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朱学勤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 AcaDemy 的东西，柏拉图的 AcaDemy 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博洛尼亚大学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为什么叫特区呢？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我两个月前去了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 AcaDemy 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赚了一大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赚了一笔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如果想赚，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谁都不代表真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书特地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对比做封面，显示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拉斐尔画作《雅典学院》 张砚钧画作《孔子讲学图》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美国的强大是因为有真正的大学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 历史比美国更长久的哈佛大学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日本钞票上的福泽谕吉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后来，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内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低碳生活意味着什么？文：亦乐 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开始用“碳”来计算：“如果你乘飞机旅行2000 公里，那么你就排放了 278 千克的二氧化碳；如果你用了100 度电，那么你就排放了 78.5 千克二氧化碳；如果你自驾车消耗了100 公升汽油，那么你就排放了 270 千克二氧化碳……” 低碳生活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一种更宽广，更包容，更细致的爱，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然而，我们不妨自问：低碳生活我们做到了多少? 2009 年的限塑令红红火火，到了今天有几个人愿意天天拿个布袋去买菜装东西？一公斤牛肉产生36.4 公斤二氧化碳，素食能减排最多，少吃肉还能预防癌症，可我们在考虑吃什么的时候，能想得起低碳的问题吗？有人夏天盖着被子开着空调，冬天室内温度则高得让人流汗，办公室里的电脑始终不关，打印纸从来没有双面用过，出门不是开车就是打的。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戒烟、戒酒、少买衣服、少购物、洗澡洗菜水冲厕所、即时关灯、少用纸……？也许是为了享受，为了面子，为了有点麻烦。可我们想过没有，“高碳生活” 的陋习不自觉地增加着地球的负担， 2008 年一月中国南方大雪，五月汶川地震，六月南方洪灾，2009 年北半球罕见暴雪，2010年 3 月西南百年大旱，4 月冰岛火山爆发，5月南方罕见暴雨，6 月印50 度高温…… 为了地球的今天和明天，我们不妨自问：我今天减碳了么？ 低碳生活在在政府、企业层面已经引起关注，在民间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网上出现与低碳生活有关的族群，一些可以计算个人排碳量的计算器在网上日益火爆，它们有一套精确的计算公式，将“日常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碳补偿”这一 链 条 直观 而 简 洁地 呈 现 了出 来。 例如 有 一 个“CO2 排放量查询”的计算器，你 只 要 任意 输 入 飞机 飞 行 公里 数、 汽车 耗 油公升数以及用电度数，你就可以简要地查出你的二氧化碳排量，然后屏幕还会提示你应该种上多少棵树才足够进行补偿。一些国家的产品上甚至标明它的碳排放量，作为人们购买时的一个参考标准。 原以为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和汽车、工业之类有关，其实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看不见的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紧密相连，只要重视，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减碳的窍门： 家居篇 改改我们的“电动依赖症”吧，电动电器会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消耗大量高含碳原材料以及石油，变相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室内设计走简约之路，以自然通风、采光为原则，减少使用风扇、空调及电灯的几率。冬天暖气维持室温18-20C0，穿一件薄毛衣刚好，为了只穿夏天的衣服而升高室温，我们可以算算，这少穿一件衣服得浪费多少度电？又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而多穿一件衣服我们又失去了什么？通常，在整个建筑的能量损失中，约50% 是在门窗上的能量损失。中空玻璃不仅把热浪、寒潮挡在外面，而且能够隔绝噪音，降低能耗。小户型无论在节约建筑材料、节能节电、建造和使用成本等方面都优于大户型，碳排放量也明显小于大户型。也许人类会有那么一天，房子越住越大不再是一件风光的作为，我们可以说是花自己的钱，可当考虑到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压力时，我们还能如此振振有词吗？ 交通篇步行和骑自行车是最健康的方式，需要乘车时，搭乘地铁或公车应作为首选，每八公里，轨道交通可比乘汽车减少1700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当代人倾向于车越开越大，开着 SUV 虽然很牛，但你考虑过碳排量了吗？其实购买低价格、低油耗、低污染，同时安全系数不断提高的小排量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省油，停车占地小，灵活。开车族要尽量避免冷车启动，避免突然加速、用黏度最低的润滑油、定期更换机油、高速驾驶时不要开窗、轮胎气压要适当。开车出门购物的人，事先做好计划，尽可能一次购足。CarPool 也是一个可以节约能源的好方法。 办公篇 多用电子邮件、MSN等即时通讯工具，少用打印机和传真机。在午餐休息时和下班后关闭电脑及显示器，可将这些电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三分之一。办公室内种植一些净化空气的植物，如吊兰、非洲菊等，可吸收甲醛，也能分解复印机、打印机排放出的苯，并能咽下尼古丁。 让来我们共同承担起地球村里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保护地球家园，保护生存环境，从今天开始，选择低碳生活吧！

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文：葛兆光 葛兆光,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想象异域》等。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普通的题目——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略微有一点特别的是，我把“中国的”这三个字加了引号，因为我主要讨论的是，究竟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有以下几个特别的考虑，先向大家“从实招来”。 第一，是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可是说实话，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的习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第二，我也有我的担忧。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化，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意义”，等等。可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把它“窄化”。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产生误解。 第三，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其实，文化是一种现象、一种特征，文化无高低，民族无贵贱。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g26g5Qra3B5zXsfLpDxj5xrs94x7AqZEuKrwZrk6q78tON7t76iczvw/0?wx_fmt=jpeg 中国文化典型的五个特点 我今天希望能够讲清楚的是，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什么在中国有，外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称作“中国文化”。但是，我这里还要作一个界定，下面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汉字有的是象形的，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个在古代中国叫作“文”，用章太炎的说法，这就是最基本的汉字单位“初文”。这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但是，这些字不够，就加上会意，就是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会意还是不够用，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基础的汉字主要是这三类，当然六书有六种，但主要的是这三类。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对于“文”和“字”，有一种自然的感受和联想。古代的“人”字，一看就是人，如果这个人嘴巴朝天，就是“兄”，兄原本不是兄弟的兄，是庆祝的“祝”，人的口朝天是向天“祝”和“咒”的意思。人的嘴巴朝前，又是什么?是哈欠的“欠”。但这个嘴巴如果掉到后面呢?就是既然的“既”，这是吃完了不吃了，所以是“既”，即已经结束了的意思。汉字都非常有意思，它形成了中国文化很多特点。简单地说，汉字的使用带来了书法的发达、诗歌声律的发展，比如对偶、平仄等，这些都是单音节的汉字才有的。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PjjBicLaYPKEhjSJSyv750iaTUicGkfkibWgWs9jNbuEtyjucP7VVIvXcA/0?wx_fmt=jpeg 第二个特点，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这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上课的时候，尤其是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要出一个题，这个题就是，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外国人总搞不清楚，他们说sister，我说，没那么简单，用中国话来说，是表姐、表妹，但是，还是没那么简单。严格说，林黛玉是贾宝玉的姑表妹，薛宝钗是贾宝玉的姨表妹，史湘云隔了两代了，更远的表妹。为什么中国称谓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就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简单地说，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内外有别”，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叔叔、伯伯，那是你的父党，同姓;但是，舅舅、阿姨，那是母党，不同姓。所以，外公外婆是外，爷爷奶奶是内，在古代中国，是分得很清楚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上下有序”，必须讲清楚上下，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这两个原则，在丧服制度上表现得最明显。一个人死了之后，在这个人的丧礼上穿什么衣服，一方面表示你和死者关系远近如何，一方面通过丧服，把一个大的家庭、放大的家族、更大的家族共同体联结起来。而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西方不论是country、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偏偏有“国家”和“家国”，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SQ7M4sML40dvlic1WcDxhQy6g8iawnxZjTKHM1ZsePNHVkkzgh5fxYqA/0?wx_fmt=jpeg 第三个，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阴阳不说了，五行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轮转。第二个原则是，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等等。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这是我们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GicUZdcgxEtlkRLvwNpu00XibaAXV0JMAHv5icoNocMx46jlDOFNImCuw/0?wx_fmt=jpeg 第五个，是中国天下观念，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地像围棋棋盘一样。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想象在北极。古人夜观天象，视觉里天在转，地不转，因此“天道左旋”，当你面朝北的时候，天是朝左转的，你会感觉有一个地方始终不动，这就是北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极点。古人认为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洛者，天之中也”，洛阳是大地的中心。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洛阳最了不起，特别是，到了夏至那天，“日下无影”。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想象中一圈圈放大，这就是大地的形状，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两边各有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五服”就是五千里，大地就是这么方方的。但是，从这里形成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中国很早形成了“华夷观念”，认为中国人是文明人，周围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接受文明人的教化，就形成了一套“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这个想象和观念逐渐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民族志、地理志里面的文化观念，也形成了政治制度即“朝贡体系”。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JN0qac7fUZm07N6tqkUiabM5ibDcYCMORZ7icktiayVJnOwibmDK3KTc6icA/0?wx_fmt=png 这五个方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属于汉族中国的文化。可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代中国是五方杂糅形成的，就连汉族本身，也是五方杂糅的。从秦汉到隋唐，其实不断有外族进来，汉族也是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 我一直在讲，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成为盲目的文化自大。 不同以往的文化转型 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总是“在传统内变”，主流文化始终还是在汉族文化传统系统里面作调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个汉族中国文化，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力东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越出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 从1895年到1919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你会看到很多变化，比如说皇帝变成了总统，满清帝国变成了五族共和的民国，传统帝国不得不变成现代国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设议会，建立政党;剪去辫子，穿上洋装;不再叩拜，改成握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解开束缚，走出家庭。以前所谓的“三纲五常”变了，变得很彻底很厉害。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vnvUehnoMUJRRRJ127fLgnBvP2trxBWhNNtgK9daf7616ADEyDTbNA/0?wx_fmt=jpeg 相应地，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在用汉字，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着有教养、有文化，现在不再有了。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同时也使雅、俗不再有分别。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电脑普及，网络流行，语言和文化的格调都没了。比如说，学生给我写信也不署名了，最后来一个“呵呵”，雅俗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第二，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第三，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文字和原来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更拉大了。简体字虽然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发生了问题。 第二个，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虽然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 第四个是阴阳五行，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第五个是“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了。 上述变化说明，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族中国文化——已经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理解、重新更新的时代。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YcjcQoC88LHzdSBU9DyfhQLp1RAice1vicDx9BhA7BZsV1B6qciaRdnAg/0?wx_fmt=jpeg “文化”与“文明”有何区别 我今天一再强调，各种文化没有高低，只有文明是程度不同的。在这样一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能才会缓解长期以来的焦虑和紧张。我这里想引用一位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见解，他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接下来伊里亚斯又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就好像说，我们经常拿着球来玩，这没问题，但是对不起，一旦你上了篮球场就不能用脚随便踢，上了足球场就不可以用手抱(除了守门员)，很多人在一起玩就要有规则。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惧，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ibZfWBrtlibtiaHEZoXug0iaDFMPIhmjurjbvnOd99gtCB9ia9iaM9Zj8Iq0ml0xYkfwgkGAV4B7Wvugw/0?wx_fmt=jpeg 再接下去，我还必须说明，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毫无疑问，文明始终是在不断侵蚀文化，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文明”常常是在前进的，时时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这两者怎么协调?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比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对传统中国的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够在接受万国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文：任不寐一 阳光暖暖地照在长冬的尽头，蓝色的天空首先降落在城东的小岛上。风运行在水面上，如爱沐浴，只身一人。“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春草，草长条风舒”（汉•乐府民歌《古诗穆穆清风至》）。这样的天气确实罕见，雪是如此的温暖，太阳和冰在光中交织在一起。树木在静静地等候着什么。我以google的方式在草地中间搜索到了2009年的第一片绿叶，激动不已。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爷爷吟唱的那首童谣：“……春分地皮干，小满鸟来全……”。雅歌说，“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世人寻找春天的方法实在如此相同。曾有一位诗人在我生命的冬天里这样唱别：“我仍然年轻，长裙曳曳，长发飘飘”。这是杜审言的心境，“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春日京中有怀》）。与人分享自由是人生的早春心境；我们在孤独中被赋予了一种自我疗伤的能力。“禅静”是极至：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时间很残酷，时间也这样的贴心。时间就是一场希望。每个春天，上帝按一次回车键，象七天创造的节奏，让生命从头再来。这个岛屿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标点符号，将两个句字连接在一起，让我在眼泪和歌唱之间的“转型”期间有思考和作诗的机会。我的岛上有条静静的小河，还没有解冻，可以让我走在水面上，那水在夏天曾潋滟着我无数的好奇和忧伤。这使我想起“耶稣行在水面上”，在和煦的风中，给我有 “写诗”的温柔。诗歌诞生在时空断裂的地带。在冬天和春天纠缠的河谷，在祖辈和子孙分手的村头，在男人和女人挥手的桥上，在人和神相遇的岸边，诗表达双方的仇恨和爱情。诗是语言贫困的产物，也是感情泛滥成灾的逃路。诗是冬天的河，给两岸架起一座可以交通的桥梁，让昔日无法通行的江河湖泊可以畅通无阻。诗是春天倾诉着的孩子，有的被神收养，有的落入虚无，再没有回来。 二陈家坪的诗使我想起李白在《早春寄王汉阳》的一句，“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家坪对春天保留着敏感的记忆，这在我们这个没有灵魂的世代是比较罕见的。他在古老“寒梅”之下逡巡，至今未得“消息”。他倾诉，无人倾听。于是黛玉从贾府出来，将河边洒落的一切句字一一收拾起来，有条不紊地陈列在家坪魂绕梦牵的故乡老屋。陈家坪的诗有一种宗教感，这种宗教感是在“乡愁”中表现出来的。“我出生的秘密被死亡抓住”，他早些年的诗试图穿越生命的意义，在那里，有海子一样清清白白的绝望：“要离开‘昏暗的森林’，只有下沉才是出路”。家坪对付绝望的方式是把一部分自己安顿在故乡，没有把灵魂全部交给北京及其城市广场。“早年的我，被留了下来”。面对城市，家坪从传统中支取了自卫能力，而海子没有故乡，就彻底返回诗和黑暗——那是人唯一的故乡。“剩余的陈家坪”就这样上路了。在进入北京城门之前，他敏感那里发生着一场灾变。20年前，天坛外有儿女经火的童年献祭和青春夭折。20年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摩肩接踵，麻木与无耻一色，无知共无畏起飞。这是进京付出了两种代价，陈家坪用他的诗在自己里面掀起了抵抗运动。“什么时候离开故乡？什么时候回去？每一条路都是错的，它要诞生英雄”。然而，这种悲剧感不断被现实处境入侵，我有些担心。最近这几年，家坪的语言开始和那农民城市和农民艺术家、思想家同归于尽。当然，诗人不能容忍彻底被埋，城市里死亡的仅仅是“另一个我”，“这绝不是我，因为他即将在人群中消失”；“但又近似于我，独自朝向荒野”。我在岛上看见他已经离开北京。离开小沈阳和清华大学以死磕的方式坚守的异乡，家坪要去哪儿？“我的村庄，我的小路，我所投靠的大地”。他“朝北京相反的方向摇摆”。他能否找到永远消失村庄？在那里，“我出生的秘密被死亡抓住”。 三叶芝对史班德说：“莎士比亚的心灵是可怕的”；“莎士比亚诗中，存在的最终现实是可怕的”。弗洛斯特在这样的恐惧中让自己坚守在乡村背景中，同时藉着这种炫耀与城市听众分享他的不安。就象一个保护自己的孩子，首先将自己和成人的喧嚣隔离，然后又在寂寞中渴望城市的爱情。人类所有的诗都是“可怕”结出的果子，诗人的优势是，语言之美本身成了故乡。艾略特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最敏锐的感觉”，他说的是诗的语言。当代汉语诗歌语言已经公开死亡，但地下诗歌残留着生命的希望。此外，“生命意识的最高点”或“最敏锐的感觉”乃是死亡意识、死亡焦虑，或对死亡事实的记忆。《书•舜典》说“诗言志”，我赞成闻一多那个解释，“志”的主要含义就是“记忆”。从前，中国的诗更是对远西故土的记忆。没有一个民族的诗歌象中国诗歌泛滥着这样多的乡愁，李清照说“载不动“。中国人流离失所在地上，距离故土和生命乐园最遥远。中国诗歌从本质上说都是月球以下的边塞诗。西方的诗Poetry源于希腊字ποίησις，这个字的意思是make，最早上帝“造”夏娃（“众生之母”）的时候，那个“造”就是ποίησις。Ποίησις保存了诗歌所要记忆的内容：生命乐园里的一场爱情。人类最早的诗歌与死亡无关，只是赞美神和彼此相爱：“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创世记 2：23）。人类堕落后的第一首诗拉开了恐惧之幕：“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创世记 4：23-24）。诗歌是啼哭的斑鸠，从我们童年的春天启程，寻访母亲。她在拉麦那个冬天的背后，她在冰河的那一边。在离亚大、洗拉很远很远的岛上，夏娃在水一方。

私语 文：王亭苏 喜欢挑剔，是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气质，喜欢用刁钻的眼光看待一切，把一切都蔑视一遍，除自己之外，人人几乎都是异类。自己被限制中限制别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敌意，话里总是藏着看不见的机锋和小聪明，刺痛，而又自鸣得意。随时准备向对方扑过去，含情脉脉，诚恳地践踏对方的自尊，彷佛自己因此获得更多机会的赞美。 中国人对于自信心的培养是畸形的，攀比心做成了通往欲望的囧途。而最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活一天算一天，不信因果，但是又迷信一切，恶狠狠地愚钝地盲目地活着，目标不是天堂，是现世的抽象的幸福，超现实主义的虚幻，想象中的明天永远寄托着希翼，见花落泪，落叶悲秋。对自然的感受比对人的感情总是更深厚和纯粹，使人恍惚觉得我们的人文发展到了极致，然而到底是否错觉，几千年也未见答案。 中国人最神秘的地方是永远不会给你答案，也许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活在一种扩张的被无限放大的自我意识里，衍生出一个无比花哨的而又诗意的世界，种种神秘诡异的文化氛围营造了我们这个东方民族鬼祟的做派和处世的机警。 年老绅士的名士派头里总有一种疏离感，让你亲近不得，你几乎不能想象他们也同自己一样要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他们是被时间浸染的活着的标本，代表着这个东方故国的渊博厚重的底蕴，站在最远的距离最高的角度俯瞰你，俯瞰一切，彷佛只有他配得到好运和赞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范。 到处都是热红朝天的生计，不可一世的摩天大厦，阳光直射下金光灿烂的玻璃窗子里永远是你猜不透的人心，容易使人生出厌世的念头。灰扑扑地又无限光明的一切，沾染了世故，不管不顾向前冲，没有尽头和死亡。 刻薄又克己的中国人都长着一副伶牙俐齿，吃一切可吃的，消化一切难于消化的食物和艰辛。说难听的话就像说好听的话一样容易。在美国人叫海里的虾虫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它作为上等菜招待客人。一个对食物有热情的民族，你很难相信他们会彼此刻薄和看不起，因此，如果你是个较被动的人，你需要有一些防范，如果你不擅长冒犯他人，就要用锦心绣口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最可气的是，往往自己先受到恶意的诋毁，而你一旦还嘴并且说服他，还嘴的人往往变成恶人，这就是中国逻辑，喜欢冒犯然而一旦冒犯失败，过错全是别人的，检讨自己相当困难。 中国人到底还是相信性善论的，人性里的美好遏制了恶的趣味，使每个中国人看上去都温和友善。孔教熏染下的人生，如果不是被统治阶级篡改利用，中国人是相当可靠的，情和义是中华文化脉络的脊梁，是礼的延伸，然而近当代对于传统的破坏几乎是没有取舍的，砸掉一切，毁掉一切旧的文物和思想，使古中国脱胎换骨，成为历史的笑柄，然而中国人对于道统似乎没有多少疼惜，教育系统脱离人文和文化含量的弱化使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面目，是是而非和随波逐流。爱热闹，爱喧哗，爱一切可能填满空虚的娱乐和形式。自然和艺术是用来粉饰和附庸的，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便时刻想成为别人的主人，敌意来自内心的恍惚和不自信，来自彼此依存的无法摆脱的密切联系。永远无法摆脱这张生活的网，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民族基因的传承显示了强大的能量，集体人格造就了越来越深的隔膜和怨恨，彼此都成为可能的发泄情绪的对象。如果你不学会自保，时刻有遭到创伤的危险。 然而，中国人对于人性的要求是高标准的，喜欢精致的人生，有道德的人生，然而性格里有粗鄙的成分，不容许别人有不同于自己的地方，不容许你有隐私，你需要敞开心扉，过滤给世人看你自己，你才算的上是一个世俗标准里的诚实的好人。 中国因为文化发展的悠久，历史书写者的受挤压的地位和现实，回过头去看向纵深处，你听到的永远是浮泛回响，空洞，表象，莫测，然而，紧紧握在民族的苍凉的巨掌中的是被重新点燃的檀香炉里的檀香，经久地散发出华夏文明的悠远的香气，古老，风雅，神秘，参透一切悲喜欢爱，参透全部史实，就像你看得见的人体上的跳跃的淡蓝的血脉......永不凋谢的女人的发髻上的花朵，绣着龙凤的女人的艳丽的肚兜，一段残留的古城墙，帝后的王冠，朱红瓦绿的古老的宅院......张生和崔莺莺，杜丽娘的百宝箱，十八年寒窑的苦等，诸葛先生的草庐，扶不起的阿斗，大观园里的怡红院，潇湘馆.....岳飞和满江红，苏轼的月有阴晴圆缺，李清照的争渡，争渡，醉向藕花深处.....这一切，数不尽，说不完的一切都是中国...... 永远不会完，挑剔中超越困顿，也许是一种解脱的方式，应该得到体谅，得到时间的明证和宽宥。

我们天天叫嚣着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反独立思考的。 通常而言，一个正确的教育方法，是先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首先是有了观察，有了对事物的体验，最后才行成了我们对事物的概念。 譬如，我们观察苹果，才知道了什么叫苹果，我们观察了牛，才知道什么叫牛，我们观察了蜜蜂，才知道了什么叫蜜蜂。 然而，我们的教育方法是：在你还没有广泛地认识世界本身和观察世界之前，先往你脑子里塞概念，这样，你就不知不觉地，对这个世界有了偏见。 譬如，在我们还是很小的时候，家长就会告诉你，蜜蜂和牛是人类的朋友，因为蜜蜂为人类酿蜜，牛为人类耕地，牛耕完地，肉还奉献给人吃。 而蚊子则是人类的敌人，因为蚊子吸人血。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由此产生，以致于以后有什么新的内容再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是错的‌‌”，偏见就由此产生，更谈不上什么思考。 其实你理性地思考一下，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完全不是。 这些动物他们作为自然界食物链中的一环，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客观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客观的，是中性的，我们大多数时候来判断动物的好坏，将他们定性为‌‌“益虫‌‌”和‌‌“害虫‌‌”，都是因为私心，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些动物的爱与憎都是源自于一种非常自私的情感。 比如，蜜蜂本来辛辛苦苦酿的蜂蜜，是喂给其他幼蜂和蜂王吃的，人类强取豪夺，把数百只蜜蜂辛辛苦苦酿的蜜一口给喝干，完了来一句：‌‌“啊！蜜蜂啊，人世间可爱的精灵！‌‌” 还比如，牛本来就是要在草原里生长，人类把它们绑起来，命令它们为其耕地，耕不动地了又将牛杀掉，吃牛肉，扒牛皮做鞋子、皮包，完了来一句：‌‌“你看，牛真是人类的好朋友啊，生前勤勤恳恳，生后又将自己奉献给人类。‌‌”如果蜜蜂和牛知道这些，非得气死不可：‌‌“谁他妈愿意勤勤恳恳、奉献给你了？‌‌”也许你觉得造成这样的偏见没什么，我在此就跟你举一个更为严重的例子：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们早些年，小学生有所谓的爱国教育。 就是一没事，大家都不用上课了，组织所有的学生去看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片‌‌”。 里面的内容，无非就是《小兵张嘎》、《地雷战》这些片子，关于政治方面的东西，我就不多讲了，有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这些片子中，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性格塑造，过度的将日本人丑化了。 这种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当我们长大以后，我跟很多人一谈到日本的产品，先来一句：‌‌“日本的东西，反正我是不买，不管他好不好，我只支持国货。‌‌” 不谈数据、不谈体验、不谈做工，什么都不谈，只谈立场。 假如你公开场合下赞扬日本的东西好，你就更有麻烦了：‌‌“你这种人要是碰到打仗，一定是个卖国贼。‌‌” 这种思想，倘或仅是在对待日本这一方面，带给他民族主义偏见，那也就罢了。 给他带来更多的是，当他判断任何问题的时候，情绪不由自主地起了主导的作用。在他看其他事物的时候，他更是带有偏见、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尽管在他本人看来，一切都是‌‌“非常合理‌‌”的。 我想如果你有机会，在他还没接受这些概念的时候，带他去一去日本，感受一下当地的异域风情，他又会对日本有着不同的理解。 你可能觉得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太偏了，事实上这种教育方式相当普遍，在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灌输概念，不解释、不推理、不讲逻辑，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朋友圈的： 这是我的一个亲戚，他不仅仅喜欢在朋友圈发这种东西，他生怕我没看到，所以朋友圈发完，还私下里发给我。最后我不胜其扰，跟他说了一句‌‌“不要再发给我了‌‌”——为了让他感受到我是对事不对人，我耐心地向他解释，为什么不要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仅对我没有帮助，对他也是一种祸害。 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我看看你的观点和我的有什么不一样、学习一下‌‌”，我发过去的东西，压根就不看，根本就不思考，因为此时对于他而言，他追求的是情感上的一致，直接回一句： 这些东西，我摘抄其中的一条，然后来解释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我不建议你们去看这些东西： 他这么说有道理吗？ 看上去有点道理，但是你看了以后，和没看是一回事，和我们平时在街上路过的标语口号没什么区别。 究其原因，这些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只向你灌输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正不正确、如何得到的、他的立论在哪，讲述者完全不在乎。 比如：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我不知道你这一句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我们稍微细想一下就知道，这话对吗？ 显然不对，不然那些重点班怎么会有差生的？既然跟着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请问，那些跟着优秀同学在一个班的差生是如何诞生的？ 你是调查了100个人，然后有90个人有这种结果还是怎样？然而他给出来的态度是不解释——你去照着我说的做吧！相信我！ 还比如这句：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 在这里，你既然定义了勤奋的人，请问什么叫勤奋的人？是朝九晚五上班就叫勤奋？还是晚上加班到10点叫勤奋？还是通宵才叫勤奋？为什么和勤奋的人在一起，我就不会懒惰？ 不解释、不推导，他只给你灌输一个概念：‌‌“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你去领悟吧！ 事实上，这些东西都谈不上是思想，更谈不上思考，但是他在很多地方很流行，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他满足了很多人急切的心理：看一句话我就要起效，看一篇文章就要改变我的一生。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做一件事情，只想知道结果到底赚了多少钱，不想知道其中的经历和过程。 做一道题，不想知道到底哪里错了、需要改进，只想知道最后得了多少分。 ‌‌“我不想知道过程，我只想听结果，你就告诉我，你这次考试得了多少分？‌‌”这不是我们很多家长喜欢说的话吗？ 因此，当我们看一个问题时，就只想得到结果，根本就不想去思考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下正好满足了你的这种欲望：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嗯嗯嗯，我知道了，讲得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一股子，我称之为的‌‌“钙片文化‌‌”。 什么叫‌‌“钙片文化‌‌”呢？ ‌‌“腰疼背疼腿抽筋？一粒钙片，够了，一片顶两片，马上吃马上有效。‌‌” 我们在对待文化上面也有着同样的态度：试图用一句话感悟人生道理，用一篇文章概括人生，大家都很急，都很焦虑，都想用最短的时间收获最多的知识。这个过程中就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思考，所以也别怪自己没有独立思考，因为平时就没思考，所以也谈不上什么独立。 我父亲甚至曾经对我这么说：‌‌“要是知识可以像汤一样灌就好了，我直接把我我的脑袋撬开，倒到你的脑子里，这个世界要这么简单该多好。‌‌” 当时我也觉得这样真好，那样我就不用去花力气去学习了。现在细想，真可怕。 要我全部复制了我父亲的思维，那么我这一辈子也就我父亲这种水平了，如果我要提升和进步，必须要花更大的力气，将里面的偏见和错误一一去除掉——与其这样，还不如从头开始学。 我在一个鞋厂工作的时候，一个版房的师傅跟我说，他平时没事也想像我一样，多看看书，提升提升自己的水平，希望我介绍几本书给他，于是我介绍《引爆点》给他看。 这位师傅就是我说的经常喜欢看朋友圈‌‌“大师语录‌‌”、‌‌“心灵感悟‌‌”那一类的人，平时他的朋友圈全是这样一类的东西。 看了一半他对我说：‌‌“我觉得你这本书，太啰嗦了，你看啊，一本书，他就讲了三点：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太慢了，‌‌”最后他补充：‌‌“我喜欢看一些有用的书。‌‌”——他的意思是，希望看了就能能赚钱的书。 你看，一个人看惯了这一类‌‌“心灵感悟‌‌”、‌‌“大师语录‌‌”，他就再也受不了要思考的东西了。毕竟很多人还是没明白，赚钱难，学知识更艰难。既然你想着学知识，就别想着轻松。学了知识，要将知识变作思考，再进行变现，那就更难了，尤其在这个对知识产权不怎么保护的国度里面。 你生产一台手机，大到用什么材料、你的盈利模式怎样、如何营销，小到你的倒角要怎么处理、你的字体怎么渲染、你的图标怎么设计，你都要懂，这里面要看多少的书？要学多少的知识？ 事实上，一个人生道理，哪怕是一个我们平时看起来很细小的人生道理，我们通常要经过‌‌“举例子（或者摆数据）‌‌”、‌‌“分析‌‌”、‌‌“得结论‌‌”一个完整的循环，并且，当你引入每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都要小心地审视前后逻辑的衔接，经过一个完美的逻辑演绎，最后才能把一个精彩的答案呈现给读者。撇去感悟、思考的时间，光是打字，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岂是一句话就能参悟的？ 最后，如何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在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先不要急于去得结论，而是着重去观察，思考，在验证你的观点时，仔细观察你的证明方法是否有错误。开始的时候，可以试着用个别的例子来证明你的观点，慢慢的，可以尝试用大概率事件或者数据。 在看别人分析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着重学习别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而不是结果。 当别人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经验、或者看书时，不要过度的放松，相反，应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时，别人的经验代替了我们的经验，别人的思考代替了我们的思考。这个过程看起来毫不费力，事实上，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跑，将别人的观点和见解全盘接受。当你停止自己的思考而将别人的思考完全接受时，很容易产生偏见和误解。 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着或多或少，对世界的偏见，或者说，对这个世界的错误理解，即便在你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不过那不要紧，关键你需要保持一颗随时学习的心。当别人提出和你观点相左的思想时，首先注意控制好你的情绪，仔细聆听别人的观点和见解，看看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说得正确的地方，可以学习。 他们说得不对，找出他们说得不对的地方，向对方提出来，帮助他改进。如果你提不出来，只是一味地反对对方的观点，说明此时，情绪正在左右你的大脑，务必冷静下来再思考。（事实上我看到很多人在面对不同观点的时候，都仿佛自身受到了侮辱，想方设法说服对方，证明自己的正确，其实这些都没必要） 你比如像上面我提到的朋友圈的那些内容，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些误导人的东西，都是挺气愤的——有些东西你不懂就罢了，但不要去误导别人。还有些写手，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骗点击率，不惜昧着良心胡编乱造，实在可耻至极。 但是每次别人问及我，我都会耐心地向他解释——这通常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对一个人而言，接受一些唾手可得的东西容易，接受真正的好的思想更艰难。 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这样，很少有一开始就正确的时候，无一不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校误、矫正，最后才臻于完善。 如是这般，你勤思考，多思考，自然会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文/陈漠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 　　 急之国 　　中国人，赶时间。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克尔凯郭尔语)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就这样，在“急之国”，我们快速地消耗着自己。等我们真正明白快慢、张弛、紧疏、得失、成败、忙闲的人生之道时，可能一切都晚了。 　　不耐烦透视中国人的时间观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慢不下来的中国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 　　史密斯把他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缓慢行为归结为：“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 　　最有趣的是，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史密斯说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此书近年的再版序言中，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写道，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把史密斯的书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林语堂著《吾国吾民》也是在煞费苦心地回应此书，而鲁迅则一直遗憾没有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又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的急躁。杜威曾说：“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当然，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胡适，似乎为杜威的观察提供了一些例证，我们似乎又在“返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降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 　　科技就是不耐烦 　　《连线》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让我们抓狂的33件东西》，列举了33件现代生活中让我们无法忍受最终崩溃的事物。 　　排在第一位的是航空旅行，作者对航空延误和堵塞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去年(2007年)有超过1/4航班停在停机坪上，在夏季高峰时期，这个数字几乎达到30%。如果你在网上订票的话，你也许可以选择准点的航班。可是，现在还有谁不是在网上订票的吗？” 　　的确，在候机厅里突然被告知必须继续枯坐两个小时，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在机舱里连膝盖都不能伸直的可怜人了。 　　此外，还有信用卡、顾客服务、医疗记录、复印机、打印机、道路、电话会议……这些东西都被列入了“抓狂物件”。 　　等一下，难道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它们不是可以减少重复的劳动，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简单吗？为什么它们反而让人们更加不耐烦了呢？ 　　我们发明东西，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是为了解决烦躁。比如，你再也不用抄写文件500份了，因为我们有了复印机。但是，高科技复印机的操作已经复杂到了办公室里没几个人能搞得懂的程度了。于是我们专门指定一个人来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完全抓狂了。甚至这个专门人才也抓狂了，他疯狂地打了一通电话把复印机公司的人痛骂一通，最后另外一些专门人才上门来帮我们把墨盒换掉，把挤成折扇一样的纸拉出来。 　　这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来试图解决烦躁症，但实际上却只是发明了另外一些烦躁症。 　　发明排号机的人，一定没有中午去银行里拿过号。当你满怀希望地按下按钮，吐出来的纸条却冷冰冰告诉你，前面还有32个人，而这32个人把所有的坐椅都坐满了，同样冷冰冰地望着你这个白痴。 　　发明电话等待音乐的人，一定是失聪的。他担心人们听10分钟的嘟嘟声会疯掉，就好心地让人们听10分钟的洒水车音乐。实际上，没人会听10分钟的嘟嘟声，大家都会挂掉，而耐心听完10分钟的洒水车居然还没有人接听，接着洒水车又从头开始了，这时候才真的要疯了。 　　发明服务性微笑和公关式语言的人，一定是面瘫和口吃。他肯定觉得服务人员的微笑和滴水不漏的回答会有助于缓解客户的情绪，但事实却是，当你迫切需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是客服人员和你一样着急，而不是对你慢条斯理地露出八颗牙齿：“我们正在跟进。” 　　跟进！谁发明的这个词？ 　　不耐烦是社会心态 　　生活越现代化，烦躁情绪就越重。 　　电话不普及的时候，没人介意几个月收一封信。但手机随身的时代，几十分钟内不回短信的人就会被讽为没有机德。 　　只有公交车坐的年代，等上半小时也不以为奇。如今打的，随时都要提醒司机抄近道、超车。 　　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拨号上网，56K的网速，很慢，可是并没有人觉得烦躁，因为条件如此、大家如此。论坛上发帖，有的标题就是“大图杀猫”、“小猫慎入”，提醒网友注意网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今，带宽以M来衡量，数十M已不稀奇，但网页打开稍有迟疑，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点刷新键，有时候恨不得砸电脑。 　　这是时代加重的烦躁症，既然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就有了烦躁。 　　抛开时代，还有哪些条件会引发你的烦躁？ 　　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和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去控制，而不知所措。 　　但最重要的是，不公平。 　　你可以不在银行里排在第33位。只要你是VIP，你就可以施施然地直接走到柜台前，把那32个可怜虫抛在脑后。难道就不可以给非VIP的人提供舒适的基本服务吗？可以，我们的基本服务就是在铁椅子上坐两个小时。 　　你可以不在医院里看病排一上午挂一个号。只要你认识医院里任何一个员工，从院长、主治医生到行政人员，他们就可以直接带你走到专家诊断室里。难道就没有普通人看病的便利吗？有的，就这么几家医院，你看哪儿人少你就去哪儿吧。 　　你可以不在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你可以去订机票。难道就没有底层人民承受得起的回家方式吗？当然有，你可以在火车站广场上买黄牛票，多付一个月薪水而已，你付得起。 　　你可以不排队买房，反正涨起来，你卖了也没有住的地方。你可以不急着结婚，反正你还没有买房。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所以我们一定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 　　我们就像在超市收银台前的购物者，推着购物车在几条长龙之间踯躅，无论排队还是不排队都是两难。插位加塞挤来挤去，一分钟也不愿意等，焦躁不安。 　　而且，我们总觉得别人排的队比我们的快。 注：本文转载自《新周刊》

巴黎石板路上的Je t'aime 文：枫子 关于巴黎，每一个人对他（法语中巴黎是阳性词，故用“他” 指代）的理解和印象与其他人的都不相同。巴黎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是现实的、也是浪漫的，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有时，当我想起巴黎，思绪也并不繁乱，可能就是几个人，几件事，真实的虚幻的，恢弘的平凡的，统统重叠交织杂糅在这样的一张明信片里：虽然那人那事早已成了黑白记忆，但那句深深印刻在石板路上的JE T’AIME（法语：我爱你）却依旧历历清晰。 流动的盛宴Je t'aime, moi aussi 巴黎是民族的，更是普世的，这个爱情之都一直不吝释放他的魔力，吸引全世界的有情人在此见证他们的爱情誓言：Je t’aime。 美国来的海明威（ErnestMiller Hemingway,1899-1961）在巴黎的爱情就似一场流动的盛宴，盛宴的主角和他的妻子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最清苦朴素，却又充满青春欢乐的日子（上世纪二〇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身份旅居巴黎）。那里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爱情故事！写作《流动的盛宴》时他已经离开巴黎近四十年了，当年盛宴的现场早已消失，唯有在记忆中追寻那段已在时光的透镜里失焦变形的朦胧往事。“这就是在巴黎的第一阶段生活的结束。巴黎绝不会再跟她往昔一样，尽管巴黎始终是巴黎，而你随着她的改变而改变。”（注：海明威原文中用“她”指代巴黎。）这深深的叹息发生在海明威结束自己生命的四年前。那时他身患重疾，记忆力丧失，身心均遭受着深深的创伤和摧残。他肯定是意识到了自己已处暮年，或在心里已开始预备着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还有什么能令他动容、感怀不忘的呢？那一定是他一直珍藏心底，最柔软、最不忍触及的一段湿漉漉的黑白往事吧？于是他坐在古巴的观景庄，面向东方，目光跳过茫茫大海，将思绪飞回到从前和彼岸，追忆起了那一段在巴黎度过的青春岁月。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mw0l8nicFXVCNY6tibp005CvPIMtlfb3wCKkHpPHghAsBpiaSRZ75FFB3OHUl0H64lntvegWTLycWw/0?wx_fmt=jpeg 那时他才22岁呀！浑身都是少年那种抒情的能力！在这最美的年华里，他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沉湎在巴黎这席流动的盛宴中，享受着纯洁温馨的爱情，开辟文学创作的新里程（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那时的生活可真是清苦，俩人时常得忍饿挨饥，可虽穷却精神富足。“我们吃的不错而且便宜，我们喝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睡得很好而且睡在一起很温暖，相亲相爱。”青春的纯真加上艰苦的磨练，将两颗心紧紧连接在一起：“我们绝不会爱任何其他人，只是彼此相爱。”那是他一生中真正的一段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 海明威一生有过四次婚姻，相对于其他三次，这第一段最为纯洁，那时他无名无利，有的只是青春的理想和激情。他曾那样爱着他的妻子，以至四十年后，在暮年时光里，仍旧清晰地记得妻子的模样：“等火车驶进车站时我又见到我的妻子，她站在铁轨边，我想我情愿死去也不愿除了她去爱任何别的人。她正在微笑，阳光照在她那被白雪和阳光晒黑的脸上，她体态美丽，她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红中透着金黄色，那是整个冬天长成的，长得不成体统，却很美观。……这时我把她搂在怀里，”“她说：‘我爱你，我们（指她和儿子）都非常想念你。’” 这时他一定是这样深情地回答妻子的： “Moi aussi.（我也爱你。）” 可那脆弱的青春啊，是那样容易消逝而不可靠。当有人（他的第二任妻子）“不知不觉地，天真无邪地，毫不留情地企图与那丈夫（指海明威）结婚……而如果那丈夫运气不好，又会爱上她……”海明威一直把第一段婚姻的毁灭归咎于第二任妻子的蓄谋，“一切真正邪恶的事都是从一种天真状态中发生的。” 然而覆水难收。“我爱她，我并不爱任何别的女人，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度过的是美好的令人着迷的时光。但是等我们在暮春时分离开山间回到了巴黎，另外的那件事重新开始了（指与后来第二任妻子的婚外恋情）。” 海明威与哈德莉的纯美爱情就这样被他自己葬送了。怀揣着悔恨和遗憾他离开了巴黎，回到了大洋彼岸的故乡美国，在那里用一生一世来祭奠那又爱又痛的巴黎爱情往事。巴黎，记下了他的最痛，也记下了他的最爱，沉淀之后，他悠悠地说： “巴黎永远没有个完。我们总会回到那里，不管我们是什么人，她怎么变，也不管你到达那儿有多困难或者多么容易。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不管你带给了她什么，你总会得到回报。不过这乃是我们还十分贫穷但也十分幸福的早年时代巴黎的情况。”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欧内斯特·海明威 遥远的梦幻Je t'aime，moi aussi 这是个随时随地、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因为想象力预先在这里留下了它最不寻常的关切。这个世界不再遥远，不再难以接近。雨果说：“这个又哭又闹的巴黎，风情万种，令人眼花缭乱。”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城市，注定是地球上很多角落里那些小女子心心向往的圣地。 这个女人年华不再，可她依旧坚定自信，铿锵豪迈，因为她的生命里有年轻时候储藏的爱的宝藏。 在那个年轻女子的心里，巴黎是在茫茫无尽的时间长河中航行时的想象，是她终极的关切和情感的寄宿。那遥不可及的空间与她热烈的憧憬对峙着，当偶然获得的一点感觉与憧憬相吻合，虽然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证据，她仍旧快乐地假想着这梦想存在的合理性。那异域的一切虚幻又实在，那样令人着迷，皆因她为之陶醉的，恰恰就是那模糊的形象，朦胧的感受。 那个印象派的巴黎啊！ 那吸引力从遥遥远方来到内心深处，虽脆弱却有生命力，虽飘渺却经久不散，寄托着她拳拳的期盼。“我要走向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她说，远方总是好的，因为诗意的生活总在别处。 “诗人，生活在别处，在沙漠 / 海洋，纵横他茫茫的肉体与精神的冒险之旅。”——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 这个把纯真情感寄予别处的女子，怀揣着史诗般壮烈的情怀，与那个住在巴黎16区的卷发男孩，孤注一掷地谈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异国恋爱。她的想象力是那样丰富，凭着唱过的巴黎歌曲，读过的巴黎书籍，看过的巴黎电影，背过的巴黎诗句，或者一部巴黎音乐剧，甚至是与来自巴黎友人的一席话……巴黎活生生地驻在她的心里。他们依托着书信和电话，认真地虚拟着恋爱的细节和情景：在布洛涅公园，在塞纳河左岸，在莎士比亚书店，在加尼叶歌剧院，在香街之上，在铁塔底下……他怀抱着她，说：Je t’aime，她依偎着他，说：Moi aussi。连背景音乐都设计好了：“Sous le ciel de Paris / Marchent des amoureux / Leur bonheur se construit sur un air fait pour eux.巴黎的天空下漫步着恋爱中的人，他们的幸福建立在专为他们营造的氛围中。”——Edith Piaf：Sous le ciel de Paris “爱情本身与我们对爱情的看法之间的差别判若天壤。爱情的本质在于爱的对象本非实物，它仅存在于情人的想象之中。”——马塞尔·普鲁斯特 她自顾自地谈着这场假想发生在巴黎的恋爱，她不是不知道：“Dreams are my reality /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梦境就是现实，惟一真实的幻想，幻觉已成平常事，我试着活在梦境里。”——Richard Sanderson：Reality 无论如何，她毕竟是拥有了生命中一次至纯、至真，浪漫而奇妙的爱情故事，并如愿地将它写在了巴黎的书页上，这是她一生的财富。 巴黎，是地球上很多角落里那些小女子遥远的梦幻。爱情，就应该发生在巴黎！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mw0l8nicFXVCNY6tibp005CavxibQSXwtnncicREy5IxEQAcHlVrtaKktE5vAfC4ic0YEzf6XKwKibbew/0?wx_fmt=jpeg 理性的情感 Je t’aime，moi non plus “Je t’aime，moi aussi”？Parisian（巴黎人）却怀疑这种完美爱情誓言的合理性——那好像是中产阶级的文化遗存，落满了灰烬尘埃，是外省人、外国人才追求的东西。在这个存在主义的诞生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早已深深地嵌进了人们的基因里。接受冲突，接受缺陷，接受不完美，是巴黎人的本性，就像承认大自然中的一部分。连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著有《恶之花》）都说花也有恶的也有病态的，更何况是有人参与的爱情？真正的巴黎人从不追求虚无的完美。情到浓时，也一定要理智地给Je t’aime加一个小注脚：Moi non plus。 Je t’aime，moi non plus，我爱你，我也不爱你。这样不解风情的调侃出自塞尔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法国流行音乐教父）。当他与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昵称BB）——这个全法国最性感的象征——在床笫间缠绵之时，BB恳请Serge为她谱写一曲全世界最美丽最动听的爱情歌曲。迷人的性感小猫说：Je t’aime，丑得像海龟的Serge 却说：Moi non plus。 这首充斥了喘息呢喃性明示的靡靡之音由于太色情太露骨，被定性为音乐界的Emmanuelle艾曼紐（三级片电影），曾一度被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在很多时候禁止播放。 Serge却很不服：这明明是一首纯洁的爱情歌曲，真挚坦荡，“The music is very pu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write a love song and it's taken badly.” 这个死后被追认为“时代的波德莱尔”的叛逆音乐家，在生前，人们只看到了他形骸放浪、嫉俗愤世的一面，那内心隐藏着的深刻理智与足以让人绝望的洞察力，却无人能解。 Je t’aime je t’aime（女）我爱你我爱你 Oh oui je t’aime（女）噢是的我爱你 Moi non plus（男）我也不爱你 Oh mon amour（女）噢亲爱的 L’amour physique est sans issue（男）肉体的爱是无望的 短视的人们只听到了深深的喘息和“来来去去”的呢哝，然而Serge却在这浓情蜜意之际清醒又痛苦地意识到这肉体的爱是多么的无望，没有出路。“It was an ‘anti-fuck’song about the desperation and impossibility of physical love.” 难道人们就没有从那优美的旋律中听出背后隐藏着的忧伤吗？相信吗，心有灵犀者听到这首“色情歌曲”也会难过地落泪？有性无爱（或少爱）背后的叹息，是那样地寂寥和惆怅，就似除了遥远而一无所有的远方。理智的Serge即便怀拥着全法国人民最渴望的性感女神，也一样抑制不住那蔓延心底森森密密的绝望，为那身心灵不能融为一体的失落与忧伤，越是强调“我要进去”，那肉体实实在在的结合愈加遮掩不住内心的空虚慌张。谁能说那激情过后不是置身沙漠一般的孤独和迷茫？ 你看在这首歌的MTV里，与那性感的歌词、挑逗的声息相呼应的，是Serge身裹大衣，面目严肃，站在埃菲尔铁塔下，庄重地、肃穆地，却又仿佛孤注一掷地，发出他爱的宣言：Je t’aime！同时好像又感到了这美好愿景离现实太远，紧跟着再强调：Moi non plus。就这么“我爱你”、“我也不爱你”来回往复地重申，怀着某种宿命的态度来迎接爱情。 Serge死后被葬在巴黎的Montparnasse墓园，与宣扬“美与丑恶不可分割”的诗人波德莱尔，和引领法国人实践存在主义生活态度的哲学家萨特为邻。巴黎人民在这几个哥们的带领下，在爱情面前，没有外省人、外国人那种神圣感，觉得爱就爱了，那只是没有忘记理性的尽情体验。 Serge Gainsbourg在巴黎7区的故居。

本文作者刘云枫，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西方艺术三剑客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以绘画为核心；中国艺术三剑客是：诗书画，以诗为最。从古罗马时期撰写《建筑十书》的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巨匠达·芬奇，再到现代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西方建筑师享有和中国诗人一样崇高的地位。以高迪为例，他设计的神圣家族教堂，从1882年建设至今，还没完工，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上，中国没有建筑师。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中国建筑千篇一律，不需要设计。清末曾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到：中国宫殿和民居建筑风格缺乏创意，世世代代都沿用一种款式，只是出于建筑位置的需要或者建筑面积的局限而稍做修改。 为历史上中国是否有建筑师，我和一位律师发生争执。他以律师的口气告诉我，他要是找出一位中国著名建筑师的话，我就如何如何。 他说的建筑师，是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紫禁城建设的主持者蒯祥。 我和律师朋友说：蒯祥不是建筑师，他是包工头。 为什么说蒯祥不是建筑师？包工头和建筑师有什么区别呢？ 建筑师的职责，是设计满足功能需求的建筑。关键是设计，设计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有自己的创见。中国的宫殿，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礼制规定的；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皇帝钦定的。蒯祥只是按照礼制的规定和永乐帝的旨意，把纸上的蓝图变成现实。说他是建筑师，言过其实；说他是建筑师，也混淆了建筑师和包工头的概念。 在西方，建筑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业。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建筑师，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在中国，除去明代的蒯祥、清代的雷氏家族为皇家营造宫室、陵寝留在史书上之外，再没有其他建筑匠人，留下痕迹。再则，文人主导的价值体系中，土木营造乃匠人所为，不登大雅之堂，熟读圣贤书的文人士大夫是不屑为之的，甚至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这就使得所有建筑从业者，将营造纯粹当作一种谋利行为，很难有职业自豪感、成就感并获得社会的尊重。要获得尊重，只有一途，就是科举，并取得功名，那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没有建筑师参加的中国民居，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保持着千年不变的稳定性。典型的汉族民居是一串“糖葫芦”，三间房子一字排开，一明两暗。明则为堂，暗则为室。堂居于整个建筑的中心地位，并领导着左右两室；左右两室是从属的，如左膀右臂。“三间房”是标配，也有五间和七间的，但，必须是奇数，而不是偶数。因为，只有是奇数，中间的堂，才能成为中心，才合礼制。 堂是一个家庭的活动中心，也是对外开放的，迎来送往、家庭会议以及祭祖拜佛，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室是私密的，闲杂人等，概莫能入。堂正中开门，室有窗无门，进入室内，须经过堂，“登堂入室”，就是这个意思。堂和室，在后墙上都没有门，也没有一扇窗户——所以，汉族民居的室内，采光和通风都不好，非久留之地。 一字排开的正房，坐北朝南，但正房只是中国典型四合院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四合院之房屋沿四周而建，同时，充当围墙。院子在正中，四面有房屋围着。因此，家人在院子里活动，外人是看不到的。门和窗户只开在朝向院子一侧，房屋的外墙没有窗户，更没有门；如果房屋不足四面，其余方位则以高墙补齐，将整个院子围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是也。可以说，每一个中式院落都是封闭、独立和内向的。 西方民居的平面构成，恰与中国四合院相反。西式房屋建在庭院中间，周围是院子。这样一来，房屋门窗面向四方，而且，窗户都是落地式的，可以发挥和门一样功能。因此，西式民居，是非常开放的，联通性非常好。加之，围墙都非常矮，决不高过人头，很多人家甚至用冬青一类植物、或者象征性的木栅栏充作院墙。这样，如果家里不关窗帘，路上行人便可将室内一举一动一览无余，春光乍泄，就不可免。 西式民居的另一特点，是在开门和开窗上。房屋前后，都有门有窗，既便于自由出入，也保证了通风透气和充足的阳光。由于，房子前后开门，所以，欧美房子处于住地的中心，前后有院。和汉族院子不同的是，没有壁垒森严的围墙，只是以低矮的篱笆和木板为界，或者，仅以种植的蔬菜、水果和树木限定区域。邻里相望，一目了然。 综合言之，中国的四合院，和欧美的房子，各有特点。 第一，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 第二，四合院像堡垒，北方的四合院自不待言，徽派建筑的四合院，更加局促和封闭。闽南的土楼，则与堡垒毫无二致。欧美民居，则是休闲放松之地，像苗圃，房子的主人则是养花种草之人。欧美也有城堡式建筑，但，那不是民居，而是一地诸侯或贵族的豪宅。 第三，中国人崇尚深宅大院，欧美则是疏篱矮墙。 第四，中国人重风水，欧美人重风光——通风和采光。 第五，中式民居，四面合围，是封闭的、孤立的和内向的；欧美民居是开放的、联通的和外向的。 如果，民居是一定的民族心理的具体反映的话，则大体而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戒备和抵抗心理。 汉民居四面环伺，形成一个高墙重垒的封闭性建筑。它与外在环境有非常鲜明的界限，未经内部人允许，不得擅入，并有非常坚固的院墙阻止外部“侵入”。它是内外有别的，对外来者充满冷漠和与生俱来的敌意，它城府深沉，隐藏着不可外泄的秘密。中式民居，只在一个方向开门，指向性非常强。只有与华夏文化同质的文化元素，才被引入，否则，则视为异端而拒之门外。这或许就是霍夫斯泰德先生所说的风险厌恶。 与此相对，欧美民居，前后开门，左右逢源。一所房子孤立在住地中央，无所依靠，也无所隐藏。院子周围的篱笆，十分低矮，只有美化和象征性的分割作用，并无阻隔外来“入侵”的功效。在他们的民族心理中，没有歧视性的内外。也就是说，对外来文化，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取其所长。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法国大革命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题头为一部电影，英、法文原名：TheFrench Revolution, La Révlution française, 法意德英加五国合摄于大革命二百周年,。上集导演为法国Enrico，下集美国Heffron。演员阵容集各国一流，群众演员数万，包括法国前总统（有影片一分钟视频，网上：Nicolas Sarkozy Figurant 萨科齐跑龙套）。 十多年前看过一遍，本地Télé-Québec播放。这家电视台独特，无新闻，但有政论，科教文节目多，电影从不插广告，而且定期播一部原版中国电影，配法文字幕。也曾播过法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纪录片，资料丰富。 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家对本国别国历史，始终关心反省。对这场革命，议论纷纷，史家、社会学家更其努力探讨。而中国对自己那场浩劫，也是大革命，似乎忘怀。个中有民众的麻木，更有食肉者（今食特供者）蓄谋掩盖、歪曲、强迫失忆，试图让易解的历史变成考古难题。 正如《三国演义》是文艺作品，与历史有点出入，但爱看的人多，而有几人去读《三国志》？比如，处决国王时曾有保王党劫法场，但影片只字未提，可能考虑情节不宜跌宕过多。评论一般认为该片基本符合史实，故本人在此推荐。 何况听说中文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几度脱销。国家大事找书找资料，总比“你解放军不跟我，我去找红军”（挽袖拔拳，凶相毕露），要好得多。美国不早已有国会图书馆？只是，此书系“论”而非“史”，托克维尔开卷就声明。治史当以史带论，根据史实导出理论。一般人读史头疼，而这段历久，曲折、反复均属罕见，最好看完电影再看书。 英美法革命比较 1100年，英王亨利一世颁布《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给予教会与贵族一些权利。 1215年,各路贵族兴兵，伦敦泰晤士河畔，约翰王在羊皮纸《大宪章》（Great Charter）上签字钤印。后者内容源出前者，但加上一条：贵族会议有权否定国王之命令。 1688年，詹姆斯二世即位后加强集权，信仰英国国教的女儿玛丽继位无望，资产阶级邀请其夫婿，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来英国与玛丽共同执政，詹姆斯二世出亡法国。旋即议会提出权利法案（Billof Rights) 确立“议会至上”准则。兵不血刃，史称“光荣革命”。英国以宪法约束国王，历时几百年，方修成正果。其对世界贡献良多，影响深远，美国宪法中就有大宪章的影子。 美国革命得天独厚。远隔重洋，也曾向英王上书陈情，不成就干脆反了，打独立战争。 开国先辈们气吞山河，慷慨表态：要说是反叛，就索性一反到底。（If this be treaoson, make the most of it!）保王份子也有，往北退，今天加拿大仍属英联邦，女王陛下不时来巡视，纳税人仍要养总督和上议院，此辈不敢作威，仍敢作福，时闻挥霍浪费，反不如女王俭朴低调。 法国革命一波三折，回肠荡气。论起迄则说法不一。最短从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至1794年7月热月政变，电影按此说。因为虽有波旁王朝复辟，甚至拿破仑称帝，但共和已确立，深入人心，宪政不可动摇。英国至今称“王国”，而中国招牌不但“共和”，而且“人民共和”（“贵族共和”都谈不上），但专制却超过秦始皇。考其背景，多位革命人物深受启蒙思想影响，虽然卢梭、伏尔泰等均已谢世。究其原因，大抵不外天灾、饥荒、民不聊生、王室奢侈等等，但有一点史家忽略了，即革命期间重大事件均发生在夏天。开头攻占巴士底狱，至末了热月政变（热月，炎热可想而知），一波推一波。所谓闹革命，包括文革等，天热容易闹起来。盖气温升高，人心也焦躁，不肯安份守己，夏天犯罪率高。此系本人比较大革命事件而发现，引用者请注明出处。至于对这场革命的观点，褒贬不一。有人（包括托克维尔）赞不绝口：彻底、广泛、热情。有人则贬之为一场闹剧：生灵涂炭、玉石俱焚。在此不赘，现介绍关键人物与重大事件，再来看电影就有头绪。 关键人物： 路易十六 国王路易十六（LouisXVI）。路易十四、十五两位系集权君主，前者称“朕即国家”，后者有名言“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但路易十六人品不坏，信教虔诚，有文化修养，只是受王后与周围小人左右。此君热爱机械，尤其喜欢制作各种锁，还修改过断头机的铡刀，有点像中国明朝那位皇帝爱做木工。这么个人，绝对不是暴君。他在替路易十四、十五还债，民众几代怨恨积聚，此时发作。法国学者勒庞（Lebon）所言不虚：吾人受先辈德行荫庇，代先辈劣迹受罪。正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拉法耶特(Lafayette)：贵族，君主立宪派首脑，风云一时，后急流勇退，得以全身。他设计三色徽记，曾向国王进呈三色帽徽，说其中白色代表王权。而今巴黎有条Lafayette街，西端有豪华商场，华人阔佬称为“老佛爷”。 丹东（Danton）：雄辩，热豪爽，团结一批温和份子，与激进份子争论不休，后反对恐怖专政而与罗伯斯庇尔生分。有论者认为影片抑罗扬丹，其实罗的人品学识均佳，实在是性格悲剧。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洁身自好，生活简朴，能仗义执言为穷人说话，笃信启蒙思想，力求社会公正。可惜是极端理想主义者，剧中有次与丹东讨论，丹说：是否要求过高？罗答：存在就是为了完美。为了崇高，不惜人头落地，有人曾为其作墓志铭：过往的人啊，不必为我悲伤，倘若我活着，你们就活不成。 重大事件： 上集：启蒙年代（LesAnnées Lumières） 电影开场点出两人：国王御驾途经学校，罗伯斯庇尔代表全校，雨中跪地，诵读拉丁文献辞。 三级会议 1789年5月，三级会议。王居上首，下有教士与贵族两厢打横，然后平民。财政大臣长篇报告，王后昏昏欲睡。国王意图简单——要钱。未果，愤而解散会议。国王已经让步，平民代表人数增至约六百，其他两级各三百，而且付表决将一人一票。但平民、不少教士以及一些贵族，仍不买帐，而且一不做二不休，拉出去在网球场另起炉灶“制宪会议”。 与中国秦汉以降的专制不同，法国封建制度有三级会议，其代表性亦货真价实，教士与贵族不可能冒充平民代表。第三等级选民资格：法国本土出生，或归化法国，年满25岁之男性，在居住地纳税并投票。这平民等级包括农民、工匠、小商、专业人士（律师）和大资产阶级等，其间人才济济，不乏有资产以及有技艺、专业知识、思想理念人士。 攻占巴士底狱 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财政大臣希图改良，劝说无效而辞职。国王不愿再退让，调动军队对付民众。群情激昂，纷纷夺取武器，或以铁棍、菜刀等揭竿而起，涌向巴士底狱。典狱官说牢内仅关押7名囚犯等等，终究谈不拢，官兵枪炮镇压。起义者浴血奋战，夺得胜利。消息传到王宫，国王问：在造反？内侍答：在革命。 娘子军围攻凡尔赛宫 10月5-6日，娘子军围攻凡尔赛宫。镜头从街角展开，一群巴黎妇女，手持长矛钢叉之类，一女童击鼓开路，更无一人是男儿。尽管雨天，队伍逐渐扩大，但仍以妇女为主，武器也增加了枪支，居然还有一尊大炮，团团围住王宫，呼号震天：leRoi, à Paris（国王，回巴黎）。拉法耶特调停，王室无奈，迁至巴黎杜伊勒宫。此系大革命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事件，据史料，达数万人之众。王权神圣至此荡然无存，但也可见对国王仍抱希望，要他参与制宪。 1791年6月，国王全家乔装出逃，投奔境外敌对势力。制宪会议得悉，拉法耶特命令：“捉拿绑匪，解救国王”。近法奥边境处，国王被识破，押回巴黎。拉氏坚持君主立宪，坚称国王被绑架。诸侯勤王犹有可说，国王此举无异引狼入室，失策。 9月底，制宪会议解散，《1791年宪法》就绪，基调为“一切权力由全民产生”。翌日“立法会议”开始，君主立宪确立。 1792年6月，民众攻占杜伊勒宫。8月10日，王室成阶下囚，波旁王朝灭亡。君主立宪派倒台。 9月，为制订新宪法，立法会议解散，由普选产生议员组成国民公会（Convention，美国革命时，费城制宪会议也用此名），成立法兰西共和国，是为第一共和。七百多议员大致分三派，右、左、中次序轮番上台，搬演下集重头戏。 下集：恐怖岁月（LesAnnées Terribles） 1793年元月，国王被移解监狱、审判，最后处死。 6月，民众再次起义，推翻无力应付内忧外患，甚至保王的右派。 行刺马拉 雅各宾派上台，外省叛变、右派捣乱、王党挑唆、外国干涉。乱纷纷，只得采取恐怖政策，局势如麻，也就杀人如麻。失势者亦反扑，如雅各宾健将马拉遇刺身亡。 形势稳定后，内讧开始，恐怖政策改为对付异己。右派被镇压后，左派雅各宾自身内斗。罗伯斯庇尔左右开弓，先整激进份子，再整丹东为首的温和份子。丹东等人被逮捕，由革命法庭判死刑。其实罗氏与丹东及德穆兰（丹的挚友）私交甚笃。德与丹等醒悟而反恐怖政策，为罗所不容。行刑日，德妻求情，望刀下留人，罗伯斯庇尔扭头拂袖而去，听任囚车载同志与朋友赴刑场。 热月政变 1794年7月26日，热月政变。罗氏地位如日中天，但急转直下。是日罗在公会宣称：还有一些议员要整肃。全场哗然，有人带头喊“打倒暴君！”一呼百应。罗只得夺门出逃。鉴于丹东等被整先例，惶惶然，议员们策划政变，次日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党，第三天就送上断头机。 断头台 下集气氛肃杀，儿童不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刀剑枪炮加绞架。断头机太忙，（图7）王公贵族、革命党人，列队引颈受戮。此物并非Guillotin医生设计，革命前早已在欧洲使用（法国1977年最后一次用）。G氏只是推广，盖当初只有贵族犯死刑可享用，剧中向国王进呈模型，说：减轻临终痛苦，也该人人平等。国王御笔将刀刃由半月形︵改成斜直线╲，道是：如此更好。当年发明者考虑人的颈项呈半圆形，路易十六看出问题，可惜君王未能洞察历史潮流。 后来此君断头台前驻足仰望，但见高处寒光一闪，内心感慨何止万千。登台后仍不失王者风范，面众陈词：我死于清白，我原谅迫害我的人。突然鼓声齐作，原来监斩官急令行刑。从前你不让人说话，现在人不让你说话了。 丹东及其支持者们囚车途经罗伯斯庇尔居处，丹东抬头说道：接下来轮到你啦！头脑清醒，浩气长存，刑前谓刽子手：莫忘记，待会儿提我头颅让民众看看，好头颅！ 果然，不久轮到罗伯斯庇尔，披头散发，面目全非，昏昏沉沉由人架上台，全无往昔气概。铡刀下滑，应声落地是木偶头颅，原来镜头跳至几个小孩，在玩模型断头机，也是编剧神来之笔。法国作家巴比塞在小说《火线》中，说是看到儿童游戏认真，大为感叹：孩子们把游戏当正经事，倒是大人们把正经事当儿戏。 重温二百多年前这段历史，令人既振奋，亦悲哀，更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 欢迎订阅时代学园微信公众号，在手机上看我的文章。订阅号：TimeAcademy

布莱士‧帕斯卡尔 作者：何怀宏来源：黄灿然小站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帕斯卡尔认为，人们追求真理实际上只是在追求这一追求真理的过程：他们爱好斗争和意见交锋；人们追求的从来都不是事物本身（也追求不到），而是这追求本身。如果说理性在认识自然和外在世界的领域中还只是受到干扰和限制，因而它并非全能，而是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理性在探讨人自身的领域中就更为软弱，甚至几乎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而在帕斯卡尔看来，探讨人又是人的一个基本任务，其重要性远甚于认识自然。帕斯卡尔责备笛卡儿“既无用又不可靠”看来就有这个意思。他说笛卡儿对科学穿凿过分了。他自己也研究过那些科学，对此他有一个反省。他说：“我曾经长期从事抽象科学的研究，而在这方面所能联系的人数之少使我失望。当我开始研究人的时候，我就看出这些抽象科学是不适应于人的，并且我对它们的钻研比起别人对它们的无知来，更会把我引入歧途。我原谅别人对这些所知甚少，然而我相信至少可以找到不少同道是研究人的，这是真正适合于人的研究工作。可是我弄错了，研究人的比研究几何学的还要少。”在帕斯卡尔那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即：一方面他觉得与研究抽象科学（数学、几何、物理，也许还包括形而上学）比较起来，研究人是真正适合于人的工作，是更为重要和必需的。“人必须认识自己，如果这不能有助于发现真理，至少这将有助于规范自己的生活；没有别的比这更为正确的了。”但另一方面，他又怀疑，对于人的知识是不是人所应该具有的，而为了能够幸福，他对自己最好是继续保持无知状况？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看到人的无比丰富和复杂，人的无穷秉性和变化无常，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无数争论，这使人类难以认识自己；二是他觉得信仰、顺从是比知识更为重要的，而后一个原因是基本的原因。帕斯卡尔深刻地体会到笼罩着人的那种种神秘的暧昧不清和复杂的变化多端。他惊叹，人性之中有多少种天性，有多少种禀赋啊！一切是一，一切又各不相同。人远看起来是简单明白的，但近看却复杂暖昧。就像一座城市，一片郊野，远看就是一座城市和一片郊野，但是随着走近它们，它们就是房屋、树木、砖瓦、树叶、小草、蚂蚁、蚂蚁的脚，以至无穷。他自问，如果我们把一个整体的人加以解剖，他会不会就是头、心、胃、血脉、每条血脉、血脉的每一部分，血液、血液的每一滴呢？而这还只是人的身体方面，人的精神方面的多样和变化就更其复杂了。灵魂与事物一样有各种不同的倾向，跟呈现于灵魂之前的事物绝不是单纯的一样，灵魂也从不单纯地把自己呈现于任何主体之前。帕斯卡尔注意到人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考察。一种是根据他的目的，这时候人就是伟大无比的。另一种是根据群体，多数（ multitude），即根据大多数人实际的行为；这时候人就是邪恶下流的。这样两种方式使我们对人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并引起了哲学家们无穷的争论。帕斯卡尔不会在这些争论中站在其中任何一方，不会总停留在一个平面上思考。他试图超越这些争论，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思考人的问题。因而他也就扬弃了上述的他表面上的那种矛盾，他不想通过理性来解决人心问题。他认为人心有自己的道理，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人们可以从千百件事情知道这一点。仅以爱情为例，你指出爱的各种原因理由的顺序，并不能证明你就应当被爱，因为这种做法是荒唐可笑的。内心有自已的顺序，和精神（理智）的顺序需要通过原理和论证来阐明不同，内心的顺序需要通过另外的方法。帕斯卡尔划分出三种性质不同的秩序以及相应的三种不同的伟大：首先是身体、物体方面的秩序。这方面伟大的代表是各种光彩显赫的事物，是太空、星辰、君主、国王、富人、首领，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其次是精神、理智方面的秩序。这方面的伟大的代表是那些天才们。他们有他们的领域、他们的显赫、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光辉。哪怕他们显得平凡和卑贱，他们绝不需要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任何身体、外表的伟大；他们不是用眼睛而是要用精神才能被人看到的，例如阿基米德。最后是仁爱、心灵方面的秩序。这方面的伟大来自上帝，其代表是那些圣徒们。他们也有自己的领域和光辉，哪怕他们显得卑贱和无知，但绝不需要任何身体或精神的伟大。他们是要从上帝与天使、而不是从肉体或好奇的精神方能被人看到的。三种秩序，三种伟大，一个比一个高，后者比前者更高，最后者最高。三者的距离，相隔无限的遥远；从肉体到精神的距离无限遥远，而从精神到仁爱的距离就更其遥远了。因为，仁爱是超自然的。然而，有的人就只会羡慕身体、外表方面的伟大，仿佛并不存在什么精神的东西；又有的人就只会羡慕精神、理智方面的伟大，仿佛并不存在什么比智慧更高的无限的东西。一切的物体、太空、星辰、大地和地上的王国，都比不上最渺小的精神；因为精神认识这一切以及它自己，而物体却一无所知。所有的物体合在一起，所有的精神合在一起，以及所有它们的产物，又都比不上最微小的仁爱行为，因为那是属于一种更加无限崇高的秩序的。所有的物体合在一起，我们都不能从其中造就出一丝一毫的思想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是属于另一种秩序的。从所有的物体和精神之中，我们也不能引出一桩真正仁爱的行动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是属于另一种超自然的秩序的。三种秩序的思想是帕斯卡尔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帕斯卡尔对第一种伟大是不屑一顾的，对第二种伟大尊重却不满足，对第三种伟大才真正心驰神往。而在他看来，似乎三者之间并无桥梁可渡。物体不能产生精神，地位、财富不会带来学识；仅仅通过理智无法达到信仰，通过知识亦无法达到上帝。理性在此是无力的、无用的。所以，他说：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超乎它之外，不然它就是脆弱的。他认为：“最符合理智的，莫过于这种对理智的否定。”我们必须懂得在必要的地方怀疑，在必要的地方肯定，在必要的地方顺从。如果从信仰与理性关系这个角度分析宗教情感或信仰的根源，我们看到它常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感到凭自身的理性和知识不能克服和排遣人间的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如拉罗什福科讥讽自己时所说：哲学能战胜过去和未来的痛苦，却要被现在的痛苦所压倒。帕斯卡尔亦说，全部哲学抵不上一小时的痛苦。也就是说理性与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而人生的问题，人生的目的、意义、出路诸问题是远比知识的问题更重要的。人不是为了知识而存在，相反知识是为了人而存在，求知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对理性认识本身的怀疑，感到理性在求真的领域里亦是软弱乏力的。他从两个方面展开他的论述，一方面是人们的空虚和无聊，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劳碌和消遣。首先是人们的空虚和无聊，他认为人最不堪忍受的就是闲适和无聊，可是却又常常陷入无聊，无所用心，无所事事，没有激情，没有冲动，这时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虚无，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依赖，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从他灵魂的深处马上就会出现无聊、阴沉、悲哀、忧伤、烦恼和绝望。人们找不到真正的生活目标，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做什么好。谁要是看不见世界的种种空虚，他本人一定是非常空虚的，人心是空洞的，人生是无聊的。而人的本性就在于运动，完全的安息就是死亡，无所事事对他来说比辛苦劳作更难以忍受。不做什么比做苦工更难，久站不动比长途跋涉更难。要人安安静静地生活，这是不了解人的本性。人躲避安静甚过躲避一切，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更爱的是行动的过程而非行动的目的，他们不断地要追求新鲜刺激，他们爱打猎甚于爱猎获品，他们爱钓鱼甚于爱鱼，他们爱赌博甚于爱赢钱。假如你每天给一个爱赌博的人一笔他可能赢到的钱，条件是绝不许他赌博，那你可就要使他不幸了。正因为如此，幽禁的监狱就成为一种可怕的惩罚，退职的官吏就变得最为可怜。于是人们就以辛勤忙碌和游戏消遣来排除自已的无聊；用各种事体来填充自己的空洞，用热闹和纷扰来掩盖自己的心灵空虚。幸运的是，虽然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刺疼我们，但一点点小事也就可以安慰我们，就可以转移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开心。一件琐碎的事，比方说打中一个弹子或台球，就可以使人忘记甚至刚刚才失去亲人的悲痛。于是人们想方设法地排遣自己，让外物占据自己，从小就操心着自己的荣誉、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朋友，甚至于自己朋友的财富和荣誉。我们把各种业务、语言学习和职业训练都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懂得若是没有这些操心他们就不会幸福，因而使他们从早到晚劳苦不堪，而这竟然真的使他们幸福！若是他们还有空闲，我们就劝他们从事游戏和娱乐，使他们培养一些嗜好，于是他们就快乐了，就好比在人们的眼前放一些东西阻碍他们看见悬崖，他们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面奔跑。人们既然不能治疗死亡、悲惨和无知，他们就认定为了使自己幸福根本不必去想这些。人心里是空洞的，于是人们往里填充东西，可是填充的并非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垃圾，所以帕斯卡尔感叹说：“人心是怎样的空洞而污秽啊！”然后，帕斯卡尔继续指出，正是这种忙碌和消遣才是我们的最大不幸和苦难，“唯一能安慰我们的可悲的东西就是消遣，可是它也是我们的可悲之中最大的可悲。因为正是它才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想到自己，并且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消灭自己，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会陷于无聊，而这种无聊就会推动我们去寻找一种更可靠的解脱办法了。可是消遣却使得我们开心，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死亡。”消遣是恶，快乐是罪。无论如何，人还有一种基于伟大的原始天性的本能直觉，使他隐秘地意识到幸福实际上不在于这种消遣和娱乐，而在于某种安宁，在于与上帝同在，或者与永恒、无限、绝对同在的安宁。这时他才会真正地感到有家可归，感到有依靠和有根基。而日常的事务和消遣却蒙蔽了他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归宿。因此我们要取消他们的那些操心，这时候他们就有可能看到他们自己，就会思考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从何而来，自己该往何处去。这样，就可以说，本来是使我们最难受的无聊，现在反倒是我们最大的福祉，因为它比一切事物都更有助于我们寻求真正的治疗。所以，帕斯卡尔认为一切盛大的娱乐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危险的，他觉得人需要通过某种悲观期望、忧郁、烦恼的情绪而认识自己并走向上帝。这样，人的伟大和渺小、高贵和卑贱就构成了人的悖论，人的矛盾。“因而，人是怎样的虚幻啊！是怎样的奇特、怎样的怪异、怎样的混乱、怎样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一个奇观啊！既是万物的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贮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既是宇宙的光荣，又是世界的垃圾。”人的这一矛盾，这一悖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帕斯卡尔用基督教的原罪说，堕落说来解释。他认为，人是从他原先拥有的较美好天性堕落到类似于动物的可悲境况的，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他的不幸是一个失位的国王的不幸，他的伟大是对曾经是一个国王的伟大的追思和认识。因为，假如人从来不曾堕落，不曾腐化，那么他就会确有把握在他的清白无辜之中既享有真理又享有福祉了，他就会既有追求幸福和真理的欲望，又有达到它们的能力；而假如人从来就是腐败的、恶劣的，那么他就既不会对真理，也不会对赐福具有任何观念和印象了，他就会在污泥中自得其乐。可是他并不能够像禽兽一样自得其乐，他感到痛苦和不幸，他试图追求崇高和完美，因为他曾经有过崇高和完美，他的追求实际是一种复归和追溯，这种追溯使他感到一种痛苦的无力，因为他无法凭自身达到那至善至美。我们既有着对于幸福的观念，而又不能达到幸福；我们既感到真理的影子，而又只掌握了谎言，追求是我们的宿命，可我们总达不到那根本的目标。我们徒劳无功，白费力气，却还是要追求，这就是人的悲剧。人的这种处境就类似于加缪所说的古希腊神话中巨神西西弗斯的处境，有一种加于他之上的永远的苦役，他一次次地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又ー次次地滚落山下。这也就是萨特所说人的根本的欲望及其失败，人不能没有这种根本的欲望，人的所有欲望中都潜藏着这一根本的欲望，这一根本的欲望就是要成为自因的自在，或者说“自在—自为”，也就是说，既有着坚实的存在（自在），又能以自我为根据（自为）。换言之，既然没有上帝，人就想要使自己成为上帝。但是这一企图是注定要失败和流产的，自在与自为是一永恒的矛盾，人永远也达不到自己的根本目标，“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这就是萨特的结论。萨特对于人的这一本体的悲剧的描述跟帕斯卡尔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前者至此为止，他认为前后两端（原因和归宿）都是荒谬和神秘，而帕斯卡尔却不满足于此，他试图解释其原因和探讨其归宿，他依靠他的上帝，这使他的哲学带上一种祈求和希望的色彩。帕斯卡尔以其巨大的热情和才智来描述人的这种对立性，他要人们注意这种对立性，要人们同时看到自己的伟大和渺小，尊贵和卑贱，崇高和卑下，有力和无能。他认为，人的伟大与可悲是各从对方推论出来的，人越从高处跌落就越可悲，而越可悲就越证明我们曾经站得更高。如果使人过多地看到他和禽兽是怎样的等同而不向他指明他的伟大，那是危险的；如果使人过多地看到他的伟大而看不到他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而如果使人对这两者都加以忽视，就更为危险了。因此，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使人同时看到这两者，把两者都指明给他，那就非常之有益了。所以，他说：“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他反复强调，如果人抬高自己，我就贬低他；如果他贬低自己，我就抬高他，永远和他对立，直到他理解自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为止。也就是说，帕斯卡尔要使人失望，但又不使他绝望；要使人悲观，但又不使他颓废；要使人自我贬抑，但又不使他自暴自弃。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道主义往往把人看作万物的灵长，把人看成万物的中心，看成世界的骄傲，而当代已很少看到这种自负的人道主义了。帕斯卡尔在人的这种对立性中来把握人，使他对人的认识达到了十分深刻的程度。他试图给在悲惨中苦恼失望的人们探明一条出路，指出他们应去的家园和归宿，但他首先申明的是，人不可能仅靠自己达到这一点，虽然也不可能没有个人的努力和选择。他说他不容许人依赖自己或者依赖别人，为的是好使人既没依靠又没安宁，从而向救主伸出手去。他说：“高傲的人们啊，就请你们认识你们自己对于自己是怎样矛盾的一种悖论吧！无能的理智啊，让你自己谦卑吧；愚蠢的本性啊，让你自己沉默吧；要懂得人是无限地超出于自已的，从你的主人那儿去理解你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你那真实的情况吧。谛听上帝吧。”因此，只是到这个时候，在证明了人的伟大和卑贱的双重性之后，帕斯卡尔才谈到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变得美好的天性，可是让他不要因此而爱自己身上的卑贱。让他鄙视自己吧，因为这种能力是空虚的，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鄙视这种天赋的能力。让他恨自己，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真理，还是满足的真理。”这就是帕斯卡尔所说的：似乎最使人远离宗教的所有这些对立，却最足以把人引向真正的宗教的含义。这也就是帕斯卡尔所说“由于一个人，一切都丧失了，上帝与我们的联系断了，又由于一个人，联系又恢复了”的含义。前一个人是亚当，他的原罪使人类被逐出了乐园，从而人具有了伟大和卑鄙，幸福和悲惨的双重性和对立性；后一个人是耶稣，他恢复了人类与上帝的联系，从而人又有了希望和得救的可能。注：本文选自《生命与自由》，何怀宏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 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 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留下了世代传颂的名言： “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欠了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情。” 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列颠空战是在英国上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如果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则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去解放台湾，而英国根本抵挡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线生机，就系在一小撮空军儿郎身上。这种先例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我看俄罗斯文化也就是这么回事，从未见过哪个别的文盲国家靠一小撮贵族创造出一种如此精致绝伦的文化来，以致它掩盖了无边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错觉，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是个文明国家，却不知道真实俄国其实有两个：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而一般人只看见了橱窗里的那个。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穷兵黩武、扩张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同时也是典型的一穷二白的泥足巨人，无论是政治、经济、工业、科技、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极度落后。它是一个为肤浅西化包装起来的原始农业国，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充分发展的机会。绝大部分俄国人民是文盲农民，实行的是一种无比原始古老落后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俄罗斯文化完全是从西方断断续续引进的，基本属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贵族。俄罗斯的文化巨人诸如格林卡、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从小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他们的作品与俄国平民实在没什么相干，并不为文盲大众理解和欣赏，这是连列宁都承认的。这和中国都还是两回事，中国的文化基本还是平民而非贵族创造的。 这种本质上是舶来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达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但在时间、空间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度不均，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移植文化，虽然受到原始野蛮的草根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但并不曾深入宿主庞大的躯体深处。在时间维度上，俄国文化精品都是十九世纪创作出来的，此前是一片蛮荒，俄国人的“古典作品”其实是近代作品。在空间维度上，革命前的俄国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几个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则是一片荒野。即使是在那几个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与广大百姓毫不相干。真实的俄罗斯人的生活，还是《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上描写的那些野兽风情，其中公公强奸儿媳成了生活常规。 这种奇特的文化风景，很像后来搞的“橱窗文化”，亦即只开放北京、上海等地供好奇的外宾窥视，让他们看到与内地大众毫不相干的幸福生活。虽然沙皇并未有意这么做，然而为大众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橱窗文化。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作了浅表西化镀金的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农业国。人们常常只看到表面上那熠熠生辉的欧洲文化金层，却没看见那薄薄的金层遮盖的原始落后野蛮的胚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橱窗里的摆设实在太精美。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在极短的时段和极有限的空间中，俄国的大师们却创造出了一系列不逊于欧洲任何一个大师的杰作。中国读者为之神迷心醉之余，常常误以为俄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这说来也不足为奇。就连西方左派（liberals）都还以为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幸福生活代表了全国农民，何况是没到过俄国的中国读者们？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若真是熟悉俄罗斯文化，光看看俄国大画家列宾笔下描绘的俄罗斯风情，便不难看出那国家是何等贫穷、落后与野蛮： 列宾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列宾画作：库尔斯克省的复活节游行 列宾画作：查巴罗伊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写回信 张国焘一九二二年去俄国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褴褛、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讪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 他还是只在相对发达的铁路沿线上观察，俄国人的野蛮习性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能深入俄国内地农村去考察，只怕更要大吃一惊。 实际上，熔铸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与其说是橱窗俄国里的精美摆设，莫如说是农村俄国那独一无二的草根文化——圣愚文化。 所谓“圣愚”，俄文为“юродивый”，英文维基百科翻译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中文意为“为基督而犯傻”；美国学者汤普逊（Ewa M. Thompson）译为“Holy fool”，意为“神圣的傻子”。据学者考证，它产生于十一世纪基辅罗斯时代，盛行于十六—十七世纪。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它来源于东方的萨满教，但俄国和西方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则认为它来源于拜占庭的愚人传统，随东正教的传入而产生。 论行为怪诞反常，圣愚们有点像中国晋朝的“竹林七贤”，但与后者不同的，一是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二是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圣愚们多是文盲，衣衫褴褛肮脏，到处流浪，喜欢在教堂、集市等人多之处发疯发癫，狂呼乱叫，胡言乱语，发出预言，甚至咒骂行人或看客。这些怪物却普遍受到社会尊崇，既被视为基督教的先知加苦修士，又被视为神巫，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未卜先知，预言未来，并为人禳灾治病。 这种现象在落后愚昧社会中并不鲜见，罕见的是，这种隐形的草根文化竟然深深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反映在俄罗斯文学、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里，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甚至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近年来，俄罗斯独特的圣愚文化以及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心态的影响，日益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圣愚的行为包括了五组“二律背反”概念：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 。这意思是说，圣愚大智若愚；外表污秽，内心纯洁，即使是行为不检，酗酒纵欲，仍然可以被人视为圣洁；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的传统，却又居于体制外，到处流浪，因而无根；他们既谦卑温顺，却又对其讨厌的人强横粗鲁；人们对圣愚既崇敬又嘲讽。 而这恰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观察到：“在俄罗斯民众的身上可以发现诸多矛盾的特性：专制理念、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恣意妄为；残酷、暴力倾向，和善良、人性、温和； 信奉礼仪，和寻求真理； 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我吹嘘，和普济主义、全人类理念；末世—弥赛亚宗教观，和表面的虔诚；对上帝的寻求，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和放肆；奴性和反抗。” 类似地，俄国作家什缅廖夫观察到，俄国人理解的“慷慨”可以是喜欢走极端的意思。这种喜欢走极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倾向、完美主义、缺乏克制的倾向被传统归结为俄国人最突出的特点，并常被人们提起。两位俄国学者研究成语表达时注意到，俄语有一种所谓“离心排斥”现象，而走极端或是缺乏克制是唯一能把表面上完全不能调和的品格统一在一起的东西。 因此，多位作者都注意到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圣愚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神秘主义、无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苦难的独特态度等，都与圣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从俄罗斯大师们创造的多个文学角色中证认了圣愚的形象，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白痴》的主角梅什金公爵。 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然而窃以为，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一言以蔽之，它在俄国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中发展出一种“马蹄铁现象”，亦即把道德的两极奇特地扭曲在一起，使得俄国知识份子们倾向于把文明世界认为是邪恶的行为神圣化，使之化为宗教式美德，变成他们个人的崇高的良心追求。这种奇特的道德观良心观再与俄国文化中固有的普济主义与全人类理念结合起来，便不难发展为后来的“共产主义道德观”。 以此透视俄罗斯文学，则不难明白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性格之间的“二律背反”，亦即知识份子极度敏锐的良心与令人瞠目结舌的全民残暴之间的强烈反差。一位网人曾引用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上对俄罗斯民族的批判，认为俄罗斯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说明这样的民族已经开始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他这话说出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的民族，还会堕为世界上最邪恶的民族，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呢？ 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无比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尤以托尔斯泰为然。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他曾称卢梭为“十八世纪欧洲的良心”）。他创作的主人公列文与聂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时时在内心无情地剖析自己，并把内心深处的每个骯脏念头公诸于世，似乎有一种内心的煎熬逼迫他们这么做。列文曾在婚后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吉蒂，后者读后无比震惊与困惑。她满面泪痕地把日记交还给列文，说她不需要知道这些，请他不要再用这种事困扰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尔斯泰甚至在亲人去世的时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种时刻，仍然怕在别人眼中显得不够沉痛，因此就连他的悲伤也有虚伪的成份！ 这种内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种心理分析。陀氏的书似乎可以视为心理分析的病例记录，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白痴》等巨著中那难以穿透的凄凉、绝望、阴郁与沉重，读者不难感受到他那为苦难磨锐了的良心与无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对一个健康的社会与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学似乎可以称为“良心文学”，其共同特点是作家们对俄罗斯苦难的感同身受的敏锐，对建立一种更干净、更纯洁、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道德原则的执着，对功利的鄙弃，以及理想主义的近乎偏执的反复表现。大师们风格不同，描写对象各异，然而都有着一种得到群体救赎的共同的执着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浓烈气息。事实上，《白痴》的主角梅什金身上就颇有些耶稣基督的气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对革命的朦胧企盼。作为一个整体，俄国文学家们表达的不光是现实的丑恶，更集体诉说了对一种乌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绝对纯净的，与世俗功利彻底绝缘。 这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也是俄罗斯文学有别于十九世纪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他巨著的明显特征。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大师们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种独特的俄国“良心气息”。看一眼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也暴露社会的丑恶，然而却不曾向俄国大师们那样整个灵魂都卷了进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满荆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将那斑斑血迹洒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泪凝成的。 我想，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说的“走向反面”，或道家的“物极必反”。良心太过敏锐，道德感太发达，对集体救赎的理想太执着，太鄙视功利与理性，就难免堕落为宗教狂热分子，把理想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心甘情愿的，到最后便难免出现布尔什维克那种反文明怪物，为了一个无比崇高的理想，什么道德代价人命代价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付出。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上描绘了一个纯洁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来他为了砥砺自己的革命气节，特地制作了一个钉床，然而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躺在那些尖锐锋利的钉尖上。 这种自虐似乎很极端，然而我相信那是当时的革命家们普遍追求的理想行为规范。它令人想起那些在冰天雪地衣不蔽体甚至赤身裸体的圣愚先驱们，同时更含有新时代的救赎意义。那就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个人什么牺牲都可以做出，什么苦难都可以忍受，与那个伟大的理想比起来，革命者个人的安危福祉一钱不值，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集体救赎而牺牲。既然连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这结果便是把某种理想抬到无限的高度，将个体的位置彻底挤了出去。革命本来是为了结束人民大众的苦难，然而到后来受苦受难本身竟然变成了革命家们追求的目标，成了全民完成道德净化的必需洗礼，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引用的俄国谚语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干净了。”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性决策，而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圣战，革命引来的苦难则是人民大众集体肉身成佛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俄罗斯文学大师们流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之内的，他们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种理想的集体生活方式。阅读那些名著，您只会感到深重的良心压力，驱使您投入改变那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们可能会促使您养成内省习惯，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然而却不会促进你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让你感受到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需求。19世纪是俄国文化的辉煌顶峰，然而它并不是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甚至也不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肯定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humanism）启蒙无关。 这就是为何许多俄罗斯文学家都有革命倾向：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极端。他们的革命思想由腐恶的现实催生，由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哺育，因对群体解放的渴望与呼唤，而使得革命理想变得格外崇高而富有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俄国的激进知识份子完成了其圣愚祖宗们的历史使命，把马蹄铁的两端扭在了一起，最终使得邪恶“升华”为“超级良心”，哺育出了特卡乔夫（Пе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ев，1844-1886）与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祖师爷。特卡乔夫公然提出，在革命成功后，必须强迫人民进入社会主义。为了俄国光明的未来，必须无情消灭大多数俄国人民，因为他们太愚昧 。而涅恰耶夫则在所著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中，为革命乱党要建立的那个新世界以及他们塑造的新人类，描出了惊人准确的蓝图： “在内心深处，他（指革命者，下同）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与公民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财产、社会常规和伦理规则彻底决裂。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不妥协的死敌。如果他继续活在其中，那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摧毁它。” “他蔑视公众舆论，他鄙视并憎恨现存社会道德的一切表现。对他来说，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胜利的都是不道德和罪恶的。” “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必须暴虐。一切温柔的、使人弱化的情感，诸如亲情、爱情、友情、感激之心乃至幽默感，都必须压制下去，让位给冷静的、专一的革命激情。对他来说，世上只有一种快乐、一种安慰、一种报酬、一种满足——革命成功。日日夜夜，他只能有一种想法、一个目标——无情地毁灭。他必须冷血地、不知疲倦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必须准备毁灭自己，准备亲手毁灭拦在革命之路上的一切东西。” “本协会唯一的目标，便是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获得幸福。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毁灭一切的人民起义，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与幸福，因此，本协会将动用它的一切资源和能量去加剧和恶化人民遭受的苦难，直至他们最终再也无法容忍而普遍起来革命。” 这是不是良心的极致？是不是道德的顶峰？为了全民解放的神圣理想，革命者不惜毁灭一切为文明世界公认的规则，毁灭一切美好的人类情感，甚至毁灭自己，天底下难道还能有比这更惨痛的牺牲，还能有比这牺牲换来的世界更美好的天国，还能有比愿意付出这惨痛牺牲的更纯洁更崇高的志士？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这些说教，都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美学吸引力是不可抵抗的，犹如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必然要在肤浅的理想主义者们之中唤起崇敬一般。 我想，就是这种近乎疯狂的美学魅力，迷住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党。也是这种崇高到没有任何“天花板”封顶的理想，驱使着民意党人及其后继的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祖师爷。 据说，涅恰耶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群魔》主人公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位主人公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据我穿凿，陀氏似乎是通过这部巨著告诉读者，涅恰耶夫这类人物是俄国猪圈里必然出现的人物（陀氏直接使用了“猪”这个词），他们只会带来俄国的毁灭，但在毁灭之后，俄国又将得到再生。因此，他那本颇有争议的杰作，其实是惊人准确的宗教式预言。只是陀氏没有说出，这种人物之所以出现，还是俄罗斯知识份子执着地追求内心完美与品行高尚使然，而他们的疯狂说教之所以能风行一时，靠的还是猪圈里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了集体的彻底解放，任何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被牺牲；为了至高无上的目的，无论使出什么手段都是高尚的。 在这点上，俄国与古代中国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类似。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以表露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著称，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系列杰作。而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符合圣贤们提出的道德原则的理想社会，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千年努力目标。传统中国人虽然没有集体救赎的宗教观念，但渴望“世界大同”却是读书人的千载梦想。哪怕是在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之后，国人仍然没有放弃这古老梦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什么思想流派都有，然而大多数识字分子情有独锺的还是西洋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几乎没有人鼓吹过自由资本主义。与俄国相似的另一点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文学家们都或多或少鼓吹革命，知识界的总体倾向严重偏左。之所以出现这种平行现象，我想还是文化原因。两国的文化里缺乏的，都是由《独立宣言》界定的个体权利观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俄国文化里的基督教成份与其特有的圣愚文化使得良心家们更真诚，更狂热，更执着，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从这个背景来透视，不难看出俄国人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呓情有独钟，对“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所有当道者都蜕化为“犬儒”之后，“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是执政者不敢随便抛弃的基本教义，而那并不完全是为了在全球称霸，确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成份在内。在本质上，国际共运是一种脱胎于基督教的国际宗教运动。它之所以在俄国首先勃兴，恰是因为它迎合了俄国人民对弥赛亚带来的集体救赎的渴望。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个人对俄国文化乃至俄国知识份子的一点穿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还真想不明白为何一个知识份子良心超发达的民族会堕落为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邪恶民族。 圣愚文化又一个影响，在我看来，是培育出了民粹主义思潮。俄国知识份子将民众对圣愚们的愚蠢、痴狂、骯脏、穷困的崇拜，广延发展为对人民大众的崇拜，将劳动人民的愚昧、贫穷、卑贱、苦难等不幸遭遇予以美化、浪漫化、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将这些社会弊病造成的恶果翻转为宗教式的智慧、美德与真正的力量所在并加以景仰崇拜，从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涅克拉索夫在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生动地表述了这种天真可笑的浪漫情怀： 在奴役中生存着 自由的心 黄金，黄金， 那就是人民的心！ 人民的力量 伟大的力量 良心安宁 真理永存！ 这罗曼蒂克的幻想离真实有多远，凡是接受过工农再教育的知青都能告诉你。如同圣愚不可能真正具有智慧、圣洁与神力一般，工农大众也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智慧、圣洁与神力。美德与才能并不天然地与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成反比，而人民的力量若是被煽动家们大规模释放出来，那多半只会是一种毁灭而非建设的能量。若要想通过权力操控把那巨大的能量用于建设，则那将需要一个万能的强大政府，伴随着人民自由的彻底丧失与巨大的人命代价和资源浪费，而这就是俄罗斯后来发生的事。 然而就是在这种浪漫幻想的感召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知识界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目睹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一系列副反应，生怕富农在俄国农村出现，最终让西方罪恶的资本主义毒化并颠覆俄国农村古老而美好的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坚信“真理存在于人民的意志中”，许多知青们自愿放弃学业，到农村去开办模范农场，为农民作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村社的学习样板，鼓励他们起来推动社会变革。 当他们的乌托邦实验破产后，他们又改为煽动农民起来造反。然而农民却以猜疑与敌意迎接他们的启蒙者与解放者，把他们交给警察去接受公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动摇民意党人的“拜人民教”的狂热信仰，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农民的诚实与正直的尊重与敬慕。“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并未使俄国知青们睁开眼睛，却让他们沦为恐怖分子，最终暗杀了真正给俄国带来社会进步的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 不难想象，将城市无产阶级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俄国知识份子们是怎样地一拍即合，最终使得这种孩童式的幼稚情怀蜕变为反文明的价值观。即使是今天，许多中国知识份子还难以摆脱这种外来的现代圣愚文化的流毒，仍然笃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拜人民教”的基本教义。 俄国人的另一个问题为文化后进国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进攻型的民族自卑心理。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熔铸了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永恒冲突——深刻的自卑与狂妄自大。一方面，俄国人对自家的落后与野蛮心知肚明，对先进的欧洲文化极为艳羡，巴不得自己也跻身欧洲文化圈，成为文明俱乐部的一员；另一方面，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人便以罗马帝国的正宗传人自居，具有一种荒诞的特殊使命感，将自己定位于人类解放者。在某种程度上，俄国的地理位置，使得俄国人颇像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们，既对邻近的“乡巴佬”的鄙视厌憎远远超过真正的“城里人”，普遍具有白人种族优越心态，又对“城里的文明人”充满羡慕、嫉恨与自卑，为此努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发掘出证明自家优越性的一切线索。 不难看出，列宁主义派给俄罗斯的“全人类的拯救者与解放者”的特殊角色，对这种深为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所苦的民族当具有何等强大的感召力，而他们实行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天堂”，又是怎样地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当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领袖傲然宣称：“我们要埋葬你们”时，他同时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说出了潜台词：“我们要解放你们。”这些豪言壮语，与他访美归来后对毛泽东兴奋地称赞“美国真富”时溢于言表的由衷羡慕 ，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心声。 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政客们势必分为两派：主张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假洋鬼子与排外的阿Q（所谓“斯拉夫主义者”），后者因为迎合庸众的虚荣心，很容易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历史上狂热的所谓“民族主义国家”都是文化后进国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产痞子斯大林为何轻易战胜西化海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民族尊严，统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话，将自己的民族吹嘘为人类文明的发明者。因此，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等等，等等。 也是出于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与“扬眉吐气”的强烈感情需要，人民倾向于认同“国威重似泰山，民命轻于鸿毛”。只要能让祖国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划算的。要赢得人民的欢心，政客们最简便的手段便是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斯大林最是这种高手，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时也非常幸福，因为不断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报上传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温层跳伞成功，第一次开破冰船到北极探险，国家派飞机营救北极探险人员成功，等等，等等。 这种民族文化自卑心态的最大恶果，还是它很容易发展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轻易进入“以一人敌天下”的悲情角色而沉醉于其中，为野心勃勃的大独裁者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提供民意基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之所以有助于斯大林构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为苏共据此通知全民：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包围。苏维埃国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国家，代表着正义与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则由阶级敌人统治，代表着邪恶与黑暗。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完全地历史地落在苏维埃人的双肩之上。离开俄国的落后文化背景与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难设想与全人类为敌反而会唤起苏联人民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当然，要将俄国的邪恶化归结于原始农耕社会形成的集体主义、圣愚文化导致的俄罗斯文学良心的过份发达、以及进攻性的民族自卑心理，未免过于片面与轻率。大概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俄国文化里先天缺乏抵抗极权制度的传统，却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土壤，有着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潜能（potentials），缺乏自我完善智慧，因而只能建立“不可改良的社会” 。然而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俄国人也未必会堕落为大众熟知的世上最邪恶的民族。 注：本文转载自《海纳百川》，略有删减，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作者简介：史杰鹏，原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作家，笔名梁惠王。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游说七十二君，都没有成功，最后竟然灰溜溜地跑回了家乡。这当然跟他的学说脱离了时代要求，以及他脸皮不够厚有关，但还有别的原因。 他在卫国的时候，卫灵公对他还不错，但是他老跟人家唱对台戏。 有一天人家向他请教打仗的事，他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意思是说，治治礼仪我还懂一些，打仗则不会。那时快要接近战国了，诸侯们都想学打仗，养孔子这么个废人有什么用？卫灵公也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和孔子说话的时候，一行大雁从天上飞过，卫灵公就仰头看大雁，不再理孔子。 孔子一看，知道这位侯爷不喜欢自己了，羞得满脸通红，回去就打点行装，准备走路。弟子劝他：“卫侯给您每月发六万斗的薪俸，待遇相当于部长，您怎么说辞就辞啊。”言下之意，这么高的薪水可不是到处找得到。孔子说：“人家都给我脸色看了，再呆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仰头看大雁，不就是讥笑我连大雁都不如吗？大雁还知道返故乡呢。”坚决辞了职，又跑去别国游说了。 六百多年后，汉成帝时期，有一个叫孙宝的人，他因为儒学精湛，被御史大夫张忠看上了，请他来当下属，张忠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他这么做，其实是想为儿子找个免费的家庭教师。孙宝觉察出来后，当即上书辞职。张忠只好打消了原先的计划，劝孙宝留下了，但因此怀恨在心，不久又把孙宝任命为主簿。 那时候当主簿是很没面子的事，谁知孙宝欣然接受，立即搬进了主簿宿舍，还搞了个祭灶仪式，和左邻右舍碰头，摆出一副要久住的架式。张忠不理解，派侍从去问他：“以前御史大夫让你给他儿子做家教，待遇又好，还给四室两厅，你不肯答应；现在让你当主簿，住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宿舍，你却欣然接受，到底为什么？”言下之意是说他是不是吃错了药。 孙宝道：“做主簿虽然没面子，稍微有尊严的人都不肯，但任命一下，府中的人竟然没有一个表示异议，说明大家都觉得我只配当主簿，我能够自以为是吗？至于做老师，那就不同了。自古以来，只有学生上门求学，没有老师上门当家教的道理，所以条件再好也不能答应。”最后还说了一句名言：“道不可屈，身屈何伤？”意思说师生之间的规矩关乎“道”，这是原则，绝对不能屈服的；只要不违背这个“道”，受任何委屈都无所谓，何况当主簿，大小还是个官呢。 侍从回报孙宝这番话，张忠听了非常惭愧，马上上书皇帝，推荐孙宝，说他经明质直，适合当近臣。皇帝马上擢拔孙宝为侍郎，迁谏大夫，益州刺史，飞黄腾达。 又六百多年后，唐太宗下令科举取士，当他看见考生鱼贯入考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一网打尽了。”于是所有考生都跪在大殿下答卷，希望能侥幸高中，成为官吏。 上面三个故事，就是读书人一步步丧失尊严的过程。孔子见诸侯脸色不善，可以知趣告辞，因为还可以到别的诸侯那里去游说。孙宝虽然不得已接受主簿的职位，对师生之间的原则却还能坚守，因为实在不行，还可以回乡做个地方官。至于唐以后的儒生，却只给了科举一条道，除此之外，没有做官的途径。所以他们不得不腆着脸皮走入考场，头顶酷暑，挥汗如雨地跪在殿外答考卷。 《管子》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意思是，如果国君掌握了所有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这个国家就很强大。这其实是不确的，因为满清把这种制度发展到极致，却在西方利出多孔的制度面前相形见绌。 所以应该说，当改变命运的出路只有一条，而它又掌握在皇帝手中时，那么只有皇帝无敌。除了皇帝之外，所有人都没有尊严，读书人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读书人虽然也是人，但由于他们读书明理，掌握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资源，所以，一般来说，代表着民族的良心。如果他们也全部屈服于皇权之下，不得不为皇帝唱赞歌，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就基本上泯灭了，整个民族都会变成一群奴隶。这就是中国奴性社会一直茁壮成长的秘密。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编者注：此文是作者为蒙特利尔华人女性作家枫子日前在台湾出版的新作《弥漫在秋光中的法国香颂》一书所做的序。 枫子，加籍华人，专栏作者，现居蒙特利尔。2004-2006年在加拿大最古老的麦吉尔大学 ( McGill University ) 学习市场营销的研究生课程。2011年其散文集《那一城枫红枫绿——生活在加拿大的法裔社会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她以海外生活中培养的独特视角，游历亚欧美时采撷的鲜活经历，将生活、书籍、艺术、文化里各样的点滴信息融汇交揉，附上自己的思考与诘问并诉诸笔端。 行走于书里书外 文：林锦 枫子嘱我为她即将出版的新书写一个导读。“由你来写是最合适的，”她说，“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在我们的共同见证下诞生的，也是一段我们共有的美好回忆。”正是这句话打动了犹豫再三的我。是的，作为该书内文的第一位读者和编辑，我应该写点什么，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枫子和她的书。 我与枫子相识的日子不短了，越来越觉得她是一个极为真诚、热情而又富于浪漫情怀的人，一个孜孜不倦地追求心灵成长的年轻作家。对于充溢着精神性的美好文字，她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虔诚。这种虔诚引领着枫子行走于书里书外，去拜谒一座座文化、思想的圣殿，与此同时，也拿起笔，一字一句地构筑着属于自己的精神之塔。 本书中的19篇文章其实是枫子担任加拿大文化杂志《此时此刻》专栏作者时的作品结集。专栏名称叫“读书行路”，是枫子拟定的，诚如她在《莎士比亚书店》一文中所说： “这个栏目的名称寓意着我的人生理想：一半时间在书房，一半时间在路上。读书、旅行，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读书可以使我获知世界上那些不能抵达的地方的人和事，让我的视野更广阔，心胸更包容，丰富智慧上和道德上的想象力。而行路则使我得以亲身去验证那些从书本里获悉的知识和经验，感知生命中最鲜活最生动的点滴事件；而反过来那些亲身获得的经验又会促使我去阅读更多相关的书籍以寻找坚实的理论依据……乐此不疲。” 读书行路，这是枫子（我相信也是任何人）精神成长的路径。读书能够开启一个个崭新的世界，而行路，又将书里与书外、理想与现实连接在一起。毋宁说，当我们人在书房，心灵已经在路上，去到无远弗届的地方，任意翱翔。正是自由不拘的心灵，使枫子的文章有了一种随意、流畅、变幻的特点，不同的阅读、拜访对象，带给她不同的感受，心由境生，意随笔到，于是她的文字时而深沉蕴藉，时而轻快活泼，时而像春花般明媚，时而似秋雨般浊重。读书与行路，在她的笔下又是相互交织，绵密一体的。书中大部分文章，既不是传统的游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评或读后感，而是书里书外两个世界交相呼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坐在花神咖啡馆，品味着《女宾》里萨特与波伏娃的惊世爱情；读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一路追寻到他的家乡贡布雷小镇……枫子用自己细腻的心灵感受力、丰富的思维想象力连缀起这两个世界，游走其间，兴味盎然，也将阅读和行走的快乐，通过她的文字传递给我们。 枫子无比深挚地热爱和眷念着欧洲文化，它的文学、音乐、建筑、绘画……滋养着她，丰富着她的心灵。那块古老的土地既是她的精神培养基，也是她心心所向、梦魂所系。本书中的十九篇文章，大部分都是关于欧洲文化的，而其中，介绍法国文化的更是占了大半。本书最后定名为《弥漫在秋光里的法国香颂》，我想也是因为那流淌其间的法式浪漫，最能代表枫子的文风并体现全书的意境之故吧。法国可以说是枫子的心灵故乡，许多人读了她的文章，都以为作者必定长期在法国生活过，因为她笔下的法国，是那样的亲切稔熟，老旧的左岸香颂，巴黎的陈情往事，还有那些咖啡厅、博物馆抑或长眠着名流佳士的墓园，都可以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当枫子告诉我她迄今为止只去过两次法国，加起来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真觉得难以置信。 不过，深入一想，又觉得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枫子生活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这块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上，她时时处处都在感受着欧洲的风韵，经受着欧风美雨的濡染。魁北克是曾经的“新法兰西”，而她居住的蒙特利尔，是世界第二大法语城市，号称美洲“小巴黎”。与法兰西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每天都跃动在她的视野里，渗透于她的生活中，并化为笔下浓浓的法式情怀。她与欧洲的距离看似遥远，其实很亲很近。 不过，也正是因为本书作者生活在加拿大，所以看待事物往往有着不同的视角，并在很多文章中都留下了北美生活的印记。例如《到左岸咖啡馆朝圣》中，她将北美色彩斑斓的马赛克文化与具有深厚历史蕴含的法国文化进行比较；《到百老汇看音乐剧》中，专门提及歌剧《巴黎圣母院》中第一男主角扮演者是来自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展示一个城市的灵魂》中，开首就提到“蒙特利尔国际艺术电影节”，并不忘在最后借受访人之口夸奖蒙城是“一座很年轻很艺术的城市”。当然，作者还有很多特别的感受，也是不为亚洲读者所了解的。比如《欧洲一年》中，枫子的愿望是盼着孩子年满12岁，那样她就可以随意去听音乐会了，因为加拿大的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孩子不可以独自在家，等等等等。这些内容，相信对于喜爱和希望了解北美文化与生活的读者也会有所助益。 本书的篇目次序经过刻意安排，与在专栏刊登时并不完全一样。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全书是以时间为经线来展开的，首篇《欧洲一年》，是作者理想中的“一年读书行路计划”，接下来，随着时间、季候的递进，依次展开一段段心灵之旅，以海外生活中培养的独特视角，游历亚欧美时采撷的鲜活经历，将生活、书籍、艺术、文化里各样的点滴信息融汇交揉，附上自己的思考与诘问，成就一篇篇渗透着思想和智慧光芒的优美小文。而末篇《莎士比亚书店》，又可看作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和回顾。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枫子写道： “我享受读书，耽于读书带来的幸福。……得益于这一年半的专栏写作，使我可以静心读书，在阅读中享受那份与作者交流时身体的孤独。那些智慧的语言把灵魂的生命向我敞开，被这样的文字滋养时，我觉得自己变得又谦卑又富有，又多愁又幸福。所以我一直认为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我读书写作的那些时候。”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弥漫在秋光里的法国香颂》吧，去找寻、去体验、去分享枫子所感受到的快乐――在字里行间，在书里书外。 注：本文作者曾任加拿大蒙特利尔文化杂志《此时此刻》主编。

文：向继东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1905-1984）是苏联著名作家，著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苏联经久不衰的当红作家，连任过多届苏共中央委员，当过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两次获得列宁勋章。肖洛霍夫家乡维约申斯克还为他建了半身铜像。关于肖洛霍夫和斯大林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对红军过火行为的揭露、抨击很合斯大林的心意，对消灭托洛茨基余党有利”，所以“斯大林救肖洛霍夫”是“为加强自己的权利”。（《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一版，193页）1930年代，肖洛霍夫怎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里逃生，有蓝先生的宏文说了，这里不赘。我就说说《作家与领袖》（孙美龄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一版，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一书中肖洛霍夫就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时期写给斯大林的那些信。 我们知道，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由于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农业歉收，而粮食收集急剧扩大，再加上干旱等原因，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据统计，仅1932—1933年间，就有近700万人被饿死。一位当时在乌克兰工作的官员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克格勃全史》，第137页）当时，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克格勃）执行的重要任务就是将饥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乌克兰人没有特许也不准离开居住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把守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统统被从火车上赶下来。中国历史上有“大饥，人相食”的记录。在那时的乌克兰，食人也成了平常现象，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以食人者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押着…… 肖洛霍夫的家乡顿河流域情况也一样糟糕。从《作家与领袖》中，我读到肖洛霍夫1931-1933年写给斯大林的四封信，都是反映其家乡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等区农业集体化问题的。在1931年1月16日的信中，肖洛霍夫说，“北高加索边疆区一系列区的集体农庄出现了十分危急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直接写信给您”。（40页）牛是中国农民的宝贝，马可是顿河流域农民的宝贝。接着，肖洛霍夫如实报告说“红色灯塔”集体农庄65匹马死了12匹，49匹饿得爬不起来，可用的仅剩4匹；卡沙尔区一个集体农庄去年秋天还有180匹马，如今只剩下67匹，死了113匹。而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区死掉的牛马已超过了1000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灾难性的。这样管理是不行的!”（41页）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媒体却不能真实地报道，肖洛霍夫几乎愤怒了，指责“区报纸谦虚地一言不发”。 尤其是1933年4月4日，肖洛霍夫写给斯大林一封近两万字的长信，如实反映了发在家乡以及整个顿河流域因强力征购农民粮食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其他许多地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也没有储备籽种”。“集体农庄庄员们和个体农民们由于饥饿现在正濒临死亡；成年人和孩子们都浮肿，他们吃人所不能吃的一切东西，从橡树的树枝到树皮以及沼泽地里各种各样的草根”。（46页）这是怎样造成的？“ 维约申斯克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也没有储备籽种，不是因为富农暗中破坏得逞，也不是党组织不能战胜他们，而是边疆区的领导们领导得不好”。（47页）肖洛霍夫把矛盾直接指向地方当局。 对地方官员们征集粮食中的种种暴行，肖洛霍夫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报告说——“奥夫钦尼科夫……拍打着左轮枪的皮套宣布下列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拿到粮食!我们要施加压力，让它鲜血飞溅!不怕鸡飞狗跳墙，要把粮食拿到手!’”后来，这位区领导“命令没收全区所有农户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劳动预支的百分之十五的粮食”，给集体农庄庄员一律“不留一针一线”。“在全区以极大的热情推行‘不怕鸡飞狗跳墙’的作法，‘不惜任何代价’征集粮食……半夜里把集体农庄庄员一个一个提到征粮协动委员会，一开始是审讯，威胁说要动刑，尔后就真的动起刑来：在手指中间夹上铅笔，拶伤手指的筋骨，尔后又在脖子上套上绳子，拖到顿河上，塞到冰窟窿里”。“在格拉切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在审讯时，把集体农庄女庄员们用绳索套着脖子，吊在天棚上，对勒得半死的人继续审讯，然后用皮带拖向河边，半路上不断的用脚踢，让她们跪在冰上，继续审讯”。（55-56页）“大部分采取恐怖手段的G.C.党员们，在动用****方法时丧失了分寸感”。在这封信中，肖洛霍夫还列举了地方官员们对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大规模拷打的种种暴行——有把农民关进仓房或柴棚的；有在夜间把女庄员运出村外两三公里，然后在雪地里扒光了衣服的；有强令妇女夜间陪宿的；有让人坐在烧得滚烫的火坑上拷问的；还有往女庄员们的脚下和裙子上倒汽油，点着火审问的；还有把一个女庄员扔进坑里，埋上半截，审问“粮食藏哪里去了”的；还有强迫一个体农民开枪自杀的（这个农民不知枪膛里没有子弹）；还有被拖出假枪毙的……真“像在中世纪一样，对人进行刑讯拷打”（60页）。 肖洛霍夫列举了维约申斯克镇一组有力的数字：全镇有农户13813户，总人口52069人；而被政治保卫局、民警、村苏维埃逮捕关押的人数达3128人，其中判处死刑52人，受到人民法庭审查或根据政治保卫局人员命令受审查的2300人；开除出集体农庄的农户1947户，罚款没收粮食和牲口的3350户，赶出家门的1090户。肖洛霍夫说，地方官员们“曾经正式地和十分严厉地禁止其他农庄庄员让被赶出家园的人进屋过夜，或者是暖暖身子。被赶出家园的人，只能在柴棚子里、在地窖里、在街上和在菜园子里生活。居民们被事先告知，谁要收容被驱逐的人家，他自己全家也将被逐出户外。有的仅仅是因为某个集体农庄庄员被受冻孩子的哭声所打动，让被逐的邻居进屋暖暖身子，他本人就被赶出了家门。这1090家农户，在摄氏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里，整日整夜地在街上生活。白天像影子一样，紧靠着自己被上了锁的房子。夜里为了躲避寒冷，就在柴棚里、在用来堆放谷糠的棚子里，找个藏身之处。但是根据边疆区委会制定的法律，他们也是不能在这里过夜的!村苏维埃主席们和党支部书记们派出巡逻队，巡视柴棚，把从住屋赶出的集体农庄庄员轰到街上来。我看到这样一幕，那场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在列别亚什集体农庄的沃洛霍夫村，夜里冷风怒吼，冰天冻地，连狗都因为怕冷而躲藏起来，被赶出家门的农户，在偏僻的街道上，燃起火堆，坐在火旁。把孩子用破烂的衣服裹了又裹，放在被火烤化的土地上……”（62页）读到这样的文字，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恐怕都会双眼发涩。 斯大林读了肖洛霍夫的信，给他发过两份电报，写了一封信。信是1933年5月6日写的。斯大林信说，“正如您所知道的，您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为了审理案件，什基里亚托夫将前往你处，前往维约申斯克区，我请您对他给予协助。情况确实如此。”我想，尽管当时苏联是实行消息封锁的——并且封锁得很成功（连东方的鲁迅先生也被骗了，写了《我们不再受骗了》，为苏联做了全面的辩护），但斯大林决不会是读了肖洛霍夫的信才知道这真相的。当时斯大林倾全力在追求国家工业化，他是铁了心让农民做铺路石的。于是，他笔锋一转说，“但这并不是全部，肖洛霍夫同志。因为您的信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片面。对此我想给您写几句话……有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想要摧毁敌人，无意地打到朋友身上，甚至滑到暴虐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您看到了一个方面，看得并不坏。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件不是散文，而是清一色的政治），应该学会看到另外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恰恰是你们区的（也不只是你们区的）尊敬的庄稼人，在‘耍滑头’（暗中破坏！），他们并不反对让工人、红军没有粮食吃。这一暗中破坏活动是和平的，从外表上看，无可指责（不流血），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尊敬的庄稼汉们在实质上是向苏维埃政权宣布了‘和平的’战争。以饥饿宣战……当然，这一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替您所叙述的我们的工作者所犯的种种不法行为来辩护。对这些不法行为负有罪责的人，应当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有一点却像青天白日一样清楚，尊敬的庄稼汉们并非是从远处看可能给人造成这种印象的天真无邪的人……”（38-39页）细读斯大林的信，就清楚地意识到斯大林尽管承诺要“惩处”“负有罪责的人”，但他并不同意肖洛霍夫对农业集体化问题的描述，并批评肖洛霍夫的信“是清一色的政治”。至于斯大林为何不迁怒于肖洛霍夫，恐怕欣赏肖洛霍夫“具有巨大的艺术才华”（斯大林语）以及肖氏本人在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斯大林的宝座，其实是用千百万无辜者的血祭奠的。号称“消灭了富农”的农业集体化后，斯大林又在全苏开展大清洗。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绝不仅止于过去的党内反对派或同反对派有牵连的人。当时的斯大林们认为，“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克格勃全史》152页）因此，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许多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亦云的许多党员都遭了殃；而别有用心的和有野心的人，或告密，或诽谤，或趁机报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对手，以致干出种种罪恶滔天的勾当。今天我们从《克格勃全史》、《斯大林秘闻》、《我这代人的见证》以及《古拉格群岛》等书中也可略知一二。据统计，仅1935-1940年就有1700万人被捕，其中700万人被处决或死在劳改营里。 肖洛霍夫的家乡顿河流域也不例外，不少人被关进内部监狱，遭受种种折磨。连受到斯大林赏识的肖洛霍夫也被列入逮捕的对象，大肆抓捕肖氏的亲友，刑讯逼供，以获取有用的材料，证明“肖洛霍夫是富农作家，是反革命的哥萨克的思想家”。同时，当局还向斯大林写信告“阴状”，说“肖洛霍夫至今没有交出《静静的顿河》第四部，也没有交出《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他的“《静静的顿河》第四部300页打字稿，鞑靼村遭破坏，达丽亚和娜塔莉亚死了，整个300页贯穿着破败的和某种无望的总基调，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爱国主义激情(反对英国人)和对将军们的愤怒，在这种灰暗的基调下丧失殆尽，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印象是叫人难以消受的”。“直截了当的问他，你是否想到，区里的敌人就在你的周围活动，你不写书，有利于这些敌人?现在你不写，也就是说，敌人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肖洛霍夫脸色变得苍白……”（82-84页）维约申斯克区党委书记鲁哥沃依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这样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侦查机关围绕他（肖洛霍夫）进行了敌视他的间谍活动。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枪口对着被他们逮捕的人，挖掘假材料，证明他，肖洛霍夫是人民的敌人”。在这危急的关头，肖洛霍夫毅然挺出来，一面为自己辩诬，一面把当局的种种非法行径向斯大林反映。他在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这一年时间里，给斯大林写了六封信，如实反映了发生在身边的“大清洗”。1938年2月16日，肖洛霍夫致信斯大林说—— 维约申斯克区人民委员会征粮特派员“克拉秀科夫经米列罗沃被送往罗斯托夫，关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办事处的内部监狱，1936年11月23日被捕，11月25日开始审讯。第一次审讯连续进行4昼夜。”（109页）在96小时的审讯里，只让他吃过两次饭，可一分钟也没让他睡。侦讯员向他问了些什么呢?“让他供出托洛茨基分子斯拉勃钦科，供出柯列什科夫，让他招供他所从事的反革命活动。从1937年1月起，开始审问关于我、关于鲁哥沃依（维约申斯克区党委书记）和洛加乔夫（维约申斯克区执委会主席）的情况”。“在侦讯员的办公室里，一审就是连续三昼夜、四昼夜、五昼夜。侦讯员异口同声地说，鲁哥沃依和洛加乔夫已经被逮捕，他们已经招供，侦讯员用枪毙威胁他，折磨他不许睡觉。他们没有获得令他们满意的供词，于是就在1937年3月17日将他投入单人特囚室。”“他在单人特囚室里过了22个昼夜。精疲力竭的、备受折磨的、勉强站着的他，被架进侦讯室。又重新连续三昼夜、四昼夜地受审讯。4月25日侦讯处处长奥西宁大尉提审。他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你不开口?不提供证词?畜牲!你的朋友们都在押，肖洛霍夫也在押。再不开口，我们就把你折磨死，把你像一堆烂骨头扔进死尸堆!’”审讯他时又不让他坐。开始他还能勉强站着，“后来就摊在地上，再怎么踢他、踹他，他也站不起来了……”。当侦讯员确信从克拉秀科夫口中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供词时，就把他送进罗斯托夫监狱。9月，又把他送到米列罗沃监狱。克拉秀科夫“如果不是及时被召唤到莫斯科，他很可能就死在米列罗沃监狱了。”（109-111页） 维约申斯克区党委书记“鲁哥沃依从被逮捕开始，就被单独关押。审讯他的是侦讯员康德拉吉耶夫、格里哥里耶夫和玛尔科维奇。折磨犯人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小有不同。同样是连续几昼夜的审讯，让他坐在一个高高的凳子上，使他双脚够不着地，强迫他坐46个小时，不准站起来”。还“往他脸上吐唾沫，往脸上扔烟头”。让“他不得不睡在水泥地上”，“进单人特囚室”。有一次，一个侦讯员半夜里来到牢房对他说：“反正你不能永远不开口!我们强迫你招供!你在我们手里。党中央批准了逮捕你的命令吗?批准了，也就是说，党中央知道你是敌人，而对敌人我们是不会客气的，你不开口，不供出自己的同伙，我们就打断你的双手。双手长好了，我们再打断你的双腿。腿再长好了，我们就打断你的肋骨。让你尿血、拉血!你会满身鲜血地爬到我的脚下，求我恩典，求我让你死。那个时候，我们再打死你!然后写个报告，说你断气了，把你扔进土坑。”（111-112页）? 维约申斯克区执委会主席“洛加乔夫同样经受了这一切。侮辱他，践踏他的人格，骂他，打他。连续八昼夜审讯，然后又把他放进单人特囚室七昼夜”。后来，“他从单人特囚室不是被架出来的，而是抬出来的。他的左脚残废了。审讯了四昼夜。在单人牢房躺了三小时，接着又抬去连续审讯了五昼夜。他不能坐，不停地从椅子上摔下来，他请求沃洛申侦讯员允许他半躺在地板的条布上，可是沃洛申不准他躺在那里。他在地上睡了将近一个小时，又被弄起来，重又拷问了他四昼夜，对他进行诱供。马尔科维奇侦讯员对他高声喊：‘你为什么不谈肖洛霍夫?他也在我们这里关押着，死死地关押着，反革命的笔杆子，你还掩护他!’还打他的嘴巴”。在第四个昼夜里，洛加乔夫终于签署了侦讯员为他编造的并向他宣读的东西。洛加乔夫说：“到了这步田地，准确地说，把我弄到了这步田地，即使让我签字说我当过罗马教皇，我也会签字，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快点死。”（109-113页） 肖洛霍夫这六封信，其中1937年6月19日、10月5日、10月7日三封是请求紧急会见斯大林的。斯大林虽然1937年9月25日、10月7日两次会见了他，但在维约申斯克区并没有停止对肖洛霍夫的迫害。1938年2月16日肖洛霍夫这封一万多字的长信，我们读来可以说是“暗无天日”“触目惊心”“毛骨悚然”！斯大林读了，只是随手写上“交叶若夫同志”。“叶若夫”何许人也？叶若夫（1895-1940）1935年2月任联共（布）党监察委员会主席，自1936年9月起接替亚戈达，同时掌管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第一个俄罗斯族克格勃头目。他上任即开始大清洗，被西方称之为“叶若夫恐怖”时期。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现在已经知道叶若夫就是企图迫害肖洛霍夫的人之一，只是碍于斯大林和肖的关系，不好明目张胆地下手。1938年10月31日，斯大林在接见维约申斯克人时问当地的内务部人员科甘，是否有人向他布置了诽谤肖洛霍夫的任务。科甘回答说，他是从格里哥里耶夫那里接过这项任务的，并说关于这项任务，他同叶若夫进行过协调，但叶若夫当场连连否认，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至此，肖洛霍夫才算逃过一劫，免死于大清洗中。 文章写到这里，还应交代一句。关于肖洛霍夫这个人物，对其作品及其人，在整个苏联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究竟作何评价，好像还没有定论。如对《被开垦的处女地》，有人说是歌颂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有人说它绝非赞歌，而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人祸”的真实记录。但不管怎么看，肖洛霍夫上世纪30年代在苏联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的角色，我以为是应该肯定的。至于他40年代以后与权势媾合，对“持不同政见”作家，如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态度，就不是这篇文章要说的了。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不尽秋思滚滚来 文 / 原上草（蒙特利尔）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火红的枫叶点燃了秋天，树上的枯叶颤抖着离开枝干，在风中一片片飘落，挣扎着用仅余的一丝力气跳完生命中的最后一支舞，回归到大地母亲的怀抱。 在这个白云飘逸、金风送爽的美丽季节，思绪又飞回到了九八年秋天的巴黎。八月三十一日，黛安娜去世一周年纪念日，迷人的塞纳河上的阿尔玛桥头鲜花环绕，人头攒动，怀念戴安娜王妃的民众自发聚集在“自由之火”雕塑周围。一年前的那个夜晚，戴安娜与男友多迪离开巴黎里茨饭店后，被狗仔队追踪至阿尔玛桥隧道内失控撞上了第十三号立柱，车毁人亡，双双驾鹤西去。英格兰玫瑰香消玉殒，在生命里最灿烂的季节随风飘零，与这个世界的相遇仅仅三十六个春秋。是十三的怪圈？又或是年届本命？命运最终也没有让仍保有皇室成员身份的一代王妃获得救赎，一纸死因调查报告裁定可怜的司机保罗酒驾超速。“自古红颜多薄命”，就像同是三十六岁离世的梦露，人们也许将永远无法得知当时在法国的隧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的老法耶德悲痛欲绝，坚称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剑指英国王室和军情六处。结伴同往的友人接过缅怀现场戴粉递来的哀悼留言簿，稍作思考后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英格兰的玫瑰，威尔士的骄傲”十二个方块大字，萧瑟的秋风掀动起页角，映衬着傍晚天边如血的残阳。转眼已是戴妃离去的第十八个秋天，英伦民众仍在思念“人民的王妃”，思念心中永远的“平民公主”，阿尔玛桥头似海的鲜花仍一如往年的艳丽。 生命无常，天行有常。出生于英格兰，归去在法兰西，戴安娜短暂而传奇的生命轨迹的两头牵手英法，恰巧又与英法双语的枫叶之国岁岁年年同过一个生日，一个热情、包容、多元的英联邦成员，兼具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精神。 英伦草根多巾帼。君不见，没有显赫的身世，也没有门荫可依，更没有背景可靠，身为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前年春上仙逝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奋斗，跻身仕宦之列，在英国这个重门第、讲传统、不乏性别歧视的国度里，实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成功，并以“铁娘子”的强硬风格流芳大英政坛，发出了女人不是软弱和无能的代名词的强音。 大笨钟哀伤暂停报时，伊丽莎白二世更亲率国内外政要两千多人齐聚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相送最后一程，备极哀荣。位列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和二战后在位最久的首相，她以明澈的理性与智慧，一生贯彻自由的精神，书写了人类历史的重要章节，一曲权力与魅力的交响乐，非同凡响。如同平民王妃，平民首相也名列大英历史名人和世纪杰出女性，因为她们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斯人已去。时钟拨回到一九六一年，风诡云谲，暗潮汹涌，八月十三日，作为冷战表征的柏林墙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把一个完整的民族一隔为二，时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世界两大意识形态的角力使这个东西方对峙的桥头堡上的应力高度集中，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那不堪回首的围墙年代，记载了德国曾经分裂的历史岁月。勃兰登堡门作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抵御外敌而是防范内部垒砌的墙，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张专为东德公民布下的天罗地网。 德国勃兰登堡门 无独有偶。时光继续倒流到一九一一年，民国初年，浩瀚的太平洋东岸诞生了一个名叫罗纳德的男孩，多年后，迈着坚毅的步伐，他从影视界走来，“推倒这堵墙！”这句铿锵名言随着他在西柏林响彻世纪的呼喊传遍了世界。风云际会，撒切尔首相与里根总统共同构筑了西方世界最为坚定持久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世界政治信仰：市场经济的根基不容动摇，自由民主的信念不容动摇。两人形同莫逆，一个决绝的右满舵，联手合力推倒了东德柏林高墙；他们似有神助，一招漂亮的二过一，高度契合拖垮了极权国家老大。东起白令海峡，西至德国中部，共产主义试验田上回荡着“全世界无产者，请原谅我！”那无奈的叹息。 二十三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网络柏林墙”依然横亘。康德曾有这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越是思考就越感到无上敬畏，一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一是深埋在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何日君再来？人们呼唤着当年拆“墙”业的黄金搭档再度归来。 难忘二十六年前的那个多事之秋，风雷激荡，惊涛拍岸，十一月九日，全世界目睹了在柏林上演的伟大一幕，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东欧各国纷纷巨变。翌年十月三日，又是一个秋天，两德已然统一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旗下，“雅尔塔格局”曲终人散。从莱茵河畔的科隆重回这座欧洲历史文化名城，满街四下寻觅探访，看着商贩们兜售柏林墙的盖戳封装纪念品碎块和前苏军的镰刀锤子红五星帽徽，亲身实地感受着这个当年曾把世界拖到核战边缘的弹丸之地。漫步走过蒂尔加滕公园铺满彩叶的秋径，信步穿越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充满了自由的气息，柏林大教堂前草坪上的轻风送来了日耳曼语的放飞心声：这里没有监视器，只有上帝的望远镜！亚历山大广场上那高耸入云的柏林电视塔想必也留下了铁幕后的思想启蒙者仰望星空的足迹，以理性的光明引导人们摆脱专制、走出蒙昧和黑暗。今天，美国驻英使馆前的格罗夫纳广场上，三米高的冷战英雄里根总统的青铜塑像底座上刻写着撒切尔夫人的名句：罗纳德•里根没有用一颗子弹就赢得了冷战。 格罗夫纳广场上的里根像 岁月长河的浪花淘尽英雄无数，莎士比亚说：“以往的只算是序幕”。风流人物留下的人类遗产和世纪丰碑，将永远矗立在历史长廊中。他们折射了过去，未来仍需要新的思维，历史的车轮滚滚，无法也不能仅凭借后视镜前行。 风自大洋来，吹拂着思想启蒙的这片沃土。此时此刻，正是收获的季节，普世价值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头挂满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科学的累累果实，斜阳西照，一树斑斓，又到了北美大地醉人的秋天。 天高云淡，西风长天，望断追赶悠悠白云的大雁。几片飘零的落叶打着旋在阵阵凉风中做着告别的旅行，仿佛在诠释着草木一秋的宿命——归根，那是每一个漂泊海外的游子回家的路……

红尘之外论三毛 文：艾小禾（蒙特利尔） 90年代初的中学时代,父母严禁我跟风读言情和武侠小说，推荐读的多是世界名著和大陆的革命文学。然而我却对革命文学兴趣全无。一次偶然被书摊上的《撒哈拉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从此就读起了三毛。 三毛书里幽默生动的异域故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是记忆中单调阴暗的中学生活中少数几片放着异彩的霞光。然而那时生活在以粗线条为美德的中国大陆，甚至革命电视剧里的开国老将领和英雄人物都把对人对物的骂娘暴粗当作一种不以为耻的常态。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被三毛的文字和故事吸引的同时，私下里觉得三毛在接人待物上的礼貌和修养让她难以在现实中生存下去，因此不能对她完全认同。 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来到西方社会，读书，约会，然后在远离家乡的地球的另一端安定下来。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在西方社会里生活久了，被西方文明和从小受了良好教育的西方老公教诲熏陶多年以后，偶然怀旧再次挑灯夜读三毛，才发现，初读三毛时不能认同的礼貌和修养，已经是被我认作自然而然的行为规则。在西方社会，她对人的礼貌和修养，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 三毛生于一个父慈母爱的家庭，十九岁带着初心去欧洲学习文学和艺术。在约会了各国男友之后，跟一个叫荷西的西班牙男人一起在撒哈拉沙漠开始了家庭生活。从年少开始耳濡目染的西方修养和西方生活，让她思维和行为方式更偏西化，这一点上三毛更像个用中文写作的西方人，所以她带着平常心写欧洲，写沙漠，写海外生活。她对读者是真诚的，她用自己的真性情写作，很少用名人名言，典故或者艺术哲学的标签来端着自己向读者说教。她的文章字里行间却都是把自己放低又放低的谦和，以及对宇宙众生的悲悯和怜爱。在她的文章中，朴实中显现出的爱和勇气是让每个读过她的书的人爱她的理由。 三毛遵照自己的内心感受活着，她不肯迎合系统，不愿过循规蹈矩又充满潜在限制的生活，于是在青春年少时选择了一个人背包去远行。她带着探险家的勇气浪迹天涯。她在西方成长成熟，找到自己。半世漂泊，和十几本书之后，离开台湾时那个单纯又带着失恋的挫败感的孩子，已经变成了满心沧桑，万水千山走遍的中年人。 在先生荷西去世后，她选择了重回父母身边生活。台湾或日本更加明显的社会特征是，大众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约定成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违背这些行为规范的人，常常会被其他人边缘化。甚至整个东亚文化都对个性自由没有太多的容忍力，因此大家常常都会为了别人的看法活着。心神自由的三毛回到故乡，势必会有压抑感和孤独感。于是，多年远离华人世界的三毛，用自己西式思维想象的浪漫，对一个终生在大陆生活的人毫无设防地敞开了心扉。 三毛离开台湾的时候还太小，对故乡的回忆已经成了满满的乡情和戏剧小说里的花好月圆，对东亚文化里的势利和虚伪已经完全不懂得设防。碰到王洛宾，成了她这辈子最后的灾难。 对于成年以后建立的亲昵关系，无论友情还是爱情，只有两个文明程度相近经历类似的人，才能对私人空间边界的界定达成共识，建立更持久的关系。文化教育背景相差太远，对于越界的界定，很容易就成了鸡同鸭讲。 很多华人习惯于对外人客气礼貌，对亲近的人就完全不讲修养和礼貌，肆意而为。越是亲近的人，就越少尊重对方私人空间的概念，理所当然的消费和利用感情。而三毛的西式修养和礼貌让她尊重他人的边界，她的个性和勇气只对自己，绝对不会对其他人和亲近的人发作。 为了见到想象的爱人，三毛两次跑去陌生的大陆。 三毛和王洛宾两个文明程度和文化背景差异太大的人相遇，一方的不懂边界必然对更文明的另一方造成伤害。王洛宾终生生活在粗线条，对尊重隐私和尊重私人空间缺少概念的中国，他才华横溢却压抑多年，对名利和声望的渴望必然大过一切。他没勇气接受三毛的感情，却理所当然的利用和消费她的感情。他用送上门来的三毛和她的名声来粉饰自己抬高自己。最终不可逆反的伤害了三毛。 年少时读三毛，就觉得三毛这样的修养，在大陆可能会完全生存不下去。如果当初她爱上的不是王洛宾，而是一个跟自己文明程度和文化背景相当的人，也许现在满头白发的她正坐在壁炉边跟老公一边喝咖啡一边回忆年少时的漂泊时光吧。然而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去大陆访问王洛宾回来的四个月以后，三毛在台北的一家医院用一根丝袜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

东方活化石（4） 文：王亭苏 欧洲女人的胖和高大总使东方女人有种压迫感，一种不甚放松的感觉。西方的面目是一种对自身的深刻的描述，不比东方的婉约清丽。尤其站在一起时，东方的纤细秀美在磅礴的侵犯性的的美面前，有一种较怯的伶仃感。 东方的风情是人间四月天，一点点在日益舒缓的温度里舒展自己，一点点绽放，直至华枝春满，花好月圆。 东方女子的一生，更像是一场雨后的落红，虔诚，诗意，安静，飘逸。无论怎么慈悲的描述，总是难以摆脱一点凄切感。东方女子的一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生，是舞台上的花旦和神话故事里的仙子。被现实挤压出离到一种精神上的完满，因而被塑造，被无数文人墨客称颂，那藏在大片的月色下的影子是一幅永远的水墨丹青，是古老东方的永恒情节，然而，却也过于形只影吊了。然而，自己甘愿把这情结留着，是一点梦幻，是自己对自己的称颂，发自内心的，超越了世俗成规的，是一点诗情画意。 极至现代化的今日，男人和女人皆抱了同样的怀想，从前的，古老的历史中缓缓走远的典型的东方女子，是所有人的怀想，甚至是东方古国的象征。 东方的底色是明艳的鎏金的朱红，最具魅力和诱惑，只有东方人敢使用这两种明艳富丽的色彩表达东方的深情。这上面有东方女子的梦，少女的青涩的梦，爱情的幻梦和美满婚姻的梦，是灵魂里一点羞怯的诗意，泅染的艳丽的红。醒目，典雅，一往情深。然而总是缺点什么，也许缺点果敢和清醒，拘谨地化做丹青上的一点红，心甘情愿地僵死在大红烫金的喜悦里，化做上面的一点幽静的月色，守着自己的命运，直至终老。 东方女子最具牺牲精神，从生下来就肩负使命，不可对抗的神秘的归宿。是东方文化里最轻描淡写然而最厚重的一部份。千百年来压着所有人的神经，因而东方人总是用点莫名的小情调调配自己的人生。这种情调里充满了神经质般的诗意，也许是最接近内心的那部分被弹压的过紧而释放出的天性。是交织在唐诗宋词里的颂不完的千古愁万载恨。在既定的成规和枷锁里扮演优美，是天赋的一部分，谁说天赋和命运扯不上关系？ 东方女子的命运就是天赋的使命。然而，她们看不见那束来自天国的悲悯照见自己午夜的叹息，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踩疼了窗前的月光。战战兢兢地从古代走到现代的东方女子，带着古老的文明基因，洒脱任性中永远留着点怯意，深刻地映照在人生的深处，代代相传，是朱红鎏金上的一点魂魄，一点自尊，一点骄傲，一点风情。 东方女性蜚声海内外，温良，雅致，秀美，含蓄。削肩，细腰，柳眉凤眼，薄面平胸，含情脉脉，柔软馨香.......仿佛任何讨巧的字眼用来赞美都不够用，远远不够。 在这个没有月色的晚上，两个东方女子自驾，正沿着阿尔卑斯山脉曲折前行，沿着这条路的前方就是东方女子的乡愁般的向往。是朱红烫金里的一点梦幻般的温情和回忆。

吃吃喝喝的民主 熊培云 卡尔·波普尔说，“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一个社会的民主历程同样包含了各种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进步。 由于民主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紧密联系，在我们考察民主的生成与发展时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些生长于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本文所要关注的正是那些为许多宏大叙事论者所不愿提及却又在真刀实枪地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吃吃喝喝”。 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实践并非只是建立起一种简单的投票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所谓民主精神的“间歇性发作”。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 饮品中流淌江河 中国人习惯用“源远流长”来概括自己的文明。和世界上许多文明一样，饮料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且不说进化论相信人是从水里一点点变出来的，回顾有史可载的文明，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无一不是择水而居。 水是人类最早的饮品。随着文明的发展，水不断地被赋予意义。在中国，除了洪水记忆之外，诸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摸着石头过河”等等都印证了水与文明进程息息相关。至于《红楼梦》里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更说明在文人墨客的眼中“水”就是“茫茫人海”。 托尔斯泰曾经在《酒色与生命》里质问人们拒绝清醒：喝酒是为了窒息自己的良心。无疑，中国历史是充满了酒气的，其中既有天子呼来不上船也不上床的才子佳人，亦有像魏晋刘伶那样的自我放逐者——整日醉醺醺，像个村干部，还让人扛一把锄头跟在后面，嘱咐“死便埋我”。 为什么人们愿意通过饮料来寻欢作乐？美国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在《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一书里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以酒为例，在斯丹迪奇看来，这种饮品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它是均质物，只要是同一坛子里的酒，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在这方面，它比鱼肉更有优势。 显然，这种便于分享的特性使饮品天然地获得了进入公共生活的通行证。与此同时，这种开放性与流动性意味着一旦有人下了药，所有饮用者都会中毒。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在共饮时产生一种“同壶共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公共精神。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古今中外的“梁山好汉”们在搞“和谐黑社会”时要大碗喝酒、开香槟庆贺。尽管椅子上早已排出了座次的高低，但在喝酒时大家觉得自己还是平等的。 今天，包括咖啡、茶、酒、可乐在内的各种饮品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世界每一个角落。如上所述，饮料的作用并不限于解渴，它同样作为一种完备的意义系统在参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当反全球化人士将象征“美国势力”的可口可乐打翻在地，我们不难看到饮料被赋予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内涵。它们汇成一条条看不见的江河，在社会中载浮载沉、见证各自的命运。 从雅典到罗马，两种饮酒方式 埃斯库罗斯说，“铜器是外貌的镜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镜子。”显然，古希腊人更钟情于葡萄酒。在他们看来，只有野蛮人才喝啤酒。不过，具体到饮酒方式上，同样钟情葡萄酒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古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一种类似现代沙龙的聚会，人们相聚畅饮，分组辩论，展示各自的才情与立场。酒的均质与平等以及人们约定俗成地从同一个容器中取酒，无疑使古希腊的交际酒会具有某种民主的品格。 据说苏格拉底能饮善辩，当时也经常光顾这种交际酒会，而且当别人都喝醉时，他能保持清醒。柏拉图因此称赞他能够通过葡萄酒寻找真理，却又不为美酒所奴役。不过，在柏拉图看来，更多的人并不配享受美酒。在《理想国》中他反对民主，认为把过多的权力放到民众手中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更多人“饮少则醉”，不配享有民主的美酒——而且，只有专制才能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 罗马人曾经慨叹自己征服了希腊，却被希腊文化打败了。这句话多少有些言过其实。显然，他们虽然继承了希腊人喝葡萄酒的风俗，却没有继承希腊人的民主精神。在取代希腊人成为地中海霸主后，罗马人很快将葡萄酒分出了三六九等。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平等的论坛，人们一边讨论哲学与人生，一边在公用的容器中取酒；而罗马人却在酒宴上为不同地位的人修筑了阶梯，大家在自己的碗里掺水兑酒，不再有公共的调酒器。与此同时，阔绰的主人还会带上仆人，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或许有人说，酒是个好东西。然而，在罗马时代，这个本可由世人共享的“好东西”，却因为程序的差异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差别难免让人想起古中国人发明了“阴阳壶”。这种壶的外表与普通壶并无区别，在宴会上也被视为一个公共的容器；不同的是壶内被分隔成两半，可以一半装美酒，一半装毒酒。在这里，“阴阳壶”更像是一个隐喻。人们将“喝着相同的酒”视为一种平等，为此甚至激动得抱头痛哭，然而，在不合理的制度或人为安排下，任何貌似平等的东西都有可能被破坏。设若装在“阴阳壶”里的美酒被人下了毒，那些未曾领略“民主美酒”的人，完全可能遭到“二次迫害”：他们不仅在肉体上中了“冒牌民主”的毒，更会在精神上得出一个“民主是毒药”的结论，仓惶逃离现场。 阴阳壶 理性时代的网络咖啡 相较于理性时代的万种风情，我们今日生活似乎略显平庸，至少在饮料的发明方面乏善可陈。 17世纪以前，欧洲是啤酒和葡萄酒的天下。不过，好景不长，它们很快被一个崭新的时代所抛弃——咖啡成了理性时代的最佳饮品。用一位英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咖啡使欧洲各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1667年，托马斯·乔丹在《来自咖啡馆的新闻》里写到，“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儿的消息句句属实……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都在咖啡馆。” 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咖啡馆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客人。他们谈论生意与政治，交流思想与见闻。为了招揽客人，一些店主特意将近日货品价格，股票价格及航海时刻表贴在墙上，订阅外国刊物供客人阅读，顾客甚至能读到刚从印刷机上印出来的小册子。 耐人寻味的是，在1680年伦敦出现廉价的邮政服务设施后，咖啡馆成了人们收寄信件的重要场所。每个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就像我们今天在家上网，他们一天通常会光顾几次，边喝咖啡，边听人们谈论大事小情，时而检查是否有自己的新邮件。毫无疑问，咖啡馆为我们铺开了一个新社会的蓝图，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有陌生人加入的新世界。如有政府要员在其日记中见证：在咖啡馆里，无论是深刻的哲理，还是繁复的生活琐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谈论，但是，你永远无法预料到你下一秒钟将遇见谁，以及会听到什么。 事实上，许多著名思想家便是在咖啡馆里完成自己的著作。比如亚当·斯密在“大不列颠”咖啡馆完成了《国富论》的大部分章节，并且会将它们拿出来与大家讨论。与此同时，活跃于巴黎的咖啡馆同样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源头。众所周知，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的大部分工作便是在巴黎的“摄政咖啡馆”里完成。与英国咖啡馆谈天说地，无拘无束不同的是，当时的法国咖啡馆表面上虽然可以自由进入，但是里面藏了不少政府的耳目。人们不得不学会忍气吞声，直到有朝一日法国大革命乌云压城，一些激进主义者举起手枪，旁若无人地站到咖啡馆的桌子上高喊，“拿起武器，公民们，拿起武器！” 国王查理之烦恼 当然，咖啡占领欧洲并非一帆风顺。1652年，亚美尼亚人帕卡·罗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后，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不久，这个外乡人被赶走。而就在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时，一些知名的学者与评论家加入到反对派的阵营，指责咖啡馆消磨了人们的斗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没了她们的生活：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他们的丈夫“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子”。 任何新生事物的崛起都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后者的反抗难免为专制者的倒行逆施提供某种民意上的庇护。显然，伦敦市民的抱怨正中查理二世的下怀。1660年，这位年方三十的落魄者因为得到聚集在咖啡馆里的民众的支持成功复辟。但是，敏锐的国王很快注意到以清教徒为首的反对派不时在咖啡馆里“为反叛密谋”。像所有嗜权者一样，曾经依靠咖啡馆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深谙个中玄机，于是动用了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过河拆桥”的政治手腕，试图通过关闭伦敦所有的咖啡馆来避免自己的成功之路被“野心家”们依葫芦画瓢。 查理二世的“居安思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些靠造反起家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其针对潜在反对派的镇压往往比世袭王者还要用心险恶、变本加厉的原因所在。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几百年后，为避免读书人的种子生根发芽冲破自己的统治，同为读书人的波尔·布特们将海内外无数柬埔寨人诱杀。 无疑，理性时代的咖啡馆更像是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文化雏形。今日世界，我们很难想象将有怎样胆大妄为的政府会查禁互联网。然而，1675年12月，查理二世着实冒天下之大不韪颁布了一道查禁咖啡馆的公告。不过，这个公告一宣布，立刻引起全社会的反对，因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咖啡馆已经成为伦敦社会生活，商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 这就样，这道禁令变成了一纸空文。查理二世虽然贵为君王，有权有势，却不得不拜倒在几粒咖啡豆面前，这或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势比人强”。一份来自官方的统计表明，到17世纪末，英国的咖啡馆有3000多家，而当时英国人口不过60万人。 餐桌上的民主 “茶杯里的风暴！”十八世纪，当孟德斯鸠听说圣马力诺发生政治动乱时曾经这样评价。在他看来，发生在圣马力诺这个仅有万余人口的小国里的动乱，对整个欧洲局势无足轻重。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茶杯里的风暴”往往是生活与思想之双元革命的开端，不容小觑——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听到一个旧时代被摧枯拉朽的声音。 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人们通常错误地以为，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变革不过得益于几位时代英雄的“历史拍拖”与“一夜风流”。然而，文明的发展终归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懒汉播种，可以毕其功于一夜。正如民主，无论你是否愿意，它更多是在经年累月地吃吃喝喝、唠唠叨叨中发生与消长。 回顾中国历史，人们或许会惊叹，同样是提神醒脑的茶叶为什么在英国奇货可居，而中国人却用它们换回了鸦片。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莫谈国事”等招牌中找到答案。黑暗时代，“莫谈国事”不过是一个社会无力反抗时的“免战招牌”。所幸历史终究要跨过泥潭，如今大行其道的“网络咖啡”让所有后进国家终于有机会异地重温了十七、八世纪欧洲咖啡馆文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咖啡”像是一种饮品滋润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是我的，凭什么要我莫谈国事？” 今天，当我们回首英、法等国家的转型，不难发现，由咖啡馆文化应运而生的餐桌上的民主与自由，作为一种秩序文明会沿着既有的逻辑自发地拓展。任何自由都可能从餐桌上生长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餐桌到书桌，从厨房到广场。君不见，今日巴西的议会大厦，其造型不就是一个面包外加一副碗筷？ 巴西议会大厦 为开放社会立约 转型时代必定经历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当旧的已去，新的未建之时，出现价值认同危机在所难免。在此意义上，咖啡馆对于两三百年前正处于激荡中的欧洲国家来说可谓居功至伟。一方面，咖啡馆把人们从旧有生活仪式与体制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压垮旧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因咖啡馆而搭建的公共生活又让那些思想或灵魂失去了庙宇的人不至于无家可归。咖啡馆成了社会生活的枢纽，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间搭起桥梁。就像今天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互联网一样，在理论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不难发现，无论是传统咖啡馆还是现在的网络咖啡屋，其所订立的规则从本质上说就是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立约。在这里，人们应该遵守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关在咖啡馆门外。如那些做“启蒙运动的生意”的咖啡馆老板一再声明，“不论是贵族绅士，还是商业人士，我们皆欢迎，在这里，大家笑语盈盈，平起平坐。”“此处不设上座，以省去你的担心。阁下尽管随便入座，纵有贵人驾到，亦不必起身退避。” 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指出，咖啡馆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去除了等级，并且在彼此接触中，形成了新的标准。在咖啡馆时代以前，标准是由贵族或宗教精英人物制定的，那些听命决策的人们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并不能公开讨论并检验这些标准。然而，当大家在咖啡馆里聚集一堂，人们不再只是悄悄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可以通过自由辩论形成一个群体意见并由此做出决策。如果人们每天享受跨越出身、等级和地位的交往，他们也必须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尊重别人思想的合群、宽容的态度，填平沟壑，使分歧失去棱角。” 正是因为这种融合与重组，当许多人为往日中国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忧心忡忡，或为现实的羁绊而一筹莫展时，另一些人却选择了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一个社会改天换地的进程正在悄无声息的自斟自饮中酝酿，而那个咖啡香浓、虚拟或现实的所在，于无数键盘与杯盘的辗转起伏间，人们听见了一个时代的脉搏。

一、“打出来的”和“谈出来的”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些奇怪。她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在美国人的建国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与众不同的是，胜利后的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那些手握兵权功勋卓著的将帅们也没有趁机登上王位。也就是说，他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战争胜利四年后，即1787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被迫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部宪法。又过了两年，即1789年，宪法才被通过，联邦政府才开始工作，美国人民也才选出他们的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直到这时，一个在我们看来“像模像样”的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然而美国的建国日却定在十三年前，即1776年的7月4日。这是他们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这时，为期八年的“美国革命”才刚刚开始一年。那时的美国，既没有总统，也没有宪法，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政府，当然也没有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而只有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理想”。但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建国了。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 那么，在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国家机构这三个环节之中，哪一个最重要呢？应该是宪法。因为如果只有独立宣言，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或理念，不是一个国家；而如果只有政府和总统，则美国未必是美国，没准还会是伊拉克。可以这么说，正是美国人在1787年起草的这部宪法，不但使《独立宣言》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而且保证了这个现实的国家最大限度地符合《独立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因为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违背这些目标时，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惟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恪守了他们制定宪法时许下的诺言，并为确保《独立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不受伤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二百多年来，美国的宪法没有修改过一个字，而所有违宪的或者有违宪嫌疑的行为都受到了惩罚或付出了代价，当事人不是遭到国会弹劾，就是自动辞职下台（如尼克松）。就连华盛顿这样在我们看来当之无愧的“国父”，也是在宪法被批准之后，才由美国人民根据宪法选举为第一届总统的。所以我们说，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然而，这就把一般人心目中的建国程序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那里，都是先建国后制宪的。但正是在这种“倒行逆施”中，人类追求了上千年的宪政精神才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种精神认为，不是国家创造了法律，而是法律创造了国家。美国的建国过程便体现了这一精神，美国也确实是最地道的宪政国家。惟其如此，美国宪法在1789年生效以后，世界各国便纷纷效尤，相继制宪，并以此作为自己立宪的参照系甚至楷模。 这也毫不奇怪。毕竟，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依据这部宪法选出的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民选总统。根据这部宪法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则是最典型的共和国。它甚至被称作“共和国之祖国”（梁启超语）。而且，正是由于它有着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共和制度和宪政精神，这个国家在不过一二百年的时间内，迅速由一个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松松散散的联邦之国，崛起为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其影响之深远，已让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望尘莫及。 可是，这部宪法在形成过程中，却差一点胎死腹中。 首先是制宪会议开得很不顺利。这次会议的时间原本定在1787年5月14日，正式代表七十四人。但结果，实到只有五十五人，而且拖到5月25日才达到法定人数，正式会议因此延期十一天。会议开始以后，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场的又有十三人，坚持到底的只有四十二人；而这四十二人中，又有三人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罗德岛则始终拒绝派代表参加。这样，最后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的，只有十二个邦的三十九名代表，包括他们的主席、弗吉尼亚代表乔治．华盛顿。再加上一个证人、会议秘书威廉．杰克逊，签字的一共四十人，只不过比七十四人的半数稍多一点（百分之五十五）。至于会议过程中充满唇枪舌剑和讨价还价，则更是不在话下。所以这次会议便从1787年的5月25日一直开到9月17日，足足开了三四个月之久。最后，许多人最初的意见，都被别的代表修改得面目全非。对于珍视自己思想的人而言，这种结局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华盛顿认为，这部宪法能维持二十年，就算不错了。 随后，好不容易才草成的宪法，在交由各邦批准时又遇到了麻烦。特拉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三个邦倒是爽快，当年就予以通过：特拉华和新泽西的议会一致通过，宾夕法尼亚则以２∶１的票数通过。到1788年6月，批准联邦宪法的邦已达到法定的九个，但还有两个举足轻重的邦，即弗吉尼亚和纽约，迟迟不肯批准。这样，又经过一番斗争和妥协，这两个邦才勉强同意批准，美国宪法也才得以于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一个“神形兼备”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但恰恰是这种特殊的国情，不但决定了这个国家是谈出来的，是由宪法和法律创造的，而且决定了它的宪法也一定是最能体现共和与宪政精神的。 制宪会议 二、从殖民地到合众国 多少读过一点美国史的人都知道，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北美大地上并没有什么国家，只有一些殖民地。它们在理论上属于大英帝国，实际上由自己管理，即“主权王有，治权民有”。在1607～1732年之间，这样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有十六个。后来，有三个殖民地被兼并。因此，到独立战争时，北美大地上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是十三个。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排列，它们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所谓美利坚合众国，起先就是由这十三个殖民地联合而成的。 把它们联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这些殖民地虽然都号称英属，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瓜葛。每一个殖民地都是以个案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其政治权力直接来自英国国王的特许。大英帝国对它们进行“垂直领导”，并没有在当地设立过统一管理这些殖民地的政府机构。所以，这些殖民地之间是互不相关的，也是可以互不买账的。 其次，这些殖民地的性质也不相同。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司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就是弗吉尼亚公司建立的；马萨诸塞，则是马萨诸塞湾公司建立的。第二类是领主殖民地，是英国国王封给某个或某些领主的。而且，就像当年周天子分封诸侯一样，这类殖民地也可以再分封。比如以英国王后玛丽命名的马里兰，就是封给第一代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的，而巴尔的摩勋爵又分封了六十个庄园。第三类殖民地是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它们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领主，是自由移民自己根据他们之间的契约建立起来的，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就是。这三类殖民地，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想法，并不那么容易就能拢起来。 第三，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也很复杂，有白人，也有黑人。白人当中，除英格兰人外，还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瑞典人等等。根据1790年的统计，当时的白人中，英格兰人占百分之六十点一，苏格兰人占百分之八点一，爱尔兰人占百分之三点六，德意志人占百分之八点六，荷兰人占百分之三点一，法国人占百分之二点三，西班牙人占百分之零点八，瑞典人占百分之零点七，其他人占百分之六点八。这说明北美殖民地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多元文化社会。多元必多样，也必定多心，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况他们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哪里就能一下子统一起来？ 最早是在1754年的６月，有七个殖民地的代表在阿尔巴尼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只是为了应付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所造成的威胁，是一次临时的动议，但这些殖民地能够想到结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联合开始了。 十一年后，即1765年，又有了一次“反印花税法大会”。这次大会是根据马萨诸塞的倡议在纽约召开的，有九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克里斯托弗．加兹顿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s）的概念。他说，在这个大陆上，不应该再有人自称新英格兰人、新约克郡人，我们都是美利坚人。这个说法得到了人们的响应和认同。于是，生活在北美英属殖民地上的人民第一次有了共同的民族概念，美利坚民族诞生了。 又过了九年，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来自各殖民地的五十五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通过了《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他们向英国国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一些“不可容忍的法令”，并同时决定一致抵制英货，停止对英出口。 这种原本有限的反抗却被英王乔治三世视为叛乱，他宣称这些殖民地人民“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英国）还是独立”。殖民地人民也不含糊。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独立战争打响了，而且一打就是八年。 实际上，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的那些北美英属殖民地，现在已变成了“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他们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也有了合众国赖以孕育的母体。1776年1月5日，新罕布什尔率先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建立了自己“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其他北美英属殖民地则在两年间纷纷效法（马萨诸塞则在1780年6月16日通过新宪法，以取代1776年的旧宪法）。这样，原来的“殖民地”（Colonies），就变成了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State），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宪法和依法成立的政府。惟其如此，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才可以这样说：“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 不过，1776年7月2日，当大陆会议讨论是否公布《独立宣言》时，特拉华代表约翰．迪金森却投了反对票。九天以后，迪金森又向大会提交了一个法案，即《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这是《独立宣言》之后、《联邦宪法》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于1777年11月15日在大陆会议通过，并于1781年3月1日生效。根据这个条例，“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在名义上又变成了“联合之邦”（United State）。这个联合之邦的名字，条例开宗明义地作了规定，叫“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 of America）。 三、在历史的岔路口上 现在，我们可以为美国的建国史大致列出一张时间表了：1754年以前，北美大地上已经有了十三个英属殖民地。1754年，他们开始联合。1765年，他们有了一个独立的新民族的概念（美利坚民族）。1774年，他们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和一个国家议会的雏形（大陆会议）。1776年，他们有了一个关于未来国家的精神和理想（美国理想）。1777年，他们又有了这个国家的国名（美利坚合众国）。而且，从1774年开始，他们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互不相干的“英属殖民地”变成“联合殖民地”，其次是把“殖民地”变成“邦”，最后则是把“邦”变成“邦之联合”（邦联），进而变成“联合之邦”（联邦）。于是，美利坚人便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社会组织由“非国家”（殖民地）、“半国家”（邦）变成“国家”（美国）。 实际上，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既不像样子，又情况不妙。这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没有政府首脑，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许多本应由政府来行使的权力（比如对外宣战、和约缔结、外交主导、货币制造），是由国会来行使的。国会的权力其实很小，比如组建海军、从各州招募军队、解决各州争端等，就需要三分之二邦的同意。这就难以巩固和发展独立战争的成果，无法有效抗衡西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英国人在海上的骚扰以及本国农民的起义，也实在承担不起诸如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国家安全之类的重任。原本松散脆弱的“联合之邦”，甚至面临动乱、内战、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离析的危险。没法子，胜利之后分道扬镳的各邦，只好派出自己的代表，重新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制宪会议”的1787年费城会议。 不过，这次会议的任务原本不是制宪，与会各邦给代表们的训令也只是修改《邦联条例》。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问题就出在《邦联条例》上。1777年通过的《邦联条例》，是美国革命时期的产物，自然存在明显的草创性和过渡性，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是含糊其辞甚至含混不清的。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所谓“美利坚合众国”，究竟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结盟，还是高度自治地区的联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如果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构成这个国家的十三个State就是“州”，美利坚合众国就应该叫做“州联”（事实上也有人主张用这种方式来翻译United State）。相反，如果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则United State 就是“国联”，State也得理解为“国家”。可惜“州联”和“国联”的理解都不准确，因此我们只好把这时的United State称为“邦联”。 邦联不是国联，也不是联邦。也就是说，在邦联制度下，那些联合起来的State，既不是国，更不是省，也不是后来联邦制度下的州，而是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邦联条例》明确规定，这些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独立、领域与权利”，除非他们同意将这些权力和权利部分地授予邦联。所以，这个时候的United State of America（美国），还只是“邦之联合”（邦联），而非“联合之邦”（联邦）。组成邦联的State，也还只是邦，不是州。因此本文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在说到邦联时，称它为邦。在说到联邦时，称它为州。 但这样一来，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有些不三不四、非驴非马了。他们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四十三岁的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在７月５日的会议上就说，事情难就难在“我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这其实是《独立宣言》留下的老问题。当《独立宣言》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时，似乎没有人想到要去说清楚，这究竟是十三个殖民地组成一个主权国家宣布独立，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相邀凑齐了一起同时宣布独立？不过当时并没有人计较这些。那时最重要的是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至于其他，也只能独立以后再说。 独立战争胜利了，而胜利后的国家状况并不那么理想，甚至充满危机。1787年费城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后来被称作“美国宪法之父”的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在他当年年初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信中说，我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十三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麦迪逊显然是主张全面联合的。要实现全面联合，就必须有一个高于各邦政府的“全国最高政府”，更必须有一部高于各邦宪法的根本大法。因为只有这样一部法律，才能约束独立的各邦，并对新成立的“全国最高政府”授权。 这可不是修改一下《邦联条例》就行的。与会代表很快就发现，他们自己其实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邦联条例》进行其实无济于事的修改，要么另起炉灶，重新制定一个文件，即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幸而，在历史的岔路口上，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抛弃邦联制，实行联邦制，并为此制定一部《联邦宪法》。 四、走向共和 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堪称惜墨如金，一共只有七条。其中第一条讲立法，第二条讲行政，第三条讲司法，第四条规定各州（State）与联邦的关系，第五条规定修宪的程序，第六条规定宪法的地位，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 联邦宪法 但在这个简洁的文本中，却包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根据这一设计，国家权力既被纵向地分解为联邦的权力和各州的权力（其实是独立各邦部分让渡权力，变邦为州），又被横向地分解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其中，立法权属于美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而立法权又分属参、众两院。只有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法案才能成立。而且，总统对通过的法案有否决权，最高法院也可以判国会通过的法案“违宪”。虽然由实行终身制的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有裁决权，但大法官要由总统任命、参议院同意。总统虽然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但这一否决又可以由国会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再否决。也就是说，这样，没有哪个人或哪个机构可以大权独揽，说一不二。 其实这正是制宪会议的难题之一。也就是说，既要把各邦的主权和权力收缴上来，交给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但又决不允许这个政府是专制主义和君临天下的。 防止专制的惟一途径是分权，而制宪会议的目的却是要集权。在这里，美国的开国领袖们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们的办法是，既不集权于人（比如总统），也不集权于机构（比如国会），而是集权于法（宪法）。具体的说，就是用一部宪法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所有的邦或州（State，在宪法生效以后，我们将称它为州，不再称它为邦），都必须遵守而且不得违背这部共同约定的宪法。《联邦宪法》第六条规定：联邦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或者将要缔结的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当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之相抵触时，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全国最高法律的约束。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所有的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都应宣誓或作代誓宣言拥护本宪法。也就是说，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 美国以宪法为立国之本，用宪法来统一和治理国家，将立法、司法、行政和各州权力都置于宪法之下，这就保证了集权而不专制。在宪法的统辖之下，各州（State），包括后来加入联邦的各州（现在已共有五十个之多），都享有充分的主权、独立和自由。他们都各自有着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文字体系，自己的司法范围和法院系统，并按照自己的宪法由自己的人民选举自己的议员和官员，不受联邦政府的左右，只要不违背联邦宪法就行。很清楚，美国的五十个州，是用法（作为最高法律的联邦宪法）联合起来的。而且，联合之后，仍有相对的独立和高度的自由。 这就是共和了。共和之要义有三，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也就是“天下为公，政权共享，和平共处”。“天下为公”并不是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将所有人的财产都收归公有，而只是确认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这就是“公”。正因为“公”（共有），才必须“共”（共享和共治）。既然是“共”，就不能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也必定并必须是和平的。这就是“和”。显然，所谓共和，就是因“公”（公共、公用、公众）而“共”（共有、共享、共治），因“共”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然而，要共和，就必须限政，即不能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政府或国会）独自坐大或者一统天下。所以，仅仅集权于宪法是不够的。如果对宪法的解释权和执行权集于一人或某一机构，就会变成宪政名义下的专政。因此，还必须在立宪集权的前提下立宪分权，通过宪法规定哪些权力属于哪些部门和哪些人。这就有了将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开来的“三权分立制”，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分别立法的“参、众两院制”。 这就是宪政了。宪政并不只是“宪政”（依照宪法行政），更重要的还是“限政”（限制政府行政）。它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因为作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国会如果不受限制，同样会造成专政，甚至更恐怖。这是一定要把国会分成参、众两院的意义。总之，必须最大限度地限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并让它们相互制约，这样才能防止它们单独或者联合起来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公民的正当权利。 五、伟大的妥协 前面说过，没有大多数人的妥协，就不会有美国宪法。因为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他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十三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而要全面联合，就只有接受这部宪法。三十五岁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古文诺．莫里斯的最后发言很能说明问题。古文诺．莫里斯说，他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大多数人已决定赞同，自己也应该受此决心的约束。他强调指出，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有一个全国政府，那就只好签字。 我们知道，古文诺．莫里斯是制宪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他是这次会议上发言次数最多的一个人，共发言一百七十三次（其次为同一个邦的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一百六十多次；再次为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一百五十多次）。而且，由于他文笔精巧细腻，宪法文本最后主要是由他来定稿的。这样一个人都对宪法草案不满，何况其他？ 古文诺．莫里斯发言后，平时很少发言的三十七岁的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接着表态。威廉．布朗特说他曾宣布过自己不会签字，也不愿意以誓词支持这个方案，但也不想使自己妨碍大家的意愿，这就是：这个方案是制宪会议上各邦的一致行动。这其实也是古文诺．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的共同想法，即不管怎么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不能分裂，十三个邦应该一致行动。 不过，方向的一致不等于方案的相同，更不等于意见的统一。尤其是当方案涉及各自利益时，那就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致制宪会议好几次差一点不欢而散。八十一岁高龄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甚至提议聘请一位牧师，在每天开会前主持祈祷，恳请代表们放弃“惟有自己正确”的观念。事实上，正是由于争论的双方都表现出冷静理智的态度，居中调解的一方又能提出合理的建议，制宪会议才从走投无路转向柳暗花明，并最终达成协议。 比如国会问题。 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需要一个联邦议会，这一点大家并无分歧。问题是国会如何设置如何组建，席位如何分配如何安排，制宪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提出和赞成《弗吉尼亚方案》的人坚持民主原则，主张实行两院制，其中第一院（众议院）议员由选民选出，第二院（参议院）议员由第一院议员选出，两院席位都按各邦人口比例分配。而提出和赞成《新泽西方案》的人则坚持共和原则，主张实行一院制，席位按邦分配，每邦一票表决权。 不过，冠冕堂皇的背后，往往是利益的驱使。主张按比例的，主要是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和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他们代表大邦的利益。主张讲平等的主要是新泽西代表威廉．佩特森和特拉华代表刚宁．贝德福德。他们代表小邦的利益。小邦代表坚持认为，大邦的意图就是要吞噬小邦，因此他们扬言宁肯投靠外国，也决不亡于大邦。大邦代表也不让步，甚至连剑与火、绞刑架之类的话都说出来了。幸亏这时康涅狄格代表奥立维．艾尔斯沃斯等人出来调停。他们代表中等邦，可以不偏不倚。在他们的斡旋之下，制宪会议于７月１６日达成妥协：众议院实行国内法原则，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照顾大邦；参议院实行国际法原则，不论大小，每邦一席（后改为两席），照顾小邦，尤其是特拉华和罗德岛。 这次妥协后来被美国宪法学家称为“伟大的妥协”。这倒不光是因为它帮助制宪会议走出了僵局，而且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民主原则与共和原则共存的成功范例。众议院民主，参议院共和，两大原则共存于国会，岂非一种比单一共和制度更高境界的共和？ 其实妥协是一种政治美德，因为只有妥协才能实现共和。至少，它也是走出困境的一种方法。对此，富兰克林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在6月30日的会议上说，木匠做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匀，他就会两边各削去一点，让连接的地方严丝合缝，桌子也就平稳了。现在，我们这艘船为大家所共有，难道不该由大家来共同决定冒险的规则吗？ 富兰克林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六十四岁的康涅狄格代表罗杰．谢尔曼说，没有人愿意就这样一事无成地散会。六十二岁的弗吉尼亚代表乔治．梅森更是情绪激动。他说他宁愿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如鸟兽散，陷国家于不堪。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多代表（主要是大邦代表）决定妥协，以保证邦联不会分崩离析。 六、最不坏的就是最好的 妥协保住了草拟中的宪法，宪法也体现了妥协的精神。事隔多年，当我们蓦然回首，重新审视这部宪法时，就会发现，妥协并不仅仅只是制宪代表的权宜之计，它也是制宪工作的思想方法。那些取得了制宪会议高度一致的看法，就写成宪法中的刚性条文；那些取得大致相同意见的观点，就写成宪法中的柔性条文；那些达成初步共同意向的部分，就留下今后继续发挥的余地；而那些实在达不成统一的问题，则干脆只字不提，暂付阙如。因此美国宪法虽然二百多年来没有修改过一个字，却又有一系列的“修正案”，而且几乎从它批准之日起就有了。二百多年后，美国人民仍很感激先辈们的妥协，并庆幸他们不是“完美主义者”，庆幸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能有这样一个观点：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 这个观点也是富兰克林博士提出来的。他在９月17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深情而智慧的书面发言，并由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代为宣读。富兰克林说，他承认，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自己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每个人来参加会议，固然会带来自己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带来他的偏见、激情、错误观念、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因此，无论召开多少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从这种感觉出发，富兰克林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确实是瑕疵的话。他也希望其他代表略为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我们取得一致，并在这个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来自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古文诺．莫里斯赞同富兰克林的观点。他说自己对宪法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这已是目前达到的最佳方案，愿意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接受。 在威尔逊宣读完富兰克林的书面发言后，三十四岁的弗吉尼亚代表爱德蒙．伦道夫接过话头，起立对自己拒绝签字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尽管有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姓名都对宪法的智慧和价值表示嘉许，但他自己却仍然只能受责任心的支配，等待未来的裁决。当富兰克林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爱德蒙．伦道夫，希望他暂时把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和自己的兄弟们采取一致行动时，爱德蒙．伦道夫回答说，拒绝在宪法上签字，也许是自己一生中最坏的选择，但良知迫使自己这样做，不可改变。我们知道，爱德蒙．伦道夫不是等闲人物，他是制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正是他，作为会议的第一位正式发言人，向代表们陈述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和意义，并代表弗吉尼亚提出的制宪方案甚至又称《伦道夫方案》。他以揭开会议主题开始，却要以反对会议决议告终，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爱德蒙．伦道夫说完后，四十三岁的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也站起来，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艾尔布里奇．格里是美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款》上签字，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心里当然不会好受。何况在整个会议过程中，艾尔布里奇．格里也是全身心投入讨论的。所以他表示，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自己不会采取拒绝签字的方式来表示态度，但现在已逼上梁山，却别无选择。 七、限法之法才是法 乔治．梅森是弗吉尼亚代表。他是一个农场主，有三百多名奴隶，但他本人却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他曾经参与制定弗吉尼亚宪法，起草了其中的“权利法案”，从而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最初十三个邦的宪法中惟一具备权利条款的宪法。对于他来说，权利法案比什么都重要。此外，很多人对联邦宪法缺少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都不满。曾执笔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公干，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大声疾呼要进行弥补。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在看到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寄给他的联邦宪法文本后，也指出了缺少权利条款的这一缺陷之处。拉法耶特侯爵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曾在华盛顿的麾下当一名少将。他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写第一稿），可谓“两个世界的英雄”。 那么，如此重要的条款怎么没有写进宪法呢？在这一点上，“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并无分歧。在前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坚强之全国政府”，以免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陷入内乱、分裂和无政府状态。因此，费城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建国、制宪和授权。至于其他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何况，在1787年，大多数的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利法案”，明确保障了个人权利。而现在要做的，是对联邦政府授权。只要明确联邦政府的权限，它就不能做未经授权的事情。相反，如果一一列举应该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反倒可能授人以柄：凡是没有被列举出来的，就是政府可以做的。这岂不是更糟糕？在美国人民看来，“个人权利”比所谓“国家利益”和“政府权力”更重要。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而人民则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也就没有人民授权的国会和政府。而且，人们之所以要建立政府，正是为了保障每个个人的这些权利。这正是《独立宣言》的精神，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精神。因此，许多邦（比如马萨诸塞）的议会在通过联邦宪法时，其决议都附上了要求增加权利法案的条件。 联邦主义者同意了这一条件，力主增加这些条款的乔治．梅森也因此被看作是“权利法案之父”。于是，第一届联邦议会就有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这些法案分别列举了民众个人的一系列权利，声称这些权利无论如何必须得到保障，是政府和国会不能蚕食、侵犯、剥夺的。尔后，美国国会于1789年９月25日通过了这十条宪法修正案，将其作为美国宪法的补充条款，并于1791年12月15日得到十一个州（这时它们应该叫做“州”而不是“邦”了）的批准，开始生效。这十条法案通常称作“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在第一修正案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简言之，它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 费城独立公园的第一修正案纪念碑 这样一来，不但行政机关要受到限制，立法机关也要受到限制。于是，就可以看出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却是限政。在宪政主义者看来，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民主和道德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群众专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变成实际上的“人间地狱”。靠得住的只有宪政。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它的任务，是把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的权力都尽可能地限制在不会侵犯公民权利、不会导致专政和暴政的范围之内。 联邦宪法其实已经体现了这一精神，比如三权分立，比如两院立法，比如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相互制衡等等。但美国人民还强烈要求自己的宪法必须明文规定，即便通过法案的条件完全具备——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总统不否决，最高法院也不判其“违宪”，某些法案仍然不能成立，甚至不能考虑。 二百多年前那场争论，终于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方式做出了结论，但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却仍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这一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宪法正文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是：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而在诸法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第一修正案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则是：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人民是第一位的；而在人民之中，个人是第一位的。这两种原则和思路看起来似乎相反，其实一致。因为第一种原则和思路中所说的“人”，是指议员、官员和法官。他们实际上是“国家”（政府）。国家必须服从宪法，而宪法之所以高于国家，则因为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公民是第一位，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是第二位，保障公民和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是第三位，由宪法派生的法律是第四位，由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会、行政机构和法院是最后一位。这就是美国人建国的思路和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和实现《独立宣言》的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 注：本文原载于《书屋》杂志，文中引用制宪会议的代表发言，详见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