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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 程虹 | 承载着人类精神的土地 attach_img New
亨利·贝斯顿——这位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不仅仅是以他细腻优美的文笔书写田园美景,更是深入地讨论与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对他而言,土地不仅仅是土地,不仅仅是田野、树林及山丘,而是人类真正的遗产,是承载着人类历史、文化及荣光的见证。 亨利 ·贝斯顿(1888—1968) 熟悉美国自然文学的读者大都记得亨利 ·贝斯顿 (Henry Beston)的代表作《遥远的房屋》。此书描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只身一人在美国科德角那片辽阔孤寂的海滩生活一年的经历。《遥远的房屋》被誉为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贝斯顿作家生涯之“高潮”,因为作者笔下的自然气势磅礴,有着史诗般的壮丽。《遥远的房屋》于一九二八年出版之后,贝斯顿与曾要求他“不出书,不结婚”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完婚。婚后他携妻迁至位于缅因州诺布尔巴罗的奇姆内农场,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其间,贝斯顿很少再光顾他曾孤身一人居住过的科德角海滩。然而,一九三五年贝斯顿的另一部自然文学作品《芳草与大地》(Herbs and the Earth)问世。从科德角海滩消失了的贝斯顿向人们展示出他对大地的另一种情怀。 《遥远的房屋》(The Outermost House: life on the great beach of Cape Cod, 1928) 据贝斯顿遗孀伊丽莎白回忆,他们婚后先是住在波士顿附近,但贝斯顿不喜欢那里的喧闹,而是对缅因州的乡村情有独钟。在缅因州的一次旅行中,贝斯顿听友人说有一所位于林中的农场在出售。他来到那个农场所在地,只扫了一眼,便当即决定买下这处地方。伊丽莎白感叹道:“他为了几个字能推敲几个小时而拿不定主意,却当机立断地决定了他未来人生的轨迹。”美国作家舍曼·保罗(Sherman Paul)在评述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的文集《为了热爱这个世界》(For Love of the World,1992)中专有一章写贝斯顿。其开篇便是:“我想象着他们(贝斯顿夫妇)面对面地坐在农场厨房的那张大桌的两端,如同传说中他们那个时代的专业作家一样,各自写着每天当完成的、反复推敲的文句。”贝斯顿写的是关于人与自然的作品,伊丽莎白写的是充满了自然气息的童话故事。她的书大多是以贝斯顿晚上给孩子们讲的故事为素材。如伊丽莎白所述,当贝斯顿购下奇姆内农场时,他的确是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 亨利·贝斯顿与女儿梅格、小狗Bo’sun在科德角(约1929年) 令贝斯顿一见倾心的奇姆内农场(Chimney Farm)中文意译当是“烟囱农场”,因为原先的房子上有五个烟囱。当然,贝斯顿夫妇入住后依据自己的喜好对房子进行了装修。贝斯顿在《芳草与大地》中对这个农场有生动的描述。他们居住的房子是农场的一部分,那是一所古老的、充满乡村气息的红色农舍,位于半山腰田野覆盖的斜坡上,下面有一池湛蓝的湖水,周边是山丘、田地及树林。贝斯顿最喜爱的是这房顶上带有两个小窗口的阁楼,那是他的写作间。在下雨的夜晚,他时常睡在那里,为的是听敲打在斜屋顶上的雨声。从那里,他可以望见位于一棵老苹果树及老梨树之间的那片种植着芳草的园地。他视那古树为乡村风景的保护神,而就是在那片十英尺见方的芳草园,他从指间及弥漫于身边的草香中思索着大地……于是,便有了《芳草与大地》这部集乡野、田园、种植及文化于一身的作品。 一 如果说《遥远的房屋》是贝斯顿从位于美国本土“大地的尽头”,面朝大海,以史诗般的手笔书写大自然的宏伟壮丽及神圣。如果说,当时的贝斯顿是在科德角这片陆地与大海的相遇之地,这个极具美国本土特色的地方,挥散着自己对新大陆狂野自然的激情,那么,在《芳草与大地》中,贝斯顿则是从细微之处,从农耕传统及文化的角度,以细腻优美的手笔书写自然中的田园风光,以及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联系,体现出他想起大地,便如同梦见母亲般的情怀。 《芳草与大地》(David R Godine,2014) 《芳草与大地》是由叙述种植及欣赏常见的芳草和植物之道,来谈论及思索我们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在奇姆内农场,贝斯顿是依据农历来生活,他倡导的是一种与土地相连的农耕传统。他将在土地上创造性地劳作与思索自然视为“我们人类生活的两个最好支柱”(ⅩⅤⅢ)(此文中关于《芳草与大地》的引用页码均为原著页码:Henry Beston, Herbs and the Earth, Boston: David R.Godine, Publisher, second printing, 2002)并感叹道:“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大地及其诗意时,我们才堪称真正地生活。”(4页)对于贝斯顿而言,土地不仅仅是土地,不仅仅是田野、树林及山丘,而是人类真正的遗产,是承载着人类历史、文化及荣光的见证。他认为,人类若不通过自己的努力及成功是没有天生的遗产权的。只有通过与大地的接触,我们才能与前人及后人融为一体,成为神圣生活的合伙人与参与者,才能达到人类的那种完满的平静,享受人类充实的欢乐。他那一小片阳光灿烂,弥漫着鸟语花香的小园地足以令他“静静地思索心灵如何守护并保持其土地的遗产”(4—5页)。因为“脚下的土地是充满诗意、承载着人类精神的土地;洋溢着整个人类的传统”。那些根植于花园及人生中的芳草“通过园丁的手传递给我们最高贵的绿色遗产”(6页)。在贝斯顿的心目中,能否守护好这份遗产事关人类精神的升华与堕落。因为,“人类充满了活力及激情,而大地,那强大的、滚滚而来的潮流及自然的节奏在他的血肉之躯中流淌;他的身上闪烁着移动的太阳神之光芒,那是复活于苍白的南部及无力的冬季的阳光。大海的潮起潮落、低吟长啸及初起的雨声皆在他的血脉之中”(17页)。因此,对他而言,“与大地和谐相处是首要的和平”(17页)。况且,大地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身心的健全与否。因为,他相信“大地的绿色生命之深奥远比我们人类所理解的更为深远”(26页)。 亨利·贝斯顿与妻子伊丽莎白·科茨沃思(Elizabeth Coatsworth)以及杰克·戴(Jake Day)在给书签名(图片来源:mainecoastbookshop.com) 他娓娓道来从园艺中获取的精神追求:“一片园地是一面心灵的镜子,是见证生命的地方,是依据岁月之脉搏跳动的绿色奥秘。”(6页)他声称:“在花园中,当你完全平静下来时,可以听到岁月移动时沉着的脚步声。”(8页)依他之见,园丁与所种植的花草之间有着一种活生生的关系,每种芳草都有其个性,手摸着那一片片绿叶,便可初识某种芳草的性情(52页)。比如,柳薄荷不仅花和叶都能入药,医治感冒及咳嗽,而且性情温顺,坚忍不拔,适应性极强,“总能与新落户的芳草和平共处”(51—52页)。久而久之,侍弄芳草的园丁便从顺应四季变化的植物中学到了一些人类可以借鉴的品质。当繁花似锦,压力重重时,保持一份平静,当万物萧条,寒冬来临时,保持一份期待。因此,园丁们从来不会着急上火,惴惴不安,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一种花都是那个美丽循环的一部分,他们情愿自己种植的芳草不慌不忙地走完那个过程。贝斯顿归纳道:“正是出于园丁与园地之间这种性相同的原因,两者之间才能有一种活生生的关系,神秘深奥,妙不可言。”(53页)他赞赏园丁“以深沉的激情和绿色的意愿来培育绿植的奥妙”。因为种植这片园地,实际上,是在寻求愉快及安心的感觉,美妙及满足的感觉,因此,他的芳草,是“优雅的芳草”,是“宁静之灯火”。 二 亨利与伊丽莎白的墓碑(图片来源:http://maineanencyclopedia.com/beston-henry/) 美国哲人爱默生在给梭罗的悼词中曾谈到梭罗认为,“最好的地方就是人们脚下的那片地方。……对他来说,大与小是相对的。瓦尔登湖是一个小的大西洋,而大西洋是一个大的瓦尔登湖”。尽管贝斯顿不情愿将自己的作品与梭罗的作品相比,但在这一点上他与梭罗可谓异曲同工。不同于在《遥远的房屋》中以波澜壮阔的大海为写作背景,在《芳草与大地》中,他是以身边的一小片园地写出了历史、文学、诗意、境界及情趣,道出了“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智慧。他让我们明白,人不必走得太远去追求欢乐与幸福。在他的笔下,哪怕是极小的一片芳草园都充满了人类的历史,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他在书中的第二章详细介绍了他种植的十种芳草。那无非是一些常见的既能食用、药用也可观赏的种类,诸如罗勒、薰衣草、马鞭草、鼠尾草、海索草等等。然而,他那一方小园子却像一个万花筒,折射出人类文化历史的层面,闪烁着人类精神与情趣的光泽,体现着人类与大地的深情。人们常用作料理和园艺的罗勒使他联想到这种植物的名字源于希腊语的“国王”,而每次看到阳光下的罗勒,都不由得令他想象到大地上绿色生命的奇妙;另一种常见的芳草紫苏则以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话为引子,后者谈到一群蜜蜂离开蜂巢,如同一团暗云涌向“甜蜜之水,绿叶之荫”,而这种散发着香甜味的植物就是紫苏,也被称作“蜜蜂叶”(the Bee-Leaf)。贝斯顿继而用一世纪一位著名植物学家的话来解释蜜蜂喜爱紫苏的原因——那叶子带有一种柠檬香。与紫苏毗邻的是柠檬薄荷,“那是芳草中最具柔情的植物”。其叶平滑而高雅,堪称薄荷属中之最。贝斯顿驻足于柠檬薄荷旁,凝视着它那蓝紫色的花穗,思忖着它的含义。依贝斯顿之见,花园之花并非以其漂亮的外表取胜,因为许多美丽的花根本不能打动我们。只有那些能够激起人类的情感,唤起往年的记忆或感动,令人浮想联翩的花才适合我们。柠檬薄荷之花并不大,不是那种令人眼前一亮的花束,但却独具魅力,可爱动人。因为,“就是这种柔和淡雅之花,曾立于十八世纪那些大厅的花瓶里,听着优美愉快的音乐,看着烛光照亮了佳人的盛装及骑士的剑鞘,并听到了妇人们评说宫廷的言谈”(42—45页)。当谈及鼠尾草(sage)时,作为文人的贝斯顿没有提及这个英文词的另一层意思“圣人”,而是从“它那洒满银色的夏之露珠的叶子”,谈到了鼠尾草作为调料的特征,并由此娓娓道来芳草用于人类饮食的有趣历史:从罗马帝国到欧洲中世纪早期的黑暗时代,从文艺复兴到伊丽莎白时代,其间,作为调味品的芳草也曾一度受到冷落,但在十七世纪法国人及拉丁语系人那里才又恢复了它们在烹饪方面的作用。一种不起眼的花草,竟让贝斯顿如此感叹食物中的调料及人们口味变化的丰富历史。 奇姆内农场(图片来源:http://maineanencyclopedia.com/beston-henry/) 在贝斯顿心目中,芸香与人类有着一种密切的情感关联,因为在英语中它与悲伤和悔恨相关。他以莎士比亚剧目《理查二世》(Richard II)中花园的场面为例,将这种植物与“哭泣的王后”联在一起并感叹道:“它的根深深地扎在西方的传说之中。”(53—56页)薰衣草使贝斯顿回忆起曾在伦敦街头,从临街的窗内传来的一曲优美的薰衣草之歌,他将此种芳草归类为“欧洲心绪的植物”(a European-minded plant)。在英国,人们通常会把它种植于乡间小屋的墙边,让它那紫色的花束映在白墙上,或者,修一条薰衣草小径连接菜园和花园。在法国,人们则喜欢种两种薰衣草:法国正宗的薰衣草及从英国引进的薰衣草。由此,他谈到在美国,尤其是美国的东北部种植薰衣草堪称是一种冒险,因此要格外小心。但在精心的呵护下,他种的薰衣草竟然经受住了地点的变化,在八月底、九月初展示出迷人的风景。贝斯顿常常会在清晨来到他的花园,因为他喜爱拂晓的光、大地的静和叶上的露。他感叹道:“暗色的芸香、鲜绿的罗勒及黄绿的艾菊是森林及大地的缩影,一叶在手便知森林,身在花园便可知晓世界。”(65页) 三 就西方历史而言,花草历来就与诗文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被收入《希腊诗选》(The Greek Anthology)中的第一部诗集,是由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诗人墨勒阿格(Meleager)所编辑。他在序诗中,把收入诗集中的每位作者比作一种花,全体诗人被喻为花环。在《芳草与大地》中,贝斯顿也提到一种现已绝迹的芳草——《希腊诗选》中的“克里特岛白藓”,那是多年前长在克里特岛山坡上的一种散发着清香,可爱而又神圣的植物。贝斯顿期待着有朝一日,这种“遗失”的芳草会再度回到人间(16页)。他本人就是试图以诗意般的作品,来留住现有并唤回已经失去的芳草。 《希腊诗选》(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ilingual edition,2014) “冬日的大海是一面镜子,置于一间寒冷而若明若暗的房间,夏日的大海则是另一面镜子,置于一间燃烧着炽热阳光的房间。”贝斯顿在《遥远的房屋》中通过上述对大海的描述来展示冬夏两个季节的不同。在《芳草与大地》中,他对乡村四季的描述显得更为洗练:“秋季通常是色彩的季节,冬季是有形的季节,春季是质感的季节,夏季是动感的季节。”(42页)对他而言,冬季的夜晚是思索花园布局的最好时光,因为“如同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园艺是在‘如梦如幻’的情景中传承下来的”。他的笔下,在冬夜守着炉火思索并谈论芳草成为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夜初始,火正旺。”(the fire blazes and the night is young,74—75页)也正是在这种冬夜的炉边,贝斯顿写下了他这本“花园随想”的书。他写在自己那片芳草园中感受到的夏季黄昏:当某个漫漫夏日的炎热尾随着太阳转到了绿色山坡的背后,当湖泊、花园及小山都从白天的光亮及重压中解脱之时,来到这片绿色的园地与土地打交道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情!这里飘来了第一股带着清香的凉意,这里聚集着来临之夜初降的宁静。当园丁翻动着漂亮的芳草叶时,这充满着土香及草香的气味便愈来愈浓。静谧初始的夏夜正铺展在因多产而不堪重负的大地上(50页)。他笔下的初秋是由一场雨引出的:“在我们北方,夏季之末来得早,夏秋之交的征兆不是树叶色彩的初变,而是第一场倾盆大雨。始于夜间,噼噼啪啪的雨声吵醒了睡在阁楼小屋的人,他(此处指作者)满心欢喜地听了一阵儿雨声,又昏沉入睡。灰蒙蒙的早晨被这场雨搞得好生困惑,而且一整天风拍打着房屋,从东边越过湖泊,吹向远方的大海。当雨过天晴之时,已是秋季。”(59页)书中还呈现出一种树、花、鸟、人的整体画面:在暮色中,作者跪在花园中干活,但眼睛的余光却捕捉住了一只在苹果树枝中跳跃的小鸟,那是只内陆乡村的莺,在跨越河海,飞向南方的遥远路途中歇脚。当然,忙碌着的园丁知道一群蓝鸫已经飞过,因为他听到了那悦耳的鸟鸣。眼前墨角兰和百里香花开得正旺,近处那两棵老果树绿叶浓浓。作者感叹道:“这花园从未像今日下午这般美好!”(69页)作者称赞的美好,是一种整体的和谐之美,是一种有声有色有动感的美妙。这或许就是哲人们所追求的那种境界:诗意的栖居。 看过《遥远的房屋》的读者会注意到,作者是以秋季的海滩及夜空作为全书的结尾,或许这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以“太阳不过是一颗晓星”结束有相似之处。两者给人的感觉是大自然庄严神圣、壮阔无比。似乎任何东西都是渺小的。但《芳草与大地》的结尾则不同,它是“写在春季的跋”,给人以细致入微的体会,正所谓一草一木皆关情。作为园丁的贝斯顿从山坡上斑斑点点的新绿中,从冰雪融化的林泉中,从带着水气和泥香的微风中感受到了大地轮回的力量及其传给人类的诗意。当然,春天是希望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大地会被再度撒下种子,给种子以生命,令芳草充满人类的记忆。”对贝斯顿而言,那些古老的草叶一视同仁,无论对农夫和织女,还是牧师和国王都珍贵无比。因为那些关于芳草的传说是“我们最高贵的绿色遗产”。难怪舍曼·保罗称《芳草与大地》是贝斯顿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北方的农庄》与《圣劳伦斯河》 在出版了《遥远的房屋》(一九二八)及《芳草与大地》(一九三五)之后,贝斯顿又出版了《圣劳伦斯河》(The St. Lawrence,1942)及《北方的农庄》(The Northern Farm, 1948)。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写作轨迹:大海、河流、花园、农庄。可以说,贝斯顿描述的多为人们司空见惯,却常常视而不见的自然景物,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关注和敬意,让人们再度看到大自然的光芒。诚如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所言:“他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扇心灵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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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 刘云枫 | 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 attach_img New
本文作者刘云枫,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西方艺术三剑客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以绘画为核心;中国艺术三剑客是:诗书画,以诗为最。从古罗马时期撰写《建筑十书》的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巨匠达·芬奇,再到现代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西方建筑师享有和中国诗人一样崇高的地位。以高迪为例,他设计的神圣家族教堂,从1882年建设至今,还没完工,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上,中国没有建筑师。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中国建筑千篇一律,不需要设计。清末曾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到:中国宫殿和民居建筑风格缺乏创意,世世代代都沿用一种款式,只是出于建筑位置的需要或者建筑面积的局限而稍做修改。 为历史上中国是否有建筑师,我和一位律师发生争执。他以律师的口气告诉我,他要是找出一位中国著名建筑师的话,我就如何如何。 他说的建筑师,是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紫禁城建设的主持者蒯祥。 我和律师朋友说:蒯祥不是建筑师,他是包工头。 为什么说蒯祥不是建筑师?包工头和建筑师有什么区别呢? 建筑师的职责,是设计满足功能需求的建筑。关键是设计,设计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有自己的创见。中国的宫殿,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礼制规定的;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皇帝钦定的。蒯祥只是按照礼制的规定和永乐帝的旨意,把纸上的蓝图变成现实。说他是建筑师,言过其实;说他是建筑师,也混淆了建筑师和包工头的概念。 在西方,建筑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业。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建筑师,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在中国,除去明代的蒯祥、清代的雷氏家族为皇家营造宫室、陵寝留在史书上之外,再没有其他建筑匠人,留下痕迹。再则,文人主导的价值体系中,土木营造乃匠人所为,不登大雅之堂,熟读圣贤书的文人士大夫是不屑为之的,甚至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这就使得所有建筑从业者,将营造纯粹当作一种谋利行为,很难有职业自豪感、成就感并获得社会的尊重。要获得尊重,只有一途,就是科举,并取得功名,那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没有建筑师参加的中国民居,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保持着千年不变的稳定性。典型的汉族民居是一串“糖葫芦”,三间房子一字排开,一明两暗。明则为堂,暗则为室。堂居于整个建筑的中心地位,并领导着左右两室;左右两室是从属的,如左膀右臂。“三间房”是标配,也有五间和七间的,但,必须是奇数,而不是偶数。因为,只有是奇数,中间的堂,才能成为中心,才合礼制。 堂是一个家庭的活动中心,也是对外开放的,迎来送往、家庭会议以及祭祖拜佛,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室是私密的,闲杂人等,概莫能入。堂正中开门,室有窗无门,进入室内,须经过堂,“登堂入室”,就是这个意思。堂和室,在后墙上都没有门,也没有一扇窗户——所以,汉族民居的室内,采光和通风都不好,非久留之地。 一字排开的正房,坐北朝南,但正房只是中国典型四合院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四合院之房屋沿四周而建,同时,充当围墙。院子在正中,四面有房屋围着。因此,家人在院子里活动,外人是看不到的。门和窗户只开在朝向院子一侧,房屋的外墙没有窗户,更没有门;如果房屋不足四面,其余方位则以高墙补齐,将整个院子围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是也。可以说,每一个中式院落都是封闭、独立和内向的。 西方民居的平面构成,恰与中国四合院相反。西式房屋建在庭院中间,周围是院子。这样一来,房屋门窗面向四方,而且,窗户都是落地式的,可以发挥和门一样功能。因此,西式民居,是非常开放的,联通性非常好。加之,围墙都非常矮,决不高过人头,很多人家甚至用冬青一类植物、或者象征性的木栅栏充作院墙。这样,如果家里不关窗帘,路上行人便可将室内一举一动一览无余,春光乍泄,就不可免。 西式民居的另一特点,是在开门和开窗上。房屋前后,都有门有窗,既便于自由出入,也保证了通风透气和充足的阳光。由于,房子前后开门,所以,欧美房子处于住地的中心,前后有院。和汉族院子不同的是,没有壁垒森严的围墙,只是以低矮的篱笆和木板为界,或者,仅以种植的蔬菜、水果和树木限定区域。邻里相望,一目了然。 综合言之,中国的四合院,和欧美的房子,各有特点。 第一,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 第二,四合院像堡垒,北方的四合院自不待言,徽派建筑的四合院,更加局促和封闭。闽南的土楼,则与堡垒毫无二致。欧美民居,则是休闲放松之地,像苗圃,房子的主人则是养花种草之人。欧美也有城堡式建筑,但,那不是民居,而是一地诸侯或贵族的豪宅。 第三,中国人崇尚深宅大院,欧美则是疏篱矮墙。 第四,中国人重风水,欧美人重风光——通风和采光。 第五,中式民居,四面合围,是封闭的、孤立的和内向的;欧美民居是开放的、联通的和外向的。 如果,民居是一定的民族心理的具体反映的话,则大体而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戒备和抵抗心理。 汉民居四面环伺,形成一个高墙重垒的封闭性建筑。它与外在环境有非常鲜明的界限,未经内部人允许,不得擅入,并有非常坚固的院墙阻止外部“侵入”。它是内外有别的,对外来者充满冷漠和与生俱来的敌意,它城府深沉,隐藏着不可外泄的秘密。中式民居,只在一个方向开门,指向性非常强。只有与华夏文化同质的文化元素,才被引入,否则,则视为异端而拒之门外。这或许就是霍夫斯泰德先生所说的风险厌恶。 与此相对,欧美民居,前后开门,左右逢源。一所房子孤立在住地中央,无所依靠,也无所隐藏。院子周围的篱笆,十分低矮,只有美化和象征性的分割作用,并无阻隔外来“入侵”的功效。在他们的民族心理中,没有歧视性的内外。也就是说,对外来文化,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取其所长。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7 天前 27 0 7 天前
此时此刻 孙立平 | 2019年三大陷阱 attach_img
2019年1月5日,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2019中国ThinkBig新年论坛上做了题为《2019,是对2018做出反应的一年,并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的演讲。特此刊发演讲实录,以飨读者。 关于刚刚过去的2018,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总结:出乎意料。也就是说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有的是我们开始就想到的,有的是根本没有想到的。而且201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很难从政策和技术的层面来做出反应,需要从更深层更根本的层面做出反应。 关于已经到来的2019,如果要进行预测的话,我认为是:高度不确定。中央给出的答案现在看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2019年“高度不确定”这个特征会显得尤为突出。 所以从历史定位来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关键期: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2019年可能都含有定调的含义:2019年既是需要对2018年做出反应、给出答案的一年,同时也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 1 2018年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一年特别是进入下半年,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和企业有关的贸易冲突,贸易战。所以经常有朋友会问:孙老师您认为什么时候会结束贸易战? 其实本质上他想问的是整个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什么时候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但是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很好回答,为什么呢?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2018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理解,2018年4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开始四面出击。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好像四面出击,四处树敌,对于熟知孙子兵法的中国人来说,认为他在策略上至少是不明智的。但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现象背后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不仅仅是贸易战这一件事情,我强调的是一定要看清楚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两件事情: 1、一件事情是与利益全球化相关联的贸易摩擦、贸易战。贸易战的事情至少表明过去这种全球化的模式走不下去了,因为全球化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的大量输出来推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角色之一。 2、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遏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冷战和准冷战的过程。将来冲突的焦点可能会更多地转向技术、市场、产业链、投资、金融,甚至包括安全、军事、政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主角之一 。 如果你分不清楚这两个过程,特别是看不到第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美国和中国在打得不可开交的同时,为什么对盟友也是毫不客气,甚至痛下杀手。 如果你看不到这样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他在和盟友打的不可开交的同时,只要一转身对付中国他们又是坚固的联盟。所以这两个过程混在一起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误判。 如果把这两个过程分开,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贸易战的过程,可能会是起起伏伏,在这个中间出现妥协甚至停战都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知道现在世界上不仅仅在发生贸易战,那这个过程就将会旷日持久。 所以我想这个分析这两个过程,对了解201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 在当今世界格局上,中美关系回到过去完全没有可能,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中国发展的窗口期已经改变。 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已经提前了十年,至少美国早觉醒了十年: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继续按照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方式再搞十年,那未来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还真的没有办法。但是现在,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大家知道,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作为头号强国,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在执政之后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为美国重新进行定位。这个定位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判断究竟谁是我的对手,谁是我战略上的敌人。 特朗普上台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穆斯林恐怖主义?俄国?中国?伊朗?叙利亚?朝鲜?...但是他一直拿不准究竟哪个应该是头号对手,甚至从他最初出台的政策来看,他将穆斯林恐怖主义作为头号对手,当时出台的政策都是针对穆斯林恐怖主义的。 但是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中国出来了一个《厉害了我的国!》。于是特朗普恍然发现,原来目标在这儿。所以,中国最后通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将自己弄成美国的头号敌人。 这就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需要面对的新环境和新问题。 2 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首先可能意味着: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新的变数和新的情况的出现,将中国本来发展过程中的逻辑打破了,继续走下去会非常艰难,会遇到一系列未可知的问题。 所以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会不会进入艰难十年?如果中国进入艰难十年,我们思维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或许将会由扩张性思维转变为收缩性思维。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本来的逻辑走下去相当的艰难了(持续20年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结束),按照发展自然逻辑来说,中国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消费升级,而这个转变实际也是一个社会升级的过程。 有消费升级支撑的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回望2015,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全国的房价基本平稳,关心房价的人也比较少。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房价没有受政策影响,基本就稳到那儿了。 后来政策上莫名其妙的来两招:第一招房地产去库存,把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番。第二招棚改货币化安置,把三四线五六线的城市翻一番,就这两招,把中国房价翻了一番。 各位可以想如果没有这两招房价可能基本上就稳在这儿了,把房地产慢慢边缘化,把经济引向实体经济和民生上来,现在的情况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也就是说,其实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过去二十年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上应该过去了,房地产应该进入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这个转型如果真正形成了,那么中国经济有可能就会形成新的动力,越过中等收入陷井,进入一个新的中等收入阶段。 然而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到应对这个上来。所以之前自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会被打断。 特别是由于这样一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将来我们会面临一系列的陷阱: 1、军备竞赛的陷阱。如果冷战或者准冷战的过程发生,军备竞赛可能是当中必然的一部分。但是大家不知道军备竞赛是非常花钱的,一架B2轰炸机至少20亿美元,10架就1400亿人民币。 2、自力更生的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技术封锁是必然的事情。有人豪迈地说在毛主席时代,封锁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有的主流媒体还说这样我们可以赢得一个自力更生的春天。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地意识到:自力更生一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这个过程要要走很多的弯路,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 3、选择陷阱。冷战是一种高度的敌对。这样意味着我们选择的余地会极大缩小,自己发展的路也会越走越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意识到国际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在这个过程中相应逻辑的改变和突破。 32019年将高度不确定 2018年出了题目,2019年要怎么回答?这个回答和反应的过程就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1、背景的不确定性。刚才我说的两个过程,无论贸易摩擦,贸易冲突、贸易战的过程,还是说冷战准冷战的过程,都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明确自己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所有的底牌都放在和外部势力争个高低上?还是踏踏实实增进人们的福祉改善人民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我觉得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2、方向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是用一种强化市场的社会民间力量来应对?还是用权力的方式应对?换句话说国家应该朝什么方向走,从而去应对这样的挑战和危机,这个是高度不确定的。 3、体制的不确定性。最终究竟是人们期待的那种倒逼改革的方式,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旧体制的资源实现计划回归?在这些问题面前如何做出选择,实际上是高度的不确定的,而这些选择很可能会决定今后的基本走向。 4、政策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2019年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思路。 所以关于未来发展,必须要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国际上和平与合作环境的再形成,和国内以财富下沉为基础的民间动力的再造,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靠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注:本文转载自“中制智库”公众微信号。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12 15:34 28 0 2019-1-12
此时此刻 周国平 | 人生的三个觉醒 attach_img
《觉醒的力量》这本书,其实包含了很多文章,主题都不一样,但是我为什么选“觉醒的力量”这样一个书名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文章就是谈这个问题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晚上睡觉,白天醒来,醒来以后,忙着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学的时候要读书,要应付考试,要应付毕业;走上职场以后,要应付职场上的很多问题,要赚钱,要结婚;结婚以后,要生孩子,还要养家糊口,反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面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每天生活的程中,我们的身体是醒着的,那我们身上那些最根本的,人的本质所在的那些东西醒了没有?我发现它们时常是处在一种沉睡的状态的。但是,人身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经常让它们醒着,这样你才是作为一个自觉的人而活着。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在这本书里面谈了,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人生的三个觉醒”。 三个重要的东西 我认为人身上有三个最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生命。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生命体,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对我们生命的存在并不是经常处在一个敏感的状态,我们可能经常会被一些社会性的东西遮蔽住。所以,第一个觉醒就是生命的觉醒。 第二个东西是自我。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一个生命体,还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每个生命个体之间之所以会不尽相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我”,这个“我”就是“自我”。所以,第二个觉醒就是自我的觉醒。 第三个东西是灵魂。每个人不仅有“我”的存在,每个人还有精神的存在。应该说每个人身上有个更高的我,这个“我”就是“大我”,是灵魂。所以,第三个就是灵魂的觉醒。 很多年前,我曾经收到一封读者的来信,是一个孩子。他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他说:“周老师,我读你的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作家、学者或散文家,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生命,在那里静静地诉说。我也是一个生命,在这里静静地聆听。”然后在最后结尾落款的地方,他没有写自己的名字,就写了一句话,“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我是……你是……”。 我当时特别想给他回信,但是他没有留名字,也没有留地址,后来我用他最后一句话“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做标题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一个生命,等你们成为父母以后,看见自己的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你们就知道生命到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那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生命状态。 但是随着我们慢慢接触社会,长大以后走入社会,我们关注的不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社会上的东西,是权力、地位、财富、名声,这些东西我把它称为生命里的社会堆积物。我们在社会上生活,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的,这无可非议。但是,要记住,你不能永远为这些东西活着,一辈子,你把你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争取这些东西上面,就会忽略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生命到底需要什么?生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东西?我觉得生命本身的需要是很单纯的,这些单纯的需要可能是一些平凡的、永恒的需要,但是这些往往被我们忽略了。比如和自然的交流,和自然有一个好的关系,一个好的自然环境,比如对健康的需要、对安全的需要,还有自然情感的满足,这些都是生命本身需要的。我觉得自然情感的满足是非常重要的,是生命本身的需要。 最幸福的两段时光 我经常回顾,我这一辈子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觉得主要是两段时光: 一段是我刚进这个北大的时候,那时的我刚满17岁,我是7月份生的,9月份进的北大。进了北大以后,正值青春期,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更是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极了,人生美好极了。当时感觉有一件非常美好但我还不太清楚的事情正在等着我,一等就等了好多年。 我们那个时候谈恋爱被发现会被批评,如果发生了关系,是要开除的,这个管的很厉害的。我那时如果允许谈恋爱,女同学应该都看不上我,因为女同学一般都比我大两岁以上。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当时的感觉,当你看什么都是用一种恋爱的眼光,恋爱的心情看时,就像你跟整个世界和人生谈恋爱,这种感觉很好。 那个时候我读了很多书,读了很多爱情小说,爱情诗歌,特别喜欢《海燕》,当时我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其实我是哲学系的。当时有一种阅读叫做青春期阅读,这个青春期阅读跟恋爱很相似,这两种感觉,一种是单纯,一种是痴迷。青春期的阅读就是这样,非常痴迷。如果说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没有这样一段青春期的阅读的经历,我觉得非常可惜。可能你本身就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但是有了这个经历以后,你往往可能一辈子都爱读书。 还没走上社会之前你可能不知道,走上社会以后你就会发现社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东西,财富、名声、权力你可以争取,但是要保持一种清醒,不要把那些东西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那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让你的生命有好的状态。如果争取这些东西让你的生命有坏的状态,那你就走错了路。 生命的觉醒就是让人们通过堆积、附加在生命上的这些权力、地位、财富、名声等社会性的堆积物发现你的自然生命,要倾听你的生命的声音,要真正去满足你的生命单纯的需要,这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说你生命本身的状态是不好的,情感是一团糟的,也没有时间和自然在一起,也没有时间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就算你的社会地位再高,你最后在社会上再成功,我都觉得你的人生并不成功。生命的觉醒,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的生命状态好不好。 关于自我觉醒。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一个生命,而且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你。每个生命也是不可重复的,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 所以每个人最重大的责任,最根本的责任就是要对你唯一一次的人生负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是人要负的最基本的责任。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人生都不负责,又怎么会是对其他生命负责的人。自我的觉醒就是要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要做你自己人生的主人,自己的人生不能让别人支配,更不能让社会潮流支配。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要活出独特的自我 我们的生活往往是受环境、舆论、习俗、职业、身份等的制约,我们经常为别人眼中的自己而活。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不受外界干扰纯粹为自己而活,其实是很难的。 首先,要活出独特的自我的话,其实是很艰苦的,因为随大溜是最容易的。 其次,作为独特的自我来生活,其实是有风险的,而随大溜是最安全的。因为如果要独特,就要经受舆论的谴责,要经受庸人的非议,甚至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但是,只要你想到你只有一个人,你死了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你再活一次,你的人是不可重复的,如果虚度了,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你,这样想就会觉得很值得。你有必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最后,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有这样一个信念,要活出自己真正的价值。我相信老天把每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都会给他一点独特的东西,你要找到这个独特的东西,把它实现出来,要过得跟别人不一样。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算实现自我价值呢?怎样才算做了自己人生的主人呢?我觉得有两条标准: 第一,人生的态度上要自己做主。要有自己明确的、坚定的价值观。人生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要随大溜,跟随社会的潮流,要自己做出判断。把你真正认为重要的东西实现,不重要的随它去,不要睬它。你在人生态度,人生观上,要有自己的真正的信念。 第二,在事业的选择上要自己作主。你要找到真正符合自己禀赋和兴趣的,真正喜欢的,能够发挥你的能力的领域,在这里发展自己,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从中真正得到内在的愉悦。一个人要有振兴区。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的话,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而且他的生活也一定是非常无趣的。除了一般的兴趣还要找到自己特别的兴趣,我觉得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个。首先发展你的好奇心,你对各种事都要有兴趣,但在这个基础上,你要找到自己的主要兴趣在哪里。当然主要的兴趣以后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一个阶段内是能找到你相对的主要兴趣,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样你就会越来越丰富,而且这实际上也在朝着你自己命定的那个方向前进。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自我,有两条标准: 第一,人生上有真信念。 第二,事业上有真兴趣。 如果有了这两条,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是有真正的自我的。 关于灵魂的觉醒。当你实现了生命的价值,让生命有一个好的状态,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以后,还是有一个问题,你那么看重的那个“我”,要实现它的价值,但是这个意识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暂时的,那人生有没有超越短暂生命存在的恒久意义,或者终极意义呢?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信仰的领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你那么看重的那个小我和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大我沟通起来。你要寻找这个大我,让二者沟通,沟通起来以后,你身上就有了更高的自我,这个更高的自我就是和宇宙大我的沟通,就是灵魂的觉醒。 让小我和大我沟通 怎么样把小我和大我沟通起来,然后让人身上更高的自我,也就是精神性的自我觉醒?纵观人类历史,基本上有两条途径:、 一个是信仰的途径,基督教世界有信仰,那个大我就是上帝,相信宇宙是一个精神本质,这个精神本质用上帝这个符号代表。让小我和这个大我,即上帝相通,自己的灵魂来自于上帝。灵魂的概念是基督教的概念,佛教是不称灵魂的。灵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灵和魂两个字。魂这个字实际上代表自我意识,就是说人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如果人类有这种意识,我们说这个人是有魂的。但是这个魂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它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上帝是什么形象?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上帝就是一个灵,就是一种精神意义的东西。所以上帝按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就是上帝按照精神性的东西来造人的,灵是魂的来源。但是,人出生以后忘记了这个来源,所以要让自己的魂和这个灵重新沟通起来,这就是信仰。基督教认为,信仰上帝以后,你的魂被灵照亮了,你才真正有了灵魂。 还有一个是智慧途径。通过智慧来让自己的小我和大我沟通起来。按照哲学的说法,人都是有认识能力的,这个认识能力可以说是智,智的知,知就是代表人有认识能力。因为人有认识能力,所以可以把自己和周围世界区分开来,也包括他人,可以把自我和他人区分开来,和环境区分开来,这就有了自我意识。因为有知所以有自我意识。 但是,许多哲学家包括佛教认为人不能停留在智的层面上,应该让认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更高的层面是什么呢?就要认识到你这个自我,能够意识到自我存在的自我,其实是属于一个更大的本体的,这个本体就是宇宙本体,或者说是一个大我。所以有一种说法万物与我为一,我和万物,宇宙本体和整个世界是完全一体的。用佛教的说法就是去掉宇宙的封闭性,宇宙和我合为一体的这个层面,就不是智了,就达到了慧的层面。所以智应该上升到慧,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智慧。 这两个途径看起来不一样,其实殊途同归,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把你的小我和大我沟通起来,让你认识到,你身上的精神性的自我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 灵魂的觉醒,小我和大我,这里面有很多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大我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个很难证明,这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就是人身上精神的自我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本质所在。 达到了这一点,有两个很重要的效果,一个就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向内转化,你就会把内在的精神生活看得比外在的生活更重要。一个人觉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更重视他的内在的精神生活。你可以到社会上做事,可以奋斗,但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修炼你的精神。修炼精神的手段,是通过做事来做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始终都走在那个以走向你的精神为目标的道路上,是很重要。其实你真正想起来,无论你做多么伟大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很渺小的,在上帝眼中只看你怎么做人,所以做人是最重要的。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随风飘散,但是做人的收获是历久弥新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就是你可以和外部的经历保持一个距离,你有一个更高的自我。我学习哲学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我好像有了一种分身术。我总感觉有两个我,一个我就是这个身体的我,在社会上活动,有时候受气,有时候高兴。但是也会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在看着我,一个精神的自我。我会经常感觉有一个精神的自我在看着这个身体的自我,看他在怎么做,然后给他一个规劝,你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有问题,更高的自我就可以劝身体的自我。所以一个人精神性的自我觉醒了,或者更高的自我觉醒了,他就会和自己的外在遭遇保持一个距离,不会完全陷在里面。一个人和自己的外部遭遇零距离是非常可怕的。零距离的情况下,再小的事情你也会无限放大,把它看成是天大的事情。然后非常想不开,非常纠结,最后就死在这些小事上。死在小事的人太多了,为点小事就想不开。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上更高的自我没有实现,完全被身体的自我支配。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10 21:50 29 0 2019-1-10
此时此刻 徐瑾 | 在历史三峡的2019,相信未来 attach_img
岁末年终,即使再汲汲于日常生活的头脑,也会停一下,总结过去,思考五分钟未来。 在时代的节点,无视宏观的,多是妄人。宏观重要,但是并不等于宏观可以把握。在大历史回归的当下,小概率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已经不再新鲜,预测未来也成为危险之举。2018年初,中国国内顶级券商的分析师对于2018预言,十个预言被认为错了9个半。 是啊,你我皆凡人,谁也没有水晶球,然而,太阳底下无新事,一切发生的,不过曾经发生的变奏。即使2019年被认为是经济周期的谷底,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仰望一下星空,回望半眼历史,想象一刻未来。 一、这个世界,会变好么?   这是一百年前的提问。 这句话曾经是思想大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疑惑,他曾经如此亲口问过梁漱溟。那是1918年的11月7日,当时梁漱溟二十五岁,少年得志,已以《究元决疑论》而获得蔡元培赏识,成为北京大学的老师。那天,梁漱溟梁济谈及当时甚是热门的欧战时事。梁漱溟当时回答是这样的:“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这是年轻人特有的乐观还是大师的洞察?百年云烟过眼,一闪而过,有时候却让人怀疑,世界其实还是那个世界,并不太平。 2018年双十一在中国是购物节,在海外则是一战百年,这可能构成一个新时代的隐喻:旧世界仍旧沉湎哀悼于旧秩序的失落,而新世界则试图以消费主义以及体量优势营造新秩序。新与旧,并不等于进步与落后的置换,只是代表时间的序列。 今天看来,梁漱溟的回答,有点类似欧洲的趋势研究者马蒂亚斯.霍尔茨的乐观主义;“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未来,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世界每天都为我们带来了一点点小奖赏”,也映射着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俏皮话“我是怀疑主义者,因此我不可能是悲观主义者。” 这种乐观主义,或许是人类从古至今,所赖以生存的根基之一。在哈佛教授史蒂芬•平克著作《当下的启蒙》(中文版湛庐近期推出)中,平克试图用数据和事实说明,从食物健康甚至财富很多方面来说,世界越来越变好,即使大家感受不是如此。 二、重申自我启蒙  启蒙主义,在平克笔下也成为人类英雄史诗的一部分。在保守主义看来,平克代表了进步主义浅薄的乐观,但平克有一点是正确的,即知识好过迷信与无知。 在信息过载的今天,重申古老常识并不是老生常谈,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就认为理念需要在不断重新讲解中得到生命力,“如果要让旧的真理保留在人们的大脑中,就必须在后代人的语言和观念中不断加以重申。” 1784年,康德如此定义“启蒙”:启蒙是指人类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在他看来,这需要克服懒惰和怯懦,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在当下,知识分子已经告别了舆论中心,启蒙的功能更多成为个体化的努力,自我启蒙与自我教育,其实成为现代人的基本技能。 2019年是巴黎和会百年,也是中国五四运动百年,在年初的讨论却如此之少,国运之类想象反而位于舆论中心。即使有人还记得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简化叙事,也无力提及这一叙事背后其实掩盖了自由与秩序。 八十年代,思想家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论断,今天也许并未过时,但是即使李泽厚这个名字,对于普通网民已经陌生。可见,观念的迭代总是充满了诡异时间差,也许一百年改变不了什么,也许一代人的时间就足以解构太多。 2019年开始,各类展望密集出现。作为中国人,新年都是要说一些吉祥话与彩头,即使在寒夜中,也希望寻找春天的痕迹。不少展望,其实也就是心理按摩,而自我启蒙恐怕首先得从放弃心理按摩开始,这是直面现实的第一步。真正的知识是什么?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在他看来,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 三、2019,软阶层习惯慢下来的一年  小时候读杂文家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看到他批评国人的慢性子,每一代人都叮嘱下一代说“中国的未来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他总结“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真正好起来?”当时读到,觉得非常有道理,成年之后重新审视这句话,其实倒是暴露了国人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特点,这往往使得激进压倒渐进。 如果将中国社会转型看作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三峡,我们的道路还在中途,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并无问题,每一年完成每一年的计划,这才是常识,也是社会的正常化,一两代人之间发生剧烈转型,往往会留下各种隐患。 经济也是一样。经济烈火烹油之时,也就是加速折旧的时代。风口趋势赛道迭代不仅是各类投资机构的话术,也是普通人热衷的流行词。在高速增长的中国,一切都习惯快,很早就有人统计在中国一年相当于国外七年,无论资本还是用户都怕来不及,唯恐慢了半步,就被时代抛弃,力争上游是集体心态。于是,提前跑步入场成为人生常态,儿童提前进入成年人的世界,青年人提前进入中年生活安排,而过了三十五岁,不少人考虑最多的是退休与养生。 这样的速度,真的很美好么?具体看2019年之后的经济,如果从此慢下来的,未尝没有好的一面。繁华时代追求速度,反而导致了诸多结构扭曲,透支未来支撑当下,既谈不上高效也谈不上公平,人心惶惶不亚于一场兵荒马乱。慢下来的经济,一方面需要为此前的账单付费,另一面,在高速增长时期因为高速增长而被掩盖的问题,此刻也不得不正视,慢下来也可以成为整顿的时机。 随着经济下行,日本化成为很多财经段子手的口头语,我在东京大学研究题目就是中日比较,这些年也一直在写日本经济的书。日本化意味着什么,恐怕多数谈论的人并不能准确理解,无论日本经济真的是否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当下的社会,对于普通人而言,是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与尊严的社会。 2019如果是经济下滑的开始,这未尝不是一个调整的机会,而不是再次强行扭转趋势。政策而言当下更关注的是,如何不要浪费这一次难得调整的机会。 对于面临从职业与财富到家庭压力的广大软阶层而言,2019将是阶层下移的软阶层社会展露面容的开始,软阶层之软,在于根基不稳,而中等收入群体诞生之短本身就注定其“中惨”命运。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时间的价值,那么更不应该过于功利地臆想抢跑与逆袭,本身更应该关注如何从自己做起,营造一个更透明竞争的环境,更应该相信的是自我改变的可能性。 长远来看,一切最终都是公平的,这就像投资家查理芒格的人生智慧,“想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你自己配得上它。”。毕竟,我们和历史,社会乃至于自我的关系,最终大体都是彼此登对。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8 21:49 25 0 2019-1-8
此时此刻 刘晓东 | 思想者的理性和责任 attach_img
最近,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这两段历史一直在我脑中萦绕着,一个问题也不断出现:如果当年伏尔泰和他的启蒙思想家朋友们能够及时批驳卢梭的错误思想,那么,非理性的法国大革命还会发生吗? 伏尔泰和卢梭的关系在他们俩死后,一直是研究他们的学者们极为感兴趣的课题,此课题也牵涉进大量的伏尔泰的朋友——当时的启蒙一代的思想者们。这些思想者们犯有五四一代中国学者的同样错误,没有及时地批驳仇富G.C的左倾思潮,导致这种思潮蔓延肆虐并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就是一个实例。 我有幸读到法国哲学家亨利.古耶(HenriGouhier1898–1994)的书《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的肖像》。有幸是因为,在我着急找不到英文版时,我欣喜地发现,中国学者裴程将这本法文书译成了中文,并于2010年出版,有六百多页之厚。这本书讲出了卢梭与伏尔泰之间交恶的不为人知的故事。看得出来,作者亨利.古耶是西方左派,他力求中立,但我仍能看出他倾向卢梭。作为读者的我,只探索书中大量的历史事实,作出我自己的思考、分析和判断。 当初,伏尔泰和法国启蒙一代的思想者们都没有预见到,卢梭的思想将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将与伏尔泰齐名,甚至影响更大。在卢梭一本本地埋头写书、出书时,伏尔泰却毫无前瞻性地傲慢地说:“让-雅克·卢梭只配被人们遗忘。”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享年66岁)是瑞士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作曲家,一生主要著作有:《论科学与艺术》(1749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爱弥尔》(1762年);及其《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卢梭对社会及后人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 让-雅克·卢梭 卢梭性格敏感过激,终生穷困潦倒,生了五个孩子都因为养不起而送进孤儿院。他对伏尔泰由敬佩逐渐转为仇恨,在伏尔泰的不断讥讽、打击和孤立下,他于1760年6月17日给伏尔泰发出著名的信《我恨你!》 伏尔泰(法文:Voltaire, 1694年11月21日 — 1778年5月30日,享年83岁)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著名学者和作家,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文:François-Marie Arouet),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他的代表作有《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路易十四时代》《老实人》等。 伏尔泰 卢梭与伏尔泰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年岁相差十八岁,却在1778年同年先后去世。卢梭性格属瑞士人的呆板倔犟,不善交际,由于观点分歧,与启蒙一代的思想界朋友都断了交。而伏尔泰天性中有着法国人的敏锐灵巧、活泼感性,他既会写出一流的剧本,又会做演员表演戏剧,24岁就轰动法国剧坛,他的文采和魅力吸引着身边甚至欧洲的所有启蒙思想界的朋友和上层贵族。伏尔泰还很会做生意赚钱,办制衣厂办企业,属于巨富。他把自己的家建得像皇宫,还建有剧院,他和有表演天才的侄女共同组织戏剧演出团,经常在家举办演出和沙龙,招待欧洲各国来的二三百位朋友。 伏尔泰常用“哲学家”或“真正的哲学家”来称呼像达兰贝尔、狄德罗这些“百科全书派”的朋友,而且他也自诩是“哲学家圈子的朋友”,但他的真正抱负和兴趣不在哲学,而在诗和悲剧作品。从严格的哲学史角度看,伏尔泰算不上自成一体的哲学家。正如法国伏尔泰专家勒内.波莫 (Rene Pomeau) 所说:“伏尔泰没有固定的理论。他的‘思想’不过是一些他经常喜欢论及的观点。换句话说,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整体,而且飘忽不定。” 伏尔泰的思想认识水平主要是在宗教神权批判上,对此他无疑是最彻底的。伏尔泰用以批判宗教神权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崇尚理性、热爱科学。他号召“哲学家们”团结起来,“粉粹邪恶”。甚至以他文学感性的文笔说,天主教和加尔文教徒“都是用粪土和着腐朽的血浆捏成的。” 在神学批判上,卢梭自己承认与伏尔泰的分歧不大,而在科学与艺术的认识上,卢梭与启蒙思想者全体,也就是《百科全书》派所有人,有着巨大的根本性分歧。启蒙思想者一致认为,《百科全书》的根本信念是,相信科学和艺术带来的进步。而作为《百科全书》音乐编辑的卢梭,却认为科学和艺术会败坏道德(卢梭:《论科学与艺术》),这个巨大分歧使所有启蒙思想者们视卢梭为叛徒。但卢梭的这些偏见还不至于引发社会仇恨和暴乱,启蒙思想家们的集体失声,也还不算大的失责。他们的大失责是对卢梭仇视私有财产的观点的集体失声,卢梭这个关键性的错误观点,无疑是非理性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法国启蒙思想者们显然不具备系统批判卢梭思想的能力。法国启蒙思想者们与美国革命一代先贤们相比,政治思想的深度与表达政治思想的文字挥洒能力都差了一大截。从他们的领袖伏尔泰对卢梭的零星片语的讥讽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卢梭思想的整体的无力感。 当伏尔泰看到卢梭的《契约论》中的话:“果实人人所有,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时,怒火中烧地说:“什么!难道种树、撒籽、圈地的人,竟然不能因自己付出的辛劳而占有果实?竟然有人拔桩添沟,大声疾呼:不要相信他(圈地者)的谎言?”“看看,公理何在?这么一个贼竟然成了给人类造福的人! 这就是所谓穷鬼哲学,让天下的富人被穷人偷抢一空。”这段话是伏尔泰仅有的最有力的反驳。从这句话也可以感到伏尔泰的技穷,而“穷鬼”在当时算是不礼貌的用词。 到1753年时,卢梭的名字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他把人民抬高到绝对高度的“人民主权”的口号受到人民热烈拥护,他的“私有制是人类社会苦难的根源”“恶的第一根源就是不平等”等激动人心的语录大大地误导了民众,增加人民的仇富情绪。 而此时伏尔泰对卢梭的只言片语的反击都属于人身攻击,包括揭露隐私和讥讽凌辱,连为伏尔泰立传的史家都感到汗颜,不得不承认这是伏尔泰笔下最黑暗的一页。他们认为,伏尔泰有关卢梭的论述都没有学术价值,只是18世纪的一段文坛纠纷的史料而已。 当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1753年发表时,伏尔泰就已经意识到卢梭的笔力不错,极有煽动性。可伏尔泰却无力反驳卢梭的已成系统的歪理。他只能骂“这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让-雅克这个变节分子”,还使用一些无力的诘问“你凭什么信口开河,说贵族的祖先是诬赖?你知不知道,好心给你提供住处的蒙莫朗西就是一个不错的贵族?”还无趣地讥笑到:“一个宫廷大员、公爵的女儿到了十五岁,如果她情愿,就可以嫁给让-雅克订书匠的儿子,只要小伙子长得英俊,略知哲学即可。这就是我可爱的朋友为订书匠和法国贵族设立的完美的平等关系。”还粗俗地玩笑说:“卢梭应赶紧娶一个正宗血统的公主为妻。” 后来在法国思想界又出现一本攻击污蔑卢梭的小册子《公民们的感情》。当时,卢梭不大相信,大文豪伏尔泰会写出这样的滥文。卢梭觉得,《公民们的感情》的行文缺乏伏尔泰的才华,恶毒却又不如伏尔泰做得聪明。现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古耶却认为,足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公民们的感情》的作者是伏尔泰。不过,有些现代学者认为它是伪造。 总而言之,所谓伏尔泰对卢梭“平等思想”的批驳,其实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情绪化攻击。我认为,伏尔泰这种无力感的主要原因是,他根本没有领会洛克,没有领会洛克的《政府论》的真谛,所以不可能有力批驳卢梭,这也是法国启蒙思想者们的整体问题。 洛克所谈的自然状态、政治的起源、社会契约、政府、自由平等、财产权,都被卢梭一一对应地针锋相对地做了自己的另行阐述和定义,卢梭对这些论题的阐述和定义都是反洛克的。当法国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在人民中初步进行和普及时,当洛克思想初见成效地得到法国人民的认同时,卢梭却打着“人民主权”的骗人口号成功地误导了人民,把热情的人民引向仇富的泥沼。面对卢梭诸多思想的误导和肆虐,法国启蒙思想者们却无能为力、坐以待毙。 而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就做得好得多。美国之所以在民间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非理性暴力,是因为美国没有出现误导人民的卢梭,却出现一大批正导人民的思想家,如潘恩、杰佛逊、麦迪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等。他们个个熟读洛克,麦迪逊在十二三岁时就熟读洛克了。上帝恩眷美国一点不假。 美国建国后发生过十三年的大辩论,始于1791年,止于1804年。这些先贤们为观点而激烈争论,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思想篇章。美国获普利兹奖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认为,这个时期,有八个关键性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是(以名字字母为先后排列)亚当.史密斯及其妻子艾比盖尔(Abigail), 阿隆.伯尔(Aaron Burr), 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佛逊,麦迪逊,华盛顿。根据美国史学家,华盛顿并没有公开参与大辩论,且反对组党和两党之争。但是,他非常依赖汉密尔顿,到了离不开的地步,并给以汉密尔顿极大的权力,诸多大国策都出自汉密尔顿的大脑,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毫不掩饰的支持,使才华横溢的汉密尔顿如虎添翼。汉密尔顿是大辩论中的联邦党人领袖,另一派的民主共和党领袖是杰佛逊。而人品阴暗的阿隆.伯尔,对美国建国没有寸尺之功,他之所以被列于八人之中,仅因为他阴险卑鄙地杀死了阳光伟大的汉密尔顿。 美国建国头五年,对美国政策影响最大的建国先贤,非金融天才汉密尔顿莫属。三十二岁担任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为美国的初创立下头等大功。他对美国经济的巨大贡献一直延续至今:建立了国家信用系统,建立了国家中央银行和关税系统,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他的这些设想和实施连智力超人的杰佛逊和麦迪逊都不能理解,当他提出建立国家中央银行时,麦迪逊第一个反对,认为应该建立一些小银行。如果没有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鼎力支持,汉密尔顿一系列天才般的金融设想绝无可能实施和成功。当时美国政府力量薄弱,国库空虚,外债累累,人民对这样岌岌可危的政府没有信心,担心国家存亡旦夕。然而,局面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改观,这个变化主要归功于汉密尔顿的活力和创造力。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杰佛逊与汉密尔顿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憧憬和预见都截然不同。经济上,杰佛逊认为,要将美国建成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而汉密尔顿认为,要将美国建成一个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政治上,杰佛逊对人民高度信任,主张全民参政,加强民选的立法议会的权力,以制约行政部门。而汉密尔顿对人民和民主制度不信任,主张建立高度集权化的行政部门,以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政府制约民选的立法议会。杰佛逊那时不懂金融和工业,预见不到国家这方面的发展方向。可他却预见到了政府权力的各种危险,他的“小政府,大人民”的呼吁使他成为最伟大的建国先贤之一。那时的美国政府极为弱小,岌岌可危,所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是当时所有建国先贤们的共识,没有人会预见到,政府大了,腐败就会大,人民的自由就会相应小。杰佛逊的这个政治洞察力是超群的。可是,杰佛逊当时一点都不能理解汉密尔顿的作用,俩人谁也看不上谁,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明显的偏爱和依赖,更使性格本就张扬的汉密尔顿不可一世,招致诸多政敌和杀身之祸。 汉密尔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出身极为悲苦,是私生子,11岁时母亲又去世,小小年纪就独自去伐木赚钱养活自己。他酷爱读书,把西印度群岛上所有的书都读尽。他自学写作,并经常给岛上的报纸投稿。一次岛上发生飓风,小汉密尔顿给报纸写了一篇有关飓风的报导,引起诸多读者的关注,最后他们发现,这篇文笔出色的文章竟然出自一个16岁的孩子之笔。岛上的富人都认为,不能让这位神童在岛上淹没,于是他们出资让小汉密尔顿去美国大陆深造。17岁的汉密尔顿来到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只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法律学业。他博学强记,拼命读书,每天花13个小时学习。美国独立战争一爆发,他就满腔热情地参军了,他从始至终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并全心全意地忠于和热爱美国,后成为华盛顿的作战参谋。 汉密尔顿编撰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汇编了85篇文章成书,大多文章出于汉密尔顿之笔,另外两位作者是詹姆斯·麦迪逊(十几篇)和约翰·杰伊(五篇)。此书可谓理性表达的精品,是研究美国宪法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尤其重要的是,第51篇阐述了分权制度的必要,第84篇为美国后来建立《权利法案》埋下伏笔。 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认为,美国革命一代所取得的成就,是共同努力的集体成就。美国革命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些建国先贤们的各不相同的个性和理念能够互补。他们是一群道德素养远远高于大众的精英。 美国革命时代的非理性插曲是,在持续十三年的大辩论期间,竟有一百六十多个思想精英为了观点而决斗死去。汉密尔顿自己就经历过十次以上的决斗,汉密尔顿的儿子就因观点决斗而死。而杰佛逊阻止了自己儿子即要参与的决斗。 传统决斗大多是因为女人和债务,而美国那十三年期间的决斗大多是因为政治观点。当人民心目中的“伟大的汉密尔顿”决斗而死的消息传出时,当人民得知,杀手竟是时任副总统的阿隆.伯尔时,全美国都震惊了。持续了十三年的你死我活的大辩论竟在那一天戛然而止,理性最终压倒了非理性。美国思想精英们用生命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把理性留给了民间,留下了他们光彩思想的篇章,换来了美国两百多年的国泰民安。 美国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说:“我们现代人的倾向是去探索他们谁的观点正确,但我们应与革命一代先贤广为共享的,应是他们所代表的独立建国的创造精神。”他还说:“伯尔杀死汉密尔顿是美国革命一代中唯一的事件(only occasion),它使得政治分歧从暴力和死亡的形式中休止结束,没有向继续争论的方向发展。” Joseph J.Ellis还鲜明地评价了阿隆.伯尔和汉密尔顿两个人的性格。他这样写到:汉密尔顿将军,49岁,(身高1米67,笔者注)比伯尔年长一岁,比伯尔高一吋,两人都是矮个子。汉密尔顿有着天鹅绒样的蓝眼睛和红褐色的浓密卷发,与秃顶黑眼睛的伯尔相比,汉密尔顿像是一束有生气的闪亮的光束,而伯尔像是一个静止阴暗的阴影。汉密尔顿一生中从来没有躲避过挑战,他从小在逆境中长大,他把克服人生障碍作为提升自我的锻炼。…… 而伯尔,从人格定义的标准而言,不及格。 汉密尔顿被杀事件引发美国人民对伯尔的愤怒,时任副总统的伯尔连夜骑马逃往美国中部。那时的美国一遍荒芜,伯尔在中部的生活一定困难重重,还传出他通英的传闻并吃上官司,后来不了了之。 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关键区别是: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非理性的。非理性运动总是表面打着美妙口号,实际干着挑动仇恨暴力的邪恶。高喊冠冕堂皇的“平等自由”口号的非理性运动无一不走向暴力杀人,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的思想者罗兰夫人所说:“自由,多少邪恶假汝而行。” 非理性运动的疯狂参与者们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挑动仇恨、暴力,就可以神化一个假冒正义的“精神领袖”,就可以把道德和理性踩在脚下。 在多数民众非理性的疯狂时刻,思想者更需具备理性、勇气和责任,及时站出来大声疾呼,制止非理性大众运动的肆虐。哪怕只一人也不可退缩,因为,总是极少数思想者先领悟真相和真理。 注: 本文转载自香港《前哨》杂志2018年4月号, 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5 15:57 32 0 2019-1-5
此时此刻 现在的越南比美国还要可怕:崛起就在眼前! attach_img
来源:新浪网 就像100年前看不起日本人一样,我们还迷恋在“买个越南小米做老婆”的YY中,殊不知现在发展已经向越南倾斜。 与逐渐老去的日本不同,总人口接近1亿的越南有近3000万精壮人口。 与无欲无求的菲律宾不同,越南有着坚韧的民族性格以及勃勃野心。 与在经济上同中国互补的美利坚不同,越南正从制造业上掏空中国。 与一蹶不振自顾不睱的北极熊不一样,越南的GDP一直在高速增长。 与固步自封和小孩习气的朝鲜不一样,越南政治改革已经走在中国前面。 "Made in Vietnam"正在动摇中国国本 自2008年以来,东南亚鞋业已经抢走“中国制造”近4成外贸加工订单,世界制造业格局正由中国向东南亚地区倾斜,而其中获益最大的就是越南。 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立国之本是什么,就是“中国制造”,失去了中国制造的中国将什么都不是,想靠房地产超越美国?想靠服务业复兴中华?不可能。现在"Made in Vietnam"正在吞噬"Made in China"的市场,如今的“越南制造”正在取代“中国制造”。 2016年中国珠三角制造业倒闭企业达到13%,原本在珠三角设厂的港资、台资以及大陆本土的制造企业纷纷开启产业转移的"候鸟模式","飞"向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而越南拥有1亿人口,吃苦耐劳的人民,与中国相近国家制度、更利于迁徙的陆地面积,成为这些逃离制造业的首选之地。 美国日本与中国有着经济上的不同分工,而菲律宾这方面永远不可能是中国敌手,俄罗斯人民喝喝伏特加过日子就行了,唯有越南的发展方向,挖的是中国墙角,动摇的是中国国本。 TPP协议锋芒直指中国越南成最大的赢家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史上最大贸易协议,涵盖世界经济规模约40%,美国估计将消除其他国家对美国制造业商品徵收的1.8万种关税,同时给予其他国家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入美国市场。 为什么仇恨美国的越南会鼎力支持山姆大叔主导的TPP,因为越南会成为最大赢家,协定可让越南经济增长在2025年前增长11%,同期出口将增长28%。美国及日本的入口关税减少,令越南的服务制造业受惠。TPP协议批准,签署国之间将取消关税,对像越南这种经济增长依赖出口发展中国家受益最大,越南将成为到2050年以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发表的一份报告则称,在TPP签字国当中,越南是人气远超其他国家的增资目标地。 虽然中国人会说,没有中国的TPP不可能主导世界,但这一切只是自我评说而已。要知道,正是因为1999年中国加入WTO后,才迅速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 越南政治体制的变革已经走在中国前面 当前,在时代因素和大环境的影响推动下,越南吸取了西方“民主选举”和“法权国家”等理念,建立一种符合越南情况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制度。 越南在这方面的革新,比中国走得更快更远一些,为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使得它的意识形态越发向美国靠近,这也是近年来两国越来越亲密的原因之一,一旦美越两国的交流更多,它与中国会越走越远。在东亚大陆南端,如果出现一个韩国式美国同盟意味着什么? 充沛的年轻人口,彪悍的民族性格 在美利坚200多年历史记忆之中,没有一场对外战争可以像越南战争那样强烈、持久、深入触及到灵魂。这个曾经遥远、贫穷而陌生的国度在10年内埋葬3万美国士民、撕裂了美国社会、动摇了这个民族的信念,最终美国不得不在道德与现实煎熬之中低头,可谓绝无仅有。 而在越南历史上,征服欧亚的庞然大物元朝,三次用兵都未曾征服小小安南,其顽强不屈最终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实在是值得脱帽致敬。在蒙古人辉煌的征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大败笔。 越南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仅勤劳,而且确彪悍,而现在的青壮年达3000万之众,而我国的人口趋于老龄化,越南人口则相对年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越南会保持这种优势从而劳动力的竞争力增强。同时这种充沛的年轻人口+彪悍的民族性格,除了在制造业上保护竞争之外,一定会助长其野心,你永远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美国,一直被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之国;日本,也是中国警惕的军国之狼;而越南,却在不动声色之中发展、壮大。 可以想象,一个拥有1亿人口、民族单一、坚忍强悍、团结奋进、制造发达的现代强国,拥有着与美日韩菲共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崛起? 美国远矣,日本老矣,菲国小矣,唯有越南,其力不可度。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3 15:08 49 0 2019-1-3
此时此刻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新年与读者共勉 attach_img
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王小波 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作者丨王小波来源 | 网络 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 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 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 ( 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 ),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31 09:11 59 0 2018-12-31
此时此刻 郭于华 | 权力如何阉割我们的历史记忆 attach_img
郭于华,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0-200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0-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仪式与社会变迁》(主编)、《倾听底层》等作品。~ ♡ ~ ♡ ~ ♡ ~ 中国人是很骄傲于自己民族有久远的历史的,但是却又最拿历史不当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人否认,说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时候都说中国人民是既勤劳又勇敢、既聪明又智慧,难道独独我们就健忘吗?我们就是一个记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吗?不是。我们健忘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让我们健忘,我们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 一、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形象的 有这么几个事例,前几年官方媒体都有报道,当时我看到以后有非常大的震动,是一种很难以言表的心痛。 河北保定的一个农民叫李红旗,这个哥们儿喜欢收藏,还挣了点儿钱,没事到古董市场去转悠,在古董市场淘东西。有一次就淘到了五张烈士证书,是抗美援朝的烈士证书,在古董市场里,他就买下来了。他当时买的时候想的是这个东西有收藏价值,到时候能卖更多的钱。后来他看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他说这些人都是为国家牺牲的,怎么烈士证书没有送达他们的家庭,没有送达他们的亲属,却反而出现在旧货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卖?他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以后就开始做一件事,自己往里搭钱,花了十年的时间,按照证书的姓名、大概的地点去寻找,寻找这些烈士的家人。 第二个例子,大家可能看过电影《集结号》。这个电影其实有一个原型。一位退休了的检察官,山西人,他在废品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大本,里面有八十四份没有发出的阵亡通知书,是1949年解放太原牺牲战士通知书。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千辛万苦、散尽家财地去帮这些人送达通知书。 第三个例子,是湖北的,也是一个老警察,他的家乡那儿有一个墓地,里面埋葬着很多人,他也是用自己的钱财、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他们去要“身份”。 如果从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看,可能这些人微不足道,因为死的人很多。可是从每一个家庭,从他们亲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家庭的唯一。那么我们就会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时——当然都是作为好人好事报道的,是不是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作为主体的人,不能仅仅作为数字存在,应该作为主体来存在,这是我们很核心的命题。其实当今社会很多人也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社会建设的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人当然也应该是社会当中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性的存在、一个工具性的存在。 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了解和记住前人的经历,他们的功过,他们的是非,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这实际上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记忆实际上是思想的源泉,是理性的源泉,我们之所以要记忆,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记忆历史来明辨是非,我们需要以史为鉴。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历史,我们才能真正地明辨是非、以史为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记忆的话,就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比较,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分析、辨析和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记忆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 记忆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记忆和历史本身对权力是一种限制,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的作用。我们有时会谈论,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历史研究方面书籍的出版会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比一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书遇到的阻力还大,很多历史题材的写作,去重新认识一段历史、重新去了解一段历史、去揭示历史逻辑的写作非常困难。我总是说历史具有一种力量,这是历史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这种制约,这让他们产生恐惧。 二、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涂尔干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来认知历史,来写历史,也是这样,今天对历史有一个重新建构。历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已经现成的东西在那里待着,等着我们大家去了解它、去熟悉它,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是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由权力来控制的。 我们说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什么?依靠人们的记忆,但是记忆却是权力的产物,是治理的产物,决定什么被记录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就像奥威尔在《1984》当中说过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现在和未来。第二句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样的一位作者,他在《1984》当中以一种近乎天才式的预言,描绘了这种集权主义所能够达到的,对于思想,对于心理,包括对于记忆的控制的极致。而对于记忆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具体方式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奥威尔描述了在这样的国度中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来对历史记录进行有计划的销毁的,那就是真理部。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种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这样的话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所以奥威尔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治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历史被修改了,而这种修改的痕迹又全被遮盖掉了,所以人们以为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存在的。你可以知道权力和历史是这样的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三、宏大叙事的历史结构把记忆扭曲了 在历史和权力的关系下,其实我们不难理解遗忘怎么会发生。用大家常常说的话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天要向前看,或者向钱看。实际上这是有意识地让人们遗忘。还有一个说法叫不争论,什么事都搁置,实际上就是不去讨论、不去思考,那么这个遗忘是必然发生的。搁在那里,没有人去想,没有人去思考,能不遗忘吗?还有一种说法——今天也有不少人研究知青的历史,研究知青的口述史,研究知青这样一代人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劳动的经过;今天大家在探讨知青话题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概念,一个叫青春无悔,一个叫苦难是人生的财富。 我听到这个“青春无悔”就来火。知道吗?那是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的生命啊。而且不止是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要只把眼睛放在成功人士身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很成功,比如成为领导人,当了大官,或者成为很成功的商人,成为很成功的学者,那是凤毛麟角。看看那一代人的苦难,有很多人的生命历程完全是混乱的: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到农村去了;该成家的时候赶快补读书、补文凭,或者说去工作;到了年富力强的年龄,四十多岁,正是成为家庭的栋梁,也应该是国家栋梁的时候,下岗了。整个生命历程都被打乱了,这样的一代人岂止是一句轻飘飘的“青春无悔”就可以概括的?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如果苦难不被记住,如果苦难不被讲述,如果苦难没有进入历史,完全消失掉了,怎么能成为人生的财富?所以对这样的一些说法都需要重新来理解,重新来反思。 这个当中也有一些扭曲的记忆,有些人说“文革”没有那么差,很多人也很开心,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很有乐趣。实际上这要从更大的宏观的结构来看,很多记忆发生扭曲了。 四、制度如何影响个人生活和记忆 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怎样跟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结构发生关联,需要有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把它们进行贯穿。 文明本来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我们说某种文明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它怎样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怎样把文明落实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加以理解?可以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上一代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里每个人都要生活在一个人民公社当中,在农村你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城市当中你是某个单位的成员。一方面有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这样的制约,另一方面有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制度把人限定了,跟户籍制度相配套的有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的供给制度、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要吃饭,得有粮票、米票、面票,没有这些票就买不到粮食。买豆腐得有票;买油得有票;布,甚至肥皂、火柴,这些东西都是按票来供应的。这样的一套制度当然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没有这些东西人是活不了的。你是人民群众当中的一员,不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这方面就受到限制,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制度下生存,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这种生活方式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文明的方式,文明就是这样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既有宏观的制度层面的内容,同时也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把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本身就跟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唯有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那些看上去非常卑微的、琐碎的一些经历,那样一些记忆,才会成为非凡的记忆,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30 22:05 148 0 2018-8-7
此时此刻 徐贲 | 谈钱就行,不必谈“幸福” attach_img
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母女俩人坐在溪水旁的一块大石头上,脱了鞋子,把光脚翘得老高地在晒太阳,上面的标题是“晒自己的幸福,让别人来看吧”。这大概是配合眼下“谈幸福”的热门话题,在报纸语言中追赶某种话语时髦。这样使用“幸福”一词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 一般人在说话中使用“幸福”一词,往往指主观感受到的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和满足取决于偶然、短暂的情绪体验。在普通话语中这种用法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也不必计较或当真。但一旦上升为某个社会“幸福生活”或“好生活”的显示或证明,那就成了一个问题。在和熙的阳光下感觉舒适快意,是狗是猫的动物都能感觉这种快乐,将此称为只有人类用心灵才能感受的“幸福”,不知道是在恭维还是在挖苦。 幸福一旦太廉价,追求幸福也就是失去了意义;满足于廉价的幸福,透露的恰恰是真正幸福的可望不可即。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说了一个“幸福”故事。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从前一天晚上起就觉得不舒服,有些发烧,他早晨起来,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不知道这一天要怎么熬过去。可是一天下来,居然过得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去干最苦的活,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偷带的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别的犯人那里弄到了东西,还搞到了烟叶。没有生病,一天就这样挺过来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 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边沁(JeremyBentham)用“幸福”的观念,来推动当时的社会和司法改革,在这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对很多思想家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幸福成为一种以改善民众生存状态为现实目标的政治伦理。“幸福”被用来代替传统政治哲学的“正义”,以区分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对”和“错”。这个新的价值概念后来被用作为公共政策的导向。 这种幸福也叫“功利”:“功利,或者说最大幸福原则,它认为,行为的正确性与其增进的幸福成正比,错误性则与其增进的幸福反面成正比。幸福意味着快乐与没有痛苦;不幸福则意味着痛苦与缺乏快乐”。这是一个普通大众都能理解,并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到体会的道德原则,它的简单正是它的力量所在。按照这个见解,一个人该做的就是使其快乐最大化和使其痛苦最小化;同样,一个好的政策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得到尽可能多的幸福。 边沁的“幸福”功利主义过于简单,它的最大伦理困境之一便是忽视了幸福的价值问题,因为幸福常常并不是它自己的价值,幸福并不能自动成为“好”。一个社会的“好”并不只是简单地生产幸福,还更在于公正地分配幸福。一个好社会里的幸福并不是所有个体幸福的简单相加。如果一个社会中有的人特别幸福,而有的人特别不幸福,那么它的幸福分配便不公正。特别幸福的人并不能无视不幸福者的存在,用虚伪的“平均值”强行代表他们幸福起来。 而且,幸福也并不等于快乐或满足,幸福的观念需要包含区别不同快乐的价值标准。另一位功利主义哲学家弥尔(JohnS. Mill)对边沁的幸福观做了修正,他指出,“野兽的快乐并不能满足人类对幸福的种种念想。人类具有比动物的欲望更高级的能力,而且,一旦意识到这些能力,人们就不会将任何并不能令这些能力得以满足的事物视为幸福。”因此,晒太阳或者在劳改营里喝稀汤并不是属于人类的那种高级幸福。 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讨论好生活时,开始用别的概念来代替“幸福”,因为别的概念比幸福更具体,也更便于评估,不像“幸福”那样几乎完全取决于主观感受的、难以界定的“快乐”。他们有的认为,需要用社会政策来公正分配的不是“幸福”,而是“钱”。钱直接反映为“收入”,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分配不公在收入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当然,除了表面的收入之外,还有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因此要求官员公开收入和财产便成为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必须政策。社会改革如果只是笼统地高谈提高人民的幸福,而不能涉及“钱”,尤其是权势阶层的钱的问题,那便只能是一种空洞、虚伪的口惠。 还有的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幸福”并不是社会政策的最佳关注点,甚至连“钱”(或“收入”)也不能客观测定一个社会的分配是否公正。这是因为钱并不等于购买力,钱的增加(如涨工资)可能是为应付严重社会问题(物价涨得太凶)而不得不采取的补救措施,根本不能提高购买力。人们涨了一点工资,但却无助于减少涨价造成的担心和精神压力,说明他们在意的是购买力,而不是钱本身。森对“好生活”所提出“能力”评估被其他社会学家扩展为包括消除贫困、提高社会福利、自由、教育、健康、食物安全、生态环境等具体的社会发展方面。关注这样的社会发展具体问题,同时坚持有的幸福比其他的更有价值、更能持久、更值得追求,这才能避免把“幸福”变成一个空洞、廉价的时尚用语。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29 22:58 47 0 2018-12-29
此时此刻 林语堂 | 中国人之聪明 attach_img
林语堂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而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也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证明。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滑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水远打不倒,盖老滑巨奸之哲学无疑。该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只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即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以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入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轻重?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位置。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无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的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经挫抑,则自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 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滑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胡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一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27 23:19 48 0 2018-12-27
此时此刻 梁文道:圣诞节的正确打开方式
前面的话  今天是圣诞节,最近,关于中国人该不该过圣诞节这个话题,网上有很多讨论。  这让我想起梁文道曾经在《一千零一夜》中介绍过的《圣诞颂歌》这本书。  如果我们多了解一些圣诞节的历史的话,我们会知道:即使是在西方,它也曾经被抵制,甚至被大多数人所遗忘,而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让圣诞节又重新开始流行。  在中国,从民国时期开始,就有人提议要抵制圣诞节,但并不妨碍它在中国越来越流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知道,圣诞节的真正意义,不是鼓励消费,让大家找个机会可以狂欢、购物、吃大餐而已,它的真正精神,是让我们懂得感恩,关心他人,关注弱小……  本文约5200字,预计阅读时间14分钟。文章很长,但很值。  圣诞节的真正精神  一千零一夜 | 梁文道  “圣诞节真正的精神并不是让大家买名牌、吃大餐,而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关注,要让我们懂得感恩,同时照顾好那些比我们更小的兄弟。”  ——梁文道《一千零一夜》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4/0  1.  改变西方圣诞节的一本书  过去几年来,圣诞节这个洋来的节日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但是也有很多人看不惯:什么圣诞节呀?圣诞节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  其实这种声音,很早以前就有的,民国年代就有人建议:“圣诞节”不该叫“圣诞节”,应该叫“耶诞节”,它是耶稣诞生的节日。我们中国未必要像西方那样很崇拜耶稣,都信基督信仰,把耶稣叫做“圣”。  我觉得其实所有的节日,就像所有的文化一样,它是会旅行的,它是会随着文化的交流,移植、散布到世界各地去。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的端午节,不就在韩国落地生根了吗?我们很多中国传统的节日,也一样在东亚很多地方流传已广,直到今天。  同样的,一个东西旅行、移植到别的地方,它的意义会改变,大家对它的看法也会改变,跟它原来的原产地会发生相当大的差异。  比如像圣诞节,在我们中国这儿,主要体现为一种消费的狂欢。  事实上,今天几乎所有的节日都已经变成一种跟消费有关的节日了。  圣诞节在中国,演变为好像是另一个情人节,好像这天是很多情侣要出来吃大餐的日子。但是原来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圣诞节不是这样的。  圣诞节其实更像是我们中国人过年。你春节的时候,农历初一你会跟你的女朋友说:“唉,怎么样,我们去吃个春节大餐吧。”会吗?不会!  春节的时候,大家会在满大街购物狂欢吗?不会!我们都回家里头,跟家里的人相聚。同样的,圣诞节在西方也是这样。  可是,今天西方人所了解的过圣诞节的方法,并非从来都是如此。事实上,它曾经一度衰微,至少在英语世界。  但是有一本书,它改变了英语世界,乃至于今天所有人对圣诞节的认知。  这本书就是《圣诞颂歌》,它的作者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英国的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5/0  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1812—1870),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双城记》等。  2.  一个关于圣诞节的“鬼故事”  这本书的第一句是:“Marley was dead,to begin with.”翻译成中文就是,“首先要确定的是,马利死了”。  原来这个故事是个鬼故事。就这样,狄更斯吊住了所有读者的胃口,开始娓娓道来。用他那种既通俗、充满色彩,但是又很有文学想象力的手法跟我们讲了这本书的主角斯克鲁奇的出场。  马利是斯克鲁奇几年前去世的一个生意上的拍档。这两个人性格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守财奴,吝啬得不得了,斤斤计较,很会做生意,把人间所有的感情都泯灭掉,只剩下怎么样赚钱的心思。  书的一开头,我们看到圣诞节快来了,已经是12月24日平安夜那一天。  斯克鲁奇不肯让他的员工早早下班回家跟家人团聚,甚至很不想让他们第二天放假。  他的外甥也来找他:“哎呀,舅舅,你好,圣诞快乐!”他愤怒地骂他外甥:“你这没出息的东西,圣诞节有什么好快乐,圣诞节烦透了,莫名其妙放一天假,害我少赚了一天钱。”  圣诞节这时候也有很多人过来要他们捐款,因为这时候就说街上有很多穷人,很多小孩不够东西吃,生病,看看能不能够请他也捐赠一下,他死活不要。  他还说:“既然那些人又病又弱又残废又穷,干脆让他们死了算了,死了点人,对我们人口也好嘛,现在人口不是太多了嘛”。他是这么一个刻薄成性的人。  终于,当天晚上出现了怪事,那个已经死去的马利先生的灵魂回来找他了。  马利先生对他说:“哎呀老朋友,老伙伴,你千万别再这么下去,你再这么下去就会像我一样。你看我灵魂下了地狱不得安宁,我每天身上都被铁链缠着,那铁链全是我生前赚的那些钱所组成的。我们这种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你接下来还会遇到三个精灵来找你。”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6/0  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曾多次被改变为电影,2009年,美国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再一次将这本小说搬上银幕。  结果果然在接下来一天之内,来了三个精灵来找斯克鲁奇。  第一个精灵领着他,带他重温了一遍他从小到大的历程,让我们了解这个非常冷漠、把感情完全泯灭掉的,没有人性的家伙曾经也是个小孩。  在小孩阶段,他很穷苦,日子过得很不好。当时他渴望有一点温暖,有人对他好一点,给他一点帮助,但是他得不到。  第二个精灵领着他,看看现在这个平安夜的晚上,家家户户是怎么过圣诞。  这个精灵整个形象就是乐呵呵的,尽管外观、形貌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圣诞老人不同,但是活生生就是个圣诞老人精灵。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7/0  第二个精灵甚至还引着他,带他去看他平安夜那天下午呵斥的那个伙计,鲍勃一家人怎么准备过圣诞。  斯克鲁奇,这个原来非常斤斤计较、对人毫不友善、没有半点同情心的商人,在圣诞精灵的引领下,看到了他的员工,他平常对他非常刻薄寡恩的鲍勃一家人,看着他们生活得那么艰苦,在圣诞平安夜这一天努力张罗出一种欢乐的家庭团聚的气氛,相处得是那么温暖。  他还看到,鲍勃最小的小孩,原来是个残废的小孩。到这时候,他再也忍不住,问这个精灵,“这个小孩他活得下去吗?”精灵指示给他看,原来再过一段日子,这个小孩终于是会早死的。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8/0  他立刻想起来,那一天,当一些慈善团体的负责人到他的办公室,想让他拿点善款,去帮助那些穷人或者病人和小孩的时候,他怎么答呢?他说那些人反正留着没用,让他死了就好了。他后悔不已。  但是当你看到这一家穷苦的人家,为他们的处境落泪难过时;你又不由得为他们这一刻的那一点点的温馨、温暖的感觉,感到一种宽心的安慰。  3.  狄更斯其实写的是自己  说到这,我必须要讲起狄更斯自己的故事。  狄更斯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最畅销的英国作家,但是他也有过一段十分难熬的童年。  在写《圣诞颂歌》中鲍勃这一家人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在想他自己。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19/0  他也有一大家子要养,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家里财政很困难,他老婆还怀上了第五个孩子。他非常希望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能够成功,赚到的版税就让他家境好转。  但是在写着写着,他状态变了,他完全忘记了要赚钱这件事。  他开始非常投入到这个故事的情节,写着写着自己会哭起来,也会自己大笑。他每天晚上就离开家里,大半夜当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在伦敦各处游荡、散步。  看着每一家,家家户户已经关了灯的这些住宅,往内想要窥视,那些家庭里面,老百姓们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在想什么……每天晚上走二十来三十公里的路才回家,继续写作。  终于在当年的11月底,他赶出了这个稿子,正好12月圣诞节前能够上市,《圣诞颂歌》一上市就是畅销书。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0/0  因为这本书在美国都很畅销,当年有一个美国企业家看完这本书之后,决定立刻给所有员工放一天假,要效法这本书里面的斯克鲁奇。  4.  守财奴的悔悟  说回斯克鲁奇,后来,斯克鲁奇想起了自己也有凄惨的童年,开始同情起那些街上看到的那些穷苦的小孩。  这个圣诞精灵又让它看见,那些被他骂走的外甥、被他虐待的下属,在这一天晚上,还会想起他,还要为他祝福。  虽然要笑骂他,说他坏话,但是这是个感恩的节日,大家还是要祝福他。他深受感动。  第三个精灵,他是个死神,他引领着斯克鲁奇看到了他死后的状态。没有人挂念他,他所有的遗产立刻被人抱走,很多人要去偷他的床单,偷他的衣服,不会为他留下半点东西。  因为他是一个出了名的坏人,一个守财奴,对人不好,没有人跟他是朋友,没有人跟他友善。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1/0  终于这时候,他大彻大悟。醒过来之后正好发现,还在平安夜那一天。  他起来,立刻决定要出门,去他外甥家吃饭。他外甥吓坏了,因为外甥下午才到他那儿,希望舅舅来吃饭,他不肯,还骂他外甥没出息过圣诞节,没想到他这时候来了。  他后来又立刻地又给了鲍勃加薪。他整个人彻底变了,从里到外地改变。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2/0  于是所有人都发现,斯克鲁奇是个好人了,他的灵魂获得赎救。而且他看到街上有个小孩,还给了他一点小费,让他赶快去烤一只火鸡回来,这个火鸡,他要送到人家家里面,送给人家吃。  所以,这整个故事几乎像是个童话故事,是关于一个守财奴怎么样灵魂得到救赎的故事。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3/0  《圣诞颂歌》这本书这么多年来都是西方无数青少年,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会读的一本书。  同时,又是直到今天为止,除了耶稣诞生的那个圣经故事之外,全世界最为通行的关于圣诞节的故事。它这么流行,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个圣诞节真正的精神。  5.  圣诞节真正的精神  这个精神,我们可以从狄更斯本人去世之前,给他孩子留下来的遗言所知道。  狄更斯去世前,叫他的孩子们要用最宽广的精神去理解《新约圣经》,不要斤斤计较那字面上的意义。  今天美国一些很保守的基督徒,他们计较的是,你是不是同性恋,你有没有堕过胎……但是你回看整本《新约圣经》,耶稣几乎从来不关注性的问题。  不是说他对性的态度很开放,而是他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就连一个妓女,被人家抓出去要用石头砸死,他都问大家说“你们谁要是没犯过罪,那就砸她吧”,而救了那个妓女。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你从他出生的故事就能看到:耶稣在当时社会中比较低下阶层的牧羊人家里的马槽出生。他不是在王宫里面诞生的王子,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相信基督教教义的话,却在穷人之中出现了。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4/0  他后来的福音是说给所有可怜的人听的。他说的是,小孩子要比成人更有福气,因为他们保持纯真。他说的是,有钱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难。他说的是给所有被上层社会排斥在外的那群人听的福音。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说,其实耶稣是个革命家。  而狄更斯,他身为他那个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个小说家,但是他又是一个写很多社论、时事评论的人。  他充满了慈悲,总是关注弱势群体。他每一本书都充满了在当时英国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底下,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里,对所有那些矿工,那些街上的流浪孩童,对所有的那些我们今天叫做“无产阶级”的大众,对他们的关怀……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5/0  狄更斯  所以,他在《圣诞颂歌》这本书里讲的就是,圣诞节是个什么节日?这不是一个在豪华商场门前挂起灯,让大家来买名牌、吃大餐的日子。  它是一个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关注,要让我们懂得感恩,同时照顾好那些比我们更小的兄弟的节日。  6.  西方也曾有很多人反对过圣诞节  其实圣诞节在狄更斯之前几十年甚至在他那个年代并不是十分普及。  它曾经是西方社会一个很长久的节日,但是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甚至很多人反对庆祝圣诞节。  原因是这样的,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的生日。可是耶稣基督真是在12月25号生的吗?根据何在呢?假如你是个基督徒、天主教徒,看看你的《新约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说耶稣到底哪一天生的。  其实12月25号它最早是罗马帝国一个异教徒的节日,那个节日叫做农神节,一连放七八天假。所谓放假的概念,是整个帝国的法律制度都放假,老百姓们随便寻欢作乐,喝酒,搞性派对,破坏别人财物而不受法律处罚。  后来基督教在欧洲兴起的时候,他们说这天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好顺势推广耶稣基督的福音。  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徒特别讲究《新约圣经》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所以很多最虔诚的基督徒是反对庆祝圣诞节的。  7.  《圣诞颂歌》重新创造了圣诞节  圣诞节的很多传统,比如说圣诞树、吃火鸡,也都是后来逐渐流行开来。  就连这本书《圣诞颂歌》的英文名字A Christmas Carol,Carol指的那种圣诞歌曲,在狄更斯之前那个年代也不是人人都会唱,但这些在《圣诞颂歌》之后都改变了。  要说这些,首先我们要了解狄更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出生的头八年,正好伦敦都经历了“白色圣诞”。在伦敦并不是每年12月25号都会下雪。所以狄更斯小时候特别喜欢下雪的气氛。  在那个时候,英国工业革命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革命,整个农村、田野、城市的面貌完全都变了,很多过去熟悉的景象没有了。  所以英国人开始怀旧,怀念以前老一辈人过的生活,连带地把老几代人庆祝圣诞节的那些记忆也都回来了。  狄更斯小时候家里面,爸爸也开始在过圣诞节。所以他把这些童年记忆,对那个已逝的时代,人情的温暖通通都透过他的笔尖灌入到他的小说之中。  他好几部小说其实都提过圣诞节,而《圣诞颂歌》就是集大成的一部。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6/0  《圣诞颂歌》英文版  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下雪的天气,白色的圣诞,以及家家户户为圣诞节准备的那种欢乐气氛。  这本书,它掌握到了当时那种圣诞节开始复苏的感觉,同时,又把它固定下来。  在书里,他开始强调在这一天,人与人之间应该充满互相关爱的精神。所有大家犯过的错误在这天都应该被原谅,大家不应该吵架,不应该争执。  这本书后来的流行,使得自此之后,圣诞节这个东西稳定下来,传遍整个西方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说,《圣诞颂歌》这本书,它重新创造、发明了圣诞节。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561121627/0  像火鸡,这种圣诞节大餐的主要食品,在那个时候英国是刚刚开始出现,但是因为这本书写到了,自此之后终于取代了圣诞鹅的地位,而圣诞树的装饰,也因为这本书开始流行了。  而书里那个笑呵呵把欢乐带到人间的精灵,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圣诞老人的原型。  狄更斯,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影响力居然能够大到为大家、为世人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24 11:50 57 0 2018-12-24
此时此刻 谢志浩 | 大学:寂寞与自由 attach_img
柏林洪堡大学 一 大学思想家洪堡认为,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修养和科学。重温洪堡的教导,有助于对陷入泥沼的当代大学进行必要的反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先生,对德国的大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研究。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大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德国古典大学思想。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负责人期间,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在世界大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现代大学的传统渊源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德国一度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岂偶然哉! 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在1809年—1910年间,写出《柯尼斯堡学校计划》、《立陶宛学校计划》、《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和《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普鲁士教育掌门人的身份和洪堡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关系。阅读洪堡文献,那种紧张可以说无处不在,以至于有意无意间,流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蕴藉。 威廉·冯·洪堡, 德国学者、政治家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 洪堡认为:大学的核心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每名成员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高等学术机构才可望实现其目标。所以在这一群体中,寂寞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则”。 陈洪捷先生指出:“洪堡虽然强调寂寞对大学的重要性,但对寂寞的含义并未作明确的说明。”洪堡对“寂寞”的含义,为什么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大概在洪堡看来,大学充满“宁静”和“寂寞”,这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明。 近代意义的大学,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世界史大家阎宗临先生指出:“自西罗马灭亡(476)至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语之为中世纪,意义非常单纯,仅欲说明连接古今,承上启下而已。” 十字军东征,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世纪的两大关节都与大学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千年中世纪,充满着宗教氛围,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时代。千年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十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欧洲,若没有罗马教皇的“大一统”,也许就不会是黑暗的中世纪了,这只是近代欧洲人出于自大的一种浪漫想象。 依照这种“傲慢”的思路,在“黑暗”中世纪的中心地带——修道院,诞生近代大学,岂不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据说,早期的大学,往往由市镇的主教充当庇护人,教团司法官是大学的校长,神甫是教授,僧侣是学生。遥想当年,在政教合一的时代,世俗的力量,比如说朝廷,在教廷面前,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没有能力干预大学事务,大学的神圣性,最早来自于神权,大学的独立性,其实,也来自神权,既然大学是一种宗教组织,那么,在王权面前,不必表示谦卑。也许,这是欧洲大学最早的一种初始值吧!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高门大宅由于具有经济实力,慢慢掌控了部分地区的教会,顺带把大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总之,大学与社会之间,还有很大一块缓冲地带。具有超凡色彩的大学,才能成为象牙塔,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市民社会,没有足够的能量,不能对大学发号施令。“神学生”驻守着大学,在古老的修道院,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古色古香的老楼旧屋,无一不在暗示着,大学自身洁身自好,保持“象牙塔”的纯净。具有传统的大学,怎能没有一点老楼旧屋呢? 古老的剑桥大学 在中国,寻找与西方辈分相当的“大学”影踪,怕是就要穿越到宋朝的书院了。伴随着西学东渐,传统书院被格式化,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现代中国高等学府,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只是西方大学的简单移植。 北京大学所在地,是燕京大学的故地,别看燕京大学主事者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聘请设计师擘画燕京大学,具有很深的悟性,总想着借鉴中国传统的园林之胜,整体上确实做到了古色古香,但对中国文化毕竟是模仿。燕园建筑,最遗憾的是没有显示出巍峨的气魄。当年,钱穆先生来到燕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毕竟是外国人设计的,临摹的很认真,欠缺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意。不过,天地翻覆之后,北大在燕园“筑巢”,图书馆与“静园”仅有一路之隔,两相观照,建筑意严重不足的“静园”,反倒古色古香,尽显古典园林之美。1998年之前,尚未经过百周年校庆包装的北大图书馆,执行勤俭建馆的方针,一派寒酸破陋之相。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机缘巧合,在下做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行在未名湖畔,一种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百年风云,涌上心头,临湖轩、斯诺墓、博雅塔、未名湖,不禁浮想联翩,穿越到了司徒雷登时代的燕京大学。随着燕京大学的消逝,北大师生也告别了红楼,来到燕园,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慢慢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 燕园风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多快好省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盖了不少粗鄙不堪的房子,2003——2004年访学时,毗邻治贝子园、俗不可耐的第三、第四教学楼,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杰作”,从这里不难窥见大学品味的丧失。院系调整之后,燕园集中了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三位美学大家,不唯如此,燕园还是美学家的摇篮,涌现了李泽厚、刘纲纪、叶秀山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未名湖畔进行美学散步时,面对如此不堪的新建筑,不知如何承受这份视觉的折磨? 大学建筑乃大学精神的一种表征,大学丧失一股书卷和古意,大学师生的领地如此粗鄙,但是只要灵魂在高处,时时勤拂拭,还是可以克服的。以大学为扫荡目标的政治狂澜,不断冲刷和席卷着校园,大学师生又当如何自处? 北京大学的围墙,相对完好的是西墙和北墙,这些历经沧桑的围墙和古色古香的西门,绝对是北京大学的“门面”,象征着一所学府的尊严。但,门墙再高,大门再厚,也抵挡不住政治风浪的侵袭,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拔白旗、四清,无役不从,至于文革,北大则是“发祥地”。 北大保存完好的西门,乃燕京大学的旧物,后来建成的南门,与不少学校的大门雷同,不能与西门媲美,显示不出北大厚重的文化底蕴。1993年3月,主持工作的吴树青,力排众议,拆除北大南墙盖商场——据说这是北大“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正确姿态。自此大学沦丧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奴婢,一仆二主。 欧美学府多散落在幽静的小镇,这是因为西方大学多渊源于修道院。哪里有修道院,哪里就有高等学府。中国大学虽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很快适应了中国土壤,展示大学的中国性格——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中国的行政级别划分古来有之,但在1949年之后得到空前加强,哪怕是和尚道士,也都有行政级别。县长一般为“处级”,偶尔也有“厅级”,像北京的密云、怀柔,属于“正厅”级。普通大学校长是正厅级,有一些985大学校长属于副部长级别,这样一来,只有将大学安置在省城和地级市,才不至于因为级别不够而受到担待!这一点,从985大学和211大学的地理分布,就可以看得出来。 2000年秋,张清华先生应邀在海德堡大学讲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大学普遍设在大城市,欧美学府多设在边远小城。东西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是由历史和传统造成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具体来说,中国与欧洲之间,“宗教”、“城市”和“大学”三种文明的样式,迥然不同,判然有别。 中国学人来到异域进行学术交流,大概首先映入眼帘的,莫过于大学“居住方式”的不同——中国在“繁华都市”,西方在“穷乡僻壤”。针对西方“隐居的大学”,张清华先生发生感慨:中国的大学办得不是地方。 2003—2004年在北大访学期间,最亲切、最喜爱的还是那些略显沧桑的老楼旧屋。未名湖畔的博雅塔,百年大讲堂后身的燕南园,无声地诉说着燕园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升腾与坠落、喜悦与忧伤。从燕园访学归来,发愿编辑一本有关大学的书——《守望大学》,多年过去了,这本《守望大学》的纸质打印本,还静静地躺在时间的河流里。编选《守望大学》时,师生切磋的乐趣自不必说,关键是做过一回“选家”,对大学的方方面面,诸如渊源与流变、制度与安排、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有了绝非泛泛的思考。 比较而言,西方大学是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国大学则是文化移植的产物。西方大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何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大学能否接上中国的地气?有朝一日接上了,日益中国化了,才可以说中国的大学,否则,只能说大学在中国。 省思西方大学移植中国的历史全程,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文化传统,在大学的移植过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还是不够多,这是不能苛责前辈的。一方面,晚清七十年,中国与西方的博弈日趋紧张,大学在中国的落地,伴随着自强运动的节拍。中国大学的设立,既然是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那么,首要的目标,也是完成富国强兵的使命。这样,大学的使用价值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大学自身的价值,长期被忽视,以至于隐而不彰。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在中国落地,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历史没有给中国大学一个自由生长的时间和空间。试想一下,欧洲大学近七百年的自然发育,在遥远的中国,浓缩在一二十年完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中国大学的诞生,主旨不在知识的增长、真理的发现和学术的好奇,而是为了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现代大学的使用价值,从一出生,便压过了它的价值。因此,不可能像西方学府或者中国书院,在幽静的地方盖房筑屋,荒江老屋之中,二三素心之人,抚素琴阅金经。 中国大学一出生,便设立在大城市,与变法相伴生,与国运相激荡,属于器物——制度——文化变革三部曲的有机构成。如此生态,如此格局,天然决定了中国政府“提携”大学的生态,大学在接受“提携”的同时,免不了受到政府过度的“干涉”,无一例外,每一次干涉,政府都认为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皆依托于政府,既想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还不愿意与政府距离太近,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何曾有过呢? 百年中国,曾有三位“大儒”建立了性格鲜明的“书院”,他们是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张君劢先生在云南大理创办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三位先生别有怀抱,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而创设书院,三大书院的人文理想,决定了其从一出生,就天然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三大基地”。虽然在艰难的国运中,三大书院命途多舛,但,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三位先生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片赤诚,天地可鉴。 1949年,钱穆先生在滚滚的硝烟中,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理念主旨与三大书院相似。这四大书院,都是有“魂”的,这个“魂”就是“中华魂”。为中国文化招魂,乃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先生的大事因缘。 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四位先生,既是书院的掌门,也是“现代新儒学”四大家,岂偶然哉!四位先生办理书院的指导思想,君子不器,体用不二。深悲大愿是入读四大书院的前提条件。既然有志于成为君子儒,受苦、受累、受辱(高王凌先生语)则是一种必要的磨砺。拈轻怕重,贪求名利,岂能担得起来弘扬儒学的重担子! 反观设置在首都和省会的大学,就近方便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也免除了一种寂寞的心境。大学在西方是象牙塔,移植到中国,很容易来到十字街头,伴随着百年国运,载沉载浮。 欧美大学也不尽在小镇,哥伦比亚大学就设在国际大都市——纽约,该校与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和百老汇毗邻而居,周围有很多咖啡厅、书店、酒吧。一所学府处于这样的城市,位于这样的社区,依照中国的逻辑,可谓纸醉金迷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如何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置身纽约这种“巨无霸”城市,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拥有一份寂寞的自由,不会那么容易了……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如此热闹的地方,并没有丧失自我,也没有染上“喧嚣”的毛病。试想,没有寂寞的心境,怎么可能安静而从容地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呢?哥伦比亚大学有四所附属学院,其中两所为美洲犹太教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欧美大学即使没有神学院,也有一些老楼旧屋,令人难忘的,还有那些古老的教堂,以及悠远的钟声。 哥伦比亚大学 欧美大学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开来的,众所周知,深厚的宗教背景是西方文明的底版。既然教堂是大学的发祥地之一,那么,现代社会中,大学祛除了教堂的神性,建立了现代的理性,但,教堂也不妨成为大学抵御庸俗市侩的一种标志性屏障,有利于大学师生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 大学的教堂是非常有趣的。也许通过教士的开导,面对圣母玛利亚进行忏悔,从而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吧!当然,大学的寂寞,并不仅仅表现为修道院的建筑,更多地体现在大学的心态。身处象牙塔的大学,还要面对现实世界,因为,欧美大学并没有围墙。 民族国家崛起之后,社会对大学寄予很大的期待。大学尽管往往脱胎于修道院,但相对于教会来说,大学依然是一种世俗的力量,象牙塔不是一个神性的国度,而是一个理性的国度。 大学正是生长在世俗与超俗、学袍与市镇、政治与经济、民族与世界、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生态之中。在这种多元生态中,大学左冲右突,闪转腾挪,利用修道院的神权,抗击世俗力量的袭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让大学浸染了很深的民族文化性格,以便抗击神权的裁判。长此以往,大学在统一性与特殊性之间,共性与个性之间,世俗与神性之间,保持了一种适度的张力。 大学师生面对世界,更多地保持一种宁静的心境。这种内心充实的心境,就可以说是“寂寞”。“寂寞”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寂寞”,才可以成为象牙塔的“定海神针”。 大学对于世界而言,展示的是一种理性的心境。大学的理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这个纷纭的世界,进行冷静的思考。不是说,大学拒绝政治介入,大学介入政治,必然具有理性特征,体现大学的风格。大学教授即使身处十字街头,依然拥有象牙塔的理性,否则,大学就会异化成为一种政治组织。 纵览世界大学史,知名学府多为私立大学,不是偶然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自校友的回馈或者社会各界的赠款,校友和社会各界在捐款的同时,不可能轻易改变一所大学的规矩。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经费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欧美地区,厘定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界限,政府不可能因为拥有拨款权,从而“越界”对大学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但是在中国,既然经费来自于政府,政府也就拥有通过拨付经费、人事任命从而对大学拥有全方位干预的权利。如此一来,寂寞而宁静的心境,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大学在移植的过程中,没有将寂寞的情怀引进过来,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大学的创设,原本就是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利器”,大学对国家境遇有着高度的敏感。北京大学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从好的方面说,北京大学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民族国家的成长,贡献独多且大,这正是蔡元培先生赢得声誉的原因。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希望北京大学能够涵养一种精神品质、学术品格,蔡先生谆谆教导北大学生“为学问而学问”、“救国不忘读书”,但是,北京大学最终并没有服膺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反其道而行之——“读书不忘救国”。北京大学的传统,突出在“爱国”,使得北大成为一所高度政治化的大学。蔡元培先生具有中国大学保姆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这种传统,引起其他大学仿效,影响所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寂寞心境,一直没有在内心扎下根来。 回首往事,也许个别教授具有寂寞的心境,但是,中国的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敏感反应,导致大学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呈现高度紧张,不能保持适度的张力。即使拥有围墙,都不能让大学成为真正的象牙塔,更别说将围墙拆除了,十字街头近在眼前…… 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中,唯政治和经济马首是瞻,独立品质成为一种稀有元素。要是在中国大学校园寻找“寂寞”的心境,怕是要失望了。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味的“喧嚣”,大学在“喧嚣”之中,获得的只是一种同质化的时尚,至于大学自身,已经迷失在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林中路。 二 如果说寂寞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美好心境,那么自由便是大学的本质特征。身处十字街头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具有尊严的象牙塔,关键的因素在于——大学是自由人的自由组合。 在教皇眼中,欧洲最早的大学只有论证上帝存在的自由。说实在的,这不是一种自由,毋宁说是一种义务,如果任由此种情形长期存在,大学岂不变成了教会的附庸,神学的婢女?大学的诞生,与十字军东征有着紧密的关联,在长达二百年的征战中,天主教圣徒从穆斯林和拜占庭东正教徒那里,见识了天下之大,知晓了罗马文明之前,尚有一个希腊文明,希腊的发现,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从此以后,真理的探寻慢慢成为守望在修道院神学生的一种自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欧洲,也点燃了大学这盏灯。“神学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无所不言,无所不思,以至于有一天,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学对自由的向往。 回溯欧洲大学史,“教会”是大学的一大源泉,“行会”也是大学的一大源泉。最早的大学,既体现神本主义,也流淌人本主义。神本主义来源于“教会”,人本主义来源于“行会”。脱胎于教会的大学,一般存在神本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上“三种主义”长期博弈,相克相生,相辅相成,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直到今天,大学也没有把“教堂”请出去,现代科学为信仰留下一定的地盘,正如历史上,信仰也曾为科学留一条生路。科学与宗教,有着殊胜因缘。 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大书:自由、平等、博爱。如果丧失了自由,大学还成立吗?在洪堡看来,自由是与寂寞相媲美的高等学术的两大组织原则。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自由是大学的本质。洪堡为了保证大学充分享有自由,从大学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两个方面进行厘定。谢学友将大学的外部生态,称之为“大气候”,将大学的内部生态,称之为“小气候”,相比洪堡,更加简洁。 就大学的外部生态来说,显而易见,一个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师生拥有寂寞的自由,无所不言,无所不思,总有一部分言论不合时宜,不可能全部符合社会主流时尚,有时候,还与主流意见相悖。哪怕甘愿做政府的智库,也不能一味迁就政府,什么好听说什么,更不可能政府出题目,学者得出的结论,正好是政府喜欢听到的意见。智库失去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能力,也许需要追究的,不是申请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人员的个人品性,更应该思考,少数人的权利是否受到尊重和保护,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得出有悖时尚的言论,是否得到社会的宽容。 自由的敌人正是专制。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有迫害言论自由的习惯。苏联在生物学领域长期落后,德国丧失世界学术中心地位,不是偶然所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正是思想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结果。 中国大学史上,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由来已久。这种情形,民国就有,于今为甚。可怕的是,持之以恒的干预,使得大学异化成为一种行政机构,权术胜过学术,某种意义上,学术已经成为“校园政治”的花瓶。只要具有“政治正确”,就可以获得课题,晋升职称,住上房子,得到票子。这种情形,所占比例不用有多高,只要有一点,就会鼓舞更多的人,依靠学术以外的力量,运用“政治正确”,分享“政治红利”。 如何将劣质的大学生态转换成一种良性循环?依托上级下指示、发文件,是不大可能的,依托于习惯看上级眼色的大学校长,怕是也不顶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劣性循环的一个推动力量。 这就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方兴未艾的博客、论坛、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提供了一种可能,比方说,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以及由燕南、天益演变而来的爱思想,还有一度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为学术共同体的发育成长,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就大气候而言,难以说有多么乐观,但吾辈也不必悲观,抱有谨慎的乐观,不抛弃,不放弃,只要立志往正确的道路去走,路长些也没有关系,一步一步走就是了。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从大学的内部生态,即“小气候”来看,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对大学师生非常关键。这种自由既受制于大学的外部生态,也受制于大学的内部生态。文明史上,“大气候”和“小气候”之间的关联十分有趣。如果抱有悲观的态度,“大气候”长期欠缺自由,“小气候”通过什么路径获得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此种情形长期困扰着大学,难道大学师生就不去追求自由了?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先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说有多好,有时候还很糟糕。蔡元培先生有何神力,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把北京大学营造成思想自由的大本营呢? 有人将当今社会生态与蔡先生所处环境进行简单比附,这恐怕不大合适,因为两者之间不大具有可比性。把蔡先生身处环境理想化到一定程度,那么,是不是当代校长穿越到民国,替换蔡元培先生,依然可以干的很好呢?为了突出蔡元培先生的功绩,从而不顾历史事实,将其神圣化,未免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慨叹。 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态,的确至关重要。蔡元培先生能够发挥个人魅力,必然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先生所处时代还比较粗糙,环境能够容纳教育家的个人魅力。言外之意,当今之世,制度定型,不能进行自选动作,只能依照规定动作,因此,大学校长的空间有限,天花板太低,难以展示自身魅力。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面对一所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学,应该尊重大学的传统,在对传统的守持中实现大学的发展,而不是急于改变大学的传统,更不能任意摧毁大学的传统,因为,大学是一种长期的文化建设。如果一所大学正处于塑造传统的关键节点,一位真正的大学校长,肩负着塑造大学传统的光荣使命,择善而从,乘势而为,蔡元培先生正是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来到了一所至关重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蔡先生一生,乘愿而来,了愿而归。 大学的内部生态,由校长、教师、学生三方面的力量组成。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内部生态的养成,至关重要。蔡先生来到北京大学,雍容脾气秉性各异的教授,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蔡元培先生传承了德国古典大学观,主张大学应该是纯粹科学的研究,蔡先生心中的纯粹科学,指的是理科,至于工科,蔡先生以为属于理科的应用,不够纯粹。蔡先生断然取消了北京大学的矿科,将有关系科的师生转往北洋大学。 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却不能包容矿科,此举非同小可:一方面,奠定了北京大学以文理擅长的传统,另一方面,工科一直是北京大学的短板。1946年北京大学从西南联大复员,回到北平,短暂设置过工科,但是1949年以后工科又被转往其他大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进入战国时代,抢滩占地。2005年,北京大学决定设立工学院,在谢学友看来,北大要祛除“蔡元培限制”,塑造工学传统,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谈何容易! 蔡元培先生具有通才的视野,不受学科限制,伦理学、美学、哲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都为蔡先生所关注。不妨说,蔡先生也是一位具有浓厚百科全书情结的学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代通人,采取断然措施,致使北京大学失去了发展工科的传统。也许,蔡先生独上高楼,比凡庸之辈,站得高,看得远,能舍才能得,北大舍弃矿科,或许更有利于树立纯粹科学的传统。 1949年以后的大学史,具有大家风范的好校长,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但也不是一位都没有。匡亚明、朱九思、管惟炎、刘道玉先生,具有宽广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匡亚明、朱九思,属于政治家办大学,管惟炎的情况与竺可桢先生类似。有人把大学办不好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校长的工科出身。梅贻琦先生不就是学机电的吗?工科背景没有阻碍梅先生成为好校长呀! 问题在于,不具有梅贻琦先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境界,一方面私心作祟,另一方面,对各门学科,欠缺通识。这样容易造成一种局面,通过申报课题、申报博士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争取基金和项目,让校长所在的专业成为重点学科,从而获得跨越式发展。但这种跨越式发展,往往是以其他学科受到摧残和冷落为代价。 当然,校园政治可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另外一个专业拥有一位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校长就要对院士另眼相看。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院士是一种极其稀缺、特别昂贵的资源,只要打出院士的名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定灵光,大概只有中国大陆才可以看到如此奇异的景观——七老八十的院士,还在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此一来,学校里面没有院士的专业自然受到冷落,不容易得到基金和项目。杨振宁先生谦逊地说,自己早就退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反观大陆,还在宣扬八九十岁学者,如何老当益壮。 当然,老校长退休,新校长履新,受到冷落的专业或许会有翻盘的机会。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学科受到的是折腾,还指望着获得自由?在这种态势下,校长出以公心,拥有开阔的心胸就太有必要了。现实的情形是,与其由一位不具有公心和通识的专家担任校长,还不如由一位“政客”担任校长,各门学科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 一位好校长对大学的自由发展非常关键。近代以来欧美通行的大学理念,一贯是自由教育。大学老师自由的进行研究,自由的讲课,自由的讨论。学生的学习也是自由的:自由的转系,自由的选课,自由的读书。既然大学培养具有优美常识的通人,那么与自由教育相匹配的就是由通识课、主修课、辅修课、选修课组成的相辅相成的系统。 近代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洪堡指出:大学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因为在洪堡看来,国家是威胁大学自由的最主要因素。国家不是空泛的,而是由党派构成的政府政策来体现的,政府对大学自由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利用制定政策的便利,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直接在大学活动,出面控制大学。洪堡接着说,如果这种情形在大学出现,那么大学的自由便会荡然无存。蔡元培先生继承了洪堡的这一思想,坚信政府不能包办学术和教育。 “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而且也会来自这些机构本身,它们开始可能接受了某种思想,继而动辄压抑其他不同的思想。” 洪堡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迷思”,以为摆脱这种情形,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国家出面制止。一方面,洪堡要求国家尊重科学研究的特性,尽量避免对大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干预大学中有可能存在的门户观念和行会风气。国家与大学的关系设定中,国家被赋予的责任极大,但是权力极小。这样,要么由于国家尽量减少干预而出现放任自流,要么由国家出面避免大学里面的门户观念,从而顺理成章地对大学进行控制。所以,洪堡预设的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毋宁说说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生活中难以达到这种平衡。 学术发展史中,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避免“学阀”的产生,正如企业的发展和集聚,难免出现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一样。“学阀”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学阀”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自由生长的环境,怎么会成长为“学阀”呢?经过多年奋斗成为“学阀”,利用垄断地位打击异己,无疑会阻碍学术的成长。 “学阀”换一个名称,还可以称之为泰斗。泰斗的观点会受到极大重视,还不断强化。一位泰斗长期主持工作,即使泰斗处事公正,也难以避免压制异端学术思想的嫌疑。泰斗心胸狭隘,加以近亲繁殖,就会形成泰斗高高在上,门生众星捧月的态势。持有相反观点的学者与泰斗共事,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泰斗掌握学术资源,主持学术团体,编辑学术期刊,操控学术课题,长此以往,简直要成为一位“学阀”了。 1930年蔡元培先生为《教育大辞书》撰写“大学教育”词条:“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指出: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 政治考虑的往往是现实问题,学术思考的往往是长远问题。大学教员自由表达学术见解,不受宗教或政党的拘束,这才可以说大学的外部生态是自由的,反之,则是专制的。蔡先生成为近现代学术文化保姆,实在是一种“偏得”。蔡元培先生1912年就任民国教育总长,明确教育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要是不具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和高明的境界,恐难做到。 191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不论采取何种教育方针,都会对大学的走势产生深远影响。蔡先生如何办理北京大学,学界关注,万人瞩目。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师生喜遇先生蔡,蔡先生很快就交出了一份流淌着温情的答卷。 蔡先生回首平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总结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 1928年,蔡元培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直至1940年在香港逝世。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时,与主持北京大学时相比,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蔡先生秉持的理念并没有与时俱进,还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给蒋中正捎句话——国民党不能包办教育和学术。 1928年,竺可桢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就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对于蔡元培先生无为而治有着深切体会。1936年—1949年,竺可桢先生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这所竺先生主持的“流亡大学”,被李约瑟称誉为“东方的剑桥”,绝非侥幸所致。 竺可桢 竺可桢认为“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竺可桢亲属中有不少政府高层人士,但竺先生坚定地认为,学术与政治总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胡适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先生和前任蒋梦麟一样,深受蔡元培先生大学理念的熏陶和濡染,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奉行的理念不外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蔡元培先生以及蔡先生事业的继承者表达一份温情与敬意。 结语 回首已是百年身。从生态学的角度,通过对欧洲和中国大学史的梳理,阐释和理解大学,何以具有寂寞和自由?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古典大学理念成为蔡元培大学思想的一大源泉,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成为大学中国化的一种有益尝试。梅贻琦、竺可桢、胡适,继承并光大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思想。 韩水法先生慨叹《世上已无蔡元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蔡元培先生被视为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这就出现了“蔡元培悖论”:既然是一座高峰,晚辈难以逾越,暗含了学习蔡先生的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尴尬的局面:一边把蔡元培先生推崇为一代完人,一边对蔡元培先生的理念弃若敝履。 200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0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一十周年,谢学友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记得题目叫做——《大学应有寂寞的自由》。 201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1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二十周年,谢学友以一本小书,纪念蔡元培先生,小书的名字叫做——《叩问大学》。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22 18:14 48 0 2018-12-22
此时此刻 秦晖 | 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 attach_img
我并不认同“文革”对“帝王将相文艺”的“左”倾讨伐,但如果“帝王戏”越过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荣”,恐怕也不正常。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从80年代起,史学界与文艺界都一反民国以来对“满清”的贬斥,竞相掀起歌颂清代帝王的浪潮。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尔衮、孝庄文皇后,个个雄才大略,人人奋发有为,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这种全盘否定远古传统与极为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潮并存现象很耐人寻味。90年代后,“大清颂”的调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现“满台大辫子”、“五个乾隆(或七个慈禧等等)闹荧屏”的景观。这里除了市场经济中娱乐文艺自然繁荣的成份外,因回避现实的遁世自娱式“说古”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戏说乾隆”式帝王剧在大陆出现了青胜于蓝的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近来帝王剧出现了新景观,这就是号称“历史正剧”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资、高档次、权威参与、“大片”派头、舆论宣传加上市场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热”。面对这个满口现代话语的有为之君大红大紫,一些史学家乃至爱新觉罗后人纷纷作证说雍正的“政绩与人品”的确伟大,该剧从“大的氛围”、 “历史事件”直到“器物层面”的细节都很“真实”云云。倒是据说改编所自的小说原作者二月河委婉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高大全” 的雍正难以认同,对电视剧“把雍正塑成无私无畏的、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人”颇有微词。 的确,电视剧中的雍正与二月河小说中的形象已判若两人,而与历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万里。应当说这部片子在艺术上还是比较精彩的,要求创作的作品完全真实而不虚构更无必要。问题在于该剧编导打着“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雍正。该剧也确实是按照极鲜明的价值取向来编排的,并非消闲性的“戏说”可比。然而该剧不仅远离历史的真实,而且这一远离所体现的取向更属落伍。 从“戏说”乾隆到“歪说”雍正,标志着近年来帝王剧景观的一个新发展,而如果说遁世的“戏说”本无害,欺世的“歪说”就更无益了。予以辩正,诚属必要。 雍正是不是无私的“道德皇帝”? 历史上的雍正政绩虽无剧中夸张的那样显赫,但应当说还是个有为之君。传统史观因其残暴而抹杀其政绩的确不公,近年来史学界在这一点上是几成共识的。然而在专制的“家天下”,有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奇。如唐太宗的杀兄诛弟、霸占弟媳、逼父夺位,武则天的连杀亲子乃至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明成祖的叔夺侄位、株连“十族”,隋文帝的谋杀小外孙而篡其国,等等,就反映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之恶的规律和专制极权具有的“道德淘汰机制”。历史上九重之内的宫廷阴谋、厚黑者胜,是不胜枚举的。今天的历史观没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国能力与其“得国之正”混为一谈。过去人们以雍正“得国不正”而漠视其治国之绩;如今的电视剧为张扬其治国之绩而把他的“得国”说得高尚无比,其实都是基于同一种陈腐观念。 当然更重要的不在于观念而在于事实。与历史上的其他“得国” 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点在于他的“得国”不仅在后世常受谴责,而且在他在位时就有“流言”顶着严刑峻法而四处播散。为了平息指责,雍正挖空心思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以自辩,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剧就是以这本奇书中的雍正自道为基础而进一步拔高的。 根据这种说法,雍正本无心于大宝,只是目睹时艰,“为社稷百姓着想”,又受了父皇嘱其改革除弊之重托,才勉承大任,做了这“有国无家”、尝尽“人间万苦”的社会公仆。而他的政敌则个个阴险恶毒,以私害国害民,大搞鬼魅之伎,与他不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线斗争,而且有善与恶、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的人品较量。他们不顾雍正的宽宏大量,怙恶不悛,死不改悔,不仅在雍正继位前妄图篡国,而且在整个雍正年间都猖狂作乱,从煽动社会风潮、策划宫廷阴谋直到发动军事政变,为破坏“新政”、谋害雍正而无所不用其极。而雍正在忍无可忍时才发动正义的反击,但依然宽宏待敌,仁至义尽。通过雍正自己粗茶淡饭,却给大逆犯曾静享用丰盛御膳、自己大义灭亲杀爱子,却对主要政敌“阿其那(狗)”不忍加诛等“感人场面”,电视剧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爱民第一、勤政第一”、“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荡皇恩! 这样的歪说也未免太离谱了。封建时代的宫廷阴谋往往成为千古之谜,说法众多难以统一并不奇怪,可是在雍正问题上无论怎样众说纷纭,严肃的史学家没有一个会相信《大义觉迷录》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评价雍正政绩的人在内。因为该书的拙劣编造早在当时就已是欲盖弥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为禁书。正如我国一流清史专家集体编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简史》(多卷本《清代全史》简编本)所说:“由于胤禛与隆科多合谋取得帝位,事出仓猝,密谋不周,以致漏洞很多。雍正即位后,花了很大气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义觉迷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对这样一种连雍正的儿子和指定继承人都羞于示人的编造,这部“历史正剧”的编导却不仅全盘接受,还锦上添花,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冯尔康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倡导给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誉雍正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但冯先生对雍正伪造历史的劣行也深有体会。中国素有标榜直笔的“史官文化”,虽然实际上历代帝王都干预修史,造成“实录”不实,但像雍正那样不仅伪造历史,而且涂改档案,伪造史料,则还是罕见的。在对照了雍正“加工”过的《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档案与故宫中幸存的原件后,冯先生也感叹曰:雍正“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冯著:《雍正传》522页)宫中档案尚要改,何况《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种爱好当然不是闲得无聊,实在是他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国”而言,虽然九重之内的许多细节已成千古之谜,民间种种流言也未必可信(如改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之说显然不实),但今天已能确证的事实是: 第一,康熙暴卒于畅春园时,胤禛与负责警卫的隆科多控制着局势,真情如何只有他们二人清楚。而《大义觉迷录》所讲的“八人受谕”(即雍正到畅春园以前康熙已向隆科多及七位皇子下达了传位诏谕)之说纯属编造。他为何要编造呢? 第二,所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仍存故宫内第一历史档案馆,它之为雍正伪造是铁证如山的,冯尔康先生也指出:“毫无疑问,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同上书62页)当然,冯先生并不认同雍正“篡位”说,但他没有解释:不篡位为什么要矫诏? 第三,康熙末年诸皇子在朝臣中声望最高的是皇八子胤祀,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皇十四子胤禵,而胤禛(后来的雍正)并无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继位大出人们意料。这一背景是明摆着的。 第四,雍正即位后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赵昌诛杀,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称此举“使全国震惊”。接着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发的朱批谕旨全部上缴,严禁“抄写、存留、隐匿”。这显然有杀人灭口与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隆科多与年羹尧是雍正继位的关键人物。隆掌宫禁,传“遗诏”,而年则为雍正派往西北监控争位主要对手胤禵的亲信。即位后雍正一时不顾君臣之礼地大捧他们,称自己不识隆才,“真正大错了”,说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对年更称为“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还检讨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闻。然而大位一稳,雍正很快翻脸杀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杀隆科多时还特别宣称先帝临终时“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东华录》雍正五年十月)当年被视为“遗诏”传人的人如今竟被认为根本不在场!如非杀人灭口而是仅仅因为其他罪过,这话从何说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亡灵,弃康熙常住的畅春园、避暑山庄而不往,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创建西陵作为自己的归宿,等等,都是后人断定雍正“得国不正”的根据,这一切决不是“雍正的政敌造谣”所能解释的。 显然,雍正谋位成功只是“厚黑学”的成就,何尝有丝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他“结党谋位”至少在康熙五十二年(即康熙死前九年)已开始,“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罹罪的程度”(同上书48页)。当然,专制时代宫廷斗争无道德可言,“谁上台手脚都不干净”,雍正的政敌也未见得比他好。但无论胤禛还是胤祀,其治国思想都于史无征,他们之间的争夺既谈不上是道德之争,也谈不上是政见、路线之争。 如果说雍正夺位问题尚有疑云的话,剧中其他地方对雍正的美化就更是“歪说”了。曾静一案,雍正的处理即使从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残忍地将只有思想异端的吕严沈三族株连惨杀,却留下“现行犯”曾静为他宣讲《大义觉迷录》,电视剧居然把这描绘成仁慈之举!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适如常”,他的突然猝死虽史无确证,但包括推崇雍正之治的杨启樵、冯尔康等在内的海内外清史界多认为是妄求长生迷信丹药中毒而亡。电视剧却描绘雍正长期抱病操劳,为治国而“ 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敌胤祀、胤禟被他囚禁后不久几乎同时死去,死前被贬称猪、狗,受尽虐待,一般都认为是被雍正授意虐杀。而电视剧不仅将二人被镇压的时间由雍正初年移到雍正末年(以显示二人一直搞破坏,而雍正一直忍让),还描写雍正宁诛己子也要谨守父训,决不肯杀弟弟!如此等等。为塑造这个高大全的道德偶像,真是不遗余力了。 “天下读书人”挑衅皇帝之说是否成立? 如果仅仅出于道德宣传而抬高雍正倒也罢了。这部“正剧”的特点恰恰是按鲜明的观念来剪裁、组装的。这一观念就是:“天下读书人”清流误国,结党乱政,而雍正皇帝依靠家奴治国,推行“新政”,为民作主,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新政”始终。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该剧精心编造,把历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据乾隆说也“未有显然悖逆之迹”(《清史稿·允传》)的“八王”胤祀说成雍正一朝反对派势力的总首脑,让他猖狂活动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虚构的阴谋兵变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这个臆造出来的总司令麾下,聚集了编者想象得出来的一切恶势力:从贪官污吏、关外满洲八旗守旧贵族直到举着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读书人”。也真亏他想得出来!极端反汉化的关外八旗守旧贵族与代表汉文化正统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团结起来与皇上作对! 片中屡屡出现关于“清流”乃万恶之渊的现代话语,突出表现雍正敢于杀言官、诛谏臣、惩治“科甲朋党”、为得罪“天下读书人”而不惜“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种种豪举。 应当说历史上的雍正的确有此倾向,他对科举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宁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妄谈国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尤为厌恶。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朱批谕旨·朱纲奏折》)的独夫,雍正最不能容忍那种自许清廉而对君主保持某种独立的“海瑞罢官 ”式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洁己沽誉”的“巧宦”比那种唯君命是从的贪官更坏,也因此惩处了一大批“操守虽清”而奴性不够的儒臣,如李绂、杨名时等。虽然喜欢奴才而讨厌“海瑞”是历代皇帝的通病,但传统儒家意识形态还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义的。而雍正不但在行为上不能容忍独立人格,在理论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观,公开批判“洁己沽誉”的清流传统,因此他的确有典型性。 今天看来,传统士人的确有诸多劣根性:在意识形态上,道学虚伪的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体制上,科举入仕之途造成知识人与官吏身份合一;作为依附于皇权的权贵层,他们不仅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甚至也缺乏西方传统中那种抗衡皇权的贵族精神。而在某种情况下,儒生的迂腐确实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臣任用奴才,对雷厉风行地贯彻其治国主张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当时背景下确也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说,雍正的“反儒”与现代意识对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对的不是“天下读书人”对皇权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 雍正这样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电视剧作者对此的赞赏。岂止赞赏,电视剧实际上是青胜于蓝地强化了这种“雍正思想”。它不仅把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而且对连在传统文化中也作为正面价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颜直谏的精神都加以嘲弄与攻击,而把目不识丁的皇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这样的价值观真叫人目瞪口呆! 如今人们常对“宫廷戏”、“辫子戏”充斥荧屏啧有烦言,对清官、忠臣形象满天飞而公民、人权意识萎靡不振多有批评。但老实说,像《雍正王朝》这样连东林、海瑞式的书生意气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扬家奴意识的作品还真少见。 《雍正王朝》在编造“历史”上走得多远,以下可见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范总督”是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鄂尔泰通常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绩与影响(包括雍正的评价)更胜田、李一筹。但电视剧却突出田、李而隐去鄂氏,为什么?因为鄂是科举入仕,而田只是监生,李更非“读书人”。但李虽读书甚少,却是个大财主,他是康熙末年“入赀(捐钱买官)为员外郎 ”而进入官场的(《清史稿·李卫传》)。而电视剧为了突出“清流误国、奴才救国”的主题,把这个李员外“变”成了“要饭的叫化子”出身、被胤禛收为家奴后才苦尽甜来! 田文镜、李卫的确是忠心事君、政绩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极一面。尤其是田文镜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钱粮超额受表扬,但雍正八年大水灾,田匿灾不报,还谎称“民间家给人足”并严催钱粮,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邻省。邻省告发,雍正查明是实,却为田开脱说:田“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之所欺瞒耳”(雍正《上谕内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类似情形发生多次。田后来留下骂名,固然有他为皇上办事敢于得罪地头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骂他同样是不可否认的。 总之,雍正厌“清流”而用奴才是实,但程度没有那么甚,效果更没有那么好。而电视剧在这两点上是夸张得太离谱了。 雍正年间有过严惩李绂、谢济世、陆生楠“科甲朋党”一案。这其实是个大冤案。李、谢分别于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参劾田文镜,据说是因“天下读书人”受压制而不满。陆生楠并未参与劾田,只因是谢的同乡而受株连,三年后又有人告发他有“抗愤不平之语”,遂罹文字狱之难。这三人的确都有“读书人 ”的牢骚,但只是各自行事,何来“结党”之说?更何况李、谢之劾田文镜也不是没有田的过错。因此后人多称三人之冤,就连今日推崇雍正的史学家如冯尔康等也认为此案“未免冤抑”(冯著《雍正传》219页)。然而到了电视剧里,却变成了三人带领大批“读书人”出身的官员,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发难于朝堂。李、谢相隔数月的各自上疏也变成了三人领衔的大批人一再集体上疏请愿闹事。 循着“天子圣明,为民作主,奴才忠诚,书生可恶”的思路,电视剧几乎把从清初以来的一切坏事乃至作者认为坏而其实未必坏的事,都算到了“读书人自私”的账上。吕留良的反清复明思想本在雍正以前,且与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抗清斗争一脉相承,而电视剧却把它说成是一些因“科举不顺”而心怀怨望的自私“读书人”的反社会行为。曾静的反清直接受吕留良影响,也是民族矛盾的体现,而在电视剧里它却成了“读书人”反对“新政”的小丑行径,其原因是“新政”使“我们读书人都没有了好处”! 科举制度造成了“儒的吏化”,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皇权操纵下形成的“缙绅”阶层,具有知识分子与专制官僚、“读书人”与皇家奴才的双重身份,也因此享有了皇权赋予的种种特权。在“官民一体当差”与摊丁入亩这类改革中,某些缙绅出于私利而百般阻扰,但他们正是以专制官僚与皇家奴才的身份,而不是以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身份这样做的。电视剧对专制皇权大加歌颂,却把一切罪恶归咎于“天下读书人”的清流、清议与知识分子的敢讲真话(当然是相对而言),这不是颠倒黑白么? 雍正的“有为”应该怎么评价?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国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个承前启后的人。就个性而言,他的勤政与果敢也是比较突出的。但电视剧为弘扬“雍正思想”而把他神化成千古一帝,甚至以丑化康熙时代来突出雍正之治,则很成问题。实际上雍正的许多治绩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续力,其成就也不那么辉煌。 雍正打击缙绅势力,推行“一体当差”,这实际上是清初顺治时借“奏销案”压抑缙绅并从制度上缩小其特权之举的继续。至于“摊丁入亩”,作为“并税式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只是许多实践中的一次,作为由人丁税向土地税的转变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就政策本身而言它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摊丁入亩称为“清代一条鞭法”者。而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只是继康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试行而逐渐推广,其普行于全国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负担问题也并未完全解决,像陕西关中的一些县就仍然是“地丁属地,差徭属人”。更不用说“并税式改革”本身就有一个“鞭(编)外有编”、简而复繁的循环律,雍正的实践并未打破这一循环。 电视剧在雍正“平定西北”问题上大加渲染,而实际上雍正时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边政大失败的时期,冯尔康的《雍正传》曾以《调度乖方,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为标题专节详述,明确指出西北大败“应当归咎于雍正调度乖方”。事实上,清朝对西北用兵起于康熙,毕功于乾隆,雍正一朝虽有青海之捷,总的看来是败多于胜,无足称道的。 雍正设军机处强化皇权,也是电视剧阐释雍正思想的浓重之笔。但姑且不论这种强化在今天看来是否值得歌颂,就算值得,我国历史上专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边亲信班子来架空“外朝”的动作在历史上也不知重复过多少次,雍正的这一次又算得上什么大手笔?关键在于独夫们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亲信,但亲信地位一高也就转化为新的“外朝”,下一位独夫只好又物色一个新的亲信机构来架空之了。 本剧对雍正的颂扬到剧末出现一个“数字化”高潮:据说康熙末年留下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而经雍正大治之后,他留下的国库存银已达5000万两矣!这数字其实是个巧妙的游戏:康熙末年国库存银是800万而非700万两(见《清经世文编》卷26),但这是康熙年间的低潮而非最高数字。而雍正末年国库存银,一说是三千余万,一说有2400 万两(见同上,又见《啸亭杂录》卷一),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达到过5000万两的最高额。编导妙笔生花,把康熙年间的最低数字(还有误)与雍正年间的最高数字变成了“康熙末”与“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倍之增扩大成了七倍多! 当然,即使从800万增至2400万,也堪称伟大成就。问题在于“国库”之富不等于国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国家之福。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代中国,国富民穷的状况十分常见,国穷民富的情形也间或有之。两宋朝廷长期困于财政拮据,号称“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于盛唐。而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发现宫中藏银达七千万两之巨,比雍正时的国库要多多了。西汉末新莽朝廷灭亡时,仅集中于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七十万斤之多,其数据说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而明王朝与新莽王朝都是在饿殍盈野的社会危机中爆发民变而灭亡的。按编导的逻辑,崇祯帝与王莽这两个亡国之君不是比雍正更伟大么?雍正时的民间与康熙时相比总体上如何,史无明证,但从前引雍正最欣赏的总督田文镜在河南的“政绩”看,是很难乐观的。 雍正的确果敢有为,但“有为”并不一定就有进步意义。某种变化是否能看作进步,取决于一定的价值立场。从一个立场看来是进步的事情,在另一个立场看来就可能是“反动”。 从全球论,雍正的时代英、荷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美、法的革命也已在酝酿中;从中国论,明清之际中国已出现所谓“启蒙思想”,即真正的改革思想,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提出以“众治”代“独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而雍正那种连传统儒家规范他都嫌专制得不够、而赤裸裸要求“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言行,在这样一个历史进步的背景下,就显得非常刺目。 同样是在一个世界范围的历史背景中,雍正重农抑商和统制经济倾向,也不具有进步性。在农业政策上雍正只重粮食,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结果导致一些地方官府强行毁掉已种的经济作物令农民改种粮,致使因失农时而绝收。雍正使政府干预强行进入传统时代一般不进入的农户经营中,导致了破坏性结果。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雍正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五月初四),他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朱批谕旨·孔毓?、焦祈年奏折》这样摧残工商、禁锢市场、统制农业的强硬政策,在有清一代也属最保守的,而且效果也极坏。而电视剧对雍正的这些作为是避而不谈的。 总之,《雍正王朝》为了塑造一个有为皇帝的高大形象,在对待史料上缺乏严肃性,在历史观和价值取向上更缺乏进步性。这样一部戏在学术进步、思想进步的今天居然创造了这样的轰动效应,令人感到愕然! 无疑,《雍正王朝》的收视是相当火爆的。考其原因,除了声势、频道、时段上的优势外,我以为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人们已经厌烦了泛滥已久的“戏说”式宫廷剧,因而对于风格迥异的“正剧”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部片子也的确拍得很精心,可看性强,有相当的艺术水平。 其次,经历20年后我们的改革已进入微妙阶段,利益调整剧烈,公正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增加,不确定因素增多,人们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种文化积淀的作用,人们隐约产生了某种期待:有人能以铁腕扫清积弊,赐予社会以公平与安宁。而电视剧迎合了有些人的这种心理。仅就这一点而论,“雍正现象”便令人担忧:人们难道真能指望一个雍正式的人物吗?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涉版权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19 20:37 50 0 2018-12-19
此时此刻 羽戈 | 胡适何以浅薄? attach_img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文 | 羽戈转载自 | 羽戈1982 批评胡适肤浅、浅薄,百年以来,代不绝人。就我所见,前有章士钊、章太炎、中经冯友兰、赵俪生,后如殷海光、林毓生、李泽厚等,还可以加上网络时代的一众英豪。这其中,有人认为胡适白话浅薄(章士钊),有人认为胡适哲学浅薄(章太炎),有人认为胡适思想浅薄(林毓生),有人认为胡适整个学问都浅薄(赵俪生、殷海光),有人认为胡适“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李泽厚);有些批评基于学术,有些批评基于意气,有些批评基于意识形态;有些批评发自心声,有些批评则属迫不得已。无论如何,浅薄,已经成为胡适难以摆脱的罪名。 且以林毓生为例。他批评胡适,一是自发,二属学术论争,故而其意见极具参考价值: 胡适尽管温文尔雅,但思想深度不够。在某种意义上,他内在的才智和精神都不足以使他胜任文化领袖的地位去对付当时中国社会因面临各方面的危机而产生的空前困难和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只因当时中国出现了文化解体,急需填补这种文化真空,所以那些简单的、能回答一切问题的答案,便显得引人注目了。(见《中国意识的危机》) 这样的论调,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中比比皆是,而且语气更直接、刻薄。 胡适浅薄么,抑或如一些辩护者所云,他貌似浅薄,实则深刻,他的甘于浅薄,正是一种深刻的表现?这里首先需要厘清概念:何谓浅薄,何谓深刻。须知,深刻不等于艰涩,不是说,写文章佶屈聱牙,令人如读天书,讲道理玄妙莫测,令人如坠云雾,便可谓深刻。深刻的第一义,在于通,倘若不通任督二脉,思想的深入必受阻塞、窒碍,不通而求深,如钻牛角尖,结局只能是偏执。同理,深刻不等于专业化。专攻有助于深入,然而并不能说,专业化必定深刻,有时过于讲求专业,反而导致一叶障目,在一叶之上追求深刻,能深到哪里去呢。 这背后,还有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吾国有句老话,曰“大道至简”,即人间世的智慧与真理,往往极其简单,只需一二言语,即可明白。故有“为道日损”的方法论,求道之路,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这一观念,隶属反智主义的谱系,却非全无道理。如鲁迅所云:“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当道与常识相连,则与深刻无缘,反而要祛除深刻的藻饰,还原自然的本质。 明乎此,再论胡适。胡适被誉为通人,他的通,一是兼通,二是通达。由此可知,胡适拥有深刻的资本,他不是不能深刻,而是不愿深刻,这不是实力问题,而是选择问题。 这么说,并非往胡适脸上贴金,试举一例。胡适的自我定位,在于“开风气”。“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功夫。”这是1922年2月26日,商务印书馆寄来《章实斋年谱》四十册样书,他写在日记里的话。此言还有下文:“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起绣花针儿的本领。”胡适费时半年,修成了章学诚的年谱,正是对“拿起绣花针儿的本领”的一种证明。所以说,胡适不仅能博大,还能精深,若一心深刻,还是能深刻起来。只是基于时代和志业的召唤,他挥动开山斧,而放弃绣花针。 除了学问浅尝辄止,胡适的文风,同样深受浅薄之讥。他的文字,往好了说,叫明白晓畅,往坏了说,则属索然无味。这自然还是有意为之。读胡适早年作品,可见其文采斐然,为什么后来归于平淡呢?这取决于两点:第一,他预期的读者,不是精英,而是民众,文章愈通俗,读者愈多;第二,“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不止作文,胡适写字亦然,“我生平不写草书,我就要个个字都叫人认得,我要对别人负责任。”)质言之,胡适写文章,生怕普通读者看不懂,因而极少使用典故、卖弄理论,正如有些人写文章,生怕普通读者看懂,因而故意遍布机关,设置微言大义。 胡适的文章浅,不是浅薄,而是深入浅出。深入是一种本事,浅出更是一种本事,深谙为文之道的人都晓得,后者更难,有些人能深入,却不能浅出。如高尔泰论辛安亭:“读先生的作品,才发现深入以后的浅出,硬是和一般的浅不同。深入易,浅出难。能浅出,才是真深入。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襟怀。”以此反观胡适,可知他文字清浅的背后,正有一种深蕴。 胡适真正该受浅薄之讥的地方,在其政治著述。他没有受过政治学与法学的专业训练,缺乏深入的路径;其写作方式,不是皇皇巨著,而以时论为主流,其写作对象,不是学院,而是公众,正有浅出的必要。他一生所作时论,一言以蔽之,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这正契合了他对民主的预期: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诸如“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民主是一种幼稚园政治”,“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等,都是政治常识,并无高深之义。这在一些人看来,的确浅薄了些。其实常识不仅浅薄,而且庸俗,假如阳春白雪,那便不能称之为“常”,而沦为少数人的禁脔。 那是一个常识严重缺席的年代,胡适的言论恰逢其时,浅薄不是弊病,而是药方。不独胡适如此,萧公权研究政治学,堪称权威,他写政论,何尝不是浅白如话,明澈似镜,那一本《宪政与民主》,不外乎常识而已。 大体而言,胡适的浅薄只是表象,实质则是不得不浅薄,或者“甘于浅薄”,有人说,这“恰恰是他的大智慧和大深刻”。退一步讲,浅薄的胡适,至今犹不过时,印证的不是他的浅薄,而是时代的浅薄。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18 22:53 46 0 2018-12-18
此时此刻 二月河帝王小说的历史地平线
文:刘复生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6447545979/1000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中的第一部《康熙大帝》(四卷)出版于八十年末期,后两部《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均出版于九十年代初。从形式上看,它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改革小说”的痕迹,尤其是《雍正皇帝》(三卷)很多内容写雍正的变法。他整顿吏治,修订治国方略,尤其是力排众议,强硬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养廉银等新政。这可以看作对前一时期历史小说总主题的某种惯性延续,但是,“清帝系列”的叙述重心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再是小说所要论证的问题。虽然二月河所要处理的历史过程或历史素材涉及改革,但改革本身却已经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注定要成功的摧枯拉朽的改革过程中,帝王所展示的雄才伟略,以及他们乾纲独断的胆魄,高超的控制局面的权术和驾驭臣子的手腕。他们所焦虑的不再是改革的成败,而是来自权臣鳌拜、“三藩”和朱三太子或“八王党”、年羹尧的挑战。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6447545980/1000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6447545981/1000小说叙事的核心是帝王的专断权力,甚至可以说,改革本身,有时也只不过是控制绝对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二月河的笔下,只有帝王登基之初,受权臣控制,不能完全掌权的痛苦,而不会再有改革过程中孤立无援,怀疑人生式的心灵挣扎(《少年天子》)。如果说雍正在掌权后还有悲情,那也只是没有对手的孤独,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委屈,以及个人情感上的痛苦——这是权力所不能充分达到的领域。有趣的是,在雍正那里,他的创伤性情结,以及最终的个人情感的悲剧(与乔引娣的乱伦)根源还是在夺嫡时期埋下的,那时他还没有足够的权力保护自己的爱人。雍正在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只是技术性的,他唯一要防范的不是抵制改革的反对派,而是反对派借反对改革挑战他的九五之尊。在二月河这里,改革只是实现帝王伟业和走向盛世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目标。这和凌力的小说大异其趣。其实,二月河小说是“新权威主义”的形象教科书。“新权威主义”兴起于改革面临困难的八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在农村主要是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主要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而展开。改革开始阻力较小,但是,至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遭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其中既包括利益集团的阻挠,又包括旧有社会主义体制的“负担”,触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于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露,并浮现政治危机的征兆。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天花板,或者说,到了必须为改革明确方向的时刻。这是一个晦暗不明的时刻,蕴含着多重可能性的时刻。但是,这同时是一个我们身在其中不能充分理解的时代。在当时现代化的改革思维中,虽然大家普遍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行甚至不可避免的感受,但一般仍认为需要沿着既有改革方向,继续对旧有社会主义体制深化改革。而在旧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急需引入新的政治权威来确立社会秩序,推进面向自由市场秩序的现代化改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儒家资本主义的新加坡成为新的可以参照的典范。尽管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违反现代原则的权威主义似乎让人疑惧,但为了追求“自生自发的秩序”,借助这个自然神论意义上的第一推动力也是个不得已的最优选择。简而言之,建立在“看不见的手”基础上的市场,需要借助“权威”这只“看得见的手”猛力推一把。于是,八十年代后期,“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潮,隆重登场,并迅速溢出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借助于这种中性的权威主义提法,它回避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方向的敏感讨论,为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6447545983/1000“新权威主义”者的理论来源是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提出了“权威主义转型”的资本主义类型。它把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依靠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创新政策,促进社会和经济改革,为市场化转型提供政治秩序、法制环境,为现代市场秩序开辟空间。亨氏认为,这是后发国家必须走的现代化道路。受此启发,众多中国“新权威主义”者认为,西方的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应由行政主导,借助政治权威手段,快速复制,以覆盖旧体制。所以,关键在于,要确立推行市场化改革的新权威,不容商量,由上到下,强力推行仿效西方市场制度的改革。也有稳健派的“新权威主义”者指出,新权威要以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为依托,不宜太激进。这就和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取向的保守主义者,如新儒家一拍即合。于是,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权威主义呼之欲出了,到开创盛世伟业的历代名君那里去寻找榜样和灵感是再正常不过了。当然,“权威”只是“一种必要的祸害”,“新权威主义”者对它的专制也是担心的,他们只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和为市场护法的新权威,不要所谓唯理主义的乌托邦方案,更害怕通过激烈的革命方式来实现。正因如此,“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萧功秦才那么在意由独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所组成的公共力量。在他看来,只有这一领域的发展壮大,才能有效地防范“权威”的腐化,从而避免倒退到单纯的专制政治。这也是为什么在“清帝系列”中,所谓知识分子形象何以那么引人注目。伍次友、邬思道、高士奇等人,都扮演着帝师的关键性角色,然而却都是虚构的人物,仅此一点就颇耐人寻味。显然,他们代表了某种理想性人格。他们始终保持着超越性和独立性,虽一手促成“威权”上位,却又若即若离,随时可以抽身而出。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形象,和“改革型历史小说”中那些以天下为己任,拼命硬干的改革家知识分子形象截然不同。作为帝王师,他们只是为了促成新秩序,为“权威”提供理念,从不涉入实务,而且功成身退,绝不贪恋功名利禄。他们对政治力量本能地不信任,充满疑惧,所以,回转天地入扁舟,从此隐入市井或山林,逍遥自在去了。据此,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写出了传统士人的儒道互补人格,体现了作家的道家情怀。非也,如果我可以牵强附会的话,伍次友、邬思道们的选择,隐喻式地对应了现代市场中的中产阶级的角色定位。他们走向的不是传统的山林,而是想象中的所谓非政治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其实,不只是“新权威主义”,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在九十年代初几乎成为某种共识,不同学者从各自立场上都指出过这一问题。他们针对的都是八十年代分权导致的国家能力涣散现象,只不过各自的解决路径和目标不同罢了。这些共识共同推动了国家政策的调整,比如1994年施行的“分税制”改革。不必问我,二月河是否直接受到过“新权威主义”思潮的影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处身于这个催生了“新权威主义”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情境,处于某种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而这正是作家们写作的第一前提,是他无法逃逸的历史地平线。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15 21:31 40 0 2018-12-15
此时此刻 柴静 | 品味剑桥的灵魂 attach_img
剑桥的创立,本来就不拘一格,甚至来自一场不顺从者的叛逃。 “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蔓溯”。来到这里才会理解,为什么徐志摩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剑桥大学。这座有800多年历史的古老大学,就建在剑河之上。听船夫的话我们才知道,这所大学的起源居然与一桩凶杀案有关。1209年,牛津大学的一名学生失手误伤了当地小镇的居民,激怒之下,居民们冲进牛津以私刑处死了3位学生。 有3位师生,出于逃避殴斗和向当局表示抗议,离开了牛津大学,来到当时的荒芜之地,开办了剑桥大学,就是今天拥有八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著名大学。 一棵树 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棵苹果树了,当年它曾经种植在肯特郡牛顿家的后花园里。二十出头的时候,牛顿就是被这棵树上的苹果砸中,开始思考万有引力之源。60年前剑桥把这棵树移植过来,就种在三一学院的门口,来纪念这位剑桥历史上最伟大的学生。 我们在树下站了很久,其实一棵苹果树的寿命没这么长,这棵树最多也只是牛顿那棵树的后代吧。剑桥为什么要把它移植过来呢?我们问了几个路过的学生,有个男孩说,学校是想提醒学生,你不知道苹果何时掉落,科学研究需要灵光一现,但更多时候,需要漫长的等待。剑桥最近的一位诺贝尔获奖者,是人称“试管婴儿之父”的罗伯特·爱德华兹教授,他在成功之前的14年里没有任何成果。 一本书 《夜间攀爬者》是我们在剑桥一个小书摊上买的,据说绝大多数剑桥学生都读过。这本书详细指导了剑桥每一座标志性建筑该怎么爬上去,也记录了多年来剑桥学生在夜间攀爬中留下的传奇。 剑桥大学评议堂戒备森严,被称为剑桥的心脏,每年的毕业典礼都在这里举行,是剑桥最庄严神圣之地。但在1958年某一个清晨,人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突然发现楼顶上斜放着一辆奥斯汀牌小汽车。没有人知道这辆车是怎么上去的,因为以当时的起重条件,不可能把一辆完整的车放上二十几米高的斜屋顶。就连消防队员想要把这辆车搬下来,也只好把它零敲碎打,变成一个个的零件,才从屋顶上卸了下来。 这辆屋顶上的汽车一直是剑桥的传奇。不过这个故事中最打动我的细节,不是那几个学生怎么把一辆汽车巧妙地运上楼顶,挑战权威,而是事后学校知道了这事情是谁干的,可校方一直守口如瓶,也没有给那几个学生任何处分,校长还悄悄地送给那几个男生一箱香槟。 一次晚宴 晚上7点半,我们在耶稣学院跟学生和老师们一起用晚餐。这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要求每个人一定要穿长袍。 晚餐有鸡块和一些水煮的萝卜和青菜。座位看起来不是很大,不过看到这个用餐的地方,你也会像我们一样想起《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学校。这就是有800多年历史的剑桥的传统。在这个正式的晚宴上,只有教授和学者可以坐在大厅的高台之上,下面的长条桌是学生坐的。当教授们进入大厅时,每个人必须起立,向他们致敬。而且跟随他们一起念完拉丁文的晚祷文之后,才可以坐下来用餐。9点钟,教授和学者离开大厅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拍摄。那一瞬间,确实有很多学生站起来欢呼和鼓掌,庆贺重获自由。可是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所有人站起来,送这些教授出门的时候,拉开椅子那一瞬间的寂静。会让我们想起某个剑桥博士说的话,他说,有的时候,剑桥的庄严会在一瞬间秒杀所有年轻的叛逆。 一次错认 在剑河上泛舟时,桥上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身影让我们激动了一下。调转船头,追至近处,才发现,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人。河上的游客都像我们一样将他误认为霍金,人人都渴望见到这位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坐在椅上的理论物理学家。来剑桥前,我们曾数次尝试联系他,但得知他身体欠佳,一直在家养病,很少出门会客。我们也去他工作的地方尝试过。一位霍金教授的同事知道了我们的想法后乐了,他说他来这里工作已经5年,也只见过霍金教授两回。 在剑桥,有个钟被叫做“吃时间的虫子”。因为在它的顶端有一只凶猛的蚱蜢,每一分钟的第一秒它张开嘴,最后一秒闭上,吞吃时间。这个钟的钟摆是西方的棺材,每到一点钟的时候,它就会重重地一响,来提示人们,距离死亡又近了一步。这其中蕴含着剑桥的校训,那是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我们与世界相遇,我们与世界相蚀,我们必不辱使命,得以与众生相遇。”一个人的一生,非常短暂和脆弱,容易被时间侵蚀。但一所大学,仍然可以帮助那个人去完成认识世界、探索自身的全部征程。 一本书,一棵树,一个人,一次晚餐……剑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在于它拥有的杰出的人类头脑,从牛顿、达尔文到霍金,这所大学对他们珍重、爱惜。人们寻求知识,是为了寻求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尊重一切能够使人类进步的方法、常识和规律,这就是剑桥的灵魂。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12 21:57 68 0 2018-12-12
此时此刻 芦笛 | 圣愚文化——俄罗斯文化的真正底色与民族性 attach_img
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 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 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留下了世代传颂的名言: “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欠了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情。” 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列颠空战是在英国上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如果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则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去解放台湾,而英国根本抵挡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线生机,就系在一小撮空军儿郎身上。这种先例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我看俄罗斯文化也就是这么回事,从未见过哪个别的文盲国家靠一小撮贵族创造出一种如此精致绝伦的文化来,以致它掩盖了无边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错觉,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是个文明国家,却不知道真实俄国其实有两个: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而一般人只看见了橱窗里的那个。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穷兵黩武、扩张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同时也是典型的一穷二白的泥足巨人,无论是政治、经济、工业、科技、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极度落后。它是一个为肤浅西化包装起来的原始农业国,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充分发展的机会。绝大部分俄国人民是文盲农民,实行的是一种无比原始古老落后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俄罗斯文化完全是从西方断断续续引进的,基本属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贵族。俄罗斯的文化巨人诸如格林卡、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从小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他们的作品与俄国平民实在没什么相干,并不为文盲大众理解和欣赏,这是连列宁都承认的。这和中国都还是两回事,中国的文化基本还是平民而非贵族创造的。 这种本质上是舶来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达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但在时间、空间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度不均,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移植文化,虽然受到原始野蛮的草根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但并不曾深入宿主庞大的躯体深处。在时间维度上,俄国文化精品都是十九世纪创作出来的,此前是一片蛮荒,俄国人的“古典作品”其实是近代作品。在空间维度上,革命前的俄国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几个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则是一片荒野。即使是在那几个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与广大百姓毫不相干。真实的俄罗斯人的生活,还是《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上描写的那些野兽风情,其中公公强奸儿媳成了生活常规。 这种奇特的文化风景,很像后来搞的“橱窗文化”,亦即只开放北京、上海等地供好奇的外宾窥视,让他们看到与内地大众毫不相干的幸福生活。虽然沙皇并未有意这么做,然而为大众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橱窗文化。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作了浅表西化镀金的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农业国。人们常常只看到表面上那熠熠生辉的欧洲文化金层,却没看见那薄薄的金层遮盖的原始落后野蛮的胚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橱窗里的摆设实在太精美。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在极短的时段和极有限的空间中,俄国的大师们却创造出了一系列不逊于欧洲任何一个大师的杰作。中国读者为之神迷心醉之余,常常误以为俄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这说来也不足为奇。就连西方左派(liberals)都还以为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幸福生活代表了全国农民,何况是没到过俄国的中国读者们?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若真是熟悉俄罗斯文化,光看看俄国大画家列宾笔下描绘的俄罗斯风情,便不难看出那国家是何等贫穷、落后与野蛮: 列宾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列宾画作:库尔斯克省的复活节游行 列宾画作:查巴罗伊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写回信 张国焘一九二二年去俄国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褴褛、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讪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 他还是只在相对发达的铁路沿线上观察,俄国人的野蛮习性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能深入俄国内地农村去考察,只怕更要大吃一惊。 实际上,熔铸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与其说是橱窗俄国里的精美摆设,莫如说是农村俄国那独一无二的草根文化——圣愚文化。 所谓“圣愚”,俄文为“юродивый”,英文维基百科翻译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中文意为“为基督而犯傻”;美国学者汤普逊(Ewa M. Thompson)译为“Holy fool”,意为“神圣的傻子”。据学者考证,它产生于十一世纪基辅罗斯时代,盛行于十六—十七世纪。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它来源于东方的萨满教,但俄国和西方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则认为它来源于拜占庭的愚人传统,随东正教的传入而产生。 论行为怪诞反常,圣愚们有点像中国晋朝的“竹林七贤”,但与后者不同的,一是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二是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圣愚们多是文盲,衣衫褴褛肮脏,到处流浪,喜欢在教堂、集市等人多之处发疯发癫,狂呼乱叫,胡言乱语,发出预言,甚至咒骂行人或看客。这些怪物却普遍受到社会尊崇,既被视为基督教的先知加苦修士,又被视为神巫,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未卜先知,预言未来,并为人禳灾治病。 这种现象在落后愚昧社会中并不鲜见,罕见的是,这种隐形的草根文化竟然深深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反映在俄罗斯文学、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里,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甚至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近年来,俄罗斯独特的圣愚文化以及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心态的影响,日益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圣愚的行为包括了五组“二律背反”概念: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 。这意思是说,圣愚大智若愚;外表污秽,内心纯洁,即使是行为不检,酗酒纵欲,仍然可以被人视为圣洁;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的传统,却又居于体制外,到处流浪,因而无根;他们既谦卑温顺,却又对其讨厌的人强横粗鲁;人们对圣愚既崇敬又嘲讽。 而这恰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观察到:“在俄罗斯民众的身上可以发现诸多矛盾的特性:专制理念、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恣意妄为;残酷、暴力倾向,和善良、人性、温和; 信奉礼仪,和寻求真理; 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我吹嘘,和普济主义、全人类理念;末世—弥赛亚宗教观,和表面的虔诚;对上帝的寻求,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和放肆;奴性和反抗。” 类似地,俄国作家什缅廖夫观察到,俄国人理解的“慷慨”可以是喜欢走极端的意思。这种喜欢走极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倾向、完美主义、缺乏克制的倾向被传统归结为俄国人最突出的特点,并常被人们提起。两位俄国学者研究成语表达时注意到,俄语有一种所谓“离心排斥”现象,而走极端或是缺乏克制是唯一能把表面上完全不能调和的品格统一在一起的东西。 因此,多位作者都注意到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圣愚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神秘主义、无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苦难的独特态度等,都与圣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从俄罗斯大师们创造的多个文学角色中证认了圣愚的形象,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白痴》的主角梅什金公爵。 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然而窃以为,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一言以蔽之,它在俄国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中发展出一种“马蹄铁现象”,亦即把道德的两极奇特地扭曲在一起,使得俄国知识份子们倾向于把文明世界认为是邪恶的行为神圣化,使之化为宗教式美德,变成他们个人的崇高的良心追求。这种奇特的道德观良心观再与俄国文化中固有的普济主义与全人类理念结合起来,便不难发展为后来的“共产主义道德观”。 以此透视俄罗斯文学,则不难明白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性格之间的“二律背反”,亦即知识份子极度敏锐的良心与令人瞠目结舌的全民残暴之间的强烈反差。一位网人曾引用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上对俄罗斯民族的批判,认为俄罗斯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说明这样的民族已经开始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他这话说出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的民族,还会堕为世界上最邪恶的民族,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呢? 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无比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尤以托尔斯泰为然。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他曾称卢梭为“十八世纪欧洲的良心”)。他创作的主人公列文与聂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时时在内心无情地剖析自己,并把内心深处的每个骯脏念头公诸于世,似乎有一种内心的煎熬逼迫他们这么做。列文曾在婚后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吉蒂,后者读后无比震惊与困惑。她满面泪痕地把日记交还给列文,说她不需要知道这些,请他不要再用这种事困扰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尔斯泰甚至在亲人去世的时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种时刻,仍然怕在别人眼中显得不够沉痛,因此就连他的悲伤也有虚伪的成份! 这种内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种心理分析。陀氏的书似乎可以视为心理分析的病例记录,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白痴》等巨著中那难以穿透的凄凉、绝望、阴郁与沉重,读者不难感受到他那为苦难磨锐了的良心与无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对一个健康的社会与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学似乎可以称为“良心文学”,其共同特点是作家们对俄罗斯苦难的感同身受的敏锐,对建立一种更干净、更纯洁、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道德原则的执着,对功利的鄙弃,以及理想主义的近乎偏执的反复表现。大师们风格不同,描写对象各异,然而都有着一种得到群体救赎的共同的执着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浓烈气息。事实上,《白痴》的主角梅什金身上就颇有些耶稣基督的气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对革命的朦胧企盼。作为一个整体,俄国文学家们表达的不光是现实的丑恶,更集体诉说了对一种乌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绝对纯净的,与世俗功利彻底绝缘。 这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也是俄罗斯文学有别于十九世纪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他巨著的明显特征。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大师们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种独特的俄国“良心气息”。看一眼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也暴露社会的丑恶,然而却不曾向俄国大师们那样整个灵魂都卷了进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满荆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将那斑斑血迹洒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泪凝成的。 我想,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说的“走向反面”,或道家的“物极必反”。良心太过敏锐,道德感太发达,对集体救赎的理想太执着,太鄙视功利与理性,就难免堕落为宗教狂热分子,把理想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心甘情愿的,到最后便难免出现布尔什维克那种反文明怪物,为了一个无比崇高的理想,什么道德代价人命代价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付出。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上描绘了一个纯洁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来他为了砥砺自己的革命气节,特地制作了一个钉床,然而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躺在那些尖锐锋利的钉尖上。 这种自虐似乎很极端,然而我相信那是当时的革命家们普遍追求的理想行为规范。它令人想起那些在冰天雪地衣不蔽体甚至赤身裸体的圣愚先驱们,同时更含有新时代的救赎意义。那就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个人什么牺牲都可以做出,什么苦难都可以忍受,与那个伟大的理想比起来,革命者个人的安危福祉一钱不值,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集体救赎而牺牲。既然连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这结果便是把某种理想抬到无限的高度,将个体的位置彻底挤了出去。革命本来是为了结束人民大众的苦难,然而到后来受苦受难本身竟然变成了革命家们追求的目标,成了全民完成道德净化的必需洗礼,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引用的俄国谚语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干净了。”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性决策,而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圣战,革命引来的苦难则是人民大众集体肉身成佛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俄罗斯文学大师们流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之内的,他们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种理想的集体生活方式。阅读那些名著,您只会感到深重的良心压力,驱使您投入改变那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们可能会促使您养成内省习惯,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然而却不会促进你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让你感受到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需求。19世纪是俄国文化的辉煌顶峰,然而它并不是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甚至也不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肯定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humanism)启蒙无关。 这就是为何许多俄罗斯文学家都有革命倾向: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极端。他们的革命思想由腐恶的现实催生,由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哺育,因对群体解放的渴望与呼唤,而使得革命理想变得格外崇高而富有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俄国的激进知识份子完成了其圣愚祖宗们的历史使命,把马蹄铁的两端扭在了一起,最终使得邪恶“升华”为“超级良心”,哺育出了特卡乔夫(Пе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ев,1844-1886)与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祖师爷。特卡乔夫公然提出,在革命成功后,必须强迫人民进入社会主义。为了俄国光明的未来,必须无情消灭大多数俄国人民,因为他们太愚昧 。而涅恰耶夫则在所著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中,为革命乱党要建立的那个新世界以及他们塑造的新人类,描出了惊人准确的蓝图: “在内心深处,他(指革命者,下同)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与公民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财产、社会常规和伦理规则彻底决裂。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不妥协的死敌。如果他继续活在其中,那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摧毁它。” “他蔑视公众舆论,他鄙视并憎恨现存社会道德的一切表现。对他来说,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胜利的都是不道德和罪恶的。” “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必须暴虐。一切温柔的、使人弱化的情感,诸如亲情、爱情、友情、感激之心乃至幽默感,都必须压制下去,让位给冷静的、专一的革命激情。对他来说,世上只有一种快乐、一种安慰、一种报酬、一种满足——革命成功。日日夜夜,他只能有一种想法、一个目标——无情地毁灭。他必须冷血地、不知疲倦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必须准备毁灭自己,准备亲手毁灭拦在革命之路上的一切东西。” “本协会唯一的目标,便是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获得幸福。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毁灭一切的人民起义,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与幸福,因此,本协会将动用它的一切资源和能量去加剧和恶化人民遭受的苦难,直至他们最终再也无法容忍而普遍起来革命。” 这是不是良心的极致?是不是道德的顶峰?为了全民解放的神圣理想,革命者不惜毁灭一切为文明世界公认的规则,毁灭一切美好的人类情感,甚至毁灭自己,天底下难道还能有比这更惨痛的牺牲,还能有比这牺牲换来的世界更美好的天国,还能有比愿意付出这惨痛牺牲的更纯洁更崇高的志士?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这些说教,都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美学吸引力是不可抵抗的,犹如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必然要在肤浅的理想主义者们之中唤起崇敬一般。 我想,就是这种近乎疯狂的美学魅力,迷住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党。也是这种崇高到没有任何“天花板”封顶的理想,驱使着民意党人及其后继的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祖师爷。 据说,涅恰耶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群魔》主人公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位主人公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据我穿凿,陀氏似乎是通过这部巨著告诉读者,涅恰耶夫这类人物是俄国猪圈里必然出现的人物(陀氏直接使用了“猪”这个词),他们只会带来俄国的毁灭,但在毁灭之后,俄国又将得到再生。因此,他那本颇有争议的杰作,其实是惊人准确的宗教式预言。只是陀氏没有说出,这种人物之所以出现,还是俄罗斯知识份子执着地追求内心完美与品行高尚使然,而他们的疯狂说教之所以能风行一时,靠的还是猪圈里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了集体的彻底解放,任何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被牺牲;为了至高无上的目的,无论使出什么手段都是高尚的。 在这点上,俄国与古代中国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类似。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以表露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著称,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系列杰作。而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符合圣贤们提出的道德原则的理想社会,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千年努力目标。传统中国人虽然没有集体救赎的宗教观念,但渴望“世界大同”却是读书人的千载梦想。哪怕是在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之后,国人仍然没有放弃这古老梦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什么思想流派都有,然而大多数识字分子情有独锺的还是西洋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几乎没有人鼓吹过自由资本主义。与俄国相似的另一点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文学家们都或多或少鼓吹革命,知识界的总体倾向严重偏左。之所以出现这种平行现象,我想还是文化原因。两国的文化里缺乏的,都是由《独立宣言》界定的个体权利观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俄国文化里的基督教成份与其特有的圣愚文化使得良心家们更真诚,更狂热,更执着,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从这个背景来透视,不难看出俄国人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呓情有独钟,对“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所有当道者都蜕化为“犬儒”之后,“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是执政者不敢随便抛弃的基本教义,而那并不完全是为了在全球称霸,确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成份在内。在本质上,国际共运是一种脱胎于基督教的国际宗教运动。它之所以在俄国首先勃兴,恰是因为它迎合了俄国人民对弥赛亚带来的集体救赎的渴望。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个人对俄国文化乃至俄国知识份子的一点穿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还真想不明白为何一个知识份子良心超发达的民族会堕落为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邪恶民族。 圣愚文化又一个影响,在我看来,是培育出了民粹主义思潮。俄国知识份子将民众对圣愚们的愚蠢、痴狂、骯脏、穷困的崇拜,广延发展为对人民大众的崇拜,将劳动人民的愚昧、贫穷、卑贱、苦难等不幸遭遇予以美化、浪漫化、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将这些社会弊病造成的恶果翻转为宗教式的智慧、美德与真正的力量所在并加以景仰崇拜,从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涅克拉索夫在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生动地表述了这种天真可笑的浪漫情怀: 在奴役中生存着 自由的心 黄金,黄金, 那就是人民的心! 人民的力量 伟大的力量 良心安宁 真理永存! 这罗曼蒂克的幻想离真实有多远,凡是接受过工农再教育的知青都能告诉你。如同圣愚不可能真正具有智慧、圣洁与神力一般,工农大众也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智慧、圣洁与神力。美德与才能并不天然地与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成反比,而人民的力量若是被煽动家们大规模释放出来,那多半只会是一种毁灭而非建设的能量。若要想通过权力操控把那巨大的能量用于建设,则那将需要一个万能的强大政府,伴随着人民自由的彻底丧失与巨大的人命代价和资源浪费,而这就是俄罗斯后来发生的事。 然而就是在这种浪漫幻想的感召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知识界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目睹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一系列副反应,生怕富农在俄国农村出现,最终让西方罪恶的资本主义毒化并颠覆俄国农村古老而美好的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坚信“真理存在于人民的意志中”,许多知青们自愿放弃学业,到农村去开办模范农场,为农民作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村社的学习样板,鼓励他们起来推动社会变革。 当他们的乌托邦实验破产后,他们又改为煽动农民起来造反。然而农民却以猜疑与敌意迎接他们的启蒙者与解放者,把他们交给警察去接受公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动摇民意党人的“拜人民教”的狂热信仰,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农民的诚实与正直的尊重与敬慕。“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并未使俄国知青们睁开眼睛,却让他们沦为恐怖分子,最终暗杀了真正给俄国带来社会进步的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 不难想象,将城市无产阶级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俄国知识份子们是怎样地一拍即合,最终使得这种孩童式的幼稚情怀蜕变为反文明的价值观。即使是今天,许多中国知识份子还难以摆脱这种外来的现代圣愚文化的流毒,仍然笃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拜人民教”的基本教义。 俄国人的另一个问题为文化后进国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进攻型的民族自卑心理。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熔铸了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永恒冲突——深刻的自卑与狂妄自大。一方面,俄国人对自家的落后与野蛮心知肚明,对先进的欧洲文化极为艳羡,巴不得自己也跻身欧洲文化圈,成为文明俱乐部的一员;另一方面,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人便以罗马帝国的正宗传人自居,具有一种荒诞的特殊使命感,将自己定位于人类解放者。在某种程度上,俄国的地理位置,使得俄国人颇像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们,既对邻近的“乡巴佬”的鄙视厌憎远远超过真正的“城里人”,普遍具有白人种族优越心态,又对“城里的文明人”充满羡慕、嫉恨与自卑,为此努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发掘出证明自家优越性的一切线索。 不难看出,列宁主义派给俄罗斯的“全人类的拯救者与解放者”的特殊角色,对这种深为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所苦的民族当具有何等强大的感召力,而他们实行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天堂”,又是怎样地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当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领袖傲然宣称:“我们要埋葬你们”时,他同时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说出了潜台词:“我们要解放你们。”这些豪言壮语,与他访美归来后对毛泽东兴奋地称赞“美国真富”时溢于言表的由衷羡慕 ,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心声。 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政客们势必分为两派:主张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假洋鬼子与排外的阿Q(所谓“斯拉夫主义者”),后者因为迎合庸众的虚荣心,很容易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历史上狂热的所谓“民族主义国家”都是文化后进国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产痞子斯大林为何轻易战胜西化海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民族尊严,统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话,将自己的民族吹嘘为人类文明的发明者。因此,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等等,等等。 也是出于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与“扬眉吐气”的强烈感情需要,人民倾向于认同“国威重似泰山,民命轻于鸿毛”。只要能让祖国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划算的。要赢得人民的欢心,政客们最简便的手段便是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斯大林最是这种高手,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时也非常幸福,因为不断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报上传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温层跳伞成功,第一次开破冰船到北极探险,国家派飞机营救北极探险人员成功,等等,等等。 这种民族文化自卑心态的最大恶果,还是它很容易发展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轻易进入“以一人敌天下”的悲情角色而沉醉于其中,为野心勃勃的大独裁者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提供民意基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之所以有助于斯大林构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为苏共据此通知全民: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包围。苏维埃国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国家,代表着正义与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则由阶级敌人统治,代表着邪恶与黑暗。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完全地历史地落在苏维埃人的双肩之上。离开俄国的落后文化背景与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难设想与全人类为敌反而会唤起苏联人民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当然,要将俄国的邪恶化归结于原始农耕社会形成的集体主义、圣愚文化导致的俄罗斯文学良心的过份发达、以及进攻性的民族自卑心理,未免过于片面与轻率。大概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俄国文化里先天缺乏抵抗极权制度的传统,却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土壤,有着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潜能(potentials),缺乏自我完善智慧,因而只能建立“不可改良的社会” 。然而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俄国人也未必会堕落为大众熟知的世上最邪恶的民族。 注:本文转载自《海纳百川》,略有删减,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12 10:59 109 0 2018-10-24
此时此刻 古斯塔夫·勒庞 | 被催眠的群体心理 attach_img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社会学经典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躲猫猫”、“打酱油”、“人肉搜索”……这类事件如今已成为热门甚至是流行词汇。在这些词汇的背后,积蓄着巨大的公众情绪的力量。而《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本书恰恰是有力展示了大众非理性的充满变数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了无论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处于暗示影响的状态之下,那么他们的思考功能就会彻底丧失。 但是本书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比如作者把妇女描述成软弱而沉默、不善推理也不可理喻的人,她们好冲动,缺乏道德,反复无常……,而且还带有一些种族主义的色彩,他把拉丁民族形容成“女人气”最强的民族。这些都是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内容。 节选一段《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的内容: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最为细致的观察似乎已经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 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例如,正因为如此,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进一步说,单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已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从以上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点。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10 21:12 45 0 2018-12-10
此时此刻 易中天 | “死不相别”的顾准之殇 attach_img
1974年一个特别寒冷的子夜——12月3日零点,时年59岁的顾准忍着子女“死不相别”伦常天理难容的冷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顾准临终前曾倍加纠结,反复挣扎,幻想着七八年未能见上一面的5个嫡亲子女抬抬脚步即刻能来到病榻前的一幕终究未能如愿。5个年轻人像是吃错药似地颠覆了父子(女)间生离死别的情感逻辑,听任赐予他们生命,尽到养育之责的父亲在无比尖利的刺痛中绝望而去…… 顾准之悲,顾准之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为学界耆宿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人文学者易中天、朱学勤,传媒界人士吴晓波、柴静等人的广泛关注。除了与顾准有着亦师亦友关系的吴敬琏外,由那么多骚人墨客、社会贤达出于人文担当与人性良知,为一个非亲非故,且已离世二十年的“陌生人”而唏嘘悲叹,这在娱乐明星、文化快餐、时尚达人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化生态中,实属难得一见的人文景观。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全家福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跟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锺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更不等于对他们父亲的死活就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争相食。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 顾准为扞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和他共过事尤其是共患难过的人,都公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为顾准对朋友不但忠诚信任,而且体贴入微。老战友陈易因为议论毛泽东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顾准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却不让他来看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到岔子。陈易说话嗓门大,顾准怕他祸从口出,陪他散步时总是挑僻静处走。1974年12月2日23时,顾准的生命已细若游丝,却惦记着守护在旁的弟子吴敬琏,要他“打开行军床休息”。谁都没有想到,顾准拼死挣扎讲出的这句话,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了敬重,顾准的真心换来了友情。顾准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以心换心的朋友。双目几近失明的学部委员(即院士)骆耕漠,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八方辗转求人,终于让顾准住进医院,延得名医(其间亦多亏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和铁道兵某兵团政委张崇文的侠肝义胆)。年过六旬的林里夫,不顾自己头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坚持每天由他为主护理顾准,做饭、喂药、倒便,一手包下。林里夫和陈易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喊到医院来帮忙。挚友张纯音,弟子吴敬琏,更是一有时间就守在床前。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顾准真是“痛并快乐着”。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睽违十载的老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距顾准的住处只有一街之隔,却彼此望穿双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食自己的鲜血、泪水和耻辱。顾准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好人。在他两次落难之后,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收留了他。这实在是顾准不幸中之万幸。经济所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还有年轻的张纯音、吴敬琏,皆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迹: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的关系还不如时,顾准的周围却散发着人间的温暖。没有这温暖,顾准活不下来,也不可能留下那么丰富的思想遗产。 事实上,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顾准能获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那朵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顾准全传〉序》]。是啊,没有良知、良心、正义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会有知识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就在于他遇到的人,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顾准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是应当应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骆耕漠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的:“做人嘛,应该这样。”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注:本文摘自《易中天文集 第十六卷·书生傻气 公民心事》。 https://mmbiz.qpic.cn/mmbiz_gif/MDicXL6auNFJyofua36rT5EEHn4ic2c7gbuFmllvBoDqvibibqdnOlfIiaia7dq733KrdEvY9MgUkEcMdeWI0VbHqUlw/640?wx_fmt=gif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8-12-7 21:43 53 0 20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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