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如屁 文：阎连科 二〇一四年的春节是一月的末尾，看完这年的央视春晚，我在初一那天，因为学习书法，顺笔就在一张纸上庄重儿戏地写了四个字：春晚如屁。 之后我为自己的粗俗而后悔，觉得对不起冯小刚，对不起这年春晚所有为演出而负出的人，就在二月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想着这件事：为什么不取消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呢？它如此劳民伤财，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全国人的热情和期待，难道目的就是花钱费力，给人民创造一个发泄、辱骂的机遇和窗口？ 如同西方远航的艇舰，因为在旷寂海上昼行夜漂的茫茫深邃，与世隔绝，所以会以昂贵的价格，在舰板上塑造一对或几对逼真的男人和女人。男的是拥有权力、霸主地位的某位将军或高官，女的是某位明星或绝代貌美之佳人，以使舰船上的水兵们，对权力和军官们，压抑、牢骚到不能不有所发泄时，就出来朝那将军或高官的橡胶肚上踢几脚，朝他的脸上吐口恶痰再或掴去几耳光；或因为士兵们正当年少，情难寂寞，荷尔蒙多到将要漫溢时，就对着那美女佳人，做爱发泄，解决解决。如果央视春晚，也有如此之目的，那倒也就罢了，也是一桩人性而善意的好事，或多或少，也算达到了初衷和目的。 可是春晚，初衷绝非这样之初衷，目的绝非这样之目的。一如足协的年年月月，人事更替，都是为了中国的足球之好，而非为了让全国球迷们去咒爹骂娘——然其结果，又终是被人和人民，咒爹和骂娘。 于是就想，当一桩行为物事，再二再三地事与愿违，果非初愿，那为何不息止、停办、去除呢？为何不坐下来好好想一想，办与不办，怎样才对这现实的世界和国人更有益处呢？去除和停止，不是有很多理由并已恰到好时了吗？ 春晚是一筐时过境迁的烂桃 众所周知，央视春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十亿国人的节日和文化生活里，曾经有过精神与文化核源的意义。正是这样，也才会使一首歌曲，一个明星，在那短短几分钟的春晚演唱后，可以一夜爆红，名扬华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中国时置改革开放的元年初始，经济枯干，文化漠沙，人们的精神追求，只能在望梅止渴的沙地里跋涉与翘盼；信息来源，如同四壁黑狱中的一缝光隙。春晚的如期而至，从天而降，必然是旱天甘雨，狱门之光，让亿万的中国人看见了欢乐，看见了世界，看见了不一样的文化与生活。 如此的一年一年，一个除夕和又一个除夕，一个春晚和又一个春晚，表面看，它让亿万个家庭团聚在一起，围着这个精神的火炉，丰富了千百年来炭火柴烧的除夕的火盆和壁炉，而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与精神的肌缝间，它使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比如富裕、平等、自由与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春晚的成功，是建立在十年文革坍塌的废墟之上。 十年的坍塌上，终于迎来一朝之建立，一如茫茫黑夜的海面，不要说黎明之光，就是一渔灯火，也可以引来万千夜航的聚拢。然而今天，中国已经不是那时的中国，观众也不是那时的观众，人们也不是那时的人们。 富裕似乎已经富裕，可富裕后的不公，已经昭然在了天下；欢乐已经欢乐，可欢乐中人们有了太多的扭曲和被扭曲。人们在春晚中深层的想像，在生活中没有实现，在之后春晚的节目中，也没有给人们新的暗示和寓意。 往年春晚中相对单纯的笑和美，被今天春晚中夹杂的权力与他意取代了，如说教与政治，虚假和歌德，成了春晚潜在的主题。寓教于乐，对幼儿园和未成年的孩子，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对于今天已经完全成熟的观众和人们，你把你小学的文化当做教授的资本，而把经历万事的人们，当做涉世未深的孩童，这未免有些本末倒置，把鸭子误做了天鹅，将上帝当成了屌民和教民。 春晚和那些做着春晚及管着春晚的人，你们真的不是人们精神的上帝，不是人们思想的辅导员、指导员、教导员和职高权贵的政委。你们也是观众，也是人。也是人们中的一员。把观众视为弱智，那是你们比观众更弱智；把观众视为白痴，那是你们比观众更白痴。 旧时候，那些戏台上耄耋的艺人，一生都不敢漫待台下的人们，可是你们随时都可以真心实意地把观众当做由草根和屌丝组成的屌民们，教育他们的世界观，提升他们的人生观，强加给他们审美观；而把自己当老师、当领袖、当执政者的代言人、家仆、喇叭和号子。 经常可以看到从春晚捞到资本与名份的演员们，在电视上和舞台上，一边为自己一生上过几次春晚而自豪，又一边抱怒和诉说，自己为了春晚牺牲了这个和那个。既然如此，你就别去参加吗？过一个常人的生活，在春节前后，日日地守着亲人，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就那么不好吗？ 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春晚的创作者对审查的不满，如小脚媳妇样在边旁的叽喳唠叨，然对审查制度公开的言论与辩说，却几乎没有从那些受审查的演员和创作者的嘴里，二二得四地讲出过。且一边是私下的抱怨，又一边是为了能挤入春晚的阿谀、行贿和献身，其行为一如头带鲜花的妓女，在谩骂来自花地的牛粪的气味。 何必呢，大家都是明白人；你们还是作为艺术家的明白人。 何必呢，中国人大都被现实历炼成了世事通达的精灵了，谁都不要去做得了便宜的卖乖者。 何必呢，现在离最初的春晚都已过去三十余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话不光是一句民间谚语，还是一道历史的训诫，是有着一些哲学意味的对世界认识的方法论。因为今天已经不再是昨天了，今天的时代不是三十年前的时代了。今天的百姓、观众，到底在年节间能不能离开春晚很难说清楚，但他们一定不再喜欢你们这样“观念守旧、立场鲜明”的春晚应是肯定的。 既然春晚已经是一筐过了季节的烂桃子，人们不仅不吃它，还要把它摔在脚下边；既然又到了新的一年一季里，又要“春晚草发，岁岁枯荣”了，那就与其因袭，不如变革。 不能变改，不如放弃。 可以以最近十年春晚为案例，丢弃不计成本的人力和物力，仅把春晚的财政开支（纳税人的钱）向人们公开报一报。然后取一平均值，每年在放弃春晚后，把这笔钱财，都用到边贫地区的教育上，如此也好给人民有一个停办春晚的借口和理由；也有一个好台阶，让那些从春晚的舞台上下不来的演员和创作者们可以体体面面走下来。 停办央视春晚更有利于全国观众的选择和竞争 央视春晚的根本弊端不是那些导演、演员和艺术家们的动力、心力和敷衍，全国人都相信那些演员们，甘愿在春晚中倾其所有后，还乐意把自己的肠子当做幕绳来拉扯。之所以春晚终于耗尽导演、演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心力才把它弄成一筐烂桃子，是创作、选择自由的限制之结果。是央视太想把春晚国有化和垄断化。甚至在权力和思想上，也太想把十几亿人（观众）的思想集体化、垄断化和国有化。不要去深究他们想国有人的思想、想象的政治根由和来源，但这和垄断、国有中的经济、名利的丰厚也必然是瓜葛相连的。 为什么不可以让央视停办春晚、由各省和地方自己视情去办呢？ 一省去办也好，数省联办也罢，不可忽视的有几点。一是各省、市和地方电视台，也都是在同一政党领导下的宣传文化机构，用不着担心他们会“荒腔走板”到哪儿去，会把火车头开到汽车公路上。二是不可忘记，中国地域辽阔，文化多元，“一方水土有一方人的爱。”八十年代那些年，春晚几乎可以把人的思想、情感、情绪都聚拢在你央视的旗下和门下，那是因为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已经把人的思想僵化统一了；而今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思想的多元、分化和地域文化在人思想上的再次根植与生成，已经不再是芝麻地里只有芝麻了。 套播与套种，混合与融合，乃至于混乱与杂交，前所未有，后会更盛。正如没有南方人更了解南方人的味觉样，只有北方人才更知道北方的文化和需要。我们不能把喜爱超女选秀的年轻人都聚拢在“二人转”的舞台下，那样就是文化权力的专制了，就是对人的精神强奸了。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让东北二人转的观众都去看京剧，让京剧观众都去看豫剧。各取所需，文化多元，这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和必然，而春晚，走的却是“思想艺术国有”的“大一统”。 一年一度的除夕到来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都以血脉和文化的名义分散或聚拢在一起时，你要给他不看春晚的权力和选择。这种权力不是他不看他可以关掉电视机，而是他不看这个春晚，可以选择另外的。要允许地方电视台办春晚。并允许它在除夕的同一时段播放和竞争。 要给观众一个选择权。 这不是你办与不办、放权不放权的文化问题，这是一种文化权利的垄断和专制。当央视不办春晚了，也许这种文化垄断和欲要将人的思想、精神统一和国有的策略、计划、想法也就放弃了。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也就藉此又一次真正地放开、宽泛了，精神的天空也就多多少少阔大舒展了。 现在——以春晚为例，是地方春晚和央视春晚没有竞争权，是你在文化垄断中独有与霸主。不知道地方电视台在整个国家电视制作和播放中有怎样的自主和自由度，但央视春晚走到今年春晚这样的“绝处”时，实在是该主动放弃而把制作权交给（下放）各个地方台，让大家据实而作，彼此竞争，市场机制，劣者淘汰，使作为中国人的中国观众，在春晚有个选择权，有不被你说教的权利和娱乐、审美选择之自由。 让春节成为民间自己的节日和庆典 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今天民间的生活，如节日、婚丧、娱乐、习俗等，都正在被规划、改变、删除和被袭暴而来的现代的文化所整治，如市场被城管整治样。 以某一地方为例，早些年我有两次到那儿过正月十五时，都遇到县里在元宵节里一边组织灯笼、高跷会，一边又在这民间节日中，组织各乡镇的民兵在简易的体育广场进行正步行进大阅兵。从形式到内容，这两个元宵节，都几近成了天安门广场的十·一国庆大阅兵。那县里的主要领导站在阅兵台上检阅民兵方阵时，如将军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荒唐可笑如耕牛的嘴套变成了皇宫帽子样。 还有端午节、七夕和各方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存在的地方性传统节日，这些极具民间意义的节日和文化活动，都正在被人为造成的消费性假日旅游所取代。如当年盛行在北方乡村的“二月二”、“三月三”和一年一度收麦后的各村自行庆典的“吃麦饭”等，这些节日除了县志上的记载外，似乎都已不再存在了。 当然，在与不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现代文化优选进程中对本土性、民间性文化的认知和态度，是保护、放弃和剔除的选择。回到央视春晚这一议题上，当春晚如今年的春晚一样被万人吐槽和唾弃时（谁能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收视率？），人们大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春晚确实丰富过中国亿万人的节日生活，但也开始在破坏着亿万人固有的、传统的节日生活——春节。它破坏的不是春节的存在，而是这个中国人千年来最大传统节日的地域性与多样性。 因为央视春晚的垄断性和霸主性，又因为央视在春晚中的政治单一性和蠢笨的说教性，它的存在，如国家银行垄断、霸有丰富多样的民间资本样，使那些地域偏僻、文化多样的节日和传统被它挤占了，不再有意义而渐次消失了。这如同普通话对方言的侵袭样，只要国家普通话的存在，便必然会使一些更具地域文化意义的方言逐渐的消亡。我们不能为了某种方言存在而去除普通话，但一个民族不重视和保护地域的传统和方言，必然是未来文化的可悲和哀伤。 可对于央视春晚言，急流勇退、临败即收，在该停办时停办，却正可以让春节更加多样化和民间化，让民间和百姓更拥有一种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自由性。

飞越贝加尔湖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搭乘从多伦多飞往上海的加航AC087，起飞后一路向北，取道北极。冬至将近，正是极夜最长的时节……该到北极了吧？舷窗外，一片漆黑。我躺下居然还睡着了几个小时。 醒来打开舷窗已是白昼，极地已过，飞机正在俄罗斯境内。我好奇地观察着地面的景色，从逾万米高空，仅见灰白两色相间的广漠，那是雪原和未被雪完全覆盖的植被。 从加航AC087俯瞰的贝加尔湖。图的左侧是湖的北岸。 突然，一片巨大的蓝色水域印入了我的眼帘。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贝加尔湖吗？我拍摄了这难得的景色，然后从飞行实时地图上找到了当前位置——确是贝加尔湖，飞机正飞越湖的西段。 “贝加尔湖”，耳熟能详。我想到了“苏武牧羊”和那个时代。 21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汉朝和匈奴交战，苏武被匈奴俘虏后发配在北海牧羊。而这个“北海”，就是“贝加尔湖”。苏武在北海一过便是19年，期间，投降匈奴的汉朝将军李陵多次游说苏武，让他皈依匈奴，苏武坚决不从。这正是苏武后来被尊崇的理由。 李陵则没有苏武的福气，浴血奋战后寡不敌众，投降了匈奴。而为此汉武帝杀了李陵的家人和族人。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李广为汉朝打天下之贡献无人出其右，而后人却被汉朝皇上灭族。 相比汉武帝，匈奴的单于远显得开明和仁慈，李陵投降了被重用，苏武不投降也未被杀戮。苏武在匈奴19年总体未遭虐待，而苏武也并不像后世描绘的那样忠贞。单于劝降不成，也以礼相待，还给苏武撮合了一位匈奴女子做夫人。有家室的苏武也没拒绝，与之还生了一子苏通国。苏武后来回汉，单于也准许了。苏武只身一人回到汉朝，不是单于不肯放家室，而是苏武不要胡妻也不要其子，以表对皇上的忠贞。只是后来皇上开恩问及“是否有子嗣在匈奴？”苏武才说“和胡妇生有一子通国。”既然皇上恩准，苏武乐意，单于便把苏通国还给了汉朝和苏武，但苏武并不要他的匈奴妻子。不管苏武曾被粉饰得多么高大，此事足以展示其渺小。 在北海期间，苏武曾被告知家人被朝廷所害，然而无动于衷。后来听到汉武帝死了，却面南跪哭，昏死过去。这是什么奴才人格？令人想到今天在朝鲜上演的哭哭啼啼的驾崩闹剧。这闹剧当年中国也上演过。1976年，我还在太行山苟延残喘。一日，闻哀乐袭来，便盼好消息，果然是“万寿无疆”，窃喜“终于死了”。举国上下一片嚎啕，或被迫，或自觉，前者被迫无奈，后者令人齿冷。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苏武们越来越不屑，他们对生灵涂炭无动于衷，却对主子热爱有加。一个人如此，就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而一个民族如此，则是一个道德有缺陷的民族。 毛时代和汉武帝时代在文化上类同，前者的只崇毛教和后者的独尊儒术如出一辙。苟延残喘的子民无处遁逃，只好逆来顺受。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永远健康”也终于混不下去而出逃，目的地就是贝加尔湖北畔的伊尔库茨克。不过他终未抵达目的地。 飞机已经掠过伊尔库茨克，这个地名，恐怕很多国人已经不记得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一切和真实有关的都会被忘却，历史真相便是；而一切和颂圣有关的却会被牢记，粉饰忠君即然。 中国所谓的“大义”，不在正义，而在忠君。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仅以他对朝廷的忠诚为标准。华夏两千年来对苏武的歌颂和对汉武帝的崇尚源于同一目的，前者要臣民只效忠君主，后者仅歌颂铁腕统治，皆为巩固统治。这种忠君和慑服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和普世价值格格不入。 我赞同资中筠先生在《方孝孺和布鲁诺》中所表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西方知识分子的信仰之迥异，在于尊皇上为至高无上还是崇真理为不可妥协，这也是中西文化之本质差异。 司马迁和李陵苏武是同时代人，虽然我对《史记》并无多少褒奖，但我钦佩司马迁的勇气。他为李陵的投降开脱，明知会因此获罪，却仍直言不讳，也许体现了那时的“士”还没有被权力彻底压垮。但是，司马迁遭遇宫刑却正说明了汉武帝们要消灭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的阳刚。秦始皇要消灭异见的读书人，而汉武帝要让知识分子失去自我而为他所用。 如果说秦始皇从肉体和人格上消灭了异端儒生，那么汉武帝从制度和文化上消灭了思想自由。正是他们穷凶极恶，才被后世的独裁者尊为“秦皇汉武”。 我可以歌颂那个时代汉人抵御匈奴入侵者的浴血奋战，因为那是保卫他们的家园，但我谴责汉武帝为扩大版图的战争，因为那是别人的家园。我绝不和汉武帝为伍。 贝加尔湖，和它数百公里的长度相比，它几十公里的宽度显得狭窄。飞机向正南只用几分钟便飞越了贝加尔湖的西段。对我来说，飞越的还不只是这堪称宽阔但在现代文明面前却显得狭窄的湖面，还有这两千年时光。苏武、李陵、司马迁和汉武帝，相继隐约在贝加尔湖上空。两千多年过去了，并未烟消云散， 该进入蒙古了吧，再向南，就是现代的中国了。谢天谢地！汉武帝的事业没有扩大到全世界，否则独尊儒术和奴颜婢膝就会到处泛滥，甚至连出国都不可能了。与其让所谓同祖同宗的暴君统治，绝不如和素昧生平的善念为伍，我说的是——自由平等博爱。

吉维尼畅想 文：枫子（蒙特利尔） 那年的欧洲之行中，在意大利我重点看雕塑和建筑，在东欧则体味着优美的音乐旋律，在法国，主要是欣赏绘画。近代法国，横空出世了无数引领各流派各风格的伟大画家。第一个令我痴迷的，当属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 – 1926）。 克劳德·莫奈 这一个大胡子老头，却有着一颗与外形相去甚远的温柔绵软的心。莫奈笔下的画作，如果套用文学流派的名称，当属鸳鸯蝴蝶派，或婉约朦胧派吧。因着那浅淡的色调，细碎的笔触，迷离的意境，光与影斑斑驳驳的交织与重叠，营造出月朦胧鸟朦胧晚风叩帘栊的梦幻般的氛围。这样抒情写意的唯美风格，自是吸引着一众浪漫温婉的有情人，如我等女人的热切追捧。 然岂止是我，目光所及，在很多人家的客厅卧室，在写字楼在诊所，在酒店在餐厅，……莫奈或者莫奈风格或曰印象派风格的装饰画，被普罗大众广泛接纳且热爱着，相当受用。 可百年前的情形却不是这样。 那时，习惯了欣赏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这样写实绘画风格的观众，第一次看到莫奈这含混不清、恍兮惚兮的《日出》，自是立马产生理智与情感的双重抗拒。有史以来，人们还从未见一幅画如此地不像画！没有线条没有形态，没有景深没有透视，没有三维的立体而是平白一片，没有光与影的明暗而是颜色的交替变换，……就那么模糊不清如天地伊始洪荒中的一片混沌，这也叫画？！“连毛坯的糊墙纸也比这海景完整！”艺评家气愤地说，“他画的哪里是日出，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印象罢了。”瞧，一个划时代的绘画风格就这么在诅咒和讥讽中诞生了：这就是风靡法国跨世纪的一代绘画流派：印象派。 印象派，顾名思义，画的不是具体的形态，而只是画家看待事物时的一种模糊印象罢了。它不同于之前的古典写实派要求精准的素描和严谨的构图；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那灰黑色调寒冷而空旷的悲凉感；更不同于巴比松画派关注着农村以及无产阶级的生活环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印象派，其在绘画技法及主题上都有着不同以往的革新诠释。印象派不在意画得像，因为在这点上它比不过刚刚发明的照相机；也不意在要表现什么深刻的主题，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为记录下这繁荣忙碌的时代节奏。它关注的只是光线的反射，色调的变换，以速写式的笔触捕捉那惊鸿的一瞥，回眸的一刹。 说到印象派，言必称莫奈，皆因在所有印象派画家当中，只有他是真正完全实现了印象主义的理念和技法，并且一以贯之，坚持始终的。 那年夏天在巴黎，为了追踪莫奈，在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我看了他的《草地上的午餐》、《鲁昂大教堂系列》、《打阳伞的女人》等；在号称“现代艺术的西斯廷教堂”的橘园博物馆（Musée de l'Orangerie）我欣赏了他最大幅尺寸的睡莲池塘画系列；在莫奈博物馆（Musée Marmottan-Claude Monet）则拜访了引发“印象派”一词的名作《日出》！这还不够，我还一路追到了吉维尼（Giverny），这个莫奈晚年居住的诺曼底风格小镇，距巴黎50公里的地方。当年，搬去吉维尼后，莫奈开垦土地，挖地造渠，在那里修建了一个英式花园，里面满是各种浪漫花草；还有一泓睡莲池塘，上面架着一座日本桥。在那花园与池塘，莫奈用他余生的40年，观察着天光水影，一心一意、淋漓尽致地画他的睡莲池塘画系列。 都说印象派绘画就像照相时焦距没对准后出来的那种模糊状态。在莫奈花园里，我眼所见，其实那池塘水面的粼粼波光，倒映在水波中的绰绰花影，那淡蓝，淡紫，艳粉，鹅黄，层层叠叠，斑斑驳驳，氤氲飘渺，闪烁迷离，收录在镜头底下，那相片自然天成就是一幅幅典型的印象派作品（见图1和图2）。是这里特有的空气，光线和色彩给了印象派画家以灵感吗？无可讳言，法国这“上帝的后花园”自是承蒙着老天的厚爱，恰当的地理位置与宜人的气候条件，滋生出繁花茂叶，天象也作美，光线也柔和，印象派画家于是独享着这份恩赐，捕风捉影，尽情地描画着气候的变化，季节的更替，空气的流动，和光线的折射。莫奈于1883年定居吉维尼以来，就流连徜徉在自家的花园池塘，通过观察水中的不稳定元素，水面上光的镜像效果，大量的光线反射，以及光所造成的色调变化，穷极其力地把印象派独特的“瞬间性”和“空气的外罩”（莫奈语，即以光线折射造成的色调包围要表现的对象）两元素表达得淋漓尽致，誓要把外光派关注的光与色进行到底。在吉维尼的40年里，他共画了200多幅的睡莲池塘画。 图1，我拍摄的睡莲池塘 图2，莫奈的睡莲池塘画 吉维尼常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印象派拥趸前来朝拜。对游客而言，与其说是前来瞻仰莫奈的画室，感受印象派画作的创作过程，还不如说是来逛植物园的。这里没有一幅莫奈的真迹，我们除了参观他日常的起居场所，其实也看不到太多与创作有关的彼情彼景。现在它俨然成了研究法国植物生态分布的基地。吉维尼莫奈花园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是英式花园和住宅——圆拱形的长廊上开遍了粉红的玫瑰，罂粟、紫薇、铃兰、牡丹、春桃、秋菊，竞相诉说着她们芬芳的心情。另一边在马路的对面，是日式风格的睡莲池塘：拱桥、小船，紫藤、垂柳，睡莲、风信子，斑驳的树影、水中的花影，一派幽远朦胧，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莫奈擅于从很多画风流派里面吸取精华和营养，其中就有很浓的日本和风元素。其实很多印象派画家都曾是日本迷，如马奈、德加、梵高、高更、劳特累克……在莫奈的家中，陈列装饰着大量日本风格的物件：折扇，日本侍女图，日式杯盘碟碗……日本浮世绘那动感的线条，明亮的色块，强烈的装饰性，都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我是在巴黎参团去吉维尼的，那团里大部分是金发碧眼，稍有几个东方面孔，都被他们当做日本人，而事实也确实差不离，除了我之外。巴黎人对神秘东方的崇拜，说白了更是对和风文化的崇拜，那里大小博物馆美术馆里即便没有中文标识，也都有日文的标识，更何况这莫奈的水塘里更是直白明了地架着一座取名叫“日本”的小桥，自是吸引着众多东瀛粉丝了。 在莫奈花园漫步，在睡莲池塘，在柳岸花堤，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色彩和光线的魅力，将这些诉诸于笔端，便呈现出“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徐志摩）的诗情和画意。在这样如梦如幻的所在，理应有印象派音乐的陪伴。然而我摒弃了德彪西，却拣选了较早于它的浪漫主义音乐：肖邦的钢琴曲。作为钢琴诗人，肖邦素描式的即兴创作，色彩般的华美旋律，梦幻般的朦胧意境，与莫奈的画风气质确实很搭。我准备了最挚爱的Nocturne,Op.9,No.2和Nocturne in D-Flat Major, Op. 27, No. 2作为漫步吉维尼花园的背景音乐。这肖邦混搭莫奈的尝试，令我忽然茅塞顿开：怪不得印象派粉丝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女性，你听这婉约的钢琴曲，再体会一下这印象派所呈现的那么一份阴柔的静美，是不是很像那如水的女人，柔软慰贴，亲和温顺，不张扬，不突兀，静静悄悄地送来一份清凉的慰籍。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曾说：“一件艺术品是通过某种气质所看到的自然的一角。”印象派的绘画便具备这谦驯的气质，甘为配角的美德：无论将它们挂在什么场合，装饰在哪样的空间里，都有着一份与周边环境恰如其分的融洽与和谐。我想，正是其特有的这种装饰性、兼容性，令印象派发展百多年来仍广受爱戴与欢迎。 图3，我拍摄的日本桥 图4，莫奈笔下的日本桥 回首我自己对莫奈的亲近，想来首先也是感动于其画面的美感，执着于其意境的朦胧。对外行来说，接受一门新的艺术形式，总得先从好的第一印象开始吧。除了好看，很多印象派画作所呈现的摩登的都市性主题也是我所感兴趣的，那些作品是我了解跨世纪巴黎市井生活的一扇窗口。 印象派出现在巴黎的时间，正是老城市开始改头换面的时候。自1853年起，城市行政长官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按照拿破仑三世的指示，对巴黎进行彻底而激进的改造，林荫大道、广场车站相继出现。印象派画家受到这股新风尚的影响，刻意回避了以往学院派绘画对历史、宗教、神话主题的关注，锐意创新，与时俱进，描绘着时下大都市的时尚，世俗化的生活：摩登的街景，咖啡馆，音乐会舞会，花园，郊游，野餐，桥梁，塞纳河风光……按照印象派画家们的好朋友波德莱尔的说法，作品就是要体现“时尚生活的瞬间”。盲目崇法的我，欣赏着这些对巴黎生活场景淋漓尽致的描绘，心里自是满足喜乐的。 这样新式的主题（日常生活）与技法（速写式直接画法，关注色彩与光线），在绘画界是对所见事物的看法与再现方式的一场革命，是印象派对现代艺术发展的主要贡献。 印象派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承袭了先前浪漫主义的热情奔放和巴比松画派的自然明朗；同时因为印象派中也有各种分支，每个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影响各有不同：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高更对形式和符号的强调影响了后来的超现实主义，后印象派的梵高那纯净的色彩和粗暴的笔法影响了野兽派和表现主义，另一个后印象派的代表塞尚对体积和色块的理解直接影响了立体主义的发展。 作为印象派之父，莫奈开发的“颜色的艺术速写”摆脱了不必要的细节，精简、概括，尤其晚期的睡莲作品，常以急促的手势化的运笔，在不同的系列中展现出自由且几乎毫无道理的颜色。这种不关注主题内涵，而旨在凸显独特的表现手段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后来抽象表现主义的发展，表现主义的先驱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等都认为自己通过莫奈的作品明确了抽象的方法。 在吉维尼的日子里，莫奈致力于捕捉光线及天气对物体外貌的影响，并把这些观察按时辰、月份、季节描画下来，于是形成了他著名的干草垛系列，白杨树系列，鲁昂大教堂系列，以及睡莲池塘系列……他不在意画评人对其“主题不够深刻、技法简略粗糙”的指摘，倾心专注于他自创的“颜色的速写”，于是，就有了百年之后我们在各大博物馆里有幸欣赏到的这些不朽名作。而吉维尼也因莫奈40年的居住成为印象派拥趸朝拜的圣地；而那被莫奈一遍遍描绘的英式花园、日式池塘亦因此成为爱画人体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曼妙境地。 图5，莫奈吉维尼故居

六月晒衣断想 文：王亭苏 夏还是这么来了，没有猝不及防，是一种按部就班，天时地利人愿。春缓缓地隐去，在炙烈的骄阳的深处无畏地灿烂地一跳，便走得远了。 我习惯在夏季来临时翻腾衣橱，从上到下，一层层地翻腾，想要从中找到一些沉年的影子，一段故事的开端或结局。就像在某个阶段你突然爱上一首曲子，反复听颂而从不觉厌烦，等到很长时间过后，也许是在经年之后的某一天，你突然在一个古旧的街道边听到从一家小店里传出的熟悉的旋律，一下子仿佛魇住，再也无法挪动脚步，岁月慢慢的倒退回来，不管不顾地拉上自己回到从前。这样的触碰致命的美好也致命的疼痛。一件衣服一段音乐都是一小段人生，代表着不同阶段的心情。因此，在夏天来临的这个午后，你翻腾起的是从前的岁月的影子。 中国有六月六，家家晒红绿，人晒衣服龙晒袍的风俗。各地在方式上也各有不同。古老中国在这一天隆重地在辽远的大地上翻腾起一派热闹。那一排排衣服的墙是隔不断的岁月，像是在和你捉迷藏，硬要把你拉回去重温从前的旧时光。你也许会突发奇想，如果把从出生开始的每一件衣服都保留下来，该是魏巍壮观吧！尤其晒衣服的时候，你看着那一排排竹竿上全是自己的影子，从老旧的岁月里走过，磕磕绊绊地，痛伴随着快乐走过，经过生命给予你的所有。你该是如何地欢欣呢？我想不出来，想象力限制了我的借题发挥。然而，你总能在晒出来的祖父母的衣服上看到和现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么滞重，迂缓，安静，那么单调，清澈，无聊到时时爆发出悠长的诗意。是的，不可阻挡地涌向心头的诗意，是对那段岁月的最好纪念。 生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流逝，然而却是可触摸和纪念的。晒虫之说不如晒时光来得透彻和丰满。虫是要晒的，否则生命便被一点点吞噬掉，你回望大太阳底下的虫洞，会越发觉得生命的荒凉。我喜欢在五颜六色的竹竿下穿梭，那些蒙着灰尘吊子的墙，纪念着一段段时光，然而，你再也无法回去，只能在下一年，再下一年，一年年地多出一些款式不一，颜色各异的新装，新装再变成旧装，岁月就这样流逝掉。把时光翻出来晒晒，不是更贴切和传神吗？ 每一年的六月六，你都会有新的发现，尤其是现在，刚买一件衣服也许还来不及上身，就已经错过了时尚，然后它便成了晒衣杆上最不理直气壮的一件，像是埋着一股怨气无处发泄。岁月越发地显得无比仓促。这个时候也许你会怀念起另一排竹竿上的灰黑的土得掉渣的衣服的墙，岁月仿佛凝固，再推向前，大清三百年的历史中女人的服饰，好像从未见过深刻的改良，她们是如何地在单调乏味中走过生命的华年？盛年？及至暮年！然而，你却觉得踏实，稳健，生命一天天都是心头的一抹色彩，迂缓与质朴滋养了身心， 当你放缓脚步时，其实你和世界正在彼此安静地倾听。你听，你听，微风过处旧衣服的莎莎声，呢喃着吟唱。像初夏的脸，含着羞涩。 时尚实在不能晒在竹竿上，因为它的草率的有些轻浮的操守。如果你是个喜欢和时尚结缘的人，那么请你绕开晒衣杆，这里更像一个永恒的世界。恒久地壮美和舒缓！永恒的美和生命力！

上帝奖赏追求纯粹知识和理性的人…… 文：何三畏 曾有段时间，网络上先是在讨论“把英语踢出高考”，但有人说，英语比数学重要，学好英语才好出国，好移民，语云，“英语记不牢，终身在天朝”。后来话题就转换成“把数学踢出高考”了。后者获得的响应比前者高。还有网站搞了个投票，投票的结果是七成在“踢数学”。“除了数钱，一辈子没有再用到数学”，这个说法很有感染力。虽然不一定真有人觉得有任何可能“把数学踢出高考”，但“踢数学”本身会带来快乐，可以发泄另外的情绪。 这确实只是个玩笑。玩笑就当它是玩笑吧，但毫无疑问，总会有一些没有幽默感的家伙，会把玩笑当真的。而且我稍稍有点担心这样的讨论，那么多青少年参与或围观，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或者产生什么“导向”（这个词用滥了，所以加个引号）。已经有人警告过“把数学踢出高考”的蛊惑，叫做“撼山易，撼（高考）数学难”。但就算你把数学“踢出了高考”，却也“不废江河万古流”。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呢？说得严重一点，作为一个时代的腐朽的标志，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贬低知识，蔑视理性的境界。在成年人的世界，一本正经地面对知识已经是令人嘲讽的事情。你在公共场合偶尔会看到有成年人抱一本小说，但这种文青范也显得那么罕见。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在读数学书，仅仅是为了知识，而不是为了学位和职称，那么恭喜你，你运气好，可以去买彩票了。 一个时代处于上升时期，也就是知识的成长期，人们是以求知为荣的，而数学是最纯粹，最无功利的知识。在这个份上，可以把追求数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理性的标志。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自发的数学辩论会。还有搞“数学决斗”的，即互相出一些数学题目，让对方解答，谁先完成谁就获胜。还有人在路边“摆数学摊点”，用自己编制出来的题目去寻找同好。这种情景，和我们今天的朋友相聚，或者哪怕是陌生人，见面就可以谈腐败，讲谁又被抓了，并且不会脸红的盛况有点相似，但前者令人感动，像婴儿的笑声，也像树苗的拔节，而后者则让人气血不畅，迟早生出病来。 那个时期的欧洲有不少数学家就是这么业余的，纯粹追求知识得来的。前些年才被解决的费马猜想，是十七世纪的法国的法官，业余数学家费马提出的，他同时还有许多数学贡献。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这叫时代风尚，简称时尚。但在那时和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都叫犯傻。法官搞数学一点用处都没有，费马的数学知识数他的工资应该早都够用了。 但人类本来就有追求知识的天性，搞到全民鄙视知识的地步，也真是不容易。罗素（也是一位数学家，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他的人生动力有两个，一是对人类苦难的悲悯之心，一是对纯然的知识的追求。“纯然的知识”很可能是“无用的”。追求知识是可以超越功利的。 清末近代数学传入我国，我们的先辈们在那时是那么求知若渴，很快有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数学家。到抗战时期，国运那样艰难，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也是国际级的。他们是怎样追求知识的？有一年我在昆明，发现西南联大的数学系的一件事。我抄的笔记不在身边，大致记得是，当时美国兴起微分几何（或者复变函数？），大约是陈省身立即从美国寄回一本有关的书到昆明，江泽涵等就组织学生抄，抄一段，大家讨论一段。 现在我们知道陈省身教授和江泽涵教授都是世界级的数学家，他们就是这样“走在世界科研的前沿”的。当时是哪些孩子在抄那本英文数学书呢？ 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你可能只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其实那个时代有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都是这样在学习。 这些故事，可能由于数学本身的特性，使它不怎么传播。但传播在今天叫宣传，宣传多了要走样。总之，一个向上的，有气节的民族追求纯粹的知识，就像追求自由一样自然。我们知道华罗庚是自学开始的数学家。在文革期间，有陈景润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研究数学。那时，全国都被高度政治化，文革结束后，他被人们发现，并被描绘成一个奇怪的人。在徐迟的报道里，他怪得比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还难以理解（哥德巴赫也是十七世纪的德国的一位从法学“转业”过来的数学家）。 文革结束后，有一个小小的“科学的春天”。那是出现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景象。晚饭后的街头，有人腋下夹着数学自学教材，匆匆赶往补习学夜校。其中包括蓄长发穿喇叭裤的反叛青年。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有一位青年，在一个美女如云的环境里工作（丝绸厂），经常来跟我们套近乎，无非是想借数学书和谈几句数学，进一步的要求是想央求我们带他去见某教授。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我们嫌他基础差，不能保持每次都有好脸色。 这样的故事今天听起来如天方夜谭。而我认为一位当年编几毛钱一本“数学自学丛书”，由于印量大而发财的老先生，他没想到他还在世呢，世道就变到他不认识了（他现在是一位职业反腐举报人，我要在另一篇文章中写他）。 那时，一本讲近代物理学革命的书，命名《激动人心的年代》。现在，还有人为这样的问题激动吗？至少我们没有为青年创造一个为此而激动的环境。回想起来，那时，学校就开始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了。现在看来，这样看待数理化，“三观”就有问题。那一代人一辈子还没有走完，走到今天，走到遍地都流淌着黄金，有钱就可以走遍天下的时候，不仅他们自己，他们也教育子女，不要去学“无知的知识”了。 今天的数学更加专业化了，它庞大和复杂到研究不同方向的数学家也往往不能鉴定对方的论文的地步。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一个天才能够无师自通地登上现代数学的殿堂。学校教育成为数学家产生的惟一的摇篮。悲乎，我们的摇篮六十年来摇过人类的五分之一，可是没有摇出一位获得世界最高数学荣誉的天才。若有，必是去国外取得的成就。然而，也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把“羞辱数学”作为一种大众狂欢。 看起来我们国家也觉得，培养几个“人才”掌握了把火箭送上月球的数学就行了。不为排名（学校排名，学生排名），绝不会为孩子们搞什么数学活动。世界上大约也只有中国的家长和学校、教育官员和大众舆论，才把“奥数”和“高考数学”等于数学。“奥数教育”搞坏了孩子的脑子，不去怪“教育”，却去怪“奥数”。“高考数学”把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天才挡在了大学的本校门之外，不去怪“高考”，却去怪“数学”。——看看我们告别基本的理性和反思能力已经有多久。 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在人类所有的学科中，还有哪一门类像数学一样始终没有抛弃我们——你把在国内学到的数学带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是数学。你不能不承认，数学教育无论怎样中国特色，但数学本身却铁定的普世价值。 数学作为一种专业确实很难赚钱。就连四年颁一次，只颁给四十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的菲尔茨奖，也不像诺贝尔奖那样一大笔，而只是一个荣誉。 但数学不赚钱为什么外国人照样钻研，为什么西方和美国取得那么多数学成就。不是说他们生活节奏快，心理浮燥吗？他们都是傻的不如中国人会赚钱吗？那当然不是。依法赚钱他们都比中国人强。法治水平高的国家里的国民，才是又会赚钱又喜欢“无用的科学”。中国人什么都讲实用，没有收益的表情都懒得浪费，无故的笑脸连对孩子都舍不得施舍一个，哪里会主动选择学习没有实用功能，不会赚钱的学问。 中国人正在实用和成功，浮华和享乐的流水线上高速旋转。本文的观点显然很不合时宜。但是，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不是有一代人已经非常有钱，无论怎样征遗产税，他们的孩子们（就算明里暗里有限地超生了几个吧），也会享不尽的荣华，而断无物质方面的忧虑。这样的家庭，正应该让孩子发挥天性，追求自由和个性。如果他是一个数学天才，为什么不让他成长为真正的数学家呢？如果穷人的孩子读书难免要为了求生存，那么，富贵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不可以去追求“无用的知识”呢？ 但是，看起来我们这一代富贵的长辈们还没有这么想。他们无论有几个孩子，都想送到富贵道路上去做他们的接班人。更何况穷人的孩子。另一方面，全社会也没有追求纯粹知识和理性的土壤。 那么，中国的未来仍然不会有人类最好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而这不是一个有着辉煌未来的民族的气象。一个国家在超越了“求生存”的界线之后，就应该求发展。而一个民族的高度不是以有多少天才的头脑在做官和发财，而是以数学和哲学这种抽象能力和成就来衡量的。上帝奖赏追求纯粹知识和理性的民族。 本文章原题目为《谁家的孩子该去学数学》

文 / 林炎平 ( 蒙特利尔 )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我们可以进行合作，但是也可能上当受骗；如果我们不信他人，我们不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也无从合作。相信他人可能受到他人的伤害，但是不信他人将受到自己的伤害。 相信他人可能会被欺骗而一败涂地，但是不信他人将会孑然一身且一事无成。因此我们宁可上当受骗，学会在怀疑中相信，在相信中怀疑，而绝不应该由于害怕上当受骗而不信他人。 那些把所有人都想象成魔鬼的人，每日生活在魔鬼之中；那些把所有人都想象成天使的人，虽不能生活在天使之中，但是至少远离了地狱。每个人都有魔鬼的一面和天使的一面。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看到这两面，能够批判他人和自己魔鬼的一面而赞赏天使的一面，我们这个世界肯定会逐渐减少魔鬼的成分而增加天使的成分。 正因如此，直言不讳的批判极其有价值； 正因如此，相信他人的善意给自己的成功带来了可能。 相信他人，但是不要忘记批判！批判他人，但是不要忘记欣赏！

中国道路也须秉承普世价值 文：秦晓 编者注：本文是秦晓2010年07月19日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时的演讲，题为《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时隔五年，仍饶有新意，耐人深思。 秦晓，1975年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1983年于中国矿业大学获经济管理硕士，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 自1976年先后在煤炭部、石油部工作，1986年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4月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亚洲卫星公司董事长；2001年至2010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是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父亲秦力生，曾任西康省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以下是演讲全文：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 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中国移民文化的变迁 文：任不寐 文化问题都是相对真理，相对真理不需要争吵，只是在包容中分享。移民讨论移民问题首先需要一种忏悔精神——我们不仅告别了一个失败的国家，而我们自己也是失败者。我们放弃了改变自己家园的指望，寄身于别人经营成功了的文明。英语中移民有两个对应词：emigrant与immigrant。对于一个美国的中国移民来说，进入美国的是immigrant；而从中国来看，移居去美国的是emigrant。Emigrant代表弃绝和否定，immigrant代表投靠和肯定。这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个双重的“扬弃”过程从来没有止息，而且愈演愈烈。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报道，目前全世界有大约2亿移民。最近20年，移入美国的亚洲工人增长了37%。美国是移民的首选国家，加大拿位居第二，最近10年，每年大约有25万新移民进入加拿大。令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是，日本同样是一个移民向往的国家，在“日寇”的祖国，200万移民中相当数量是来自中国的移民。铁一般的事实不仅粉碎了种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调，也粉碎了18世纪以来人类整体上的乐观主义情绪。移民的增长告诉我们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人类对现状不满——现代性没有给人类提供安全，全球居民对自己居住地状况的评价正在恶化。事实上，移民不仅代表移民自己对居住地的绝望，也是对自己本身的绝望——这个运动在宣告我们放弃了“管家的责任”。而我们可能将这种无能和失败迁入新地。这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弄脏了一个地方，就转向新的地方。推动移民潮背后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文化-政治问题，但自然灾难也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过程将继续加剧，而中国人将在这场大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偶像的幻灭 事实上，所谓上下五千年来，绵延和维系中国文明的有两条支柱。第一是精神文化，其根本就是家族主义或居住地崇拜；我称之为“族性温情”；族性自恋与道德无关，而是对族群性自私的文学抒情。第二则是无神论框架内对经济目标的无限制贪求，食为天，只有钱是真的，经济是基础，发展是硬道理，等等。换言之，就是“玛门崇拜”。今天，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是，经济崛起不仅没有将中国变成一个immigrant国家，相反，今天，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总是emigrant。2009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约有6.5万人，其中投资移民申请人数较2008年增长数倍；另据加拿大移民部的统计数据，1999年至2008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永久居民连续10年居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首，目前加拿大约有100万华裔人口，已成为该国第三大族裔。今天，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而其中大部分是这个国家的精英。有一个半加拿大从“统一”中分裂出去了。伴随人的流失的是资产的流失，有“爱国人士”统计，近年来，从中国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大约8万亿美元，超过50万亿人民币，是30万亿GDP的1.7倍。这是一个不能完全证实但可以想象的数字。显而易见的结论有两个，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泡沫化，不安全感与经济繁荣同步增长。中国的移民运动如此彻底的宣告了族性温情和玛门崇拜的同时幻灭。利用人的罪性（自私与物欲）无法建造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目前仍然有很多人还抱有这样的幻想，甚至包括那先反对现行体制的人，以为存在另外一种偶像的安排，可以让这个古老的移民国家有朝一日也万国来朝。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事实上，中国一直是一个未能顺利定居的国家，24场内部大移民告诉我们，“家”对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一个理想。正因为如此，家族主义才能上升为信仰。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希腊的哲学，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唯物主义成为哲学是对哲学的羞辱。同样，家族主义或安居乐业成为信仰，乃是因为一个灾民国家，从未长久地进入这样最基本的生命安全。 2、族性的变态 不仅如此，偶像的幻灭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移民政治文化”。对本土（emigrant）来说，这个国家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这个国家由一个子孙及其资产不在祖国的“贵族”统治。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奇观。具有中国特色的殖民统治，对族性温情的意识形态以及大众心灵的影响是深刻而具有毁灭性的。族性温情成为谎言，而谎言成为民族共识。不仅如此，按理性的逻辑，外国人统治，或者外国人的父辈的统治，无法说服国人他们如何可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中国制造”造成的各种资源和文化悲剧都与此有关。今天，几乎全世界都在使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力来过日子，对此无动于衷又始作俑者，就是这个没有必要为后代承担责任的狼外婆。而对所在国（immigrant）的中国移民来说，族性温情的传统教育和玛门崇拜之间在那里发生的断裂，造成了一种最伪善、最可怜的“海外爱国贼”现象。移民爱国主义无法克服“脚”与“心”的冲突：脚恨祖国，心爱移民国；脚爱移民国，心爱祖国。这种现象可以称为“马楠现象”。北大94级中文系的女生马楠在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指责美国人权状况恶劣；马楠成为当时闻名遐尔的北大“反美”姑娘。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嫁给了美国人Byron Cole（中文名字:寇白龙），并有了两个孩子，而且还当起全职太太。马楠现象也是一种族性的悲剧：一方面，中国移民永远是汉奸，即永远是居住国的离心者与白眼狼，他们甚至利用这里的政治自由声援绝对禁止这种自由的祖国，而无论居住国怎样尊重他们的人权，他们永远无归属感。但是，这种爱国伪善的地方是，他们哭着喊着要住在他们不爱的这个异国。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基督徒在入籍誓言中撒谎，他们心目中要顺服的掌权者竟然在北京，而不在渥太华与华盛顿。他们显示自己一点儿也不能容忍别人说中国不好，但他们移民出来已经肯定了这个事实，并宣告了自己的道德逻辑的无耻。作为基督徒，他们根本不明白认罪悔改出真理，他们的真理是——但美国人首先要悔改。有人这样说：中美两国人民拥有一些一致性：两个国家的媒体都骂美国政府；两个国家的人民都以骂美国政府表示爱国；两个国家精英的子女和财产都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海外爱国华人”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蝙蝠困境极为奇特——我们无法想象今天美国人对欧洲故乡的爱国热情与文学乡愁——其根本原因，乃是族性温情与玛门崇拜两种偶像的冲突，而没有任何一种偶像能成为真正的神，能够给族人带来真正的安慰。所谓迷信，就是自欺欺人。但心灵的冲突暴露了一个真相，就是中国人仍在寻找精神的家园，眼泪仍未擦干，移民仍在路上。我遇到过一位口水横飞的爱国姐妹，在她抨击完美国也有臭虫之后，我问她一个问题——你的女儿长大之后，要回你爱的中国，还是生活在你讨厌的美国。她拒绝回答我的问题。我从此拒绝和爱国贼讨论问题。他们首先需要学习的功课不是爱国，而是诚实。 3、圣经中的移民 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创世记1-11），地球上的人们都是移民。圣经的移民潮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我们都是从伊甸园、随后从巴别塔被驱散出去的。另一方面，从创世记十二章的亚伯拉罕，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我们正在从世界各地被迁回。而我们这个世代正在加速这个过程——当人类将整个地球的所有地方都标示在地图上的时候，从理论上说，在地上寻找乐园的移民事业已经终结，但我们的不安却在成倍地增长。今天，移民只是生存上的次优选择。地球上无险可探，乐园理想走入尽头——远方除了遥远以外一无所有。但是，乐园的理想并没有熄灭，毋宁说更为炙热。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旧约里的三场移民，覆盖了从伊甸园到迦南的历史，出发点先后是迦勒底、埃及、巴比伦。值得注意的是，选民的移民方向与中国人的移民方向相反。中国移民的方向是中心化（也以山林文化和出世文化平衡），但旧约的移民文化是祛中心化。亚伯拉罕一族离开的都是国际主流文化；但是同时，神也禁止他们融入迦南当地文化。上帝在整本旧约中的移民计划中似乎有这样一个目的：要在上帝的移民中彰显出第三种文化：家乡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群人。圣经宣布了人在世界上寻找家园的完全不可能性，但同时，给了选民在地上寄居的身份和责任。 纵观中国当代移民潮，中国移民融入当地文化困难重重，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今天可以走的更远：这种融合也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民族融合，不过是从一种居住地崇拜进入另外一种居住地崇拜。我甚至想象，当中国人真的融入本地文化，对本地文化业可能是一个灾难。华尔街变成唐人街只是进一步消灭了我们寻找家园的指望，直到这世界再没有一块飞地。地上的移民运动不是无止境的，地球正变成一个越来越有限的村落。18世纪，从欧洲到新大陆需要5周时间，今天几个小时就够了。人类正以加速度将地球搞得山穷水尽。但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新的居住地找到真正的安慰。所以我的观点是，让我们从这种努力中转回。事实上，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奔跑了5000年、我的故乡和祖辈是从山东闯入东北的，如今，东北也“沦陷”了。今天的移民仍然在继续，户口壁垒和海关不能阻挡。一方面是国内移民，包括自愿的城市化与非自愿的拆迁。近20年来，农民被征地约1亿亩，地方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你可以想象这种移民的罪恶。另一方面就是全球化和西方化，其中的热情不再是为了寻找安慰，仅仅是为了免除恐惧。但是，上帝是否在这场移民潮中也有美好的祝福和旨意呢？神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以赛亚书43：5-7）。 注：本文作者任不寐先生为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牧师。本文《圣经中的移民》部分在编辑时略有删节。有兴趣的读者可在任先生博客”不寐之夜“查阅原文：http://blog.ifeng.com/article/8721679.html

美妙五月的早晨 文：枫子（蒙特利尔） 维也纳街头的施特劳斯金像 每年的五月份，我必定要做一件事，就是在内心里把自己装扮成一枚少女，怀揣着细密的心事，来到在丁香树下，一边寻找我的五瓣丁香，一边唱着那首歌：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That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这首属于五月的情歌，每一次唱起它都有一份新的感动，那惆怅婉转的旋律总使人有种青春已逝、年华不再的无奈与眷恋。在电影《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中，这首歌是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II,1825-1899）送给他的歌唱家爱人Carla Donner的。我之所以没用“情人”这个字眼，是因为他们彼此心灵相通，互相懂得，真心倾慕，是相亲相爱的一对。当施特劳斯不得不为保全家庭而放弃Carla的爱情，在分别的一刻，Carla面带微笑，对爱人深情地唱出这首忧伤的歌： When songs of spring are sung Remember that morning in May Remember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从小最喜欢的音乐家就是约翰•施特劳斯了。听他的圆舞曲，总有一种欢快向上、如沐春风的感觉。其实，《蓝色多瑙河》的德文歌词里并没有“春天”这样的字眼，可我歌唱的中文版本里尽是春天：“春天来了，大地在欢笑，蜜蜂嗡嗡叫，风吹动树梢……春来了，多么美好。”在电影《翠堤春晓》中，《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来自春夏之交的森林的早晨，更不用说《春之声圆舞曲》了。想来也是，华尔兹嘛，就是那样地跳跃富有青春的动感，一如万物复苏活力四射的春。 维也纳街头穿着戏服的小贩在兜售音乐会的门票。 我少年时代的最大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去到奥地利，去维也纳，到施特劳斯的家乡亲耳聆听那些动听的华尔兹，亲眼去看那宫廷舞会的霓裳翩翩。2010年6月份，在维也纳的EMI MUSIC音像店里我问售货员：哪位作曲家的CD最受欢迎？她说：当然是施特劳斯了，其次是莫扎特。那次在维也纳的音乐之旅中，我也切身感受到这个城市是在竭尽所能地把这两位音乐家当作他们的旅游金字招牌：大街上是盛装兜售圆舞曲演奏会门票的贩子；巴士车厢上是《唐璜》歌剧演出的广告；到施特劳斯金像前拍照，去莫扎特故居一览，都是最热门的旅游景点。维也纳出产的音乐家实在太多了，这一个通俗、一个古典就足够招徕游客，财源广进了，连海顿、舒伯特、卡拉扬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我，施特劳斯就是我的少年时代。除却轻歌剧，他一生最多产的就是圆舞曲了，计有150多首。少年的我爱上的纯粹是他那优美的旋律，就像我当时认识世界的角度一样，只要美丽，只要旋律好听，就够了。他真是一个天生的旋律之王啊！除了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的《蓝色多瑙河》，他还有太多太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春之声圆舞曲》、《南国玫瑰圆舞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皇帝圆舞曲》、《闲聊波尔卡》、《蝙蝠序曲》……首首经典，朗朗上口。人们会说那是他的天赋异秉，而他自己的解释则是：“我必须写出经常萦回于观众耳际的旋律，因为坐在顶层楼座的穷人没有钱去买钢琴谱。” 记得上高中时，80年代的中期，我是文娱委员，在其他班级都高唱时代歌曲的时候，我在班里教大家唱《蓝色多瑙河》和《多瑙河之波》。这事儿对我东北小城那疙瘩的同学们来说是挺刺激的，这异域风味的旋律是挺怪异的，他们也感觉我这个文委有点不太正常。 约翰•施特劳斯 可我就是如初恋情人一般炽烈地恋着这个音乐王子！“他浑身都充满了音乐”（勃拉姆斯语）---作为作曲家，那些优美的旋律如涓流一般不可抑制地汩汩流淌，面对着这一件件伟大的作品，我们只能用“他同雅典娜一样，是从宙斯的头颅中生出来的”来解释了。作为“全体维也纳人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一边指挥一边拉琴，翩翩风度迷煞多少女性观众啊，听说维也纳的贵妇们都为能拥有他的一根头发而骄傲自豪呢（实际上他送出的是他宠物狗的毛发）。作为精明的晚会组织者，他在维也纳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华尔兹舞潮。在他的舞曲中，维也纳人旋转着无际的疯狂，忘却烦恼尽享现世欢愉；就连孕妇都是跳到最后一刻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孕妇舞厅”，急急赶去分娩的。 虽然圆舞曲这种蹦嚓嚓的娱乐性音乐，一直遭受着古典派音乐家的不屑和诅咒，认为它太简单太直白没有高深内涵，可那动听的旋律对于少年的我来说，就有足够的理由将其定义为好的音乐了。在我的人生字典里，少年就当是一首欢快的圆舞曲，放情旋转，随性恣意。 当有一天青春渐远，不再年少；当有一天我开始懂得旋律不是音乐的全部时，维也纳于我，便不仅是约翰•施特劳斯了。她还是沃尔夫冈•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 1791）。 与施特劳斯的音乐相比，莫扎特的作品不仅旋律优美，它的艺术性更强。套用“海顿爸爸”（莫扎特这样亲切地称呼音乐家海顿）的话来说，就是“他既有鉴赏能力，同时又有广博的作曲知识。”莫扎特的音乐涵盖面太广了，什么风格都有，任何体裁他都能驾驭自如，可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并且，还非常可口，可乐——---他的音乐可以陪伴人类从婴儿（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一直到墓地（安魂曲Requiem，最动听的是第六乐段《痛苦之日Lacrimosa》）。他的作品里有纯真（我5岁的宝宝喜欢《Eine Kleine Nachtmusik-Romance Andante》），还有梦想（我最偏爱的是Piano Concerto No. 21: II Andante），有轻快（Eine kleine Nachtmusik:I Allegro），更有雄壮（Symphony No. 40: Molto allegro）。从他的音乐里，除了能欣赏到纯正的德国音乐特色，我们还能感受到土耳其军乐的气势（《土耳其进行曲》），和那不勒斯歌剧的高亢（《费加罗的婚礼》、《唐璜》）…… 沃尔夫冈•莫扎特 在我的心里，我与挚爱的音乐家们早已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各司其职，陪伴着不同情绪、不同心境下的我：抒情时有舒伯特，感慨时有拉赫玛尼诺夫，伤感时有肖邦，振奋时有施特劳斯。然而我亲爱的莫扎特，却时时刻刻都在陪伴着我：在布达佩斯凭吊古堡的时候，在尼泊尔崇拜天神的时候，在横跨太平洋上空的时候，在地中海小船上飘荡的时候……莫扎特的音乐里有人类全部的情感，有放之四海而皆宜的诉求。他的音乐于我，岂止是春天，更是四季；岂止是人生的一段时间、一个片段，而是一生，一世，一辈子！ 与莫扎特同时代的“交响乐之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曾说，“莫扎特是我所见过面、知其名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是一个百年一遇的天才。他是音乐的上帝！” 每一次聆听莫扎特的时候，我都要在心里虔诚地感谢上帝，感谢他为人类创造了这个“音乐神童”；我亦感谢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感谢他以卓识的远见和不懈的努力将儿子培养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音乐上帝”。从6岁开始，小莫扎特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在欧洲各地巡演、游学。二十来年的学习经历，丰富了他的学识，开扩了他的眼界，沉淀了他的思想，历练了他的创作。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涉猎面如此之广，而在各个音乐体裁的创作上又如此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原因。 莫扎特的音乐结构严谨，配器复杂，他可以创作任何类型的音乐作品：交响曲，协奏曲，歌剧，及可用于各种乐器的五重奏、四重奏、三重奏，等等。而最令人佩服的还是他即兴创作的功力。音符就如他身体里的细胞，随时随地由他调动。他通常在脑子里谱曲，体现在稿子上就是一气呵成，干干净净，几乎没有改动的迹象。（这一点不似某位写《命运交响曲》的大师，人们在他的手稿上常能看到修改十几、二十次的痕迹。）人们问他怎么能谱写得这么卓尔不群、完美无缺，他说：“我只能这样写。”所以说如果施特劳斯是从宙斯头里生出来的，他的音乐智慧与生俱来，那么莫扎特就只能是音乐上帝了！ 音乐神童 奥地利人说，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易使人产生怀乡之情，而莫扎特的作品就不会有这种效果，因为他是属于全世界的。这种观点是从音乐的属性上来说的；而当年，当他们二人在世时，维也纳人也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施特劳斯是他们爱戴的“圆舞曲之王”，而莫扎特呢，从来都不曾得到维也纳太多的待见。 在奥地利的音乐之旅中，在美泉宫，导游很自豪地告诉我们：6岁的莫扎特曾在这里为皇后玛利亚.特雷西亚（Maria Theresa，1717-1780）演奏自己谱写的乐曲；在胡浮堡皇宫剧院，导游说：这就是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费加罗的婚礼》的首演地。可是导游并没有告诉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当年莫扎特是怎样苦苦恳求皇上准许他在这里上演《费加罗的婚礼》的？ 当年维也纳宫廷乐队主要由意大利人掌管，他们一方面自恃音乐素养更高，一方面竭力阻止莫扎特所推动的德国歌剧的发展。皇上的宫廷乐队不肯给他职位，皇室子女的音乐教师也必须由意大利人担任。即便喜爱音乐的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被称为“音乐皇帝”）也不太能接受莫扎特的另类创新。当《唐璜》在布拉格的首演获得空前成功后，约瑟夫二世却这样说：的确美妙绝伦，可是它太难了，它并不是我的维也纳人的便餐。 那时的莫扎特不像同期的其他音乐家那样，要么受雇于人，领着固定的俸禄；要么由赞助人长期供养。他为了创作的自由（可以自行选择创作题材和形式）和尊严（宫廷乐手与厨师、贴身伺从一样被归为仆役），主动炒了老板的鱿鱼（萨尔斯堡大主教的宫廷乐队首席小提琴职位），来到维也纳做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凭借举办家庭音乐会，给学生上课，或接受为歌剧谱曲的委托书等方式来养活自己。可这样的选择必然决定了他生活的动荡和不稳定。当他拮据窘迫，积劳成疾时，皇上也不肯给这个才华横溢却“不听话、想法多”的莫扎特一个乐师的职位，而宁可起用稳当顺从的意大利人。让我们听听他在对维也纳、对皇帝绝望后说出的这番话吧：“那些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不过主要还是皇上——---应明白这一点：只是不要以为，我只是因为维也纳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是更愿意为世界上的君主效力，而不愿为皇上效力，可是我不愿乞讨任何差事。我所钟爱的祖国不接受我，因此以上帝的名义，法国或者英国将不得不再一次增加一个聪明的德意志大师---而这也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耻辱。” 可敬的大师，可悲的莫扎特！他生前得不到祖国的厚爱，身后也无一处安身之地。可怜这一世英才，人类最伟大的“音乐上帝”活不安生，死不见尸，被遗弃在维也纳郊区的乱葬岗里，叫后世的朝圣者们都叩拜无门。而如今的维也纳却知道怎样充分地利用这位大师敛财，街边巷角到处充斥着他的名字：莫扎特咖啡，莫扎特红酒，莫扎特香肠，莫哈特啤酒，莫扎特巧克力，莫扎特胸罩…… 莫扎特不是维也纳的，他属于全世界！ 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斯堡大主教府官邸，莫扎特父子曾无数次走过的路。 年年岁岁，季节更替，又一个草长莺飞的五月来临了。在这美妙秒的五月早晨，丁香树下，我心有所属：在春天，它属于约翰•施特劳斯；在一年四季，它都属于沃尔夫冈•莫扎特！

东方活化石（1） 文：王亭苏 我看戏剧从不敢在现实中着眼。中国的戏剧大多脱离生活的茧，让你在舞台上演绎另一段梦幻人生。且大多出自理想主义，令人不自觉陷于狂热，想要砸碎这现实中碎屑的生活，换上华服，凄沧地或高昂地在聚光灯下演绎另一场人生。 有人说中国人很擅长表演，习惯在生活中也做个演员，习惯活在他人的眼光中，而愿意放弃做一个真正的“我”。而这种放弃对于己似乎很是心甘情愿，因为总能在无意中获得一点仰慕或赞叹！所以中国人长期处于自我困扰中，长期疲乏不安！不如舞台上利落地一转身，便投靠了一段新的光明那般简单大气！ 然而中国人的舞台是如此广阔，超出自己视野所及，因为总能身随境迁，为自己迅速找到新的表演天地。仿佛此身非己身，而是完全要托付给看客的！而收获的也许仅仅是漫不经心的一瞥，一个轻浅的笑或者也许是一声赞叹，或者是冷幽默式的嘲弄！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还是要继续做好广阔舞台的演员，似乎唯有此才不辜负此生吧！因此，中国人有“寄生”人格，寄生在他人的目光中生生死死，或狂欢或悲情都应受到极大的膜拜才算得上轰轰烈烈！才是没有虚度流年。而自己是谁，好像已经被注定遗忘，而中国人的理由总是恰如其分，而且总是有几分高冷的，令人不敢怀疑。 东方文化的特质被一双双游离的眼睛诠释得完美真切，只有仰视和膜拜才对得起自己和别人。而那个人后冷清的自己早已经酣畅地沉睡在东方的朱红旧梦里，也许眼角不经意地挂着一串泪珠。 少年时看唐婉和陆游，相离十年后的邂逅，一下子就被这段爱情打动得泪眼模糊，再配上壮大凄婉的背景音乐和柳姿漫漫，你只觉得被人拉着，来不及回想便已经陷落在一场巨大的人生无常的变化里，难以抽身，只有哭湿了手帕和衣襟，仿佛才有一丝甘心！而成年后就觉得唐婉和陆游的相遇是被后人有意安排的，我无法去考证这次相遇的真实性，然而有诗为证，似乎也无话可说了吧。只显得自己无聊的卑索。 中国人的爱情更多时候是一种妆点，因为中国人不肯做自己，即便在宋代如唐陆，恐怕在凄怆的背后也总有一些保留，顾全是一种命运的诅咒，顾全而终难得全，但是中国人很少想，因为缺乏足够理由爱自己，自己都无法给自己，如何给得了别人？所以，你看，舞台上那一声“咿呀”，令人回肠荡气，血脉贲张！然而，我总以为中国人更接近神，因为中国人的人生其实就是超凡入圣之旅，不断在他人眉目下求得完善，完成生命的壮丽！而鲜少想到自身。然而谁说这不是悲哀呢？即便做了神，恐怕在夜晚的梦里也偶尔会悄悄地骂娘吧！因此中国的英雄主义往往禁不起推敲，因为没有自我的价值，实在难担人生的重担。这就形成了病态，脆弱，封闭的人格！ 因此，崇拜偶像是中国人干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把自己塑造成偶像也干得不动声色，相当拿手。因为都很“忘我”。就像舞台上策马扬鞭的英雄，只要一个“义”字当头（义字后面大多是权力的梦想）管你父母老子妻儿，我且先去也！ 儒家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人性至后的，所以舞台上上演的也许就是现实，而现实永远不是舞台那般斑斓夺目。民族文化就像是一件量身定做的衣裳，只有黄皮肤黑眼睛才能演绎这件衣裳的神韵！舞台上的光华是中国人的大梦，而现实中那个最喜欢皱眉的苦着脸的有几分畏缩的或茫然的必是这张东方的脸！ 离开舞台的人生也许是东方文化应该得以重新洗刷的一条必由之路！

春天里的纪念 ——写在芭蕾舞剧《春之祭》问世一百周年 文：枫子（蒙特利尔） 毕加索所绘的斯特拉文斯基肖像 每年三、四月间，蒙城的古典音乐电台（FM99.5 Radio-Classique Montréal）总会频繁地播放应季乐曲：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的《四季：春》；而蒙城的戏院则偏爱上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他们就像音乐界的迎春花，适时地告诉我们：春来了。 说起来，爱上严肃的《春之祭》其实还源于时尚。本来是想八卦一下我喜爱的时装设计师Coco Chanel的情事，于是找来这部影片看。在电影《香奈儿秘密情史》Coco Chanel & Igor Stravinsky中，一开场就是Chanel去看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现代芭蕾舞剧《春之祭》的演出。那是在一九一三年，这部剧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巴黎剧院首演。观众入场之际，指挥还免不了担心，不停地嘱咐乐队： “这是特殊的音乐，忘记旋律，只有节奏。” “忘记柴可夫斯基、瓦格纳、施特劳斯。忘记所有听过的音乐，一切跟着指挥棒走。” 编舞也不放心：“你们要把生命融进去。” 台下的观众并不知道今天要等待他们的是怎样一出震撼的剧目，他们是冲着见解独到的俄罗斯的音乐和芭蕾舞的名声来的，之前由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剧《火鸟》给他们印象不错。 音乐响起，巴松管的独奏带出孤独诡诞的气氛，观众在期待；然后，是其他乐器的加入，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情绪愈加紧张，台上的舞者不是以人们熟知的传统的芭蕾脚位和手位在表演，而是以一种大家从未见过的、“极其难看”的双脚内扣、笨拙向下的反芭蕾动作在演绎。这完全出乎“芭蕾之都”那些高雅的、有教养的观众意料之外，剧院里开始出现骚乱：“这完全没有调，简直乱弹一气。”开始有人离场：“我真是受不了了，音乐是高雅艺术，怎么能这样呢？完全不符合古典主义，简直是亵渎艺术”。后来，当整个乐队倾巢而出，所有舞者在台上做艰难挣扎状，这不和谐的节奏愈加激烈愈加递进，整个剧场里是满天满地的噪音轰鸣，鼓声隆隆，粗砺刺耳，紧张焦躁，仿佛决意要破坏气氛，直到把观众逼到绝路： “下流、混蛋、垃圾、恶心，下去吧，疯子！下去吧，愚蠢的野蛮人！”观众席里嘘声一片，谩骂声，椅凳碰撞声，人们互相推搡喊叫声，剧场里乱成一团，引得警察匆匆赶来维持秩序。 那夜，巴黎的观众们在激动着，吼叫着，他们被这全新的、怪诞的艺术形式给彻底激怒了，几乎每个人都在疯狂，只有Coco Chanel除外。这个血液里流淌着叛逆基因的女子，坐在乱哄哄的观众席上，独自微笑。 在这部片长一百一十分钟的影片里，《春之祭》演出的这个环节就占了整整二十分钟的时间。正是这部全新形式的剧目成就了一份机缘，令Chanel喜欢上了才华横溢的斯特拉文斯基，并决心赞助这个流亡的俄罗斯音乐家，让他一家人住在她巴黎市郊的一幢别墅里专心作曲。后来，她更是秘密给《春之祭》赞助了全年演出的费用。他们的一段情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展开的。 《春之祭》剧照,1913年版本 《春之祭》的问世之所以造成这样的骚乱，是因其在那个时代开创了多个前卫性的“新观念”，而这正是我偏爱它的理由：音乐上，斯特拉文斯基使用的极具冲突性的调性、含混不清的韵律、有违常规的节奏、大量使用不协和和声而形成的尖刻刺耳的听觉效果、突兀生硬的配器等等皆为全新的实验，这与人们习惯的和谐流畅的古典音乐形式彻底背道而驰；编舞上，演员的手和腿不再向上伸展，而是向下、向内弯曲，舞者的动作不再是传统芭蕾的线条美感，而是反映内心剧烈的矛盾和挣扎。音乐调性不规则，舞蹈丑陋且尖锐，这样叛逆性的革新，当年人们看不懂，即便现在也依然有很多人不能欣赏。 然而，一部作品不美、大众不喜欢就不是好作品吗？ 《春之祭》诞生一个世纪以来，音乐界一直不吝对它的肯定：技术层面上，因其在指挥技巧上的高难度和复杂性，它已经成为指挥家们的必修课，是音乐会上最常上演的曲目之一；哲学层面上，其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境界：在无序中有序，模糊中清晰，尖锐中有和谐，怪诞中有合理。难怪英国古典音乐杂志Classical CD Magazine曾将其评选为对西方音乐历史影响最大的五十部作品之首。看来，通俗与否并不是衡量艺术作品质量的标准，只有作品的品质才能说明一切。 斯特拉文斯基被誉为音乐界的毕加索。他当年的处境，与创立了立体派绘画的毕加索，及很多很多现代艺术家一样，因其思想太前卫，眼界太前瞻，并不能被普罗大众所理解。甚至在今时今日，现代艺术对很多人来说仍旧是粗俗、浅薄、离经叛道的代名词。在这些人心里，只有优雅美丽的古典艺术才算是真正的艺术。 同样的艺术作品，为什么在人们的心中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差呢？ 古典艺术的拥趸主要从审美的角度对艺术作品加以判断：美好，浪漫，典雅，精致，崇高，庄重，理性，技巧……，是他们的诉求。在他们的眼中，好的音乐就应旋律优美，好的舞蹈就当动作和谐，好的绘画应典雅精致，好的雕塑当比例完美。音乐当听《命运交响曲》，舞蹈当看《天鹅湖》，绘画当欣赏达•芬奇，雕塑当首推米开朗基罗。 他们也有一套鉴赏这些作品的程式规范：站在伟大的作品前，必当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精神为之顿悟，灵魂得以升华，如果不能够从作品中发掘出伟大的思想内涵和光辉的象征意义，那么就是自己太无知太浅薄，绝不可以原谅。 这样的审美观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沿袭了千秋万代，从来都是权威的、不可置疑的评判艺术作品的最高标准。然而，一九一七年，在美国纽约，偏偏就有一个三十岁的男子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想打破这种“艺术对美学的依赖”，他在市场买了一个瓷质的小便池，署上“R.MUTT”的名字，把它送交独立艺术家举办的展览。这个小便池，就是如今声名昭著的《泉》。他说：“我拿起小便池向艺术界迎面抛去，是向他们进行挑战。”他挑战的是艺术家在创作时，人为地将材料升华成一种幻觉，将创作过程视为一段精神上的历练这一理念。他认为艺术品可以是任何的现成物，不一定非得经过加工提炼。杜尚对现代艺术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以指定性的艺术取代需要鉴赏力的艺术”这一观念。 更有甚者，在二十世纪中期，还有艺术家发出了“撤销美的申明”的文件，宣称艺术不再具有任何审美的性质和内容。《纽约时报》首席艺评家迈克尔•基默尔曼（Michael Kimmelman）曾说：“美和鉴赏力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平庸乏味的概念，它们过于强调肤浅的享乐。好的鉴赏力着眼于让人愉快，而真正的艺术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感官享受，它有更高一层的理性上的诉求。” 现代艺术家的这些观念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是因超越不了伟大的古典艺术之后的无中生有、标新立异，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早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曾表述过类似的理念：“艺术真正深刻的方面仍不是单凭鉴赏力就能觉察的，因为要觉察这种深刻的方面所需要的不仅是感觉和抽象思考，而是完整的理性和坚实活泼的心灵，而鉴赏力只涉及外在的浮面，各种情感也只在这种外在的浮面上活动……所谓好的鉴赏力一碰到艺术的较深刻的效果就张皇失措。” 如果以“美”来评判艺术作品的好坏，那么就要先给“美”下一个定义。众所理解的“美”，就是和谐与美感，是尺寸比例恰当适宜的完美形象。但现代艺术家就会质疑：如果美仅仅意味着遵循某种数学公式，美就会变得平淡无奇，而“美”的定义却恰恰是“不同寻常、卓越超俗”。“美”依靠的是个性表现。 话又说回来，美的定义对不同人、不同时代也可能是相异的。在西方的历史中，山峦原是被称为“地球的肉赘”，完全不具美感，现在我们对山体呈现的自然美的态度是受到文学和神学的影响，是通过后天训练学来的。再比如当初被讥讽为如用颜料罐泼洒出来的野兽派，“连糊墙纸都不如”的印象派等绘画，如今却是漫天遍地地装饰在公司机构、寻常人家的墙壁上，带给人们无限的美的享受。 现代艺术家对美的阐述正好与古典艺术相悖，认为美源于事物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他们不满足古典艺术太过强调形式美和格律性而不顾其越来越单调空洞的内容。他们认为美应该和艺术作品的内涵不可分割，它仰赖于推理和分析，批评和争议。能够一目了然，凭直觉来辨认的作品，未免流于肤浅。那个称为《泉》的小便池，实际上是一件超越形式的艺术品，它摧毁了艺术品需经过提炼及对美的依赖的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新的概念：即把艺术的焦点从实体作品转移到思想的诠释。 现代艺术发展百年来，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心存误解，认为现代艺术作品浮躁张扬，粗制滥造，是随心所欲胡编乱造的结果。的确，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市场，确是有很多作品质量低下鄙俗伪劣。然而，细数历史上那些卓越的现代艺术大师们，却哪一个不是有着深厚的古典艺术的训练和修养：梵高那如火如荼的向日葵、神秘漩涡的夜星空，源自他雄厚的素描和写实绘画训练的基础；毕加索立体主义那支离破碎生硬变型的画风，实则变异于他早年学院派的正规训练及对提香、鲁本斯等艺术前辈作品的大量临摹；而超现实主义的天才疯子达利更是有着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训练的坚实根基。这些创建了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大师们，其早期作品都是传统的古典的，只是后来在创作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大胆创新，摸索发展出新的艺术形式。所以说要想真正地了解现代艺术，就要多看大师们的作品，不要让芜草稂莠污了你的眼睛，影响了你的判断力。 斯特拉文斯基也是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的典范，他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相互借鉴不停转换。欣赏《春之祭》如同欣赏其他伟大的现代艺术作品一样，我们应不拘于其外在的形式是否悦目直观，其结构格律是否按部就班，重点是要理解作品本身带来的思想内涵，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以及作者要表达的主观意志，唯有这样做，才能放下成见，与艺术家坦诚交流，从而产生喜悦与共鸣。 想百年前的一九一三年，在一派古典音乐氛围中，横空出世了斯特拉文斯基的现代主义音乐；在观众只懂得世界上只有一种芭蕾舞叫作古典芭蕾时，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i)（《春之祭》的编舞）开创了现代芭蕾的先河。走在时代前端、创造先锋艺术的人值得敬佩，而能够理解、支持赞助现代艺术的普通人也一样高尚伟大，如Coco Chanel。今年适逢《春之祭》问世一百周年，蒙城有很多相关的纪念活动。笔者也专此作文一篇，作为春天里的纪念。 巴黎蓬皮杜中心的“斯特拉文斯基喷泉”

从连花清瘟胶囊看中药的普遍无效 文： 林炎平 中药的效果一直被质疑，而质疑者被中医的支持者称作“中医黑”。其实，所有人都希望中医和中药有用，这样对世人都好。所谓的“中医黑”质疑的是中医的胡说和吹牛。其实很简单，中医只要自己做双盲试验就可以验证药的有效性，通过此，就可以证明中药的有效，因此也证明了中医的价值。但是，这样对世人有益的且看起来对中医也有益的事情，中医绝不肯做！ 中医拒绝对中药用双盲试验检测其效果，而往往用所谓的临床数据来说明其有效。比如，由于药品A的使用，治好的多少病人，这样就证明了药A有用。但是，怎么确保这些康复的病人不是自愈的呢？问题就在这里，中医把所有用过某种中药而痊愈的都说成是这种中药治好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连花清瘟胶囊”。其在刚刚发生的新冠肺炎中的疗效试验报告是一个绝好的对中医中药的解读。连花清瘟胶囊现在几乎是家喻户晓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俨然是中医对战胜新冠病毒的一个伟大贡献。甚至，此药还已经被运到了意大利去救治那里的新冠病毒病人。但是，意大利由于这种药品没有经过他们认为合乎规格的检测而仍然没有放行，还在仓库里躺着。我希望意大利永远不要把这种药用于病人，因为我的结论是：连花清瘟胶囊是没有疗效的。而我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实验数据[1]。这篇由程德忠和李毅署名的文章《连花清瘟颗粒治疗5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分析及典型病例报道》发表在World ChineseMedicine, January 2020, Vol 15, No.2，此药目前在中国中药界独领风骚，甚至钟南山都为其鸣锣开道，直接给此药背书。 但是，我要说的是，此药根本就没有疗效。如下就是我的分析。 1. 新冠病毒肺炎（NPC）目前的状况：如下是中国的数据： 由于现在已经在疫情的末期，根据这些数据，基本可以做如下判定1） 死亡率略小于4.29%（3283/(3283+73301)）。2） 治愈率略大于95.71% 所谓的“治愈率”其实并不都是治愈的，因为有一些是自愈的。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大夫这样说：新冠病毒肺炎其实有80%是自愈的。 也就是说，这80%不需要任何医疗干涉都可以恢复。其实，我们人类很多病都是可以自愈的。比如我们的感冒都是自愈的。 2. 莲花清瘟胶囊的实验方法和结果：现在我们来看这篇文章表述的实验方法。此表是作为试验对象的患者资料： 需要注意的是其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在18周岁以上，符合NCP（新冠病毒肺炎）诊断标准的普通型住院患者。 排除标准： 1） 1. 重型、危重型NCP患者； 2） 2. 任何其他慢性呼吸道疾病、呼吸系统细菌感染如化脓性扁桃体炎、急性气管支气管炎、鼻窦炎、中耳炎等其他影响临床试验评估的呼吸道疾病； 3） 3. 伴有严重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先天性呼吸道畸形、先天性心脏病、肺发育异常等基础疾病。 但是作者并没有出示这些被排除在试验外的患者占总患者的百分比。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总觉得，中医的最大问题是逻辑。中医的很多表述和思考都体现了极度缺乏逻辑。这可能和中国的中医教育有关，也和中医传统有关。其实，如果中医具有足够的逻辑，那么中医也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了。 你如果不知道排除在外的患者占了多大的百分比，你怎么可以对你治愈的百分比有信心呢？从文章中的描述看来，所有重症患者都排除在外了。而且，那些有其它基础疾病的也排除在外了。也就是说，参加试验的患者都是没有其它基础疾病的轻症患者。他们的症状是“发热，乏力，咳嗽”。 而这些患者是最可能自愈的。拿一些本来就很可能自愈的患者来做试验证明药的有效性，这是什么逻辑？任何病都有自愈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双盲试验来给出定性和定量的结论：此药到底是否有用？有用的百分比是多少？比如，用药的一组比不用药的另一组的康复比例大，这就说明了药是有用的。因此，没有双盲试验就不可能有可靠结论。 问题是，首先这个试验完全不是双盲的，再者试验患者都是非重症且没有基础病的，这样的试验，其结果如何令人信服？ 而其试验结果同样糟糕。 如下是结果表示主要症状的消失率和消失时间： 如下是结果是其它症状的消失率： 作者最后得到如下的有效率： 3. 对论文结果的解读：根据作者的结果，我们看到，患者好转率基本上是在75%至80%之间。作者把这个称作是连花清瘟胶囊对新冠病毒肺炎（NCP）的有效率，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不是有效率，而是患者好转率，其中包含了自愈率。 那么我们来说说自愈率。张文宏大夫是一个敢言且客观的人。他的基本判断就是“新冠肺炎”（NCP）的80%是自愈的，而不是治愈的。 这并不是张文宏大夫的一家之言，不少医学界的人士都有同感[2]。至于准确的自愈率是多少，我们可以保留争议。另一方面，由于这个疾病是没有特效药的，从没有使用连花清瘟胶囊的人群的好转率来看，80%的自愈率是完全没有高估的。尤其是在轻症的感染者里，应该是接近100%的自愈率。对这样的一些完全可以自愈的人，连花清瘟胶囊仅仅做到了75%-80%的有效率，到底是应该令人鼓舞还是令人沮丧？ 从其结果可以看出，这个药对NCP轻症的患者仅有75%-80%的好转率。这显然是灾难性的。既然不用药也可以好转率为80%的病，你找了轻症的患者来做试验却只有75%-80%的好转率。这确实是灾难性的。 我的结论当然是直截了当的：连花清瘟胶囊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药。 另外，这篇论文也完全没有提到副作用。我可以理解为目前的时间紧张而忽略了，但是我不得不说中医通常是不给出副作用的，从而导致一种假象，似乎中药是没有副作用的。这完全是不真实的。 通过对这篇论文的分析，我可以肯定的是：其疗效等于零。这个结论不是我凭空猜测的，而是完全根据这个试验的结果。 4. 结语和给中医的建议也许我们看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医拒绝做双盲试验。理由很简单，双盲试验将曝光几乎所有中药的无效性。不仅仅是双盲试验，哪怕是任何一种认真的试验，对中医都是灾难性的。比如这里批判的连花清瘟胶囊试验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到底中药里有多少是有用的？这个回答可能是非常悲观的。我一直用屠呦呦的结果来举例。屠呦呦被中医和其粉们用来鼓吹中医的伟大，但是鼓吹者由于逻辑缺损而无法理解的是，屠呦呦其实是给传统中医药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枚钉子。 屠呦呦团队把《本草纲目》《肘后急备方》等等官方典籍和民间偏方中记载的治疗疟疾的入药植物和矿物都试遍了，大约试了800种，最后找到了其实并不在典籍中的黄花蒿，发现黄花蒿用乙醚进行的冷萃取物，可以对疟疾有效。而按照典籍中的青蒿熬制汤药的方法，根本无法萃取出有效成分。也就是说，中医药典籍中的所有药都被屠呦呦团队证明对疟疾是无效的。当然，现在为了给中医药“宝库”留一些面子，就把这个黄花蒿的萃取物命名为“青蒿素”，以期和中医药典籍中的名称有所联系。就算这样，800种中医典籍声称可以治疗疟疾的药，也只有一种有用，这个比例是0.125%。也就是说，典籍所记载的疟疾药中起码99.875%是无用的。即便有用的中药是如此低的比例，也是值得甄别的。这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如果找到有效的药，那么当然好；其次，如果甄别出那些无用的药，那么也就不必再让它们滥竽充数甚至害人。梁上米（老鼠屎）、夜明珠（蝙蝠屎）、寡妇床头土，等等已经从中药中剔除，这是由于它们显而易见的荒唐和危险。所有的中药都需要被甄别到底是否有用是否有害。而唯一可以甄别的就是科学的方法：在动物试验后，进行双盲试验。 如果中医不做双盲试验，那么中医就是一个笑话；如果中药未经过双盲试验，那么疗效就是一个谎言。 但是中医也不必过于悲哀，因为还有比他们更加无能的WHO和那个愚蠢的总干事谭德赛。此人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看看他在新冠病毒泛滥中所作所为，就知道他的作用是负数。如果你去WHO的网站看看，真的你会问：这么一个经费源源不断绰绰有余的联合国机构，居然一个网站的外观和内容怎么连高中生做的还不如？好像谭德赛刚从中国弄到了2500万美元的赞助。一个如此不缺钱的机构，工作做成这样，赶上中国的红十字会了。而更糟糕的是，WHO这次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所作所为所说，简直可以用玩忽职守图财害命来形容。比比目前的WHO，中医还至少还努力。 比起WHO的那个总干事谭德赛的无能和渎职，中医则要好不少。我觉得中医还是很努力的，只是方向和观念不对。中医如果长此以往，拒不采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那还不如就去申请宗教许可。作为宗教，你完全有理由不做双盲试验。 在中医有勇气采用双盲试验甄别他们的疗法前，珍爱生命，远离中医！ [1]程德忠,李毅,连花清瘟颗粒治疗5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分析及典型病例报道,Ｗorld Chinese Medicine, January 2020,Vol 15, No.2,http://subject.med.wanfangdata.com.cn/UpLoad/Files/202002/8de41c3588994f57ace5b8c54fc69e75.pdf [2]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不用治疗就可痊愈？2020-02-1309:32:19 科技日报http://www.xinhuanet.com/science/2020-02/13/c_138779482.htm

文：苏德中 在 1968 年 4 月，马丁·路德·金遇害的后一天，一位美国小学教师珍·艾略特遇上一个难题。她三年级的学生，在这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小镇上，无法理解为什么马丁会被暗杀。为了让他们理解什么是“歧视”，珍·艾略特做了一个试验。 她将班级里的孩子通过眼睛的颜色分为蓝色和褐色两组。在第一天，褐色眼睛的孩子被绑上一条褐色的领巾以作区别，区分出优势组和弱势组。 蓝色眼睛的孩子们被告知他们更加聪明、干净、友好，是比褐色眼睛的孩子更棒的人，褐色眼睛的孩子则被艾略特不断地批评和嘲讽。 第二天，艾略特将规则反转，蓝色眼睛的孩子被绑上蓝色的领巾，成为弱势组，而褐色眼睛的孩子则被归位强势组，享受比弱势组更好的待遇。两天试验结束后，珍让双方拥抱和好，并写下感受。 短短两天里，发生了什么呢？被归为弱势组的学生在测验和学习中表现都不理想，相反，被归为强势组的孩子表现优异、自信，并“团结”起来，区别看待弱势组的同学。 “我亲眼看到平时富有合作精神、友好而体贴的孩子在短短十五分钟里，变得令人讨厌、凶狠并且学会歧视。”珍·艾略特说，她意识到她在一个三年级的班级里，创造了一个微缩的社会。 一、偏见与刻板印象 前天我坐车回家路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前面一辆白色轿车开得缓慢而扭捏，在我们前方晃悠了大约半分钟后，性急的师傅一脚油门，迅速变道超车，然后嘀咕了一句“女司机”。 我忍不住问师傅，为什么你确定这是女司机呢？师傅回答，只有女司机才是这种技术。我反问道，如果对方其实是一个男司机呢？师傅哈哈笑了一声，没有回答。我想，即使看到对方是男司机，恐怕师傅也会认为他“开车技术和女司机一样”吧。 “男性开车技术比女性强”是我们广泛可见的一种偏见，即使并没有任何数据显示男性开车技术更强，甚至并没有见过女司机开车或者见过开车技术差劲的男性，很多人依然持有这样的观点。 偏见，是一种缺乏客观依据、固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态度。在心理学上，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见或信念的陈述，更是一种包括像轻视，反感，嫌恶等感觉的一种态度。而通常偏见的产生，都来源于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原本是指用来复制一个印刷过程，后来被比作“脑子里的图片”或者现实的心理复制品，专指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人、事或物的一种概括性看法。刻板印象的产生，多数时候源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某类人群（或个人、事物），而选择采用经验或感官走“捷径”。 “女性开车技术差”或“男性开车技术好”就是一种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的产生原因较多，从深层次来讲，这是一个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延伸。 我们的社会通常有“女性不太理性”和“女人更适合做家务”这类刻板印象，延伸到各个领域当中，可能就是女性既不适合当外科医生，也不适合做一名律师，当然也不会好好开车了。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也会不断加强这种刻板印象。新闻媒体为了博人眼球，在某个车祸报道的标题中，会刻意加上一个“女司机”的标签，让大家产生一种女司机车祸几率更高的错觉，事实上数据统计，男司机车祸几率更高。 这种手法屡见不鲜，“富二代”、“90 后”等标签时常存在于各类媒体报道当中，比起事实本身，大众更关心这类标签的意义。“富二代”是嚣张跋扈的，“90 后”是年轻气盛不懂事的。 刻板印象本身并不一定有害，一个族群若被刻板地视为中性和正面的印象，譬如“诚实善良”，则不会产生偏见或歧视。然而事实是负面的刻板印象往往更深入人心，“女司机开车技术差”的刻板印象，就导致那位出租车师傅看到前方乱晃的车，产生了“对方一定是女司机”的偏见。 二、什么是歧视 80年代初，一种前所未见的怪病席卷纽约。由于这种免疫系统缺陷疾病主要集中在男同性恋群体当中，因此被称为“同志病”。 无数男同性恋因为这种病症死去，保守的里根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有人认为这是上帝给予同志的惩罚，希望以此消灭同志群体。不少商店挂上标牌，禁止同志进入，大部分民众对同志避之不及。 这种病症正是大名鼎鼎的“艾滋病”，直到其肆虐四年之后，美国政府才拨款进行研究和救治。 时至今日，即使科学证明艾滋病并不是同志特有的疾病，依然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同志是艾滋病的病原，拒绝接触同性恋。也有人对爱滋病患者抱有偏见，认为他们生活放荡，甚至不愿和他们呼吸同一片空气。 虽然并不绝对，但多数情况下“歧视”往往源自“偏见”，简单地说，歧视是基于偏见的一种外显行为。 “女司机开车技术比男司机差”是常见的偏见，当一个人持有这种偏见，并因此拒绝乘坐女司机的车（拦下一辆出租车，发现是女司机后拒绝乘坐）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一种“个人歧视”。 而如果出台一项政策，规定女司机获得驾照所需学习时间更长，或者成为出租车司机的考核更严格，则是一种“组织歧视”。 偏见和歧视主要有两点区别： 偏见作为一种主观态度主要存在于脑海中，而歧视则是一种行为。前者为后者的心理来源，后者为前者的外在反映。大部分情况下，人的态度和行为具有一致性，但也并非必然，持有偏见态度的人不一定会表现出来。一位对同性恋抱有偏见的酒店老板，不一定会拒绝一对同性恋人的入住。 偏见可以发生在任何群体之间，强势的群体可以对弱势的群体抱有偏见，反之亦然，例如仇富，往往带有对富人（强势群体）的偏见。而歧视，则只针对弱势群体。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强弱之间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 在主流社会里，异性恋相比同性恋占有绝对优势，即使同性恋对异性恋抱有偏见，也很难进一步形成歧视行为。但在同性恋占有话语权的时尚圈，甚至有异性恋假装成同性恋来获得认可的情况发生。 总而言之，歧视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弱势群体（或个人），由于身份归类（如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等）而非品质，给予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区别对待。 三、从偏见到歧视 自证预言，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莫顿提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是指人们先入为主的判断，无论其正确与否，都将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以至于这个判断最后真的实现。 1968年，罗森塔尔博士与雅各布森博士通过在小学教学上的试验，验证了这个现象，并成为皮格马利翁效应。 这种效应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简单来讲，一旦某个人或群体被他人用主观倾向态度看待，并因此看法设置规范和制度，那么这个人或群体可能最终就会变成那样。 比如说，曾经美国的白人认为黑人是低人一等的种族，因此设立了各种隔离制度进行区别对待。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黑人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工作和生活环境，也就难以产生健全的人格，因此也会产生一些符合白人偏见的特征。一个白人见到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黑人，发现这个黑人是个文盲，因此得出“黑人果然都是愚蠢的”结论，加强了其偏见的态度。 但实际上，只是因为这个黑人没有机会享受教育罢了。 我们知道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典型的“组织歧视”，白人是强势群体，黑人是弱势群体，因为对黑人持有偏见，因此延伸出进一步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种偏见才会演变为歧视呢？ 理性行为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菲什拜因和阿耶兹于 1975年提出的理论，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关注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 在这个理论当中，个人对特定行为偏好的行为意向会受到个人是否认同的态度及重要他人支持与否的主观推测二者或其中之一的影响，而行为意向又将进一步影响所表现的具体行为。若两者保持一致，则做出行为是必然，若二者矛盾，则取决于二者相互作用的相对强度。 这里的主观推测实际上可理解为实施某一行为受到的社会阻力的大小即付出的代价的大小。歧视之所以能从偏见的心理上升到行为，是因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一旦人们认为实施这种行为，不会付出超出忍受范围的惩罚（甚至带来奖励），就会进一步到行为层面。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歧视是强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因为历史原因，黑人在美国相对于白人处于弱势地位。人们对黑人存在偏见，而黑人力量弱小，不足以对制度的实施者给予惩罚，种族隔离制度因此而成立。而这种制度的破处，事实上也是黑人进行反抗的结果。 四、如何消除歧视 总体而言，刻板印象催生了偏见，而偏见则导致了歧视行为的发生。 根据我之前所分析，我认为歧视的根源主要来自以下三点： 1.因为片面、错误的信息而导致的认知偏差： 因为教育环境、成长环境、文化环境和媒体环境等等，接受的信息不够全面和客观，导致认知偏差。比如女孩子从小被认为“不适合学习理科”； 2.歧视者的傲慢和无知： 接受了片面的信息，却将这些信息当做全部，一心认为人、事或物都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不愿意接受真实的情况。比如一个人恐同，即使接受了科学的信息，依然认为同性恋就是不干净，就是“反自然”的； 3.被歧视者本身的弱势： 因为自身的弱势地位，无法对强势者做出反抗，甚至因此认为自己就是这样，接受歧视者传达的信息。比如黑人被白人认为是愚笨和懒惰的，假如因此有一部分黑人自暴自弃，也认为自己真的低人一等，从而堕落下去，加强了白人的偏见。 要消除歧视，必须是从根源入手。 我们需要消除误解、增加双方接触的机会，也需要被歧视者自身的努力，因此我认为消除歧视的方法有： 1.宣传： 宣传是消除误解的有效方式，树立典型的形象有助于破除大众对特定人群的刻板印象。对于女性科学家的宣传会让人对于“女性不适合科学”的偏见产生扭转； 2.教育： 从小不要给孩子灌输片面和错误的观念，要让他们自己去接触其他群体。极端宗教组织从小开始培育孩子的偏见行为，这种方式可怕而残忍； 3.加强同理心： 《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有一句话：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要知道，可能对方并没有你那么优厚的条件。加强同理心可以让人更好地放下偏见，当你觉得穷人的孩子学习差，可能是因为他需要花更多精力照顾家庭； 4.避免与极端人士交往： 极端的思想总是容易传播和获得认同，我们要小心那些因为狭隘的目光而产生极端思想的人。当一个人告诉你，黑人就是天生又蠢又笨又懒的时候，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5.与被歧视者多接触： 最好了解对方的方式就是接触对方。有些人认为河南人都是骗子，但如果过接触一些河南人，感受到河南人的好，观点可能会产生改变； 6.被歧视者自身改变： 被歧视者需要客观接受一些事实，并且在可行的范围下进行改变。假如当時美国的黑人，如果都自甘堕落，那么谁也帮不了他们。相反，他们积极进取，慢慢亦会获得尊敬。 对了，在珍·艾略特做了蓝眼睛和褐眼睛的试验十七年以后，纪录片《分裂的课堂》的导演对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们进行了回访。 无一例外，他们认为这个实验在其生命中意义重大。正因为童年时期有了这个体验，长大后更容易接纳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种族和不同意见的人，看到更大的世界。 其实，消除歧视的目的，可以仅仅是因为世界那么大，我们何必那么狭隘。 注：本文转载自“知乎”。

七月谈价值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每年7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纪念日，比如三个国家的生日：7月1日的加拿大国庆日、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7月14日的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回顾这三个国家的建国纪念日，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义的解读，那就是——殊途同归。 美国在1776年决定和宗主国英国决裂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法国在此十几年后的1789年决定废黜帝制建立共和；加拿大在此很久以后波澜不惊地把1867年的7月1日追认为自己的建国纪念日。 美国的独立是一群官和民用武力和他们的祖国决裂：统治者对我们不公，我们不想忍受了，我们独立了；法国革命则是一群底层民众的暴力革命，以此推翻帝制而由他们自己来管理这个国家；而加拿大则没有任何以上的暴力行为，只是以温和的方式对他们家长式的宗主国英国说：我们长大了，决定离家出走了。 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可谓“殊途”，但是他们却走向了同一个目的地，或曰“同归”。让它们“殊途”的是它们当时的不同的情感和策略，让它们“同归”的是它们持有的共同的价值观。 在这些价值观中，有着“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法制、民主、人权”。正是这些在今天被称作“普世价值”的理想，让它们殊途同归。 美国有着强烈的英国传统，而法国和美国英国非常不同。法国人迥异于美国人，也不同于英国人。而加拿大则同时有着英国和法国的血统和传统。这三个国家的殊途同归是否昭示着一种普适的人类社会的进化？ 答案是肯定的。 我不能肯定如果没有美国的革命是否会有法国后来的道路。至少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应该以美国为榜样。法国革命后的道路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共和、复辟、再共和、再复辟、再共和。我不知道法国最终的道路是否受到了，或者是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但无疑近代这些国家的道路没有一个是完全不受别的国家影响的。那么，如果没有美国的榜样，加拿大是否会是今天的样子。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如果看看英国，我们也可以自信地说，加拿大即便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么也不会差别太大。 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流血革命的国家，但是它的进步却是世界上最为瞩目的之一。英国人所采取的理性的道路，值得每一个国家借鉴。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看起来根本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有着革命的实质而完全没有革命外表的变革。这让人想起公元前580年雅典的梭伦改革，那是一场真正的变革，却风平浪静。这也令人想到东欧的巨变，那“颜色革命”和“天鹅绒革命”其实和雅典“梭伦改革”和英国“光荣革命”异曲同工。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的进步可以取不同途径：暴力的，非暴力的，介于之间的，而目的却并无二致——宪政和民主。 此乃“殊途同归”，让它们“殊途”的是其民族性格和文化积淀，让它们“同归”的是共同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正是这些共同的价值使得殊途同归成为必然，也正是这些价值被后世称作“普世价值”。 今天，我们站在加拿大名城Kingston的亨利城堡（Fort Henry）上，遥望圣劳伦斯河对岸的美国，自然会想到当时的战争：彼岸是用暴力从英国分裂出去的美国，而此岸是英皇属地加拿大。当立志独立的叛国者和坚定不移的保皇派在为不同国家战斗的时候，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今后彼此会成为友好的邻居——好到长达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不必设防，好到把两国许多城市共同参赛的职业冰球联赛称作“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俨然合二为一。亨利堡上狰狞的火炮和雄踞的炮台亲历了这世事沧桑，成为了这段历史沉默无语却心知肚明的见证者，以它特有的幽默向我们坦陈这段历史：在普世价值的感召下，刀戟转化为玉帛，敌视演绎成友谊。亨利堡也顺理成章地从军事要塞变成了游览胜地。 位于加拿大Kingston城外的Fort Henry，今天仍然飘扬着英国国旗。 这一切，只有在普世价值下才会有可能，只要在普世价值下就会变成现实。 7月，不管你在加拿大、美国还是法国，你都会感到普世价值的真实存在。当然还不仅仅是这几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一个民主的美洲国家，一个民主的亚洲国家，一个民主的非洲国家，你都会感到这些价值的坚韧张力。当具有了这些价值，彼此曾经的战争最终会被和平取代，一时的敌意会被友谊溶解。 我不禁会想到贝多芬1824年完成的《第九交响曲》。不管你是否喜欢音乐，今天请你听一下《第九交响曲》，你应该会被这伟大音乐所感动。请你也倾听加拿大国歌、美国国歌和法国国歌，你是否从它们的不同中听到了相同之处？那就是它们的共同价值——“自由”，亦即这三首国歌体现的最重要的价值。这就是人类价值的普适性。 “上帝保佑我们的家园，荣光和自由……”（加拿大国歌），“……那旗帜在自由的土地和勇者的家园上飘扬！”（美国国歌），“自由，挚爱的自由，与你的守护者一起战斗吧！……”（法国国歌）。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席勒作词的《欢乐颂》也是《自由颂》。 如果你还不懂“普世价值”，那么今天是你接近“普世价值”的时候了。尽管华夏历史上不曾有过为“自由”而战的经历，但是，它不应永远没有。 当我们今天再来看那些诅咒包含“自由”在内的“普世价值”却鼓吹独裁专制的“宇宙真理”的团伙时，不禁哑然失笑。这些人，今天只剩北韩的金家和其同伙了。“宇宙”到如此狭隘的地步，也该悔改了。他们其实从来不糊涂，看看他们为家人和钱财以及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退路——都是“普世价值”的国度，绝非“宇宙真理”的地方。 这个7月，似乎风平浪静，但潮流汹涌。如同圣劳伦斯河，流过Kingston，流过蒙特利尔，奔向大洋。让我们以加拿大国庆日的名义，向加拿大的价值——或曰“普世价值”——致敬。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3） 文：林炎平 卑劣的中国富人 对于中国的司机，非用“卑劣”便不能形容他们的行为。这当然是从统计上如此，而非每个人都这样。之所以在这里列举和对比了这么多司机的德行，乃因他们是中国富裕的代表。当今在中国，有车一族就是有钱一族，但却非有德一族。如果他们基本上是这样的德行，那么整个国民的整体素质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8年我在杭州的一个楼盘交房的时候看到这样两个人，大概是一对父子，可以买得起那里房子的应该是相当有钱的人了。面对一个女职员未必妥当的回答，那男人勃然大怒，用手指着女职员大骂。也许他觉得那个女职员对于他这样可以在这里买得起房子的人太不恭敬了。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就对那男人说，对女士你不必用这样大的口气。他转过头来对我大吼，他的儿子也声嘶力竭地帮着吼叫。那情景实在是让人对于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感到惭愧。 也许我们可以说，尽管有部分暴发户的修养跟不上财富的增长，但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出国见过世面的国人应该好多了。但就我亲身经历而言，仍然未可乐观。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下飞机后准备入关，人们都很规矩地在排队，而有国人在排好的队伍中间穿插，闷头走到前面去。后来有一个老外看不过去，就说：“你如果真的有比我们更急的事情，那么你就继续往前走吧。”这时此人才停了下来，看来这个人听得懂英语，受过高等教育，他也知道不好意思。但是在没有强制和有力的制约下，他的社会公德和道德准则没有起色。 2008年，就在中国从希腊点着奥林匹克的火种不久，我从雅典飞巴黎，同飞机有好几个国人，估计他们是到雅典来旅游的。上飞机后，他们坐在我的前面几排，接着我就听他们说位子被别人坐了，好像是要去要回来。有一个人过去对坐在前几排的一个西方女孩子嘟囔了几句，那女孩没有理会他，不知道是那个女孩子听不懂他的英语，还是她在专注别的什么。于是这帮人就开始用中国话骂了起来，说这个女孩装傻，在中国可以听到的国骂和脏话不一而足。一群男人，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一个沉默的女孩子，我觉得实在过分了。这时，这个女孩似乎意识到他们是在说她，显然她检查了自己的机票，起身走向后面，同时用相当标准的汉语普通话对那些国人说：“粗鲁”。 刹那间，那帮国人鸦雀无声。这个女孩子显然是看错了自己机票上的位子，坐错了。这样的事情，很体现国人的心理，一种仇恨和恐惧的心态。他们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坦然来面对和解决问题，于是就剩下在小圈子里谩骂的勇气了。在国内的那些网站上的谩骂，就体现了这种心态。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慷慨激昂的，也许只有这样，才宣泄了他们满腔的仇恨，掩饰了他们内心的恐惧。 我看到那个女孩子走过来坐在我这排另外一侧。毫无疑问，那些并没有这样心态的国人最终也被别人看作是一丘之貉。我没有对那个女孩子作任何解释，因为那是徒劳的，行为胜过任何语言，而解释只能被看作开脱。如果众多国人不改变自己的做法，那么所有国人最终也是牺牲品。当国人在国外被冷眼相向的时候，不要过多地指责那是种族主义，而应该反思自己的普遍行为。正是因为普遍低素质的行为，导致了别的人群对于国人的“偏见”。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一种“偏见”的话，也必须说很多时候这是一种“公正的偏见”。 和那些“有车一族”相比，那些必须自己挤公共汽车的人整体德行也如出一辙。在公共汽车上那些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没有残疾的男人，在看到妇女怀抱小孩，老人颤颤巍巍，居然也不知羞耻地稳坐自己的位置不动，丝毫没有让座的意思，有的更是装睡。这样的男人，在西方绝少看到。在这里，我要向中国那些在公共汽车上向老弱病残妇孺者让座的人致敬，他们并不富裕，也为数稀少，但是他们看似不起眼的点滴行为是中华民族道德暗夜中的烛光。 低下的社会道德 在一个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国北京，在西单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几年前一家商店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而免费向大家提供了数百把爱心伞，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方便使用，并同时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后能够送还，但所有被拿走的雨伞无一被送还。 更糟糕的是，向北京市区供水的京密饮水渠，原本是道秀丽的景观。两岸巨树参天，默默地守护着18.5公里的水渠，将洁净的引用水从密云送往京城。然而，这1200多棵巨大柳树却被生活在附近急于脱贫致富的人们砍伐殆尽。同时，为了生活方便，他们每天把垃圾倒在饮水渠边，堆积如山。冬天，这里是一个捕鱼、炸鱼者的免费游乐场，而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一个全天开放的天然游泳场，全然无视这就是下游人们的引用水源。最后有关部门被逼无奈，以毒攻毒，用铁丝网把水渠全副武装起来。 如果在中国坐过电梯的话，你就一定会深有感触。当你向一部电梯走过去，而电梯的门刚要关上，如果这时里面有人看到你奔电梯而来，他显然在拼命按键，那么他一定是在按关门键，好把你关在外面。你在电梯里也见识过如此行为，当看到电梯外面有人向电梯奔来，就会有人拼命按关门键，试图把奔来的人关在外面。那按键之急促、次数之多，足见其心理之阴暗。 相反，我从来没有在西方看到这么缺德的举动，而是，在看到外面还有人向电梯走来的时候，电梯里的人会按一下开门键，好让想搭乘电梯的人赶进电梯。他们在按键的时候都仅仅按一次，就安静地站在电梯里。他们在电梯里会互致问候，如果不说话，就用微笑。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试图把正在向电梯走来的人关在门外，但是在中国，却每天都看到。而在那些搭乘电梯的国人中大部分是一些城市白领，是一些受过比较高的教育和薪水比较高的人。我在国内每天都看到这样卑劣的人和事。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在试图把他人关在电梯门外时的理直气壮。他们丝毫不觉得这是自私和卑劣的，这才是一个社会的可怕之处。 在中国，你会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前面一个人推开了或者拉开了一扇门，在你即将到达这扇门的时候，他明明看到了你，但是仍然只顾自己走了。而你就会面对一扇在弹簧作用下狠狠关上的门。我曾经无数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和我有同感。我曾经看到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士，手里端着东西，而她前面是一个男的，那个男子把门推开时，那位女士距离他已经很近了。结果那个男人视若无睹，把手一松，门狠狠地迎面打向那位女士，把她手里的东西也打翻了。而前面那个男的也意识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但是头也不回。 在西方，你绝对看不到任何一个人会在打开门后径自走掉。他们绝对会回过头来看一下是否后面有人跟上来，只要他们看到后面的人距离不是很远，肯定会用手维持门的开启状态，从而使得后面的人可以顺利通过而不必重新开门。特别是男士，这个时候更特别注意。 国人的“争先恐后”是我走遍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看不到的。过去，我们尚可用物质贫乏来开脱这样的行为，但是目前在中国富裕的城市里，那些富裕的人们所表现的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的行为，令人十分困惑。难道物质富裕真的就可以自然导致精神文明吗？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俄国一度陷于经济困境，很多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需要排长队购买，甚至连面包都需要抢购。然而矗立在寒风中的人们沉默而安静，忍受着零下十几度甚至更低的气温，一排就是好几个小时，队伍丝毫不乱。俄国还称不上西方，但是和中国比起来，一切都成了西方，因为他们是如此地不同于中国。 在华夏大地上出现的这些令人难堪的情景，究竟作何解释呢？是缺钱，还是缺“德”？应该不言而喻。可能还有比“缺德”更为深层的理由。 一些平时尚可的人，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也很令人难堪。国外大学的快餐厅通常卖一些非常简单的食品，同时供应一次性的餐具和纸巾。我在校时一般中国留学生都很节省，很少买快餐，毕竟那还是不便宜的。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一些平时很老实节俭的国人，拿了很厚的一叠免费餐巾纸，吃一口，擦一下，吃一口，擦一下。而他们自己家里却是不买餐巾纸的。我感到很惭愧。那些纸巾本来仅仅是给买那些午餐的人准备的，如果大家都不买午餐却使用纸巾，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出呢？相反，和我同一个导师的一位法国同学，他是买快餐吃的。他也拿餐巾，但是只拿一张。一边是自己不买快餐、家里不买餐巾纸的却大肆浪费别人的或公共的餐巾纸，一边是自己买快餐、家里有餐巾纸的却节约别人的或公共的餐巾纸。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令人深思。 加拿大也有穷人，但是总的感觉是，他们穷得不一样，不仅仅是收入，也在行为。我一次去超市买东西，顺便把我平时积攒下来的饮料瓶拿去做回收。回收是给钱的，每个5加分。我拿着这20几个饮料瓶到了超市门口一看，太不巧了，在唯一的回收箱口，有一个捡破烂的人拉着至少两个巨大的塑料袋在那里一个一个往里扔。回收机只有一个小口，你塞进去一个，它就自动压扁一个存在里面，然后记录下来。最后会打出一张收据，你可以凭此到超市当现金使用或者提取现金。我想，他至少有好几百个这样五花八门的瓶瓶罐罐，我想把我的也给他算了，增加了他的收入也省了我的时间。 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按了“结束”的按钮，取出收据，对我说：“你先来，我还有很多。”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我匆匆把20几个瓶子扔进了回收箱，拿了收据对他说了谢谢就进了超市。我根本没有勇气把我的瓶子送给他，对自己刚才对他的看法感到惭愧。显然，人的精神境界并不由于物质贫穷而低下。 当然加拿大的穷人也有懒的，他们拿着政府的救济金去买啤酒喝，却不想找工作。我读博士的时候在我的住处附近经常碰到一个小伙子向我们这些穷学生要钱，说是要去买一杯咖啡喝。我对他说：“我自己都舍不得买咖啡喝，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他说找不到工作。“刷盘子的工作也找不到吗？”他不愿意回答我。 但是他们人都不坏。在中国，类似把窨井盖偷走去卖废铁，造成小孩子掉进窨井里身亡的事情屡屡发生。这样缺德的事情，在加拿大是没有人干的。就是再穷，也不会干这样的勾当。在加拿大，有人抢银行，但是没有人干这种非小人不会干的卑劣勾当。他们可以穷得很无奈，但是一般不会贪得很卑劣。他们中有坏人，但是少有卑劣小人。反观中国，某些达官贵人的贪得无厌并不由于他们腰缠万贯而有一丝的收敛。 其实，贫穷未必会导致素质低下，而富裕也不会导致品质高尚。唯物主义在中国大陆被滥用，实际上已经败坏了这个源于古希腊很有独到见解的哲学思想。偏颇的教育和宣传让人们无所适从，一会儿，所有的穷人都是好的，所有富人都是坏的；一会儿，只要社会富裕了，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在中国过去的荒唐年代里，同时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本来可以对世界构成更加完整和全面看法的哲学思想堕落成了“唯利是图”和“权威迷信”。 于是欢庆节日也缺少了社会公德。春节期间放鞭炮，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习俗。从春节前几天开始到正月十五，整个华夏大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失火频频，伤亡惨重。这个风俗没有得到禁止是因为整个民族都对于鞭炮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和感情。每年春节前后眼睛受伤的人，特别是儿童，多于全年其他时候的总和。每年春节期间由于焰火而失火的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整个春节期间各个大中小城市里硝烟弥漫，夜不成寐，甚至驾车都看不清道路。但是即便这样，这个陋习却年复一年，有增无减。半夜两点三点都可以在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巨大爆炸声惊醒。后来知道，这些人在半夜三更和凌晨放鞭炮是经过皇历计算的，亦即，他们从皇历上或者算命先生那里得知，在这个特定的时辰放鞭炮，就会使得他们来年财源滚滚。且不说这样的算命有什么根据，但是如此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缺德，除了在中国都难以见到。 我在加拿大的公寓楼里，有的时候会在我的门上发现一张纸条，大意是：我是你的邻居X楼X座XX，本周六晚上我有一个聚会，来的朋友大概不少。我们通常不会造成很大的噪音，但是由于人多也难免会比平时嘈杂。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谅解，如果有不方便请给我打电话。我们的聚会将在大约晚上12点以前结束。谢谢你的谅解。（署名，电话） 这样的姿态和礼貌，在加拿大是很正常的事情，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干涉到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别人和自己一样都具有同样的权利。这样的理念在西方从小教育，深入人心。每次我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国人的做派，他们一旦有了自由和权利，就不顾甚至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实在令人惭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礼仪之邦”堕落到如此的境地。 如果在社会风气比较好的国家待过，你会对这样的一些国人的行为非常厌恶。他们也许不是什么坏人，但是他们阴暗和卑劣的心理却由于这样一些看似非常小的举动表露无遗。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的一些人组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素质可想而知。 社会风气差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需要政府出面重塑价值观，“八荣八耻”的口号贴满了火车站等各公共场所：“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些本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竟然需要广而告之，宣传再宣传。这样到处张贴的效果如何？亦未可知。 把仇恨当作美德 和社会风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人对于自己的评价，许多国人说自己“太善良”、“太正直”，在这样一个极度缺乏诚信的社会中居然大多数还如此自我感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估计每个国人都听到过周围的人说“人善被人欺”。其一，说的人觉得自己很善良；其二，说的人深信善良是造成损失的原因；其三，说的人觉得自己不该善良。这样的心态，加上过去一直的仇恨教育，“仇恨入心要发芽”，随着样板戏的唱段家喻户晓，仇恨也就深入人心。于是自私和仇恨，成了民众理所当然的选择。在近代的华夏，自私和仇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各个阶层和众多灵魂。而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太善良”，于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只能是每况愈下。 如此自私和仇恨必然进一步降解国人的道德和劣化国人的行为，广泛的不分阶层的腐败是必然的结果。官僚的腐败不必我多举例子，看看那个身居高位的药监局长就可以理解了，而民间的腐败正是这种精神崩溃的表现，反过来又成为社会道德进一步败坏的基础，以至只要手里有一点点权利就要用来进行腐败。 中国工厂的产品在出运给国外的客户以前，会由国外客户指定的机构派人查货，检验按照科学的抽检方式随机抽检一定比例的数量，如果在抽检的产品中问题超标，那么就必须返工甚至不可出运。由于服装是手工制品，因此不完美是肯定的，要找一些问题就太容易了。于是查货员手里就握有产品的生杀大权，他们也很明白这一点。这时来自香港的查货公司和来自大陆的查货公司的雇员的表现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很大比例的大陆查货公司的人员会用手里的权力要挟工厂行贿。如果工厂不给好处，他们就设法让查货不通过。很多时候明明产品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却可以无中生有，比如，他们可以用手指把已经缝在衣服里的线头抠出来算作一个问题，这类问题数量超标后，产品就不能通过。如果工厂行贿使得他们满意，他们会“让我再看看吧”，然后更改查货结果，让产品通过。 他们通常并不会让质量严重不达标的产品由于受贿而通过，毕竟，客户在货物抵达他们仓库后还要检查，因此他们不想由于受贿而丢掉自己的工作。（毕竟失去了这个岗位，以后就没有受贿的机会了。）他们的做法是在本来可以放行的产品上做文章，要等到工厂行贿后再放行，否则不予放行。因此他们比那个药监局长还是要好一些。 而来自香港的查货公司的雇员就很少会这样。他们比较把雇佣他们的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货物是好的就是好的，是不行的他们也不含糊，他们也讲人情，但是通常不受贿。至少不会由于是否塞给他们钱而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 不幸的是，大陆的工厂通常都屈服于大陆查货公司人员的淫威，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国外公司的管理层也对此毫无办法，与其反映后得不到解决而使得那些查货员变本加厉，倒还不如就逆来顺受，付一些贿金算了，毕竟这些贿金和重查的费用比起来也相仿。正是这样的心态，查货的行贿受贿在大陆极其普遍。工厂一般都明白，大陆查货员少有不受贿的，而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查货员就少有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不在公民素质和社会道德的深度进行改进，将出现道德的“沉船效应”。所谓“沉船效应”就是一艘大船在沉没的时候会引起周围水域的巨大反常，以导致周围的船只都受到影响甚至沉没。中国普遍的道德低下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到国际。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外国公司，有的是很有声誉的，比如西门子，也不得不使用行贿的手段以避免他们的产品无法销售的危险。随着中国和国际的越来越多的交流，国人在道德上的缺失已经开始形成了道德的“沉船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以外地区被动的道德降解。在中国蔚然成风的假话、假货和贿赂极有可能在这样的“沉船效应”中影响到整个世界。中国的面子工程也在起着极坏的示范，在中国用举国体制取得的奥运会金牌丰收的成果下，有的国家也在考虑是否也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办金牌体育。这显然是一条背离奥林匹克精神的歧途。我希望西方绝不学习这样的举国体制，因为这已经不是体育，其和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背道而驰。 在现实空间的国人素质如此，那么在虚拟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好像是什么大陆的体育记者，在博客上号称自己如何和几个老外辩论，结果她所举例子是在美国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辩论”。由于此司机的政治观点和她不同，此记者就下结论，那些来自“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机要比这个白人司机和气得多，下车时她还给司机扔下一句话，“将来我不希望看到你向我讨啤酒钱”。我想，你干嘛不去北朝鲜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去采访，来美国干什么？我不知道此女记者在虚拟空间的“英勇”是如何虚构出来的，但是她把现实中的仇恨带到虚拟空间的努力却不容置疑。 于是在虚拟空间也充满了仇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网上的那些讨论，如果意见相左，那么接下来就不是什么讨论或者辩论，而是谩骂了。华夏的“泼妇骂街”，是世界一道少有的“风景线”。每人都肯定看到过骂街的情景，其实那些“泼妇”绝非仅仅女性，用“泼妇”这个词其实有性别歧视，因为“泼夫”也在数量和质量上绝对不逊色。网络的发达使得很多这样的“泼士”（这不带性别歧视，男女均可）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国人在虚拟空间的辩论于是必然升级（或者说降格）为骂街。谩骂和恐吓，揭示了国人的仇恨和无奈。 物质的进步，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并没有带来素质的提高，而只是把现实空间的骂街扩展到了虚拟空间。所以，不管有多好的物质条件，都不能保证良好的精神环境。技术的进步只是使得那些在现实空间的“泼士”变成了虚拟空间的“泼士”，也许形象和声音被虚拟了，但那低下的精神境界，丝毫未变。 如果“人之初，性本善”，那么国人的仇恨一定是后天获得的。如果一点点的观点不同就要如此杀气腾腾，那么真的关系到权力那就必得你死我活了。所以在华夏没有仁政。我经常会想到美国南北战争后林肯的著名葛提斯堡讲演和对于战败的南方的政策。胜利的北方（联邦）没有对失败的南方（邦联）进行报复，南方军队的高层没有任何人被作为战犯受处罚，李将军仍然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受到南北双方的尊敬，南方军队的士兵没有受到任何迫害，战争结束意味着一切争端都成为了过去，南北方的人们都是平等的美国公民，每届美国总统还为阵亡的南方将士献花。这样的理念和胸怀，不禁令人唏嘘。 因此在西方的互联网论坛上，绝少“骂街”的，一些争论堪称激烈，但是大家就事论事，绝无人身攻击，很多争论充满了幽默感。幽默感源于平和的心境和乐观的态度，如果内心充满了仇恨和恐惧，则幽默无从谈起。自私和仇恨直接消灭了国人的幽默感。 仇恨满腔必然导致幸灾乐祸，当美国发生911事件时，很多国人兴高采烈、喜形于色。当自己遭受自然灾害时，却寻求发泄对于别人的仇恨。只要谁表达哀痛不够，就起哄仇视别人。而他们对于真正的救灾，是绝不感兴趣的。“阶级敌人搞复辟，雹子下进了棉花地。”这一毫无逻辑可言的仇恨表达了文革时期一些人把天灾都归罪于人祸，这些替罪羊当然是无权无势的弱者；同时把一些人祸都归于天灾，这些人当然是有权有势的显贵。恨天恨地恨别人，于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华夏天昏地暗，人人仇恨满腔，个个自私自利。 煽动对外的民族仇恨，鼓噪对内的阶级仇恨，这是国人过去的一贯做法。我希望这样的愚蠢和不理智应该在中国新的一代身上消失了。但是，不，他们仍然在继续。如果不加以教育，甚至会愈演愈烈。 物质的富裕真的必然提高民众的素质吗？看看中国今天相对富裕的人，就不难得出结论：有钱和有德根本就是两回事。央视宣传公益精神的广告堪称做得不错，然而什么样的公众需要被告诫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公德？就差告诫“不要随地大小便”了，其实这也应该宣传，只是实在不好意思。如此宣传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民族道德水平的低下。一个自封的“礼仪之邦”，如今沦落到这步田地，实在是对于“礼仪之邦”之名不副实的坦白了。但是，这样坦诚的勇气总比掩耳盗铃要好得多。 我相信华夏存在过没有以上令人深恶痛绝的问题的时代，不管是春秋战国时代还是更早的时代还是别的什么时代，一定有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环境，一定有过充满谦谦君子而绝少卑鄙小人的年代，而且我们可以肯定那时的物质生活远远没有今天富裕。于是我们再次肯定，物质的富裕程度绝不能决定社会道德的高低。 我绝不认为贫穷会使社会更加合理，更不认为贫穷可以使人更加高尚。但我同样不认为腰缠万贯就可以导致好的德行。一个合理的社会和高尚的人们会使贫穷消失，而一个仅仅是富裕的社会和一群脑满肠肥的富翁和权贵并不能使得社会变得高尚，甚至恰恰相反。 我们未必能够找回那个曾经在物质上清贫但是在精神上高尚的时代，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我们丢失了“公益”和“善良”，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华夏积淀了太多的“自私”和“仇恨”。于是，我们知道应该在现在和将来做一些什么。 让我们坦承和直面这历史积淀吧。进步是从正视现实开始的。

音乐 数学 物理 老毕 和 二（三）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试图从美的最基本的基础之一——音乐的音程出发，去探讨人类科学和美的关系，他发现毕达哥拉斯是必要的起点。作者用了一些调侃的语言，希望这个有趣的话题不至于过于艰涩。 音域和音色 我们人的耳朵只能感知一定范围的声音频率，基本上就是在20Hz-20,000Hz。20Hz以下的叫次声，20,000Hz以上的叫超声，这两种声音我们都听不到。但是它们确实存在。次声对我们的健康有害，而超声有很多用途，比如医学上的B超成像检查，用的就是超声波。 乐器的频率非常有限，太低和太高的频率都令我们不悦，因此就不使用。比如我们的钢琴有88个键，其音域频率从最低的27.5Hz到4,186Hz。童鞋们不妨敲打一下钢琴上的最左侧和最右侧的键，已经可以感觉到太低和太高了。 钢琴确实音域很宽，有7个八度加4度，但是和耳朵可以听到的频率相比还是有限的。而我们人可以发出的声音频率就更加有限了。童鞋们可以一边敲钢琴的键，一边跟着唱，看看自己的音域有几个八度。如果你有一个半八度的音域，那就不错了。如果到两个八度，那就十分好了。如果可以到两个半八度，你就很有天赋了。不过记得不要在周围有人的时候试，免得把人吓跑了。也不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试，免得有人报警，因为你努力唱高音的时候恐怕不会比喊救命更加优雅。 试试你能唱几个八度 如果你有两个八度的音域，而且发现你可以唱到C5，（亦即440 X 2 X 2 = 1760Hz）那你是男高音，而且天份好极了。要是你可以唱到低音C2（亦即440/2/2=110Hz），那你就是男低音，并且值得骄傲了，因为中国人低音好的不多。如果你可以唱到C6，（亦即440 X 2 X 2 X 2 = 3,520Hz），那你就是很好的女高音了。 图表4：男低音和女高音的音域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男低音和女高音的音域实际上是有一段是重合的。但是，为什么即便在重合的这一段，我们仍然可以分出哪个是男声，哪个是女声呢？这就是音色的不同造成的区别。这就如同我们很容易分辨小提琴、钢琴、小号、长笛的声音。它们可能发出的是同一个频率的音符，但是我们仍然很容易辨别是哪个乐器发出的。童鞋们，这是为什么呢？ 当小提琴和长笛都奏出同一个频率的音符，比如C4（所谓Middle C）时，它们的基波相同，但是高次谐波却不相同。听起来这就是我们马上要进入直接从音乐爱好者变成疯子的节奏。在童鞋们变疯以前，我还是要再说几句。不想变疯的可以不听。 按照法国数学家傅里叶（Fourier，1768-1830）的发明和发现，任何一个振动都可以表述为数个或者无数个简谐振动的叠加。这里的所谓“简谐振动”就是正弦波振动。我们过去调钢琴的音高用的标准音叉产生的就是简谐振动，一个标准音叉只产生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而没有高次谐波，这样就避免由于高次谐波产生的一些不应该发生的共鸣的可能性。只有简谐振动可以做到这点，因为它没有高次谐波。 如下是傅里叶级数的表达式，说的就是上一段的意思。看到没有？N就是简谐振动的个数，它可以趋于无穷。 你相信吗，一个方形的波可以由无数个正弦波的叠加获得？我知道你不信，这就是你还没有变疯的证据。但是你很快就会变疯的。你看如下的图解： 图表5：一个方波可以由无数个正弦波叠加组成 图中蓝色的方形波在挑战我们的红色的正弦波：你要模仿我？你来啊！ 好了，我们第一个正弦波（红色）来了，频率和方形波显然一样，两个波形的差距之大显而易见。很好，没有变疯。接着，第二个正弦波来了。这个正弦波具有两倍于方形波的频率以及较小的振幅，其和第一个正弦波叠加后，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了。好像是方了一点？我是说疯了一点。接着再来第三个正弦波，其频率是方形波的三倍，振幅更小一些，以上三个正弦波叠加后显然波形更方了。我是说更疯了！经过四次叠加，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相当方的波形。你还不信再叠加下去红色波形会越来越方并且最终和蓝色的方波彻底重合吗？傅里叶级数的误差分析就证明了：只要N趋向无穷，红波和蓝波之间的误差就趋于零。也就是说彻底重合。 我知道你已经变疯了！恭喜了！你向毕达哥拉斯迈进了一步。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音色和音高的关系，以及音色的秘密了。那第一个正弦波，就是音高。后面所有的正弦波的叠加，就是音色！这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听出长笛和小提琴的差别，这也是为什么你不会弄错男声和女声。 但是，未必。有的男声听起来像女声，反之亦然。这就是因为，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高次谐波也相同了。比如太监。 正是有了傅里叶级数，我们现在可以用电子合成任何乐器的声音。这就是你可以买一架电子琴，可以选择奏出各种乐器的声音。有电子琴吗？试试。合成的音色非常像原来的乐器，几可以假乱真。这就是用了傅里叶级数的原理，把钢琴的高次谐波加上去，你就听到了钢琴的声音；把小提琴的高次谐波加上去，你就听到了小提琴的声音。 令人不安和快乐的振动 振动既令人不安，也与人快感。如果你想到了地震和车震，那说明你还挺幽默。不过我们这里不说这个，只说广义的振动。 这种令人不安和与人快感的两难，却构成了某种人类创造文明的原动力。在不安和快感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而音乐，正是这种进步的一个重要象征，亦即：让不安和快感产生刺激，却又达到和谐。这应该就是音乐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 振动不可避免，英雄让振动成为音乐，并告诉你这样的美好可以通过理性获得；而枭雄让振动成为噪音，并告诉你这样的灾难不可避免。一个伟大的制度是让个体的振动保持足够的独立，并形成共同的和谐；而一个卑劣的制度是让所有个体都失去自由的振动，而让个别人去折腾所有个体。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群会有伟大的合唱，比如巴赫的大合唱，贝多芬的《欢乐颂》，而有的人群却只有在万马齐喑的集体静默和声嘶力竭的山呼万岁之间徘徊。 毕达哥拉斯在2600年前的那些对振动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有关数学、物理和音乐之间关系的启迪。我不知道老毕当时把哪个作为他的优先级，数学？物理？音乐？我觉得这都不是他的所要追求的。他真正追求的是认识这个世界的奥秘。他把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从具体的物质转向了抽象的概念：在物质的表象背后有着更加真实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可以不是物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超越了他的前辈泰勒斯和米利都学派。他是如此地极端，居然把世界和物质一刀两断，却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数认为是世界的本源，而物质只不过是其表象。以至于他的后来者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几乎可以认为是泰勒斯们和毕达哥拉斯的思想的折衷。我不知德谟克利特是否真的折衷了毕达哥拉斯和泰勒斯，但是毕达哥拉斯充满勇气和智慧的论断应该足以让德谟克利特在提出世界万物都是由相同的不可再分的原子组成这一理论时少了一些犹豫。 老毕：追寻世界本源 我相信当时老毕也是非常痛恨无理数的。但是那个出格的门徒正是由于老毕的精神才发现了无理数。我不知道老毕应该是感到骄傲还是沮丧，无论哪种，都是他那个学派的光荣和悲伤。他们的探讨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后的人类社会。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大学毕业20年后还会复述老毕和其门徒的证明，不少甚至忘记了老毕，但是老毕仔细论证过的音程和它们之间的和谐或者协和令我们绝大多数人心驰神往。很少有人对任何音乐都不感兴趣。 据说“不懂音乐的人的人格是不健全的”。我非常相信这点。尽管我觉得老毕很二很疯，正是有了这样的疯子，我们这个世界才变得理性和明亮起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我相信，没有毕达哥拉斯也会有音阶，也会有音乐。但是，如果没有了毕达哥拉斯这些人所代表的精神，人类对于音乐的理解可能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而且那些伟大的作品未必会问世。 老毕的发现是极其基础的，基础到没有人在欣赏音乐的时候会想到他。但是，如果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优美的散文，贝多芬的音乐是伟大的史诗，那么毕达哥拉斯的音阶和和弦就是文字和语法。没有了文字和语法，任何散文或史诗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在欣赏优美的散文和伟大的史诗时，很少会想到文字和语法，它们的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记住毕达哥拉斯吧！正是他，给出了音乐的文字和语法。这是音乐无法撼动的基石和永恒的理念。 确实，振动带给了我们的不安和快感。而和谐的音乐使得这种不安和快感升华为震撼心灵的天籁。我很愿意建议读者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体验人类是如何将这种不安和快感登峰造极为如此伟大的音乐的。但是，在这里我却建议你在此时听一首很短小的曲子，其是众多伟大的曲子中的一首。我建议它，既是无意也是有意。请品尝和思考这首曲子。这就是Pachelbel（1653-1706）的“Canon in D”（D大调）。这是交响乐之尚未问世的1700年以前的曲子。Pachelbel比巴赫早30年，比贝多芬早100多年。它是音乐作为文艺复兴的成果的重要代表。 【1】 这首曲子和它的同时代的音乐一起，造就了巴洛克时代的音乐，也为巴赫和海顿铺平了道路，为贝多芬的登峰造极做好了准备。 贝多芬的音乐是令人极其不安的，它令人振奋，令人思索。他的音乐就是宣言：让令人不安和与人快乐的振动永远激励我们！ 那些美丽背后的数学 我们介绍了Canon in D，其实，Canon并不是这首乐曲的名字，而是一种规则，Canon in D的意思是用Canon这个规则写的D大调乐曲。Canon是音乐应该尊重的完美的规则，并且，Canon作为一种美学规则，也不仅仅用于音乐，同样可以用于绘画。而实际上，Canon在绘画上的运用要比在音乐上早得多。 文艺复兴的绘画在艺术领域里最先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波特切利在1482年创作的《春》和1486年创作的《维纳斯的诞生》是这个伟大新时代的先驱 。【2】在这里也顺便纪念一下吧。插图是这幅画的局部，当代好事者在画面添加的斐波那契级数地砖（Fibonacci Tiles）是为了说明Canon在绘画审美上的运用。（这将在下一节阐述）。 Pachelbel在此200年后创作的Canon in D，似乎是音乐对绘画先驱们的一个回音。至于为什么文艺复兴的精神在音乐上的体现要比在绘画上晚了200多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到底为什么音乐的进步滞后于其它艺术的进步？这仅仅是中世纪走向文艺复兴的一个特例？还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希望大家来寻找这个答案。 在公元前800年，古希腊的行吟诗人荷马在希腊城邦间云游的时候，我们今天只知道他吟诵的内容，以及使用的乐器，但是并不知道他吟唱的旋律。那些旋律永久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了，而这些史诗所传唱的古希腊理念却在希腊地区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进而产生了独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理念。如果没有荷马和他的史诗，我相信古希腊不会有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也不会有梭伦以及后来的克里斯蒂尼和伯利克，也不会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也不会有埃拉托色尼和阿里斯塔克。当然，也不会有毕达哥拉斯。介于荷马史诗的传唱和此后城邦政治的繁荣之间的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也许是一个无法彻底在这里讨论清楚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毕达哥拉斯的意义跨越了当时的空间也跨越了此后的时间。 图表6：波特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局部和可能的斐波那契级数的审美意义（Canon） 【3】 古希腊和毕达哥拉斯时代的音乐已经不可考了，音乐不像建筑，后者几乎与世长存，但是前者却瞬时即逝。但是伟大的音乐一定以其的深厚和振奋把自己凝固在当时的建筑中，我相信任何时代的建筑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而建筑则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振动在时域中表现的动感，而建筑是振动在频域中表现的静态。（我这里提到了“时域”和“频域”，这是两个术语，不谙数学物理的童鞋可以不理会它们，只要知道“时域”是关于动态时间的坐标，“频域”是关于固定频率的坐标。） 毕达哥拉斯证明了音乐和数学物理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和“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意义同样深远。 如果没有数学，也就不会有物理。没有了数学和物理，人类社会还剩下什么？洪荒一片，这而绝非危言耸听。而没有了数学规律，也就没有了音乐，人类社会将只有噪音。 音乐一定是通过数学和物理更加长久地成为我们人类精神上的永久建筑。 数学、音乐和物理同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毕达哥拉斯之后2000年，文艺复兴时代的伽利略如是说“上帝是通过数学创造了宇宙”。他的时代还不能接受他真正想说的话“只有数学不可怀疑”。这是毕达哥拉斯“数是万物之源”在2000年后的伟大回音和共鸣。 如果以上写的让你对音乐的物理数学原理有了一点了解，让你有了一些探讨音乐背后的理念的理由，让你对音乐本身有了一些兴趣，那就请你谢谢毕达哥拉斯吧！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NQLJ1_HQ0（Pachelbel Canon in D Major - the original version）国内的朋友只好在别的音乐网站上找，或者直接在iTune上下载。 2 https://artislimited.wordpress.com/2012/10/03/the-canons-of-beauty-in-the-history-of-art-the-golden-mean/ 3 参见卡农的美学意义http://en.wikipedia.org/wiki/Aesthetic_canon （未完待续）

特洛伊之夜 文：林炎平 2009年仲夏，我独自探访地中海东岸的古希腊遗址，到达特洛伊古城遗址时，已近黄昏，那一夜，阴错阳差，这静谧被古尔邦节的嘈杂暂时打破，此后居然难以入眠。 这就是特洛伊？ 就是那个如雷贯耳， 却从未谋面的特洛伊？ 那木马的阴谋是否遗迹尚存？ 那海伦的美貌是否弥久依稀？ 特洛伊， 由于空间的遥远， 和时间的长久， 令荷马史诗显得更加神秘。 自从我知道了古希腊， 特洛伊就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自从我朝觐了迈锡尼， 就决心拜访特洛伊。 于是， 我从伯罗奔尼撒半岛， 海伦、莫奈劳斯和阿伽门农的故里， 奔来特洛伊， 帕里斯的王国， 也是海伦随他私奔的目的地。 风尘万里， 与其说是为了那遥远的故事， 不如说是为了海伦的魅力。 并不是每个男人， 都会为了美丽的女人而忘乎所以， 但似乎每个女人， 都会为了心仪的男人而无所畏惧。 而我，跋涉了半个世界， 只为寻找四千年前的流岚虹霓。 那个帕里斯并无定论， 却成了所有男人永恒的妒忌， 而海伦定义了美丽， 永生在每个男人的心里。 我不会去寻找海伦的墓冢， 因为这样美丽的女人 永远不会故去。 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里 海伦和阿芙罗蒂特依然风姿旖旎。 我确信， 老去的可以是岁月， 但绝不会是她们的美丽。 这是一个寻常的夜晚， 四周一片静谧； 这也是一个独特的夜晚， 静谧中也有嘈杂的间隙。 我再也无法入眠， 于是摸黑像幽灵一般 游荡在特洛伊遗迹。 头上的星空璀璨， 让人想起康德的不朽名句1； 脚下的小道难辨， 令人回首世事的坎坷崎岖。 这一夜， 便阅尽了数千年， 穿越荷马史诗的悲情朗夜， 沐浴今天的雾霭晨曦； 道别久远文明的坚韧烛光， 迎来眼前的晴空万里。 我站在特洛伊的城墙脚下， 这历经鏖战的古城南麓， 已没有了阿喀琉斯战车的轮辙， 也难寻赫克托尔枪矛的痕迹。 只有那按照记载和想象复原的木马， 耳语着那破城的诡计。 那是何等惨烈的战争！ 值得吗， 为了一个私奔的美丽？ 古城因此焚为灰烬， 英雄从而相继故去。 惹得千年后的古雅典剧作家， 为此写下著名的悲剧， 让人世世代代面对悖论和哲理。 一场由于私奔而导致的冲突， 与其报以战争毁灭， 不如让情侣结伴永远离去。 让有情人都各自私奔， 这将导致一个美好的世界， 还是如火如荼的妒忌？ 荷马以特洛伊的名义， 定义了史诗和悲剧—— 置理性于道义的两难， 让正义在磨难中质疑。 这是四千年后一个无月的静谧夜晚， 一个看似和特洛伊毫无瓜葛的我， 在为这荷马史诗所述的故事叹息。 不为曾经的轰轰烈烈， 只为永恒的落雁沉鱼。 特洛伊， 谁说你今天只有废墟？ 你的断壁残垣依旧矗立， 仿佛诉说着海伦的美丽和勇气—— 既然曾憧憬天堂， 就不必再恐惧地狱。 这个世界， 不需战争， 不需妒忌， 只需美丽。 这个世界， 不需男人 为妒忌而进行的战争， 只需女人 为爱情赴汤蹈火的勇气。 以及世人， 为美丽舍弃一切的离奇。 1 康德的名言：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 在特洛伊遗址边的小旅馆落脚。 晚餐简单但是可口。 按照想象重做的特洛伊木马。当时的木马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曾经鏖战过的古城南侧。

中国模式为什么不值得骄傲？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编者按：这是一篇写于三年前的文章，但今天读来依然十分切中肯綮。时下，虽然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但啧啧赞叹“中国奇迹”，津津乐道“中国模式”者，仍大有人在。这篇文章让你明白，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模式不可能持久。 在西方政府的债务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显得很“靓丽”。有人振振有词“中国模式”的优越。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之一：高额外汇储备的由来 中国的外汇储备促成了中国成为美国的债主，严格地说是中国政府成了美国政府的债主。那么这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假想的小村子： “东村”，村民多务农，本来与世隔绝，内斗不断，生活贫困。“西村”，科技发达，社会公平，生活富裕。 东村眼看无以为继，村长终于决定向西村开放。东村因劳动力廉价而产品便宜，西村因此乐意向东村购买，付美元给东村。村长立下规矩，出口所得美元都必须由村长家保管，并由村长家印刷东村货币“人民币”给出口的村户，而人民币不许自由兑换成美元。 这样，村民年出口的全部10万美元，如数进了村长的账户，村长用它买了西村的债券让它安全下崽，而村长按照自定的汇率印刷70万人民币给村民。长此以往，东村就成了西村的债主。 中国模式之二：高增长低通胀的秘密 东村的年产能是20万美元，如不出口，则都将在东村销售。为此，村长需发行等值的货币140万人民币。如出口了价值10万美元的产品，就只剩下另外10万美元的产品进入东村市场，村长为此发行70万人民币。但村长还需同时为出口的10万美元产品印刷70万人民币给出口户。 于是，市场上只有价值70万的产品，却有140万的货币。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但为何东村并未出现严重的通胀问题呢？这是由于，西村不是简单地向东村买产品，而是投资给东村让其生产，而投资多以设备和技术的形式进入，它们大大提高了东村的生产效率。 比如东村一个工人在开放前平均只可以生产摩托车0.1辆/月，而由于西村提供的设备和技术，现在可以生产20辆/月，生产效率提高了200倍。即便忽略出口的那一半产值，留在村内的产值也提高了100倍（10辆/天）。而这个工人的实际工资可能只提高了20倍。这样一来，投入市场的产品价值仍然超过了货币（包括工资）的增长。这就避免了通货膨胀。 所以，只要西村的设备和技术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东村，则东村出口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不大。 中国模式之三：政府财政收入涨幅高于GDP和工资 由于村长只许美元换成人民币而人民币不能自由换成美元，于是在东村流通的人民币就越来越多，同时村长家购买西村国债的美元也越来越多。由于村长以自己的名义购置成西村国债，因此其所有者不再是村民，而是村长家。由于村长代表了村民，因此这些钱就是村民缴纳的税收。亦即，所有的出口，都变成了税收。而村长只是印刷了和出口价值等值人民币给出口户，流入东村市场。 因此，村长由于出口而发财了。本来，这些美元都应该在村民手里，而没有村长什么事情。但是村长这么一个高招，结果村民拿到了村长家印刷的人民币，而美元就到了村长手里。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条件：银行由村长所有，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由于出口实际上成为了税收的一部分，那么出口的增长就是税收的增长。因此东村村长的财政收入每年的增速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速。 东村村长的收入增长还有别的因素，比如土地的出售，用纳税人的钱修路后然后再向纳税人收过路费。然后，是毫无约束的增加税收和收费种类。 中国模式之四：吞噬西村的“生产力红利” 以上三种情况的本质是东村利用自己的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侵吞了西村的“生产力红利”。正是西村让东村享有了这“生产力红利”才使得东村具有“高增长低通胀”。而这种“生产力”本来是西村创造的，其“红利”应该由西村人自己享受，但是由于资本的逐利倾向，而流向了低工资地区，使得本来应该享有此红利的西村蓝领工人失去了这个机会，而东村则不劳而获。 为了享有西村的“生产力红利”，东村必须有一系列的政策，比如控制汇率。很多外人对此很不理解，为何不能自由兑换？当然不能！一旦自由兑换，价格差很快会消失，由此导致的“生产力红利”的流向也会随之终止。 资本的罪恶是显然的，它流向东村以获取更大利益，而这是以损害西村蓝领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中国模式就建立在此上。这罪恶通过中国模式得以实现。所有穷国都会有这样的过程，但不会像中国模式这样登峰造极。别的国家无法垄断国家资源，无法控制货币汇率，而中国可以。 中国模式之五：二次分配中的劫贫济富和贪污腐败 东村的税收政策意味着，东村村民把本应属于他们的收入交给了村长，由村长代替他们花钱。这样一方面抑制了村内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增加了村长家的浪费和贪腐。在西村由于有各种独立的监督，使得浪费和贪腐受到限制。但是在没有独立监督的东村，村长的税收使用直接和贪腐浪费连在一起。比如，村长征税100万，然后拿这100万投入基础建设，把项目给了他的小舅子开的公司，此人把20万打到村长在西村的私人账户，村长便政绩也有了钱包也鼓了。事情还没有完，小舅子继续按此办理，将项目转手获利。如此层层转包，层层发财，最后真正花在工程上的资金就很少。这就是为什么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普通民众生活每每艰辛。 纳税人的钱就这样一部分变成了地标建筑，一部分成了贪官的战利品，一部分成了吃喝玩乐的发票，还有一部分被浪费掉。真正变成东村村民利益的部分是很小的。 但是，东村普通村民的生活比起开放前还是改善了，这是由于有这么大量的生产力的引进，亦即“生产力红利”的无偿流入，其如此巨大，以至暂时掩盖了浪费和贪腐产生的消耗。 中国模式之六：半计划经济和半市场经济的弊病 计划经济已经被历史证伪，而市场经济才是正道。在中国部分实行市场经济后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活力，但是，计划经济守住了半壁江山，近来甚至颇有“国进民退”之忧。 计划经济一部分成为面子工程和贪腐浪费的源头，而市场经济部分成为转嫁危机的替罪羊。没有市场经济，那么计划经济是无法变现的。最明显的是中国的股市，一些国有企业的危机是通过股市转嫁掉的，将他们的危机变为股民的危机。而贪污腐败的最后变现也是要通过市场经济。 事实上，计划经济是寄生在市场经济上的，引进的生产力导致的极大物质丰富和出口繁荣掩盖了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经济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经济转嫁危机和攫取利润。市场经济实际上成为了计划经济的提款机和危机转嫁对象。比如中石油和中国电力，他们和发改委沆瀣一气，一再提价，直接转嫁危机给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税收，通过强制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迫使市场经济体向计划经济体输血。而这些不合理的税收直接补贴了计划经济。如此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模式实际上仅仅是由于借助引进的“生产力红利”才得以生存。 按照这样的机制，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破产以前永远不会破产。就如同癌细胞在正常肌体全部死亡以前不会死亡。计划经济实际上不是经济，而是一种和权力共生的掠夺机制。公路的收费就是一例，用纳税人的钱修建公路，然后向纳税人收费，而且是无止境和不透明的。由这些收费导致的物价上涨都最终都转嫁到了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头上。 计划经济使得中国的价格严重扭曲，利益天平严重倾向于计划经济体，亦即国家控制的部门。所谓国企，并非真正的企业，而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之七：对西方国家蓝领工人的损害 和中国政府的税收每年大幅上扬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每况愈下。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西方国家企业的外迁。比如一些劳力密集型的企业经过这数十年，基本上都迁离了西方国家。就拿苹果公司来说，其世人喜爱的产品的研制都在美国，但是组装却绝大部分在中国。亦即，这些本来属于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机会从美国流失到了中国。中国不费分文，便取得了这些就业机会。从而，这些就业机会产生的税收从美国消失了，而给了中国政府。 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向永远向着收益高的地方，于是资本流向低工资地区，而劳动力流向高工资地区。这也就是为什么富国到穷国办厂，而穷国向富国移民。由于后者牵涉到移民政策而障碍重重，而前者相对来说很容易。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前者更加容易。于是，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而低人权加剧了这样的流向。别的相对民主的穷国，不能随意拆迁，但是中国可以。这给予了基础建设的方便，而基础建设又是贪腐的最好机会，这些都使得基础建设可以快速进行，以牺牲长远利益增加了近期的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 重庆的薄熙来一边唱红，一边给予优惠条件加大力度引进国外的企业。他要的就是这生产力红利。这很有讽刺意义，共产党宣言曾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现在联合起来的不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而是富国的资本家和穷国的无产者，而撮合这联合的是穷国政府。 最后导致的是富国的政府很穷，而穷国的政府很富。美国加州政府几乎破产，而在加州的各大公司，包括苹果公司，却富可敌国。这理由是显然的，这些公司由于资本流向第三世界而降低了成本，而蓝领工人却失去了工作，州政府也由此而失去了纳税基础。而支付巨额的失业金则给政府雪上加霜。 中国模式之八：侵犯和剽窃知识产权 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企业是不用盗版软件的。从基本的办公软件到高级的专用软件，中国公司都在使用盗版。 如果今天立即禁止使用盗版软件，那么中国95%以上的企业就会立即瘫痪，99%以上个人电脑立即成为废物。 这个话题就不必举例子了吧，所有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中国模式的终结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建立在两个支柱上：在国外剥夺富国的蓝领工人，在国内剥夺底层劳动者。那斐然的成绩，只是西方生产力红利被中国享用的结果。“中国模式”本质上是“轮椅模式”，以残疾之身心靠着西方提供的“轮椅”前进。“轮椅”掩盖了残疾，甚至貌似潇洒。 “轮椅”是当初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过去了数十年，居然沉湎不能自拔，甚至以此标榜自己，这便有失公正，甚至是无耻了。这些年所发生的“奇迹”，并不源于中国，而是来自西方。如果没有西方提供的“轮椅”——生产力（技术、设备、工艺）和市场，并无奇迹之可能。 如果真有“中国模式”，那就是经济成就并没有带来社会公正。许多民族在走向富裕的同时也走向了公平和正义，但是中国没有。这数十年来中国社会道德进一步滑坡，遂使中国成了世界道德洼地。大量不分贫富的中国人逃离中国，这移民潮说明了什么？富人留后路，穷人找前途。 我们必须从“中国模式”的美梦中醒来。内部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来自外部的生产力红利也难久远。随着低工资优势的减弱，生产力红利必然式微，最后干涸于管理的浪费、官员的贪腐和社会的不公之中。 及时政改，机不可失 我们必须看到，尽管“中国模式”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比起毛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批评中国模式，是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问题的答案绝不在过去，怀念毛时代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说未经历过毛时代而美化之是一种无知，那么经历了毛时代而怀念之就是一种罪恶。 中国的前途不在于自封的“中国模式”，而在于——走出这“轮椅模式”，走向普世价值。

为啥中国教授贬值？ 文 / 嵇少丞（蒙特利尔） 不久前我在搜狐博客上读到一篇文章——《国产“黑鹰”何时出现》，感慨良多。“黑鹰”是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生产的双涡轮轴引擎、单旋翼直升机，其最大起飞重量达9185公斤，转场航程大于500公里，外部货物钩可起吊3630公斤重的货物，内部油箱1370升。该机配备两名飞行员，货舱内可搭载12名乘员，紧急情况下可搭载19名乘员。关键是“黑鹰”直升机的飞行安全可靠性超群，在高原与山区等地势险恶的地方飞行，“黑鹰”所占的优势更显著。1984年，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为了联手抵抗苏联，美国向中国出售24架S-70C民用“黑鹰”直升机，每架600万美元，再加上3套单价78万美元的外挂式副油箱系统以及维护直升机所需的工具备件等，中国总共花了1.5亿美元，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啊。之后中国还想高价购买老美的“黑鹰”直升机，可是老美硬是不卖给中国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款直升机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的高原性能最好的直升机，“黑鹰”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一旦高原山区发生诸如汶川地震、芦山地震这样巨大的灾情，依然还需伏枥老骥的“黑鹰”披甲上阵，因为实在派不出能力比它更强的直升机了。这就是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到2013年的芦山地震，第一时间待命的总是“黑鹰”直升机的原因, 可是，当年买回的24架“黑鹰”除了摔毁的4架，现在能飞的越来越少了，毕竟持续服役太长时间了，加之老美不卖给我们“黑鹰”的零部件，所以坏了无法修。 美黑鹰直升机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中国广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9462.3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资源5550.4万人，高技能人才资源2863.3万人，农村实用人才资源1048.6万人。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研发人员数量达到288万人，也是世界第一。2012年全国研发投入达到1万亿元，即使在世界上也是数得上的。另外，据教育部的数据，近十几年来，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中国大学教授总数世界第一。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学者发表科技论文越来越多，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许多关键性核心技术依然掌控在西方人手中。从1984年到现在，近30年过去了，中国不但自行研制不出“黑鹰”这样的直升机，而且连模仿制造也搞不来？痛心啊！教授满街走，真才有几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界的悲哀！中国大学的悲哀！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聪明勤奋吗？我们不是劣等民族？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还这么落后？中国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不缺人才”？在科学技术方面，从来就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人海战术）说了算，中国不是不缺一流人才，而是太缺一流人才。从国外引进几千“千人学者”，又有几人真正全职回国？有的被引进的“千人”甚至有严重的学术不端问题，被国外大学与研究所勒令下岗。屈指可数的几个大海龟（施一公、饶毅）还常被网上的泼皮土鳖骂得狗血喷头。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一流人才，钱学森之问迄今无人回答。中国科技人员的整体业绩太让人失望了。在中国科教界，很大一部分科研经费没有用到科研的刀口上，不幸成为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甚至还有大学校长，接受建筑商的大量贿赂，花大钱到澳门赌博，包养80后女学生，被判处无期徒刑。网络上人们常常把教授写成“叫兽”，社会上大学教授贬值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为什么过去的大学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季羡林先生语），而现在的教授却如此“沦落”，反差的致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大学教授们自己不争气。 相比之下，西方特别是老牌的西欧国家如德国对大学教授非常尊重。本人曾于1998－1999年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度过一年的教授学术假，所在的国立研究所在我办公室的门上写着“Herr Prof.Dr.Shaocheng Ji”（嵇少丞博士教授先生）。每次旅行，秘书给我买好的飞机票、火车票上我的名字之前也印明“Herr Prof.Dr.”，如此“不厌其烦”标明头衔，德国人对教授的尊敬由此可见一斑。 欧元之前的德国马克上印着德国历史上著名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的头像。在德国大小城市中，用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公园比比皆是。德国前总理科尔说过，“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德国马克上印着德国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的头像。 德国人为何对大学教授如此尊重和尊敬?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教授们用他们的实际业绩赢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尊敬，二是民众从教授们创造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成果中享受到实际的利益。 德国历史上出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柯亨、那托尔普、卡西尔、文德尔班、卡尔纳普、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伟大哲学家；产生过马克思、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著名思想家。德国产生了像欧姆、赫尔姆霍茨、克劳修斯（热力学第一定律）、伦琴（X射线）、狄塞尔（柴油机）、普朗克（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相对论）、玻恩和海森堡格（量子力学）等著名物理学家；高斯、莱布尼茨、哥德巴赫、雅可比、狄利克雷、黎曼和希尔伯特等杰出数学家。德国也有过许多伟大天文学家，如天体力学的奠基人开普勒，星云假说的提出者康德，现代理论天体物理学大师史瓦西等。德国还是世界化学王国，出现过经典化学大师李比希，光化学巨匠本生，生理化学先驱科塞尔。德国在生物学方面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它诞生了比较胚胎学之父贝生、细胞学说创始人之一施旺、细胞病理学之父微耳和细菌学奠基人之一科赫等著名生物学家。德国也有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巨匠，例如，大诗人歌德、戏剧家席勒、浪漫主义诗人海涅、童话大王格林兄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亨利希曼。德国是世界著名的音乐王国。世界音乐发展史上好几个代表人物都是德国人，例如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巴赫等，德国出现了光照世界的大画家如丢勒和贺尔拜。德国的洪堡大学（1949年前叫柏林大学），一个学校就有29位诺贝尔奖得主。可是，一个人口十几亿、高呼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许多年的大国至今依然没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既然德国的教授为世界文明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怎能不受人民尊重和尊敬呢？ 　 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 德国之所以在学术和思想界名人辈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很早建立了完善的大学教育系统。早在19世纪初，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便厉行教育改革。根据洪堡理念，大学的基本特征有二：寂寞（独立）和自由。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大特征为依据。大学的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一定与之保持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在洪堡看来，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没有寂寞（独立）就没有自由。 19世纪初, 普鲁士惨败于拿破仑的法国，虽然当时普鲁士要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国王威廉三世依然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下决心要办好普鲁士的教育。柏林大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了，威廉三世不仅把豪华的王宫捐献出来作为柏林大学的校舍，而且每年还为柏林大学拨款15万塔勒。而在教育大臣洪堡为学校做的预算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用作了建筑费用，较多的经费则用于聘请真才实学的一流教授。在洪堡大学的预算中，比人员工资预算还要多出一倍的是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经费。洪堡明确提出：“国家必须对教学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大学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是职业或技术培训中心，更不是卖文凭的机构。” “为科学而工作”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风。上世纪20－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惜，近60年来人们把这样的理念几乎忘了, 更甚者——出大官者，乃杰出大学也。 孕育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德国洪堡大学（原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刚创建时，教授的标准工资是年薪1500塔勒。可是当时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家庭，年生活费仅需150塔勒，也就是说，一个柏林大学教授的工资足够养活10户手艺人家庭。生活在一个经济收入“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中国，教授是很难有足够的自尊和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尊敬的。德国和西方国家大学的教授名额有限，每个专业一般只有一个教授。中国大学教授太多太滥，同一专业往往有20几个教授，有的正教授都没有发表过什么有影响的论文。在国外找不到助理教授位子的博士后，往往一回国就成为正教授，就以为和国外正教授对等了，其实不然。所以，中国存有严重的“职称泡沫”。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大学的教授尊重和尊敬呢？为什么当今教授越来越贬值，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中国大学的教授中没有出现莱布尼茨、爱因斯坦、普朗克、玻恩和海森堡格等那样杰出的科学与文化大师，没有发明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照相机、计算机、手机等，也没有发现电、微积分和相对论。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器、交通和通讯都是西方科学家原创的成果，中国大学的教授对这些重要的人类文明几乎毫无贡献。这里既有关键的体制问题，当然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再看中国大学校园有些教授，不用谈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了，简直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没有差别，拉帮结派，吹牛拍马、投机钻营，溜须拍马，混迹于市俗，热衷官场，勾心斗角，或滥竽充数，不懂装懂，误人子弟，剽窃国内或国外的论文，制造垃圾论文，他们哪里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或在酒桌、歌厅、麻将桌上花时间，这类人注定在科学上没有创新。如果连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都没有人管，这种氛围中又怎会出得了真正的成果？ 教授贬值如同货币贬值，实货不多，还猛印钞票，货币就贬值了。中国教授学术不高、贡献不多，却人数很多。所以，教授贬值就呈必然之势。

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如何面对？ 文：钱理群 本文是著名教育家钱理群教授为原深圳中学教师马小平编著的《人文素养读本》所写的序，该书后以《叩响命运的门：人生必读的102篇人文素养经典》为名出版。 我曾经说过：“不要看轻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要低估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潜能”。我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着的，就是先后在东莞中学和深圳中学任教的马小平老师。近十多年，我有幸在全国范围结交了一批出色的中小学教师，马老师以其全球教育眼光，高瞻远瞩，思想深邃，而让我格外关注。 因此，2004年，当我得知马老师身患癌症时，是极为震惊的。后来听说他在住院期间，编了一本中学生《人文素养读本》，出院后就在深圳中学开设专题课，很受学生欢迎。这件事不仅让我大为感动，而且引发了我的思考：马老师为什么要拼将生命的最后一搏，投身于中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教育理想、理念和忧患？ 一 马老师在本书《写在前面的话》里，劈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这大概是在重病缠身时，更让他魂灵不安的问题。这一问，却让我，以及所有自称关心中学教育的人们羞愧难言：因为我们早已麻木，不去作这样的追问了。 马老师的回答，更是惊心动魄：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缺乏知识与技术，“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在我们的教育下，很有可能将出现有知识，有技术，但没有文化，没有人文关怀和素养的一代人。 我曾经从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的教育，反观为北大输送人才的重点中学教育，有一个让我出一身冷汗的发现：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特别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他们讲起“人文精神”也是头头是道，但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炫耀的知识，而正如本书里的一篇文章所说，“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质”，必须让知识“渗透到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 这些“高能人精”的灵魂，已经被“权欲”和“利欲”所浸透，知识（包括人文知识）都成为他们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现行的人才培养、评价、选拔机制，是极容易，并且已经源源不断地将这样的懂得配合和表演的“尖子”选作接班人了。这是真正要危害社会，影响国家、民族的未来的。 问题的症结，正是在我们当下的教育。马老师在本书里，特地编选了爱因斯坦的《论教育》。这位世界科学大师尖锐地提出了教育是要培养“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还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的问题。他指出：“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业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些精神”；“青年人的过重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不同的教育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应当反对向青年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而要鼓励以“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和“乐趣”作为学习和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 ——在我的感觉里，这里的每一点，都击中了当下中国中小学以至大学教育的要害，我们所推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单纯的知识灌输和能力训练，而完全忽视精神（思想，情感，道德，品格）的教育，不能铸造学生的意义世界的教育，如马老师所说，这样的教育“甚至成了一种怪兽，吞噬了学生的天真和童趣，导致了美好如人性的丧失；应对各种考试成了教学的主要目的，掌握各种教学技巧竟然也成了教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的血脉断了，人文精神的核质也没有了”，“课堂里弥漫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人文意义的真空，生活意义的丧失”，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基本状况”。 爱因斯坦对教育症候的判断又提醒我们，这样的意义真空，在教育目标上的失误，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病的恶果。马老师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谈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对物质、科学、技术的顶礼，对竞争的膜拜，导致不平等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以往上爬，成为“成功者”为目标的精英教育，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泛滥，从而形成生态环境的危机，精神、道德的危机，教育的危机，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腐蚀与毁灭。前述中国中学生的人类文明的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 正是看到这一点，马老师感到的，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他为之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病，并且以很可怕的规模扩散着。如若现在不立即加以制止，人类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过‘与灾难赛跑的教育’，即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一位教育家说，我们留下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正是怀着对国家、民族和对人类前途的双重责任感，怀着十分紧迫的危机感，这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决定将生命的最后一息，贡献给中学生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为它铺垫一砖一瓦。这是怎样的教育战略眼光；借用鲁迅的话说，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 二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着手进行中学生人文素养教育？ 马老师编选了一本《人文素养读本》，并开设了相应的阅读指导课。从抓学生的阅读开始：这不仅体现了“意义的创造，必须回归日常的教育生活实践”（我将它称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精神，更是马老师对中学教育本质与特点的自觉认识与把握。 马老师在书中选编了一篇《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作者秦光涛），强调学校教育的作用，就是通过文化的传承，进行意义的引导，使学生在意义的追寻中实现自己，完成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的精神蜕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教育中成长的本质。 中学生的成长的特点又在于，他们自身的意义世界尽管孕育着巨大的可能性，却并未成熟，他们还处于学习阶段，不可能接触广大的人生世界。这样，阅读，就成为他们和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连接的主要渠道。 对中学生而言，每一个阅读的文本，都是一个他们所不熟悉，而又极有魅力的意义世界，经典的文本更是积淀了人类文明的意义成果。正是通过阅读，特别是经典的阅读，才实现了文化意义的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小学教育的根本，就是为学生创造在阅读中寻求生命意义的环境，氛围，让学生“生活在书籍的世界”里（这是马老师最喜欢引述的苏霍姆林斯基的名言），阅读应该成为处于学习阶段中的青年学生的主要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本《人文素养读本》里，马老师给学生打开了无数道宽阔的大门，通向一个又一个思想的高地，在那里，追寻人生的意义；讨论公民如何诞生，怎样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探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关系；追究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的价值和意义；思考如何唤醒沉睡的心灵，怎样诗意地栖居大地，让思想伴随我们生命到永远；研究怎样拯救因生态破坏而沦落的每个人的故乡，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又如何用“有温度的词汇”来表达我们自己……。 每一次阅读与讨论，都是生命的高峰体验，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力量获得健康的引导和高强度的激发：所激发的是一种自信，对于人，对于人类文明，更是对自身的自信，以及一种渴望，这就是马老师说的，使自己成为主宰者，最广泛地吸取知识、文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以最大限度地充实、发展自己，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最终建立起来的，是孕满生命意义的人的主体性。这是真正的精神与灵魂的洗礼；根据自己阅读本书的经验，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中学生们听了马老师的讲解，读了《人文素养读本》，必定是目光炯炯，精神焕发，思绪绵绵，神态自如，心灵自由而开放！ 马小平老师 “马小平老师，195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2012年在深圳辞世。历任湘潭一中、东莞中学、深圳中学的语文老师。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并铭记的好老师。” 三 这同时也就回答了人们可能产生的疑问：中学生能够接受这样严肃、厚重的读本吗？ 这涉及如何认识青少年，特别是当代中国中学生的问题。 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教育对象——这些成长中的中学生们，有真正的理解，正确的估价了吗？我们对中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等智力的潜能，以及他们学习语言的能力，是严重估计不足的。喜欢思考“大”的问题，包括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这其实是青少年思维的一个特点，他们总是想大事，立大志，说大话，自有一种大气度。他们内心充满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满怀“没有不可探讨的问题”的自信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这都是人们所说的“少年意气”，是应该竭力保护和引导，而绝不能视而不见，多方扼杀。马老师的《人文素养读本》正是建立在充分估计中学生的创造潜力的基础上的，实质上是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被压抑的创造力的一次解放。 我们还很少注意和研究当代中学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他们的精神需求。这一代人诞生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在享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这一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由之带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产生的精神困惑；在一些更为敏感的孩子的心里，就自然会引发精神的饥渴感，对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理的不满，从而隐隐产生突破现有生活的内在要求。 很少有哪一代像这一代年轻人这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精神重负：几乎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应试的压力；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要面对就业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下成长的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精神解放的渴求，恐怕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难以体会的。马老师的读本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对当代中学生的精神欲求的敏锐把握，他也就因此和他的选文一起，走进了孩子的精神世界。 这是可以用他的学生的反应作证的。我注意到，本书特地选用了他的学生黄素珍的一篇文章；而我每次读黄素珍给马老师的信，总要引起莫名的感动：“您让我聆听到了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您的每个智慧的话语，都逼我思考。您让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沉静下来。您让我摆脱庸俗，再次审视自己的灵魂，再次重检和重建自己过去的种种观念。或者说，您给我指出了许多道门，门还是关着的；而现在及将来，我都将努力去扣响每一道门，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打开它们”。 是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人文素养读本》的每一个字，都是由无数的前人，当代人，以及马老师自己的生命的血肉铸成的，它满溢着生命的智慧和力量。请也将你的生命投掷其中。然后，所有的人，作者，编者，读者一起，尽享生命的欢乐和自由！ 2011年7月28日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