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 文：林炎平 图腾泄露了国人的秘密 • 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 龙之初，性本恶。恶龙，在西方遭遇到来自人类英雄的英勇博斗，最终一败涂地；但在中国享受的却是万众匍匐和顶礼膜拜。 • 在中国也曾有过哪吒屠龙，但是他屠龙的结果却是自己肉体的死亡，当他再生后，却在权力下臣服，那是哪吒精神的死亡。没有了屠龙精神，只有向龙的卑躬屈膝。 • 龙还未走，狼来了。狼被奉为榜样的理由就是它的凶恶、贪婪和狡诈。但是，近代的国人不是不够狼性，而是过于狼性：今天做生意恨不得明天就发财，今天做学问恨不得明天就得奖，今天搞艺术恨不得明天就成名。 • 龙和狼还不够，墙也不甘寂寞。长城，备受国人赞美。但是，长城是一个在建造时劳民伤财，建造后于民无利的建筑。国人是出于什么心理供奉长城而忘却都江堰的呢？ • 国人的长城情结实际上是龙和狼的继续，是其内心对于封闭和恐惧的共鸣。 • 龙图腾、狼图腾、墙图腾，越是残暴就越是得到礼遇，进而奉为图腾。也许孔子是一个例外？不然。国人是由于汉武帝的残暴才善待孔子的。 • 这些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秘密，这是一个民族性格的秘密。是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了。 第一节 龙图腾 龙是华夏的象征，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 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龙的历史是从残暴和凶恶开始的，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正是由于龙的“凶恶”和“强大”，正是由于让华夏数千年饱受折磨的“凶恶”和“强大”，使国人从“痛恨”转为“热爱”，从“被迫”变成“赞颂”，从“避之不及”反为“顶礼膜拜”。 景仰英雄还是恐惧权威？ 我曾经造访过不少中国的寺庙，在那里，可以看到佛和观音的塑像，还有金刚和罗汉塑像，他们的面目被夸张了，不管是面部特征已经汉化的菩萨，还是继续保留了印欧特征的金刚和罗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引起人们的恐惧，我可以肯定这是刻意造成的效果。 我曾经在著名的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中驻足徘徊，佛眉宇间的超凡脱俗很难引起我的共鸣，却很容易带来一种森严和恐惧的感觉。我转眼向周围的四大金刚看去，四个之中有一个比较其他呲牙咧嘴的几个要和善一些，但是只需注视片刻，他的表情很快就会给人一种另类和威慑的恐惧。这个看来最和善的金刚制造的恐惧绝不亚于别的金刚。有一次游人极少，我置身于几乎空无他人的大雄宝殿中，天国的威慑、权威的恐惧和世人的渺小，像一种气息逐渐在周围弥漫开来，衍生出一种压抑、不安、逃离的感觉，如果不能逃离的话，也许只能服从了。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但是，多少年后当我带着忐忑和怀疑的心情走进古希腊神殿的时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我置身于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出土复原神殿（图2－1，2－2）中，看到古希腊的人和神的雕塑时，感觉到的是一种亲切和高尚。那些石雕体现的多是战争题材，并无天国的诱惑或彼岸的许诺。英勇作战的战士和试图保护正义一方的女神，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出现。我看到了被弘扬的善的一方和被贬抑的恶的一方之间的决斗。作为善和正义一方的英雄、战士和女神都有着欧罗巴人特有的极富雕塑感的外貌和身材，如果暂时忘记他们的神或者英雄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兄弟姐妹。那种亲切感和召唤感，不禁油然而生。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4ncgv1WxBz2Oj5vUb5XjZGsQNDXZu1RvuLjIzSfejRJFS01frUP6FWbLpXUjruBtDysKaVelrZw/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4ncgv1WxBz2Oj5vUb5XjZBsDxk4Q0dfkcKJGcB3YKW4obFJeEnIpdanibXPSLppJ3j35JVYBLicVg/0?wx_fmt=jpeg 图 2-1,2-2，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神殿 我也曾经造访过不少西方的基督教教堂，比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和法国巴黎圣母院，它们给我的感觉介于灵隐寺和Pergamon神殿之间。基督教在西方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此先略去不谈。但是，有一点是确切的，基督教的普及对于古希腊文明是一场灾难，但是改革后的基督教在后世的进步影响也是应该肯定的。 我相信很多国人对于这样的古希腊神殿和遗址都会感到陌生。这不难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古希腊毕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也没有机会了解的文明。即便如此，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和我一样不会在这样的神殿中感到恐惧。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不感到恐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古希腊的这些神殿和雕塑令我感到一种归属感和投身于其中的冲动，而中国的寺庙和雕塑却给予人压抑和恐惧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担心？我总觉得，中国寺庙给人以感情上的卑下和理智上的服从；而古希腊神庙则给人以感情上的平等和理智上的升华。 我一再试图寻求这种感觉上巨大而微妙的不同究竟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些文化对于我来说都曾经是不熟悉的，在和它们相遇之前，我不曾了解佛教，不曾审视基督教，也不曾到过古希腊的神庙，但是那第一感觉是如此天差地别。 日积月累的思索和深究，使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古希腊的神庙中，雕塑所表现的英雄和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是没有被扭曲的人，有着和人一样的面貌和体态。只是他们更加完美，是我们心仪的榜样，从而给予我们一种使自己更加完美的冲动。他们美丽而强健、坦然而刚毅，友善而勇敢，因此带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而是认同和鼓舞。 我总是被古希腊的雕塑所折服。那是一种理智的勇敢和正义的坦然。人物没有夸张，赤裸的身体每块肌肉都真实可见，即便有衣裙也无法遮掩女性的美好和男性的伟岸。那是对于人的本身的讴歌。人，才是宇宙间最值得关注的焦点、最值得称颂的目的；人，才是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陈列在卢浮宫的古罗马时代复制的古希腊雕塑家Leochares（公元前4世纪）的狩猎女神（Artemis）的雕像（图2－9）表现了这样一位女性，她行进在征服野兽的征途中，英姿飒爽、自信美丽，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以这样的形式表现过一位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神，但是作为凡人驻足她身边时，你会感到一种亲切感，觉得她是你的榜样，你是她的同路人，她的征程，就是你的必由之路，因为它通向人类的目的。 在奥林匹亚出土并陈列在那里的古希腊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4世纪）的雕塑“赫耳墨斯（Hermes）和小酒神（Dionysus）”（图2－8）再次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歌颂和崇拜的目标——人，完美的人，这就是古希腊人所歌颂和崇拜的终极价值。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4ncgv1WxBz2Oj5vUb5XjZH1onsBwF4LQJWhD6e8hvEuj7AjA30jDNHyt5YcuBYNjQYrpuzqtwiaw/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4ncgv1WxBz2Oj5vUb5XjZAVYhmwZBjbGamLfVsh8uGD6ic3ZibIOGxzRJAXicB4vYlGdBBUkjialeIQ/0?wx_fmt=jpeg 图2-8,2-9，古希腊雕塑信使者尔姆斯和狩猎女神阿特米斯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文。）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 文：林炎平 编者按：从今天开始本博将陆续刊载林炎平先生所著《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导言：中华民族的性格缺陷 回首中华民族的历史，总会令人感到一种不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作“伟大”的民族，但是在一些非常重要之处，却似乎和此称谓并不相符。从春秋战国之后，中华民族在统治上的稳定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任何多事之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都显得如此的短暂，稳定的政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但是，稳定并不意味着和平，也不意味着正义，更不是尊严的代名词，那些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异族入主中原的屠戮烧杀、和平时期的高压迫害，都成为中国历史的特征，一个两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特征。而中华民族统治的稳定，盘踞于这个基础，彰显于这个特色。在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前，整个中国历史都在这个基调上周而复始。 从秦皇汉武，到近代，那禁锢思想的精神世界几无变化； 从秦砖汉瓦，到近代，那裹足不前的物质世界依然如故。 在中国向世界打开闸门后迎来外部滔滔洪流之前，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稳定，稳定得令人黯然神伤而又无可奈何。而打开闸门后的中国又会如何、又将如何？今天的中国，物质世界已经由于外部世界的影响而突飞猛进，但是精神世界是否依旧在旧世界里循规蹈矩呢？ 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当时崭新的和格格不入的尝试，都最后泯灭在了巨大的陈旧之中。中国文化，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咸菜缸，不管进去的是哪种蔬菜，最后出来都是同一种味道。这种巨大的同化能力，使得所有崭新的呼唤都最终变成了陈旧的叹息。 中国文化，是一个最能够抵御外来影响的文化。中华民族，有着她的一些伟大的品格：忍辱负重、坚韧不拔。但是也有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也许，我们具有这个民族背景的人不愿意承认这种缺陷，但是，这些缺陷并不由于我们的否认而不存在。 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缺陷？这是一个很伤感情但不得不说的话题。当中国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当中国的很多人因此而突然民族自豪感爆发的时候，我们来冷静地审视我们自己的缺陷，是一个理智和严肃的行为。现在，是我们理智地审视中国文化的问题的时候了。 一个真正成熟的民族，是一个可以反省自己和批判自己缺陷的民族。 在我开始下笔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个突然的事件，提出了一个必然的问题。 在希腊雅典，2010年11月24日－27日，奥纳西斯文化中心，一个以《雅典对话》为名的学术会议，吸引了全世界最高学府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们。作为主办方的剑桥、牛津、哈佛、斯坦福、法国科学院、德国考古机构，以及其他世界一流大学和机构的学者们，聚集在奥纳西斯的会议厅里，探讨一个严肃的课题：古希腊文明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这个会议的主题有一个很具挑衅性的问句： “Does the Past Have a Future？”（过去的会有将来吗？）。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基因和染色体，而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重要基石。当西方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界和政治家在今天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文化。 “过去的会有将来吗？”这使我想到了中国文明所面临的现实，这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今天的世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扑朔迷离。在辉煌的外表里面，是层层危机；在炫目的光环下面，是重重阴影。 中国，将走向何处？ 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这些问题，对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来说，都属无法回避。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文化的问题吧。（未完待续）

中国人真的“忠”、“孝”吗? 文：秦晖 一百年以前，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他推崇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因此就受到当时一批比较保守的人的抨击，说他搞“讨父仇孝”，就是声讨父亲、仇视孝道，甚至说他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而古代中国有一句话，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总而言之，以前中国人认为最坏的就是“淫”，最好的就是“孝”，而陈独秀的宣传的是倒过来的，认为最坏的就是孝，最好的就是淫。他们认为陈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就是淫，子女有独立人格就是仇孝，因此是“讨父仇孝”。 对此，陈独秀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回应，他说我是反对淫、主张孝的。子女媳妇孝敬父母翁姑当然是好事，但是我非常反对用不合理的父权去恐吓和约束子女。也就是说既然父母和媳妇本来就是懂得孝顺父母公婆的，父母公婆何必拥有那么大的恐吓权力呢?比如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他说你何必要这样呢? 你不这样，大家不也孝顺你吗?如果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置我于死地我才孝顺你，一旦你没有了这个权力我就不孝顺了，你能说我是真的孝顺你吗?我只是在你的恐吓之下才伪装成孝顺的样子。只要你对我没有恐吓力量了，我就会忤逆不孝，你能说中国人真是孝顺的吗? 反过来讲，如果中国人真是孝顺的，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基于自己的亲情和感情而懂得孝顺长辈，那又何必要那么严厉的父权呢?他说我当然是赞成孝道的，而且我也正是相信中国人民是有孝的价值观的，所以才用不着这种强权，讲得简单一点，即使爹不会杀我，我也懂得孝他的，我孝顺爹并不是因为害怕爹杀我。 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有没有孝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才能体现出来的，如果你不孝我就把你宰了，于是大家只好孝，这算不算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了呢?如果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大家就是衷心尊敬长辈的，当然也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当然以上是讨论“孝”了，实际上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有很多问题的，包括陈独秀他们当时把主要的斗争对象指向父权，这恐怕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父权是不是有那么厉害，还需要讨论。虽说历来就有所谓“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样的话，但是中国的现实是不是承认这种父权我觉得是比较成问题的。我现在不想在这里展开这个问题。 关于忠怎么看待呢?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忠君的，所以才有帝制，而西方人是不忠君的，所以西方人就搞共和。可是当初的第一代和西方接触的中国人，他们反而得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忠君的就是英国人，中国人是不懂忠君的。当时第一代派驻英国的使节，郭嵩焘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是这么认为的。 这里我要插一句，当时中国政府派到西方去的使节经常是正使和副使的矛盾非常大，有人认为是因为皇上信不过他们，因此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打小报告，让一个监视另外一个。刘锡鸿和郭嵩焘是死对手，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容闳也是死对头。只不过给人的印象是派驻美国的正使陈兰彬特别保守，副使容闳是第一个读过耶鲁大学的中国人，是个非常开明的人，是主张西学东渐的。而派驻欧洲的就正好相反，正使郭嵩焘是很开明的，整天说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非常保守，整天给朝廷打小报告，说郭嵩焘崇洋媚外，说郭嵩焘想搞自由化，结果最后就把郭嵩焘给整倒了。 晚清“毕福剑”——陈兰彬与刘锡鸿 可是后来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派驻英国的刘锡鸿这两个人虽然给朝廷打小报告，强烈抨击这些西方国家这不好，那不好，说容闳和郭嵩焘老说西方的好话，是政治不正确。而且陈兰彬做过一些非常可恶的事，就是把中国第一次赴外留学生的事给搞黄了，因为这个留学生的事是容闳推动的，叫做“留美幼童计划”，当时派了一百多个中国孩子到美国去读书，结果这些孩子到了美国，就在他们读完英语刚刚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时候，陈兰彬给朝廷打小报告说美国这个地方乱七八糟，中国孩子一到美国就学坏了，不能搞这个事，然后朝廷就把这帮人叫回来了，使这些孩子的学业都没完成。这件事情使人们对陈兰彬有非常保守的印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陈兰彬和刘锡鸿这两个人在私下讲的话和对朝廷讲的话是截然相反的。 那时有一个年轻人叫薛福成，后来也成了派驻欧洲的一个使节，薛没有去之前老听郭嵩焘讲“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就是西洋的政治很好，民风也很好，这一批人到了西方去以后，第一个感觉不是说他们的船坚炮利有多厉害，他们发回国内的文章和写的日记，几乎就没有提到船坚炮利，大量的都是谈他们这个社会如何讲道理，国家对老百姓如何好。讲得简单一点，全部都是用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西方，觉得西方真是一个理想社会，而中国简直是糟透了。 如果大家读过儒家经典都会知道儒家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候是三代，夏商周的时候中国是非常之伟大的，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但是后来秦始皇建立了专制，就越来越野蛮了。从秦以后两千年，从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很野蛮的地方，中国的儒家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所谓的今不如昔，三代是黄金时代，以后就礼崩乐坏。因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要克己复礼，要回到三代去，有点类似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对中世纪不满，要回到希腊、罗马去是有点类似的。他们说西方就像我们中国当年的三代，非常仁义道德。他们讲西方非常仁义道德，这和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没有矛盾的，他们当然也不回避西方侵略中国，虽然西方在他们口中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这个礼仪之邦如果侵略了中国，当然我们也是要抵抗的。说西方比中国更仁义、更道德指的是他们的内政，也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老百姓仁至义尽，我们的国家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的。他们人与人之间是讲道理的，其实主要是指法治，而我们就经常谁的权力大就可以欺负人等等。他们讲了很多各方面的话，其中提到言论自由，提到多党政治、民主选举、舆论、宗教等等，说基督教是教人行善的，说西方的法制就是不讲权势只讲道理的，说两党的争论是很好的，取长补短。而且他说西方是个非常重视乡绅的社会。大家知道乡绅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从乡里社会中出来的，要维护乡里社会的道德秩序这批人，乡绅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崇道不崇君”，我服从我的道统，服从我的道德原则，但是我不一定服从皇上。 乡绅，如果直接把这个翻译成英文就是gentleman，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中国最早的几个人，包括徐继畲、郭嵩焘，他们看到西方议会的时候都把西方议会叫做“乡绅房”，就是gentleman house，他们都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因为中国皇上太厉害，乡绅都不敢讲话，因此只能看上面的眼色，只会看上面眼色的人是什么人呢?孟子曾经大骂过一种人叫“乡愿”，乡愿是儒家最讨厌的人，乡愿的特征就是自己没有立场的，趋炎附势，有奶就是娘，谁的权力大我就听谁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御用文人。孟子当时曾经大骂过这些人，但是后来秦始皇以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很多人就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只有乡愿，甚至谭嗣同还讲过一番话，他说现在中国尤其到了清朝更糟糕了，“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意思是，现在中国四万万都是乡愿，乡绅都没有了，儒家面临着空前危机。儒家的希望在哪里呢?在西方，因为乡绅都在西方，议会就是由乡绅组成的，西方有一帮gentleman，在gentleman house，在那里从道不从君，为老百姓说话，不怕国王，他们认为这才是好的国政民风。 如果只是郭嵩焘和容闳这两个开明派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开明的。不过我要讲，容闳这个人是在美国读过书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郭嵩焘这个人在以前从来没出过国，而且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这个人是一个国学大师，在搞外交之前一直是翰林院的人。大家知道翰林院是专门搞意识形态的一个机构，他其实是个经学家，写过很多关于《周易》的著作，对国学的研究一点不下于今天的钱穆先生甚至现在自认为是国学大师的一些人。因为他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他对他写传记的那位作者说，一位58岁的国学大师，到了西方也不懂英语，也不可能接受什么西方价值。他评价西方所有体系都来自于儒家，什么仁义道德之类的标准，但是他看到的西方他就认为这个社会非常仁义道德，非常符合儒家标准。结果，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了国内就被整肃了，朝廷认为他政治不正确，结果就把他罢官了。 他之所以被罢官则是因为刘锡鸿告状，刘锡鸿说他崇洋媚外，坏乱风俗，意思就是说讲了很多离经叛道的话。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刘锡鸿本人在私下讲的比郭嵩焘还厉害，所以我在最近一本书中我说刘锡鸿是一个典型的“晚清毕福剑”。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最近发生的毕福剑事件，中国很多人在官场上讲的话和他们在饭桌上讲的话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饭桌上经常讲真话，但是在官场上经常讲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刘锡鸿和陈兰彬都是这样的人，陈兰彬说中国不能派留学生到美国，因为美国是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一到美国就都学坏了。但是私下，郭嵩焘说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还不相信，去问陈兰彬，他说就是这样的，甚至他说比郭嵩焘讲得还要好。刘锡鸿也是这样，后来刘锡鸿的日记发表了，我们就在这个日记中看到了很多比郭嵩焘还要过分的话，而且刘锡鸿的确是个聪明人，为了了解英国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当时英国官方请他去参观监狱，他就想，英国人请我们去参观肯定是一个形象工程，于是他就推托说身体不舒服，就没去。但是他偷偷地把英国监狱的地址给记了下来，有一天他带领几个人跑到街上说去买东西，走到那个附近突然说我们要进去看看，英国人事先都没准备，后来问了问外交部，说那就让他们去吧，结果一去，他说真的是不错。 总而言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这些东西，而且他对英国民主制度下的很多机制了解得非常清楚。比如日本在英国也有公使，日本和中国虽然后来关系很坏，但是在刘锡鸿那个时代，这两个人都是东方人，到了西方当大使，在西方他们就成了老乡的样子，因为都是东亚人。所以日本公使经常到中国这里来做客，有一次中日两国使节在那里感叹说我们现在国家财政很困难，老百姓都不愿意交税，西方政府怎么有那么多钱呢?他们的老百姓交税都很积极。这时候刘锡鸿说，那当然了，他们的税收都是议会讨论的，议会都是老百姓授权的，他们征什么税是老百姓知道的，征的这个税是老百姓同意做一些公共的事的。老百姓知道，而且是老百姓通过程序表决的，就是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所以人家当然愿意交了。我们的税老百姓也不知道交来干什么，好像也不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务，谁愿意交呢?他说了这句话以后，连郭嵩焘都觉得想不到这个人有这样的认识。 在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宪是很难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在里面讲了很多英国人很忠孝的话，他说英国人非常尊重君主，英国人举行宴会，上演歌剧，前面都要为女王祝福，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英国是不是女王，就是要为英国君主祝福。英国王室任何一件事全民都很关注，说某年王子生了病，全国人民都为王子祈祷，结果王子的病好了，全国人民都感谢上帝，王子有病举国祷之，病好了，举国谢之。他就非常之感动，他又说，英国其实是个民政之国，就是民主之国，他说英王其实是没什么权力的，英国人忠于不忠于英王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损害，你忠于英王，英王也不会给你什么高官厚禄，你不忠于英王，英王也不会杀你的头。但是这些人还是很忠心，后来他就很感慨，他说看来英国人忠于国王是发自内心的，“非畏其威，乃怀其德”，也就是说不是害怕皇上的威慑，而是真的认为英王是个有德之人，他们由衷地爱戴英王。 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刘锡鸿卸任以后，后来又去英国的是张德彝，他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在日记里写，英国的国王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你忠于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你不忠于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坏处，但是这些人还是很忠于英王。后来也有人说过，说中国改姓换代这种事情在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英国也有dynasty，但是翻译成中国的王朝恐怕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王朝与王朝之间的更替完全就是你死我活的，而且一个王朝和另外一个王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推翻了。可是英国尽管有很多王朝，但是每个王朝其实都连在一起的，英国的王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一直到现在，现在在位的英国女王还是威廉一世的子女，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他们的王统从来没有断过的，所谓的Dynasty更换只是换了一个徽章而已。英国以及很多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体制上比较类似西方的，但是文化上好像是东方的，比如说日本，大家知道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接受很多，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制度，日本以前的天皇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但是日本也从来不换天皇的，所谓的万世一系，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大，日本天皇肯定没有传到一万世，但是的确没有中国那种改朝换代的现象。 可是在中国这个改朝换代在历史上不仅存在，而且非常之残酷无情，一旦发生改朝换代，那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对前朝是斩尽杀绝，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是眼睛盯着皇位，从陈胜吴广开始就有人说王后将相宁有种乎?《西游记》里有句话“皇帝轮流坐，如今到我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中国一旦皇上的权力不太可靠，马上就有很多人想抢。当年曹操有一句话，人家都说他专权，他有一个反驳，他说你们都说我专权，“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各个都想当皇帝，根本就不认为皇帝是一个具有什么神圣的人，觊觎皇帝的人会很多。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不能不把权力尽可能集中在自己手中，绝不敢当虚君。不要说把权力交给外姓人，就是交给自己家里人他们都信不过的，只要不在自己手里，哪怕是自己的至亲骨肉都有谋害自己的可能。所以中国在建立秦帝国之前的两个大理论家，一个商鞅一个韩非再三讲过，作为皇帝，千万不敢相信别人对你是忠心的，不要说一般人，哪怕老婆孩子都可能要谋害你的，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包括至亲骨肉在内。你的权力只能靠什么呢?这些人之所以为你效劳是因为想得到高官厚禄，这些人之所以不敢背叛你是因为怕你杀他的头，所以你只能用惩罚和赏赐来建立你的统治。忠诚、道德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也是不可靠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也的确是这样，所以才不断出现王朝更迭，而且最严重的时候，唐宋之际的五代，大家如果看过《水浒传》都知道有一句诗“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拨乱五十秋。”就是五个家族朱李石刘郭建立了梁唐晋汉周，在五十年时间内出现了十五个皇帝，十五个皇帝都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 中国经常有末代皇帝被人们认为是非常窝囊的，但是末代皇帝这个概念在西方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我曾经提到，我说你如果去英国会知道最伟大的英王，很多人就说那是维多利亚女王，白金汉宫前面就竖着她的雕像，大家都知道维多利亚时代是一直到现在英国人都很自豪的时代，也是所谓日不落帝国的黄金时代。可是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看你是很难理解维多利亚女王的，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是一个末代君主，她是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个帝王。我们知道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德国贵族，就是萨克森-科堡公爵。她之后，继位的爱德华七世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就把王徽换成了他父亲城堡上的徽章，于是汉诺威王朝就变成了萨克森-科堡王朝。可是这种王朝更迭，一般人根本感觉不到，根本就是一家人之间换一件衣服一样的，从来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英国所谓的Dynasty之间的演变通常来讲都不会成为英国无论是社会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英国历史上是有些重大事件，比如1640年的英国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还有玫瑰战争，还有百年战争这些东西，但是都和王朝更迭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是中国一王朝更迭就不得了，人口往往要死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所以有人就说中国人是真的不懂尊君的，他们所谓的尊君尊的不是君本人，不是他们对皇上本人有什么道德上的好感，或者就是基于道德的原因去对皇上这个人有什么忠诚，所谓的忠君无非就是如果我不忠他会杀我，如果我忠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讲得简单一点，韩非、商鞅都说得很清楚，“君之于臣，非骨肉之亲也”，他和你是没有感情的，他为什么能够给你干活呢?是因为图你的赏赐，他为什么不敢反对你呢?是因为害怕你杀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因为我们知道搞了君主立宪的那些国家，包括日本、英国，他们的国王原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也不妨碍大家尊敬他，甚至他根本没有权力也不妨碍大家尊敬他。可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从来没有尊重皇上这个人格，我们尊重皇上只不过是怕他的权柄。我们实际上是害怕皇权，并不真正尊重皇上，所以这个皇上一旦没有了权力，他就墙倒众人推，没有人把他当做一回事，甚至连他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证。辛亥革命虽然没有真正实现君主立宪，但是当初给清朝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中国对前代统治者是很残酷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全家杀绝满门抄斩。比如明清之际，大家知道姓朱的王子王孙，清朝的统治者几乎见一个杀一个，逃到缅甸去还要抓回来绞死。 其实辛亥的清室优待条例虽然已经共和了，但是在紫禁城还是保留给清王朝的，而且在紫禁城内清王朝还是可以存在，紫禁城里的人是皇上，而且仍然可以用宣统年号。关键是这个清室优待条例并没有什么保证，后来很快冯玉祥就撕毁了，而且撕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撕毁了也就撕毁了，没有人说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现在想，即使当年实现了君主立宪，其实也是很难保证的，因为除非实现了君主立宪以后中国就天下太平，很快就转入盛世大家都很满意，假如不是这样，假如实现君主立宪以后，中国仍然碰到一些问题，仍然碰到一些战乱或者困难，肯定就会有人提出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彻底，还有皇上，就会越来越激进，最后还是把这个国王给搞掉。在一个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我认为比搞共和还难。所以辛亥革命出现共和制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于中国的历史逻辑的，因为儒家就讲天下为公，他认为秦以后的帝制是天下为家、天下为私，那就是不好的，好的就是天下为公。法家其实也不相信忠君的，法家讲的就是毛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前文革时候看的样板戏里的两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谁的枪多谁就是皇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忠君的道义而言。 民主制度其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种标志 有一位学者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有意思，他认为忠君和民主是不矛盾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真正有忠君传统的国家反而比较容易搞民主，中国搞民主的困难恰恰在于中国人其实是不懂忠君的。中国人其实就相信权力，权力万能，如果是这样，当然就经常会发生巨大震荡，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后来有一位学者提出反驳了，他说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这不是一种平等的意识吗?这和西方总统轮流坐有什么区别呢?西方总统可以轮流坐，中国以前的皇帝也可以轮流坐，似乎中国人讲平等比西方讲得还厉害，西方王朝从来不轮流的，英国从1066年以来就没有换过王统，包括从俄国到丹麦都是这个样子，一般都是不换的，包括波兰都是这样。可是中国就经常换，中国人历史上就经常换王朝，西方民主政治经常换政党，不也是差不多吗?中国应该更容易才对，为什么说更难呢? 其实我们要清楚，民主制和专制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换不换，因为如果要讲换，古代那些人的寿命都很短，中国的王朝平均每个皇上在位时间其实并不长，罗马帝国就更短，平均任期比美国总统短得多。所以不在于他的轮流不轮流，而在于这种统治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说到底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暴力，我有枪，你不同意我就杀了你，你同意我就赏你。你跟我有好处，不跟我有坏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种同意是自愿的同意，不是凭暴力的。凭自愿的同意怎么去衡量呢?其实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我看来无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种标志，因为肯定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人同意，百分之多少人同意就可以从选票中体现出来，如果你得到了多数票表明有多数人同意你执政，你就可以凭同意建立你的统治的合法性。可是这个选票或者说民主制度这个程序只是衡量同意程度的标志，并不反映同意的理由，你投了这个人一票，你是为什么投呢?从投票中是看不出来的，你完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也许是认同他的政策，也许认同他的家族，也许是认同他历史上做过的什么好事，甚至可能就是以后他长得漂亮，是个帅哥，甚至也许就是认为他的家族背景好，比如说爱新觉罗氏就是一个优等家族，姓爱新觉罗的人我就要选。不管你是基于什么理由，你这个所谓的同意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表达出来。 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忠于爱新觉罗家族，那么爱新觉罗家族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民主或者没有必要那么害怕宪政了。之所以有辛亥革命就是因为被统治者要求宪政而清朝千方百计不愿意，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皇上都知道当虚君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要说把权力交给不相干的人，就是交给他们自己家的人他们都是非常害怕的，他们当然不愿。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中国人是忠君的，那民主对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专制也是爱新觉罗当皇帝，民主选举，如果大家真的认你爱新觉罗家，民主选举大家不是照样投爱新觉罗家的人的票不就完了吗?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根本就不是的，大家认你只不过是你拿刀逼着人家，一旦没有刀逼着人家人家就不认你了，才会有这种现象。 爱新觉罗皇室很害怕民主，可是威廉一世的子孙就不那么害怕，我不是说威廉一世的子孙就很爱民主，全世界的君主大概都不太喜欢民主，但是的确有一些君主是不那么害怕民主的，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他的臣民对他的爱戴不是靠暴力来维持的，臣民对你根本就无所谓爱戴，所有这些爱戴都是装出来的，比如说你在位的时候，枪杆子在手，有上百万人对你山呼万岁，但是你一旦没有了枪，失去了权力，马上就被大家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如果你真正是忠君的，如果这个民族真的有忠君的传统，反而不会有人那么害怕民主，正是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忠君的传统，所以这个皇上就要死把住权力不放，而且非常之害怕一旦失去权力的情况。 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 我这里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假如说我们讲的文化是一种价值上的偏好，比如说中国人忠君，西方人就有别的特征，或者说中国人孝顺，西方人有别的特征，假如这种特征确实存在，它存在的依据就是这些人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体现出来了这种特征，比如说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大家自然地表现出来对皇上的一种尊重，另外一个民族就不是这样，根本就没有任何敬畏可言，我们的确可以说这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区别。 可是如果有一种态度是在威胁之下产生的，你就很难把这种威胁之下的态度当做它的一个文化特征，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讲中国有什么特色，西方有什么特色，也许这 些特色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些特色到底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在价值偏好上有区别呢，也就是说中国人爱什么，中国人选择什么，西方人选择什么，在这方面有区别呢，还是其实爱好什么的区别并不太大，只是他们有没有选择的区别?比方说你不能说在奥斯维辛里的犹太人都很驯服地走向死亡，你不能说犹太人文化就是喜欢进毒气室的，就是愿意死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嘛。所以我觉得在政治现代化或者再透彻一点讲就是民主化，其实它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呢?无非就是意味着真文化能够得到弘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真文化，哪怕是忠君的真文化。假如中国人真的忠于皇帝，民主制度一点都不会妨碍这种文化的发扬，如果这个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行受到阻碍，当然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忠于君，由于中国人的忠君使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受到损害。 我刚才讲的陈独秀讲的孝不孝，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孝顺，其实只有在没有父权威胁的情况下才能看得出来，中国人忠不忠君也是这样的道理，甚至我认为任何文化倾向都是这样的道理。比如说饮食方面，中国显然是有文化区别的，美国人喜欢吃西餐，中国人很多人对西餐不太接受，我个人就是非常讨厌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这种文化差别其实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人逼着我一定要吃什么，如果我们在自愿可以吃中餐和西餐的情况下，有些人愿意吃中餐，有些人愿意吃西餐，那就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区别。可是你说现在我不吃麦当劳，有人拿着枪逼着我吃，我就吃麦当劳，你说我是具有西方饮食文化的偏好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能够不能够自由吃什么，和你在自由吃什么的情况下喜欢吃什么是两个概念，喜欢吃中餐和喜欢吃西餐是文化的区别，但是能不能自由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就不是文化的区别。政治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后一种问题，并不是前一种问题，后一种问题其实无论在哪个文化的背景下都是可遇的，就是在价值上有追求的正当性，但是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包括英国在内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知识分子的不幸 文：王小波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已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我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中国人的奴性和戾气从哪里来 按：本文是2015年10月29日搜狐文化对袁伟时所做的一次采访，提问者王远哲。 袁伟时 : 中山大学退休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国之道》、《近代中国论衡》、《文化：中国与世界》、《文化与中国转型》、《昨天的中国》等。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NLWnv9RT8ssqUujMBYibiaW83Kd7CuXUIvgH555Ucj57BEJ0ibt6gmjRqwpD64jjwKI0eUEcibicTomQ/0?wx_fmt=jpeg 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 搜狐文化：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您可以介绍一下最近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么? 袁伟时：比如最近秦晖、张耀杰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他们讲新文化运动所针对的对象根本就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所谓国民性，也就是国民的弱点，而没有批判专制。陈独秀把伦理觉悟作为最后要达成的觉悟。如果把伦理问题作为最后觉悟，那就会比《新青年》创刊以前章士钊在《甲寅》提出的观点倒退了一大步。章士钊提出：制度觉悟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把伦理作为最后觉悟，那不是倒退了一大步吗?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望文生义。因为陈独秀讲的所谓的伦理觉悟并不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伦理觉悟主要包括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就是公民意识要觉醒，即作为公民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要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利。公民意识觉醒，同陈寅恪讲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另外一个要点是：公民意识觉醒就要认识国家、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公民要监督政府。这一点完全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显示——公民跟政府之间关系分明，公民应该有自己社会活动的空间，公民应该监督政府。政府跟国家是两回事，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创刊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道理。 搜狐文化：制度觉悟是最后的觉悟么? 袁伟时：制度非常重要。但问题是要改进制度，前提是公民本身要觉悟。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民意识要建立起来。 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宗法专制制度 搜狐文化：为什么现代化转型首先出现在西方? 袁伟时：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先行者，原因在哪里?这与它们的传统有很大关系。比如英国一直有议会传统，最早是贵族议会，经过几百年的慢慢演变才真正成为大众民主议会，是公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贵族议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在13世纪(1215年)大约等于中国的南宋末期，英国就制定了《大宪章》。《大宪章》里面包含了贸易自由，在封建体制下诸侯跟国王的关系，议会有自己的权力，收税要通过议会讨论，不能任命非专业人士担任法官，不能随意剥夺公民或者各个地方的自由权。国王受到封建诸侯的制约，上层分权到下层，再加上教堂的势力制约，英国的社会转型就有很多有利的因素，比方良好的法治传统。 英国开始是立宪君主制，要用宪章去限制国王;慢慢发展到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力慢慢被削弱了;权力逐渐聚集到议会手中，转变为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选民也是由原来的少数贵族，一步步扩大到普通有产者，后来再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到20世纪20年代扩展到女性，这是很漫长的发展过程。 这些规定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根本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只有全国大一统没有地方自治，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儒表法里”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什么? 袁伟时：如果空洞地讲“中国传统文化好不好?”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比较复杂的，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要从具体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比如说伊斯兰文化，不能说它在历史上没有起过好作用，它同样存在优秀的东西。但是它也有负面作用，现在很多伊斯兰国家要社会转型和国家转型，要成为现代化国家，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 袁伟时：中国传统社会确实是儒家为主干，但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很早就被否定了。两个重要的学者论证过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儒表法里”，第一个是陈寅恪，他说中国的传统从秦开始就是儒家的制度化，“车同轨，行同伦”，“行同伦”所讲的伦理是是儒家的伦理，而不是法家的伦理。另外一个是中国法律史、法制史研究的专家瞿同祖，他讲中国的法制是儒家化的过程，到了魏晋时代中国法典彻底被儒化了。 法律是社会制度及其运行规则的记录。中国法律的典籍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是一脉相承的。其中贯串儒家的等级制度，还有儒家的宗法制度。而法家要求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当然君主是超越法律的，但是其他人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尊长、宗亲不能特殊优待。但是中国的法律对所有的尊长都按照儒家的观念有不同待遇。亲疏等级不同，法律都是不同的。皇帝当然超越法律之上，还有皇族、功臣、贵族，如果他们犯法，判罚的时候有很多豁免的条例。法律在一般老百姓宗族里面也是不同的：儿子打老子是滔天大罪;父母、祖父母杀死儿子、孙子一辈，最早是毫无罪责的，以后处罚也是从轻的。按照等级、亲疏、宗法关系来处理跟法家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儒家的东西。这种方式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里面定下来的法典，而且民间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社会制度是彻底儒化的。 现在的国学派，例如蒋庆、秋风，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信口开河，他们对先秦文化的解释、对孔子的解释，说得天花乱坠，这是忽悠外行人的，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蒋庆与贝淡宁(Daniel A. Bell)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所谓贤能政治远远超过西方民主政治，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大笑话。文化是多元的，对于先秦文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面对的传统社会是那些人(蒋庆、秋风为代表的国学派)讲的那么美好。那些人讲的传统是为了他当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不必过分地重视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观点太离谱了，在学术上经不起反驳。 假如对中国的命运、中国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有足够责任心的话，就应该冷静下来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同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比如文学、艺术、史学。另外一方面，中国人现在要足够清醒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 堂堂现代公民，对任何人都不应跪拜 搜狐文化：苏格拉底讲“自省”，孔子也讲“见贤思齐”，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自省精神? 袁伟时：与苏格拉底对比一下，问题就很清楚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者思齐焉,见不贤者而内自省";表面看起来好像有自省精神，但这些讲的都是个人修身，他是讲个人应该吸收他人的长处，注意自己的修养。而从整个文化架构来讲，他不提倡批判精神。其中有一个最高的标准，夷夏之辨。比如孔子讲"吾从周"，"周"是他心目中最高的一个典范。同时等级、宗族都是不能逾越的。所以孔子是居高临下教诲他的学生的，灌输他的一些基本信念，他是不允许被怀疑的。所谓七十二弟子都是孔子的门徒，他们都要灌输、贯彻、宣扬孔子的东西。发展到后来，中国传统社会对经典，即所谓的四书五经是不能怀疑的。如果敢于怀疑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那是要判罪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教化是思想统治那样的工具，就是要用儒学的教化统一老百姓的思想。一直到清代，皇帝都制订教诲老百姓的信条，即所谓《圣谕广训》。现在秋风居然说要用儒家教化中国!现在是21世纪，他还要用他解释的儒家那一套东西来教化13亿中国人!我说他头脑进水啦，这套骗不了几个人，可以骗小孩，带小孩到孔子像面前跪拜。这是奴化中国人!堂堂的现代公民，对任何人不应该跪拜。为什么要骗小孩?把中国人重新拉回奴化境界，向所谓圣人跪拜，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犯罪。 而西方苏格拉底等人，教人怀疑。有人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美德，他说我不知道，有人问他怎么养成美德。他说我连什么是美德都不知道，更加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养成美德。然后他会一步一步引导讨论、怀疑。逐渐养成怀疑、讨论的精神，平等的相互交流精神。学生和老师之间，也应该是相互平等的。 西方从这种怀疑精神发展出什么呢?发展出完整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讨论里面发展出来非常宝贵的理性精神，对老师，对任何的观点、理论，我们都应该讨论，都应该好好考虑它们合不合乎逻辑。很多的现代学科，例如政治学、伦理学，几何学，都是在古希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民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牛虻精神+海洋文明 搜狐文化：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是什么? 袁伟时：古希腊在社会政治方面除了理论上的政治学理论的建树以外，在政治生活方面，雅典拥有自由人的民主生活，奴隶没有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古希腊民主提倡要有牛虻精神，牛虻精神的要义在于国家、政府好像一头大象，它行进得太慢了，所以需要有牛虻来叮它，促使它更好前进，也就是发展起一种公民对政府的批评、监督的精神与制度。至于古希腊的其他制度，例如法治，都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古希腊产生出现代文明的种子不是偶然的，这同地理环境有关系，很多人都研究过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古希腊是所谓“海洋文明”，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它建立殖民地，古希腊的殖民地跟17世纪以后的殖民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希腊时期就是把一部分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新的殖民社会。到了新的社会如何来治理?他们就靠法治，靠民主。后来英国人到了北美，颁布《五月花公约》，也要通过民主法治成立一个公民社会。 搜狐文化：中国有海洋文明么? 袁伟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陆经济。同样有贸易，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宗法专制社会，在这个宗法专制的社会里面，它不希望你怀疑，不希望你批判，不希望你监督。所谓监督不过是对所谓圣君的建议，如果皇帝虚怀纳谏，就接受意见;如果皇帝不高兴，就可能砍掉你的脑袋。所以两种文化传统大不相同，造成两地发展不同。 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为什么从19世纪开始，中国历次转型都历经波折? 袁伟时：中国社会转型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顺利?这与传统有很大关系。 清末最后十年的改革是非常伟大的改革，清末改革提出的三大改革在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废除科举的教育改革，废除中国传统法引进西方的大陆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的法制改革，还有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还有市场经济慢慢发展了，开启了立宪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最后关头各个地方的立宪派代表，要求在1911年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政府的领导核心没有远见，最后功亏一篑。 至于历次转型失败的原因，就要按照具体历史时期进行分析。 19世纪转型为什么会受到阻碍?主要是不愿意学习西方，这跟儒家的天下观念，华夏中心有很大关系，华夏中心就是说中国是文化中心，其他都是蛮夷，这是地道的儒家观念，在19世纪影响非常大，不能够以夷变夏，只能够以夏变夷，一直到甲午战败，这个观念才受到严重的打击。19世纪的有识之士要介绍西方现代文明，他们不能不想办法牵强附会，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容附会中国古代传统，比如把议会说成起源于古代的乡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他用心良苦，那个时候也起到了作用，打开了一个门缝，将现代文明引进来。 20世纪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改革不能当机立断，还有就是极端主义观念影响非常大。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转型呢?两方面原因：一个方面是最大的实力派——北洋实力派组织过一些政党，但是很腐败没有转型为现代的政治力量、现代的政党。另外一个方面以国民党为代表发展出一个很极端的力量。在袁世凯生前，国民党就已经很极端，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国民党希望通过国会剥夺袁世凯的权力拿到手，袁世凯当然不愿意了。后来宋教仁被刺杀以后，整个社会舆论都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应该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国民党不听，要起兵搞二次革命，最后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这个决定简直是发昏，一个政治家连力量对比都不清楚。镇压下去你就应该好好吸取教训，改进自己，适应环境，但后来制订宪法草案，国民党继续坚持袁世凯执掌行政权，结果逼袁世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更严厉镇压国民党。国民党失败以后流亡日本，孙中山又很极端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的一个极权政治组织，比希特勒还早，比1905年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晚一点。但布尔什维克还没有中华革命党那么极端。国民党后来又遭到挫败以后引进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不讲民主，而且发展了许多很极端的东西。国民党动不动就要革命，还利用学生来破坏社会稳定。 至于后来为什么转型那么艰难，这与向苏联学的那套东西有关系。因为苏联不是现代文化的真正代表，它的很多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跟俄罗斯的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要去除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很困难，中国转型的困难就在这里。 搜狐文化：为什么1949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是困难重重? 袁伟时：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面对着一个复杂的问题——所谓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打个比喻，到西天取经实际上有个是取到真经还是歪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它的好多成果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当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黑暗面的批判，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成果。问题是在任何时候要将一个理论转变为实践，就有个中间环节，另外，时代变了，理论要跟着变。后来马克思主义分化了，一个是西欧本土，跟西方的传统结合起来了，跟它的议会的传统，法治的传统，尊重公民自由的传统慢慢结合起来，发展为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条路对当地整个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 搜狐文化：中国社会如何突破传统束缚，达到现代化? 袁伟时：现在首先要打破一条，现代化不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它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类是在文明野蛮的搏斗中不断进化的，这个进化过程里面每个民族、每个文化体系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历史发展到17世纪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汇合，人类文明发展出现代文明，恰恰以西欧、北美为代表，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否定的历史事实，这是事实判断。很多人在所谓“反对西方中心论”上做文章，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所谓西方的现代文化吸收了很多东方文化的精华，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就不要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去看待这些问题，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醒。 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优秀的东西就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个思想成果。假如简单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两大集团的斗争，那就很肤浅了。同盟国代表了一种文化，它反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思想成果是什么呢?从罗斯福、丘吉尔，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宣言》，到1942年的《联合国宣言》，里面提到的核心都是罗斯福提出来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已经毫无意义，那是你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文明的发展。 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要提高 搜狐文化：为什么当前国民性中同时存在着很强的奴性与戾性? 袁伟时：任何一个民族基因都有暴力、野蛮的因素。再加上中国传统中的奴性，儒家教化你服从，教化你做顺民。后来的阶级斗争就产生所谓的戾性。 搜狐文化：如何来解决? 袁伟时：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和法治。真正依法办事，另外政府的决策真正通过民主来达成。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事件?关键就是不民主，没有真正通过民主形式好好讨论，讲清楚事实真相。 搜狐文化：但是实行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袁伟时：困难是不习惯，慢慢习惯了就不困难。我们的司法改革到位了，政府不能干预办案，官员不要干预办案，戾性与奴性慢慢就会化解，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司法改革开始了，但是要真正落实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执法队伍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训练出来的，要将它转变真正一切依法办事是很困难的。 搜狐文化：民主施行起来会出现很多问题，像在中东地区。民主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公民素质才能实现? 袁伟时：公民素质不高只是一个借口，比起17世纪乃至19世纪的英国，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远远超过他们。胡适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讲过一个观点，公民素质就像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训练。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首先要提高。所以现在埋怨老百姓素质不高是没有道理的，关键是官员素质不够，官员素质足够了可以公正地执法，老百姓不会敢于破坏执行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敢不敢改革，要不要提高官员的素质。 搜狐文化：您对改革是乐观吗?有些困难是很难突破的。 袁伟时：从长远来看，我是乐观的。中国也只能走(改革)这条路。千万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历史上因为极端，动不动就搞革命，带来的代价太大了。

苏格拉底与商鞅 傅道彬 公元前四世纪两位东西方思想家的死，沉重而耐人寻味。一位是希腊的苏格拉底，一位是中国的商鞅。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399年，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相隔60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格拉底是典范的雅典公民，他从根本上维护民主政权的利益。而他却被民主政权通过公民大会表决处死;商鞅是秦国最得力的臣民，他建立了秦国集权的威严，但他却死于自己的法律。以至于后来逃亡的路上，没人敢收留这位变法的重臣，因为依照他创立的法律，收留来路不明的客人是要坐牢的。　　 说苏格拉底维系民主恐怕会招来非议，因为苏格拉底对当时的雅典民主政权屡屡出言不逊，而试图建立更有力量更具权威的贵族政治。生活在专制的社会里的人们对民主社会寄予过高的期望，其实民主社会绝非完美。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就意味着它不是最好的制度。既然不是最好的，就允许有人异议就允许改善改良，使之臻于完善。从根本上讲，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批判，是要改善民主制度的。　　 他对由“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子的、种田的、做买卖的”各阶层组成的议会常常流露出不屑的神情。在他看来，在诸如制鞋之类的小事上，我们还能考虑到使用受过训练的人来服务;我们生病的时候，还知道找一个训练有素的医生，然而一到了政治上，我们却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管理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整个国家生了病，我们为什么不去寻找最有智慧最优秀的人来医治呢？苏格拉底的话，很容易被理解为轻视民众。其实民主的根本是对人民利益的最终关怀，而不是简单的多数人意见。　　 在民主的低级阶段，最容易把民主理解为多数人的意见，如果我们说爱因斯坦与一个白痴的意见具有同等意义，大概不会有人同意。但在决定多寡的表决里却未必不是如此。因此苏格拉底干脆说：“我认为，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苏格拉底把个别的多数与普遍的知识（真理）已分开来;普遍的真理并不在个别的多数之中，民主不是多数吗？如果民主不是多数，那它不又成了独裁者的天下？如果我们发挥一下苏格拉底的思想，多数应是真理的多数知识的多数，而不是情绪的多数表决的多数。　　 照苏格拉底看来，最容易赢得多数的是演讲家和蛊惑家，为此苏格拉底明确表示反对用语言来取悦多数，多数一旦为演讲家所赢得，议会便由那些鬼鬼祟祟惟利是图专门躺在民主舞台幕后的寡头们操纵了，这样民主便成为蛊惑家们凭私心按动的表决机器了。　　 雅典民主时代这样的事实已经发生了。当时著名的教师是诡辩者（智者），他们专门讲授讲演和雄辩术。少数掌握了雄辩技术的人在公众集会上发表长篇大论，煽动群众实际上也操纵了政治。政治一旦成为修辞，便没有了理智。发生在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显示了雅典民主政权的衰落。甚至于公元前411年那一次四百人的寡头执政也是雅典公民大会同意了的，就连民主制也几乎让民主的滥用给毁掉了。　　 这样苏格拉底们不得不寻求一条知识民主的路线。知识民主不是简单的表决多数，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性选择。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广大的知识公民，这是符合苏格拉底的一贯精神的。“知识”问题是苏格拉底哲学的核心问题。苏格拉底的问题可以概括为X是什么，他不断发问“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是勇敢，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知识等等。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精神，因为独裁与专制是最害怕发问的。苏格拉底精神洋溢着对知识的热爱，按照柏拉图《费得罗》记，苏格拉底曾对费得罗说：“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用于神，但‘爱智’这类词倒适合于人。”爱智是他赋予人的品性，也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养。　　 在知识面前苏格拉底是虔敬的。“认识自己”是苏格拉底从德尔菲神庙上获得的重要格言。认识自己探求知识本身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说，“我除了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外，还能知道什么呢？”这同专制政治里目空一切的自信是多么的不同。所有的独裁者无不相信自己垄断了真理。　　 苏格拉底与商鞅的时代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它创造了人类赖以生活的文化基础。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苏格拉底以知识去寻找和实践公民政治时，中国的思想家寻求的是臣民政治。法家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臣民政治，这一点商鞅更有代表意义。　　 公民是需要知识的，而臣民只需要蒙昧。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法家的理论，不是因为其倡导严明的法律，而因为他们对知识的蔑视。我们现在所见的《商君书》，无论是商鞅自作，还是后人拾掇他的言谈，但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主张却是公认的。商鞅的经济思想不无进步意义，但其中更多的是愚民、弱民、尊君的专制思想。　　 商鞅变法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垦草令，而垦草令实行的前提是愚民。所谓：“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劝农垦草的思想是积极的，而积极的变法思想，是以愚民为基础的。在他的目光里不是有知识的公民，而是不贵学习没有交际，只知在田野劳作的农奴。商鞅毫不掩饰其愚民弱民的理想。他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讲起这样的道理来，毫不遮掩，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商鞅鼓吹民勇，但这民勇是失去民智的民勇。在他的理想国里，民便是有一双呆滞的目光，只知耕种只知作战的民了。其实封建统治者最高兴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臣民。要造就这样的臣民，即先弱民愚民，就要先剥夺其求知的欲望。用商鞅式的推断就是“民不贵学问，则勉农不偷”。商鞅式的话语是垄断式话语，它潜藏于中国官僚政治的肌肤里，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中国文学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推崇一种“无知的道德”。越没文化，就越质朴越高尚。而文化人常又是自私的琐屑的代表。一些自命先进文学的代表者们常常充当了愚民政策的打手。其实没有知识的道德是靠不住的。　　 民主是一种公民的人格，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显现。苏格拉底面对死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典范的雅典公民性格，那是公元前399年的一个黄昏，这位年届古稀的临近死亡的老人，放弃了各种可以逃生的机会，从容而平静地选择了死亡。从浴室里走出的苏格拉底催促狱卒尽快送他上路。他安慰了悲伤的朋友甚至包括狱卒，然后从容地将毒酒一饮而尽。他对陷于悲痛的朋友说：“告诉人们掩埋的只是我的尸体。”苏格拉底要以自己的牺牲，唤起雅典公民的自身的觉醒，他是以雅典公民的身份与雅典公民来斗争的，在苏格拉底身上表现着一个知识公民的风采。比起一般公民来，他选择更多的是正义、真理等精神的东西，是一个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力。他自比是叮着雅典的“牛虻”：“我是神特意赐给本邦的一只牛虻，雅典像一匹硕大的骏马，日趋懒惫，需要刺激。神让我来这里来履行牛虻的职责，整天到处叮着你们，激励、劝说、批评每一个人……”而雅典这匹硕大的骏马，却给他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把他碾死了。但苏格拉底开拓西方哲学的知识路线却坚持下来，这正像他自信的一样，人们只埋藏了他的尸体而不埋藏他的精神。　　 与苏格拉底相比，商鞅显然太不关心知识了，他更注重的是策略是计谋。他不仅轻视臣民的知识，连自己的变法也只能算一种计谋，而不是知识基础上的正义和真理。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初见秦孝公先游说以帝道，继之以王道，但秦孝公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只好选择了霸道。这也就是说变法并不源于他的信仰，而仅是一种生存策略。中国传统士大夫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封建君主而言，最多也不过是献计献策的谋士而已。但是陪伴着一个专制的君王，仅靠生存的聪明是不够的。秦孝公死后，商鞅便以谋反的罪名而被追捕，以至于他死后，秦惠王还把他五马分尸。　　 民主与专制以不同的方式杀死了两位思想家，这多少让热切向往民主的人有些失望。苏格拉底的悲剧意味着现代民主只能是知识的民主，理性的民主，它不仅仅是多数人意见的投票权，否则民主有时也会失去理智也会犯错误的。但这并不说明民主和专制的意义是相同的，民主有时也犯错误，但它可以改正错误，而一旦发生了专制，错误便不可更改。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它是最不坏的，所以它可行。而独裁者往往能勾画最诱人的所谓理想蓝图，暴君常常借助漂亮的口号来推行专制。这似乎给人们提个醒，诸种比较，还是选择最不坏的。　　 在民主化的进程里我们应多一些公民少一些臣民。

创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 文：丛日云 西方通识教育、公民教育的做法和相关理论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是在他们的引领下尝试搞通识教育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情况的确很特殊，特殊在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它的问题在别处是没有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学生在上大学前受到的是什么教育，媒体给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思考，我们的通识教育应该教什么? 　　我在从事通识教育工作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通识教育不光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最关键是我们教什么?所谓“通识”仅仅是知识问题吗?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在通识教育中，我们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创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那么，这个“灵魂”是什么?我以为，这可能是今天讨论通识教育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个概念，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对其望文生义都会误导人们。通识教育中的“识”，很容易被理解为知识。在国外，确实有人把通识教育理解为通才教育，或者全才教育。也就是说，不是专识性、单科性、专业性教育，要让学生了解人类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国内很多人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通识教育的。这个理解当然是对的，但它是一种片面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几十年来人才教育的思路。为什么要搞通识教育?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别像北航这样的学校，包括学院路上这一批专科性的学院所进行的专科性教育，不利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我们只有进行通识教育才能培养出大师、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这样的思路只讲知识不讲价值，以人才的培养取代人的培养，是一种严重的误导。通识教育是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文明教养的人和负责任的公民，所以它承担着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使命。也就是说，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这是通识教育的灵魂。所以，我把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视为现代文明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 　　教育的使命是使新一代完成社会化过程，成为文明的传承者。这是人类教育所承担的一般性功能，而通识教育只是以特殊的方式实现这一使命而已。为承担起这一使命，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和准备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现代文明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社会的发展趋向是什么?由此来确定我们需要向学生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主导着教育，它所传输的价值观是与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精神气质相契合的，它也是成功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要培养现代文明人和现代公民，需要向他们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那么，出于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需要，无论是儒家的传统遗产，还是几十年来毛时代的革命遗产，在整体上与建设现代文明和培育公民文化的需要是不适应的，甚至有些内容与这些需要是相悖离的。 　　刚才秋风教授谈到了“中国文明”的复兴，我习惯于称“中华文明”。按我的理解，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的复兴，而是中华文明成功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基础是人的现代化，不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掌握的技能现代化，还要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的现代化。儒家教育传统说到底是一种臣民教育，教人做一个好臣民。在私德培养的领域，儒家文明仍有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教人做一个好人方面，它仍有其价值。好人的标准，古代与现代有相通之处，中国与外国也有相通之处。儒家有二千年社会教化的经验，在社会普遍痞子化的时代，提倡培养君子有积极意义;在官吏普遍腐败的时代，培养像海瑞这样的清官也有其价值。君子和清官毕竟是高于现实平均水平的境界。但是，在公德领域里，儒家教育的内容是不合时代精神的。儒家的君子、曾国藩、海瑞，都是臣民，孔子本人就是臣民。我曾经在微博上调侃说：孔子就是教人做孙子，于是被掌权者封为老子。我们通识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精神的现代公民。你去读二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都能从中受到公民教育，他们的书都可以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的材料。但儒家经典不行，它只适合于培养臣民。即使在私德领域，儒家传统中大量的，或者说大部分内容，是过时的，是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它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其大部分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是需要被抛弃、被批判的。 　　至于说从马列到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就更不适应了。在马列主义和中国式马列的理论体系里，其逻辑起点是阶级社会，从阶级社会过渡到短暂的、作为一种临时状态的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要实现无阶级的、无国家的社会。在这样一个逻辑体系里，没有公民社会的位置，没有如何限制和监督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设计。它教人如何做一个革命者，革命成功后，国家都消失了，也无所谓公民了。因此，它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能够用来进行现代的公民教育。如何做一个公民?如何处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公民和其他公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体系里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他的阶级学说、革命和专政思想对现代的公民教育只能起到破坏性的作用。 　　对中国社会而言，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是传播的结果，并不是内生于我们传统的文明。 　　由于全球化进程，人类知识体系和文化发生汇流，当代人是这种文化与知识汇流的产物，大家都是文化的混血儿。但这种汇流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和知识体系在当代社会占有明显的强势，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这是历史发展形成的事实。 　　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虽然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但它植根于人性的要求，以现代生活为支撑。只要人们选择了现代生活，就只能接受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在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的环境里，现代文明得到传播的强大的基础就是人和社会的现代化，这个进程不可逆转。其实，在我们当代的中国人中，进步和发展已经成了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如果有人拒绝进步和发展，就是要过二百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我表示对你的敬意。美国也有一种人，叫阿米希人，他们拒绝现代的技术发明，拒绝现代生活。汽车不要，电也不要，机器织的布也不穿，化纤更不用说了。他们就过着中世纪的传统生活。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整体上拒绝现代文明，当然也拒绝现代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中国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已经远离了传统社会，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已经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其成长不可逆转，甚至维护传统价值的人也只能用现代文明的价值去解释传统和发明传统。你不能在社会已基本现代化的情况下，且你也不拒绝这种现代化的情况下，去恢复传统的教育，向下一代传播传统观念而不是现代文明的观念。 　　有人把官方的改革称“打左灯朝右转”，这种拧巴的做法带来了改革的很大问题。在理论上，打左灯是合法的，而向右转是悄悄地、偃旗息鼓地进行的，这种作法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但今天有人发觉不对劲了，指着你的旗帜说，你走错了，要你顺着你打的灯转，而那也是你一直声称的方向，你怎么办?你再向右转，就没有理论上的合法性了。在我看来，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做的，是“挂前进挡眼睛却朝后看”，他们承认要搞民主法治宪政，但回头从传统社会中寻找资源，让孔子给我们当向导。也有的人，虽然声称要前进，但却挂着倒挡。这种教育与现实需要、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相悖离的作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会模糊我们真正的方向，会误导我们走入岐途。中华文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了，也就是说，现代文明已经内在于中华文明中。这种现代性的基本内容，甚至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会拒绝。所以，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中华文明内生性的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靠权力支撑，形成对学生和公众的单方面灌输，其内容与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是背离的，所以，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要了解我们所面对的学生，需要了解我们的中学教育。当今的中学教育之恶劣，怎么说都不过分。它不但通过极端的应试教育，摧残了学生的求知欲，使他们仅存功利之心，失去了对真理的热爱，同时，还出于政治需要，向他们灌输了大量的偏见，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违背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思想观念。这是当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面对的特殊问题。这是西方国家和其他民主国家不存在的问题，却是在中国特定环境下谈通识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能面对这个问题，还在大谈基于国家主义思路的通才教育，或照搬国外的博雅教育，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德行培养，甚至希望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培养“君子”，都有文不对题之嫌。在前几年一次全国性的通识教育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名牌大学介绍经验，说他们的通识教育讲中华文明的十大精神，其中包括延安整风精神、雷锋精神，这其实是把他们教的马列共同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冒充为通识教育。 　　在当代中国，通识教育最紧迫的任务是对治由现行教育造成的不健康的国民心理与人格缺陷。我认为，传播现代文明价值更多的是“除障、解蔽、矫正”的工作。“除障”是个佛教名词，要破除“所知障”。我们已知的东西，是获取真知的障碍;“解蔽”是荀子使用过的概念，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知，被一些偏见所遮蔽;“矫正”是心理学的概念，偏见和反文明的价值观造成不健康的心理，塑成有缺陷的人格，需要予以矫正。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产生于现代生活，也植根于人的本性，但我们的教育却压抑和腐蚀了人的本性，扭曲了现代生活的要求，并制造出一些虚假的需求，蒙蔽了人的眼睛，窒息了人的思考，戕害了人的心灵。这是我们通识教育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 　　除障、解蔽、矫正的基础工作，是帮助学生形成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认同。我们要做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传播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观念，解构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或整体主义观念的影响。 　　第二、弘扬和平与仁爱的价值，将暴力教育和仇恨教育转向和平与仁爱的教育，人类之爱的教育。 　　第三、努力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适应社会的个体化与全球化两大趋势，突破狭隘的民族认同的缺陷，在社区和族群认同、国家或民族认同、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全球认同之间，确立适当的平衡。培养世界公民意识。 　　第四、由于“价值植根于事实”(《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所以，通识教育必须还原真实的历史，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得到真实的教训。同时，使学生了解人类文明的遗产，认同人类文明的主流传统。也要使学生了解客观的现实，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培养他们对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 　　现代文明价值的传播不是强制灌输，更不靠愚民教育。我们相信，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传播依靠自由的方式。它依靠其自身的优越性就能够在自由竞争中获胜，就能够传播。通识教育通过打开信息自由流通的渠道，使学生获得多元的和平衡的信息，通过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学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在自由讨论和交流中，在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的比较中，具备对价值的选择能力。学生可以研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但是，要把这些经典当做“典”来读，而不是当做“经”来读。各种信仰群体都有自己的“经”，没有人有权利将自己所信奉的“经”强加给别人。教师不是布道者，他的任务是创造批判性学习的环境，培养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引导学生学会鉴别和了解事实，让学生在广泛的阅读和自由思考中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教师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要尊重学生的选择，要把学生当做成年人，而不是没有断乳的孩童。 　　但是，通识教育也不是放任状态，“与价值无涉”，不是像西方文化多元主义者所主张那样，好像各种价值、各种主义、各种文化都是彼此彼此，都是一笔糊涂帐。没有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分，不是这样的，教师需要坚守现代文明的基本底线，所谓多元主义只是在此基础之上才是合理的。

现代社会中，洗脑还有作用吗？文：陈嘉映 洗脑：强制灌输+虚假+为洗脑者获取利益 说到洗脑，我估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联想到像《一九八四》这类小说，这也是洗脑这个概念流行起来的一个源头。我估计大家都读过《一九八四》，没读过至少也听说过它所讲的大概内容。那是一本小说，不过由于我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部小说离我们的现实也不是特别远，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有一个所谓“四人帮”，他们利用宣传机器，日夜不停地给我们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仅仅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为了能够洗脑成功，还必须要同时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许其他意见声音。 如果有人讲了其他意见怎么办？就要动用国家专政机器把这些讲的人抓起来，或者就干脆杀掉。1966年有一个叫做遇罗克的人，他写了一篇《出身论》，讲的是不能够因为家庭出身来确定阶级立场，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看法，但是当时它就犯忌讳了，因为它多少发出了一点点独立的声音，他就被抓起来最后被枪毙了。我提到这个是想说遇罗克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们一讲到洗脑可能就会想到1984，想到文化大革命，想到遇罗克，诸如此类。 我们现在把四人帮那一套宣传叫做洗脑，但在当时不是那么叫的，当时叫做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会想教育是教育，洗脑是洗脑，怎么能把洗脑当做教育，或者把教育当做洗脑，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大家都会同意教育不是洗脑，洗脑也不是教育。 大致上讲到洗脑，会说它是在强制灌输某种或某套虚假观念。全面来讲，洗脑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强制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这个定义里面有三个关健词，一个就是强制灌输，一个就是虚假，最后一个就是为了去洗脑者本人的利益，这三个因素贯穿在一起构成洗脑。 虚假好像是洗脑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如果灌输的是正确的东西，即使稍微强制点，最后成功洗了脑，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我们和教育对照着谈，我们知道教育是教给你正确的东西，这是洗脑和教育的第一层区别。 强制灌输是第二个关键，传销属于一种洗脑，建立传销的团队要给你灌输传销多么得好，然后会把你禁闭起来，把手机没收不让你自由通话。洗脑牵涉到一些强制的因素，在强制方面，洗脑看起来也和教育不同，教育是师生之间的自由交流。 第三个因素“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以传销为例子，传销的人要给你灌输一套传销的观念，那为了谁好呢？很明显是为他本人，只要他能发展20个人，那他就赚了一笔，至于你有没有赚到，那不是他关心的事。但教育就不是这样，我们教育自家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学生，当然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学生好，这样大致就能够把洗脑跟教育区分开来。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可以作为区分洗脑和教育的一个起点，之所以作为一个起点，一方面它们的确说出了一些什么，另外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些疑点，都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 我们从强制灌输说起，洗脑是一种强制的灌输，教育是自愿自主的。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第一眼看上去一方面教育洗脑似乎第一步都是强制，另外一方面教育中似乎总包含着一些强制的因素。 刚才讲到传销，虽然进入传销组织之后，他可能会对你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像拉壮丁一样把你拉进去，还是你自动去。比如IS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它有一整套的松溪灌输给它的一些子民，把他们称为战士。欧洲中产阶级的子弟，几千人跑去参加IS组织，没有人进行强迫，他们自愿就跑过去了。再比如说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当时是挺重大的事件，到最后我们也没听说过圣殿教教派之内有什么强制性的措施。而教育却明显牵扯到很多强制因素，很多家长让孩子弹钢琴，很少有孩子是自己高兴去弹钢琴的，大部分都是家长哄着逼着去做。 你让孩子背唐诗宋词他不爱背，他不喜欢，以前都体罚现在不让体罚了，不让体罚你还是要有强制措施，可能到了大学稍微好一点，那种强制少一点，但是比如说上课要签名，不来上课就会扣学分，考试不及格吓唬你，广而言之这些都是强制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洗脑就是有强制，教育就是没有强制。 讲到虚假，我们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就是一套虚假观念。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套2000多年的洗脑，使得成千成亿的人去信奉它。如果我们不承认基督教是洗脑的，那我想问为什么圣殿教集体自杀就是洗脑的结果，这些伊斯兰的圣战战士，自杀式恐怖主义分子，为什么他们就是被洗脑呢？为什么信基督教的人不是？ 第三个方面”为谁的利益”，有一种教育确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去考量，不是为我们教育者本身的利益。现在麻烦的是有这样一种教育，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舍己救人的教育，教他舍己救人是为了他好吗？如果舍己救人受了伤，甚至生命都没有了，它的好处在哪儿呢？ 被洗脑者的不自知 再回到这三个方面，我还要谈到洗脑和教育另外一个区别，因为我没有看到别人谈到，所以我把它单列出来，它跟我讲的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区别就在于一般来说，受教育者知道自己在受教育，他也承认自己在受教育，但是一个被洗脑的人并不知道他被洗脑，他也不承认他是被洗脑。换句话说是我说他被洗脑，这并不是他自己说的，等到他认识到他在被洗脑，那么他差不多就已经从被洗脑的状态中跳出来了，就有点像做梦的人不知道他在做梦，等到他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一般是梦醒了。那么教育跟洗脑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洗脑这个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总是我们加给别人，而不是洗脑者本身得出的说法。 所以当你在说一个人被洗脑了，那么他有一种很自然的反映，会反驳你才被洗脑了。比如前段时间，有人指责自由主义者，说你们是被自由主义学说洗脑了。一般自由主义比较反对专制，比较反对强制灌输，比较强调自由教育的，可是等他批评别人没有自由教育被洗脑的时候，这些被指责的人会对他们进行一顿责骂，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成天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被人家洗脑。这时候我们就很困惑，这两种观念互不相让，你说某一套观念提供一些道理了，但是这个道理本身也很难说它就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争论，甚至可以说大家都被洗脑。稍微极端点讲，其实谁不是在梦里，只不过就是做的梦不一样而已。其实专制主义是被洗脑，自由主义也是被洗脑。我们不承认自己被洗脑，但是我们后来梦醒了之后，有可能会不那么看，那么你就会看到当时我们接受的是一套虚假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吗，这件事是从来没有争论清楚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教育，比如说我们就教给他们这些唐诗宋词，我们就不教给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甚至下流的的诗歌，我们教给他们数学，教给他们这样的定义，而不是那样的定义。至少就部分来讲教育中明显包含着强制性，所以教育和洗脑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楚。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有的人为了显著区别二者而提出一种主张，教育不是老师高高在上把某些真理教给学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互相交流。 我们要承认教育包含着强制，然后我们再去看洗脑的强制性。当然二者有明显不同，教育强制的程度与洗脑有很大区别。有一个成语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听说这个成语的。长大后我总琢磨我觉得不明白这个成语，比如两个人身体都不太好，一个得了灰指甲，一个得了癌症，程度不同但是区别挺大的。强制程度有区别，如果区别够大，就是很大的区别。教育强制的程度随着被教育者的成长，这种强势性就不断缩减，缩减到最后，我们的确是可以设想一种平等自由讨论的方式进行交流。 当我们说强制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当前被强制的范围，我们要看强制以后的发展。你让学生去弹钢琴，他不想弹，你多多少少会去强迫他弹，当然他有可能就会慢慢的爱上弹钢琴，而且几乎不可避免他就必须爱上弹钢琴。可是他长大了回过头来看，他会承认你做的是对的。即使他没有弹下去，那么等他长大了可以进行判断了，他也能够理解家长，为什么当时曾经那样急切的希望他们弹钢琴。 这是一种有道理的强制，但是洗脑的情况不同。我们说四人帮把我们洗脑了，当时四人帮那样做就已经不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到教育与洗脑强制上的区别，不能完全从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来判断，而要从未来发展来判断，那时候我们往往就能更好地看到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洗脑。 我们慢慢的成长起来之后就更容易判断，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我们看到的世界更广大了。换句话说，我们有了更宽的眼界。一开始就是你给我了这一首唐诗我就背，但是当我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可以看很多诗。我就不一定要背老师选择的那首。但是如果进行一个良好的教育，那么孩子就会慢慢明确知道当时老师给我们选的诗应该还都是属于比较好的，或者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阅读的。这又是教育与洗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两者可能都有所强制，但是在强制范围之外就有所不同，教育者并不把全部注意范围都放在强制的范围里。你完成了功课，但很少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家长，在你做完了功课还是什么都不允许做。正好相反，如果一个好老师的话，你把功课做完，那你就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去读别的诗，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在某个程度上他受到了强制，但是由于他始终能够接触到非强制的信息，那么这个强制的部分就不会构成洗脑。 洗脑不允许你接受另外任何东西 洗脑不仅强制要求你接受，而且不允许你接受任何其他东西，后一点是洗脑与教育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教育者比较有自信，我要求你读这首唐诗，但我不怕你去看别的诗。你去看别的诗，最终你还是觉得我选的诗不错。我教给你如何做几何题，，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证，但是你证完之后，还是发现老师的方法好。教育者之所以能够让学生去接触其他信息，是因为教育本身含有这样的自信，而洗脑的人恐怕就缺乏这种自信。 无论在1984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洗脑者使用的一个根本措施，就是尽可能屏蔽掉他所要灌输的东西之外的所有信息。刚才也谈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可能是一种洗脑。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言论自由，它可能是不断在宣传哈耶克，但是反复的宣传哈耶克并不构成洗脑，只有除了哈耶克之外什么都不允许读，那才叫洗脑。考虑到自由主义在我们这里是边缘和软弱的力量，它恐怕很难禁止我们读哈耶克之外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指责自由主义也是在洗脑。 我们刚才讲到，“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也许我根本回答不上来。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人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两者不相上下，但是我仍然要说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接近于教育，那就是他们一边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另外仍然能够允许报纸和书籍发生不同的声音。虽然有一定限制，但是报纸可以对战争进行谴责，还也可以反对战争。而日本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也会有其他信息的出现，但是他们甚至会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和机构进行摧毁、判刑甚至判死刑。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虽然两者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但是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跟洗脑更接近。不在于他们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在于爱国主义教育周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种对信息的屏蔽在一定程度上不太复杂。怎么说不太复杂呢？有一个实验，把一只猴子装在一个封闭的铁屋子里面，然后饿它，把它饿的半懵半死。这时候突然通过一个小机关往黑屋子里送几根香蕉，但是同时这个黑屋子一小扇窗户打开了。那么这个实验的目的想测这只被关在黑屋子里挺长时间同时又饥饿的猴子会干什么，反复的实验最后证明，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跳出那个窗口向外张望。对这种比较高等的生物来讲，哪怕同时面对生存的威胁，获取信息也许是在所有需求中处于第一位的。 获取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也能够找到一定的反例。可惜时间有限我无法细讲，但是我可以提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发生过一个巨大的运动，叫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么思想改造有一个特点，一方面要灌输一套思想给你，另一方面还要把你的眼界屏蔽起来。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不少是留学回来的，哪怕不是留学回来的，一般也都见多识广。也就是说他们脑子里有别的信息，但是他们怎么也会多多少少被成功改造了呢？我觉得这是思想起源问题。这个思想改造当时的确是不叫洗脑，叫洗澡。在这样思想改造背后是实实在在地搞手段。你被改造好了，或者你做出被改造好的样子，你可能就进入某个民主党派当主席、副主席，你可能就受到国务院联欢会的邀请信，你可能就当了系主任，当了教授。你改造的不好，可能职称上吃点亏，然后国务院也不会邀请你，诸如此类的，当然这还是最温和的结果。洗脑背后有着非常鲜明的东西来赤裸裸地报复你，如果你改造不好，你还抗拒改造，那么等待你的就是监狱，如果还不够，那就是死刑。 没有暴力，任何洗脑手段不会奏效 最后都是要落实到这一点上——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报复，所有洗脑的手段都不会奏效。当然我并没有说思想改造就是一场暴力活动，如果是暴力活动就没什么可研究的。思想改造非常值得研究就在于，一方面或隐或显它背后始终有暴力，但是前台上演的很少有暴力，前台有好多不同的样式，我们阅读回忆录知道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是抱着真诚的愿望参与运动，并且多多少少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种改造。 洗脑的复杂性在这里突出地显现出来。真诚和虚假，主动和被动并不是那么一分为二的。在这些微妙的场合，它们几乎永远纠缠在一起。有时候我会被威胁着去做一件事情。我讨厌你这么强迫我，可是如果条件适当的话，我也许会想办法让自己觉得：我不是被强迫的，是我自己愿意的。这帮人背后是有一套心理机制，这个机制牵扯到尊严的问题。无论如何主动去做的事比较有尊严，被胁迫是丧失尊严的。既然已经被胁迫了，如果你们让我做出我主动的样子，那么其实还是多少保留了一点尊严。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理解洗脑的机制，无论出场不出场，暴力扮演了最“压仓式”的作用。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暴力一旦消失，哪怕减轻，那么洗脑所得到的成果很快就会断掉，乃至就会烟消云散。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叫刀尔登的出了一本书《亦摇亦点头》，写他的读书经验。他说他小时候受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用今天的话就是说被洗脑长大的。他说到了七十年代末之后，读了一点其他的书，知道了一点其他的事，没费什么劲他就把那些东西都忘了。还有像斯大林，你从小就知道斯大林多么伟大，所有都是正面的信息。有一本书，吉拉斯《同斯大林的三次谈话》，那边讲了好多国家机器的宣传，这是一本年不见经传的书，我们怎么开始信吉拉斯了，为什么不信我们的机器宣传了那么多年的东西。离开了暴力，洗脑力量不是那么大。我们就把强制和真相连在一起来说，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关于观念的争论，好像甲是一套观念，乙是一套观念，乙说甲是假的，甲说乙是假的，反正真假很混乱，怎么也弄不清楚。观念也明确的起作用，但是观念并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还有现实世界在起作用。观念再重要，它也不如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经验。不同的观念、习气不只是不同，而且有些观念就是跟我们实实在在的经验没有什么联系，空空荡荡的，虚虚假假的，但是有些观念就不是那样，有些观念是实在那样的虚幻不实，你用暴力做后盾，你用开动的这个宣传机器灌输千千万万上亿的人，但是如果跟现实的这种体验和经验相距太远，那你灌输这些东西实在不会有什么持久的生命力。 现在回到第三个因素，“为了谁的好处”。我们区别洗脑和教育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谈到，到底谁赢得了好处。教育是为了被教育者，洗脑是为了洗脑者。如果有一套观点让我们接受，那么就使得灌输给你观点的，教给你这个观点的人得到好处。比如说你交给太太“三从四德”，一家之中，总是有礼有从，当然做主的是男人，女人应该服从，那么服从，你就在家做做饭，带个孩子，别太吭气。我在外头吃喝嫖赌。如果要是我这么来教育我的太太，那你在旁边看，就觉得这不太像教育。因为一旦她接受了你的这种教育，那么倒霉的是她，占便宜的是你。那么在家庭中，在现实生活中都很正常，谁给你讲一套道理，似乎他还是有这道理，但是如果你细想就会发现一旦你接受了这个道理，他就太赚了是吧？我肯定是倒霉透了，这时候呢，你就要多怀疑，在个人关系中是这样，在政治关系中也是这样。要考虑集体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政府也不容易，我们要看发展，讲一大堆道理讲得特别好。但是仔细一想他们过好日子了，我还在吃苦，这种道理不管他到底讲得好不好，打个问号。 关于“对谁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因为没有一种绝对很客观的“好”，所以你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受教育，你能够对某些好的东西有一个特殊的追求和好感。这种好感即使跟我们不同，甚至跟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格格不入，这并不一定说明你是被洗脑的结果。受教育本身最后也不一定都是得到一种普遍认识。当然实际上不存在从教育中得到普遍认识，你总是会获得带有偏见的认识。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发展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明明是受害者，结果他会爱上迫害者。另外一个极端，你不能说为了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极端，你就把教育说成是它会提供一套对所有人有效的普遍价值观。 如果没有完全客观的“好”，那么在教育中教给学生哪一种“好”呢？我觉得是我们当今教育工作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我们传统的社会工作中，我们大致知道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现在有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是反社会的东西，到现在变成不是不能接受的，甚至会变成可敬的。教育里面当然永远包含一部分，教师把他认为好的东西教给学生。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和孩子教育成为一个他能够形成一个独立人格，他能够判断什么是好。当你教给他好东西的时候，也不仅仅为了让他接受你认为好的东西，而是想通过这些东西培养他形成自己的良好判断力。所以教育为了孩子好，这里有一个特殊含义，不像是说天冷了我给孩子加件衣裳是对孩子好，或者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手机，这是对孩子好。但是教育为孩子好，它有一个根本的含义，就是帮助孩子自己生长，让孩子最后能够自己知道什么对他好。那么我们受了教育就不再只是懵懵懂懂地活着，我们就会有对自己的生活有所领会，在千万种可能的生活，我选择过一种生活。而如果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我只能过这种生活。 但是我在知道其他的生活之后选择过一种生活，就会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富有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好处。它富有意义可能因为它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因为我的生活能给别人带来好处。那么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生活有意义是因为你可以把这种生活献给衷爱的事业，或者献给民族国家。那么我们说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呢？如果他最后上杀场为国捐躯，还是为他好吗？这个“对他好”是因为教育让他形成了他的人格，让他形成了他的判断力。 最后我做点总结，在洗脑的机制中暴力起到根本作用，没有暴力支撑虚假可能就会瓦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在没有暴力情况下，我们不要轻易把反对的意见说成是洗脑的结果。当时我在文革的时候，都听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需要解放，可能今天朝鲜人民还是这么想，这些我们可以认为是洗脑的结果。我们把不同的意见说成是洗脑，它至少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个坏处，因为当我们不同意某种想法，它可能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是一种罪行。如果是错误，你就要能够想办法找出它错误在哪儿，如果是罪过，你就应该分析为什么是罪过。但是当你把这些都说成是洗脑的结果，从知性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你放弃了你自己的责任，放弃了追踪一些错误，分析一些罪过的责任，结果我们的知性生活就越来越浅薄，我们不再认真严肃的对待一些问题。那么我就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洗脑和教育的区别，同时我们能够把洗脑限制在更确定的范围之内，把剩下的事情留给错误和罪恶的探讨去解决。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 文：梁晓声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无论我对现实做了何种批判，都不意味着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反而更好。 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如果说从前的我对中国是悲观的话，今天的我对中国是乐观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网络上这种郁闷和愤懑在增长，而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声音也得到了成长。以前我们叫“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这都是进步。这种公民意识迫使各级政府改变从前的思维方式，从不情愿的顺应到习惯性的适应，这两个状态在对冲中不是相互消减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在网络产生之后，我才渐渐乐观起来。准确地说，是从2000年以后。我不用上网，看电视就能知道网络的力量。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会引用网络上的东西，我虽然对很多网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现代社会最可怕的观点是“反正没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从前很不好，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今天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好。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现在的这种回潮似乎越来越强势。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过去难道不比现在更苦吗？对今天不满的话，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过去。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当你对现代的社会有情绪的时候，很可能就跟着别人说从前好了。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不去说，谁去说？那个时代不是理想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那么健忘，我们说别人健忘的时候，说别人不以史为鉴的时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罪孽深重的文革 本不想再写关于文革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很沉重，但有些网友打上门来为文革鸣不平，只好再写几句权作回复。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当红色风暴席卷全国时，中国人灵魂深处也在进行着痛苦的“革命”，这场风暴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崩溃、文化浩劫、社会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种下了今天礼乐崩溃、道德沦丧的祸根。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机器包围中，在强大的专政机器压力下，人们摒弃了良知，丢掉了羞耻心，选择了说假话，变成了人云亦云、跟风逐浪，凡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变成了“人民的敌人”。那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语言是上天赐予人的特殊功能，人们靠它与社会沟通，但我们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有性命之忧；不说话也不行，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落后分子。所以必须昧着良心说假话，假话说一百遍就当真的了，人人都避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做坏事。人人都变成了是非不分、黑白混淆、本末倒置的糊涂虫。 对根本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以为文革的所谓大民主是政治的进步，殊不知，名义上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人以民主的幌子，其实“红卫兵小将们”只能响应伟大领袖及其代言人中央文革的号召去攻击他们指定的政敌，谁要是胆敢写文革成员或毛身边人的大字报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今的年轻人靠一知半解就投入到维护极左理论的行列当中，错不在青年，而是因为当权者正统宣传中为维护领袖的光辉形象仍然不敢正视历史，生怕过去的谎言被戳穿。 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的直接危害就是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两面派，培育出了几代奴才，他们只能以假面孔示人，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那尊“神”。他们一定要匍匐在“神”的面前，尽管那尊“神”的光辉已经褪去，尽管他的谎言正在被戳穿，尽管他坏事做绝却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拜。习惯了半主半奴身份的人们对自由、独立、民主、法制还很不习惯。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极其成功地让社会成员在心目中将国民党与腐败、反动、不抗日、屠杀人民、祸害国家等等罪恶滔天划上了等号；成功地将旧时代与贫穷、落后、饥饿建立起了逻辑关系；成功地将民主政治与腐朽没落、金圆政治挂上了钩；成功地将领袖塑造成了“神”。所以那个刚直的陈毅在文革中就曾预言文革的毒害至少还会影响两三代人。 当今权贵们对文革半遮半掩，源于他们不能缺少精神支柱。一旦文革被彻底清算，当文革发动者彻底被扫下神坛，他们那没有自由思想缺少独立精神的红色封建卫道士的灵魂将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用伪道德观衡量和约束别人的本来面目将会被识破，如今全社会礼乐崩塌，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非他们莫属。当天赋人性的价值观被人民开启，必将极大地威胁到他们的独裁政权和经济利益。那是万万使不得的。文革的遗毒在被人为地延伸。 所以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仍如惊弓之鸟般地对政治忌讳莫深，仍把真话藏在心中，不敢当面指认裸奔的皇帝没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为过。 注：本文节选自梁晓声著《中国生存启示录》

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牛B感 文：许锡良 人来到这个世界纯粹是一种偶然，但是，一经降临人世，这个生命自然就要寻找一种存在感。从紧攥着两个小拳头出生，到咂吧着小嘴巴寻找母乳的本能，再生长发育到小胳膊往里拐，需要拥抱，需要自己的玩具，双手往自己嘴巴里送食物等等，都是要实现自己的这个存在感。 对于儿童来说，也许一小块糖，一个精巧的玩具，一个小故事，就能够满足他的需要，让他们获得快乐，获得满足感与成功感，然而，随着人的成长，人的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慢慢地由自然人生长成为社会人。这个时候，就不是一点点自然生理上的需求可以满足得了了。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满足之后，自然会往更高的方面追求，这就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说。 人在物质层次上的需要，可以说不论什么文化背景的人，都是大同小异，关键在于精神层次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我们有时可以简化成为一种说法，叫“牛B感”。用马斯洛的说法叫“自尊与自我实现的需要”。 中国人的牛B感，金庸武侠小说《葵花宝典》里有一句打油诗最能够充分体现出来：“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武林至尊，无敌天下，待到一统江山的时候，其实接下来就是打江山，坐江山，富可敌国，贵为天子了。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人生在世中最为有牛B感的时候了。中国儒家文化，动辄喜欢说：“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起步怎样，其实说白了就是要通过一套修身的办法，先是把自己弄得文武双全，文治武功，软硬兼施，掠夺天下的能量十分了得，这个过程叫“内圣”的功夫，等到一个人修成正果的时候，他就要出山寻找“外王”的治功了。因此，金庸小说里的“降龙十八掌”，就是这样，一个人躲藏在深山老林里修炼出来的。修炼的代价其实也是很高的，像东方不败那样“欲炼神功，必先自宫”，“克己复礼”，要想在人前显贵，必先在人后受罪。要想牛B，先得装B。要想牛气，先装孙子。儒家一番做人的修炼功夫，说白了，其实就是如此。 在儒家圣人文化里，一个人一旦成王成圣，他就开始统治并教育着芸芸众生，如果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做帝王师的牛B感是一直是儒家圣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在他们眼里，老百姓什么也不会，必须用圣人来教导。如果没有圣人降临，中国人真不知道自己这条命怎样活下去。用朱熹对孔子的评价的话说，就是“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那是照亮一切的人类灯塔。然而，当你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翻开圣人之言的时候，凭着一个人最质朴的感觉，立即就会觉察出中国的圣人，其实一不讲人性，二不讲逻辑性，三缺乏创造力，四缺乏生命活力，说白了就是一个个装B的祖宗。孔子及其三千弟子，严格遵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信条，结果一生竟然无一像样著作发明创造降临人世。孔子在思想学问上除了没有实质性的创建之外，还做了两件文化破坏的工作，一是将当时流行三千首《诗经》删减为三百首，其删减《诗经》的标准是孔子自己订的，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至于怎样为邪，怎样为不邪，其标准完全深藏于孔子自己内心，并不公示于众。如果被问急了呢？孔子说，就是不违背礼，即“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实说白了，礼就是孔子心目中的那套专制等级特权制度，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人的贵贱，完全按照职业的贵贱来分类。上等人是官，二等人是吏……然后一级臣服一级，连思考的对象，都不得僭越其所在的级别，用孔子的话说，这叫“思不出其位”，否则无法维护官场权力的气焰。用这个标准，所谓公民有议论公事的权利，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另一件就是篡改鲁国的历史，即所谓的作《春秋》，其实就是根据他维护君主权威的需要来篡改鲁国历史事实。即后人所说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两件事，前者是毁灭文化遗产，后者是篡改历史事实，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需要而作。在这里，人分三六九等，在下位者，不可以言上事，在下位者不屑于言下事。什么人只能够说什么话，在什么山也只能够唱什么歌。父亲做什么工作，在父亲死后，作为儿子也只能够从事什么职业——至少三年内不得改变父亲的职业志向，这叫“孝”，否则就是“不肖子孙”了。由此，在中国文化里衍生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再衍生出所谓“官二代”、“富二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中国人的牛B感还远不满足于这些。既然成王败寇，就要把事情做到极致才是。比如，一个人官做得大，权势倾天，能够做到“一言九鼎”，照说已经是十分牛B的了，但是，这样还不够，还要能够“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会在后面议论的，这个时候必须让议论的人闭嘴，变成“腹诽”，行人也只能够道路以目。即使做到这样，也还是不太过瘾，必须主动站出来歌功颂德。即使歌舞升平，颂圣万寿无疆，也还是不够过瘾的，必须取代神的偶像地位才行，成神成仙才行的。 这是把牛B感做到极致的帝王做派。生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成功人士，也是大小帝王的微缩版，比如，中国人常常不会满足于在某一领域里，某一专业范围内的权力与地位，常常喜欢来一个“赢者通吃”。因此，出入三界，即政界、学界、商界统统跨越，才是一个人真正成功的标志。在政界有权势倾天，在学界成为学霸，在商界富可敌国。用自己在政界的权力打击商界的竞争对手，再用自己在学界的地位为自己贴金，这个时候可谓是功德完满，真正实现了儒家成功的代表性人物曾国藩的人生境界“立功、立德、立言”。用“立功”来完成自己在政界的地位，自己的政界地位是靠自己的杀人如麻，护主有功换来的。用“立德”来完成自己在商界的地位，言下之意，就是自己富可敌国的财富是用自己的高尚品德换来的。用“立言”确立自己在学术思想界的至尊地位，从权力到金钱，再到思想文化，通通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个时候，怎是有几个臭铜钱的土豪或者是有点诗文才气的臭文人所可相比的？这个时候的牛B感才达到了至高的境界。说到底，中国人的牛B来源于掠夺的能力与成就。战乱时就用枪杆子掠夺，和平时就用权力掠夺。所掠夺的战利品，无非就是江山、金钱、财宝、美女之类，这些也就是中国人牛B感的筹码。 中国人折腾一生，从来都是在寻找与他人相比的机会，寻找那种特别的牛B感，只要有三个人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分出上中下三等人。至于获得这种牛B感的方法与手段是否符合人性的底线，那是不在考虑之列。因此，杀掉无辜少正卯的孔丘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并且将此事定为王制，成为法典。专门靠欺诈为生的诸葛亮，被中国人千百年来尊为“智圣”，中国人最高智慧的代表。中国人想像出来的最牛B的神物是“龙”，上能够飞天，腾云驾雾，中能够飞沙走石，狂风大作，下能够深龙潜海，稍有不满，即发大水，喷火焰，荼毒生灵，无恶不作，却因为最能够显示中国人的“牛B感”而被中国人尊为文化图腾标志，并且自称为“龙的传人”，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想传传龙的那种“牛B感”，在这里“牛B感”并不是造福人类的能力特别巨大，恰恰相反，是践踏人类、生灵涂炭的威力特别巨大。乃至在这种龙的文化里，中国人骨髓里都充满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基因。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存的法则，他们的自信，他们的尊严，都笼罩在神之下，即使有所谓的牛B感，也是因为文明、人性与创造的智慧，因造福人类而获得的。 如果把人降临为神之下位的产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叫“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你再牛，也是神的下位产物，人无论多么牛B，仍然不能够超越神，无论我多么聪明智能，也仍然是“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你艰难曲折的思考过程，早就在神那里掌握着，你思考的错误答案与正确答案，也早就在神的预料之中。无论你的社会地位多么高，无论你多么有权，多么有钱，也无法超越神的力量。因此，一个人权势倾天，富可敌国，也仍然要在神面前保持必要的敬畏，在造物主的杰作，大自然与人的生命面前，也仍然要保持必须的谦卑。因此，在有神的社会里，人的牛B程度是有限的。根据这一逻辑起点，还可以推理出人的牛B感，也是在法律范围内的牛B感，在法治社会，即使是国王的尊严，也是在法律之下的尊严，没有超越法律的尊严。人的普世价值与自然法则，仍然是任何牛B感的人的底线，不可以有丝毫的僭越。 现在社会的牛B感，越来越分散，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具体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也越来越分散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专业领域。平等加个性化的社会，越来越要求每个人都要学会各美其美，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去做最好的自己，以实现造物主在创造自己这个生命体的时候所赋予的最美妙的那些个性品质。 承认人的局限性，就要把取得的公共权力放置于选民的监督之下，分权制衡。即使在政界，也不可以无所畏惧的牛B下去。商界是市场的舞台，法律之规范之下的自由、平等、等价的交易规则是获得利益的唯一方法与途径。学界是专门留给专家、学者的舞台，这个社会需要专门的人员，专门的头脑，有专门的时间来探究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种种奥秘，不是那种天赋的人，没有那个兴趣与时间精力保障的人，自然要远离这个舞台。一个良性的健康的社会，政界、商界、学界，三界的界限是清清楚楚的，即使你再牛B，在自然人层面上也跳不出神的范围，在社会人层面上也跳不出法律的范围，在职业人层面上也跳不出学术思想的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特定的范围内牛B起来，然而，无论怎样牛B，也只是那个范围内的牛B，丝毫不可僭越。出入三界，是对人类社会规则的无情践踏，把人类社会的边界搞得混乱不堪。这样的社会，不乱象丛生才怪呢。 人活着，需要不断地证明那种存在感与价值感，这是不错的。但是不是通过互相伤害，而是通过互助协作，互惠互利而取得。一个健康正态的社会，越是服务他人，越是通过创造财富，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样的人越是牛B，而他自己反而越是低调。相反，一个互害的社会，都是通过造恶，通过制造恐惧氛围，令人心生恐惧感而产生优越感与牛B感，这是最要不得的。

沉默和失忆的国民是怎样教育成的 文：徐贲 徐贲 20世纪70年代，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斯大林干杯”。 　　 “为什么要为斯大林干杯?” 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 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年龄差不多，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两百人吧。”一位小伙子说。 　　 “也许两千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一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吗?” 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 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1963年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阴暗历史事实的文章。可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斯大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遗忘：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书?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密尔(J. S.Mill)曾说过：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是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记住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强权迫使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事件和时刻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使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机会。这样的自我反省能使记忆成为一种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一种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的反抗。集体失忆总是与权力制造和强加“正统记忆”同时发生。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是用来加强集体失忆，代替集体记忆的伪记忆。 　　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斯大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斯大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共产党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斯大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它是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的。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斯大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然沉默”的集体沉沦。 　　 里里外外的“一致”营造沉默的假面 　　绝大多数人一下子都“被沉默”，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权力能够对所有人拥有绝对掌控力的国家社会之中，拥有这种绝对掌控力的政权就是极权。哈维尔在指出“极权是对每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控制和影响”的时候，特别强调极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种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极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维护统治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 　　极权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世俗宗教观念体系，它可以借用外来资源，包括与它敌对的意识形态(如“市场经济”、“资本运作”)，显得好像是十分具有自我纠正能力。但是，任何外来资源都必须为极权统治目的服务，因此也一定会被这个统治目的所同化，并转变为它自身的有机部分。因此，哈维尔指出，对极权要么是全部接受，要么是全部摒弃，“不可能部分采用”，即便是“部分接受极权，也会彻底地影响人的生命”，这包括因接受极权所制造的“正统记忆”，而丧失对真实历史的记忆。 　　极权统治并不能把正统记忆一一放进每个人的脑袋，也不可能把真实事件的经验记忆一一从每个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它是用“组织化”的手段来对所有人一起进行大规模统一处理的，这种处理的规模和强度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才有实施的可能。被处理的人开始也许是被动的，但不久就变得能够并且愿意积极配合。对于这样一个过程，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通过比较纳粹和东德这两种不同的极权统治来作了揭示。纳粹和东德都是通过极权国家的组织力量，营造全体人民“一致”的景象，并通过形成天罗地网式的“组织”环境，来强迫和维持绝大多数民众的沉默，其他极权国家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摆出一种思想统一、团结一致的阵势，但只有极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非得做到这一点不可，因为极权统治自称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对绝对的真理当然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但是，极权统治的最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纳粹高层的争斗一直就很激烈，所以希特勒不止一次地亲自下达命令：内部争论一定不能外泄。 　　纳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党内指示中提醒党的领导们：“元首反复强调，党领导之间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对外保密。”希特勒的“反复强调”说明内斗在不断发生，正因如此，对外保密才格外要紧。一个自称代表绝对真理的党当然不能让群众看到，党的高层其实并未被这个绝对真理所统一。但是，再极权的党国也不可能单靠那些只忠诚而不能干的人来运转，它必须起用一些“能干”的人。然而，他们虽然忠诚，但却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党内高层领导中，那些最能干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党的弱点的。但是，这些人却又总是在加倍小心地与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运。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党内争论，他只能命令争论不外泄。与纳粹相比，苏联式极权专制的高层内斗更隐秘，对“全体一致”的外观门面维护得更严实。1980年，契尔年科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去年(1979年)中央全会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召开的。”佩尔则(ArvīdsPel　e)补充道：“决议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说中央秘书处51次会议召开，通过1327项规定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说：“就像政治局会议一样，秘书处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一致通过”也是东德政治局开会的常态，至少是对外的一致口径，1989年10月政治局罢免总书记昂纳克，昂纳克自己投的也是赞成票。 　　 “一致通过”和“完全一致”贯彻在党的宣传语言套话中，在这种套话中，不仅党中央完全一致，全体党员完全一致，而且连“党领导下的人民”也是全体一致的。但是，极权宣传越是不遗余力，越是显示“全体一致”并不是像说的那么完美。 　　对党员，党有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可以确保“完全一致”，但党对普通民众就远不能那么放心。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党组织的成员和追随者作了区分，追随者是那些有别于一般群众的“觉悟群众”。党员或党徒是忠于党的事业，为之斗争甚至愿意为之牺牲的人。追随者是投纳粹党的票的群众，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是在所有紧要关头都靠得住的，更不用说还有那些不投纳粹票或者甚至根本反对纳粹的。 　　在1934年的纽伦堡集会上，希特勒说，他展望有一天，每一个德国人都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即使到那个时候，也还是只有最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才能成为党员。1933年3月戈培尔对无线电台从业者发表讲话，提出了把德国人百分之百争取到纳粹这一边的目标：“无线电台必须帮助我们巩固和捍卫这一目标。无线电台必须让我们时代的精神充溢在人民心中，让他们再也离不开这个精神。”极权展现和证明人民对它“全体一致”的拥护，不光要用宣传所说的，还要用公共活动所做的。人民全体一致拥护纳粹，最重要的公共活动表演之一便是“选举”。 　　纳粹在1932年7月取得政权前的国民议会(Reichstag)选举中获得了37%的选票，在1933年3月虽有操纵但还算相当自由的选举中获得了44%的选票。纳粹取得了政权8个月后，在1933年11月的公民公投中，得票率跃升至92%，可见纳粹宣传的力量，当然这是在纳粹很得“民望”时的支持率。但是，也有令纳粹意外的不快时刻。1934年，兴登堡总理去世后的全民公投，纳粹得票率为88%，有的区得票率甚至不到70%。纳粹的宣传刊物《我们的意志和道路》评论道：“8月19日的公投表明，还有10%的德国人在观望，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争取到国社党国家一边。”1936年和1939年的公投中，纳粹的得票率都是99%。 　　东德曾经是最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它的宣传同样极端重视选举投票所展示的“全体一致”，17次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有16次都是超过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才稍微下降了一点，仅达到98.85%。 　　几个月之后，这个得票率如此之高的共产党政权就垮台了。这么高的“全体一致”，让所有的观察家对东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都觉得不可思议。很难相信，在纳粹德国或东德，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曾经是一样的想法，同样都支持纳粹或共产党。但是，在当时，谁也无法确定是否真的还会有人与所有其他人想法不一样。一望无际的“全体一致”让每个人都无法确定，他所不能看到的异议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对自己的怀疑和孤单的无力感，足以让绝大多数还心存怀疑和犹豫不决的人闭紧嘴巴，绝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并努力作出与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样子。 　　 层层叠叠的“组织”制造沉默的牢笼 　　为了确保群众能够全体一致地与党发出同一个声音，极权统治使用的是贿赂与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党的指示办事，按党的旨意选先进人物、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要求入党、入团或者至少“向组织靠拢”。 极权统治下的各种组织对控制群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极权统治必须把每个人从自然和传统的群体中孤立出来，使他无法在与他人的自然关系中用值得信任的他人想法来验证自己的想法，这种人际关系包括朋友、同学、职业和公共团体等。孤独的人只能从党的宣传那里得到信息并将之接受为当然真理。孤独的人被安置在各种政治性组织之中接受相互感染。所有的组织都处在极权统治的全面、彻底控制之下。除了作为权力基础的党、军队、警察，还有许多看起来是“民间”和“非政党”、“非政治”的组织，如工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会、作家协会、残疾人协会、居民会等。对群众的正确言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和正确行为(该不该开口说话)的教育，就是在这些组织里进行的，“沉默”就是这两种“正确”的集中体现。 　　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社会统一党)都是成员众多的庞大组织。希特勒的目标是让10%的德国人成为纳粹党员，这个目标一直没能达到。东德共产党的组织力比纳粹还要强，到1988年为止，德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共产党党员，党员自己宣誓绝对服从党的纪律，他们也是最容易“全体一致”和“完全一致”的人。党外群众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 　　纳粹时期，最大的组织是“德国劳工阵线”(DAF)，90%的德国工人都是会员，这就和中国工人、教师等几乎每个人都会自动成为工会会员一样。冲锋队(SA)、党卫军(SS)，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妇女会和其他附属于党的“群众组织”让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加，甚至参加不止一个组织。 　　东德的情况也很类似，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FDJ)，1989年“德苏友好协会”有620万成员，占总人口半数以上。另一个名叫“自由德国商贸联盟”(FDGB)的群众组织也有众多的会员。而且每个人还不止是一个组织的成员。1979年，东德的一个化工企业1.9万名雇员中有97%是“自由德国商贸联盟”会员，84%已参加了“德苏友好协会”，71%的青年雇员还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成员，24%是东德共产党党员。许多人还是这些组织中的各级干部，光是“自由德国商贸联盟”的成员中就有三分之二有各种头衔。哪怕是在群众组织中，各种头衔，如小组长、某某委员、干事，也给人一种“权力”的感觉。取得某种职位后，就有了被提升、受重视的机会，自己也有受信任和得宠的感觉。“先进”、“模范”这一类称号也能起到类似的心理提升作用，不仅让当事人更死心塌地，也让其他人羡慕、学习，照他们的做法有样学样。 　　群众加入组织，成为组织成员，被放置在一个“正确政治”的环境之中，相互监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开会、谈体会、说空话、机械重复，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效果，但其实是发挥着重要作用。1952年，东德共产党发起一个百万人写信的运动，要求东德人给在西德的亲朋好友写信，告诉他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印发了一本题为“在统一与和平斗争中，你的信是启蒙利器”的小册子，为写信提供指导，这次运动是由群众活动协调组织“国家阵线”发起的。写信的人未必真能写出什么打动收信人的作品来，对于他们，做写信这件事，比做这件事有什么效果更重要，因为这表示写信人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是一个爱党爱国的公民。写信因此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效忠行动。当一个不情愿写信的人看到别人个个都在写信时，他知道自己不写是不行的，这件事对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会让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更积极地与他人保持一致。中国的许多“无效”运动，如大炼钢铁、“除四害”、“大跃进”，并不纯粹是一种浪费，而是对管制民心、统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体活动。 　　组织感和组织行动，包括适应和积极参与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实效的集体活动，不只用于成人，而且也用于儿童和青少年。事实上，只有那些从小在这种组织环境中培养教育起来的人，成年后才会更适应于完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宣传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宣传，而前宣传正是从幼年起就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执行的。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按党的要求编写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什么是该说的，他们在班上争先进，当班干部，依照的也都是这样的标准。 　　 1959年，东德学校给家长去信，要求他们支持子女参加少年先锋队组织：“你的孩子开始受教育，这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接受系统的准备，预备为社会主义群体服务。孩子的群众组织，台尔曼少先队是对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帮助……如果你同意孩子参加少先队，那是对孩子成功发展的最大帮助”。12学校把这样的事告知家长，征求家长同意，家长当然不会不同意。 　　参加青年团(在东德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是青少年政治成长的下一步，20世纪50年代，东德有35%的适龄者是青年团员，到了60年代，几乎所有的适龄者都是青年团员了。少先队和青年团的不断扩大，乃至共产党组织本身的不断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种由“同伴压力”维持的牢笼式管制环境之中，牢笼越大，锁链越长。在这样的组织牢笼中，组织内的人觉得自己比在笼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笼子里甚至成为一种“优秀”和“荣誉”的身份标志。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咋想就咋想”成为一件光荣的，比组织外人“先进”的行为，也是一件能够引起许多组织外人羡慕和渴望仿效的事情。组织所起的作用是把群众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级圈子，迫使那些内部的人更加顺从，而同时诱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顺从。即使在这种“光荣”诱惑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团和入党，入了会有好处，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显的好处，总比不入要强，因为不入差不多肯定会有害处。别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 　　 德国政治学家诺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　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而这种“沉默升级效应”在青年团和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环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那些不便说的也就是“危险”的看法，因为人们躲避它，以后还会就此消失，无影无踪。 　　在群体中要是有谁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别人就会侧目相视，生怕危害连累到自己，说的人马上就能感觉到别人的不快，并避免再犯。美国政治学者库伦(TimurKuran)又称之为“谨慎升级效应”，他指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隐藏自己原来的真实想法，自我审查不该说的话，而且还会当众说出与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话来，他们在说“正确”想法时，会变本加厉，比原先没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坚持、更过分。15这种现象在党内更是十分普遍。原德国共产党人雷昂哈特(WolfgangLeonhard)曾是东德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逃到西方。他曾经写道：“我常常看到，有些东德官员越是对党有疑惑，在同西方访客交谈时就越是做出立场坚定的样子，坚决捍卫党的路线。跟这些人谈话的西方人很容易相信他们是150%的斯大林分子。”层层叠叠的“组织”为无数的加入者制造了一个相互钳制的人际关系牢笼，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必须时刻谨言慎行，并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以谎言加码的方式对自己的言行做“谨慎升级”。 　　 互相监督维持“沉默”的必要 　　在相互监督的组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必须有好的表现，不光自己要有正确行为，而且还要揭发别人的不正确行为，告密和打小报告于是成为一种以揭发别人不正确行为来证明自己正确行为的正确行为。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谨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为说正确的话乃是最根本的正确行为。 　　在纳粹德国，正确行为是以对犹太人的态度为标准的。在东德，则以对党的忠诚服从为标准。东德的国家安全部(Stasi)的线报网要比纳粹严密得多。纳粹新闻主管人施特莱彻(JuliusStreicher)在他发行的周刊《袭击者》(DerSturmer)上，刊登过大约6500名在1935年至1939年反犹不力者的名单，有的是对犹太人太客气(相当于立场不坚定)，有的是与犹太人有生意往来，这些名单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东德告密者的规模要大得多，2%的成年人都与“国安部”有某种联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邻居揭发邻居的网络。不要说是公开表示不满，就是私下里说的话，也会有人检举揭发，成为罪证。一直到1989年政权垮台前不久，东德还呈现出一片全体拥护党的景象。据1989年春“国安部”的统计，全东德只有2500名活动分子和60个“死硬”异见者。 　　 “异见”是以公开表示异见为标准的，至于一个人心里怎么想，那是看不出来的。后来发现，1989年前许多东德人就已经在不满党和政府，但由于没有公开表现，所以谁都以为别人都很满意党和政府。对此，一位莱比锡的异见者后来写道：“没有人知道别的地方的人们也不满，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别人怎么想，情况就不同了，那会很令人鼓舞的。”严格防范不满言论的公开出现和传播，控制公共媒体和集会，让所有的人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这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按照东德法令，凡是公共目的的聚会，人数超过3个人，就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例如1983年，莱比锡教会人士得到通知，有3个人以上手持蜡烛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得到批准。任何群体行为都受到严密监控。1988年莱比锡有150人在教堂做过礼拜后，步行上街，国家安全警察严阵以待，事后的报告是，“参加者没有带旗帜、象征物品或其他明显标志……没有影响公共安全和秩序，几乎没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国家安全部门最害怕的事情。 　　即使是为了“正确目的”举行的群众集会也会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恐慌。1983年，一个来自魏玛的团体要在东柏林举行一次反对北约的抗议集会。即便这一集会的目的与国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确，但却具有“自发”、“独立”的性质。集会那天，有大约一百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Poppe)的参加者说：“国家对于独立组织的集会害怕成这个样子，无论集会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行。”这令人想起了一些灾难后的自发纪念集会，仅仅因为不是官方组织的，就遭到了取缔和禁止的命运。 　　没有人确切知道极权宣传到底有多少效果，从极权对任何公开异见和群体聚合的恐惧来看，就连宣传当局对自己经年累月的辛苦工作成果也是没有信心的。强行禁止，逮捕不规行为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在维护宣传的表面公共效果。戈培尔说，任何有效宣传后面，一定得有利剑的支撑，东德国家安全部誓言要当好党的“盾和剑”。人们有公开的“正确行为”是因为深知不正确行为的严重后果，几乎没有人是不害怕政府的“盾和剑”的。对1936年德国工人状况，有人这么说：“稍微需要一点勇气的事情，他们也是不会去做的。”东德民主人士、政治异见者纽伯特(EhrhartNeubert)问道：“在那时候的东德，谁会承认自己害怕呢?只有少数人，而且是在私下会承认。……这个制度就是靠恐惧来维持的。” 　　生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许多人并不“感觉”到恐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恐惧已经麻痹，已经习惯于恐怖生活，或者已经失去了对恐惧的感觉，而且也是因为极权经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惧，并不总是在“滥用”恐惧。“合理的恐惧”可以让人的恐惧显得不那么恐惧。而且，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错误，遇到麻烦，会觉得自己理亏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该“明知故犯”或“鸡蛋碰石头”。他们看到别人触犯禁忌，遇到麻烦，吃到苦头，就会庆幸自己幸亏没有那么做，也会责怪遇到麻烦的人自讨苦吃。 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逮捕、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统治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极权统治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聪明”和“理性”的社会里，即便出现一些异见思想，极权统治也总能找到有效控制的办法。有人以为，政治异见思想一旦出现，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其实并非如此，格拉德威尔(MalclomGladwell)对此有过论述。 　　他认为，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哪些异议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异议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来，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种异议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异议从每一个人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这就像扑灭流感并不需要人人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历史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远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一旦人们接受了极权统治的“合理惩罚”和“合理暴力”逻辑，他们会觉得极权并不是那么极权，甚至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与混混沌沌、无知无觉地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一种“清醒”的生活状态，自以为自己的沉默和服从不是出于恐惧，不是由于自己“胆小”、“懦弱”，而是因为自己“识大体”、“不死板”、“聪明”。用这类的说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可以让人比较体面地面对自己的沉默和顺从。这些人并不是从来未曾想过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经过思量后决定还是不做为妙。想做而最后决定不做，看起来是一时的自我约束作用，其实会对他们今后的行为有长远的定向作用。因为，想做而决定不做的事情，以后就连想也不想了。 　　人并不是一下子从不沉默变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从不顺从变成顺从的，人是一步一步变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察觉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顺从是一件令人沮丧、没有尊严、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数人也就选择干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说它，就这样，通往彻底沉默和顺从的路也就越走越顺畅无阻。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他就已经丧失了保存思想自觉的意志，也丧失了表达自觉思想的能力。 　　 注：本文选编自徐贲著《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央编译出版社

写在220北美华裔大游行之际- -呼唤马丁·路德·张 文：铁木 这篇文章，是一个旅居美国15年的华裔对美国文化和族群问题的思考。 首先：为220游行者赞！为他们的勇气而赞！ 赞完之后，让我们再来试图讨论一些更深入的话题。 引言：梁警官事件最棘手的两个矛盾 当我思考这次的梁警官事件时，我想为华裔而呼吁。因为梁警官的确受到了委屈。可我觉得很难下笔，因为最棘手的有两件事： -我们华裔，是在为一个有瑕疵的人物辩护；而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似乎还是只有笨拙的方法和语言。甚至连220游行的标语，也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优雅的方案。 -我们华裔，为梁警官事件背后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而不平；而那些对我们种族的偏见，也许有一些其实并不是偏见，而是悲哀的事实。 因为这两个原因，我感觉华裔其实似乎是迷途的羔羊。我们很无知很无奈，在政治的路途上我们还很幼稚，我们需要的是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智慧而有魅力的领导者。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呼唤我们华裔自己的马丁•路德•张！ 现在，让我们从头说起。 1. 梁警官判刑事件 关于这件事的背景，已经很清楚了：2014年11月纽约华裔警官梁彼得和同为菜鸟警察的一位白人同僚，一起巡查纽约一座治安极其危险的建筑时，觉得在黑暗中听到声响，于是在惊慌中扣动了扳机。子弹从墙壁弹回，正好射入经过的非裔受害人 Akai Gurley, 导致其后来死亡。2016年2月，梁警官被陪审团认定二级过失杀人罪成立。 此事立刻在华人界引起轩然大波。热议的焦点主要两条： 一，关于判刑：二级过失杀人罪，被华人界普遍认为判刑过重，尤其是与类似情况下白人警察所受到的控罪相比。于是，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在白人警察与黑人民众对立情绪的大背景下，梁警官被当成缓和警民关系的替罪羊牺牲了。 二，关于华裔作为一个群体的反应（或者，缺少反应，及缺少有效的反应）：初期的议论是，为什么我们华人又受到了歧视和欺负，而三位华裔陪审员和一位华裔的纽约市议员，却不能挺身而出？！为什么广大华裔民众不能团结起来，为梁警官喊冤？为什么我们这么忍气吞声？后来，借微信之力，很多华裔组织起来了，要在全美各大城市在2月20日组织一起大规模游行，简称220大游行。此时，主要的议论变成了，游行的主旨是什么？很多人说口号应该是“释放梁警官”，而另一些人站出来说，你缺心眼不，人家黑人都死了，看见你这个标语打出去该怎么想？！ 2. 微信时代之前，美国华人个体上是精致的精英，整体上则真的是一盘散沙 梁警官事件发生之后，我最感慨的是，这次的220游行，能被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在微信时代之前我从未想过和不敢想象的。 我在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10年前，华裔会怎么反应？ 我想那肯定会和现在不一样。我1997-2012年间，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那时的美国，华人的心态，常常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华人一有挫折，就上纲上线，喃喃自语”我为什么又一次受伤害了？” 华人很多都是祥林嫂一样的唠叨： 新来的每天问“我要不要回国”，“我要不要回国”，… 而打算或已经在美国呆下来的，念念有词的则总是这几条： -为什么我们受歧视？ -为什么美国人对我们有偏见？ -为什么我们没有政治地位？ -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主流社会？ -为什么我们不抱团? -为什么印度阿三那么可恶？ 然后，唠叨完了，还是该干嘛干嘛： -继续全心全意努力赚钱； -继续远离政治，公益，体育，艺术，和流行文化； -继续逼很小的孩子学钢琴； -继续逼高中的孩子不准报考钢琴专业，而必须学法律医学和金融； -然后继续抱怨歧视，政治地位，主流，抱团，和阿三。 可是，当华裔抱怨不能成为主流社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什么是主流社会？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主流社会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低端的中产和大多的屌丝阶层。而华裔时时刻刻争做“精英”，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己成为“普通老百姓”。这里面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华裔的那些有事实依据的偏见，电影“Harold and kumar”系列里淋漓尽致的都给我们展现了。如果我们华裔扪心自问，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美国的华裔，已经如此聪明的把自己学习修炼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注重自己的事业，注重赚钱。和西班牙裔相比，我们不愿意生很多小孩，所以眼看别人渐成主流，而自己越来越边缘化。我们只消费流行文化，而不参与其生产制作。我们对选举缺乏兴趣。我们遇到不公正，如果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并不发声。我们胆小怕事，小心翼翼。我们或明或暗歧视非裔。 总之，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自己成为精英。 而精英，又怎么可能成为”主流社会”呢？曾几何时，英国伊顿公学的学子们，都不敢去从政，因为太不“亲民”了。弄得伊顿背景的卡梅伦竞选时，只能处心积虑的自己找台阶下：“你看我们英国社会的进步多大呀！连我这样的伊顿学生，都没被你们看不起而接受我来参选，说明英国选民真的是成熟而伟大的公民啊！”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裔的边缘化就很容易解释了：我们努力成为精英，并以此为豪；我们精英的如此精致，我们甚至都不屑于去伪装一下亲民。这样怎么可能成为主流呢？ 为什么我们受到偏见？因为那其实并不是偏见。 为什么我们没有政治地位？因为我们对政治和公益鲜有兴趣。 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主流社会？因为我们人口少，我们精英高大上。 为什么我们不抱团？应为我们宁愿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别的人就算是华裔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甚至近至十年前，美国华人个体上是边缘化的精致的精英，整体上则真的是一盘散沙。 3. 微信第一次将以前小心翼翼患得患失的五百万华裔组织起来，成就了勇气的220大游行。 所以说实在的，这次我真的是被震憾了。 华裔们这次如此的被事件震惊，这个事实让我震憾。 而微信的力量如此强大，让一盘散沙的华裔第一次在全美范围内组织了起来，这个事实也让我震憾。 多少年来，华裔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显示出来可敬的勇气。大家站出来呼喊，不再是患得患失小心翼翼的中国人形象，而是充满了血气和硬骨头。 更久以前的我不清楚，但近如李文和案，华裔总在想，为什么我们屡屡受到伤害？为什么华裔总不能团结起来反抗？ 人的斗争有三种层次：与环境的斗争；与人的斗争；与自己的斗争。 华裔的斗争，很久以来，不是与别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斗争。与自己懦弱的斗争。害怕惹事。让我常常想起二战期间“沉默的犹太人”，任人宰割。 殊不知，“人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就像有网友说的，“中国人或者华人有时候是有这个问题，不敢speak out ，对公共事务不关心，讨论问题的时候，只要和自己无关就不积极参与，在困局中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团队利益，有时候真令人痛心。” 又有人说，”先是看了在美国的朋友转的案情介绍，感觉很痛心，同时朋友还是说：只能继续痛心地做着模范的沉默群体之一。” 而如今，“沉默的华裔”终于在网上结盟了，形成了排山倒海般的勇气。甚至成就了全美各大城市联手的220大游行。这本身就是个让人觉得热血沸腾的事件啊。真的是见证历史的感觉。 4. 可微信毕竟只是工具，而不是灵魂。220游行，我们的马丁?路德 • 张在哪里？ “沉默的华裔”，220大游行。一切都很好。可是，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游行？ 毕竟，我们要辩护的梁警官是有瑕疵啊！毕竟人家无辜的黑人死了啊！ 很多人要打标语“释放无辜的梁警官”。 一些人没想清标语是用中文还是英文。 一些人甚至没想清旗帜是打星条旗还是五星红旗。 这起事件，并不是华裔和黑人之间的斗争不是吗？需要对无辜的黑人死者表示一下尊重不是吗？ 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游行？ 这个问题，微信没法告诉我们答案。 那么，我们的有逻辑，有激情，有智慧的领导者在哪里？ 我们的马丁•路德•张在哪里？ 还有，这次游行，除了为梁警官伸冤呼吁，我们还有更广泛的诉求不是吗？那就是诉求种族的平等和公平。 那么，对华裔的不公平，到底有多么的广泛？对华裔的公平待遇的诉求，除了游行以外，还有什么我们自身可以做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去主动参与更多的政治和公益？ 这些，有人给我们指导思想的道路吗？我们的马丁•路德•张又在哪里？ 5. 脸书在中国被禁的今天，五百万华裔却能在美国毫无障碍的用微信来串联，并用它成功组织全美范围各大城市统一行动的华裔大游行；这本身难道不是美国民主自由的见证吗？ 现在我想退一步出来，看看梁警官事件背后，关于华裔和种族歧视的问题。 “在白人警察与黑人民众对立情绪的大背景下，梁警官被当成缓和警民关系的替罪羊牺牲“–这一个普遍认同的对梁警官事件的解读，我认为是公正的。 可当我从这件事本身跳出来，看更大的背景的时候，我发现我并不能认同一些人的观点：即所谓华裔受到美国主流社会“不公正的歧视”，是一种长期而普遍的现象。 你看，这次事件中，来自非“友国”的微信没有被禁，而是被华裔用来做成组织游行的工具，这本身难道不是美国民主自由的见证吗？你能想象老外在中国利用脸书组织游行吗？ 身为华人，我要平心而论的说，如果论种族歧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种族歧视少于美国。 这不是我要谬赞美国。这是美国的特殊性决定的。她本身是个移民国家，除原住民外，所有的居民，曾经都是“外国人”，早来晚来而已。美国就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一个全新的地方，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国家。 正因为如此，美国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真正属于世界的。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只要他来到美国，落地生根，他都应该觉得，这片土地其实也属于自己。只要自己愿意，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正如他同样是他所来自的那个祖国的主人。 就像电影“教父”开篇，那个光头的意大利移民说：“我爱美国。” 而这句话，与他热爱意大利毫无矛盾。 这种移民在美国的“主人”感觉，其实是非常独特的。当我在纽约西雅图或者旧金山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常常会有南亚非洲和中东的贫穷的移民，言语之中他们常常会对美国给予他们的欢迎表示真心的感激。而在荷兰和英国，出租车司机常常会有很多土耳其摩洛哥和波兰的移民，言语之中，他们常常对自己在新的国家受到的排挤表示无奈甚至怨恨。 我的荷兰朋友说，荷兰人见到外国留学生，第一反应常是“你什么时候离开荷兰，回自己的国家？” 而当他在美国留学时，每个美国人都问他，“你毕业后应该留在美国，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这让他非常诧异。 可真的，这就是美国的情怀。 记得1997年，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很快就被这种欢迎和热情所深深地感染。我和同样来自大陆的一位陈同学，刚下机场，就被硅谷的一个陌生的家庭接到家里，免费住了一个星期。热情的主人带我们去购物，帮我们做好一个星期以后搬到学校宿舍的准备。一天晚上，我和陈同学聊天，感慨万千说，怎么觉得这里有这么多的个人自由，这么多的梦想，这么多的可能，这就是美国梦吗？ 时光荏苒，像很多移民一样，我读书，工作。毕业后做事没有几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项目团队里就有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美国白人为我工作，而他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一点不快。美国完全没有歧视吗？我想也是有的。可的的确确，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崇尚个人奋斗，崇尚公平竞争的地方，因此我并没有觉得我遇到过美国人，因为我是中国新移民，就觉得我不配当他们的上级。 6. 马丁?路德·张：为华裔呼喊，更为美国自由民主的理念呼喊 那么，当我说美国是世界上种族歧视最少的地方时，我是说该知足了，不要再去游行了吗？ 绝对不是。 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特质。 美国是建立在一个”理念”上的国家：她永远追求自由和民主，以及对快乐的追求，永不停歇。美国人对个体的自由和民主所应该达到的高度，永不满足。她甚至为了保证公民对自由的追求，到现在还让公民保留枪支，只因为宪法里说过，在万一政府作恶的情况下，公民可以自卫。 所以与其说“美国”是一个国家，不如说她是一个理念。 在这个理念里，国家和政府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受到挑战。任何一个普通的公民，都可以去法庭，用宪法来测试政府的行为：如果测试结果是反宪法的，那么这位普通的公民，至少在这一件事上，就可以战胜政府。这种普通公民的“宪法测试权”，也是“美国”这个理念里非常独特的存在，以此来保护公平，民主和自由。 正因为如此，华裔的游行，实际上不就是为了捍卫和追求美国的这种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理想的一次行动吗？ 就算梁警官这件事非常复杂，很多事不能说的很绝对，可其中的确有证据确凿的不公平：有对梁警官判罚过重的不公平；有无辜黑人惨死的不公平；有对纽约政府失职行为缺少问责的不公平；种种的不公平，都值得我们去游行去示威，去要求这个国家做得更好，去要求这个社会变得更完美更公平。 所以我要盛赞220大游行。因为它所昭示的，正是对美国理念的追求。 她的公民应该永远去追求完美。她的公民应该永不满足。 就像伏尔泰所说的，“我永远尖锐的去批评巴黎，是因为我热爱巴黎。” 这才是美国的价值观。这才是美国的理念。这才是美国。 而这一切，也许我们现在不觉得，但它事实上是如此重要。因为虽然现在的美国，还有很多对公平自由和民主的理想，但这些并没有一种永远的保证。 因为文化的暗流，其实可以如此汹涌。如果美国的公民们，不去时时刻刻去捍卫“美国”这种理想，那也许有一天，这些就突然丢了，美国也突然变了，变得她的公民都不认识了。 就像一位智者所说的，“文明是复杂的，文明可以在数世纪中持续存在… 但反过来，其根基又可能突然坍塌，陷入大混乱中。” 所以220游行，它是为的什么而游行？ 我想说，我们的马丁•路德•张会告诉我们，这次游行，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捍卫华裔的权利，它还是为了捍卫美国理念的真谛。那就是，各族的平等，每个个体的自由和民主，以及追求快乐的权利。

好女色还是好国色 文：熊培云 世上男人终有一死，男人的死法有两种，一种是死于好色，另一种死于不好色。如此二分在逻辑大概可以说通。不久前写关于希特勒的一些文章时，我隐约觉得“好色”而死亦可分为两种：一则好“女色”，二则好“国色”。 　　 死于“女色”，中文世界里有诸多境界，最著名者莫如寻芳客们的口头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小学历史入门课的第一个人生忠告就是男人不能像商纣王那样好色，为了那个叫妲己的妖姬，最后被“双丢”（丢了天下、丢了脑袋）。但是本文所说的“国色”，并非代指妲己、杨贵妃等倾城倾国、沉鱼落雁的丽质佳人，而是说一个国家被赋予的虚妄前途。所谓好“国色”者，就是那些把自己国家当作绝世美女去爱戴，爱到如痴如醉，爱到死去活来，爱到不知什么时候丢掉自己的人格终于走火入魔的人。如果他因此丢失了自己的性命，我们就谓之为“死于国色”。 　　 走火入魔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失去常识。去年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议的电影《毁灭》极好地复述了希特勒当年如何迷恋“国色”。曾记否，这位落魄画家一旦大权在握，就要以一人之意志强力推行自己的理想主义。国家是画布，人民是画笔，而在战场上，士兵就是被颜料包裹的笔尖。所谓生灵涂炭，其时不过是生灵涂上专制的五颜六色。自古以来让人景仰的政治韬略从此不得不让位于这位拙劣画家的行为艺术。俗话说，各行其是，各司其职。诚然，搞政治的人去搞艺术，是对艺术的亵渎; 然而搞艺术的人去搞政治，又何尝不会将政治推向险境？艺术的诗性思维，因为对完美的崇拜和追求，可能会将政治推向另一种极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强力推动下，理性终于让路于荒诞。所以，当苏军将柏林炸得地动山摇时，躲在地下室里的阿道夫甚至露出一丝微笑。他对站在新柏林沙盘旁的建设师说，柏林炸得越平越好，到时我们重建柏林就省力了。 　　 在我看来，历史上一些因为恶政孽生出来的大灾大难，大多都是因为诗性思维压倒理性思维所致。因为前者重意境、重审美（当知在人的潜意识里悲剧是美的极致）、重概念而轻逻辑。改天换地、推倒重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等“坏事变好事”式的辩证法就是典型的诗性思维。在启蒙运动和诗性思维这两股巨浪的推动下，终于酿成了绵延于上一世纪的灾难。它包括那些以为只要花上短短一二十年便可以建立人间天堂的极端乌托邦运动以及持续六年席卷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大战。这种好“国色”的理想主义可以简述为“凤凰涅槃”式的孤注一掷。其不幸在于探寻至瑧至美时，却无视另外一些尴尬，比如凤凰一旦自焚而死永远不会复活或即使复活它有可能变成一只鸡或一只鹌鹑。 　　 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的国家，断然是不会尊重自己的邻国。在好“国色”时代，它的掌舵者和追随者所能想到的，只是这个国家美艳如花、美仑美奂的未来。以虚妄的未来透支现在。他们不是自私的，却会因为“国色”而几近疯癫。恰恰是这种大公无私的疯癫最为可怕，因为能量无穷。在利他外衣的掩饰与自我暗示之下，一切恶都是“必要的恶”，都有了道德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德、曰两国的法西斯分子，并非人人生来就有恶狼的习性，他们背井离乡、餐风露宿，扛着机枪去杀戮邻邦异族，有的是被政治胁迫的，然而更多的人却是为了国家或民族的远大前程甘当炮灰与剖腹者。他们心甘情愿地听从了超越于人性之上的伟大“道德”的感召。深受纳粹之苦的法国著名精神科医生鲍里斯·西鲁尔尼克曾经撰文感慨，那些杀人无数的军警一定相信自己是“带来毁灭的天使”。所有的恶行似乎都是对“时代道德”的服从。当“服从”被文化神圣化之后，刽子手不会因为杀人再有任何罪恶感。对于他们来说，服从就是“去责任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社会体制里尽职尽责，就像小说《悲惨世界》里的J C局长一样兢兢业业。当军队、“人神”或哲学家们设计出奇妙的清洗计划时，服从者便会以人类之名去参与反人类的罪行。支持他们的道义与理由是“杀死个耗子当然不算犯罪”。从本质上说，这种服从已经掏空了人成其为人的一切真实意义。（见拙文《良心没有替罪羊》）。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同样是好色，贪恋“国色”者要比爱好“女色”的市井之徒、平民百姓更有道德优越性。因为他们好的不是人人喊捉（奸）的藩金莲，而是可以光宗耀祖的“国色”，掷地有声的崇高概念。他们“因好色而纵欲”常常可以感天动地，不但可以将别人劝进自己的战车，甚至将自己的一辈子也骗个精光。路易·斯博洛尔曾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并不足以使罪恶转变成毁灭性的大灾大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同样是在电影《毁灭》结尾，在苏军攻陷柏林之际，戈培尔夫人之所以毅然将自己的六个孩子一一毒死，只是因为她心存信念——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而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后现代思潮本质上是一次关于“好色”的转向，即从好“国色”转向好“女色”，从“国家万岁”转向“国民万岁”，从“领袖万岁”转向“生活万岁”。这是在经过二十世纪诸多大灾大难之后，人类获得的一个宝贵经验。近年来，在法、美至少有两件事可以佐证这一点。一是不久前法国评选本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纵横沙场谋求大国霸业的拿破仑皇帝跌出前十名，领先于他的是众多慈善家和那些给他们生活增添乐趣的人。另一件事涉及美国的两位总统，一位是好“女色”的比尔·克林顿，另一位是好“国色”的乔治·布什。如今地球上大多数居民之所以认为小布什时代较克林顿时代危险，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位牛仔总统试图将这个旧伤未癒的世界重新拉回到好“国色”不好“女色”、要政治不要生活的旧时代。 　　 当然，好“国色”不必完全贬抑，好“女色”亦不必无条件称颂。毕竟，死于好“女色”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今曰世界的现实是如何彻底从死于“国色”的困境中走出来，却又不致跌进死于“女色”的深渊。 　　 如王尔德所说，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注定是悲剧。从启蒙时代正午灼眼的阳光到后现代温香软玉的沉沉暮气，男人能否逃出死于“好色”的宿命？如果诚如开篇所言，什么样的男人不死于好色？在他未死亦未好色之际，究竟为何而生？

桥梁和重圆 ——在林炎平中心（古代和现代世界的自由和全球秩序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编者注：日前，林炎平博士为母校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捐款340万元加币成立了“林炎平研究中心”。本文为林博士在中心成立庆典上的发言。他在文中回顾了自己与麦吉尔大学的深厚情缘，道出了其捐款义举背后深邃的文化与道德思考，并阐述了中心创办宗旨及未来研究方向。本微特刊发此文，使这些充满激情和哲学思辨精神的文字可以滋养更多的读者。 约翰•邓恩荣誉教授 院长哈德逊•米德威尔教授 院长吉姆•奈赛尔教授 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馆领事熊胜先生 副校长马克•温斯坦先生 副校长和教务长克里斯托夫•曼弗雷迪教授 荣誉校董迈克尔•米恩先生 校长和副校董苏珊•福捷教授 全体教授们 我的宾客们 女士们，先生们： 谢谢大家前来一起庆祝这一时刻！ 对我来说，在这里经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心的揭幕式和庆祝，也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个人的致敬，而是对一个原则的庆祝，这个原则就是加拿大的价值。 我永远是欠债者 在此，我被称作捐赠者，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的却是，对于麦吉尔大学和加拿大我是一个永远的欠债者。是麦吉尔大学和加拿大给了我到这里来学习的机会并且使得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成为可能。 我依旧清楚地记得我抵达加拿大的第一天，那是1986年8月24日。我身上只带了50美元和一张父母用毕生积蓄为我买的单程机票。 我也记得此前我是如何填写麦吉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申请表的： 在问题“你有多少钱可以用来支持你在麦吉尔大学的学习？”我的回答是“零”。 在问题“谁将给予你在加拿大期间的支持？”我写了“你”。但是我马上擦掉换上了比较礼貌的回答：“我没有钱，没有亲戚，没有任何资源，所以如果您不提供资助我就无法前来。但是我很希望来。您将不会后悔您给我的支持，因为我一定会回报。” 我仔细填写好表格，寄给了麦吉尔大学。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振奋人心的回信：我已经被接受进入麦吉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且给予我研究助理资助每年11,000加元；而且，我的学费全免。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正是这个资助使得我得到了签证并且来到了这里。 我非常感谢我的导师梅里克•阿克本教授，是她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择了我。她后来去了渥太华大学。她在数年前去世了。我绝不会忘记她。我也非常感谢史蒂夫•于教授，他在我的论文最后答辩的关头协助我正在生病的导师，从而使得我的博士答辩能够顺利完成。 在我麦吉尔大学的学习期间，我遇到了许多有趣的教授和同学，正是这些我学习生涯中的点滴细节使得我充满喜悦和热情。正是这些日常琐事使得我理解了麦吉尔大学和加拿大对于我的意义。这些事情有大有小，有重要的也有次要的，有开心的也有伤感的，有美好的也有糟糕的，有智慧的也有蠢笨的。 光阴荏苒，但是我从未忘记我关于”回报“的承诺。这个词我记得如此清楚和长久，以致最终成为了”救赎“。 毕业后我立即设法馈赠麦吉尔大学。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捐赠不超过500加元，但是我马上收到了来自大学的感谢信，称谓我“新领袖之一”。我当然知道这是对我的过奖，但是也说明了大学知道如何鼓励捐赠。现在麦吉尔大学称谓我“缔造者之一”。我知道这是一种殊荣。相比“缔造者”，我更加喜欢被称作“新领袖”，因为后者生机勃勃，而前者则有点老气横秋。后者像是“女高音”，而前者像是“男低音”。但是我喜欢男低音，不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在渥太华大学合唱团唱过男低音，而且是我理解没有了男低音则会让女高音和整个合唱团失去魅力。 我坚持为麦吉尔大学捐赠，迄今已经有两个奖学金和一个基金，再加上今天捐建的中心。我捐赠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做了“回报”这一承诺，如果不兑现，便会夜不成寐。在承诺“回报”的时候，我从未想到后果如此严重。 这让我想到了一则电视广告：一位沮丧的男士坐在出租车里，好心但是丑陋的司机劝导说：“不要沮丧，买张彩票你就开心了，你也许会赢。”男士沮丧地回答：“赢了，我就请你去加勒比旅游。” 结果他真的赢了大奖。接着他还真的兑现了他的诺言，和这个出租车司机共游天堂般的加勒比。当然很不情愿。 因此，在你做出如此重大的承诺时，你必须确定对方是一位美丽的女士，这样你就不会后悔了。对我而言，麦吉尔大学就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士。 麦吉尔大学 我们给予是由于我们受人之恩 我的父母是我的榜样，他们把毕生的积蓄都捐赠给了中国的一所大学。 我也绝不会忘记在我最艰难的岁月里，在中国荒凉的山村里一位老大爷和众多相亲帮助了我。 我们不可能给予社会多于我们从社会索取的，而我们亏欠最多的是对那些伟大的思想者。因此我们必须回馈给社会。 我们一直享受着这些伟大思想的恩惠，这些伟大的思想通过科学、技术和艺术，给了今天的我们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 没有了这些伟大思想，今天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片洪荒？ 如果没有毕达哥拉斯会如何？是他把音乐和数学联系起来。 如果没有阿里斯塔克会如何？是他测量了太阳、地球和月亮的相对距离后发现太阳比地球大得多，从而推出应该是地球绕太阳转而不是相反。 如果没有艾拉托色尼会如何，是他靠测量不同维度上的太阳阴影而计算了地球子午线长度。 如果没有德谟克里特会如何？是他提出所有物质都是由一种不可再分割的原子组成。 如果没有苏格拉底会如何？是他在雅典的大街上随机请人交谈并让对方发现其实他所认为的常识只是幻觉。 如果没有欧几里德会如何？是他把几何知识综合为“几何原本”，从而给予了人类最大的科学武器。 我还没有提到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等等，因为否则会冗长无比。没有了他们也许也不会如何，只是我们必然在暗夜中苦苦探索得更久，也许依旧。 对于这些伟大的思想，我们都是欠债者。这正是我们必须回馈社会的理由，只有这样，我们未来的后代才有可能受惠于我们今天的努力。 笛卡尔曾经这样说“我给，故我在”。哦，并非如此！他说的是“我思，故我在”。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思想是一种给予，而且是最大的给予。人类文明不是建立在劳力上，也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思想上。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说“我给，故我在”。 这是我们的国家 我必须对我们华人社区的同仁说几句。加拿大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参与到加拿大社会之中。加拿大不是宾馆。我对一些抱怨有所耳闻，比如说加拿大对华人有歧视。我必须说，我从未遭受到任何系统性的歧视，我从来不觉得我比欧洲后裔的加拿大人遭受更多的不公对待。我们必须理解，系统性的问题和随机性问题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加拿大是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批判她的不足和问题。 在这个国家，你和政治家握手，那是他的光荣； 在这个国家，你批判她的问题，那是你的爱国行动。 作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和来了不太久的移民，我们确实有着许多需要理解和调整之处。我们知道，我们来自的东方和我们居住的西方之间有着不同。我们必须在这种不同之上用理解建筑一座桥梁，而不是假定由于文化的不同这样的桥梁不可能建造，从而把自己置于社会之外。 为什么要有这三座桥梁？ 是的，我将讲的是桥梁，而且是三座桥梁： 在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桥梁； 在历史和现代之间的桥梁； 在科学和人文之间的桥梁。 这些桥梁至关重要。对历史和现代的研究，将使得我们从时间上理解世界的发展；对西方和东方的研究，将使得我们从空间上理解世界的存在。而最终，是应该让人文和科学密切结合，因为，离开了人文，科学便失去了目的；而离开了科学，则人文失去了进步的可能。 如下是我关于这些“桥梁”的简要解释。 A. 西方和东方 1）古希腊剧场和东方剧场： 了解东西方不同的最好办法是比较它们的差异。比如，东西方的剧场有着极大的不同。希腊的剧场是半圆形的，舞台在圆心，是最低的地方。距离舞台最近的座位和舞台在同一高度，而随着座位和舞台之间距离的增加，其位置也越来越高。而东方的剧场则完全不同，其舞台在最高的地方，而观众却在最低的地方。剧场形式当然反映了社会现实。当一位古希腊政治家对听众发表讲演的时候，他是站在最低的地方，面对位置比他高的听众。而如此情形绝对不会发生在中国，因为没有哪个皇帝会容忍他的臣民坐在高处俯视着听他的讲演。 古希腊剧场 2）东西方之间的迁徙： 目前，这已经演变为了一场大灾难，而且无法用任何常规的办法进行制止。我们为什么不能让那些大规模输出难民的国家按比例放弃一部分领土给接收难民的国家。当然，这个原则是非常难以执行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政治动力，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如果一个国家的难民希望移民到德国，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国家制造一个德国；如果你希望移民到加拿大，我们就在你的国家制造一个加拿大。这些国家并不会失去领土，而仅仅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由别的国家帮助其建设一个其人民向往的社会。这就如同别人免费帮助你在你的后院进行修整。 在东西方之间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创造这种共同价值。这些共同价值就是建造东西方桥梁的基础。 B. 历史和现代 我们回顾历史就如同我们凝视镜子。我们努力地观察镜子，并非由于要看清楚镜子，而是要看清楚镜子中的自己。我们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才是我们看镜子的理由。 如果不理解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和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可以避免在历史错误上重蹈覆辙取决于我们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历史。 为了看清楚历史这面镜子中的我们自己，需要有一面准确的不变形的完美镜子。我们必须制造这样一面镜子，亦即，我们必须重现历史真相。我们必须让这面镜子准确地反映我们当代，而不是制造一面刻意变形的镜子来美化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的行为以及造成的后果。虽然我们不能穿越时空回到从前去劝导我们的祖先什么该做或什么不该做，但是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寻求那些他们当时无法理解的答案。 这是一座必须建造的桥梁。由于时间不可回流，因此受益者只能是生活在时间更晚的一方。因此我们也把将来作为我们的考虑，因为对于将来，我们就是历史。我们建造的桥梁也将是为了子孙后代。 我们见证了某些利益团伙为了其利益而篡改历史。我们非常理解，当某人歪曲历史的时候，他一定是为了窃取当下。而那些损害当下的人，一定会篡改历史。 毋庸讳言，历史曾经被篡改以符合某些人的当代利益。而我们的责任则是把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我们的使命是为将来留一面准确的精密的和完美的镜子。 这就是建造横跨历史和现代的桥梁的意义。当然这对将来也极具意义。 C. 科学与人文 在两千年前的古希腊，科学和哲学是不分家的。古希腊人给我们展示了科学和哲学应该如何密不可分以成为一体，而不是彼此分离各自独立。这个传统在牛顿时代依然是成立的。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同时是哲学的也是科学的。但是，我们今天只有PhD（哲学博士）这一个名词可以作为那个遥远时代美好传统的回声。在大学里，哲学属于人文而人文不包含科学。同时，工程仅仅和机器和机械有关而失去了人文意义。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把工程和艺术放在一起似乎听起来都觉得别扭。 然而，我们不断地同时面临来自人文和科学的挑战，亦即来自艺术和工程的挑战。 1）全自动汽车： 用不了多久，你将坐进你的轿车，告诉它你想去哪里，然后轿车就会自行开往你的目的地。只有乘客没有司机，你的车就是你的司机。但是，这个行车软件将如何编制不仅仅是一个工程任务而且是人文任务。在某些场合其需要的人文更多于工程。比如，当你的车面临这样的紧急状况时它将如何抉择：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牺牲车内乘客的生命或者是车外路人的生命。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如何让车做出选择？过去，我们可以隐匿这个悖论，让那面临这样不幸状况的倒霉司机自己去选择。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编出程序，我们不再能假装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选择拯救车内的乘客还是车外的路人？我们到底是否准备选择杀死少数以保存多数？我们到底是否选择保护特定的几个而不顾其他？还没有人高调声明这个程序将如何编辑，但这对工程师们来说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挑战。这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工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分割工程和人文是不可能的。 2）人文是工程的目的，因此工程从来都伴随着人文。回顾人类文明的历史，它们的名字本身就是证据：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等等。人类使用的材料和工具便是文明的名称。 在学术界，科学和人文的桥梁更加重要。没有科学的哲学总是倾向于制造头脑发热的狂徒，而另一方面，没有人文的科学总是导向冷酷无情的社会。 我们不希望把工程教育变成就业训练班，也不希望让人文教育输出热情澎湃但是理性缺失的毕业生。 我们希望怎样的未来？ 如果我们不努力，未来则不乐观。我对未来悲观大于乐观。近几个世纪来的巨大物质成就造就了东西方之间、历史和当代之间以及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巨大鸿沟。我们见证了大学丢弃了古典教育，我们见证了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狂热，我们见证了精神对于物质的退却……人类文明在这样的趋势下还能够坚持多久？ 巨大的物质成就使得我们忘记了它们背后的伟大思想，如同我们为辉煌的建筑倾倒，却忘记了其建筑师。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主旨在于“重圆”，我不知道何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一乐章表现了抗争，第二乐章表现了冲突，第三乐章表现了反思，第四乐章表现了乐曲的宗旨——重圆。对我来说，“重圆”是具有深刻和广泛含义的：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时代之间以及科学和人文之间都需要重圆。而我所说的“桥梁”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重圆”。 我记得那是我到蒙特利尔的第二年，在蒙特利尔艺术馆举办了“达芬奇工程展”。这是我第一次在书本和图片之外看到了达芬奇的作品。他设计的飞机就在展览上，他的各种各样的工程设计都展示在那里。 达芬奇是把科学和人文，以及工程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完美的典范。 他的《蒙娜丽莎》一直在卢浮宫微笑，这也是我朝拜卢浮宫至少30次的理由之一。这著名的自信的微笑已经持续了500多年，在《蒙娜丽莎》面前，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怀着赞叹和好奇的心情瞻仰这幅作品。而达芬奇的科学思想和工程设计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而且至今依旧在我们之中。 《 蒙娜丽莎》 我们热爱这些伟大的思想者，正是他们证明了我们人类有着不可置疑的共同点——热爱美好，诉求正义，追寻理性。 毕竟，如果我们可以继续思想和给予，这个世界就不会走向黑暗。 谢谢大家！ 现在让我们欢迎专程从旧世界赶来新世界参加这个庆祝的思想者，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的荣誉教授，我的朋友约翰•邓恩教授。 附：讲话英文原文： Bridges and Reconciliation The speech at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Yan P. Li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Freedom and Global Orders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Worlds Professor Emeritus John Dunnl Dean Prof. Hudson Meadwell Dean Prof. Jim Nicell The consul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PR China to Montreal Mr. Xiong Sheng Vice-Principal University Advancement Marc Weinstein Provost and Vice-Principal Academic Prof. Christopher Manfredi The Honourable Chancellor Michael Meighen McGill Principal and Vice-Chancellor, Suzanne Fortier All the professors and my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to celebrate together! It is a great honour for me to be here to experience such a historical moment. I understand that this inauguration and celebration is not only for one center, and this tribute is not for one person, rather it is a declaration of a principle, which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value of Canada. I am forever indebted to McGill and Canada Here I am praised as a donor and a giver, but deep in my heart I feel forever indebted to this great university McGill in particular and this great country Canada in general. It is McGill and Canada that offered me such great opportunities to come and study here and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to do what I do today.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 when I arrived in Canada, which was Aug. 24, 1986. I arrived at Montreal airport, carrying less than $50 with a one way ticket bought by my parents with their lifetime saving. I also remember how I filled my application to McGill for my PhD program. On the question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to support your study at McGill”, my answer was “0”; On the question “Who will support you during your stay in Canada?” I wrote “you”. Then I erased it and changed it into something more polite, but the meaning was the same: I have no money, no relatives, no any resources, therefore, if you don’t give me financial support then I cannot come. But I really want to come. You will not regret supporting me because I will reciprocate your support. I filled the form as carefully as I could and sent it to McGill. A month or so later, I received the wonderful reply that I was accepted as PhD student with a “Research Assistantship” of $11,000 per year. In addition, my tuition would be waivered. That was an astronomical figure for me and it was that money got me the visa and got me here. I thank my supervisor, Prof. Melek Akben, for choosing me out of many applicants. She later moved to Ottawa Univ. She passed away many years ago. She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I also thank Prof. Steve Yue for stepping in at the last stage of my PhD program due to the heath issue of my supervisor. I met so many wonderful people during my study at McGill, professors and fellow students alike. It is these details of my journey that made me carry on with great enthusiasm and pleasure. It was these daily events, big and small, great and trifle, happy and sad, wonderful and awful, brilliant and dumb, that all taught me the Canadian values and made me understand what McGill and Canada meant to me. Time passed fast, but I have never forgotten my promises. “Reciprocating” is the word I always remember, with time passing by, it slowly became “Redemption”. Immediately after I graduated from McGill, I tried to find a way to deliver my promise. I remember my first donation was no more than $500. Soon after, I received McGill’s reply, praising me one of the “new leaders”. I am sure that they were over generous on this, but it was a good tactic to encourage graduates to give. Now I am told that I am in the category of “founders of McGill”. I still prefer “new leaders” to “founders”, because the former sounds so fresh and the latter a bit old. But I like both, though more former than latter. The “New Leader” sounds like soprano and the “founders” sounds like bass. I like base too, not only because I was singing at Ottawa Univ. choir as a bass, but also that without bass soprano would lose her beauty. I continued. I did not donate for anyone else, rather I did it for myself. If I don’t deliver my promises, I have problem of sleeping. At the time when I made the promise of “reciprocation”, I never thought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that serious. That reminded me a TV commercial: A taxi driver found his passenger depressed, cheering him that he could win the lottery. The passenger responded hopelessly with a promise that if he won the Jackpot then he would take the driver for vacation to Caribbean. Then he won. And he did take the driver to a beautiful island for vacation. And he was painfully reluctant. You know that when you make some big promises like this, you should make it to a beautiful lady, then you will never regret. For me, McGill is that beautiful lady. Why should we give? Because we have taken My parents set an example by giving all they had to a university in China.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remote village in China, where an old peasant among many helped me during my most difficult years. He died before I had ability to help him, leaving regret that I can never recover. I rebuilt his tomb, which is never enough for me. We have to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when we can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give more than we have taken. We are forever indebted, especially to the great minds. We are given a free ride by these minds. What we have both in spirit and material today were created by great minds, through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s. Without them we would still be in Neolithic Age. What would be the world if Pythagoras did not connect music and mathematics? What if Aristarchus did not measure the relative distances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Sun and the Moon then found that the Sun was much bigger than Earth so as to propose that our Earth must be circling around the Sun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What if Eratosthenes did not measure the Sun shadow differences to calculate the earth’s longitude? What if Democritus did not hypothesize that all the materials were made of some basic indivisible elements called atoms? What if Socrates did not fetch randomly the pedestrians on the streets of Athens to make them realize their common senses were actually illusions? What if Euclid did not bother summarizing the great “Elements” to give us the most powerful scientific method of thinking? I did not even mention Archimedes, Aristotle, Plato or other great minds because the list would otherwise go endless. We are indebted to these great minds, and the great minds after them.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we should give back to our societies so that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enjoy our contribution. Descartes said “I give, therefore I am.” Oh, no, of course not accurate. Rather “I think, therefore I am.” But we have to realize that thinking is giving, and thinking is the greatest giving. Our human civilization is not built on labour, not on materials, but on mind. In this way, we say “I give, therefore I am”. This is our country I have some words to my fellows in Chinese community. Canada is our country. We must be involved ourselves into the Canadian society. Canada is not a hotel. I heard someone complaining about discrimination in Canadian society. I have to say that I have never encountered any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in this country and have never felt that I was unfairly treated than my fellow European Canadians.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a systematic problem and a random problem. Canada is such a great country, so much so that we are allowed to criticize her imperfections and problems. In this country, you shake hands with a politician, that is his honour; In this country, you criticize her problem, it is counted as your deed of patriotism. As new comers, and even not so new ones,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 we do have a lot to understand and adjust. Building a bridge of understanding is the best way to make the individuals in society successful, thus the whole society. I know that between East where we are from and West where we live now, there are differences. We have to bridge them by understanding rather than isolating ourselves by assuming tha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cannot be bridged. Three bridges and why? Yes, I am talking about a bridge. I actually will talk about three bridges, which are the purposes for me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center. 1)Between West and East; 2)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3)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these “bridges”. The studie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will make us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in terms of time; that of West and East will make us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in terms of space; eventually, humanity and science should be inseparable twins in academy, for humanity is the purpose of science and science is the best way to enhance humanity. Here are some examples to explain why it is so. A) The West and The East 1) The theaters in Greece and Eas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 and East, the best way is to compare them. There is an astonishing difference in theaters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Greek theater, which is the ancestor of the Western theater, has its stage at the center but the lowest position. The audience seats are circularly arranged with higher position as the increase of the radius. The theater in the East was completely the opposite, with its stage at the highest position and the audience is at the lower ground. This arrangement of the stage and audience seats reflect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reality. When a politician in ancient Greece talked to his fellow citizens, he was on the lowest position, facing the citizens sitting higher than him. This would never happen in the East, because it was impossible to ask an emperor to stand lower position to face his subjects sitting higher than him. 2) Migration from East to West: It has been a disaster as the Syrian refugee floods into Europe. It is impossible to stop such human migration by any conventional measurements. A bridge must be built, which is the bridge of culture and trust. The countries that produce refugees should give up their lands proportionally to the countries that accept them. This principle is very difficult to be applied, because the people escape a country and those who rule it belong to totally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However,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achieved as long as we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The countries of the migration source should be forced to lend their lands to the countries of immigration destination. For instance, if you like to move to Germany, we build a Germany for you in your land. If you like Canada, we build a Canada in your country. It is a development exemplary for the problematic countries. The land will not be taken by any foreign countries. It is like that you let other people to enter your backyard to renovate it for free. Are there common values for both the West and the East? If we have not had it yet, we must find it or create it. These common values are the base for the bridge. B)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at we look into history is like looking into a mirror. We look hard into a mirror, not because we want to only see the mirror itself, rather we want to see ourselves inside the mirror. It is ourselves in the mirror that is our ultimate purpose of looking into it. Without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we would lose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ourselves in the present. How much we understand the history decides how we can avoid repeating the same historical mistakes. To see ourselves inside the mirror as we really are without distortion, we need a perfect mirror. We must build the perfect mirror, which means we need to restore the history as it was. We need to make the mirror accurate so as to reflect our present time, but we cannot distort the mirror to beautify our time and our activities and the results from them. We cannot go back time to tell our ancestor what to do or not to do so as to achieve more and fail less. But we can search the answers that they did not have thus could not tell us because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then. Since time does not flow back, the beneficiary can only be the ones on the side of later time. We also have the future in our mind, because we will be the past in future and we are building the mirror for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We have seen time to time the histories were revised for the sole purpose to benefit some interest group’s purposes. We can well understand that when someone wants to distort the history, his purpose is to sabotage the present. When someone wants to hijack the present, he has to distort the history. We know how history was edited to fit someone’s interest today. It is our duty to correct the distortion. It is our duty to leave an accurate, refined and perfect mirror to the future. This is the meaning of the bridg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Certainly, it is also meant for the future. C) Science and Humanity Science and philosophy were not separated over 2 thousand years ago in Greece. The ancient Greeks showed the way how science and philosophy were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not to be independent to each other, but combined as a unity. This tradition was still evident in Newton’s time. His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is as philosophical as scientific. However, today we have only the name of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to echo the beautiful tradition. In universities, philosophy belongs to faculty of humanity and science is not included. At the same time, engineering becomes something related to machine and mechanics without humanity interactions. Engineering and Arts become such an odd pair that they do not even sound right when together on our university camps. However, we constantly face the challenges simultaneously from humanity and science, from arts and engineering. Here are some examples. 1)Automated car: Soon we will be able to get into our car and tell it where you want to go and the car will drive you there by itself. No driver, but only passengers. The car is your driver. However, making the driver software is not only a task of engineering but also humanity. In some sense it is more humanity than engineering. For example, when the car faces a critical situation that will have only two outcomes, the death of the passengers inside the car and that on road, how do we program the car to act? Before, we hide this dilemma and leave to the driver who unfortunately faces these choices. Now we all have to know what we as a society and collectively want to choose. We can no longer pretend that we do not know. Do we choose the lives of the passengers in the car over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outside of the car? Or we choose to kill a few so as to save many? Or we choose to save certain people by sacrificing the others? No one has openly declared how the program will be written, but it is an inevitable challenge facing the engineers. It is more a moral issue than an engineering one. In this sense, we know that separating engineering from humanity is impossible. 2)Humanity is the purpose of engineering, thus engineering should always be associated with humanity. Look back the human civilizations eras, their names are evidences. Paleolithic Ag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Iron Age, Steel Age, etc. The materials and tools that we engineered are the titles of our civilizations. In our academy,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bridge science and humanity. Philosophy without scientific thinking tends to produce hotheaded fanatics, on the other hand, science without humanity leads to heartless society. On our campus, in engineering, we don’t want to become job training workshop; in humanity, we don’t want our graduates to only have passion but without sufficient rationality. What future do we want? The future does not look very promising if we don’t work hard. I am more pessimistic than optimistic. The recent centuries of huge successes in terms of materials have generated growing gaps between West and East,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We have seen the abandoning of classics on campus. We have seen the national fanatics all over the world. We have seen the recession of spirit versus material in our society… How much longer can our human civilization last if the trends of such continue? The great material successes made us forget the great minds behind them. It is like that we saw the magnificent building, but we forgot the architect who designed it. But we do have hope and we do want to work. I don’t know how I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eethoven’s symphony No.9 is about human struggle (1st movement), confliction (2nd movement), reflection (3rd movement) and reconciliation (4th movement). For me reconciliation means a lot, between peoples, and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The bridges that I mentioned here mean only one thing, which is reconciliation. I remember that it was the second year after I came to Montreal. Montreal Fine Arts Museum hosted the exhibition of Leonardo Da Vinci in Engineering.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be exposed to some real items beyond books and pictures. His design of airplane model was there. His many drawings of various engineering designs were there. Leonardo Da Vinci perfectly combined Science and Humanity as well as Engineering and Arts. His “Mona Lisa” has been smiling at the Louvre, which wa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me to visit there so far over 30 times. This famous smile with great confidence has been lasting over 500 years. His engineering designs have been inspiring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and are still among us. In front of the painting everyday there are thousands people to pay their respect with wonder and curiosity. We love these great minds, which show that we human beings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 loving beauty, seeking justice and searching reasons. After all, if we can still think and give, the world will not go dark. Thank you! Now let us welcome a thinker who traveled from Old world to New World to attend this ceremony. He is British Academy fellow, Emeritus Professor at Cambridge Univ. My friend Prof. John Dunn.

把敌人当公民 天马（蒙特利尔） 开学之前，带儿子最后一游：美国华盛顿和费城。让儿子见识一下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这是两位在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也是领导美国历史上两次最大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南北内战的总统。我们同时还参观了美国最负盛名的阿灵顿美国国家公墓。 阿灵顿美国国家公墓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的西岸，与林肯纪念堂隔河相望。是美国100多个国家公墓中最负盛名的公墓，长眠在这里被视为是安息者的光荣。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家，美国前国务卿，二战前后驻中国特使乔治•马歇尔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总司令约翰•潘兴将军等都埋葬在这里。 阿灵顿国家公墓 这里原是美国开国元勋，总统华盛顿曾孙女安娜和他的丈夫罗伯特•李的住宅和庄园。因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罗伯特•李接受南方分裂州的任命，担任南军将领。作为叛军将领，他的庄园被国家没收，并被辟为国家公墓，安葬阵亡的北方将士。将士中有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于是在阿灵顿山山岗建造了一座无名将士墓，墓中埋葬着2111名北军阵亡将士。这里随后还埋葬了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中的无名将士。墓地上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纪念碑，墓后有一座古罗马式的洁白大理石的恢宏建筑——无名战士纪念堂，里面的露天剧场设有4000个座位。这是一个非常壮观典雅的建筑，令我想起刚近距离看过的美国总统府白宫。都是白色建筑，但是档次却是天差地别。所谓美国白宫，其实这是中文中不正确的翻译，正确的译法应该译成“白房子”，这英语中的“White House”——House 本意无任何宫殿的意思，宫殿在英语中称“Palace”。这是中国人一相情愿的错误译法。如果你近距离看美国的总统府，它确实是名符其实的“白房子”，绝非“白宫”。 这座2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今天你看到的是用白色油漆把周围的所有砖墙粉刷成白色而已，不是白色的汉白玉，不是白色的大理石。非常简陋的白色油漆粉刷。实在没有半点贵气和恢宏。而这个无名战士墓，确是用了上好的汉白玉建筑，非常的高贵， 令人肃然起敬。美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大国，总统府倒是如此的简朴，令人生敬！ 说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离不开美国的南北战争。 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至少有550,000人丧生。人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是南方蓄奴，北方废奴而造成的。其时废除奴隶制并不是战争一开始就有的口号。而是战争开始一年以后林肯为北方刷的一层漂亮的油漆而已- 林肯把战争由一开始“爱国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诉求变成“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人道目标。 如果真正究其深层原因，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南北内战，是南北方经济发展不同的模式导致利益的不同而引起的。本质是新兴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对决传统的农业资本。南方是农业经济——种植业，北方是工商业经济——大工厂，银行。因为长期的种植园经济造成了南方对奴隶制的过度依赖，地方政治体系也呈现出严格的等级阶层结构。如果强行取消奴隶制，当时南方的种植园主惧怕会由此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南方的资金来源是北方银行，以种植园收成向北方抵押获得贷款，收成之后和银行分成。 由于利息实在太高，南方诸州对北方银行的盘剥深恶痛绝。说白了，南方各州想保护自己的利益，摆脱联邦的集权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被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束缚，比如税赋等。当时的联邦，南方认为已经彻底被“北佬”绑架。而当时北方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它并不需要终身奴隶制下的奴隶为它工作，相反，它更需要的是打零工式的现代化工人，有活雇人，没活走人，这样工厂老板不需要终身养工人。只要季节性的雇工。至此，由各自经济利益不同而造成的尖锐矛盾，导致南方想从北方分裂出去， 独立行事以保全自己的利益。 在当时的状况下，林肯认为“分裂的家庭必不能持久，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政府绝不能持久”，开始了“南北战争”。一年以后林肯才把这场阻止国家分裂的战争提高到人道主义的“蓄奴和废奴”的战争。其实蓄奴和废奴，只是一个表面的导火索。宏观来看，是主导北方工业的新生工业资产阶级，对应南方农业州的庄园主地主阶级。他们的立场分别代表着两种生产方式对社会制度的需求。当时南北双方都是打着“爱国”的旗子，南方以爱南方自己所在州为爱国，而北方则以爱联邦为爱国——在当时这个联邦确实是如南方所称的被“北佬”绑架的联邦。每一方，都是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我在这里不想复述这场战争死伤了多少无辜美国公民。而真正让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这场战争的亮点——结尾。 美国南北内战后期，南方联军败局已定。是继续顽抗还是趁早投降？这是南方将领思考的问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北方领袖在思考的问题，此时南方军队和人民中出现一种呼声，主张不投降，在将军的领导下，把南方的妇女及青少年也动员和组织起来参加战斗，进行游击战即人民战争，拖垮北军，希望以此反败为胜。对此，这个原阿灵顿庄园主，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罗伯特•李将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认为，战争是军人的事情，战争有战争的规则，绝对不能让妇女儿童参加到战争中来，更不能让妇女儿童搞什么游击战争。那是对人民的生命不负责任，那是军人的耻辱，也破坏了战争的规则和目的。作为捍卫人民生命和自身职责声誉的军人来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与日本曾经有过的“一亿三碎”的做法和价值观，构成了极大的反差。 美国作为一个自由联盟的国家，其宗旨是各州由自由意志加入联盟。当时林肯以阻止国家分裂为名发起内战，是否违背了这个国家最初的精神和宪法：自由联盟。非常值得探讨。按照现代文明来看，这场战争的合理性非常值得怀疑。 所以战争一开始，北方政府对发起这场战争是否道义是有争议和担忧的。但是也许在这一点上，受民主自由熏陶，律师出身的林肯比现在的我们更加清楚，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战后的框架：把战败者作为公民而没有作为敌人来处理。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废奴，这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事，而非中国袁世凯复辟帝制一样是逆历史潮流。 林肯为首的北方政府，在1865年的南北战争结束之刻，为美国的历史写下了非常令人尊敬的跨时代的一笔：胜利者与失败者以同一国家的公民身份享受战争终止后的祥和与幸福。北方没有以任何“分裂”、“叛国”等罪名镇压“反动派”，给予南方的是一国公民的善待与尊重：南军军官可以携带手枪与其他武器，不论军官还是士兵，都得到北方签署的公民证明书，可以以公民的身份获取国家公民都有的任何待遇，这种证明书，签署了３万多份。在投降的南方将士中，没有一个因是“投降者”而受尽歧视，他们本人以及他们后人都一样沐浴在“民有、民享、民治”的公民国家的阳光下。 而罗伯特•李将军，在有关投降和结束战争的协议书上签完那历史性的一笔后，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的小镇。小镇的人民并不把他看作失败者，而仍然看作是将军和英雄。当地人民在这个小镇建立了一所以将军名字命名的大学，并邀请将军出任大学校长。最后将军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哺育莘莘学子的事业中走完了其波澜起伏的一生。如今，以罗伯特•李命名的学校，仍遍布美国各州。很多童子军团，也都打着李氏旗号，号召年轻一代要效法李将军忠诚、勇敢、严于律己的风范。在华盛顿的街头广场上，有罗伯特•李将军骑着战马的铜像，傲然耸立。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给予统筹欧亚两大战场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的最高评价称他是李将军以来最伟大的将军。在南方很多地方，至今还矗立着南方总统戴维斯与南方总司令罗伯特的塑像，受到南北双方的尊重与瞻仰。 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傲然耸立，受到人民的瞻仰。 在我们的历史书里，美国的南北战争，那是一场正义抗争非正义，是解放奴隶制的北方终于战胜了邪恶的，妄想保持奴隶制的南方的战争。而罗伯特•李将军，就是这邪恶方的最大代表。就有如当年战败的国民党，这是螳臂挡车不自量，除了彻底的否定，还要痛打落水狗，对这些反动派，不光要打倒在地，而且要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敌人当公民，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台湾称大陆的“共匪”，还是大陆称台湾的“蒋匪”。这里都是你死我活的仇恨。国共战争结束在1949年，而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在1865年，这里人类的文明跨越了快一个世纪。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文明追溯回84年都无法与当时的美国人相媲美。在1949年当时的中国，战败方的人，怎么会是一国公民？这些战败者，连人都不是，连狗都不如。连抗日战争的英雄，在过去的中国，也是遮遮掩掩。因为他们是反动派！ 1865年的美国，没有以“成王败寇”的价值观来看待内战的将士，没有用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方法来一面倒地颂扬战胜者。而是以美国这个国家博大的胸怀，以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拥抱每一个战败的美国公民。而罗伯特•李将军也向世人昭示着什么是军人的职业、道德和荣誉，什么是永恒的伟大！

契约精神与社会诚信 文：王开东 有一天，我从北京赶回来，夜深了，在无锡站打的回家。 一路上，和出租司机闲聊。出租司机每天接触的人最多，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成就了这个职业人员广阔的知识面和深刻的批判性。 我很喜欢听出租司机胡侃，老实话，北京的出租司机都不亚于纵横捭阖的演说家，一不小心某个司机就是八旗子弟的没落贵族。有一次，我打的去清华大学，我说从西南门进去，司机信心满满的说其他门也可以进，结果那一天其他门不让进。最后只能绕道西南门进去。下车时，48元打车费司机只收了我40元，并再三向我表示歉意，说耽误了我的时间，不好意思。这就是首都司机的风度。 那天路上，聊着聊着，司机突然问了一个困惑他很久的问题，说，外国人让人搞不懂。 也许是害怕中国人按照计时器收费绕远道，外国人打的都先谈价格。 司机当然都喜欢宰老外，明明很近的地方，就蒙老外千儿八百的，老外也好骗。一开始，司机不好意思，反复绕圈子，后来，干脆不绕圈子了，一会儿就送到位。只要约定在先，老外照样给钱，不折不扣，无怨无悔。 而一旦你说定了价格，譬如路上遇见施工，你不得不绕道，结果跑了很多冤枉路，大大超过了事先约定的价格。事实明明摆在那里，但你想老外增加一个子儿，也是门都没有。 司机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国人这样。 我心头一震，见多识广的司机居然也不知道，这就是西方人的契约精神！ 岂止司机，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知道遵守契约精神呢？ 有一次我们外出旅游，晚饭前我和朋友与两位领导玩牌，结果我们输了一局，愿赌服输，乖乖一个人拿出100元，晚上买零食。第二天，我和朋友大获全胜，那两个领导却拍拍屁股走人了，毫无赧颜之色。我和朋友面面相觑。这可是知识分子啊。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人普遍缺乏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约，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产生与宗教密不可分。 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契约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上。耶稣降生之后，上帝与人重新确立“新约”，把过去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称之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的弘扬开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 契约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进而又成为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关联。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强化了契约精神。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诚信精神。只有交易双方都能诚实守信，履行合约不折不扣，才能确保交易安全，社会稳定和谐。 那么，中国人为何没有契约精神呢？ 首先是中国没有宗教。没有一个高悬头顶的神明，这就失去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失去了一个保证契约正常履行强大的中间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难也。 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限制。契约精神产生于人神约定，孕育于商品交易。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而且，中国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对商持贬抑态度，商品交易极为贫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运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自然很难产生。 最要命的是，中国在于变通的文化基因。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宋定伯卖鬼中，鬼对人遵守契约，以诚相待，背着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却套鬼的话，问鬼怕什么。鬼和盘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后的结果就是宋定伯把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为一只羊，宋定伯骗鬼卖鬼，得了五百钱。如此践踏契约的行为，却一直被我们奉为英雄，千载之下，让人们钦佩不已。 笑星赵本山的《卖拐》三部曲，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人忽悠瘸了，还引起了全民的狂欢，连续三年，一浪高过一浪，从卖拐，到卖担架。这哪里像一个正常的礼仪的民族，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忽悠带着一大群小忽悠的群氓时代。 艺术都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我们的国家也缺少契约精神。网上有一个段子，非常形象。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信了；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也认了！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让我们活到老干到老。能够对着12亿人一变再变，还有什么契约可谈？公信力还在哪里？ 社会如此，更不必说个人了。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成功竞拍。但此后，蔡铭超多次高调表示绝不会付款，只是要让这次竞拍流拍。蔡铭超的行为，赢得国内网民的民族英雄的山呼海啸，但也让世界舆论哗然。 爱国固然没错，但以破坏契约的方式来爱国，而且举国赞同，对国家信誉的损害却也不能说不大。因为社会不讲契约，导致中国的诚信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的基本判断是社会无契约，教育没诚信。教育中的诚信不可能白手起家，凭空建造。退一万步，就算这样的诚信建立起来了，将来孩子们走上社会，也会不断碰壁，以致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诚信的建设一定要以制度来保障，要有巨大的惩罚措施，使得不诚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总是如此，人们就会选择诚信。也就是说，最初，诚信只是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诚信会成为一种道德。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诚信的西方人简直寸步难行，生不如死。这就迫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诚信。对西方人来说，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我曾经带队去美国，发现很多美国家庭都希望中国孩子住在自己家，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为了获得一些费用，后来才明白，她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信用。因为帮助外籍人员，宣扬美国形象，这些家庭将会在社区里获得一些信用积分。这些信用对外国人至为重要。银行贷款，融资，租赁什么的，都需要信用来保障。 譬如美国的校车司机就是一个大美差，只能由根红苗正的人担任，因为责任重大，美国的校车司机信用指数极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国做校车司机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袭。套用前总理的一句话，信用比黄金还宝贵。 我看三国，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尝有过一点点契约精神？ 其实，我们曾经也有过伟大的契约精神。比如尾声，为了守候自己的女人，为了一个约定，他在桥柱下等待，结果洪水来了。但尾声为了守护对自己女人的承诺，抱住柱子不走，最终被大水淹死。伟大的诗人李白也为之感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但后世之人却常常嘲笑尾声。这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傻瓜。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值得敬重的人，他就是宋襄公。 当年宋楚争霸，爆发了著名的泓水之战。楚强宋弱，但宋军先在泓水北岸占据有利地形。等到楚军正渡过一半泓水时，子鱼赶紧向宋襄公请示：“敌众我寡，敌人刚刚渡过一半河流，此时出击，一定能大获全胜，请允许我攻击。” 宋襄公看了看：不行，趁人之危，打不得。子鱼遵命，只好眼睁睁看着敌人过河而来。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来得及排成列。子鱼心急火燎，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说，还不行，继续等着。 直到楚军排好兵布好阵，宋襄公才下达攻击的命令。宋军失去时机，根本不是对手，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差点丧命。但宋襄公却并不后悔，因为他遵守了公平作战的契约。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翻译过来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使受伤的敌人再次受伤，不捉拿头发有黑白两色的老人。古代作战的人，不凭借险要之地。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但也绝不攻击没有排成队列的敌人。” 毛泽东点评宋襄公这么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之所以我们全民嘲弄尾声和宋襄公，乃是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太会算计了。中国人更崇尚的是“聪明”，而不是诚信。我们向来缺乏契约文化，自然也缺少诚信基因。 如果在西方，宋襄公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有望继位。结果斯蒂芬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干了，就在欧洲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来攻打斯蒂芬。由于亨利二世经验不足，仓促出兵，等大军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仗还没打，钱就花完了，粮也吃完了。大军饥肠辘辘，非常被动。 亨利二世于是给敌人斯蒂芬写了一封求援信，说我在攻打你的时候，准备不周，现在一没钱二没粮，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大笔钱。 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准备充足了，发动了第二次战争来争夺王位。这一次，亨利二世大获全胜。但亨利二世居然和斯蒂芬签订盟约，说国王还是你继续干，只需立我为太子，一旦您百年之后，王位由我继承。于是，彼此皆大欢喜。这哪里像是打仗，这简直就是中国人过家家，但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骑士精神。但伟大的契约精神的真正实现，还必须要有一个高贵的对手，契约双方应该是对等的，不能有一方失衡，否则这个体系就会坍塌。 我常常会想起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承认甘地的隐忍牺牲精神的伟大；但我同时也极为佩服英国殖民者，他们是合格的称职的高素质的对手。 甘地的“非暴力”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英国统治者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在转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甘地的绝食不是“示威”给英国人，而是希特勒，是斯大林，其结果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宋襄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到一个更加高贵的对手，他的公平作战只是便宜了小人。中国偶尔闪过的一些契约精神，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 偶然读到美国的这个故事，我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 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每个人都是一块小小的泥土，连缀起整个大陆。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高级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诚信，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契约。遵守契约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自己的契约买单，实质上是给自己的人格保险。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所谓的一诺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温存和诚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犹如精美的瓷器，可贵的东西总是易碎的。还是那个残酷的寓言说得好，说谎的孩子，选择了不诚信，就只能被狼吃掉。

故乡是一个理念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故乡并非一片土地，亦非一群人们，而是一个理念 。—— 作者 故乡还是异乡，这是个问题 对于所有背井离乡的人，故乡都是一种复杂和沉重。这样的复杂和沉重，不同个人和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直面方式。对于华人，不管你在海内还是海外，故乡总包含着更加复杂的色彩和更加沉重的隐含。这当然是由于文化。 离开故乡并不容易，无论从物质和精神上都如此。但是权衡利弊，背井离乡也可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或无奈的退路。十分看重故土的华人也一样，“走为上”么，看来祖先也是理解的，甚至兵法也是推崇的，毕竟这是无计可施时的上策。因此，很多时候背井离乡在感情上是被迫的，在利益上是理智的。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的博弈，使得本来复杂沉重的情感变得更加复杂沉重。 在中国文化中，其实“背井离乡”和“变卖家产”一样，都隐含不肖子孙的意思。所以当“远走高飞”的时候，你有两个结局，一是“颠沛流离”，二是“飞黄腾达”，如果你要被认为是后者，你还必须要有“衣锦还乡”这一出戏。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过去，你出去闯荡，高中进士，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你一定要荣归故里。这样，你的人生就完整了，你就是“衣锦还乡”了，否则就是“背井离乡”了。 但是时过境迁，这样的“衣锦还乡”，中国人是做不到了。他们不可能回到故乡去养老，去置田产，当大地主，富甲一方。再说，他们在外面看多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不想回去——“此间乐，不思蜀”。阿斗还是诚实的，他至少直言他不想回故土了。但是我们比阿斗智慧，也比阿斗虚伪。既然“衣锦还乡”做不到，何不在异乡的时候就拿出一副“热爱故乡”的架势，以证明自己从未曾“背井离乡”呢？他们要做的是，坚决不承认自己“背井离乡”，而是“故乡就在肩上”，俨然是“肩负故乡走遍天涯”。这样一来就英勇了很多，一下子就从“落荒而逃”，变成了“所向披靡”；从“利益所趋生活所迫”，变成了“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瞬间，阿斗自不必说，阿Q也不在话下了。 与其说这是一种勇敢，不如说这是一种怯懦。他们永远带着故土的烙印，他们也许有勇气离开故乡那片土地，但是他们没有勇气离开故乡的观念。逃离故乡是由于故乡的现实不尽人意，甚至忍无可忍。而这现实之所以如此，究其根源是由于故乡的理念出了问题。现实问题的背后永远是理念问题。一切物质的结果都是由精神导致的。这听起来很唯心，但确实就是如此。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永远是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倒过来。 背井离乡却对故土依旧十分依恋，以致誓言落叶归根，这无可非议。问题是由此导致的永远认为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而从未决心归属于脚下的土地。这才是问题。在远离故乡的人生旅途上，他们不停地回首那个已经无法看见的故乡。随着空间的广漠和时间的久远，故乡居然梦幻般地变得越来越美好起来。甚至故乡的火灾也可以被当做烟火来欣赏了。“距离产生美”？也许如此。 无论他们闯关东，还是走西口，还是去海外，他们总是背负着一个叫做“故乡”的沉重，怀揣着一个叫做“故乡”的复杂。他们带去一切故乡的沉疴和珍藏，以躲避新世界的挑战与残酷。这不是故乡的过失，而是理念出了问题。 他们不厌其烦地美化着故乡，却并不回去。他们不断地在权衡居住地和故乡之间的得失，美好的言辞送给故乡，现实的利益却藏在异乡。他们总把自己比作过客，觉得自己远离故土，寄人篱下。他们终其一生，没有对自己选择的居住地的归属感。总是期期艾艾地呻吟：远方游子，寄人篱下，落叶归根。 为了表明自己是如何不能认同脚下的异乡，是如何在心里怀念遥远的故乡，他们甚至美其名曰“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关云长是被迫留在曹营的，而他们是自愿挤破脑袋才进了曹营的。前者称作“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实至名归，而后者纯属无病呻吟。关云长一有机会便逃出曹营回了蜀汉，而后者打死都不肯放弃曹营的居留权。其实，我尊敬那些身在异乡怀念故乡的人，我只是无法赞同那些在异乡捞世界却不热爱异乡的人。 当然，故乡绝非仅仅故土，也是故人。 “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柳永想回故乡，因为他惦记那位“妆楼长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佳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想念故乡，想的是朋友，用今天的话说，相当“基情”。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想念故乡，想的是配偶，还有点色情。 看来除了李白这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纯粹的思念家乡外，思念故乡基本上是由于思念一个人，或者几个人。 于是有人说，故乡是一群人。没有人的故乡还美吗？“山美水美人更美”，其实也许前两者是铺垫，最后那才是关键。其实很多时候，故乡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 既然故土是遥不可及了，来自故乡的人也许可以缓和这种失落？他们需要一群和他们一样的来自故乡的人，在异乡营造故乡的氛围。正是由于相信“故乡是一群人”和他们可以多少替代故土，“同乡会”才会令人神往。而多如牛毛的“同乡会”，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特产。 在具备伟大的精神和理念之前，对故乡的热爱的最高境界也基本就是这样了。 归去来兮，皆非问题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我特别钦佩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远离故乡，而决绝地面向未知的世界。比如，那些数百年前远离欧洲故土起航奔向新世界的移民们，面对的是未知的挑战和敌意的荒漠，他们却视其为故乡。他们远离故乡，在大洋的另一边建立了一个故乡。他们肯定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也肯定知道一切在这里都要从零开始。投奔更好的生活，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而在荒漠上从零开始，只有勇敢的心才敢于面对。而在一片荒漠上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则只有具备了伟大理念的勇敢才可以实现。 如果说维尔京人、哥伦布和麦哲伦的伟大航海并非背井离乡，而只是冒险闯荡，那么那些乘坐“五月花号”等邮轮告别欧洲故土的人，他们基本上不会指望有生之年还会再见故乡。从他们离开故乡港口的那一刻起，地理上的故乡实际上已经不再在他们心里占有很大的分量了。甚至他们也不依赖同船去的老乡，因此他们甚至要在船上拟就一个契约——到了新大陆，咱们就这样办了。那个契约，就源于理念。 还有更加伟大的一些人，是靠着对神圣的信仰而远离故土的。比如利玛窦等，为了信仰而背井离乡，并且葬在异乡。我们总要说他们是客死他乡，但是对他们来说，脚下都是上帝的土地，肩上负着神圣的责任，心中充满虔诚的信仰，他们绝不会觉得脚下是异乡。我很高兴中国的鉴真和尚也是其中之一，他东渡东瀛，把一生献给了他的信仰，他所到之处，不可能被他认为是异乡。 他们为了一种信念，远离故土，走向远方。他们没有衣锦还乡的奢望，因为即便回来，他们也绝不会有任何物质财富。他们更不恐惧是否还会回到故乡，对他们来说，走到哪里都是神圣的使命，无处不是托付一生的地方。 但是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美国人用《独立宣言》证明了这点。他们是一群普通人，但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和故乡格格不入但是他们自己确信不疑的理念，于是他们彻底和故乡的统治者决裂，也彻底不再认为自己属于故乡，而属于这个新世界。自由女神也向世界宣告：其实你是否来自故乡也未必重要。 是什么给了他们如此的勇气？他们之所以敢于面对敌意和赤贫，是由于他们有一个伟大的信念——这片新大陆将由于他们的努力而成为富庶的故乡。对他们来说，故乡是一个理念。哪里有自由平等，哪里就是故乡；哪里有实现理想的机会，哪里就是故乡。 因此，我们想起那句不无争议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似乎我们更加明白了其中的合理性。 故乡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当少年的我离开儿时的故乡杭州时，我真的觉得丢失了什么；但是当青年的我离开第二故乡太行山时，我觉得解脱了很多。我知道这还不是扬帆远航的理智的勇敢，而是逃离时慌不择路的果断。一个人逃离赤贫时可以是义无反顾的，而当一个人从并非一无所有而奔向赤贫时，那才是真正的勇气。我想到的便是早期到北美定居的移民。 我认定,在太行山之后我不再为故乡所烦恼，我既不想念我儿时的故乡，也不牵挂第二故乡。于是，我对同乡会兴趣索然。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人组织同乡会，把来自自己省份和县城的人组织起来，为的是给身在异乡的同学提供故乡的慰藉。按照道理我可以参加浙江，江苏或者山西的同乡会，但我无动于衷。也许是由于我自己也无法确定哪个故乡更加故乡，而且我对任何以怀念故乡为名目的事物一概不感兴趣，于是我从来不参加任何同乡会。于是有人称呼我为没有故乡的人，而我很不在意这样被称呼，我觉得故乡一点都不重要。到了加拿大，我觉得故乡更加模糊了，更加不重要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这样一个对故乡毫不在意的人，却比任何声称热爱故乡的人更多地回到根本没有利益可言的故乡。其实那不是我的第一故乡，那只是一个山西太行山的小村子，是我被迫在那里度过4年的地方。我在那里没有任何利益，但是我居然在移居加拿大后回访了许多次。无论是为了那位已经过世的当年帮助过我的老大爷的墓塚，还是为乡亲们办点实事，我回去的理由无非是如此。与其说是为了他人，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良心的平安，为了晚上梦醒时分少一点愧疚。故乡也许是一种职责，但绝不是一种炫耀。 那些当年从太行山里出去做了大官的人，是不回故乡的。他们在做报告时洋洋洒洒地回忆故乡如何养育了他们，但是为故乡做点好事，那是很难的。但是他们用故乡来炫耀自己，确是不遗余力的。 一个人是否爱故乡，并非看他嘴上说得如何。我总觉得那些经常把故乡挂在嘴上的人基本上不太会对故乡负责任的。那些鼓吹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绝对是不爱故乡的，因为他们并不想为故乡做点什么，而总想着是否靠吹嘘自己的“心在汉”，从而从故乡得到一些利益。 我没有故乡，因此到处都是我的故乡。我也许没有勇气像早年那些欧洲移民一样拥抱荒漠，但是我应该有勇气把自己选择的地方当作故乡。我把那片遥远的土地称作我的故乡，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和长大；但是我更愿意把这片脚下的土地称作故乡，因为她给了我尊严和希望。 狭义的故乡是一个起点，让人魂牵梦绕，仅仅是由于我们从那里开始。我们总是用和故乡的距离来丈量我们的征程。但是对旅者来说，每一个新的目的地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最初的起点比起最终的目的地并没有更多的意义。不管是最初的起点还是最终的目的，比之这两点之间的过程，便会不再那么神圣。我并非不热爱我的故乡，只是我更爱我的征程和目的地。如果你不爱你的征程和目的地，你为何启程？也许启程时，你还不确定你对目的地的感情，但是你一定是带着一种期望，一种理念。 那个总是“思故乡”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的碎叶，如今不在中国境内。他总也不回故乡，终其一生也没有回乡。他是我最喜欢的华夏诗人，但是很难判定他是一个热爱故乡的人。但是至少他走到哪里爱到哪里，他这么爱他脚下的异乡，他已经把异乡当作了故乡，这还不够吗？能有几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可以写出堪与李白媲美的赞美华夏的诗篇吗？那是因为李白更加热爱脚下的异乡。如果一个人可以如此爱脚下的土地，那么他一定是会爱故乡的。并且他的爱，一定是不狭隘的。 无论是不归的还是回来的，有两种人是我最钦佩的，一种是哥伦布麦哲伦，一种是早期欧洲移民们。前者，起航就是为了回来的，只是征途艰险，回程其实充满着莫测。一种是杨帆就是诀别，面对未知的征程的海域和抵达的荒漠，一去不复返。 唯有理念，才是根本 我曾经在渥太华参加过华人合唱团，有一次演出是各个族裔的合唱比赛，华人合唱团唱的是华语民歌，其他族裔的也都是自己族裔的民歌。而参加活动的唯一欧洲族裔的爱尔兰合唱团却建议以Song for Canada（歌唱加拿大）作为这次活动的主题和结尾。 歌词如下： 译文大意如下： Sing! Sing a new song, Sing loud and strong, Sing of this land of our hopes and our dreams. Rich harmonies of races and creeds Join in the chorus from sea unto sea: Where the whale’s ancient lullaby Meets the song of the wind in the whispering pines, All our voices come together, always singing, "Land of tomorrow, your time has come." 唱吧！ 让我们唱一首新歌， 激情嘹亮。 歌唱我们的大地——希望和梦想。 不同的族裔和信仰， 形成丰满的和声， 从东西海岸汇为合唱： 古老的鲸鱼摇篮曲和着清风耳语的松涛， 所有的声音欢聚一堂，永远歌唱： “希望的土地，我们的时光。” 当时觉得爱尔兰人的建议和选择很得体，也感慨咱们怎么没有人家大气。很多年过去后，我逐渐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会如此好地融入新大陆社会，并且出类拔萃，比如美国的里根和肯尼迪，加拿大的马尔罗尼。爱尔兰人在政治上的瞩目成就必定源于他们对新大陆的真诚热爱。如果你不爱加拿大或者美国，加拿大人或美国人怎么会相信你会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且为他们奋斗呢？爱尔兰人也许热爱他们的故乡，但是他们对背井离乡是义无反顾的，对新大陆的热爱也是毫无保留的。他们把故乡远远留在身后，毫无顾忌地拥抱加拿大。由于他们是如此彻底地热爱新大陆，以至于人们对里根和马尔罗尼在会见时共同上台演唱“你那爱尔兰的眼睛”毫无芥蒂。人们不会由于他们唱着爱尔兰民歌而认为他们会把爱尔兰置于美国或者加拿大之上。人们确信他们首先热爱的是自己作为公民的国家。 然而东方民族却难以做到这点，以至于他们受到西方人的质疑。比如在二战中，美国和加拿大就把在北美的日本裔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关进了集中营，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忠诚的优先级不是加拿大或者美国，而是日本。但是美国和加拿大并没有这样对待德国裔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因为徳裔移民的忠诚度不容置疑。甚至一战的盟军统帅潘兴和二战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都有德国血统。 多年以前，一位法裔加拿大人向我提出一个困惑他许久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中国来的人总是认为你们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你们现在不是加拿大人吗？”我很吃惊，反问：“这好像很自然，难道你不觉得你和法国有很大的关系吗？”他严肃地说：“法国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一个会说法语的魁北克人，一个会说法语的北美人。”他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非常国际主义了，其实不然。我逐渐终于明白：若无理念，难有故乡。 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是在纽约写成的，一个不热爱新大陆的人士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乐曲。如果不信，请欣赏这部交响曲。 此后到底德沃夏克回到了哪里或在哪里居住已经不再重要。我们也许不必再深究他感情中到底多少波西米亚或多少美洲大陆。看看那些欧洲移民们在美洲如何淡化自己的祖籍和原籍，就可以知道他们其实真正在意的就是脚下的土地，这才是他们的故乡，不管他们最初来自哪里。 明朝从西方来华夏的传教士，神圣的信仰让他们确信脚下就是归宿。哪里有上帝，哪里就是故乡。 唐代的鉴真，神圣的信仰让他远渡东瀛，永不还乡。哪里有佛祖，哪里就是故乡。 古希腊人按照德尔菲的神谕向西航行到了拜占庭（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定居下来，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到处航行，抵达北非，黑海北岸（今天的克里米亚半岛），所到之处都建立了他们的理念的城邦。哪里有荷马，哪里就是故乡。 希腊化时代，当亚历山大城取代雅典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后，多少哲人奔赴亚历山大城，把那里当作自己的故乡，在那里奉献一生，无意落叶归根。哪里有理性，哪里就是故乡。 故乡其实是一个理念。哪里有自由和平等，哪里就是故乡。哪里可以创造自由和平等，哪里就是故乡。因此，只要伴随这样的理念，所到之地都是故乡。 我们相信，有一些价值和理念对于全人类是普适的，因此，哪里有普世价值，哪里就是故乡。 我觉得狭义的故乡过于狭隘，同乡会过于狭隘，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故乡不是一片土地，也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理念，我们才可能拥有广阔的胸怀去容纳世界。否则我们会永远不断地细分故乡，以窝里斗作为结局。 故乡，如果你真的爱人类，那么故乡从来不是一片土地，也从来不是一群乡党。故乡只能是一个理念。如果有一片土地是你的故乡，那就是你脚下的地球；如果说有一群人是你的同乡，那么就是所有的人类。你真正的乡亲是这样一些人：你的小同乡是志同道合者，不管他们来自何处；你的大同乡是全体人类，不管他们意向何方。因此你没有狭义的故乡，你也没有狭义的乡亲，你的故乡只能是一个理念，这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七月谈价值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每年7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纪念日，比如三个国家的生日：7月1日的加拿大国庆日、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7月14日的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回顾这三个国家的建国纪念日，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义的解读，那就是——殊途同归。 美国在1776年决定和宗主国英国决裂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法国在此十几年后的1789年决定废黜帝制建立共和；加拿大在此很久以后波澜不惊地把1867年的7月1日追认为自己的建国纪念日。 美国的独立是一群官和民用武力和他们的祖国决裂：统治者对我们不公，我们不想忍受了，我们独立了；法国革命则是一群底层民众的暴力革命，以此推翻帝制而由他们自己来管理这个国家；而加拿大则没有任何以上的暴力行为，只是以温和的方式对他们家长式的宗主国英国说：我们长大了，决定离家出走了。 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可谓“殊途”，但是他们却走向了同一个目的地，或曰“同归”。让它们“殊途”的是它们当时的不同的情感和策略，让它们“同归”的是它们持有的共同的价值观。 在这些价值观中，有着“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法制、民主、人权”。正是这些在今天被称作“普世价值”的理想，让它们殊途同归。 美国有着强烈的英国传统，而法国和美国英国非常不同。法国人迥异于美国人，也不同于英国人。而加拿大则同时有着英国和法国的血统和传统。这三个国家的殊途同归是否昭示着一种普适的人类社会的进化？ 答案是肯定的。 我不能肯定如果没有美国的革命是否会有法国后来的道路。至少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应该以美国为榜样。法国革命后的道路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共和、复辟、再共和、再复辟、再共和。我不知道法国最终的道路是否受到了，或者是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但无疑近代这些国家的道路没有一个是完全不受别的国家影响的。那么，如果没有美国的榜样，加拿大是否会是今天的样子。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如果看看英国，我们也可以自信地说，加拿大即便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么也不会差别太大。 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流血革命的国家，但是它的进步却是世界上最为瞩目的之一。英国人所采取的理性的道路，值得每一个国家借鉴。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看起来根本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有着革命的实质而完全没有革命外表的变革。这让人想起公元前580年雅典的梭伦改革，那是一场真正的变革，却风平浪静。这也令人想到东欧的巨变，那“颜色革命”和“天鹅绒革命”其实和雅典“梭伦改革”和英国“光荣革命”异曲同工。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的进步可以取不同途径：暴力的，非暴力的，介于之间的，而目的却并无二致——宪政和民主。 此乃“殊途同归”，让它们“殊途”的是其民族性格和文化积淀，让它们“同归”的是共同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正是这些共同的价值使得殊途同归成为必然，也正是这些价值被后世称作“普世价值”。 今天，我们站在加拿大名城Kingston的亨利城堡（Fort Henry）上，遥望圣劳伦斯河对岸的美国，自然会想到当时的战争：彼岸是用暴力从英国分裂出去的美国，而此岸是英皇属地加拿大。当立志独立的叛国者和坚定不移的保皇派在为不同国家战斗的时候，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今后彼此会成为友好的邻居——好到长达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不必设防，好到把两国许多城市共同参赛的职业冰球联赛称作“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俨然合二为一。亨利堡上狰狞的火炮和雄踞的炮台亲历了这世事沧桑，成为了这段历史沉默无语却心知肚明的见证者，以它特有的幽默向我们坦陈这段历史：在普世价值的感召下，刀戟转化为玉帛，敌视演绎成友谊。亨利堡也顺理成章地从军事要塞变成了游览胜地。 位于加拿大Kingston城外的Fort Henry，今天仍然飘扬着英国国旗。 这一切，只有在普世价值下才会有可能，只要在普世价值下就会变成现实。 7月，不管你在加拿大、美国还是法国，你都会感到普世价值的真实存在。当然还不仅仅是这几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一个民主的美洲国家，一个民主的亚洲国家，一个民主的非洲国家，你都会感到这些价值的坚韧张力。当具有了这些价值，彼此曾经的战争最终会被和平取代，一时的敌意会被友谊溶解。 我不禁会想到贝多芬1824年完成的《第九交响曲》。不管你是否喜欢音乐，今天请你听一下《第九交响曲》，你应该会被这伟大音乐所感动。请你也倾听加拿大国歌、美国国歌和法国国歌，你是否从它们的不同中听到了相同之处？那就是它们的共同价值——“自由”，亦即这三首国歌体现的最重要的价值。这就是人类价值的普适性。 “上帝保佑我们的家园，荣光和自由……”（加拿大国歌），“……那旗帜在自由的土地和勇者的家园上飘扬！”（美国国歌），“自由，挚爱的自由，与你的守护者一起战斗吧！……”（法国国歌）。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席勒作词的《欢乐颂》也是《自由颂》。 如果你还不懂“普世价值”，那么今天是你接近“普世价值”的时候了。尽管华夏历史上不曾有过为“自由”而战的经历，但是，它不应永远没有。 当我们今天再来看那些诅咒包含“自由”在内的“普世价值”却鼓吹独裁专制的“宇宙真理”的团伙时，不禁哑然失笑。这些人，今天只剩北韩的金家和其同伙了。“宇宙”到如此狭隘的地步，也该悔改了。他们其实从来不糊涂，看看他们为家人和钱财以及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退路——都是“普世价值”的国度，绝非“宇宙真理”的地方。 这个7月，似乎风平浪静，但潮流汹涌。如同圣劳伦斯河，流过Kingston，流过蒙特利尔，奔向大洋。让我们以加拿大国庆日的名义，向加拿大的价值——或曰“普世价值”——致敬。

飞越贝加尔湖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搭乘从多伦多飞往上海的加航AC087，起飞后一路向北，取道北极。冬至将近，正是极夜最长的时节……该到北极了吧？舷窗外，一片漆黑。我躺下居然还睡着了几个小时。 醒来打开舷窗已是白昼，极地已过，飞机正在俄罗斯境内。我好奇地观察着地面的景色，从逾万米高空，仅见灰白两色相间的广漠，那是雪原和未被雪完全覆盖的植被。 从加航AC087俯瞰的贝加尔湖。图的左侧是湖的北岸。 突然，一片巨大的蓝色水域印入了我的眼帘。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贝加尔湖吗？我拍摄了这难得的景色，然后从飞行实时地图上找到了当前位置——确是贝加尔湖，飞机正飞越湖的西段。 “贝加尔湖”，耳熟能详。我想到了“苏武牧羊”和那个时代。 21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汉朝和匈奴交战，苏武被匈奴俘虏后发配在北海牧羊。而这个“北海”，就是“贝加尔湖”。苏武在北海一过便是19年，期间，投降匈奴的汉朝将军李陵多次游说苏武，让他皈依匈奴，苏武坚决不从。这正是苏武后来被尊崇的理由。 李陵则没有苏武的福气，浴血奋战后寡不敌众，投降了匈奴。而为此汉武帝杀了李陵的家人和族人。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李广为汉朝打天下之贡献无人出其右，而后人却被汉朝皇上灭族。 相比汉武帝，匈奴的单于远显得开明和仁慈，李陵投降了被重用，苏武不投降也未被杀戮。苏武在匈奴19年总体未遭虐待，而苏武也并不像后世描绘的那样忠贞。单于劝降不成，也以礼相待，还给苏武撮合了一位匈奴女子做夫人。有家室的苏武也没拒绝，与之还生了一子苏通国。苏武后来回汉，单于也准许了。苏武只身一人回到汉朝，不是单于不肯放家室，而是苏武不要胡妻也不要其子，以表对皇上的忠贞。只是后来皇上开恩问及“是否有子嗣在匈奴？”苏武才说“和胡妇生有一子通国。”既然皇上恩准，苏武乐意，单于便把苏通国还给了汉朝和苏武，但苏武并不要他的匈奴妻子。不管苏武曾被粉饰得多么高大，此事足以展示其渺小。 在北海期间，苏武曾被告知家人被朝廷所害，然而无动于衷。后来听到汉武帝死了，却面南跪哭，昏死过去。这是什么奴才人格？令人想到今天在朝鲜上演的哭哭啼啼的驾崩闹剧。这闹剧当年中国也上演过。1976年，我还在太行山苟延残喘。一日，闻哀乐袭来，便盼好消息，果然是“万寿无疆”，窃喜“终于死了”。举国上下一片嚎啕，或被迫，或自觉，前者被迫无奈，后者令人齿冷。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苏武们越来越不屑，他们对生灵涂炭无动于衷，却对主子热爱有加。一个人如此，就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而一个民族如此，则是一个道德有缺陷的民族。 毛时代和汉武帝时代在文化上类同，前者的只崇毛教和后者的独尊儒术如出一辙。苟延残喘的子民无处遁逃，只好逆来顺受。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永远健康”也终于混不下去而出逃，目的地就是贝加尔湖北畔的伊尔库茨克。不过他终未抵达目的地。 飞机已经掠过伊尔库茨克，这个地名，恐怕很多国人已经不记得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一切和真实有关的都会被忘却，历史真相便是；而一切和颂圣有关的却会被牢记，粉饰忠君即然。 中国所谓的“大义”，不在正义，而在忠君。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仅以他对朝廷的忠诚为标准。华夏两千年来对苏武的歌颂和对汉武帝的崇尚源于同一目的，前者要臣民只效忠君主，后者仅歌颂铁腕统治，皆为巩固统治。这种忠君和慑服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和普世价值格格不入。 我赞同资中筠先生在《方孝孺和布鲁诺》中所表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西方知识分子的信仰之迥异，在于尊皇上为至高无上还是崇真理为不可妥协，这也是中西文化之本质差异。 司马迁和李陵苏武是同时代人，虽然我对《史记》并无多少褒奖，但我钦佩司马迁的勇气。他为李陵的投降开脱，明知会因此获罪，却仍直言不讳，也许体现了那时的“士”还没有被权力彻底压垮。但是，司马迁遭遇宫刑却正说明了汉武帝们要消灭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的阳刚。秦始皇要消灭异见的读书人，而汉武帝要让知识分子失去自我而为他所用。 如果说秦始皇从肉体和人格上消灭了异端儒生，那么汉武帝从制度和文化上消灭了思想自由。正是他们穷凶极恶，才被后世的独裁者尊为“秦皇汉武”。 我可以歌颂那个时代汉人抵御匈奴入侵者的浴血奋战，因为那是保卫他们的家园，但我谴责汉武帝为扩大版图的战争，因为那是别人的家园。我绝不和汉武帝为伍。 贝加尔湖，和它数百公里的长度相比，它几十公里的宽度显得狭窄。飞机向正南只用几分钟便飞越了贝加尔湖的西段。对我来说，飞越的还不只是这堪称宽阔但在现代文明面前却显得狭窄的湖面，还有这两千年时光。苏武、李陵、司马迁和汉武帝，相继隐约在贝加尔湖上空。两千多年过去了，并未烟消云散， 该进入蒙古了吧，再向南，就是现代的中国了。谢天谢地！汉武帝的事业没有扩大到全世界，否则独尊儒术和奴颜婢膝就会到处泛滥，甚至连出国都不可能了。与其让所谓同祖同宗的暴君统治，绝不如和素昧生平的善念为伍，我说的是——自由平等博爱。

海尔森寄宿学校和儒家文化 文：子禾（蒙特利尔） 有一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游荡，因为行程里的半天空闲，就走进电影院，看了一部至今难忘的科幻电影，never let me go（别让我走）。于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被电影中弥漫着的呛人的哀伤气氛击中。除了男女主角们的悲剧命运外，诗情画意的海尔森寄宿学校教会他们对自己悲惨命运的懦弱和顺从，也让人心疼得几乎窒息。残缺的玩偶，雨中流泪的雕像，枯萎的花朵，迷茫的音乐，无不暗示着剧中男女主角们悲哀的命运，让我看完电影后久久不能平静，几乎失去了思考能力。 电影用平淡简单的方式描述了三个为人类提供器官捐献而生的克隆人的短暂人生和情感纠葛。剧情建立在克隆人的器官捐赠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因此完全超越了对此现象进行道德评判和伦理争论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女主角克隆人kathy的回忆，用非常节制平和的语气讲述了在海尔森克隆人寄宿学校一起长大的三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感情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三角感情纠葛。他们拥有正常人类的一切喜怒爱恨，却唯独没有正常人类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就像海尔森学校永远不能跨越的围栏，有一道看不见的界线把克隆人的命运和正常人类世界所拥有的爱恨离别生老病死的选择权利隔离开来，围栏外的我们可以放纵地喝酒抽烟，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做出选择， 可以每天拥着相爱的人睡去，直到慢慢变老；围栏内的他们，人生是在出生前就被制定好了的：通过克隆的方式被制造出来，在身体发育成熟后开始为原身捐献器官，通常在捐赠三四次主要器官后，他们就会孤零零地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死去…… 看过电影后的接下来几天，我从伤感中缓释过来，慢慢地开始觉得，影片中最让人悲哀的不是克隆人群体在被制造出来后短暂地活过，然后在捐赠器官中死去的命运，却是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懦弱和顺从。那些克隆人基本上没有对器官捐赠体制作出任何抗争，也没有仇恨和逃亡，甚至很少看到争吵，就一个个驯服地走上了自己被预设的宿命。虽然他们有过不同的心理挣扎，但剧中人对捐赠体制的最大抗争，也不过是一直都逆来顺受的男主角汤米最终与从小就两情相悦的女主角相爱后，把两个人在一起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关于克隆人有了真爱后可以延捐的传闻上。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延捐只是个谣言。当所有的努力都付诸流水，当满怀的生命希望都落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捐赠器官中相续死去，此时的Tommy在空旷无人的车站发出了最绝望咆哮，让人在刹那间心碎万分。 由此可见，他们为改变自己命运所做的最大努力，也只是在顺从克隆人运作体制的前提下。这一切，应该是海尔森学校教育的成功之处。 生而特殊的克隆人们从小在如诗如画的海尔森寄宿学校过着与世隔绝的平淡生活。他们跟正常孩子一样地欢笑，成长，情窦初开，憧憬未来。但是与正常人不同的是，在成年以前，他们完全不允许跟真实的世界有任何接触，海尔森学校的教育，也刻意地完全杜绝现实世界的生活常识：他们的童年是由用塑料代币换来的外界世界遗弃的废旧玩具废旧磁带，和注重关怀与奉献理念的艺术课组成。关于他们的身世和捐赠命运，海尔森给他们的信息缺失而含糊，只用“我们生而特殊”一笔带过。所以他们所接受的一切教育，都是为有一天发育成熟后，毫无反抗地走上捐赠的手术台做的理论和实践铺垫。海尔森学校对待他们的方式，跟养殖场的肉用动物并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从小被灌输的“我们特殊”的观念，他们被教育着做个伟大的捐赠者，却从来没有被教育为自己的生命权利抗争。海尔森学校的教育是如此成功，就像海尔森学校的围栏，学生们被恐吓被误导关于跨越围栏后到了外面世界得到的悲惨命运，所以从来没有人敢越过那个栅栏试图逃脱，就像长大后，也从来没有人试图逃脱器官捐赠人的命运围栏。 初看这是一部伤感的文艺片，再读，我却由海尔森寄宿学校联想到了我们的文明进程和人类为了自我解放，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为了反抗像海尔森学校愚民洗脑式的统治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血泪代价。海尔森学校的教育理念，完全违背了文明社会里教育的意义。海尔森寄宿学校的教育，是一种典型的愚民和洗脑系统，是为血腥的克隆人捐赠系统服务，而绝非启发蒙昧状态的孩子们。教育本身的意义，应该是启蒙处于蒙昧状态的人，让他们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周围的环境，以此启发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作出自己的选择；教育决不应该是被某个系统某个组织利用，用片面蒙蔽的信息诱导那些蒙昧无知的人为某个目的和某个系统牺牲自己。 在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之前，我们整个人类文明，都曾经是一所海尔森寄宿学校。 中国古代创立的儒家思想和海尔森寄宿学校的教育法则，也有极大的类似之处。它们都是否认个体选择权，推崇预先制定好的人生道路，最终在井然有序的等级制度里，牺牲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达到为统治者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的目的。 如果说海尔森学校是一种知识和理念的误导，那么儒家思想更是对人性的一场阉割，它完全忽略了个性自由发展，是把个性完全不同的人生统一化和制服化，去除了勇气，抗争精神和探索精神，把人变成服务统治阶层的顺民，也就是一所成功的海尔森寄宿学校的学生。从这所学校出来的每个人不但循规蹈矩对现实毫无反抗，而且会自发地监控他人，以达到提升社会地位的目的。这样的哲学影响下，大家除了拥有活下去的权利，其实跟生为器官捐赠的克隆人也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捐赠的是器官和生命，一个捐赠的是独立思考的大脑和人身自由。 因为儒家思想崇尚社会等级排位而完全忽略了个体的自我感受和自我追求。这样的思维意识的影响下，儒教文化塑造出的社会体系，其实要比海尔森寄宿学校成功得多。如果说海尔森学校只是单纯地怀着通过洗脑达到目的的目标，那么儒教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复杂的相互监视系统，儒教社会体系里的每个牺牲品，都在自发地用儒教教义和原则监控着其他牺牲品，儒教社会有一个看不见的行为围栏，每个围栏内的人却都在监视着围栏的界限，把走出围栏，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抗争精神的人冷落孤立甚至抛弃于整个社会系统之外。 在这个相互监控体系下养成的生存本能，使得成年人对孩子的行为规范的教育方式，也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式的提示：别做出格的事，否则别人会笑话你。道德教育不是基于根本的善恶观念，而是别人的看法带来的羞辱感和荣耀感。因此大多数中国人长大后用别人怎么看取代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也忘掉了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选择权利。他们为权势阶层活着，为他人活着，为面子活着。儒教社会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超越这个规范，就会被社会抛弃。因此，中国文化永远都是人斗人，人挤人，夸大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忽略了对自我的挑战和完善，对自我感受的尊重。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方式下，很多人常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于是看到别人追求什么就追求什么，看到统治者号召什么就跟风而动。由于忽略了尊重自己内心的教育，中国人大多盲从而功利。再善良的中国人，都会对异类，特立独行的人和弱势群体缺乏应有的同情和尊重。因为他们从小被教育要向上向主流向比他们更强大的人看齐，追求的是众人眼里约定俗成的成功。因此中国人永远缺乏对独立个性的尊重和宽容。 儒家思想更像一种管理方式，或者企业老板最大限度利用员工榨取剩余资本的企业文化，绝对提升不到哲学和宗教的高度。儒家完全忽略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背景，把人放置的背景永远都是社会人际关系，阶层，等级，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人缺乏对自然的探索精神和冒险精神，大家的生存目的主要是追逐仕途而忽略了身边的自然和科学探索。矫情的中国读书人，多是出于“学而优则仕”的功利目的，或者把读书看作是比别人更有优越感的自傲的工具而已。所以中国历史上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贡献很少。 剧中的一个克隆人在三次捐献之后就要死去的过程中，女主角Kathy给了他最后的死亡陪护。陪护的过程中，他不断回忆的，是海尔森学校的一草一木。貌似每个克隆人都深深地爱着海尔森学校，就像每个中国人都有儒家思想情节。其实，并不是海尔森学校给了他们多么美好的回忆，而是因为毫无选择的，这是他们对人世唯一的回忆和对人生唯一的体验！他们全然不知海尔森学校外人类的生活，就像儒家思想是唯一深入中国人内心并囚禁了我们几千年的思想。海尔森学校的学生和儒教统治下的中国人一样，其实都不知道自由的人生是什么。 在爱人，友人以及很多海尔森学校的昔日好友都相续捐赠器官死去之后，女主角kathy在自己的生命落幕之前，平静地说，谁都不应该规定一个生命的选择道路，谁都不应该限制一个生命应该去做什么。而被类似的海尔森学校囚禁了几千年的我们，也该到了认识和摆脱那个无形的围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