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新立异 vs. 改良进步

标新立异 vs. 改良进步
—— 一场音乐沙龙的启示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2014年11月初，我参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音乐沙龙，加拿大小提琴家Malcolm Goldstein演奏并阐释了从巴赫到他自己的音乐。他演奏的巴赫并无亮丽之处，但是他演奏的自创的音乐却不得不说令我坐立不安。他师承了John Cage的风格，并发扬光大。在沙龙上，他还“演奏”了John Cage的一个作品，静默4’33”。在4分多钟的时间内，演奏家并不演奏，只有静默。他的弓和弦的配合是传统小提琴演奏的大忌。他行弓不仅在传统的标准位置——大致在桥和指板的中间，而且也故意特别靠近桥和远离桥，前者使得音色变得尖利，而后者则变得迟钝。他行弓的力度有时故意特别轻，使弦得不到足够的摩擦而无法产生正常的震动，从而造成发出的声音不够稳定和连续，并且夹有很多噪音。这些都是小提琴初学者会被告诫的：不要这样行弓，不要这样用弓摩擦弦。

    这些创新的演奏，使得我脊椎发冷，几近忍无可忍。

    好不容易熬到中间休息，大家交流看法。确实有的人和我一样感觉，但出乎意料的是，有几位听众被演奏感动得泪涕横流。对我来说近乎噪音的音乐，却可以使得另外一些听众产生很大共鸣。这值得思考。

    休息后，Malcolm和著名琵琶演奏家刘芳的即兴合奏却十分精彩。合奏曲依旧是反古典的，没有曲谱，没有旋律，有着很多的滑音。为了即兴演奏的配合，也是为了发挥乐器的潜质，演奏基本上是各种由低到高的上行琶音组成。演奏者的技巧十分娴熟，把自己乐器的音域和音色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即兴演奏很像是冲浪，在各种可能的海浪中跌宕起伏。正是这种跌宕起伏给观众带来了精彩和亢奋。

    很难想象琵琶和小提琴可以配合得如此完美，这是两种音色完全不同的来自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乐器，但却可以相得益彰。琵琶是有固定音阶的，而小提琴没有。因此琵琶发出的音不会偏离乐音而产出噪音，而小提琴如果没有很好的听力和训练，就可能产出一堆噪音，但是小提琴可以在两个相邻乐音之间连续过渡，这是固定音阶的琵琶和钢琴无法做到的。如果我们用绘画来形容，那么琵琶就像是工笔画，提供了很清晰的轮廓；而小提琴就像是油画，提供了充分的明暗和明暗之间连续过渡的可能。刘芳和Malcolm的合奏效果比他们乐器各自的独奏都增色不少，这应该归功于基于以上原因的两种乐器的相得益彰。

    看得出，听众们对合奏的欣赏是几乎共同的。

    期间有一个有趣的插曲。Malcolm建议刘芳演奏中国经典曲目，他做伴奏。刘芳坚决推辞，理由是古典曲目太困难需要排练，结果就只演奏了即兴的现代风格的作品。

    我很知道我自己对这些演奏的欣赏程度。不管其是多么新奇，我都不会在自己的客厅里经常听这样的演奏，因为它们距离我喜欢的古典音乐太远。

    无疑，Malcolm们的音乐是新奇的，这令我想到了很多新奇的艺术形式，比如各种先锋音乐，现代画派和行为艺术。


   

  “标新立异”vs“改良进步”

     我也由此想到了超越音乐的哲学意义上的创新和改良。在“标新立异”和“改良进步”之间，到底有多少的关系和不同？从哲学意义上区别和质疑它们应该是必要的。

    说到“标新立异”，最常见的就是艺术领域里的，但是绝不仅仅限于艺术领域。首先从艺术领域讨论标新立异的产生是有意义的。

    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从古典艺术达到顶峰的19世纪开始，标新立异就成为了时尚。人们对标新立异的热情，显然和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对现状不满有关。这就是所谓的“审美疲劳”。

    “标新立异”必定存在于人类基因之中。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那些寻求改善生存环境的族群更好地生存了下来，从而更多地繁殖。而那些懒于此道的族群就比较难以改善其生存境况，因此其后代就相对少。这样此消彼长，前者相对越来越多，而后者相对越来越少。因此不寻求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基因就无法留下来。正是这样的基因，使我们对改变充满向往，对一成不变感到疲倦。这就是“审美疲劳”的基因基础。因此我们对“标新立异”有着特殊的情怀。这既是有益的，也是有害的。有益是由于正是这样的情结使得人类不断追求变化以改善自己的境况；有害是由于其同时把追求不同作为一种目标，而目的常常只是改变而非改善。如果人类不能用后天的理智指导这种先天的本能，本来作为手段的“标新立异”将取代本来作为目的的“改良进步”而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并且成为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审美标准。

    所谓改善，必定是和现状不同。因此，“不同”是“改善”的必要条件。但是，当改善已经不可能，而这种“标新立异”的意愿却依旧强烈，那么，“标新立异”便会依旧进行，而“改良进步”却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当我们登上巅峰之后，再攀登的可能已经失去，我们对于高度的“改善”就会让位于其它可能的“标新”，比如从另一条更为艰险的道路攀登同样的山峰。这正是在现代登山运动中所出现的现象。

    “标新立异”和“改良进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们都源于“不同”，它们的分水岭在于，“标新立异”为不同而不同，而“改良进步”为改善而不同。“标新立异”并不意味着“改良进步”，而“改良进步”也不需要“标新立异”。从它们的性格特征上，也许我们可以这样阐述：“标新立异”是激烈革命的，而“改良进步”是温和进化的。

    在自然科学中，“改良进步”是有客观标准的，正确与否最终总是有客观的检验标准的。即便暂时没有，将来也会有。如果“标新立异”并不符合客观标准，再好的理论都会被淘汰。比如“假说”在科学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获得证明前，它只是“假说”，而且随时可以被证伪。而艺术却不同，对艺术进行衡量的是我们的审美观，其并没有客观的标准，个人的喜爱就是标准，一群人的喜爱就可以是成功的标准。

    有智者这样论述：“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人可以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事实。”亦即，我们可以各自拥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事实。而艺术正是用见仁见智的各自的主观审美来衡量的，而科学则必须由独立于我们各自的观点之外的事实来检验。比如大地球形的事实，人类曾经对此非常无知，从而对大地有各种各样的描述。即便是麦哲伦环球航行直接证明大地球形的事实后，绝大多数人仍然不相信大地是一个大球。艺术的大地和科学的大地很久以来完全不同，但是大地球形的事实却并不因为大多数对此的不承认而改变。

    介于自然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社会科学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话题。社会科学尽管被冠以“科学”，但其更像是“艺术”。自然科学真理不会由于我们的狂热而改变其丝毫，万有引力不会由于我们的观点或者信仰就改变其特征：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和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和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是，社会科学没有客观标准，只有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是由人为确定的。在这点上，社会科学和艺术是共同的，衡量它们的是价值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如果我们大多数是疯子，那么不疯的便不正常，于是我们这群疯子就会把正常思维的人关进精神病院。

    正是价值标准，使得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截然不同。比如，Idiot（笨蛋）似乎众所周知，但是何为Idiot？这在不同的文化中大不相同。在古希腊，那些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被称作 “Idiot”；而在中国，那些关心自己以外的公共事务的人却恰恰被称作“笨蛋”。

    因此，一个同样的概念“美好社会”在西方意味着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而在波尔布特们那里则是一个消灭异见者的社会。

    在科学领域中，仅仅“标新立异”是绝对行不通的。理由很简单，在科学领域任何学说都必须接受客观标准的检验。崭新的假说可以时髦一时，但是喝彩并不证明其正确。因此在科学技术领域，只有真正进步的创新才是站得住脚的。与此不同的是人文领域，在那里，客观标准其实并不存在，因此给了和“改良进步”无关的“标新立异”以很大的生存空间。

    因此，并非崭新的和不同的就是进步的和改良的。但是，这些“标新立异”在很多时候却可以获得大众的狂热支持。它们总是把自己打扮成进步的形象，理由之一就是它们如此“不同”和“创新”。从人类的福祉的角度看，布尔什维克和红色高棉是创新，但不是进步；Ebola是一种崭新的病毒，但绝非什么改良；任何一种新型的疾病，都绝非任何进步。

审美疲劳驱动的标新立异

    生活在宫殿林立的地方的人，会对宫殿产生审美疲劳，从而野趣就是一种另类吸引。比如在大城市居住的人度假多是选择乡村和自然。但是野趣不是人类的创造而只是自然，因此其并非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保护这样的自然不受人类活动的破坏却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足够有讽刺意义：野趣不是文明。但是人类在创造了城市和宫殿后，保护野趣成为了文明的一部分。从宫殿走出，去野外搭个帐篷住几天会十分令人神往，但是帐篷绝非对宫殿的改良。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音乐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先锋音乐和改良无关，但是我们对这些音乐的宽容却和文明有关。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这样的音乐是对古典音乐的改良，那么我们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误解。这样的误解就如同认为帐篷是对宫殿的改良和进步。容忍和保留野趣和帐篷确实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甚至致力于给这样的保留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方便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但是野趣和帐篷绝对不是对城市宫殿的改良。

    也许我们的陈述有一点拗口，但是我们需要重申这个拗口的陈述：它们不是文明的一部分，但是对它们的保护和宽容是文明的一部分。

    当我们对经典的审美疲劳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特别是当我们对标新立异过于热衷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内心冲动就会通过行为就会付诸行动。如果这种行动表现在艺术上，就是艺术的“标新立异”，如果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社会的“标新立异“，或曰“革命”。

    也许我们会很困惑：一些看起来相当智慧的知识分子，会在人类社会活动中起到极坏的作用，而他们在付诸行动时却热烈地感觉到他们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萨特、波伏娃、加缪、福柯和维特根斯坦之流。他们并不缺乏智慧，但是他们在“标新立异”的热情中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赞颂只是那些疲倦于宫殿而青睐于帐篷的翻版，福柯对中国的令生灵涂炭的“文化大革命”的称赞也源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对“标新立异”的狂热已经使得他们无法正常判断进步还是倒退。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新的，那就是值得推崇的。对他们来说，只要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那么就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们对“旧世界”如此厌恶，从而以为只要是一个“新世界”，就一定好于“旧世界”。他们的“破旧立新”和“不破不立”都源于深信他们的“标新立异”代表着进步以及他们对旧世界的仇恨。

    正如我们阐述过的，“标新立异”在艺术领域更加普遍，比在社会领域更加花样翻新司空见惯。艺术的“标新立异”不会像政治的“标新立异”那样产生立即的严重后果，因此更加容易被接受。但是，艺术的“标新立异”完全可以有政治的“标新立异”同样的作用，只是它们的作用是在于人的审美观念，而不是政治立法。正因如此，从长期作用来看，它们的副作用可能更加严重。

    那些狂热于标新立异的人，总是促使社会走向灾难。而那些战战兢兢对自己的主张充满怀疑的人，才可以帮助世界走向进步。那些左翼的知识分子标新立异者，对于社会存在的批判如同是一个对宫殿的吹毛求疵者，任何廊柱上的瑕疵都会使他们顿生以帐篷代替宫殿的想法，而且当他们看到这样的瑕疵越多，他们以新帐篷代替旧宫殿的想法就越激烈。“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成为了他们美好的愿望。最后他们确实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一座有瑕疵的宫殿；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经不起风雨的帐篷。对于那些甚至连帐篷都不屑的“标新立异”者，就直接回归野趣了。对这些人来说，只要找到一个新的洞穴，就一定好过旧的宫殿。为了坚定找到新“洞穴”的决心，他们首先要砸烂旧“宫殿”。

    布尔什维克们是前者,而美国的国父们是后者。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我无从判断。他们介于这两者之间，在狂热上更靠近前者；在正义上更靠近后者。

    那些以“标新立异”为己任的狂热艺术家，他们在俄国革命中一定会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由于没有客观标准和社会标准衡量他们的“标新立异”的后果，他们永远可以声称自己是进步，但实际上他们的只是从“宫殿”进步到了“草棚”。

    我相信贝多芬是对巴赫的改良和进步，但是Stravinsky绝对不是对古典音乐的进步。他的《春之祭》是进步的对立面，巴黎听众的第一印象是对的。

    当然，当我们建造的宫殿越来越多后，草棚和野趣也会有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宫殿依然是宫殿，草棚永远是草棚。不管你对露营有多么向往，以致迫不及待地逃离宫殿奔向草棚，但是你不会把草棚等同于宫殿。当然，有的人需要一生来理解这点。有的人也许最终宁可草棚而不要宫殿，但是这并不改变它们之间的云泥之别。遗憾的是，如果人类最终都舍弃宫殿而奔向草棚并且永远不回归宫殿，那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不可逆转的衰败。

    有的艺术家有建造宫殿的能力，但是他们诋毁宫殿而向往草棚，比如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更加容易带领大众走向草棚。有的则根本没有建造宫殿的本事，如杜尚，他们只会搭造草棚。只有靠引导公众走向草棚，并且认为草坪比宫殿更加美好，他们才可以混下去。

宽容标新立异，也鼓励对它们的批判

    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的人是很难诚实的。他们最为恐惧的是理性，因为在理性面前，他们“标新立异”的价值便会昭然若揭。因此他们首先要摧毁的就是理性，取而代之以狂热。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无一例外。那些“标新立异”的革命者首先要摧毁的就是公众理性，布尔什维克如此，波尔布特如此，所有独裁者都如此。

    和这些以理性为敌的“标新立异”相比，文艺复兴显得非常平和低调。这是一个后来才被人们意识到的一场伟大“运动”，而处在当时，即便轰轰烈烈，也没有人号称这是一场运动，也没有人以“标新立异”为目标或者口号。“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诚实的伟大社会活动之一，她从未把“前无古人”作为自己的标签，更不希望“后无来者”，也没有把“标新立异”作为己任，而是诚实地表示她只是在复兴古希腊的荣光。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顶峰——文艺复兴和古希腊的成就无法被超越，在中世纪的乏善可陈之后，文艺复兴造就了一个“宫殿”林立的辉煌。在这个顶峰之后，超越已经不可能，唯一可能的就是“标新立异”。“帐篷”和“山洞”成了这些标新立异的目的。

    既然“标新立异”如此不堪，我们何不加以限制。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清除异见不是“改良进步”者的特点，反而是“标新立异”者的习惯。对于改良者来说，来自任何方面的批判都是有意义的，虽然帐篷无法和宫殿相比，但是帐篷所带来的批判意义也值得宫殿借鉴。这正是为什么所有的改良主义者都相对宽容，而那些革命者都相对狭隘。

    对“标新立异”的宽容是文明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限制某种批判，那么我们也必定失去了公正和宽容。当然，我们对于标新立异的批判也绝对是必要的，否则布尔什维克的悲剧会再次上演。标新立异，还是改良进步，这取决于我们的批判精神。任何企图消灭批判精神的行为都贻害无穷。

    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标新立异者，我们首先要持有的是怀疑和批判。那些标新立异者如果真的有什么有价值的内涵，那么他们不会恐惧批判。如果他们恐惧和反感批判，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他们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涵。他们也许很新，他们的花样也许我们从未见过，但是鲜有价值或者毫无价值，比如帐篷和山洞，也比如Ebola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