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功？谁之罪？ 《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一书导言 文：康正果 康正果，美籍华人，现居于美国康涅狄格北港，，中文教师、作家、文史研究者。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公共知识分子。 为什么要“毛”和“共”并称？因为毛泽东的是非功罪处处都与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你不可能把毛泽东只作为孤立的个人盖棺论定，要评毛批毛，必须把毛这个人 置于中共集团从建立直至发展壮大的整个脉络中予以剖析和评判，而且要放在百年中国的大历史框架中进行透视和检讨，才能把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涉及到如何“还 原”的问题。对当今从大陆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来说，历史观的转变乃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历史观从小即受到党化教育熏染的大陆华人，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尤为紧迫和必要。按照党化史观的说法，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在1949年10月1 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才站起来了……若按照这一历史图景认识百年中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做过多少错误的或罪恶的事情，仅就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功劳而言，即已登峰造极，最最伟大，根本不容你有丝毫的否认。比如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近年来一直在严词批毛，甚至大胆控诉毛“罪恶滔天”，但他却仍不忘称赞毛“功劳盖世”，此盖世之功劳即毛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在1949年取得了全面胜利。所以另一个批毛健将辛子陵进而将毛定性为“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搞经济建设尽管接连失误，但所领 导的“革命并没有搞错”。李和辛均属中共党内的批毛派，他们对毛泽东在中共夺取政权后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批评得不管多么尖锐，始终都没能尖锐到跨出1949 年这一被称为“解放”的历史划界。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赶出了大陆，要论这一打天下的丰功伟绩，毛泽东自当 居于首位，而在中共集团内部再往下逐级评功论赏，可以说人人都荣膺其应有的一份。李锐和辛子陵两位旨在救党的批毛派同样也包括在此功劳圈内，他们再怎么说 都不会否定自己安身立命的那场革命。 这一党化史观更影响到党外，从大陆的全体俗众到体制内外的学者，直到反共人士中的批毛选手，也都难以脱弃“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势。连曾以其“历史三峡”论 说著称的唐德刚教授都难能免俗，在他的《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一文中大发似是而非之论，说什么这一百多年来属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民主共和的大业不可能一 蹴而就，在此一无法按理出牌的乱世，越流氓越霸气就越有抓胜算的机会和占优势的把握。前者被唐教授确定为历史的“客观实在”，后者被聚焦为毛泽东的“主观 条件”。唐教授纵观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以及中共内部的一系列恶斗，他发现独有枭雄毛泽东的主观条件与乱世的客观实在配合得恰到好处，正应了“时势造英雄”那句俗话。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唐教授的文章一口中立持平的语调，按照他的推论，毛泽东及其中共集团的罪行不管 多么罄竹难书，就因为他们最终打了胜仗，你不但无法否认他们顺应历史必然性——这个传统“天命”论的现代表述——夺取政权的事实，更不得不承认毛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的伟人。 唐教授的犬儒史观是很有代表性的，环顾我们周围惯于人云亦云的同胞，很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怀有类似的奴从心态。即使他们都亲眼看到毛泽东“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事实，你也难以通过三言两语的辩驳，从他们头脑里剔除那“开国有功”的崇毛顽念。直至毛泽东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今天，从学界到民间，像唐德刚那 样把毛的生平作“虎头与蛇尾”两阶段切割的看法还是相当普遍的。 把毛泽东生平功罪作“解放”前和“解放”后切割划分的说法其实首先出自中共元老陈云。对陈云及其中共集团来说，毛泽东所有的“功”都是给共产党立的功，所 以他们一致称赞毛“开国有功”。至于说毛“治国有过，文革有罪”，那是因自1949年以降，包括陈云在内的不少领导人在治国问题上曾与毛发生过分歧，他们因而在历次运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特别是到了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这一伙也都算“开国有功”的党政军领导均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批猛斗，连他们的家属都受连累遭到迫害。因此他们才在毛死后的党内会议上提出毛“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说法。但他们绝对不提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共犯。这正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直到胡锦涛和习近平不但不敢公开批毛，还要坚持维护毛泽东“伟光正”形象的原因。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毛为中共立的功越大，对国家和民族犯的罪就越深，而他的所有罪行也正是有赖中共集团建立的党军/党国体制，才得以无法无天地倒行逆施下去。 因此，当我们把1949年前后的中国社会按照被告知的“解放”前和“解放”后来称呼时，我们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解放”前是万恶的旧社会，“解放”后是 幸福的新社会这一人云亦云的说法。说话的主体于是为官方的话语实践——亦即权力本身的实践——所支配，糊里糊涂接受了中共有关历史和现实的定性。其实连包括讨论“毛泽东功罪”这样的议题在内，也都受到了中共官方话语实践的限制。话语实践对人的思维限制力是很厉害的，你只要考虑到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功”， 你就被坎陷（疑为“嵌陷”之误——老高注）到他“开国有功”的思维定势中，也就认同“毛泽东虽有错，共产党依然伟光正”的说法了。 这就是为什么自毛泽东去 世以来，偏于检讨毛泽东与中共集团1949后种种罪行的论著比较多，而专就所谓“解放”前那一段历史来审判毛共罪行的论著却非常少的原因。 本书的宗旨即在填补此一空白。我的出发点是，完全摒除“毛泽东功罪”论这一明显有限制性的议题，直接把毛共还原到他们打天下的整个进程中予以历史的评判。 这就不只限于审视“土改”、“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1949之后的那些罪行了，而是要踢破“解放”这道铁门坎，一直追究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活动，以及毛泽东早期参与其中的种种言行，挖出赤祸的根源，进而揭示他们的武装夺权斗争如何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恶性互斗，如何破坏了和平建国纲领，最终把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引向了反国家反民族的歧途。 那么，中国社会转型的民族主义正道又何在呢？众所周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主旋律，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新兴的主义却非我华夏族群的国粹，我们的国粹乃是大而化之的天下主义。其实要追根溯源，就连“中国”这两个字的组合在最初也仅表示华夏族群所处的地理方位，而非一正式的国名。它义指这块处于中心的土地是华夏文化的天下，哪一家哪一姓在这块政教领地上建立了朝廷，他们便拥有了本朝的“天下”。 华夏与夷狄的界限既划分严明，又伸缩可变：“华夏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华夏则华夏之。”从五胡乱华到元蒙和满清入主中国，一批批入侵的夷狄均在拥有天下后也都以华夏自居起来。天下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妄自尊大，直到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一系列碰撞，才碰出了它虚弱衰朽的本质。西方国家最初只是本着自由贸易的观念来中国投石问路，希望与清政府建立通商关系。但满清皇帝及其官员却以天朝自居，对英国派来的外交使团，仍旧以前来朝贡的番邦相待。他们既无意认真了解和应对西方国家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和关税保护，也对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和国家主权缺乏起码的认识。结果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闹到最后，硬是让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天下主义的大架子从此威风扫地，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被一步步激发得高涨起来。 英语nationalism一词通常被译为“民族主义”，但也有人把它译为“国家主义”。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该词有时偏重民族导向的一面，更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有时则偏重国家导向的一面，更强调一个具有高度主权的政治实体。我在《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一书中曾有专章详析这方面的问题，现可在此简要 地总括说：民族主义最先是在荷兰、英国等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构成作用的一个主要因素。它表现为市民共同体为冲破教区的限制而追求自治的努力，纳税人参与议政和决策的要求，议会对王权的挑战，商业协会寻求和建立武装保护的谋划。欧洲社会冲突摩擦了好几百年，正是在各国内部缔造商业繁荣和在各国之间展开贸易竞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与封建领主边抗争边和解，拉开了逐步趋向共和的阵势，一个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因此而陆续建立起来，最终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体。正如LiahGreenfield在她论述民族主义的一本专著中所说，现代西方文明实为一“经济文明”，只有在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国家价值 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才可能发挥强劲的动力作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竞争进一步促使此强劲的动力向欧洲以外扩张下去，英法等国的商船满载货物，纷纷在本国海军的支持下向亚洲开辟市场。 面对这突然来自海上的挑战，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备受打击，天下主义再也难以维持其原有的天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西潮冲击的强烈反应。此反应既有其正面的成分，也产生了不少负面作用。满清皇帝及其官员的天朝心态最关注的是维护天朝的尊严，实际上也就是皇帝和官员的面子，为保住皇权的至尊，他们往往置国家的利益和臣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从鸦片战争吃败仗到八国联军入京，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多是吃了妄自尊大的亏。朝廷始终缺乏抵御外侮的军事实力，却纵容义和团之类的民间仇外势力去滥杀传教士和外国使节，无论就当时的国际公约或交战国双方应遵守的准则来说，这种煽动暴民袭击非武装外国人的做法都是很卑劣的。由此可见，自从清王朝的天下主义受到冲击，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即含有浓厚的暴民式排外倾向，而这一帝制末世形成的民族心理病灶正好成为此后中共势力赖以寄生的温床。在中共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负面动力始终都被用于发挥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破坏作用。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在反复利用此富有中国特色的爱国狂热，妄图以中国崛起的姿态建立其全球化格局下的红色天下。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检讨早期的洋务运动和后来的维新变法，以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致力于改良革新的倡议和行动，直至辛亥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国民革命， 则不难清理出民族主义正面表现的清晰脉络。美国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不久前出了中译本，在大陆读书界颇受关注。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晚清的洋务派主张技术现代化，并力争与列强建立外交协议；梁启超青睐宪政改革；孙中山则倡导反清革命。周锡瑞因此特别强调说，“辛亥革命是改良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反面。”可以明显地看出， 当时的革命党人多是从新学、新军和强学会等从事改良活动的团体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均属于西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 正是在这一群城市改良精英的领导下，同时也联合仍拥有实权的保守势力，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才一举终结了帝制。在国内外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开启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此动向当初若能顺利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即有可能渐进地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良性转型。 另一位美国汉学家孔复礼/孔飞力（Philip A. Kuhn）更关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内部动因，他试图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梳理出与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相通的众多因素，特别是在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重点讨论了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question）以及相关的“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agenda）。孔复礼尤其关注知识精英在政治和文化改良上所起的先驱作用，他在书中检讨了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十九世纪知识精英的著作和言行，根据他们所提出的王朝危机及应对之道，孔复礼总结出解决此“根本性问题”的“建制议程”：一是把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二是把激烈的政治竞争同公认的公共利益协调起来；三是把国家的财政需求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对比上述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所谓的“建制议程”在英国的情况，大体上就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斗争及“谈判”的过程，是在确定权利和义务的事务上不断纷争和磋商后最终达成的妥协及解决方案。魏源等人所上的条陈及议政言论早已朦胧浮现出这类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吁求。只可惜帝制终结后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难以形成普遍接受的共识——即孔复礼所谓受过教育者当中存在的不成文的“宪法”，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激烈的政治竞争最终闹得从西方照抄来的成文宪法变成一纸空文，梁启超痛斥的“乱暴势力”随之燎原而起。本书要还原的毛共赤祸正是乘此革命逆流之激荡时势搞起了苏维埃武装割据，再经过日军侵华期间趁机发展壮大，最终以血腥的内战彻底断送了本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逐步健全起来的建制议程。 中共武装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他们反民族主义路线的全面得势，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就是“以夷变夏”之举在现代的诡异翻版。 辛亥革命重大的民族主义意义首先是完成了国人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在同盟会打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号之前，明亡后的反清活动一直都局限于“反清复明”的臣民意识，其中毫无现代国家的观念。随着民国成立，最初的五色国旗代表五族共和，新政权最大的功劳就是在列强觊觎我边疆领土的乱局中勉强保 持了满清留下的领土完整。当初仅作为鼓动性的排满口号也立即作废，民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在国内是主张各族共存共治，统称中华民族；对外是一致反对侵略强权，其反帝路线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仇外，而是更注重“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通过外交途径，“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都尽可能地奉行此民族主义的外交路线，尽了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勉为其难的努力，算是赢得了包括关税自主权在内的不少权利。 不幸在国家尚未统一，国力又极其贫弱的情况下，国家既要抵制侵略强权，同时又要依赖外来的支持和援助。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势力又都出于自身的需求去分别谋取不同的外援，抵制外部强权与依赖外部支持的运作便如此吊诡地交织在一起。比如像苏俄这样反西方列强的近邻，在最初又特别作出一番“平等待我”的姿态，急欲建立其党军的孙中山为获取苏方援助，遂在莫斯科的促使下改组国民党，履行起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的政策。孙中山当初作此谋划，本以为可以把扩大了的政治参与 容纳到国民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不幸他顾此失彼，事与愿违，很快就让中共的跨党活动把那一切搅混得变质变味。 因为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在于，孙中山只想借助苏联的支持和引进列宁主义的组党方式来强化他的国民革命，但他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的政治立 场；中共则自成立之初即属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所执行的乃是列宁的国际主义路线。苏俄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 欧洲帝国主义，进而推翻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权，最终将各国被解放的红色臣民统统整合到新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主义”宏图 ——之中。这就是苏俄搞所谓“革命输出”的本质，是二十世纪国际形势下一种“以夷变夏”的险恶策略，它的原教旨本来就排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的民族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同世界最终要消灭种种差别，其中也包括地域和民族的差别。早期的中共组织正是在此一反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控制，把苏俄政权奉为他们的无产阶级祖国。其四中全会的文件即明确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诚这个口号，是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 利的唯一保证。”这个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行动纲领就是，按照莫斯科传来的指示，首先在城市发动工人大罢工，组织一系列暴动，试图像苏联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各大城市一举夺取政权。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暴民式排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再次恶性膨胀，暴徒们在不少城市制造烧杀抢劫的事件，一时间祸及由长江沿岸到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致使被激怒的在华列强实施了野蛮的军事报复。短暂的国共合作从此破裂，一变而为两党的互相残杀。 毛泽东及其新民学会的成员当初也都是梁启超“新民说”的追随者，无疑属于周锡瑞所说的民族主义者一流。这群清末变法和辛亥革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后来却出现分化，各走上不同的道路。比如像萧瑜（子升）或舒新城等很多学业优秀者都投入教育救国的行列，均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或因学业较差，或因谋职艰难，正好从俄国人革命成功的那套办法中看出了适合他们伸张怀抱的途径。本书第一、二章即以毛泽东其人的个案为主探线索，勘查追踪失意者升级为职业革命家的归化过程。价值阶序在人文光谱上的区分是十分明显的，为什么像李四光、丁文江、李仪祉、茅以升等数以千万计的海归人才学有所成，均能以他们卓越的才干服务公共事务，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为国计民生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为什么另一些缺乏专长，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小知识分子却铤而走险，甘愿受共产国际的雇佣，充当了早期共产党组织的骨干？本书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人的行为和选择基本上是其天性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毛泽东生性好胜逞强，他本想在读书治学上出人头地，不幸他那个薄有资产的父亲急欲发家致富，起初只打算让儿子受一点初级教育，拖累得他老大年纪才读上新式学堂。论他的学业，可以说旧学并不十分扎实，西学仅通过滥读懂些皮毛。这就造成他在长沙师范求学期间只偏重文史，而其他各科成绩均很差的实际情况。好容易摆脱了父亲的压制，没想到进了新式学堂，教学内容及学校的制度又引起他诸多反感。毛泽东因此把更多的兴趣和精力转向校外的社会活动，做了一系列请愿和声援，以及鼓动风潮之类的事情。失意者总是比常人更急于推动社会巨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用苏俄的阶级斗争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最便于把失意者的个人私愤提升为理直气壮的革命激情。这就是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一文原版中把那么多财产、职位和受教育程度均比他高的人群划入敌对阶级的情意结根源。他当时的理论修养就那么个水平，只会照搬马列词语做标签，遂把他必欲颠覆的价值阶序硬套进这种驴头不对马嘴的框框。落后的俄国人对他们追赶不上的欧洲先进文明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这种“羡憎交织”（ressentment）情意结产生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并向更加落后的东亚国家推行其“反西 方的西化”路线，图谋把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纳入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毛泽东一伙实际上并没能跳出“全盘西化”的迷思，他们比他们 所羡憎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更“崇洋媚外”，崇到了甘做苏俄走卒的地步。 倘若更进一步透视毛泽东发动的暴力革命，则不难看出，布尔什维克的洋词汇仅为其堂皇的贴面，所包装的内核则来自粗野黑恶的本土资源。毛泽东从小熟读《水浒传》，书中的“小说教”——好汉主义——对他影响至深。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一经毛泽东诠释，就统统被导向草莽江湖上血腥报复的暴行。这也正是共产国际一直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不太放心，多次强调要突出工人阶 级领导的主因。本书第三章即重点叙述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军事割据如何把农运搞成了“匪运”，红军的幸存和壮大如何祸害百姓，破坏了他们世代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参与共产党早期组党活动期间，毛泽东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圈外，接下来他到国民党党部热心从事跨党活动的工作，又受到右派势力排挤。经过好几次挫折，毛觉得待在机关部门摇笔杆根本成不了气候，遂动起“逼上梁山”的念头。“逼上梁山”这句被“小说教”推广的“话语移植”确有其神差鬼使的作用，一下子让毛泽东找 到了解难应急的出路。国民党的恐怖清党甫一开始，他即果断告别那一帮在上海租界内坐镇办公室的布尔什维克先生，只身回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后来暴动失败，毛 泽东带残部逃到井冈山与山上的土匪合并，遂闯出了打土豪筹款项这条活路。这是一种寄生在容易落脚的穷乡僻壤，靠当地农户来养肥红军的生存方式，至于搞土地 革命，不过是通过运动搜刮富裕农户的浮财，又从分得土地的农户手中过量征收粮食，从而解决红军的补给和财政问题。红军的确得到了发展壮大，但却严重地危害了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在贫富之间以及苏区与国统区之间制造了深仇大恨和互相杀戮。更为严重的是，在抢劫富裕农户的财产以充红军的军需之同时，乡村的绅士阶层被诬以“土豪劣绅”的恶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们作为政府征收税赋与维护地方利益之间的中介力量从此被摧残殆尽，乡土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最富有再生因素的价值根基和民德资源也随之枯竭。也正是在此一无道乱世的动荡中，贫穷和愚昧所滋生的粗野恶俗之势力猖獗抬头，让中共的苏维埃运动激化为革命的动力，纳入了党的领导，被提升到无产阶级光荣而正义的行列。毛泽东颠倒价值阶序的工程由此打下奠基，迈出其一损再损的步骤。 土匪或帮会须结帮成伙才干得成他们的大事，熟习“小说教”的毛泽东很早即怀有明确的团伙意识。从读师范时发征友启事到组织新民学会和创办自修大学，直到入伙共产党，领军啸聚井冈山，毛泽东都表现出他凝聚团伙的组织能力。自打上井冈山，毛便开始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因他的贪图抓权和一味逞能，搅扰得红军队伍内不断发生党权和军权的冲突，直至他仗着在握的党权压制住官兵的民主诉求，贬损了职业军人的武德素养，党——也就是他——指挥枪的制度才逐渐确立起来。 本书第四章详述毛泽东及其红军如何进一步寄生抗日统一战线，如何利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摆脱了中共自身的危机。正是紧抓住这一投机抗战的机会，毛泽东才给共 产党立了大功，但同时也对国家和民族犯了大罪。按他的操作，所谓“抗日”，不过是打起旗号，先四处拉拢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分化中央政府政令军令统一的效 能，然后大钻抗战的空子，跟在日本侵略军后面抢占地盘，不断扩大他们的敌后根据地。在关于联蒋抗日的问题上，中共内部起先是有争论的，那些还没完全丧失民 族良知的军政领导人的确有协同国军作战的意愿，他们也确实在抗日前线打过一些应予称赞的小仗。但毛泽东只想保存他打天下夺权的军事实力，坚持要仿照列宁的“失败主义”策略办事，任凭长期的抗战把国民党拖垮。从他下达给前方的很多电令即可看出，为提升他个人的党权军权，为壮大中共的武装力量，他从来都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安危。八路军和新四军到后来正是在毛所主导的方针下游而不击，大搞摩擦，为日后打胜内战养精蓄锐，打下了雄厚的备战基础。 中共不但是多变的，而且是多形的；他们一面凶残地祸害百姓，一面又显得十分亲民。特别像周恩来那样态度亲和的人物，中共集团中应该为数不少， 他们多具有富于魅惑的做戏能力，在当时的救亡总氛围烘托之下，把不少文化名人都游说得晕头转向，更吸引了大量的热血青年，为他们的夺权事业前仆后继地献身铺路。通过他们努力推行的文宣统战工作，红军不只扭转了原有的流寇形象，还浪博得抗日中坚力量的名声。这当然也与美国在援华事务上做了些节外生枝的事情有一定的关系。美国政府及西方的某些知识分子当时均有某种程度的左倾，他们发表有关中共的正面报道，更以亲善的姿态访问延安，他们的很多动作不但为中共赢得了外界的同情，还催发了民主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批评。那一切反倒映衬得早已不抗战的中共更受舆论欢迎，閧抬得他们在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桌坐 席上屡屡占了上风。这就是中共在其求幸存的过程中一面毒化抗日阵营，一面装扮出民主爱国模样的诡变形态。 本书第五章集中叙述毛泽东如何通过整风运动对党内同志施行报复，发泄其积压多年的怨忿，如何全面清除国际派的势力，如何顺势整治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如何树立起他在马列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如何反复打磨，炮制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野心得逞，由他一手主导了中共七大的召开。在这个名为团结而 实属独霸的会议上，毛泽东收编各派势力，整合出他定于一尊的“毛共”。经过肃反审干的折腾和处理，中共集团从此打上了粗俗的毛氏印记。 在中共党内，比较而言，留苏回来的各级领导和干部在“反西方的西化”路线上表现得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他们与共产国际以及联共的领导人有一定的交往，多少都懂些俄语，比较熟悉马列理论的书本知识，基本上握有党内文教宣传工作的实权。就因他们有这些经历，又显示出训练有素的特质，在某些方面也就对比得毛泽东相形见绌。这种反差惹得毛很不舒服，致使他蔑称这些人为“洋房子先生”。很多刺激了毛泽东小心眼的事情日积月累，积压成他心中深重的宿怨，“洋房子先生”遂 成为毛最羡憎交织的人物。共产国际解散后，莫斯科放松了对延安的控制，毛泽东看到边区平安无事，便趁机大搞起整风运动。他任用大量的“乌龟王八蛋”人物做打手，对国际派及相关的一批干部实施了无情的打击和全面清洗。对毛泽东这类山沟里出身的土共来说，国际派带到延安的不只是从莫斯科方面秉承的权势和理论， 另外还有他们在那里所受的布尔什维克教养，他们身上的这种“西化”成分才是让毛泽东特别难以容忍的东西。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一批批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更加增强了边区的文化反差，他们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风气和所显示的学术文艺品味立刻活跃了延安的工作学习及日常生活，但同时也光照出毛泽东及其农民军的粗陋和贫乏，因而也被划入打击的对象。整风审干的结果是，国际派和外来的文化人及知识青年均遭到粗暴的批斗和凌辱，运动中积极表现的一群则得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在毛共的干部群中，这一类党棍尤其平庸和恶俗。整风运动清理了中共集团的队伍，加强了全党的党性，但却损伤乃至抹煞了每个成员固有的人性。 本书最后一章详述了毛泽东作为头号战犯的多重罪责，从他摩拳擦掌，提前布置中共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讲起，直讲到他给解放军将领下达死亡指标，大搞人海战术， 不惜以部队的惨重伤亡赢得迅速歼灭国军的血腥战果。中共能够最终打败国民党固然有多种因素，但自从雅尔塔三巨头敲定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密约，就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敲响了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丧钟。罗斯福所打的这个如意算盘可谓自贻伊戚，它给二战后本可由美国主导的东北亚新秩序引入了凶险的变数，为苏俄势力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开启了引狼入室的通道。中共打内战尽管是旨在打天下夺取政权，但实质上却为苏俄从欧洲到亚洲构建的冷战格局完成了搭桥铺路的工程。因此在占领东北期间，苏军多方援助急速潜入的中共势力在各地稳步落脚，并将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大量转交给解放军使用。解放军在装备上若没有经此鸟枪换炮的改观，而单 凭所谓的“小米加步枪”与美式装备的国军作战，那情形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毛泽东的用兵实际上并非后来的党史书写及其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真如神”，他确实在整个内战中参与了主要的战略决策，但很少真正参加战役指挥。从本书详述的各大战役可以看出，他自以为在决策和指挥上别出心裁的得意之作恰恰是经不起推敲的败笔，按照他电令执行的军事行动多害得解放军损兵折将，有时候指战员没按照他的军令办事，反倒打了胜仗。统观毛插手的大小战役，他指令给军队有效的制胜方针，大概就是让各级将领舍得死人，这一点有他常开给前方将领必须死伤多少 官兵来换取歼灭多少敌人的清单为证。像他那样的用兵如神，实在没什么值得夸奖之处，只能令人惊叹地看到他不吝牺牲，并有足够的硬心肠充当中共的战争死神。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的确断定了中国的现实，诚如他所说，“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中共的政权完全是靠千百万农民军硬打死拼获取的， 内战的最终获胜来自千百万农民的流血牺牲，還有为支持前方补给而在农村全面进行的军事动员。此外，美苏的插手不断地摻合進具有重大影响的偶然因素，再加上 国民党方面弊病多端，频频失策，平白给中共增添了如有天助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阴差阳错，对中共的获胜形成了“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有利形势，以致把他们激荡多年的革命逆流推上了洪水滔天的顶峰。这里面并不存在正义性质的历史必然性，也无所谓赢得民心或得道多助之类的事后追赠。纯粹是一场胜仗扭转了乾坤，从而由胜利者铁定了历史。 犹太人自奥斯威辛之后再不写诗，中国人却在千百万倍于奥斯威辛的战争焚尸炉之后大唱赞歌，与贼共舞，致使中共武装夺权的成功及其至今犹在肆虐的一党专政成为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令普天下热爱自由的人士恨恨扼腕，徒唤奈何。 我写这本书，也只能在文本上作一场穿越“时空之窗”的演练，追踪到被官方党史掩埋和扭 曲的史料陈迹中清理那荒谬的孽债，做一点纠正是非观念的工作，好突破中国人可悲的宿命，为推动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和重整被颠倒的价值阶序添上一分正面的力 量。 注： 1、见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书附录，远流出版社，2005，页299-356。 2、参看康正果《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联经出版社，2011，页119-128。 3、《周锡瑞谈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见《上海书评》，2014年8月24日。 4、参看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一书的“译者导言”。 5、参看余英时为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图书公司，1991）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6、王学泰在《庙堂很远，江湖很近》的对谈中说：清代有个史学家叫钱大昕，他提出自古有儒、道、释三教，但从明代以后又多了一教，叫“小说教”。……如果 说佛教、道教等是教人为善的话，那么小说教则是教人“作恶”。……《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 汉”。……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见“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40219100844.html）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呼格吉勒图案”有什么启示 文：黄东篱（蒙特利尔）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高级法院作出“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判决，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陈年冤案得以昭雪，让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感慨万千，老两口在儿子无辜被枪决18年后，终于讨还了公道。 1996年4月，呼和浩特警方在侦查一起命案中，认定呼格吉勒图是杀人凶手。61天后，法院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2005年10月，案犯赵志红承认自己是作案真凶。此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不断上访，在媒体的跟踪和高层重视下，有了今天的结果。 呼格吉勒图 内蒙古高院召开重审“呼格案”发布会 “呼格案”被传媒喻为“20世纪末最大冤案”，其实广东普宁民警滥杀四名村民案件，才堪称“20世纪最大冤案”。1997年8月7日，普宁市公安局占陇派出所民警，在所长黄石武的带领下将4名村民抓走，不经审问，直接捆绑到郊外就地枪决。（见1999年1月26日《法制日报》）派出所警方谎报案情，私设法场，制造杀人现场假相，企图逃脱罪责，普宁市检察院认定民警开枪合法。7民警还领取了“果断击毙歹徒”的奖金。 这起惊天大案败露三年多后，2000年12月18日，广东省高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作出终审判决，7名原民警分别受到死刑、死缓、有期徒刑及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而四位老实巴交的年轻村民，从被抓到枪毙，仅两个小时，便哭天喊冤地在手枪、微型冲锋枪下饮弹身亡，有人最多身中17弹！家属被官方拒绝认领尸体，第二天即强行火化，毁灭证据。可怜四人临死都不知因何而死，天日昭昭，建国以来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冤案。 《法制日报》关于普宁案件报道 呼格吉勒图虽然没有普宁四名被害人那么惨，起码经历了司法程序，但结果一样失去无辜的生命——1996年4月9日晚，呼格吉勒图上班时，发现公厕内一名半身裸露的女子死亡，遂连忙跑到附近派出所报警。后警方认定女死者被奸杀，呼格吉勒图即是凶手。唯一的证据是他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与死者血型相符，另就是呼格吉勒图对案件“供认不讳”。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内蒙高院终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年仅18岁。诸多警官因“迅速侦破大案”，获得从二等功到通报嘉奖的表扬。 2005年10月，身负十条命案的恶魔赵志红落网，供认当年在纺织厂内奸杀一名女子，使“呼格案”真相大白。呼格吉勒图父母看到了希望，先后向内蒙古公检法、政法委、人大反映，要求查明案件，做出公正处理。因没有得到有关部门回复，两位老人踏上进京上访之路。2014年11月，内蒙古高院启动“呼格案”重审程序，12月15日撤销了呼市一审和高院原审判决，冤案尘埃落定。 呼格吉勒图父母9年无间断上访 进京的火车票 “呼格案”虽然得到法律的最终认定，但是18年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冤案？为什么真凶查出后9年才使受害人昭雪？办案者应负的责任及该案过程说明了什么？这是需要人们反思的。 首先，呼格吉勒图报案后，公安机关在不具备充分证据情况下，反认定报案人是凶手。据当年办案警员指，呼格吉勒图根本没有认罪，后来加大“审讯力度”才被迫认罪，即使他被处死前，仍坚决否认是涉案凶手。公安局却匆匆结案，移送审查起诉，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涉嫌逼供办假案。接着，检察机关未经仔细审查，发现疑点，便草率批捕、起诉。法院作为最后一道法律关口，没能认真审案核实，认从公检部门的错误，做出了错误的判决。 经公检法三家办的“呼格案”，能有一家真正严格依法办案，就不会致呼格吉勒图于冤死。这非同一般民事案件，是涉及到人命和追究死刑的大案，从这里可以看出有关办案人的法律“水平”，还有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权意识。其二，公检法相互制约，公安局办交错案，检察院并没有履行好监督职责，法院也没有运用好审判权。所谓依法办案、法律监督、“疑罪从无”、相互制约形同虚设。其三，案件真相暴露后，有关部门和人员为免担责任处分，极力隐瞒案件，企图蒙混过关，违反“有错必纠”的执法原则。这都是造成“呼格案”严重后果和不能及时纠正错案的原因。 悲痛的双亲在呼格吉勒图墓前祭奠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原因？据说年迈的呼格吉勒图双亲，一直深信老实听话的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他们深感奔波9年后的翻案，与近来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政策有关。而事实上，“呼格案”的十多年间，依法治国已被中央党政和全国人大正式提出，并广为宣传，只不过没有被推进和落实而已。层层执法机关，不能严格依法办案、不坚持错案追究；个人利益、官官相护高于依法治国，以及现有司法体制和人员素质，出现“呼格案”并非奇怪，无疑是无数司法不公的一个缩影。 “呼格案”宣判无罪，众多记者到其家中采访 司法冤杀无辜，无论有什么借口，也是一种犯罪，不会就是个“失职”问题。“呼格案”的调查追究，除了始作俑者的警员，应该对所有参与办案的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现实社会，只有真正依法办案，将公平正义贯穿于整个监督、审判之中，做到执法、执政必严，有错必纠，才能体现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不是一种政治口号。 当一个善良的人被无端剥夺生命时，金钱就显得没有任何意义。我想，如果此等事发生在那些冤案制造者或其亲属的身上，他们也会感到赔偿的不重要，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死者得到的“赔偿”，应该是无视宪法人权，剥夺他人生命所付出的法律代价。 告慰逝者 18年前，呼格吉勒图在呼冤声中被枪决了，活到今天他也才36岁。迟来的公正是不是公正？不管怎样的解释，“呼格案”都再次敲响了司法体系和公平正义的警钟，但愿能对“依法治国”的落实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是人们从中得到的启示。

NBA总裁的特别捐助 文：王伟 美国康涅狄格州西南部的格林威治镇是个优雅恬静的小镇，这里濒临风光旖旎的长岛海峡，距离繁华热闹的纽约又相对较近，所以吸引了大批白领入住。每到傍晚，居民们就早早地吃过晚饭，来到海滨公园跑步、遛狗、读书、喂野鸭。当然，最让人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坐在大草坪上的大理石长椅上，任由海风拂面，远眺落日余晖。 但是，2008 年下半年以来，这种和谐美好的环境受到了外来威胁。格林威治镇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浪者，他们找不到栖身场所，许多人只能占据海滨公园的长椅休息。一到傍晚，长椅上躺满了求职回来的流浪者，这些人不仅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臭味，长椅下还胡乱堆着招聘广告和求职信。小镇居民忍无可忍，纷纷呼吁镇长动用警力，将流浪汉统统赶出去，还海滨公园以安宁。 就在这个时候，镇政府收到了一笔 20 万美元的捐款，捐款人是NBA总裁大卫•斯特恩。按照他的要求，这笔款项被指定用于更换海滨公园的长椅，材质将由大理石改成实木，椅面要加长加宽，上面还要铺上柔软的垫子、盖上挡雨的玻璃棚。海滨公园是小镇居民的共有财产，任何景观的改造都要征得居民的同意。设计方案公布之后，在小镇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认为长椅经过如此改造，跟席梦思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那些流浪汉睡上去只会更舒适，更不可能搬走了。有人还建议，长椅根本没必要保留，干脆全部拆除。 在一片反对声中，镇长主持召开了听证会，斯特恩和小镇的民意代表如期而至。会上，民意代表首先发言，他们言辞激烈地陈述了反对的理由，毫不客气地要求镇长拒绝这笔捐款。 轮到斯特恩发言了，他缓缓地站起身来，并没有立即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环视四周后问：“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想先做个小测试，看看你们对我的了解究竟有多少。” 话音刚落，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众人开始七嘴八舌地抢答：“1942年9 月22 日，您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63年，您毕业于罗格斯大学历史系；1966年，您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1966年，您在NBA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工作；1978年，您担任NBA法律总顾问；1980年，您出任NBA 执行副总裁；1984年2 月1 日，NBA董事会全票选举您为该联盟第四任总裁。”“2005年，您管理的NBA 球队达到了30 支，并成功引进了加拿大球队。”“在您的管理下，NBA的总资产翻了近5 番，在全球拥有11 处办公点，总收入从1984年的1.92 亿美元提升到今天的40 亿美元，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NBA已经成为美国四大体育事业联盟的首富。” 斯特恩笑着频频点头，等大家讲完后，他说：“很好，看来你们知道我的很多情况，比我母亲对我的了解还要多。”会场上顿时一阵哄堂大笑。 他追问了一句：“你们还有没有别的要补充了 ?”大家都摇了摇头。 他又问：“如果有一天，我也到海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的话，你们会把我赶走吗?”民意代表和旁听的居民连忙摆手表示不会。 说笑间，一位老者提议要将斯特恩睡过的长椅找出来，妥善保存留做纪念。 斯特恩话锋一转，认真地说：“万幸的是，那时候并没有人赶我走。现在，你们毫不反感一个流浪者曾经在海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甚至还以此为骄傲，原因在于此人是NBA总裁。既然你们当年能够允许现在的NBA 总裁睡在长椅上，为什么如今就不能容忍将来的企业家、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睡呢?” 听了这话，众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斯特恩继续陈词：“相信我吧，这些可怜的流浪者只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暂时失业、破产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温暖的、可以遮风挡雨的避难所，以使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整和抚慰。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知道，对流浪者来说，寒冷、拥挤、坚硬，这些都会损害他们的健康，可怕的是，这更会消磨他们的意志。而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他们。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听证会进入了投票环节，格林威治镇的居民们纷纷改变初衷，海滨公园的长椅改造方案得以全票通过。■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就在那天 - 写给女性公民周秀云 词/曲：师勇（蒙特利尔） 豆瓣： http://site.douban.com/liuxianmowang/ youtube： https:///watch?v=ZKSKLhwkIfQ 优酷：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3MTM2MzY4.html ５６：http://www.56.com/u86/v_MTM0MTAzNDUx.html 更多信息： www.shiyong.co.nr 你有秀丽的头发 岁月不曾减损 它的光亮 你有温暖的家 老公疼爱 儿女在长大 就在那天， 你的头发被他践踏 像株野草 阴霾天空， 几个警察视而不见， 你绝望的挣扎 你问他可有灵魂 是否他也有一个家 他的妻子和孩子 是否也在家里等他 就在那天 他的黑警服像块铁 黑得可怕 就在那天 他的黑皮鞋踩住你 像踩着野草 来来回回，警笛声 来来回回，脚步声 来来回回，谈笑声 来来回回，哭喊声 芸芸众生谁没有父母 谁没有家谁没有爱 为何把你踩在脚下 就像踩着野草 就在那天你苦苦哀求 他的皮鞋踩着你头发 就在那天你停止了呼吸 他的皮鞋践踏着你 你可听到，警笛声 你可听到，脚步声 你可听到，哭喊声 你可听到，可你再也听不到 歌曲创作背景: 2014年12月13日下午4时­许，女性公民周秀云讨要工钱，在遭到龙城派出所民警殴打和侮辱后，死在该所内，同时，他的丈夫­被打断六条肋骨，他的儿子也遭到警方关押。 河南郸城县农妇周秀云生前照 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疑似用脚踩着周秀云的头发。新华社发 新闻链接： 一个非正常死亡的讨薪农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AjpXAuzrg http://news.sina.com.cn/c/2015-01-06/105931365683.shtml

教育杂谈 文 / 任君抒（蒙特利尔） 教育方法 ：中式﹑西式﹐哪式好﹖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冀望孩子能进入名校以便它日晋身精英行列﹐许多家长都不自觉地成为威严的中式“虎妈”。中式教育的孩子成长路﹐难免是被家长“迫”着走。 “优秀也好﹐一般也罢”﹐只要孩子实实在在快乐地成长﹐比什么都重要﹐也成就了轻松悠然心态的西式“绵羊妈”。西式教育的孩子成长路﹐从小练着自己走。 而长远宏观孩子成长后的表现﹐则觉得前者是赢在起点﹐后者却胜在终点。我个人体会﹐觉得还是两式取长补短为最佳策略﹐可以尽收中西文化教育的精华。 严励的“虎”式﹐未必是个个孩子都承受得了﹔且又限制了孩子应有的自由﹐淹没了他们潜在的兴趣与长处。本来可以轻轻松松的假期活动时光﹐都被家长们当作孩子的最佳补习超前时﹐孩子们的童真失去太多了吧。有统计报导﹐中国的“虎娃”资优生﹐进入了美国长春藤学府的第一年退学率﹐竟是25%哩。 北美的教育方法﹐在于从小就培养学生们的主动能力﹑思考活跃﹑创新改革勇气﹔以及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参予精神。小小的年纪就勇于表达和良性争议﹐从小养成议求共识的习惯。如此﹐一方面他们既有可能发展自己的个人特质﹐另方面又学会和习惯尊重他人的特质。在这样自由开放氛围下长大﹐他们成人后就能充满正能量去步入和容纳异己的社会﹔他们都有重视自己和别人的价值的理念﹐成为引领国家向前挺进或世界高科技创造发明潮流的人物。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需要这样的接班人。 更重要的是﹐北美对下一代的教育比中国人更着重知识以外的培育：在学校里﹐除了各种科学知识外﹐他们学习的是自律﹑对自己和别人的尊重﹐及如何解决问题、纠正流弊﹔整个社会都非常注重保护孩子的自信。学校从不排名次﹐也不大张旗鼓地表彰学术获奖的孩子﹔不把成绩和孩子的名字同时公开。而老师特别擅长培养孩子无坚不摧的韧性和毅力。这就是普世价值观下的公民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打造着国家未来的合格公民。 中式的教育﹐时时更专注在无所不在的竞争意识，与谁争锋﹑三甲名次﹑星光闪闪之类的虚荣理念。 本地如雨后春荀般冒起来的中文学校﹐登在中文小报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金牌﹑最佳……”广告﹔时有登出一大堆获奖﹑排名﹑考入名校学生等信息来满足华人家长的心态 (或是为了争取生源吧)。有的兴出造“星”之举﹔曾有广告﹐不止列出得奖学生名字﹑名次﹐连同父母的大名也荣登榜上﹐真令人叹为观止﹗那份凌厉的荣归氛围的渲染﹐连原来是“绵羊妈”的忍不住也要随大流而“虎”起来应市哩。其实这些捧“星”﹑荣登之举﹐在北美教育制度的原则里﹐却被认为正正是在损毁孩子的纯真心灵和阻碍公民教育。 诚盼近代新兴的中文学校教育者和家长们﹐请不要把从家乡带来的“包袱”打开﹐令里面的“土产”作风﹐把本来移民就是为了孩子能享受到北美优秀教育制度的氛围都给污染了﹗还给孩子们轻松正常的学习环境﹐跟着兴趣走﹑纯真活泼的假期吧。否则﹐又回到“虎娃”“苦娃”的老路上﹐太以令人扼腕了。 家教：“鹿式”家长与“狮﹑狐﹑蟹式”家长的教育理念之分野 中国古训﹕“身教胜于言教。”可是﹐近代的中国家长又有几多能以身作则来教育孩子呢﹖ 近期﹐“李天一轮奸案”主犯被判十年﹐成了国内沸沸扬扬的热议案件。本来不过是一群因为娇生惯养而无视法理藐视法纪的“惨绿少年”犯案﹐应受法治制裁就是了。偏偏身份不过是军旅歌手的李母梦鸽﹐却直把法庭作舞台。自视特权阶层﹐出言不逊去侮辱被害人﹔螃蟹般横行﹐硬要律师为其“惯犯”的儿子(虽属未成年﹐却已是再次犯案) 作“无罪”辩护﹔还向律师放言造“威”﹕“军方都很关心这案子。”如此狐假虎威的所为﹐与其子一并被视作公害。一位父亲给梦鸽的信最中肯写实﹕“把孩子送上法庭的﹐不是法官﹐不是被害人﹐而是作为母亲的你。” 此案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儿子当年就读的学校Selwyn House School校园里的“鹿式”家长的风范﹐何其鲜明比照﹗ 当年时任总理的克里靖(JeanChretien) 的三个外孙 (简称“大﹑中﹑小孙吧。小孙孙尤其淘气可爱﹗——题外话了。)同在其校读书﹔他们同时也是魁省首富﹑加国富豪，最近刚过世的鲍尔集团 (Power Corp)的创办人Paul Desmarais的内孙。在势利人眼中﹐这三个小子的母亲 Mrs.Desmarais(Mrs.D.)的背景够得上又权贵又富贵了吧。 一天下学﹐“中孙”的一页草稿废纸掉在地上﹐老师要他捡起来。“中孙”不经意地说，那不是他的活儿。老师再次要求﹐他回应﹐在家里那是由佣人干的活。老师当即训示﹕“不管你在家有多少佣人打理事务。这里是学校﹐你就必须遵守校规。我数至第三声之前﹐你必须把纸张拾起。否则﹐见家长。”小子在第二声还是负气不动﹔在老师数第三声的同时才把纸张捡起来。老师告诉他﹕“你行动太慢了﹐且似乎气不顺。一样要见家长。” Mrs.D.一接通知﹐第一时间带同儿子来到老师办公室﹐听完老师的陈述﹔回过头问其子﹕“你明白犯了什么错误吗﹖”小子满脸愧色地点头。Mrs.D.当即诚恳地向老师道歉自己家教不到位﹔并多谢老师能严格公平相待。嘿﹐人家又贵又富的“鹿妈”可没对老师放言﹕“我家父、家翁都很关心这个约见呢﹗”而且﹐据其他家长反映﹐以后见到“中孙”连走廊地上的纸屑都主动捡拾﹐孺子可训也。 另一“鹿爸”范例。 儿子学校每年结业时﹐都有一个家长聚会晚宴暨体育颁奖会。有一年的聚会﹐开宴时间已近，一位家长从他的座驾上下来﹐既没有保镖傍在左右﹐又没有特警开路﹐大步流星地跨上学校大门前的石阶﹐走进前门的接待处报上儿子的班号﹐接过学生接待员递上的家长襟牌﹐顺手放入西装袋里。当他甫进宴会礼堂大厅时﹐一位学生接待员适时地趋前一步﹐礼貌地说：“这位家长先生﹐麻烦您把家长襟牌挂上﹐多谢。” 呵﹐这位家长似乎有意要“考考”这位学生的应对﹐微笑着“刁钻”地说﹕“全加拿大的人都认识我哩﹗”学生一怔﹐很快就平静地回应﹕“穆龙尼先生﹐是的。那是在公众场合﹔但是﹐现在是我们学校私人性质的家长聚会﹐不是国会。每位家长都凭襟牌互相认识﹐以便大家沟通交流。在这里﹐所有家长一视同仁。穆龙尼先生﹐多谢您的合作﹗”轻轻地鞠了一躬才转身离去。这位“鹿爸”﹐无须“狐假”﹐可没有发“虎威”，反而欣赏地点头微笑。 旁边的家长都对学生报以赞许的微笑﹔一位银发祖父级的家长对他竖起大姆指﹐表扬小子不卑不亢的得体对答和礼貌举止。 而转过身去的前总理穆龙尼先生﹐也同样向迎面走来的校长Mr.William竖起大姆指，赞扬学校培养了这样品格的好学生﹐有原则﹐有勇气﹐懂事有礼﹕“我们的国家就需要这样拥有平等理念﹐大无畏精神的年轻人﹗” 在加国﹐这些又权又贵又富的人士﹐只作平和的“鹿式”家长﹐在任一小节上都不会显示他们的身份矜贵﹐自我修为平等于国民百姓。这种以身作则是对孩子的最好教育。 Selwyn House School “国教”：成了阉割教育道德灵魂脑垂体的慢性麻醉剂 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国家教育理念的差距﹐何其分野﹕ 哈佛大学校长告诉毕业生﹕你们要“改变世界﹗”北京大学校长告诉毕业生﹕你们要“服务国家战略。”前者的舞台是世界﹐属宏观。后者的舞台是国家﹐属本位。那么﹐培养什么样的心态才能迎合中国当权者的需要呢﹖大家不言而喻了吧。但是﹐到底哪种理念才拥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呢﹖也是不言而喻吧。 中国特色教育体制﹐堵在极端本位主义思想和狭隘意识的爱国主义“围城”里﹕大学老师“七不讲”﹔“九号”不准提﹔关起门来“自言自语”。如斯“国教”﹐与下面的教育理念正相反﹕ 美国有一所私立大学Grinnell College﹐以心理学著称称﹐美国历史专业也很不错。一位亚裔留学生 L.入读﹐有如下极深刻的体会﹕ 历史教授是耶鲁大学博士﹐非常精于美国的各阶段历史。每次上他的课都在多了解一段关于美国“做坏事”的历史﹐似乎是一边倒地批评美国﹐连他这外国人听了也不舒服。终于﹐与一位特意来上这教授课的美国同学交谈﹐告诉他心内的疑惑。谁知这同学回答﹕“我之所以付这么多钱上这大学﹐听他的课﹐就是为了学习这种真实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自我反思﹐国家就会再犯与历史上一样的错误。”L说﹐他由此教授和这同学身上得到深刻的启发﹐毕业后经年不忘﹕美国大学里不怕任何人批评美国﹔美国人甚至比外国人更激烈地批评自己国家的缺点。在这种开放﹑宽松的环境里﹐他发现的不是美国的缺点﹐而是美国的优点﹕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吸取教训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强。美国大学的宏观放眼世界与自我反思﹐起到了推进国家的前沿引领作用。 Grinnell College 当前﹐中国的“颂圣文化”教育﹐则只可传道“中国好声音”。大学教师只能成为中国特色教育的单一推销“爱国情操”政治思想传销员。 中国国教﹐已然成了阉割教育道德灵魂脑垂体的慢性麻醉剂。大学教授中部分人正在因此走向沉沦、堕落。 最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夏业良被北大以“教学不合格” 的理由解聘。他的遭遇代表了当下自由派知识份子在“国教”中被打压的处境。也是当权者对学子非“爱国主义”思想免疫的“防范”措施﹐对自由派思想的控制﹑赶尽和扼杀。 与夏业良的“教学不合格”相比﹐那收黑钱去唱红(黑金主子已被判无期了)﹑煽动族群对立﹑满口粗言秽语的教授﹔以及那已被告发的年过半百﹑以录取为饵忽悠应届高中生与其同居的教授﹐他们竟可以毫无羞耻地被北大容忍。他们的道德﹑人格是否更够得上“合格师资”？！ 北大﹐已然丧失了历史曾经赋予它的引领中国改革前锋的光环﹐沦落为政治思想教育体制洗脑的“爱国情操”传销员。而北大教授以“30﹕4”的投票来决定对夏的解聘﹐也正好反映了教授中大部分人已然失却了往昔象牙塔里高知们的高风亮节与风骨﹐或趋炎附势﹐或明哲保身﹐或宁左勿右﹐或随波逐流﹐或兼而有之地沉沦。我们有这样的感叹﹐并不是偶然。须知﹐80年代﹐同为北大教授的郭罗基﹐也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上面”要求撵出北大﹐却被北大拖着不办﹔最后至邓小平动气了，才把郭转往南京大学。可是﹐“经改”三十年过去了﹐北大在处理同类问题上﹐竟反而道理人事相悖。如此慢性麻醉而量化的堕落﹐怎不令人心寒﹗ 中国已然经济崛起﹐走向国际舞台﹐期望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话语权。但﹐另一方面﹐泱泱大国的国教理念﹐却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只为着眼于本位的权力和金钱。总在试图建立一层以“爱国主义”为“保护膜”﹐洗脑国民﹑后代﹐以此来维持一党专政的独裁。如此滋生出畸形的“围城心态”﹐因应而生的教育机制和育人政策﹐造出来的人格价值观当然深受影响。不是胸怀天下的爱国公民﹐而仅是民粹心态的“爱国的人民”而已。这样的“人民”﹐难以消除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每个人都想着钱与权﹐自然难以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成为情操高洁的为人类服务的爱国公民。 当下中国教育机制下的产品﹕有在学的大学生被聘去当临时“特警”助迫拆迁。低档毕业生聘去当“网警”监察互联网。高档硕士﹑博士生被军方收罗去当“骇客”(专攻外国机密电脑系统)﹔也有作商业骇客﹐专门入侵外国大小企业的电脑系统﹐盗取专利产品原型及资料以作仿制图利﹐或盗取商业创新及技能资料﹐以节省研发费。每年令外国大小企业蒙受严重经济损失。举国上下﹐山寨气十足﹗中国“国教”下﹐都培养了什么样的道德品格﹖当然﹐他们的作为也真够“爱国”哩。 “文革”后的代代掌权人﹐己然改变了中华民族民国时代的高清教育风气。令学府教育理念与政治机制接了缝﹐大学学府似乎已成了制造机械人的流水线。如斯政制下教育即使再“改革”﹐也不过是多加几条控制线路而已﹐一样没有灵魂。真让我们这些对中华民族教育崇尚怀旧的一族﹐“心事浩茫连天宇”哩。

啊，大不列颠！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夏末秋初，2014年9月16日到18日，我逗留在牛津大学的Merton College（莫顿学院），为的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历史意识和史学》。这是一个关于很久以前的人类文明历史的会议，古埃及、古亚述、古巴比伦、古赫梯、古希腊、古中国都在其中。但是，我这里要写的主题不是这些，而是一个对英国和世界都同样重要的在苏格兰刚发生的事件，那就是苏格兰就其是否脱离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而举行的全民公决。 按照国人的理念，在国家面临分裂之时，不可能有比这个事件更为重大的事情了。按照这个道理，与这个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件相比，我所参加的牛津国际会议的重要性就微不足道了。但是，从17日开始的会议到18日公投，居然这些与会学者们没有任何一个在任何场合提起这次公投，似乎这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全民公投并不存在，更没有距离我们5000年前的公元前3000年的外国的历史重要。（那真的是外国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没有英国本土什么事情。） 17日傍晚，整个英国的政治家都在为苏格兰的独立与否做最后的奔波的时候，我们这个会议却在牛津的古老建筑边的草地上喝香槟聊天，然后是晚宴。酒会和晚宴上居然没有一句关于苏格兰全民公决的话，从组织者到参加者都沉浸在历史之中政治之外。 18日早餐时，我实在忍不住，在餐桌上挑起了这个话题。我身边坐的是英国资深教授RichardBuxton，这位英格兰人这才和我聊了起来。他是不愿意苏格兰离开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但是，他显然觉得那是苏格兰人的事情，他不应该多管。我周围的几位与会者也接着参与了这个话题，基本上都是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但也都觉得这是苏格兰人的事情，他们尽管很不赞成独立，但是不能多说什么。很快，这个话题就淡出了，回到了会议的主题甚至日常小事之中。 这样的漠不关心绝对无法让中国人理解。如果我不是在加拿大待了20多年，我也不可能明白。即便我在加拿大待了这么多年，我仍然不得不为英国人的淡定由衷钦佩。 18日投票当天的下午，我从牛津逃到伦敦，然后在晚上逃到巴黎，不是为了躲避全民公投，而是为了生意上的事情。在伦敦到巴黎的“欧洲之星”列车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时，我再次回顾了这几天的经历。短短几天，从希思罗机场，到长途汽车站，到牛津大学，然后是会议，聚会，宴会，然后又是汽车站，伦敦，火车站，英吉利海峡，我居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公共场所有什么人在关注苏格兰全民公投。难道这个国家的分裂和他们这帮英格兰人无关？这个在别的地方看起来天大的事情真的和这帮英国人无关？ 我在加拿大参加过全民公投，那是决定魁北克省是否留在加拿大而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全民公投。至少加拿大人对此的关心是溢于言表的，只是都很理智罢了。所有移居加拿大的中国人在那段时间都在谈论魁北克独立的事情。我当时是比较激进的，大骂那些“分裂主义”分子或者叫“民族主义”分子。 加拿大那次公投的结果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公投的当天晚上就公布了结果，公投双方的得票差距只有1%：反对独立的得票50.58，赞成独立的49.42%。几乎就是平局。可以想象，胜利一方的感觉是死里逃生，而失败一方的感觉则是失之交臂。结果公布后，有欢庆，有眼泪，有振奋，有无奈，但是没有骚乱。 第二天早上公共汽车和地铁照常运行，银行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开课，公司照常做生意，政府部门照常办公。投票反对独立的和赞成独立的都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很显然那些失败者泪水未干，那些胜利者惊魂未定。尽管如此，他们都按时走上了正常的工作岗位，一切照常。 事后我对自己的行为深刻反省。我觉得我距离加拿大人的水平差得实在太远。这样的人民真的很“可怕”，这样的民主真的很“恐惧”，有这样的公民和制度，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我为我的那些行为觉得无地自容。我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的差距。 正是由于我所经历的加拿大魁北克公投，使得我可以理解这次英国人的淡定。但是即便这样，我仍然被英国人的淡定所折服。英国人的淡定真的比加拿大人更胜一筹。那淡定简直能够把我这样的已经自认为脱胎换骨的东方人急死。你不生气但也说点什么啊？要不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是否在乎大不列颠。 他们当然在乎！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公投前夕的激情讲演真是一篇极好的文章。我觉得这是一篇应该让中国人特别是官僚们都认真阅读理解的文字。 卡梅伦恳请苏格兰人不要由于政治理由而离开英国：“你们不喜欢我，我不会永远在这里；你们不喜欢这个政府，它也不会永远执政。但是如果你们离开，那就是永远了。” 他希望苏格兰人理解英国的伟大和苏格兰密不可分。他谈到了几位苏格兰历史和现代的知名人物，如伟大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休谟，发明青霉素的弗莱明，写《哈利·波特》的罗琳和网球运动员穆雷。 他指出英国真正的伟大不是由于其经济繁荣和军事强大，而是其价值观：公平、自由和公正。这些理念保证了每一个人不管地位如何身处何地都享有尊严和尊重。正是这些价值，使得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分裂。 他当然也阐明了独立的利害关系：独立的苏格兰将会经济受损，英镑不再作为货币，国际地位下降，养老金受到负面影响，房屋抵押存在风险……你可以解读为“威胁”，也可以解读为“忠告”。这是政治家的手段，事实如此，无可厚非。 确实如此，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与平和的思想革命，也许我们都还记得另一位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法国的革命理念不同，其是以一种渐进的非革命的形式进行了人类思想的深刻革命。 卡梅伦的恳请，证明了对话比武力更有历史地位。不管公投结果如何，这篇讲演都将作为伟大的演说载入史册。这并不是因为这篇演说有多么新的理念，也不是由于这篇演说有多么高超的文字技巧，而是由于，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面临分裂的时刻，一位政治家代表他的公民们如此表达了他和他们的心情。 对比一下卡梅伦的这篇讲演和普金在吞并克里米亚后的讲演，任何人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胸怀坦荡，一个贪得无厌。这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看看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再看看英国对自己国土上的全民公决，你顿时就领会了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文明。 普金的讲演不能说不精彩，他论述了克里米亚的古希腊历史，说到了在那里居住的俄罗斯人，他谈到了将来，还有他和俄罗斯的责任。但是，他所说的其实和人没有多少关系，却和版图很有关系。但是，没有人的价值的版图到底是谁的版图？在他的相对真实的对古代历史的陈述和严重扭曲的对近代历史的搪塞中，我们看到了普金的恶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民族的不成熟。他们还在按照丛林法则行事并为此喝彩。 我突然想到，一个不敢正视历史的民族是没法淡定的。历史，是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我再次回到了这次牛津会议所关注的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历史。那些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民族都淡定，而那些不淡定的民族都不愿意正视历史真相。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看历史就如同看镜子。我们努力看镜子其实并不是为了看清楚镜子，而是要看清楚镜子里面的我们自己。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就是由于我们需要一面可靠的不变形的镜子，从而看清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变形的自己。你今天照镜子了吗？你从苏格兰公投这个刚过去的历史事件中看到了你自己了吗？看到了你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了吗？你看到了你脸上的缺陷吗？你看到了你心里的缺陷了吗？你的镜子本身（历史记载）有缺陷吗？ 一个丑陋又没有勇气的人决不会喜欢一面没有缺点的镜子，因为这样，他在镜子中就丑陋毕露。他要制作一面扭曲的镜子，或曰哈哈镜，从而把丑陋变成美丽，当然也把别人的美好变成丑陋。为此他要篡改历史，他不能直面历史真实，他痛恨历史真实。 一个真实的不恐惧历史真相的人总是淡定的，因此一个真实的不恐惧历史真相的民族肯定是淡定的。这也许是英国淡定的理由吧。 回头看看香港回归，英国和中国在谈判时，撒切尔夫人希望能够将香港的回归时间延迟，但是邓小平坚决不同意。英国没有办法，谈判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也只好退而求其次，谈一些回归后的事情吧。英国人为香港人争取了很多权利，至少当时是写在文本上了，至于最后是否执行那是中国和香港的事情了。撒切尔夫人离开会堂时还在台阶上摔了一跤，这居然被无限爱国的媒体幸灾乐祸为撒切尔输掉了谈判而心神不定。看看今天的英国，也许我们可以更加理解当时的撒切尔政府。连苏格兰都可以谈判，都可以让他们公投以决定他们是去还是留，那么香港真的让英国不淡定了吗？既然在苏格兰独立问题上都是可以淡定的，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根本没有不淡定的理由。英国从来没有从香港得到一分钱的税收好处，而确保香港的繁荣却是需要英国操心的，如果英国担心香港，那也是一种责任感，绝非利益。 香港人为什么会追随英国人，为什么对英国治港这么放心，不是别的，就是为了这个。那个唱着“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是中国心”的为什么要拿英国护照，理由也就是这个。 欧洲之星列车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抵达巴黎时已近午夜，公投已经结束，等待的是公投的结果。 我想起来我在餐桌上对那位教授做的预测，反对独立56%，赞成独立44%，我也把这个预测写在了我的微信上。我要看看我的猜测是否正确，于是把巴黎住所的电视机开到BBC（英国广播公司）频道。点票还没有结束。我想，我也要淡定去了，凭什么英国人都淡定，我在这里操心？想想伦敦Pancras国际火车站的18日报纸，尽管封面图文并茂着苏格兰全民公投，却还有一些在报架上没有卖出去，我觉得我比英国人还操心了，于是我肯定要淡定去了。 早上起来却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机，BBC的报道：反对独立55.3%，赞成独立44.7%。 我又想起来刚刚参加的牛津会议，我理解了为什么历史如此重要，而正视历史的民族如此坦然。一夜之间，苏格兰公投已经成为历史。前几天还在翻天覆地的选战，昨天还在提心吊胆的公投，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历史。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能确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永远确定，那就是一切都会成为历史。一切物质的，都将随着岁月而老去，而只有精神的，才会超越岁月而永恒。这就是坦然和淡定的理由。 大不列颠，国旗不夜！日不落帝国早已是历史，但是大不列颠的理念却风靡全球。那几个不持有这些理念的地方也感到不寒而栗寝食难安，或曰：山雨欲来风满楼。大不列颠本身肯定有一天也会成为历史，或通过分崩离析，或通过欧盟式的融为一体。但是我确信，只要人类还崇尚文明，大不列颠的历史就永远是一盏明灯。 牛津会议的晚餐会前的鸡尾酒会。没人关心苏格兰公投。 会场 Pancras国际火车站的报摊 艾略特剧场，会议举行地 莫顿街区夜景 牛津莫顿夜景 牛津莫顿夜景 牛津莫顿夜景 牛津莫顿夜景 牛津夜景 牛津夜景 牛津夜景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他们为什么害怕“占中 文：梁文道 那天我在大埔搭小巴去港铁站，就一路听着前座的男士畅论时局，他仿彿早已看穿了眼前局势，自信满满地说：“这还不都是泛民那帮人在搞鬼，他们的用心太险恶了……”由于他的友人表现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所以他就更严肃也更用力地高声强调：“难道你还没听说过吗？其实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们的背后有美国人支持。就连那帮学生，也都是英美煽动出来的。” 下车之后，我走进港铁站大堂入口，迎面就是几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孩在发传单，看样子应该是大学生吧。我接过传单，站到一侧仔细阅读，原来上头印着的是她们罢课的理由，以及她们对市民支持的呼吁。看完之后，我走到刚才把传单递到我手上的那个女孩跟前，叫了她一声“小姐”，结果吓了她一跳。这时我才想起，听说这一代的大学生比较习惯人家叫他们“同学”。然后我就试着用安抚的语气告诉她，这张传单上头少了印製和出版单位，这么一来，就算单张内容再清晰有力，但出处不明，好像也还是有些不妥吧。这位个子瘦小，一头汗水的“同学”很尴尬地笑了，斯文客气地近乎恭敬：“係噃！真是不 好意思，我一定会回去向同学们反映。很谢谢你呀，先生。” 我走开之后，又忍不住回头，看见她已经在和其他两位女孩认真地埋头研究那叠单张，背包上的“松弛熊”小玩偶一左一右地来回晃动。这时候，积压了几天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平常不太容易激动的我，终于在这最平凡的时刻湿了眼眶，原来这就是被“英美势力”动员出来的学生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社会撕裂成完全无法坐下来好好说话的两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就事论事讲道理的能力，一切都着眼于“用心”、“动机”，以及“背后的势力”。这么热的天气，还有这么多稚气未除的少年穿着黑衣走上街头，去为大家想望了30多年的梦想卖力；这难道不是我的过错，不是我这一代人的失职吗？为了追究自己没有做到该做的事，为了试着理解当前景况的来龙去脉，我现在必须整理一下过去两年多来的观察和思考，说一些或许不合时宜（而且来得太晚）的话。 我没有水晶球，执笔此刻也无法猜测目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占领运动的结局。但正如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它的长期效果反而要比短期的具体走向容易推论。就拿占领运动的杀伤力来说好了，许多论者在谈“占中”的时候，一直只盯着它对社会民生的干扰，怕它破坏交通，打击经济。然而，要是比起它结束之后才逐步发散的力量，它正在发生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就真是微不足道了。 若是按照“占中三子”原来的预估，整个行动的参与者大概只在5000人上下，如果到了1万之数，就算是超出期望了。这1万人应该会乖乖坐在地上，不冲击什么，也不破坏什么，只等着警察清场时一个个把他们抬走。依照香港警方历来清理示威的表现推算，在这种情况下收拾“占中”应该不会花上太多时间，两三个星期就叫做很长了。真正的问题反而在把这5000到1万人统统捉回去之后。 不想占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 表面上看，警方在9月28日当晚的行动简直是愚蠢得匪夷所思。但我们不应该在解释事情的时候把人想得太笨，只用“脑残”等其实没有说明过什么的理由去敷衍，反而要尽量换位想像决策者的“理性”。如此一来，除了坊间流传的想在十一国庆前清场，以及接下来我还会详细分析的“鹰派综合症”之外，我想得到的原因就只能是他们不想看见“占中”的发生；准确地讲，是不想让“占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包括保安局和律政司在内的决策当局一定晓得“占中”倡议人戴耀廷先生的构想（因为他早已清楚地在文章里介绍过了），所以他们宁愿以催泪弹和武力迅速驱走多数群众，甚至像周融先生所说的，等民间反占中人士“自行清场”（他的意思是这两天我们所看见的涉黑暴力行动吗？），尽量不要让事情拖得太久，也尽量不要逮捕那么多人。为什么？首先，警方根本没有能力去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过万警员每日超时工作，取消假期一两个月，这不只是分散了正常的警力分布那么简单，更是实实在在的士气问题与资源问题。不要忘了，取消休假和加班，这全都是白花花的银两；泛民议员更可能会在将来拿着下一份政府预算中的保安开支兴师问罪。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可能想不到这种问题。 其次，更大的问题，也是“占中”真正厉害的地方，是那几千甚或1万被告进入司法检控程序之后的场面。按法律学者王慧麟先生的分析，依照香港法律，这1万人是不能以集体代表的形式应讯的，他们必须按照具体“罪行”的类别分批甚至是单独上庭。请想像一下，单是一个被告在警方那里做口供笔录的时候已经能够玩出很多花样了（正如好些大律师所言，一个读历史的大学生大可在忆述当时情景时说一下自己正在看的书，从女娲补天一直说到1949年共党建政，而警员则必须一字不误地死死记录）。然后他们的案子还要经过律政司那里一一审视，接下来才是出庭受审。1万被告，整个司法程序走完（还不算上诉的工夫），三五年的时间大概是跑不掉的。到时候，有瘫痪危机的就不是港岛交通，而是整个香港的司法体系（除非特首颁布紧急状态，以简易程序处理。但这又会触发另一轮更大的问题了）。 稍识公民抗命历史的人都晓得，它的主要舞台从来不在现场，而在法庭，尤其是在堪称独立健全的司法制度之下。那1万人每上一次庭，就是慷慨陈辞表白良心的机会，这会为社会带来多少触动呢？假设有一位70多岁的“冯伯”今天要出庭了，会不会有支持者在庭外集会“力撑冯伯”，然后即时发动一次小型占领行动？那几千人在等候出庭的时候总不能不准保释长期扣留，于是就能像现在好些行动人士一样，被告期间又重回战场，小股作战地反覆抗命反覆被告。在整个程序期间，在媒体和民间舆论的关注底下，更大规模的公民抗命就有可能在道德感召的情况下发酵。比如说抗税，同样是犯法，同样要上庭，但在司法体系被拖慢效率，一大批被告都还在街上逍遥而用不着收监的状态里，这岂不是一个成本很低而又很有吸引力的良心行动？万一抗税等一连串的公民抗命持续爆发，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不尽循环了，并且可能有往外扩散涟漪般的效果。与这种局面相较，目下两三个礼拜的交通不便和股市波动，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当戴耀廷先生曾在上个月声称尽量不要在工作日发动“占中”，以免影响金融市场，很多批评他“没出息”的论者大概是一时忘记了“占中”的重点所在。 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 没错，当前的占领运动已经超出原来的预想，几千人呆坐场上等人清理的局面可能是不会发生的了。不过，除非所有市民自愿和平散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机会不大），否则迟早还是要有一次清场行动。警方可以只清场却不逮捕不落案吗？就算真有如许荒谬的发展，或者他们只带走少数几百人；他们又能制止部分意志特别坚定的行动者去主动投案自首吗？又能阻挡将来各式各样小规模抗命行动的“遍地开花”吗（不要忘了，十几二十万参与过占领行动的市民要是全都没有后果，那就等于变相鼓励未来更多的公民抗命）？因此，或迟或早，前述景象还是要来的。9月28日的警方行动，可能是想制止这类情形的出现，但反而却推动了它的提前实现，而且还早一步地扩大了这次行动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来也就该在“占中”的剧本当中，只不过未必会来得这么快，也未必会来得这么大罢了）。 最近几天，很多支持占领行动的朋友都在讨论整件事应该如何收场，其中重点往往集中在它的短期目标和诉求；但万一这些目标和诉求都达至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不必怎么办，静坐便好。因为这场运动就像戴耀廷先生所说的，早在人大决定颁布之后，便已注定“失败”（因为它的目的本来是要中央让步，开放一个在提名上不受限制的特首选举）。自那时起，它就成了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也为港府和北京带来了日后许多年都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危机。 更多精彩文章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启蒙，正当其时 文/ 刘健巍（蒙特利尔） 在当下中国，启蒙已经过时了吗？没有，因为启蒙的目标尚未实现。 二十世纪，中国先后两次掀起启蒙的高潮，一次是起始于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一次是发端于1984 年的新启蒙运动。两次启蒙不仅相距六十余年，而且在这其间中国社会变化之剧烈可谓沧海桑田，但启蒙的目标始终如一，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君主专制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可令人遗憾的是，两次启蒙均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夭折的原因并不相同。 新文化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成为第一要务，再热议“科学”与“民主”，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算是造化弄人吧。 新启蒙运动的失败，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起突发事件。启蒙无疑是这起事件的助燃剂，但这起事件却最终演变成了启蒙的绊马索。历史的吊诡，令人扼腕，也令人深思。 新启蒙运动失败之后，知识分子日益分裂成三大阵营：沉默的大多数，或为五斗米而折腰，或为学术而学术，或为悲观而绝望；公共知识分子，仍为民主鼓与呼，咬定青山不放松，“虽千万人吾往矣”，身陷囹圄亦在所不惜；公公知识分子，或称太监知识分子，因坐稳奴隶而心花怒放，因奴颜卑膝而飞黄腾达，因良知泯灭而助纣为虐。 知识分子的沉默和堕落，使启蒙运动的复兴步履维艰，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正以“反思启蒙”为名，行“否定启蒙”之实。 有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其它问题均可以存而不论。 “其它问题”，说白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明显割裂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经济当然要发展，但问题是，现存的政治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越是要发展经济，越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温家宝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启蒙所追求的政治民主化不能同日而语，但这毕竟是往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我们理应乐观其成。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证明，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这是近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论”。与其说这是一种“学术观点”，还不如说这是对现政权的阿谀奉承。它在暗示我们，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未来的任何变革都是毫无必要的。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经济无论怎么增长，都不能赋予专制和腐败以合理性。更何况，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公共产品的缺失和结构的失衡为代价，而这种增长从来都是难以为继的。 有人认为，中国人正享受着越来越充分的自由，何必再为自由而呐喊呢？ 是的，现在中国人结婚已不必经组织批准，发牢骚已不担心隔墙有耳，跳槽已成家常便饭，的确自由了许多。但这只是私人领域的自由，开明的专制政权不仅不会禁止反而会鼓励这种自由，因为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私人领域的自由永远无法代替政治领域的自由，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人所缺乏的自由，也正是启蒙为之奔走呼告的自由。没有政治领域的自由，私人领域的自由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危险，因为它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而不是人民的意志。 有人认为，现政权看上去如此强大，促其改弦易辙岂不是与虎谋皮？ 让历史告诉未来。前苏联的国家机器不可谓不强大，但其专制政权土崩瓦解的速度也不可谓不迅速。比国家机器更强大的，是民心的向背。国家机器是由人操纵的，而人是可以改变的。端起枪，他是人民的敌人；掉转枪口，他就是人民的一员。这正是启蒙的意义所在——敲响“警世钟”，人“猛回头”。 有人认为，宣扬普世价值就是对西方价值观的盲目崇拜和全盘移植。 价值观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没有东方与西方之别。普世价值的“产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疗效”。它所倡导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价值多元化”，或许不是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但却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高“医疗水平”。当“中医”对“专制”之疾、“腐败”之痛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将“西医”拒之门外呢？ 有人认为，启蒙运动猛烈抨击传统文化，有过激之嫌。 何谓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但只是其中的枝节。启蒙运动并不关心这些枝节，它要抨击的是其核心。传统文化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三纲五”，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如此封建伦理纲常，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弃之如弊履，有何不可呢？ 有人认为，民主化的中国很可能会四分五裂，就象前苏联一样。 民主化与分裂并无必然联系。有的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解体了，比如说前苏联，这与其特殊的国情有关，因为前苏联的宪法明确规定，各加盟共和国都有退出联盟即独立的权利。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在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年代里，中国也没有在宪法中赋予各省市自治区分离中国的权利。再加上，中国人“大一统”思想极其浓厚，在近现代历史上又饱受分裂之苦，这就使得没有哪一个政权，民主的或专制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放任国家分裂而无动于衷。 有人认为，在民主化过程中，随着群众参与热情的高涨，极易诱发大众暴力。 大众暴力的确发生过，这是不容回避的，最典型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专政。但是，第一，群众的热情是可以引导的，它并不必然是洪水猛兽；第二，瑕不掩瑜，民主在其成长过程中的瑕疵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借口；第三，民主化过程中，更易诱发的不是大众暴力，而是专制政权对大众的暴力镇压；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群众的参与热情，而是来自独裁者的冷酷无情。 有人认为，西方社会正在反思启蒙运动，仍然在中国倡导启蒙未免落伍于时代。 反思启蒙的前提是曾经启蒙，未曾启蒙的怎么有资格反思启蒙呢？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由独裁向民主、由专制向共和、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时期，秉承普世价值，拥抱普世文明，才是当下的不二选择。社会可以快速发展，但不能跨越式发展。可以借鉴反思的最新成果，但不能幻想跨越启蒙这条必经之路。 从清帝逊位至今，百年历史，两次启蒙，国人仍未摆脱专制的牢笼，这既是启蒙的悲哀，更是启蒙的动力。屡战屡败，普世价值似乎远在天边，但屡败屡战，普世价值就会近在眼前。启蒙的目标必将实现，因为我们对美的追求永不停息。

一座与小孩同眠的总统陵墓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到美国纽约，有一个要去的地方，不是摩天高厦、万头攒动的华尔街，而是一片绿荫环抱的静谧土地。这里矗立着一座高约150米、银白色、上顶圆形的雄伟建筑，是美国第18届（1869-1877）总统尤里乌斯.格兰特的陵墓。它的主人在南北战争时，率领联邦军队击败分裂的南方叛军，在危急关头拯救了美国，他被称为常胜将军，国家英雄。 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 格兰特是美国第一个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总统。他参加南北战争时只是上校，由于指挥部队作战功绩显赫，提升为中将。1864年林肯任命他担任联邦军总司令，指挥全国军队，直到他接受南方将领罗伯特.李的投降。后来格兰特在大选中获胜，连任两届总统。游客来此，是瞻仰这位受美国钦佩的大人物，另外这里还有一座令人感叹的小墓地。 格兰特照片 格兰特头像的美元 离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的哈德逊河边，是一座5岁男孩的墓，四周铁栏相围，男孩的名字叫StCaire PoLLocK。1797年7月15日，这个男孩在家门口玩耍时，不小心从河滨的高坡上坠落，当即身亡。父亲抱着男孩渐渐发凉的身体，悲痛欲绝。为了一走出家门就能看见“儿子”，父亲在小孩摔落处给他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坟墓，也是为祭奠儿子不幸的短短生命。多年后，这家主人经济拮据，不得不忍痛将土地转让。但是提出一个转让的特殊要求：把孩子墓地作为土地的一部分保留，永远不要毁坏。新主人答应了，并把这个条件写进了契约。 美国国会前格兰特塑像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这片土地不知道被辗转出售过多少次，也不知更换了多少个主人，但男孩的坟墓依据一个接一个的买卖契约，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未被损毁。整整100年后，1897年政府要修建格兰特总统的陵园，恰恰选中了这片土地。作为权力机关的政府，怎样对待这里的男孩坟墓？他们照样按照购买契约去履行。不久，格兰特陵墓开始修建，与浩大施工现场不足百米外的男孩坟墓，没有受到丝毫损坏。 小孩墓（左下）、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撰文的木牌 又一个百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陵墓建成100周年,也是那个小孩去世20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来到这里，在缅怀前总统格兰特的同时，下令重新修整了男孩的坟墓。于是StCIaire PoLLocK的小小坟墓变得精致起来，坟墓的一侧，还竖立起一块木牌，上面由朱利安尼市长亲自撰写了小孩墓地的故事。游客来此，总要看看这个与总统一起长眠的小孩墓地。 李鸿章与格兰特合影 还有一个吸引华人游客之处，是这里曾留下过中国人的遗迹。1896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李鸿章出使欧美，他从华盛顿来纽约，特意到格兰特陵墓拜谒。李鸿章很注重与美国的关系，也很念旧。1879年，格兰特作为卸任总统出访亚非各国，也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前总统。李鸿章接待了格兰特，两人进行了诚挚的交谈。17年后李鸿章一定要看望这位逝去的老友，他献上花篮，在墓旁亲自植树一棵，并立碑纪念。118年过去，异国的“李鸿章树”和所立纪念碑依旧可见。 李鸿章的植树 刻有中英文的立碑 1911年初，中国清末，“海圻”号巡洋舰载政府高官考察英美等国。军舰抵达纽约后，在中国海军将领程璧光带领下，官兵上岸专程前往格兰特总统陵墓，以军人仪式进行拜谒，并接受了美国舰队司令和纽约市长的检阅。一个多世纪的沧桑，这些仿佛还见证着中美两国的历史友谊。 中国海军前往拜谒格兰特陵墓路上 程璧光（左三）率“海圻”舰官兵接受检阅 离开这片静静的土地时，会有什么感想呢？5岁孩子的坟墓200多年不被损坏和迁移，一个国家总统的陵园和一个草根孩子的墓相伴长眠，这可能是世界上没有的奇观了，而这仅仅是因为小孩父亲当初转让土地的那份契约。权力与权利之间，这也许是难以想象的。一代又一代的土地主人、政府决策官员、格兰特陵墓的修建者、历任纽约市长，他们坚持的就是一份契约，并且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于是，格兰特总统陵园成了游客的必到之地。 与总统陵园毗邻的草根小孩墓 我们还会想，在倡导诚信、平等，高呼法治、人民利益的时候，是否应该做到表里如一？是否也能做到对一个平民孩子的坟墓历经200年的爱护和尊重？如果没有60年前那场跨国的残酷战争，是否今天就不用和美国建立口头的“新型大国关系”？

知识分子阶层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奴隶的？ 文：资中筠 资中筠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 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文章摘自《士人风骨》 作者：资中筠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标新立异 vs. 改良进步 —— 一场音乐沙龙的启示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2014年11月初，我参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音乐沙龙，加拿大小提琴家Malcolm Goldstein演奏并阐释了从巴赫到他自己的音乐。他演奏的巴赫并无亮丽之处，但是他演奏的自创的音乐却不得不说令我坐立不安。他师承了John Cage的风格，并发扬光大。在沙龙上，他还“演奏”了John Cage的一个作品，静默4’33”。在4分多钟的时间内，演奏家并不演奏，只有静默。他的弓和弦的配合是传统小提琴演奏的大忌。他行弓不仅在传统的标准位置——大致在桥和指板的中间，而且也故意特别靠近桥和远离桥，前者使得音色变得尖利，而后者则变得迟钝。他行弓的力度有时故意特别轻，使弦得不到足够的摩擦而无法产生正常的震动，从而造成发出的声音不够稳定和连续，并且夹有很多噪音。这些都是小提琴初学者会被告诫的：不要这样行弓，不要这样用弓摩擦弦。 这些创新的演奏，使得我脊椎发冷，几近忍无可忍。 好不容易熬到中间休息，大家交流看法。确实有的人和我一样感觉，但出乎意料的是，有几位听众被演奏感动得泪涕横流。对我来说近乎噪音的音乐，却可以使得另外一些听众产生很大共鸣。这值得思考。 休息后，Malcolm和著名琵琶演奏家刘芳的即兴合奏却十分精彩。合奏曲依旧是反古典的，没有曲谱，没有旋律，有着很多的滑音。为了即兴演奏的配合，也是为了发挥乐器的潜质，演奏基本上是各种由低到高的上行琶音组成。演奏者的技巧十分娴熟，把自己乐器的音域和音色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即兴演奏很像是冲浪，在各种可能的海浪中跌宕起伏。正是这种跌宕起伏给观众带来了精彩和亢奋。 很难想象琵琶和小提琴可以配合得如此完美，这是两种音色完全不同的来自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乐器，但却可以相得益彰。琵琶是有固定音阶的，而小提琴没有。因此琵琶发出的音不会偏离乐音而产出噪音，而小提琴如果没有很好的听力和训练，就可能产出一堆噪音，但是小提琴可以在两个相邻乐音之间连续过渡，这是固定音阶的琵琶和钢琴无法做到的。如果我们用绘画来形容，那么琵琶就像是工笔画，提供了很清晰的轮廓；而小提琴就像是油画，提供了充分的明暗和明暗之间连续过渡的可能。刘芳和Malcolm的合奏效果比他们乐器各自的独奏都增色不少，这应该归功于基于以上原因的两种乐器的相得益彰。 看得出，听众们对合奏的欣赏是几乎共同的。 期间有一个有趣的插曲。Malcolm建议刘芳演奏中国经典曲目，他做伴奏。刘芳坚决推辞，理由是古典曲目太困难需要排练，结果就只演奏了即兴的现代风格的作品。 我很知道我自己对这些演奏的欣赏程度。不管其是多么新奇，我都不会在自己的客厅里经常听这样的演奏，因为它们距离我喜欢的古典音乐太远。 无疑，Malcolm们的音乐是新奇的，这令我想到了很多新奇的艺术形式，比如各种先锋音乐，现代画派和行为艺术。 “标新立异”vs“改良进步” 我也由此想到了超越音乐的哲学意义上的创新和改良。在“标新立异”和“改良进步”之间，到底有多少的关系和不同？从哲学意义上区别和质疑它们应该是必要的。 说到“标新立异”，最常见的就是艺术领域里的，但是绝不仅仅限于艺术领域。首先从艺术领域讨论标新立异的产生是有意义的。 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从古典艺术达到顶峰的19世纪开始，标新立异就成为了时尚。人们对标新立异的热情，显然和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对现状不满有关。这就是所谓的“审美疲劳”。 “标新立异”必定存在于人类基因之中。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那些寻求改善生存环境的族群更好地生存了下来，从而更多地繁殖。而那些懒于此道的族群就比较难以改善其生存境况，因此其后代就相对少。这样此消彼长，前者相对越来越多，而后者相对越来越少。因此不寻求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基因就无法留下来。正是这样的基因，使我们对改变充满向往，对一成不变感到疲倦。这就是“审美疲劳”的基因基础。因此我们对“标新立异”有着特殊的情怀。这既是有益的，也是有害的。有益是由于正是这样的情结使得人类不断追求变化以改善自己的境况；有害是由于其同时把追求不同作为一种目标，而目的常常只是改变而非改善。如果人类不能用后天的理智指导这种先天的本能，本来作为手段的“标新立异”将取代本来作为目的的“改良进步”而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并且成为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审美标准。 所谓改善，必定是和现状不同。因此，“不同”是“改善”的必要条件。但是，当改善已经不可能，而这种“标新立异”的意愿却依旧强烈，那么，“标新立异”便会依旧进行，而“改良进步”却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当我们登上巅峰之后，再攀登的可能已经失去，我们对于高度的“改善”就会让位于其它可能的“标新”，比如从另一条更为艰险的道路攀登同样的山峰。这正是在现代登山运动中所出现的现象。 “标新立异”和“改良进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们都源于“不同”，它们的分水岭在于，“标新立异”为不同而不同，而“改良进步”为改善而不同。“标新立异”并不意味着“改良进步”，而“改良进步”也不需要“标新立异”。从它们的性格特征上，也许我们可以这样阐述：“标新立异”是激烈革命的，而“改良进步”是温和进化的。 在自然科学中，“改良进步”是有客观标准的，正确与否最终总是有客观的检验标准的。即便暂时没有，将来也会有。如果“标新立异”并不符合客观标准，再好的理论都会被淘汰。比如“假说”在科学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获得证明前，它只是“假说”，而且随时可以被证伪。而艺术却不同，对艺术进行衡量的是我们的审美观，其并没有客观的标准，个人的喜爱就是标准，一群人的喜爱就可以是成功的标准。 有智者这样论述：“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人可以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事实。”亦即，我们可以各自拥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事实。而艺术正是用见仁见智的各自的主观审美来衡量的，而科学则必须由独立于我们各自的观点之外的事实来检验。比如大地球形的事实，人类曾经对此非常无知，从而对大地有各种各样的描述。即便是麦哲伦环球航行直接证明大地球形的事实后，绝大多数人仍然不相信大地是一个大球。艺术的大地和科学的大地很久以来完全不同，但是大地球形的事实却并不因为大多数对此的不承认而改变。 介于自然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社会科学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话题。社会科学尽管被冠以“科学”，但其更像是“艺术”。自然科学真理不会由于我们的狂热而改变其丝毫，万有引力不会由于我们的观点或者信仰就改变其特征：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和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和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是，社会科学没有客观标准，只有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是由人为确定的。在这点上，社会科学和艺术是共同的，衡量它们的是价值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如果我们大多数是疯子，那么不疯的便不正常，于是我们这群疯子就会把正常思维的人关进精神病院。 正是价值标准，使得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截然不同。比如，Idiot（笨蛋）似乎众所周知，但是何为Idiot？这在不同的文化中大不相同。在古希腊，那些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被称作 “Idiot”；而在中国，那些关心自己以外的公共事务的人却恰恰被称作“笨蛋”。 因此，一个同样的概念“美好社会”在西方意味着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而在波尔布特们那里则是一个消灭异见者的社会。 在科学领域中，仅仅“标新立异”是绝对行不通的。理由很简单，在科学领域任何学说都必须接受客观标准的检验。崭新的假说可以时髦一时，但是喝彩并不证明其正确。因此在科学技术领域，只有真正进步的创新才是站得住脚的。与此不同的是人文领域，在那里，客观标准其实并不存在，因此给了和“改良进步”无关的“标新立异”以很大的生存空间。 因此，并非崭新的和不同的就是进步的和改良的。但是，这些“标新立异”在很多时候却可以获得大众的狂热支持。它们总是把自己打扮成进步的形象，理由之一就是它们如此“不同”和“创新”。从人类的福祉的角度看，布尔什维克和红色高棉是创新，但不是进步；Ebola是一种崭新的病毒，但绝非什么改良；任何一种新型的疾病，都绝非任何进步。 审美疲劳驱动的标新立异 生活在宫殿林立的地方的人，会对宫殿产生审美疲劳，从而野趣就是一种另类吸引。比如在大城市居住的人度假多是选择乡村和自然。但是野趣不是人类的创造而只是自然，因此其并非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保护这样的自然不受人类活动的破坏却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足够有讽刺意义：野趣不是文明。但是人类在创造了城市和宫殿后，保护野趣成为了文明的一部分。从宫殿走出，去野外搭个帐篷住几天会十分令人神往，但是帐篷绝非对宫殿的改良。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音乐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先锋音乐和改良无关，但是我们对这些音乐的宽容却和文明有关。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这样的音乐是对古典音乐的改良，那么我们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误解。这样的误解就如同认为帐篷是对宫殿的改良和进步。容忍和保留野趣和帐篷确实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甚至致力于给这样的保留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方便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但是野趣和帐篷绝对不是对城市宫殿的改良。 也许我们的陈述有一点拗口，但是我们需要重申这个拗口的陈述：它们不是文明的一部分，但是对它们的保护和宽容是文明的一部分。 当我们对经典的审美疲劳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特别是当我们对标新立异过于热衷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内心冲动就会通过行为就会付诸行动。如果这种行动表现在艺术上，就是艺术的“标新立异”，如果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社会的“标新立异“，或曰“革命”。 也许我们会很困惑：一些看起来相当智慧的知识分子，会在人类社会活动中起到极坏的作用，而他们在付诸行动时却热烈地感觉到他们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萨特、波伏娃、加缪、福柯和维特根斯坦之流。他们并不缺乏智慧，但是他们在“标新立异”的热情中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赞颂只是那些疲倦于宫殿而青睐于帐篷的翻版，福柯对中国的令生灵涂炭的“文化大革命”的称赞也源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对“标新立异”的狂热已经使得他们无法正常判断进步还是倒退。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新的，那就是值得推崇的。对他们来说，只要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那么就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们对“旧世界”如此厌恶，从而以为只要是一个“新世界”，就一定好于“旧世界”。他们的“破旧立新”和“不破不立”都源于深信他们的“标新立异”代表着进步以及他们对旧世界的仇恨。 正如我们阐述过的，“标新立异”在艺术领域更加普遍，比在社会领域更加花样翻新司空见惯。艺术的“标新立异”不会像政治的“标新立异”那样产生立即的严重后果，因此更加容易被接受。但是，艺术的“标新立异”完全可以有政治的“标新立异”同样的作用，只是它们的作用是在于人的审美观念，而不是政治立法。正因如此，从长期作用来看，它们的副作用可能更加严重。 那些狂热于标新立异的人，总是促使社会走向灾难。而那些战战兢兢对自己的主张充满怀疑的人，才可以帮助世界走向进步。那些左翼的知识分子标新立异者，对于社会存在的批判如同是一个对宫殿的吹毛求疵者，任何廊柱上的瑕疵都会使他们顿生以帐篷代替宫殿的想法，而且当他们看到这样的瑕疵越多，他们以新帐篷代替旧宫殿的想法就越激烈。“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成为了他们美好的愿望。最后他们确实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一座有瑕疵的宫殿；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经不起风雨的帐篷。对于那些甚至连帐篷都不屑的“标新立异”者，就直接回归野趣了。对这些人来说，只要找到一个新的洞穴，就一定好过旧的宫殿。为了坚定找到新“洞穴”的决心，他们首先要砸烂旧“宫殿”。 布尔什维克们是前者,而美国的国父们是后者。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我无从判断。他们介于这两者之间，在狂热上更靠近前者；在正义上更靠近后者。 那些以“标新立异”为己任的狂热艺术家，他们在俄国革命中一定会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由于没有客观标准和社会标准衡量他们的“标新立异”的后果，他们永远可以声称自己是进步，但实际上他们的只是从“宫殿”进步到了“草棚”。 我相信贝多芬是对巴赫的改良和进步，但是Stravinsky绝对不是对古典音乐的进步。他的《春之祭》是进步的对立面，巴黎听众的第一印象是对的。 当然，当我们建造的宫殿越来越多后，草棚和野趣也会有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宫殿依然是宫殿，草棚永远是草棚。不管你对露营有多么向往，以致迫不及待地逃离宫殿奔向草棚，但是你不会把草棚等同于宫殿。当然，有的人需要一生来理解这点。有的人也许最终宁可草棚而不要宫殿，但是这并不改变它们之间的云泥之别。遗憾的是，如果人类最终都舍弃宫殿而奔向草棚并且永远不回归宫殿，那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不可逆转的衰败。 有的艺术家有建造宫殿的能力，但是他们诋毁宫殿而向往草棚，比如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更加容易带领大众走向草棚。有的则根本没有建造宫殿的本事，如杜尚，他们只会搭造草棚。只有靠引导公众走向草棚，并且认为草坪比宫殿更加美好，他们才可以混下去。 宽容标新立异，也鼓励对它们的批判 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的人是很难诚实的。他们最为恐惧的是理性，因为在理性面前，他们“标新立异”的价值便会昭然若揭。因此他们首先要摧毁的就是理性，取而代之以狂热。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无一例外。那些“标新立异”的革命者首先要摧毁的就是公众理性，布尔什维克如此，波尔布特如此，所有独裁者都如此。 和这些以理性为敌的“标新立异”相比，文艺复兴显得非常平和低调。这是一个后来才被人们意识到的一场伟大“运动”，而处在当时，即便轰轰烈烈，也没有人号称这是一场运动，也没有人以“标新立异”为目标或者口号。“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诚实的伟大社会活动之一，她从未把“前无古人”作为自己的标签，更不希望“后无来者”，也没有把“标新立异”作为己任，而是诚实地表示她只是在复兴古希腊的荣光。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顶峰——文艺复兴和古希腊的成就无法被超越，在中世纪的乏善可陈之后，文艺复兴造就了一个“宫殿”林立的辉煌。在这个顶峰之后，超越已经不可能，唯一可能的就是“标新立异”。“帐篷”和“山洞”成了这些标新立异的目的。 既然“标新立异”如此不堪，我们何不加以限制。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清除异见不是“改良进步”者的特点，反而是“标新立异”者的习惯。对于改良者来说，来自任何方面的批判都是有意义的，虽然帐篷无法和宫殿相比，但是帐篷所带来的批判意义也值得宫殿借鉴。这正是为什么所有的改良主义者都相对宽容，而那些革命者都相对狭隘。 对“标新立异”的宽容是文明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限制某种批判，那么我们也必定失去了公正和宽容。当然，我们对于标新立异的批判也绝对是必要的，否则布尔什维克的悲剧会再次上演。标新立异，还是改良进步，这取决于我们的批判精神。任何企图消灭批判精神的行为都贻害无穷。 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标新立异者，我们首先要持有的是怀疑和批判。那些标新立异者如果真的有什么有价值的内涵，那么他们不会恐惧批判。如果他们恐惧和反感批判，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他们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涵。他们也许很新，他们的花样也许我们从未见过，但是鲜有价值或者毫无价值，比如帐篷和山洞，也比如Ebola病毒。

太行山和普世价值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好是抗日战争结束66年后的八月。冼星海谱曲的这首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国人中就有向往自由的。 鬼子被赶跑了，但是太行山并没有自由，甚至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文革末期，我苟延残喘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山村里，梦寐以求的就是尽快逃离——那赤贫和艰辛的生活，只有用猪狗和牛马才可以形容。逃离的目的，那一定首先是为了吃上饱饭——“民以食为天”么；也是为了脱离牛马般的轭索——这该是为了“自由”吧？但是到底“自由”在国人心目中占有多少分量，这很可疑。这也正是这首《太行山颂》的不同凡响之处。 这个村子和我唯一的关系是我在那里的四年下乡经历。幸运的是，由于“万寿无疆”死得及时使得这山村没有成为我人生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驿站。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驿站，它让我体验了饥寒交迫，让我理解了绝处逢生。于是，此后的岁月，我被太行山魂牵梦绕，以至数次回访。几周前，我再次故地重游，和十几个当年的兄弟姐妹们再次登上这个小村子。 我住过的院子早已物是人非，甚至物人皆非。那里曾经住过四个光棍，树大爷（大名孟庆图）、他的两个侄儿（小名猴艾子和他哥）、我。我那时还小，应该还算不上光棍。光阴荏苒，树大爷去世已多年，猴艾子的哥哥也病死了，猴艾子自己到了平川一个村子谋生。我找到了他，他也欣然和我们同行。我带了县城里买的花和酒，为曾经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同情的树大爷扫墓。78岁的猴艾子也和我同行。从村子到树大爷的墓还有几公里的陡峭崎岖山路。树大爷的墓碑是我数年前立的，他没有后人，我就当仁不让了。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日军和抗日武装拉锯之处。村里有的参加了国民党武装，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武装。后来国共交恶，共产党胜出，村里有人官至县委书记和副市长。猴艾子的大哥当了湖南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他的叔伯兄弟官至广州市副市长。村里还有别人，也由于参加革命而在外做官。不过也有半路打道回府的，那位副市长的弟弟在头一次上战场就被手榴弹炸到屁股上，回乡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我在那里的第二年他旧伤复发，县里同意他去他大哥所在的广州看病，由我随同，但只走到了太原，便由于省民政厅不给路费和医药费而作罢。一个不足400人的山村，能出这些人物，堪称传奇了。 当年是由于树大爷的邀请，我才在寒冷的冬天从没有炉子取暖的冰冷小屋搬到了他有热炕的房间。雪里送炭，不过如此。我一住就将近两年。这其间，树大爷堪称我的社会学老师，因为他教诲了我。诸如“你们娃娃凄惶啊？什么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连见都没有见过。”晚上我们在炕上聊天总是从食物开始，以在饥肠咕噜中睡着结束。“最好的日子是日本人来以前。”这令人震惊的话语和更令人恐惧的事实让我开始明白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其实都是谎言。 猴艾子很幽默，他对那个社会的嘲讽令人忍俊不住。“共产党是用穷人的命和富人的钱打的天下。”这连教授都未必总结得出来。有一天傍晚我在门口看着黑压压的大山发呆，他过来开导我：“过几年，你一定会离开这里的。你不用担心。只是，以后你晚上一觉醒来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还会打一个寒颤。”这些话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由于改革开放，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不少是在外资开办的企业里。正是这个原因，村子里的日子比原来好多了。但由于没有了年轻人，村子破败了。留下的老弱病残，死守着这连吃水都困难的穷乡僻壤。数年前，我捐建了一个自来水系统，把洁净的泉水接到家家户户。终于，他们不必去山沟挑水了。 但是，这么多年，那些曾经从这里发迹的“公仆”们何在？我从来没有问过猴艾子，为什么他的长兄不为他们和村子做一点事情？也许一个县长没有很大的资源，但是回来看看还是可以的。那个广州市副市长早年衣锦还乡过一次，但是没有给村子留下什么。距离这个村子数十公里就是曾经的八路军总部。这里的人民用艰难劳作甚至生命养活了后来的“公仆”，但是他们进城后还记得这些无法离开这穷乡僻壤的“主人”吗？ 今天，我们每天都为雨后春笋般的贪官污吏和他们敛财的数目而瞠目结舌，却没有看到这些当年的赤贫和今天名义上的“主人”有什么尊严。山沟里唯一的小学和初中被撤掉了，山里的孩子彻底失学。政府的巨额税收就不能用一点点给山里的孩子？猴艾子现在可以拿到孤寡老人赡养费每月100元，比没有好，但是他一生所奉献的只配这个？我留给了他数千元，这也许可以让他活得更有尊严一些。 我并不为我所做的感到光荣。那自来水，本来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为公民做的事情；那老人的养老金，应该是一个劳作了一辈子的老人应该从国家理所应当得到的。达官贵人不肯做的事情，我做了。我只是觉得我比那些“公仆”理解普世价值。这必定得益于我在加拿大受到的教育——自由平等博爱。唯有这些普世价值，才是使人间进步的道理。 “自由平等博爱”对很多国人来说也许太深奥了，他们无视，甚至鄙视这些价值，他们关心的只是“民以食为天”，甚至振振有词地声称“中国就不该遵循普世价值”。但是，回顾历史放眼世界，那些“以食为天”的民族都充满了饥馑和不公，唯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的民族才创造和建设了丰衣足食和公平博爱的社会。 为了食物而奋斗，那是猪的理想；为了自由而奋斗，才是人的理想。华夏坏就坏在了太多国人的全部目的就是“吃喝拉撒”，这无疑是猪的想往。即便加上“衣食住行”，也只能是“衣冠禽兽”和“行尸走肉”。他们的最高理想必定是最终爬到别人头上“吃喝拉撒”。 我们为什么而奋斗？是为了猪的权利，还是人的权利？这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形态。“为一部分人打江山”永远错误，而“为所有的人争自由”才是真谛，因为，前者只会导致统治者的轮换，而后者才会走向一个公平的社会。 “我们在太行山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自由之神曾经在太行山上歌唱过吗？显然冼星海们确信如此。 我每次回到太行山都看到了自由之神，我每次想到太行山，除了猴艾子断言的寒颤之外，也听到了自由之神的歌唱，因为，我坚信康德的名言——“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如果太行山都曾经为自由奋斗，那么自由还不够普适吗？这就是普世价值！还需要别的来说明其普适性吗？ 农居一隅 笔者捐建的自来水通道家家户户，免去了老乡去山沟挑水之苦。 破败的戏台 山村远眺 笔者曾经住过数年的树大爷的房子

文明的底线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2015年1月7日在巴黎发生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枪杀“查理周刊”杂志社人员的惨案震惊世界，与之相比，全世界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再重要。整个世界被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仅仅说整个西方世界都愤怒了，那是远远不够的。这还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甚至东方，甚至中国，都有很多人为此愤怒。 由于杂志讽刺了伊斯兰的默罕默德就给了屠杀以理由？杂志也讽刺了基督教，也讽刺了权力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什么他们却可以坦然处之？也许他们也很生气，但是他们再恼火也不会拿起武器来消灭讽刺者。这是他们的底线。 “我是查理”，这是这几天几乎所有法国人和西方人打出的标语。确实，这个事件后，我们都是查理，无论你是否赞同查理周刊的观点。我本人就不同意这本左翼杂志的大部分观点。但是，今天我们都是查理。“我们是查理”，这和查理周刊无关，和周刊的观点无关，而仅和言论自由有关。 我们今天根本不需要讨论查理周刊到底说了什么画了什么写了什么，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所知的是，言论自由的底线被一种最野蛮的方式突破。 伏尔泰平静坦然却震耳欲聋的申明正是这个底线的最崇高的态度——“我厌恶你写的一切，但是我将用生命捍卫你继续写作的权利”。对比伏尔泰，这些恐怖主义者何等渺小？他们不仅没有去捍卫对方的言论自由，而是用剥夺对方生命的方式去消灭对方的言论自由。这不是天壤之别，而是天堂和地狱之别。 西方的极端热爱言论自由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极端仇恨言论自由之间，有这样一群东方人，他们对言论自由的价值持有天然的恐惧和蔑视。“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少说为佳”，对他们来说，查理周刊正是犯了这些祖宗劝告的大忌。“查理周刊太极端了，亵渎了别人的上帝，他们自己也有责任。”这大概是比较典型的一部分国人的看法。应该说，比起欢呼雀跃美国911遭袭，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毕竟从幸灾乐祸进步到冷嘲热讽了。 但是且慢，如果亵渎某种信仰就可以成为被屠杀的理由，那么波尔布特、斯大林和高丽金家的所作所为就可以被正名了。 有一位讽刺画家在查理周刊惨案后作了这么一副画，揭示了极端分子杀人的逻辑，也揭示了那些唯恐“言多必失”者恐惧的逻辑。这幅画叫做《He Drew First》。这是一幅非常天才的漫画：Drew的意思可以是“掏”出抢来，也可以是“画”了一副画。总之，因为这位画家“掏”出笔来，“画”了一副画，就成了恐怖分子枪杀他的理由。漫画中的恐怖分子底气十足的理由“他先Drew的”，因此就可以枪杀他，俨然正当防卫。亦即，掏出笔来或者画上几笔，就成了被处死的原因。 为禁止言论而杀戮，这并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发明。人类历史上的从信史开始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伊斯兰极端分子用武器对付言论自由，从公元7世纪烧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在近代由于自信的丧失而愈演愈烈；犹太极端分子用制定法令对付质疑，从迫害耶稣开始，到现在把任何胆敢质疑“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人投入监狱，从不懈怠；东方的皇上以言定罪处以极刑来对付可能的异见，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腹诽定罪，到清王朝的文字狱，始终一如既往，常常发扬光大；早期的基督教对异见进行迫害毫不手软，从把亚历山大城的女数学家希帕提亚用锋利的蛤蜊壳剐死，到火刑布鲁诺，囚禁伽利略，直到近代被改造才走出了敌视言论自由的怪圈。基督教走进现代文明是由于欧洲文明对基督教的改造，是由于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对其的改造。 任何不许质疑的信仰都必然导致对异见者的杀戮和迫害。近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斯大林和波尔布特之流所干的丝毫不亚于秦始皇汉武帝康熙乾隆伊斯兰极端分子。基督教之所以远离了这些野蛮行径，正是其不再不许质疑。现在你可以质疑基督教信仰，教会没有了权力从而没有能力惩罚你，教徒已经足够文明而没有心情惩罚你。他们也许不喜欢你的批判，但是他们尊重法律，因此承认你批判的权利。 这正是一个文明的宗教的底线——法律上不能和道德上不愿对批判进行惩罚。 那么言论自由有底线吗？一些根本不懂言论自由也从不热爱言论自由的人总是热衷于声称“言论自由要有底线”。他们往往是从来没有过言论自由的人，而正是他们热衷于用“底线”来限制言论自由。这也许可以理解，吃不到葡萄的总是希望葡萄是酸的，因此没有言论自由的也认定言论自由是有害的。 “底线”是一个很文明的现代名词。那么什么是底线？对权势歌功颂德的言论永远有自由，被歌功颂德的权势绝对不会来限制你对其的歌功颂德。因此是无限的，自然也是没有底线的。当年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如此种种，都是没有底线的。既然没有人来加害，当然也无需保护。因此，需要保护的“言论自由”只应该是批判的自由，或曰“恶毒攻击的自由”。 查理周刊确实是一本“恶毒攻击”的刊物，其恶毒攻击几乎所有进入其视野的人物和事件。其冒犯的绝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也冒犯基督教、犹太教。其冒犯的还有那些权力炙手可热的政客，尤其是西方政客。正是这样的言论才需要有法律保护和道义保护。 查理周刊是一本左翼杂志，观点和我相去甚远，我基本不喜欢这本杂志，尤其不喜欢其大部分观点。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一本我们不喜欢的杂志？奥朗德的行为也许做出了最好的解释。奥朗德被这本杂志讽刺痛骂恶毒攻击了数十年，我相信按照东方的观点奥朗德有理由对查理周刊恨之入骨心有余悸。但是当杂志社遭到攻击后仅两个小时，他就出现在杂志社以表明他和杂志社以及言论自由站在一起。我也不喜欢奥朗德，我认为他的政策祸害了法国。但是我对奥朗德的此举赞赏有加。不管奥朗德此举出于真心还是被迫还是算计，至少说明，他理解法国人的道德准则并且希望表达他用这样的准则来要求自己。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底线。只要你不攻击个人与生俱来或者是被迫强加的缺陷，你就没有突破言论自由的底线。 有人质问“难道查理周刊就没有问题吗？”言下之意，说得重点就是查理周刊咎由自取，说得轻点就是查理周刊也有责任。但是我要告诉这些人“你错了，彻底错了！”因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查理周刊是否正确，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底线是否值得保卫。 说得更加简单一些：“言论自由”就是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只有那些你认为错误的言论可以不由于你的痛恨而受阻，这才是言论自由。 希望消灭言论自由的人从来都存在，或由于宗教狂热，或由于统治需要。而能够忍受被剥夺言论自由的人更加众多，或信奉以食为天，或为了苟延残喘，或期待飞黄腾达。如果按照忍受被剥夺言论自由的标准来分类，这个世界可以被分成两种群体，一种是以食为天苟延残喘，视言论自由为多余甚至麻烦的人；另一种是“不自由毋宁死”，视言论自由为生命甚至为之献身的人。 2600年前，一个民族和文明为我们显示了他们是如何把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视为高于生命的。波斯对希腊说“你只要臣服就可以安全”，希腊人说“我们热爱我们的自由不想做任何人的附庸”。于是波斯入侵，希腊抵抗，这就有了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希腊人打败了波斯人。著名的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讴歌了古希腊人的勇敢，他没有浓墨任何物质的胜利，而只是重彩了古希腊人那次战争的唯一理由——“我们因此可以不再羁绊我们的舌头！”2600年前，为了言论自由而不惜以弱小的地中海一隅抵挡强大的波斯帝国，几乎没有胜算，但却义无反顾。正是全体古希腊公民为了保卫言论自由而不惜赴汤蹈火的勇气给了古希腊以胜利的可能。如果你今天还看马拉松比赛，还看奥运会比赛，请你记得“言论自由”才是它们真正的内涵。 当欧洲文艺复兴后重返言论自由的精神之际，英国的John Milton以Areopagitica为题给出了言论自由的现代宣言。以古希腊雅典最高法院所在地Areopagus为词根的Areopagitica成为了“言论自由”的代名词。 而我们一些人在2600年后的今天在做什么？他们没有睾丸，从而大谈性生活有害。他们没有言论自由，从而到处设置言论自由的底线。他们的底线就是：一切不是歌功颂德的便不许存在。 今天，2015年1月11日，巴黎，350万人和数十个国家的政要走上街头，他们重申的是一个2600年前的理念，一个文艺复兴后再次被确认的理念，Areopagitica，言论自由。如果说有底线，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底线。为了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对所有的狂热分子和达官显贵表达我们捍卫这个底线的勇气和决心。

从历史走向现代的中国造假浪潮 文\ 林炎平（蒙特利尔） 假作真时真亦假。 —— 曹雪芹 造假一定是从说假话开始的，然后是办假事，接着就是造假货，最后，就是育假人。中华民族的造假绝非今天才有，而是源远流长。不说太远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之所以拿“郑和下西洋”来开刀，是由于此乃很多国人至今沉湎的意淫。 “郑和下西洋”说的是：明朝皇帝朱棣派遣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在15 世纪七次下南海和印度洋，远达东非。当今不少国人把这粉饰为航海的先驱、和平的使者、造船术的先进，大大满足了虚荣心。 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明史记载很少，而最重要的“证据”是晚明万历年间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而其作者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 年后才出生，并且既无科学工程训练，亦无考古历史背景。 先从郑和的船说起吧！言之凿凿郑和宝船的尺寸是长44.4 丈，宽18 丈，即约长140 米，宽57 米。按照近年国人制作的模型，假定船的吃水深度为6 米（这是很浅的吃水了）和方模比为65%，那么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 吨！ 郑和宝船模型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 吨的船吗？曾几何时，在“文革”中号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研制成功被宣传得家喻户晓，誉为“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那么在明朝就用木头建造的三万吨巨轮又算什么呢？究竟“文革”的万吨轮是经过了560 年从三万吨缩水为一万吨的郑和大船，还是明朝的造船术在560 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嘘的伟业的三倍？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 2004 年在南京发现了明代建造宝船的作塘，其“地龙”的深度不超过6 米。所以根本不可能建造吃水超过6 米的尖底船（福船型）。亦即，现在国人“复原”的尖底的“郑和宝船”是造假。如果宝船真有，也只能是平底船（沙船型），根本经不起马六甲海峡的风浪。 而且，明永乐年间朱棣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 也不过宽63.96 米， 深37.20 米， 高35.05 米，而宝船上仅船楼的尺度就大大超过了它，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里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 如下表格是我综合了有代表性的两个“重量级”郑和研究权威的数据而成。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对郑和船队描述比较具体，并为广泛引用的资料，是明代罗懋登的小说《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瞧，数据来源于小说！其中宝船没有给出排水量，也许他们也意识到3 万吨巨轮有点过头了，因此不写为妙？ 作为近年研究成果的郑和宝船数据，参见《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 年 按此计算郑和船队的舰只总数和总吨位，便会大吃一惊：舰只总数1400 余艘，总吨位1400 万吨以上！ 万吨轮就有736 艘！大大超过了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多了将近一倍）！这两位“学者”和“权威”，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另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主任、教授。他们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郑和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有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因此，这些荒唐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梦呓，诠释着一个民族整体对造假的纵容和欣赏。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技术上的造假，那么对“郑和下西洋”的歌颂就是道德上的沦丧。这样一个当时官方都讳莫如深的事件，到了600 年后今天的中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甚至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昭示全世界：一个太监在他的皇上英明领导下，给远在天涯的“蕞尔小国”送去了皇恩浩荡，自誉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那么派遣郑和去弘扬“和平友好”的皇帝是什么货色呢？此人是永乐皇帝朱棣，篡夺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残杀建文帝的大臣，其中老臣方孝孺被诛“十族”。更有甚者，在公元1421 年，亦即在“郑和下西洋”的最高峰，朱棣亲自组织并参与了剐杀三千宫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大屠杀源起朱棣怀疑宫女和太监通奸，妒火中烧，结果三千宫女都被朱棣剐杀。其中还有朝鲜人。朱棣亲手操刀剐杀，一位河北籍宫女在疼痛中骂道：“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朱棣更加恼怒，下令诛杀了这位女孩的三族。 这个朱棣是一个内心充满仇恨、性格极其暴虐、行为绝对乖戾、毫无恻隐之心的恶棍，他的事迹年表劣迹累累、血迹斑斑。这样的人，会派出和平使者吗？ 明成祖朱棣 果然，据说郑和在离泰国不远处抓到了一个“苏门答腊王”苏干刺，掳回献给朱棣，据说还扫荡了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并活捉其国王。这些都揭示了朱棣王朝的本质——在自己的国土上是一群草菅人命的恶棍，到了海外也是一群明火执仗的匪帮。请记住这条永不过时的定律：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绝无可能善待邻居！ 然而，600 年前的造假在今天被粉饰为伟业，还产生了震耳欲聋的共鸣。这简直是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和对我们良知的践踏。明朝的皇帝和太监拿当时纳税人的钱挥霍和欺骗，在今天被赋予如此崭新的时代意义，渲染得如此高尚美好。此等殊荣，当事人一定始料未及。对于造假给予如此褒奖和厚爱，遂使造假之庙香火不断，香客如云。 不少中国的历史编纂罔顾史实，历史成了按照权势者利益改编的演义。如此广泛的造假必然给中国人造成长久和深刻的心理影响。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已经不觉得造假是一种罪恶了。58 年关于水稻单季亩产超10万斤的报道，堪称继往开来了。 知识界的学术造假更加令人担忧。此可假，便无可不假。如果说，“文革”时代还有政治重压可以作为造假的借口，那么今天的完全为了牟利而进行的学术造假就更加令人深恶痛绝。 北京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2007 年秋天，耶鲁大学教授斯登斯在北大开设了两门课程，共有33 名北大学生和3 名耶鲁学生选修。学期末，在提交课程论文前，已有预感的斯登斯特地向学生强调了剽窃行为的严重性。但是，剽窃仍然发生了，而且很严重，至少有一半学生存在剽窃行为，“我从教30 年了，此前还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剽窃行为。”心情难以平静的斯登斯给所有选修课程的学生发了一封电邮：“在你们今后的人生中，剽窃将会遇到严厉的惩罚。……在美国，如果有人被发现剽窃，职业生涯会就此终结，在欧洲也同样如此。”言下之意，在中国这样的行为也许得到了社会的默认。 确实，这样的造假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蔚然成风。而且，那些教授级人物的造假比起学生的剽窃来要更加令人发指。如下是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造假案。 陈进汉芯造假案：原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及教授，他买来国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标志，然后贴上“汉芯”的标签，就变成了自己的成果。从2003 年2 月开始的3 年里， 他的“汉芯”系列从一号发展到了五号，风光一时。 雒三桂剽窃案：副教授，曾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他评注了《诗经》、《永乐大典》、《中华绝学》等诸多古典名著，其中大量评注文字均涉嫌剽窃。 王铭铭剽窃案：北京大学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所著的《想象的异邦》系抄袭哈维兰所著的《当代人类学》，其学术道德腐败，令北大蒙羞。 黄宗英剽窃案：北大英语系副教授，他直接剽窃《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英文名篇鉴赏金库• 诗歌卷》及《抒情史诗论》英文原著。 张汝伦剽窃案：曾任复旦大学西方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此人直接抄袭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 潘国和剽窃案：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出版的近10 部法学著作主要是利用职务巧取豪夺而成。他原是中学化学教师，40 多岁改行进入法学界，短短十年，居然出版专著近10 本，论文一大批，涉及刑事、金融证券，横跨了法学几大领域，结果都是剽窃来的。 实在是举不胜举，层出不穷。为什么中国的造假会如此畅通无阻泛滥成灾？这是由于，造假的群众基础极好，造假的心理障碍全无，造假的理论基础深厚，造假的榜样无处不在。那个唐骏的卑鄙拙劣的造假和理直气壮的辩护说明的不正是此吗？那个每天19:00 － 19:30 铺天盖地的信口雌黄不正是造假的典型吗？难怪朱镕基气愤地说：我必看，我要看看他们又在胡说八道什么。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可以毫无顾忌并且理直气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而这个社会对于他们的容忍和赞许，使得他们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如果说造假者是鱼的话，那么中国的环境就是水。如鱼得水的造假中自然包括买方和卖方共同合谋造假。那些“办证”的广告，向人们推销的就是这个。你要什么证件他都可以给你办，你出钱，他造假，你买假，他卖假。这是买卖双方心甘情愿地造假和买假。 还有更加丑恶的造假，亦即用他人的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的造假。毒奶粉、毒鸭蛋、毒火腿、毒粉丝……举不胜举。如果列举中国的假货，恐怕需要一本词典的篇幅。你如果还不曾买到过假货，那么你一定没有在中国居住过。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中，居然出现多个造假。小女孩声情并茂的独唱，实际上其歌声来自另一个小女孩；而从北京外围一路如同脚印走向主会场的烟火，却是计算机制作的三维动画。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大呼上当。 但是很多国人却表示了理解和赞同这样的造假，为了国家形象么。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这表明造假是有民众基础的，并非仅仅几个精英选择了造假，而且大多数民众容忍和鼓励了造假。 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在真正的创新和进步上乏善可陈，唯把吹牛和造假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终极的必然结果就是“育假人”。于是后继有人，使得造假之香火在中国经久不衰，人的诚信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一个诚信的社会给每个社会成员都带来了利益，韦伯指出，对资本主义发展作用巨大的股份制就建立在人们之间诚信的基础上。而在今日中国，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汉学家明恩溥100 年前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指出：中国把“信”列在“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中，表明是极重视的。但在实践中却言而无信，且完全不觉得撒谎是项罪恶。他引用英国传教士基德的话语：“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 且慢开骂“洋鬼子”，其言确实刺耳，但是一点不错。中国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参与有着异常热情的社会，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危害麻木不仁的民族。或直接参与，或间接鼓励，或主动进行，或被动接受，下至市井商贩，上及高知学者，贱至草根平民，贵及达官显贵，造假之燎原之势令人瞠目结舌。 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育假人的千百年普及深化中，中华民族的良知被麻痹、人格被扭曲、智慧被错用、善良被误导、思维被禁锢，这是整个民族的极大悲哀。 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

康德论启蒙 文：陈乐民 康德在“何谓启蒙，答复这个问题”一文中劈头第一句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句话可谓全文之纲。接下去他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人类缺乏理智么？并不，问题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主客观原因，人的理智被捂盖住了，人因而处于蒙昧状态，即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类当然没有能力对自己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批判，而只能因循既定的社会状况和思维习惯，安之若素而不觉得需要改变什么。为此，康德大声疾呼：“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从字面上看，“启蒙”的意思并不难理解。然而“实现”启蒙却不容易，第一需要认识自己的“勇气”，再者需要对人类社会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奋斗，不断地用理智代替“不成熟”。 一些冲破旧桎梏的明智见解，总是首先从少数人的脑子里产生的。当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率先抛弃了陈腐观念，并把新思想传播给公众，就会使公众启蒙自己，从而使之成为社会性的启蒙运动。 康德在一七八四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五年前就写道：“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这里，康德点明了启蒙的两大“敌人”，那就是以权势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存在于民众中的愚昧主义。 所以，一个旧的思维方式植根很深的社会在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启蒙，公众的社会的启蒙就不能说“已经过时”。 启蒙的前提是“充分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是康德论启蒙的一个基本点。康德针对普鲁士官方的检查制度说，在普鲁士到处都是对自由的限制；要开启民智，就必须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他特别强调“公开运用”这几个字，每次提到时都加了着重点。他反复讲这个道理：“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康德认为自由并非放任自流、我行我素，它体现了人类道德和人类幸福的一致性。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人”看作目的，把自由看作人的意志的属性；认为，自由既是人的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责任：“人类理性，除了人人在其中都有发言权的那种普遍的人类理性之外，并不承认其他裁判者......这样的一种权利是神圣的而且必不可剥夺的。”人类只有享有了最大的自由（康德说是充分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才算享有了最大的幸福，从而通向“至善”的境界。因此争取这种权利，就成为历代（特别是近现代）走在人类前列的思想家为之奋斗、殚精竭虑加以阐发的神圣理念和崇高目标。 这种神圣的权利应该由“法律”来保证，使争取自由权利的努力不致被权势扼杀。他提出，一部“好宪法”可以使只存于理念中的东西变成可以见诸实行而不作为无聊而有害的口号。这样的宪法应容许“最大可能的人类自由”，同时又使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和其他人的自由相一致，并在适当的时候把“制度按照理念”建立起来。康德把自由从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通过保卫自由权利的“法律”，同人类的道德、幸福浑为一体。他的最终理想是全世界都成为“普遍的公民立法社会”。 总之，康德在他的理性哲学里，充分运用理性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相一致的自由、受法律保护的自由等等概念，都一一提出来，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约翰.密尔《论自由》的一份哲学提纲。 康德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昭示世人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和争取这种自由权利。这正是“何谓启蒙，答复这个问题”的主旨。■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我们为什么没有牛校？ 文：季天琴 人重视各种排行榜。被我们看重的全美大学排行榜，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校长会把它当回事。哈佛是高贵的人文传统， 斯坦福是地道的美式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以科技领先自豪。各有各的个性。而国内各高校的理念看似高度统一——大跃进式地堆砌大学城、跻身各大排行榜前端已成为各校领导乃至各地政府炫耀其政绩的“ 面子工程”。 看看网上欧美名校的公开课，清华、北大的学生的优越感会不会骤然间灰飞烟灭？ 复旦大学延请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教授讲座。听者即使提前两个小时达会场也才勉强挣得一个站位。Sandel 前后左右挤满的热切渴望的学生。散场后，在门口买Sandel 授课讲义的人挤成了一堆。 Sandel 教授1982 年因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而在学术上扬名，曾任职于小布什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他在哈佛教授的课程《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是网课的里程碑。有国人推荐该课程，说：“并非因为它只适合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或是只适合于哈佛学生那样的高智商人群。单看西方思想家的思辨过程，就已经足够性感。”这个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入门课程，是最受哈佛新生欢迎的公开课。每周，超过1000 位学生坐在哈佛的大礼堂里，听Sandel 口吐莲花，他们还将接触一些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密尔、洛克，师生们一起评判性思考关于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利的一些基本问题。 Michael J. Sandel 教授在哈佛大学讲授《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所谓“思辨的性感”——可以理解为：彼此尊重，在对话中修改或坚持自己的判断，虽然没有统一的最高原则，但都以不侵犯他人正当利益的自由最为重要。 有人在看完该片后感慨：“这是社会体制在高等教育里的体现。民主的精髓就在这里，争取大多数的同意，那么精英就要把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解释清楚。这样的社会是思辨和成熟的。相反，把民众排除在外，就必然会愚民。长此以往，两种社会表现出的智识差距判若云泥。” 哈佛、耶鲁之所以能成为牛校，是因为有钱，也有良好的声誉积淀，所以能雇到最牛的教授，招到很牛的学生。同时，也因为他们蕴含了丰富的博雅精神。哈佛的“核心课程”体现了这种精神。 “核心课程”是开放给本科生的基础课。哈佛开宗明义声称，核心课程是为了让学生们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它分七个领域：外国文化、历史、文学、道德判断、数理判断、科学、社会分析。仅“道德判断”而言，除了上述招致万人空巷的《公正：该如何做才好》，还包括另外如下13 门课程：《民主与平等》、《国际关系与伦理》、《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儒家人文主义》、《有神论与道德观念》、《自我，自由与存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比较宗教论理》、《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现代政治哲学史》。 这仅是九牛一毛。对本科生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以及对这些课程3-5 行的介绍，哈佛竟列了1，000 多页。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媒体人贺某，是咽着口水看完了这个课程清单，“我显然已经不敢把我读的学校叫做大学了。” 其实北大曾经还是有点样子的。在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中，1934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课表令人目眩神迷。就连当年外系所开供中文系学生选修之课程中，梁实秋、周作人、钱穆、向达等名字也频现。不知道现在的清华北大，能给那些一心向象牙塔里扑腾的18 岁孩子，开出上述课程中的几门？ 专栏作家刘瑜认为：“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像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Sandel 教授在《公正》课的结尾中说，学习的本质，不在于记住哪些知识，而在于它触发了你的思考：“一旦我们开始反思我们的环境，世界将不再一样。我希望你们，至少已经体会到了一点点的不安。这种不安，会促发我们的批判性思考，以及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完善。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你们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看看它将把你们带向何方。如果我们至少做到了这点，如果理性的不安继续在折磨你，那么，我们就不是一无所获的。” 国内的大学闹出的笑话不少，媒体也动不动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不过，国内的名校，经常为自己是不是一流名校争得脸红脖子粗，这点就很没人文精神了。

西方价值观 文：安南德 2015年是安兰德诞辰110周年，特重发这篇深刻阐述西方价值观的重要文章纪念这位伟大的自由女神，愿其不朽思想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 1.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两大原则之间的对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他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是为了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生存。 集体主义认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他的工作、身体和个性都属于集体，集体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可以用任何方式任意对个人进行处置，所以，个人的存在需得到集体的允许，并且是为了集体而存在。 这两种原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生成的根源。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 2.什么是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人们为了能共同生活而遵守的法令。制定这样的法令，必须以一个基本原则作为起点，那就是要首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个人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它受到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的限制，社会只能制定不会侵犯这些权利的法律。 集体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利是无限的，社会可以任意制定法律，并任意地强加给任何人。 例如：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通过一项法律以结束某个人的生命，哪怕是有百万人之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就侵犯了保护生存权利的法律，必将受到惩罚。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人多势众的群体（或任何自称可以代表多数人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一项法律来结束某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群体）的生命。个人的生存权利在那里是得不到承认的。 根据个人主义原则，杀人是非法的，而保护自己是完全合法的，法律站在权利一边。根据集体主义原则，人多势众的一方杀人是合法的，而自卫却是非法的，法律站在多数人的一边。 在第一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道德原则。 在第二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无视道德原则的观点，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他们能在数量上占上风。 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在法律面前任何时候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不论他是势单力薄，还是身后有百万人撑腰。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人们需要拉帮结派，谁的帮派最壮大，谁就拥有所有的权利，而失败者（个人或少数派）却没有任何权利。根据他所在帮派势力的强弱，一个人可以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主人，也可以成为孤苦无助的奴隶。 美利坚合众国可以作为第一种制度的典型例子（请参见《独立宣言》）。 苏联和纳粹德国是第二种制度的见证。 在苏联，数百万农民或“富农”被依法消灭，理由是统治集团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大多数人，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富农的。在纳粹德国，数百万犹太人被依法消灭，理由是统治集团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大多数人，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反对犹太人的。 苏联和纳粹的法律是集体主义原则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在现实中，无视道德标准和个人权利的原则最后只能导致暴力。 在你确定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为优越之前，一定要记住以上的分析。你需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社会的权力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是无限的，不可能两个同时成立。 3.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 美国是建立在“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原则之上的： ——这些权利属于每个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属于作为群体或集体的众人； ——这些权利是无条件的，是每个人私有的，属于个人，而不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不属于团体； ——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社会赋予的； ——个人拥有的这些权利不是来自集体，也不是以集体的利益为目的，它们同集体相对立，是集体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些权利可以保护个人，使他不受到任何他人的侵害； ——只有建立在这些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拥有一个自由、正义、尊严、体面的社会。 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不是限制个人权利的法律，而是限制社会权力的法律。 4.什么是权利？ 权利是对独立行为的认可。拥有权利意味着行动不需任何人的许可。 如果你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社会允许你存在，那么你就不具有拥有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外来的许可随时可能取消。 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你必须获得社会的许可，无论你能否获得这样的许可，那么你都不是自由的。只有奴隶在行动之前需要获得主人的恩准。恩准不是权利。 千万不要以为工人也是奴隶，以为他是因为老板的恩惠才获得工作的。他不是靠别人的恩惠才拥有工作，而是靠双方自愿签订的合约。工人可以辞职，而奴隶不可以。 5.什么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不可剥夺的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生命权是指任何人不会因为他人或集体的利益而被剥夺生命。 自由权是指个人享有个人行动、个人选择、个人创制并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失去了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独立行动就无法得到保障。 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指在尊重他人相同权利的前提下，人有权为了自己而生活，可以选择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方式并予以实现。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必为了他人或集体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集体不能决定个人的生存目的，也不能左右他追求幸福的方式。 6.我们怎样承认他人的权利？ 既然人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去破坏他人的权利。 例如，一个人有活着的权利，但他无权剥夺另一个人活着的权利；他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他没有奴役他人的权利；他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他没有把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权利（或对他人进行谋杀、抢劫或奴役）。他在享受某种权利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这正是他人也应享受的权利，从而了解他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 千万不要以为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样的话：“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必管别人会怎样。”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光是他自己的，还有别人的。 自由主义者是这样的人：“我不想控制任何人的生活，也不想让任何人控制我的生活。我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我不想作主人，也不想作奴隶。我不愿为任何人牺牲自己，也不愿任何人为我牺牲。” 集体主义者会说：“伙计们，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管他好死赖活。” 7.我们如何判断权利受到侵犯？ 权利无法受到侵犯，除非是运用武力。一个人无法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无法奴役他，也无法阻止他追求幸福，除非是动用武力。如果一个人不是出于自由自愿的选择而被迫采取行动，那他的权利就受到了侵犯。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权利之间划上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这是一条客观的分界线，不因观点差异而改变，也不受多数人的意见或社会的硬性规定左右。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率先向另一个人动用武力。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遵守着一条简单明确的行为规则：你不能希冀或要求他人采取某种行动，除非这是他人自由自愿的选择。 不要被集体主义的老把戏所迷惑，他们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因为你不能随意杀人，社会不允许你杀人的时候已经约束了你的自由，社会拥有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方式约束你自由的权利，所以，丢掉自由的幻想吧——自由取决于社会的决定。 阻止你杀人的不是社会，也不是某种社会权利，而是其他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这不是双方权利之间的“妥协”，而是确保双方权利不受侵犯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不是来自社会法令，而是来自你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无法武断地定义这条分界线，你自身拥有的权利里已经隐含了这条分界线。 在你的权利范围内，你的自由是绝对的。 8.什么是政府正确的职能？ 政府正确的职能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到暴力的伤害。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里，人们彼此之间不会动用武力，他们只在自卫时才会诉诸武力，也就是说，他们只用武力来维护受到侵犯的权利。公民赋予政府在反击时使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只能在反击时使用。 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不会率先动用武力，它只在回应那些首先动武的人时才使用武力。例如：政府逮捕一名罪犯时，侵犯权利的不是政府，而是罪犯，他的所作所为剥夺了自身的权利，人们除了通过武力对付他之外别无他法。 我们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任何被定义为犯罪的行为都是涉及动用武力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需要通过武力来回击。 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说什么“杀人犯对社会构成犯罪”。杀人犯杀害的不是社会，而是一个个体；他侵犯的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属于个人的权利。他不是因为伤害了一个集体而受到惩罚——他没有伤害整个集体，他伤害的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罪犯抢劫了十个人，那么他抢劫的仍然不是“社会”，而是十个个体。根本不存在“对社会构成犯罪”这种情况，所有的犯罪都是针对具体的人，针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保护每一个个体不受到罪犯的伤害，正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公正的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如果政府成为武力的始作俑者，就一定会祸患无穷。 例如：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以处死或监禁作为惩罚，强行命令一个个体工作，并且让他永远束缚于某种工作——这里，率先动用武力的就是政府了。这个个体没有对任何人使用暴力，但是政府却对他施以暴力。这样的做法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其结果只能导致血腥和恐怖，这一点你已经在任何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国家中找到了例证。 如果人类没有政府和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人们可能会通过纯粹的暴力形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并生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拥有和另一个人抗争的平等权利，但他无法和十个人抗争。一个人需要保护的是不受群体的伤害，而不是某个个体。即使是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虽然多数派可以自行其道，但是少数派还是可以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斗争，使多数派的统治无法长久。 而集体主义连原始的无政府主义都不如：它剥夺了人们反击的权利。在这里，暴力是合法的，而反抗是非法的；在这里，多数派（或任何声称代表多数派的人）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派则孤立无援，随时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公正的事情了。 在现实中，当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社会侵犯了少数人的权利（或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权利）时，多数人往往也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并且受制于某个通过暴力进行统治的小团体。 如果你想了解并且记住把武力作为反击手段（倡导个人主义的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和把武力作为基本政策（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是这样做的）之间的区别，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同杀人和为了自卫杀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采取的原则是自卫的原则，而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则与杀人犯同出一辙。 9.“混合的”社会制度存在吗？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混合存在的社会制度。社会要么承认个人的权利，要么不承认，绝不可能出现中立暧昧的状态。 但现在经常发生的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缺乏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坚持原则的勇气、正义感和智慧。由于无知、怯懦或疏漏，这样的社会常常采纳和接受与自己的基本原则相左的法规，从而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结果使整个社会充满冤屈、邪恶和弊端。如果这样的错误得不到纠正，那么整个社会将陷入集体主义的纷乱之中。 如果你看到一个社会在某些法律条文中承认人权，而在有的地方又不承认人权，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混合的”制度，也不要以为这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妥协，能够行之有效地存在下去。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相反，它正日渐解体。解体需要时间，没有一样东西会瞬间四分五裂——人的身体不会，人的社会也不会。 10.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能够存在吗？ 很多人至今还幼稚地认为，社会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原则可有可无，权利只是一个幻影，权宜之计才是行动的有效指南。 确实，社会可以摒弃道德原则，任凭自己变成无所约束的兽群狂奔地走向灭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似乎也可以选择随时割断自己的喉管。但是，如果他想生存下去，他就不能这样做；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想继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摒弃道德原则。 社会是一群生活在同一国家同生同息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客观的道德规范供大家理解并自觉遵守，人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彼此会如何行事。不承认道德存在的人是罪犯，对于这样的人你别无他法，只有在他敲碎你脑袋之前敲碎他的脑袋；和这样的人你无话可说，因为你和他之间没有有关行为规范的共同语言。赞同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就是赞同让人们像罪犯一样地生活。 由于传统，我们仍然在遵守很多道德规范，我们对这些规范习以为常，根本不会意识到，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才得以顺利进行。为什么你可以走进拥挤不堪的百货商店，买好东西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你周围的人们和你一样需要商品，他们完全可以轻易地制服商店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售货小姐，把商店抢劫一空，抢走你的背包和钱包。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除了尊重个人生命权和财产权的道德原则。 不要错误地以为人们是因为害怕警察才没有为所欲为。如果人们认为抢劫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有再多的警察也没有用。而且，如果其他人认为抢劫有理，那么警察为什么就不能这样想呢？那么，谁还愿意当警察呢？ 更何况，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里，警察的职责并不是保护你的权利，而是侵犯你的权利。 如果你认为某个时候的利益驱动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那么抢劫商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如果大家都信奉这样的行为准则，还会有多少百货商店、工厂、农庄或家庭可以存在，可以存在多久？ 如果我们摒弃道德，并代之以集体主义的多数裁定原则；如果我们认为多数人的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多数人做的事情一定正确，就因为这是多数人做的事情（这是对或错的唯一标准），那么人们该怎样把这样的做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呢？谁是多数人？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都可能是多数人中的一员，可以随时任意地伤害他。因此，每个人和其他的所有人就成了敌人，每个人都会害怕、怀疑别人，每个人都必须在被抢劫杀害之前去抢劫杀害他人。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抽象的理论，那么就请看看欧洲，去那里你可以找到实证。在苏联和纳粹德国，老百姓做着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的肮脏勾当，互相监视，把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送到秘密警察手上，送进可怕的行刑室。这就是集体主义理论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结果，这就是空洞罪恶的集体主义口号的实际运用。对于缺乏思考的人来说，这样的口号确实是很动听的：“公共利益高于任何个人权利。” 但是，没有个人权利，就根本不可能有公共利益。 集体主义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告诉人们为了他们的兄弟牺牲自己的权利，结果，人们除了害怕、憎恨和毁灭自己的兄弟之外别无选择。 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善意，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有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利，都知道社会可以保护他的权利，而不是要毁灭他。于是，每个人都知道他可以或不可以对自己的邻居做什么，知道他的邻居（一个或一百万个）可以或不可以对他做什么，这样，他就可以坦然地把他们当作朋友，当作一个同类。 没有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合理的人类社会。 不承认个人权利，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 11.“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一条道德的原则吗？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 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从善意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它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狡辩。 这句口号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义？无法定义，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还用问吗？当然是大多数人。 如果你认为这是道德的，那么你一定也会赞同下面的这些例子，它们正是上面那句口号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奴役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饥饿的人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一群残忍的匪徒杀害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人。 德国有七千万德国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 但是，你可能会说，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利益。对，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利益”不是靠数字决定的，也不能通过什么人为了别人所作的牺牲获得。 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号包含着某种高尚的意义，它告诉人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会不会也高尚一次，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作点牺牲？不会？那么，为什么那些少数人就一定要为那些邪恶的多数人牺牲自己呢？ 头脑简单的人以为，每个高喊上面那句口号的人都会无私地和那些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自己的少数人站在一起。这怎么可能？那句口号里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努力挤进多数人的队伍，开始牺牲他人。那句口号传递给他的真实信息是，他别无选择，抢劫别人或被别人抢劫，击毁别人或被别人击毁。 这句口号的可鄙之处在于，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另一个人所失。 如果我们赞成集体主义的教义，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他人，那么他享受的每一点快乐（或每一口食物）都是罪恶而不道德的，因为完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得到他的快乐和食物。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们不能吃饭，不能呼吸，不能相爱（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私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你的妻子怎么办？），人们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最终结果只能是自相残杀。 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 不要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提法相反的是“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希望保留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你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永远从你的思想、言语和情感中清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空洞口号。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纯粹集体主义思想的教条。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就不能接受它。你必须作出选择，非此即彼，不可兼顾。 12.动机能否改变独裁统治的性质？ 一个诚实的人有别于集体主义者的标志是，他说话算数，而且十分清楚自己所说的话有什么含义。 当我们说我们认为个人权利不可剥夺时，我们的意思明白无误。“不可剥夺”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为任何目的夺走、终止、侵犯、限制或破坏个人权利。 你不能说“除了冷天和每个星期二，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你也不能说“除紧急情况外，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或“除非是为了善意的目的，否则人的权利不得侵犯”。 每个人的权利要么是不可剥夺的，要么是可以剥夺的，而不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并存的状态，这就像你不能说自己既神志清醒又神经错乱一样。一旦你开始提出条件，说出保留意见或举出例外的情况，你就已经承认在个人权利之上还存在某种东西或某个人，他们可以任意地侵犯别人的个人权利。是谁？当然是社会，换句话说，是集体。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为了集体的利益。谁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侵犯别人的权利？仍然是集体。如果你赞同这一切，你就应该回到你原本属于的陈营，承认自己是个集体主义者，并且承担集体主义可能产生的后果。这里没有任何中间路线。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把它留下来。你这样做只能欺骗你自己。 不要藏在“中间路线”这样的无稽之谈背后而不敢面对现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是一条路的两侧，留出中间的路让你走。它们是两条方向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通往自由、正义和繁荣，另一条走向奴役、恐怖和毁灭。要走哪一条路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集体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日益扩张并不归功于集体主义者的聪明才智，而是因为那么表面反对集体主义而其实骨子里信仰它的人。一旦人们接受某个原则，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是那些一心一意的人，而绝不是半心半意的人，是那些坚持到底的人，而不是那些半途而废的人。如果你开始赛跑时就说“我只想跑前十米”，而另一个人却说“我要跑到终点”，那么这个人肯定能打败你。如果你说“我想侵犯一点点人权”，而法西斯分子却说“我要毁灭所有的人权”，他们也肯定会打败你，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你已经为他们开辟了道路。 一旦有了最初的不诚实和回避，人们就已经掉进了集体主义关于独裁统治是否合理的陷阱。大多数人只在口头上反对独裁统治，很少有人明确表明立场，认识到独裁统治的本质：无论何时何地，为了何种目的，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是十恶不赦的。 现在有很多人开始讨论一些奇怪的问题，如“好的独裁统治”和“坏的独裁统治”之间有什么差别，以及什么样的动机和理由可以使独裁统治名正言顺。集体主义者不问“你想要独裁统治吗”，而是问“你想要怎样的独裁统治”。他们改变了讨论的出发点，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 很多人认为，如果独裁统治的动机不良，这样的独裁就是恐怖的，但如果动机纯正，独裁统治就是合理的甚至受人欢迎的。那些倾向共产主义的人（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人道主义者”）声称，如果集中营和行刑室是用于“自私”的目的，“为了某个民族的利益”，就像希特勒所做的那样，那么它们就是罪恶的；但如果它们是用于“无私”的目的，“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那么它们就是高尚的。那些倾向法西斯主义的人（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声称，鞭子和工头使用“不彻底”时就会无效，而使用“彻底”时，就是十分有效的，如纳粹德国的情况。 在你讨论什么是“好的”或“坏的”独裁统治时，你就已经接受并认可了独裁统治的存在。你就已经接受了一个邪恶的前提——为了你的利益，你有权奴役他人。从那时起，这就变成了一个谁来支配盖世太保的问题。你永远无法和你的集体主义同伴在什么是实施暴行的“正当”理由、什么是“不正当”理由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你的定义他们也许无法接受。你也许认为为了穷人杀人是正当的，而其他人也许认为为了富人杀人才正当；你也许认为杀害某个特殊阶级之外的人是不道德的，而其他人也许认为杀害某个特殊民族之外的人是不道德的。你们达成共识的只有屠杀，这是你们唯一能做到的。 一旦你赞成独裁统治的原则，你其实就已经鼓励所有人和你采取一样的立场。如果他们不想接受你的思想或者不喜欢你的某种“良好动机”，他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冲上来打你一顿，逼你接受他们自己的“良好动机”，在你奴役他们之前奴役你。“好的独裁统治”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为了怎样的目的去奴役人民才是合理的？”我们的问题是：“奴役人民是否合理？” 如果独裁统治因为有了什么“良好动机”或“无私的动机”就可以名正言顺，那么这样的道德堕落实在令人发指。人类所有那些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拼命摆脱的残暴和犯罪倾向，如今又找到了一把“社会的”庇护伞。很多人相信，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杀人或折磨他人是罪恶的，但如果是为了他人去做这些就是高尚的。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暴力，但如果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你尽可大胆去做。也许我们听到的最让人作呕的话是：“确实，斯大林屠杀了数百万人，但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集体主义是一种最新式的野蛮行为。 不要认为集体主义者是“真诚但迷茫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某些人的利益去奴役另外一些人，绝不是一种理想；残暴不是“理想主义”，不管它是出于什么目的。千万不要说通过武力“做好事”是一种良好动机，对于权力的贪欲和愚昧无知，都不能算是良好的动机。 本文1946年原载于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希尔斯市一份以保护美国理想为宗旨的电影协会刊物《警戒》。文章的目的在于定义和阐明政治领域的基本原理，所以主题仅限于政治。这里选登的十二个问题是原文的前三分之一部分，原文因故未能全部完成。

华夏玉龙的烦恼文：一沙 几千年来，华夏之龙是何等神圣、尊贵和吉祥﹐更因有宽猛相济﹑恩威兼施的本事﹐莫不令族人崇敬有加﹐在华夏最后一个龙王朝岌岌可危的时候，稍有点血性的华夏人﹐都会将那条粗辫子当作龙﹐把它往自己的脑后一甩﹐怒喝道﹕“XXXX﹐可杀不可辱也！”握着屠刀的一声冷笑﹕“既然可杀﹐那就更可辱了！”就这样﹐龙在血腥的土地上不断折腾，不可名状。 百年前﹐从龙辫子被甩断的那一刻起﹐外辱内患交逼﹐龙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两个龙族人挺身而出﹐一个肖猪﹑一个肖蛇。他们不但异口同声，而且还几乎异境同时誓言﹕要“为人民服务”！他们立志要华夏之龙一飞冲天﹐要让龙的子孙万代永远有好日子过﹐哪怕只是蜗居在乌有之乡﹐或者尺蠖在自己冰凉坚锐的鳞爪之下。这两个分别代表猪部落和蛇部落的乱世枭雄﹐经过一番斯巴达勇士式的决斗﹐“搅得周天寒彻”﹐残杀的族人﹐不计其数。华夏之龙还未来得及腾﹐更别说飞了﹐早就千夫所指﹐被等同西方暴龙。亢龙怎能无悔？痛定思痛：崛起不行﹐屈起该行了吧？ 龙的传人终于铁下心来﹐要韬光养晦地屈起，不要崛起。果然天人合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20 世纪七十年代 , 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遗址辽西牛河梁地区﹐一种猪﹑蛇合一的神秘史前玉器﹐被专家认定是华夏之龙的雏形﹐俗称玉猪龙。据专家的考证﹐龙族的图腾确是猪头和蛇身的结合体，形象就好像是猪嘴咬着蛇的尾巴。猪崇拜和蛇崇拜的两个部落，再也鼓不起互相砍杀的勇气﹐再也找不到不共戴天的理由﹐两个帮派第三次合作意向﹐得到在第四空间互祝万寿无疆的帮老大们的背书﹐百年恩怨一抹而光，砍人头赛改成数人头赛。 神州大地又陆续发现了类似的史前玉器﹐当代中国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特地为这些考古发现奋笔直书﹕“玉龙故乡﹐文明发端”。辛勤的中国考古专家和学者﹐煞有介事地找到了华夏之龙的吉光片羽﹐也揭开了华夏之龙的“潘多拉盒”﹐在这不寻常的潘多拉盒子里 , 藏着华夏之龙太多匪夷所思的苦难和丑恶﹐也藏着华夏之龙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希望。于是乎，整个神州神乎其神起来了﹐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到处都传闻着越来越高古而且越来越巨大的龙的形象，有石头的，有陶土的﹐蚌壳的, 亦幻疑真﹐千奇百怪的龙以及其衍生的伦理和哲学﹐吸引了整个世界﹐举世都在为华夏龙的片片鳞光惊叹﹐也为华夏龙颔下那块不大不小的逆鳞诅咒。 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华夏玉龙黄袍加身﹐俨然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世袭罔替; 它誓要漂白千百年沉积下的各种令人恶心的污垢﹐吐尽郁屈胸臆中那股鸟气。但是﹐高处不胜寒呀！此时此刻的地球村﹐已经不是昔日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土围﹐朗朗乾坤﹐已经不再是华夏龙翻云覆雨的狎游天地。 华夏玉龙的烦恼﹐剪不断﹐理还乱, 连它自己也经不起一串又一串的理性诘难和良心拷问﹕ 华夏族人究竟有没有图腾？ 为什么龙是华夏族人的图腾？ 为什么猪蛇合一就是龙？ 华夏族人可不可换一个图腾？ 华夏人可不可以不要图腾？ 人类历史中﹐第一个让“图腾”出现在文字上的﹐是 1791 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书名是《一个印第安译员兼商人的航海探险》﹐作者是英国商人人类学家, 名字叫做“龙格”。两百年前﹐来自西方的龙格先生开始认真探讨印第安人的图腾，两百年后，来自西方的文明开始认真探讨龙族人的龙格。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龙格”，龙族人自己的龙格在哪里？ 张光直先生(1931~2001) 是一位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曾经明确表示：“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那么﹐是谁硬把龙图腾紧紧套住华夏族人灵魂？ 台湾省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家畜卫生试验所所长刘培柏先生﹐在其《古早中国猪》一文中﹐力证了猪在华夏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贱兽的实况﹔而中国大陆内很多杰出的专家，也同声对猪﹑蛇﹑龙的崇拜大声说﹕NO ！ 2010 年12 月 20 日﹐新浪收藏网有一篇题为《当一头猪也能和艺术一样飞翔》的文章﹐在评述眼前全国近乎痴狂的艺术收藏热潮时﹐引用了一位纽约收藏世家出身的当代艺术名流Adam Lindemann 所说的一句话，“……艺术市场像鸟儿一样飞翔有什么奇怪的呢？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猪能够飞翔这一点信以为真﹐那么，猪们也会不负众望展翅高飞的。”虽说这只不过是西方人的一点调侃睿智﹐但言者无心﹐闻者有意 , 龙族人难免觉得是在指着和尚骂秃驴。 纭纭华夏国士﹐忧心忡忡﹐努力从另一种角度和思维方法﹐去排解华夏玉龙的烦恼。华夏之龙﹐猪蛇一体，猪头几乎咬着蛇尾﹐竟然与古中东和古欧洲的衔尾蛇异曲同工﹐可是﹐西方的文明自有哲理内涵﹐它是现代数学“无限大”符号的原型﹐象征无限循环的自我毁灭和自我繁衍过程﹐因为衔尾蛇不断地吞噬自己﹐是为了生存和成长。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衔尾蛇：“它是一头处于自我吞食状态的宇宙始祖生物，它是不死之身，并拥有完美的生物结构……。” 华夏之龙﹐你不正是不断地为自我繁衍而自我吞噬么﹖ 难道你真的就是一直在追求这种自以为完美的生物结构和永不死之身﹖在痛苦的和谐和万恶的稳定中﹐华夏之龙啊﹐你当然可以烂醉在头顶上虚恍的光辉里﹐但可别忘了﹐你身后的万劫不复﹗

太行山 伏尔塔瓦河 新大陆 文 / 林炎平（蒙特利尔） 伏尔塔瓦河 山西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如果我未曾被迫在那里度过四年，那它和我毫无瓜葛。但是即便我在那里度过四年，难道就有足够理由让我多次回访它？有人问我是否当年有一个“小芳”。“小芳”，是没有的；铭心刻骨，确是有的。 2014年4月26日，我和一帮当年患难与共却也同床异梦的兄弟姐妹们重返这个山村，去凭吊我们当年遗落在那里的数年青春年华。那里未曾有过任何辉煌，有的只是猪狗一样的苟延残喘和牛马一样的辛苦劳作。我总是想起普希金的那句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的，终将变成亲切的记忆。” 自从离开它，我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它。我有时怀疑是否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我确信不是，因为我对那个时代只有反思却毫无好感。我之所以怀念这个山村，是因为它和我一样，是“覆巢之下”的受害者。 正是这样的情结，我把它和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情景联系了起来。记得我在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上泛舟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它：“谢天谢地，苦海虽无边，却已在彼岸。”然而，那些我们迫不及待地逃离的，常常是我们魂牵梦绕地回味的。 我居然可以把斯美塔那的名曲《伏尔塔瓦河》和这个山村联系在了一起。山村的名字十分美丽——浒泊。但那是个没有水的地方，要喝一口水还要到山沟里去挑。也许取这个名字是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现实的补偿吧。 太行山村 太行山谷 伏尔塔瓦河和浒泊毫无相同之处，前者水波荡漾，后者山峦叠嶂；前者绿意盎然，后者黄土连绵。它们在空间里毫不相干，和它们相遇的时间也处在我生命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它们之所以被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它们毫无瓜葛。 在我远离太行山游历世界的数十年间，有许多时刻回想到浒泊。我总是记得浒泊同院子的老乡那句名言，“多少年后你晚上一觉醒来，想起咱浒泊，也会打一个寒颤。”数十年来我一直品味着这句话，可谓至理名言。我多少次梦回太行山，如果不是从那寒颤开始，就是以那寒颤结束。 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给真实的伏尔塔瓦河做了极佳的艺术描述。从涓涓泉涌开始，逐渐变成叠层小溪。太行山峡谷里的溪流，有的残酷地夭折在山沟里，也有的幸运地走出了大山。伏尔塔瓦河逐渐成为奔腾的小溪，然后汇为浩荡的大河。而太行山则也留下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我在太行山的山头上看到过岩石层里的大量贝壳化石，我当时兴奋地以为那就是大禹治水的证据。只是科学提醒我，那只是沧海桑田的地质痕迹。 《伏尔塔瓦河》诉说了大河两岸的文明礼赞和世俗喧嚣，太行山也诞生了文明的涓涓细流，却流向远方而不再和黄土高原有关，我终究不知道它们是否汇入了蔚蓝的澎湃。但那最初诞生了这涓涓细流的黄土高原，却被长久地隔绝于蔚蓝色文明之外。但是庆幸的是，这不会是永远。 伏尔塔瓦河呢？斯美塔那无法确定伏尔塔瓦河的命运，因为伏尔塔瓦河流出了他的视野，流出了波希米亚，一个极具艺术家气质和创造力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伏尔塔瓦河流进了德意志，一个极具哲学家气质和创造力的民族。也许斯美塔那仍然不能肯定，他的伏尔塔瓦河是否可以流向蔚蓝。 伏尔塔瓦河流经布拉格 如果说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怀恋了故土和历史，那么他的同胞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则拥抱了他乡和未来。我曾在一个合唱团唱男低音，我们在McGill大学的音乐厅演唱了用《自新大陆》中最脍炙人口的乐章填词改编的合唱曲。观众掌声雷动，我也被深深感动。烈火一样的激情，江河一样的澎湃，大地一样的坚实——多个声部组成的合唱使这样的表现成为可能。 人类文明就是在火的洗礼下的土和水的对话。我回到太行山，与其说是怀念那黄土高原，还不如说是希望带点蔚蓝给土黄的山峦。 《伏尔塔瓦河》的结尾极具戏剧性，大河终究流向了远方，乐曲由强减弱，再弱……归于沉寂。但正在人们以为曲终于此时，两个超强的由不协和音组成的和弦，如同于无声处的惊雷炸响，震撼人心。我无法肯定斯美塔那的用意，但我可以将此赋予我自己理解的意义。它们就像是巨大的叹号和问号：逝者如斯！此程何去？ 《自新大陆》似乎解释和回答了《伏尔塔瓦河》的叹号和问号。而太行山，则是我亲身经历的《伏尔塔瓦河》和《自新大陆》——它给了我背井离乡的勇气和回首反思的执着。

“西点军校学雷锋”原来是条假新闻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流传了30多年“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故事，近日其作者原新华社记者李竹润证明，这是一条假新闻，不过是西方媒体愚人节开的玩笑，他便当真传了出去，特认错道歉。“原创”者自己辟谣，让众人感慨，也使我暗兴当年没有轻信，“以假传假”。 2015年1月5日，李竹润在网上发微博，称自己在1981年将外电的“西点军校学雷锋”愚人节新闻信以为真，写进了自己文章，特承认错误，道歉。他说“‘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谎言，是我引进中国的，事情发生在1981年，尽管我也是上当受骗，没有意识到是一则愚人节消息，但今天我仍通过新浪微博公开道歉。” 李竹润 李竹润今年73岁，是新华社退休记者，现还做一些新闻报道讲座。他要是不出面澄清，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正儿八经的老外“学雷锋”，最早出自他的手笔。记得1988年3月初，我应邀到北京第一监狱采访，那天还有作家、演员、画家、教育界等名人，当时监狱经常开展这种社会关心“帮教失足者”活动。大家参观完监狱犯人的劳动、生活场所后，开了座谈会。 几位名人先后发言，那时正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诗人柯岩说：“一些犯人都很年轻，他们的犯罪与受教育和影响有关，现在社会上宣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毒害青年思想，他们崇拜西方的东西，否定雷锋精神，连美国西点军校都挂着雷锋的画像，把雷锋作为美国军人的学习榜样，他们知道吗！”柯岩显得有些激动，话讲引起共鸣，有人鼓起了掌。她说的不但适应形势，还透露了一个新信息：美国军界最高学府号召学习雷锋。 当年的柯岩 著名诗人访问监狱，发言结合实际、动情又有新意，还适逢学雷锋的季节，这些都是新闻点。关于“西点军校学雷锋”，此前我也模糊听说过，但没见到具体介绍，因而一直持怀疑态度。柯岩讲了后，我认为可能确有其事，但又想到这还是属于耳听，柯岩并没有说去了西点军校，见过雷锋画像，人家是如何学习的，虽然她的发言举证说理，铿锵有力，毕竟她也不是“眼见为实”。于是，我在报道中没有写柯岩提的西点这件事，只发了图片新闻。现在看来，柯岩可能也是听了李竹润的“独家消息”，我没有跟着再传播，还是把握了新闻写实这道关。 美国西点军校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是我小学二年级就学唱的歌，那年月讲阶级斗争，学习雷锋日记，背得最清楚的格言是“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尽管那时不清楚“敌人”都是谁。作为我们看来，雷锋是一个诚实、朴素的人，也是一名好战士，全盘否定学雷锋也是不对的。而西点军校为什么要“学雷锋”？他们能学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没少在我脑子里较真。西点军校学习雷锋，在国内一度传得沸沸扬扬，什么时候被揭穿是一个“神话”的？ 雷锋 雷锋宣传画 2002年8月，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张淑芬去美国，带着材料专门访问了西点军校，搜集雷锋的消息。回国后她肯定地表示，西点校园的固定雕像中，没有雷锋雕像，会议大厅里没有雷锋画像，学员手册没有雷锋格言，西点军校固定教材里没有雷锋的记录，西点的课程中也没有雷锋的专门课程。2003年，《环球时报》曾派记者往西点军校探访，也发现校园内并不存在雷锋雕像或画像，学员手册上也见不到雷锋格言。真不知道西点军校的学雷锋、挂画像从何而来？也就是那时起，这个“美丽的传说”才逐渐淡漠，但没有在一定范围“纠偏”，避免误传。 抚顺雷锋纪念馆 “引进”外国人学雷锋，无非是为了扩大宣传，提高雷锋的国内外影响。有意识的拔高、不切实际宣传是有深刻教训的，大跃进时粮产钢产的“放卫星”，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文革停课停产、武斗大乱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李竹润也说“1972年文革时假大空新闻报道简直没法看”，于是他偷着研究西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写作。但是，在文革过去后的1981年，他怎么不经调查就发出“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报道呢？核实这样一条新闻其实并不难，西点军校又没建在月球上，那么解释只有四个字：为了需要。 大跃进宣传画 文革邮票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虚假的东西往往让人上当受骗，却总有暴露的时候，终归达不到目的，反而弄巧成拙，假新闻也是一样。英国《电讯报》报道，西方人对雷锋几乎无人知晓，更不用提什么学习了。2012年，美国驻华使馆在其微博上对网民证实，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故事“只是一个谣言”。而在中国，一大批人很长一段时间都相信是真的，并沾沾自喜，可见新闻传播的分量。 西点军校操典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李竹润当初写的虚假报道，可以理解为某种“需要”，因为他后来也敢于承认错误，尽管是在34年以后，但也表现了坦诚和担当。”知来者之可追“，他不愧是老资格的记者。同时无意中给了人们另一种提示：多年提倡的精神有何效果？为什么要热衷外国人学习雷锋？我们自己学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