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里最美丽的女人 文：任不寐（蒙特利尔） 关于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玛莲娜,Malena》）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在一定意义上深化了近代以来那种人道主义观念：个人价值往往被社会舆论或多数暴政所歪曲，因而保护个人、警惕多数成为一种现代价值观念。 故事梗概如下：时间是二战期间，玛莲娜是西西里岛一个小镇上最美丽的女人。她从外地嫁过来，丈夫参军去了。美丽的玛莲娜成了整个小镇的敌人。男人们企图占有她，为此互相冲突，并利用玛莲娜的无助而设法讨便宜。然而这些男人在玛莲娜受欺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她说句真正的公道话。所有的妇女疯狂地痛恨她，仅仅因为她漂亮，因为她们的丈夫和情人对玛莲娜的贪恋。玛莲娜的丈夫战死的消息传来后，她因贫困去当了妓女。“解放”那一天，小镇的妇女们把玛莲娜拖到街道上，群殴后把她赶出了小镇。整个世界目睹了这场多数暴行，但没有一个人阻止。打人的那些悍妇拥有“不容置疑的道义上的理由”和践踏底线的免责特权：玛莲娜陪德国人睡过觉。然而她们施暴的真实理由是非常简单的：长期以来形成的嫉妒。人的攻击性往往和自己内心最阴暗的部分有关，但那些外在行为总是打着公共道德的招牌。 玛莲娜没有伤害任何人，她唯一的罪过是她太美丽了，她因这美丽却没有成为大众的情人而成为大众的敌人。 这部影片的深刻之处首先是使人们对人性的黑暗面进行反思：人真的喜欢别人美好吗？也许事情往往正相反。人甚至可以宽容别人的缺点，但不容易“宽容”别人的优点（比自己好）。在一个资源短缺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里，嫉妒更是朽烂，而其毁灭他人的方式也更为隐蔽、伪善和暴虐。在一个“大家”都犬儒地活着的时代里，“大家”比“墨索里尼”更不能容忍优秀、真诚和美好。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思想方面的意义是促使人们反思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道理：社会舆论是否总是代表着公义。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说每个人都在理性和道德上都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每个人都是罪人，怎么能说这些“加权”的理性和道德就更优越呢？因为多数的不理性和不道德也同时在“加权”。不仅如此，由于人的狡诈，人们往往在群体中更容易盲从，迫于多数压力更容易丧失独立性，或者因搭便车的缘故更容易形成乌合之众，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结党营私。 有评论说这是一部色情电影。淫者见淫一直代表了中国评论界的整体水平。与此相关的是那种带着幸灾乐祸却缺乏神经的论调：“玛莲娜要自我反省，要是你一点错处都没有，那为什么大家都说你不好呢？”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个人被伤害了，结果评论家和人民不是要伤害人的人“举证”，反而是要被害人举证。这就是大众舆论的疯狂之处。其实这种评论家是另外一种盲从者，多数使他感到畏惧而失去了批判的理性而事实上，他自己就是多数中的一位，甚至是乌合之众中的骨干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法官——他自己定了玛莲娜的罪，然后他论证说，你若没有罪我怎么会定你的罪呢？这个循环论证或同意反复构成了中国道德文化的密码，每个个体都随时可能被拉出来投进这无物之阵，成为受害者，尽管他昨天还在街道上随众或在网络上蒙面向别人扔石头。 需要反省的不是玛莲娜，而是“大家”。这个“大家”是一个个最百无聊赖却嫉妒成性的“小我”撑起来的太阳伞而已。在一个最缺乏道德热情和道德根据的国度里，当道德败坏已经无以复加的时代里，因为道德已经彻底消失，“大家”就成为道德唯一可能的替代品，“大家”就等于道德。这个大家在任何道德意义上都和它要吃掉的那个个体没有分别，因此那种将别人分别为恶就成了“大家”自我确认唯一的办法。“大家”一定要吃人，否则它就无法自存。然而由于“大家”就是那个人，这吃人的道德就成为双重的不道德，是人类道德史中的最大丑闻。 玛莲娜的故事在北方就是恰达耶夫，他因对自己的民族说了几句真话被整个俄罗斯当成疯子。这故事在中国还有阮玲玉。“大家”杀害了她。她死了，她在死——阮玲玉在今天的故事更加花样翻新。然而在这些尸体中“大家”活着，永远悻悻地活着。正是在这种黑暗中，玛莲娜是很了不起的。她一个人。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们看到，“群众”、“法庭”、“律师”、“妇女”和“解放者”构成了整个世界，一个道德神圣同盟，她们因对玛莲娜的仇恨而彼此握手言和。玛莲娜是很了不起的。她一个人。她一句话也不说。 不过这个故事里还有另外两个好人：他的丈夫和暗恋她的男孩。导演把这一点亮光点燃了，不过我却相信这是一种自我安慰。这点亮光在世界上任何小镇上都不存在，没有任何指望才是我们存在的基本真相。因此，只有在我们的理想中，玛莲娜才并不绝对孤独。在这理想或盼望里，玛莲娜的丈夫并没有战死，他回来了，残废了。他了解真相后去找被驱赶到外地的玛莲娜，然后又把她带回镇上来生活。他们返回来的脚步是那么坚强，我感到我的心和整个镇子都被踩碎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男孩雷纳多痛恨“大家”对玛莲娜的伤害，但这是成人权力领导的世界，他除了孩子式的报复以外无能为力。但他最后还是向玛莲娜的丈夫讲述了真相。这是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当整个世界都在犯罪的时候，只有一个孩子在说话。安徒生了解人类。 我于是想起了带领“大家”出埃及的摩西，那个从水里拉上来的“弃婴”。他在做“文化基督徒”或怀有“愤青正义感”的岁月里，却成了大家的敌人，同胞恨恶他，埃及人要杀他。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大家”的力量，他只有逃向旷野。因此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不想再回到大家那里去，即使神这样差遣他。后来，在旷野里向他投石块的总是“大家”，摩西的确了解人。大家究竟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伙人，那伙弃绝了那位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他们的“公众”，他们杀害了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的那位。 然而，从那以后，大家再也不是神，仅仅是罪人。大家再也不能审判，而是在审判别人中被审判。大家再也不是爱，仅仅是怜悯的对象。 本文图片均取自电影《玛莲娜》海报和剧照 “大家”曾经这样——后来同样——压在玛莲娜的身上。因为渴望而不能这样压在玛莲娜身上，或者渴望象玛莲娜这样被压在身上的人民，都纷纷加入，成为了“大家”。 注：本文选摘自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牧师任不寐个人网页：不寐之夜

教育，孔夫子和乔布斯 文 / 天马（蒙特利尔）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俺不是教育学出身，没有学过任何有关教育的理论，凭着自己几十年的悟性，俺把教育的目的分两大类：（1）拷贝（2）创新。拷贝是基础，创新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人类赖以进化，从猴子到人，从地上爬到现在天上飞的最基本动力。 说到拷贝式教育，中国人万万不会忘记自己的老祖宗：孔夫子。孔夫子被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捧上了“圣人”的地位。孔子一直被中国称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的儒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基本国教”。如果说中国有一个宗教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绝对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宗教就是儒教。但是，如果你把儒教思想狗熊掰苞米一样掰开来，呵呵，你会看到两层芯子：（1）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基本仁义（2）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三从四德。你仔细翻一翻儒教里的仁义，再去看一看现在这个世界到处宣扬的“普世价值”，你会发觉“Nothing New”（没有任何新鲜的）。其实人类最基本的爱，真，善，美，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不是孔子原创的，所以这里，儒教的贡献不是创新，是拷贝。在教育中是最低级的一层，给儒教打分，分数不会高：因为这是拷贝抄袭的内容。而另一层，三从四德，却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儒教的创新内容，在试卷里可以打高分！但是遗憾的是，这创新部分创出来的三从四德，却是中国文化中真正毒害中国人几千年的糟粕。三从四德，完全是儒教为皇帝服务，戴在老百姓头上的枷锁！那正是鲁迅《狂人日记》所写的：人吃人！孔子的哲学，是中国典型的官场哲学，孔子一辈子的目标，就是官本位，奔着想做皇帝的辅佐。中国大众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和对权利的膜拜，是有渊源的。 孔子作为儒教的鼻祖，他喜欢学生去“深刻体会”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他的问题，都是封闭式选择题。如果学生回答的和他的思路不一样，孔子让你再悟。哈哈，悟到学生某一天成为他肚子里的蛔虫，那就是他最出色的学生。所以孔子要摆“师道尊严”，学生是不可以挑战老师的。孔子要的是拷贝式学生，现今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一大批高分低能学生，都是孔子的好学生。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君不见，孔子之后中国浩浩荡荡几千年的历史，竟“无一人是男儿”，胆敢超过孔子。悲哉，我之大中华，到底是孔子太强，还是孔子后人太弱？ 西方哲学家，从苏格拉底 、柏拉图 、到亚里士多德，这师徒三代，是一代胜一代，一代创一代的理论。因为苏格拉底没有像孔子一样给学生作封闭式选择题，他的问题，都是开放式问答题。他没有把自己树立在圣人的地位而不可超越。这就是教育的更高一个境界：鼓励学生胜过老师 ，鼓励创新，鼓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格拉底自己说：我不是智慧者（Sophist），我只是一个爱智慧的人（Philo-sophia）。苏格拉底最后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自己追求真理的承诺，其为了追求真理而藐视权威和孔子的一心奔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曾经看到一则新闻，是中国和美国最名牌的大学生在电视上PK。在真理、智慧、权力、金钱四个选择题中，大部分的美国学生首选了真理和智慧，而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选择了权力和金钱。其实这选择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孔的教育和追求，是万变不离一个框架，这便是做官 ——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权力和金钱，不是真正的真理和智慧。创新一定要挑战原来的权威。当一个学生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时，他必定是一个权力和金钱影子之下的拷贝者。 说到苏格拉底，令我想起大名鼎鼎的苹果教父乔布斯的一句话：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么夸张的一句话！乔布斯的一生，就是追求创新的一生。创新和中庸，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听一听乔布斯的话： · 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 ·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 教育的本质，不是拷贝。否则今天大家还是北京山顶洞人。教育的本质，是创新，是在拷贝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创新。但是几千年中国的儒教哲学，把国人的教育本质，限制在拷贝上。记得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美国一个幼儿园的家长，把一家幼儿园告到法庭，其母亲抱怨：我儿子在进幼儿园之前，我在纸上画一个圆，他可以告诉我，这是鸡蛋，这是太阳，这是电灯。但是进了你们这个幼儿园，现在他只能告诉我：这是零，没有任何别的答案。其母亲一怒之下，告这个幼儿园扼杀其儿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哈哈，听似一个玩笑，但是这是中国很多孩子的现状！教育，是一把双刃剑，一面，他可以总结前人的经验，让后代更快地拷贝，但遗憾的是，另一面，教育往往抹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在师道尊严的教育体制之下。所以给孩子们更大的空间，鼓励孩子创新，这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你在困惑的“文化身份认同”中拾检生活吗？ 文：路歌（蒙特利尔） （图片：我和我的朋友们。手机拍摄。） “文化身份认同”，随着海外生活的延续，似乎成了一个困惑和值得思考的问题。我问朋友，你该怎么回答： 说你是中国人。你肯定坚定不移地说：是。问你是加拿大人吗。你会说：是啊。 问你在加拿大的生活方式。你会说：中国人的习惯，难改呀，也有加拿大人的方式，顺从政策规定和生活原则。 问你比如哪些生活方式。你会说：很多，购物社会交流，工作方式，连生孩子也像老外一样，买一个小推车加一个小小单人床。 问你生活的感受。你会说：很闷，哪里有中国热闹，那边是家庭似的，亲戚一堆，抱在一起。 问你为什么选择呆下来。你会说，这里生活平静，自由自在，自然清新，再闷也没有老外承受“孤独”的能力，习惯了就很好。 问你生活那么多年最想说点什么。你会说：一言难尽，出一次国，安一次新家，接受一次新的文化生活方式，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问你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你会愣一阵子说：请问我是谁，当然啦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人，离开了熟悉的中国，住进了不熟的加拿大，有中国心，爱加拿大，我怎么在“夹缝里”了。哈哈。 问你任何看待自己的加拿大身份。你会说，老实讲我一直觉得我是中国人，在心里呢。比如这里的选举我没多大兴趣，如果中国的大事，我就如同住在北京的中国人了，关注！ 问你怎么看待这几年的成长。你会说：这几年的加拿大生活让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安定了，老人也来了，生了三个孩子，政府也给了不少牛奶金，出国时蛮好的。想到成长，还是想说，不得不首先感谢祖国那些年给予的教育和培养。 问你为什么写起东西了。你会说：文化历史的两种经历，感受很多，很想写出自己生活的变化和“不同”。 问你怎么个“不同”了。你会说：我写的是加拿大生活，为什么我的想法总是有中国味，有时表达了我的加拿大的“味道”，可惜又少了中国风格；我不想像中国人那样写法，张口就是讲人与人的博弈，斗争的哲学。这里生活那么简单，想写人与大自然的生活，可惜，我的生活方式常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和生活资源，有时感到苦恼，为什么我不能溶于现实的环境中。 问你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吗。你会想了想说，应该不少人这样吧，真的。 问你那么你如何认定自己的生活故事呢，比如如何看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你会说，不知道，应该是加拿大的移民文学吧。不过，有点不同，至少是少数人的文学，多元化的一部分啦。 那好，问你想好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做一个怎么样的加拿大人呢。你会惊奇地说，真没想过，我看我的中国身份可能永远刻在心上，可能就按照现在的思维方式生活。难道，人的本性会改变吗？ 这样，你总归要被“文化身份”的认同而纠缠，世界在变，中国人在变，在“世界村里”你是哪家姓氏的。你会说，“身份认同”除了客观因素，跟主观有关联吗，如果有关联，我也得思考，找到自己呀。 问你的人也感到奇怪了。你到底想做什么人，加拿大人还是中国人，在早期东方主主义的观念里，只能选一个。现在你有智慧去“猜想”。 哇，你最终抓了抓脑袋说，我应该是生活的加拿大人，文化与世界观的两重性人，真正的第三种人：在两者之间存在。聪明的你，答案可以拿到80分。 原来，你认同的是“夹缝里的人”，酷。 就让下几代人去做加拿大“鬼”吧！ （图片：作者手机拍摄。）

见微知著说诚信 文 / 陆岩（蒙特利尔） 国内朋友的女儿生孩子了，可母乳不足，要以奶粉补充。中国“毒奶粉”的风波虽已平息，可没有多少家长愿拿自己的婴儿冒险，除非万不得已，是绝不会买国产奶粉的。于是，我们在大洋的这一边开始忙乎。还好加拿大并未开始限购奶粉，买多少都行。 但在如何送达国内问题上却让人犯了难。用邮寄的方式不仅费用高、时间长，还有人说可能会被掉包。不得已只能四处打探有没有回国的朋友，问人家行李多不多，能不能给带两罐奶粉。而朋友们都表现出十分理解的态度。 一边为奶粉忙乎着，一边不禁想到，中国这是怎么了，连孩子吃的奶粉都无法让人放心。我们当然不能埋怨那些外购奶粉的家长，包括在香港因带超过两罐奶粉被海关“逮捕”的同胞，他们是基于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的经验，才作出这样“舍近求远”的选择。没有厂商的诚实，怎会有消费者的信任。因此这场 “奶粉危机”表面看是厂商无德，监管不利，而深层原因则是社会诚信的断裂。 感受加拿大社会的诚信环境 加拿大也偶尔出现食品质量问题，但那多是因为疏忽，而非故意。这里商店退货的政策如此宽松，有些商品诸如服装甚至期限可达3个月。生活在加拿大，常常为这里充满诚信的社会环境感慨不已。这里举两件笔者亲身经历的事。一次是在华人超市购物时，交完钱有一箱柿子忘了拿，回家后第二天要食用找不到才想起来，回去找售货员， 她马上说有这回事，不用看发票就把一箱柿子还给了我。 我还曾收到一张市政府寄来的“奇怪”的支票，既不是退税，也不是福利金，而是因为我交停车的罚款不知怎么搞的交了两次，在银行的机器上交了一回，又到市政府交了一回。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发现后把交重的款给我寄了回来。 在加拿大很多工作单位，通常是只要雇员说与医生有约就可以请假，并不需要任何证明。请病假也不要假条，除非超过三天。打个电话就说我今天不舒服，不上班了。这使我们大陆来的移民感到不可思议。以前在中国工作时，就是请一天病假也要有医生的假条。可这也挡不住一些人，想方设法走后门找医生开假条。 从报上看到有来这里探亲的华裔老人，到Tiger商店买东西，那里有对60岁以上长者减价10%的优惠，付款时售货员只是问一句顾客，是否已过60岁，根本不看任何证件。这让我想起回国时有学长告诉我，很多人不到60岁，就弄了假的老年证，以便免费乘车，进公园；还有的到处去旅游。 近来加拿大匿名豪客在咖啡店自掏腰包几百元，请后面进店的陌生人消费的“善举”也频频见报。报道中更多地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举动传递的善意，而我也由此想到，这种事情出现要有社会诚信之基础。起码付款请客的人相信咖啡店会如数送出数量相等的咖啡。 这样的事在加拿大遇到得多了，使人感觉到这个社会人们之间有一种诚信的关系——因为大家都以诚相待，才有相互的信任，社会的和谐。 诚信缺失的社会成本 古语道：“人无信，不知其可也”。八十年代有一首歌曾唱道：如果失去相互的信赖，我们将一无所有。诚信就是社会良好运行的润滑剂。没有诚信的社会，就像缺了油的机器，运转困难，无形中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 中国的奶粉危机的社会成本就是：厂家已失去消费者的信任，不倒闭也要减产，甚至生产合格奶粉的厂家也受到牵连。对一般大众来说，本来如此简单，上街就可买到的奶粉，却要辗转费力从海外购买，不仅要多花钱，还要费很多心思，搭很多人情。 买奶粉的社会成本其实还算低的。曾看过一则报道，湖北武汉一名大学生与同学一起玩水时溺水，有同学连打56个电话给其父亲和亲属，都被认为是骗子。打电话的人为了让对方相信，还说出死者的老家及出生年月日，以及上大学的详细情况，可对方依然不信。直到遗体打捞上来，家人赶来查验遗体确认无误后才嚎啕大哭。 这些个案已显示出中国社会信任度出了问题。而从总体上看有多严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1月7日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对此已有回答。这份报告提到，“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正在进一步扩大，怀疑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两成到三成的人信任陌生人”。报告举出一个典型的案例，贵州一个迷路的11岁女孩，要求警察拿出身份证明才肯接受帮助。而群体间的不信任也正在加深和固化。以医患关系为例，许多医生感觉自己任劳任怨，却得不到患者的信任，有时还会受到武力威胁。这种医患之间的不信任还催生出一个专门的职业“医闹”。 如何挽救社会诚信的缺失 虽然一个社会的诚信水平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包括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等，但更直接的因素应是社会的透明、奖惩的公正、法制的完善，舆论的监督。这四个方面的完善程度决定着社会的诚信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下层民众，而是来自社会的管理者。因为他们不仅掌握着司法断案、奖惩判别的权利，而且他们本身的所作所为也对社会运行方式起着主导作用。 中国前两年曝光的上海法院法官们集体嫖娼说明，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系统也已毫无诚信可言。法官接受律师的贿赂，与律师串通一气；他们干嫖娼这样违法的事已经互相之间不用避讳，也不觉得羞耻。而曝光者从跟踪偷拍到把视频放到网上，更是因为不得已才想出的办法，因为他的冤案已不可能通过司法和上访的渠道得到申诉。 其实，中国司法界的问题连政府也心知肚明，否则为什么想出来一个落马高官异地审判的主意呢？官方的解释说，这是“为了预防和排除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保证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其实这种说法真的经不起推敲。先不说法律系统独立性何在，竟要躲避“干扰”，后半句则更是空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可能性能有百分之几呢？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里说，执法公正是稳固信任关系的防火墙。其实，保证司法公正并非什么难事。如果真想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审判，那就把法庭的大门向国内外记者和民众敞开，还怕有人干扰吗？ 可说到底的问题是，真正的干扰到底来自哪里呢？ 中国的民众肯定也希望有一个透明的社会环境，但现在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网络上。中国的网络也确实起到了一些曝光贪官，揭露真相的作用，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说网络上的内容本来就真真假假，如果它真的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信任的消息来源，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诚信度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文字不过是思想之流 文：许锡良 杨绛先生曾经这样告诫年轻人：你们的问题就是想得太多，而读得太少。确实如此。年轻人读得太少，而做梦又太多。然而，钱钟书先生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读得太多，而想得太少，这种缺乏生命在场的海量阅读，终于使得钱钟书先生变成了活着的两脚书橱。钱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古今中外，几乎无不浏览，尽收眼底，然而，他提出了什么思想？创造了什么方法？给社会创造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但是，也不能够怪他了，那样的年代，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如果有思想，有创造，那么他的结局可能是早早夭折。是中国社会环境把钱钟先生逼成了两脚书橱，虽然装了许多，却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按照叔本华的说法，钱钟书先生一生其实都是把自己的大脑当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然而，中国人却视之为学问很大，崇拜得不行，而且有好事者还开发出了一门新国学，号称“钱学”，实在是中国人的不幸。 不要怪我的学问做得不深，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做多深的学问。在一个常识都无法得到承认的社会，作为一个人文社会学者，你还能够研究多深的学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时间精力花在维护常识上，就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倘若无视常识而故意玩高深，玩深沉，其实那不过是换了种种说法的文字游戏而已。好的文字直指现实世界，并不需要在故纸堆里讨说法。如果古人没有说过的，我们就不能够说，如果古人说错了的，我们现在就不能纠正，如果前人不述，后人就不能够作，那么，人类社会还会发展吗？要相信古人总有一些东西，是不适用现在社会的，也要相信现在总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当下社会的。 在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尊重活着的人，不要总是拿死人与传统来压活着的人。活人受死人牵连太过于沉重，就无法过得轻松。而中国儒家的孝文化，正是准备拿了死人与传统来压活人的一套学说。中国人迷信传统与古人，是与孝道文化直接相关的。这一套东西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情感，说白了就是走回头路。判断的标准就是越古老越好。这种价值取向与情感倾向很可怕，因为，他极容易造就一代代的怨妇，总是抱怨自己生存的时代不如过去。孔子就抱怨自己的时代是“礼崩乐坏”，远不如500年前的周公好。所以，他才会说“道不行，乘浮桴于海”，抱怨完了之后就是消极逃避现实世界。谁能够让时光倒流呢？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都是在这样的怨妇情结中度过的，还能有什么发展呢？因此，我对此采用的态度就是尽量爱活着的人，努力批死去的人。人活着不易，无论批还是赞，总是难免带有利害冲突。然而，死人已经作古，他的所作所为，盖棺定论，应该为后人所批评。越是有名，越是影响大的人，越是要深刻地批评，死者不会回应，不会再伤害他，还因为，死者影响大，死得久，就越容易成为文化符号，这个时候对死者的批评，其实只是思想文化符号的批评，并不是针对那个自然人的批评。倘若对死人不加批评与分析的话，他的思想及所作所为，就可能会误导后人。中国要形成这样的风气，就是针对活人的批评要特别慎重，对死人的批评可以大胆放开。中国人似乎对古人，对死人情有独钟，喜欢用温情与敬意款待他们，而对自己活着的同胞，则喜欢残酷无情地给予打击。现在要反过来，宽容活者，反思死者。 如果一个人心中有上帝，他立即就会发现，一切世俗世界里的权威都不再是什么障碍，更不可能是什么不可跨越的顶峰。因为真正不可跨越的顶峰是上帝，因为造物主的原因，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孤本——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天下地上唯我独尊的一份子。除了对造物主及造物主的创造物——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敬畏，这个世界其实是任由我们去审察与思考的对象。越是敬畏上帝，尊重生命，越是有蔑视权威的力量与胆量。越是敬畏，越是没有恐惧感。 我为什么经常写点东西？因为这是证明我的生命的方式。生命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那么人的思想也不应该停止。不要总是一下笔就要写出终极真理来，那些文字本来无非只是此时此地的思想轨迹与点滴的思想花絮，随时记下来就是，有如河流奔流不息，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流动而已。写作过程就是一个人思想之流，记下来的就是在思想之流里舀到了一瓢饮而已。一个人思想枯竭之日，才是他停笔之时，其实，这个时候也意味着他的生命终结了。写作首先是面对自己的，是让自己阅读的，不要动辄想做圣人，总想“内圣外王”，给他人以特别的教训，板起脸来装B。 我们中国人，总是感觉学习多么痛苦，写作是多么痛苦，研究是多么痛苦，非勤奋与刻苦，无法度过这个人生的劫难。然而，我觉得应该有人去做出一个示范来，那就是还学习以快乐，还写作以乐趣，而研究的过程其实也是其乐无穷的。这些事情是多么修身养性的事情啊。除了这个之外，还要需要什么奖赏呢？中国儒文化把一切学习的事情当成是一种敲门砖，是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当然是感觉苦逼了。中国人在二千多年儒文化的熏陶下，颠倒了人类的本性，破坏了人类社会中许多自然秩序。比如，人天生有好奇之心，有创造的冲动，有丰富的想像力，有探究的欲望………然而，都被圣人文化扼杀了。人类社会还有市场交易与相应规则的制定，也被儒家圣人君子文化给取缔了。人类社会本来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与生活幸福的，然而，却被儒家圣人文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居金字塔顶端的几个圣人君主贤相便擅自为民作主，剥夺他们思考的权利，探究的权利与选择的权利，把人之本性中明明是主人的那些特质，变成了一个人奴性十足的动物。 “天赋人权”是多么好的思想学说，这个学说能够让最大多数的人获得幸福，然而，反对这个学说的，不仅有“天赋君权”、“天赋圣权”，还有“预付人权”。这些说法，无非就是告诉你，你什么也不是，需要圣君施舍给你，你才能够算什么。你就是一条狗，主人不施舍，你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国家，你什么也不是”，这个说法正是这个逻辑的结果。因为国家本身是不会有自己的声音的，有声音的只能够是代表国家的圣贤君主帝王们，其实换个说法就是“没有圣人君主帝王，你什么也不是”。你的生命都是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不杀你，你就要学会感不杀之恩。

十月随想 文/ 林炎平（蒙特利尔） 风瑟瑟，十月已至。十月，在近代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月份。1911年的这个月份，武昌起义揭开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序幕，至今已是百年诞辰；1949 年，在中国大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逾一个甲子。“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文的遗训依旧在故乡和海外回响。 今天在海外生活的来自中国的移民，不管是已经数代生活在海外还是第一代离开故乡，都与台湾海峡两边的故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一个人以何种心情离开中国，此时此刻对故土的思念也许会更加强烈一些。 我们，是爱我们的故国和故乡的，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腰缠万贯或身无分文，总会把故乡带在心里。但是，我们也许是不够爱故国和故乡的，否则为何浪迹天涯，为何在抉择时几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故国而选择了这片本来陌生的土地？ 我们念念不忘故乡，却又自愿背井离乡。于是故乡成为了一种怀念和憧憬，因此，故乡变成蜃景，比真实的更加可爱。然而，我们心里明镜似的，在真要抉择时，蜃景就还原成现实。于是，我们都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来到了这个陌生却友好的国度。尽管有人不遗余力地诅咒他乡的不尽如意，但底线是“绝不始返”，亦即绝不回故国去做主人，至多只去做客人。 我们也许不能指责这样的表里不一，其实自古那些声称怀念故乡的人，多数是不回故乡的。唐朝的李白写下了多少思乡的名句？但他从来没有回过，甚至没想过要回他的故乡——远在中亚的碎叶城。但是，在故乡这个话题上，我们很难指责李白为语言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侏儒。李白有李白的道理，正如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但是李白是值得崇敬的，因为他对他脚下他乡的热爱实实在在。一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便胜却了多少“低头思故乡”。能够对自己选择和拥有的感激和自豪，才更使得李白对无法选择和不曾拥有的故乡的思念显得超脱和高贵。 故乡碎叶城对于李白来说一定是朦胧的，李白不知道故乡近几十年来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故乡当天发生了什么。他唯一可以肯定是，今夜的明月也同样照在故乡的土地上。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知道故乡过去发生了什么，近来发生了什么，此时此刻正发生着什么。甚至我们比故乡的人们知道得更多。于是我们比李白更加现实，更加忧心忡忡，更加欢欣鼓舞，更加义愤填膺。…… 不管故乡如何，我们的关心丝毫不减。都说“往事如烟”，其实不然。往事从来都不曾如烟逝去，而是久久地积淀在经历者的心底，成为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判断的依据。 说到李白赞颂华山的诗句，不禁感慨万分。华山就在我故乡，在人生和故乡最艰难的时刻，我登上了华山。那也是一个十月，是夜明月当头，次日晴空万里，置身峥嵘之上，遥望黄河如丝，目睹华山的劫后余生，想到李白的不朽诗句，我从此打定主意——背井离乡。 是什么人可以如此作贱故乡？华山所有的古迹都被砸烂，甚至护栏。山上原有“下棋亭”，何时建造，已不可考。传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早年是个游民，和人在此下棋赌博输光后用华山作赌资。后来果然得了天下，华山也成了他家的私产。红卫兵秉承旨意，砸烂一切，连下棋亭也掀进了深沟。时过境迁，在新造古迹的浪潮中，近年又新造了个下棋亭。 我不可能热爱赵匡胤，他不过是一个窃国大盗；我不能容忍毁坏下棋亭，那是故乡的遗产；我更不能容忍那些砸烂一切的愤青和他们的始作俑者，他们无视历史和他人，因此注定将被历史和他人蔑视；我也不能不嘲笑新造古迹的荒唐，只有刻意要忘记历史的人群才会乐此不疲这样的蠢事。 于是，我只爱华山，而不爱他们。于是，我浪迹天涯，并不曾忘记华山，却不屑与他们为伍。不难理解，对华山的感情，就是对故国的感情。我们并未忘却故乡，不管多少恩怨，它至少给了我们背井离乡的勇气，和牵肠挂肚的思念。 于是，我们思绪万千，在这个十月，在每一个十月。

孤 独 文：倪志娟 在北京参加了三天的哲学研讨会，就象看了三天的表演，最好的表演者并不是坐在台上讲课的那几个学者，虽然每次讲完后，求合影的、求签名的崇拜者都围满了他们左右，但相比于演艺界中追星族的疯狂只能算是小巫，没有什么新意。真正有趣的是另外一些和我一样坐在观众席上、却并不甘心做观众的人。每次讲课结束后的提问时间，他们总是很踊跃地站起来发言。 这些发言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首先就申明自己是哲学的外行，但对哲学非常向往。通过他们的自我介绍，我才知道来参加会议的并不是清一色的高校教师，还有商人、政府官员，甚至还有一个渔夫和一个73岁的农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老农民，长得瘦小精干，一点也不显老。跑到台上，用一口非常地道的方言讲演，他说话的时候很投入，全身都在动，两脚跳跃着，拿着话筒的手上下摇动，另一只手也不闲着，在空中左抓一下，右抓一下，表情异常丰富，声音也抑扬顿挫，时而还自我陶醉地大笑几声。这人应该是个天生的小品演员，只是站错了舞台。我们完全听不懂他的方言，却被他的样子逗得大笑，会场一时很乱，和上面写着高级研讨会的横幅很不相称。终于有人站起来冲着他吼，让他讲普通话，他仿佛辩解了几句，依旧用的是方言，很无辜的样子，我们又忍不住笑，他坚持说完自己的话，才下去了。 还有一类人是哲学的痴迷者，喜欢上台发表自己的新观点，口气都很大。有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师说他发现了相对论的九点漏洞，还有一个年轻的军人，说他要重新定义哲学体系，哲学应该数字化，至于怎么将哲学数字化，他又说不清楚。还有一个笑眯眯的男人，每天都要发言，每次发言又很罗嗦，大意是说哲学现在处在一个转折点，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发展本土哲学，他从89年至今，一直关心哲学的动态，已经找到了发展哲学的新方法，积累了150多万的读书笔记，恳请在场的领导和专家关注他。 这些人发言时，台上的专家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而其他与会者则不耐烦地用嘘声驱逐。我记得有一个名人曾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强调人的言论自由：大狗有叫的权利，小狗也有叫的权利。市场经济的好处是这些“小狗”可以付出金钱购买“叫”的权利（三天研讨会的会费是三千多元），可是他们自叫他们的，没有人重视他们的声音，绝大部分人是冲着“大狗”的叫声而来的。 晚上聚餐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起他们，直接用了疯子一词，有时候会加上一个修饰词：可爱的疯子，大家一边调侃着他们，一边也夹杂着一些难辩悲喜的感叹。 也许人的确是一种矛盾体。一方面，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不可能与其他人真正理解和沟通。而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处在群体之中，只有得到群体的认可，内心才能圆满。这些行为怪异的疯子，显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世界中自得其乐，但他们一定只拥有一个自适却并不自足的世界——他们努力想得到关注、认可和理解，正说明他们不能自足。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这便是人的孤独了，有人又非要去求得理解，这就使孤独的人生又具有了一种悲哀的意味。这样，当我们反观一切孤独者的行为时，仿佛都在观看一部悲剧的上演，而无论其中的主角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孤独。 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疯子，有些可爱，有些并不可爱，绝大多数是不可爱的，非得等他们死后，隔了生死的界限，他们才逐渐可爱起来。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人们都恨他们，厌恶他们，或者忽视他们，他们享受着孤独，也受着孤独的折磨。从会上这些活生生的“疯子”身上，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疯子们的遭遇。比如庄子，尼采，康德，卡夫卡等人。 先说庄子。庄子和惠子在壕梁之上关于鱼之乐的辩论，可以看到庄子是深刻地理解人的孤独的宿命的。在辩论中，他关注的是鱼之乐能否被“知”、以及如何被“知”的问题，假如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我们如何可以了解他人的内心呢？我们又如何传达我们的内心呢？假如不能了解，也不能传达，那么人内心的乐与悲又有何意义呢？庄子一生看似洒脱，其实他一生就挣扎于人性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对立之中：“梦蝶”是对梦与醒的思索，“鼓盆而歌”是对生与死的思索，“无用之材”是对苟活与成就生命之意义的思索……有限的生命，无涯的宇宙，两极的对立多半是让人“殆矣”，“一生死，齐万物”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庄子才会向往逍遥游。 再说尼采。我喜爱尼采有些叶公好龙的味道，因为在生活中，对具有尼采气质的人我一向敬而远之。但这并不妨碍我被他的思想所激动，这大概是由于他的思想中注入了他的整个生命的缘故。身体病弱的尼采，一生遭尽冷漠与白眼，他的内心却依旧蕴藏着伟大的爱，在他彻底疯掉之前，他在街头泪流满面地扑向一头被鞭打的驴子，试图用自己的身躯去保护它，显示了一种强大的博爱精神。或许他真的希望做太阳，可以拯救一切处于阴暗之中的人们，事实证明他的这种理想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然而他说：即使人生是一场悲剧，我们也要快快乐乐地去演。我不知道他是否真地快乐过——应该有过，当他写作的时候，但他的确把孤独当作了家，最终流着泪回到了他的“家”里——在疯人院度过了他短暂的一生。 孤独且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人，多半是智者，而智者毕竟只占人类总数中的极少数，那么，其他人即所谓芸芸众生又如何呢？鲁迅笔下的阿Q也许算是芸芸众生的典型，是千百万蒙昧的孤独者的绝好画像。 阿Q一定不知道孤独是何物，但他又确实是孤独的，他想姓赵，想革命，想和吴妈困觉的行为，都是想寻找同类。同时，阿Q又清高得可以，不愿和小D王胡同流，不喜欢小尼姑，为头上的癞子自卑又自傲，他分明无法和别人同类。到最后，他莫名地被抓，也不觉得有多么难过，因为人都是要死的，他终于可以和其他人做同类了，所以死反而是他的一点安慰。他是迟钝的、可怜的，无法自己做主而将一切被动当作了理所当然，让人看着想笑，更想哭。在他身上，时时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阿Q的刻画显示了鲁迅的伟大：一切伟大的作家都不止表现对现实的批判，同时也暗示出这种批判的徒劳，因为现实的残缺其根源在于人性本身的残缺，人性既然无法圆满，现实当然也是无法改变和抗拒的。 研讨会上，有一个教授提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那个教授说所谓“现象学”就是从现象入手，一层层挖掘，最后还原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我发现这种方法很有效，将研讨会上的各种怪异现象还原，出现的就是所有人最本原的存在状态：孤独。无论你沉默，或者言说，孤独不可逃避。

鲁迅与胡适，缺一不可 文：杨恒均 近读曹长青先生长文《鲁迅是打不到的巨人》，觉得耳目一新，甚至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鲁迅和胡适，无疑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与公共知识领域的两个图腾，也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界甚至政界影响最深的两位公共知识分子。但过去几十年里尤其最近这段，把两位巨人对立起来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我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虽然这两位生前身后都被对立起来，追随他们的人也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两人生前还有嫌隙，但从一个更大的框架看，他们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不但相辅相成，而且缺一不可。 鲁迅是投向黑暗的标枪，嫉恶如仇，战斗到最后还丢下一句“一个都不宽容”；而胡适则是引进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从善如流，主张“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鲁迅从教育部愤而辞职后，一生都同权力保持绝对的距离，长期生活在爬格子的清贫中，直到死亡；而胡适则从一开始就同权力“勾肩搭背”，一有机会就出任他批评的独裁蒋介石政府的要职，从接受蒋介石资助到出任驻美大使，一直与权力共舞。 鲁迅在当今政治光标中无疑会被归纳为“左”，且长期得到毛泽东的推崇，但毛也好像亲口讲过，“如果他活到今天，要就是闭嘴，要就是进监狱”，更重要的是，鲁迅揭露的那些黑暗恰恰依然笼罩着“左倾思潮”占上风或者最终取胜的国家。从这一点来判断，鲁迅一直是“打不倒的巨人”，是他作为文学与思想巨匠的成功，却同时也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哀！他一生中试图刺破的黑暗依然存在，有时甚至象雾霾一样更加浓重。他当时只塑造了一个阿Q形象，而如今，阿Q几乎都多到可以成立一个“阿Q共和国”了…… 与此相反的是胡适的越来越“成功”，被学界从新认识，拔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其实也是同国家、民族有关的，远非他一己之力可以做到。根源在于他一生中试图引进的“光明”终于照亮了部分中国大大地，他的思想变成了政治实践，并且避免了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剧烈变动，完成了国民党政权平和的转型……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多年来愈演愈烈的反思鲁迅、从新认识胡适风潮，都源都在于此。大多知识分子是从“成败论英雄”的：鲁迅揭露的黑暗依然故我，胡适引进的光明部分照亮了大地。 我深受鲁迅先生影响，几乎读过他所有的文章，且不止一遍。在我的文字中，至少有一半是受他影响并被打上了烙印的。这部分文字被不少读者看出来“有鲁迅之风”，也是我最受读者欢迎的那部分。相反，我几乎没有读过多少胡适，但后来我却更加认同他的那种文字、文风、理念与处事方式。这说起来有些奇特，所以得说明一下。 我不是科班出身，一直受到中国大陆的正统教育，是读鲁迅长大的。后来学习国际政治，也几乎是只读马克思与海外政治学著作。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出国的时候，还几乎连一篇胡适的文章都没有仔细读过。不过到了国外的这十几年里，（由于无聊和无书可读）我几乎读了那些影响了胡适的大多外国学者的原著（有的是节选本，有些是为了学英文），等到胡适热兴起后，我发现胡适的文字几乎全部是从西方宝贵的文库里可以找到的，而且人家都比他说的还要经典，还要透彻。所以我虽然认同胡适的思想，但读他的书始终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惊喜与额外的收获。 可鲁迅就不同了。这么多年下来，我虽然也读了不少海外文学、评论与杂文，也多次从价值理念与制度建设层面批评过鲁迅“只会批判而缺少建设性”，可我不得不承认，鲁迅是唯一的，而且是中国的！鲁迅对我们所处国家甚至当今时代的黑暗揭露至今无人超越，而胡适的大多闪光的思想都是“抄袭”自西方经典的。说到这里，我得再次强调，我更倾向于胡适的温和理性与改良思想。不过话说回来，没有鲁迅那随时冒出足能点燃革命的思想火花，改良何来动力？ 而我则无可救药的徘徊在鲁迅与胡适之间，这并不是望自己脸上贴金，而是我既受鲁迅影响，对黑暗一个也不宽恕，更受胡适的老师们影响，不但宽容，更学会妥协。从我的座右铭“嫉而如仇、从善如流”中就可以看出我无法逆转的“悲剧人生”与矛盾心态。口号有如心灵鸡汤，朗朗上口，随处可见。“嫉恶如仇”与“从善如流”固然都很好，但世间哪里能有几个真正做到两者兼而有之的？ 如果处处“嫉恶如仇”的鲁迅动不动就去“从善如流”，他的“脱离了愤怒”哪里能够持久？随着年岁渐长，鲁迅晚年的小说与文字也试图脱离讽刺阿Q的模子，减少一些刻薄与“不妥协”，甚至开始写英雄人物，给社会来点正能量，可惜就没有多少人看了。更可惜的是，鲁迅英年早逝。不过，活不到1949年之后，看不到今天的中国，也是他作为文学与思想巨人的幸运吧？！ 胡适的处境何尝不是一样？一个处处要接受独裁蒋介石资助和等待召唤的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当局作出正确的政策调整，不但“嫉恶如仇”时要处处小心，甚至他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同这些“恶”混在一起。胡适就职中华民国的各种职位时，也是蒋氏政权侵犯人权、打压异议、镇压民主人士最严厉的时期。但这并没有减少胡适作为一位文化与思想巨人令人尊重的一面。 鲁迅与胡适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刺破黑暗为的是透进光明，嫉恶如仇才能从善如流。用鲁迅来打压胡适，和抬高胡适来贬低鲁迅，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思维，是可叹、可悲的。但更可叹、可悲的是，由于对言论的打压与控制，我们早就没有了揭露黑暗的鲁迅；由于利益集团的“家天下”与鼠目寸光，我们也看不到生于这个时代的胡适们能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在一个既无鲁迅又无胡适的时代，我们凭吊文化巨人，也凭吊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多艰……

帆船和翻船以及中西教育差异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个纪录片在英国和中国都十分火爆，其讲述的是英国某个中学借了5位中国的中学教师，让他们用中国的教育方式去教英国学生，看看是否可以从中借鉴一些经验，以改善英国的中学教学质量。其起因是这样的：在全世界中学水平测试中，上海成绩最好，而英国的几个城市成绩最差，那么如何提升英国的中学教育水平呢？是否可以从成绩最好的一方学一些经验呢？于是就有了这么回事。 2015年的8月初，BBC的纪录片第一集刚刚播出，要播几集还不知道。但是第一集的教学结果似乎是英国的学生并不买账，他们不适应中国的教学方式。比如科学课英国是在实验室先动手，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逐渐摸索结论。而中国老师的方式是，在讲台上演示，把结论告诉学生，让大家记住。前者注重的是一种过程的体验，而后者是一种结论的传授。 如果说从考试成绩来说，那么很可能是后者比较有利，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学生得到了关键的结论，如果学生记住了，成绩就会不错。前者就不同了，在课程中所获得的很多是失败的教训，整个过程充满着失败，而这是无法直接提高考试成绩的。 BBC的系列纪录片最终将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尚未可知。但是BBC的纪录片是以批判和思考见长的，最终可能是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是思考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结束。 就在BBC播出这部纪录片的一周前，我正好碰到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也正好在感慨这个问题。这就是发生在蒙特利尔一所暑假帆船学校的事情。 帆船学校所在地在一个帆船俱乐部里 我那两个小子（Alexander 12岁，Oliver 10 岁）坐不住，除非玩电子游戏。既然他们对帆船运动有兴趣，就去学学。学校其实是在西岛尽头的圣劳伦斯河畔的一个帆船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大人小孩都可以各取所需，有水平很高的，也有初学者。专门给暑期的小孩子开的帆船学校时长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可以学什么呢？据说可以拿一个帆船驾驶二级证书。反正我没有什么参照系，不知道这二级能干什么水平多高。我觉得就是一个暑期给小孩子消遣的活动而已，培养一下爱好而已。 第一天他们从帆船学校回来，说是很没有意思，就是讲课而已。但是，第二天回来，他们就说很好玩了，接下来就更好玩了。我想，好玩就好。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老师不知道是怎么教的，只需要一个星期他们就可以独立操作了。小帆船，圣劳伦斯河，每船两个人，老师在远处管安全。剩下的就是小孩子自己操作。初学的都是十来岁的小孩子，男孩女孩都有，就这样，一个星期多点就都像水手了。 学生们在圣劳伦斯河上航行 小孩子自己在操作驾驶 这个结果令我感到意外，但是让我更感慨的是其教学方法。我是在西方得到博士学位的，我当然知道西方教育方法和中国的不同，但是我毕竟是在教育的顶端体会中西方差别的，我并没有在初等教育中有直接的体会。他们初等日常教育方法当然也和中国的非常不同，从小孩子开始就这样。关键就是动手和实践，让他们自己去想象和尝试，让他们体验他们自己操作的结果，包括失败和成功。但是这个帆船学校却把这种不同推向了极致。 他们说的很没意思的第一天是讲基本原理和安全，小孩子不爱听是肯定的，但这是必不可少的，老师对此不厌其烦。安全第一，逃生方式必学，这是西方教学的开场白。接着，既然安全有着落了，就让他们自己去折腾了。 我因此想到几年前他们参加足球学校的情景，老师开始讲规则，完了就让小孩子比赛。根本没有技术训练战术训练。等到最后比赛结束，老师才出场，让小孩子列队和对方队员一一握手。对他们来说，人格培养是重要的，尊重对手，尊重自己，别的技术战术都是让小孩子自己去体会的，有了足够的体会到了一定的水平才需要指点。我总觉得在西方学点东西与其说是学的，还不如说是摔打磨练出来的。 等到家长在第十天应邀去坐他们驾驶的船，以体验他们的学习成果时，真的不可想象他们在十天前对帆船还是一窍不通。他们的表现十分像样，各种术语和操作，那动作让人觉得他们已经是有点历练的水手了。 Oliver在用身体重量抵抗风的力量以保持帆船的平衡 Alexander在掌舵 圣劳伦斯河的水流还是有一定的速度的，河面非常宽广，风也比较大而且不太稳定。老师那淡定肯定让不了解西方教育的家长蛋疼：这么宽的河面就让这些初学者自己操作？更不可思议的是船翻了老师还很淡定。当然他们的淡定也有理由，首先孩子们的入学条件是必须会游泳，再者必须穿救生衣，还有，船是设计好的，会翻但是不会扣过来底朝天。有了这些条件后，船翻了就翻了，老师淡定地看着，小混蛋们在水里使劲折腾，想方设法把船再正过来。有这样当老师的吗？有这样教学生的吗？要是在中国，家长早就领着孩子走人了，嘴里肯定还叨唠着“作孽啊，作孽啊！”搞不好还要投诉。 正是这样的教学，让这些小家伙很快就学会了，而且还特别有冒险精神，很有创意。他们试着看看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翻船，不断地寻找翻与不翻的临界点，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肯定会翻的。翻了，临界点就找到了。他们说他们翻过几次船，其实不说我也知道。我在船上的时候，这两个家伙说要试试临界点，我说今天不行，我手机在身上，否则你们可以试试。我当然知道，如果不翻船，这“试试”是不会结束的。 我怀疑500年前的哥伦布和麦哲伦都是这样开始学习帆船的。更早的维尔京人也应该如此。驾驶帆船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这种不怕艰难险阻不怕翻船的精神才是真正应该学习和继承的。如果说哥伦布和麦哲伦仅仅靠他们的技能和国王的命令完成了伟大的航行，那绝不正确。麦哲伦为了进入那个传说中的“大南海”（现在的太平洋）而一直沿着美洲大陆向南航行，天气越来越冷，食物淡水越来越少，船队中越来越多的人说他是疯子：哪里有什么大南海？只有疯子！船队大部分船无法忍受这毫无希望的远航而逃跑回到西班牙，但是麦哲伦依然坚定。正是这种勇气和痴迷使得麦哲伦在美洲的最南端找到了通向太平洋的海峡——今天以他命名的“麦哲伦海峡”。然后便是那一望无边的“大南海”——由于他们航行期间风平浪静而被不公平地重新命名的“太平洋”。冒险家也冒不该冒的险，胜利在望的麦哲伦居然在靠近印尼的太平洋岛屿上卷入了一场土著人的内讧，结果身亡。这也算是英雄气短吧。如果真的没有这些缺点，也许英雄也不成立。 这俩小子对这些英雄人物似乎还没有到感兴趣的年龄。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懂的还很多，以便显示尽管我不会驾驶帆船，但并不是一窍不通，理论上还是可以胡说八道一顿的。 我想你们真这样厉害？就把我所有知道的和推理的帆船知识都搜肠刮肚出来考考你们： “如果你从A到B，航向正北，但是风向正北顶风，你可以抵达B点吗？” 回答让我非常吃惊。“这当然可以，你就这样航行，这样。”Alexander比划着。额滴天啊！我在大学才搞明白的东西他们这会儿就明白了？ “你们老师这也教？”我悻悻地问。更过分的是“不是老师教的，是我们自己搞明白的。” 我真的对中国的教法彻底绝望了。他们的老师其实就是放任自流适当指导而已，这些家伙就学会了。想象力其实真的比知识更加重要。如果可以启发学生的想象力，那老师确实可以事半功倍。看这些老师淡定的样子和学生们的成就，你真的没法不蛋疼。 你说要用填鸭式的教法，那得多费劲才可以把学生说服其实顶风也是可以让帆船抵达目的地的。当然你可以告诉学生，可以顶风航行，这就是结论，考试必须这样答。这样当然可以得高分，但是这和学习有什么关系吗？我肯定关于顶风航行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可行的。读者你们知道如何航行吗？ 我总不能这么不体面地被这两个小崽子打败吧。 我又问：“帆船的航行速度可以超过风速吗？” 这次我得意了，因为他们抓耳挠腮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估计明年他们肯定会带着这个问题去航行的。其实我也只有理论的答案。读者不妨思考一下。 教学真的是应该启发式的，让学生自己思考想象和动手实践。学生的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 胜利返航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由BBC纪录片引出的话题。这些差别基本上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教育系统培养的学生通常考试成绩不错，但是越向前走路却越窄。其实，这问题就在教育过程本身。中国式的教育在于复述知识，在训练这样的复述而获得好成绩的同时，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了。当学生的好坏仅以分数来衡量，而分数可以从记忆和复述知识获得，那么在这样的体制下，还会有多少学生愿意思考问题并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已有的知识呢？在结论如此容易获得，而过程的崎岖又不能带来任何奖励的情况下，还会有人热爱认知过程吗？ 当我们看到那些以欧洲人名字命名的定理的时候，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式的教育目的是把人培养成螺丝钉，而不是培养独立思考的人。数千年来一直如此。我们的教育培养师从和复述，把学校变成了考试训练场，最终变成了智力屠宰场。 因此可以这样说，西方教育给了学生一条相对艰难的获取知识的道路，教学并不急于把正确的结论告诉学生，而让学生在过程中学习，包括犯错。而东方教育给了学生一个相对容易的获取知识的过程，教学就是把现有的知识以不许质疑的方式告诉学生。这其实就是“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的差别。中国人其实并不是不知道哪种方式更好，但是在教育这个领域，中国一直没有想明白。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奇怪的结局。在全世界的测试中，最好的城市都是亚洲的，而欧美的城市则都比较差。这很有意思，其实如果要是两千年来一直有这样的考试，那么结果一定一直是这样的。越是侧重师从和复述的文化，学生考试越好。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很奇怪的。这些考试成绩很好的国家的下一代还是好学生，但是他们在学习考试成绩比较差的国家的上一代学生们所创造的知识。代复一代，后者永远是好学生，前者却辈出创造者。 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是培养出高分的考生，还是独立的思考者？我不知道完美的答案，但是至少知道中国的教育方法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欢迎订阅时代学园公众微信号，在手机上看我的文章。微信号：TimeAcademy

从知识的细化开始 文：Donna 在我的想象中，远古的世界是危险但单纯的。危险，因为自然界的种种不测和弱肉强食法则都是人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单纯，因为当我们的祖先看到云、雨、雾等自然现象时，当他们见证各个物种，包括他们自己的生老病死时，当他们以各种仪式和自然界的“精灵”或逝去的“亡灵”沟通时，他们并不会把其背后的原理，或观察这些事物的技巧归类为科学、艺术或宗教，更别说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生命科学了。 从六岁起开始上学，一直到二十一岁大学三年级，我花了十五年才发现这“单纯”其实是世界的真相。在那之前，所有大学里的学科，书店里一架架的教材，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不同方面的问题要去不同的办公室问不同的老师…… 然后，有一天，我意识到所谓的“流体动力学”与“热与物质的传递”是同一门课，而表面上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流程建模（Process Modeling）” ，则是在为以上那门“大课”提供一些计算的方法。在那之后，我这种类型的“顿悟”就没有停止过，比如说，其实烹饪是化学更为感性化的一个分支，管理学是政治的近亲，而宗教可以视为包容了其系统化风俗传统的哲学，就连科学方法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宗教。 不同的学科拿起了不同的工具，就像画家拾起画笔、厨子拿起菜刀、吃货展开筷子，但是我们与之互动的都是同一个流动的变化的不能被大卸八块，分块贩卖的世界。 如果我所受的教育，一直没能把这一点传授给我，哪怕是花了十五年，二十年。那么我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充满了知识碎片和专业术语的世界，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典型的现代化世界。 那么为什么，在现代，我们大多数人接受的教育强调的是专业化，而不是通识？这就牵涉到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目的，从而可以上升为一个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每个年代的政治制度折射又是同时期不同国家和文化的集体哲学…… 在个体方面，每个人选择的个人哲学，和他自幼年起就接受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而一个国家的国民的集体哲学，和他们的历史和传统也是息息相关……而这些因素又都是被其他因素所影响的…… 反思到某个程度，人类的思考仿佛是无穷无尽的自我指涉，死命拽住自己的鞋带，希望能够就此腾空。这反思有意义吗？这反思没意义吗？有意义没意义是由自由意志决定吗？自由意志存在吗？…… 哲学反思的根本最终需要某种信仰，不需证实的固若磐石的一切其他思考的根基，好比数学中的公理。 千言万语，化作一个问题。 你的信仰是什么？ 你到这世上，将什么作为你的使命？ 如果问我，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被无条件接收，被爱，被重视，接受这种爱和给予这种爱将是我们一生的课题。 但是，我还相信理解，理解宇宙的运作和其间的万物，不管穷其一生是否能够达成，哪怕注定不能实现，也是一件让我充满爱与能量的事。理解我身边的人和世界另一端的人，理解社会、自然、我自己，和超出我们自己的能量，就先这样子吧。

简单就是美 文：亦乐（蒙特利尔）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还幸运地居住在一个富有的国家（编者注：指加拿大），这足可以让我们沉浸在物品的汪洋大海之中，无论是“需要”还是 “想要”，为其辛苦不已并且难以自拔。 摄影讲究减法，简单就是美。生活何尝不是这样。有个日本人叫金子由纪子的，就提倡大家过“不持有的生活”。 “不持有”并非省吃俭用或者搞得家徒四壁，而是不持有“非必要物品”，用“少量物品过悠闲生活并从中获得快乐”，把一些我们不是很想要的东西舍弃，把时间或空间留给更重要的人、事、物。 生活里属于我们真正需要的物品究竟有多少？回想起我只身从中国到纽约学习的时候，全部身家就是两只箱子，它们装着我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衣物被单、锅碗瓢盆、参考书籍……，用当时微薄的津贴住在世界最贵的城市之一，我准备好尽可能地少在那里买东西。 其实后来我常用的还仅只是一只箱子，租住的公寓没有衣橱，它是我的“衣橱”，每天我穿着从那里拿出来的衣服，光光鲜鲜地去医院上班。虽然与美国医生同事们在经济上有着天壤之别，但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时我依然是穿戴得体，自制的午餐盒饭色香味营养俱全，常让他们羡慕得直咂嘴。不用多少钱我就能活得有滋有味还很有尊严，感觉自己很棒。 另一只不常开的箱子里装着不合季节的衣物，和一摞准备着某种场合穿而始终没有穿出来过的服装，比如说旗袍。 这两只箱子跟着我转战南北，紧张的学习，简单而充满新奇的生活，我并没有时间和金钱添置多少东西，也从未感到过缺乏。 只是每一次搬迁我都没舍得精简从中国带来的衣物， 直到N 年以后，在花了不少钱到处托运过它们之后，那堆不合时宜的衣物，最终还是进了“救世军”， 我那两只箱子里居然还有一大堆是废物！ 定居蒙市多年，家，从小公寓搬进大公寓，然后搬进了House。人有个习惯，爱拥有而不爱丢弃，最后从住了六年的公寓搬出来时，一家四口全上阵，清理了半个月还居然塞满了一大货车，劳烦之余我写下了这篇感叹： “我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多的东西？” “搬家最好的别名叫垃圾大盘点，扔掉一些，再把另一些挪个新地方供着。两周以来，我们一家四口房前屋后翻遍，盘得筋疲力尽，反反复复问的只有一个主题： 这个还要吗？要了干什么？每天都扔出去几大袋，最后还是让人头疼的一地“精选”。 看着这堆难以割舍的“财产”，我不禁自问：我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不停地买又不停地扔？再买越来越大的房子来存放生活的奢侈或复杂。最关键的是，为了这个无聊的循环，我不得不努力工作挣钱，承受压力，放弃我的爱好。 朋友在电话里祝贺：“终于有了自己的House，你一定很兴奋！” 我无言以对，能让我真正兴奋的是背起背包走遍天涯，去探究世界无穷的奇妙，对我，这是好房好车永远也无法取代的乐趣。 世上之事，有得必有失，我今后也许有了舒适的居所，但离我梦寐以求的自由，首先是财务和时间的自由，却大大地走远了，我正式沦为不折不扣的房奴，会有人因成奴而兴奋的吗？我希望我的理想今后不会在那美丽的大壳里窒息！” 改变习惯首先得改变观念，我既然在仅有两只箱子的日子里可以过得充实而快乐，现在的条件可谓很奢侈了。忘了是谁说过：“我们拼命奋斗不是为了生活的必须，而是为了生活的奢侈。” 那次搬家以后，我严格控制往家里买东西，特别是摆设，朋友送的礼物如果实在用不着就及时转送给需要的人。几年来，除了愈加茂盛的植物和越来越多的书籍，以及墙上严格精选搭配的几幅自己的“作品”，家里基本保持着刚搬进来的简洁，通透明亮，令人神清气爽。 金子由纪子总结的几种习惯对我们迈进“不持有”的生活很有帮助： 1. 不拿。免费得到的东西，很少被人珍惜，因此往往囤积不用，不拿免费塑料袋，不拿免费发送又用不到的赠品。 2. 不买。只要是“没有也无所谓”的东西，就坚决不买，这样家中就只会出现真正喜欢、真正必要的东西。 3. 不储存。不囤积保鲜膜和卫生纸这类消耗品，也许大减价时买了一堆，像占了便宜，却容易造成使用上的浪费。 4. 丢弃。养成丢弃的习惯，杂志或小册子超过一定数量，就丢掉，用不着的漂亮糕饼盒子、过期的食物和调味料也丢掉。让丢弃这件事，变得轻松愉快。 5. 替代。添购一样物品前，先想想家里是否有其他东西可替代？避免多持有一个东西。活用现有物品，不是为了弥补贫困，而是为了创造丰足。 6. 借用。不常用的东西，可以借用或租用，和其他人一起使用更多物品，每个家庭或许就会减少囤积不常用物品的情况，避免占据居住空间，减少无谓的浪费。 不持有的生活不仅是提倡绿色环保、节俭、乐活，更重要的是减低物欲会让精神压力得到释放与解脱，有利心灵的成长以达到各方面的平衡。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体验，多经历，少持有，因而，不迷失。

为啥中国教授贬值？ 文 / 嵇少丞（蒙特利尔） 不久前我在搜狐博客上读到一篇文章——《国产“黑鹰”何时出现》，感慨良多。“黑鹰”是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生产的双涡轮轴引擎、单旋翼直升机，其最大起飞重量达9185公斤，转场航程大于500公里，外部货物钩可起吊3630公斤重的货物，内部油箱1370升。该机配备两名飞行员，货舱内可搭载12名乘员，紧急情况下可搭载19名乘员。关键是“黑鹰”直升机的飞行安全可靠性超群，在高原与山区等地势险恶的地方飞行，“黑鹰”所占的优势更显著。1984年，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为了联手抵抗苏联，美国向中国出售24架S-70C民用“黑鹰”直升机，每架600万美元，再加上3套单价78万美元的外挂式副油箱系统以及维护直升机所需的工具备件等，中国总共花了1.5亿美元，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啊。之后中国还想高价购买老美的“黑鹰”直升机，可是老美硬是不卖给中国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款直升机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的高原性能最好的直升机，“黑鹰”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一旦高原山区发生诸如汶川地震、芦山地震这样巨大的灾情，依然还需伏枥老骥的“黑鹰”披甲上阵，因为实在派不出能力比它更强的直升机了。这就是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到2013年的芦山地震，第一时间待命的总是“黑鹰”直升机的原因, 可是，当年买回的24架“黑鹰”除了摔毁的4架，现在能飞的越来越少了，毕竟持续服役太长时间了，加之老美不卖给我们“黑鹰”的零部件，所以坏了无法修。 美黑鹰直升机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中国广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9462.3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资源5550.4万人，高技能人才资源2863.3万人，农村实用人才资源1048.6万人。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研发人员数量达到288万人，也是世界第一。2012年全国研发投入达到1万亿元，即使在世界上也是数得上的。另外，据教育部的数据，近十几年来，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中国大学教授总数世界第一。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学者发表科技论文越来越多，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许多关键性核心技术依然掌控在西方人手中。从1984年到现在，近30年过去了，中国不但自行研制不出“黑鹰”这样的直升机，而且连模仿制造也搞不来？痛心啊！教授满街走，真才有几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界的悲哀！中国大学的悲哀！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聪明勤奋吗？我们不是劣等民族？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还这么落后？中国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不缺人才”？在科学技术方面，从来就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人海战术）说了算，中国不是不缺一流人才，而是太缺一流人才。从国外引进几千“千人学者”，又有几人真正全职回国？有的被引进的“千人”甚至有严重的学术不端问题，被国外大学与研究所勒令下岗。屈指可数的几个大海龟（施一公、饶毅）还常被网上的泼皮土鳖骂得狗血喷头。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一流人才，钱学森之问迄今无人回答。中国科技人员的整体业绩太让人失望了。在中国科教界，很大一部分科研经费没有用到科研的刀口上，不幸成为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甚至还有大学校长，接受建筑商的大量贿赂，花大钱到澳门赌博，包养80后女学生，被判处无期徒刑。网络上人们常常把教授写成“叫兽”，社会上大学教授贬值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为什么过去的大学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季羡林先生语），而现在的教授却如此“沦落”，反差的致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大学教授们自己不争气。 相比之下，西方特别是老牌的西欧国家如德国对大学教授非常尊重。本人曾于1998－1999年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度过一年的教授学术假，所在的国立研究所在我办公室的门上写着“Herr Prof.Dr.Shaocheng Ji”（嵇少丞博士教授先生）。每次旅行，秘书给我买好的飞机票、火车票上我的名字之前也印明“Herr Prof.Dr.”，如此“不厌其烦”标明头衔，德国人对教授的尊敬由此可见一斑。 欧元之前的德国马克上印着德国历史上著名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的头像。在德国大小城市中，用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公园比比皆是。德国前总理科尔说过，“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德国马克上印着德国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的头像。 德国人为何对大学教授如此尊重和尊敬?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教授们用他们的实际业绩赢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尊敬，二是民众从教授们创造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成果中享受到实际的利益。 德国历史上出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柯亨、那托尔普、卡西尔、文德尔班、卡尔纳普、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伟大哲学家；产生过马克思、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著名思想家。德国产生了像欧姆、赫尔姆霍茨、克劳修斯（热力学第一定律）、伦琴（X射线）、狄塞尔（柴油机）、普朗克（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相对论）、玻恩和海森堡格（量子力学）等著名物理学家；高斯、莱布尼茨、哥德巴赫、雅可比、狄利克雷、黎曼和希尔伯特等杰出数学家。德国也有过许多伟大天文学家，如天体力学的奠基人开普勒，星云假说的提出者康德，现代理论天体物理学大师史瓦西等。德国还是世界化学王国，出现过经典化学大师李比希，光化学巨匠本生，生理化学先驱科塞尔。德国在生物学方面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它诞生了比较胚胎学之父贝生、细胞学说创始人之一施旺、细胞病理学之父微耳和细菌学奠基人之一科赫等著名生物学家。德国也有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巨匠，例如，大诗人歌德、戏剧家席勒、浪漫主义诗人海涅、童话大王格林兄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亨利希曼。德国是世界著名的音乐王国。世界音乐发展史上好几个代表人物都是德国人，例如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巴赫等，德国出现了光照世界的大画家如丢勒和贺尔拜。德国的洪堡大学（1949年前叫柏林大学），一个学校就有29位诺贝尔奖得主。可是，一个人口十几亿、高呼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许多年的大国至今依然没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既然德国的教授为世界文明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怎能不受人民尊重和尊敬呢？ 　 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 德国之所以在学术和思想界名人辈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很早建立了完善的大学教育系统。早在19世纪初，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便厉行教育改革。根据洪堡理念，大学的基本特征有二：寂寞（独立）和自由。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大特征为依据。大学的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一定与之保持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在洪堡看来，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没有寂寞（独立）就没有自由。 19世纪初, 普鲁士惨败于拿破仑的法国，虽然当时普鲁士要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国王威廉三世依然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下决心要办好普鲁士的教育。柏林大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了，威廉三世不仅把豪华的王宫捐献出来作为柏林大学的校舍，而且每年还为柏林大学拨款15万塔勒。而在教育大臣洪堡为学校做的预算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用作了建筑费用，较多的经费则用于聘请真才实学的一流教授。在洪堡大学的预算中，比人员工资预算还要多出一倍的是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经费。洪堡明确提出：“国家必须对教学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大学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是职业或技术培训中心，更不是卖文凭的机构。” “为科学而工作”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风。上世纪20－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惜，近60年来人们把这样的理念几乎忘了, 更甚者——出大官者，乃杰出大学也。 孕育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德国洪堡大学（原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刚创建时，教授的标准工资是年薪1500塔勒。可是当时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家庭，年生活费仅需150塔勒，也就是说，一个柏林大学教授的工资足够养活10户手艺人家庭。生活在一个经济收入“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中国，教授是很难有足够的自尊和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尊敬的。德国和西方国家大学的教授名额有限，每个专业一般只有一个教授。中国大学教授太多太滥，同一专业往往有20几个教授，有的正教授都没有发表过什么有影响的论文。在国外找不到助理教授位子的博士后，往往一回国就成为正教授，就以为和国外正教授对等了，其实不然。所以，中国存有严重的“职称泡沫”。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大学的教授尊重和尊敬呢？为什么当今教授越来越贬值，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中国大学的教授中没有出现莱布尼茨、爱因斯坦、普朗克、玻恩和海森堡格等那样杰出的科学与文化大师，没有发明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照相机、计算机、手机等，也没有发现电、微积分和相对论。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器、交通和通讯都是西方科学家原创的成果，中国大学的教授对这些重要的人类文明几乎毫无贡献。这里既有关键的体制问题，当然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再看中国大学校园有些教授，不用谈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了，简直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没有差别，拉帮结派，吹牛拍马、投机钻营，溜须拍马，混迹于市俗，热衷官场，勾心斗角，或滥竽充数，不懂装懂，误人子弟，剽窃国内或国外的论文，制造垃圾论文，他们哪里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或在酒桌、歌厅、麻将桌上花时间，这类人注定在科学上没有创新。如果连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都没有人管，这种氛围中又怎会出得了真正的成果？ 教授贬值如同货币贬值，实货不多，还猛印钞票，货币就贬值了。中国教授学术不高、贡献不多，却人数很多。所以，教授贬值就呈必然之势。

孔尚任谈“楼塌”被罢官 文 ：达路仁 孔尚任 清初的诗人、戏曲家孔尚任，是孔子的64 代孙，受到康熙皇帝赏识，官任“国子监博士”。虽然这是在国子监管教学的官职，但是那时只有三个人有这个职称，还有一定程度的监国功能，该在当今的“院士”之上。并且像当今的院士一样，也有不少兼职，孔尚任还兼任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等。他的名作《桃花扇》，是一个有实事实人依据的爱情故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也是“十年磨一戏”，三易其稿。上演之后，风行京城、甚至全国，“岁无虚日”，可见盛况空前。不过第二年，就被免职。孔博士叹息“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看来被罢官与这出戏有关。这是为什么呢？ 在《桃花扇》中，有一段老艺人苏昆生的唱段： 俺曾见， 金陵玉树莺声晓， 秦淮水榭花开早， 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 俺曾睡过风流觉， 把五十年兴亡看饱。 那乌衣巷，不姓王； 莫愁湖，鬼夜哭； 凤凰台，栖枭鸟！ 残山梦最真， 旧境丢难掉。 不信这舆图换稿， 诌一套‘哀江南’， 放悲声唱到老。 曲中对统治者（包括皇帝和高官）的腐败、豪奢描述得淋漓尽至。从盖楼、到大宴宾客、到人去楼塌，“五十年兴亡”， 美景不长。《桃花扇》通过社会底层艺人之口，吟唱控诉了官员腐败导致亡国的不义恶行。指出了腐朽奢华所带来的灭亡命运，对昏君佞臣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 《桃花扇》中这样的唱词，虽然唱的是明朝晚期的衰败，清朝统治者听了同样不顺耳，于是罢了孔尚任的官。 由此看来，听起来不顺耳的事，自古有之。到了1962 年，毛主席和康生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可见说错了。 清初的孔尚任，好像就已经利用戏剧讽刺和反对奢侈腐化的当政一党了，还被识破“揪”了出来。用戏曲反党是不是他发明的，还有待考证。好在那时没有批斗，但是也有撤职的惩戒。几百年后的现今，“人民”政府虽然到了耳顺之年，可是听到的不顺耳的话越来越多了。于是就拿了纳税人的钱，养了一批国安，以施行言论控制来维持“和谐社会”。不过这已经算是进步许多了。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如果说了不顺耳的言论让政府或者觉悟高的人听见，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反革命”，仍会把你整个半死。 所以，最近有人发表研究成果，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已经达到了62.75%。看来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跟几百年前的《桃花扇》事件相比，估计我们的民族现在已经“复兴”到了清初的水平。再继续努力“复兴”下去，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许就能达到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平了。那时虽是奴隶社会，但是可以“百家争鸣”，而且还没人用“阳谋”来“引蛇出洞”，或者秋后算账。只可惜到那时候，国安和网管谁来养着呢，恐怕就要失业了。 其实，不管哪个党派的个体利益，比起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是不足挂齿的。而民族复兴确是一件伟业。为了国家和民族，如何摆正心态，接受现代政治文明，跳出团体的既得利益和最终难堪的腐败灭亡的怪圈，避免“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危机给人民带来新的伤害，使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值得每个关心中国的人来用心思考的。

到市政府解手去 文 / 张庭华（蒙特利尔） “到市政府解手去。” 这是我听老外说的一句话。这话是在讲事实？还是在嘲弄政府？我不得而知。回忆当时老外说话的语境是在谈论物价上涨，语气是在抱怨政府对社会贫困关注不力。所以我想，这俩老外是对政府有意见，发牢骚。如果是这样，我则要把这句话译为“到市政府撒尿去”了。 加拿大的老百姓，真能去政府机关大楼里解吗手？没有见过，我不知道。 8月16日上午，我和老伴到老港去观光人造沙滩。10点钟，我途径蒙特利尔市政府时，见市政厅大楼修葺一新，看上去漂亮多了。我拿出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照市府大楼的新姿。这座西洋味十足的宏伟建筑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壮美。据说，这座大楼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了。 蒙特利尔市政厅 蒙特利尔是北美大都市，七十年代前曾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也举办过世界夏季奥运会。蒙特利尔市政府大楼，老外说是“city hall（市政厅）”，它座落在一个山头上。我坐在附近广场的树荫下回望大楼，忽见市政厅的大门开了。这时，我想到了“到市政府解手去”那句话。我跟妻子说：“你等着，我到市政府解手去。”我心里想的是，去体验一下老外说的“到市政府解手去”那句话是真还是假？ 妻子说，能让你进去？我说，不让进我再回来。 横过车水马龙的大街，我走向市政厅。大楼门前的花坛里鲜花盛开，两个植物造型花瓶形象逼真。我壮着胆子踏上台阶径直向大楼里走去。市政府大楼门前没有设岗，我顺利地进去了。进门我见一左一右男女两尊黄铜雕像。向里进了第二道门，有位老外绅士般地坐在弧柜桌内。他看我一眼，说了声“Good morning！”我赶忙回话，随问：“Where is the washroom？”老外向右侧指了指，态度和蔼可亲。 从厕所出来，我慢慢地环视政府大厅。古老的吊灯，雅致的议会厅。整个厅堂装饰得简单朴素，没有我想象中的堂皇与奢华。我问能否照相，老外说OK。我想我是外来移民，一个尚未加入加拿大国籍的平民老百姓，今我借口入厕，也登上了市政厅这大雅之堂。我很自豪。 这时，来市政府大楼的人多了。人们进来各行其事，有来解手的，有带着孩子来的，有两个孩子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加拿大的普通老百姓确实是能自由地出入市政府机关。蒙特利尔市政府就是一座楼，没有院子，也没有挂牌子，墙上没有政治标语和宣传口号。这在我亲身经历之前是想象不到的。 听说我进了市府大楼，我老伴很惊奇。她说：“我也去政府大楼里看看。”老伴的腿刚换了膝盖骨，她拄着拐棍向市政厅走去。老婆子好奇，她大概也想去体验一下加拿大政府与她所知政府的不同情况。40多分钟后，老婆子才回来，等得我心焦。 “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我问。 “那楼里大着呢，我都看了看。你去地下室了吗？”听了老伴的话，我后悔没有在市政府大楼里多走走。比如说地下室。再如我能否坐电梯上去呢？老伴手里拿着折叠画页，她说是在市政府大楼里的架子上取来的。打开画片来我看，一份是介绍市政府服务职能的指导册子，一份是市长等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照片。加拿大市政府没有人造的威严。市政府也没有感到老百姓对自己有什么不安全。权力在这里是那么的平易近人。 “到市政府解手去。”这句话在加拿大我真的做到了。看来老外说的确实是事实。我真没想到，蒙特利尔市政府大楼里的厕所竟然是对市民开放的，这不是公共厕所吗？ “加拿大的老百姓真牛！”难怪有人这样说。 退休前，我在中国工作的三个单位都有门卫。门卫就是守门人。门卫的主要工作是把守大门不让闲杂人员入内，兼做收发邮件。像省、市政府这样的大机关，门卫都是武装卫兵站岗放哨。一次我去省委组织部找老乡，卫兵拦我问找谁，我告诉他姓名，他打电话给那人，征得允许后，卫兵让我填写登记。姓名、年龄、单位、事由、身份证号、来去时间等一应俱全。后来，我去省人民政府取我从北京带回来的加拿大签证。省政府卫兵拦住我问何事。如实相告后，卫兵领我进了接待室，柜台里一个人让我出示身份证，也要我填写来客登记。另一个人从柜台后出来，警惕地上下地打量着我，让我拉开提包检查，又让我从一个安检小门里走过，跟登飞机过安检门一个样。我是国家公民，又是一个老人，政府对我不相信，如临大敌一般。 北京的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前有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新华门门里门外两侧站着四个持枪荷弹的卫兵，让人望而生畏。 中国是一个多“门卫”的国家。历史上的城门有卫兵，相帅府大门有军卒，侯王爷门口有家院。现如今“把门人”叫“保安”，统一着装，戴大盖帽，威严了许多。上次回国，我听到一个农民说的顺口溜： 一进城，吓一跳，到处都是大盖帽。 有黑的，有兰的，到处都是要钱的。 自从我来到加拿大，应邀我到市政府开过会，市长和我照过相。在魁省议员召开的听取民意会议上，我发过言，我表达了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凡事一经比较，孰优孰劣也就十分清楚了，您说是吗？

“我”什么意思？ 文：嵇少丞（蒙特利尔） 汉字中“我”字很有意思，左边为“手”，右边为“戈”，两者有一横紧密相连，意思就是只有手中紧握枪杆子，才能成“我”，否则就失去自“我”，成为别人的奴隶或附庸，受人统治。这个“我”字自甲骨文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写的。有时候，手握枪杆子的人对手不手握枪杆子的P民说“你们是国家的主人，我是你们的公仆”，这种忽悠谁信谁倒霉。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林彪说：“有权幸福，无权痛苦”。无数中国历史证明，有枪就是草头王。所以，因为这个“我”字，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先有了枪杆子，然后才有了政权，一旦有了政权就竭力维护其政权，用枪杆子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有枪杆子的人对没枪杆子的P民绝不让步，我要拆你的房子，你还敢反抗怎的？没枪杆子的知识分子，哪怕是坐拥几千万粉丝的大V，还照样逆我者嫖娼。 上下5000年中国历史，人人都想做名符其实的“我”，所以苦苦“找”寻的东西就是要枪杆子，有了枪杆子就“成”功了，于是江山各领风骚一二百年，然后再被枪杆子推翻，以暴易暴，恶性循环。关键问题是中国“我”与非“我”之间从来无法通过谈判达到妥协，社会矛盾无法化解，最终引发总爆炸，只能通过枪杆子“你死我活”地解决， 于是发生了“战”争， 争啥? 还不是枪杆子与地盘。“战”争就是“伐”、“戕”, “戗”, “戳”, 总之都是拿枪杀人。拿了枪就是从“戎”，持枪抢钱的人就是“戝"，大者有卖国戝与窃国大盗。 英语中的我就是一个简单的“I”，就是一直立行走的人（也是象形文字），但是顶天立地，无需手握枪杆子也能自立，于是就有了三权分立与民选总统与各级政府。

科技进步与普世价值 文：赵敏（蒙特利尔） 有关普世价值和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关系的论证已经汗牛充栋。其实，普世价值与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也是唇齿相依。 由于在中国和加拿大都学习和工作过多年，最近几年又长期在中国出差，我一直比较注意观察和分析两地之间的各种差异及成因。其中包括探究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在世界上领科学之潮流、执技术之牛耳，而中国人总是难以望其项背、老在后面紧赶慢追呢？ 我发现除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起步晚、教育体制僵化等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尊重和践行普世价值。具体地说，一个国家是否社会民主、思想自由、遵守法制、尊重人权，对科学技术人员的个性形成、人格锻造、自信心培养、创造力发挥，成才的环境等等，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 只有社会民主，人人平等，形成公民社会，消除官本位，每一个科技从业者才可能是一个自信自尊的人、有着阳光心态的人、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人、勇于进取且敢于担当的人。而在中国则常常看到另一种景象:在领导面前，工程技术人员毕恭毕敬，谨小慎微。很多技术问题无论巨细，都等各级领导来拍板定论，技术人员不愿也不能承担责任。不少技术人员以领导意志为准则，还有人为弄个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在那里，你看到的是很多技术工作者不同程度的尊严丧失，精神萎靡，权利敬畏和人格压抑。这样的科学技术队伍怎么能有科学创新的勃勃生机，和敢为天下先的独立担当呢？难怪最后基本上只剩下山寨和复制的能力。 在加拿大公司开会，如果领导迟到而座位已满时，是没有任何人会为领导让座的。领导只有自己到外面找一把椅子进来，否则他就只有坐在桌子角上或窗台上主持会议。因为在这里无论职务高低，人格和尊严是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中也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官员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几年前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性科技会议，当一位高官到会时，我被其怪异的场面惊呆了：他不是一个人来到会场了，而是一艘由数百人组成的“大船”浩浩荡荡地开进来了。“船首”是若干保镖和众多摄影记者，“船舷”两旁是密集的随从和警卫，“船尾”是一大堆跟班和更多的保镖。旁边人都与他保持一种预先精心设计的距离，以便留出一个以他为圆心、直径约五米、并不断向前匀速移动的圆形空间突出他的领导人地位。而他走在这艘人形大船的中间，昂首挺胸、双目朝上、气宇轩昂、威风凛凛。那一瞬间，我产生了时空错位的幻觉，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中倒退到几个世纪前的“某某王朝”：他换上了顶戴花翎，套上了织锦朝服，旁边人穿上了长袍大褂，“肃静”和“回避”牌开道，锣鼓和唢呐声齐鸣，一幅“奉旨出朝、地动山摇”的排场和气势。在忍俊不禁的同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觉到，这里距落后封建社会仅相隔咫尺，离现代公民社会还路途遥远。 另一方面，只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无拘，异见的碰撞，辨争的启迪，才能充分展开科技人员想象的翅膀，完全释放科技人员创造的潜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认识和观察这个客观世界，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寻找其规律和奥秘。 只有在一个多维宽松、包容异质的社会环境里，科技人员才能张扬个性敢于创新，才能形成一种朝气蓬勃的科研氛围和生机盎然的科研能力。一个没有思想和学术自由、且学术屈从于权力的软环境，只能泯灭个性、桎梏心灵、鼓励平庸、呼唤单一。 其实，这也是之所以产生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每当中国的同学朋友问我中国和西方到底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都会说：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是人上人的同时又都是人下人。很多人在享受下级讨好谄媚的同时又对上级卑躬曲膝，最后都是一个不同程度心理扭曲和人格分裂的人。而在加拿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立于天地之间、被大自然拥抱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既不需要讨好谄媚，也不需要卑躬屈膝。他要做的就是持阳光般的童心，全身地投入到工作和创造之中。除了第一代移民的语言困难外，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阻挡你施展才能，但有很多因素都可以激发你锐意创新。 我眼中的“盛世”标准不是基于引进西方技术、利用廉价民工、透支环境资源之上的GDP 总量。我觉得成为“盛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在人类科学技术的研发中贡献大约四分之一的原创或首创。到那一天，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进入了一个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而遵循普世价值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动力。

难忘的统计数据“谎诞”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四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虚假数据的文章。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了全国31个省（区、市）2015年一季度GDP数据，18省份的GDP增速大于全国水平。引起不少网民质疑，同样的统计对象和口径，年年统计，年年“打架”。今年数据显示，全国一季度GDP为140667亿元，而31个省份一季度CDP总和为143072.91亿元，竟超过全国总量2405.91亿元。这个数据“打架”的毛病，又出现了在哪儿？ 经济统计数字，应该准确反映经济运行、民生发展等情况，数据客观真实是最基本的要求。纵观以往，数据的虚假已是老生常谈，想忘都忘不了。前不久凤凰卫视播出一集焦裕禄专题片，怀念和学习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委书记好榜样，很跟形势。片子里说当时的县长张钦礼，1958年坚持实事求是，对吹嘘亩产上万斤的“卫星田”，就说了一句亩产没有这么多，便被打成右派。还是书记焦裕禄鼓励他，做了兰考县政府的搭档。 大跃进时期本人尚小，又不在农村，当然不知道什么“卫星田”。记得1963年在长辛店一小读书，很爱吃又甜又香的白薯，就把母亲学校食堂的馒头，拿去跟家贫的小朋友换着吃。七十年代中期插队的农场，有一个从河北投亲来的农工大哥，姓祝30多岁，我和他关系不错，常在一起聊天。他说老家在滦县，就是“杨三姐告状”的地方。一次谈起“馒头换白薯”的事，他笑道“你真傻”，接着讲了他知道的一段往事—— 我小学毕业就念不起书了，家里穷啊，那时候老是挨饿，十五六岁当小队记工员，跟着大人一样干农活，别说白面馒头，连榆树叶掺窝头、白薯都吃不饱。各个公社、大队和小队，都要以领导的名义，搞几块当样板的“卫星田”。我村的大队书记，是我家族的一个二哥，他的两亩卫星田由大队农场管理，上面种的是扒堆白薯。二哥栽的白薯密密麻麻，下面施了不少肥料。夏天白薯秧子长得又大又壮，社员们见了都说地里白薯小不了，兴许闹个高产田呢。谁知到了秋收时，白薯个头不大，产量也不多，一过泵，还不如平常的产量高，亩产才1500斤。原来是因为栽的薯秧太密和肥料过多，反而坏了事。公社要召开大队书记会议，汇报卫星田的粮食产量，这咋办？急得二哥抓耳挠腮，最后还是大队会计有办法，把产量的数字后面添了个0，一下子就提高了10倍，成了亩产白薯15000斤。 大伙以为二哥一定能受到公社表扬，可见他晚上回家时一脸的丧气，我爸问他才知是挨了一顿批评。原来，县领导也参加了卫星田汇报会，刚开始时，我村西邻一个大队书记汇报先声夺人，说自己的卫星田白薯亩产2.8万斤，没想受到了县领导的训斥，说他思想保守，干劲太小，这样子啥时能进入共产主义？轮上我村东边的大队书记汇报，他张口就说亩产5万斤白薯，县领导听了露出笑脸。这离奇的数字，让参加会议的人悄悄议论，5万斤白薯地里也搁不下呀！这位书记倒是挺机灵，他说，白薯长得都是二尺来的长块，是竖着长的，有什么搁不下？这下大家没得说了。 接着，又一个大队书记汇报，说是亩产3万斤，县领导一听没有刚才的数量多，脸又耷拉了下去。这个人随即话头一转：“他们说的是鲜白薯，我说的是白薯干！”这样一算，产量可就比任何地方都高了，因为每三斤鲜薯才能晒一斤薯干，如此说来，他们亩产3万斤白薯干，就等于亩产9万斤白薯，这个“卫星”放的实在太高了，立马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坐在旁边的二哥人太实诚，不会临场发挥，仍然汇报1.5万斤的产量，心里还打着鼓，毕竟不是实产，已经虚报了10倍。但县领导一听1.5万斤数量，立刻皱起了眉头，说你们大队的干部群众思想落后，大家都在大跃进，你们落在别人后面，关键就是你这个书记不称职！二哥无话可说，只能低下头任凭县领导训斥。来年一开春，二哥的大队书记就给撸下去了，你说二哥窝囊不窝囊？ 祝大哥讲的这件事，当时记得很清楚，因为是说白薯而引起，又是第一次明白“卫星田”这个词的涵义。1500斤到9万斤，听起来真是荒诞，但我相信他讲的都是事实。随着后来揭露的大跃进、浮夸风以及谎报数据，这个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深刻于脑海之中。 看来统计数据的虚假来头不浅，是一个沉疴顽疾。五六十年代的地方党政为了“响应号召”，就开始玩起数字游戏，只要上级喜欢我就骗，那个“闻假则喜，听真便怒”的县领导是个活生生的典型，一级骗一级。兰考县的张钦礼县长反对不实的数据，即被划右；农民干部祝二哥虚报的亩产数少，也挨训被撤职。现在的一些部门及领导，为了营造出经济繁荣的“景象”，用华丽的数字粉饰政绩，不但继承并且创新了数据造假，一直欺骗到国家。 有句俗话“习惯成自然”，虚假“养成”了习惯是很可怕的。财政收入、经济数字，往往被看作是政绩的依据，政绩自然首先归功于“首长”，而数据造假大概是最简单的事了。当统计资料逐级上报，不是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反映现实，不是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依据，而是为了“突显”一级级官员的政绩，成为升迁的砝码时，这样的经济数据和“为人民服务”还有人信吗？ 虚假数据能够占领“历史舞台”，除了假大空的根源、“数字出官”潜规则外，还有统计造假追究乏力的支撑。国家对经济数据的统计、公布有明确规定，2009年、2010年实施了《统计违法违纪处分条例》、《统计法》等，规定对虚报、瞒报、篡改统计资料的，编造虚假数据的责任人，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撤职、开除处分。也就是说，统计造假的最高“问责”不过是行政处分，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要刹住数字造假，可谓天方夜谭，事实也在证明着。 统计数据的造假，可以说是另一种深层的腐败，它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群众的欺瞒，还带来许多内外的极坏影响，其“粉饰”与“假数字”的背后折射出私欲和无诚信。对统计造假也应采取“零容忍”，又得扯到“完善法规”的老话题，强化对统计腐败的惩处力度，既要追究数据弄虚作假的行政责任，还要追究在刑法层面的刑事责任。当下中国开展海上丝绸“一带一路”，更不能让“数字游戏，造假出官”不断兴风作浪，这也我是难忘“卫星田”的缘由。

一种制度， 两样医院 亦远（蒙特利尔） 中国和加拿大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在医疗上的制度是一样的，就是国有制。两国的大部分医院都属于国家，包括联邦（中央）和省市政府所有，医护人员相当于准行政人员，其雇佣，工资，福利，退休都不同于私有企业。可以说，中加两国的医疗部门具有相同的制度，是一种制度来管理的。 不幸中万幸，笔者今年在中国和北美都和医院有了亲密的接触，其中还涉及美国的公立医院。对此做个比较，应当有所启发。 2015年初，回国探亲，没想到八十岁的表哥突然瘫在床上，不知原因（不似中风）同样年龄的表嫂不知所措，在家中已经几天了。笔者闻讯赶来，建议马上去医院急诊检查。他们住在没有电梯的六楼。哪想到急救车上只有一个担架工，需要家属一块抬。表嫂八十，从天津赶来的二表哥和妹夫加上笔者年龄过二百，无能为力。最后找到下班的保安，总算抬到急救车上。救护车给出的理由是人手不够，令笔者觉得不可思议，毕竟需要急救的人能自己行走上下楼的不多，需要担架抬的是常态。 到了表哥合同医院，这是北京著名的骨科和烫伤专科医院。第一件事是付押金租病床。整个急诊大厅没有护士，需要家属推病床前后上下求诊，化验，付费，透视，打印。整个一个DIY。 最后表嫂无奈拿出表哥司局级退休证明，虽然令笔者脸红，但往返交涉几次后，终于同意在一个高干病房留住观察。于是我们三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把表哥从急诊室推出了，再推一百来米才到病房。那时已经天黑，冷风刺骨，表哥躺着病床上，身上裹着家里铺在担架上的棉被，头上罩着笔者脱下来的夹克，四人齐努力，终于推上坡道，进了病房。 第一件事是找临时护理，那时已经九点多，茫茫中只好请了在现场的一个外地男人。他显然没有任何卫生训练。但无论如何，我们七老八十，筋疲力尽，十来个小时没吃饭没喝水的四人是无力承担守夜的职责了。 安置好了，值班医生很负责地向我们了解发病过程，谈论她对病情的看法和治疗建议。看得出来，医生有顾虑，怕治不好，家属不理解。笔者当下表示，医生治病不治命，关键是不要老人痛苦，对八十岁的老人，我们会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希望知道发病的原因。 由于病人需要靠枕支撑，需要尿壶，需要防湿垫，医院告诉必须病人家属自行到外面购买。笔者不解为什么医院不提供，可以方便家属，收费就是了。回答是避嫌，避免说乱收费，真令人哭笑不得。再深入一步，是不是为了逼嫌，病人家属要跑到外面买注射器，药，甚至手术刀呢？ 夜深了，大约接近凌晨。我们要回家了。没想到，一楼空荡荡，大门却锁了起来，出不去了。急切间看到地下室有灯光，赶紧下去找人。只见一位职工模样的人坐在一个宿舍样的床上。笔者道了声对不起，请教如何开门，那位男士说：“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出去呢？” 男士回答地很麻利：“我不出去！” 怎么办？忽然看到楼梯尽头有一扇窗户可以拉开，外面隐约看到窗台还不太高，于是在笔者带领下，四老推推拉拉，竟然钻出了露台下的窗口，偷将出去了。好像自文革以来，这种“撬壁钻洞”的营生还是四十多年头一次。看来还是得了锻炼过的好处。第二天和朋友说起，几个人都扬眉质疑，觉得笔者提前步入老年痴呆症了。 这一天的近二十个小时，令笔者体会到做国人的艰难，幸亏表哥是过气的司局长，幸亏八十岁的表嫂还有我们哥们帮忙，不然，她一个人，叫了急救车也无法去医院，到了医院也无法去化验透视，被收留住院也推不过去，住了院，她也无路可逃。可是过几年独生子女的父母爷爷奶奶怎么办？ 医院门口有大批医护用品商店，很多24小时营业。 两周前，笔者参加同事在拉斯维加斯的婚礼，然后和朋友开车到犹他州的Zion国家公园游览。不料下山时，右腿打滑，左脚前跄，顿时折断脚腕，行不得已。那里比较僻静，但还是断断续续有人经过，多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这时过来两对老夫妇，说他们有三个大夫，坚持架笔者下山。看看实在走不动，一位健壮的老人决定背笔者下山，他太太说：他能跑马拉松，没问题。就这样，歇了三次把笔者背到停车场车前。我的朋友非常感谢，想请他们来卡尔加里做客。他们谢绝了。 朋友沿山路开行二百公里，才到了一个叫Page的小城。问到医院，赶去急诊。立刻有护士推轮椅出来把笔者接进去。简单问了病情，马上透视，无论护士，医生还是技师都非常和蔼，不停地安慰，讲笑话，使笔者安定下来。他们把X透视传到凤凰城的专家会诊，决定只给笔者打石膏，可以回家再动手术。 上石膏当然很痛，护士一边用力，一边不停地说：“对不起”，然后告诉笔者，她来这山里工作就是因为喜欢爬山。 在离开医院时，他们才询问笔者的医疗费用如何支付。笔者把医疗保险卡给了他们。这是笔者出行前买的医疗保险，一年中每次离开笔者居住的省30天内有效，是世界范围的。最高保险额为500万加币（大约400万美金）包括急救时使用救护车或直升飞机。保险费用是230元加币。 凌晨三点了，刚上了汽车，一架直升飞机正向医院停机坪缓缓降落，看来在山区，比笔者还不幸的人总是有的。 长话短说，两天后，返回加拿大阿伯塔的卡尔加里。安检，登机和过海关自然都有照顾。根据网上搜索，第二天是星期天，我的朋友开车把我送到省立的落基山景医院，据说骨科是其专长。 医院在山坡上，很大，但有一个匹配的停车场。我的车可以方便地停在急诊室入口，由医院护工用轮椅推进去，我的朋友再去停车。前台首先询问受伤经过，测量我的血压，脉搏和供氧，接受了我带过来的美国急救档案，再让我登记。从我的医疗保险和在其他医院治疗的记录，他们几乎找到了我所有的信息。 大约等了十分钟，我被推到X透视室。我注意到每一个参与的医护人员都会和蔼地与我核对姓名，生日，问题，并和我手上戴的信息带核对。石膏打开，这次是更全面地透视，很快医生告诉我，三处断裂，需要考虑动手术。他解释说，上螺丝钉固定可以减少关节炎并发的可能。在我同意后，护士立刻推我去病房，穿过曲折的走廊，上电梯，下电梯，到了八楼病房。笔者不由想起几个月前，我在噪杂的医院推着表哥到处找的情景。 进了病房，才知道这个医院为什么叫落基山景，因为一面墙的大窗户对着西面的落基山，白皑皑的雪山，窗前是一个大水库，树林刚刚发绿。病房是二人间，另一个病人当时不在。按照全民医疗保险，通常是四个人一间房，除非有雇佣单位或自己购买的附加保险。笔者虽然退休了，原来的公司不再承担责任，但年龄过了65岁，由省政府给买附加保险，因此可以有较好的条件。 从病房看出去，摄于手术后第二天早晨。这可不是高干病房，也不是昂贵的私立医院 晚上八点，护士说今天不可能动手术了，我们安排你吃饭，然后就要禁食禁水，明天动手术。住院部门有医生值班，有护士，有护理，也有清理病房的工人。分工清楚，态度不仅和蔼而且积极，每次来都要问长问短，和病人聊几句不相干的话题。有电视，有各种器皿，病人无需操心，更不会要家属跑腿买什么。 第二天快到中午通知笔者去手术室，有专门的护工来接。记得我表哥去检验，雇的护工说一个人推不动，表嫂只好按他的要求再雇一个他介绍的人。 到了手术室，接收的护士再一次核对身份，还询问是哪条腿，是否对任何药物过敏，目前服用什么药。然后麻醉师来，再一次核对，提出全麻和局部麻醉两个方案，并建议局部麻醉。笔者表示比较紧张，麻醉师微笑着说：“这个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先给你镇静剂。” 然后医生来解释为什么动手术，有什么风险，要求笔者签字。手术顺利，因为镇定剂，笔者其实睡着了。术后回到病房，及时使用强止痛药通过点滴输入，所以没有太大的痛苦。 第二天，笔者被送到理疗科，由一名娇小的理疗师耐心地教如何使用拐杖，轮椅，扶架，如何上下楼梯，如何使用马桶，如何淋浴。由她示范，然后在笔者身上绑上带子，由一位结实的小伙子拉住，叫笔者一遍遍练习。 然后理疗师开出一个单子，是笔者回家需要的轮椅等用品。她根据笔者的地址为笔者寻找就近的医护器材出租店，并通知那里按笔者的身材准备。尽管医生认为第二天可以出院，但理疗师认为只有一切准备齐全她才放行。于是笔者又多住了一天，多上了一次理疗课。 出院了，医生通知在拆线之后可以按自己的选择做七次免费理疗。免费？笔者听着有点迷糊，因为从受了伤到现在，横跨两个国家，全部的化验，医疗，器具，拐杖，住院，饮食，医药（包括平时吃的药）还没花一分钱。 中国和加拿大在物质条件上当然相差很多。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按人口一平均就原形毕露了。不过一个国有制度下的医疗体系，两个医院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躺在床上，麻药尚未全退时，迷迷糊糊觉得年初钻病房窗户好像是个梦，而值班护士一面为我上石膏，一面道歉却又历历在目。麻药消退后，想来想去，就是四个字：以人为本。如果这是真的，无论条件差不差，很多事情都可以改进。如果只是口号，七十岁推八十多的病人跑来跑去就不是谣言。

贫乏时代的汪国真 文：羽戈 汪国真先生的去世，对我而言，不是什么新闻。我原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这话固然有些不敬，却清晰呈现了时间的残酷：汪国真的诗歌、余秋雨的散文与庞中华的书法，连同教科书的谎言、录像厅的幽暗与荷尔蒙的反叛，支配了我们风雨不透、营养不良的青春期，当我们的青春灰飞烟灭，汪国真们的幻象便烟消云散，此后，他们的作用，好似接头暗号，在黑夜与梦想的终点，唤醒健忘的我们，与记忆重逢。 汪国真崛起那一年，我还在读小学，对世事与未来一无所知。1990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抒情潮流。这个时代与1980年代完全背道而驰，正如汪国真的诗歌与1980年代的诗歌实在格格不入。事实上，汪国真的诗歌创作，始于1970年代末期，贯穿1980年代，那是诗歌的盛世，诗人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却无力脱颖而出，满天星辰璀璨，他却低若尘埃。直到十年之后，他才焕发自己的光芒。这与其归功于他的沉潜，不如归功于时代的黯淡。用古语来讲，即“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汪国真是1980年代的弃子，却是1990年代的宠儿。时代的断裂与沉沦，使他的命运无比尴尬。1980年代诗歌所表现的批判功能，对专制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召唤，构成了他所不能承受之重。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难说主动还是被动，他契合了1990年代轻逸、庸俗的审美口味，然而这却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年代。当他的读者羽翼丰满，他便被无情抛弃。对他的冷酷，正是人类成长与时代进化的必然。假如一个人三十岁后依旧迷恋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流行超过十年，毋宁是一种更大的悲剧。 1990年代构成了汪国真的黄金十年。由此逆推，他最忠实的读者，集中于1975-1985生人。此前出生的人们，有智力拒绝汪国真，此后出生的人们，有选项排斥汪国真。我们这代人封闭、匮乏的青春期，恰与汪国真，以及余秋雨、庞中华等同行。倘能免疫，固然幸运，受其蛊惑，无可厚非。其实，不是我们选择了汪国真，而是我们别无选择。在狼奶与鸡汤之间，我们无所适从。 现在来看，汪国真的诗歌风格，几乎毫无深度和张力，注定了速朽。这甚至不能称之为诗歌，而是断句。1980年代的提前终结，导致诗歌集体休克，从此真正的诗歌，只能以一种哀歌的形式，潜伏于地下。地面之上，赞美诗茁壮成长。汪国真的诗，哪怕摧心剖肝，哀感顽艳，本质上却是礼赞，礼赞远方，礼赞理想，礼赞苦难，礼赞生命，礼赞国家和时代。他深知自己与时代的关系，这是一场公开的合谋，所以他们拼命在对方身上铭刻自己的烙印。他的诗歌无关政治，当他谈起诗歌理论，却满口“国家”、“人民”，这也难怪，他必须感谢国家，正基于国家主义的禁锢和规训，犬儒主义才能大行其道，他的诗歌才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反之，他以犬儒化的个人主义抒情，诱惑一代人陷入自由的幻觉，而回避了现实的肃杀和惨淡，间接实现与国家主义的对接。 只有赞美诗，才有资格充当心灵鸡汤。只有贫乏时代，才会对心灵鸡汤饥不择食。汪国真被视为心灵鸡汤写作的先驱，他的诗被称作“贺卡语文”、“心灵桑拿”。通过诗歌，他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按摩与麻醉。他的风靡一时，恰恰是时代贫乏的明证。 我们生存的时代，无论诗歌，还是心灵鸡汤，都遗忘了汪国真。不过究其实质，汪国真并未远去。单说诗歌，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代表诗人，除了王兆山和周啸天，便数赵丽华和余秀华，前二人属于赞美诗人，可谓政治化的汪国真；后二人，赵丽华的“梨花体”，一度饱受质疑，质疑的声音，我们并不陌生：这是诗歌，还是断句？至于余秀华，其诗自然优于汪国真，不过她的成名，与世人对她的消费，正是一剂汪国真风味的心灵鸡汤。 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从来纠结。我们不能指望诗歌拯救日渐沦陷的贫乏时代，然而诗歌之为诗歌，绝不该止于对现实的临摹和颂扬，而在于呈现与现实的张力，以诗性的光辉，照亮世界的阴霾，以灵魂的歌哭，发掘生命的深度。如果诗歌不能阻止，反而加剧了时代的贫乏，以至诗歌本身便是一种贫乏，那么我们只能悲叹：诗歌死了。 诗歌先于汪国真而死亡，汪国真先于我们的激情而死亡。请不要嘲笑，我们用残余的激情，哀悼汪国真，同时怀念那个千疮百孔、不堪回首的青春。尽管汪国真对我们青春期的启蒙意义，远不及舒淇和李丽珍，尽管那个封闭、匮乏的青春，没有人愿意重来，然而他和他的诗歌，终究是我们成长的信物，证明我们曾经年轻，曾经迷失，曾经虚弱，曾经浅薄。如今，他们的死亡，印证了我们的苍老。

极左流行也是种语言腐败 文：张维迎 张维迎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几年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腐败。在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 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 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 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 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 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 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 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 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 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