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入文字的世界 ——阅读、写作、思考 文：倪志娟 阅读的快乐 我们喜欢阅读穿越时间雾障的传世作品，通过阅读我们企图抵达作者隐秘的内心深处，也企图抵达某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然而，我们更希望得到的是阅读的快乐。 在我个人的阅读经历中，我记得最快乐的有两次： 其一是读《红楼梦》。初一的暑假，母亲生病住院了，父亲在医院照顾她，晚上也不能回家，外婆从舅舅家过来料理我和哥哥的饮食起居，她住了我的房间，我便住进了父母房间。 为了透气的缘故，父母房间的窗子，只有下半截挂着窗帘，最上面的两扇窗，总是开着的。夜晚，我一个人坐在宽敞的房间里心神不定，母亲的病情，让我有隐隐的忧虑，从敞开的窗子看外面黑洞洞的世界，总是担心会突然闪现一张脸或是其他什么吓人的东西，这种恐惧一点点加重，最终变得难以忍受，我只好躲到床上去。 父母的床是那种老式的样子，四个角立起四根柱子，撑着一顶棉纱做成的蚊帐，我躲在这四方形的蚊帐中，逐渐摆脱了窗外那无可名状的威胁。就这样，我开始彻夜读《红楼梦》，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生病的母亲和隐隐的忧虑，我为黛玉和宝玉的爱情伤痛。每每读到黛玉之死便心如刀绞，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后面的部分没有了黛玉，觉得索然寡味，不愿再读下去。隔两天，再从头看起，这样翻来覆去读了几遍我不记得了，每一遍都是只读到黛玉之死。 读《红楼梦》的感觉，印证了那句很时髦的话：痛并快乐着，书中的情节越让我痛苦，从阅读中得到的快乐也就越多。 第二次是读《百年孤独》。大一的时候，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看，在他推荐这本书之前，他还推荐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厚厚的几大本，我看的苦不堪言，之所以耐着性子看完，主要是不服气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文科生居然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然而在我耐着性子读完后，我并不觉得那本书有多么好。《百年孤独》却不同，我一下就被它的开头所吸引了，然后被那神奇的情节牵引着，左右着，身不由己。阅读的过程，就自己变成了一片轻盈的树叶，正向一个幽深的山谷缓缓飘落。这本书，我读得很慢很慢，当剩下的书页越来越薄时，我陷入了一种怅惘之中，我预感到，以后难得再有如此快乐的阅读过程了。 果然，后来再也没有一本书让我同样沉迷过。 其实世界上的好书，只要愿意读，穷尽我们的一生也是难以读完的。以后的阅读之所以不再有那样强烈的快乐，我想原因之一是随着我的阅历加深，读的书越多，心中的杂念干扰也越多，那种单纯被感动的时刻越来越少了，我的心智日益成熟，也日益迟钝和麻木了；原因之二是阅读也需要缘，与一本书相遇，喜欢它并被它感动，就好像一次恋爱，要在恰好的时间遇见了恰好的对象，才是完美的。对同一本书，不同的人会因性情的不同喜欢它或冷漠它，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假如在不恰当的时间遇见了不恰当的书，于书和读者来说也许只是一场美丽的错误。 不过，阅读与爱情终又不同，即使在不适当的时候与一本好书相遇而不能见其美好，以后，还会有机会与之相遇，终会发现其好，因为书出版之后是不会改变的。恋爱则不同了，一旦错过，再见时，也许人事全非，难续前缘了。 如此看来，阅读比恋爱得到的快乐要稳妥得多。 曾和一个朋友说起读书一事，他说现在哪怕是对着一件很差的文学作品，他一样可以从中感到深刻的含义。这样的阅读其实已经摆脱了作品本身的限制，或者说作品本身只成为一种抽象的载体，阅读成为读者填充自己的思想和内涵的过程。对读者而言，这是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同时，也是性情品格定型了的表现。 但是，当我们对着拙劣浅薄的作品可以发现无限的含义，对着穷山恶水可以发现细致生动的美，对着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可以发现卑微渺小的善时，我们也许做到了个人的宽容和智慧，而我们的批判意识和变革的需求是否降到了最低？ 由此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一个人不再受身外之事影响，真正达到去留无意，宠辱不惊时，究竟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呢还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表现？（这是我个人对中国古代的人生态度的困惑之一。） 写作的痛苦 写作对于我这种明知自己写得不好、努力地想写好却还是写不好的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如果要给这种痛苦加一个期限，也许是一辈子。 很早，我就知道写作需要天赋，很早我也知道我没有写作的天赋。我热切地观察这个现实世界，渴望像其他的人那样仪态从容，踌躇满志，但是，更多时候我发现，我只是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流浪，我对抽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迷恋，具体的现象则被我轻而易举地抛弃了。我以为我在注视着现实的世界，其实只是在注视着我自己的内心。而对于我自己的内心，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冲动把它表现出来，很多年，我习惯了写日记，隐秘地包藏起自己个人的体验。 我曾经想过给自己归类。 最初尝试着和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交往时，我就发现我和他们格格不入，在他们成立的文学社里，在很多次聚会中，其他朋友可以举杯邀月、对花吟诗，他们以具体的方式和行为很投入地演绎才子佳人的旖旎幻梦，而我总是做着无言的看客，默默地感受，默默地感动。他们说我太理性了，不适合文学。 可是，在哲学圈子里交流时，我同样感到了言说的障碍，对我而言，我更关注的是人如何可以“诗意地栖居”，如何沉浸在抽象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怀抱中体验孤独的深长意味。对那些哲学命题、原理和体系我毫无追根溯源的兴趣。因此，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哲学圈子里的朋友总说我太感性了，适合学中文。 感性或是理性的评价对我无足轻重，要命的是这使我不能属于任何圈子。我不能写，无疑做不了作家，我不能理性地探究，无疑也做不了学者。或许最终，我只是一个精神的漫游者，是自己内心的倾听者，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 无论如何，我期望自己可以超脱形式的虚饰而把握住生命最本质的一些东西，比如幸福，比如纯粹的美和爱。 思考的尴尬 在我们这个时代，思考者的命运是无常的，因为他难以被命名，难以被归类。 生命本身有着光明和黑暗两个面存在着，思考者在这两个面之间穿梭，努力洞穿一些真相，然而，他也许更乐意在黑暗中存在，因为他相信，这是生活更恒久的一面。 克尔凯郭尔曾经说，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堕落方式。二战以后，人们一直以众声喧哗的方式述说着理想丧失之后的人类支离破碎的生存故事。其结果却是使人生变得象一场结构与解构的游戏那样无足轻重。 理想的“城堡”永远闭合了。理想幻灭的结果是商业化的大肆侵入。为商业效命的工具理性创造出神奇的高科技媒介，筑起了一面巨大的生存之镜，在经过精心设计与策划的广告、影视、装饰、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以及种种便利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内心的一切非理性欲望都被反射出来，一切最希奇古怪的想象力都得以实现。生存的图景，成为现实与虚拟难分彼此的混合物。——当现实本身可以被操纵为一个镜像、一个虚拟与现实模糊交叉的梦游之境的时候，理想和现实、理性与非理性终于和解了，人的存在之域里降下庸俗的和平。 我们的心中还剩下什么呢？是悲伤？——言情剧中的眼泪已经为我们泛滥了，真实的眼泪难免有些矫情。是深刻？——摆酷的造型随处可见。是孤独？——心理学家说孤独是可耻的，是一种疾病，孤独的人必须接受治疗。城市这么大，交通这么发达，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要找到的人，得到自己的安身之所。生存的艰辛苦痛无法回避，因此人的媚俗当然也情有可原。 这时候，不甘沉沦的思考者遁入文字的世界，依靠阅读和写作，形成一个强大的城堡，以抗拒现实生活的平庸，文字使他们背离自我，塑造另外一个自我，一个不属于现实生活的我，他孤独、感伤，他推开身边的爱，或者肆意地毁灭身边的爱，而一无所知。他生活在阴郁的地下室（卡夫卡似的），或者他以生命的毁灭为代价体验生命的限度（福柯似的）。他们整天忙着虚构一个城堡，消耗自己有限的体力，以此作为生命的支撑。 在一个喧嚣狂躁、规则散漫的时代，这些甘愿或被迫与流俗对抗、默默独行的人，已不再可能被赋予英雄的荣耀，他们最多只能被称为“无法命名”者，像加缪笔下那个不予反抗的西绪福斯一样，成为自我幽闭者、流浪汉或貌似冷漠的局外人，背负着被放逐的命运，固守仰望理想的姿态。 他们偶尔发现的一些真理碎片，无法支撑理想和价值的坍塌，而在若干年后这些碎片是否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历史也是难以预料的。他们行为的意义，大概不过是认命而执守，如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母亲对阿甘的教诲：“The stupid just do stupids.”（傻人做傻事）。在做尽了“傻事”之后，生活的酬劳或许是那枚从无名之地飘来的白色羽毛，它象征着爱、纯真、慈悲或者其他许多种美好的东西，轻轻触动这些柔软而敏感的心灵，生命于是变得晶莹剔透了，哪怕仅仅是一瞬间，也应是值得期待的……

儒家的基因缺陷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儒家没有胸怀容纳批判，因此和科学无缘；儒家没有胆量超越权势，所以和宗教无缘；但儒家又不甘寂寞热衷入世，最终只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在权势膝下做个奴仆。 统治者为什么喜欢儒家？ 儒家从孔子开始，经历了孟子和后世的陈朱理学发展和修饰，最终成为了“五四”运动之前的儒家，也就是“五四”要打倒的“孔家店”。儒家也许是历史上最受统治者青睐的学派，除了短暂的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和统治者有着不解之缘。我们这里暂且不评说“五四”，对于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褒贬暂时按下不表，这里仅仅说一下儒家，或曰“孔家店”。 其实，“五四”时候的儒家学说和孔子最初的学说应该有着很多的不同点，当然也有很多的相同点。这些不同，可以比喻为一个小孩变成了老人，虽然他们确实彼此有着很多的不同，但他们是同一个人。从基因上来说，他们没有不同。 “五四”之后，儒家式微。但是历史进展到了今天，在中国经历了如此的跌宕起伏后，儒家似乎又有着卷土重来的迹象。如今有势力再次要把儒家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以恢复这样的传统文化来增强“文化自信”，这确实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但是，如果你看了如下的分析，你的困惑一定会减少一些。 儒家的学说最根本在于：君主好好做君主，臣子好好做臣子，黎民好好做黎民。 这样的教导，对那些没有政权却想夺取政权的，那是绝对要砸烂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在没有政权的时候，儒家是不会有吸引力的。但是，一旦得到政权，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过，第一代开国皇帝，都不太会对儒家有多少尊敬。毕竟，他们是靠砸烂儒家起家的，政策总得有点延续性吧，否则不是太出尔反尔了吗？ 政权到手后，一切独裁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奴才。由于政权的交替并不意味着在过去政权下生活的人全部死亡，因此任何要遵循“礼制”的说法对新统治者来说都值得怀疑。清朝的时候怕的就是复辟明朝，任何能够让人想到前朝的都是弥天大罪。也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林彪的“克己复礼”当然是重罪。于是批林，把孔也捎上了。 毛要“批林批孔”并不是要摧毁儒家的等级制度，而是嫌这个礼制培养奴才速度太慢，而副作用太大。很明显赶不上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节奏。在他看来，用雷锋这样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日记”来取代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肯定比儒家培养奴才要来得更加彻底和快速。毕竟，毛是以砸烂旧世界的名头来得到合法性的，他喜欢奴才，却不能借助于来自旧世界的儒家。 更让毛不能容忍的是“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之类的东西，他要所有人都以他为纲。“爹亲娘亲不如XXX亲”，这方面显然儒家还不够明目张胆。 但是，运动不断，奴才是培养了很多，但是天下也不太平，文革的惨烈也证明了其欲速而不达。这些运动培养了很多砸烂旧世界的奴才，但是没有培养出和谐社会需要的黎民。 这些挫折使得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到底哪个学说可以培养使得政权稳定天下太平的子民。因此，当其政权传到下一代，再下一代，进而几代以后，儒家学说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中国的历史就一再证明了这点。 你想，有这么一种学说，其每句话都说到了心坎里，而这样的话子民也愿意听，这样的东西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而且还“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是儒家总是受到统治者宠幸的最终理由。 儒家是什么？ 外人看来从孔夫子到朱熹到后来的儒生都是儒家。但是儒家自己却认为有的是正宗的有的是冒牌的。我们并不想介入谁是正统的儒家之争，那是他们的内讧，如同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他们为了争谁是正宗而打得头破血流。在这点上，儒家肯定比他们强。 但是，如果我们说孔子是儒家的正宗，这点谁也不能否认。那么我们就从《论语》开始吧。 作为儒家的发迹和经典之作，《论语》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其实，《论语》是由很多篇彼此没有多少联系的的对话组成的。这里仅举几例： 官僚的选拔：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冷落邪恶的人，老百姓就会服从统治了；提拔把邪恶的人，冷落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服从了。” 这句话恐怕是《论语》里最正面的话了。但是即便如此，诸位听懂画外音了吗？首先是手段：提拔，谁提拔？皇上。其次是目的：服从，谁服从？黎民。 那些鼓吹儒家宪政和声称华夏自古就有民主的人可以就此罢休了。儒家没有民主，也没有宪政。一个由皇上以自己统治为目的以自己的意愿为手段的社会，结局如何？我们可想而知。 确实，当黎民的利益和皇上的利益一致时，如果皇上还清醒，那么其制定的政策对黎民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当皇上的利益和黎民的利益冲突的时候，皇上的手段和目的加上其绝对权力，结局如何？只要你的脑子还没有彻底出问题，你也知道皇上的决定将会对谁有利对谁有害。 《论语》中最好的且如此，别的可想而知。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不必翻译了。意思是要每个人按照礼数来做事情。谁定礼数？谁有权力决定天下礼数应该如何？且看如下：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天下的礼数：君臣父子。子要无条件服从父，臣要无条件服从君。黎民如何，不言而喻。这给后世的“爹亲娘亲，不如XXX亲”提供了足够的条件。那么如何服从呢？且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如风，黎民如草。皇上指东，黎民绝不向西。如果皇上作恶呢？岂不“子欲恶而民恶矣！”怪不得子民们都是顺着最高统治者的风向而动。如果道德就是顺从统治者的意愿，这样的道德可想而知是什么东西。 由此可见，儒家的最根本的理念是：第一，对平民来说，不管世事有多艰难，你必须寻求你内心的平衡和快乐。第二，对统治者来说，你尽量要让民众快乐。 问题是，有了第一条，则第二条就不重要了。如果统治者让平民安居乐业了，那么真是皆大欢喜。如果统治者没有做到这点，那么平民们也要自得其乐，要理解统治者的难处，要使得自己内心快乐。只要内心一快乐，一切就稳定和谐了。 当然，儒家对统治者还是很有谏言的，要这样要那样。但是，如果统治者根本不做也不想做呢，那么大家就参照第一条。 如果一个统治者既要独裁，又要伪善，其就不会不喜欢儒家呢。他也会标榜自己按照儒家的条款一一努力了，至于是否做到，那是另一回事。不管做到否，黎民要俯首帖耳感激涕零。 但是，统治者在自己的利益和平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真的有哪个权力不受限制的统治者会舍自己的利益而取平民的利益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未发生的可以称作“梦想”，有的“梦想”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个“梦想”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如果这是梦想，你就继续做梦吧，梦想成真是不可能的，成为噩梦倒是极可能的。 不喜欢儒家的统治者不是没有，秦始皇和毛是其中的最典型的两位。秦始皇不可一世，觉得儒生也是一种麻烦，干脆彻底清除，由他自己来统一思想。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现代秦始皇以彻底革命起家，他不能留下孔夫子作为他不彻底的话柄，而且他需要奴才，并且认为儒家培养奴才太慢了，不如他自己的奴才理论来得快。 但是儒家似乎非常有吸引力，统治者或迟或早都会爱上儒家。真爱儒家，那是未必，但是发现儒家是一个很好的统治工具，这是肯定的。 首先统治者会声称自己按照儒家的要求尽心尽力在做了，那儒家说的是很好的，看起来也挺动人。统治者要的就是这个动人。平民们如果知道了统治者是在用儒家的规矩在要求自己，那么也会感动的。至少已经被感动了2000年了，除了历史上个别时期。因此继续被感动也是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但是，这些说教不是统治者喜欢的地方，统治者喜欢的是这些说教可以用来教育平民：你看，我已经在努力了。 但是，如果儒家仅仅是这样一个水平，那么统治者肯定不会喜欢的。统治者真正最喜欢的是儒家的对平民的说教。三纲五常，这才是统治者对儒家趋之若鹜爱不释手的理由。如果世事艰难，那么你们要寻找内心的快乐。你们不管有多么不幸，你们都要按照《论语》来要求你们自己。三纲五常确实是儒家的精髓，这是儒家的硬指标。儒家更重要的是其软指标，亦即懒于抗争却寻求内心的快乐。这就是鲁迅说的阿Q精神。 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儒家彻底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首先，不管世道如何，你们都要保持这个君臣父子的社会规则；其次，不管世道如何，你们都要保持快乐的心情这个心理准则。 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没有错的。只要平民们能够按照论语的要求做到50%，天下肯定太平，统治者肯定高枕无忧。因为即便统治者残暴无比，平民们依旧逆来顺受内心快乐。这样的天下如何不太平？这样的理论如何不会得到“独尊”？ 但是，论语解决不了统治者内部斗争的问题，一切说教一旦到了统治者内部，就全部失灵了。秦始皇是觉得儒生们妨碍了他的伟业，而毛则认为儒家妨碍了继续革命和政权内打倒对手的斗争。本来就觉得儒家培养奴才太慢，后来又有副统帅扬言要“克己复礼”，最后“图穷匕见”，对儒家的痛恨就不打一处来。一想到自己在图书馆当馆员期间的所受的大知识分子的傲慢，当然要对儒家下手。狗腿子并不总吃香，有时候狗腿子挨骂挨打都是正常的。但是从长远来说，是不能没有狗腿子的。而儒家正是这样的狗腿子。 儒家的本质缺陷 在历史上，大凡学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走向科学，一种是走向宗教。 古希腊的艾奥尼亚学派和很多别的学派，走向了科学。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那么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它们的批判精神。它们的理论各不相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崇尚批判，不怕批判。它们在批判中诞生，在批判中成长，这就是它们最终走向科学的理由。它们的批判是彻底的，任何权威都不能幸免，甚至神也不能幸免。古希腊的宗教最终无法成为典型的宗教也在于其和批判精神不离不弃。 犹太和基督的学说最终成为宗教，其最本质的理由是：藐视人间一切权威，无视世上任何证据，唯其信仰独尊。 但是，儒家恐惧批判，也不敢唯信仰是尊。如果儒家愿意遁世，那么还可以做个逍遥的学派，但是儒家不甘寂寞而热衷入世，因此不能洁身自好而且也不可能超脱。 结果就是： 儒家想成为真理的化身，却忌讳批判，缺乏逻辑，因此和科学无缘； 儒家想成为不可质疑的权威，却没有胆量崇拜超越人间的神圣，所以无法成为宗教； 但儒家又不甘寂寞，最终只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在权势膝下做个奴仆。 所以儒家肯定颂圣，从而儒家和宪政无缘，和正义无缘。 因此，儒家的本质决定其表现：附庸权势，反对理性，不容批判。儒家的本质也决定了其绝不可能“中庸”。“中庸”从来不是儒家的特点，更不是儒家推崇的理念。儒家从来没有要求统治者中庸，它自己也不在意中庸。孔子杀少正卯也是儒家真实面目的体现。 既然已经如此，那么甚嚣尘上的“儒家宪政”就一定不是宪政。所谓宪政是将统治者置于法律之下，儒家没有这个勇气。对统治者来说，儒家确实是最好的工具，因为要寻找一种不敢质疑的，也不敢逾越的，而又要足够入世的，这样才有利于统治。 今天的儒家，不管他们在前面是否冠以“新”，如果他们不崇尚批判，不超越皇上，那么它们在本质上和过去的儒家没有区别。如今的新儒家，也具备了所有历史上儒家的基因。因此新儒家的颂圣肯定十分热烈。 如果新儒家想彻底改变儒家的基因，那么其实也是简单的，从今天开始崇尚批判，从今天开始超越皇上，把批判落实在行动之中，要把皇上置于规则之下。如果新儒家真的做到了这点，那么就和传统的儒家彻底不同，那么才有宪政的可能。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些，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新儒家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如果真的如此，那也没有必要称其为“儒家”了，因为其在基因上已经不属于儒家。 儒家也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其走向现代宪政的例子。台湾、新加坡、韩国、香港都不是儒家宪政，它们既不是儒家的宪政，也不是儒家导致的宪政。正如李光耀所说“新加坡的繁荣不是由于儒家传统，而是由于英国人的法治传统”。他这句话不仅适合新加坡，而且适合于别的实行宪政的亚洲国家。 为儒家说句公道话 今天我们来苛求历史上的儒家是不对的，儒家作为一种学说，不管其如何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我们今天都不能因此而贬低儒家。儒家是一种古老的学说，如果不是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的存在对于学术是有意义的。“百家争鸣”就好，我们不能“独尊儒术”，也不应“独贬儒家”。让儒家伦理治国，让《论语》治国，本来就是“逮个耗子当牛使”，耗子拉不动车，这不是耗子的错，而是试图做此梦的人的错。当然，他们的本意并非治国，而是治民，就这个目的，儒家是胜任的。 今天我们重温“五四”运动，我们也不能认为“五四”中的所有行为都是正确的。“五四”运动本身泥沙俱下，和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一样，均可以被理解，却不应被赞颂。只是“五四”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最后取得了历史的进步。但是，“五四”的“砸烂孔家店”和后来的“批林批孔”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具有进步意义，而后者只是对进步的双重反动。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次“独尊儒术”，那么我们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了。

阎连科《受活》获twitter文学奖 成亚洲作家第一人 转载自凤凰读书 刚刚获得2014年卡夫卡文学奖的中国著名作家阎连科近日又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此前获得过该奖项的作家有美国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胡诺特•迪亚斯，法国作家、龚古尔奖获得者劳伦•比内等。 Twitter文学奖完全由读者投票评选，阎连科的作品《受活》日文版（日文版翻译《愉乐》）于去年底在日上市，创造了中国作家作品在日销售的奇迹，四个月之内再版三次，此前在日再版过的中国小说仅有贾平凹的《废都》。据悉，迄今《受活》已经翻译（或正在翻译）成18种语言。 《受活》中文版 《受活》打破中国文学在日长期沉寂 据日本国立东北大学教师、诗人田原介绍，阎连科的《受活》日文版从2004年开始筹备，经过十年的翻译，终于在去年底面市，首印8000。纯文学长篇小说的市场全球都在萎缩，让他没有想到是，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空前热烈，8000册销售一空，目前已经再版三次，每次加印3000册。 “中国文学在日本还是相对边缘的，《受活》在日本的热销是一个奇迹。”田原说，中国文学翻译成日文的并不是太多，以前有鲁迅，后来就是莫言、残雪、阎连科、贾平凹和余华等。莫言大概有十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紧随其后的就是残雪，大概七八本。阎连科在《受活》之前也有《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几部著作被翻译成日语，贾平凹和余华也有两三本小说出过日文版。但是大部分中国作家小说在日出版之后就销声匿迹，只有贾平凹的《废都》当年再版过，首印4000册，再版1000册。 但是，这次《受活》的上市打破了一贯的沉寂。据介绍，《受活》上市当月，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几家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均刊发书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在《日本经济新闻》上以《充满深深绝望的现代中国寓言》发表书评，他认为，“阎连科的绝望仿佛比鲁迅还深。”更多的评论认为，除了与当下中国现实的连接，阎连科小说的结构和虚构能力，以及他的语言都具有创造性。 为什么《受活》能受到日本读者的追捧，田原分析道，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和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和经典性有关，阎连科对人性深刻的揭示，他的隐喻的深度，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思考，以及他的独特的想象力和结构虚构能力，都对日本人形成一种冲击力。当然和阎连科去年获得卡夫卡奖也是有关联的，关注他的人更多了。另外，和出版社的经营也是有关的，他们以一本经典作品的方式在运作这部小说，定价非常贵，50美金，但是读者依然趋之若鹜。” 亚洲作家首次获得Twitter文学奖 正是因为读者的喜爱，日本twitter文学奖将2014年度作家奖颁给了阎连科。 Twitter文学奖是民间发起的文学奖，主要发起人为丰崎由美。2011年她举办了首届twitter文学奖，今年是第五届。这个奖的有趣之处在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不能参加投票，投票的都是文学爱好者，通常情况是发起人发出“今年最有意义的小说是哪一部？”的倡议，读者在twitter上推了，就是一票。 Twitter文学奖每年颁发给一位日本作家和一位海外作家，读者口味非常多元。海外作家获奖者的第一位2010年是米兰达.裘莱，一位写时尚小说的艺术家。2011年是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胡诺特.迪亚斯，1996年他以处女作《沉溺》引起巨大反响，一举成名，这部自传色彩浓厚的短篇小说集已成当代文学经典。时隔十二年，他的长篇小说《奥斯卡•王尔德短暂而奇妙的一生》甫一出版便获2008年普利策奖。2013年获奖者佛拉基米尔.索罗金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当代小说家，1955年以长篇小说《玛丽娜的第三十次爱情》轰动文坛。1999年，《蓝色脂肪》横空出世，并一路畅销至今。2013年获得者法国作家劳伦.比内，曾经获得过龚古尔小说奖。 “在日本文学翻译界一般瞩目的都是欧美作家，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受活》日文版翻译谷川毅说，凭借这部小说，谷川毅也入围了日本文学年度翻译大奖，最终结果将于下月公布。Twitter文学奖奖杯也很有特点，是一种用毛线制作的看起来古怪的妖魔似的动物，表达的是读者对于作家的温暖和爱。 阎连科：超越母语写作 中国文学为何在日本长期处于边缘，不太被日本读者接受呢？田原说，中国文学这么多年一直在说要走出去，中国政府也资助了很多出版项目，但是很多作品出版时出版了，但是在海外毫无影响力，原因很复杂，从文学本身来讲，中国作家的写作太琐碎，视野不够开阔，“中国作家不太考虑世界性的主题问题，当然有很多主题不是作家能够抓住的，很正常一个作家永远写自己最激动最熟悉的东西，但是他们很少去思考这些东西在世界上的意义有多大。” 另外，翻译也是一个问题。“有的中国作家的语言很好，但是仅此而已，小说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构，无限广大，无懈可击的庞大的结构，还有就是内容的经典性，虚构的能力，一个大作家和小作家的区分，越过母语看得一清二楚。中国的小说始终在想象力和结构叙述方面没有达到世界最好的水平。很多中国作家，在母语中写得再好，经过翻译都被遮蔽了，它就是一个二流的小说，虚构能力太差，你抵达不了外国读者期待的高度。” 田原认为，很多中国作家没有办法走向世界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越过母语来看自己的作品，“很多人认为语言是不能超越的。但其实，语言上有创造性就可以超越母语。阎连科的语言充满激情和诗意，创造性非常强，各种组合的修辞，语言是诗化和饱满的。他的作品非常独特，有着飞扬的想象力和庞大的结构虚构能力，你很少从他的作品里看到别的中国作家的影子，非常独特，这就是创造性。” 田原指出，阎连科的所有作品在日本也好，在法国也好，其实卖得好的还是《受活》《丁庄梦》这样的作品，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很多人认为禁书、政治题材这些原因会吸引海外读者的关注，但是写作本身的原因更重要。”

极左流行也是种语言腐败 文：张维迎 张维迎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几年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腐败。在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 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 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 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 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 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 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 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 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 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

​文：熊培云 胡适先生 我常把读书的乐趣融于人的历史。在所谓人的历史中，读传是条捷径——传记 “浓缩人生精华”。你甚至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一个人看进了坟墓，想像他在坟墓中仰卧起坐，唉声叹气。茔墓之外，我们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对社会的回忆与改造，完成对往届社会优良品质与智慧的追索与继承。 坦率地说，是黄仁宇让我重拾对历史的兴趣，我是说，我从学术上看出了历史的乐趣。这位国民党军官在美国写了《万历十五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研究的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个词很玄乎，我倒宁愿把它想成“随心所欲读历史”。虽偶有附会，但黄仁宇的学问的确是做得很深，也很中立，因此也给我们读者一次换个角度读历史的机会（他的“换个角度看历史”，差点换掉了我的工作）。黄仁宇和周恩来同是南开校友，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肄业生周恩来的礼遇分给肄业生黄仁宇一点，但这并不影响黄仁宇声名远播。 读了黄仁宇的历史书，我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史家产生了兴趣。作为旅美学者，唐德刚自然地成了我的书屋里的贵宾了。虽然直到今天，唐德刚的书我只看了两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岳麓版），另一本即是我这里要介绍的《胡适杂忆》（严格地说，还有《胡适口述评传》，收录在胡适全集中）。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之胡说，不辱大方，意创笔随，明珠走盘，的确是些好书。唐德刚在《杂忆》书尾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在笔者看来，《杂忆》是可以和上述两本比肩的。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样。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道，“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口述自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知了般佯叫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笔者称之为牲畜式的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菩萨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人，谁也不会抬着我这偶像上街了。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乃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这样给他盖棺定论，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生死以之，忙了一辈子竟然被弟子说成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江湖郎中。 胡适生前建树颇多，也因此被“我的学生毛泽东”组织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 胡适全家照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继续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 “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对反对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愿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由得他自己去担当了。 笔者花了半年时间苦读《胡适全集》，时长痛短痛，嘘声振壁。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后见于中共结束两个凡是）；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共经济体制改革）；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猫论）；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对意识形态之争的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已经在中国台湾实现）； 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大革命半个世纪过去，五毒俱全）；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几十年后中国台湾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了海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中国应该搞邦联制（……）；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 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

试说古希腊民主制的启示意义 文 / 毕卓（蒙特利尔） 图注：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民主制度的古希腊城邦 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发生的时候，中国基本上处于春秋战国时代。比较一下当时世界东西方的两个文明，发现它们当时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制度。它们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奴隶的存在，阶级及阶层之间的矛盾，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看似特征如出一辙的社会，为什么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分道扬镳，谬之千里！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那段时间，是人类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代。先哲们不仅探索了民主、民本的思想，而且还勾画出模糊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蓝图，古希腊有理想国，古中国有大道之论。不论历史演化的如何，中国先哲们那悲怜苍生的情感和高尚的道德追求不亚于古希腊思想家们。然而高尚的立意和苍白的理论在历史上始终处于被高高挂起的地位。从“秦王扫六合”开始，思想探索、精神追求就停滞了，曾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诸子百家写荣光”的局面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在接踵而来的焚书坑儒的灾难中基本上荡然无存！!除了留下“楚虽三户能亡秦”的仇恨，文化精神的传承也开始堕落蜕化，变身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专制集权鼓舌摇唇。 辛亥革命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民主梦依然是“同志仍需努力”，一个多世纪来的社会动荡和大变革牺牲了无数生命，换来的却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历史证明，必须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推演实现民主平等的社会制度。而为此目的，我们必须从世界的范围寻找民主的根，把它嫁接过来。为此，我也尝试着回顾古希腊历史上的民主制度，用现在的思维，发掘出它应该显示的意义。跳出我们长期形成的固有的观念。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民主。 从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首先，民主制度虽然只能从阶级属性的起点开始，但它却有着超越阶级和社会阶层的最高形式，是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共存形式之一。 历史已经证实，民主的发展只能从一部分人开始，从少数逐步扩大；既然社会人群分成为阶级、阶层，那么民主就只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民主制度不仅是阶级的产物，也只能是阶级的产物，这一点无须讳言。但是它的诞生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尽管它带有所谓阶级的属性、利益的污点、时代的局限，但它的历史发展却越来越明显地的展示给世人，它可以超越阶级，可以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公共行为形式！这就是古希腊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不过，千万别把这种全民性想象得的那么简单，古希腊的民主制也是经历了几个世纪才成熟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它越来越显示出所具有的全民的功能，越到后来，就越明显。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所述，最初，民主权力的享有者是贵族和城市平民，地域限于平原，随后沿海发展和崛起，参与民主制度，后来山区也争取到了民主权力。这就是所谓古希腊三个民主派别的形成过程。最初，执政官只能由贵族院的人担任，不久就扩大到平民的第二等级，到了公元前457年，法律规定第三等级也可以担任执政官。大约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也被默许。史书微不足道的介绍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意义长期被后世所忽视，也许是因为它走向全民性的趋势未能展开就随着文明的中断而结束，我们非常遗憾没有看到它正常的的发展应该走到的辉煌的顶端，但我们看到了它昭示的历史意义在一千多年后喷薄而出，人类终于在歪歪扭扭的前行中逐步回归到走向光明的方向。 翻开近现代世界史，民主的全民方式也是逐步实现的，这一点和古希腊民主制一脉相承。民主走向全民的步伐在美洲大陆继承了古希腊的精神。美国的黑人解放成为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那时起，民主的全民性的意义才得到展现，这正是古希腊民主发展的历史必然和逻辑必然。如果有人强调说美国黑奴的解放是被迫的或是其它种种原因，那就想想历史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吧，在此无须赘述。 民主政治的超阶级意义昭示着人类文明的希望，消除人们的顾虑。它告诉我们：即使有阶级阶层的存在，人们依然可以共生共存；即使有不同的要求、利益、追求、好恶等，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和平、公平的方式获得较完美的解决。 其次，不要把民主想得的多么完美高尚。 由于集权制度的需要，中国的传统观念习惯把执政者描绘得的完美高大。民主制度的千年演变给了我们活生生的注解：民主就是不同利益的人群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相互讨价还价的结果。民主在萌芽阶段，既说不上高尚也谈不上美好。说它不高尚，是因为它的根源在于私利的不同要求（实际上私利没有什么不高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利益的存在是民主制度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前提。平民阶层的兴起是古希腊民主制度得以出现的最根本原因，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讨价还价迫使日益衰落的贵族答应平民参与政事，这件划时代意义的事也用了八十多年才最终完善（从公元前592年的梭伦改革到公元前508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所以民主不是要给予民众什么，它只是受到民众的约束而不得不做些什么，它是民众中每个参与者维护自身利益而认可的公共形式。有了它，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有了它，才有了哲学家思想家们升华它的可能。说它不美好，是因为古希腊的民主制下还存在着大量的生命毫无保障的奴隶们，他们被排斥在民主之外，生死由人；它甚至还以多数人暴力的方式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无辜送上了绞架，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仍然是当今社会条件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都遮盖不住它本质的光彩。民主的普遍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是在历史上逐渐展示出来的客观结果。即便是现代民主也不是万灵药方。如台湾的民主产生了陈水扁，日本南韩等移植民主的国家常常出现政治献金丑闻。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利益！反过来说，利益并不是坏东西。没有对利益的争取，民主制也不可能产生。古希腊原本是由国王和贵族统治的世袭奴隶制，后来平民的力量壮大才有了民主制，这正是利益争斗的结果。进一步来说，也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保障正当的利益，限制非正当的利益，使人间的罪恶，即使不能根除，但却不敢招摇过市，使我们的人类的文明，虽然历尽曲折，但总是能向着光明前行。 图注：梭伦和他发起的社会政治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没有利益也就不会有民主，这在中国有了生动又相反的演示。人民被定义为国家的主人，共同拥有对国家财产的所有权。但没有了个体间利益的差异存在，也就没有了私利的不同和要求，从而也就没有什么私利需要争取，民主制度的发展也就没有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私利的存在才有可能带来真正民主制的进步。 第三，不给予、不赠予民主权力是民主的本质。 古希腊以来的历史表明，民主的权力是争来的，不是给予的。古希腊的几百年民主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的人群相互讨价还价的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从卢梭伦改革开始只是个标志，而实际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君主制的废除、贵族院的集体掌权，国王和贵族的争斗就开始了。后来的平民参与，只是争斗的范围一直在扩大。这个民主制参与人数不断扩大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同人群相互争夺利益的过程，贵族和国王、平民和贵族、法庭和议会及公民大会等，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和矛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过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些纷争都是在民主体制下进行的。民主制要争，争得的民主制又来确保合法地争。任何超出体制之外的行为和专权的企图都会受到各种形式不同的抵制。如果不是因为外来的野蛮文化明所终止，古希腊民主制只会在这种文明的争取利益的方式中更加臻于完善。可惜我们看不到也不能假设延续的古希腊民主制会是什么样子，但近代史上的民主制无可争辩地成为古希腊民主制的延续。法国大革命、英国的君主立宪、美国的独立和黑奴解放都是世界民主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它们无一不是社会各个利益阶层相互争斗的结果。 在当今世界民主政治成为主流的时候，认识和强调古希腊民主制给我们的启昭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它让我们认识到，民主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远古时代，在稍微有点平等意识的部落，人们通过很简单的民主方式就可以得到公平的结果。所以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问题就成了愿不愿意做而不是做不做得成的事情。 民主从来就不是灵丹妙药，扬言民主能治百病是对民主的歪曲，它只是相比较集权专制制度而言是文明社会的“取其轻”的选择。即便从民主的形式功能来看，它也不是能选出最好的，而是避免选出最坏的，仅此一点就是其他政治体制无法比拟的。 当今世界的民主制度也暴露出民主制度的一些弊端，“多数人的挟持”仍然难以解决，选票所造成的媚俗作用，非理性的情感投票现象，凡此种种但仍然改变不了民主制的本质。 民主制得以生存，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文化中的神性信仰和对人性的认同、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适度的社会规模等都是不可忽视的。由于章节问题，不再多述，之所以探讨以上几点，主要是围绕古希腊时代的民主制度里长期被忽视或被曲解的意义以及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欢迎谈论商榷。 补言：以上所述是我二十年前的观念，这些观点在西方很可能早已广为人知。只是对国人、尤其是近年来出国的长期接受中国所谓传统教育的同胞有一定的意义，希望对读者转变观念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注：本文为时代学园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法的悲剧 文：粱治平 其实，原无所谓“希腊法”，有的只是希腊各个城邦的法律。尽管如此，有些基本特征是它们共有的，人们在这样的意义上谈论希腊法，也在这种意义上把雅典的法律看作希腊法的代表。 公元前399年的一个春日，数百名雅典公民聚于一处，对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街头演说家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被告被判处死刑。那一年，苏格拉底70岁。 后来，一位曾领受过苏格拉底的教诲，并且亲历了那场审判全过程的年轻人，用朴实的语句记述了苏格拉底当时所做的申辩，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与朋友们极为动人的对话（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本文关于苏格拉底案的叙述，主要参考该书，包括译者撰写的“提要”和“译后话”）。关于苏格拉底的死，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从那里来的。 之前提及的那本书，之后将反复出现 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二：一是慢神和引进新神，二是蛊惑和败坏青年。控诉者是三个普通的雅典公民，一名迈雷托士，地方诗人，拙劣的悲剧和歌曲作者；一名赖恳，演说家和修辞学家；一名安匿托士，硝皮匠或制革匠。审判者是由501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法院。这是典型的雅典审判方式。 苏格拉底被控的罪，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而在当时的希腊城邦，宗教生活与公民生活本来就密不可分。根据雅典法律，对包括这类罪行在内的一大批刑事犯罪，每个公民都有权提出控告（甚至这还是公民的一项职责）。这种规定不但体现了古典城邦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表明了雅典城邦政体的民主性质。这种民主精神，自从公元前6世纪的梭伦改革以后，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伟大的伯里克利时代，真正被发扬光大，臻于极境了。苏格拉底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这时代造就了他，又遗弃了他。透过苏格拉底的死，我们可以瞥见那个时代的风貌，那些曾经养育过他，后来又夺去他生命的法律的特质。 至少，是苏格拉底的画像 论及雅典的民主制，自然要提到行使直接民主的公民大会，提到行使间接民主的议事会。但是此外，我们还应特别提到它的陪审法院。亚里士多德说过：“民主政治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它通过它在其中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Assembly）和法院中的选举执掌一切。”这里说的法院正是陪审法院。这是一个很难为现代人理解的概念。因为，雅典的陪审法院并不仅仅是个法院。它不像我们今天熟知的那些法院，只能就比如具体的民、刑案件作出司法上的判决，它的权力要大得多，职能也复杂得多。它实际是控制政府的主要机构。它可以利用不为现代国家所知的各种方式，审查当时政治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问题，甚至包括审查“议事会”和“公民大会”通过的法令。它的判决照例总是最终的，没有通过上诉加以改变的可能，因为在理论上，法院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实际上，它是个像“议事会”那样的民主机构，是雅典公民聚集在一起直接行使其审判权的庞大机构。在伯里克利时代，议事会保持着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旧制，由五百雅典公民组成，而陪审法院的规模则从数百人到千余人不等。通常，民事案件由201人或401人的陪审法庭处理。刑事案件则视具体情形，由501人、1001人甚或1501人的陪审法庭审理。根据雅典法律，凡年满30周岁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充任陪审员。他们每年经各市区提名，由选举产生，人数达六千人之多，然后经抽签分派到各个法庭担任陪审员。（关于评审制度的详情，包括陪审员的产生、指派、法庭组织、审判程序、宣示判决等事项，可以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显然，如此组织起来的陪审法院不仅是雅典公民行使审判权和接受民主训练的场所，而且还是“为了雅典人民行使控制权这一目的而设想出来的一种手段”，“是整个民主制度的拱顶石”。（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第30、29页。商务印书馆，1986）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有数千人之众的庞大机构，除非遇有节日或者战争，总是长开不闭。而在雅典民主政治达于鼎盛的伯里克利时代，充任陪审员甚至成了一项有报酬的工作。据说在当时，这样一笔收入差不多够一个人维持生计的了。自然，我们不能把这类措施看作雅典人的好讼，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佐证，证明陪审法院制度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由数百乃至数千民众陪审的审判，乃是雅典政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构成了雅典公民生活中最持久的特色。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里有这样一幕：一个云的访问者在有人指给他看地图上的雅典城时回答说：“我不相信那是雅典，因为我没有看到陪审团在开庭问案。”由这个并非夸张的情节可以想见，陪审法院制度于雅典公民生活的影响是多么之大。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些制度，保卫了雅典的民主，造就了伯里克利时代的繁荣昌盛。生活在这个制度下面的人民，享有在当时可能是最充分的自由，而他们在这自由氛围中的游戏与创造，不但树立了令后人仰慕不已的民主楷模，而且向人类贡献出了第一流的雕塑，第一流的建筑，第一流的悲剧，第一流的演说，第一流的思想。自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而事情往往还有另外一面。 和阿里斯托芬有点关系 在民主的雅典，至少在理论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机会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参加议事会里的论争和法庭上的抗辩，在公共仪式上发表演说。所有这些活动都激发了他们的爱国心和参政热忱，磨炼了他们的智慧，增强了他们对于事物的敏感。他们探究自然，也关心人事，在思想的自由奔流中，涌现出希腊人的哲学。这种哲学，一面充满了对于宇宙的好奇，一面是对于正义问题的关注，这两方面的结合，产生了后人叫做自然法的正义学说。这是希腊人的法律哲学，也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和最重要的正义论。早在两千年以前，这种法律哲学就曾对罗马法的演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通过罗马法，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更多领域，甚至波及了人类今天的思维和生活状况。如果追根溯源，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希腊人的法律哲学，正像它的自由精神一样，同是民主土壤上生出的果实。但是，如果我们转而审视希腊的法制，考察那与希腊法律哲学生长于同一土壤的雅典法律，我们就会看到最最令人惊异的现象：尽管罗马人在制定《十二表法》时曾派专人赴希腊考察，尽管希腊法中某些契约形式如海上借贷等也曾流传于后世，人们还是面对这样的事实：从12世纪到16世纪的数百年间，人们耽于对人类“金色童年”的追怀之中，入迷地谈论着古代的诗歌、雕塑、戏剧、哲学和美术，潜心研读得于偶然的《国法大全》。然而，没有人提到希腊法。就是在人们对古代已有相当了解了的今天，我们也只能在冷僻的历史书中看到关于希腊法的描述。那个时代依然令人向往，但它的法律的光辉早已消散。的确，与古希腊发达的艺术、哲学（包括它的法律哲学）相比，希腊法的影响是那么微不足道，几乎是个空白，以至于一位现代研究者很不客气地写道： 虽然希腊人有司法制度，却很难说他们有法律制度（就这个词的罗马和现代意义而言）。他们没有制定出法典。他们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他们没有写出富有学理的论著。他们产生了建筑师、哲学家、雕刻家和画家，但却没有职业的法官或法学家。他们在司法上的一个贡献，民众陪审法庭，采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与任何法律科学根本地不相容。他们将巨资耗费于寺庙（如奥林匹亚的寺庙），而不是像罗马人那样，用在法院建筑上面。（T.H. Wigmore, 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第一卷，第358-359页） 搜“雅典民主”，出来了这个 真是这样，在众多杰出的古希腊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作为法官或法学家为我们所知。在流传至今且为我们熟知的名字里，跟这种人最接近的莫过于雄辩家了。他们在当时的活动，乃是陪审法院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他们为出庭所写的辩护状，不但是极为出色的演说词，而且是后人了解古代希腊法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但是，出色的辩护词毕竟不是“推理缜密的判决”或“富有学理的论著”，雄辩家也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事实上，他们是一种民主（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上）审判制度的产物。他们在法庭上发言，跟在公民大会、议事会里的演说、论辩并无不同。滔滔雄辩，目的都是要打动乃至征服对面众多的听众。而这些听众——陪审员，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陪审员，他们不是在一个富有经验的权威法官的指导下就事实问题作出裁决，而是按多数原则独立地决定事实与法律。当他们听完原、被告的控诉和申诉，走到投票箱前去决定被告命运的时候，真是世上最最威严的法官。但这都是怎样一些法官啊。一方面，他们敏锐而智慧，他们出席公民大会，踊跃参与论辩，倾听最杰出的演说，借此磨炼其智慧；他们热心于公共生活，常常在市场上见面，传递各种消息，讨论种种政治问题；他们还时常旁听审判甚或作为陪审员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受过法学教育，不具备法律素养；作为公民中的一部分，他们大多属于其中最低下和最贫穷的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能读书认字。虽然他们出席法庭之际也曾庄严宣誓要严守法律，但不是所有案件都有现成的法律可资援引。此时，他们就要依据法律与正义的一般原则来决断。再者，他们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设若群情激愤，多数陪审员甚至全体人民都倒向天平的一端，在这不可遏制的激情中表露出来的意志不也如同法律一般？苏格拉底就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公元前406年对十大将的著名审判。十位海军将领因未能按惯例收回阵亡将士的尸体，受到雅典人民的控诉。原告方为置被告于死地，要求不必个别审判，而由人民一并表决。那天恰好是苏格拉底担任议事会值班主席，他以这一要求不合雅典法律为由拒绝将它提交法庭审议。虽然第二天由另一人担任主席时，原告提议获得通过，十大将终于被处死（参阅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69页译者注，以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第5页译者注。商务印书馆，1984），苏格拉底还是因为他严守法律而遭人忌恨。据说在这件事上，他获罪于民主派，以致他后来受到审判并被处死。这个说法有几分真实。至少，他不是死在僭主们手里，而是死在雅典的民众手中。雅典人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杀死了他。苏格拉底非常清楚危险之所在。他在他著名的申辩中把控告者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站出来控告他的那几个人；一类则是站在那几个人后面，从小就对他抱有偏见的民众。这些人受舆论影响而生出偏见，生出的偏见又变成舆论去影响他人和社会。在民主的雅典，他们是最有势力的人。苏格拉底坦白说： 在你们以前，积年累岁，已有许多对我的原告，说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话。安匿托士等固然可怕，这批人更可怕，我怕他们过于安匿托士等。（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52页） 苏格拉底要洗清自己，必须获得这些人的信任。同样，一个雄辩家要想成功，就要设法打动这些易动感情的法官。此时，仅仅了解法律是不够的，还要有动人的言词，富于鼓动性的演说，有时，甚至要有震撼人心的表演。大约在公元前340年有过这样一场审判。被告弗莱恩（Phryne），一个有名的放荡女子，被控以慢神之罪。为她辩护的是著名雄辩家海泼莱德（Hyperides），他是十大演说家之一的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高足，他的有些演说，据说超过了老师。审判在进行，眼看陪审团就要作出有罪裁决，海泼莱德突然把被告拖至庭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撕去她的束腰外衣，把她的胸膛暴露在外，并以激越的言词去激发陪审员们的怜悯心。弗莱恩终于获释，但也因此引出一项法律，规定此后不得在审判时将被告置于庭前。 苏格拉底受审是在公元前399年，那时，这种风气还很盛。只是，苏格拉底不屑于使用这种手段来保护自己。这也是他干犯众怒，招来杀身之祸的一个原因。 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对有一类刑事案件须适用既定的法律，对另外的一类，由陪审团自由决定刑罚。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属于后一类。这就是说，怎样处断苏格拉底并无严格的法律规定，而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因此，辩护的好坏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苏格拉底的口才天下闻名，自然无须找辩护师。他之所以被判有罪，绝不是因为辩词不够出色，而是因为他不肯离开自己的立场，向众人作丝毫的让步。他不但自知如此，还要向陪审员们表明这一点。他说道： 或者你们之中有人会恼羞成怒，回忆自己以往为了一场小官司，涕泪满脸哀求审判官，还带了儿女和许多亲友来乞情；而我不做这种事，虽然明知自己到了极大危险的地步。也许有人怀此恼羞成怒之感，向我发泄，带怒气对我投一票。（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72页） 这段话讲完后投票开始，结果是281票对220票宣告有罪。不过直到这时，苏格拉底还有足够的机会免受死刑宣判。他可以自己提出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处罚。（按法定程序，审判通常分作四个阶段：①原告提出控诉，被告申辩；②陪审团就被告有罪与否作出裁决。如果裁决有罪，则③原告提出他主张的刑罚，被告选择可以接受的刑罚，分别说明理由；④陪审团再次投票，多数人的意见便成最终判决）但是，苏格拉底只勉强认罚30命那。这太轻了，不但是对原告的蔑视（原告主张死刑），而且是对法庭的嘲弄。他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员，结果有更多的人投票，赞成判他死刑。判决宣布后，苏格拉底再次发言，说明了人们定要他死的原因： 我所缺的不是辞令，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听的话。你们或许喜欢我哭哭啼啼，说许多可怜话，做许多可怜状，我所认为不值得我说我做、而在他人却是你们所惯闻、习见的。（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77页） 希腊式的民主审判，恐怕只能是如此。 “恐怕只能是如此”，那副著名的画 威格莫尔指出，陪审法院的这种随意性削弱了社会对既有法律的尊重，不可避免地阻碍了真正和持久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他列举了希腊法无以传世的三点原因：（1）缺乏职业的法官团体；（2）陪审团规模大体与立法团体一样；（3）缺少另一独立团体，维护既定法律，对陪审团或立法者予以钳制。（见前引Wigmore书，第一卷，第313页）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原因，但是最终，恐怕还是要回到雅典政制中去寻找根本的解答。 人们常常认为，古代社会是简单社会，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它们也像现代社会一样复杂。它们要健康发展，要达到社会内部发展的微妙的和谐，也会产生同样复杂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可以同时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因此，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缺陷。在最最辉煌的成就后面，往往留下了无可挽回的“败绩”，就好像某个器官的过分发达，抑制了其他某些器官的正常发育，终于使它们变得萎缩和畸形了。每一种古代文明，都可以提供不止一个例子，希腊法的悲剧即是其中之一。 生活在民主制下的雅典公民，常常会为一些崇高的念头所激励。他们关心城邦，犹如爱护自己的身体；他们参加各种公共生活，从中学会治理的艺术；他们追求真理与智慧，创造了不朽的哲学。即使是在法律方面，他们也实现了他们在那种情形下可能达到的正义，且不说他们还贡献出那么卓绝的正义哲学。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律不能为后人借鉴而苛求于他们。然而，希腊法的悲剧到底发生了。如果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希腊法由一种生命力勃发的制度终而变成为博物馆中的古董，引发这一过程的，正好就是使希腊文明大放异彩的同一个原因。 一种早期法律要想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需要满足许多方面的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脱离其他社会规范，获得某种独立地位，具有自己的独特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取得价值中立，这样一个过程，便是它的形式合理化。罗马法因此而传世，其他许多古代法制却因为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终于失去了活力。希腊法便是如此。 梅因认为，法律以及由法律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在其早期很容易遭受两种特殊危险，一种是原始法律的僵硬性，这种僵硬性会把大多数人在生活和行为上的见解束缚住；另一种是，法律可能发展得太快，以致失去它稳定的存在形式。希腊法显然属于后一种。 在西方法律史上，希腊法是我们所见最早的世俗法律制度，而且，它很早就摆脱了附在它身上的种种形式主义特征，变成一种灵活和富有弹性的制度。不幸的是，它始终没能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在民主的雅典，它成为捍卫民主最有力的武器，但同时也是公众舆论的工具。规模庞大的陪审法院乃是雅典民主的表征，也是它最坚固的堡垒。它确实很好地保卫了民主，但是牺牲了法律。固然，大多数陪审员都不乏政治热情和正义感，但他们完全不懂法律；雄辩家们虽然懂得法律，但他们要迎合听众，因为是这些人在判定事实真伪，决定法律的适用和被告的命运，而他们事实上主要不是需要法律，他们需要动人的言词、雄辩的演说，需要能打动他们的一切，眼泪、哀求、壮烈的场面、感人的景象。无疑，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凭良心办事的，但他们所依循的正义原则，往往只是他们的个人好恶，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养成的偏见。他们不是把苏格拉底看成一个行骗的智者吗？他们不是因为苏格拉底不肯如他们想的那样行事而定了他死罪吗？在各种各样的动机里面，有些迹近荒唐。普鲁塔克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亚里斯泰迪兹与泰米斯托克利斯在海军政策问题上意见分歧，双方争执不下。于是雅典人动用了他们的民主武器：陶片流放制。这是克里斯提尼的伟大创造，目的是去除可能威胁到民主制度的权威人物，这时被用来解决政治纠纷。据普鲁塔克所述，投票进行之际，亚里斯泰迪兹在街上遇到一个不相识的近郊农民，此人因不惯于写字，便招呼亚氏，请他在陶片上写下亚里斯泰迪兹的名字。 “但为什么？”亚里斯泰迪兹问道，“亚里斯泰迪兹伤害过你吗？” “没有，”这位公民回答，“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是，嗄！老听人把他叫做公正的亚里斯泰迪兹，我实在烦透了。 亚里斯泰迪兹于是不再多说，就按这个人的意愿写了。（转引自赫·乔·维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2） 这也是一场审判，只是把法官的范围扩大到全体成年公民，让他们选择，究竟把流放10年的惩罚加到哪一个人身上。而在这里，决定了“公正的亚里斯泰迪兹”命运的念头不是很荒唐吗？的确，古希腊人中间没有现代人熟知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因为他们原本不需要这种人；他们到底没有能创造出像罗马法一般富有生命力的法律，也同样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古代社会粗糙的民主制的发达，抑制了科学的法律制度的成长。 古希腊人似乎注定只是一个艺术和哲学的民族，在务实方面，他们远逊于古罗马人。正好比他们对知识只愿作一种贵族式的探究，他们在法律方面，更多偏爱抽象的正义。这固然使他们的法律免于僵化的危险，但在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一种持久的法律学制度的建立。关于这一点，梅因的总结是精辟的： 一个社会对于某些特殊案件，为了要得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判决，就毫不迟疑的把阻碍着完美判决的成文法律规定变通一下，如果这个社会确有任何司法原则可以传诸后世，那它所能传下来的司法原则只可能仅仅是包括着当时正在流行的是非观念。这种法律学就不能具有为后世比较进步的概念所能适合的骨架。充其量，它只是在带有缺点的文明之下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而已。（梅因：《古代法》，第43-44页） 苏格拉底死了。他是被雅典的法律杀死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公元前4世纪前后希腊法的状况，却要到有关苏格拉底事迹的记载中去寻找，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本文原载《读书》1987年8月号，收录于梁治平先生《法辨》一书中。

音乐 数学 物理 老毕 和 二（二）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试图从美的最基本的基础之一——音乐的音程出发，去探讨人类科学和美的关系，他发现毕达哥拉斯是必要的起点。作者用了一些调侃的语言，希望这个有趣的话题不至于过于艰涩。 老毕的麻烦 现在我们知道，“1”（do）乘以(1+1/2)，就成了“5”（so），我们一直这样乘，就可以得到所有的音阶。 图表2：老毕音阶的上行和下行的误差 我这里只列出了自然音阶，加上#F，别的半音阶我都没有列出。读者可以自己试试，只要不断继续乘以(1+1/2)，就可以得到所有的音阶。但问题是，高音c（do），按照老毕自己的理论，必须是中音C的二倍。（这里我们再次出现2，整个音乐实际上就是由2组成的，不二就没有音乐）。但是，我们一直乘以(1+1/2)（包括超过音域后不断除以2以使得其回到我们需要的八度中）得到的高音c（do）的频率参数是202.73，而不是200。同样，上行得到的F和下行得到的F也是如此，前者是135.15，而后者是133.33。 这就是老毕音阶的麻烦。本来这也没有什么，我们上行得到一部分音阶，除F（fa）以外，而下行得到F，就是完整的自然音阶了。最多再多上行和下行几步，就可以得到所有的12音阶。但是，这个环是不封闭的。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上行得到的F和下行得到的F有大约2%的误差。 这本来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并不影响我们对音乐的欣赏。但依旧是一件不完美的事情，尤其是对古希腊人，这样的不完美是不可容忍的。这不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们产生了什么负面的影响，一点都没有。但是从理论上，古希腊人不容忍这样的不完美。但是老毕无法解决它。老毕其实也没有试图采取任何妥协的方式来缓解它，因为对古希腊人来说，这样的妥协是不可容忍的。 但是这样的妥协在17世纪就变得十分现实了。特别在制作键盘乐器这样的有固定音阶的乐器的时候，上行的半音和下行的半音不相等就等于固定音阶的定位问题。比如，#6和b7不是一个频率，而是差了2%弱。显然不可能为了这不到2%的误差在6和7之间制作两个键，而且这两个键所发出的音频的差异是人的耳朵无法辨别的。 12平均律的产生 正是这样的麻烦，导致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毕竟，总不能为了这人耳无法辨别的2%频率误差再在A（6）和B（7）之间做出两个琴键（如果是钢琴的话）。用12平均律音阶代替老毕的音阶，实际上就是用可以容忍的错误代替过于麻烦的正确。在人类社会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现在我们回到图一来看看这些频率：老毕的参数和频率都是有理数，而12平均律的参数和频率（除了A440外）都是无理数。因此老毕的音程都是有理数，而12平均律的音程都是无理数。 老毕的音程生成是按照某一个主音的频率开始，然后不断乘以（1+1/2），就可以了。 12平均律就更加简单，其关键是一个参数，亦即2开12次方，然后在某一个主音的频率上不断乘以这个参数即可。比如2（re）的频率，就是在1（do）的频率上乘以两次，亦即而5（so）的频率，就是乘以7次，亦即 那么这个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12平均律”就是把中音C和高音c之间的频率“平均”分成12个间隔，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也就是其名字的由来。但是这12等分不是算术等分，而是几何等分。也就是说，每一个音符的频率和前一个音符的频率之比例相等，而不是差额相等。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就可以计算这个比例： 即： 这就是“十二平均律”的关键比例的由来。至于为什么相邻音符的频率增减的比例相同而不是增减的差额相同，这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耳朵对音程的感觉和分辨。我们的感觉是和几何差距相关而不是和算术差距相关。比如我们对声音的强度就是如此，50分贝比40分贝实际上音强增加了10倍，50分贝比30分贝增强了100倍，但是我们感觉到的却是40分贝比30分贝所增强的和50分贝比40分贝所增强的是等值的。再比如，你在10岁的时候对一年的感觉，和你在50岁的时候对5年的长度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小时候觉得一年很长，而大了以后觉得一年很短，越随着年龄增加，越觉得日子飞快。再比如涨工资，你一个月拿$1000的时候，给你涨$1000，那是什么感觉？简直是欣喜若狂。但是当你一个月拿$100,000的时候再给你涨$1,000，你肯定无动于衷甚至嗤之以鼻。贪得无厌就是这样来的，越多就觉得越不够多。紧跟多多益善的就是快快完蛋。 但是也有不贪的，那些很二的就属于这样的人。可喜的是，中国也有这样比较二的人。据说12平均律的最先提出者是中国明朝的皇孙朱载堉，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九世孙。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朱载堉是中国皇家里最“二”的皇孙，和唐玄宗完全可以媲美。当然，在中国这些很“二”的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唐玄宗弄了个安史之乱，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没有保住。朱载堉也不可能当上什么皇帝。因此中国的问题是“二”的人没有什么好结局，因此“二”的人越来越少。不像希腊人，你不二，就不能独树一帜受人尊重。于是“二”的人越来越多。那个特别二的毕达哥拉斯只是众多二的哥们中的一个，你翻翻古希腊历史，真的找不出几个不二的来。 翻翻古希腊历史，真的找不出几个不二的来 比如那个更二的芝诺给出了一个悖论，楞是证明了他们祖上的国王和英雄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你说要是在咱这里，你要是想说秦始皇追不上乌龟，你就全家玩完，你要是碰上汉武帝，你还没有说出来就被腹诽治罪满门抄斩了，到了康熙乾隆，你一句“清风不识字”刚写完，就让你变成青烟了。 反正，据说是朱载堉发明12平均律比西方早了几十年，还把21/12的计算精确到了25位数。如果属实，这还真的有一点祖冲之的精神。但是毕达哥拉斯没有这个兴趣，不仅毕达哥拉斯没有兴趣，到了阿基米德也没有对具体数值的兴趣。你要是穿越2000多年回去，问古希腊数学家√2的具体数值，他们肯定给你一个边长为1的正方形，然后画一条对角线，告诉你这条对角线就是√2。 尼玛。你能够说他不对吗，这可是最正确的√2。古希腊人对任何近似值都不感兴趣。阿基米德早就知道怎么算圆周率，但是这哥们算了几步就不算了，他的想法很清楚：反正我都知道这个方法了，具体计算没意思，只要你肯花功夫，多少位数都可以算到。这种计算工作在古希腊被认为是一种“蓝领工作”，被认为应该是奴隶们干的。 中国的皇帝都像朱载堉就好啦 总之，要是中国的皇帝可以像朱载堉这样比较二，把时间花在计算音阶的频率上而不是放在宫廷政变和抢班夺权和焚书坑儒上，中国的事情就会好办很多。中国问题就是在于皇帝不够二，子民也不够二，并且子民不喜欢二的皇帝。子民们总是为那些发动宫廷政变和权力斗争的胜利夺取皇位的阴谋家喝彩，而很少为那些没有政治野心而只是想把自己的兴趣玩好的个人喝彩。总之，这个民族不够二，太一，于是就有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声音，一个思想，反正后来就成了一统天下，然后一筹莫展，最后就一塌糊涂了。人家很二，后来就二党制；咱们不二，就…… 调性和和弦 由于以上的原因，也就是由于我们的耳朵对于频率是否悦耳的判断，使得我们有了音阶。汉族的传统音阶比较简单，亦即所谓的五声音阶：1,2,3,5,6。没有4或7。别的民族的音阶可能比较复杂一些。西洋音阶不仅有4和7，而且经常有#4和b7。为什么#4和b7比较经常出现？因为它们最接近自然音阶：7（si）上行纯五度就是#4，而4下行纯五度就是b7。 尽管钢琴上的白键和黑键都是人为的，但是用来说明问题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是C大调，那么就是以C为1（do）按照大调音阶生成的。在钢琴上就是全部白键。如果用绝对音高来表示，就是 C,D,E,F,G,A,B，这就是C大调的1,2,3,4,5,6,7（对照表一）。 但是我们并不想总是这样谱曲或者唱歌，比如一个人想把G当做1（do）来唱歌，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时的绝对音高就会是这样的了： G,A,B,C,D,E,#F 这是由于，大调音阶要求在第六和第七音之间是一个全音，但是却碰到了E到F是一个半音的现实，于是不得不把F升半音，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如果一个人想把D作为1来唱歌，那么音阶的情况就会是： D,E,#F,G,A,B,#C 不仅F需要升半音，而且C也需要升半音。 那么有人想把F作为1来唱歌呢？这时音阶就变为 F,G,A,bB,C,D,E 我们看到自然音阶在第三和第四音之间需要是半音，而碰到的却是全音，于是就必须将B降半音。 如下是一个相当好用的办法，让你立即知道哪个调性需要有几个升降音，并知道升降哪几个音： 在一张纸上，先写1,2,3，然后把4,5,6,7错开插入，就变成： 4,1,5,2,6,3,7 或者写成绝对音高的形式： F,C,G,D,A,E,B 好了，我们开始。我们从C开始。C大调没有升降号。那么在C右侧的G大调呢？G的位置是C+1，这里的1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左侧的第一个位置，也就是F。这意味着：G大调有一个升号，升在F上。不信你打开你们家的钢琴盖子，仔细核对一下。 D大调：这是在C+2的位置上，我们就取左侧两个音符，也就是F和C。这意味着：D大调有两个升号，升在F和C上。 如果是F大调，此时是C-1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取右侧第一个位置，这是B。因此，F大调有一个降号，降在B上。 如果我们再降一个调，但是我们发现F左侧已经没有东西了，此时我们就绕到右侧，第一个是B，由于是从左侧绕道右侧的，这个B实际上是bB。这个降B调比C调左移了2个位置，既C-2，我们需要找到最右侧的两个，即B和E。因此，降B调有两个降号，降在了B和E上。 同样的原理，大家可以试试#C调的升降号。应该可以发现，其需要有7个升号，升在所有音阶上。 小调音阶和大调音阶的差别在于：其第三音总是降半音，而其第六音和第七音也经常降半音。如果审视一下C小调和C大调的区别： C小调为：C,D,bE,F,G,bA,bB，而C大调是C,D,E,F,G,A,B。 按照我们以上的分析，c小调实际上是bE大调的音阶。于是，C小调和bE大调是很接近的。因此便有规律：一个大调和其下行小三度的小调拥有基本相同的音阶。比如C大调和A小调拥有基本相同的音阶。以此类推。 想知道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用的是什么调式吗？ 图表3：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的调式 和弦又如何呢？由于这在维基百科上已经说得很多很好了，我和他们说的基本一致，因此就不必多说了。和谐给听众一种快感，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常常使用和弦。但是纯粹的完全的和谐却略显单调，比如对位和谐的是八度，比如C和c。拉过小提琴的人知道，当你在D弦上拉G这个音的时候，G弦（最里面的那根弦）会震动。而且振幅相当不小。这就是共鸣。 完全和谐是单调的，于是我们经常采用比较不单调的饱满的纯五度，也就是频率差为1/2的两个音符组成的和弦。比如C和G，这就比八度要饱满一些。但是这还不够，更加饱满的是大三和弦，也就是由三个音符组成，他们的音程是纯五度，大三度和小三度。这是一个十分明亮饱满的和弦。 再说，看到现在，你们头也大了。你们现在得出的结论不是音阶很容易，而是林炎平很二。但这不是林炎平的错，而是毕达哥拉斯的错，老毕才是始作俑者。 （未完待续）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2） 文：林炎平 The Wall – Nothing Wrong with It Trump made quite loud about his policy of building a wall on the border of Mexico to prevent people from entering the USA illegally. The media cried against this even louder than Trump’s vow. What is wrong with a wall? Don’t you live between walls? Does not your yard have fences? Your yard has fences to prevent unwanted people from entering. Your parents work hard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you to live within walls, so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live wall-less streets. No one needs fences if safety is not a concern. No nation needs a defended border if no unwanted people cross it. Look at the border between the USA and Canada,undefended and free border of 5,000kms, which means the USA is not a lover of wall if not for running out of options. The ultimate question is “Why should a nation allow unwanted people to come freely?” This question is the equivalent to this one: “Why should a family allow uninvited people to enter freely?” Why should a family allow uninvited people to enter freely? Building a fence to prevent uninvited people from entering is justified, just like your home and your backyard. It is a home. If you build a wall to prevent the people inside from getting out, then it is wrong, because it is a jail. That is why the wall or fences Trump wants to build on Mexico border is justified and that is why the Berlin wall built by the communist region was not. Two Issues that the Left Went too Far As we mentioned before, left is pro-changes. It is never a bad thing to progress, but it is indeed bad to change for the sake of change. Here are two issues that the left obviously went too far in my view. I also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am not a social conservative. Every time I made tests to see my position in the political spectrum my results put me in the liberal side rather than conservative side. My values on LGBT and minority rights have always scored as liberal. But it is the liberal in extreme that I am against. The LGBT – an Over Protected Group LGBT can stage a parade that is literally erotic, which straight people can never be allowed to do. LGBT groups have already been enjoying greater rights than the straight. Of course you will argue that this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y look unusually more favourable to the LGBT than the straight ones. Yet, it is not. We have to conclude that LGBT groups are no longer the vulnerable ones. Do we still have systemic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GBT? No. They already have the equal rights as the others.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be argued is the marriage issue. They already have the equivalent to the legal marriage, which is “civil union”.i.e. they can enjoy everything that a legal marriage provides, e.g. tax benefit and others for legally married couples. The only thing that they still do not have somewhere is the name of “marriage”. But they want to call their union “marriage”. Why should they call it marriage? If they want to call their union marriage, we have to redefine “marriage”. In short, LGBT is no longer a vulnerable group. Rather, it is an over protected and over promoted one. BLM - A Real Racist Organization BLM ( Black Lives Matter ) is a racist group, which is not a surprising matter. But it is that it is not only a legally existing racist organization but also a promoted one that is astonishing. Its very existence shows the justice is leaning against European Americans. If one dares to change the B to W, he will immediately be labelled “racist”. This organization shouted killing the whites and police. This is bad enough yet the worse is that such behaviour has no consequences and drew little criticism from media or intellectuals, which is extremely worrisome. This is also where Obama has failed miserably during his presidency. He had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fix, or at least improve, the racial relation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He is black and his very presidency is the proof that there is no systemic racism in the USA. However, he did the complete opposite, fanning up the racial hatred by the African Americans towards the European Americans. After his 8 years in Oval office, the relation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reaches its lowest point and the rift between them at its widest, in decades. The rise of the racist group of BLM is just a superficial symptom. Deep inside is a dark current against the European Americans promoted by the left. Left and Right in Politics Someone said that if you are not “left” at your 20s, you have no heart; if you are not “right” at your 40s, then you have no brain. I forgot who exactly said such first, but I remember a friend of mine said to me with his own experience. He is a French Canadian named Denis. One day about 20 years ago a strange guy dropped into my office. Soon we became friends partially because his infectious laugh. He told me that he went to China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he was a member of Canadian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Not anymore.” Seeing I was surprised, he continued. “Why?” I was curious. “If you are a communist when you are 20, then you could be generous. If you are still a communist when you are 40, then you are stupid.” He finished with aquite laugh, followed by mine. Left when You Are Young It makes it look like there is a learning curve between 20s and 40s. The question is: You are right (justice) when you are “left”, or you are right (justice) when you are “right” (politics)? So, which one is right (justice) and which one is wrong? If the political view at your 40s, which is right (politics), is right (justice), then the one at your 20s, which is left, is wrong. We certainly cannot justify being wrong by the excuse of being young. After all, when you are 18, you already have the right to vote, which means you should make a right decision for you, your family, your society and your country. If all young people at their 20s are wrong and feel justified, it is enough to take a country to a wrong direction. We certainly can use the youth and less experiences as the excuse to mitigate our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 for being on the wrong side, which is left (politics), but is this really justifiable? It is considerably easy to promote generosity when you do not have much, since it is not going to make you pay dearly. I would be the most generous person in the world if I were a panhandler. I would promise you the whole world “if I had it”. Since I do not have it, I can only serve you with my words, which does not cost me anything. That is also why when you are a student you tend to be on the left. Things will change when you get something. You get a job, you get a house, you get a family and you get your savings. At this moment, will you deliver what you promised before? Forget about the world that you promised to give. You will probably not give up you house. Statistically, no. People will not donate everything then live on street themselves. This should not be criticized. It is the original promising that should be denounced as being hypocritical. But I know the hypocrisy is genuine, since the youngsters who made the promises really meant it. Only later when they find out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deliver when they really possess themselves valuable somethings. When a young student who promise the society with the whole world when he has nothing, he knows that he has nothing to offer but his words. The real instinct intention is that he wants the society to offer him everything, e.g. free education, free living, and free everything. They sincerely believe that, since they genuinely offer the society the whole world once they have it but they do not have now, then the society really owes them everything the world has now. “Since I am so generously offer you the whole world in future, why should you offer me with everything that I need now?” This is what their mentality and I was one of them but just was not addicted to it as long as them. They indeed feel responsible for the society too, so they would work as volunteers with genuine enthusiasm. However, it is the mentality that they are saving the world and the others are ruin it that gets them think that they are on the right (justice) side of the world and history, which is left (politics). Left on Campus Yes, young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be misled. With their enthusiasm, they can accept different ideas, right ideas and wrong ideas. With their already left leaning in instinct, they can be easily led into this direction with minimum efforts. Our campuses are usually on the left (politics). More professors are on the left than right.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social and arts sections. Why are the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more prone left in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According to my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t is that these disciplines require les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raining. Those who without such proper trainings tend to be unrealistic and fanatic. They think things are easy: “As long as you have a right attitude, which is left, you are on the right (justice) side of the world and history. Once the society has the right (justice) attitude, which is left, all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will be solved.” Sartre, a French philosopher, is a typical intellectual who led the students into a wrong political direction. Since it is not the right direction, it must be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the right, i.e. left. He was extremely fanatic about the left, and was very much obsessed with Soviet Union, so much so that even after he knew what catastrophe the Soviet caused and what crimes the Soviet committed, he continues to praise it and led the followers to the direction, which is the left. May 1968 events in France influenced by Satre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owever, you cannot distort an observation or make a machine work by boasting or merely by enthusiasm. You simply cannot brag a machine into working condition. Regardless how fanatic you are, the machine will not work unless you design it and make it right. Since they cannot make the machine right (justice), they have to be on the left (politics). Once you are on the left, you do not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things right. It sounds like a joke but it is exactly like thi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things right (justice), which is why it is difficult to be on the right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o easy to make thing swrong, which is why it is easy to stay opposite to right, which is the left. However,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left will occur later with much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s. Famine is one of them. If we examine the human history, we know that every extreme left caused famine. Unfortunately, the young students in the West have probably never heard of famine, let alone experiencing one. They do not have even any remote idea about what it is like. Equality vs. Justice Left (politics) is always more attractive in appearance than right (politics). The most attractive part of the left usually starts with equality. There are two great values in humanity, which are liberty and equality. Together with fraternity, they give us the most beautiful values: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The first two are the rights of people, the third one is responsibility. Young people are enthusiastic yet less wealthy. They have too much hormone to spend and too little wealth to share. Thus, equality is the most attractive idea to them, economically, along with fraternity. Young people have less, so equality means they will take in more than share out. Then thing will go wrong from here. Why? The first value is liberty, which means everyone has its right to be free to do what he wants. But freedom has aboundary because you cannot deprive the other people’s freedom. i.e. your freedom cannot be expended at the cost of others’ freedom. It is for this sake, equality is important. It simply means that the other people are as free as you are. Equality can be readily understood with liberty as: liberty is your freedom and equality is others’ freedom. The problem I just mentioned is caused by the reversed priority, i.e. equality prevailing liberty. If liberty is second to equality, all the problems occur. Once liberty is inferior to equality, equality is no longer the equal start rather is reduced to equal finish. Let us talk about Matthews's law: For unto every one that hath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abundance; but from him that hath not shall be taken even that which he hath. It basically justifies that deprive those who have less to reward those who have more. In human society, this law must be artificially limited, otherwise we are like animals and vegetables. However, once we need competition, this law must be followed. Let us observe the scenario in a Marathon competition at its start line. The best record holders are placed in the most front position, which are for two obvious reasons: preventing the slower runners from hindering them, and rewarding the faster ones for their previous achievements. It means your hard work and good performance are appreciated and rewarded. Without this mechanism, evolution of society stops. But without limiting this mechanism, we would be in a society of social Darwinism, in which the weak will be let perish. So, between total competition (no protection for the weak) and total protection (no reward for the strong), there should be an optimal point to take care both sides. An ideal society should be “the stronger can prosper with glory and the weaker can survive with dignity”. Where should be the line drawn? This is the question. We can understand now: so called left is that it values more equality than liberty; so called right is the opposite. The left at its extreme is the communism, where everyone is getting the same regardless his contribution. The right at its extreme is the Darwinism, where everyone is free to pursue his goal even at the cost of the others. The right at its extreme is exactly like our normal Marathon competition, and the left at its extreme is like a Marathon that forces every competitor to finish at the same time. The latter is of course really ridiculous. No one will really watch this kind Marathon as spectator. And no one will really make any effort as competitor, because there is no winner, or you can call everyone winner, or more accurately, loser. ( to be continued )

在塞内加尔的日子（1）——初到非洲 文：刘婷（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婷为瑞士驻蒙特利尔领馆领事夫人，她将自己在非洲生活的经历写成系列回忆录，将陆续在本刊登载。 至今我还留恋塞内加尔的阳光，明媚的，热烈的，即便常常有飞扬的尘土扑面而来，仍然处处是灿烂的晴朗，让人的心情不由自主欢快起来。 我因为先生工作的缘故，在非洲西岸之角那个叫塞内加尔的国度生活过两年时间。离开生活了四年的瑞士，我们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我头脑中全是电影中的场景，计划四年的生活让我很是憧憬，我甚至还置办了白色的长衣长裤和精致的布鞋，想像着在沙漠或是丛林里能拍出多么美丽的照片。飞机落定达卡（DAKAR）国际机场，非洲如此生动地出现在眼前，机场居然像个大集市，有人扛着大箱水果，有人背着乐器，还有抱着一卷地毯出现的，机场外全是等生意的出租车司机，小贩，有的追上来就很兴奋地说个不停，那时我的法语还在起步阶段，鸡同鸭讲，我只能回以傻笑。先生嘱咐我：“跟紧了，这里不是欧洲，小心你的包。”接下来的很长时间，我一直都是倒背着我的小包，诚惶诚恐地体会着这个完全不同于想像的世界。 我的精致的小布鞋完全派不上用场，达卡虽然是赛内加尔的首都，号称非洲的小巴黎，但还是不同于我生活过的所有城市，干季处处尘土飞扬，雨季泥泞不堪。桌子每天擦，每天一抹一手黄，我们这些刚来的菜鸟，买桶装水喝，吃欧洲带来的米面，所有蔬菜瓜果能削皮的削皮，不能削皮的做熟了吃，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断断续续地拉了一个月的肚子。达卡的物资严重依赖法国，你可以找到法国人开的肉铺、面包店、各个国家的餐馆、欧洲进口的零食、调料、生活用品，但价格贵得离谱，作为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我开始像当地人一样，每天趿拉着夹脚拖鞋，四处寻找可以利用的资源。 我们租住的大宅就在海边，步行两三分钟就是渔船码头。我的非洲生活就是从家门口的鱼码头开始。九十月份的达卡，日均气温25度左右，是旱季时节，每天早起，一派艳阳天，海风轻柔而温暖，我带上大沿儿草帽，双肩包倒挎在胸前，手上拎了个购物袋，出门打渔去。大海就在眼前，还能愁没鱼吃吗？路边有几个木板搭就的简易桌子，桌上竟是些我不认识的鱼。但我立刻就被桌后坐着的黑人大妈吸引了，非洲女子似乎天生就有极好的色彩感，她们要么穿剪裁合身的长裙，要么穿巨大的风袍，衣服花色和细节搭配总是恰到好处，配上她们黝黑的皮肤，煞是好看。卖鱼也穿得这么漂亮，我顿时觉得非洲生活又增添了一份美好。不过眼前的鱼就没那么养眼了，它们就这么躺在木板上，没有任何保鲜措施，大妈们唯一的工具就是手上的一枝芭蕉叶，她们缓缓地摇着叶子，象征性地驱赶着成群的苍蝇。我不识海鱼，也从未买过未加工的鲜鱼，看着眼前这些被苍蝇覆盖，味道不太令人愉快的鱼，我望而却步。 海滩上有几艘描绘着艳丽图案的渔船，我决定去寻找打渔人，但这里的渔村着实冷清，沙滩上简易的鱼摊只有几位妇人和身边的小水桶，我正想去看个究竟，突然冒出一个小伙子，他高大帅气，黝黑的脸上有双迷人的大眼睛。他热情地招呼我，自我介绍叫马马杜，看我法语比较困难，马上改口说上了英语。听说我要找鱼，他一脸自信地说：“我就是打渔的，跟我来。”我跟着马马杜看遍了大妈们面前的水桶，终于买了条大鱼和一只螃蟹。热情的马马杜拿出本子，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他说一旦打了新鲜的鱼虾，会上门服务。马马杜年纪轻轻，高大帅气，能说会道，行为举止绝对绅士，他不但会说法语，英语，还会点意大利语，中国话也能比划几句，更厉害的是，这些都是自学的。漂亮的马马杜带给了我非常漂亮的非洲印象，即便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渔船的拥有者，而不过就是守在海滩边等候外国人的众多“生意人”之一。他们大都叫马马杜或者瓦里，逮着老外去鱼摊当导购，因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的渔民只会说土语，你如果不懂行情，他们真能赚不少“差价”。但我一点儿也不怪马马杜，多聪明的男孩儿啊，他懂得自我包装，懂得顾客心里，殷勤而努力地对待每一个商机。当然我也像其他外国人一样，很快就不需要马马杜了，但我仍祝福他，那个坐在海滩边等待着陌生身影的男孩儿，可以在不断的磨砺中成长，变成一个真正的生意人。

自由思想何以可能？ 文 / 李文倩 《自由的思想：海外学人访谈录》，河西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在近年的图书市场上，访谈类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不过，只从思想内容方面看，访谈类图书有其特点。从一个相当表面的角度看，一般的著作，大致属于独白性的，而访谈类则为对话。在一个流行“对话”的年代，有较多的访谈类图书出版，再自然不过。 传统意义上的著作，是作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多用书面语言。而访谈则不然，主要是口语。这一形式上的不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接受方式，其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值得仔细揣摩。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访谈类图书中所读到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自然。对话者所讨论的问题，有许多预制的成分；在访谈完成之后，又有许多编辑、修改，因此很难说得上是原汁原味。但即使是这样，读者仍然爱读。 访谈得有个主题、设计，具体对话才能得以展开。前段时间读《自由的思想》，注意到访谈者的总体思路，以“自由的问题意识”为关切。河西访谈的对象，均为海外学人；而整本书的设计，是想通过海外学人的眼光，为海内读者提供一种“镜鉴”。这当然不错。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有关知识人的一些问题，正好可与书中对话相参照，在这里稍作发挥。 访谈者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着意强调海内外之不同，实质上想提醒读者的，是自由思想与环境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自由思想的主体看作知识人的话，这里所谈的问题，即知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知识人”一词，是在相当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的，并无严格界定。不过，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学院型和媒体型。 “海内”的学院知识人，首先要面对的，是极为强势的学术体制。在这一学术体制的“压榨”下，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学术和思想，而是如何谋生。这种生存意义上的压力，最终导致知识创造力的不足，正如原新墨西哥大学终身教授Terran Lane在《我为什么离开学术界》一文中所分析的：“经济压力也已经转变成了知识压力。当人们觉得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保守和喜欢规避风险——我们会选择做有把握的事，而不是冒险的事。但问题是创造力总是伴随着冒险。创造的目的是发现新的东西——超越最高水平和发明或发现这个世界还没有的东西。既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又想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所谈情况，针对的是海外的情况。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海外海内，道理是相通的。 历史学家许倬云 而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情况或许更为糟糕。许倬云对此评论说：“……国内的高校制度最坏的一块就是科系的分野太清楚，楚河汉界不能跨越，于是很多有趣的事情就不能办到。真正新鲜的研究都在两个科系中间的无人地带。两边都没人出来自然就成了无人地带。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以有知打进未知。人们老是围着有知打转，你们怎么了解未知呢？”究其实，这种知识上的画地为牢，正是强势权力恶性运作的结果。知识人没条件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里自由研究，而只能在权力划定的课题范围内“伺机而动”；其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自由学术的萎缩和垃圾学术的“繁荣”。没有自由的学术探索，则所谓的学术“领域”，不过就是自家利益的“自留地”，岂能容他人“插足”。 从这个意义上，多数学院知识人，不过就是一民工。当然，其中有部分“混”得比较好，成功“晋升”为“包工头”。但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无视自己的真实处境，而奋力迎合现实。孙中伟说：“知识分子的无权感和漂泊感，则主要来自于政治体制的疏离。当下的政治体制几乎容不下独立思考和践行理念的空间，迫使知识分子卷入学术与课题的自娱自乐，对公共事务和底层民众漠不关心。尽管他们拥有话语权，却是扭曲的、局部的、被权力或金钱收买的话语权。为了生存，他们试图努力迎合现存体制，但会发现，自身也是一个‘农民工’，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弱小的个体无处遁形，更举步维艰。许多知识分子缺乏‘社会学想象力’，无视农民工身份的象征意义，拒绝与农民工站在一起，以他者的眼光自以为是地高傲地打量着这个悲惨的世界，这真是相当的可悲。” 社会学家赵鼎新 而在与社会-政治的互动方面，媒体型知识人是主角。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在一个言论不开放，但又矛盾、冲突不断的国家或地区，社会舆论极易民粹化。当此之时，一些本不具备相关素养，但又敏感于时势风潮的人，就会以投机的心态介入其中，从中牟取名声和利益。赵鼎新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当“反对者”的“崇高”话语成为牟利的手段时，其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伪善。伪善的胜利是对善的最大伤害，至少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是如此。 投机者的胜利，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均所在多有。许倬云在访谈中所批评的李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倬云说：“姚从吾在西南联大时期就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姚从吾和李敖很接近，李敖是被姚从吾捧红的。当时自由主义者反对专制政权的时候，李敖不是站在自由主义这边的，李敖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打击台大的老教授，要把这些老教授赶走。后面他的自由主义也不是真的自由主义，他是谩骂，哗众取宠，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他说话。他也冒过险，押过宝，但是他成功了。他坐过牢，但是他出来后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当研究员，那是一个国民党的情报单位。”以李敖为参照，再来看看中国当下的言论市场，对其中的某些人物，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观感。 在前几年，“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不错的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公知”竟成为骂人的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权力对舆论市场或隐或显的操控。权势者喜欢欢乐的颂歌，而不喜乌鸦的嘶鸣。对那些制造“噪音”的知识人，权力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损害其声誉，阻止其发声。 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国当下的媒体环境，对公共知识人的发育、成长，其实是相当不利的。赵鼎新从媒体“过度消费”的角度，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中国很多新公共知识分子都垮台了，不能怪他们，显然是被中国媒体过度消费了，他们早期发表的言论都被提出来，但每个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有些不知道的让他说，到最后肯定是胡说八道。”而与此相对照，“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区域型’，中国是全能型，所以上来一个垮台一个，有时自我感觉太良好，以为一呼百应，但他们不懂意识形态的权力，你今天说完，明天别人就忘了。” 自由思想的缺失，造成思想上的贫困。而没有思想的文化，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让-米歇尔•付东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很大程度上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在我看来，这一判断，相当到位。“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其实质不过是以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为卖点，但这恰恰是弱势文化的惯用招数。因为没能力与强大的对手在同一个层面上一争高下，只能诉诸特殊性；莫言作品获诺奖，可从这一角度出发获得理解。 思想上的贫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虚化历史的过度迷恋，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大众文化中的“国学热”，不过是消费主义之一种；所谓的文化怀旧，也不过是消费。当然这种怀旧本身，在权力的主导之下且一定在权力所限定的框架之内。国学是这样，其他的历史名人，何尝不是如此。比如鲁迅，研究者将其存进银行吃利息；不少思想议题，似乎不借助于鲁迅的名头，好像都无以展开。拉大旗做虎皮，只能反衬自身的贫弱。许倬云评论说：“现在台湾没人评论鲁迅，是你们这边把鲁迅放大了。他的笔很犀利是没错的，但当时批判旧时代的不止他一个人。” 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是当下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态度。相当“后现代主义”。戴维•洛奇说：“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就是‘好玩’或者用一个文学术语来说就是：‘游戏’。我们喜欢戏仿和拼贴，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是幽默以及超小说（即以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来对待读者）。”如果说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更多属于一种亚文化存在的话，而在我们这里，“后现代主义”几乎就是犬儒的代名词。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游戏生活之轻，一定以丧失真实生活之重为代价。 历史学家余英时 回到本文议题，知识人之自由思想何以可能？简而论之，可从两方面来说：在否定的意义上，知识人要有足够的敏感，来警惕权力的诱惑；这里的权力，既即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权力，亦包括诸种隐性的话语权力。而在肯定的意义上，培育一种自由的心性，是自由思想的基本前提。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赞赏余英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我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以求知为要务，正是知识人之本分。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2） 文：林炎平 自私和仇恨——普遍的社会心态 精神文明并不决定于物质文明 号称“礼仪之邦”的华夏，今天距离这个称呼到底有多远？有自知之明的人都绝不乐观。近代国人素质之低下，几乎路人皆知。人们通常把素质问题归结于物质水平低下。春秋时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如果丰衣足食，就有礼仪道德。西方的马斯洛定理同样认为人只有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谈得到更高层次的追求。然而这种典型的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未必正确，道德水平未必和富裕程度成正比。而最近数十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了管仲根本错了，物质的发展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精神的进步。 我研究过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的古希腊人当时的生活状况。我专程去了一些古希腊的遗址，比如希腊境内的雅典、迈锡尼、德尔菲和奥林匹亚，小亚细亚地区的以弗所、米利都、阿芙罗蒂特城和帕加马（今土耳其境内），也去了当时古希腊文明的边缘区域，在黑海北岸的塞瓦斯托波尔（今乌克兰境内）。遗址考古现场基本保持了当时的状况，石质的废墟勾画出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居住环境。房屋的结构简单也不宽敞，和当时辉煌的神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按照文献记载，在古希腊极盛时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可以称得上衣食无忧，但绝不奢侈，政府官员的生活和民众相差无几，而知识精英们则极其简朴。以当时的生产效率不可能有什么奢侈品，我们今天的许多必需品，在当时都会是奢侈品。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Z6dM8P4jJjvodYmUjcYrgTg5ib7QGuZg5l7xwPQEN8AKGgcUZ2xia11w/0?wx_fmt=jpeg 图6－1， 迈锡尼遗址 在有3000多年历史的迈锡尼遗址上（图6－1），我低头细察，茫然四顾。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培育古希腊文明的摇篮之一。山区的植被和地貌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太行山非常相像，如果不说是贫瘠，也决不能说丰饶。但是迈锡尼博物馆陈列的辉煌的出土文物折射了这个伟大的文明，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也为此作证（图6－2），令人不禁自問：这个伟大文明就诞生于这样并不有利的环境之中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2JUon1Pt2Xibh8rV1VjVn1c1UXkAicoaVib96DJjkw83ZaUHuDMwgrtaA/0?wx_fmt=jpeg 图6－2，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 古希腊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周边其他文明没有很大差异，和当时的华夏文明也没有多少不同，但是古希腊的精神生活却截然不同。古希腊所孕育出的这么多灿若星云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璀璨的古希腊文明，惠及几千年后的现代。 古希腊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显而易见。每一个古希腊定居点都有剧场，从观众席的容量来看，古希腊的戏剧和演出是由全体公民参与和欣赏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部分阶层。当时一场演出的门票价格大致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日工资的四分之一。为了让经济拮据的公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观看戏剧演出，政府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款项。注【1】 那些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唤起了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道义和责任的共鸣，而且至今余音缭绕，永不消逝，激起当代我们的回响。古希腊喜剧则以幽默诙谐的方式针砭时事，赢得的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的开怀大笑，其笑声也回响到今天，让后世的我们也深受感染。我在德尔菲的半圆形剧场和雅典卫城的半圆形剧场后面的山坡上坐着（图6－3），想象着当时的演出和观众的反映，似乎我当时也在这里，混迹在观众之中，为之感动，为之开怀。那些几千年前的作品里流露出的情感和哲理，至今仍能让现代人感觉熟悉、亲切和发人深省。这些伟大的悲剧和喜剧带给我们的启迪经过数千年还不减其力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d423gO2DB5HwkpCyzXYDJn5yLbagBMxOFShbuicEKr1uxX7RW7wweZw/0?wx_fmt=jpeg 图6－3，古希腊的半圆形剧场 那些伟大的古希腊理念就是诞生在这块并不富裕的地方。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古希腊人：“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坚韧不拔的人民。”他过于谦虚了吧。古希腊人绝不仅仅是“人民”，而更是“公民”。是古希腊人把“公民”这一理念带给了人类社会。古希腊人不仅仅做到了自己丰衣足食，还创造了一个文明。这个文明甚至并不以当时的功利为目的，而是更重视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对于人类自身价值的认知。这文明终究成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因。注【2】 除了这公民的理念，古希腊人还带给了我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和实践。我们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体都是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我们今天的课堂上还原封不动地教授着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 很难想象，这样伟大的文明是在如此并不发达的物质环境中产生并发展的。对于古希腊人，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景仰的心情，我虽然和这个文明素不相识，也并无与生俱来的感情牵挂，但是却对这个文明崇敬有加。而以上所说的，只是许许多多理由中的几个。注【3】 古希腊文明和其他文明伴随人类文明史走过了数千年，今天回首人类文明的艰难历程，也许可以使得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亦即，是物质文明带给了人类精神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第一个命题并不成立，其实，物质文明并不能保证精神文明；而其逆命题，亦即第二个命题倒是成立的，即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后者由古希腊的历史给出了无可争辩的证明，而前者，也许华夏历史上很多时代都可以提供反证。 华夏本来推崇遁世的独善其身和入世的兼济天下，如果你不想掺和世事，那么你就与世无争，管好自己就好了；如果你想改造社会，那么你就积极投身其中。本来这两种都是可取的生活态度，而在华夏社会中却往往成了反社会的行为——遁世的自私自利和入世的仇恨他人。自私和仇恨成为了华夏民众最具特征的社会性格。而物质的进步似乎并未产生正面的影响。 富裕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德行 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得到了长足发展，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电视，自行车换成了小汽车。然而，这就意味着人们的道德修养普遍提高了吗？你看看那些比较富裕的有车阶层，他们的道德水平可能会让你吃惊的。 在中国，如果你曾在夜间开过车，你一定领教过迎面而来车辆大灯的刺眼，如果你是行人，你也一定有过同样的经历。那是因为司机开了远光灯，如果开的是近光灯，就不会晃眼了。我一直不理解中国司机开远光灯的心理。其实在市区，行车开近光灯足够了。开了远光灯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但这给别人造成了极大不便。但这似乎并不在那些司机的考虑范围，只要他自己方便，别人的不便就不予理会。 如果对方也是国人，他也毫不示弱，把自己的远光灯也开得大大的对着干。于是在这样阴暗心理作祟下，城市夜间街道一片刺眼的光明。有人还有更毒的招，自己把大灯的角度稍稍向左调偏一点，这样远光灯正好照在迎面而来的车上。这正体现了国人的信念和心理，“损人才可利己”、“利己必须损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成功不仅是由自己的收益来衡量的，而更是用别人的损失来衡量的。自己收益了，还不能算成功；同时要别人损失，这才是成功。 我在国外开车多年，从未在市区看到任何一个人有意把远光灯打开。有时有人误开了远光灯，通常迎面驶来的车会给予善意的提醒，一次轻轻的鸣号，就能让司机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并立即关闭远光灯。哪怕是在夜间漆黑的高速公路上，只要有迎面来的车，或者接近前方的车，也没有人开远光灯。只有在视野里没有别的车的情况下，驾驶员才有可能开启远光灯。我在国外习惯了，即便在高速公路上开几百公里的夜路也不开远光灯。久而久之，几乎忘掉了远光灯的存在。回到了中国，才知道此地原来如此热衷远光灯，如此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在西方国家，很难看到十字路口由于不同方向的车抢道而被堵死。当碰到十字路口交通灯坏了的情况，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车辆就会很有规则地轮流行驶，根本就不需要交警，道路不会堵塞。 但是在中国就不行了。如果碰到以上情况，交通规则便自动让位给丛林法则。如果南北方向的车在行走，那么后面的车就紧跟不舍，一辆接一辆，绝不给东西方向的车一点点机会。于是东西方向的车也绝对不示弱，也向十字路口逐渐挺进，试图把正在行驶不肯让路的南北方向的车队顶断，从而自己可以通行。这时，南北方向的车队会逐渐由直线变成曲线，就像一条被东西方向的车队顶弯的长龙，但还是要竭尽全力试图在东西车队首辆车的前面通过。南北方向的车队的行为使得东西车队的通行迟迟不能进行。 最后，东西方向的车队终于慢慢顶断了南北车队的长龙，开始通行了。此时他们就会重复刚才南北方向车队的做法，每个人都抢着在南北车队的首辆车前通过，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让了南北方向车队的首辆车，那么就要等待很久。因此，在中国，十字路口被堵死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旦红绿灯失灵，就非交警不解决问题。而车多的时候，就是有了红绿灯也不解决问题。 在西方，大家的共识是“既然我走不了，那么你就先走吧。”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人们往往这样想：“既然我走不了，你也别想走。”本来东西向的路并不拥挤，只是南北向堵塞了。此时在西方国家的话，即便自己是绿灯，但尚未进入十字路口的南北向车会停在白线处，把十字路口留出来。这样当红绿灯切换后，东西向的车就可以照常通行。但是国人就不一样，此时南北向的车在自己绿灯时争先恐后地进入显然无法再前进的十字路口，把十字路口堵得死死的。本来堵车仅仅是南北方向，这样一来，东西方向也堵上了。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在中国常驻，见到我也谈到了在中国开车。我说在中国开车很难，他很有同感：“中国司机无视别人的存在。”他说得很婉转，但是我看得出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司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 不仅北美和中国有如此大的差别，在欧洲，甚至东欧，也一样。我在2007年驾车从西欧开到东欧。那是一辆租来的欧宝，车不错，但是其离合器的行程特别短，经常让我感到启动不平稳。我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去苏黎世，没有走平坦的慕尼黑，而是选择了比较困难的阿尔卑斯山脉，顺便可以经过举行过三次冬季奥运会的茵斯布鲁克。在一段山路上碰到了前面修路，原来双向行驶的路关了一半，临时变成了单向行驶。于是我们这个方向的车就要在等到反方向的车行驶过来一段时间后才轮到行驶。正好是上坡，我启动连续三次都由于不熟悉离合器而灭火，至少耽误了20秒的时间。我走不了，后面的人也不能走。整个过程，我后面的车没有任何鸣笛或者表示不满，指挥车辆通行的修路工人也很理解。我最后终于适应了这个离合器，驾车驶过他们身边时向他们挥手致歉，他们也挥手，示意没有关系。此后几乎半个小时，我的脑袋里就是很鲜明的和在中国的遇到的情况的对比。 我有一次在杭州的公司门口开车从停车场出来，准备驶入繁忙的天目山路。我按照西方的习惯等待安全时机驶入，从而主要街道上行驶的车不必刹车避让。我后面一辆车上的一个人大声骂骂咧咧，嫌我不直接就冲进去，我干脆下车走过去问他，你想让我干什么？这个一脸横肉的人也不出来，缩在车里呲牙咧嘴。他的车好像是什么高档车，但是他那副嘴脸可就太低档了。我不止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只要稍稍让一下别的车，就会招来后面的司机的喇叭甚至谩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着急什么？他们到底在愤怒什么？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当没有人可以作为他们抢先的目标时，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慢慢吞吞的人。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分析了“奴才”性格，读者可以在那里寻找答案。 这些实质上蜗牛般的人所表现的急不可耐的行为也使得整个社会效率变得更低。一次我从杭州西郊开车回城，突然发现前面的车慢了下来，后来就都停了下来。而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也没有车驶过来。显然是在前面的某个地方出了状况，使得双向的车辆都不能前进。可以想象，在事故点的另一方的车辆，他们看到的左侧也是空空荡荡的公路。 如果在国外，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安安静静地等待前面的问题处理完毕，绝对不会有人利用左侧的逆向车道或右侧的路肩行驶。但这是中国，几乎所有司机都把自己的车开到了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和右侧的路肩上，向前开去。当然他们开到了事故发生地也就无法再向前开了。而事故点另一侧的司机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事故并不大，很快就被清理了。但是，这时却面临比事故本身更大的难题：事故点两侧公路都排满了车。西侧，本来双向的车道都被由西向东的车辆占据；而东侧，都被由东向西的车辆占据。于是事故两侧的车面对面地对峙了起来，谁都不可能走了。这样的状况比刚才事故造成的堵车要大数倍。最后花了巨大的人力和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人为的事故清理掉。由急不可耐到事倍功半，整个社会都在为这样自命不凡的“聪明”和罔顾他人的自私付出代价。 无与伦比的中国式自私 在欧洲和北美开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民的素质。北美的高速公路限速比较低，因此开车不需要很费神。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高速公路限速很高，甚至不少德国高速公路干脆就不限速，你的车能够开多快就可以开多快。在德国高速公路开车一开始还真的不适应，在北美我一般保持120公里的时速，但此速度在德国高速公路上就太慢了，只有卡车开得比这慢（卡车的速度是有限制的）。我后来逐渐习惯了160公里的时速，觉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不少德国人开的车嗖的一下就超过了我，我估计一些车的时速都在200公里以上。 但是，德国那些不设上限的高速公路上事故率极低。我可以想象像德国人这样守纪律的应该事故率低。只是我在德国开车后才深刻体会到还不仅仅是纪律，更重要的是素质。我不得不说，德国人开车不仅仅考虑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甚至连别人的方便都考虑到了。似乎每个人之间都有一种默契，其原则是：不妨碍别人超车，也避免让别人刹车。我在整个开车过程都不必刹车，也不必等待别人让我超车。 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那些素昧生平以后也难以谋面的人彼此似乎是配合默契的老朋友。这只能解释为一种社会公德，一种整个社会都持有的价值观。我去过德国几次，德国人并不十分友善，也缺少微笑，但是我可以感到他们的正直。在德国开车我根本不必担心在中国开车所要担心的任何问题。 那些在车里的德国人都是普通的德国公民。我从布拉格开车到德累斯顿，去看这座在二战中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城市。我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很小的餐馆吃午餐，没有几个顾客，服务员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厨师是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子，还有一个小女孩。我坐下来要了很简单的午餐，她也给了坐在我对面的小女孩一份更加简单的午餐，还对我说不好意思，怕她的女儿打搅了我，说是由于她的女儿今天不上学，所以就跟她到这里来了。 由于餐馆里没有别的客人，我就和她简单聊了几句。这是她自己经营的餐馆，看得出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现在那些在中国有私家车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他们富裕。但是他们平和与真诚的态度，我很难从陌生的国人那里看到。我知道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和我默契超车和让道的人，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德国人。他们从风驰电掣的奔驰、宝马、奥迪和大众车走出来后，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后面有一辆车迅速逼近我。当此车超过我的瞬间，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哥们这么猛，原来是一温文尔雅的老太太。 在中国，任何时刻在任何高速公路上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一辆速度不高的车呆在超车道上（左车道），它既无超车的速度亦无超车的动机。这也罢了，有的车变车道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甚至蔑视别人的存在。他们在车头刚刚超越你的车头时插到你的前面来，这必然导致你煞车，否则就撞到了他的侧面。他显然认为他有权利这样超到你的前面，这是他的“权利”，而你的权利，他是绝对不会顾及的。 西方和中国不同的心态，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的车语却在中国和西方的意义完全不同。比如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车同时到了一个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狭窄路口，此时，一辆车的大灯闪动了几下。如果在西方，那么它的意思是“你先走，我让你”，但是在中国，其意思就是“你别动，我先走”。完全一样的信号，却被驾车人用来表达完全相反的意义。这还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同，因为我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也同样看到司机闪动大灯示意让对方先行。同样的信号，在西方是自己停下让别人先走，在中国是让别人停下要自己先走。此车语果然有中国特色，这刺眼的自私心态，在对比之下，更加瞩目。 在中国开车，如果你从后面不小心碰了前面的车一下，那么你就倒霉了。我碰到过一回这样的事。在繁忙的道路上，前面的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尽管大家都开得很慢，我也及时煞车了，但是还是轻轻地碰到了前面那辆车子的后保险杠。我急忙下车说对不起，对方连一句的客气话也没有，明明车子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喳喳呼呼，说要赔多少钱。此人衣冠楚楚，还有一个随从，但是那气急败坏的样子，又像一个地痞。最后警察来了，看不出什么问题就说让我们自己解决。我让公司的司机和其他人来代替我来解决，我自己必须赶去开一个会。后来他们告诉我，还是给了那个人几百元算了。 同样的事情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也遇到过，结局却截然相反。2008年2月的一天，我开车上班去，下雪天路面很滑。我看到前面的车煞车了，我也煞车，但是车还是滑行了一段距离，最后撞在前面车的后保险杠上。我赶紧下车，对方也下车了，我说“很对不起”。他说“没有什么，我的车肯定不会有问题，看看你自己的车。”一般这样的碰撞，前面的车的损伤一般比较小，而后面的车比较严重。我看了我的车后说：“其实也没有问题。”当我再说“对不起”时，他说“没有什么，大家都一样，路实在很滑。”接着他说“Have a nice day!”（祝你有好的一天），潇洒而去了。 这并非一次绝无仅有的事例。有一次我从McGill大学的体育馆附近的停车场倒车出来，突然听到后面大声喊叫。我赶紧停车下来，原来是有几个学生开车正从侧面驶来，被我倒出来的车碰上了。煞车还算及时，但是我的车后保险杠还是把他们车的侧面碰出了一个凹痕。我赶紧说对不起，然后准备把事故报告写给他们。这是加拿大的常见做法，如果出了事故双方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便把事故的实况记录下来，互相签字，然后寄给各自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理赔的。至于谁的过失，那么大家一般也会达成共识，由保险公司来最后判定。这样警察就不必来参与一些很小的交通事故。 这时，其中一个高个的小伙子说：“你得赔我们很多的钱。”我说：“你记下我的驾照，我给你事故报告。”那小伙子笑着说：“我在开玩笑呢。算了，其实我们的车也有很多的凹痕了，多一个也无所谓。”我说，那我赔你们一些现金。他们说：“不，不，没关系。”他们车里有一大堆人，大概有五、六个，肯定是假期出来玩的。在中国的话，这么多人碰到你一个人，又是你没理，肯定就把你吃定了，不让你赔个够是不可能让你走的。 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对比：一边是一些加拿大的穷学生，一边是两个衣冠楚楚的国人；一边是车侧面可见的撞痕，一边是保险杠上无法判别的痕迹；一边是友好的处理态度，一边是气急败坏；一边是宽容和谅解，一边是无理的索赔——可见人的素质和财富，并无必然的关系。 注【1】希腊人的日常生活注【2】见《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注【3】更多的理由，见拙著《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回到五四 重新启蒙 文：李慎之 李慎之 编者注：这是一篇李慎之先生写于上世纪末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的文章。时已过，境未迁。五四的话题依然沉重，启蒙的路途仍旧遥远。这是我们今天重温此文的原因。 标志着中国启蒙运动的开始的五四运动今年80周年了。虽然时光过去了不少，但是启蒙的目标并未达到，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秦始皇一统天下的2200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惟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3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 不能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一直没有觉悟到专制主义的弊害。从王充到李贽到戴震，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觉悟是有的，但是系统的觉悟只是在与异文化大规模接触之后才发生。真正明确地诊断出中国的病根的是严复。他在1895年中国败于自己历来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朝野震动以后作了一个断案：中国所以从1848年的鸦片战争与西方国家交绥以来屡战屡败的原因就是“自由不自由异耳”！ 用虽然没有思想家的名称，但是洞察力极其深刻的陈寅恪的话来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这实际上就是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虽不夫，妇不可以不妇。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张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专制主义的网罗之中做奴隶。中国的历史尽管也有变动，用鲁迅的话来说，中国人实际上也只有在做稳了奴隶与做不稳奴隶的时代之间选择。几千年的奴隶生涯严惩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性，使之成为鲁迅笔下的阿Q。 五四运动的主旨就是要打破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解放作为一个人的个性。五四的先贤们更发现了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要振兴，要赶上先进国家，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得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位请进来。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0年了，为了把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中国来，也不知有多少人花了多少力气，甚至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其艰苦与壮烈都是近代世界史上所少见的。然而结果是“五四”先贤的初衷仍然没有达到，只好套用两句孙中山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什幺事情会这样难办？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70周年的时候，海内外兴起了一种论调，说原因是“五四”启蒙者引进的思想太激进。这种激进思想以主张“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为代表，主张彻底打倒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中国价值的失落，以致使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无法维系，外来激进思潮亦即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思潮乘虚而入，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社会都濒临崩溃，中国出现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悲剧。 然而，持这种论调的人实在把中国传统文化估计太低了。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于一个所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品四万万”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大的躯体之中，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给了它一个小小的刺激。这个庞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躯体还有足够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转化这个刺激，又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要不停地“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集体主义”。 中国传统价值，还有中国的传统社会，不但有人所共知的冠冕堂皇的一面，还有特别邪恶阴暗的一面，两者交替为用。说是推动历史的发展，其实都只是陷中国历史于循环往复的停滞之中的隋性力量。对这两方面的历史与实际都还缺乏研究，尤其是后一方面几乎还没有着手。 这在20年前，也就是五四运动60周年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曾提出要重新审视所谓“封建社会主义”，这个论断从大方向上说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虽然我个人不赞成“封建”二字），但是，其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探索中断了，没有能沿着这条思路深入发掘下去，只有到这一两年，以出版顾准的遗着开始，才有人重拾堕绪，继续从事研究。然而就其任务之艰巨来就，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在“科学”方面，情况也并不好些。这要感谢热爱中国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他尽几乎毕生之力研究中国古代的发明，结果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科学在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在近5百年西方发展出近代科学以后才落后了。为何从如此先进掉到如此落后？这使他大惑不解，因此而形成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他的威望与影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神魂颠倒，大大高扬了中国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这是自以为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结论的五四先贤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害得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一层薄薄的科学思想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浓雾，伪科学与反科学的思潮又在中国变本加厉，大肆流行。今天的中国，人口已达12亿之众，可是只有屈指可数的“一小撮人”在做这方面正本清源的工作。任重道远，其艰苦可以想见。然而如果不做这个工作，历来长于明善而短于求真的中国文化是很难培育出真正的科学精神来的。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中国已经老早超越了五四，确立了远超过五四所追求的民主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也确立了远超过五四所追求的科学观——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也有另一种说法，可称甚嚣尘上，认为五四已经过时了，我们应当超越五四，返回到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价值，因为它必将成为全世界未来的共同价值。这两者都近乎异想天开。 我们不愿意说，五四运动已经夭折了。因为从物质的层次上说，中国也还是有进步的。只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也就是五四所追求的“人的现代化”的目标来说，我们不能不感到要在中国这样古老而庞大的国家里实现现代化有多幺困难，然而正是人的现代化才应该是被中国定为国家目标的“现代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中国人必须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能自尊自律的、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80年的经历虽然使我们感到有些挫折感，但是并不足以使我们感到沮丧。因为五四先贤所要进行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它的成功可以推迟，但是决不会归于失败。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扑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反面教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的教训对于有心人、有志者来说，正是无穷无尽的宝藏。要记住胡适的话：“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入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免不了的。”我们只有屡败屡战，再接再厉，回到五四，重新启蒙。

到市政府解手去 文 / 张庭华（蒙特利尔） “到市政府解手去。” 这是我听老外说的一句话。这话是在讲事实？还是在嘲弄政府？我不得而知。回忆当时老外说话的语境是在谈论物价上涨，语气是在抱怨政府对社会贫困关注不力。所以我想，这俩老外是对政府有意见，发牢骚。如果是这样，我则要把这句话译为“到市政府撒尿去”了。 加拿大的老百姓，真能去政府机关大楼里解吗手？没有见过，我不知道。 8月16日上午，我和老伴到老港去观光人造沙滩。10点钟，我途径蒙特利尔市政府时，见市政厅大楼修葺一新，看上去漂亮多了。我拿出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照市府大楼的新姿。这座西洋味十足的宏伟建筑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壮美。据说，这座大楼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了。 蒙特利尔市政厅 蒙特利尔是北美大都市，七十年代前曾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也举办过世界夏季奥运会。蒙特利尔市政府大楼，老外说是“city hall（市政厅）”，它座落在一个山头上。我坐在附近广场的树荫下回望大楼，忽见市政厅的大门开了。这时，我想到了“到市政府解手去”那句话。我跟妻子说：“你等着，我到市政府解手去。”我心里想的是，去体验一下老外说的“到市政府解手去”那句话是真还是假？ 妻子说，能让你进去？我说，不让进我再回来。 横过车水马龙的大街，我走向市政厅。大楼门前的花坛里鲜花盛开，两个植物造型花瓶形象逼真。我壮着胆子踏上台阶径直向大楼里走去。市政府大楼门前没有设岗，我顺利地进去了。进门我见一左一右男女两尊黄铜雕像。向里进了第二道门，有位老外绅士般地坐在弧柜桌内。他看我一眼，说了声“Good morning！”我赶忙回话，随问：“Where is the washroom？”老外向右侧指了指，态度和蔼可亲。 从厕所出来，我慢慢地环视政府大厅。古老的吊灯，雅致的议会厅。整个厅堂装饰得简单朴素，没有我想象中的堂皇与奢华。我问能否照相，老外说OK。我想我是外来移民，一个尚未加入加拿大国籍的平民老百姓，今我借口入厕，也登上了市政厅这大雅之堂。我很自豪。 这时，来市政府大楼的人多了。人们进来各行其事，有来解手的，有带着孩子来的，有两个孩子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加拿大的普通老百姓确实是能自由地出入市政府机关。蒙特利尔市政府就是一座楼，没有院子，也没有挂牌子，墙上没有政治标语和宣传口号。这在我亲身经历之前是想象不到的。 听说我进了市府大楼，我老伴很惊奇。她说：“我也去政府大楼里看看。”老伴的腿刚换了膝盖骨，她拄着拐棍向市政厅走去。老婆子好奇，她大概也想去体验一下加拿大政府与她所知政府的不同情况。40多分钟后，老婆子才回来，等得我心焦。 “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我问。 “那楼里大着呢，我都看了看。你去地下室了吗？”听了老伴的话，我后悔没有在市政府大楼里多走走。比如说地下室。再如我能否坐电梯上去呢？老伴手里拿着折叠画页，她说是在市政府大楼里的架子上取来的。打开画片来我看，一份是介绍市政府服务职能的指导册子，一份是市长等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照片。加拿大市政府没有人造的威严。市政府也没有感到老百姓对自己有什么不安全。权力在这里是那么的平易近人。 “到市政府解手去。”这句话在加拿大我真的做到了。看来老外说的确实是事实。我真没想到，蒙特利尔市政府大楼里的厕所竟然是对市民开放的，这不是公共厕所吗？ “加拿大的老百姓真牛！”难怪有人这样说。 退休前，我在中国工作的三个单位都有门卫。门卫就是守门人。门卫的主要工作是把守大门不让闲杂人员入内，兼做收发邮件。像省、市政府这样的大机关，门卫都是武装卫兵站岗放哨。一次我去省委组织部找老乡，卫兵拦我问找谁，我告诉他姓名，他打电话给那人，征得允许后，卫兵让我填写登记。姓名、年龄、单位、事由、身份证号、来去时间等一应俱全。后来，我去省人民政府取我从北京带回来的加拿大签证。省政府卫兵拦住我问何事。如实相告后，卫兵领我进了接待室，柜台里一个人让我出示身份证，也要我填写来客登记。另一个人从柜台后出来，警惕地上下地打量着我，让我拉开提包检查，又让我从一个安检小门里走过，跟登飞机过安检门一个样。我是国家公民，又是一个老人，政府对我不相信，如临大敌一般。 北京的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前有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新华门门里门外两侧站着四个持枪荷弹的卫兵，让人望而生畏。 中国是一个多“门卫”的国家。历史上的城门有卫兵，相帅府大门有军卒，侯王爷门口有家院。现如今“把门人”叫“保安”，统一着装，戴大盖帽，威严了许多。上次回国，我听到一个农民说的顺口溜： 一进城，吓一跳，到处都是大盖帽。 有黑的，有兰的，到处都是要钱的。 自从我来到加拿大，应邀我到市政府开过会，市长和我照过相。在魁省议员召开的听取民意会议上，我发过言，我表达了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凡事一经比较，孰优孰劣也就十分清楚了，您说是吗？

小鸟之死——壮哉麻雀！ 文：周善铸（蒙特利尔） “ 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我曾经历过一场荒唐的“麻雀反革命事件”。 事件起因是我研究所的一些同事们，逮住了误闯入的一只麻雀后，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耿耿忠心”，在小鸟头上贴了一张“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的小纸条后放回了天空，希图借助小鸟的满天下飞翔来宣传毛泽东思想。 不幸的是，麻雀放飞后不久就跌落大地，肝脑涂地壮烈牺牲了；更不幸的是，此事被进驻的工、军宣队发现了，立即被定性为严重的“反革命案件” ，因为“把一张敬祝万寿无疆的纸条公然贴在了一只死鸟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因而，我的这些同事们一律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遭到严厉追查和批斗达数月之久。 事后，我的这些同事一直感到非常冤屈和迷茫：“小麻雀放飞的时候明明强劲反抗，健旺异常，怎么顷刻之间说死就死了呢？” 去年底，我把这个事件回忆成一篇文章刊登在北美一家报纸上。一位读者见到后，立即打电话给我，郑重纠正了我认为麻雀是被吓死或者累死的分析。 他说，麻雀的生存力和生命力非常之强，但是秉性却异常刚烈，一旦被人逮住并且蒙受“羞辱或磨难”，它与众不同的壮 烈秉性必然导致它“自杀身亡”。 所以他肯定这只小麻雀之死是自杀行为，是“自绝于人民”，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 为验证他的说法，我做了一番调查研究，所有资料果然都表明，麻雀具有“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是当今自然界“最后的烈女”，“是傲气十足的小精灵”。它有脾气、血性、骨气和自尊，你可以杀死它，却不能战胜它，它“宁为瓦碎”的勇敢和坚强，“不为玉全”的尊严和节操，被誉为鸟类乃至动物界的“精神之王”。有诗赞美说：鹰没有它的骨气，鸽没有它的傲气，鸡没有它的自由，布谷没有它的节烈，画眉没有它的坚贞，杜鹃没有它的惨烈……我的那些“反革命”同事，后来也回忆说：“小麻雀被抓后，始终保持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神态，至死也没有发出一声乞怜的哀叫。” 如果说，“铮铮铁骨，浩然正气”是麻雀一个令人尊敬的秉性的话，那么它还有一个令人类汗颜的高贵精神，那就是“不自由，毋宁死”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动物都有一种求生的欲望，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毕竟生命是最最宝贵的。可麻雀是个例外，它珍视自由，热爱自由，在它失去自由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去“死”。 麻雀知道自己非常弱小，在强大的人类面前，根本无力抗争，所以只得采用可悲的自杀方式，就像被我同事逮住的那只小鸟一样，为保尊严，以头击石，肝脑涂地，令人产生由衷的同情和敬佩。 固然，“士可杀，不可辱” 的士大夫精神，在伟大的人类中也不乏其人，但凤毛麟角，只体现在极少数的具有坚定信仰的精英身上，目前更已沦为一种极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这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品格竟然无一例外地普存在每一只麻雀身上，试问，有谁养活过一只麻雀？没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条开天辟地以来就一直被公认为天经地义的规律，在麻雀身上成了例外。在麻雀的思维逻辑中，自由飞翔是上帝赋予它的天职，要么获得自由，要么就是死亡。麻雀曾经是很多善男信女喜欢买去“放生”的动物。结果发现，所有被放生的麻雀几乎在三天之内，全部毙命于田野或树林。因为在被俘的过程中，失去过自由，承受过屈辱，遭遇过欺负。“雀可杀，不可辱”，为了保持气节和尊严，冰清玉洁，气绝身亡。 麻雀虽小，却没有丝毫的奴性，是不向暴力屈服的硬汉，是人类难以制服的很少数动物之一。我不知道，在它生命终 止的那一刻，这只小精灵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是否对人类充满了愤怒? 麻雀的这种精神、风骨和品格，足以让芸芸众生，包括被尊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以及我们这些人类中的“高级知识分子”，自愧不如无地自容。于是，不少人建议“借鸟反思，见贤思齐”，尊麻雀为国鸟，让麻雀精神成为我中华民族国民精神的一种象征。在一片赞同声中，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除了因为它“既没有艳丽的羽毛，也没有动听的歌喉，灰不溜秋、貌不惊人”形象欠佳之外，主要理由是麻雀曾被归类为“四害 ”，崇“害鸟”为“国鸟”，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总之，外形和声 誉都难以服人！ 其实麻雀虽然吃掉一些粮食，但也为保护庄稼捕食了许多害虫，按照三七开的原则，麻雀是功大于过所以早已获得平反。 还有人认为，麻雀精神固然值得推崇，但不适合人类，甚至可能误导。因为麻雀这种不珍惜生命的行为是愚蠢的，是低级的。民生为本，民生更重要，没有民生，自由何用！此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人类当前首先要求生存，其次是谋发展，吃饱了才可能有争取自由权利的念头。生存权是第一位的，没有生存权，争什么自由权，有意义吗？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我们学习麻雀的自由精神，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吧！

东方活化石（2） 文：王亭苏 满清三百年最值得同情的是女人。三百年的光阴女人们似乎只能穿一种未经过多少改良的服装——旗装。 旗装的鲜明特色是宽和大。色彩的搭配上似乎也不讲究审美，任何色彩都可以被杂糅在一起，然而缺少东方繁复富丽的韵致，呈现出一种乡气和时髦的土气。样式上似乎也都大同小异，不见深刻变化。宽阔的袍褂下女人被隐藏起来，只露出一张有几分畏缩的脸。宽和大似乎更能代表文化上的意义，里面除了装着女人的肉体还同时装着四平八稳和三从四德。 中华文化似乎很排斥女人的触目，然而在盛唐时似乎女人在着装上有另一番景象，从敦煌的壁画上可见一斑，盛唐服饰明丽富贵，尺度上也更见开放和大胆。女性柔美婉约的气韵扑面而来，神情体态轻盈飘逸，脉脉含情。与大清女人的呆板和拘谨形成鲜明对照。反衬的是文化上的示范。其实是对女性的犯罪。 女人是造物主洒在世间的花朵的种子，开放在任何一个角落。填满天和地的空白，填满疮痍和种种恩怨。 汉代的服饰应该是传统服饰的代表，它超越了盛唐的宫廷气质和大清的墨守成规，更亲民，包容性更强，因此影响也更久远。 古老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是现代化近邻。然而这个王朝的女人只能在宽衣解带后露出真容。三百年的时间，她们被装在宽袍大袄里，大袄退去后还有中袄的层层包裹，在夜晚摇曳的红烛中，你才可见到紧致俏皮的小袄，大多是艳艳桃红或传统的大红或是朱红。总之，似乎红才是最合时宜，最能衬托女人的美好。然而总有几分暖暖的顶安全的暧昧。体贴地为你送上一瞥，让人联想到情色。 年画里的肚兜绝不是胖胖的可爱娃娃的专利，更是女人的权利，女人有权在夜晚里让自己从袍袄中解放出来，现代女性更是直接把它穿在外面，露出纤细雪白的胳膊和大面积肌肤，招摇过市。然而没有丝毫唐突，你只觉得这才是中国，被解放的中国，一种古老的又有几分冒险的美的呈现。击退任何想入非非，让人变得安宁和安静。 几千年的文化史，女性服装的演变过程更是文化的演进过程，然而，对于穿皮制的服饰，我总觉得有几分恐惧，把动物的皮毛穿在身上于我而言像一种无情掠夺，有一种阴沉的美丽，更像暴发户的做派。 现代服装的多样化破坏了传统的审美，总是觉得没有衣服可穿，缺少笃定的气质，设计毛糙粗鄙。随意性更强，缺少经典服饰的典藏气质。 服饰是女人的一缕诗魂，穿裙子似乎比穿裤子更显女性气质。未经改良的旗袍要比改良后的旗袍还可爱些，因为至少还保留了时代性，经过改良的旗袍就像东施效颦，穿在烫得满头卷曲的头下面的身体上，总是那么不协调和唐突的冒犯。 历史上最哀怨的女人是大清的女人，她们在隐去的时光中，从掩盖身体曲线的袍袄中探出头去，身前身后开满千姿百态的花朵，墙角那支也许就是她自己，她们来过，三百年，在文化的桎梏里痛苦地呻吟着，然而也终于开成了盛大花园里一朵，自有芬芳。

把敌人当公民 天马（蒙特利尔） 开学之前，带儿子最后一游：美国华盛顿和费城。让儿子见识一下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这是两位在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也是领导美国历史上两次最大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南北内战的总统。我们同时还参观了美国最负盛名的阿灵顿美国国家公墓。 阿灵顿美国国家公墓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的西岸，与林肯纪念堂隔河相望。是美国100多个国家公墓中最负盛名的公墓，长眠在这里被视为是安息者的光荣。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家，美国前国务卿，二战前后驻中国特使乔治•马歇尔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总司令约翰•潘兴将军等都埋葬在这里。 阿灵顿国家公墓 这里原是美国开国元勋，总统华盛顿曾孙女安娜和他的丈夫罗伯特•李的住宅和庄园。因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罗伯特•李接受南方分裂州的任命，担任南军将领。作为叛军将领，他的庄园被国家没收，并被辟为国家公墓，安葬阵亡的北方将士。将士中有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于是在阿灵顿山山岗建造了一座无名将士墓，墓中埋葬着2111名北军阵亡将士。这里随后还埋葬了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中的无名将士。墓地上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纪念碑，墓后有一座古罗马式的洁白大理石的恢宏建筑——无名战士纪念堂，里面的露天剧场设有4000个座位。这是一个非常壮观典雅的建筑，令我想起刚近距离看过的美国总统府白宫。都是白色建筑，但是档次却是天差地别。所谓美国白宫，其实这是中文中不正确的翻译，正确的译法应该译成“白房子”，这英语中的“White House”——House 本意无任何宫殿的意思，宫殿在英语中称“Palace”。这是中国人一相情愿的错误译法。如果你近距离看美国的总统府，它确实是名符其实的“白房子”，绝非“白宫”。 这座2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今天你看到的是用白色油漆把周围的所有砖墙粉刷成白色而已，不是白色的汉白玉，不是白色的大理石。非常简陋的白色油漆粉刷。实在没有半点贵气和恢宏。而这个无名战士墓，确是用了上好的汉白玉建筑，非常的高贵， 令人肃然起敬。美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大国，总统府倒是如此的简朴，令人生敬！ 说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离不开美国的南北战争。 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至少有550,000人丧生。人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是南方蓄奴，北方废奴而造成的。其时废除奴隶制并不是战争一开始就有的口号。而是战争开始一年以后林肯为北方刷的一层漂亮的油漆而已- 林肯把战争由一开始“爱国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诉求变成“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人道目标。 如果真正究其深层原因，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南北内战，是南北方经济发展不同的模式导致利益的不同而引起的。本质是新兴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对决传统的农业资本。南方是农业经济——种植业，北方是工商业经济——大工厂，银行。因为长期的种植园经济造成了南方对奴隶制的过度依赖，地方政治体系也呈现出严格的等级阶层结构。如果强行取消奴隶制，当时南方的种植园主惧怕会由此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南方的资金来源是北方银行，以种植园收成向北方抵押获得贷款，收成之后和银行分成。 由于利息实在太高，南方诸州对北方银行的盘剥深恶痛绝。说白了，南方各州想保护自己的利益，摆脱联邦的集权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被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束缚，比如税赋等。当时的联邦，南方认为已经彻底被“北佬”绑架。而当时北方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它并不需要终身奴隶制下的奴隶为它工作，相反，它更需要的是打零工式的现代化工人，有活雇人，没活走人，这样工厂老板不需要终身养工人。只要季节性的雇工。至此，由各自经济利益不同而造成的尖锐矛盾，导致南方想从北方分裂出去， 独立行事以保全自己的利益。 在当时的状况下，林肯认为“分裂的家庭必不能持久，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政府绝不能持久”，开始了“南北战争”。一年以后林肯才把这场阻止国家分裂的战争提高到人道主义的“蓄奴和废奴”的战争。其实蓄奴和废奴，只是一个表面的导火索。宏观来看，是主导北方工业的新生工业资产阶级，对应南方农业州的庄园主地主阶级。他们的立场分别代表着两种生产方式对社会制度的需求。当时南北双方都是打着“爱国”的旗子，南方以爱南方自己所在州为爱国，而北方则以爱联邦为爱国——在当时这个联邦确实是如南方所称的被“北佬”绑架的联邦。每一方，都是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我在这里不想复述这场战争死伤了多少无辜美国公民。而真正让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这场战争的亮点——结尾。 美国南北内战后期，南方联军败局已定。是继续顽抗还是趁早投降？这是南方将领思考的问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北方领袖在思考的问题，此时南方军队和人民中出现一种呼声，主张不投降，在将军的领导下，把南方的妇女及青少年也动员和组织起来参加战斗，进行游击战即人民战争，拖垮北军，希望以此反败为胜。对此，这个原阿灵顿庄园主，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罗伯特•李将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认为，战争是军人的事情，战争有战争的规则，绝对不能让妇女儿童参加到战争中来，更不能让妇女儿童搞什么游击战争。那是对人民的生命不负责任，那是军人的耻辱，也破坏了战争的规则和目的。作为捍卫人民生命和自身职责声誉的军人来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与日本曾经有过的“一亿三碎”的做法和价值观，构成了极大的反差。 美国作为一个自由联盟的国家，其宗旨是各州由自由意志加入联盟。当时林肯以阻止国家分裂为名发起内战，是否违背了这个国家最初的精神和宪法：自由联盟。非常值得探讨。按照现代文明来看，这场战争的合理性非常值得怀疑。 所以战争一开始，北方政府对发起这场战争是否道义是有争议和担忧的。但是也许在这一点上，受民主自由熏陶，律师出身的林肯比现在的我们更加清楚，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战后的框架：把战败者作为公民而没有作为敌人来处理。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废奴，这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事，而非中国袁世凯复辟帝制一样是逆历史潮流。 林肯为首的北方政府，在1865年的南北战争结束之刻，为美国的历史写下了非常令人尊敬的跨时代的一笔：胜利者与失败者以同一国家的公民身份享受战争终止后的祥和与幸福。北方没有以任何“分裂”、“叛国”等罪名镇压“反动派”，给予南方的是一国公民的善待与尊重：南军军官可以携带手枪与其他武器，不论军官还是士兵，都得到北方签署的公民证明书，可以以公民的身份获取国家公民都有的任何待遇，这种证明书，签署了３万多份。在投降的南方将士中，没有一个因是“投降者”而受尽歧视，他们本人以及他们后人都一样沐浴在“民有、民享、民治”的公民国家的阳光下。 而罗伯特•李将军，在有关投降和结束战争的协议书上签完那历史性的一笔后，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的小镇。小镇的人民并不把他看作失败者，而仍然看作是将军和英雄。当地人民在这个小镇建立了一所以将军名字命名的大学，并邀请将军出任大学校长。最后将军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哺育莘莘学子的事业中走完了其波澜起伏的一生。如今，以罗伯特•李命名的学校，仍遍布美国各州。很多童子军团，也都打着李氏旗号，号召年轻一代要效法李将军忠诚、勇敢、严于律己的风范。在华盛顿的街头广场上，有罗伯特•李将军骑着战马的铜像，傲然耸立。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给予统筹欧亚两大战场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的最高评价称他是李将军以来最伟大的将军。在南方很多地方，至今还矗立着南方总统戴维斯与南方总司令罗伯特的塑像，受到南北双方的尊重与瞻仰。 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傲然耸立，受到人民的瞻仰。 在我们的历史书里，美国的南北战争，那是一场正义抗争非正义，是解放奴隶制的北方终于战胜了邪恶的，妄想保持奴隶制的南方的战争。而罗伯特•李将军，就是这邪恶方的最大代表。就有如当年战败的国民党，这是螳臂挡车不自量，除了彻底的否定，还要痛打落水狗，对这些反动派，不光要打倒在地，而且要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敌人当公民，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台湾称大陆的“共匪”，还是大陆称台湾的“蒋匪”。这里都是你死我活的仇恨。国共战争结束在1949年，而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在1865年，这里人类的文明跨越了快一个世纪。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文明追溯回84年都无法与当时的美国人相媲美。在1949年当时的中国，战败方的人，怎么会是一国公民？这些战败者，连人都不是，连狗都不如。连抗日战争的英雄，在过去的中国，也是遮遮掩掩。因为他们是反动派！ 1865年的美国，没有以“成王败寇”的价值观来看待内战的将士，没有用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方法来一面倒地颂扬战胜者。而是以美国这个国家博大的胸怀，以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拥抱每一个战败的美国公民。而罗伯特•李将军也向世人昭示着什么是军人的职业、道德和荣誉，什么是永恒的伟大！

我们天天叫嚣着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反独立思考的。 通常而言，一个正确的教育方法，是先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首先是有了观察，有了对事物的体验，最后才行成了我们对事物的概念。 譬如，我们观察苹果，才知道了什么叫苹果，我们观察了牛，才知道什么叫牛，我们观察了蜜蜂，才知道了什么叫蜜蜂。 然而，我们的教育方法是：在你还没有广泛地认识世界本身和观察世界之前，先往你脑子里塞概念，这样，你就不知不觉地，对这个世界有了偏见。 譬如，在我们还是很小的时候，家长就会告诉你，蜜蜂和牛是人类的朋友，因为蜜蜂为人类酿蜜，牛为人类耕地，牛耕完地，肉还奉献给人吃。 而蚊子则是人类的敌人，因为蚊子吸人血。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由此产生，以致于以后有什么新的内容再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是错的‌‌”，偏见就由此产生，更谈不上什么思考。 其实你理性地思考一下，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完全不是。 这些动物他们作为自然界食物链中的一环，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客观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客观的，是中性的，我们大多数时候来判断动物的好坏，将他们定性为‌‌“益虫‌‌”和‌‌“害虫‌‌”，都是因为私心，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些动物的爱与憎都是源自于一种非常自私的情感。 比如，蜜蜂本来辛辛苦苦酿的蜂蜜，是喂给其他幼蜂和蜂王吃的，人类强取豪夺，把数百只蜜蜂辛辛苦苦酿的蜜一口给喝干，完了来一句：‌‌“啊！蜜蜂啊，人世间可爱的精灵！‌‌” 还比如，牛本来就是要在草原里生长，人类把它们绑起来，命令它们为其耕地，耕不动地了又将牛杀掉，吃牛肉，扒牛皮做鞋子、皮包，完了来一句：‌‌“你看，牛真是人类的好朋友啊，生前勤勤恳恳，生后又将自己奉献给人类。‌‌”如果蜜蜂和牛知道这些，非得气死不可：‌‌“谁他妈愿意勤勤恳恳、奉献给你了？‌‌”也许你觉得造成这样的偏见没什么，我在此就跟你举一个更为严重的例子：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们早些年，小学生有所谓的爱国教育。 就是一没事，大家都不用上课了，组织所有的学生去看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片‌‌”。 里面的内容，无非就是《小兵张嘎》、《地雷战》这些片子，关于政治方面的东西，我就不多讲了，有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这些片子中，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性格塑造，过度的将日本人丑化了。 这种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当我们长大以后，我跟很多人一谈到日本的产品，先来一句：‌‌“日本的东西，反正我是不买，不管他好不好，我只支持国货。‌‌” 不谈数据、不谈体验、不谈做工，什么都不谈，只谈立场。 假如你公开场合下赞扬日本的东西好，你就更有麻烦了：‌‌“你这种人要是碰到打仗，一定是个卖国贼。‌‌” 这种思想，倘或仅是在对待日本这一方面，带给他民族主义偏见，那也就罢了。 给他带来更多的是，当他判断任何问题的时候，情绪不由自主地起了主导的作用。在他看其他事物的时候，他更是带有偏见、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尽管在他本人看来，一切都是‌‌“非常合理‌‌”的。 我想如果你有机会，在他还没接受这些概念的时候，带他去一去日本，感受一下当地的异域风情，他又会对日本有着不同的理解。 你可能觉得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太偏了，事实上这种教育方式相当普遍，在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灌输概念，不解释、不推理、不讲逻辑，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朋友圈的： 这是我的一个亲戚，他不仅仅喜欢在朋友圈发这种东西，他生怕我没看到，所以朋友圈发完，还私下里发给我。最后我不胜其扰，跟他说了一句‌‌“不要再发给我了‌‌”——为了让他感受到我是对事不对人，我耐心地向他解释，为什么不要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仅对我没有帮助，对他也是一种祸害。 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我看看你的观点和我的有什么不一样、学习一下‌‌”，我发过去的东西，压根就不看，根本就不思考，因为此时对于他而言，他追求的是情感上的一致，直接回一句： 这些东西，我摘抄其中的一条，然后来解释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我不建议你们去看这些东西： 他这么说有道理吗？ 看上去有点道理，但是你看了以后，和没看是一回事，和我们平时在街上路过的标语口号没什么区别。 究其原因，这些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只向你灌输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正不正确、如何得到的、他的立论在哪，讲述者完全不在乎。 比如：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我不知道你这一句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我们稍微细想一下就知道，这话对吗？ 显然不对，不然那些重点班怎么会有差生的？既然跟着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请问，那些跟着优秀同学在一个班的差生是如何诞生的？ 你是调查了100个人，然后有90个人有这种结果还是怎样？然而他给出来的态度是不解释——你去照着我说的做吧！相信我！ 还比如这句：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 在这里，你既然定义了勤奋的人，请问什么叫勤奋的人？是朝九晚五上班就叫勤奋？还是晚上加班到10点叫勤奋？还是通宵才叫勤奋？为什么和勤奋的人在一起，我就不会懒惰？ 不解释、不推导，他只给你灌输一个概念：‌‌“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你去领悟吧！ 事实上，这些东西都谈不上是思想，更谈不上思考，但是他在很多地方很流行，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他满足了很多人急切的心理：看一句话我就要起效，看一篇文章就要改变我的一生。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做一件事情，只想知道结果到底赚了多少钱，不想知道其中的经历和过程。 做一道题，不想知道到底哪里错了、需要改进，只想知道最后得了多少分。 ‌‌“我不想知道过程，我只想听结果，你就告诉我，你这次考试得了多少分？‌‌”这不是我们很多家长喜欢说的话吗？ 因此，当我们看一个问题时，就只想得到结果，根本就不想去思考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下正好满足了你的这种欲望：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嗯嗯嗯，我知道了，讲得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一股子，我称之为的‌‌“钙片文化‌‌”。 什么叫‌‌“钙片文化‌‌”呢？ ‌‌“腰疼背疼腿抽筋？一粒钙片，够了，一片顶两片，马上吃马上有效。‌‌” 我们在对待文化上面也有着同样的态度：试图用一句话感悟人生道理，用一篇文章概括人生，大家都很急，都很焦虑，都想用最短的时间收获最多的知识。这个过程中就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思考，所以也别怪自己没有独立思考，因为平时就没思考，所以也谈不上什么独立。 我父亲甚至曾经对我这么说：‌‌“要是知识可以像汤一样灌就好了，我直接把我我的脑袋撬开，倒到你的脑子里，这个世界要这么简单该多好。‌‌” 当时我也觉得这样真好，那样我就不用去花力气去学习了。现在细想，真可怕。 要我全部复制了我父亲的思维，那么我这一辈子也就我父亲这种水平了，如果我要提升和进步，必须要花更大的力气，将里面的偏见和错误一一去除掉——与其这样，还不如从头开始学。 我在一个鞋厂工作的时候，一个版房的师傅跟我说，他平时没事也想像我一样，多看看书，提升提升自己的水平，希望我介绍几本书给他，于是我介绍《引爆点》给他看。 这位师傅就是我说的经常喜欢看朋友圈‌‌“大师语录‌‌”、‌‌“心灵感悟‌‌”那一类的人，平时他的朋友圈全是这样一类的东西。 看了一半他对我说：‌‌“我觉得你这本书，太啰嗦了，你看啊，一本书，他就讲了三点：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太慢了，‌‌”最后他补充：‌‌“我喜欢看一些有用的书。‌‌”——他的意思是，希望看了就能能赚钱的书。 你看，一个人看惯了这一类‌‌“心灵感悟‌‌”、‌‌“大师语录‌‌”，他就再也受不了要思考的东西了。毕竟很多人还是没明白，赚钱难，学知识更艰难。既然你想着学知识，就别想着轻松。学了知识，要将知识变作思考，再进行变现，那就更难了，尤其在这个对知识产权不怎么保护的国度里面。 你生产一台手机，大到用什么材料、你的盈利模式怎样、如何营销，小到你的倒角要怎么处理、你的字体怎么渲染、你的图标怎么设计，你都要懂，这里面要看多少的书？要学多少的知识？ 事实上，一个人生道理，哪怕是一个我们平时看起来很细小的人生道理，我们通常要经过‌‌“举例子（或者摆数据）‌‌”、‌‌“分析‌‌”、‌‌“得结论‌‌”一个完整的循环，并且，当你引入每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都要小心地审视前后逻辑的衔接，经过一个完美的逻辑演绎，最后才能把一个精彩的答案呈现给读者。撇去感悟、思考的时间，光是打字，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岂是一句话就能参悟的？ 最后，如何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在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先不要急于去得结论，而是着重去观察，思考，在验证你的观点时，仔细观察你的证明方法是否有错误。开始的时候，可以试着用个别的例子来证明你的观点，慢慢的，可以尝试用大概率事件或者数据。 在看别人分析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着重学习别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而不是结果。 当别人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经验、或者看书时，不要过度的放松，相反，应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时，别人的经验代替了我们的经验，别人的思考代替了我们的思考。这个过程看起来毫不费力，事实上，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跑，将别人的观点和见解全盘接受。当你停止自己的思考而将别人的思考完全接受时，很容易产生偏见和误解。 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着或多或少，对世界的偏见，或者说，对这个世界的错误理解，即便在你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不过那不要紧，关键你需要保持一颗随时学习的心。当别人提出和你观点相左的思想时，首先注意控制好你的情绪，仔细聆听别人的观点和见解，看看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说得正确的地方，可以学习。 他们说得不对，找出他们说得不对的地方，向对方提出来，帮助他改进。如果你提不出来，只是一味地反对对方的观点，说明此时，情绪正在左右你的大脑，务必冷静下来再思考。（事实上我看到很多人在面对不同观点的时候，都仿佛自身受到了侮辱，想方设法说服对方，证明自己的正确，其实这些都没必要） 你比如像上面我提到的朋友圈的那些内容，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些误导人的东西，都是挺气愤的——有些东西你不懂就罢了，但不要去误导别人。还有些写手，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骗点击率，不惜昧着良心胡编乱造，实在可耻至极。 但是每次别人问及我，我都会耐心地向他解释——这通常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对一个人而言，接受一些唾手可得的东西容易，接受真正的好的思想更艰难。 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这样，很少有一开始就正确的时候，无一不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校误、矫正，最后才臻于完善。 如是这般，你勤思考，多思考，自然会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麦克阿瑟与日本 文：taxinfo 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 麦克阿瑟，美国五星上将，二战名将。1942年，麦克阿瑟率领一支百万大军踩着日本人的尸体，从遥远的墨尔本一直打到了东京，他的双手沾满了日本人的鲜血。所以，有无数的日本人想把老麦碎尸万段，他也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所以，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5分，当麦克阿瑟的座机降落在东京机场，当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走出飞机踏上日本的土地，尽管他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更没有举行什么入城式阅兵式，但这一刻，对于7000万日本人来说，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恐怖，每个人都在心里念着“亡国，亡国，亡国”。 　　然而，麦克阿瑟将军给日本带来的是和平、正义、宽容和民主而不是仇恨。战后的日本国破家亡经济崩溃，连国会议员的工作午餐也不过是一碗地瓜稀饭，饥饿笼罩了日本。这时老麦克挺身向国内施加巨大压力，迫使美国政府援助日本，350万吨粮食和20亿美圆的经济援助紧急送往日本。他不仅保留了日本政府，更顶住压力赦免了天皇，他甚至关心普通日本复员军人的命运，给他们以生活的出路。40万登陆美军也用他们的克制、善意和献身精神征服了日本人。当在日本狭窄的城市街巷里，日本平民与美国大兵相遇而通过困难时，总是美国兵站在一旁让日本人先走。日本人不能不扪心自问，如果他们是胜利者，他们自己能做得到吗？ 　　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立即下令释放了被日本政府长期关押的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1945年8月25日，美国占领军允许日本妇女建立自己的组织；9月，公布了给予日本妇女选举地位的法案；日本妇女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时东京市有个妓女被选为市议员，当时不少市民不乐意，觉得道德感上过不去。麦克阿瑟说，你们选她是为了让她为你们大家服务，还是说忌讳她是个妓女不选她。当大家明白了民主选举选出来的人是要代理自己为自己服务时，大家都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果断地选定了她。结果这个妓女当了议员后表现相当不错，不负重望为大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发布公告，解除了对报纸的禁令，日本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公告特别指出：要实现宪政体制自由化，要解放妇女，鼓励成立劳工组织，学校实行更自由的教育，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1945年12月22日，颁布了《工会法》，工人阶级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组织。1946年9月27日，颁布《劳动关系调整法》，其中包括禁止企业开除或歧视罢工工人的条款。1947年9月1日，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长劳动时间。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占领者们却真正地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真是不可思议。 　　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宪法样本。美国政府早前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制定宪法的准则是：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5月3日盟军提交了宪法草案。10月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宪法。11月3日，天皇颁布新宪法。这是一个由占领者由外国人由敌人由西方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按照西方那一套强加给习惯于东方这一套的被占领者的宪法，但却是给被征服民族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法，带来了和平繁荣昌盛的宪法，带来了幸福的宪法。这部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集会与出版自由；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保障人民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等。 　　1946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日本政府购买了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有钱买地的农民，政府给予抵押贷款。一夜之间，不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1947年3月3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宣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尊重个人尊严，努力培养人们热爱真理与和平。”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日本的学校不再被政府所控制，而是由公众选举的教育委员会管理。选择教师、课本和设定课程完全由民间自主决定。 　　美国占领军当局是1952年归政于日本政府的。这亡国的7年，彻底地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途径，把国家主权从专制者那里转移到了日本人民手里，引发了日本的根本性的进步，把日本引上了康庄大道。十几年后，日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顺便说一句，美国占领军当局并没有花费日本纳税人的钱，他们的花销是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的。 　　1951年4月16日晨，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了占领军司令职务的麦克阿瑟就要回国了，对他的离去除少数日本高官外没有通知任何人。但当麦克坐上汽车时才发现，从他下榻的官邸直到厚木机场，上百万日本人自发的站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当车队经过时传来日本人发自内心的高呼声：大元帅！老麦热泪盈眶。占领日本当时有无数日本人写信给麦克阿瑟要求赠送自己的田产传家宝房契更有无数的日本女性大胆的在信中表示要为将军献身，那些勇敢的女子信中直接写到“请让我为您生孩子吧”当麦克阿瑟最后调离日本的时候在东京街道的两旁日本民众纷纷前来眼含热泪的为其送行（全然忘记了麦克阿瑟是打败自己国家军队的占领者）天皇亲自到使馆为麦克阿瑟送行，此时麦克阿瑟激动地眼含热泪双手紧紧的握住了裕仁天皇的双手时任日本的吉田首相在欢送词中如此说道： 　　“是您麦克阿瑟将军大人，把我们从战败的惶恐与不安和混乱之中挽救过来，并把我们引领上了战后重建和恢复的道路，是您在我国的各个角落洒下了民主的种子是您为我们铺平了和平的道路，我们全国人民对您的惜别之情非我的严辞所能表达”。

狗、弱势群体和社会文明 文：子禾（蒙特利尔） 时下最流行的伴侣动物，当属猫狗这两类哺乳动物。在现代社会中, 狗被带进人类社会走入人类家庭，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感情陪护或者人身安全保护。鱼类和两栖类动物也被人当作宠物来养，但在与人类建立感情纽带和进行感情交流上，远远不如温血动物的猫狗。 在很多地方，把属于两栖类动物的大蜥蜴当作宠物带入家中是不合法的。但也有人偷偷养在家中，蜥蜴更是刚进门就咬了主人一口。主人觉得伤口很小就放松了警惕，加上不想被人发现在家里养了非法宠物，就没有去看医生。转天当他强撑着下班回到家时，伤口已经发炎的非常严重，人也变得非常虚弱，进门就倒在了地上。这时，家里的大蜥蜴就扑上去把他吃掉了一部分。等他被发现的时候，只剩下被大蜥蜴啃得残缺不全的零乱尸体了。 原来大蜥蜴的捕食方式就是看似不经意地咬伤猎物，伤口小到足以让人忽视，却通过唾液把很多恶性细菌传给了对方，随后大蜥蜴会悄悄尾随猎物多达数天，直到猎物伤口发炎变得很虚弱的时候，上去把猎物吃掉。 蟒蛇也曾被不少人当作宠物来养。有位养了蟒蛇作宠物的女士非常担心地来到兽医那里，焦急地咨询道：她的蛇宝贝突然不肯进食了，而且一改往常盘成一团的状态，现在总是伸长了身体试图躺在她身边。她几乎带着眼泪伤心地问：它是不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在留恋地跟我告别？兽医非常严肃地告诉她：这条蛇不吃东西是在清空肚子，伸长了躺在你身边是在测量你的长度能不能装进它的肚子。不是它快死了，是它正在计划吃掉你。 谁敢想象那个每天跟你同床共枕，倾注了爱和精力当作宝贝的宠物，正一步一步地计划着把你变成它们肚子里的美食呢？然而不同于这些被现代人类随意纳入生活，还分不清人类在他们的食物链上角色的两栖类宠物，狗，却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考验和人类的选择而走进人类生活的。 狗走进人类的生活大约始于3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代。起因是人类在居无定所的狩猎迁徙过程中，周边留下来的骨头吸引了的一群寻找食物的灰狼，慢慢的，灰狼们在长期固定地跟着特定的原始人群迁徙和互动中，为了保护自己的食物来源，开始参与人类的狩猎活动，并且与入侵原始人类的野生动物作斗争，起到保护人类的作用。在跟随人类的漫长时光中，灰狼的基因慢慢发生了变化，演化成了新的物种——狗。 由此可见，狗与人类漫长的相互驯养历史，足以确保狗不会思维错乱地把人类纳入他的食物链中。实际上，自从人类有图片记载开始，狗就频繁地被很多民族和地区当作忠贞和信任的象征，广泛地出现在艺术创作中。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也记载过狗对人类的忠贞：在奥德赛结束了十几年流亡回到家的时候，唯一认出他的，不是妻儿家人和朋友，却是他的狗，这一幕常常被雕刻于古希腊花瓶上；古罗马时代更是把狗详细分类，大型狗被广泛用于战争中，小型狗被当作伴侣；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章纹和袍徽上，狗也经常被当作责任和支撑的象征出现；英国画家埃德温·兰西尔爵士在1838年给一条叫做Bob的狗画了著名的肖像画，纪念在14年的时光里，Bob在英国海岸上救起溺水人23次的事迹，Bob也被英国皇家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了终身成就奖的杰出会员称号。文艺复兴以后，狗更是作为人类的伴侣频繁地出现在西方的肖像油画里。 人类社会的杰出成员——埃德温·兰西尔爵士画作 因为人类和狗漫长的驯养历史，也因为狗来源于社会化的动物狼，狗与人类的协调合作非常默契：从协助原始人类打猎，到今天每次天灾人祸时候搜救犬奋不顾身的身影，再到人类史上在探索自然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艰辛进程，都有狗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只送上太空的地球生物，是一名叫做莱卡的狗，她在卫星到达目的地的几个小时后，就失去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太空；电影《极地求生》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南极探险队在恶劣的气候下无法使用机械摩托艇，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借助于八只雪橇狗前行；最后却因为救生飞机空间有限，不得不把狗狗们留在了原地；雪橇犬们在极地艰辛求生，最终在来年春天等来了良心谴责的男主角的救援； 911恐怖灾难后300多只搜救犬从美国各地被带到纽约世贸大厦的废墟里搜救生命，他们用绝对服从的工作精神，在现场夜以继日地工作，冒着受伤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到人类不可能到达的地方搜救寻找生命的迹象，安慰焦虑的人群；此后人们忙着疗伤，灾后重建，等一切重要的事情处理妥当的10年后，才得以正式感谢这些参与911搜救的搜救犬；可是他们等不了那么久，十几年的时光，可能就是它们短暂的一生了，表彰仪式上，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当年的300多只搜救犬，仅仅还有12只活在人世。 911搜救犬的暮年时光 狗的寿命很短，但他们的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都在为人类全力以赴，它们对人类的要求却很少很少，少到可能仅仅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守在人类的身边。 大地震后的废墟上，总有一些狗久久地哀伤徘徊在掩埋主人的废墟上不肯离去，一只狗甚至在屡次获救后又重新叼着自己的食物回到主人和家的被掩埋的地方等待，哀鸣，直到饿死；一次水灾后，主人因为不肯弃狗逃生，跟他的六只狗死在了一起，唯一幸存的小狗把救援人员带到了死亡现场：六只死去的狗紧紧的把主人的身体环绕在中间试图保护他…… 人类在大自然中艰辛求生和探索，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而在每次天灾人祸的时候，总有一个叫做狗的生物选择坚定地跟我们站在一起，随时随地准备着为保护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狗是唯一爱人类超过爱自己的动物，是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大自然给与我们的最好的礼物。狗对人类的忠贞奉献精神，和它们完全依附于人类社会的弱势地位，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待狗的态度和狗的地位，常常从一个侧面昭现了一个民族高尚与否，以及他们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 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和地区，流浪狗的多少和精神状态是最能从一个侧面快速展现给游客这个国家和民众文明程度，生活状态和对弱势群体的态度的了。欧洲和北美在历史和文明程度上一脉相承，在宠物文化上也非常的类似，走在这些国家的城市里，鲜有看到风尘仆仆的流浪动物。总是看到狗主人温和耐心地牵着自己挚爱的狗走在大街小巷里的身影……能把自己的狗打理安置得井井有条的人，也一定是文明程度较高已经建立起稳定和谐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秩序的民族了。 只有被温和地善待，处境良好的群体才会温和地善待和回馈他的周围。如果某地的流浪狗成群，个个肮脏龌蹉瘦骨嶙峋对人充满敌意，一般来说，这个国家通常政治不稳定，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恶劣，导致人民生活贫苦，精神压力大。埃及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毒杀和枪杀流浪狗事件，等到他们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导致上千人死亡和受伤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发生在意料之中；希腊的经济危机也同样举世瞩目，可雅典街道上的流浪狗干净友好，雅典人民的游行请愿，也在温和文明的气氛下没有任何伤亡；尽管土耳其对希腊和欧洲极力否认，但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总能看到无人问津的流浪动物或生病或残疾或无依无靠地在街上徘徊，而冲动的土耳其人民游行起来，也总能上升成涉及人身安全的暴乱。高尚的民族能善待依附于我们的狗，也因此能创立井然有序善待弱势群体的社会秩序。 就像不要拿文化不同作为不善待一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理由，也不要拿社会文化的不同作为虐待和吃掉狗的借口，因为文化从来不应该被滥用成原始和野蛮落后的遮羞布。在人类历史上人忍饥挨饿为食物奔波的艰苦时光里，为了生存，确曾出现过吃掉自己宠物甚至强势吃掉弱势的行为。在食物已经不再匮乏的当今社会，不吃狗肉已经成为了很多文明发达的社会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社会，进入人类生活的动物们的角色分工已经很完善，但在文明程度比较低下的国家，混淆动物角色，把伴侣动物狗当作肉用动物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种概念不清的混淆，如果发生在忍饥挨饿的原始人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在现代社会，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其实脱离原始社会并没有多远。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选择了驯养狗，接纳他们作为走进人类社会的动物。而狗，也选择了人类作为它们的主人。请在他们短暂的生命中善待他们，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唯一爱人类超过爱自己的动物，不仅因为它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自然给与我们的最好的礼物，更因为这也是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最基础的一步，只有懂得善待狗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懂得善待他人，善待弱势群体的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