这次开创有规模、历时千余年的“教皇国”，拉丁原文含义为：教会所属诸邦。即不止一个邦国。 丕平献土 有段经文载于马太、马可与路加三部福音：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说的是人的形体找个国家安身立命，而精神寄托在天上的神。教皇无视圣经，在这国度同时掌世俗与灵魂。教会增添俗务，也培养了教士的俗念。下文将略叙教皇国乌烟瘴气，看大权独揽会闹到何等地步。 佛祖要弟子托钵，寓意颇深。基督教也有少数如方济各、多明我等教派，又称为乞食僧团，甚至连教堂也不建，的确洁身自好，为基督教争取人心，可惜成不了气候。 ——查理称帝 800年 公元800年12月25日，日期好记又重要，丕平之子查理继位不久，由教皇加冕尊为“罗马人的皇帝”，是为查理大帝。 法兰克王国变成帝国，后改称神圣罗马帝国，直至1806年，被拿破仑终止。这帝国只是为了和教皇国匹配而笼络周边数百个公国、候国甚至小城邦，与已亡的罗马帝国并无关系。伏尔泰曾形容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查理征讨数十次，使法兰克扩展至中、西欧绝大部分。王位传到三个孙子时，订立凡尔登（Verdun）条约，帝国一分为三：东、西、中法兰克，系后来德法意三国雏形。 查理在位是朝廷与教廷联盟最佳时期，此后教俗两界明争暗斗，此消彼长，余波迄今未消。本文稍后按德、法、意次序举例，以一斑略窥全豹。 查理曼大帝 ——荡妇当政（ 904-964 年） 教廷果然频频出丑，教会内史学家称之为“晦暗时期”，指有暧昧，民间则直指为荡妇政治。这比中国的外戚干政或裙带政治，还多了点明堂，可沿用古人“牝鸡司晨”说法，“鸡”又须用现代俚俗含义。因历史与地理关系，意大利贵族们安插心腹以影响教廷。而十世纪初，Theophylacti家族几个水性杨花女性，搞得教皇难过美人关，可是皇位不但坐下去，还安排私生子继任，而且几任如此，并非孤立事件。 开头是教皇Sergius三世，其与情妇私生子便是后来的若望十一世。而晦暗期最末一位十八岁就登基，其父系罗马权势人物，临终时托孤，召集贵族在圣彼得大教堂宣誓：一旦圣座告缺，选举其子继承。按教会自己的说法，耶稣当年授天国钥匙给彼得，并未隔代指定接班人。此人接班后劣迹斑斑，教廷乌烟瘴气。在德王奥托一世武力干预下被废黜，晦暗总算到头。奥托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被尊为奥托大帝。 晦暗过后仍不清明。圣座被另一家族世袭，最后传到本笃九世，此人系前两任的侄子，登基时不满二十岁，堕落到打劫来罗马朝圣的香客。罗马市民愤起将他轰走，另选教皇，但本笃能将皇位卖给自己教父，得黄金六百多公斤，稍后又反悔，仍自称教皇。如此便有三位教皇，丑态百出。 天主教会称，玛利亚处女时受圣灵感应，无染而孕（Immaculate Conception），教士应该整个身心伺奉上帝，不能为私情困扰，然而这些教皇和荡妇有染，宝座当家产，私相授受乃至银货两讫作交易，成何体统？ ——卡诺萨之辱（ 1077 年） 经上述折腾，王权控制了教权。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即位时仅六岁。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乘其年幼，提出教权高于王权，并要收回国王的主教授职权。 亨利对着干，一连委任几名主教。教廷责令呈上检讨书，国王拒绝，教廷宣布废除其权力并逐出教门，这下亨利叫苦不迭。 原本反国王的诸侯与教士们墙倒众人推，要他一年之内获教皇赦罪，否则下台。他们筹备在德国中部的联席会议，请教皇出席，审判国王。 听到教皇已北上暂驻卡诺萨，亨利马上书面认罪并匆匆南下。翻山越岭抵达后，君王顶风冒雪，赤脚光头，身披罪囚毛毡，在教皇门前长跪三天三夜，让格里高利摆足架子。亨利苦苦哀求，获赦免后，回国惨淡经营，一恢复元气就要出这口怨气，挥师南下攻克罗马，教皇仓皇南逃，客死他乡。 但一百年后，1177年，皇帝腓特烈兵败，大庭广众，下跪抱住教皇双腿，亲吻其鞋子上的十字架。 卡诺萨之辱 ——阿维农之囚（ 1309-1377 年） 法王菲利普四世，外号美男子。对手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亦非善类，但丁在《神曲》中以圣事贩卖罪将其打入地狱篇。 因打仗缺钱，国王向素来享免税权的法国教士征税。教庭敕令：无教皇特许，国王不得向神职人员征税，后者也不得向前者纳税。 菲利普通令全国：未经允许，金银货币甚至马匹等物资不准出口。这是禁止诸侯与教士向教皇纳贡，断了教廷在法国的财源。教皇让步，但就此怀恨。不久，法国一名大主教涉案叛国，国王要求教皇革除其神职，以便治罪。 以前在中国，秀才犯案，公堂上先要革去功名（开除儒教教籍），方可打屁股、判刑。现在共产党员总要开除党籍，才能判罪，其含义是：党员不会犯罪，犯罪就不是党员，而是混进党内的。度目前情况，这个党似乎混进去的也太多了。 教皇一连几道通谕：大主教只接受教廷审判，同时取消先前财政上的让步。 1302年，菲利普召开法国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三个等级分别致函教皇声明：国王只服从上帝。 顺便提一下，工业革命使得平民中有些人发迹发财，造就各类人才，到1789年大革命开头的三级会议（也是最后一次）变得举足轻重。凭血统的贵族政治（aristocracy）逐渐转向按才干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这就是毛左们喜欢说的“人间正道”。教皇国那种路子大权独揽，政教合一，党政不分，会弄出荡妇政治（pornocracy）。 又是几个回合，教廷败阵。菲利普不在乎被开除教籍，反而列举教廷罪状并传讯教皇。后者在罗马被拘捕拷打，蒙奇耻大辱而死。 美男子做事也漂亮，先支持自己一名大主教朋友坐上教皇宝座，后索性将教廷迁到法国境内的阿维农。此后共有七位教皇驻于此地，历时七十载，所谓“阿维农之囚”。期间教皇全是法籍，受法王控制，甚至被当作外交筹码。 那地方原是教皇国飞地，风景如画，更有一处断桥，桥体被洪水冲得只剩四拱，虽无残雪美景，但联系一首童谣《阿维尼翁桥上》（Sur le Pont d'Avignon），普世儿童都喜爱。无缘去观光，聊借图画照片，神游一番。 阿维尼翁断桥 ——退驻梵蒂冈 （1929年） 19世纪意大利开始统一，威胁到教皇国。教皇庇护九世（蒙市有Pie-IX大道）于1869年主持召集首次梵蒂冈公会，全球七百余高级教士与会。论题有抵制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与唯物主义等。重要决议是一项教条：教皇永远不错（papal infallibility）。 试比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信仰共产主义的没有信上帝的坦率。既然不错，改啥？革什么？不就是说：我永远不错。无怪乎其官媒发表《党员相信党性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后，引起基督徒反感。 1870年普法战争中，意大利与教廷商讨，以保护名义接管罗马等地，被拒，复提议以贯穿罗马城的台伯河划界，河西仍归教皇，仍被拒。意方发兵攻城，得手后由佛罗伦萨迁都罗马，教皇则避居梵蒂冈，宣布自己为囚徒，史家称“梵蒂冈囚禁”。 意大利开出条件很优惠，进军罗马还慢步缓行，指望谈判成功。但教皇宁肯玉碎（加上死伤数十名），为的是让世人觉得是意大利武力侵占。意军攻占罗马后，有人主张直捣黄龙，但反对者更多。 僵持至1929年，双方签约。教廷最终承认罗马为意大利首都，意方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内的世俗权力，梵蒂冈城堡从此成为独立的梵蒂冈城国。 实际上，那些年教廷依旧控制全球天主教会，讲实惠的，其黄金储备、在意大利国内外大量地产及其他资产丝毫未损，仍继续大量投资国外，影响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 ——教俗权力制衡 基督教是抗衡王权专制的力量。阿克顿爵士说，基督教使西方世界保留了精神领域自由探索的独立与可能，并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监督。有论者认为，人类历史最珍贵的并非科技成果、经典著作或政客演讲，而是驯服了统治者，将他们关在笼子里。 这在高度集权（甚至极权）的社会不可思议。如国人原本就宗教信仰淡薄，帝王的神圣基于谁也说不清的“天”。掌权就自称天子，诏书开篇“奉天承运”，造反也得扯大旗“替天行道”。儒、释、道三者算是正教，历来仍臣服朝廷，其它如宋代白莲教，则饱受压制，被朱元璋登基后几度取缔。只有历来政教合一的西藏，达赖喇嘛前几年放弃行政权，政教分离，但达赖只代表流亡政府。 到近、现代，西欧开始宪政，即便有国王，独裁政治也不可能。西风东渐，但宪政在中国一路坎坷，满清君主立宪搁浅，袁世凯“洪宪”破产，民国有军政、训政，宪政也仍旧难，不过这该是另外的话题。

两百多年前的英国“自干五”和“砸锅党” ——从“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说起 文：杨光 一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出自18世纪英国诗人、散文家、词典编撰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之口。但此言并不见于约翰逊公开出版的作品，而是出自于詹姆斯•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所著《约翰逊传》。据该书记载，这句话是约翰逊在一次文人聚会场合讨论爱国主义时脱口而出的警句（当时伦敦文人圈有一个以塞缪尔•约翰逊为核心的清谈俱乐部，思想家爱德蒙•伯克、画家乔舒亚•雷诺兹、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等鼎鼎大名之士均曾参与其中）。约翰逊话音一落，即语惊四座，传记作者包斯威尔当时在场，亲耳所闻，印象深刻。 正如中国俗语“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把仁义道德和盗贼娼妓相提并论一样，塞缪尔•约翰逊把爱国主义和流氓恶棍联系在一起，乍闻之下，确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效。这种说法对爱国者多少有些不恭，而对视爱国主义为崇高神圣之物者，则十足具有袪魅乃至解构意义。其它含义相近的格言，如“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罗素），“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梭罗），“爱国主义是一堆易燃的垃圾”（美国作家Ambrose Gwinnett Bierce），则不仅都晚出于约翰逊，而且就震憾人心、脍炙人口、过目成诵的程度而言，也都远远不如塞缪尔•约翰逊这一句。比如在中国，极具讽刺性的“爱国贼”一词即脱胎于约翰逊的警句。前两年以打砸日系车、欺负本国日系车主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保钓爱国运动，亦让人惊觉这句二百多年前的英国格言依然具有一针见血的现实意义。 塞缪尔•约翰逊生前颇负盛名，但在盛产高才俊杰的英国，他并不属于那种跨越时空而声名不朽之辈。过世二百多年之后，他所作诗文早已无人传诵，所编词典也过时已久，唯一足以传世之作，似乎也就只剩下这句关于爱国主义的格言了。实际上，这句格言在英语世界之外的传播主要得益于法国启蒙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和俄国革命领袖列宁的引用，所以，知道这句格言的人很多，但知道原作者姓甚名谁、何许人也的，可谓寥寥。 塞缪尔•约翰逊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主义逐渐兴盛、民族国家理念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年代。其时，“爱国”不仅相当时髦，而且相当“正义”，“不爱国”则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污点，简直就是一种罪过，所以很少有德高望重而爱惜羽毛之士敢于向“爱国主义”泼冷水，何况是泼脏水。约翰逊没有把这句话写成文、录于书，是有其顾虑的。思其言，度其人，想必塞缪尔•约翰逊是一位胸怀普世大爱、超越时代局限、精神上早已淡漠了国家民族界限的全球性达人，即后来所谓国际主义者、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大同主义者之类——如果我们这么想，那可就大错了。 其实，塞缪尔•约翰逊是一位颇为狭隘、顽固的英国优先论和英国中心论者。作为英国人，他怀有浓烈的民族自豪感，对英国简直爱到极致，爱过了头，以至于对任何外国都嗤之以鼻。比如说，他瞧不起英国的宿敌法国，旅居法国期间，塞缪尔•约翰逊对法国人不说法语而说拉丁语，其理由是，“一个（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一种半调子的语言来降低自己的身份”，他宣称自己旅居法国的唯一收获是基于鄙视法国的“更加爱国”。他也瞧不起当时正欲向母国争取平等地位的美洲殖民地，认为殖民地人民没有资格与英国政府讨价还价，“不配”在英国国会拥有代表，而“无代表，不纳税”的英国宪政原则也不适合于低人一等的化外之地美洲，至于殖民地的革命者谋求美国独立，则被他斥为狂妄叛逆之举。 塞缪尔•约翰逊 在约翰逊眼里，英国高于外国，男人高于女人，贵族高于平民，白人高于有色人种，这既是事实，也是真理。对于当时刚刚开始在北美殖民地和法国时兴起来的“人人平等”理论，他认为纯属痴人说梦，荒谬绝伦、不值一驳。他曾当面讥讽一位主张“人人平等”的贵妇：“为何不让站在你身边的仆人坐下来与我们共进晚餐？”妇人无言以对。塞缪尔•约翰逊认为，在世界各国中，英国最伟大、最辉煌，在各国君王中，英王乔治三世是“我所见到最有绅士风度的人”。对于攻击英国政府、诋毁英国国王，或者赞扬法国、同情美国的言行，雄辩健谈、妙语连珠的约翰逊多以机智警句或冷嘲热讽回应，他也写过《论爱国者》、《征税非苛政》等选举宣传小册子对批评英国政府、同情美国人民的意见予以严辞抨击。 这就怪了。这样一个人，按照当下中文网络所流行的人物归类标准，应该称他为“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之简称）才对，考虑到塞缪尔•约翰逊获得乔治三世授年金300镑，称他为“高级五毛”似亦无不可，而在中文语境下，凡“五毛”无不以爱国主义为道德制高点，无不以诬诋对手“汉奸”、“卖国贼”为能事，照此路数，塞缪尔•约翰逊应该成为爱国者的典范，应该热烈赞美、深情讴歌爱国主义才说得通，他如何说得出“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样与自己立场、身份大不相符的句子？ 二 那么，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流氓”——以爱国主义为最后庇护所的那个（或那些个）坏家伙——又是谁呢？他是泛泛而谈，还是实有所指？在约翰逊写于1774年的《论爱国者》中，他直截了当地点出了这个人名，这个爱国的“流氓”，就是《北不列颠人报》的创办人，因在该报第45期撰文批评乔治三世而被国王视为眼中钉、屡次施以政治迫害，却反而人气爆棚、众望所归，屡次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又屡次被国会非法驱逐的传奇性人物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1797）。 约翰•威尔克斯 在英国政治史上，威尔克斯是一位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但严格说来，不是威尔克斯本人很重要，而是“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口号在英国宪政史上具有符号化、象征性意义。发生于1763—1770年间的“威尔克斯事件”作为英国宪政初期最重要的负面事件，暴露了当时英国政制的弊端，揭示了英国革命后所建立的尚不成熟的“三权分立”架构具有天生的脆弱性，存在着强势国王架空议会而重新行政集权的趋势，故此“威尔克斯事件”成为英国宪政整固的契机和议会改革运动的开端。从短时段看，“威尔克斯事件”让国王丢了脸，让政府和人民翻了脸，对英国当然是一种“负能量”，但从长时段来看，则是英国宪政成熟化的重要事件之一。 当时的英国政制正是孟德斯鸠曾大加称赞的所谓“三权分立”体制，国会、国王、法院分别是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代表（那时的英国国王不是虚君），但此时宪政体制尚不稳固，恰好乔治三世又是一位雄心勃勃、大有作为的强势君主，他一改本朝（汉诺威王朝）两位先王不问国事的传统，封官许愿，培植亲信，在议会里形成了一个“国王之友”多数派别，进而抛开辉格党，独揽朝纲，权倾朝野，以至于分立的三权大有重新集权于国王之虞。如果是这样，则英国宪政可能会夭折，英国革命的成果也就荡然无存了。 1763年，正当英国击败法国结束英法7年战争、英国成为欧洲霸主且逐渐崛起于全球舞台、乔治三世春风得意之时，威尔克斯在《北不列颠人报》第45期上针对国王在国会的演讲撰文抨击。国王大怒，下令查封报纸、搜捕报人，以威尔克斯为首的近50名嫌疑犯被抓。国王此举触犯了大宪章第29条，也侵犯了威尔克斯作为议员的言论豁免权，幸而英国的司法独立仍比较坚挺，没有像议会主权那样形同虚设，法官当庭释放了威尔克斯，并公开指责国王陛下政府的行为“是对人民的自由的大胆而公开的袭击”、“比西班牙宗教法庭还要糟糕”。威尔克斯名声大振，从此，“威尔克斯与自由”成为乔治三世时代英国人民反专制、争自由的响亮口号。 但乔治三世不肯放过威尔克斯，他操纵国会以威尔克斯曾经写过一篇色情诗为由斥其“品行不端”，并借此剥夺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国会还通过决议，指控《北不列颠人报》第45期“对国王陛下前所未有的极大傲慢无礼和侮辱咒骂”具有“诬蔑诽谤”、“煽动违法”和“进行反对国王陛下政府的叛乱”的犯罪性质。在政治迫害的威胁之下，威尔克斯选择流亡法国，英国政府则予以缺席审判并宣布他为逃犯。 1768年，流亡5年的威尔克斯返回英国，当选米德尔塞克斯郡议员，随后他向法院“自首”。英国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为了捍卫威尔克斯的自由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发起了大规模的请愿抗议运动，持续数月之久。群众喊出了“无自由，无国王”（No Liberty, No King）的著名口号，将乔治三世逼到了墙角，支持与反对威尔克斯的街头群众相互斗殴，死伤多人。当年5月10日，数万群众聚集于圣乔治广场要求释放威尔克斯，乔治三世声称“我的王冠几乎决定于此”，他于盛怒之下命令军队开枪镇压，当场杀死抗议者6人，伤多人，史称“圣乔治广场屠杀事件”。 次年2月，国王授意议会以逃犯身份为由剥夺威尔克斯议员资格，但深孚众望的威尔克斯旋即在米德尔塞克斯补缺选举中以压倒多数高票当选，乔治三世宣布选举无效。3月，威尔克斯再度当选，下院再次剥夺其议员资格。4月，威尔克斯第三度高票当选，国会恶人做到底，干脆直接宣布威尔克斯的竞选对手合法当选。国王和下院的专横行为不仅侵犯了人民的选举权，更破坏了宪法的权威，同时使得威尔克斯作为黑暗政治受难者、人权象征、自由英雄的形象得以凸显。支持威尔克斯的人们成立了抗争性公民组织“权利法案协会”。老皮特、柏克等著名辉格党政治家也谴责国会的行为动摇了国本，“颠覆了宪法”。人民的怒吼、老成谋国者的规劝，都没能改变“威尔克斯事件”的最终结果。1770年1月，国会两院一致决议：拒绝请愿书，褫夺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是合法的。 约翰•威尔克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按照时下中文互联网上的流行称谓，应该叫他“砸锅党”才对。不错，这位威尔克斯议员端着体制的饭碗，在国会里上班，却拒不与以乔治三世为国王的英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胆敢“呲必英国”，在报纸上尽情传播“负能量”，跟国会和政府唱反调，这不是“砸锅党”又是什么？当年英国的“乔治大大”跟当今中国的“习大大”一样，也曾经下定了决心：“你敢砸本王的饭锅，本王就要收你的饭碗”，所以千方百计迫害威尔克斯，结果惹恼了人民，惹出了轩然大波。 三 塞缪尔•约翰逊，一名英国老牌“自干五”；约翰•威尔克斯，一个英国老牌“砸锅党”。这两位两百多年前的英国古人，一个称另一个是“流氓”，自然不足为奇。让人多少有点意外的是，“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句名言竟出自一位英国“自干五”之口，而被骂作“流氓”的那位英国“爱国者”却是一位“砸锅党”。这和我们中国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在我们这边，“自干五”是绝对不会把“爱国者”的帽子扣到“砸锅党”头上的，倒是“砸锅党”很有可能把“自干五”骂作“爱国贼”。 正是这个有趣的中英差别让我对约翰逊格言和威尔克斯事件感到了兴趣，感到有写一篇文章的必要。在两百年前的英国，“砸锅党”=“爱国者”几乎是共识，可见中英两国对爱国者、爱国主义的理解确实是颇为不同的。塞缪尔•约翰逊在《论爱国者》中写道，“爱国主义不一定要反叛”，“一个人可能厌恶国王，但依旧不爱国”，他这两句话是要表达骂政府、反国王的人未必爱国，但他的表述方式至少说明在当时的英国，像威尔克斯那样的“反叛者”、“厌恶国王”的人，不仅完全有理由以爱国者而自居、而自豪，而且也比约翰逊那样对本国赞不绝口、对外国不屑一顾的人更有可能被英国主流社会和英国普通人民视为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在中国人听起来，塞缪尔•约翰逊的话就显得非常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如果你公开批评国家和政府、经常传播“负能量”，如果你胆敢“反叛”、“厌恶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被骂作“汉奸”、“卖国贼”、“洋奴”、“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就已经是烧高香了，怎么可能反而被主流舆论视作爱国者呢——哪怕只是被人骂作“以爱国主义作最后庇护所的流氓”，也不大可能。事实正是如此，“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句英国“自干五”嘲讽英国“砸锅党”的警句，在中国一向是被反过来用的，它成了中国“砸锅党”嘲讽中国“自干五”的佳句。 约翰逊格言和“威尔克斯事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除了关于言论自由、人权、宪政之相互关系的历史启示之外，关于爱国主义也大有教育警示意义：其一，讲“中国梦”的未必比讲“普世价值”的更加爱国；其二，“呲必中国”的“砸锅党”未必不比“颂必中共”的“五毛”、“自干五”更加爱国；其三，刘晓波、许志永、郭飞雄、浦志强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贵的爱国者。这就是约翰逊和威尔克斯对中国当前爱国主义问题的几点启示。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7期

就在那天 - 写给女性公民周秀云 词/曲：师勇（蒙特利尔） 豆瓣： http://site.douban.com/liuxianmowang/ youtube： https:///watch?v=ZKSKLhwkIfQ 优酷：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3MTM2MzY4.html ５６：http://www.56.com/u86/v_MTM0MTAzNDUx.html 更多信息： www.shiyong.co.nr 你有秀丽的头发 岁月不曾减损 它的光亮 你有温暖的家 老公疼爱 儿女在长大 就在那天， 你的头发被他践踏 像株野草 阴霾天空， 几个警察视而不见， 你绝望的挣扎 你问他可有灵魂 是否他也有一个家 他的妻子和孩子 是否也在家里等他 就在那天 他的黑警服像块铁 黑得可怕 就在那天 他的黑皮鞋踩住你 像踩着野草 来来回回，警笛声 来来回回，脚步声 来来回回，谈笑声 来来回回，哭喊声 芸芸众生谁没有父母 谁没有家谁没有爱 为何把你踩在脚下 就像踩着野草 就在那天你苦苦哀求 他的皮鞋踩着你头发 就在那天你停止了呼吸 他的皮鞋践踏着你 你可听到，警笛声 你可听到，脚步声 你可听到，哭喊声 你可听到，可你再也听不到 歌曲创作背景: 2014年12月13日下午4时­许，女性公民周秀云讨要工钱，在遭到龙城派出所民警殴打和侮辱后，死在该所内，同时，他的丈夫­被打断六条肋骨，他的儿子也遭到警方关押。 河南郸城县农妇周秀云生前照 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疑似用脚踩着周秀云的头发。新华社发 新闻链接： 一个非正常死亡的讨薪农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AjpXAuzrg http://news.sina.com.cn/c/2015-01-06/105931365683.shtml

东西方文化差异与狗 文：张宏志（蒙特利尔） 拿东西方文化差异说事，每个人都似乎有话说；当你真正来到西方生活时，你似乎又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该怎样说。偶看国内综艺节目《非诚勿扰》里边有个叫乐嘉的光头小伙做点评专家，他问一个留洋海外的留学生，你认为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是什么？那个年轻人支支吾吾，看上去对此问题胸有成竹，但是半天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方文化国家，居民以英法裔为主，信仰自由但基督教占优，同时也奉行多元文化；来到这样的国家算是来到西方了。事实上，生活几年了，我倒反而感觉不到东西方的所谓文化差异，西方人和我们没有啥不一样的。也自私，也占小便宜，办公室也有勾心斗角；大的嘛，政治家也贪污，也拉帮结伙；说起来，你真的看不出所谓差别，更不要说什么本质差别了；宗教差异是有的，但我们对基督教也并不陌生；至于饮食习惯，那根本不值一提，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拥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南人北人还不同，何况这异国他乡那？ 但是我倒是从我的狗儿身上以及养狗的过程，真正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到加拿大后，由于生活归于平淡和寂寞，于是就买了一条贵妇犬，取个名字叫八恰；狗儿买回家很是讨我们喜欢，我们很是宠他，纵他，任他做什么都听他的；每天他都喜欢户外溜达，我们就尽量满足他；实在陪不起他，就由他自己去散散步；于是我家小狗在我住的小区，是家家户户都去访问的，邻居们称之为访问狗；但是有一天，警察敲我家的们，同时把狗送了回来，警察说，假如你们再让他这样乱跑，我们就要给你开罚款单了！我很惊讶，不知道这是不允许的，连说对不起，但我好奇地问他，假如我们继续让他乱跑那？警察说，那就继续罚款并且剥夺你们的抚养权！ 一天晚上，我们在一片草地上遛狗，狗拉了，但我们忘记了带纸，就假装没看见，硬着头皮往前走，这时一个小女孩追上来，她用英语说，先生，给你纸，把狗屎收起来！我顿时有无地自容的感觉，赶紧照办！那个女孩只有10 岁左右，正当我的尴尬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女孩又追了上来，说，先生，对不起，我没有带塑料袋！你今后也不要忘了随身携带塑料袋子啊！我赶紧说OK，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可是从此我遛狗再也不敢不带纸不带塑料袋了；原来想，荒郊野外的草地，狗大小便是正常的啊，可是那是绝对不行的！原来还想，不行又怎样，谁来管你啊！但是小女孩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我们原来的思维和文化陋习，到这里不改不行啊！ 还有一天遛狗时，狗儿就跑在我的眼前，我看见有一辆警车突然停在我的面前，警察问我，这是你的狗吗？我说是。警察问，你带狗绳了吗？我说没有，警察回到车上找来一个尼龙绳给我，说你先临时用，记住，下次遛狗必须用绳子栓好，用手牵着，否则你就触犯了法律！ 还有一次，我去建材商店，把狗放在手推车里，一个当地老人，露出喜爱的表情，伸手来抚摸八恰的头，可是八恰回头朝人家老人叫，甚至还要咬人家！老人很严肃的问我，一定有人伤害过他，弄疼过他，有人对他大声喊叫呵斥，所以他有很不好的记忆！天哪，一个小狗怎么能对他像人一样温文尔雅啊！还真的在平时有大声叫他，甚至打他的经历，这些似乎都被老人看见了一样。弄得我又一次无地自容！ 想起了老外邻居出差，把他家的小狗寄养在我家，一次他不听话，我朝他后背打了一下；那个狗不跑，不躲，不叫，也不反抗，而是瞪着大眼睛不解的看我，眼神很明确的表示他的不理解，意思是你怎么能打我哪？老天爷，敢情人家的狗都不曾被打过！我们爱狗，但我们打狗；我们爱狗，但我们大声呵斥狗；我们爱狗，但我们喂他人食；我们爱狗，我们就任他跑来跑去，人家却该管束则管束…… 从养狗过程到体验养狗文化到经历养狗的尴尬，我倒是琢磨出一点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以，与其去抽像的谈差别，还莫不如弄一条狗，养一段，并且认真的和你在大陆的养狗经验比较一下，你就会有心得了！

一座与小孩同眠的总统陵墓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到美国纽约，有一个要去的地方，不是摩天高厦、万头攒动的华尔街，而是一片绿荫环抱的静谧土地。这里矗立着一座高约150米、银白色、上顶圆形的雄伟建筑，是美国第18届（1869-1877）总统尤里乌斯.格兰特的陵墓。它的主人在南北战争时，率领联邦军队击败分裂的南方叛军，在危急关头拯救了美国，他被称为常胜将军，国家英雄。 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 格兰特是美国第一个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总统。他参加南北战争时只是上校，由于指挥部队作战功绩显赫，提升为中将。1864年林肯任命他担任联邦军总司令，指挥全国军队，直到他接受南方将领罗伯特.李的投降。后来格兰特在大选中获胜，连任两届总统。游客来此，是瞻仰这位受美国钦佩的大人物，另外这里还有一座令人感叹的小墓地。 格兰特照片 格兰特头像的美元 离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的哈德逊河边，是一座5岁男孩的墓，四周铁栏相围，男孩的名字叫StCaire PoLLocK。1797年7月15日，这个男孩在家门口玩耍时，不小心从河滨的高坡上坠落，当即身亡。父亲抱着男孩渐渐发凉的身体，悲痛欲绝。为了一走出家门就能看见“儿子”，父亲在小孩摔落处给他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坟墓，也是为祭奠儿子不幸的短短生命。多年后，这家主人经济拮据，不得不忍痛将土地转让。但是提出一个转让的特殊要求：把孩子墓地作为土地的一部分保留，永远不要毁坏。新主人答应了，并把这个条件写进了契约。 美国国会前格兰特塑像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这片土地不知道被辗转出售过多少次，也不知更换了多少个主人，但男孩的坟墓依据一个接一个的买卖契约，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未被损毁。整整100年后，1897年政府要修建格兰特总统的陵园，恰恰选中了这片土地。作为权力机关的政府，怎样对待这里的男孩坟墓？他们照样按照购买契约去履行。不久，格兰特陵墓开始修建，与浩大施工现场不足百米外的男孩坟墓，没有受到丝毫损坏。 小孩墓（左下）、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撰文的木牌 又一个百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陵墓建成100周年,也是那个小孩去世20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来到这里，在缅怀前总统格兰特的同时，下令重新修整了男孩的坟墓。于是StCIaire PoLLocK的小小坟墓变得精致起来，坟墓的一侧，还竖立起一块木牌，上面由朱利安尼市长亲自撰写了小孩墓地的故事。游客来此，总要看看这个与总统一起长眠的小孩墓地。 李鸿章与格兰特合影 还有一个吸引华人游客之处，是这里曾留下过中国人的遗迹。1896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李鸿章出使欧美，他从华盛顿来纽约，特意到格兰特陵墓拜谒。李鸿章很注重与美国的关系，也很念旧。1879年，格兰特作为卸任总统出访亚非各国，也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前总统。李鸿章接待了格兰特，两人进行了诚挚的交谈。17年后李鸿章一定要看望这位逝去的老友，他献上花篮，在墓旁亲自植树一棵，并立碑纪念。118年过去，异国的“李鸿章树”和所立纪念碑依旧可见。 李鸿章的植树 刻有中英文的立碑 1911年初，中国清末，“海圻”号巡洋舰载政府高官考察英美等国。军舰抵达纽约后，在中国海军将领程璧光带领下，官兵上岸专程前往格兰特总统陵墓，以军人仪式进行拜谒，并接受了美国舰队司令和纽约市长的检阅。一个多世纪的沧桑，这些仿佛还见证着中美两国的历史友谊。 中国海军前往拜谒格兰特陵墓路上 程璧光（左三）率“海圻”舰官兵接受检阅 离开这片静静的土地时，会有什么感想呢？5岁孩子的坟墓200多年不被损坏和迁移，一个国家总统的陵园和一个草根孩子的墓相伴长眠，这可能是世界上没有的奇观了，而这仅仅是因为小孩父亲当初转让土地的那份契约。权力与权利之间，这也许是难以想象的。一代又一代的土地主人、政府决策官员、格兰特陵墓的修建者、历任纽约市长，他们坚持的就是一份契约，并且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于是，格兰特总统陵园成了游客的必到之地。 与总统陵园毗邻的草根小孩墓 我们还会想，在倡导诚信、平等，高呼法治、人民利益的时候，是否应该做到表里如一？是否也能做到对一个平民孩子的坟墓历经200年的爱护和尊重？如果没有60年前那场跨国的残酷战争，是否今天就不用和美国建立口头的“新型大国关系”？

致力重圆还是宣扬仇恨 Reconciliation vs. Promotion of Hatred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2014年的圣诞平安夜，英国女王按照惯例发表了圣诞讲演。这次讲演颇有新意。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100周年，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久远，但是对战争的反省并不彻底，近来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发表，新观点甚至有颠覆旧观点的趋势。这些观点都基本在学术圈之内，民间并没有多少质疑。 但是学术的引领必然导致向民间扩散。令人瞩目的首先是英国的一则商业广告：在一战的1914年的圣诞节，在前线对峙的德国和英国士兵在没有得到任何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各自放下武器，走向对方，互致问候，交换礼物。广告的主题是“这是圣诞节，让我们搁置所有争端，共同过节吧！”画外音大概是“把战争的钱花在过节吧！” 这个广告基于的是事实，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广告本身也无可非议：这个世界需要和平和谅解，而不是战争和仇恨。 但是，广告受到了批评。有的批评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把严肃的战争如此轻描淡写！ 那么什么是轻描淡写？到底是战争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到底是争端严肃还是谅解严肃？1914年圣诞节由交战双方前线的英国和德国士兵的行为所体现的正是人性和谅解的伟大。如果这不重要不严肃，还有什么重要和严肃？ 广告没有退却，批评也坚持不懈。正在此时，英国女王一如往常在平安夜进行了讲演。讲演中毫无保留地赞扬了这个事件。女王的讲演从来以不参与政治或争议为特点，因此在广告受到批评之后发表这样的讲演，实属颇有勇气和难能可贵。她在讲演中贯穿了一个关键词，这也是那个广告的意义：Reconciliation。这是一个无法被翻译为单一中文词的英文单词。当一对战乱中被迫离散的夫妻破镜重圆时，是reconciliation；当世代冤家摈弃前嫌言归于好，也是reconciliation。在西方语言里，reconciliation不问出处，只问将来。不管你们过去是如何分道扬镳的，或是如何反目成仇的，这对reconciliation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分离的双方重新团圆，和睦相处。 这也反映了东西文化的不同。中文会把前一种reconciliation翻译成“破镜重圆”，而把后一种翻译成“化敌为友”。在不同的场合，这个英文词被译作了不同的中文词。中国人对这个词难以准确理解并非由于英语不好，而是文化不同。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词译作“重圆”吧。我希望这成为这个英文词今后的标准中文译文。 有人说：复仇是永恒的主题。但是，人类文明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重圆”，而不是“复仇”。美国的“南北战争”本身不值得称道，林肯发动这次战争大有战犯之嫌，但是战后由林肯倡导的“重圆”却是值得赞扬的。战后，南方的军人和政治家没有被惩罚，而是被善待。 人类的战争多以“复仇”为内容，即便没有仇恨，也要制造出足够的仇恨。每次战争都是下一次战争的理由，冤冤相报，永无止境。“以巴冲突”是最典型的劣等范例，双方没有一个致力于“重圆”，各自都认为自己毫无过错，而对方一无是处。这是两个不知道什么是“重圆”的文化的冲突，因此他们永远不可能“重圆”。 任何宣扬仇恨的文化都是不可能“重圆”的。他们不仅要将对手打败，而且要“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犹太组织就是永远仇恨绝不重圆的践行者。他们的那些组织，冠以“反歧视，求公平”，却推销的是仇恨，比如Anti-Deformation League，Simon Wiesenthal Center，B'nai Brith等。一开始我还真的以为他们是什么民权组织，结果都是犹太极端分子背景的，他们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宣传对别人的仇恨，比如对德国人的仇恨，对奥地利人的仇恨，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对所有批评他们的人的仇恨。他们把所有胆敢批评他们的人，都冠以“反犹太”，并致力于把“反犹太”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罪恶。你可以质疑上帝，但是不能质疑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甚至污蔑奥地利人：在奥地利，纳粹的人数比公民还多。 犹太人到处建立“大屠杀博物馆”，把自己打扮成永远的受害者。其目的也就是为他们今天的罪行取得通行证。“他们曾经如此悲惨，现在就让他们干点过分的吧。”他们连篇累牍自己的不幸过去，靠宣传对他人的仇恨来博得人们对自己的同情。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同情别人。我们必须记得：那些哭得过于响亮和过于长久的，绝不可能是真正的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不相信眼泪和嚎啕的。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抹黑德国，根据民意测验，德国成了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民族；不管他们如何美化自己，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守信用加害于邻居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在践行“重圆”，而以色列在践行“仇恨”。 那些宣扬仇恨的一定是为了罪恶的目的。布尔什维克、红色高棉、北韩金家，都是典型的例子。 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让我们致力于“重圆”，远离“仇恨”。 附录：英国女王2014圣诞平安夜讲演原文和译文 In the ruins of the old Coventry Cathedral is a sculpture of a man and a woman reaching out to embrace each other. The sculptor was inspired by the story of a woman who crossed Europe on foot after the war to find her husband. Casts of the same sculpture can be found in Belfast and Berlin, and it is simply called Reconciliation. Reconciliation is the peaceful end to conflict, and we were reminded of this in August when countr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e together to remember in peace. The ceramic poppies at the Tower of London drew millions, and the only possible reaction to seeing them and walking among them was silence. For every poppy a life; and a reminder of the grief of loved ones left behind. No one who fought in that war is still alive, but we remember their sacrifice and indeed the sacrifice of all those in the armed forces who serve and protect us today. In 1914, many people thought the war would be over by Christmas, but sadly by then the trenches were dug and the future shape of the war in Europe was set. But, as we know, something remarkable did happen that Christmas, exactly a hundred years ago today. Without any instruction or command, the shooting stopped and German and British soldiers met in No Man's Land. Photographs were taken and gifts exchanged. It was a Christmas truce. Truces are not a new idea. In the ancient world a truce was declar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and wars and battles were put on hold. Sport has a wonderful way of bringing together people and nations, as we saw this year in Glasgow when over 70 countries took part in the Commonwealth Games.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hey are known as the Friendly Games. As well as promoting dialogue between nations, the Commonwealth Games pioneered the inclusion of para-sports within each day's events. As with the Invictus Games that followed, the courage, determination and talent of the athletes captured our imagination as well as breaking down divisions. The benefits of reconciliation were clear to see when I visited Belfast in June. While my tour of the set of Game Of Thrones may have gained most attention, my visit to the Crumlin Road Gaol will remain vividly in my mind. What was once a prison during the Troubles is now a place of hope and fresh purpose; a reminder of what is possible when people reach out to one another, rather like the couple in the sculpture. Of course, reconciliation takes different forms. In Scotland after the referendum many felt great disappointment, while others felt great relief; and bridging these differences will take time. Bringing reconciliation to war or emergency zones is an even harder task, and I have been deeply touched this year by the selflessness of aid workers and medical volunteers who have gone abroad to help victims of conflict or of diseases like Ebola, often at great personal risk. For me,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the Prince of Peace, whose birth we celebrate today, is an inspiration and an anchor in my life. A role model of reconciliation and forgiveness, he stretched out his hands in love, acceptance and healing. Christ's example has taught me to seek to respect and value all people, of whatever faith or none. Sometimes it seems that reconciliation stands little chance in the face of war and discord. But, as the Christmas truce a century ago reminds us, peace and goodwill have lasting power in the hearts of men and women. On that chilly Christmas Eve in 1914 many of the German forces sang Silent Night, its haunting melody inching across the line. That carol is still much-loved today, a legacy of the Christmas truce, and a reminder to us all that even in the unlikeliest of places hope can still be found. A very happy Christmas to you all. 在考文垂的老天主教堂的废墟里，有一尊表现一对男女伸展双臂去拥抱对方的雕像。雕塑家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妇女在战后徒步整个欧洲去寻找她失散的丈夫。 这个作品也可以在贝尔法斯特和柏林看到，它的名字极其简单：reconciliation。（重圆） “重圆”是一个冲突的和平结局。今年8月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国家聚集一起以此纪念之，这正是“重圆”对于我们的意义。 在伦敦塔下的陶瓷罂粟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走近和看到这些罂粟花时，我们唯一的反应是静默。每朵罂粟花都代表了一个逝去的生命，也代表了未亡人对已逝者的爱心。 参加一战的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铭记了他们做出的牺牲，我们同样铭记今天做出牺牲来保卫和服务我们的武装力量的男人和女人。 在1914年，很多人认为到那年的圣诞节战事就会结束。但是，不幸的是，到了那时却战壕深挖，战事依旧。 但是，就如我们所知，那个圣诞节发生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那正好是距今100年前的今天。 在没有任何指令和命令的情况下，交战停止了，德国和英国士兵相会在无人区。他们一起拍照留影，他们彼此交换礼物。这就是圣诞节休战。 休战并不是什么新的理念。在古代奥运会期间就必须休战，那时战争和战斗都会暂停。 体育是一个可以把不同人们和民族聚集在一起的神奇的方式，就如同我们今年在格拉斯哥看到的有70个国家参加的英联邦运动会。 这个运动会被称作是友谊运动会是有道理的。这个运动会不仅鼓励国家间的对话，而且也开创性地把伤残人项目掺入到了每天的正常项目中。 在随之举行的伤病老兵运动会中，运动员所体现的勇气、决心和潜力不仅捕捉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且拆除了曾经的藩篱。 在我今年六月访问贝尔法斯特的时候，“重圆”的益处显而易见。尽管我参观《权力游戏》电视剧拍摄场景被报道最多，但是参观克鲁姆林路监狱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那曾经在动荡时代的监狱，现在是一个希望和新生的地方，这就像是那对夫妇的雕像，当人们互相伸开双臂拥抱他人时，什么都是可能的。 当然，“重圆”有不同的形式。苏格兰在全民公决后，有的非常失望，有的如释重负。而沟通这样的不同则需要时间。 让“重圆”发生在战争和紧张地区则是更加艰难的事情。我被那些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远涉重洋去帮助冲突的受害者以及埃博拉病毒的患者的工作者和医疗志愿者的行动深深感动。 对我来说，耶稣是和平的天使，而我们今天正在纪念他的诞辰。他的一生永远是我生命的激励和基石。 他是“重圆”和“宽恕”的典范，他为爱心、接纳和疗伤而伸出他的双手。耶稣的榜样教导了我去尊敬和珍惜所有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信仰，甚至是否有信仰。 有时，“重圆”在战争和冲突中看起来毫无可能实现。但是，正如100年前的圣诞休战感召我们的，和平和善意在人们心中有着坚韧的力量。 在那个寒冷的1914年圣诞节前夜，许多德国军人唱起了《平安夜》。这是一个魂牵梦绕的旋律，慢慢地跨越了战争前线。 人们至今热爱这首歌。这是圣诞休战留给我们的遗产，它感召着我们：即便在极不可能的地方，希望依旧存在。 祝大家一个非常快乐的圣诞节。

欧洲一年 文、图 / 枫子（蒙特利尔） 岁末年初，很多人都在写自己的New Year’s resolution（新年愿望）。这样的愿望一般都是很具体，很量化，写者情也切，意也诚，真的以为在将来的一年里这些美好的愿望可以梦想成真。 我呢，在这样辞旧迎新的季节里，也常会不由自主地被这气氛带动着做做梦。其实不要说新年愿望，我在一年里的很多时候，也常常做这样的憧憬： 第一个很量化的愿望，就是等宝宝年满12岁，我就可以丢下他自己在家，放心无挂地去听音乐会了。那会儿连法律都管不着了，我爱听到多晚都行，周末出去一整天也没问题。那将是多么奢侈宝贵的自由啊！现在宝宝还小，我每年给自己定下的音乐会场次不能超过5次，因为只有一两个朋友可以托付，所以我一定要精选再精选那些演出节目，细细研究小心甄别，然后才会郑重其事地在电脑上点击那个“购买”键。而每一次把宝宝托付在朋友家自己冲进夜色的“出逃”，于我都是那样的激动振奋、难能可贵！ 第二个很量化的愿望就是等宝宝年满18岁，我就可以永远地“出逃”了！这样的美梦做做都令人振奋：想象着宝宝一迈进大学的校门，我就急不可耐地收拾好自己那尘封多年的行李箱，对过去18年来专职妈妈的工作做一次永远的告别，然后穿上牛仔裤，蹬上旅游鞋，身体那样轻盈，心儿那样自由，快乐轻松得像一只小燕子，唱着我17岁生日时唱过的那首歌： “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裤，装作若无其事的告别，告诉妈妈我想离家出游几天，妈妈笑着对我说，别忘了回家的路。” 而那时，我则是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告诉宝宝：妈妈要离家出游几年，你要照顾好自己哦！ 仿照彼得·梅尔的A Year in Provance《普罗旺斯的一年》，“离家出走”后，我也为自己设想了A Year in Europe，一个“欧洲一年”的美梦—— 在梦里，我将尽情挥洒那18年来从不曾奢望的、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宝贵时间，我将去那些一直叫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住下来，住上它满满一年，把自己当做本地人一样，即便是在租来的房子里，我也要插满鲜花，开灶做饭，认认真真地展开一段新的生活，彻底放逐一下我那久锢腐钝的心灵。 那个浪漫美梦将从冬天开始。 12月份，我潇洒地挥别魁北克的冰天雪地，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到了意大利托斯卡纳的艳阳下。是两部女性题材的美国电影让我对托斯卡纳深深地着了迷：《托斯卡纳艳阳下》（Under the Tuscan Sun）和《给朱丽叶的信》（Letters to Juliet）。对我来说，喜爱一部电影有时并不是因其好看的故事情节，相反，往往就是一些没那么紧要的元素，比如配乐，比如画面，比如布景，比如道具，甚或是一晃而过的路人甲或道具乙，却正是深深吸引我的主要原因。对我来说，这两部情节简单气氛轻松的电影，简直就是托斯卡纳旅游局委托好莱坞为其拍摄制作的风光大片哪：那辽阔无际的一脉平原，那明晃晃金灿灿的绚烂阳光，那和煦温暖的醉人微风，和那微风吹动橄榄叶而折射的闪闪银光。那些中世纪的古老村落，那些温暖色调的古老房舍，那些叫人眼花缭乱的周末集市，那些琳琅满目的土产特色……所有这些，都叫我心心向往，热切渴望！当然更少不了那著名的托斯卡纳美食，那可是法国大餐的本源，要不是当年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的公主将作为陪嫁品的托斯卡纳厨师一同带去法国皇宫，法国人还不知要继续吃上多少年的手抓饭呢! 我将在这里租下一间农舍，作为我欧洲一年生活的基地。我会去市场上买来当地土布织成的床单被罩，窗帘桌布，令我的陋舍顿时充满了温暖的本土气息。我会把从集市里淘来的静物画和风景画挂在墙上作为装饰，我相信骨血里浸润着千年文明的意大利人，哪怕是普通匠人描绘出的画面亦不会俗气到哪里去。我会用晾干的或新鲜的食材香料将橱柜和冰箱填满，像当地人一样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烹饪每一顿美食。我还会储备百十来瓶各色好酒，用以佐餐煮菜不同用场，就像我要在这里住上很久似的，用也用不完。 在托斯卡纳，我要亲眼“看一看”安德烈·波切利那嘹亮的意大利男高音——他的歌声总令我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生动流淌的意大利乡村景色。我也要亲自去“闻一闻”那挂满枝头葡萄的紫色——每当我品尝意大利红酒时总似闻到了那果肉和果皮不同的味道和颜色。我还要学说几句简单的意大利语，跟那些又淳朴又不靠谱的意大利人交交朋友，学着他们的样子对一切都不当真，忘掉规则和戒律，培养一种潇洒放松的人生态度（譬如把交通灯的黄色看做是装饰品，把交通灯的红色当做是一种建议）。当然，最让我憧憬的还是参加他们的露天餐舞会：橄榄树下，铺着花布的餐桌上摆满了从托斯卡纳肥沃土地里可以收获的一切：鲜花，水果，腌橄榄，晒番茄，色拉，面包，香肠，红酒。眼前是帅气的意大利男人和漂亮的意大利女人，耳边是刀叉酒杯的碰撞声，人们的笑语和欢声，和曼陀林演奏的浪漫琴声……就这样我把自己扔在托斯卡纳的土地上，彻底放肆，没有节制没有顾忌地享受生活，享受美食，慵懒惬意，不顾后果。 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剧照 当春天来时，我就继续南飞，去欧洲的天涯海角：西班牙。西班牙吸引着我的，不是斗牛，也不是火腿，而是一支曲子，和一部电影。 那支曲子已经在我灵魂里驻扎了20多年。小时候，弟弟的吉他弹奏曾一度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甚至都能熟练地运用轮指，甚至都敢演绎那首最著名的吉他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那首曲子是那样地忧伤和惆怅，凄美的旋律里面仿佛纠结缠绕着那样多欲言又止的过去和回忆。于是阿尔罕布拉宫就成了我一个想往，格拉纳达那座摩尔人的皇宫便成了我一个梦想的所在。 有时候，我更愿意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旧时的争战与侵略：想想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就不可能有大翻译运动及其带来的最直接辉煌的结果：文艺复兴运动。如果没有土耳其军队的入侵，那么维也纳人还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品尝到香浓咖啡的滋味，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听到莫扎特那优美的歌剧《后宫诱逃》和《土耳其进行曲》了。同理，如果没有当初北非摩尔人在格林纳达建立的阿尔罕布拉宫殿，那么今天我们也就听不到这首世界上最美丽的古典吉他名曲了。 这首吉他曲是那样的婉转惆怅，以致我一定要追随着那悠远的旋律亲自去到阿尔罕布拉宫，我想坐在夕阳中的古老城墙底下，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心来感受，那掩藏在旋律背后的时空交错，那古今东西的交织穿越——想想就在这座宫殿里，汇聚着那样多不可思议的冲突与矛盾:欧洲与非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西班牙和阿拉伯，鼎盛和衰败，辉煌和落寞……置身其中，史书上的那些记载一定会鲜活跳荡生动活泼起来：伊莎贝拉女王，哥伦布，新大陆，西班牙王室；非洲，阿拉伯，摩尔人；再扯远一点，还可以想想北非谍影，卡萨布兰卡…… 正如奥尔罕·帕慕克在其书《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回忆》扉页中的题词：“美景之美，在其忧伤”。能够折射出这样情绪的历史遗迹是我喜欢造访的地方。 阿尔罕布拉宫 西班牙吉他曲忧伤却也浪漫，明朗却又暧昧。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塞罗那》（Vicky Cristina Barcelona）中，正是那柠檬夜色中浅酌低吟的吉他曲，成了神奇的催情剂，叫那理智现实的女大学生爱上了那个浪荡子画家。且不论真实生活中的伍迪·艾伦是伦理丧尽也好，道德败坏也罢，他的城市系列电影里呈现出的那份对梦想的纯真追求，对艺术的痴狂热爱，都是那样地执着和真诚。他在《午夜巴塞罗那》中呈现的对西班牙、在《午夜巴黎》中呈现的对巴黎那份最真切的向往和描绘，就如我现在正在写作的这篇“欧洲一年”，巴不得把自己喜爱的东西全都打包装在一起来品味来饕餮。于是，巴塞罗那成了我要去住上一段时间的必选城市之一。在那，我要坐在街头巷尾聆听所有的西班牙民间吉他曲，我要访遍高迪的所有建筑作品。我要用整个春季来研究琢磨西班牙人血液里那份艺术天赋和创意从何而来，为什么我最崇敬的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和达利都来自这里。 6月份，我要北上去到奥地利，在那里度过整个盛夏。避暑还在其次，主要是去赴两场音乐盛宴。这是多年来驻扎在我心底最热切的梦想，我一定要追随着他们，去现场聆听我最挚爱的施特劳斯和莫扎特。 Andre Rieu的“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队”是画家苏凤介绍给我的，她发来的链接是他们在柏林的一场音乐会：La Vie est Belle。一个小时的演出我是一口气看下来的，直看得我血脉贲张，泪花四溅，这真是一场视听的饕餮盛宴哪——乐队成员一律欧洲宫廷风格打扮，连谱架都是铸铁花艺的。潇洒的Andre Rieu既是指挥又是主持人，同时还是第一把小提琴手，长发飞扬，激情四射，简直就是当年维也纳的约翰·施特劳斯的再现。演奏的曲目尤其是我至爱的：有我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上听到的那首Lara's Theme；有刚来加拿大时陪伴了我一个春天的Ramona；还有那些我一直喜欢的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悠扬曼妙的乡村民谣，和欧洲古典乐曲。Andre Rieu把这些耳熟能详的曲子演绎出了他们自己的风格：有时似交响乐般雄浑壮阔，有时又似曼陀瓦尼乐队那流水般的轻盈，又壮丽又浪漫，又抒情又辽阔。听得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不能自拔：有情人在那浪漫的氛围中禁不住拥吻，有故事的人止不住热泪盈眶，有激情的人当场跳起了华尔兹，不相识的左右邻座手牵着手一同与台上共鸣和唱。 在Youtube上看了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多场演出，每一场都有不同的呈现和惊喜。所以我希望能有一段自由的时间，专门追随着Andre Rieu乐队，置身现场亲耳聆听，真实地虚拟一把那场盛宴，那场梦幻。 Andre Rieu 在奥地利我还要留出一整月的时间，将“萨尔斯堡音乐节”（每年7月底至9月初）从头至尾感受一番。一直那样挚爱莫扎特，他的作品永远是我生活中的主旋律：无论是歌剧还是合唱，无论是协奏曲还是奏鸣曲，无论是宗教音乐还是世俗流行乐曲。听他的音乐时，我的思绪总止不住游弋四散，古今穿越：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宫廷乐队，假发套，古典音乐，德国歌剧，维也纳，萨尔斯堡，海顿，萨列里……我相信这些对莫扎特音乐不着边际的浮想与联系，都能在他家乡举办的这个音乐节中找到蛛丝马迹，从而可以帮助缕一缕我这纷乱的思绪，也能帮我在那些音符里找寻艺术的真谛。 当秋天来临，我于是告别北地，再辗转回意大利。我发现，我的艺术之旅虽是性随所至，随心所欲，但其实它始终离不开滋养艺术的这片丰饶沃土。千百年来，意大利自我更新，自我丰富，任何最具想象力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形式都出自这里。我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被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家们所深深折服：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因此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原梅迪奇家族的办公室、现在的乌非奇博物馆，一直是我要顶礼膜拜的艺术圣殿，那可是集聚文艺复兴所有阶段所有形式艺术品的聚宝盆啊，据说如果把乌非奇博物馆地下室的藏品搬出来就可以在纽约举办整整5年的展览！我要在梅迪奇的佛罗伦萨住上一段时间，双脚实实地踏在中世纪铺就的石板路上，亲身穿行在中世纪筑就的长街窄巷，亲手抚摸骑士们守护过的城墙，用眼、用心去观瞻和铭记人类历史上那场最伟大的复兴运动中产生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而另一方面，我却又被现代艺术那非凡的破坏力和创造力所折服。古老的意大利不是躺在故纸堆里的废墟和遗产，而是鲜活地激荡着时代最前沿的创意和时尚。那个在现代设计界比肩万国博览会的“威尼斯双年展”是我魂牵梦萦多年的一个想往，对于这样世界顶级的创意设计展览会，匆匆而过走马观花绝对是对它的侮辱和不恭！我一定要在威尼斯住下来，将展册仔细研究一遍，认真细致地去观看那些当今世界上最前卫的时尚设计：无论它是一把废铁铸成的椅子，还是一只造型独特的灯泡；无论是一件怪异荒诞的装置艺术，还是令人费解的行为艺术……我都愿抱着一颗宽容的谦逊的心，把这些作品认真钻研细细琢磨，因为我知道，所有明天理所当然的事物，都是从今天莫名其妙的发明和创造演变而来的。

阎连科国际获奖的原因与张艺谋一样吗？ 文：张英进 转载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澎湃新闻编者按： 中国作家阎连科今年荣获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卡夫卡奖，奖金1万美元。该奖由弗兰茨•卡夫卡协会和布拉格市政府于2001年设立，每年一次，历届获奖者均为世界级作家，其中耶利内克和品特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作为当代中国作家里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富有现实感的作品能在西方站住脚，是因为满足了西方人的政治猎奇吗？就像张艺谋当年的电影一样？同样拥有浓厚的乡土情怀、民间智慧和虚幻的叙事活力，阎连科的作品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有何不同呢？ 张英进教授近期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畅谈“阎连科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摘录讲座精华，以飨读者。本文未经演讲者审阅。 张英进，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讲席教授，学养深厚，著述颇丰，已出版的中文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审视中国》、《电影的世纪末怀旧》、《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主编）等。 张英进教授近期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畅谈“阎连科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 中国形象在西方：高楼林立，还是乡土贫弱？ 阎连科的小说显然符合中国形象在西方的认知传统。这个认知传统包括好几个因素：贫困的乡土中国、压抑的女性欲望、奇异的民间智慧、荒诞的独裁政治、畸形的市场经济、衰退的生态环境、恐怖的医疗事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不单是阎连科，也不单只是小说，电影中也会出现这些因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张艺谋的电影在西方获得了成功，但后来也受到了批评，都是因为他的电影中也包含贫困的乡土中国、压抑的女性欲望和奇异的民间智慧这些元素。西方的读者和观众长期受到主流媒体和好莱坞电影的熏陶，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欣赏趣味几乎是定型的。我们必须了解到，虽然中国现在经济发达，新建的高楼比纽约还多，但是西方在大众文化概念上认同的还是那样的乡土中国形象。 阎连科最近已经有三部英文小说问世，也曾被译为法文甚至是罗马尼亚文。其中《受活》这部小说的书名很难翻译，所以他们最后译为Lenin’s Kisses，《列宁之吻》，又有政治，又有爱情，绝对吸引注意力。乡土和政治气味浓重的中文原著在英文翻译中应该是得到了不少的新拓展。 阎连科小说译本的读者会是谁？自然不包括原著的中文读者，也不是跨越中西的双语读者，而是完全不懂中文的西方读者，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读者。法语和德语的读者也很重要，但主要还是英语读者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这种阅读模式往往不会是超然的，往往带有猎奇心态，虽然富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却也坚信西方道德与人权的优势感。换句话说，能够来看阎连科小说的人，对中国是持同情心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是超然。但是他们所带的同情心背后是坚信的西方道德优势。一讲到环境和人权问题，他们的优势感是绝对在的，没有这些的话他们不感兴趣。如果你比他好的话，他不感兴趣，比他差的时候，他感兴趣——这个机制一直可以回溯到早期好莱坞，甚至更早。 “在诺贝尔奖的角逐当中，中国同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永远不会是赢家” 那么，什么样的中国作家能够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讨论行列呢？ 这是一个与西方文化霸权息息相关的过程。这种霸权的表现之一即“承认的机制”，这是西方考量国别文学作家地位的机制。这个机制始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往外扩张的时候偶尔会带东西回来，这表明他们对非西方国家的关心。但是它的长期运作又支撑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结果使得西方中心的霸权地位持续渗透全球。 至于中国作家在国外获奖。我想奖项代表了西方文化机构对于世界文学的承认，不是说得奖的作品就好，不得奖的作品就不好。这些奖项只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海外影响的一个参照系。当然我们的媒体希望多炒作一些，作家也希望获奖，这和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有关。如果刻意要为拿一个奖项而去写作，好像没有成功的例子。虽然评奖有一套它的传统，但不是说满足这个传统就确定能够得到。现在国内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效仿国外也设立大奖，西方承认不承认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些奖项可以看作跨文化交流的机制。至于阎连科，我在开会的时候见过他，听过他的表述，看了他的小说和论文，我觉得他还是沉得住气的人，没有急于追求外面的奖项，还是属于埋头写作、出产量很高的作家。 在这套承认机制当中，最受大家重视的当然是诺贝尔奖。有关诺贝尔奖的讨论，国内已经有几十年了，在国外也有。我这里引用的是1980年代末两位美国学者的讲法：“在诺贝尔奖的角逐当中，中国同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永远不会是赢家。寻求瑞典人的承认最终使西方成为‘世界文学’的鉴定者。中国获奖的机会可能最终决定于，中国在一小群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或政治知之甚少的欧洲人眼中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不仅对中国，对那些非主流的小民族国家，他们也是这个心态。他们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真正去了解我们的文化，这个机制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每次诺贝尔奖揭晓都会引发争论。瑞典学院先后在2000年和2012年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两位华人作家，两次都引起多方的质疑和争论。我想讨论的是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与阎连科的异同之处，想从两个相仿的学术例证来探讨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的比较尴尬的定位。 看了阎连科的作品以后觉得非常沉重，而看了莫言的作品之后不会 如果说在当今的世界文学领域，高行健代表的是华语文学当中天马行空的哲理思辨和先锋精英的艺术形式，莫言代表中国文学浓厚的乡土情怀、民间智慧和虚幻的叙事活力，那么阎连科的创作显然更接近后者。两个人的背景非常像，出生于乡土中国，然后为了离开农村而参军，在军旅生活当中开始写作并成名。同莫言一样，阎连科吸取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因素，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和方言等等，注重小说的形式更新和语言表达。所以两人的写作风格、经历和兴趣都比较接近。但是跟莫言相反，阎连科更勇于公开承担文学的当代责任，愿意经受压力，他的批判意识直指当今比较敏感的话题。 在这个意义上，阎连科的小说不属于高行健的“冷的文学”。“冷的文学”是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抒怀言志的文学。对阎连科而言，文学不可能超越政治，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高行健和莫言。但是作家必须超越主流的现实主义，所以阎连科想超越的是文学的形式和创作概念。 在写作的方法上，和西方作家更愿意描述深刻的心理活动不同，我们国内的作家不愿意做太多的心理描述。他们不需要太深刻的心理分析，但也能表现心理深度，这可能是中国特色。阎连科追求叙事语言，他在写《受活》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用哪一种语言风格来表述他的小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的作家相当成功，我个人的感受是看了高行健再看阎连科，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小说真好看。看高行健作品的时候，真有看翻译作品的感觉，因为高行健是最早推出现代派小说和现代戏剧的。莫言和阎连科都有深刻的负罪感，而莫言的负罪感远没有阎连科那么沉重。阎连科和莫言写作的故事也比较类似，经历也比较类似，但是看了阎连科的作品以后觉得非常沉重，而看了莫言的作品之后，不会那么沉重。 作家阎连科 阎连科鼓励作家回到个体，强调现实主义与生活和社会无关，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换句话来讲，他要强调超越主义的现实或超越的现实主义是要回到个体的内心和灵魂，然后重新定义“真实”这个概念，“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强大的和现实主义的”。真正超越的现实主义是他追求的。 我认为阎连科在当代小说的颠覆性和批判性使他异军突起，这方面的成就绝对超越了高行健，也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莫言。仅仅题材的敏感而求轰动效应的书写接近于标榜意见立场、追求媒体炒作，只有超越现实，才可能在文学世界里颠覆现世的主流价值，开拓新的思辨空间，进而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我们有很多写敏感题材的作家，不一定写得好。我认为阎连科想通过“神实主义”重新推出一个创作的新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他近年小说的批判性指向的政治和商业的逻辑，而颠覆性是指又出人意料地演绎出政治和商业背后的逻辑。他的文学世界充满了荒诞的末世感，为歌舞升平的盛世喧哗留下极不和谐的无声的见证。 阎连科在《受活》的封面有一段话：“忘记是我们共同的罪恶，去认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阎连科对读者的要求就是以个体的经验想象回家的道路。这个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家，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回去的，是要经过努力的，这里的努力就是指写作和阅读。 什么电影能够代表中国形象？ 当生活跨两种文化之后，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西方有一套固定的文化接受模式。如果我们只是批评他们的模式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慢慢地改变这个模式，让他们能接受新的东西。 文学之外，我也在思考什么样的电影能够代表中国的形象。我发现在张艺谋《英雄》之后的武侠片里，有大量的暴力场景，而它们上映的日期一般都是贺岁片档期，本应该欢欢喜喜。而这几年的贺岁片越来越悲，越来越有负罪感，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血腥。2007年上映的贺岁片《投名状》中尸体如山，这就是我们春节期间大家去消费的形象。 还有《孔子》这部电影，本来可以很好，可以代表国家形象。但是观影之后，连国内的观众都无法产生崇敬的情感。这部影片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孔子能射箭，所以表现的还是他的武而不是文。然后这样的孔子形象拿出去，让别人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要改变西方对我们形象的接受，但是我们能生产出什么东西让人家先接受、能看能阅读、然后再认同？目前我们的文化产品没有能够让人家认同的。这里就出现了反讽，因为有了西方对中国固定的认同模式，所以产生了我们的创作者会主动根据认同的模式营造自己的创作。于是就出现张艺谋所创造的影响。《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中的灯笼还是中国式的，但后来到《英雄》的时候，那个灯笼就不是中国式的了，而是日本式的。因为张艺谋请的是日本的设计师进行包装的。而西方通常只有一个整体的亚洲概念，无法区分中国的、日本的和韩国的。 还有，以前华裔在国外发达之后都会投资电影，而影片描述的都是乡土中国。那么我们现在这些真正懂中国文化的电影制作者，不管是老一辈的还是年轻的，都仍在试图迎合这种乡土中国的认同模式，仍在生产西方人想看到的中国电影。如果不试图改变这个机制，而只是一味迎合，则只能是重复生产类似的东西。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电影《英雄》剧照 中国的确走向世界了，但困惑也越来越大 我不赞同“最中国的应该是最世界的，最世界的应该是最中国的”，而是“最中国的才可能是最世界的，最世界的才可能是最中国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整个趋向是走向世界，这几十年来我们是走向世界了，但是困惑也越来越大，世界并没有认同我们。这里必须要询问其中的原因。 因为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讲一下我个人的观察。推出中国的符号才能走向世界是没错的，但问题是推出什么样的中国符号，怎样才能改变西方对中国刻板的认识。西方比较关注的还是关于人权的问题和个体的压抑（尤其是性的压抑）。“政治压抑必须用性压抑来表达”已经成为西方喜欢的固定的模式了，这类书在西方一致叫好，虽然学界不太认同。学界和大众读者有很大不同，学术界一般才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我很关心的是，我们现在最受关注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是不是能够从中国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并能够从中转化出一种属于中国声音的现代性，让西方也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小说的章法、技巧和独特性？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的转换，从而把局面扭转过来。 《饮食男女》这部电影的成功也是个案，西方一直有这种偏地域性的电影，也有拍意大利和法国的，故事情节都类似，让观众看了就想去罗马，想去巴黎，想去台湾吃小吃。但这不是主流。 《卧虎藏龙》的成功是个例外，我至今也不知道它成功的原因。我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李安本来想表现的是中年人压抑和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就是周润发和杨紫琼这一对——朋友妻不可欺，即使朋友过世了，两人情投意合，也不能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但恰恰是章子怡代表的第二种爱情得到了西方年轻观众的认可，这其中可能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因为西方认同的是打破社会束缚，不顾贵族身份而去闯荡江湖。这非常符合他们的西部冒险精神。直至今天，《卧虎藏龙》在好莱坞还是非西方电影票房第一名。

我的三十年阅读史 文：林贤治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我们禁止翻译和阅读西方的许多著作，它们曾经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禁书”的存在了。至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之类，在偏僻的县城不可得见，大约只有京沪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传阅的资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陷于停顿，图书馆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运动的冲击，一度打成“牛鬼蛇神”，恐惧中烧掉家里的大部分藏书，仅余一两百册，连同“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著作一起，给自己在荒芜的岁月里阅读反刍。 　　 当时年轻，对知识和真理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每隔一段短时间，我都会骑自行车溜出县城，一面打听小道消息，一面求借书刊。《摘译》丛刊是那时读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论》、《中国向何处去》是那时读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是那时读到的。借书、还书、借书、还书……那段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旅途，贯穿着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到了1974年，报刊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戏剧性地变做了乡村医生。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个人订阅了二十余种报刊，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历史研究》，从《朝霞》、《学习与批判》到《人民文学》，从中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着一个密约似的，走向村南小学的凤凰树下，迎候我的绿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省城做编辑工作。我欣喜于作为一个书籍的消费者，从此可以由自己将书籍制作出来奉献于社会了。 　　 原出版社资料室藏书丰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拥有大批“皮书”。但是，资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态度很不友好。我对此一直感到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大量“农民工”受歧视的报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证，不能像其他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借书的权利，借书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约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携书潜逃的罢？在个人阅读史上，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耻辱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读者在书店排长队购书是一大人文景观，我亲眼见过抢购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这时，西方文学名著纷纷重版，长期被禁的一些苏联作品如《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陆续面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著《1984》、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著《我们》）的出版，当时并不特别被人注意，经过时间发酵，至90年代其意义才显示出来。现代派作品的翻译呈勃兴之势，它们长于表现黑暗、危机和叛逆，出现在浩劫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1983年的“清污”运动，把现代派定性为一种“精神污染”，可见其潜在的影响力。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目精当，在青年大学生中广为流布，我是最早在这里读到《荒原》、《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发，涉猎相关的各类书籍的。其间，购读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及《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这些气派宏伟的丛书，让我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董乐山先生把80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称作“第二次西风东渐”。我以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引进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尚在其次，虽然稍后腾起过一阵“方法论热”。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居功至伟。当时，除了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新知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印的《西方学术译丛》，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的著作甚少，所以丛书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这套大型丛书立足于中国现实及改革，具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行文也晓畅易读。我购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它们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新东西，像“熵”，此前就闻所未闻。还有好几部畅销书值得一提。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最先带动我寻找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是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煽起我对思想史的热情；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以它的冲击力，激发了我和同时代人对于改革的憧憬，以及一种躁动难耐的心情。总的说来，当时的出版物是有使命感的，严肃而活跃；置身其中，竟有八面来风的感觉。 　　 由于“清污”时蒙受打击，郁闷中拟写鲁迅的传记。要写好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谈何容易，这对于我的知识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是，诱于鲁迅的人格魅力，我无法退让回避，终于决意投入高强度的阅读训练。我阅读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我不能不直接查找原始史料，翻阅发黄的报刊，如《新青年》、《语丝》、《新月》等等。我发现，历史果真被涂改得厉害。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大多是国民党人；譬如在《新青年》“内讧”期间，有关办刊的原则，鲁迅基本上是支持胡适而反对陈独秀的；又譬如，鲁迅并非“左联”的“盟主”，在后期实际上是被孤立被排挤的，诸如此类。鲁迅自称他的哲学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原信为“无治的个人主义”，也可读作“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得弄清楚这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资源，从源到流是怎样从西方到东方到鲁迅那里去的。鲁迅首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提法，就得读托尔斯泰，读尼采，读嵇康。要给鲁迅“定位”，还必须阅读他的同时代人，像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都是始于这个时候阅读他们的文集。后来我化名给出版社编辑一套二十种的现代作家散文丛书《人生文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长达六年，围绕鲁迅取径阅读，不但拓展了知识面，而且可以因集中的阅读而增进对相关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80年代有过“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有过美学热和文化热，后来还有过“新权威主义”的聒噪，这些现象触动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神经，促使我随机作“介入阅读”。“异化”是个大问题，涉及众多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很有实践价值，可惜最终局限于哲学小圈子，而且也如后来的“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一样无疾而终。美学是人类精神创造中最精微的部分，马尔库塞他们高度评价艺术的作用，甚至视之为人类解放的重要的指标。当时，高尔泰强调“美是自由的象征”，但我总以为距离现实政治未免太迂远，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对于美学书，像我这种心浮气躁的人只是泛泛而读罢了。萨特说，文化大而无当；细化倒不难掌握，譬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法律文化等等。不过，文化可以给人以一个开阔的视野是的确的。至于“新权威主义”，作为理论，表面上看是拿来的洋货，本质上同祖传的玩意差不多，正所谓“沉滓的泛起”。对此，我以为略知其详即可，并未深究。 　　 198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人间鲁迅》三卷本写成出版。无论思想、情绪、阅读及写作意识，算是告一段落，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 　　 90年代最初几年，知识界的空气比较沉闷，出版界也相对显得岑寂。至中期，在意识形态及市场机制的共同调控之下，通俗读物（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引领潮流，媚俗现象比比皆是，各大媒体联成一气，推波助澜。差堪告慰的是，西方文艺及社科书籍未见衰减，反而有所递增。除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外，全国又有多家出版社涉足社科类译著的出版。比起80年代，这时的翻译，明显扩大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以及思想史等范围。仅法律方面，就有三联的《宪政译丛》、《民权译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知识出版社的《人权译丛》等，一时之选，蔚为大观。近20年来，全国有影响的社科人文类丛书，有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等等。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一批大学出版社，先后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译著出版。 　　 我藉此看到，在出版物的消长之间，一直隐含着两种力量的博弈。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基本上丧失了原创力，一时难以恢复；但是，这种近乎搬运工的工作，却体现了另外一种韧性的力量。总之一面在沦陷，一面在建设，历史毕竟在克服重重阻障中得以摇摆着前进。 　　 80年代刚刚从风涛中遁去，“告别革命”的论调就甚嚣尘上了。90年代的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大抵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知识界的演变，舆情的迁流，引起我对国家与权力、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特别关注。20年来，个人阅读大抵是环绕着这几个主题展开的。 　　 革命事关重大，首先是制度问题。托克维尔把书命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着眼点就在于革命与制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写《鲁迅的最后十年》，关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说得还算通顺，就因为啃过一通政党史和宪制史；究其实浏览所得，亦不过常识而已。其次是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还有群众问题、文化心理问题、政治中的人性问题，等等。对于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冲突论”是很重要的方法论；政治抗争及社会运动作为革命的先声，有关的理论也很说明问题。因此，马克思、韦伯、勒庞、达伦多夫、科塞、蒂利等人的相关著作，是我感兴趣的。如果说他们的书是抽象结构构图，那么，像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作为具体事态构图，更是火星四射，令人血脉贲张。 　　 作为革命的案例，我曾比较读过一些英、法、美、俄革命的历史书，革命形态非常不一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问题。学者们“告别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告别暴力，即“不合法”的暴力，而对于构成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暴力则是容忍的。暴力使用的程度如何，事实上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远的有民族文化传统，近的有现存制度、斗争情势，还有革命者的素质，诸如此类。坊间近几年出过几种专论暴力的书，如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索雷尔的《论暴力》等，都没有像我们的学者这样一概否定暴力，甚至于为革命暴力辩护，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则辩护更有力。有关这些具体的革命事件的论述性著作，对我最有启发的，有潘恩的《人的权利》，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激进主义》。 至于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哲学角度对革命进行阐释的著作，近年也见陆续面世，但为数甚少。其中，阿伦特的《论革命》，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哈里迪的《革命与世界政治》，都是富于思考力的。以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是我喜欢读的。我曾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过一套《流亡者丛书》，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烧般的灵魂，像法拉奇的传记小说《人》，当年便很激动过我的心。 　　 国家是一个大概念，也是一个庞大的实体，霍布斯称“利维坦”。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几乎都离不开国家，革命如此，艺术也如此。我对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状况没有深究的兴趣，我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内部的权力运作，以及它如何支配公民社会，如何影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在福柯的著作中，我特别看重关于权力的部分。他的权力无处不在的理论，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包括对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以及同住者自愿服从的反应的描写。但是，他似乎更多地关注构成权力关系的组织形式、制度、策略和技术，而非现实的人，不涉及团体或个人实际上是处于支配或是被支配的地位。不过，据说后来他表示决心在他的词汇中废除“权力”一词，用“政府”和“治理术”来代替。的确，政府或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说的，那些支配国家机器，主宰现代社会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极少数的“权力精英”。精英统治集团的品质、意向、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命运，对于一个具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苏联，就是由于有了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才有二战及“大屠杀”的发生；有了斯大林的发动，才有了肃反和劳改营。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中指出，在野蛮的杀戮中具有一种“现代性”，这是最可怕的，它使整个杀人过程变得更有效率。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纳粹德国和苏联并称为“极权主义国家”，以区别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要者也就在于它的现代性。我较早读到台湾出版的该书的汉译本，曾与大陆译者联系版权，方知台湾方面也不曾购得原著版权，便节选其中最重要的三章，编入丛刊《读书之旅》，出版后只剩下两章。十年过后，大陆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仍然是节译本。 　　 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状况，关于大屠杀，除了作蓝皮书出版的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三卷本外，90年代又出版了一批译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国》系列丛书，计数十种，是相当有魄力的。希特勒传记已出版数种，在写法上，《解读希特勒》颇有新意。此外还有记录希特勒的追随者及大屠杀中幸存者的译本数种出版。关于苏联、共产国际、苏中关系，所见有数十种译著。我把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的多种传记也读作苏联的传记。苏联的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著及文学作品，如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诗歌，是当年的“禁书”，有很强的可读性。还有编辑出版的档案材料，那是最坚实的历史的见证，如列维茨基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1991年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我国学者沈志华先后编译出版了大批档案，我以为是功德无量的。90年代后，我们还曾出版过几套“西方马克思主义”丛书，其中有不少关于苏联及国际共运的反思性、批判性著作；比起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来，我以为别具一种理性的力量。 　　 必须从专制和封闭中走出来，从“历史主义”的诓骗中走出来，这就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主题。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缺乏事实根据的演绎是空洞的；要想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与阐释，我认为，唯有把它们置于历史的真实的困境之中。 　　 对于知识分子，最早是从个体开始，然后扩及群体的一般的认识。有关这一社会角色的理论性著作，9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若干种，我认为最好的当数科塞的《理念人》、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还有新近出版的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所谓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这是无庸赘言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些人的定义，仍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文化理想，并坚持践行；二、独立性，或称边缘性、浪游性；三、永远持弱势者立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首先意味着独立于权势者之外，同权力保持距离甚或对立；再就是独立于金库和市场之外，独立于群众之外。在写作鲁迅传期间，我阅读过中国不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文集、日记、自传和传记，确信鲁迅是唯一的坐标式人物。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其实所指是缺乏知识分子角色所应有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担当苦难的精神。传记就是个案。后来看了一批外国知识分子的传记，主要是俄苏、法国和德国方面的，深深感受到一种“精神气场”的存在，知道什么叫“大知识分子”。 　　 近20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议论颇不少，扬胡适而抑鲁迅不用说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亦见褒柏克、阿隆、海德格尔而贬卢梭、萨特，足见其间的思想流向。贬卢梭与贬法国大革命是一致的，贬萨特则往往跟萨特一度宣传苏联有关。萨特一生中确实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从来不曾奉命行事，而是坚持独立的政治实践，一旦发现错误也都能在实践中自行纠正。这是他的伟大处。我读过一个被称为“道德侦探”的英国人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作者以正人君子自居，极尽私生活暴露之能事，将知识分子漫画化，其中就有萨特。无疑地，这是一部旨在消解知识分子职责的格调低下的书。我读过多部关于萨特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萨特的世纪》，当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种。我也读过雷蒙•阿隆的回忆录，《知识分子的鸦片》和另外的几种书，觉得他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冷静的人。若拿两人比较，无论如何，我更倾向于错误的萨特。我从来敬重左翼人物。以前在班达的书中看到他说：“知识分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当然对左翼的政治也必须有不同意的东西”；像罗蒂，在书中同样有寄希望于左派的话，“因为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这些话，使我读了感到兴奋。 　　 “主题阅读”本可以使具有亲缘关系的各部分知识变得更紧密、更系统化；但是，由于“实用主义”外加“自由主义”的读法，知识的残缺就变得难以弥补了。譬如“国学”———姑不论这名词是否成立，所谓“经史子集”，也只是挑感兴趣的书读，《诗经》《庄子》没有问题，《大学》《中庸》则根本读不进去。二十四史没有读完，倒是取巧读近人做的通史或专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之类。诗文集浩如烟海，自然只好取半瓢饮，一读选本如《文选》、《古文观止》、《古诗源》；二是个人特别喜欢者，从屈原到秋瑾苏曼殊，亦不过二三十家而已。自忖所具备的古典知识，大约仅及从前的开蒙学童水平，根本不可以言学问。至于当代学术及创作，阅读多是出于对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偏好；作为文学编辑，或者这也可以算得是一种职业需要罢。 　　 鲁迅在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强调“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理由是：“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又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都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这是身为“过客”的沧桑感言。鲁迅的书所以对我构成巨大的魅惑，也无非因为它像外国书一样，教我接近“实人生”。多读一点中国书，对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不问而知是有益处的；只是中国书作为同质的精神产物，最多可以供作传统文化批判的对象，却无法提供认识和批判的利器。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我近二十年多读外国书的原因。 　　 鲁迅补充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其实，仅就作文而言，我也以为外国书更丰富，可以提供更多的范本。中国诗文体制短小、含蓄内敛，少有汪洋恣肆、离奇变幻者。就说我所迷恋的海涅、马克思的政治及思想评论，广博、睿智、犀利而富于文采；赫尔岑的回忆录，时代和个人连为一体；尼采的闪电般的箴言体随笔，本雅明灵光四射的文论；巴什拉坩锅式的把科学、哲学和诗搅到一起，德勒兹狐狸般出没、浮云般聚散，这样的文字简直无法以旧有的文体命名，我们哪里有呢。

标新立异 vs. 改良进步 —— 一场音乐沙龙的启示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2014年11月初，我参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音乐沙龙，加拿大小提琴家Malcolm Goldstein演奏并阐释了从巴赫到他自己的音乐。他演奏的巴赫并无亮丽之处，但是他演奏的自创的音乐却不得不说令我坐立不安。他师承了John Cage的风格，并发扬光大。在沙龙上，他还“演奏”了John Cage的一个作品，静默4’33”。在4分多钟的时间内，演奏家并不演奏，只有静默。他的弓和弦的配合是传统小提琴演奏的大忌。他行弓不仅在传统的标准位置——大致在桥和指板的中间，而且也故意特别靠近桥和远离桥，前者使得音色变得尖利，而后者则变得迟钝。他行弓的力度有时故意特别轻，使弦得不到足够的摩擦而无法产生正常的震动，从而造成发出的声音不够稳定和连续，并且夹有很多噪音。这些都是小提琴初学者会被告诫的：不要这样行弓，不要这样用弓摩擦弦。 这些创新的演奏，使得我脊椎发冷，几近忍无可忍。 好不容易熬到中间休息，大家交流看法。确实有的人和我一样感觉，但出乎意料的是，有几位听众被演奏感动得泪涕横流。对我来说近乎噪音的音乐，却可以使得另外一些听众产生很大共鸣。这值得思考。 休息后，Malcolm和著名琵琶演奏家刘芳的即兴合奏却十分精彩。合奏曲依旧是反古典的，没有曲谱，没有旋律，有着很多的滑音。为了即兴演奏的配合，也是为了发挥乐器的潜质，演奏基本上是各种由低到高的上行琶音组成。演奏者的技巧十分娴熟，把自己乐器的音域和音色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即兴演奏很像是冲浪，在各种可能的海浪中跌宕起伏。正是这种跌宕起伏给观众带来了精彩和亢奋。 很难想象琵琶和小提琴可以配合得如此完美，这是两种音色完全不同的来自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乐器，但却可以相得益彰。琵琶是有固定音阶的，而小提琴没有。因此琵琶发出的音不会偏离乐音而产出噪音，而小提琴如果没有很好的听力和训练，就可能产出一堆噪音，但是小提琴可以在两个相邻乐音之间连续过渡，这是固定音阶的琵琶和钢琴无法做到的。如果我们用绘画来形容，那么琵琶就像是工笔画，提供了很清晰的轮廓；而小提琴就像是油画，提供了充分的明暗和明暗之间连续过渡的可能。刘芳和Malcolm的合奏效果比他们乐器各自的独奏都增色不少，这应该归功于基于以上原因的两种乐器的相得益彰。 看得出，听众们对合奏的欣赏是几乎共同的。 期间有一个有趣的插曲。Malcolm建议刘芳演奏中国经典曲目，他做伴奏。刘芳坚决推辞，理由是古典曲目太困难需要排练，结果就只演奏了即兴的现代风格的作品。 我很知道我自己对这些演奏的欣赏程度。不管其是多么新奇，我都不会在自己的客厅里经常听这样的演奏，因为它们距离我喜欢的古典音乐太远。 无疑，Malcolm们的音乐是新奇的，这令我想到了很多新奇的艺术形式，比如各种先锋音乐，现代画派和行为艺术。 “标新立异”vs“改良进步” 我也由此想到了超越音乐的哲学意义上的创新和改良。在“标新立异”和“改良进步”之间，到底有多少的关系和不同？从哲学意义上区别和质疑它们应该是必要的。 说到“标新立异”，最常见的就是艺术领域里的，但是绝不仅仅限于艺术领域。首先从艺术领域讨论标新立异的产生是有意义的。 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从古典艺术达到顶峰的19世纪开始，标新立异就成为了时尚。人们对标新立异的热情，显然和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对现状不满有关。这就是所谓的“审美疲劳”。 “标新立异”必定存在于人类基因之中。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那些寻求改善生存环境的族群更好地生存了下来，从而更多地繁殖。而那些懒于此道的族群就比较难以改善其生存境况，因此其后代就相对少。这样此消彼长，前者相对越来越多，而后者相对越来越少。因此不寻求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基因就无法留下来。正是这样的基因，使我们对改变充满向往，对一成不变感到疲倦。这就是“审美疲劳”的基因基础。因此我们对“标新立异”有着特殊的情怀。这既是有益的，也是有害的。有益是由于正是这样的情结使得人类不断追求变化以改善自己的境况；有害是由于其同时把追求不同作为一种目标，而目的常常只是改变而非改善。如果人类不能用后天的理智指导这种先天的本能，本来作为手段的“标新立异”将取代本来作为目的的“改良进步”而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并且成为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审美标准。 所谓改善，必定是和现状不同。因此，“不同”是“改善”的必要条件。但是，当改善已经不可能，而这种“标新立异”的意愿却依旧强烈，那么，“标新立异”便会依旧进行，而“改良进步”却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当我们登上巅峰之后，再攀登的可能已经失去，我们对于高度的“改善”就会让位于其它可能的“标新”，比如从另一条更为艰险的道路攀登同样的山峰。这正是在现代登山运动中所出现的现象。 “标新立异”和“改良进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们都源于“不同”，它们的分水岭在于，“标新立异”为不同而不同，而“改良进步”为改善而不同。“标新立异”并不意味着“改良进步”，而“改良进步”也不需要“标新立异”。从它们的性格特征上，也许我们可以这样阐述：“标新立异”是激烈革命的，而“改良进步”是温和进化的。 在自然科学中，“改良进步”是有客观标准的，正确与否最终总是有客观的检验标准的。即便暂时没有，将来也会有。如果“标新立异”并不符合客观标准，再好的理论都会被淘汰。比如“假说”在科学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获得证明前，它只是“假说”，而且随时可以被证伪。而艺术却不同，对艺术进行衡量的是我们的审美观，其并没有客观的标准，个人的喜爱就是标准，一群人的喜爱就可以是成功的标准。 有智者这样论述：“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人可以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事实。”亦即，我们可以各自拥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事实。而艺术正是用见仁见智的各自的主观审美来衡量的，而科学则必须由独立于我们各自的观点之外的事实来检验。比如大地球形的事实，人类曾经对此非常无知，从而对大地有各种各样的描述。即便是麦哲伦环球航行直接证明大地球形的事实后，绝大多数人仍然不相信大地是一个大球。艺术的大地和科学的大地很久以来完全不同，但是大地球形的事实却并不因为大多数对此的不承认而改变。 介于自然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社会科学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话题。社会科学尽管被冠以“科学”，但其更像是“艺术”。自然科学真理不会由于我们的狂热而改变其丝毫，万有引力不会由于我们的观点或者信仰就改变其特征：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和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和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是，社会科学没有客观标准，只有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是由人为确定的。在这点上，社会科学和艺术是共同的，衡量它们的是价值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如果我们大多数是疯子，那么不疯的便不正常，于是我们这群疯子就会把正常思维的人关进精神病院。 正是价值标准，使得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截然不同。比如，Idiot（笨蛋）似乎众所周知，但是何为Idiot？这在不同的文化中大不相同。在古希腊，那些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被称作 “Idiot”；而在中国，那些关心自己以外的公共事务的人却恰恰被称作“笨蛋”。 因此，一个同样的概念“美好社会”在西方意味着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而在波尔布特们那里则是一个消灭异见者的社会。 在科学领域中，仅仅“标新立异”是绝对行不通的。理由很简单，在科学领域任何学说都必须接受客观标准的检验。崭新的假说可以时髦一时，但是喝彩并不证明其正确。因此在科学技术领域，只有真正进步的创新才是站得住脚的。与此不同的是人文领域，在那里，客观标准其实并不存在，因此给了和“改良进步”无关的“标新立异”以很大的生存空间。 因此，并非崭新的和不同的就是进步的和改良的。但是，这些“标新立异”在很多时候却可以获得大众的狂热支持。它们总是把自己打扮成进步的形象，理由之一就是它们如此“不同”和“创新”。从人类的福祉的角度看，布尔什维克和红色高棉是创新，但不是进步；Ebola是一种崭新的病毒，但绝非什么改良；任何一种新型的疾病，都绝非任何进步。 审美疲劳驱动的标新立异 生活在宫殿林立的地方的人，会对宫殿产生审美疲劳，从而野趣就是一种另类吸引。比如在大城市居住的人度假多是选择乡村和自然。但是野趣不是人类的创造而只是自然，因此其并非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保护这样的自然不受人类活动的破坏却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足够有讽刺意义：野趣不是文明。但是人类在创造了城市和宫殿后，保护野趣成为了文明的一部分。从宫殿走出，去野外搭个帐篷住几天会十分令人神往，但是帐篷绝非对宫殿的改良。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音乐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先锋音乐和改良无关，但是我们对这些音乐的宽容却和文明有关。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这样的音乐是对古典音乐的改良，那么我们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误解。这样的误解就如同认为帐篷是对宫殿的改良和进步。容忍和保留野趣和帐篷确实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甚至致力于给这样的保留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方便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但是野趣和帐篷绝对不是对城市宫殿的改良。 也许我们的陈述有一点拗口，但是我们需要重申这个拗口的陈述：它们不是文明的一部分，但是对它们的保护和宽容是文明的一部分。 当我们对经典的审美疲劳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特别是当我们对标新立异过于热衷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内心冲动就会通过行为就会付诸行动。如果这种行动表现在艺术上，就是艺术的“标新立异”，如果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社会的“标新立异“，或曰“革命”。 也许我们会很困惑：一些看起来相当智慧的知识分子，会在人类社会活动中起到极坏的作用，而他们在付诸行动时却热烈地感觉到他们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萨特、波伏娃、加缪、福柯和维特根斯坦之流。他们并不缺乏智慧，但是他们在“标新立异”的热情中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赞颂只是那些疲倦于宫殿而青睐于帐篷的翻版，福柯对中国的令生灵涂炭的“文化大革命”的称赞也源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对“标新立异”的狂热已经使得他们无法正常判断进步还是倒退。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新的，那就是值得推崇的。对他们来说，只要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那么就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们对“旧世界”如此厌恶，从而以为只要是一个“新世界”，就一定好于“旧世界”。他们的“破旧立新”和“不破不立”都源于深信他们的“标新立异”代表着进步以及他们对旧世界的仇恨。 正如我们阐述过的，“标新立异”在艺术领域更加普遍，比在社会领域更加花样翻新司空见惯。艺术的“标新立异”不会像政治的“标新立异”那样产生立即的严重后果，因此更加容易被接受。但是，艺术的“标新立异”完全可以有政治的“标新立异”同样的作用，只是它们的作用是在于人的审美观念，而不是政治立法。正因如此，从长期作用来看，它们的副作用可能更加严重。 那些狂热于标新立异的人，总是促使社会走向灾难。而那些战战兢兢对自己的主张充满怀疑的人，才可以帮助世界走向进步。那些左翼的知识分子标新立异者，对于社会存在的批判如同是一个对宫殿的吹毛求疵者，任何廊柱上的瑕疵都会使他们顿生以帐篷代替宫殿的想法，而且当他们看到这样的瑕疵越多，他们以新帐篷代替旧宫殿的想法就越激烈。“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成为了他们美好的愿望。最后他们确实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一座有瑕疵的宫殿；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经不起风雨的帐篷。对于那些甚至连帐篷都不屑的“标新立异”者，就直接回归野趣了。对这些人来说，只要找到一个新的洞穴，就一定好过旧的宫殿。为了坚定找到新“洞穴”的决心，他们首先要砸烂旧“宫殿”。 布尔什维克们是前者,而美国的国父们是后者。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我无从判断。他们介于这两者之间，在狂热上更靠近前者；在正义上更靠近后者。 那些以“标新立异”为己任的狂热艺术家，他们在俄国革命中一定会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由于没有客观标准和社会标准衡量他们的“标新立异”的后果，他们永远可以声称自己是进步，但实际上他们的只是从“宫殿”进步到了“草棚”。 我相信贝多芬是对巴赫的改良和进步，但是Stravinsky绝对不是对古典音乐的进步。他的《春之祭》是进步的对立面，巴黎听众的第一印象是对的。 当然，当我们建造的宫殿越来越多后，草棚和野趣也会有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宫殿依然是宫殿，草棚永远是草棚。不管你对露营有多么向往，以致迫不及待地逃离宫殿奔向草棚，但是你不会把草棚等同于宫殿。当然，有的人需要一生来理解这点。有的人也许最终宁可草棚而不要宫殿，但是这并不改变它们之间的云泥之别。遗憾的是，如果人类最终都舍弃宫殿而奔向草棚并且永远不回归宫殿，那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不可逆转的衰败。 有的艺术家有建造宫殿的能力，但是他们诋毁宫殿而向往草棚，比如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更加容易带领大众走向草棚。有的则根本没有建造宫殿的本事，如杜尚，他们只会搭造草棚。只有靠引导公众走向草棚，并且认为草坪比宫殿更加美好，他们才可以混下去。 宽容标新立异，也鼓励对它们的批判 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的人是很难诚实的。他们最为恐惧的是理性，因为在理性面前，他们“标新立异”的价值便会昭然若揭。因此他们首先要摧毁的就是理性，取而代之以狂热。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无一例外。那些“标新立异”的革命者首先要摧毁的就是公众理性，布尔什维克如此，波尔布特如此，所有独裁者都如此。 和这些以理性为敌的“标新立异”相比，文艺复兴显得非常平和低调。这是一个后来才被人们意识到的一场伟大“运动”，而处在当时，即便轰轰烈烈，也没有人号称这是一场运动，也没有人以“标新立异”为目标或者口号。“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诚实的伟大社会活动之一，她从未把“前无古人”作为自己的标签，更不希望“后无来者”，也没有把“标新立异”作为己任，而是诚实地表示她只是在复兴古希腊的荣光。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顶峰——文艺复兴和古希腊的成就无法被超越，在中世纪的乏善可陈之后，文艺复兴造就了一个“宫殿”林立的辉煌。在这个顶峰之后，超越已经不可能，唯一可能的就是“标新立异”。“帐篷”和“山洞”成了这些标新立异的目的。 既然“标新立异”如此不堪，我们何不加以限制。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清除异见不是“改良进步”者的特点，反而是“标新立异”者的习惯。对于改良者来说，来自任何方面的批判都是有意义的，虽然帐篷无法和宫殿相比，但是帐篷所带来的批判意义也值得宫殿借鉴。这正是为什么所有的改良主义者都相对宽容，而那些革命者都相对狭隘。 对“标新立异”的宽容是文明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限制某种批判，那么我们也必定失去了公正和宽容。当然，我们对于标新立异的批判也绝对是必要的，否则布尔什维克的悲剧会再次上演。标新立异，还是改良进步，这取决于我们的批判精神。任何企图消灭批判精神的行为都贻害无穷。 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标新立异者，我们首先要持有的是怀疑和批判。那些标新立异者如果真的有什么有价值的内涵，那么他们不会恐惧批判。如果他们恐惧和反感批判，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他们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涵。他们也许很新，他们的花样也许我们从未见过，但是鲜有价值或者毫无价值，比如帐篷和山洞，也比如Ebola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