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底线

文明的底线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2015年1月7日在巴黎发生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枪杀“查理周刊”杂志社人员的惨案震惊世界，与之相比，全世界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再重要。整个世界被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仅仅说整个西方世界都愤怒了，那是远远不够的。这还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甚至东方，甚至中国，都有很多人为此愤怒。

    由于杂志讽刺了伊斯兰的默罕默德就给了屠杀以理由？杂志也讽刺了基督教，也讽刺了权力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什么他们却可以坦然处之？也许他们也很生气，但是他们再恼火也不会拿起武器来消灭讽刺者。这是他们的底线。

    “我是查理”，这是这几天几乎所有法国人和西方人打出的标语。确实，这个事件后，我们都是查理，无论你是否赞同查理周刊的观点。我本人就不同意这本左翼杂志的大部分观点。但是，今天我们都是查理。“我们是查理”，这和查理周刊无关，和周刊的观点无关，而仅和言论自由有关。

    我们今天根本不需要讨论查理周刊到底说了什么画了什么写了什么，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所知的是，言论自由的底线被一种最野蛮的方式突破。

    伏尔泰平静坦然却震耳欲聋的申明正是这个底线的最崇高的态度——“我厌恶你写的一切，但是我将用生命捍卫你继续写作的权利”。对比伏尔泰，这些恐怖主义者何等渺小？他们不仅没有去捍卫对方的言论自由，而是用剥夺对方生命的方式去消灭对方的言论自由。这不是天壤之别，而是天堂和地狱之别。

    西方的极端热爱言论自由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极端仇恨言论自由之间，有这样一群东方人，他们对言论自由的价值持有天然的恐惧和蔑视。“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少说为佳”，对他们来说，查理周刊正是犯了这些祖宗劝告的大忌。“查理周刊太极端了，亵渎了别人的上帝，他们自己也有责任。”这大概是比较典型的一部分国人的看法。应该说，比起欢呼雀跃美国911遭袭，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毕竟从幸灾乐祸进步到冷嘲热讽了。

    但是且慢，如果亵渎某种信仰就可以成为被屠杀的理由，那么波尔布特、斯大林和高丽金家的所作所为就可以被正名了。

    有一位讽刺画家在查理周刊惨案后作了这么一副画，揭示了极端分子杀人的逻辑，也揭示了那些唯恐“言多必失”者恐惧的逻辑。这幅画叫做《He Drew First》。这是一幅非常天才的漫画：Drew的意思可以是“掏”出抢来，也可以是“画”了一副画。总之，因为这位画家“掏”出笔来，“画”了一副画，就成了恐怖分子枪杀他的理由。漫画中的恐怖分子底气十足的理由“他先Drew的”，因此就可以枪杀他，俨然正当防卫。亦即，掏出笔来或者画上几笔，就成了被处死的原因。

   
    为禁止言论而杀戮，这并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发明。人类历史上的从信史开始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伊斯兰极端分子用武器对付言论自由，从公元7世纪烧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在近代由于自信的丧失而愈演愈烈；犹太极端分子用制定法令对付质疑，从迫害耶稣开始，到现在把任何胆敢质疑“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人投入监狱，从不懈怠；东方的皇上以言定罪处以极刑来对付可能的异见，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腹诽定罪，到清王朝的文字狱，始终一如既往，常常发扬光大；早期的基督教对异见进行迫害毫不手软，从把亚历山大城的女数学家希帕提亚用锋利的蛤蜊壳剐死，到火刑布鲁诺，囚禁伽利略，直到近代被改造才走出了敌视言论自由的怪圈。基督教走进现代文明是由于欧洲文明对基督教的改造，是由于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对其的改造。

    任何不许质疑的信仰都必然导致对异见者的杀戮和迫害。近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斯大林和波尔布特之流所干的丝毫不亚于秦始皇汉武帝康熙乾隆伊斯兰极端分子。基督教之所以远离了这些野蛮行径，正是其不再不许质疑。现在你可以质疑基督教信仰，教会没有了权力从而没有能力惩罚你，教徒已经足够文明而没有心情惩罚你。他们也许不喜欢你的批判，但是他们尊重法律，因此承认你批判的权利。

    这正是一个文明的宗教的底线——法律上不能和道德上不愿对批判进行惩罚。

    那么言论自由有底线吗？一些根本不懂言论自由也从不热爱言论自由的人总是热衷于声称“言论自由要有底线”。他们往往是从来没有过言论自由的人，而正是他们热衷于用“底线”来限制言论自由。这也许可以理解，吃不到葡萄的总是希望葡萄是酸的，因此没有言论自由的也认定言论自由是有害的。

    “底线”是一个很文明的现代名词。那么什么是底线？对权势歌功颂德的言论永远有自由，被歌功颂德的权势绝对不会来限制你对其的歌功颂德。因此是无限的，自然也是没有底线的。当年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如此种种，都是没有底线的。既然没有人来加害，当然也无需保护。因此，需要保护的“言论自由”只应该是批判的自由，或曰“恶毒攻击的自由”。

    查理周刊确实是一本“恶毒攻击”的刊物，其恶毒攻击几乎所有进入其视野的人物和事件。其冒犯的绝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也冒犯基督教、犹太教。其冒犯的还有那些权力炙手可热的政客，尤其是西方政客。正是这样的言论才需要有法律保护和道义保护。

    查理周刊是一本左翼杂志，观点和我相去甚远，我基本不喜欢这本杂志，尤其不喜欢其大部分观点。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一本我们不喜欢的杂志？奥朗德的行为也许做出了最好的解释。奥朗德被这本杂志讽刺痛骂恶毒攻击了数十年，我相信按照东方的观点奥朗德有理由对查理周刊恨之入骨心有余悸。但是当杂志社遭到攻击后仅两个小时，他就出现在杂志社以表明他和杂志社以及言论自由站在一起。我也不喜欢奥朗德，我认为他的政策祸害了法国。但是我对奥朗德的此举赞赏有加。不管奥朗德此举出于真心还是被迫还是算计，至少说明，他理解法国人的道德准则并且希望表达他用这样的准则来要求自己。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底线。只要你不攻击个人与生俱来或者是被迫强加的缺陷，你就没有突破言论自由的底线。

    有人质问“难道查理周刊就没有问题吗？”言下之意，说得重点就是查理周刊咎由自取，说得轻点就是查理周刊也有责任。但是我要告诉这些人“你错了，彻底错了！”因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查理周刊是否正确，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底线是否值得保卫。

    说得更加简单一些：“言论自由”就是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只有那些你认为错误的言论可以不由于你的痛恨而受阻，这才是言论自由。

    希望消灭言论自由的人从来都存在，或由于宗教狂热，或由于统治需要。而能够忍受被剥夺言论自由的人更加众多，或信奉以食为天，或为了苟延残喘，或期待飞黄腾达。如果按照忍受被剥夺言论自由的标准来分类，这个世界可以被分成两种群体，一种是以食为天苟延残喘，视言论自由为多余甚至麻烦的人；另一种是“不自由毋宁死”，视言论自由为生命甚至为之献身的人。

    2600年前，一个民族和文明为我们显示了他们是如何把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视为高于生命的。波斯对希腊说“你只要臣服就可以安全”，希腊人说“我们热爱我们的自由不想做任何人的附庸”。于是波斯入侵，希腊抵抗，这就有了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希腊人打败了波斯人。著名的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讴歌了古希腊人的勇敢，他没有浓墨任何物质的胜利，而只是重彩了古希腊人那次战争的唯一理由——“我们因此可以不再羁绊我们的舌头！”2600年前，为了言论自由而不惜以弱小的地中海一隅抵挡强大的波斯帝国，几乎没有胜算，但却义无反顾。正是全体古希腊公民为了保卫言论自由而不惜赴汤蹈火的勇气给了古希腊以胜利的可能。如果你今天还看马拉松比赛，还看奥运会比赛，请你记得“言论自由”才是它们真正的内涵。

    当欧洲文艺复兴后重返言论自由的精神之际，英国的John Milton以Areopagitica为题给出了言论自由的现代宣言。以古希腊雅典最高法院所在地Areopagus为词根的Areopagitica成为了“言论自由”的代名词。

    而我们一些人在2600年后的今天在做什么？他们没有睾丸，从而大谈性生活有害。他们没有言论自由，从而到处设置言论自由的底线。他们的底线就是：一切不是歌功颂德的便不许存在。

    今天，2015年1月11日，巴黎，350万人和数十个国家的政要走上街头，他们重申的是一个2600年前的理念，一个文艺复兴后再次被确认的理念，Areopagitica，言论自由。如果说有底线，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底线。为了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对所有的狂热分子和达官显贵表达我们捍卫这个底线的勇气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