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革命——宗教改革五百年

文：杜君立

正如中国印刷术最早被运用于佛经，谷登堡印刷机的处女作便是基督教的《圣经》，这种42行本的《圣经》也被称作“谷登堡圣经”。从谷登堡开始，《圣经》几乎成为印刷机的唯一产品，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有无数狂热的信徒。但随着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圣经》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面世，却摧毁了一个由教廷和拉丁文一统天下的中世纪。谷登堡印刷机堪称上帝的杰作，传播福音几乎成为它唯一的功能。

在《圣经》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通俗读物，从几句圣徒语录的单页传单，到改编自圣经故事的各种小册子。文字和书籍前所未有地沦落凡间，从珍贵的羊皮卷变成了低廉的读物，从少数贵族和教士扩散到最广泛的社会各阶层，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聆听上帝的教诲。

在中世纪，天主教是“罗马帝国的幽灵”。虽然没有军队和警察，从某种程度上，罗马教廷延续了罗马帝国对欧洲的统治。教会和修道院控制着欧洲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如教会保存了大量文字和书籍，教会也一直是谷登堡的重要客户和资助者。早在印刷《圣经》之前，谷登堡就为教会印刷了大量赎罪券；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印刷数量巨大的赎罪券的需要，谷登堡印刷机才得以迅速发展扩散。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马丁·路德

1514年，勃兰登堡的阿尔贝特为了购买美因兹地区大主教的职位，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名义发行赎罪券，大肆圈钱。3年之后，即 1517年10月31日，身为教士的马丁·路德将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堡教堂门口。这本是教士们内部进行学术交流的常事，但令路德没想到的是，仅仅半个月时间，这篇拉丁文文章就经过印刷机传遍了整个德意志，一个月内传遍欧洲。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就从这张“可怕的”传单开始。

《论纲》的核心就是反对教会用赎罪券敛财。“赦免之权只在上帝，教皇无权赦免任何罪债。”路德提出以真诚的信仰来取代虚伪的善功，“因信称义”，以《圣经》的权威来取代教会的权威，以上帝的恩典来取代教皇的专制。“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路德本想点燃一根火柴暖和一下自己，谁知却点燃了整个森林。此后10年间，印刷出版的各种小册子多达600万本，其中三分之一为路德所著。“印刷业和印刷品更广的传播使辩论走出相对孤立的小空间，成为一场普遍的运动”。

路德时代的德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正因为缺乏统一的抄书行会，印刷才得以诞生。当时德国每年流入罗马教廷的财产超过政府税收的20倍，《论纲》在德国引起广泛的共鸣，路德和德国贵族决意要摆脱罗马教廷的掠夺和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教会，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祈祷，这就是改变西方世界的新教运动。

之后6年，路德用德文翻译了《圣经》，用海涅的话说，“从一种已死的、已埋没在地下的语言，译成了另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德语从一种蛮族语言变成了一种高雅的文字，路德也因此成为“德文规则的起草人”。德国人第一次看到用自己的母语写成的《圣经》，每个人都可借助德文版《圣经》与上帝直接交流。“这部路德译的《圣经》，通过新发明的印刷术，通过这种黑色的艺术，以成千上万的印数散布到人民中去以后；这路德式的语言在不多几年内便普及到全德意志，并被提升为共同的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今天仍盛行于德国，并赋予这个政治上宗教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以一种语言上的统一。”在短短的4年间，路德编写了30 本书，总共印行了30余万册；德文《圣经》在两年中总共再版了80次，其中有66种是盗版。1513年，德国印行的图书只有90种，1518年增加到146种，1523年达到944种。随着印刷和出版逐步分离，新兴的法兰克福书展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历史学家杜兰所说，“谷登堡使路德成为可能”。毫无疑问，没有比印刷更快更好更有效率的传教方式了。就连路德也赞叹道，印刷术是“神的恩典的最大和最极致的显示，福音的影响通过它得到传播”。

实际上，路德并不是第一个反对赎罪券的，但之前的反对者没有印刷机，结果在他们的思想尚未传播开之前便被教会烧死了。印刷这奇妙精微的新艺术，使每个人都求知若渴，同时不免惊诧于自己先前的蒙昧。因为路德，兜售赎罪券的人没有了，推销《圣经》的人随处可见。在漫长的中世纪，虽然人们无比虔诚地信奉上帝，但却没有多少人见过《圣经》；甚至说，《圣经》几乎跟“禁书”一般，任何争论圣经的人都将被视为“异端”而活活烧死。教会向来拥有对《圣经》的绝对阐释权，由圣热罗姆修订的4世纪拉丁语《圣经》是唯一的《圣经》。时过境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等于打破了版本禁锢。

随着印刷《圣经》的泛滥，教会逐渐失去了对《圣经》的垄断，教会势力被大大削弱。一份1583年的《殉教者书》中写道：“教皇要么必须废除印刷，要么就得另找一个世界去统治；不然在这个世界上，印刷必定会推翻他。”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抗争，罗马教会终于承认了新教（路德派）的合法地位，并且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

从权力角度来说，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是“我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人”。“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宗教僵化的连续性、传统对过去及对死人智慧的崇拜。这场运动摧毁了保守主义的巨大根基，并使得社会加速变化，独立思想开始出现。”

1611年，由54位学者翻译并由英国国王詹姆士钦定的《圣经》正式出版。1623年，第一本对开印刷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前者包括1万个不同的英语单词，后者多达3万个，而现在英语常用词汇也不过2000个左右。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英语的世界性地位正是由这两部印刷书确立的。这本没有任何注释的《圣经》成为文字世界无与伦比的利器，从英国内战到美国民权运动，《圣经》为反抗暴政提供了无尽的力量和理由。如今，每年由基甸基金会向全世界发放的“詹姆士王圣经”达6300万本之多。

新教革命中的阅读与启蒙

宗教改革是一场思想启蒙，也是一场阅读革命。因为路德的出现，“教堂的时代已成过去，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了”。

英国新教改革运动活动家约翰·福克斯在《殉道者》一书中写道：“上帝不再使用刀剑去征服他那地位显要的敌人了，他现在的武器是文字、阅读和印刷。”教堂是口语化的，阅读将宗教变成一种书面语文化；对每个人来说，信仰与思维发生了相互作用，信仰改变了思维，思维也改变了信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宗教始终是印刷产品的最大宗主题。“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起码在英国）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

文字与宗教一起，也成为欧洲君主制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助产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

比路德稍晚几年，茨温利发布《六十七条论纲》，在瑞士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潮。受路德和茨温利的影响，加尔文于1536年出版了《基督教原理》，并在日内瓦创立新教加尔文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父”，具有极高识字率的日内瓦成为现代第一个“靠严格的自律，使个人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奋斗”。

新教徒崇尚勤劳、俭朴和积极向上，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劳而获，更关注现世而不是来世；他们认为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而工作和劳动是人生最大的责任。“如此赋予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意义，事实上正是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影响深远的一大成就。”恩格斯发现，“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一大批冒险进取、克勤克俭，对社会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信徒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后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郑重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源自这种宗教信仰。

与韦伯齐名的桑巴特在《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指出：清教就是犹太教。与偶像崇拜的佛教不同，犹太教的“摩西十诫”中禁止“雕刻偶像”，这使得犹太人的上帝仅存于文字中，或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必须阅读，并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因而犹太人成为最热爱阅读的民族。作为一个长期以来漂泊不定、没有固定生活空间的民族，犹太人的生命空间是基于《圣经》而延续的。《旧约全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圣经。马克思说，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关于犹太人，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到哪里，哪里的人便会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锐的辩论，书写更清晰更精简。”犹太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说：“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犹太民族对现代世界的贡献极其卓越，马克思于哲学、卡夫卡于文学、弗洛伊德于心理学、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罗斯柴尔德于金融、沃克菲勒于商业，无一不是开创性的。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也是现代的产物。

韦伯说，“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高等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新教的色彩。”社会学家默顿提出，新教精神也是英国科学的主要动力源泉，科学探索是“赞颂上帝”的最可贵努力。“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一份统计资料显示，虽然清教徒在英国占少数，但皇家学会68名会员中，清教徒却占42位。欧洲天主教徒总人口是新教徒的3倍，但在著名科学家中，清教徒人数却超过天主教徒。对于西方文化的“祛魅”而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至关重要，这为西方理性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理性和独立作为新教的美德，与阅读密不可分。“新教徒们比天主教徒有更多的书，新教从业人员平均拥有的书是天主教相对应人员的3倍，这比例和商人、艺人及低级文职人员一样。在那些被划为‘资产阶级’的阶层中，加尔文派的书房比天主教的大9倍。” “在信奉新教的国土上，到处都开设了学校，他们花费大量宝贵时间阐释教义，但除神学外，他们也传授一些其他知识。他们鼓励人们阅读，从而促使了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比利时忏悔录》（1561）在加尔文信徒中不胫而走，书中写道，自然是“我们眼前一部最美丽的书籍，在这部书里，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无论大小，都是向我们展现上帝昭示给我们的无形之物的字母”。

“人必须为真理而战。”印刷术被马克思称为“新教的工具”，其实它还是国家的工具、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民主的工具。新教革命引发了一场全民阅读运动，并由此发展为宗教民主运动，每一个“上帝的公民”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直接理解上帝，发现真理，而不需要任何权威专家和中间代理人。

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不仅拥有较高的识字率，而且具有更强的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是现代人的基本标志之一。“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盖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圣经》所言绝对不会出错。”一个人的阅读取消了口语传播的教堂，使人在孤独中面对自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激活。新教传播了关于自由、自治和平等的现代观念，并通过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约关系，这种精神经典地体现在《五月花号公约》中。在美国殖民地时代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清教徒对文字和书籍有着宗教般严肃甚至神圣的感情，“《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

伯兹曼认为，天主教有利于诉诸华丽的装饰、美妙的音乐和绘画，而北欧作为新教地区，比较注重词语，并发展出以文字文本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体：没有君主的神圣权力，没有神秘主义，仅仅几页纸的文本——美国宪法。换言之，美国宪法、独立宣言和圣经，这三份被广泛印刷的文件，构成美国的根基。

新教是一种倡导文化知识、倡导晚婚、婚姻生活、少要孩子、多受教育、期望长寿的宗教，新教对这一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文明是知识、文化和制度结合的产物，……新教对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贡献的是合适的文化，而英国新教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则是制度上的，它建立了立宪政体，以及一个非神权的、更宽容的教会，并使教会成为社会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

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吉尔克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社会里，个人主权与国家主权并存：一方面，个人从家庭、宗族、地域和宗教如同的阴影下独立出来，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和法律保护对象；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成为现代社会的权力中心。“加尔文与路德关于人的学说，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为这样一种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能把人自身的幸福视为其生活的目标，人只不过是为达到其自身之外的某种目标的一种工具，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强大无比的世俗权威和规范、国家、事业、成就的附庸。”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像

值得一提是，新教运动的压力迫使罗马教会不得不进行内部改革，“耶稣会”登上历史舞台。耶稣会试图重新恢复天主教徒的美德——清贫、贞洁、服从，他们创办大学和医院，投资工商业，研究科学，教育青年，传播古典文化，培养了一大批的思想保守，但信仰坚定的知识分子。这些不穿盔甲的传教士作为现代十字军骑士，不远万里，游走世界，出入宫廷，关注科学。利玛窦、卜弥格、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郎世宁等，成为17世纪中国与西方交流的真正的“世界公民”。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年初，利玛窦写道：“在中国，通过我们的科学，就能收获累累硕果。”5月12日写信要求耶稣总会“派数学家并随身带科学书来北京”。

耶稣会作为最有学问的宗教组织，早在创立人西班牙的罗耀拉起草会章之际，就已经呼吁有系统地搜集、传递、出版各类信息。耶稣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534年创设起，一直到1782年普遍遭到镇压为止，近250年间，共出版了5600种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医药、地理、农学和自然史等。1735至1795年间，北京的耶稣会士总共翻译了400多种中文作品。利玛窦、白晋和殷弘绪等人写了卷帙浩繁的报告，寄给他们在法国的上级，促成首座全球信息网的诞生。

注：本文节选自杜君立《现代的历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