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飞 1898年，正值维新“戊戌变法”之际，一所学校诞生了。它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也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两天前，这所学校刚刚过完她的120周岁生日。 戊戌变法来自一些人对国家未来命运的焦虑，康有为对光绪说，变法迫在眉睫，再不改，不仅国家有危，皇帝怕也做不成了。 今年3月14日，物理学家霍金离我们而去。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霍金去世的日子，正是爱因斯坦诞辰139年。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比北大的生日早了20年。1905年，彼时的北京大学刚过入学年纪，而26岁的爱因斯坦就已做出了关于光电效应的正确解释，为其赢得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是毫无疑问的天才，就算是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大概也听说过去年发现的引力波，而爱因斯坦在一百年前就做出了预言。 然而，爱因斯坦的晚年，是在焦虑中度过的。物理学像所有科学一样，进步来自于每一代物理学家对前辈的质疑。牛顿对亚里士多德产生了质疑，爱因斯坦则对牛顿产生了质疑。 即使天才如爱因斯坦，也在晚年遭到了质疑。他不喜欢量子物理中的不确定性，并用 “上帝不会掷骰子”反对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他的对手、可能对大众来说不那么出名的物理学家玻尔说： “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怎么做。” 作为爱因斯坦的对手，其实玻尔同样焦虑，爱因斯坦的江湖地位如此显赫，他的怀疑会影响量子物理最新思想的普及。 爱因斯坦和玻尔的相互质疑一直延续到了彼此生命的最后一刻。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在爱因斯坦的有生之年，玻尔没能说服爱因斯坦同意自己的观点。7年后，77岁的玻尔也过世了。就在过世的前一天晚上，玻尔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爱因斯坦1930年设想的光盒，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回顾爱因斯坦对自己的质疑。 但是玻尔和爱因斯坦的焦虑和相互质疑，并未影响两个人的友谊，更没有影响物理学迈向未来的进步。反而是爱因斯坦的质疑，让玻尔和后来的物理学家坚定了对量子物理的信心，并进一步完善了量子物理的相关理论。 焦虑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科学界，也体现在企业界。 全球知名芯片公司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书，中文翻译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是这个翻译其实并不太准确，英文的原文是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后来人们把这句话翻译为“惶（恐）者生存”。因为 Paranoid 在医学术语中有妄想狂的意思，有这个毛病的人，时常有一种“总有奸臣想害朕”的焦虑感，总觉得“地球很危险”。 一个人时常有焦虑感不见得美妙，但是对机构而言，特别是英特尔所在的技术领域而言，确实一种非常有必要的存在。因为科技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但凡有一点“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想法，就会被市场洪流所淹没。 所以很多硅谷公司的大佬都有这种体现焦虑感的名言。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有一句名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让你做个吃货，而是说人应该不停地挑战自我极限。在Mrjamie网站上，有一段总结，说乔布斯像一头凶猛的怪兽，永远不会满足，Mac、iPod、iPhone、iPad 一招接一招，如果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大概永远没有停止的那一天。 英特尔多年来的CP公司，微软创始人盖茨也曾经说过，“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中国成功的技术公司领军者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华为代表官方的企业传名字叫《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任正非甚至还说过“华为的危机，以及萎缩、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 但是这些企业家的焦虑感，如同爱因斯坦和玻尔的焦虑感一样，并没有影响科学家和企业家们创造价值，也没能阻碍他们迈向未来的脚步。更没有影响他们走向未来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反而能让科学家们更谨慎地论证思考，推动科学思想不断进步；让这些企业家们居安思危，带企业走向伟大。 在这个时代里，那些胸怀鸿鹄之志的莘莘学子、科学家和企业家，更要多一些焦虑感和质疑，才能够更稳健、更坚定地迎接未来、迈向未来。 注：本文来源于“赛博故事”，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石榴石及其科学意义 文：嵇少丞 在2016年10月10日魁北克华人教授协会的“观石赏枫”郊游中，Grenville 构造省变质沉积岩中红色的石榴石晶体给各位教授与女士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石榴石，英语中叫Garnet， 法语叫Grenat，是一组具立方晶系对称性的矿物晶体，因其晶体形态酷似石榴籽而得名。在青铜时代，石榴石就已经被人类用作宝石。 考古发现，古埃及人特别喜欢用石榴石美化他们的服饰， 作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2500年前古希腊人已经把石榴石镶到手镯上。石榴石是古以色列人第一位大祭司（High priest）亚伦所佩带的彩色胸兜上的十二颗宝石之一，代表犹大支派。在古希腊神话中，哈底斯在交还珀耳塞福涅时给她吃下一些石榴籽，令她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回到冥界，因此石榴石一直代表忠诚、真实及坚贞。在1842年法国奥布省Pouan发现的地下宝藏库中，石榴石与一个公元5世纪的日尔曼人英雄的骸骨一同埋葬。在英国莱斯特郡曾发现了一个制造与公元5世纪的黄金石榴石吊饰。在一个公元6世纪的法兰克人墓穴中，发现了一个用石榴石做成的夹发针。在公元16世纪，人们迷信石榴石可以保护人类的心脏免受毒素及瘟疫的影响。即使现在，石榴石也常被用于手镯及胸针。 另外，《圣经》里有挪亚方舟用石榴石照明的故事。在《古兰经》中， 也有石榴石照亮了第四个天堂的描述。 石榴石按其化学成分可被分为如下几种： 钙铝榴石（Pyrope），铁铝榴石（Almandine）、锰铝榴石（Spessartite）、钙铁榴石（Andradite）、钙锰铝榴石（Spessartine）、钙铝榴石（Grossular，变种有沙弗来石（tsavorite）及肉桂石（hessonite））及钙铬榴石（Uvarovite）。 石榴石形成两个固溶体系列：1. 红榴石-铁铝榴石-锰铝榴石2. 钙铬榴石-钙铝榴石-钙铁榴石 我们在蒙特利尔北面Laurentides山里看到的就是钙铝榴石，呈红色，化学式为Ca3Fe2(SiO4)3。 石榴石是通用化学式为X3Y2(SiO4)3的硅酸盐矿物。X的地方通常被二价正离子（Ca2+, Mg2+, Fe2+）占据，而Y的地方被三价的正离子（Al3+, Fe3+,Cr3+）占据，配合一个正八面体或由4−提供的四面体框架。石榴石常具正十二面体的结晶习惯。石榴石中， 化学键力较强，其摩氏硬度高达6.5至7.5。铁铝石榴子石的分子式：Fe3Al2(SiO4)3 石榴石是研究岩石变形历史关键性的矿物，因为石榴石具有热力学的稳定性， 能够有效地抵抗成岩候的化学交代或风化蚀变作用， 故可以记录高温变形的历史， 例如，岩石经受剪切旋转的变形历史，故本人曾形象地把旋转的石榴子石称之为石头中的“风火轮”。 风火轮，中国神话故事中哪吒的兵器之一，双轮暗藏风火之势，可作交通工具，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有诗为证：“两朵莲花现化身，灵珠二世出凡尘。手提紫焰蛇牙宝，脚踏金霞风火轮。豹皮囊内安天下，红锦绫中福世民。历代圣人为第一，史官遗笔万年新。” 天然岩石之中亦有类似“风火轮”这样的构造，您若不信，请看下图。 岩石中的“风火轮”，是地壳岩石曾经发生高温塑性旋转剪切变形的证据。（a）变质岩中右旋的石榴子石。（b）石榴子石中Mn含量分别图，从红到兰Mn含量降低，Mn含量的变化指示石榴子石的生长与右旋历史。（c~f）构造岩中石榴石变斑岩的生成与右行旋转解释图，生长着的石榴子石变斑晶在旋转长大过程中逐渐裹进周围塑性变形基质的面理。 旋转是宇宙中普遍的物理现象，星系在旋转，地球在旋转，固体地核在旋转、液体地核在旋转，地幔也在旋转（对流）。固态地壳的旋转相对难些、慢些，主要发生在剪切带特别是大型韧性剪切带中，岩石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的旋转过程通过内中立方对称晶系的矿物——石榴子石在逐渐生长的过程中把正在旋转的周围介质的面理或线理不断裹进体内而真实地记录下来，那些依次被旋裹进入石榴子石体内和那些尚留在其体外的面理，构成“风火轮”的旋光。既然旋转发生在400°C以上高温环境，故叫它“风火轮”亦非常确当。 岩石中 “风火轮”在构造地质学的行话中叫雪球构造（Snowball）。在地壳的固体岩石中，旋转剪切的平均速率其实很慢，每百万年才旋4~5°，但这对山脉来说已经很快了， 例如，喜马拉雅山脉在西藏呈东西向走向，而到了滇西北（横断山和云南三江地区）就转成南北向了，这样近90°的旋转仅需要不到两千多万年的时间。原来，岩石圈板块的运动也是“脚踏风火轮”式的，其“金霞”可以穿透上地壳，产生轰鸣的强烈地震。岩石中 “风火轮”的科学意义还真不少呢。

红尘之外论三毛 文：艾小禾（蒙特利尔） 90年代初的中学时代,父母严禁我跟风读言情和武侠小说，推荐读的多是世界名著和大陆的革命文学。然而我却对革命文学兴趣全无。一次偶然被书摊上的《撒哈拉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从此就读起了三毛。 三毛书里幽默生动的异域故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是记忆中单调阴暗的中学生活中少数几片放着异彩的霞光。然而那时生活在以粗线条为美德的中国大陆，甚至革命电视剧里的开国老将领和英雄人物都把对人对物的骂娘暴粗当作一种不以为耻的常态。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被三毛的文字和故事吸引的同时，私下里觉得三毛在接人待物上的礼貌和修养让她难以在现实中生存下去，因此不能对她完全认同。 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来到西方社会，读书，约会，然后在远离家乡的地球的另一端安定下来。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在西方社会里生活久了，被西方文明和从小受了良好教育的西方老公教诲熏陶多年以后，偶然怀旧再次挑灯夜读三毛，才发现，初读三毛时不能认同的礼貌和修养，已经是被我认作自然而然的行为规则。在西方社会，她对人的礼貌和修养，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 三毛生于一个父慈母爱的家庭，十九岁带着初心去欧洲学习文学和艺术。在约会了各国男友之后，跟一个叫荷西的西班牙男人一起在撒哈拉沙漠开始了家庭生活。从年少开始耳濡目染的西方修养和西方生活，让她思维和行为方式更偏西化，这一点上三毛更像个用中文写作的西方人，所以她带着平常心写欧洲，写沙漠，写海外生活。她对读者是真诚的，她用自己的真性情写作，很少用名人名言，典故或者艺术哲学的标签来端着自己向读者说教。她的文章字里行间却都是把自己放低又放低的谦和，以及对宇宙众生的悲悯和怜爱。在她的文章中，朴实中显现出的爱和勇气是让每个读过她的书的人爱她的理由。 三毛遵照自己的内心感受活着，她不肯迎合系统，不愿过循规蹈矩又充满潜在限制的生活，于是在青春年少时选择了一个人背包去远行。她带着探险家的勇气浪迹天涯。她在西方成长成熟，找到自己。半世漂泊，和十几本书之后，离开台湾时那个单纯又带着失恋的挫败感的孩子，已经变成了满心沧桑，万水千山走遍的中年人。 在先生荷西去世后，她选择了重回父母身边生活。台湾或日本更加明显的社会特征是，大众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约定成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违背这些行为规范的人，常常会被其他人边缘化。甚至整个东亚文化都对个性自由没有太多的容忍力，因此大家常常都会为了别人的看法活着。心神自由的三毛回到故乡，势必会有压抑感和孤独感。于是，多年远离华人世界的三毛，用自己西式思维想象的浪漫，对一个终生在大陆生活的人毫无设防地敞开了心扉。 三毛离开台湾的时候还太小，对故乡的回忆已经成了满满的乡情和戏剧小说里的花好月圆，对东亚文化里的势利和虚伪已经完全不懂得设防。碰到王洛宾，成了她这辈子最后的灾难。 对于成年以后建立的亲昵关系，无论友情还是爱情，只有两个文明程度相近经历类似的人，才能对私人空间边界的界定达成共识，建立更持久的关系。文化教育背景相差太远，对于越界的界定，很容易就成了鸡同鸭讲。 很多华人习惯于对外人客气礼貌，对亲近的人就完全不讲修养和礼貌，肆意而为。越是亲近的人，就越少尊重对方私人空间的概念，理所当然的消费和利用感情。而三毛的西式修养和礼貌让她尊重他人的边界，她的个性和勇气只对自己，绝对不会对其他人和亲近的人发作。 为了见到想象的爱人，三毛两次跑去陌生的大陆。 三毛和王洛宾两个文明程度和文化背景差异太大的人相遇，一方的不懂边界必然对更文明的另一方造成伤害。王洛宾终生生活在粗线条，对尊重隐私和尊重私人空间缺少概念的中国，他才华横溢却压抑多年，对名利和声望的渴望必然大过一切。他没勇气接受三毛的感情，却理所当然的利用和消费她的感情。他用送上门来的三毛和她的名声来粉饰自己抬高自己。最终不可逆反的伤害了三毛。 年少时读三毛，就觉得三毛这样的修养，在大陆可能会完全生存不下去。如果当初她爱上的不是王洛宾，而是一个跟自己文明程度和文化背景相当的人，也许现在满头白发的她正坐在壁炉边跟老公一边喝咖啡一边回忆年少时的漂泊时光吧。然而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去大陆访问王洛宾回来的四个月以后，三毛在台北的一家医院用一根丝袜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

​ 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做一个作家。在十七岁与二十四岁之间，我试图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放弃时却很明白，我是在违背我的真实天性，迟早我应该沉下心来写书。 我在家中三个孩子里居中，不过和两边都相差五岁，而且我在八岁之前，很少能见到我的父亲。因为这个原因以及一些别的原因，我难免感到形单影只，不久我养成了一些不招人待见的举止，这让我在上学期间没有什么人缘。我养成了孤僻孩子惯有的编织故事的毛病，喜欢和想象中的人物对话，而且我从一开始就认定我在文学上的种种志向，和被人孤立、被人小看的感觉掺和在一起。我知道我善于遣词造句，面对各种令人扫兴的事实有能力对付，而且我感觉这能创造一个私密的世界，我在其中可以得心应手地对付我日常生活中的失败。不过，拿得出手的——就是说，从内心认可的——作品，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写出来的东西，拢共也不过六七页纸。我四五岁上写出了我的第一首诗，我母亲还把它记了下来。关于这首诗，我什么都记不住了，只记得那是写一只老虎，说那只老虎长了“椅子一样的牙齿”——措辞很不错，不过我猜测那首诗是剽窃布雷克的《老虎》的。十一岁上，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爆发，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两年之后我又在当地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是悼念基奇纳的。我长得更大一点后，一次又一次模仿乔治朝代的风格，写作蹩脚的“自然诗”，通常都半途而废。我还两次试手短篇小说，结果一败涂地。这就是我在那些岁月里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所谓拿得出手的东西。 不过，在这段岁月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确从事了一些文学活动。首先，这种闭门造车的东西我可以信手拈来，只是无法给自己带来愉悦。除了学校的功课，我写打油诗，就是诙谐讥讽的诗，一挥而就，速度之快现在看来都令我不可思议——十四岁上，大约一个星期，我模仿阿里斯托芬，写出了一部整本押韵诗剧——我还帮助编辑校刊，有的是出版过的，有的是手稿。这些杂志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滑稽可笑之物，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对付这些东西小菜一碟，比我现在对付分文不值的新闻报道要省劲多了。不过，与此同时，在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我还在进行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联系：那就是在为我自己杜撰一个连续不断的故事，一种只在脑子里存在的日记。我相信，这是儿童和少年共同的习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总在想象，比如说，我是罗宾汉，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打家劫舍的英雄好汉，但是没有多久我的“故事”不再沉迷于这种舞枪弄棒的自我陶醉，而改弦易张，越来越喜欢局限于描写我所做的事情以及我所见的东西。有时，我脑际会连续几分钟出现诸如“他把门推开，走进屋子。一缕黄灿灿的阳光，从细纱窗帘漏进来，斜照在桌子上，一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他右手插在兜里，穿过屋子，走向窗户。下面的街上，一只黄狸猫在追逐一片枯叶”等等这样的描写。这一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二十五岁左右，正好贯穿了我没有进行文学写作的岁月。尽管我不得不搜肠刮肚，也的确愁得令人头疼，去寻找合适的词句。但是我似乎是在违背我的意志做这番描写的努力，是迫于外界的一种驱使。我估量，这个“故事”一定反映了我在不同的年龄所崇拜的各种作家的风格，不过就我所记得的，我始终具备上面提到的注重细节的描述性质。 到了十六岁上，我突然发现仅仅词语就能产生的快活，比如说，单词的发声和种种联想，像《失乐园》的这两行诗： 　　就这样他历尽千辛万苦地 　　前行：他尝遍了千辛万苦， 如今我似乎不觉得这有多么奇妙了，可当时却让我的脊梁骨阵阵抖动；而且用强音读“他”增加了一种快活。至于描写东西的必要性，我早已了然于心。所以，那时候要是可以说我想写书的话，我想写作什么样的书是很清楚的。我想写作砖头厚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都很不幸，细节末端的描写充斥全书，醒目的比喻俯拾皆是，还有成段成段的华丽辞藻，词语一半都是因为它们的发音而被启用的。事实上，我的第一部完整的小说，《缅甸岁月》，就是类似的一本书，写出来时我已然三十岁，不过构思则要早得多。 我把这一背景情况全都交代出来，是因为我认为，你不了解一个作家的早期成长过程，是无法考量他的各种动机的。他所想写的东西，是由他所生活的时代决定的——至少在像我们自己这样的时代，风云变幻，革命涌动，决定主题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在他落笔写作之前，他会获得一种感情色彩，他以后永远都无法逃脱这种态度。毫无疑问，他的任务就是锤炼他的性情，避免在不成熟的阶段就陷入泥淖，或者迷失于一种反常的心绪：然而，如果他彻底摆脱了自己早期的种种影响，那么他会绞杀了他的写作冲动。除了活着必须谋生这条，我认为写作还有四种重大的动机，至少写作散文是必不可少的。这四大动机在每一个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因人而异，而且在每一个作家身上，这四大动机的比例会随时变化，为他所生活的氛围所左右。这四大动机分别是： 一、十足的自我主义。渴望似乎很精明：为人谈论，死后为人铭记，让那些在你童年看不起你的大人们刮目相看，等等，等等。硬要说这不是一种动机，不是一种强烈的动机，这话是欲盖弥彰。作家也是人，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士兵、成功的商人——简而言之，和人类的整个上层精英一样，都有这种特性。人类庞大的群体实际上才没有这样的自我中心。他们年过三十以后，就会放弃个人的志向——在很多个例中，真的，他们几乎连个人存在的感觉都完全放弃了——主要为别人活着，或者只是在单调乏味的工作重压下应付生活。然而，也有少数有天赋有韧劲的人，决心把自己的生活进行到底，而作家就属于这一类人。严肃的作家，我应该说，比之新闻记者，更图谋虚荣，更加自我为中心，尽管对钱比较淡薄一些。 二、审美上的热情。洞察外部世界的美，或者，在另一方面，洞察语言和它们的正确搭配。获得声音的冲击力带来的快活，或者一种声音对另一种声音的冲击力产生的快活；获得优秀散文的坚实质地的快活，或者精彩故事的节奏的坚实质地的快活。渴望分享一个人觉得有价值而且不应该省去的经历。审美动机在很多作家身上是非常脆弱的，不过就是一个小册子作者或者教科书写手，都会有偏爱的字词和短语，对他来说这些东西难舍难分，不计功利；要么，他们也许对印刷字体感觉强烈，对书页的宽窄等东西十分在意。只要超过火车时刻表水准的，不管什么书都不能摆脱审美的种种考虑。 三、历史的冲动。渴望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追寻事实真相，把它们汇集起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上的目的——把“政治”这个词儿使用到该词义的最大化。渴望把世界推向每种特定的方向，改变其他人群应该为之奋斗的某种社会理想。再强调一遍，没有什么书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艺术应该彻底摆脱政治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不难看见，这些迥异的冲动一定会彼此冲突，狼烟四起：看得出它们会如何影响这个人后又影响另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影响。从本性上讲——把你的“本性”从你最初成为大人时所达到的状态算起——我这个人的前三种动机是压倒第四个动机的。在歌舞升平的年代，我也许写些文字飞扬的作品，或者只写一些描述性的书，而且会依然故我，几乎意识不到我的政治忠诚。事实上，我是被迫成为某种小册子作者的。首先，我在一个很不适应的职业里浪掷了五年时间（分别在印度和缅甸帝国警察署任职），然后，我品尝了贫困和失败的感受。这增加了我对权威的天生憎恨，第一次让我彻底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任职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产生一种明确的政治方向。后来，希特勒来了，西班牙内战紧随其后，等等。时至一九三三年底，我还没有达到一种义无反顾地选择的程度。我记得一首小诗，是我在那个时期写下的，表达了我的困惑： 　　若生在两百年前， 　　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幸福的牧师， 　　宣讲永恒的命运， 　　看着我的胡桃树成长抽枝。 　　然而，天哪，生在这邪恶的时代， 　　我错过了快活的天堂， 　　因为我的上唇长出了须毛 　　而教职人员要把胡须剃光。 　　后来时代变得阳光明媚， 　　我们便见到阳光就灿烂， 　　我们摇动我们纷乱的思想， 　　沉睡在树丛的胸膛中间。 　　我们全然愚昧却竟拥有 　　那些我们现在掩饰的欢乐； 　　苹果树枝上的金翅 　　都能够让我的敌人哆嗦。 　　可是姑娘们的肚子和杏子， 　　在遮蔽的小溪里透亮晶莹， 　　马儿和鸭子在黎明时飞驰 　　这一切只是一个梦境。 　　再入梦境是被禁止的； 　　我们肢解或者藏匿我们的欢畅； 　　马儿用镀铬的钢铁做成， 　　矮小的胖子骑在马背上。 　　我是从不添乱的小人物， 　　是没有后宫的公公； 　　介于牧师和政委之间，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走动； 　　收音机在播放时， 　　政委给我讲解命运， 　　可牧师应了奥斯丁七世， 　　因为达杰一直在演奏。 　　我梦见我栖居在大理石厅里， 　　醒来发现这是真的； 　　我若没有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会是史密斯？是琼斯？是你？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中，西班牙内战以及一些别的事情扭转了这一局面，此后我知道我站在什么地方。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我写出来的严肃作品的每一行字，就我所理解的，直接或间接地，都是针对极权主义的，都是拥戴民主社会主义的。处在像我们自己的时代，想想你可以避开这样的主题而写作，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完全是一个站队问题，是一个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你对自己的政治倾向越清楚，你就越有机会在政治上践行，而不会牺牲你的审美和理智的完整性。 在过去的整整十年中，我极力想做的是，让政治写作成为艺术。我的起始点一贯是一种党派偏见之感，一种偏离公正的意识。当我坐下来写作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作一部艺术作品。”我所以写书，是因为世间有某种谎言，我想揭露，有某种事实，我想引起世人的关注，我的初衷是让世人聆听不同声音。然而，如果写作不是一种审美的经历，那我不能只为写一本书而写作，哪怕写一篇发表在报刊上的长文也不行。凡是留意检查我的作品的人，都能看到哪怕是写一则直截了当的宣传品，它都会包括一些职业政治家会认为毫不相干的内容。我不能，也不想，彻底放弃我在童年获得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身体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对散文风格十分在意，热爱地球的表面，从实实在在的主题和零碎的无用的信息上获取快活。压制我自己的这个方面，怎么用劲都徒劳无益。要做的事，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欢和不喜欢东西，和基本的、公共的、非个体的种种活动调和起来，因为后者是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的人的。 这并不容易。这会引发结构的麻烦，语言的麻烦，而且还会以全新的方式引发真实性的麻烦。我不妨举一个在所难免的赤裸裸的困难的例子。我写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不用说是一部坦率的政治书，但是主要部分都用一种超然和尊重的态度来表现。在书中，我不遗余力，讲述全部真相，而不让我的文学本能受到伤害。但是，在别的部分里有一大章，全都是引自报纸上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为那些被指责与佛朗哥勾结的托派分子进行辩护。显然，这样一章内容，只需一两年，便会失去一般读者的兴趣，一定会毁掉这本书。一个我很尊重的批评家，为此教训了我一顿。“你为什么把那种东西塞进书里呢？”他说，“本来是一本很好的书，你把它糟蹋成了新闻报道了。”他所说很对，然而我别无他法。我赶巧知道真相，可英格兰几乎无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们遭到了谴责，全然一派胡言。如果我对此事没有义愤填膺，我是怎么都不会写这本书的。 这种麻烦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再次冒出来。语言的麻烦说来话长，不会花过长的时间来讨论。我只能说，后来的岁月里，我尽量不那么绘声绘色地描写，而是更加实事求是地写作。无论如何，我发现等你完善了任何一种写作风格时，你又总是会超越这种风格。《动物农场》是我尝试的第一本书，完全意识到我在干什么，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合二而一，成为一体。七年来，我没有写小说，不过我希望很快写出另一部小说。它注定会是一次失败，每部书都是一次失败，然而我相当清楚地知道，我想写作哪种书。 回首最后一两页，我发现我所写出来的东西，看上去仿佛我写作的动机全都是公共精神所致。我可不想让人觉得这就是最终的印象。所有的作家都虚荣、自私和懒惰，在他们的动机最底层，藏着一个秘密。写作一本书是一种恐怖的、劳神的挣扎，如同患了一场痛苦的大病。如果你没有被某个你既无法抵抗又无法理解的恶魔驱使，你是永远不会承揽这样的苦差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恶魔只不过是让一个婴儿哭闹而引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但是，除非坚持不懈地挣扎，把你自己的个性磨掉，否则你是写不出什么可以阅读的东西的。优秀的散文如同窗户玻璃。我无法十拿九稳地说，我的哪种动机是最强烈的，但是我知道哪种动机值得追随。回顾我的作品，我看出来只要我在哪里缺乏了政治目的，我在哪里就不可避免地写出来没有生命力的书，被鼓捣成了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修饰性的形容词以及连篇累牍的空话。

本文作者刘云枫，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西方艺术三剑客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以绘画为核心；中国艺术三剑客是：诗书画，以诗为最。从古罗马时期撰写《建筑十书》的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巨匠达·芬奇，再到现代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西方建筑师享有和中国诗人一样崇高的地位。以高迪为例，他设计的神圣家族教堂，从1882年建设至今，还没完工，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上，中国没有建筑师。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中国建筑千篇一律，不需要设计。清末曾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到：中国宫殿和民居建筑风格缺乏创意，世世代代都沿用一种款式，只是出于建筑位置的需要或者建筑面积的局限而稍做修改。 为历史上中国是否有建筑师，我和一位律师发生争执。他以律师的口气告诉我，他要是找出一位中国著名建筑师的话，我就如何如何。 他说的建筑师，是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紫禁城建设的主持者蒯祥。 我和律师朋友说：蒯祥不是建筑师，他是包工头。 为什么说蒯祥不是建筑师？包工头和建筑师有什么区别呢？ 建筑师的职责，是设计满足功能需求的建筑。关键是设计，设计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有自己的创见。中国的宫殿，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礼制规定的；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皇帝钦定的。蒯祥只是按照礼制的规定和永乐帝的旨意，把纸上的蓝图变成现实。说他是建筑师，言过其实；说他是建筑师，也混淆了建筑师和包工头的概念。 在西方，建筑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业。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建筑师，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在中国，除去明代的蒯祥、清代的雷氏家族为皇家营造宫室、陵寝留在史书上之外，再没有其他建筑匠人，留下痕迹。再则，文人主导的价值体系中，土木营造乃匠人所为，不登大雅之堂，熟读圣贤书的文人士大夫是不屑为之的，甚至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这就使得所有建筑从业者，将营造纯粹当作一种谋利行为，很难有职业自豪感、成就感并获得社会的尊重。要获得尊重，只有一途，就是科举，并取得功名，那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没有建筑师参加的中国民居，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保持着千年不变的稳定性。典型的汉族民居是一串“糖葫芦”，三间房子一字排开，一明两暗。明则为堂，暗则为室。堂居于整个建筑的中心地位，并领导着左右两室；左右两室是从属的，如左膀右臂。“三间房”是标配，也有五间和七间的，但，必须是奇数，而不是偶数。因为，只有是奇数，中间的堂，才能成为中心，才合礼制。 堂是一个家庭的活动中心，也是对外开放的，迎来送往、家庭会议以及祭祖拜佛，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室是私密的，闲杂人等，概莫能入。堂正中开门，室有窗无门，进入室内，须经过堂，“登堂入室”，就是这个意思。堂和室，在后墙上都没有门，也没有一扇窗户——所以，汉族民居的室内，采光和通风都不好，非久留之地。 一字排开的正房，坐北朝南，但正房只是中国典型四合院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四合院之房屋沿四周而建，同时，充当围墙。院子在正中，四面有房屋围着。因此，家人在院子里活动，外人是看不到的。门和窗户只开在朝向院子一侧，房屋的外墙没有窗户，更没有门；如果房屋不足四面，其余方位则以高墙补齐，将整个院子围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是也。可以说，每一个中式院落都是封闭、独立和内向的。 西方民居的平面构成，恰与中国四合院相反。西式房屋建在庭院中间，周围是院子。这样一来，房屋门窗面向四方，而且，窗户都是落地式的，可以发挥和门一样功能。因此，西式民居，是非常开放的，联通性非常好。加之，围墙都非常矮，决不高过人头，很多人家甚至用冬青一类植物、或者象征性的木栅栏充作院墙。这样，如果家里不关窗帘，路上行人便可将室内一举一动一览无余，春光乍泄，就不可免。 西式民居的另一特点，是在开门和开窗上。房屋前后，都有门有窗，既便于自由出入，也保证了通风透气和充足的阳光。由于，房子前后开门，所以，欧美房子处于住地的中心，前后有院。和汉族院子不同的是，没有壁垒森严的围墙，只是以低矮的篱笆和木板为界，或者，仅以种植的蔬菜、水果和树木限定区域。邻里相望，一目了然。 综合言之，中国的四合院，和欧美的房子，各有特点。 第一，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 第二，四合院像堡垒，北方的四合院自不待言，徽派建筑的四合院，更加局促和封闭。闽南的土楼，则与堡垒毫无二致。欧美民居，则是休闲放松之地，像苗圃，房子的主人则是养花种草之人。欧美也有城堡式建筑，但，那不是民居，而是一地诸侯或贵族的豪宅。 第三，中国人崇尚深宅大院，欧美则是疏篱矮墙。 第四，中国人重风水，欧美人重风光——通风和采光。 第五，中式民居，四面合围，是封闭的、孤立的和内向的；欧美民居是开放的、联通的和外向的。 如果，民居是一定的民族心理的具体反映的话，则大体而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戒备和抵抗心理。 汉民居四面环伺，形成一个高墙重垒的封闭性建筑。它与外在环境有非常鲜明的界限，未经内部人允许，不得擅入，并有非常坚固的院墙阻止外部“侵入”。它是内外有别的，对外来者充满冷漠和与生俱来的敌意，它城府深沉，隐藏着不可外泄的秘密。中式民居，只在一个方向开门，指向性非常强。只有与华夏文化同质的文化元素，才被引入，否则，则视为异端而拒之门外。这或许就是霍夫斯泰德先生所说的风险厌恶。 与此相对，欧美民居，前后开门，左右逢源。一所房子孤立在住地中央，无所依靠，也无所隐藏。院子周围的篱笆，十分低矮，只有美化和象征性的分割作用，并无阻隔外来“入侵”的功效。在他们的民族心理中，没有歧视性的内外。也就是说，对外来文化，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取其所长。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雅典人在监狱里面喝下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他为什么会被处死，他有没有可能不死？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他的死去透视生命。 在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傍晚时候，看守端来一碗用毒芹草熬制的毒酒，苏格拉底想洒点酒到地上祭奠神灵，但看守说这酒刚刚够致死的量，于是苏格拉底就平静地喝下了这杯酒。 看守让他四处走动，以使药性慢慢发作。当他腰部以下已经没有知觉的时候，他对一旁的朋友克里同说：“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庇俄斯（医疗之神）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 克里同答应了，当问到他还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不再回答了，而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了。苏格拉底就这样平静而安详地去了。 这一处死甚至可以说是人道的——如果说对死刑也可以说人道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他被允许见到朋友和亲人，执行死刑的人非常客气，他没有受到任何侮辱，反而得到相当的尊重——法是法，人是人。 也就是说，在他的死亡过程中，没有看到任何痛苦的挣扎、侮辱，以及任何让身体蒙羞的东西，他的死是很平静的。他是70岁的老人，已经接近其天年了。 他的处死——从诉讼、审判到执行——这一切都符合法律的程序。而且我们知道人必有一死，学过逻辑的同学都知道有个著名的三段论： 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必然会死。 即使不被审判，不被处死，他自然而然也会死，但他的死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为中断的，哪怕只是比他的天年稍早一点。 死亡是生命题中应有之义，处在生命的终点，但它不是在终点之外而是在终点之内，在此岸而非彼岸。“死亡”是属于人的现象，属于生命的现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 我们说死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还有这样一个意思：不用等最后一刻来临，死亡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存在，每一天，我们既在生活又在死亡，我们的身体在不断吐故纳新。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念的死亡意识活跃地在生活中起作用。而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是在向死而生，不仅个体如此，群体亦然。动物虽然也是向死而生，但它没有这个意识，正像帕斯卡尔所说的，人唯一高于其它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有一死。 对死亡的意识还可以使我们警觉到生命、珍视生命，使我们具有一种反省精神，把一生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谋划。所以我们说死亡是一个生命的事件。 对某些人来说，死亡还是一次政治事件，法律事件，历史事件。大多数人的死都是默默无闻的，只有少数人的死进入了历史。最后还有一种死，是极其罕见的，它是一种趋向于永恒的精神事件，那么苏格拉底的死是不是这样的一次精神事件呢？ 苏格拉底死了，雅典人继续走他们的路，继续照常地生活。有个学者曾经说，整个苏格拉底的死最可怕的就是雅典继续走它的路，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成为一个两千多年来的话题，但是当时的雅典人可能只是觉得一个爱在街头唠叨的老头死去了。 况且他们已经目睹了太多人的死亡，当时正值长达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瘟疫、远征使大量的人死去，尤其是年富力强的人，加上战争之后又有内乱，以至于雅典人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的确不太会为一个只在街头饶舌的老人的死亡感到悲哀。 因此，几百年之后，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说道，雅典人后来感到后悔了，为苏格拉底修建了纪念碑，并惩罚了起诉他的人。这恐怕是无法证实的，可能只是柏拉图“学园”中的学者一厢情愿的传言。 在苏格拉底死后四百多年，又有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这就是耶稣。人们到很晚才看到这是两个震动世界的死，也许正因为其影响深远，所以这种震动要很久才能被人感到。 而与耶稣同时被处死的两个小偷，就连他们都看不起耶稣，不愿跟他说话，而他的死在当时的人看来也不过是个小的宗教派别的领袖死去了，似乎很快也会一笔勾销。 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以一种雷霆万钧之势裹挟全球，把整个世界纳入全球化体系之后，我们才看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以城市来说，一个是雅典一个是耶路撒冷，或者说，有两个人处在开端，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 也就是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启示的文化，这两者的合流构成了现在的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 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的比较，相关文献非常之多，择要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有，比如都是开创了一个历史系列，都是依法处死，但与其说是死于法律不如说是死于法律背后的东西，比如民众的力量、舆论的力量等等。 至于不同点，苏格拉底毕竟是在朋友的簇拥下死去的，在死的过程中也没有很多痛苦，而耶稣是在屈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等等。我们现在暂且不谈这两种死亡的比较以及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和影响，而是想谈他死的原因。 其中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苏格拉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二，他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而遭到处死，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冲突？第三，他有没有可能不死？ 首先，苏格拉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古希腊是个推崇德性而且是复数的德性的时期，用西方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话来说，这里所说的德性，不是狭义的、仅仅是伦理的、道德的德性，而是一种多方面的卓越、优越、优秀，或者说出众。我们现在就从人格、德性这个角度来谈谈苏格拉底是个怎样的人。 古希腊有“四主德”，即节制、勇敢、公正和智慧。首先来说节制，这里所说的节制主要是指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德性，包括衣食住行这些方面，比如说苏格拉底没有衬衫，也不穿鞋袜，总是一件同样的外衣，其实就是一块大氅一样的布，白天穿着，晚上一摊开既是毯子又是床垫。 他的饮食也很简单，亚西比德在《会饮篇》里回忆说，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忍饥挨饿，但有时候在菜肴丰富的宴会上，也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狼吞虎咽。 他也不怎么喝酒，但如果让他喝，怎么也不会醉。至于住，也是很简陋的，亚西比德是个富裕的美少年，有一次，他想送给苏格拉底一大块地来盖房子，但苏格拉底不肯接受，他说，假如我需要一双鞋子，你却提供给我一张兽皮，这不是很可笑吗？ 有时候，他在集市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便会对自己说，没有这些东西我照样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他逃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两次瘟疫。 他也极少睡眠，在《会饮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喝了一夜酒，当别人都睡得东倒西歪的时候，他起身去河里洗了个澡就又去找人聊天了。也就是说，他有一种独特而简单的生活方式。 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雅典人的生活和现代人比较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他们花在衣食住行上的时间是很少的，所以他们也才有闲暇来从事政治、艺术、戏剧等种种活动。 而苏格拉底比别人又尤其简单，以至于一个智者派的哲学家安提封说，一个奴隶要是像他那样生活也会受不了，甚至会逃跑的。他这样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他把自己磨练得十分清心寡欲，使他贫乏的财力就能满足物质上的需求。 但寡欲并非是因为他瘦弱不堪，有人说他长的看起来简直就是“欲望之神”——眼睛突出，扁鼻子，大嘴，矮胖，他自己也说，如果不是献身哲学的话，他的相貌就暴露了这些欲望的特征。 但是他的生活非常节制。当时希腊盛行“男风”，像亚西比德就非常俊美，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就是苏格拉底的爱人，而亚西比德自己也动了心，有一天晚上就故意和苏格拉底待在一间屋子里，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就像父子一样。 有人问苏格拉底应该结婚还是不结婚，他说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会后悔。他安于贫困，但并不虚饰矫情，既知道如何安守清贫，又知道如何过富裕的生活。他对那些展示衣服上的破洞的“犬儒派”哲学家说：“我透过你衣服上的破洞看见了你的虚荣。” 他很欣赏伯利克里的情人阿斯帕西娅——美貌而富有才华，但止于欣赏而已。他始终不像有些智者那样收钱来教授知识，他曾经富裕过，还自己装备了盔甲，充当“重装步兵”，但是到了晚年，他一贫如洗，有时仅靠富裕的门徒，如克里同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因为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一种哲学的使命上。这是第一个德性：节制。 第二个德性是勇敢。在失败中比在胜利中更见勇敢。这时他极其从容和镇定，尤其是撤退的时候，他救过亚西比德，还救过色诺芬，在追兵面前丝毫不慌乱。 谈到智慧的德性，德尔菲神庙里曾经有一道神喻说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自己是最无知的——自知其无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高的智慧。他四处探访，努力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他热爱谈话，但目的并不是要改变对方的意见而是要寻求真理。 另外有两件与智慧有关的奇特的事情。一是据说他有时候会因为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而停下来不走，有一次甚至站在那儿想了24个小时；第二件奇特的事情是，他老觉得心里有个声音，或者说灵异，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而尤其是不应该做什么。 第四种德性就是公正。公正可以作为德性的总名，但这里主要指政治生活里的一种德性。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一是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打了一次胜仗，但是由于将军们在战斗中没有派人及时打捞死难士兵的尸体，从而激起了民愤，要求一次审判这些将军，统一定罪，但这是违反雅典法律的（根据当时的法律，应该分清每个人的责任，逐一定罪），当时议事会的其他成员都很难顶住民众的压力了，只有苏格拉底——他正巧担任议事会常委会的主席——坚持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还有一次，公元前403年，当时雅典战败，成立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史称“三十僭主”，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人去逮捕一个支持民主的富有公民莱翁，其他人都不敢违抗，只有苏格拉底拒不执行，回家去了。 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制很快垮台，他很可能在那时就丧命了。可见，无论是民主统治还是僭主统治，只要是出现了不公正的事情，他都认为应该去抵制。 最后再讲讲他的幽默、大度和自制能力，以及忍耐力、包括化解矛盾和冲突的能力。他并非一个心胸狭隘、气量窄小的人，比如，阿里士多芬写了《云》这个剧本来讽刺他，以至于在一次集会上，很多人都指指点点地议论他，可他并不气恼，反而站出来让大家看，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另外我们从《会饮篇》中也看到，他与阿里士多芬的私交还是挺好的。 据说他的妻子脾气不好，经常辱骂他，有一次用一盆脏水把他淋得透湿，结果他说：“这很正常啊，雷霆之后必有暴雨！”有时候，一些辩论不过他的人会气急败坏地打他一耳光，而他会充满同情的说：“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还有人会踢他一脚，别人让他去报复，可他却说：“如果驴子踢了你一脚，你会去报复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幽默大度的人，这些德性本来可以使他不得罪人的，而最后他却被处死，这说明他还有些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阿里士多芬的《云》里，苏格拉底被描写为一个胡说八道的、别出心裁的、教儿子反对父亲的、诡辩的人。又比如用亚西比德的话来说，世俗所艳羡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 他瞧不起财富、权力，他一生都在讥嘲世界。他的学问是很谦卑的，可内心却是骄傲的。另外他为了验证那条神喻不断找人谈话，其间得罪了许多人，而且主要是那些当时公认的有权力有智慧的人。 在当时的雅典，他怎么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人们嘲笑他整天在外谈话，却不知道自己的下顿饭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对他不利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他已经有许多非议了。 苏格拉底与人街头辩论 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以至被处死，也就是说，他究竟死于什么？是民主，还是法制，抑或是他自己？这里面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冲突？ 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民主和自由的冲突，或者说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之间的冲突。现代自由主要是良心、信仰、言论、人身财产这方面的自由，古代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他的良心、信念和城邦的法律、社会的习俗发生了冲突； 还有人认为他主要死于法制，这并非民主之罪，而是雅典的公民法庭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事实上，雅典的法制、公民法庭都是民主制度的集中表现。雅典的民主一方面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大小不等的公民法庭上，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法制的问题，还是民主的问题。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哲学和政治的冲突，比如列奥•斯特劳斯就持这种观点：苏格拉底用死来为哲学辩护，他做了最高尚的选择。还有人认为这是个人与城邦的冲突，是一种正在苏醒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信念与小范围的城邦的直接民主和法律之间的冲突，这是从主体上来说的。 至于对错褒贬的问题，比如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更多地批评了苏格拉底，但他也反对雅典处死苏格拉底，尤其是以言论罪处死他。 另外一个叫梅里亚的学者说，整个共和国或者说整个城邦对一个人展开了自卫，也就是说处死他是一个正当的行动，是正当的防卫；再比如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苏格拉底犯了个人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罪，这些是批评苏格拉底的观点。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悲剧，是两种都是正确的东西的冲突——一种是个体的自我确信、主观反思、内在性的精神，另一种是人民的精神，两者都是有价值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例如黑格尔就如此认为。 在此，我还是想通过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比较直接明显——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但在政治上却被判处死刑。 但我想更直接、更明确的是通过我以前所说的两种人类迄今尚未逾越的奇迹来解释——一个是民主的直接性和彻底性的奇迹，另一个就是哲学，从阿那克萨哥拉把哲学带入雅典到最后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这一百多年间，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师和诸多的哲学流派，这样一种短时间里出现的哲学的奇迹到现在也没被有逾越。 然而，恰恰就在这两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之间发生了冲突，苏格拉底之死正是这种冲突的象征。 我们首先说苏格拉底的哲学的研究，或者换一个角度回到刚才的问题：苏格拉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而被处死，他因为什么样的品质、德性而被处死？会因为勇敢而被处死吗？ 不会，因为勇敢是捍卫城邦的；会因为节制而被处死吗？也不会；更不会因为幽默、大度而被处死，那么只可能是由于智慧，以及智慧在政治上的表现而被处死，而智慧恰恰也被古希腊人认为是最高的德性，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智慧的方向、性质不一样，其它方面的德性水平越高反而越有罪。 而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种哲学的智慧，或者说是一种反省的智慧，苏格拉底在哲学方面的探索也是开始于对自然的探索。 阿拉克萨哥拉把哲学带到了雅典，他是个自然哲学家，主要对天上的事情感兴趣，而且和伯利克里是好朋友，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触犯了一些人，被指控不敬神，最后被驱逐出境，而苏格拉底跟他或其弟子学过哲学，但后来逐渐对自然哲学不太感兴趣了，人间的问题更多地触发了他的思考，用西塞罗的话来说就是“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他不喜远游，甚至也不是自然之友，他喜欢在城里、在集市上、在廊下与人谈天，从中他发展出一套卓越的辩证的技巧，一种探究真理的技巧，如著名的“助产术”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参加战争，他一般来说是个比较消极的公民，因为他更关心哲学而不是政治，更关心真理而不是各种政治上的意见；他不介入党派之争，这样也往往为双方所排斥。 但他后来对民主制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批评，雅典的民主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鼎盛于公元前5世纪，而衰落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公元前5世纪的末叶，而苏格拉底本人的一生恰恰经历了民主制度由盛转衰的过程，所以有人说他并不是对民主知道的太少而是太多。 简单的说，这个民主是直接的民主，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所有的官员都不是终身制，甚至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抽签产生，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民都可能担任各种官员，只要年龄足够大，可能担任一次甚至两次国家元首，只有将军或者某些财务官员等需要专门知识的职位才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连任。这种制度就保证了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政治。 但是，民主的问题出在哪里？第一，民主防止不了扩张，甚至有时候内部的民主越发达，在外部反而更表现出一种扩张的趋势，雅典就是如此。另外，在失去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之后，民主防止不了任意。雅典民主最辉煌的时期恰恰是它有一个富有远见的领袖——伯里克利的时期，他能够用他的经验、见识和智慧劝导民众。 但是当领袖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煽动家、蛊惑家的舞台，而民众则像羊群一样随之而去。尤其让苏格拉底耿耿于怀的是，民主的统治并不是一个完全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的统治，但多数并不真正拥有智慧，而只是拥有意见，苏格拉底对流行的意见往往是看不起的，而他的很多谈话正是要对此作出反省和质疑，所以他从“知识即德性”的命题出发，希望在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上，即政治事务上实行一种知识的统治和智慧的统治。 基本的一个前提信念是：既然舵手、鞋匠等等都需要专门的知识，那为什么恰恰在最重要的事务上——政治事务上却不需要一种专门知识呢？这是他批评民主的一个内在理由。 这样，哲学，确切的说是苏格拉底反省的哲学就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也意味着哲学与行动，彻底与妥协，完善与缺陷这样一系列的冲突。 哲学要反省，就意味着它对任何东西都要检查，“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同样，未经反省的政治也不是有价值的政治。政治往往需要一些紧急的行动以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哲学往往要求彻底和单纯，而政治却往往要求妥协和混合，哲学通常渴望“至善”，而政治通常满足于“不坏”，哲学总是要求完美，而政治总是包含缺陷。 这也许是因为哲学是个人的事，而政治是众人的事，所谓众口难调，它就必须要有妥协，必然存在缺陷，尤其是一种小城邦的、没有什么距离的、直接的民主政治就更不容有多少个人的反省的空间。 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可能是人类最好的创造，而这种“最好的创造”却可能成为“好的创造”——政治的创造的敌人。再好的社会，再好的政治比起个人来可能还是不够好，达不到极其优秀的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如我们说一支舰队的速度就是最慢的那只舰船的速度。 刚才我说到的两个奇迹，两个迄今没有逾越的奇迹，即民主的奇迹和哲学的奇迹，这可能是雅典提供给人类最好的东西，但恰恰是在这两个最好的东西之间发生了冲突，而苏格拉底就死于这场冲突，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褒贬问题，而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在最高的层次上发生的悲剧，并帮助我们认识两者的性质。 即使是在它们各自最好的形态中，可能还是会发生冲突，除此以外，我还想说，这种冲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根深蒂固，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一方面人不可能不结成共同体生活，不能不建立某种政治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有一些天赋的差别，尤其是志趣和追求的差别。 我们拿古希腊作个比方，大多数人都从事手艺、商业，还有一部分是比较出众的人，一是政治家，像伯利克里，一是艺术家，比如剧作家和诗人，还有一种就是哲学家，那么这几种人的关系如何？ 其中包含几种关系，一个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也就是大众和精英的关系，还有就是少数之间的关系，少数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即“行动的精英”和“思想的精英”，前者主要是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后者可能就是哲学家和艺术家。 在这场冲突中，可以说苏格拉底几乎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只要看看控告他的三个代表人就可以看到——分别是诗人、修辞家、手艺人兼民主领袖。可能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家会和哲学家结盟来反对政治家，而在古代雅典，艺术家却是站在政治家一边反对哲学家的。 这也许因为那时的艺术家主要是剧作家，剧作家也是非常民主的，戏剧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民主的，它要通过赢得观众来夺取桂冠，观众说好它便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它是民主的。 因此苏格拉底批评民主，剧作家也很反感，所以，艺术家、政治家、手艺人都构成苏格拉底的对立面，可见他是很孤立的，而一个追求完善的人也注定是很孤立的。哲学家可以说是“少数中的少数”。这样我们能看到一点苏格拉底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而被处死。 第三个问题就是苏格拉底有没有可能不死？确切的说，他有没有可能不通过那样的方式为法律处死？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哲学与民主之间的冲突能否得到化解，至少是缓解，还是说二者总是会保持某种紧张状态？哲学家的合适地位是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理想国》所设想的那样为王，要么沦为阶下囚？ 在“为王”和“为囚”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比如“为隐”——做一个隐士，探究哲学，以终天年？具体到苏格拉底身上，就是他的死刑是否有可能避免？用斯通的话来说，“雅典已经等了他70年！”，还有人说，如果是在斯巴达，他早就被处死了。 他确实还是有可能不死的。从苏格拉底这方面来说，第一，他可以放弃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可以思考但不要与人交谈了，这样他就不会死，甚至不会被起诉。三十僭主曾禁止他与30岁以下的人谈话，而且非常厌烦他总是拿鞋匠、铁匠的例子来说明政治上的道理，可苏格拉底就是不放弃，因为谈话恰恰就是他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 第二，他可以在被起诉之后放弃自己的观点，甚至设法赢得人们的同情，这样他可能也不会被处死； 第三个选择就是在被判有罪之后作出某种妥协，但他拒绝这样做，于是激怒了法庭上的很多人，结果使得一些本来认为他无罪的人转而投了死刑票；而即使是被判死刑，他还有一个最后的选择就是逃跑，当时克里同已经为他安排好了，而且雅典人本来也是心不在焉的——一个老人如果要逃跑就让他逃跑好了。 那么，是不是苏格拉底自己想死？比如色诺芬就推测他是不是因为晚年的病痛而想一死了之，当然这比较肤浅一点，尼采则说：“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他想要死亡。 在一次极好的机会中，他表现了他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恐惧与人类的弱点，表现了他神圣的死”。但我想情况好象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可以读一下柏拉图记述的苏格拉底在最后的日子里的四篇对话，第一篇是《游叙佛伦篇》，发生于他在被起诉之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忧虑、忧伤，甚至是惶恐不安； 第二篇是在法庭上，他多少表现得有些犹豫，比如同意交纳一定的罚金，也就是说，如果有活的机会，他也不拒绝，虽然他可能已确实不在乎死，但并非一心一意要趋向死亡； 但是到了第三篇，即《克里同篇》时，他变得非常坚定，绝不同意逃跑；在最后一步，即《斐多篇》所记述的，他在临死的那一天里，表现得非常宁静坦然。这样，由忧虑到犹疑，到坚定，到坦然，便构成一个四部曲。 雅克•路易•大卫画作：苏格拉底之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不在乎死，但不是要有意去死，那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肯逃走呢？斯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有一句话说，苏格拉底宁愿为了在雅典保护哲学牺牲生命，也不愿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把哲学引进克里特（意指流亡）。 为什么不逃走？逃走也可以研究哲学啊，甚至像阿那克萨哥拉一样把哲学引进另外一个城邦，为什么不呢？也许是因为他年事已高，也许是他认为如果一走了之会对雅典的哲学产生很大的威胁，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以他的生命才能更有力的保卫哲学。 另外我们说他不逃离可以说是一种抗议，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感激，因为这毕竟是政治领域中最好的制度，虽然它有着很严重的缺陷，这毕竟是他母邦的制度，它在那里生活了70年，所以他不能不一方面在法律上服从，一方面在精神上反抗。甚至可以说这两者是一致的，即必须通过在法律上忠诚才能进行精神上的反抗——他必须对法律说“是”，才能对政治说“不”。 就雅典人这方面来说，他们也并非一定要苏格拉底死，问题在于雅典的民主自身遇到了危机，而反省的哲学却在兴起，也许，民主在它鼎盛辉煌的时候不会在意这一点，而当它岌岌可危的时候，它就会惶恐不安，甚至产生过度反应，这样一个时机也很重要的。 尤其像斯通所说的，雅典发生过三次政治上的“地震”——公元前411年，400人委员会统治了4个月；前403年，30僭主统治了8个月；前401年，30僭主的余部进行了反抗。在这三次“地震”中，死伤无数，让雅典人心有余悸。 有人说，在伯利克里时代，苏格拉底决不会死。所以正是在民主衰落的时候，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批评和反省就被看成是莫大的威胁，但雅典人仍然不是非让他死不可——毕竟，在他之前的阿那克萨哥拉没有死，在他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死——只是想让他闭嘴，而苏格拉底宁死也不愿停止言谈，哲学对于他来说是神圣的事业、奉献毕生的事业，所以矛盾无法化解。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里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安全系数是不一样的，甚至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安全阀”和“警戒线”也是不一样的。 但不管怎样，苏格拉底确实可以不死，但他毕竟死了，而他的死却胜过了生所造成的影响，就像一粒麦子死了以后，掉进土里，才生出许许多多的麦子来。他失败了，但也成功了，他死去了，但精神是永远存在的。 总之，苏格拉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行动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话语的思想家，通过语言和对话来思考，而这样一种“思想的行为艺术”的最高杰作就是他的审判和处死。 苏格拉底死了，而雅典人还活着，时光又过去了两千多年，一代代人死去了，现在我们还活着，那么苏格拉底之死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我想就是：通过死能够传递许多生的讯息，死亡使我们知道生命应该是完整的，死亡使我们知道人的幸福、德性是要盖棺方能论定的，甚至盖棺还不能论定；第二，苏格拉底之死可以帮助我们选择人生的道路、职业的生涯，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政治家，你要知道政治的限制，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或者说爱智者，就要对贫困、冷清甚至是迫害有所准备。 注：本文来自何怀宏教授在北大演讲记录稿，收录在《独立知识分子》一书。

海明威的那片海 文：枫子 海明威的那片海，在加勒比海那一边。海水深蓝、天蓝、淡绿，浅蓝，白沙细浪，棕榈飘摇，比尼斯的英国人散步大道更旖旎温婉，比戛纳的棕榈海滩更细腻洁白。即便是在二月隆冬，加拿大人还是可以来这里戏水搏浪，摇浆出海。即便什么也不做，只是躺倒在阳光底下，倾听海浪的声音，在这唯有天与海组成的纯净大自然里，亢奋的身体也愿沉静歇息，纷乱的心绪也该重头梳理。 这海滩真是个疗心的好地方。面对着一望无际的蓝天与大海，人才意识到自己的狭隘与无聊。尘世间的那些琐事算得了什么，那些人生难题亦不再是理性与道义的两难。这加勒比的海水就是有着神奇的功能，将从前所谓困扰人们左思也难右想也不是的问题统统归零。 不知道加勒比的这片海对海明威到底有什么魔力，他将自己的后半生统统奉献给了这里。要知道以他的能力和名望，他是可以选择任何地方度过余生的：他完全可以继续沉湎于巴黎那席流动的盛宴；他亦可以呆在西班牙去尽情体验最挚爱的斗牛狂欢；他也可以留在满地都是猎物的非洲呀，为了打猎他没少受伤但却沉迷其间乐趣无穷；他也完全可以呆在自己的祖国，他的荣誉和出版生意可都是在那里促就萌生的。可他偏偏选择了古巴，这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中间的一片鳄鱼形的狭长小岛。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Omt5PSAd2eocWCchANXCr7WuYnbibOmzvRQwqvOmic2h9SNf0oDcrzBmxZEfO2ljb6OkpCTmia2nPA/0?wx_fmt=jpeg 如果将他选择古巴说成是因为美国的禁酒令（指美国20-30年代国会立法颁布的禁酒令，规定公开饮酒为犯法），倒像是合情合理，但这也只能说是充分的而非必要条件。嗜酒如狂的他20岁时不就是因为禁酒令而北上到多伦多，从而开始了他一生的写作生涯吗？（他时任《多伦多星报》记者和海外特派员）但那时的他并没有在一个地方久住下去的意思，多伦多的新闻工作给了他常驻巴黎的机会。在巴黎，他又得以北上去到瑞士奥地利滑雪，南下到巴斯克钓鱼，到西班牙观看斗牛，去肯尼亚狩猎、到乞力马扎罗山看雪。他走过的地方着实不少，每一个地方都有让他深深着迷的事和情。然而最后，他还是选择回到了加勒比海的这一头，在古巴，这片简单得只有阳光、海滩、棕榈、椰子的地方，留下生命中二、三十年的岁月和光阴。 起初，他只是美国、古巴两地往返。在哈瓦那的Ambos Mundos酒店，在5楼的11号房间，是他每次回来古巴必住的地方。酒店在哈瓦那旧城的中心，就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总督府那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深宅大院附近。那时古巴还是美国的友好附属，美国人在这里就像在自家后院那样得水如鱼。1939年海明威在哈瓦那附近十数里外的观景庄彻底定居下来以前的那十来年里，他在古巴的“家”就在Ambos Mundos酒店的511房，这个只有十来平米的空间里。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Omt5PSAd2eocWCchANXCrRZM66sWAsnR5vC5wicNjGN6ExLUyRnJOFdV9Ox7bcIgacN7EoBkUgEw/0?wx_fmt=jpeg 房间太小，只容一个工作人员既收门票又兼讲解（门票是2个古巴比索，1美元相当于0.7—0.9比索，依当天汇率变化而不同）。小小的房间除了一米宽的单人床，一柜一几，就是狭窄的洗手间了。这样逼仄朴素的客房因了曾承载这位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气息而登时有了神圣而魔幻的气质——虽然海明威的文字一点都不魔幻，相反却是那样实在简洁，用词经济，语气平静，言近而旨远，只能以真诚著称而非以华美形容。这魔幻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后来者，慕着他的盛名，循着他的足迹而赋予他的，令我们自己深深迷恋其间的一种幻象。 带着这份自予的膜拜情结，我看到他的那部老式打字机都非比寻常：想象着每个按键上都布满了他浸着汗渍的指纹，他每一轮的触键都是那样潇洒俊逸，就好似钢琴家举手落指间，那些动作都不是机械的循环往复，而是那音符的精灵从头脑里跳跃到双肩，再顺滑到伸展的双臂，然后沿着脉搏的律动流向钢琴家那灵敏的双手，又再轻轻悄悄地滑到指尖，最终演化成叮叮咚咚铿锵悦耳的声响。海明威在这部打字机上敲打的，虽然也是26个字母的随机组合，但那组合却闪现着他阅历的淹博和长久经验的光芒。他似乎有无限的能力，将生命本身的密度和广度赋予文字，坦率再现从容阐释。 他敲打出的是欧美非三大洲游走的丰富经历，几十年人生里面的难忘点滴。他说：要想写得好就要真诚地写。他将这一宗旨贯穿始终，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真挚与诚恳，他将小说写得认真坦白。读他的小说，我们不必似读其他小说那样需要面对一个虚构世界的心理准备，而完全可以如读散文时直接认定作者的叙述其实就是他真实生活的观照。所以热爱海明威文章的读者，肯定也有好奇与兴致分享他的生活状态：跟他一起前往滑雪、垂钓、赛马、斗牛、狩猎和捕鱼。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善于虚构而只会描述真实生活的写作者，所以他文字里透露的真情实感于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到。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Omt5PSAd2eocWCchANXCrh8pMH40Y6ibzQ6OxLZ1kJibUxeyzXc0PovicKEE8mQ15s5jZLlnicP6DcA/0?wx_fmt=jpeg 且不论他是引领了“简洁直接”的写作潮流，还是“迷惘的一代”的最佳代表，我从他的文字里读到的就是真实、诚恳、坦率、生动和共鸣。他写在巴斯克国家垂钓，就那么认认真真、细致周到地将行程的每一个细节记述下来，从出发时什么天气，坐上了什么样的车，车上的人都说了什么话，到露宿的小酒馆里的女佣，及女佣的女儿和那些巴斯克风味的吃食，……一直到找钓饵，垂钓，及最后的收获……如此这般便是一篇俭约干净的文章。他描绘得活泼生动，我亦看得身临其境。每每读他的文字，我总忍不住产生这样的疑惑：以他一个七尺大男儿，臂阔肩宽，壮如水牛，经他大掌敲打出来的文字却竟是那样细腻精致娓娓道来不厌其烦。这是怎样一个内柔外刚的柔情铁汉哪！ 任巴黎有各式好酒，却没有朗姆这般醇烈；巴斯克虽有上好的溪流可以垂钓，但哪比古巴这浩瀚碧蓝的大海波澜壮阔。不写作时的海明威是个铁汉子，他的世界在大海里，在蓝天下，只有这海与天的壮阔才够由他任意驰骋。他将生命的最后21年都奉献给了这里，这片只有蓝天大海的地方。我看见他有各式鱼竿竖立在房间里，我看见客房和楼下酒吧间的墙壁上，满满都是他出海杨帆，手捧大鱼的各式照片留念。他的老人与海的故事，不可能是温室里灵光一闪创意忽现的产物，那三个昼夜的日出日落，朝阳夕霞，那正午炽烈的白日，那夜晚冰凉的月色，那鱼群出没的规律与形态，那鲨鱼狡黠的心思与诡计，所有这些，林林总总，不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凭空臆想，糊弄炫耀，而只能是经年累月的实操历练和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展现。只有真挚恳切、掏心掏肺地写作的作家，才是对读者负责任、并最终能够赢得读者热爱的人。读者都有自己成熟的心智。 他的《老人与海》便正是用他一生坚守的真诚品质书写的传奇。所以诺贝文学奖将荣誉送给了他，这个写简单文字、丰富生活的铁汉作家。在511房间的墙上，我看到他低头阅读获奖电文那一刻孩子般的笑容，我看到瑞士大使在哈瓦那向他颁奖的珍贵瞬间留念。 令海明威获得最高荣誉的那片海，就在古巴哈瓦那这一边。这片质朴纯净的海洋，孕育着坚忍不拔、自得其所、安于天命、知足知乐的人们。他们安心做着该做的事，至于结果和收获，则都交给上帝来安排。上帝原本为这里做了最适得其所的安置：有适宜的气候，慷慨的海洋，丰饶的土地，和质朴快乐的人民。然而有一天，500多年前，这一切和谐宁静从此不复。西班牙人来了，带着舰炮和瘟疫，没有心理和生理免疫的原居民们便在这两厢“见面礼”的左右夹攻下彻底绝灭。后来，非洲奴隶来了，欧洲海盗来了；再后来，美国人也来了。于是这加勒比海上最祥和平静的小岛从此随着征服者的意识形态变换着主义与信仰：西班牙时期的天主教国家，美帝国时期的民主国家，及卡斯特罗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Omt5PSAd2eocWCchANXCrDZHRVPH5CvMKE15MpFibCDXoJQBpzqmz83xJ8ydvdUeXtFI6gBicVLOQ/0?wx_fmt=jpeg 哈瓦那革命广场上的切·格瓦拉宣传像 走在哈瓦那街头，处处可见古巴的民族英雄卡斯特罗，及那个帅哥外援切·格瓦拉的大幅宣传画像。画像中他们的目光是那样高远，他们的神情是那样坚定，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圣斗士，他们是古巴人民的大救星。有人敬佩他们豪迈万丈的革命激情，深为他们那心怀天下、以拯救人类为己任的英雄情怀所鼓舞和激励；也有人说这些人在上帝眼里只不过都是罪人一枚，他们是扮演神的普通人，其破坏力远比魔鬼还可怖。在大救星/扮演上帝的卡斯特罗们揭竿起义后，古巴一千万人民便被引领着走向一条叫做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不知道对古巴人民来说哪种意识形态是他们所喜悦的，但我有一个判别的标准，那就是看看普通民众的幸福指数，和他们的生活实质。在古巴我看到的是我曾经熟悉的那种制度，那个我深受其伤而想方设法逃离出来的社会形态。如今我以一个提倡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的公民招摇来到这片国土，住在海滨度假胜地，一个除了服务人员外，本地人与狗不许入内的高档区域。我被当做有钱的外宾一般被微笑服务着，我也如怜悯第三世界国家的穷苦人民一般大方地打赏着小费。可我不能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我不是一出生就落地在每一个公民都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民主国度里。我当然知道身处这样集权国家里普通草民的生活状态，我用一个巴掌就可以度量他们的思想空间被允许延伸至多远。在那样的国度里，我也曾绝望地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我也曾认命地自贬身价。如今我不希望看到地球村里还有思想不能尽情舒展、心灵不能自由飞翔的地方，我宁愿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人们都享受着一样的欢愉和福祉。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Omt5PSAd2eocWCchANXCrkYtdU7rAbDPOdibibqhF56vCZA3kRK8OHibibsia2LXR32jS74FB2gHgWDw/0?wx_fmt=jpeg 这片国土原本可以那样美好，那些宁黄色的西班牙廊柱本可以继续大放异彩而不是锈迹斑斑，那些美式酒吧本可以继续爵士乐飘飘而非清冷破败。这里的年轻人本可以如他们的拉丁民族兄弟那般纵情歌舞，随心所欲地梦想、大胆坚勇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生。可是在这块满大街都是卡斯特罗及切·格瓦拉宣传照的地方，在这紧邻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国家的岛屿之上，一千万古巴民众仍在一个家族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蓝图中艰难实践着。 这一片依旧湛蓝清澈的大海，已经不再是海明威笔下老人心中的那个大海。在那个海里，老人即便出海三天一无所获，但他坚信以自己积攒一辈子的技能和一对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双手，就可以一次次出海，一次次去碰运气。他知道，运气就在那里，没有人能阻挡他朝梦想前行的方向。可如今的这片大海，海里还有鱼，有更大的鱼，可是人们不能去一试身手，因为这抚育了祖祖辈辈的大海，这洒满世世代代汗水的土地，如今都与己无关。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那个姓氏——他们称之为“国家”的。一千万人民的命运，几十年来竟牢牢掌握在一个家族的手里，这是幸还是祸？ 海明威的这一片海，蓝天依旧，“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我真心企盼，那血液里流淌着拉丁热情的人们，能够早一日真正跃出他们所欲的人生之舞。

我要指出的是：《流浪地球》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一错到底。批评《流浪地球》违背科学原理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这个最大的错误却至今无人指出。一旦你知道了这个错误，你就会嘲笑这部电影。所以，如果你没有追求真相的勇气，就此打住。真相，有时是很令人沮丧和恐惧的！ 这几天我正在地球的另一侧西方旅行，不断听到地球那一侧的喧嚣：流浪地球！ 最初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后来知道是电影，还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而且是科幻的。我几乎不看小说，至少是从高中以后，因为被绝大多数中国小说家的写法给败坏了胃口。对于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更是没有兴趣，总觉得在这个文化现实中，没有科学，只有幻觉。 可能是由于小时候看过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此后看什么科幻作品都觉得不够味道，因此打不起精神。阿西莫夫的东西还可以，但那是另一种写法，我完全可以不在意其情节。 《流浪地球》的喧嚣不绝于耳，但是我懒得理会，直到我收到了在巴黎的好友当笑话传来的一则中国专利，才觉得应该审视一下这个《流浪地球》。 这则专利传得有鼻子有眼，尽管我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但是看这架势，可能假不了： 这样完全科盲的专利我实在看不过去，这显然是专利申请者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专利审查者的问题。专利申请者的无知可以被原谅，这群审查专利的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他们曾经学习过物理和力学吗？我于是对此给几个好友写了尽可能恶毒的评语： 按照这个专利，全体人类撅起屁股朝西放屁绝对可以提高自转速度。每天放屁不已，全部方向一致，不愁地球自转速度不加快。新时代的愚公精神，称作“愚公挪球”或者“愚公撼地”。子又有孙，孙又有子，而球没别的动力，何苦不加速？但是最后真的也感动了上帝，把球挪到别的地方，那后果不好说。你就向上帝收专利费吧。我的意思是上帝先把这些二货收走吧。 随后我又看到了一些关于《流浪地球》的评论文字。我的结论是，我不会有兴趣去看这样的电影的，何况是吴京演的，这样一个在以前他自己的电影里连护照的文字都造假的人，居然还有编剧导演看中让其“领衔主演”，挺倒胃口的。 但是朋友们对我说，那你就批判一下。要批判就得先看，但是我又不想看。这就如同要你批判馊饭，但是你又不肯品尝馊饭，那么评语怎么写？于是我就硬着头皮看了9分钟YouTube上的《流浪地球》简介。 这一看，我几乎要说我的朋友如有神助。居然这么凑巧在这个时候把这么个专利当笑话发给了我。《流浪地球》上的发动机和上述专利中的发动机在工作原理上犯了同样的错误。 我查了一下《流浪地球》的作者，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直接批判他，毕竟他也是学理工的，惺惺相惜么。但理工男居然在还有不少“科学顾问”相助的情况下错到这步田地，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请看电影里是这样说的：“建造了12000台地球发动机，有的发动机的高度达到了11公里，比珠峰还高2000米。”“先用了几十年把地球的自转速度降为零，然后向太阳系外前进。” 我要告诉善良的观众们：这样的发动机不可能让地球自转速度改变哪怕一点点，也不可能让地球偏离目前的公转轨道前往任何地方。也就是说，这样的发动机什么也不能改变，无论是地球的自转还是公转。 根据动量守恒原理，喷气发动机之所以可以驱动航空器航天器前进是由于尾喷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但是很多人的错误也常常出在了这里，他们以为只要有尾喷，就会有前进。其实不然。 比如，你穿着裤子放屁并不能产生前进的推力，因为你放出的气体被裤子挡住了，气体还是在裤子里，而裤子还穿在你的身上，屁对裤子产生的作用力又变成向后的力作用在了你身上，所以你在加速度上一无所获。但是，如果你脱光了放屁，那确实可以产生前进的推力，因为气体被留在了运动物体（你）之外。所以，“脱了裤子放屁”是解决推力问题的方法，只是，这推力很小，还不值得你脱裤子费那个事。但是，只要原理可行，成功就只是条件问题。火箭，就是成功的案例。你看清楚了，火箭所喷出的物质都必须离开火箭，这才可能驱动火箭。正是飞行器向后抛出物质这一过程，使得飞行器获得了前进的动力。而向后离开飞行器的物质的动量和飞行器的动量是守恒的。你可以看到发射卫星的过程：巨大的火箭数百吨的重量都在最后消失，而仅仅留下了获得了足够速度的卫星本身。留下的质量只是整个发射初始质量的1%左右。 以放屁获得前进的动力，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找来全世界的人和动物一起屁股朝东放屁并不能降低地球的自转。理由很简单，这些屁还在地球上。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屁”这样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来形容。我其实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最后觉得用任何别的东西来形容这些如此蔑视科学的行径，都是对别的东西的不尊重。 这位专利申请者的错误就在此。他以为在地球表面上放上喷气发动机就可以产生推力，就可以使得地球改变自转。不错，喷气发动机确实可以产生推力，但是喷气发动机喷出的物质最后落在了地球上，包括在大气里，其产生的反向力正好和其产生的前进推力抵消。这就是动量守恒原理。这位专利申请者和那位不脱裤子就放屁以期求得向前加速度的人一样，一无所获。 可悲的是，《流浪地球》的地球发动机设计和这位专利申请者的想法毫无二致。地球的大气层厚度有数百公里，影片中地球发动机的高度只有海拔11公里，完全在大气层之内。因此喷出的物质没有离开大气层的可能，而是一旦喷出就立即被大气减速，然后坠落到地球上。其结果也和那位没脱裤子就放屁的奔跑者毫无二致：奔跑者排出的气体作用在裤子上，留在了裤子里，奔跑者在加速度上一无所获。同样，《流浪地球》里的地球也根本不可能改变一丝一毫的地球自转速度。 那么是否没有了大气层，这样的地球发动机就可以改变地球自转速度或者公转速度呢？事实上，只要尾喷出的物质最后落在地球上，答案就是否定的。 即便不考虑空气阻力，尾喷物质的初速度也必须超过第一宇宙速度7.9km/s才可能做到喷出物质不落回地球，如果达不到这个速度，所有尾喷的物质都会落回地球。可以做到这样的尾喷速度吗？子弹出膛的速度大致是这个速度的1/10，因此要做到7.9km/s尾喷速度确实是很困难的。而且子弹在出膛后一秒钟便失去几乎1/2的速度，可见大气的阻力之强大。但是，我们假设可以做到喷出速度超过7.9km/s，而且假定大气层也挡不住这些尾喷，那么，这样的后果是，所有的大气都会随着尾喷热流冲进太空，永远留在那里，再也回不到地球，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了大气的地球，只好去见鬼了。 这就如同奔跑者以放屁求得加速度，其结果只有两个：其一是气体被挡在了裤子里，因此没有获得任何加速度；其二是屁把裤子吹跑，从而获得加速度，但是裤子没了。 我想，《流浪地球》的作者和观众肯定也嘲笑过那些想揪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人，也嘲笑过自己坐在澡盆里却想把自己连澡盆一起端起来的人。这些笑话我们在《吹牛大王》这样的书里都看到过。我们称这些人“蠢驴”。但是，一旦换个场景，把澡盆子换成地球，把揪头发换成发动机，很多聪明人就也成了“蠢驴”。 当然作者也是不好当的，如果要不违背物理学原理，那么地球发动机的喷嘴就要具有数百公里的超越大气层的海拔，然后以第一宇宙速度喷出物质，这就可以做到改变地球自转和公转速度。当然，这些喷出的物质会立即成为人造地球卫星似的云层，然后地球上空的卫星云层会越来越多，最后怎么办也是一个问题。要么就以第二宇宙速度（11.2km/s）喷出物质，这样喷出的物质就脱离地球直接成为绕太阳旋转的垃圾。 牛这么吹的话问题也很多，也更大得令吹牛者发虚，但是至少不破坏物理原理了。400公里高的发动机怎么造？但是，既然反正是难以置信的，总得顾上一头，总得在科学原理上是站得住脚的。况且，这牛比当年亩产水稻几万斤总还更靠谱一点。至于为什么作者和顾问没这么吹，那就是他们的过失了。这对文科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证明了：其实理工男也不那么牛逼，论吹牛还未必比得上文科女。尽管文科女吹牛完全不着边际，但是一般不敢冠以科学的名义。 至于别的硬伤，我就不再说了。说实在，兴味索然。也就相当于，你本来要去买马，结果你看到那传说的马其实是一只乌龟。这就足够了，至于这乌龟还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你不会再有兴趣。除非你开始去就不是为了马去的，而是只要是能动弹的都能满足你，那你对乌龟还是会有兴趣的。 而我们的很多观众，他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马，也不知道什么是乌龟，只要卖相还可爱，其实马还是乌龟，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所以，“无知者无畏”，因此，“不思者自信”，最后，“愚蠢者常乐”。 我总想到罗素的那句令人挥之不去的刻薄到恶毒的名言：“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就在于，那些蠢货和狂徒永远自信满满，而那些智者却始终忧心忡忡。”(The whole problem with the world is that fools and fanatics are always so certain of themselves, and the wiser people so full of doubts.) 其实更加悲催的事情是，那些欢呼者并不知道他们在欢呼什么。他们花钱买了一堆烂货，却兴高采烈；他们被骗子剥夺得一干二净，却心甘情愿。他们最痛恨就是有人告诉他们真相。 其实在“吹牛”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从神话开始，我们就缺乏一种精神。我们几千年来的吹牛一直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这可能就是文化的问题了，不是一时半会儿解决得了的。我觉得，《流浪地球》在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上都有致命问题，但是至少比起“文革样板戏”有很大进步：情节好像也有跌宕起伏，也不忌讳谈些人文情怀。尽管邯郸学步，但总是一个开端。 这部电影，应该只能忽悠跳广场舞的，如果被忽悠的对象比这更广泛，那受众的问题真的严重了。“吹牛”和吹牛是不同的。符合科学定律的，叫科幻；否则，就是胡扯。《流浪地球》就是胡扯！但是，胡扯也是一种自由，为了自由，让我们捍卫胡扯！当然，让我们更加捍卫批判的权利。

国乐与国民 文 / 言破空 阅赵先生《从器乐角度谈谈中西音乐的差异》一文，有读后感。 中国音乐，在此界定为：传统中国器乐。香港称“中乐”，台湾沿用“国乐”一词，大陆现称民族音乐”。传统，指西学东渐之前的华夏正声；琵琶改良成32品，或弹奏安德列耶夫的《月光变奏曲》等等，均不属讨论范围。器乐，即纯音乐；盖声乐，除非纯粹啊啊啊啊啊，一般均有唱词，文学作品配乐而已。国民，泛指中国人，包括身居海外而有中国文化背景，可能天天操番邦语言，但劳累、愤恨、迷糊，直至弥留时，中文脱口而出，思维方式乃至生活习惯仍有别于当地人者；“香蕉人”如骆家辉，不在此范围。 赵文谓“中国音乐仅仅只有五声音阶”，似可商酌。我有书为证：《战国策》记载，至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末两句悲壮，尽人皆知，但“变徵”是啥？《国语》记载周景王欲铸钟，询问乐官州鸠，后者讲解律与数的关系，并列举十二律名称。五声音阶在中国，用得多而成特色，但绝非“只有”。反之，苏格兰民谣《友谊天长地久》，全曲无Fa和Si，纯五声。 古人有五音、二变、七声、十二律。五音之外，尚添加变徵、变宫，遂有七声音阶。变徵则为徵升半音，变宫则降半音，元曲有不少“变宫调”。附图1内外两圈，顺时针为升，反之为降，一目了然。内圈五音，加二变。外圈外层为十二律，黄钟、大吕至应钟（成语“黄钟大吕”出此）；内层为相应英文音名。南吕对应A。内外圈相对转动，轮流坐庄，此即十二律旋相为宫，方便嗓音尖或爱唱高调者。 取一物体定音高（如竹管、丝弦），则频率与长度成反比关系。如材质固定，长度愈长，声音愈低。古人先以竹，后用铜，制作“律管”厘定音高，作为调音标准，系度量衡之一。律制则依据乐音之间距离，以音频比计算，比值越简单越协和，就是说好听。最佳为1/2，甚至听不出差异，故任何音阶均设在一个八度之内。次则1/3， 如Do 与So， 或Re 与La，所以弦乐器往往按五度定弦，而律制也即由此推算。以九九八十一作黄钟开始，三分损益（乘2/3或4/3，使每个律在一个八度内）：黄钟︰81 ； 林锺︰ 81×2/3=54 ； 太簇54×4/3=72 ； 仲吕︰44.9492×4/3=59.9323；清黄钟（黄钟的高八度音）︰59.9323×2/3=39.9549 最后这39.9549，与黄钟长度的一半40.5，有小差距，即“黄锺不能还原”问题。在连乘十二次2/3或4/3后，最后的值不可能达到原始的1/2。历史上有人设计过三百六十律，自称天衣无缝。但他又说，按此律作的乐曲大概无人能欣赏，也恐怕无法按此律制作乐器。为方便转调，让十二个音彼此距离相等。好在一般的人耳对此很满意，毕竟天籁人间难得闻。据学者考证，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音乐开始应用平均律，其理论，则在1584年明代朱载堉《律学新说》问世之时。理论落后于实践，相去一千六百多年，中间多少人心血。西方则最早从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开始，以五度相生法推算，原理与三分损益相同。 朱载堉（1536-1611），以自制81 档算盘开方（常用算盘为13档），将2开12次方得比率1.059463094，该值自乘12 次即得十二律中各律音高，且黄钟正好还原，解决了千古难题。关键数据“根号2开12次方”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西方（明朝广州布政司每两年在广州办一次交易会，东西商人和传教士交流货物和思想；朱刊行十二平均律学说时，值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来华，其日记中提及朱氏学说）。巴赫（1685-1750）据此造出世界上第一架钢琴，从此凡固定音高乐器，几乎都按十二平均律制造。朱氏当年制作的十二律管，现代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复制了其中的两支，旅欧时不妨去看看。 谈古意在论今。前文涉及数学，请勿嫌枯燥。毕达歌拉斯曾言：万物皆数也。改革伊始，有人就提出：改革如果成功，表现的将是一堆枯燥数字；若是失败，会是大起大落、可歌可泣。果然！天安门诗抄字字血泪，国家不幸诗家幸。 而数学使人清醒、理智。碰到那种几何考试画个圈圈交卷，又要领你去共产主义的，要当心！到头来付出身家性命，甚至被整死还高呼万岁。人得了受虐狂、歇斯底里或斯德哥尔摩症便不可理喻，不可救药。 音律研究领先西方约一百年，乐器制作上却鲜有长进。盖因技术落后，只得用天然材料竹子、蛇皮、椰子壳之类。二胡至今制作粗糙，功夫用在镶骨头、雕龙头（龙口还含珠）……甚至名家签名的质量证书。歪门邪道而独独不讲究音准、音色。钢弦替代丝弦几十年了，仍是老外做得最好。由此你就明白青岛下水道在大水中的表现，也会觉得刘晓波所言殖民三百年有点道理。儒家讲究修、齐、治、平，蔑视技术，认为奇技淫巧而已。直至领教洋人“船坚炮利”后才肯认错。但那老三篇里提到“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不正好显示劣性未改？而且这一班人后来把持大权。及至文革，乐器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独霸，购买乐器要革委会等开具证明。当年秦始皇只是收天下兵器，并无如此革文化的命。 中国音乐落后，因为独裁者压制、扼杀。中国乐器最为人诟病的是：音不准。solo 还可以，难以合奏，出不了《1812序曲》。赵文认为，“中国民族乐器虽不适于合奏但是很适于在独奏中充分展示每件乐器的特色。”我从中读出：一个中国人胜过一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败给三个日本人。器乐落后，说明文化落后，满足于哼哼小调、戏文。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指肉声）”，恐怕是无可奈何。不可否认，器乐更抽象，更形而上。音乐似乎什么都没说，却能“说尽心中无限事”。白居易这样有悟性的人不多，国人往往只接受具体的东西，譬如曲名，高山流水、雨打芭蕉、饿马摇铃，都行；F大调作品第几号，不懂。总得和具体、形而下的搭点关系。孔子听韶乐，赞叹：三月不知肉味。圣人如此，遑论凡夫？ 更不幸的是，缺少合奏，乐曲便局限于单旋律。就像章回小说，老是时间为序，只是偶尔来点“花分两枝，话分两头”。多声部使人兼听，审美趣味，跟着思维习惯就不会单一，独裁者就难售其奸。毛喜欢一元化，当年那首《咏蛙》结尾：春来我若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至今当局抵制三权分立，就因为国人能习惯、容忍一个声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勿以为这仅是象征、比喻。试想不同种族，何以总有不同的行为？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Lebon）认为，不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内在的性格、习惯、思维、趣味等无不受之先辈，代代相传。而逝去的先辈较活着的一代在数量上无限庞大，因此，死人的灵魂无可置辩地统治活人的头脑。吾人受先辈德行荫庇，代他们的失误受过。 有独裁强势，就有麻木奴性，社会生态的共生现象。孙大炮热衷于向华侨募捐购买枪炮军火，不懂马克思所说“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倒是该多多注意后者，譬如系统介绍西方启蒙学派各家思想、欧美民权意识。香港毕竟殖民一段时期，懂得个中道理。妈妈们推着童车上街抵制洗脑，谁说港人铜臭？妇人之见？深谋远虑啊！ 如今的红二代如薄熙来之流，能跟朱载堉比么？朱载堉系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按皇家宗法，自然要继承王位。但他拒绝，一心要搞学术研究和散曲创作。此事轰动了明王朝，民间称他为“布衣王子”。音律之外，他在乐器制作、舞蹈、美术、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历法、文学创作方面也有建树。他不在乎权贵与钱财，平等待人，与地位低下的吹鼓手切磋技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能诞生出这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说明中华民族有希望建立民主，他要是投身政治，就是蒋经国、华盛顿、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何况我们有过林昭、遇罗克、张志新…… 从文化看国民性，以及影响、改造国民性，是个难题目、大题目。我这里大题小做。有道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有朝一日国人大部份（不说每个人）树立民主观念，事情好办。否则饶你体制改变也枉然，毕竟社会是一个个人组成的。

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文：任不寐一 阳光暖暖地照在长冬的尽头，蓝色的天空首先降落在城东的小岛上。风运行在水面上，如爱沐浴，只身一人。“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春草，草长条风舒”（汉•乐府民歌《古诗穆穆清风至》）。这样的天气确实罕见，雪是如此的温暖，太阳和冰在光中交织在一起。树木在静静地等候着什么。我以google的方式在草地中间搜索到了2009年的第一片绿叶，激动不已。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爷爷吟唱的那首童谣：“……春分地皮干，小满鸟来全……”。雅歌说，“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世人寻找春天的方法实在如此相同。曾有一位诗人在我生命的冬天里这样唱别：“我仍然年轻，长裙曳曳，长发飘飘”。这是杜审言的心境，“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春日京中有怀》）。与人分享自由是人生的早春心境；我们在孤独中被赋予了一种自我疗伤的能力。“禅静”是极至：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时间很残酷，时间也这样的贴心。时间就是一场希望。每个春天，上帝按一次回车键，象七天创造的节奏，让生命从头再来。这个岛屿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标点符号，将两个句字连接在一起，让我在眼泪和歌唱之间的“转型”期间有思考和作诗的机会。我的岛上有条静静的小河，还没有解冻，可以让我走在水面上，那水在夏天曾潋滟着我无数的好奇和忧伤。这使我想起“耶稣行在水面上”，在和煦的风中，给我有 “写诗”的温柔。诗歌诞生在时空断裂的地带。在冬天和春天纠缠的河谷，在祖辈和子孙分手的村头，在男人和女人挥手的桥上，在人和神相遇的岸边，诗表达双方的仇恨和爱情。诗是语言贫困的产物，也是感情泛滥成灾的逃路。诗是冬天的河，给两岸架起一座可以交通的桥梁，让昔日无法通行的江河湖泊可以畅通无阻。诗是春天倾诉着的孩子，有的被神收养，有的落入虚无，再没有回来。 二陈家坪的诗使我想起李白在《早春寄王汉阳》的一句，“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家坪对春天保留着敏感的记忆，这在我们这个没有灵魂的世代是比较罕见的。他在古老“寒梅”之下逡巡，至今未得“消息”。他倾诉，无人倾听。于是黛玉从贾府出来，将河边洒落的一切句字一一收拾起来，有条不紊地陈列在家坪魂绕梦牵的故乡老屋。陈家坪的诗有一种宗教感，这种宗教感是在“乡愁”中表现出来的。“我出生的秘密被死亡抓住”，他早些年的诗试图穿越生命的意义，在那里，有海子一样清清白白的绝望：“要离开‘昏暗的森林’，只有下沉才是出路”。家坪对付绝望的方式是把一部分自己安顿在故乡，没有把灵魂全部交给北京及其城市广场。“早年的我，被留了下来”。面对城市，家坪从传统中支取了自卫能力，而海子没有故乡，就彻底返回诗和黑暗——那是人唯一的故乡。“剩余的陈家坪”就这样上路了。在进入北京城门之前，他敏感那里发生着一场灾变。20年前，天坛外有儿女经火的童年献祭和青春夭折。20年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摩肩接踵，麻木与无耻一色，无知共无畏起飞。这是进京付出了两种代价，陈家坪用他的诗在自己里面掀起了抵抗运动。“什么时候离开故乡？什么时候回去？每一条路都是错的，它要诞生英雄”。然而，这种悲剧感不断被现实处境入侵，我有些担心。最近这几年，家坪的语言开始和那农民城市和农民艺术家、思想家同归于尽。当然，诗人不能容忍彻底被埋，城市里死亡的仅仅是“另一个我”，“这绝不是我，因为他即将在人群中消失”；“但又近似于我，独自朝向荒野”。我在岛上看见他已经离开北京。离开小沈阳和清华大学以死磕的方式坚守的异乡，家坪要去哪儿？“我的村庄，我的小路，我所投靠的大地”。他“朝北京相反的方向摇摆”。他能否找到永远消失村庄？在那里，“我出生的秘密被死亡抓住”。 三叶芝对史班德说：“莎士比亚的心灵是可怕的”；“莎士比亚诗中，存在的最终现实是可怕的”。弗洛斯特在这样的恐惧中让自己坚守在乡村背景中，同时藉着这种炫耀与城市听众分享他的不安。就象一个保护自己的孩子，首先将自己和成人的喧嚣隔离，然后又在寂寞中渴望城市的爱情。人类所有的诗都是“可怕”结出的果子，诗人的优势是，语言之美本身成了故乡。艾略特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最敏锐的感觉”，他说的是诗的语言。当代汉语诗歌语言已经公开死亡，但地下诗歌残留着生命的希望。此外，“生命意识的最高点”或“最敏锐的感觉”乃是死亡意识、死亡焦虑，或对死亡事实的记忆。《书•舜典》说“诗言志”，我赞成闻一多那个解释，“志”的主要含义就是“记忆”。从前，中国的诗更是对远西故土的记忆。没有一个民族的诗歌象中国诗歌泛滥着这样多的乡愁，李清照说“载不动“。中国人流离失所在地上，距离故土和生命乐园最遥远。中国诗歌从本质上说都是月球以下的边塞诗。西方的诗Poetry源于希腊字ποίησις，这个字的意思是make，最早上帝“造”夏娃（“众生之母”）的时候，那个“造”就是ποίησις。Ποίησις保存了诗歌所要记忆的内容：生命乐园里的一场爱情。人类最早的诗歌与死亡无关，只是赞美神和彼此相爱：“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创世记 2：23）。人类堕落后的第一首诗拉开了恐惧之幕：“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创世记 4：23-24）。诗歌是啼哭的斑鸠，从我们童年的春天启程，寻访母亲。她在拉麦那个冬天的背后，她在冰河的那一边。在离亚大、洗拉很远很远的岛上，夏娃在水一方。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文：陈平原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二、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三、读书的姿态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四、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五、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注：本文为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在大多数人的心中，美国的生活很节奏快，夜晚霓虹璀璨，美国人崇尚自由，动不动就整一个Gap Year，人与人之间关系非常冷漠... 这些经常出现在镜头里的画面给了我们些许与美国相关的零星片段，经过我们的脑补以后，就形成了我们心中的“美国"。 但等你真的到了美国以后就会发现，以上的这些描述与你正在轻身经历的美国又是那么的不一样…… 白岩松在他的《你想像的美国其实是中国》一文中，一语道破了一个很多国人不愿面对的现实，以下是全文： 提到美国，也许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生活节奏快，都市霓虹灯闪烁，酒吧餐馆歌舞升平。人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情冷漠，家庭观念不强，性方面非常开放，各种消费欲望极强，钱才是上帝。 到了美国你会发现，以上描述基本符合如今中国的状况，与美国关系不算太大。 在美国很多城市里，过了晚上8点找饭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很多餐馆都已关门，过了9点10点更难，街上到处都很安静，包括纽约也是如此。上班的日子里，很难见到酒吧爆满夜夜笙歌的情景，只有周末会热闹一些。对于我们这些没时没点的电视人来说就苦了，于是有人开始怀念起中国来：“要是在咱们那儿……” 可毕竟是在美国，只好靠司机的经验去寻找餐馆。当然也有聪明的指引：去唐人街吧。果真，一进唐人街，灯火辉煌，看样子，中国人，还真把优良传统带到了美国。 大城市如此，美国诸多小镇更是如此。天黑不一会儿，静得让外来人心慌。只好赶紧找旅馆，算是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地方。不过，一家又一家住户中透出来的灯光，告诉你美国人的温暖所在。 在美国，很多人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其乐融融的合影透露着美国人的家庭观念。一次是偶然，两次是感慨，当一次又一次看到如此相似情景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美国社会运行的基础以及美国人心中最珍贵最善良的角落。 以上的情景，绝不仅仅出现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比美国更甚，家中的电视小得可怜，甚至很多家庭还用著录像机。人们的脚步纷纷慢了下来，生活占据了生命的上风，人们的眼神，有一种单纯和干净的东西，人们似乎变简单了。 于是你会感慨：可能所谓的现代化时间长了，并不意味着向前走，而是回身寻找，重新回到人的心灵，回到生活与生命的本身。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也包括日本，环境都再度清洁起来，蓝天白云出现的频率，大大多于中国，显然，一旦心灵与生命被尊重，自然也必被尊重。 观察这一切，不意味着羡慕或对自身的批评，而恰恰来自对未来中国的思考。还要多久，还需要经过怎样的路程，我们的眼神才能够重新纯净起来，去体味生命本身的快乐? 何时让家庭的照片出现在一张又一张办公桌上，而不是对同事暧昧地说：我单身。又在怎样的环境保护措施下，让中国的街头从早到晚都是跑步锻练的人?当然，你还可以期待：人与人的相处变得简单。不再需要天天运用五千年文化积累下来的聪明去斗智斗勇。 没办法，我们依然处于欲望占据上风的发展阶段，我们还处于用物质来奖赏生命的阶段。离背起行装去山水中激活生命还有距离。还在这个阶段就要面对，谁也无法一跃而过，只是不希望，我们在欲望面前牺牲几代人。 从美国回来后。我说过一句话：“当下的中国，由于欲望，我们的人性处于退步的阶段。”按理说，这话并不好听，却意外地得到了八九成网友的支持。我突然明白，人群中，充满希望的一种欲望正在悄悄地形成中，而这种欲望与物质无关，却离心灵很近。 那么，真实的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带病坚持工作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国内媒体称赞某人工作尽责时，常用的形容词就是忘我工作到了“带病坚持”的程度。 在美国你会发现，生命是第—位的，生病就应该休息，带病坚持工作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对自己都不能负责任的话怎么指望你对他人或工作负责任。再说你流感什么的还可能有传染性。医生都会告诉你要呆在家里，需要自我隔离多久之后才能去公共场所，这是公共道德，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 公共场合咳嗽是应该这样掩住嘴的 汽车洋房是生活必须品，不是富人才有 在美国说到买房，基本指的是买独立房。也就是国人嘴里的别墅。这个基本就是普通民宅，并非有钱人才有。还有一种排屋(中国叫联体别墅)相比更便宜些。这样民宅几万至千万美金不等，产权是永久的。 家庭第一，哪怕金钱和工作都要给家庭让路 在中国，因赚钱和工作两地分居的人家还真不少，即使家在一地也还可能为了工作夜以继日，把物质的东西看的超过了一切，错过了妻子生孩子、耽误了给孩子看病，不能给老人送终等。 在美国，这样做是会被别人鄙视的。在美国，很多人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其乐融融的合影透露着美国人的家庭观念，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都是属于家庭 的，所有的节日也是一家人安静地聚在—起。最近—位美国好友要做—个小手术，她丈夫取消了全部的商业会谈，宁肯自己出钱支付会谈方延期滞留也要去陪着她手术，这就是国外家庭观念的典型体现。 —个真实的事。有一个只身在美国餐厅打工的女人，对一个每天靠说唱谋生艺人说，你为什么不去中国，我可以介绍你去做英语老师。何必那么辛苦。说唱艺人说，我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这个工作不好吗。我喜欢我的工作。每天和自己爱的人在—起，我很幸福。瞬间，在场的人都觉得那个中国女人更可怜。 这样的照片每年更新，出现在父母办公室的桌子上 “富”不等于“贵” 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 在美国以貌取人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富人不是靠名牌包装的，也不是名车大房子，而是在不动声色之中，一口整齐的白牙(非常重要)，一身古铜的皮肤(有钱度假晒太阳)，一副健美的身材(有闲上健身房)，最重要的是每年捐给慈善协会和教堂的大笔捐款。 真正的贵族学校，学生睡的是硬板床，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还要经过非常艰苦严格的训练，这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比尔盖茨慈善基金会每年救助大量的非洲难民 有钱不等于会生活 美国进口食品到中国起码翻4倍，这还是按大宗货品走的价。 美国食品是安全健康，但只有少数富人吃得起。碰到一个北京的进口商，我们问难道中国就不能制造健康食品?他很老江湖地抛了一 句：回去做做看你们就知道了。钱且不是问题，买不到才是问题。 在中国，有钱人肯花几千元每一个月保养自己的奔驰宝马，不愿花几百元买个营养品保养下自己的身体。因为觉得开个漂亮的车，比起臃肿的身体棒多了。住豪华的装修，但充满甲醛的豪宅，却不愿买—个空气净化装置。直到大病临头四处求医问药，却不愿意平时多预防，多锻炼，均衡营养。 保健？太麻烦了。到了美国才发现，越是高学历和高收入的人，生活方式越是健康的，而中国高学历和高收入的人生活方式反而不健康。 奥巴马每周坚持至少锻炼6天，每次锻炼大约45分钟，只有星期天才会休息。他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他的健身房开始锻炼。还严格按照减肥食谱进餐。—般以巧克力烤花生蛋白棒、烤杏仁和开心果作为零食。不能说我们比奥巴马更忙，只能是我们意识穷乏。 很多美国人重视锻炼身体 读大学是一种个人养成，而不是为了出路和提高身价 从小到大听惯了考大学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现在虽然不同了，但是学历的标牌似乎依旧是身价的砝码。 在美国你会发现，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做普通工作并不新鲜，我见过印度的哲学博士开出租车、东欧的音乐家干装修、地理系的研究生在找到教师工作以前在家具店当服务员、工科博士在售车店做销售等。 反之，也会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清洁工旁听拿到了古典文学的本科学位、而大货车司机酷爱莎士比亚长途旅行的闲暇写下让圈内人震惊的剧本等，美国受过大学或更高教育的人口比例远高于中国，而这个教育追求的是一种养成，和出人头地没有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清洁工用七年旁听了一个古典文学本科，因为喜欢。我不否认，这样的追求，多少也与国情也有关。在美国10-20年经验的蓝领年薪超过常春藤毕业生的水平。而美金的购买力和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的，国人很累，但或许改变的起点不在于大环境，而在于心灵。 哥伦比亚大学清洁工用七年旁听了一个古典文学文科，因为喜欢 离婚的男人像根草 在美国离婚的话，男人什么都得拿出来分一半给妻子，如果妻子没有赚钱能力的话还要支付抚养费以保证离婚后妻子的生活水准不显著下降，直到妻子再嫁或死亡；孩子的抚养费更是不能少，多数州规定要支付到18岁。 而且男人支付的抚养费没有退税的优惠等等，男人离婚的话身价立马巨幅缩水。所以，美国男人鲜有去养小三、小四的事情发生，而是下班就回家，周末陪孩子老婆。 总体的感觉是很同意白岩松在《你想像的美国其实是中国》结尾中的话：“当下的中国，由于欲望，我们的人性处于退步的阶段”，而相反，那些我们一直以为占据了其道德制高点的美国人，他们的追求实际上与物质的关系不大，却离心灵很近。

文：佚名 德意志民族是很晚才开始搞工业化的，英、法完成工业革命时，德国还是个农业国。 但是如今，在这个只有 800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 2300 多个世界名牌。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享誉世界的“德国制造”？ “德国制造”曾经是带有侮辱性的符号 德国人进入工业化后也经过“山寨阶段”：向英、法学习，偷人家的技术，仿造人家的产品。 为此，英国议会还特别在1887年8月23日通过对《商标法》的修改，要求所有进入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市场的德国进口货必须注明“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色彩的符号。 德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初，大学的科学研究是与生产领域完全脱节的。尽管那时“世界科学中心”在德国，但是美国人很聪明，他们在德国拿到学位回国后，不是一味地跑到大专院校里做研究工作，而是进入到市场里去办企业。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科学家跑到美国一看，发现美国工业品的科技含金量最高，这才明确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并开始大力促进应用科学的发展。由于德国有基础科学上的雄厚根基，很快就建立起科学理论与工业实践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半个世纪时间里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工程师队伍和技术工人的队伍结合在一起，领导了“内燃机和电气化革命”，使德国工业经济获得了跳跃式的发展。 此后，德国的机械、化工、电器、光学，直到厨房用具、体育用品都成为世界上质量最过硬的产品，“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德国最有名的公司，几乎都是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它们直到今天都维持着世界性的声誉。 珍视“身后名” 不贪“眼前利” 德意志不是个“喜新厌旧”的民族，德国人喜欢有经历的东西，有历史记忆的东西，有文化记忆的东西。我认识一位德国教授，他家里现在还有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产的木头箱子一样大的电子管收音机，由于质量好，照样在用。我问他，“你还用这么老的东西？”他说，“是呵，我一看到它，就想起我幼年时发生在这收音机旁的故事，对我来说，这可是比什么都要珍贵的啊！” 德国人生产的圆珠笔摔在地上10多次，捡起来依然可以用。德国建造的居民住房120年也不会倒，就是被战火摧毁了，德国人也一定要按原样将其重建起来。 有一张关于德国建筑物的照片，名叫“不变的德国”，展现的是二战以后德国人修的房子，完全是中世纪式晚期巴洛克时代和洛可可时代的风格。为什么？二战结束后，德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成了一片废墟，那些古老的房子基本上都被战火摧毁，德国人非常心疼，因为德国人就是喜欢自己的文化。怎么办？德国人死活也要把当年的照片找出来，把当年的设计图找出来，一定要按原样一座座地重修起来。今天你跑到德国去看，大多数城市都没有什么现代建筑，几乎全是巴洛克、洛可可时代的风格。 德国有座王家歌剧院在二战中被美国飞机全部炸毁，德国人心疼得不得了，那座歌剧院是过去建了200年才建好的，结果毁于一旦。怎么办？ 二战后德国人就把这片废墟圈起来，搞了一批科学家、文化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师、技术工人，大约上百号人，花了35年时间，把这堆破砖烂瓦又重新装回去了，你现在再看这座王家歌剧院，怎么也看不出来是炸弹炸烂了以后又重新装回来的，这座建筑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人说，“这个行动本身就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正是由于德国热爱、尊重自己的文化到了如此地步，所以才叫“不变的德国”。 由于德国的经济发展不靠房地产市场，所以一位德国建筑师很难拿到一个建筑项目，好不容易中了标，就一定会精心设计，一定要把它搞成一个艺术精品，一定要让它流芳百世。 因此，在德国，你永远也看不到有两座建筑物会是一样的。 因此人们说，德国建筑师重视的不是“眼前利”，而是“身后名”。 一个人身上只做一次生意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彼得•冯•西门子：“为什么一个8000万人口的德国，竟然会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呢？” 这位西门子公司的总裁是这样回答他的：“这靠的是我们德国人的工作态度，是对每个生产技术细节的重视，我们德国的企业员工承担着要生产一流产品的义务，要提供良好售后服务的义务。” 当时那位记者反问他：“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吗？管它什么义务呢？” 西门子总裁回答道，“不，那是英美的经济学，我们德国人有自己的经济学。我们德国人的经济学就追求两点：一、生产过程的和谐与安全；二、高科技产品的实用性。这才是企业生产的灵魂，而不是什么利润的最大化。企业运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制造产品，更是我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 说到“天职”上去了，“天职”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要你干的事”。 在德国，没有哪家企业是一夜暴富，迅速成为全球焦点的。他们往往是专注于某个领域、某项产品的“小公司”、“慢公司”，但极少有“差公司”，绝没有“假公司”。它们大多是拥有百年以上经历、高度注重产品质量和价值的世界著名公司，也被称之为“隐形冠军”。 德国有家葡萄酒作坊，快400年了。二战中很偶然留下来的，很幸运没被美国飞机炸到。德国的马牌轮胎公司是1871年成立的，现在我国几乎每个地级市都有它的分店。德国的阿迪达斯公司是1920年创办的，至今也有94年以上的历史了。你可以看到，德国这类企业都是有年头的。 德国的产品不打价格战，不与同行竞争，一是由于有行业保护，二是由于价格并非决定一切，打价格战可能会让整个行业都陷入恶性循环。德国企业是要追求利润，但是只要能保证基本利润，有钱可赚，德国人并不是那么贪得无厌、无休止地追求利润的，而是要考虑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德国人宁愿“在保证基本利润的同时，让部分利润转化成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更加完善的服务”。 我曾在柏林与一家菲仕乐锅具店的经理聊过天，我说：“你们德国人造的锅可以用上100年，因此每卖出一口，实际上也就丢失了一位顾客，以后人家不用找你了。你看人家日本人造的锅，用20年就到头了，顾客每20年就得再找他一次。仔细想一想，你们划得来吗？你们为什么要把东西搞得那么结实呢？把它的使用期搞短一点，你们不是可以赚更多的钱吗？” 这位经理这样回答我：“哪里的话，所有买了我们锅的人都不用再买第二次，这就会有口皆碑，就会招来更多的人来买我们的锅，我们现在忙都忙不过来呢！我们这家厨具厂，是二战后从过去的兵工厂转产过来的，前后也不过几十年时间，就卖出1亿多口锅了，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口吗？快80亿了，还有70多亿人口的大市场在等着我们呢！” 你看，德国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营销战略的路数也与众不同，一笔生意，在你身上一辈子就做一次，让你说他的东西好，这就会感染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再去做他的顾客，然后再感染第三个人，人家干的是这个事。 探求本质，考虑长远 今天德国只有三座城市，即柏林、汉堡、法兰克福，被定为“国际化城市”，以后打起仗来也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其他城市都是中小城市。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生活在5万人、10万人、15万人、20万人的城市里，连50万人口的城市，德国人都觉得太大了。 德国城市的风光几乎都有这个特点：城市天际线最高的地方一定是教堂的尖顶，任何建筑物都不能超过它。 我曾与一位德国教授谈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能做到守时？ 他讲道：“城市小，就容易守时。为了守时，也必须得把城市设计得小一点。你要想在‘汽车大众化时代’做到城市不堵车，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任何楼房不要超过五层，在德国，你要想建造六层以上的高楼，必须经过议会投票通过才行。第二个条件是任何城市必须有一半的空间是马路。只要你同时做到了这两条，城市就不会堵车。” 今天德国人一般只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建高楼，那也是世界级的大高楼，但有一个条件，这种高楼从任何方向倒下来时，不能压到另一栋楼。所以越高的楼房，周边留有的空地就越大。这就叫“探求事物的本质，确定长期的战略”。德国人建房子时，是一定要考虑到当它倒下来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德国不相信物美价廉 “德国制造”的优势并不在价格上，连德国人自己都承认“德国货就是物美价不廉”。你跟日本人可以谈价格，但你跟德国人谈价格，一刀都砍不下来。德国人甚至不承认有“物美价廉”这回事。“德国制造”的优势在于它的质量，它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它优秀的售后服务。德国企业发展的一般产品都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高难度，别国一时无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德国30%以上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产品。德国人生产的工业制造品，大到挖地铁的掘进机，小到文秘工作中的订书机，从质量上讲都是世界第一。 德国所有供3岁以下儿童食用的产品不得含有任何人工添加剂，必须是天然的；所有奶粉被列为药品监管；所有母婴产品只允许在药店出售，不允许在超市出售；所有巧克力都被规定要使用天然可可脂作为原料加工生产；所有保健护肤品牌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实验室和植物种植园，以保证取材于天然有机品质。 德国人生产的非工业用途的化学产品，例如清洁剂、洗手液、洗洁精，除了有清洁杀菌的功效以外，绝大多数采用了生物降解技术，也就是靠微生物分解其中的化学成份，来将化学对人体的伤害减少到最小程度。德国人生产的滤水壶，既能过滤无机有害物，也能过滤有机有害物，并富含镁元素。经过德国滤水壶过滤后的水，是微微带甜味的。 德国锅具具有天然抗菌和耐高温性质，既能节能环保，导热效果又极佳，以至人们说，“使用这种德国锅具，一根蜡烛就能弄一顿美味佳肴。”德国人生产的一口锅，可以用上100年，因此很多德国人用的都是奶奶传下来的锅。对德国人来说，任何一样厨具，一辈子只需要买一次，不需要买第二次，因为你一辈子也用不坏它。德国人生产的煨汤用的锅，完全是钢铁铸造的，沉重得连男人都有点端不动，那锅盖内侧有奇特的花纹，我问一位德国的销售商：“搞这些花纹干嘛？”他说：“它盖上去后，水蒸气就能上下自然循环，不易烧干，这是一种技术。”德国的锅具，盖上去个个严丝合缝，说三分钟开锅就三分钟开锅，能为你省下不少煤气费。 我也曾问过一位德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德国的产品动不动就“能用100年”呢？他这样回答道：“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德国没有资源，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业原材料都是靠国外进口来的，所以必须物尽其用，尽量延长使用期，这才是对原材料最大的节约。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德国人认为，产品质量的好坏，主要体现在是否‘经久耐用’上。”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 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余华并不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 作品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实现了文本的真实。 余华曾坦言: "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由于先锋文本读者甚少，成名之后的余华及时地做出了调整，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涩难懂，而是在现实的叙述中注入适度的现代意识，以简洁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尽可能地获得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处理。

一、国人对科学的3大误解及由来 　　 今天，我们谈论科学，我认为，国人对科学还有着3大误解： 第一个误解：科、技不分； 国人汉语里面讲科学，很容易变成科技，而讲科技的时候，指的是技术。 所以当我们问，什么是科学？往往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是科技。当问什么是科技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常常是什么是技术，科学这个概念就被忽略了。这是我们国人的汉语里潜在的一个用法。 第二个误解：对科学赋予过强的功利色彩； 由于我们科、技不分，所以我们所理解的科学，还是救国救民、治国安邦。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认知中，科学是作为工具出现的，而不是作为目标。 第三个误解：过分强调字面的“分科”意思。 我们常常说，科学乃分科之学，比较强调“分科”。所以，我们的科学教育里，就特别注重分科教育。 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文科、理科之分。而且通常从小学开始，我们就会说：这个孩子将来学理科合适，那个孩子将来学文科更合适。 这三种误解从何而来？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的因素。 自古以来，我们都有自己一套对知识的看法。古代对知识的看法是什么？就是：知识要有用。我们叫“学以致用”，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以致用。 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升官发财，是学而优则仕。 所以，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着极强的功利主义，把知识当做手段，而不是目标。如果你问一个孩子：读书干什么？他若是说我就喜欢读书，我们会称他“死读书，读死书”。 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因为他只是附在一个一个“皮”上的“毛”，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这个意思。 知识分子没有独立地位，知识也没有独立地位，只具有功能性，这是第一个原因，中国文化本身并不鼓励对知识持有一种超功利的立场。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技术传统，但是却没有科学的传统。所以我们就只能把科学理解成技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想象空间。 所以，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原因：首先是对知识的态度是实用，其次是有技无科。 第二、国人接受近代西方科学的路径和历史遭遇很特别。 中国近代有两次机会了解西方的科学，被称为两波“西学东渐”。 第一波“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 第一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学。这是西方科学第一次到中国来，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人民对宗教没有兴趣，对科学也没有兴趣。所以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混了大概100年，用了很多手段，最后被乾隆皇帝全部赶走了。 乾隆皇帝当时的看法是：我中华帝国地广人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的丰富，自己可以管自己，用不着你们，你们回去吧。 所以第一次“西学东渐”就无疾而终了，没有打仗，也没有发生冲突。 本质上，国人对西方的科学文化，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喜欢，当然也没有痛恨的意思，就是谈不拢而已。 第二波“西学东渐”是1840年以后。 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不再是由传教士来中国，而是商人，背后跟着的是坚船利炮。中国不想跟对方建立平等贸易关系，对方就拿枪炮打开国门，逼迫你做。 这一次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过程。 所以，中国人这一次学习西方的科学，首先是不情愿的，但又无可奈何；其次，我们看上了西方人的坚船利炮。 所以洋务运动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也是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了解的一个主要态度。 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很多人批判这个口号不对，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心目中、潜意识里或者文化心理层面，这是我们对待西方科技的一个基本态度。学习洋人的技术来反制他们，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并不是真心喜欢这些外来的东西。 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喜欢过外来的东西？有！唯一的一次就是佛教，而且佛教在中国被彻底的中国化了。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宗教民族，但是一个人要活着，得有宗教的情感满足，所以中国人既然没有自己的宗教，所以外来佛教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佛教在中国，基本上是在和平的年代传入，国人自己慢慢消化，最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也就是汉传佛教。 佛教虽然现在已经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但佛教的故乡印度，已经逐渐没有了佛教的地盘。 所以，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路径有问题，中国在帝国末期自高自大，但实际上已经不行了，洋人一打进来，立马就土崩瓦解了。 于是，我们就开始被迫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时候，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缺什么就学什么，而不是说从根本上学起。 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中国近代又被迫学科学，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终上所述，有这三大误解，是难以避免的。　　 二、片面的科学观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这要说到国人对科学的通常看法。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目前有两个主流的看法： 第一：科学就是生产力。 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深入人心的，基本上没有人反对，也是我们中国人普遍同意的。 第二：科学是一种智力成就。 意思是：科学是脑子聪明的人搞的。这也是中国人普遍的一个看法。所以，很多文科出身的人，总有自卑感，和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 除此之外，什么是科学？我们基本说不出来了。 我们对科学的看法，第一它是有力量的，第二它是聪明人搞的。基于此，所以我们都认为学科学是很好的，我们也往往祝福小宝宝，长大当个科学家什么的。 这两个看法对不对？对！但是不全面。 第一，说科学就是生产力，这是一种误解。 ①把科学看作生产力，从起源来看是不对的。 19世纪以前，科学并不是生产力，也没有产生任何推动生产力的作用。比如牛顿、伽利略、哥白尼的时代，更不要说在阿基米德的时代，科学都不是生产力。 说科学从未推动生产力，这当然是有点极端了，但它基本上没有扮演生产力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所以，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的节点。我们想问题，不能大而化之，形成一个抽象的看法，好像一说科学，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就是生产力。这其实是19世纪以后的事，19世纪以后科学才成为生产力，但是之前不是的。 ②科学里的学科很多，有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些暂时不是。 有些科学将来有可能是，还有一些永远不可能是。比方说纯数学，它就不是。但纯数学是不是科学，当然是科学。 那么请问，它又不是生产力，将来也变成不了生产力，那怎么叫科学呢？ 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科学家是谁？ 比如钱学森，两弹一星，增强国防实力，可以保卫国家。民间流传，一个钱学森抵五个师，那才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科学家形象。 还有袁隆平，他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民以食为天，他也是典型的科学家形象。 那有人问：陈景润是不是科学家呢？他一辈子在研究1+1的问题，后来我们听说陈景润为国争光，有一个定理以他命名，为国争光也算。 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要么要为国争光，要不然就解决吃饭，要么可以保家卫国。既不能保家卫国、不能解决吃饭的问题，又不能为国争光，那是不是科学？我们不清楚。 所以，把科学当作是生产力，这是一个误解。但是，这个误解是有道理的，因为国人是19世纪才开始学西方科学的。 第二，科学是一种智力或智商行为，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但是片面的。 人类的智力水平，全世界各个地区基本上是平均的。但是为什么中华民族有这么多人口，产出的诺贝尔科学奖却那么少？ 如果说科学仅仅是智力水平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智力水平、资源是不少的。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拿到诺贝尔科学奖就很少？ 这个说法是讲不通的。 中国人智力水平不差，总智力资源是全世界第一位的。但为什么我们的诺贝尔奖得主很少？ 对科学的种种误解和不全面的理解，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科学观。　　 三、科学的人文起源 我想从科学精神的起源，做一个比较新颖的阐释。更准确的应该是科学的人文起源。 很多人会有一个偏见，认为科学和人文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经常说，当代的科学和人文相分裂的，既然分裂，那这两个就是二元的，我们要二元并举。 这个看法，实际上是一个派生的观点，其实在根本意义上，人文比科学更重要，人文是根本。 我们探讨科学的起缘，不能光从生产力和智力的角度出发，而应该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人文传统应该作为理解科学的一个基本的入门？这是因人本身的独特性使然。 人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人是哺乳动物，也是灵长类高级动物，但是人和所有一切动物的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是一种先天缺失的动物。 人是没有规定性的，需要通过外在的文化来规定自己。我们知道，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直立行走，一是脑容量变大。 这两种进化特征，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直立行走必然导致骨盆变窄，骨盆太窄，会影响妇女的生育，而人类的脑子却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知道，所有的动物里面，只有人类有难产现象。在现代医学发展之前，难产是人类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我们通常都见过周边的亲人、朋友有难产现象发生，原因是什么？就是直立行走和脑子变大之间的一个冲突。生物学上有一个关系：脑容量和人类胎儿的孕育期呈现的是线性关系。 脑容量越大，胎儿的孕育期越长，按照成年人的脑量，所对应的婴儿的孕育期，应该是21个月。但是21个月的婴儿脑袋太大了，根本生不出来。所以逐渐进化出一个非常独特的手段，就是让人类总体早产。 婴儿还有一特点，生下来什么都不能干，基本上不具备人类的基本特征。比如直立行走、语言，婴儿是做不到的。 但是动物的胎儿生下来，很快就拥有了成体所拥有的几乎所有秉性和能力。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先天的不足，也就是本能的缺失！ 人类本能的缺失，除了生物学根据，同时也有哲学上的根据。 人类可以变成任何东西，比如把自己变成好人、从坏人变成高尚的人，从好人变成缺德的人。甚至可以使自己不是人。 在哲学意义上，人是一个“无”的存在，这种“无”的存在，就要求一种外在的东西来赋予，在成人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文化交换的过程。 所以“人”和“文”之间，是一种相互构造的过程，我们常常把人文二字并称。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人是一种有死亡意识的动物。 什么叫死亡意识？就是你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终有一死。有些动物是在快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要死了。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生活那么不容易，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怎么能够让自己继续活着呢？ 为什么我们要坚韧不拔地活着？这就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所以我们研究科学、宗教、艺术，研究人类一些最基本的文化现象时，都要从人文结构来理解。 不从人文结构出发，是很难理解的。 那么，科学的起源以及科学究竟是什么？如果说人都要吃饭，所以要搞科学，这是很肤浅的想法。 研究科学的起源，要有一个基础，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结构开始。 四、没有文化依赖的科学是不存在的 反观西方的人文结构，我们能比较好的看清楚，为什么科学只出现在古代的希腊，而没有出现在古代的中国？ 中国的文化我们称之为农耕文化，虽然农业革命是全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公元12000年以前，全人类就普遍发生着农业革命，后果有两个： 一是粮食生产。 过去人类是直接吃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的食物，农业革命改变了这个局面，人类开始自己生产粮食。 二是人类开始定居。 过去人类漂泊不定，逐食物而居，所以人类早期是没有定居意识的。农耕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定居文化。 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农耕社会，遍观整个中国文化，就是以农为本、以农为上、重农抑商。 我们讲“士农工商”，士就是知识分子，第二就是农，最后才是工和商。 农耕社会与定居意识和文化有极强的关系。定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终生不搬家，终生住一个地方，所以很容易跟土地关联在一起。 中华文化有浓郁的乡土意识，甚至离乡不离土。 不搬家就促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籍贯，中国人户口本都有一个籍贯，籍贯就是你的祖籍。现在很多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祖籍在哪，只是长辈讲。 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乡土意识和定居文化带来了什么后果？——它极大地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基因是什么？一句话：熟人社会。 所以文化的核心是以血缘关系或者准血缘关系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社会关系。 这种非常强大的血缘文化，必然会形成我们对“人”的理解。任何一种文化之所以是一种独立的文化，主要在于能够给你提供一套人性理想和一套达成人性理想的方法。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什么是人？儒家做了一个高度的概括：仁者，人也。 仁就构成了中国主流文化，我们对人的根本理解，是仁爱。仁爱不是指两性之爱，也不是西方基督教倡导的人人平等。它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爱，也就是说，核心是亲子之爱。 所以中国式的“爱”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 第二，爱是有差等的。 但是，在西方社会里，农耕文化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不同于我们的农耕文明，西方文明是混杂的。 严格来讲，西方文明是两“希”文明，一是希腊，一是希伯来。 希腊文明，提供的是一种科学文明。而希伯来文明提供的是一种信仰和宗教。这两个文明尽管有很大差异，但跟我们相比，它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点。 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不是典型的农耕社会。 希伯来人生来到处漂泊，所以商贸的气息比较浓。而希腊半岛土地贫瘠，希腊人缺少粮食，也需要与别人交换。 爱琴海地区非常适合航海，所以希腊民族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跟我们比，迁徙是他们的常态。因此，他们有很多英雄的史诗，而中国没有。 我们的诗集里，写的都是家门口的事；而荷马史诗，写的往往是远征的故事。 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对立：我们是定居文化，他们是迁徙文化。迁徙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生人文化。我们知道，熟人之间可以根据血缘关系来构造，那么生人之间如何构造关系？——契约。 契约是西方文明一个很大的特点。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仁爱，那么请问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两个字——自由！对于他们而言，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你有没有能力订约，有没有能力守约？ 订约和守约，成为衡量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 一个要订约的人，首先他必须是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自己负责，当然是一个自由人。在西方人看来自由，就相当于我们讲仁爱。 那什么是自由？我们通过自由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怎么样培养一个人的自由？ 希腊人给出了一个完整的回答，就是通过科学获得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由来是什么？科学最开始根本和发展生产力没有关系，甚至跟个人智商也没有关系，它首先指的是一种对人性的培养方式，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发展一整套的自由人性，这是希腊科学的一个重要的起源。 所以，科学是高度依赖于文化，没有文化依赖，科学是不存在的。 希腊科学有一个根本的特点，我称之为：高调宣扬自己的无功利特征，是为了自身目的而存在的一类知识。 亚里士多德曾经把科学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经验，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就是你会做，但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类知识叫做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是为技艺。对于中国人来讲，知识的来源是经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我们通过经验，进行概括总结和归纳，形成一般化的理论，然后又反过来指导经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知识的理解。 可是，亚里士多德在此两类知识之外还提出第三类知识，即科学。作为科学的知识是什么？是没有用的知识，是那个自己为自己而存在的知识。能够为自己存在的知识，肯定是无用的知识。 任何知识，你强调它有用，那就是贬低它，把它变成了手段，所以希腊人说，真正的知识、最高的知识就称之为科学，它一定是无用的，所以希腊人高调宣扬知识的无用特征。 因为只有知识本身是无用的，才能够真正做到自由，才能真正做到为自身的目的而存在。一个人要训练自己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就必须学习那些无用的知识。 那么，无用的科学是什么，什么东西能搞成无用的？ 这就进入到希腊科学的第二大特征：它是一种内在性科学，一种自我推演、自我演绎的科学，它是论证的，证明的。 为什么只有希腊人才搞出了演绎科学，我们中国人却没有？ 中国人的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和一切古文明国家一样，都有知识分子阶层掌管知识，但他们统统服务于皇室、服务于国家。 要帮皇帝记账，要帮皇帝写文书、写历史。总而言之，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知识统统都是有目的性的，只有希腊民族做了“无用的知识”这个类型。 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服务于自由的需要。 无用的知识怎么建构？我们都知道，有用的知识是从实践、经验中来的，但无用的知识，就不是从实践中来的。 无用的知识，是通过推理和演绎得来的。所以希腊的知识是一种关于永恒不变的真理推演的知识。 这一切构成了希腊科学的前提，这些前提恰好也是希腊科学一个非常内在的特征。 所以希腊的科学，有两大特征：第一个是无用；第二是内在推演。 它不是经验科学，而是超经验科学。希腊科学分成两大类，年轻人先学数学，年长一点了学哲学。 很多中国人觉得很奇怪，希腊人怎么对数学那么热爱，好像他们脑子不一样，其实这是个误解。 希腊人所谓的数学，并不是我们今天的理解。在希腊文里，它的本意是指能学能教的东西，相当于中国人的启蒙教育。 柏拉图说，我们只能学习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之所以还需要学，只是因为本来就懂的，后来忘了，所以学习就是回忆。 希腊的科学始终强调，知识是为自己所拥有，是人内在固有的。学习不过就是把内在固有的东西回忆起来而已。 所以希腊人学数学，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仅仅学计算，而是学习对事物内在理路的推理能力。 第一是学算术、第二是学几何、第三是学音乐、第四个是学天文，这是希腊数学的四科。 现代科学家或多或少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尤其IT行业的人，通常都信奉毕达哥拉斯主义。什么是毕达哥拉斯主义？就是“数即万物，万物即数”。 所以，研究了数的规律，才能懂得世界的规律。所以数论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计算问题，而是关于世界内在逻辑的一个问题。 讲一个故事：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学生，叫希帕索斯。 一天，他研究了这样的问题：“边长为1的正方形，其对角线的长是多少呢？” 当时，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这样一个观点：“宇宙的一切事物的度量都可用整数或整数的比来表示，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了”。 他根据毕达戈拉斯定理，计算是根号2，并发现根号2即不是整数，也不是整数的比。他既高兴又感到迷惑，根据老师的观点，根号2是不应该存在的，但对角线又客观地存在，他无法解释，他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告诉了老师，并请求给予解释。 毕达戈拉斯思考了很久，都无法解释这种“怪”现象，他惊骇极了，又不敢承认根号2是一种新数，否则整个学派的理论体系将面临崩溃，他忐忑不安，最后，他决定：下令封锁消息，也不准西伯斯再研究和谈论此事。 西佰斯在毕达戈拉斯的高压下，心情非常痛苦，在事实面前，通过长时间的思考，他认为根号2是客观存在的，老师的理论体系无法解释它，这说明老师的观点有问题。 后来，他不顾一切的将自己的发现和看法传扬了出去，整个学派顿时轰动了，也使毕达戈拉斯恼羞成怒，无法容忍这个“叛逆”。决定对西伯斯严加惩罚。西伯斯听到风声后，连夜乘船逃走了。 然而，他没想到，就在他所乘坐的海船的后面追来了几艘小船，毕达戈拉斯学派的打手已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手脚被绑后，投入到了浩瀚无边的大海之中。 这个故事，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根号2不是一个数，有什么稀奇的，为什么把他扔到海里去啊？我们对这种事情是不在乎的。 因为这不涉及到我们世界观中最核心的部分。 所以，当西方发生巨大的科学革命浪潮和重大的发明时，我们中国人都很心平气和地看待着，我们都能欣然接受！ 比如哥白尼日心说来了，我们觉得有道理，达尔文说人是猴子变的，我们也都承认，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西方世界里，都是很麻烦的。 在西方人的世界中，世界观是最重要的，世界观变了就有问题了。而中国人并不是太注重，觉得世界观是可以改的。 相反，我们对人伦更加看重。比如每年春节回家过年、清明回家上坟，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所在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为根号二的发现，希腊古典时期的算术后来慢慢衰落，逐渐兴起了几何学。几何学是中西方文化之间差异的一个很大的标志。 中国古代算术是很发达的，但是中国古代完全没有几何学，而几何学在西方，在希腊时期就已经发展的很成熟了。还留下了一本伟大的着作《几何原本》，在印刷术发明之后，《几何原本》成了西方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书。 几何学是典型的无用之学，中国人学几何学都觉得很迷茫，不知道有什么用。老师一般都会苦口婆心的给孩子们说，学习几何学以后，可以帮助你树立严密的思维逻辑，将来搞工程，不严密就会出大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功利的形式告诉孩子，让孩子明白学到之后有什么用。这个事情正好说明，科学精神还远远没有成为我们中国文化中一个内在的有机部分。 学习几何学，我们是在向希腊人致敬。因为数学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也是科学文明的核心。 柏拉图学院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这句话在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咀嚼、玩味。 注：“柏拉图学园”又叫“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今天大学中“学院”就是从“阿加德米”这个词诞生来的。 柏拉图的意思是，几何学是一个训练自由人性的基本学科。一个没经受过几何训练的人，不可能真正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在希腊人心目中，几何学和数学实际上是一门德育课程，一门政治课，学习几何的目标不是为了画图，而是要得到自由的灵魂；学习几何的目标不是使用，而是人性的涵养和训练。 终上所述，不学几何学，你就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不学几何学，你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不能理解现代世界的逻辑，没办法预见现代世界的发展方向。 我简单总结一下，什么是科学？科学为什么出现在古代希腊，不是出现中国古代？ 简单地说，科学是一种有高度文化依赖的人类现象，不是一个单纯为了生存目的而存在的事物。 如果只是为了生存，人们其实不需要科学，只需要技术就够了。科学本身产生极大的意义和作用是近代的事情。而我们中国人学西方的科学是从末端学起，不是从开端学起，所以会很难理解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因而常说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 但是，所有的人都是拥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如果有人不实事求是，他一定是为了达成别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他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实事求是人的本能，不是科学精神。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有很多层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我们只好说： 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如果一个民族或文化丧失或缺乏自由这个维度，这个民族或文化就不可能真正拥有科学精神。 我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

文：林炎平 ​ 雅典 vs 耶路撒冷——理性和蒙昧的数千年之争 文：林炎平 近代的错觉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地中海地区尤为重要。两河流域，新月沃土，尼罗河流域，都曾经涌现出最早的人类文明，因为那里最早进入了青铜时代，亦即青铜器被广泛使用的时代，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 但是在今天，当我们提起文明，却离不开古希腊。这并非由于古希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尽管她称得上最早的之一，但是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都早于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之所以对人类文明如此重要，而且她的重要性独一无二并且无可替代，这是由于人类文明在今天得到弘扬的基因就源于古希腊。这些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现代文明，而它们是古希腊文明创造的，而且仅仅是由古希腊文明创造的。 今天我们在提起西方文明的时候也还经常会提到另一个名词，那就是基督教。由于今天的基督教世界直接和西方世界基本重合，而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的代名词，因此基督教也就和现代文明如影随形。甚至有人把西方文明称作“基督教文明”。但是，这是一个误解。 在中国，有人为了方便，把西方文明的源头归于古希腊和希伯来，由此称作“两希文明”。有的中国大学甚至还把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组成了一个“两希文明”专业。当然，在西方，并不把这两个文明相提并论，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共同之处。更没有大学会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专业。西方大学把基督教放在宗教系，把古希腊放在古典系，它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西方大学这样的分法是对的，而很多中国人在西方得到的印象是错的。 我在这里，为了阐述方便，以雅典代替古希腊，因为雅典确实是古希腊的杰出代表；以耶路撒冷代表了希伯来和古代宗教，因为耶路撒冷确实也在宗教上有足够的代表性。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古希腊的很多哲学和科学并非源于雅典，但雅典是集大成者；而宗教也未必都出自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确实最具代表性。 雅典vs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和研究项目，有很多领域可以归属于这样一个大标题下，这是无法在这里用有限的篇幅来表述的。我在这里试图从科学入手，阐述雅典和耶路撒冷的截然不同。我们暂时把所有和科学无关的放在一边，否则仅仅艺术就足以增加一倍的篇幅，而哲学和伦理就更加需要洋洋洒洒，如果这样，即便有康德的“三大批判”的篇幅也未必能够阐述清楚。 是雅典而非耶路撒冷产生了理性，从而科学 科学为什么产生在了西方？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此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回答，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不对的。其中最典型的错误就是：基督教对科学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于是科学产生在了西方。看看今天的基督教世界，确实在那里科学繁荣，而科学的再次发韧也源于基督教世界的意大利，因此这似乎给这种说法以一种显而易见的证据。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导和错误。 要理解这是一个错误，就要回到2500年以前的雅典和耶路撒冷。 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它们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不同，一个在地中海的中间，一个在地中海的东端。它们的不同是本质上的。当希腊人的泰勒斯试图用理性寻找世界的本源时，犹太人已经决定不再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原因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而且认为他们的上帝已经对此作出了最终的回答。 对耶路撒冷来说，上帝是世界的本源，这一开始就如此，最终也如此。 然而，古希腊的泰勒斯第一次对世界的本源进行了不借助于神的探索，并且把本源从神那里夺了回来，交给了自然。他说本源是水。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足够初级的。但是，我们必须理解，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的意思是：不是神。 泰勒斯 至于这个世界是否真的由某种物质作为其起源和最基本的构成，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第一次有勇气不再依赖神灵而质问自己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耶路撒冷没有勇气这样做。这是人类第一次勇敢地把自己的思想从神那里解放出来，试图不再依赖神灵来解释世界，而是从另一个和神并不相关的角度来对世界进行理性的思考。泰勒斯要告诉我们的是：跳大神是不解决问题的，跳大神也不会帮助我们找到真理。这是人类第一次把真理和理性联系了起来，而不是把真理和神捆绑在一起。这就是科学精神的起源。 当然，科学是否真的由泰勒斯开启的，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命题。我们至少可以在荷马史诗中体会到一些科学精神。至于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论述。 一条艰难卓绝的旅途 这些伟大的古希腊爱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从此决绝地走了下去。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他们把本源从水引申到了空气和火，以及别的物质。同样，他们的质问和回答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仍然是过于简单和初级的。但是，我需要再次提醒大家，那是2600年以前，那是那个所谓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最初的发韧。 雅斯贝尔斯很慷慨地把“轴心时代”给予了古希腊和古中国以及别的地区。但是，在这个看起来相同的名字“轴心时代”下的不同地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那时，在中国演绎的是女娲补天，而在古希腊则是奥林匹斯的诸神，它们看似相近，但是有着极大的不同。我在这里不准备阐述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的不同，而是强调，在希腊神话演绎到泰勒斯时代产生了对世界本源的追问，并且这些爱奥尼亚学派把思考的焦点从神灵转向了物质和思维。这样的思考的勇气和深度，在中国没有发生，而在耶路撒冷同样没有发生。 古希腊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派，它们和在中国以及耶路撒冷的不同，他们既不把自己的认知交给神，也不交给权威，而是依赖自己的理性和质疑。 我们需要赞叹的是，在泰勒斯等之后，也是爱奥尼亚学派的以非所哲人德谟克里特提出了令世人2500年之后还大跌眼镜的世界本源之说。他说，世界万物是由原子组成的，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不同的不可再分的原子组成。人类后来的2000多年就是不断证明德谟克里特的预言的过程。 德谟克里特 在泰勒斯和德谟克里特之间，还有一位必须提到的哲学家，就是毕达哥拉斯。他把世界的本源从具体的存在中抽象出来，认为数才是世界的本源，而具体的事物只是数的规律的一些表象。我们今天有人喜欢给他们贴上各种不同的标签，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等，但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 毕达哥拉斯 有趣的是，这些最初的自然哲学家，亦即今天意义上的科学家，实际上多处于爱奥尼亚，而不是希腊的本土。由于爱奥尼亚属于小亚细亚，因此我们甚至可以骄傲地说，科学的最初发韧是在亚洲，而不是欧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雅典”来代表他们也许不是很公正，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爱奥尼亚城邦最初都出于希腊本土，特别是雅典所属的阿提卡，那么我们的标签也并无不妥。 耶路撒冷干了什么？ 在这个“轴心时代”的初始时期，在地中海东端的耶路撒冷什么和理性有关的都没做，而是沉浸在他们的一神教的信仰里，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命运早就注定，生活的一切已经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至于上帝怎么创造了世界，那就是教义（圣经）故事所描述的。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我们现在所知的圣经。今天的圣经是后来才编纂成册的。 有证据表明，旧约并不是那个“轴心时代”写的，而是要晚很久。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当时层出不穷，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而且成书的时间极可能晚于耶稣诞生。 耶路撒冷痛恨理性，无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耶路撒冷都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有一个上帝，那是世界的本源，是他们的救星，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应该出人头地，别人只配做他们的侍者，因为上帝只爱他们。 而雅典则不同，古希腊人对神的崇敬带着相当的调侃和不恭。这在远早于“轴心时代”即已成形的《荷马史诗》中便充分体现。那些常见的由于功利的理由而对神灵的顶礼膜拜更多时候让步于由理性的勇气而激起的对神灵的质疑批判。古希腊人到处弘扬他们的神灵，所到之处都建造了极其辉煌的神庙，他们并不认为神灵只属于他们，而是认为神灵也属于他人。他们对他们的神灵并不顶礼膜拜，而是赋予神灵以他们自己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又让他们的神灵之间彼此勾心斗角，把人间的一切龌龊也都赋予他们的神灵。 在这里反衬出古希腊人的胸怀，他们并不把神攫为己有，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起探索世界的奥秘。他们所描述的神具有宽容的胸怀，也有人类的缺点。古希腊的神显然彰显的不是神的胸怀，而是古希腊人自己的胸怀。因此古希腊人弘扬的神灵也不是什么不可理喻高高在上的神秘，而就是他们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胸怀下，古希腊人从荷马史诗时代走到了“轴心时代”。而耶路撒冷，除了对上帝顶礼膜拜和对自己的自恋，什么也没有干。 古希腊人继续从泰勒斯走到了毕达哥拉斯。古希腊人在寻找世界的本源，泰勒斯把世界的本源归于水，而毕达哥拉斯则更加抽象，认为数才是所有表象背后的实质。我们通常把泰勒斯到德谟克里特不公正地称作唯物主义者，而把毕达哥拉斯称作唯心主义者。这些划分是由于中国的马列主义影响，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在意。 毕达哥拉斯不再把世界的本源归于具体的物质，而把它归结于更加抽象的数。他依然是没有脱离物质的，所以称呼他为唯心主义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毕达哥拉斯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世界是由这样的一种安排而存在的。这个安排是按照一种规律，是一种数学的规律。无论是泰勒斯还是毕达哥拉斯都没有认为这个世界是某个拟人的上帝创造的。 有人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宗教团体，理由是这个学派非常秘密，信奉一种神秘的规律。毕达哥拉斯学派把行星运行的规则和音乐都理解为是这种规律的表象。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最伟大的理念应该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并不需要神的干预。对于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的证明可以被认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种进取的勃勃野心。似乎他们在践行一个理念——“我们不需要神的干预”。我们看到毕达哥拉斯在这些研究中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神灵，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并不能干预他们的探索。 毕达哥拉斯对于音阶的理解和定义至今仍然是音阶的最准确的解释。（见我的另一篇文章）。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是和谐的，任何数都可以由分数来表示。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走到了有理数，却否认有理数之外的数。但是，对有理数的反叛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发动的。只是发动者是一位学生而不是导师。这位小师弟证明了根号2无法表达为正整数构成的分数。这对当时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仰是当头一棒。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显然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在耶路撒冷，依旧什么也没干。 希腊继续走到了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欧几里德几何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依然原封不动地在我们的课堂上讲授。阿基米德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上的成就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在古希腊人创造着这些惊天动地的业绩时，耶路撒冷还是什么也没干。 这是可以理解的，耶路撒冷不觉得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只关心上帝和自己的特权，对此外的事情不感兴趣。 当基督教开始兴起的时候，古希腊已经走到了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取代雅典成为了当时的学术中心，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的辉煌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 基督教其实一开始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一个叫耶稣的人，试图在犹太人里传播他所发明的另类犹太教教义，他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大家都必须听他的才可以得救。这当然会遭到犹太教本来的机构的反对。你成了上帝的儿子那我作为犹太教的权威怎么办啊？你不成了权威了？我的权威怎么办？耶稣最后被犹太人出卖，犹太人借罗马人之手杀了耶稣。如果没有彼得和那几个门徒的创造性市场开发思维，耶稣的事业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彼得他们发现，这个生意在犹太人里面是做不好的，要开发别的市场，必须推广到非犹太人那里。于是奇迹出现了。基督教终于从犹太教里脱颖而出，独立门户，成了一个独立于犹太教之外向所有人开放的宗教。 几经坎坷，罗马皇帝终于为了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把基督教立为国教。当一个团体从被迫害者提升为统治者的搭档的时候，它会如何？它的所有恶习都暴露无遗。当时被别人迫害的情景变成了其迫害别人的现实。基督教对希腊的忘恩负义是罄竹难书的。 在亚历山大城，基督徒在他们的头领的煽动下，对非基督徒的希腊学者发起了残酷的迫害。一位古希腊女数学家西帕提娅被基督徒脱光了衣服用蛤蜊壳剜死。这些基督徒忘记了，他们的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被杀后继续寻找基督教生存的地方，Paul发现只有希腊世界可以容纳它们，特别是雅典。他在别的地方都被打得满地找牙，只有到了雅典，才被宽容。雅典人对Paul说，尽管别的地方迫害你们，但是我们不同，我们想听听你到底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这是雅典的最高法庭作出的决定。这个法庭就是在雅典卫城脚下的Areopagus这个地方。由于雅典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在后世的1640年英国的John Milton出版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论出版自由》。而这篇檄文的原标题是“Areopagitica”， 这个英文词其实说的是雅典的最高法庭的派生词，中文意译为“论出版自由”，可见雅典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和捍卫。 但是基督教恩将仇报，他们对古希腊文明的迫害是令人发指的。他们杀害了西帕提娅，关闭了他们不喜欢的场所，捣毁了异教神庙，焚烧非基督教书籍，关闭柏拉图学园，大肆破坏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最后还终止了奥运会。这一系列事件就是我们走进中世纪的序曲。耶路撒冷就是这样发迹的，它的发迹和欧洲步入中世纪黑暗同步。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耶路撒冷就是黑暗。当一种文化以理性为敌并占据上风时，带给我们的只有野蛮和黑暗。 被焚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在这个时期，耶路撒冷倒是没闲着，其进一步产生了另一个宗教——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借用了很多圣经里的内容，加上他自己的解释，声称自己是先知，就发明了伊斯兰教。他的办法和摩西差不多，后者声称他在西奈山上见到了上帝，上帝告诉他如此这般，于是就成了众人跟随的领袖。前者声称他得到了安拉的旨意，要他领导众人，于是他就成了领袖。 中世纪为什么黑暗？ 中世纪是黑暗的，这是相对于古希腊而言。但是中世纪也有值得褒扬的地方。而这些地方都和古希腊有关。比如4世纪的奥古斯丁引进了柏拉图，12世纪的阿奎那引进了亚里士多德。 基督教的历史充满着跌宕起伏和矛盾重重。这是一个和古希腊格格不入的文化，耶路撒冷和雅典势不两立。但是，这是基督教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的基督教和原始的基督教没有什么相同之处，除了那本圣经。但是《圣经》是不重要的，而对《圣经》的解释才是重要的。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观点，而且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的结论是：任何教义都不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对教义的解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内部的争斗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都是，并且仅仅是，争夺对教义的解释权。 对于权力的争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而宗教则是需要通过掌握对教义的解释权来控制宗教。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伊斯兰世界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 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宗教，用的是同一本可兰经，但是由于不同的机构用不同的解释权掌握了权力，他们之间的斗争哪里有半点穆斯林兄弟的影子？ 让我们回到科学来。基督教本身和科学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其本质是容不得科学的。我们知道，科学的最本质的特点是批判和质疑。没有哪个宗教容得下批判，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对批判的打压程度的不同而已。 但是，今天的基督教是如何缓和与科学的矛盾的？基督教在这方面首先要感谢的是那些神职人员，比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这样的重新解释了基督教教义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基督教今天完全可以和伊斯兰教一样。 伊斯兰教在开始也是极其野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斯兰教曾经有一段开明和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古希腊文明由于基督教的野蛮镇压而销声匿迹，却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开明，很多古希腊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后来在11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有一个大翻译运动，说的就是把古希腊文献翻译成当时的欧洲语言。其中很多古希腊著作是由阿拉伯文献转译的，因为很多古希腊文原著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伊斯兰世界欢迎古希腊文明的时候，伊斯兰世界是繁荣昌盛的；当伊斯兰世界丢弃了古希腊文明后，就变得保守野蛮落后。当基督教世界迫害古希腊文明的时候，其统治的地区保守野蛮落后，而当其重新拥抱古希腊文明的时候，居然造就了现代文明。这就是文艺复兴和随之的工业革命。 古希腊文明真的有这么大的神通？谁欢迎她，谁就繁荣昌盛。是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的现实依旧这样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任何地方，如果秉承了古希腊的宗旨：科学、理性、自由、平等、公民，那些地方就繁荣昌盛，反之亦然。 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理性，和理性所表达的形式——科学。难道科学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其实并不是这样。科学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生存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科学态度的本质就是崇尚批判和宽容批判。 耶路撒冷没有真理，有的只是偏见。只是他们把偏见包装成真理。伊斯兰世界在一开始和在拒绝古希腊文明的宗旨后，也是如此。有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大声质问：为什么我们的伊斯兰世界在过去的1000年里乏善可陈？ 基督教的经院哲学要做的是调和理性和宗教的冲突，重新解释圣经，把理性适度地带入宗教。这些神职人员是有远见的，他们知道，如果基督教离开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会变成野蛮的代名词。他们知道，仅仅靠圣经是不行的，必须要靠重新解释圣经。用什么解释圣经？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理性，基督教将没有前途，因此要靠足够的理性。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彻底的理性也是不行的，因为其结果必定是质疑教义。于是，经院哲学的全部努力就是如何让基督教教义不与古希腊理性相冲突，以及如何把古希腊理性纳入基督教的框架。这种努力，最终一定是徒劳的。但是，这个过程却使得基督教进步了。他们希望建造的大厦最终是注定要坍塌的，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发明的工具和技术却泽被后人。 经院哲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引入科学，而只是希望掩饰这种显而易见的无法自洽的说教。他们发现只有古希腊的学说和逻辑才是最好的装潢。我不客气地说，就如同一个人要装修自己的茅草房，结果发现宫殿拆下来的材料非常好。但问题是，一旦用这样的伟大材料装修茅草房，那茅草房还会存在吗？因此，他们不可能用古希腊所有的材料，原则是茅草房还必须有存在感。 我们今天赞美的基督教实际上是这些古希腊的装修材料，而原本的基督教却是里面的茅草本质。我们以为基督教和科学是不冲突的，甚至基督教还鼓励科学，实际上，那只是那些古希腊的材料有这些性质，他们并不来自基督教，而是来自古希腊。 基督教所引进的古希腊理性，才是基督教容纳科学的部分。当然，就是这部分也是不断遭到基督教制止的。今天我们极少有人相信圣经所描述的世界的历史长度。按照圣经，人类历史只有数千年，但是按照科学，人类历史要长得多得多。于是现在的圣经就会被重新解释。今天我们去教堂，极少有牧师会按照圣经来告诉你这个宇宙的历史只有6000年。他们会告诉你，圣经上所说的年代只是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是不错的。这就是我说的对于教义的解释权。亦即，教义不重要，解释才重要。对教义的解释决定了宗教的性质，或者进步，或者落后；或者文明，或者野蛮，这些和教义本身关系不大，而和解释却关系很大。 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其实目的并非要增加基督教的理性，而恰恰相反。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都是反理性的。他们不喜欢经院哲学，他们要彻底砸烂重新解释了圣经的经院哲学，回到圣经去。但是他们的结果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他们在事实上把本来教会拥有的解释权送给了信众。本来，他们绝不想把解释权送给信众，而是他们自己要从天主教那里夺回解释权，但是他们已经做不到了。新教的初衷是反理性的，但是其结果是剥夺了天主教会的解释权，同时他们自己也没有得到所有天主教被削弱的解释权。这样一来，信众的个人自由显然增加了。当自由被还给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由此引起的进步。 什么是科学？ 我们看到，中世纪在科学上几无建树乏善可陈，而真正的科学进步是在文艺复兴后发生的。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基督教鼓励了科学？如果基督教是鼓励科学的，那么应该在基督教控制最严密的时候对科学的促进作用最大，为什么反而是在基督教失去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之后而科学繁荣起来呢？ 我们从天体运行的认知来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都知道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的故事，因为哥白尼学说挑战了基督教教义所鼓吹的托勒密体系而被禁言，而布鲁诺干脆被烧死，伽利略被禁言。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托勒密体系也是古希腊的学说。但是托勒密学说在古希腊只是一家之言，同时古希腊还有阿里斯塔克的学说。最早提出日心说的不是哥白尼，而是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在古希腊，这些对立的学说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这就是科学繁荣的条件——容得下批判。托勒密学说在古希腊的这些学说中不是最科学的，但是比耶路撒冷的天地概念（天像锅盖在扁平的大地上）要好很多，只是由于它比较适合基督教鼓吹的天堂地狱的学说，就被放在了圣坛上，而别的学说就被贴上异端邪说的标签而打入冷宫。比如艾拉托色尼计算的地球子午线长度要比托勒密的准确得多，但是不被基督教会认可。以至于后来哥伦布按照托勒密的数值计算，出现了很大的误差，导致他以为抵达的加勒比海岛屿是东方的印度。当然，如果他采纳艾拉托色尼的数值，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勇气向西航行去抵达东方了。 我们从伽利略制作的望远镜以及伽利略的观察和解释中看到了阿里斯塔克的影子，这些在耶路撒冷是根本看不到的。通过伽利略制作的望远镜看到了行星的不完美的形象，这被教会斥责为蛊惑，他们的理由也是足够充分的：我们都知道，一片放大镜就足以扭曲这个世界，而伽利略居然用了两片！去年（2015年）我到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看到了伽利略制作的那些天文望远镜。在伽利略500年后，我见证了它们，而它们在当时见证了科学和宗教的刀光剑影。我站在这些望远镜前面，仿佛看到和听到当时宗教和科学的搏斗。一方是雅典，一方是耶路撒冷。一方是理性和对真理的追求，另一方是信仰和以真理自居。一方是永不停息的进取进取探索，另一方是从不妥协的固步自封。一方是坚定不移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是顽固不化的教条和坚信。 伽利略的第一架透鏡式望遠鏡和他的部分手稿（現收藏於弗罗伦萨科学史博物館） 但是雅典输给了耶路撒冷，因为宗教法庭在他们手里。伽利略被判有罪，罪名是他违背了真理，扭曲了真实的世界。他们的争辩不可说不慷慨陈词。 确实，制作望远镜至少要用两块凸透镜（放大镜）。当我们允许批判时，这一切都可以澄清，孰是孰非，都将水落石出。他们为什么不自己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看看那些伽利略看到的现象。他们不敢，哪怕他们看了，也赶紧扭过头去，大声疾呼“不是真的！”一片放大镜确实可以扭曲世界，但是两片放大镜合理地组合在一起可以看到我们不曾看到的世界。他们为什么不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容易证实的事情。但是他们坚决不看，就是看了也装作没有看见。 这就是宗教和科学的不同。科学的态度就是在看到有悖于自己理论的现象时，会进一步确定这个现象，如果是真实的，那么理论需要修正。但是宗教的信仰就是在看到这样的现象时，扭过头去，诋毁这样的现象，把脑袋埋在自己的信仰中。 有人说，科学和宗教都是一种信仰。这完全不对，如果有人把科学当作信仰，那么他根本就不懂科学。科学是一种精神，充满了质疑和批判的精神，绝不是一种信仰。 但是我们看到，在基督教世界走向科学的进程中，最大的阻力就是基督教的权力机构和意识形态。 因此，说基督教鼓励了科学，那是完全不真实的。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那就是牛顿。不错，牛顿是一位虔诚的教徒，那么是否宗教促进了他对科学的贡献？ 苏格拉底和耶稣是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声称“我唯一所知，就是我一无所知”，而后者声称门徒们都必须听他的，他的教导不容置疑。基督声称，只有认识上帝，一个人才可以进天堂，才可以得到救赎，才可以不下地狱，而认识上帝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通过耶稣。他声称他是上帝唯一的儿子。似曾相识不？其实独裁和专断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记得天子吗？就是那个皇帝自称的，他就是天的儿子，当然也是唯一的儿子，天无二日么！国无二主是也。于是耶稣就是无所不知。以无所不知对一无所知，耶路撒冷的狂妄和雅典的谦卑昭然若揭。 历史证明了，那个号称无所不知的，走进了黑暗；而那个自谦一无所知的，创造了古代最瞩目的文明和后来文艺复兴的榜样。如果我们把欧几里德几何和圣经做对比，前者今天依旧原封不动地在课堂上讲授，经过了数千年的质疑和批判。后者也同样在教堂里被宣道，但是数千年来不许质疑。后者一次次用牵强附会的说辞，蔑视考古学的证据和科学事实。一个允许证伪，但是一再被证实，一个不许证伪，然而漏洞百出。 什么是科学？什么构成了科学？什么导致了科学？ 构成科学的是三个充分必要条件： 直面证据。激励质疑。严谨逻辑。 正是这三个条件构成了科学，而这三个条件的逐渐具备则导致了科学。 宗教，正是在第一个条件上就无法通过。宗教在看到和自己的教义不符的证据时，必定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而宗教在第二个条件上也是无法通过的，他们绝对不允许质疑。而逻辑的缺失是更多的民族无法走向科学的原因。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如何对待证据，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判断价值的标准。任何一个宗教，都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深恶痛绝。在历史上当考古证据显示人类的历史远远长于6000年的时候，基督教的权威不是认真地审视这些证据，而是让信徒们不要去理睬这些证据。 对于质疑，宗教和独裁者都极为恐惧，不要说不敢提倡，而且是必须打压。当教义和权威受到质疑时，宗教权威和独裁政权都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压。布鲁诺和伽利略在质疑日心说后受到的迫害便是证据之一。历史上这样的证据不胜枚举。 被宗教法庭处以火刑的布鲁诺 逻辑则是科学的另一必要条件。仅仅有质疑的精神和直面证据的勇气依旧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从初始的证据和质疑依旧无法得到最终正确的结论。比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人们从太阳东升西落的现象作为证据，得到了太阳围着地球旋转的结论。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地球是自转的，我们也同样会看到太阳东升西落的现象。严密的逻辑保证了从正确的初始条件开始得到正确的结论。如果没有了严密的逻辑，我们只能在一些最初的现象徘徊，而永远无法深入和推进。欧几里德几何是逻辑的典范。它仅仅从几个极其有限的公理开始，完美演绎了一部伟大的学说。欧几里德几何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典范，它告诉我们逻辑可以带领我们走到的深度，高度和广度。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文艺复兴时期版本 中世纪对科学的贡献在于：允许逻辑在部分领域应用，允许一部分证据被采纳，而对质疑则严格管制。 早期基督教完全不具备这三个条件，而经过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等神职人员改造的基督教已经不再是当时那个基督教，因为其在这三个条件上有限地但是瞩目地进行了改良。基督教的神学院在逻辑上走得最远，这当然是和其它两个条件相比。 按照波普尔的观点，数学还不能称作科学。他的理由是数学不具有被证伪性。这当然是他的一家之言。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波普尔，我也同样不同意他对柏拉图的抨击。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是非常可疑的。即便是按照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数学同样是需要接受检验的。比如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为180度，这在欧几里德几何里是可以直接用理论证明的，这在我们的欧几里德空间也是可以被实验证实的。但是在黎曼空间或者是罗巴切夫斯基空间里，这个结论将被证伪。 所以，数学阐述的结论是具有可证伪性的。比如抛物面的焦点问题，就是可以用平行光来照射一个抛物面来进行证伪或者证实。这是一个数学结论，也是一个物理性质，其可以用实验来检验。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概率论更是和实验不可分割。赌场的所有规则都是根据概率论制定的，博彩规则也一样，我们每天都用赌局和彩票检验着概率论的结论。 那么我们是否由于宗教的教义错误而不需要宗教？Dawkins的看法当然是不要宗教，他认为历史上宗教并未做过任何好事，人类的进步都是摆脱宗教而取得的。但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并不这么看，虽然他认为宗教和科学真理无关，但是有道德意义。这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我并不反对，理由是今天的基督教表现出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是，基督教今天的进步意义到底和基督教的教义有多大的关系，我认为实际上是没有的。宗教的解释权决定了宗教的价值。今天的基督教和最初的基督教没有价值上的关系。 结束语 我们可以从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来回顾这个问题。 纵向：耶路撒冷在中世纪开始发迹，世界也就变得暗淡。 横向：阿拉伯世界，在他们接受古希腊文明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2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领先于基督教世界。 这些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非常可以说明问题：在时间上，只要是古希腊文明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期，社会就文明昌盛，反之则野蛮黑暗。在空间上，接受了古希腊文明的地区就是文明昌盛，反之则野蛮黑暗。这没有例外。因此，今天的西方，不是由于基督教而文明昌盛，而是由于古希腊文明的价值的广泛被认可，才使之然。比如日本和基督教毫无关系，只是在接受了西方文明之后，也就是接受了古希腊文明的价值之后，才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度。 人类本不需要耶路撒冷，人类只需要雅典。但是耶路撒冷以一种历史错误进入了人类历史，我们甚至把文明的一部分冠以它的名字。这也不能仅仅怪罪耶路撒冷，这是人类的弱点。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理性，因此我们走了中世纪这样的漫长弯路。这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弯路，只是代价太大了一些。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我们可能依旧在这条黑暗的道路上。 如果我们说，科学是以不妥协的方式追求自然界的真理，而民主是以一种妥协的方式寻求人类社会的和谐，那么宗教是否在民主中具有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是具有地位的，于是宗教作为道德的衍生物，确实可能有地位。但是我们从古希腊的社会看到，没有宗教，民主照样运作良好。也许我们也会说，古希腊也是有宗教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古希腊的宗教和耶路撒冷不是一回事。雅典的宗教，对神没有恐惧，也没有教条。而耶路撒冷则不相同。 我相信，民主的雅典和他们对神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对神的不恭，也许就是民主的精神起源。在雅典看来，没有任何权威是需要顶礼膜拜的。既然神都不需要被顶礼膜拜何况是人？这样的勇气足以导致民主的理念。既然我们人类都是同样会犯错误的，我们在这个理念上就是平等的。一个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独裁者的，没有了独裁者，权力就在公民手里，这就是民主。 文艺复兴之后的基督教，除了形式是耶路撒冷的，别的都是雅典的。

《世说新语》里记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阮籍在司马昭面前居然如此目中无人，狂气可掬，千古文人中并不少见，历朝典籍史不绝出，可见这类狂人还是能为史笔所重的。 狂有层次高低之分，我把它分成三个境界：妄狂、狷狂、雄狂。 一、妄狂 狂的第一个层次是妄狂，我们经常会说某某人是个狂妄之辈，要才无才，要德无德，整个一个不知天高地厚，这种人不多，但也会偶尔见到。这类狂便是妄狂，是佛学称之为“贡高我慢”的典型。 这类人的一个特征便是好指点江山，口出狂言。曾有人跟我说：“钱钟书的所有作品不及我一篇文章。”我吓一跳，敢紧刮了眼睛仔细看，只见他也就跟我长了一样的手脚五官，也没三个头六条胳膊，于是我虚心求教，问其为何如此说法，他开导我说：“你看他写了那么多书没什么用处，我的论文是有用的。”我又问他你读了钱先生的哪些书，“读了，什么《管维篇》啦，《围墙》啦，一点意思都没有。”他迫不及等地回答问题，我这才松口气而且有些遗憾，因为我平生怕见两种人，一种是天才，他（她）使我自惭形秽，另一种是精神病（当然不是住院的那些真病人，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关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种人浪费我们时间却没有任何教益。一个连钱钟书的书名都念不全的人也在否定他的价值，这是中国人民的“文革”余芳。这种妄狂实际上根本不配以狂名之，称之为妄已是客气万分，余皆不足论。 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有些人对某一件事根本不了解便要发表其“高见”，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已多得不可胜数，在此我无暇尽举，仅取一二，以供笑资，（大家若有兴致亦不妨等我抛砖引砖）。比如说许多人喜欢批判神秘现象，说那是迷信，可是又有多少人是亲身观察过这些现象之后有根有据的批驳，又有多少人不是人云亦云毫无头脑的盲从。包括当年的鲁迅、叶圣陶在内，他们研究过神秘现象吗，观察过神秘现象吗？许多事情人们常常以为科学便能解释一切，这实际上本身便是谬见，科学若能解释一切科学便无需发展，相信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这是正确的，但是实验也会有失误的时候，科学也有限度，真正的科学是没有禁区的，对一切现象包括未知的领域都要有探索研究的严谨态度，而不能因为某些现象一时难以科学解释便斥之违背科学，妄下断语，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反科学，这才是迷信，同时这也是一种给人类带来不正见的妄狂。这种妄狂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无知，有时甚至是惊人的无知，无知的背后是一种拒绝智慧的成见，佛学上把拒绝智慧、真理称为“所知障”——有时某类知识太多会造成狭隘而固步自封，对于接受新知识形成障碍。蒙田有一篇题为《论有知识的无知》的散文，就是批评流俗中的妄狂。哲学家维特根思坦曾说过：“对于不可知的东西，我们只能保持沉默。”这反映了他对理性边界的把握，因为理性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解释世界的一切。 妄狂的例子是枚不胜举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是真正能够反省自己的人太少，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这就很可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圣贤，也会有过，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过妄狂，关键在于人是否时刻注意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是不是有现实的根据而非纯粹理论的根据，如果爱因斯坦仅仅以牛顿的成就为根据，他就不可能有如此增进人类智慧的成就。所以我之所以对妄狂进行这一番评说，实在是因为不少人多年形成不用脑子的习惯，人云亦云太久了。只有自己独立思考并且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事物的人，才能在全民喊打倒的阵势下立定脚根。妄狂者还有一个特征便是他们判断一个事物常常自以为用了脑子，实际上他们往往是似用非用地在用脑子，明明是在一个格式化模式化的思维模式中三下两除二粗粗地用了一下脑子，便以为是自己独立思索的结果，于是不下判断则罢，一下判断就错，这是妄狂者最可悲的地方，纠正他们的最好办法便是用事实去说服他们，若事实也说服不了他们，那就不必再去说服，因为一个打定主意要自杀的人你是看不住的。 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在其名著《狱中书简》中谈到愚昧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并说愚昧不是智商问题，而是品德问题，这非常有道理，愚昧必然妄狂，倘若他们有了权力，作恶便是必然的结果，元朝军队攻城掠地之后，常常认为城市必须扫荡掉，在他们眼里，没有草皮的土地上不适于牧牛羊，这样的土地便没有什么价值。这只能说他们愚蠢得令人发指！也是妄狂是品质问题的典型事例。 二、狷狂 第二种境界的狂是狷狂。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种狷狂乃是纯性情之狂，这种狂虽含有一定的精神力量，但是个人的个性张扬为其主要意旨，我们在历史上见得很多，我们常常说某人很自负，往往就是指这一境界的狂。这种狂很有个人魅力，常常让人觉得可爱，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历代文人中有这种狂气的不乏其人，《舌华录》中载“习凿齿尝造道安谈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在这里习、释（和尚）都是狂人。钱钟书先生早年便有狂名，一次其父亲钱基博先生驰书嘱其得空拜访章士钊先生，钱钟书先生回信说，就是隔壁住着太史公、韩昌黎，亦恕不拜访！钱先生曾说：“人皆谓我狂，不知我实狷也。”实际上，文人的狂也好，狷也罢，常常是一种性格的两面，就象硬币的正负面一样不可分。因为狷者有所不为，那就意味着另有所为，而不是什么都不干，只是他做自己愿做的，至于别人怎么说，他不在乎，明清石涛、金农、徐渭等人均在此列，这种狷狂性格的最明显特征便是恃才傲物，不从俗众，这种狂在当代亦不乏其例，只是有些人狂得不到位，落入轻狂小乘狂境，实为可惜。同时，由于狷狂之士多以才情见长，经世济民的担当之念甫重，因此，这种狂如果掌握好了分寸，便讨人喜欢，被人视为有个性，有真性情。若有人要编什么名人佚事，倒是绝好的资料。 但这种狂显然有弊病，这种狷狂的背后受小我局限，缺乏高格的精神力量，当遇到真正强大的邪恶势力时，就不一定狂得起来，到这种时候，能狷，能清高便算了不起了，因此这种狂少了一点底蕴，底气不足，狂情便缺乏厚重感。因此这种狷狂的境界若不能把握一定的度，便很容易滑到轻狂上去，一入轻狂便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随时都会被压制而难得狷狂，我们在50年的历史中已经见过不少本以狷狂名世，最后以低头认莫须有罪名告终的事例。 周作人曾以自己的文字傲视群伦，亦可算个狷狂雅人，但是日本人一进入华北，他就成附痈之蛆，“东启明，西长庚，老死不相见”，他与鲁迅势同参商，全国尽人皆知，鲁迅生前一直关心他，即使决裂了也在暗中关心，死前都在读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却住在鲁迅挣来的房子里视兄长为寇仇，而解放后却以写回忆鲁迅的文字挣稿费过日子，其人格之可怜于此可见一斑。周作人的例子最能说明狷狂之境界的危险性，因为它以个人舒适，满足一己虚荣为己任，难以摆脱小我身执我见之束缚，一旦遇到邪恶势力，底气不足，无浩然之气的长期培养，自难与邪魔外道抗衡，因此这类狷狂之士，在安全时期、安全地带，尽显其狂，然一遇波折必然会收敛其个性，不再示狂，最多只能狷它一狷，倘若恶势力极其强大，连狷也不让狷，那就难说了，少数人不脱狷狂，成就大乘的雄狂高境，但更多的人则狷、狂皆无，把自己的人格给“捐”了出去，把自己给“诳”了。倒是平时从不显其才、狂，亦不极力显狷之人却以真狂现世，独秀群伦。最后的结局是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因为常常是浩然狂者肉身“兵解”，留下万世遗芳，而“捐诳”之人人格捐弃，精神死灭，却剩下一具吃喝拉撒遭人耻笑的行尸走肉。我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否定狷狂者追求自由人格的意义，而是警示包括我自身在内的许多人要把握狷狂的度，不要总是以小我为限，应当放眼众生万物，若无浩然之气并且没有培育的意愿，不妨以平常心待人接物。追求自由、个性的张扬还要培育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资源养料，否则狷狂的境界永远不可能被突破而上升到真狂境界，不但不会上升，甚至下坠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性情往往最靠不住。光有性情，没有真智慧，至多加点小聪明的狷狂，永远不可能成就雄狂真果。 三、雄狂 第三个境界是雄狂，或曰浩然之狂，乃最高境界的狂，是为真狂。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狂，这种狂非常人所能具备，它有先天的非凡禀赋，同时还需后天的磨练砥砺，即孟子所谓的“善养浩然之气”，因此这种狂需得有底气，底气不足，一狂就漏馅，至多落个轻狂高傲之名，难得“大乘”高狂境界，这种狂人常常会在危机时刻、生死关头表现得光彩夺目，即如《孟子》所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梁漱溟先生在香港陷落，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曰：“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这不是跟死神谈条件，而是直截了当地蔑视死亡，在他眼里，我梁漱溟是何许人，哪那么容易死！这种气度，一般人别说达不到这个境界，便是要相信这种事，尚有狐疑难解的猜测，许纪霖先生说梁先生此狂乃狂出真性情，可是在我看来，说他狂出真性情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在这里，性情尚在其次，其核心的关键性原因在于先生终生为民族之富强，国家之昌盛求济世良方，他之所谓大业未成，便指此而言。在他的狂气背后有一股淼淼然自遥远天际而来的巨大能量，我们称之为浩然正气的便是，唯其正，方显其浩然，泱泱无边。梁先生在50年代孤胆傲世更证明了他身上这股伟力。 梁漱溟先生 无独有偶，马寅初先生也曾以80高龄，孤军奋战，充分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在举国无明，万马齐喑的肃杀氛围中，能够不趋炎附世，违背良心保持沉默已属难能，而梁、马两位先生面对邪恶，不计个人生死，不度一己荣辱，其精神其狂气堪为万世楷模。这种以死争狂的雄狂境界，须以浩然之气为底蕴，没有底蕴，就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光靠一时的性情绝没有如此风世之效应。那么这种底蕴，这种浩然之气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很“简单”，这种底气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道义为己任，以良知为己任。中国古代有这种狂气的人历朝多在，在易水边高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荆轲是真狂人，自称“狂人”的王阳明亦绝世雄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复生更是浩然真狂，历万世而不灭的“奇男子”（梁启超语）《翁文公日记》第三十五册：“谭嗣同……，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陈叔通称“谭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中魅杰，未留身以待（指他慷慨就义），惜哉！”象这些狂人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他们的狂情除了充分地展示和张扬了他们伟岸的人格个性之外，最重要的在于他们给后世有经世济民宏大志向的人立下高标。这种浩然真狂在国外亦不乏其例，象布鲁诺、卡斯特里奥、托马斯.莫尔都留下万世狂名，这种为真理、为自由献身的狂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源泉。这就是我说的最高境界的狂，是为真狂、雄狂、浩然之狂。 马寅初先生 在历史上，真狂显现于人格光辉之中的并不限于原本成名者，真狂、浩然之狂、雄狂，在许多无名英雄身上焕发出耀眼的辉煌，象林昭、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他们以一介无名小辈的身份，敢于同周遭的黑暗搏斗，这当然在一般人眼里就是狂妄之徒，但正是这种狂气使他们的生命不再与黑暗合一，历史的黑浪在他们这群中流砥柱身上多少遭到了抗力，他们的生命是脆弱，但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的狂气裹挟之中变得分外伟大和强大，他们的肉体被屠夫们凌辱、虐杀，但他们短短的一生走过了中国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方显其明亮、灿烂，他们的历史是中国人的精神尚未全死，尚未死绝的一点可怜证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甚至比原已成名的英雄更了不起，因为在许多时候做英雄不一定很难，难的是做无名英雄，象蚂蚁一样默默无闻的冤死、屈死，在诽谤和谩骂、侮辱和迫害，在没有亲人甚至众叛亲离的死寂中被枪毙，试问天下有几人能忍受，忍辱方能负重，忍辱所需要的那种精神养源，绝不是凭借一点性情就可以得到的，没有泱泱无极的浩然之气，便没有甘为屈死冤魂的勇力。从这种角度来说，这一类人具有更加强健的精神力量，他们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圣人境界了。茨威格在比较左拉写《我控拆》以支持德累福斯与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时，曾经说过左拉的安全系数远高于卡斯特里奥，因为左拉是名人，在他的背后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就是全欧洲的读者，而卡斯特里奥藉籍无名，他的反抗加尔文比左拉更需要一股浩然之气的支撑。30年前的林昭也一样。我这样说并没有否定梁漱溟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意义，只是强调了历史上必定还有不为我们所知的雄狂之士，只因他们未能才名运播而被深埋在历史的满天衰草之中，向这些无名烈士致敬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培育起一种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有菩萨心，菩萨愿，更要有不成菩萨道的至伟勇力！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地藏王菩萨那四句使六道震动的誓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时，我除了久久的窒息感之外，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我简单的感受！当然说到这儿早已扯远，因为这种境界是狂、真狂浩然之狂不能涵盖的。 二千年前，太史公忍辱雄狂，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五百年前王阳明出佛入道，宏儒运化，自负狂名；一百年前，谭嗣同心负华严，血荐神州，雄风浩气充塞天地；30年前，傅雷、朱梅馥伉俪自绝于愚民，老舍沉湖绝世，造就了永恒的精神风碑，真狂雄狂，浩然之狂者茕茕孓立，留给我们无尽的反思和怀念。但是，能够摆脱妄狂，走出狷狂小我，迈向浩然雄狂崇高境界的人命中注定是遗世独立的。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2019年6月23日，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理想国、建投书局共同举办了一场“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的讲座活动，邀请了哲学家、《〈存在与时间〉读本》的编著者陈嘉映老师，和大家一起探讨了自我、世界、认识、存在等种种问题。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存在与时间》的首次译介与出版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海德格尔由此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热潮，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陈嘉映认为，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尤为特殊的时期，他不想神化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八十年代存在主义热潮的兴起和西方存在主义兴起时的状况很像：在二战之前，西方曾有一个正统的、标准的理想，但是二战对曾经的理想造成了毁灭性的摧毁，这时人们就强烈需要一种新的观念来安放自己。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是如此，人们急切需要一种可以安放自己的东西，存在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中国所迅速接受并广泛传播的。　　 海德格尔的思想震动了很多人。陈嘉映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读研究生时，因为导师熊伟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就读起了海德格尔。随着阅读的深入，陈嘉映感受到了颠覆性的吸引。这种颠覆，在20年代海德格尔的学说刚刚诞生之时，也曾对伽达默尔那一代西方哲学家造成同样性质和程度的震动。“从此时此地起，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已经开始，你可以说自己正处在它的起点。”这是《存在与时间》1927年出版后所获得的评价。　　 按照海德格尔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抛入”这个世界、“被抛入”他人之中的。自我与他人、与世界，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也必然相互关联，不可分离。换句话说，我们如何理解别人与我们是怎样的人有着重要的关系，我们必须连着我们自身的存在来谈论这个世界。这是陈嘉映这场演讲的出发点。　　 我们今天对自我理解的认识与过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是一个巨大的题目。关于“认识自我”，许多人都知道，古希腊德尔菲神庙有一句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或者叫“认识我自己”。这句话被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接了过来。我们可以说“认识你自己”是哲学的一个主题，甚至夸张一点，也可以说是“哲学的主题”。哲学就是认识你自己的活动。　　 但是如果我们去读苏格拉底，就会发现，苏格拉底也没有谈论他自己。实际上，我们对苏格拉底没有什么了解，对柏拉图所知不多，对亚里士多德稍微多知道一点，但也有限。这跟近世的哲学家是很不一样的。苏格拉底谈论的仍然是人、社会、灵魂及宇宙。所以，在苏格拉底的意义上，“认识你自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自我”意思不太一样，而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认识世界”差不多。认识人本身，差不多也就等于说认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是认识人在世界中的位置。　　 当你停下来问“我在哪儿”的时候，你一定是行到这里的，这些问题是连成一片的。你在哪里，跟“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是连在一起的。　　 比如你总会有某种时候，特别希望能理解某位朋友。比如他很沮丧，或者做出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事。因为是朋友，你就想弄明白他为什么这样。但是你对这个朋友的理解，一定是基于你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他不是一块石头，你去研究就可以，你得用将心比心的方式慢慢地理解他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你为了理解自我，就需要理解世界；反之，你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自我。这不是一句空话，不只是一个辩证法，它是实实在在在理解中发生的。　　 当我们看到古希腊人或者中国古人谈到“自明”、理解自己的时候，不能轻易地把我们今天的自我和自我理解投射进去，好像他们说的跟我们说的是一回事。当然是有联系的，但不见得完全是一回事。我们今天谈到自我，谈到自我理解，跟古希腊人、跟老子，已经有了很长很长的距离，中间经历了观念和社会生活上的很多转变。　　 “从此，自我成为一个问题”　　 在西方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基督教的转变。基督教使得我们对自我跟古希腊人对自我的理解有了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基督教的整个哲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中对自我的理解，和苏格拉底是不一样的。苏格拉底从来不谈自己，但奥古斯丁总在谈自己，谈自己的童年、青年，一路怎么走过来，当时怎么想的，后来怎么纠正了自己的想法的……他是从古代的“自我”概念到今天的“自我”概念之间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很多书会引用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的一句话，那句话特别简单：“从此，自我成为一个问题”。　　 虽然苏格拉底也有自我认识，但他不觉得“自我”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奥古斯丁的这种自我和自我理解向现代转换了一大步，但还不是一个现代的“自我”问题。根本的区别在于，奥古斯丁的这个“自我”最后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解决的。虽然自我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不是自我，而是信仰。他要反思自我，是指自我在通向上帝的道路上，是形成了障碍还是成为通道。我们都有“我执”，因为有“我执”，我们就看不清最高的存在，或者真正存在的意义。我们通过反思打通这个障碍，最后使得自我跟上帝相联系，甚至自我消融在信仰里。自我成为一个问题，最后还是在这个意义上取消自我，使自我消融在信仰里。　　 相对而言，卢梭的自我观念跟我们更为接近。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说怎么克服小我，进入大我。而卢梭的《忏悔录》就是说他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具体的毛病，但是他却能够坦率真诚地对待那个所谓真实的“自我”。在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这就是我所做过的，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无论善与恶我都坦率地写出来。请您把无数的众生叫到我面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对此，有三点需要略提一下。　　 第一，虽然卢梭的《忏悔录》是世俗人的忏悔录，但仍是设想在上帝面前的忏悔录。这是基督教一贯的想法——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作为人就是因为亚当犯了罪，才被罚到这个尘世中来的。从这点可以看出，近代的自我在卢梭那里其实还是跟基督教存在着渊源。　　 第二，奥古斯丁绝不会跟上帝说：“我现在站到您面前来了，您看看还有谁比我更好”。大家都是罪人，作为罪人，奥古斯丁不会觉得他比任何一个罪人更好。基督教里“我们都是罪人”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谁比谁更好。然而，卢梭站到上帝面前，他想说他是最好的。这是一个转折。　　 还有一点，大家需要去认真想一想：从《忏悔录》里看，卢梭并不怎么好。欺骗、栽赃，害得别人被拷问、被驱逐，诸如此类，干了很多坏事。但是卢梭为什么敢在上帝面前说这个话呢？他说“你让他们来看看谁比我更真诚”，这是古今的一个巨大转变。　　 比较谁更真诚，这是古今的巨大转变 古人讲一个人好，是讲他做得好，比别人更勇敢，比别人更虔诚。但是到卢梭这里变了，我们要比的不是谁做得更好，而是谁更真诚。这是我们当代人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海德格尔并不归于这一类，但他的《存在与时间》里面谈“此在”真正的生存，我们译成“本真”，就是说我对自己是诚实的，或者我对上帝是诚实的。 　　 虽然海德格尔不会赞成卢梭的一般学说，但是在很根本的一点上，海德格尔也未见得跟卢梭距离有多远。那就是一个人不在于以世俗标准做得好或不好，而是看他最后是否敢于面对上帝，在《存在与时间》里就是能否面对自己的良知。泛泛谈存在主义没有太大的意义，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当初被叫做存在主义者的人，比如说萨特和加缪，其实是非常不同的人。但是我们不得不相当简化地来谈存在主义所讲的存在感，这个存在感虽然也包含存在的焦虑、苦恼等等，但和古人所讲的存在非常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可以讲一辈子，今天只在一个点上谈一谈。　　 从一个角度来说，古人的存在感是一阶的存在感——你的事干得好不好，或者你是干了好事还是坏事。而卢梭的好和坏，其实是二阶的，就是事已经干完了，我在反思或者面对，承认或者不承认。换一个角度，古人所讲的那个实在其实跟真正的存在隔了一层。存在主义的存在感问的不是你建功立业，你对别人做了好事，问的是你逃脱不了你心里的感受，这是存在感。你做了什么，乃至世上的一切，其实都跟你隔了一层；唯一跟你没有隔一层的就是你自己的感受。　　 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如此。为什么叫现象学？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就是自己的意识，就是意识本身。现象、本体这些概念，胡塞尔、海德格尔所说的跟古典哲学所说的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倒过来的。　　 之前听一个学生讲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做“二次元存在主义”，他有一套讲法。存在主义的确区分了到底什么是本真、本质的东西，从一个角度看这个是本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个是本真，从“二次元的存在主义”讲，就没有本真了。二次元讲“虚拟真实”，这个“虚拟真实”里面是有一个张力的。　　 本来，真实是真实，虚拟是虚拟，现在讲虚拟真实，或虚拟实在，无论是讲虚拟还是真实，都已经是在二次元层面上讲，不是一次元意义上的真实和虚拟了。这个发展慢慢会带来我们今天对自我的理解。我、自我认识或者自我理解越来越多地向内心去看，向自我的意识去看，是一种反思、反省，或者内视，从外部世界倒过来往心里看。这个时候跟古希腊人或者老子所讲的自我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180度的转折了。　　 如何好好度过这一生，在古代不像现代这样成为一个问题 泛泛而言，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已经确定了。比如假设你生在北宋，你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很努力，读书、考试，最后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家里立了牌坊，上对得起父母祖宗，下可以庇荫子孙，就是一个好样的人。但是到现在，什么是“好好地过我这一生”就真的成了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说多挣钱，尽管多挣钱也并不是特庸俗，但是如果大家都只想多挣钱那肯定就庸俗了——要是都想当官就更坏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社会不太能够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成为一个那样的人。挣钱好不好？好。那我就该挣钱吗？到底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我们当代人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但是对一个宋朝的人来说，它的确不像现代这样成为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社会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只有少数人有条件去考虑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简单说就是精英。我们的传统社会稍微开放，允许阶级流动，比如刚说的读书中状元（如果是在西方的封建社会，可能连这样的机会都没得可想）。但是绝不是说大多数人家能像现在一样培养孩子好好读书，大多数孩子好好种地就挺好了，根本读不了书。换句话说，只有对于精英阶层，或者有成为精英潜能的人，怎么去生活才是现实的问题。而现在，这对人人都成为一个问题。对女性也成为一个问题。在古代，“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这个问题，都是对男人而言，现在根本没有这条界限——它对男人与对女人一样重要。　　 另外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关于认识世界。一开始我们说，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互相联系的事情。但是从近代科学革命发生以来，“认识世界”慢慢就跟“认识自己”脱离开来了，逐渐变成了认识客观世界，认识一个纯粹的、跟人与人的认识无关的世界。　　 当我们的认识大规模地、整体地转向了科学认识，转向了客观认识，它们就跟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毫无关系了。比如我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化学家，但是很难说我就是一个明白人，我就是一个对自我认识得更好、或者理解得更通透的人，这是不相干的事。反过来，我要去理解自我也变成跟客观认识世界没关系的事。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近代的主观性跟近代的客观性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一方面近代人越来越追求客观认识，另一方面近代人在自我认识方面变得越来越主观。主观、客观是经常引起误解的词，这里勉强用一下。　　 “你怎么认识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认识是不是都是指客观认识呢？也不完全都是。如果在极端情况下讲自我认识，比如说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很牛的人，或者你认识到自己微不足道。像卢梭那样认识自己，至少就真诚而言是无人能比的人，或是像奥古斯丁那样认识到自己不管跟谁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他们达到了一种客观的认识了吗？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达到了真正的认识呢？　　 从一个角度来考虑，人对自己的认识并不是说我现在有一个客观的我，我要是能够客观地认识它，我就达到了真正的认识。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客观的我，来达到真实的认识。进一步说就是，“你怎么认识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把自己认识为一个很牛的人，这并不表明你是一个很牛的人，但“你这样来认识你自己”却是“你是这样一个人”的一部分。你认为你在上帝面前是很卑微的，这并没有什么客观的东西来证明你就是卑微的，但是你如此认识你自己，却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部分。　　 自我理解跟科学的正确认识是两种理解。讲两种理解是很僵化的讲法，但不妨先这么讲着。自古及今都有人谈论两种知、两种理解，比如说我们的宋明理学会讲有见闻之知，有德性之知，程颢批评王安石是塔外看相轮，而理学家程氏兄弟是“入塔寻相轮”。　　 需要提醒的是，“理解”和“知”这些概念不是只有一种，尤其是今天所谓科学理解和科学知识。我们现在已经都是以科学认识作为范式谈论“知”、“理解”、“知识”，如果那么谈你就根本谈不到自我理解和自我通透，因为没有一个现成的自我供你自己去真实地把握。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通透，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自我理解，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它不是像认识矿石或者核聚变那样的一种认识。　　 你可能会想到，并没有一个作为终点的真正的自我认识。比如你说“OK，今天，我把自己认清楚了”——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因为这跟自我认识的另外一个特点相关，就是既然自我认识构成了自我的一部分，那么你的每一种认识，包括你的真正认识都在改变你自己。　　 我本来对自己有个虚妄的认识，我就是带着这种虚妄认知的人；等到明天假设我有真正自我认识的时候，我就已经变了一个人，变成有真正自我认识的人。而这样的真正自我认识，无法像认识矿石、核聚变或者其他什么一样，有一个最终的节点。一直到科学已经非常昌盛的19世纪，即使你是一个优秀的化学家，有很多很多化学知识，聪明得不得了，但是要说到理解力则是另一回事。理解力这个词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为一个人知道他身处何处，这个人是明白人。理解力强也逐渐被转为刚才所讲的两种理解，或者两种知识中程颢、程颐所讲的塔外之知、见闻之知。　　 我们只能在已知中发现未知 现在回到海德格尔。读《存在与时间》难点非常多，但是海德格尔一上来就讲你要想弄清楚存在问题，就要弄清楚“此在”，而“此在”有两个基本的规定性。第一个规定性是：此在的在，或此在的存在，总是我的存在。第二个规定性是：此在对存在的领会，是此在的一部分。　　 这段话经常被不小心或者泛泛理解为人除了有行动的能力，还有认识的能力——这样就错过了海德格尔要讲的核心。他不是在讲人除了行动，还有认知能力，这个太不海德格尔了。他所讲的对存在的领会，就是对“存在”与“在”的明白，就是不断的自身领会，而且这种领会以及被领会的存在者，从来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自我生成的东西，而这个自我生成又恰恰与对生成的领会联系在一起，领会本身就是一种生成。　　 什么意思呢？有时候，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我们老觉得我们没弄明白的就是世界上的事，所以我们不断在追求新的知识。但是2000多年前庄子已经说了，天下都知道求他不知的事，“莫知求其所已知者”，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去想知道他不知道的，而没有人想知道他已经知道的。庄子跟海德格尔一样，说话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太合逻辑——既然已经知道了，我当然就不求它，我们总是想求不知道的。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这并非不合逻辑。　　 你是一个什么人，你到底要什么、爱什么、信什么，在一个意义上你知道，在另一个意义上你未见得知道。你有没有一次曾经问过自己我到底爱他吗？这个问题会有意义吧？你有没有一次问过这真的是我要的吗？这个问题会有意义吧？如果这个问题有意义，你上哪儿去找答案呢？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你只有问你自己要答案，也就是说你只能在你已知的东西中，发现你未知的东西。只有你知道你到底要什么，但是你现在就困惑了，你在问自己我到底要什么，你问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就是庄子说的“知其已知者”。　　 在一个很基本的意义上，哲学就是在干这个事。维特根斯坦也说过几乎和庄子一模一样的话：科学是在不断地了解未知的世界，而哲学一直是在收集回忆。　　 哲学在一个基本的意义上，就是想弄明白我到底是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要什么，爱什么，信什么。想要去弄明白自己信什么、爱什么、要什么，不是往你不知道的事情上去看，而是往你知道的事情中去挖掘。而你知道的事情并不只在你心里，这个挖掘也跟这个世界有关，你到底爱什么、恨什么、要什么，你就会问到到底什么是爱。　　 如果你考虑的是政治，你会问到底什么是正义。你要再看，看你自己，看世界，但是并不是看什么新鲜的东西，就是看几千年来，你自己几十年来所知道的、所经验的东西，在里面寻求答案。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说到底还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思考和自我理解，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明白人，能活得明白。

文：钱穆 学者、教育家钱穆 所谓做人，是要做一个理想标准高的人。这须自年幼时即学做；即使已届垂暮之年，仍当继续勉学、努力做。所谓“学到老，做到老”，做人工夫无止境。 学生在学校读书，有毕业时期；但做人却永不毕业——临终一息尚存，他仍是一人，即仍该做；所以做人须至死才已。 今天在这讲堂里有年青的同学，有中年人，更有老年人；真是一次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盛会。如按年岁来排，便可分三班；所以讲话就比较难。因为所讲如是年青人比较喜欢的，可能年长的不大爱听；反之亦然。 现在我准备所讲将以年长人为主，因为年青人将来还得做大人；但年老了，却不能复为青年人。并且年幼的都当敬重年老的，这将好让将来的青年人也敬重你们。至于年老的人，都抱着羡慕你们年青人的心情，自然已值得年青人骄傲了。 我今天的讲题是“读书与做人”，实在对年青人也有关。婴孩一出世，就是一个人，但还不是我们理想中要做的一个人。我们也不能因为日渐长大成人了，就认为满足；人仍该要自己做。 所谓做人，是要做一个理想标准高的人。这须自年幼时即学做；即使已届垂暮之年，仍当继续勉学、努力做。所谓“学到老，做到老”，做人工夫无止境。 学生在学校读书，有毕业时期；但做人却永不毕业——临终一息尚存，他仍是一人，即仍该做；所以做人须至死才已。 现在讲到读书。因为只有在书上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有理想高标准的人；诸位在学校读书，主要就是要学做人；即如做教师的亦然。固然做教师可当是一职业；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职业仅是为谋生，当知职业也在做人道理中。 做人理当有职业，以此贡献于社会。人生不能无职业，这是从古到今皆然的。但做一职业，并不即是做人之全体，而只是其一部分。学生在校求学，为的是为他将来职业作准备。然而除在课堂以外；如在宿舍中，或是在运动场上，也都是在做人，亦当学。在课堂读书求学，那只是学做人的一部分；将来出了学校，有了职业，还得要做人。 做人圈子大，职业圈子小。做人当有理想，有志愿。这种理想与志愿，藏在各人内心，别人不能见，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因此，读书先要有志；其次，当能养成习惯，离开了学校还能自己不断读书。读书亦就是做人之一部分，因从读书可懂得做人的道理，可使自己人格上进。 惟在离开了学校以后的读书，实与在学校里读书有不同。在学校里读书，由学校课程硬性规定，要笔记、要考试，战战兢兢，担心不及格，不能升级、不能毕业，好像在为老师而读书，没有自己的自由；至于离了学校，有了职业，此时再也没有讲堂，也没有老师了，此时再读书，全是自由的，各人尽可读各人自己喜欢的书。 当知：在学校中读书，只是为离学校求职业作准备。这种读书并不算真读书。如果想做一位专门学者，这是他想以读书为职业；当知此种读书，亦是做人中一小圈子。 我们并不希望，而且亦不大可能要人人尽成为学者。我此所讲，乃指我们离开学校后，不论任何职业、任何环境而读书，这是一种业余读书，这种读书，始是属于人生的大圈子中尽人应有之一事；必需的，但又是自由的。今问此种读书应如何读法？下面我想提出两个最大的理想、最共同的目标来： 一是培养情趣。 人生要过得愉快、有趣味，这需用工夫去培养。社会上甚至有很多人怕做人了，他觉得人生乏味，对人生发生厌倦，甚至于感到痛苦。譬如：我们当教师，有人觉得当教师是不得已，只是为谋生，只是枯燥沉闷，挨着过日子。 但当知：这非教师做不得，只是他失了人生的情趣了。今试问：要如何才能扭转这心理，使他觉得人生还是有意义有价值？这便得先培养他对人生的情趣；而这一种培养人生情趣的工夫，莫如好读书。 二是提高境界。 所谓境界者，例如这讲堂，在调景岭村中，所处地势，既高又宽敞，背山面海；如此刻晴空万里，海面归帆遥驶，或海鸥三五，飞翔碧波之上；如开窗远眺，便觉眼前呈露的，乃是一片优美境界，令人心旷神怡。即或朗日已匿，阴雨晦冥，大雾迷蒙，亦仍别有一番好景。若说是风景好，当知亦从境界中得来；若换一境界，此种风景也便不可得。 居住有境界，人生亦有境界；此两种境界并不同。并非住高楼美屋的便一定有高的、好的人生境界，住陋室茅舍的便没有。也许住高楼华屋，居住境界好，但他的人生境界并不好。或许住陋室茅舍，他的居住环境不好，而他的人生境界却尽好。 要知人生境界别有存在。这一层，或许对青年人讲，一时不会领会，要待年纪大了、经验多、读书多才能体会到此。我们不是总喜欢过舒服快乐的日子吗？当知人生有了好的高的境界，他做人自会多情趣，觉得快活舒适。若我们希望能到此境界，便该好好学做人；要学做人，便得要读书。 为什么读书便能学得做一个高境界的人呢？因为在书中可碰到很多人，这些人的人生境界高、情味深，好做你的榜样。 目前在香港固然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然而我们大家的做人境界却不一定能高，人生情味也不一定能深。我们都是普通人，但在书中遇见的人可不同；他们是由千百万人中选出，又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而保留以至于今日，像孔子，距今已有二千六百年，试问中国能有几个孔子呢？又如耶稣，也快达二千年；他如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人。 为什么我们敬仰崇拜他们呢？便是由于他们的做人。当然，历史上有不少人物，他们都因做人有独到处，所以为后世人所记忆，而流传下来了。世间决没有中了一张马票，成为百万富翁而能流传后世的。即使做大.总.统或皇.帝，亦没有很多人能流传让人记忆，令人向往。 中国历代不是有很多皇.帝吗？但其中大多数，全不为人所记忆，只是历史上有他一名字而已。哪里有读书专来记人姓名的呢？做皇.帝亦尚无价值，其余可知。中马票固是不足道；一心想去外国留学、得学位，那又价值何在、意义何在呀？当知论做人，应别有其重要之所在。 假如我们诚心想做一人，“培养情趣，提髙境界”，只此八个字，便可一生受用不尽；只要我们肯读书，能遵循此八个字来读，便可获得一种新情趣，进入一个新境界。 各位如能在各自业余每天不断读书，持之以恒，那么长则十年二十年，短或三年五年，便能培养出人生情趣，提高了人生境界。那即是人生之最大幸福与最高享受了。 说到此，我们当再进一层来谈一谈读书的选择。究竟当读哪些书好？我认为：业余读书，大致当分下列数类： 一是修养类的书。 所谓修养，犹如我们栽种一盆花，需要时常修剪枝叶，又得施肥浇水；如果偶有三五天不当心照顾，便决不会开出好花来，甚至根本不开花，或竟至枯死了。栽花尚然，何况做人！当然更须加倍修养。 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几部书是人人必读的。首先是论语。切不可以为我从前读过了，现在毋须再读。正如天天吃饭一样，不能说今天吃了，明天便不吃；好书也该时时读。 再次是孟子。孔孟这两部书，最简单，但也最宝贵。如能把此两书经常放在身边，一天读一二条，不过化上三五分钟，但可得益无穷。此时的读书，是各人自愿的，不必硬求记得，也不为应考试，亦不是为着要做学问专家或是写博士论文；这是极轻松自由的，只如孔子所言“默而识之”便得。 只这样一天天读下，不要以为没有什么用；如像诸位毎天吃下许多食品，不必也不能时时去计算在里面含有多少维他命，多少卡路里，只吃了便有益；读书也是一样。这只是我们一种私生活，同时却是一种高尚享受。 孟子曾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连做皇帝王天下都不算乐事；那么，看电影、中马票，又算得什么？但究竟孟子所说的那三件乐事是什么？我们不妨翻读一下孟子，把他的话仔细想一想，那实在是有意义的。 人生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有人以为月入二百元能加至二百五十元就会有快乐；哪知等到你如愿以偿，你始觉得仍然不快乐——即使王天下，也一样会不快乐。我们试读历史，便知很多帝王比普通人活得更不快乐。 做人确会有不快乐，但我们不能就此便罢，我们仍想寻求快乐。人生的真快乐，我劝诸位能从书本中去找；只化三两块钱到书店中去，便可买到论语孟子；即使一天读一条，久之也有无上享受。 还有一部老子，全书只五千字。一部庄子，篇幅较巨，文字较深，读来比较难；但我说的是业余读书，尽可不必求全懂。要知：即是一大学者，他读书也会有不懂的；何况我们是业余读书；等于放眼看窗外风景，或坐在巴士轮渡中欣赏四周景物，随你高兴看什么都好，不一定要全把外景看尽了，而且是谁也看不尽。 还有一部佛教禅宗的六祖坛经，是用语体文写的，内中故事极生动，道理极深邃，化几小时就可一口气读完，但也可时常精读。 其次，还有朱子的近思录与阳明先生的传习录。这两部书，篇幅均不多，而且均可一条条分开读。爱读几条便几条。我常劝国人能常读上述七部书。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 今天在座年幼的同学们，只盼你们记住这几部书名，亦可准备将来长大了读。如果大家都能毎天抽出些时间来，有恒地去读这七部书，准可叫我们脱胎换骨，走上新人生的大道去。 其次便是欣赏类的书。 风景可以欣赏，电影也可以欣赏，甚至品茶喝咖啡，都可有一种欣赏。我们对人生本身也需要欣赏，而且需要能从高处去欣赏。最有效的莫如读文学作品，尤要在读诗。这并非要求大家都做一个文学家；只要能欣赏。 谚语有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诗中境界，包罗万象；不论是自然部分，不论是人生部分，中国诗里可谓无所不包；一年四季，天时节令，一切气候景物，乃至飞潜动植，一枝柳，一瓣花，甚至一条村狗或一只令人讨厌的老鼠，都进入诗境，经过诗人笔下晕染，都显出一番甚深情意，趣味无穷；进入人生所遇喜怒哀乐，全在诗家作品中。 当我们读诗时，便可培养我们欣赏自然，欣赏人生，把诗中境界成为我们心灵欣赏的境界。如能将我们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诗中，那真趣味无穷。 如陶渊明诗： 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这十个字，岂非我们在穷乡僻壤随时随地可遇到！但我们却忽略了其中情趣。经陶诗一描写，却把一幅富有风味的乡村闲逸景象活在我们眼前了。 我们能读陶诗，尽在农村中过活，却可把我们带进人生最高境界中去，使你如在诗境中过活，那不好吗？ 又如王维诗：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诸位此刻住山中，或许也会接触到这种光景：下雨了，宅旁果树上，一个个熟透了的果子掉下来，可以听到“扑”“扑”的声音；草堆里小青虫经着雨潜进窗户来了，在灯下唧唧地鸣叫着。这是一个萧瑟幽静的山中雨夜，但这诗中有人。 上面所引陶诗，背后也有人。只是一在山中，一在村中；一在白天，一在晚上。诸位多读诗，不论在任何境遇中，都可唤起一种文学境界，使你像生活在诗中，这不好吗？ 纵使我们也有不能亲历其境的，但也可以移情神游，于诗中得到一番另外境界，如唐诗：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那不是一幅活的人生画像吗？那不是画的人，却是画的人生。那一幅人生画像，活映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去欣赏。在我想，欣赏一首诗，应比欣赏一张电影片有味，因其更可使我们长日神游，无尽玩味。 不仅诗如此，即中国散文亦然。诸位纵使只读一本唐诗三百首、只读一本古文观止也好；当知我们学文学，并不为自己要做文学家。 因此，不懂诗韵平仄，仍可读诗。读散文更自由。学文学乃为自己人生享受之用，在享受中仍有提髙自己人生之收获，那真是人生一秘诀。 第三是博闻类。 这类书也没有硬性规定；只求自己爱读，史传也好，游记也好，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性之所近，自会乐读不倦，增加学识，广博见闻，年代一久，自不寻常。 第四是新知类。 我们生在这时代，应该随时在这时代中求新知。这类知识，可从现代出版的期刊杂志上，乃至报章上找到。这一类更不必详说了。 第五是消遣类。 其实广义说来，上面所提，均可作为消遣；因为这根本就是业余读书，也可说即是业余消遣。但就狭义说之，如小说、剧本、传奇等，这些书便属这一类。如诸位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可作是消遣。 上面已大致分类说了业余所当读的书。但诸位或说生活忙迫，能在什么时读呢？其实人生忙，也是应该的；只在能利用空闲，如欧阳修的三上，即：枕上、厕上和马上。 上床了，可有十分一刻钟睡不着；上洗手间，也可顺便带本书看看；今人不骑骡马，但在舟车上读书，实比在马上更舒适。 古人又说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者晴之余。现在我们生活和古人不同；但每人必有很多零碎时间，如：清晨早餐前，傍晚天黑前，又如临睡前；一天便有三段零碎时间了。恰如一块布，裁一套衣服以后，余下的零头，大可派作别的用场。 另外，还有周末礼拜天，乃及节日和假期；尤其是做教师的还有寒暑假。这些都可充分利用，作为业余读书时间的。假如毎日能节约一小时，十年便可有三千六百个小时。 又如一个人自三十岁就业算起，到七十岁，便可节余一万四千四百个小时，这不是一笔了不得的大数目吗？现在并不是叫你去吃苦做学问，只是以读书为娱乐和消遣，亦像打麻雀、看电影，哪会说没有时间的！ 如果我们读书也如打麻雀、看电影般有兴趣、有习惯，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都可读书。这样，便有高的享受，有好的娱乐，岂非人生一大佳事！读书只要有恒心，自能培养出兴趣，自能养成为习惯，从此可以提髙人生境界。这是任何数量的金钱所买不到的。 今日香港社会读书空气实在太不够，中年以上的人，有了职业，便不再想到要进修，也不再想到业余还可再读书。 我希望诸位能看重此事，也不妨大家合作，有书不妨交换读，有意见可以互相倾谈。如此，更易培养出兴趣。只消一年时间，习惯也可养成。 我希望中年以上有职业的人能如此，在校的青年们他日离了学校亦当能如此，那真是无上大佳事。循此以往，自然人生境界都会高，人生情味都会厚。人人如此，社会也自成为一好社会。 我今天所讲，并不是一番空泛的理论，只是我个人的实际经验。今天贡献给各位，愿与大家都分享这一份人生的无上宝贵乐趣。

一个民族的持久生命力在于文明昌盛，而不在于政治、经济、军事强大。 历史上很多帝国，比如说埃及王朝、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大英帝国、前苏联帝国等等，今天都已烟消云散。每当一个帝国兴起的时候，直接向人们呈现一个强大的政权，或一个庞大的军事实体等。但是当一个帝国消亡之后，真正给别人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这些以“强大”为标记的东西，诸如政治、经济或军事实力等。相比之下，帝国中所发展起来的文明价值和文化理想，作为帝国生命力的支撑者，可能具有超越帝国本身的永恒价值。比如罗马人的法律和法学思想，阿拉伯人的数学成就，印度人的宗教思想，等等。 以中国历史为例：曾经不可一世的秦、隋、辽、金、西夏、蒙古等帝国均已消失，但是象周、汉、唐、宋、明、清等王朝或帝国，并不仅仅致力于武功或经济发展，而同时在宗教、学术、艺术、科技、制度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所以给后人留下永久价值的文化，一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包括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儒、道、释和百家思想，文学和艺术成就，科举制度、职业文官制度和家族制度等等，是这些东西一直保存到今天，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它们甚至可以理解为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和民族性不曾因多次民族入侵所同化、消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一些军事政治并不强大的国家或民族，长期遭受外族侵略或统治，但因为文化发达却能持久存在： 例一、古希腊VS罗马。前面提到的古希腊，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而只是由诸多文化相近而又相互独立的城邦构成的文化圈。古希腊诸城邦自从公元前338年以来，受马其顿人、罗马人统治达千年之久，但其由于其文化繁荣、灿烂，后来逐渐被罗马人所接受，希腊语甚至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所以历史上有希腊人在军事上被罗马人打败，但却在文化上把罗马打败的说法。 例二、印度VS波斯。印度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远多于统一的时间，被异族统治的时间远多于受本民族统治的时间。过去2600多年里，印度曾遭受过包括波斯人、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嚈哒人、拉其普特人、突厥人、蒙古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等发动的无数次侵略和占领。自从笈多王朝于大约公元500年衰亡之后，在长达15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印度（尤其是北部）曾长期处在分裂或外族统治之下。但是印度民族并没因为“长期亡国”而消失。 在1945年挣脱英国人长达150多年（具体时间算法不一）的殖民统治、正式建国之后，印度作为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的民族国家很快得到了全世界承认，这是因为自自身独特的文化及其魅力早已尽人皆知。可以说，自从吠陀时代以来，印度人创立了自己的种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一开始是婆罗门教，后者发展出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等），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民族性格。今天印度本土主要信仰是源自婆罗门教的印度教，其宗教信仰几千年保持了连续性。 相比之下，历史上的波斯（今日伊朗一带），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帝国，势力最大时几乎占领整个中东和印度北部，有自己的宗教（如袄教、摩尼教等）、语言文字和社会制度等。但是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波斯很快被伊斯兰化，从语言至信仰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今日伊朗早已成为阿拉伯文化的一分子，而昔日曾经有过的、自身独特的文化或文明类型已不存在。波斯原有文化的退缩诚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也与其自身原有的文化不够成熟发达有关。 例三、藏族VS满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持久生命力的标志还可从中国的两个少数民族——藏族与满族——的对比中看出。任何人只要稍微比较一下不难发现，满族（包括她的祖先女真人）自从公元10世纪以来是中国北方最活跃、最好战的民族之一，其军事、政治上的成就也远在藏族之上。相比之下，藏族自从公元10世纪以来，主要致力于发展宗教和文化，酷爱和平，极少侵略扩张。然而，谁都知道，曾经统治全中国、威震全天下的满族，今天还有多少民族特色？即使有，又怎么能与藏族相比？在今天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中，恐怕藏族是自身文化最发达、民族特色最鲜明的。然而藏族人在最近一千多年里，也是最温和、甚至长期被外族统治的。为什么一个政治、军事上成就卓著，却在今天趋于衰亡；另一个政治、军事上几无成就，却在今天独树一帜呢？根本原因也许在于：满族虽然富有战斗力，但在文化上并不繁荣发达，不象藏族那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以及一套严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综上可知：许多无比强大的帝国，因为没有文化的发达、制度的进步以及政治的文明为基础，一旦崩溃，立即灰飞烟灭，一无所有；而一些极其弱小的民族或种族，虽然饱经侵略占领或外族统治，但因为文化发达或文明进步而表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也许犹太文化和10世纪以后的藏族可算这方面的典型）。也有一些强大帝国，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伴随着文化的发达、制度的进步和政治的文明，或者说以后者为基础，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方面前苏联与美国的对比最能说明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秦、隋等王朝与周、汉、唐、宋等的对比也是明证）。 因此，只有文化或文明，而不是强大，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命力。 当我们把强大当作首要关怀，而忽视了文明进步时，很可能掉入了历史的怪圈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