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4）文：林炎平 太行山启示——激起我对中国的信心 在华夏艰难的岁月里，无缘“自由、平等”的不少人也坚持用自己最卑微的行为诠释了“博爱”的含义，想来让人唏嘘不已。在我的太行山岁月里，我的房东大爷曾经是我最好的“社会学老师”，小山村的老乡也用最慷慨的赠予使得我至今仍然对中国普通民众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是环境和文化使然，而非与生俱来。 1974年4月底，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被迫来到那个太行山上的小山村。知青住房铺位不够，我暂时住在一户人家院子里的南房侧面的小屋里。小屋朝北，不见阳光，仅仅放杂物，只有约6平方米。院子里一共有三个光棍，一个老大爷，将近70岁，还有他的两个侄儿，40来岁。如果加上我，就是四个光棍了。只是当时我年少，还算不上光棍。 转眼到了11月，此时太行山上已经非常寒冷了，没有炉子的小屋寒冷难挨。睡觉时，钻进被窝，戴上棉帽子，哆嗦一阵，才可入睡，而起床更为艰难，以至我每天想到睡觉就发愁。结果一天老大爷来了，“娃娃，这不行，太冷了，到我那里去吧，反正炕大，你睡一边。”在这样境地中的人大概是不会推辞的，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那是北房，朝南，里面有一个小炉子。我终于可以过冬了。 我渐渐从老大爷那里知道了很多我当时完全不可能从别处知道的事情。他早年走西口，随他叔叔去甘肃做生意，还娶了一个那边的老婆回来。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老婆得病，但是上级不让休息，又得不到治疗，就死了。老大爷唏嘘自嘲，并不觉得他是最不幸的人。他告诉我，他曾经吃过很多我甚至未曾听过的东西。那时候到了晚上经常饥肠辘辘，自然说到吃的就格外兴奋。他说，尽管自己是一个小伙计，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吃得还是很好的。每天都可以吃肉和鸡蛋，他还说到一种饼子，“手抓住中间，往上一拎，就像一串挂面，放下来，就又是饼子了。”说得我口水直流。他还很同情地说：“你们娃娃凄惶啊！甚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见都没见过。”晚上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的，咽着口水，用贫乏的脑袋拼命想象那美餐，终于抵挡不住那沉重的眼皮，在饥肠辘辘中睡着了。 我就这样住了两年。想起那两年，我给老大爷做的顶多是挑几桶水，拌一些煤。煤要和黄土搅拌在一起，这样粘结在一起容易烧得比较稳定且长久一些。老大爷的水缸不大，一担水就满了，够半个月用。第一次我把挑来的水往水缸里一倒，下面沉淀都翻了上来，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尸体都有，把我吓一跳。好不容易掏干净了，下一次还有，只是少了一些。虫子喜欢潮湿，竞相往水多的地方去，乐极生悲，很多就淹死在了里面。后来发现，我们知青灶房也一样，水缸里都是死虫子。我吃在知青灶房，晚上住在老大爷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他。两年后，终于知青那里有空房子了，我也就搬了过去。只是有的时候还给老大爷挑一担水。 我从老大爷那里搬出来后的一天晚上，冬天了，我正在知青的食堂里，突然身后有人拉我的衣角，回头看是老大爷。他神秘地说：“你过来，我和你说一个事情。”到了屋外，他说：“我弄了一些肉，煮好了，你来吃。” 那个时候肉是很难弄到的，我推辞：“不行，你自己吃吧。”他故意找借口：“我吃肥的，你吃瘦的，瘦的我咬不动。”我馋得很，就不再推辞。他烧的肉很好吃。他说，肉是他在邻村看到有人杀猪，求人买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肉显然属于“不合法”。这顿“资本主义”的肉，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餐。 当我有能力回报老大爷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每当想起他，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写这些文字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许多这样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这样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形成社会风气呢？我回到山村去给他扫墓，重新做了花岗岩墓碑。他不仅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的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在那充满了冰冷和仇恨的岁月，使我更记得他温暖和善良的行为，以至这么多年后仍然影响着我，让我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我2004年回到太行山，老大爷已经去世，他的大侄儿也去世了，他的小侄儿，也一身病痛，山上受不了，就去了住在平原农村的他姐姐那里。但这小院子（图1）和村子（图2）依旧如此熟悉，甚至煤和黄土还堆在原来的地方，好像还需要我再来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我当年就睡在图中那扇破损的窗户里面的炕上，我靠窗，老大爷睡在靠里面。我曾经经常看到被月亮照亮的纸糊的窗棂，梦想太行山外的世界。四个太行山春秋，两个小院冬夏，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四月的太行山，寒冬已经过去，但是春意姗姗来迟，只有无处不在的看似弱小的嫩绿宣告着这不容置疑的趋势。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SKG7LkHSdnLjDT365AvNsFMYXznab9CXia781E3vuagT0HNibkH2tK6Q/0?wx_fmt=jpeg 图1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iaZ5V3Wicg49kMglfMMEHnRyAdibzQJNZj4uGjzrgyMoKybkZ8dkjibI6g/0?wx_fmt=jpeg 图2 像老大爷这样的善良人给那个冰冷和充满仇恨的时代增添了一丝人间的温暖，在天高皇帝远的太行山上的经历，使我坚定地相信，华夏还是有希望的。我爬上了远离村子的山峰，去给老大爷扫墓，环顾那贫瘠的山间地块，那曾经就是我当年曾经为羊群守夜防止狼群的地方（图3），想起那些歌颂“狼图腾”的人们，从“龙图腾”走到“狼图腾”，这样的从没有出息走向更没有出息，令人嗤之以鼻。我不禁想到：不必推崇狼性了吧？多点爱心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VdwIZzFJvvFceZaXT1gbeBWIQs90iaOfdX0qDrjwawE5iaYveUKOLEZA/0?wx_fmt=jpeg 图3 当然，那个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渗透和折射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地方。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每个知青都有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记住应该感谢的人和事，淡忘那些你不屑的人和事，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公，而不仅仅是报复个人的怨恨。这是我所理解的“博爱”，源于多年在西方的经历，也出于那个贫瘠的太行山村落。于是，当往事如烟，重返太行山把自来水接到小山村家家户户的时候，我确保了每个住户都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管其主人当年对我的恩怨。 “博爱”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唯有“博爱”才能使得世界不再进入仇恨的怪圈。报复只有使得仇恨升级，每次的报复都将成为下次仇恨的理由，最初的矛盾将愈演愈烈为刻骨仇恨。唯有“博爱”可以制止如此变本加厉的怪圈。我不相信“以德报怨”，但是反对“变本加厉”和“矫枉过正”。合理的惩处和尽可能的宽容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有一颗“博爱”的心。努力记住别人曾经的善举，尽量忘却别人有过的恶行，一个“博爱”的华夏也许可以慢慢出现。 巴黎拉雪兹公墓的启示 2008年巴黎一个寒冷阴雨的冬日，我作为游人走进了著名的拉雪兹公墓（图4）。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个公墓都非常著名，只是著名的理由不同。对于西方人，是由于公墓的历史和长眠在其中的名人；而对于国人，则是由于那里有“巴黎公社社员墙”。这两者都是我造访的理由。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nicRCnXgg4S6Ljs7wfmG77JUplaicm221ibEHgD94ZGnuIQWibNNFn6zOA/0?wx_fmt=jpeg 图4 巴黎拉雪兹公墓 那天的雨不大，但风使人感到格外寒冷。我的伞很小，随风的雨斜打在我身上，很快大部分衣裤就湿了。公墓很大，那天人很少，俨然我只与凄风苦雨同行，有时漫无目的，要想的太多，觉得脑海里就如同这天气，风雨交加。 在巴黎，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有关“巴黎公社”和“社员墙”的事情，那么95%以上会说不知道。确实，誉满华夏的“巴黎公社”对现在的法国人来说并不知名。这并非法国刻意淡化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法国和巴黎的重大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巴黎公社”只能算作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来公墓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寻找“公社社员墙”的，多数是中国人。 “公社社员墙”在拉雪兹公墓的东北角（图5），并非我想象中的残垣断壁，而是公墓围墙的一部分，墙外就不是公墓了。没有雕塑，没有墓冢，只有镌刻在墙上的法文字样“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 Mai 1871”（献给公社在1871年5月21－28日的死难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IQjXekPWKic6gBTAt7Q8gepm6SXAsLAJeqOsD5rw18WxqAz6ia2iaKEOQ/0?wx_fmt=jpeg 图5 巴黎公社社员墙 那天在墙角下有几束花，其中一束上有一些文字“KOMUNARLAR KAVGAMIZDA YASIYOR”，虽然我不认识这文字，但知道这不是西欧文字，也不是斯拉夫文，好奇之下，我到处询问，最终打电话到土耳其大使馆得到了一点线索，那里有人说最后一个词是土耳其文，意思是“死了，但是还没有死”。我想这就是中文的“永垂不朽”吧？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其他两个词。我猜整个意思应该是“共产主义同志永垂不朽”。署名却是法文的“马列主义共产党”。西方现在已经绝少有人会投票给这个政党了，因为其主张带给了西方人太多的痛苦。但西方容忍了这个理念和实践在公墓内外的存在，年复一年在拉雪兹公墓的一角，总有一些人送来一些花束，以今天的门可罗雀凭吊着当年的轰轰烈烈。巴黎公社曾经用暴力对抗社会，而这个社会也以暴力镇压了巴黎公社。在硝烟过去后，公墓同时宽容了两者。 拉雪兹公墓本身，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见证。它不仅有“公社社员墙”、《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墓、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墓，也有巴黎公社的敌人梯也尔的墓，当然也有其他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墓，也有不少普通人的墓，包括旅法华人的墓。在拉雪兹公墓中长眠的，政治上有左中右，经济上有上中下，职业上有三教九流。公墓不为某个政治派别所设，也不为某个经济阶层所设，也不为某个社会地位所设，也不为某个民族或种族所设。拉雪兹公墓，就是一个公墓，它庄严肃穆，给不同背景的每个长眠者以同样的宽容和礼遇。除了西方，没有哪个社会允许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墓接纳如此多的生前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社会背景、职业、民族和种族的人。他们生前有的曾经不共戴天，但是公墓以同样的宽容接纳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睦相处。一个敢于给予那些扬言并且付诸行动要颠覆自己的人以如此宽容的社会，必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也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对待不同背景和信仰的过世人的胸怀，就可能会有对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在世人的宽容。既然世人皆知今生的利益都生不曾带来死不可带去，为什么一些人一定要以压迫另外一些人为己任呢？也许我们可以搜寻各种各样理由来证明西方“博爱”的虚伪，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造访过拉雪兹公墓，他就会肯定这个社会的“博爱”绝不虚伪。 钢琴家和作曲家萧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葬在公墓里，创作油画《梅杜萨之筏》的画家杰里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葬在这里，大数学家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1768-1830）葬在这里，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葬在这里，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也葬在这里。 对于学工程的人来说，傅立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在大学里学到以他命名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时，为其对于波的根本性解释所折服，也因此彻底理解了音乐和声音的物理本质。一曲由乐器奏出的或者人声唱出的美妙旋律中的音符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多个甚至无限个单调的“简谐振动”（即正弦波），亦即，任何一个周期振动都是由基波和高次谐波合成，前者具有最低频率和最大振幅，决定了音高，而后者由和基波成倍数的频率和逐渐减小的振幅构成，决定了音色。任何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都只能产生单调的音色，而美丽的乐音只能由基波和不计其数的高次谐波共同完成。一个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这凄风冷雨的天气很容易令人想到陈列在卢浮宫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图6），一叶木筏，海天一色，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奄奄一息，远处一丝活着和解脱的希望，周围弥漫孤独和死亡的恐惧。画面以它直击人心的力量表达了画家的思想，每个人都会被这幅感人的绘画带入自己的想象空间。杰里科把他这幅画作为他墓冢的标记是为了暗示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旅途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PuxFExPSCRGlzW8wOaTnicQMVVuxZDsMhQgicIibzqlzxGibDFsjDL8twg/0?wx_fmt=jpeg 图6 西奥多·杰里科画作：《梅杜萨之筏》 卢浮宫里德拉克罗瓦1830年的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图7）讴歌了“自由、平等、博爱”，半裸的古希腊式的女神高举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率领身着平民服饰的普通民众前进。画家把自己也画在了自由女神的右侧，以表达他的信念和参与。我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大学里，当时被画面深深感染，因此牢牢记住了画家的名字。漫步在他长眠的公墓，想到第一次看到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们》，恍若隔世。近200年来，自由和民主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蔚然成风，德拉克罗瓦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世界并不完美，他也必然为之遗憾。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wxibfLdcSpjPicxKibWT6TEjNQCgNP69IR5icwNuk1UawvcKuXWDx32egQ/0?wx_fmt=jpeg 图7 欧仁·德拉克罗瓦画作：《自由女神引导人民》 历经200多年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只有三个词，中文译文也仅有六个字。对比中国，几乎每年都在更新不同的口号，到处标语横幅，从课堂喊到社会，从机关贴到街道。如果把所有过时的和时髦的口号都搜集起来，这本书的篇幅都未必可以列举完整。但是其中到底有多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道德的审视？我们不如就拿“自由、平等、博爱”来洋为中用吧。 诚然，“自由、平等、博爱”从她诞生以来历经艰难坎坷，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和西方世界的跌宕起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差距一直被西方坦承直面，他们对不完美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完美的向往坚定不移。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尚非西方的现实，那么至少已是付诸实践的理想。已经硕果累累，依旧征途漫漫。 “自由、平等、博爱”，难道这不正是数千年来华夏所缺少的吗？这不正是人格进步的千里之行的最终目的吗？ 是始于足下的时候了。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新朋友也可以点击右上角“查看公众账号”添加关注。

思维能力不足造成国人的劣根性 文：宋怀常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人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有人说是中国人天性如此，笔者以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大部分缺陷及劣根性都与思辨能力的不足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思辨能力不足，不善于推理，造成看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思考问题不够长远、不够深刻，鼠目寸光、浮躁浅薄，对于一种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推断不清楚甚至是推测错误，看不到或看不清某些行为给自己、给别人以及给群体带来的危害。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能，一般情况下，人之所以在某些时候采取某些做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是有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死要面子不认错、奴性十足等，是因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有好处，认为自己能从这些做法中获得利益，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做法对自己带来的不利。有些做法只是从近期来看或是暂时来看有利于自己，但从长远来看，自己却会受到损失，甚至这种损失要大于自己曾经的收获。比如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有些做法表面上对自己有利，但却伤害了自己所在的群体，群体的损失反过来又会造成个体的损失。下面我们具体地谈一谈中国人的劣根性与思辨力之间的联系。不知反省反省即在内心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无过失。虽然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格言，但中国人仍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对于自己曾经的错误，中国人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掩饰，或者是绝口不提、装作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或者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中国人很少去反省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去改正错误、弥补不足了。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当谈起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就思维方面来看，中国人的这种拒绝反省的个性是由于他们看不到自我反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好处。很多学者认为，反省思维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在1983年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过去对智力的定义过于狭窄，未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他在《心智的架构》(Frames of Mind)这本书里提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成7个范畴(后来增加至8个)，其中一个就是“内省”。哈佛大学另一位心理学家珀金斯则于1996年提出“真智力”(true intelligence)理论，他核查了大量关于智商测验和促进智商的研究，认为智商包括三种主要的成分或者维度，其中一个就是反省智力，它包括自我监视和自我管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脑子里普遍缺乏这种智力。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象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我有时会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说美国即将衰落或是美国即将崩溃，甚至说美国是凶残狡猾的诈骗犯，再一看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写的！比如不久前美国人约翰•珀金斯就写了一本《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揭露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大搞“经济暗战”，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操纵并控制别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命脉，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作为中国人，我真的是太惊讶了，这样赤裸裸地揭露或者说是“抹黑”美国的作品竟然能在美国公开出版？这样的作者要是在中国岂不是要被视为特大号的汉奸？他在中国不可能活得下去，光口水就能淹死他！美国人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不断地给政府挑毛病，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则几十年如一日，写了《美国强权与新官僚》、《与亚洲交战》、《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等多部著作，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祖国——美国。美国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我们的近邻日本，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但在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它的强大与这种敢于反思自己不足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舆论界不但对政府，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缺陷，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坛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说”甚为流行。自1891年以来，就有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从日本人的“奴隶根性”论，到“日本人畸形”说等等，“丑陋的日本人”百余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长）主张废止日本语，使用法语当国语。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骂了百多年，并未见日本亡国灭种。为何柏杨先生仅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社会反应却是“闻丑则怒”，群起而攻。天天惶恐，中国人一被人指摘“丑陋”，就会亡国灭种。中国人真的如此脆弱吗？在当前中国，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担忧，但很多话最多只能在私下里说说，或者在网上讨论一下。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好骂毫无疑问，中国的网络环境是很肮脏的，简直就是无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和垃圾场。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骂、也最善骂的民族。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我是深感震惊的。中国人擅骂，骂人语言之丰富多彩、酣畅淋漓，骂人传统之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绝对是世界之最。特别是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比骂外国人更有劲、更兴奋、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中国人窝里斗光荣传统的最精彩的注角。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经常看一些新闻后的评论，如果观点稍有不同，三句之内，必然开骂。如果碰上地域攻击，那就会盖上一座高耸入云、口水四溅的帖子楼。经常怀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讲理的泼妇？三天不骂街就嗓子干痒？而实际上，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只能以国民性解释之。中国人不仅擅于骂人，也很喜欢骂人，甚至骂人成癖、成瘾。一日不骂，则胸闷气短、精神委靡；恶言一出，则心情舒畅、心花怒放、精神抖擞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总是会忘记那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自己也捉，却没有人家捉得多，也没有人家咬得响，不由得大失所望，愤愤不平，嘴巴便痒痒了，他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骂道：“这毛虫！”阿Q本想施展平生绝学——精神胜利法，将王胡骂之为“毛虫”，精神上便可获得胜利的快乐。谁想这王胡偏不买账，不但反骂阿Q为“癞皮狗”，而且扭住阿Q的辫子，将阿Q的头在墙上连碰了五下，给了阿Q这生平第一件屈辱。可想，精神胜利法抵不过拳头。你就是再能骂，抵不过一个大嘴巴。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有这种思维方式，文革发生有中国，并不奇怪。中国人骂人之恶毒，让人震惊，似乎什么话都骂得出来。他们的这种恨意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被骂者真有不幸，不知会快了多少人的心？摸一摸良心，想一想人性，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值得那么恶毒地去骂吗？而很多时候，中国人的骂是骂错了对象的，经常把好人当成坏人来骂，把坏人当成好人来供，因为他们的思辨力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又不愿意去深思、去听解释。我不由得想起了袁崇焕，那个被凌迟处死、血肉被百姓分食的将军，这个爱国者的死，也曾经大快人心。事物本质不会因为谩骂而改变。骂一个人是猪是狗，他仍然是人，谩骂不能把他变成猪狗。但好骂仍然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出色的人来说，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总是别具一格，总是让人惊讶，在人们难以包容不同观点的中国，他就会总是被骂。没有人能够完全地不在乎别人的谩骂。在中国，你想要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需要强大的心脏与粗壮的神经，才能忍受住那些污秽，才能不至于在人们的口水中淹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脏与神经，他们怎么办呢？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离开。离开的总是最出色的人。对于骂人者来说，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骂人者自己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实际上还造成了他们的思维的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他们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骂街泼妇。很多人的骂是极端缺乏理性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大骂，往往只是因为一些极小的事情上别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比如某部电影好不好看、某首歌曲好不好听、某个影星漂亮不漂亮、某个球星技术高超不高超等等。因为骂可以取得精神上的快乐，他们便不再有耐心去思考；因为不用思考，用骂声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何必再去思考呢，何必再去讲道理呢。结果就是他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低，能够耐心地、用理性和知识去讨论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好骂的人其实也伤害了自己。柏杨先生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人家的心胸都是如此开阔。而我们很多人，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毒地谩骂攻击。如果我们找一下中国人好骂的社会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缺乏信仰。中国人多数是无神论者，没有精神上的寄托，也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骂人是缺乏教养的、粗鲁的行为，但为什么还会骂呢？特别是在网上骂呢？因为在网上骂，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便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安拉始终与他同在，并且在看着他的行为，所以，当他想要骂的时候，他就会有所顾忌，担心神的惩罚。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讲“慎独”？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制约，他一个人的时候，是精神上完全自由的。而有信仰的人则不存在“慎独”的问题，因为神始终与他同在，在精神上他没有“独”的时候，他会觉得神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他时刻都需要言行谨慎。二缺乏教养。正如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所言：中国人有教育，没有教养。笔者深以为然。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便容易倾向于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后天的教育，以及精神道德上的修炼。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神圣化与妖魔化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至到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的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发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阴影之下，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思想上的圣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现在，又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又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沫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他们只会感到痛苦。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某些发达城市的人常认为自己城里人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都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我作为山东人，我发现我的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我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的美化与拔高。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神圣化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二战英雄丘吉尔。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华盛顿，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我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反观中国的内战，我们长时间以来都在妖魔化国民党及其军队，抹杀其抗日贡献，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都是来自于老百姓。我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盲目崇古崇古尚古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人对古的“推崇”让许多外国人惊异。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谈到中国近代以来科技落后时说：“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伏尔泰指出，中国人的让人难以理解的崇古心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好的时代是在过去，好的人物也是在过去；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按这种心理推上去，似乎原始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社会。中国的古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言必称“上古”，在他们心里，三皇五帝时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儒家和道家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就是尚古。道家甚至认为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最好，有了帝王就不行了。中国人的崇古与思辨力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的片面性有关。因为他们可以亲眼见到今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今人的不足与当今社会的弊端，便对“今”深感不满；但他们不可能亲眼见到古人的行为，便想当然地将古代社会和古人理想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总觉得古代是好的，古人是比今人高尚的，祖宗的东西是神圣的。其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古人要比今人更高尚，也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人性在几千年中有了什么退化或发展。很多中国人觉得古人比今人更高尚、聪明、强壮，其实是没有证据的想当然。盲目地崇拜古文化禁锢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作品中，中国人很少畅想未来，而总是盯着历史，总是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味中而难以自拔。确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仰视。但世界是发展的，是进步的，而不应该原地踏步。我们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而不能拘泥于传统，躲在或困在传统的圈子里不出来，抱着传统不放，甚至将其神圣化。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等传统。如果孔子地下有知，知道人们把他当成圣人来供，我估计他是不高兴的。我想，他宁愿人们将他的思想抛弃，创造出新的思想。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在想着复古，想着以几千年前的思想来武装现代人，以古人之政，治当世之民。这只能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太差了，几千年来都没有走出祖先的思想藩篱。一个总是把父辈的成就或地位挂在嘴上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注：本文选自宋怀常著《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一书。

什么功？谁之罪？ 《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一书导言 文：康正果 康正果，美籍华人，现居于美国康涅狄格北港，，中文教师、作家、文史研究者。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公共知识分子。 为什么要“毛”和“共”并称？因为毛泽东的是非功罪处处都与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你不可能把毛泽东只作为孤立的个人盖棺论定，要评毛批毛，必须把毛这个人 置于中共集团从建立直至发展壮大的整个脉络中予以剖析和评判，而且要放在百年中国的大历史框架中进行透视和检讨，才能把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涉及到如何“还 原”的问题。对当今从大陆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来说，历史观的转变乃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历史观从小即受到党化教育熏染的大陆华人，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尤为紧迫和必要。按照党化史观的说法，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在1949年10月1 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才站起来了……若按照这一历史图景认识百年中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做过多少错误的或罪恶的事情，仅就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功劳而言，即已登峰造极，最最伟大，根本不容你有丝毫的否认。比如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近年来一直在严词批毛，甚至大胆控诉毛“罪恶滔天”，但他却仍不忘称赞毛“功劳盖世”，此盖世之功劳即毛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在1949年取得了全面胜利。所以另一个批毛健将辛子陵进而将毛定性为“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搞经济建设尽管接连失误，但所领 导的“革命并没有搞错”。李和辛均属中共党内的批毛派，他们对毛泽东在中共夺取政权后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批评得不管多么尖锐，始终都没能尖锐到跨出1949 年这一被称为“解放”的历史划界。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赶出了大陆，要论这一打天下的丰功伟绩，毛泽东自当 居于首位，而在中共集团内部再往下逐级评功论赏，可以说人人都荣膺其应有的一份。李锐和辛子陵两位旨在救党的批毛派同样也包括在此功劳圈内，他们再怎么说 都不会否定自己安身立命的那场革命。 这一党化史观更影响到党外，从大陆的全体俗众到体制内外的学者，直到反共人士中的批毛选手，也都难以脱弃“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势。连曾以其“历史三峡”论 说著称的唐德刚教授都难能免俗，在他的《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一文中大发似是而非之论，说什么这一百多年来属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民主共和的大业不可能一 蹴而就，在此一无法按理出牌的乱世，越流氓越霸气就越有抓胜算的机会和占优势的把握。前者被唐教授确定为历史的“客观实在”，后者被聚焦为毛泽东的“主观 条件”。唐教授纵观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以及中共内部的一系列恶斗，他发现独有枭雄毛泽东的主观条件与乱世的客观实在配合得恰到好处，正应了“时势造英雄”那句俗话。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唐教授的文章一口中立持平的语调，按照他的推论，毛泽东及其中共集团的罪行不管 多么罄竹难书，就因为他们最终打了胜仗，你不但无法否认他们顺应历史必然性——这个传统“天命”论的现代表述——夺取政权的事实，更不得不承认毛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的伟人。 唐教授的犬儒史观是很有代表性的，环顾我们周围惯于人云亦云的同胞，很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怀有类似的奴从心态。即使他们都亲眼看到毛泽东“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事实，你也难以通过三言两语的辩驳，从他们头脑里剔除那“开国有功”的崇毛顽念。直至毛泽东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今天，从学界到民间，像唐德刚那 样把毛的生平作“虎头与蛇尾”两阶段切割的看法还是相当普遍的。 把毛泽东生平功罪作“解放”前和“解放”后切割划分的说法其实首先出自中共元老陈云。对陈云及其中共集团来说，毛泽东所有的“功”都是给共产党立的功，所 以他们一致称赞毛“开国有功”。至于说毛“治国有过，文革有罪”，那是因自1949年以降，包括陈云在内的不少领导人在治国问题上曾与毛发生过分歧，他们因而在历次运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特别是到了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这一伙也都算“开国有功”的党政军领导均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批猛斗，连他们的家属都受连累遭到迫害。因此他们才在毛死后的党内会议上提出毛“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说法。但他们绝对不提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共犯。这正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直到胡锦涛和习近平不但不敢公开批毛，还要坚持维护毛泽东“伟光正”形象的原因。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毛为中共立的功越大，对国家和民族犯的罪就越深，而他的所有罪行也正是有赖中共集团建立的党军/党国体制，才得以无法无天地倒行逆施下去。 因此，当我们把1949年前后的中国社会按照被告知的“解放”前和“解放”后来称呼时，我们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解放”前是万恶的旧社会，“解放”后是 幸福的新社会这一人云亦云的说法。说话的主体于是为官方的话语实践——亦即权力本身的实践——所支配，糊里糊涂接受了中共有关历史和现实的定性。其实连包括讨论“毛泽东功罪”这样的议题在内，也都受到了中共官方话语实践的限制。话语实践对人的思维限制力是很厉害的，你只要考虑到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功”， 你就被坎陷（疑为“嵌陷”之误——老高注）到他“开国有功”的思维定势中，也就认同“毛泽东虽有错，共产党依然伟光正”的说法了。 这就是为什么自毛泽东去 世以来，偏于检讨毛泽东与中共集团1949后种种罪行的论著比较多，而专就所谓“解放”前那一段历史来审判毛共罪行的论著却非常少的原因。 本书的宗旨即在填补此一空白。我的出发点是，完全摒除“毛泽东功罪”论这一明显有限制性的议题，直接把毛共还原到他们打天下的整个进程中予以历史的评判。 这就不只限于审视“土改”、“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1949之后的那些罪行了，而是要踢破“解放”这道铁门坎，一直追究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活动，以及毛泽东早期参与其中的种种言行，挖出赤祸的根源，进而揭示他们的武装夺权斗争如何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恶性互斗，如何破坏了和平建国纲领，最终把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引向了反国家反民族的歧途。 那么，中国社会转型的民族主义正道又何在呢？众所周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主旋律，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新兴的主义却非我华夏族群的国粹，我们的国粹乃是大而化之的天下主义。其实要追根溯源，就连“中国”这两个字的组合在最初也仅表示华夏族群所处的地理方位，而非一正式的国名。它义指这块处于中心的土地是华夏文化的天下，哪一家哪一姓在这块政教领地上建立了朝廷，他们便拥有了本朝的“天下”。 华夏与夷狄的界限既划分严明，又伸缩可变：“华夏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华夏则华夏之。”从五胡乱华到元蒙和满清入主中国，一批批入侵的夷狄均在拥有天下后也都以华夏自居起来。天下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妄自尊大，直到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一系列碰撞，才碰出了它虚弱衰朽的本质。西方国家最初只是本着自由贸易的观念来中国投石问路，希望与清政府建立通商关系。但满清皇帝及其官员却以天朝自居，对英国派来的外交使团，仍旧以前来朝贡的番邦相待。他们既无意认真了解和应对西方国家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和关税保护，也对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和国家主权缺乏起码的认识。结果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闹到最后，硬是让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天下主义的大架子从此威风扫地，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被一步步激发得高涨起来。 英语nationalism一词通常被译为“民族主义”，但也有人把它译为“国家主义”。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该词有时偏重民族导向的一面，更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有时则偏重国家导向的一面，更强调一个具有高度主权的政治实体。我在《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一书中曾有专章详析这方面的问题，现可在此简要 地总括说：民族主义最先是在荷兰、英国等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构成作用的一个主要因素。它表现为市民共同体为冲破教区的限制而追求自治的努力，纳税人参与议政和决策的要求，议会对王权的挑战，商业协会寻求和建立武装保护的谋划。欧洲社会冲突摩擦了好几百年，正是在各国内部缔造商业繁荣和在各国之间展开贸易竞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与封建领主边抗争边和解，拉开了逐步趋向共和的阵势，一个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因此而陆续建立起来，最终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体。正如LiahGreenfield在她论述民族主义的一本专著中所说，现代西方文明实为一“经济文明”，只有在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国家价值 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才可能发挥强劲的动力作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竞争进一步促使此强劲的动力向欧洲以外扩张下去，英法等国的商船满载货物，纷纷在本国海军的支持下向亚洲开辟市场。 面对这突然来自海上的挑战，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备受打击，天下主义再也难以维持其原有的天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西潮冲击的强烈反应。此反应既有其正面的成分，也产生了不少负面作用。满清皇帝及其官员的天朝心态最关注的是维护天朝的尊严，实际上也就是皇帝和官员的面子，为保住皇权的至尊，他们往往置国家的利益和臣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从鸦片战争吃败仗到八国联军入京，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多是吃了妄自尊大的亏。朝廷始终缺乏抵御外侮的军事实力，却纵容义和团之类的民间仇外势力去滥杀传教士和外国使节，无论就当时的国际公约或交战国双方应遵守的准则来说，这种煽动暴民袭击非武装外国人的做法都是很卑劣的。由此可见，自从清王朝的天下主义受到冲击，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即含有浓厚的暴民式排外倾向，而这一帝制末世形成的民族心理病灶正好成为此后中共势力赖以寄生的温床。在中共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负面动力始终都被用于发挥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破坏作用。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在反复利用此富有中国特色的爱国狂热，妄图以中国崛起的姿态建立其全球化格局下的红色天下。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检讨早期的洋务运动和后来的维新变法，以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致力于改良革新的倡议和行动，直至辛亥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国民革命， 则不难清理出民族主义正面表现的清晰脉络。美国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不久前出了中译本，在大陆读书界颇受关注。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晚清的洋务派主张技术现代化，并力争与列强建立外交协议；梁启超青睐宪政改革；孙中山则倡导反清革命。周锡瑞因此特别强调说，“辛亥革命是改良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反面。”可以明显地看出， 当时的革命党人多是从新学、新军和强学会等从事改良活动的团体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均属于西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 正是在这一群城市改良精英的领导下，同时也联合仍拥有实权的保守势力，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才一举终结了帝制。在国内外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开启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此动向当初若能顺利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即有可能渐进地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良性转型。 另一位美国汉学家孔复礼/孔飞力（Philip A. Kuhn）更关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内部动因，他试图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梳理出与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相通的众多因素，特别是在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重点讨论了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question）以及相关的“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agenda）。孔复礼尤其关注知识精英在政治和文化改良上所起的先驱作用，他在书中检讨了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十九世纪知识精英的著作和言行，根据他们所提出的王朝危机及应对之道，孔复礼总结出解决此“根本性问题”的“建制议程”：一是把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二是把激烈的政治竞争同公认的公共利益协调起来；三是把国家的财政需求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对比上述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所谓的“建制议程”在英国的情况，大体上就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斗争及“谈判”的过程，是在确定权利和义务的事务上不断纷争和磋商后最终达成的妥协及解决方案。魏源等人所上的条陈及议政言论早已朦胧浮现出这类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吁求。只可惜帝制终结后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难以形成普遍接受的共识——即孔复礼所谓受过教育者当中存在的不成文的“宪法”，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激烈的政治竞争最终闹得从西方照抄来的成文宪法变成一纸空文，梁启超痛斥的“乱暴势力”随之燎原而起。本书要还原的毛共赤祸正是乘此革命逆流之激荡时势搞起了苏维埃武装割据，再经过日军侵华期间趁机发展壮大，最终以血腥的内战彻底断送了本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逐步健全起来的建制议程。 中共武装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他们反民族主义路线的全面得势，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就是“以夷变夏”之举在现代的诡异翻版。 辛亥革命重大的民族主义意义首先是完成了国人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在同盟会打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号之前，明亡后的反清活动一直都局限于“反清复明”的臣民意识，其中毫无现代国家的观念。随着民国成立，最初的五色国旗代表五族共和，新政权最大的功劳就是在列强觊觎我边疆领土的乱局中勉强保 持了满清留下的领土完整。当初仅作为鼓动性的排满口号也立即作废，民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在国内是主张各族共存共治，统称中华民族；对外是一致反对侵略强权，其反帝路线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仇外，而是更注重“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通过外交途径，“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都尽可能地奉行此民族主义的外交路线，尽了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勉为其难的努力，算是赢得了包括关税自主权在内的不少权利。 不幸在国家尚未统一，国力又极其贫弱的情况下，国家既要抵制侵略强权，同时又要依赖外来的支持和援助。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势力又都出于自身的需求去分别谋取不同的外援，抵制外部强权与依赖外部支持的运作便如此吊诡地交织在一起。比如像苏俄这样反西方列强的近邻，在最初又特别作出一番“平等待我”的姿态，急欲建立其党军的孙中山为获取苏方援助，遂在莫斯科的促使下改组国民党，履行起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的政策。孙中山当初作此谋划，本以为可以把扩大了的政治参与 容纳到国民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不幸他顾此失彼，事与愿违，很快就让中共的跨党活动把那一切搅混得变质变味。 因为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在于，孙中山只想借助苏联的支持和引进列宁主义的组党方式来强化他的国民革命，但他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的政治立 场；中共则自成立之初即属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所执行的乃是列宁的国际主义路线。苏俄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 欧洲帝国主义，进而推翻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权，最终将各国被解放的红色臣民统统整合到新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主义”宏图 ——之中。这就是苏俄搞所谓“革命输出”的本质，是二十世纪国际形势下一种“以夷变夏”的险恶策略，它的原教旨本来就排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的民族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同世界最终要消灭种种差别，其中也包括地域和民族的差别。早期的中共组织正是在此一反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控制，把苏俄政权奉为他们的无产阶级祖国。其四中全会的文件即明确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诚这个口号，是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 利的唯一保证。”这个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行动纲领就是，按照莫斯科传来的指示，首先在城市发动工人大罢工，组织一系列暴动，试图像苏联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各大城市一举夺取政权。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暴民式排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再次恶性膨胀，暴徒们在不少城市制造烧杀抢劫的事件，一时间祸及由长江沿岸到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致使被激怒的在华列强实施了野蛮的军事报复。短暂的国共合作从此破裂，一变而为两党的互相残杀。 毛泽东及其新民学会的成员当初也都是梁启超“新民说”的追随者，无疑属于周锡瑞所说的民族主义者一流。这群清末变法和辛亥革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后来却出现分化，各走上不同的道路。比如像萧瑜（子升）或舒新城等很多学业优秀者都投入教育救国的行列，均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或因学业较差，或因谋职艰难，正好从俄国人革命成功的那套办法中看出了适合他们伸张怀抱的途径。本书第一、二章即以毛泽东其人的个案为主探线索，勘查追踪失意者升级为职业革命家的归化过程。价值阶序在人文光谱上的区分是十分明显的，为什么像李四光、丁文江、李仪祉、茅以升等数以千万计的海归人才学有所成，均能以他们卓越的才干服务公共事务，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为国计民生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为什么另一些缺乏专长，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小知识分子却铤而走险，甘愿受共产国际的雇佣，充当了早期共产党组织的骨干？本书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人的行为和选择基本上是其天性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毛泽东生性好胜逞强，他本想在读书治学上出人头地，不幸他那个薄有资产的父亲急欲发家致富，起初只打算让儿子受一点初级教育，拖累得他老大年纪才读上新式学堂。论他的学业，可以说旧学并不十分扎实，西学仅通过滥读懂些皮毛。这就造成他在长沙师范求学期间只偏重文史，而其他各科成绩均很差的实际情况。好容易摆脱了父亲的压制，没想到进了新式学堂，教学内容及学校的制度又引起他诸多反感。毛泽东因此把更多的兴趣和精力转向校外的社会活动，做了一系列请愿和声援，以及鼓动风潮之类的事情。失意者总是比常人更急于推动社会巨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用苏俄的阶级斗争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最便于把失意者的个人私愤提升为理直气壮的革命激情。这就是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一文原版中把那么多财产、职位和受教育程度均比他高的人群划入敌对阶级的情意结根源。他当时的理论修养就那么个水平，只会照搬马列词语做标签，遂把他必欲颠覆的价值阶序硬套进这种驴头不对马嘴的框框。落后的俄国人对他们追赶不上的欧洲先进文明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这种“羡憎交织”（ressentment）情意结产生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并向更加落后的东亚国家推行其“反西 方的西化”路线，图谋把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纳入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毛泽东一伙实际上并没能跳出“全盘西化”的迷思，他们比他们 所羡憎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更“崇洋媚外”，崇到了甘做苏俄走卒的地步。 倘若更进一步透视毛泽东发动的暴力革命，则不难看出，布尔什维克的洋词汇仅为其堂皇的贴面，所包装的内核则来自粗野黑恶的本土资源。毛泽东从小熟读《水浒传》，书中的“小说教”——好汉主义——对他影响至深。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一经毛泽东诠释，就统统被导向草莽江湖上血腥报复的暴行。这也正是共产国际一直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不太放心，多次强调要突出工人阶 级领导的主因。本书第三章即重点叙述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军事割据如何把农运搞成了“匪运”，红军的幸存和壮大如何祸害百姓，破坏了他们世代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参与共产党早期组党活动期间，毛泽东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圈外，接下来他到国民党党部热心从事跨党活动的工作，又受到右派势力排挤。经过好几次挫折，毛觉得待在机关部门摇笔杆根本成不了气候，遂动起“逼上梁山”的念头。“逼上梁山”这句被“小说教”推广的“话语移植”确有其神差鬼使的作用，一下子让毛泽东找 到了解难应急的出路。国民党的恐怖清党甫一开始，他即果断告别那一帮在上海租界内坐镇办公室的布尔什维克先生，只身回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后来暴动失败，毛 泽东带残部逃到井冈山与山上的土匪合并，遂闯出了打土豪筹款项这条活路。这是一种寄生在容易落脚的穷乡僻壤，靠当地农户来养肥红军的生存方式，至于搞土地 革命，不过是通过运动搜刮富裕农户的浮财，又从分得土地的农户手中过量征收粮食，从而解决红军的补给和财政问题。红军的确得到了发展壮大，但却严重地危害了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在贫富之间以及苏区与国统区之间制造了深仇大恨和互相杀戮。更为严重的是，在抢劫富裕农户的财产以充红军的军需之同时，乡村的绅士阶层被诬以“土豪劣绅”的恶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们作为政府征收税赋与维护地方利益之间的中介力量从此被摧残殆尽，乡土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最富有再生因素的价值根基和民德资源也随之枯竭。也正是在此一无道乱世的动荡中，贫穷和愚昧所滋生的粗野恶俗之势力猖獗抬头，让中共的苏维埃运动激化为革命的动力，纳入了党的领导，被提升到无产阶级光荣而正义的行列。毛泽东颠倒价值阶序的工程由此打下奠基，迈出其一损再损的步骤。 土匪或帮会须结帮成伙才干得成他们的大事，熟习“小说教”的毛泽东很早即怀有明确的团伙意识。从读师范时发征友启事到组织新民学会和创办自修大学，直到入伙共产党，领军啸聚井冈山，毛泽东都表现出他凝聚团伙的组织能力。自打上井冈山，毛便开始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因他的贪图抓权和一味逞能，搅扰得红军队伍内不断发生党权和军权的冲突，直至他仗着在握的党权压制住官兵的民主诉求，贬损了职业军人的武德素养，党——也就是他——指挥枪的制度才逐渐确立起来。 本书第四章详述毛泽东及其红军如何进一步寄生抗日统一战线，如何利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摆脱了中共自身的危机。正是紧抓住这一投机抗战的机会，毛泽东才给共 产党立了大功，但同时也对国家和民族犯了大罪。按他的操作，所谓“抗日”，不过是打起旗号，先四处拉拢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分化中央政府政令军令统一的效 能，然后大钻抗战的空子，跟在日本侵略军后面抢占地盘，不断扩大他们的敌后根据地。在关于联蒋抗日的问题上，中共内部起先是有争论的，那些还没完全丧失民 族良知的军政领导人的确有协同国军作战的意愿，他们也确实在抗日前线打过一些应予称赞的小仗。但毛泽东只想保存他打天下夺权的军事实力，坚持要仿照列宁的“失败主义”策略办事，任凭长期的抗战把国民党拖垮。从他下达给前方的很多电令即可看出，为提升他个人的党权军权，为壮大中共的武装力量，他从来都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安危。八路军和新四军到后来正是在毛所主导的方针下游而不击，大搞摩擦，为日后打胜内战养精蓄锐，打下了雄厚的备战基础。 中共不但是多变的，而且是多形的；他们一面凶残地祸害百姓，一面又显得十分亲民。特别像周恩来那样态度亲和的人物，中共集团中应该为数不少， 他们多具有富于魅惑的做戏能力，在当时的救亡总氛围烘托之下，把不少文化名人都游说得晕头转向，更吸引了大量的热血青年，为他们的夺权事业前仆后继地献身铺路。通过他们努力推行的文宣统战工作，红军不只扭转了原有的流寇形象，还浪博得抗日中坚力量的名声。这当然也与美国在援华事务上做了些节外生枝的事情有一定的关系。美国政府及西方的某些知识分子当时均有某种程度的左倾，他们发表有关中共的正面报道，更以亲善的姿态访问延安，他们的很多动作不但为中共赢得了外界的同情，还催发了民主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批评。那一切反倒映衬得早已不抗战的中共更受舆论欢迎，閧抬得他们在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桌坐 席上屡屡占了上风。这就是中共在其求幸存的过程中一面毒化抗日阵营，一面装扮出民主爱国模样的诡变形态。 本书第五章集中叙述毛泽东如何通过整风运动对党内同志施行报复，发泄其积压多年的怨忿，如何全面清除国际派的势力，如何顺势整治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如何树立起他在马列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如何反复打磨，炮制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野心得逞，由他一手主导了中共七大的召开。在这个名为团结而 实属独霸的会议上，毛泽东收编各派势力，整合出他定于一尊的“毛共”。经过肃反审干的折腾和处理，中共集团从此打上了粗俗的毛氏印记。 在中共党内，比较而言，留苏回来的各级领导和干部在“反西方的西化”路线上表现得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他们与共产国际以及联共的领导人有一定的交往，多少都懂些俄语，比较熟悉马列理论的书本知识，基本上握有党内文教宣传工作的实权。就因他们有这些经历，又显示出训练有素的特质，在某些方面也就对比得毛泽东相形见绌。这种反差惹得毛很不舒服，致使他蔑称这些人为“洋房子先生”。很多刺激了毛泽东小心眼的事情日积月累，积压成他心中深重的宿怨，“洋房子先生”遂 成为毛最羡憎交织的人物。共产国际解散后，莫斯科放松了对延安的控制，毛泽东看到边区平安无事，便趁机大搞起整风运动。他任用大量的“乌龟王八蛋”人物做打手，对国际派及相关的一批干部实施了无情的打击和全面清洗。对毛泽东这类山沟里出身的土共来说，国际派带到延安的不只是从莫斯科方面秉承的权势和理论， 另外还有他们在那里所受的布尔什维克教养，他们身上的这种“西化”成分才是让毛泽东特别难以容忍的东西。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一批批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更加增强了边区的文化反差，他们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风气和所显示的学术文艺品味立刻活跃了延安的工作学习及日常生活，但同时也光照出毛泽东及其农民军的粗陋和贫乏，因而也被划入打击的对象。整风审干的结果是，国际派和外来的文化人及知识青年均遭到粗暴的批斗和凌辱，运动中积极表现的一群则得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在毛共的干部群中，这一类党棍尤其平庸和恶俗。整风运动清理了中共集团的队伍，加强了全党的党性，但却损伤乃至抹煞了每个成员固有的人性。 本书最后一章详述了毛泽东作为头号战犯的多重罪责，从他摩拳擦掌，提前布置中共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讲起，直讲到他给解放军将领下达死亡指标，大搞人海战术， 不惜以部队的惨重伤亡赢得迅速歼灭国军的血腥战果。中共能够最终打败国民党固然有多种因素，但自从雅尔塔三巨头敲定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密约，就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敲响了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丧钟。罗斯福所打的这个如意算盘可谓自贻伊戚，它给二战后本可由美国主导的东北亚新秩序引入了凶险的变数，为苏俄势力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开启了引狼入室的通道。中共打内战尽管是旨在打天下夺取政权，但实质上却为苏俄从欧洲到亚洲构建的冷战格局完成了搭桥铺路的工程。因此在占领东北期间，苏军多方援助急速潜入的中共势力在各地稳步落脚，并将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大量转交给解放军使用。解放军在装备上若没有经此鸟枪换炮的改观，而单 凭所谓的“小米加步枪”与美式装备的国军作战，那情形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毛泽东的用兵实际上并非后来的党史书写及其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真如神”，他确实在整个内战中参与了主要的战略决策，但很少真正参加战役指挥。从本书详述的各大战役可以看出，他自以为在决策和指挥上别出心裁的得意之作恰恰是经不起推敲的败笔，按照他电令执行的军事行动多害得解放军损兵折将，有时候指战员没按照他的军令办事，反倒打了胜仗。统观毛插手的大小战役，他指令给军队有效的制胜方针，大概就是让各级将领舍得死人，这一点有他常开给前方将领必须死伤多少 官兵来换取歼灭多少敌人的清单为证。像他那样的用兵如神，实在没什么值得夸奖之处，只能令人惊叹地看到他不吝牺牲，并有足够的硬心肠充当中共的战争死神。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的确断定了中国的现实，诚如他所说，“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中共的政权完全是靠千百万农民军硬打死拼获取的， 内战的最终获胜来自千百万农民的流血牺牲，還有为支持前方补给而在农村全面进行的军事动员。此外，美苏的插手不断地摻合進具有重大影响的偶然因素，再加上 国民党方面弊病多端，频频失策，平白给中共增添了如有天助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阴差阳错，对中共的获胜形成了“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有利形势，以致把他们激荡多年的革命逆流推上了洪水滔天的顶峰。这里面并不存在正义性质的历史必然性，也无所谓赢得民心或得道多助之类的事后追赠。纯粹是一场胜仗扭转了乾坤，从而由胜利者铁定了历史。 犹太人自奥斯威辛之后再不写诗，中国人却在千百万倍于奥斯威辛的战争焚尸炉之后大唱赞歌，与贼共舞，致使中共武装夺权的成功及其至今犹在肆虐的一党专政成为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令普天下热爱自由的人士恨恨扼腕，徒唤奈何。 我写这本书，也只能在文本上作一场穿越“时空之窗”的演练，追踪到被官方党史掩埋和扭 曲的史料陈迹中清理那荒谬的孽债，做一点纠正是非观念的工作，好突破中国人可悲的宿命，为推动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和重整被颠倒的价值阶序添上一分正面的力 量。 注： 1、见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书附录，远流出版社，2005，页299-356。 2、参看康正果《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联经出版社，2011，页119-128。 3、《周锡瑞谈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见《上海书评》，2014年8月24日。 4、参看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一书的“译者导言”。 5、参看余英时为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图书公司，1991）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6、王学泰在《庙堂很远，江湖很近》的对谈中说：清代有个史学家叫钱大昕，他提出自古有儒、道、释三教，但从明代以后又多了一教，叫“小说教”。……如果 说佛教、道教等是教人为善的话，那么小说教则是教人“作恶”。……《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 汉”。……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见“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40219100844.html）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学者朱学勤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 AcaDemy 的东西，柏拉图的 AcaDemy 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博洛尼亚大学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为什么叫特区呢？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我两个月前去了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 AcaDemy 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赚了一大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赚了一笔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如果想赚，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谁都不代表真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书特地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对比做封面，显示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拉斐尔画作《雅典学院》 张砚钧画作《孔子讲学图》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美国的强大是因为有真正的大学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 历史比美国更长久的哈佛大学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日本钞票上的福泽谕吉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后来，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内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7） 文：林炎平 中国奇迹——还是西方奇迹 那“江河湖海”才是“奇迹”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发生在“水塘”里的由“江河湖海”创造的奇迹。——作者 奇迹的产生 经济的突飞猛进近年来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所谓金砖四国“BRIC”，亦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几个曾经在世界经济上比较不起眼的大国，近几年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的GDP年增长更是超过了10%。于是“中国奇迹”之美誉也不胫而走。这样的赞誉是不过分的，但是，受到赞誉的对象可能不完全正确。其实，“中国奇迹”实际上是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一个普遍的现象，亦即所有发生这些“奇迹”的国家，都是过去经济不太发达和比较封闭的地方。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奇迹”的发生绝不是由于这些国家自己有了产生奇迹的灵丹妙药，或者是具有别的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勤奋努力，而是，这些国家有着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优点”，亦即，低廉的人力资源，众多的熟练工人以及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发达的贸易。 如此奇迹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奇迹当时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熟练工人、低廉工资、稳定政局、开放贸易。无疑，这些是“奇迹”产生的充分条件。 有人说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的贸易是中国吃亏了，理由是，中国用数亿件T恤衫才可以换来一架美国的波音747，言语间愤愤不平。实际上，此例恰恰证明了中国和西方之间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理由很简单，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贸易，那么中国就是用无数件T恤衫也不可能换来波音飞机。如果中国闭门造“机”，那就是再花费数百年时间也难有波音747。 正是有了西方倡导的被一些人诅咒为“不公平”的自由贸易，才使得本来只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得到高技术产品。如果没有这样的贸易，中国生产的数亿件T恤衫还是T恤衫，数亿条牛仔裤还是牛仔裤，而永远不可能把它们变成波音或者空客飞机。然而，作为西方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T恤衫和牛仔裤，他们也照样可以生产出同样的T恤衫和牛仔裤，当然质量更好，只是比较贵一些罢了。 贸易，从统计上来说，永远对落后的一方更加有利。那些极其贫穷的地区可以通过贸易变得比较富裕。比如，那些穷得只剩下绿水青山的地区仅仅倚靠开发风景旅游就可致富。这就是贸易，亦即金钱和旅游资源之间的交易。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易，那些山水风景就不会有经济价值，青山绿水依旧，贫穷落后如故。因此不难理解，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世界贫富变得更加平均，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变得更加不平均。相反，如果没有了这样的贸易，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将是没有极限的。 当然，贫富差距缩小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工业产品的贸易中，受损害最大的是那些富国的蓝领和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技术含量比较低，因此最容易被穷国的劳动力所替代，导致富国的此类工人失业。 资本总是寻求最大的利益，就如同人们总是把自己的余钱或买股票或存银行，目的就是得到更高的回报；当然劳动力也寻求最大的利益，人们总是希望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力流向工资更高的地区，而资本流向利润更高的地区。在没有制约时，这两个流动是必然发生的。当然，现在的世界，并非对此完全没有制约。 在发达国家，一定有法律和措施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这个法律的制订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移民的流向是一边倒的，亦即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迁徙。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屏障都是美国方面设立的，而墨西哥则不必担心美国会有人以偷渡的方式移民墨西哥。出于经济目的的人口迁徙必然导致许多富裕国家公民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被这些乐意接受更低工资的移民所吞噬，以及担心贫穷的外来移民会带来社会不稳定。但是，这样的人口迁徙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欢迎，他们通常是低价劳动力的雇主，因为这些移民的涌入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劳动力可供选择，因此也可以付更低的工资。 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法治、民主和人权通常比较健全，即便对贫穷的外来移民，雇主付给他们的工资也不能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而这样的最低工资仍然比穷国的平均工资要高很多。比如，加拿大现在的最低小时工资大约是11加元，相当于人民币50多元。而中国目前一般蓝领的小时工资不会超过人民币10元。加上发达国家远远好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于是，移民的经济动机非常强烈。 这些差异既造成了人口迁徙的动力，也形成了资本迁移的动力。为了获取更大利润，资本向低工资和低人权的地区趋之若鹜。于是，一种和人口移民目的和动机一样的“资本迁移”出现了。如果说人口迁徙还受到许多法规约束的话，那么“资本迁移”则几乎不受任何约束。 资本迁移和人口迁徙都将导致贫富差别缩小，人口迁徙会造成富国的一般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降低，而资本迁移的结果也是相同的。 这种“资本迁移”的动机是和“人口迁徙”同时出现的。只是由于过去的交通不便，产品很难在穷国生产后迅速运到富国，因此那时前者的规模不会很大，从而前者不如后者明显。而现在的交通，已经完全可以把生产所在地和消费所在地分开，它们实际上可以分别处于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不影响生产或消费。对于北美和欧洲来说，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放到零售商的货架上和把本国生产的产品放到货架上所需的时间仅仅相差了4个星期。如果考虑到在中国可以增加工时使得生产周期变得更短，实际上两者相差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两周，甚至更短。而运输费用则由于航运的发达而变得非常低廉，现在一件T恤衫从中国运到美国的全部费用还不足人民币0.50元。有的行业甚至根本不存在运输的问题，比如软件外包和客户咨询服务，现代通讯技术使得这些行业完全可以不考虑地理因素。 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自然就非常容易做出流向穷国的决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世界各个发达地区的资本随着这些境外企业在中国设立的生产基地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加工基地。广东一些和香港毗邻的地区首先旧貌换新颜，深圳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的渔村脱胎换骨成了现代化大城市。这种“奇观”，似乎有一种伟力，可以点石成金，只要它所到之处就有奇迹呈现。然而，对于这样的奇观，少有人理解个中原因。 中国最近几年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甚至引发了对于制度的辩论。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优越的，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多年以前的关于苏联制度和西方制度的辩论。有心人应该还记得当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访华时讲演中的一句话“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深信我们的制度。”显然，里根相信美国的制度优越于中国当时的制度。那么是否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的制度已经开始优越于他人了呢？ 在苏联时期，关于制度的辩论也甚嚣尘上。在1920年至1940年期间，当时西方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而苏联的经济增长非常可观。有人据此下结论，苏联的模式更加优越。当时苏联在美国招募工人，有美国工人对美国经济信心不足，而对苏联充满好奇和憧憬，因此移民苏联，成了苏联公民。这些美国人后来在返回美国的过程中历尽艰难曲折。由于当时移民苏联的美国人数量不多，这一段历史在今天几乎被人遗忘。重温这段往事，令人无限感慨。 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昔日苏联的情况大不相同。苏联那时主要是自己闭门发展生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和消费脱节，许多产品并非消费者所需，于是造成了积压，而许多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又没有人生产，因此发生了短缺。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苏联瞩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其人民带来什么实惠。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也出现过同样问题，甚至更加严重。但是，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对外开放带来的，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经济增长直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实惠。尽管还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和30多年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今天的繁荣是在30多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过去的商品短缺情况已经不再存在，今天商店里充斥着琳琅满目的各式产品。短短三十年，天翻地覆，称之为“奇迹”毫不过分。 奇迹的原因 唯一有争议的是，这“奇迹”的产生原因。如下是我的“水塘理论”：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水塘里，其水位和外面的江河湖海无关。这正是中国过去的经济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就如同一口与世隔绝的水塘，不仅水位很低，而且水质也很差了。 在“水塘”的外面，是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海”，不仅水位高企，而且水质很好。 在“水塘”和“江河湖海”之间仅隔着一个水闸，其将水塘和江河湖海拦腰截断，使得水塘内外断然两个世界。但此水闸并非江河湖海所为，而是水塘的手笔，所谓“广纳百川”即是江河湖海的气度，而闭关锁国则是水塘的性格。于是，决定是否开放水闸就完全取决于这个与世隔绝的水塘的管理者。 且不说这水闸打开的过程如何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但看被打开时激动人心的情形。只要水塘的水位足够低，而江河湖海的水位足够高，便有清波汹涌注入，这曾经与世隔绝的水塘在顷刻之间水位升高且水质改善，此“奇迹”发生的速度和水闸的开启程度成正比，也和水塘与外界的水位差成正比。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结果。如果以上是一个宏观描述，那么如下给出了微观机制。 有两个相距不远的岛屿，“西岛”和“东岛”，前者经济发达，人民富裕。而后者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当“东岛”最终决定向“西岛”开放的时候，两岛的经济差距已经非常大了。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异，“西岛”的企业主自然想到“东岛”去办企业，把产品运回“西岛”来销售，使得成本显著降低、利润大幅提高。此时“东岛”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东岛”在自己完全不创造任何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就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本、技术和订单，由此迅速地发展起来。其发展的速度和“西岛”投入的资本、技术以及订单成正比。 “西岛”资本投入“东岛”的最大动力是巨大的劳动力价格差异。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另外有一个岛，其他条件和“东岛”差不多，但是其局势不稳定，其对资本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另外还有一个岛，由于文化的关系，那里缺乏吃苦耐劳和心灵手巧的劳动力，其投资吸引力也会被大打折扣。 正是由于这得天独厚的投资环境，“东岛”成为了“西岛”的投资首选，经济就此突飞猛进。也正由于此，“西岛”的劳动力受到冲击，一部分劳工被“东岛”的廉价劳动力所取代，他们只好转而寻找其他的不容易被“东岛”的劳动力替代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东岛”享受了“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即刻成功，而在“西岛”经历的则是更加复杂的调整。 “西岛”的首先投资“东岛”的企业在最初得到了高回报，但是“西岛”企业的利润并不能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因为，“西岛”的企业彼此效仿，都到“东岛”去办企业，由于“西岛”的自由竞争体制，“西岛”整体的零售价格很快就会降下来。商品价格的下调使失业的“西岛”劳动力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但这并不能弥补他们的损失，对此我们将在稍后讨论。 由于“西岛”在“东岛”不断投资和开办企业，“东岛”的劳动力便得到很多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的繁荣会逐渐造成“东岛”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样的上涨是有极限的，其理论极限是“西岛”的劳动力价格，尽管达到这极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差距会逐渐缩小。 于是，“资本迁徙”造成的直接损失是“西岛”劳动力失业，进而是其政府税收减少；受益的是“东”岛的劳动力和其政府税收。从短期来看，“西岛”的损失是必然的，而“东岛”的受益亦是预料之中。由于投资涌入，纳税剧增，“东岛”政府财政会越来越好，而“西岛”则不得不为贸易逆差而头痛。从长期来看，“西岛”可能得到的收益是其不得不由于来自“东岛”的竞争而另辟蹊径，力图在其他更加先进的领域取得和保持领先的地位。但是这个过程将是漫长和不无痛苦的。 由于以上原因，“东岛”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技术和生产基地。“东岛”的人也很容易地得到了此前他们根本不会生产的产品，比如飞机，电视机，电脑等等。 而“西岛”，则得到便宜的产品。这些产品本来“西”岛都是可以自己生产的，但是资本的外逃迫使他们教会“东岛”如何生产，然后“西岛”自己反而不生产了。不久，这些产品的零售价一降再降，“西”岛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生产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西岛”一部分可以由“东岛”取代的劳动力的收入将不可能提高，因为他们的工资正在受到来自“东岛”的可以替代他们的劳动力价格的限制，于是，“西岛”的这些劳动力的价格在“东岛”相应的劳动力价格提高到和他们相仿水平前不可能提高。这是“西岛”的劳动力不可能等待的，于是他们必须寻找其他的不能被“东岛”替代的工作。但是，由于“东岛”劳动力取代“西岛”劳动力是进行性的和由低而高的，因此对于“西”岛劳动力来说，就业将步履艰难。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亦即和“东岛”进行贸易使得“西岛”的人们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从而抑制了“西岛”的通货膨胀，使得“西岛”的人们享受到了实惠的价格。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厢情愿的托词，数据统计和分析证明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其实，“西岛”所有的商品低价都是以牺牲“西岛”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作为代价的。对于“西岛”上可被“东岛”替代的劳动力来说，他们为这些便宜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更低的工资，所有这些来自“东岛”的低价产品都伴随着更低的“西岛”同类工人的工资，他们的购买力实际上由于和“东岛”的贸易而恶化了。 然而，对于“东岛”来说，其得到的好处还远远不限于上述那么一点点经济上的，而是更加深远的。由于“西岛”需要在“东岛”进行生产，“西岛”必须给“东岛”提供设备、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些比“西岛”给予“东岛”的资金和订单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西岛”实际上是把自己多少年来创造的财富一起搬到了“东岛”，特别是把自己长期培养的生产力送给了“东岛”。对此“西岛”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从“东岛”购买价格较低的产品，而对于“东岛”来说，将这些产品卖给“西岛”比其在“东岛”销售的价格还要高。因此，可以说这样的贸易对于“东岛”来说是万无一失。由于从“西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输入，以及对于生产“西岛”产品的要求，于是相应的配套就会在“东岛”发生，比如道路、桥梁、水利、电力、楼宇等。这些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东岛”将以比在“西岛”更快的速度进行。“东岛”的速度将导致“东岛”和“西岛”之间的差距快速缩小。 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西岛”会把自己过去的劳动成果智慧结晶全部拿到“东岛”去，而不是建设自己的“西岛”。这其实并非“西岛”上人们的意愿，而是“西岛”资本的意愿。 这是资本的力量，资本不分善恶，资本也没有种族歧视。由于资本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他们对于资本的支配绝非按照“西岛”或者“东岛”的利益，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正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趋，把本来属于并可以留在“西岛”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都给了“东岛”，以期他们在“东岛”的投资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当然，这样的高回报是短期的，在“西”岛的大部分企业蜂拥而至“东岛”后不久就告结束了。亦即，所有企业都把生产基地留在“西岛”而不进入“东岛”，和所有的生产基地都挪到“东岛”的最终利益回报是一样的。但是，一旦有企业把生产基地挪到“东岛”，其他的企业就不得不效法，否则将会由于相对高企的成本而无法竞争。 “西岛”之对于“东岛”的行为，就是名副其实的“授人以渔”，教给了“东岛”“渔猎”的方法。甚至还不止于此，因为还给予了“东岛”所有“渔猎”所需的工具。而“西岛”得到的是“东岛”“渔猎”所得的极少一部分成果。国人是知道“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差别的，因此对于后者高度评价，而后者就是西方在和中国贸易中的所作所为，这并非西方最初的动机，但却是结果。 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因此，这个所谓的“中国奇迹”，其实正是“西方奇迹”，这是一个表现在中国的“西方奇迹”。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资金，都是由西方提供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在“民主和科学”一章中的阐述，那我们一定知道，资金或者资本就是昨天的劳动，而技术更加是昨天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亦即，“中国奇迹”是西方积累的智慧和劳动所带来的，是由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所带来的，只是它表现在了东方的这片土地上。亦即，中国是靠由西方提供的生产力而创造了“奇迹”。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发达的运输，这是西方所建立的。离开了快速和大容量的运输，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就不可能成立。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是西方所发明的。离开了这样的技术和设备，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的生产。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高效的管理，这是西方所创立的。离开了这样的高效率，许多硬件就无法有效运作。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庞大的资本，这也是西方所积累的。没有这样的资本的投入，中国的任何基础设施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长足的进步。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广阔的市场，这是西方所开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中国的产品就不会有销路，因此以上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 那么中国提供了什么？绝无仅有——劳动力——也就是今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和西方的所有上述条件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奇迹”。 中国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国门打开，让西方寻求更高利润的资本流入，随之而来的是技术的引进、设备的投入、管理的输入、订单的涌入。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条件，这些资本将不会有这么大的动机流入中国。比如，如果没有发达的运输，一些订单就会由于时间的原因而无法在中国生产。现在从中国始发的远洋货轮仅仅需要14天就可以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长滩港或加拿大的温哥华港，略多一点时间，就可以抵达欧洲的一些主要港口。这就使得许多订单在中国制造成为可能。 数量众多并且听话的劳动力，稳定的政局，是另外几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保有不是没有代价的。国人对于权势的服从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要求。西方在一些其他国家的投资要面临比中国更大的风险，因为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远没有中国工人听话。但是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诚实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订单都和创造力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缺乏诚信暂时还不至于导致资本的流失。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这样的社会风气和民族性格没有改进的话，迟早会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东欧并没出现中国这样的高速度，主要是由于东欧原来的计划经济远比中国的要成熟和有效得多，所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难免藕断丝连、恋恋不舍。毕竟，他们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那些成就是过去的中国可望不可及的。而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乏善可陈，因此在奔向市场经济时毫不留恋、义无反顾。这并非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有比东欧更好的政策或者制度，而是当初的计划经济实在太失败，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已经“破釜沉舟”，当然只好“绝地反击”。另一个原因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初期，东欧的工资水平比中国要高不少，这也是由于过去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决定的。这样一个成就，反而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阻力。 迄今为止，“中国奇迹”仅仅是引进和照抄的代名词。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观，一些问题被掩盖了，比如所有制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但是对于私有制并没有从法律上进行完整确立，土地的所有权将会很快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体制的问题，一些在发达国家如过街老鼠的问题，但在中国却司空见惯，比如官商勾结的问题、社会福利欠缺的问题、人民对于税收使用的话语权的问题。最终，是人民的政治权力问题，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的问题。 中国利用西方的私有制的成果（技术、科学、高工资、高效率）和中国公有制的成果（低劳动力价格和低劳动者权益），创造了现在的增长速度。但是这样的靠在低工资基础上的照抄和引进所带来的增长，将会是有极限的。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排在100名左右，这样的低工资还可以使得中国维持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必然是有限的。 因此，那些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于中国的制度的言论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经济将会继续以比西方国家更高的速度发展，但是这绝非由于一些人所说的制度，而是由于“水塘”水位的差异。显然，仅仅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评价一个制度是非常不充分的。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由于其起点非常低的池塘。只要池塘的水位足够低，水闸的开启足够大，池塘的水位就会高速增长。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3） 文：林炎平 消灭奴性——绝非易事 我记得那是1989年的早春，在加拿大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迎春晚会上，即将结束时，一个学生联谊会的干部居然提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更令人不解的是居然不少人真的唱了起来。这个“文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在改革开放后10年有余、距离中国半个地球之外，居然死灰复燃地“响彻云霄”了。对一些人来说，这样大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距离，仍然不能阻隔他们奴化的感情。 我和几个人愤怒地离开了聚会地点，身后渐渐远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曾经代表了一个荒唐的时代，现在仍然折射着那个时代“遗老遗少”的人格，他们被那个时代所熏陶和烙烫过的内心痕迹并没有由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漠而消失，而是随着他们步入异国他乡。他们未必真正怀念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丑恶和罪行的无动于衷和缺乏嫉恶如仇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嗟叹，时代可以变迁，但是人格却难改变，就如久囚笼中之鸟，即便面对无垠的蓝天也不再会飞翔；就如盆景中植物，就是给予了大自然的广阔也不再会长高。 具有这样人格的人，当给予了金钱和权力之后他们会如何呢？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看不起自己，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又去作践他人。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却去损害别人的尊严。中国现在的不少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一个在道德上破产的群体的精神境界。 按照物质决定精神的说法，那些腰缠万贯身居高位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了。但是恰恰相反，非但这些人的精神境界没有提高，而且其丑恶本质倒是变本加厉了。为了这些人的丑陋人格，一些怪象应运而生：居然一些服务是以侮辱服务者人格来让被服务者得到满足的，比如跪下来服侍顾客，等等。“享受”这些服务的达官贵人绝大多数也曾穷愁潦倒。当年他们被别人看不起，现在他们有钱了，也要看不起别人了；当年他们的人格被别人践踏，现在他们有势了，也要践踏别人的人格了。对于他们来说，做主子的意义就是要别人做奴才。这正证实了我们的论断：主子和奴才在人格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占据了权势的上风。 有这样一个国人，他在网上这样激愤地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不被别人鸟，但是可以鸟别人。”这样的人，只知道主子和奴才，以做主子为目的，以做奴才为途径。如果做成了主子，就把所有他人变成奴才，把那些不愿做奴才的严加惩处。当然，如果做不成主子，就继续做奴才。 这是在长期的环境压迫和心理折磨下形成的病态的人格，绝无“自由、平等、博爱”可言，取而代之的是梦寐以求的对他人的践踏和复仇。 中国最近几年也出了一些精英奴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那些低眉顺眼的奴才和愤世嫉俗的奴才，前者的代表，南有秋雨含泪，北有兆山羡鬼；后者则有《狼图腾》、《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稍加注释）。 前者，酸滑甜腻、道貌岸然、犹如宦官，那羡鬼的歪诗和要华夏留“猪尾巴”的奏章都出自山东政客，这原本的圣人之乡和悲歌之地，何以在近代出得如此卑鄙龌龊之徒，难道真的这就是华夏内心堕落的缩影？不提也罢。 后者，声嘶力竭、仇恨满腔、犹如斗鸡，仗着对政局的揣摩和出人头地的向往，力图一鸣惊人，于是，不得不提。 他们全部的热情，在于树立敌人，煽动仇恨。他们把中国和整个西方敌对起来，借助煽动民族主义来误导人们，从而炒作自己。他们的“取代西方，率领世界”和“最终决定权”的豪言壮语真的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吗？就如同上个世纪他们在跳“忠字舞”时咆哮的“解放全人类”：把公民解放成奴隶，把可以决定政府组成和去留的公民解放成不认识选票的顺民，把公民解放成和他们一样的奴才。这就是他们慷慨激昂一旦有了“最终决定权”要把中国和世界带去的地方。 当然，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决定权，更不用说“最终决定权”，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曾有过一张选票，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因此，他们只不过在为一个他们奴颜婢膝而自己根本无法左右的权势在跑龙套而已。 他们所有的胆量，就是在“龙”和“狼”的阴影里向外狂吠，而决不敢离开“阴影”半步。他们不惜利用民族的性格缺陷以煽动仇恨和民主为敌，其全部所作所为只是奴才的愤怒。他们寄希望的就是那不曾被摧毁的“忠字舞”基础，竭力煽动的也就是新一轮的“忠字舞”。他们想方设法争取做新一轮“忠字舞”的领舞者，一想到主子的青睐，和由此而来的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他们的亢奋就无限高涨，字里行间的愤怒和仇恨就倾泻而出。 如果说那些“愤青”的仇恨还情有可原，毕竟他们涉世不深阅历有限，那么这些精英奴才则是处心积虑，唯恐“禁锢、等级、仇恨”在华夏没有市场。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既得利益者，那么现在该是他们回报的时候了；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受害者，那么这次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要来领舞了。这些精英奴才的鼓噪隐含着一个对华夏长久的质问：中国为什么总是出这样一些哈巴狗？ 即便在苏联当时那样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卖身求荣。俄罗斯可以有索尔仁尼琴，捷克可以有哈维尔，但是中国却产出了郭沫若和这些“精英”。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相比，如同一滩脏水比之汪洋大海。他们何时弄断了脊梁？续了郭沫若的香火，却没有郭沫若的才气。令人不解的是，居然断了脊梁的还会如此狂吠，想必狂吠不需脊梁。他们煽动仇恨的声嘶力竭和他们面对社会不公的鸦雀无声相映成趣，可悲至极。 那些煽动对外仇恨的人，也就是那些鼓吹对内仇恨的人，当年的“红卫兵”就是典型，他们对外要“消灭”，对内要“砸烂”。“博爱”很难，但“博恨”却很容易，因为，“爱”是一个很容易喊的“口号”，但却是很难做的“行为”。为他人服务可以有多种形式：用舌头和嘴巴，用头脑和双手，用良心和灵魂。除了第一种，后两者都值得赞扬。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国第一种人实在太多了，把漂亮的口号挂在嘴上，干的却是损人利己的勾当。 我曾在杭州火车站看到这样一幕：一个要饭的人，想问一个年轻人要他吃不下的方便面，那年轻人难以下咽的神态使要饭者看到了希望，但是那个年轻人在厌恶地看了那人几眼后，居然在自己的剩面汤里吐了一口痰然后以极其厌恶的表情给了那个要饭的人。这样的缺德，需要什么样的人格扭曲和心理缺损才可以做得出来？ 每个人都可能陷入不得不讨口饭吃的的困境，难道手里仅仅有一碗剩汤面可“施舍”的人就觉得自己有践踏他人人格的权力吗？难怪有的官僚大权在握时必然贪赃枉法。无论是手里有一碗剩汤面还是炙手可热的权势，他们的人格都是一样的——“奴才”，于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必然一样——践踏他人的人格。在践踏他人的人格的同时，他们也证明了其自身人格的低下。 那个把痰吐在剩汤面里侮辱乞丐的人，肯定在学校里也曾把“爱祖国爱人民”喊得震天响。何以那样的教育形成了这样的结果，造就了缺乏同情心，连一口剩饭都不肯给予需要接济的人？不仅不肯接济，而且还要侮辱弱者的人格。难怪那些携款潜逃的官员老总，那些把爱挂在嘴边号称爱民族爱人民的人，实际上是一肚子仇恨嫉妒的奴才。他们的仇恨是如此地广泛，而他们的爱是如此地狭隘。他们能够爱的也就是他们自己和极小圈子中的人，而他们仇恨的却是整个此外的人和事物。 如果说狭义的“爱”是人类本能，那么广义的爱，亦即“博爱”，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前者产生了小范围之内的“爱”和对于此外的不解甚至仇恨，而后者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基础。 奴性——在华夏被刻意培育 从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人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从电影里看到下级在上级面前如同奴才，或是围着上级团团转，或是受到上级的恩惠而感激涕零。那些“辫子戏”更令人作呕。在一部电影里，一个高官在艰难中，得到别人送来几个红薯，他把其中一个掰开和小警卫员分享，“咱俩分而食之”，不仅博得了小警卫员的感激涕零，而且还博得了国人的满场唏嘘：啊，多么伟大的大官，和我们同甘共苦，赏给我们衣食住行。但是，既然可以分享一个红薯，那么为什么到了大权在握以后，却不让百姓分享一点点权利呢？我们可以不要那半个装模作样的红薯，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一张实实在在的选票。 但是，对于奴才来说，后者不仅仅根本没有必要，而且是自找苦吃；而前者，也就是那几个红薯的做作，才来得滋润，让奴才们且感动了去了。 这样的影视镜头，在西方的作品里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不符合平等原则。暂且不去说这些艺术描写是否事实，而这样的描写手法，正体现了中国的普遍价值观。西方人也会赞扬那些在艰难的时候给予不幸者帮助的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当你大权在握时，你是否能够和民众分享权利。如果你不，就让你下台，你那几个红薯的事情就算过去的竞选作秀而已。而且，在小民接受权势者的赠予时，西方人也绝不会卑躬屈膝。他们虽然心存感激，但是不会因此忘记他们是人格上平等的人。 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那趾高气昂和卑躬屈膝，那居高临下和感激涕零，代表了国人世界观中的尊贵和卑贱，给予人一种匍匐于权势之天经地义的说教。文艺作品中描述的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并非我所关心的，而那描述的手法则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人格的折射。 因此文艺作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正如大仲马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当然，大仲马时代没有电影或电视，否则他也一定会说电影和电视剧也是一个民族的秘密。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作品和教育成为了培养奴才的工具。奴才是培育出来的，就如同盆景，本来挺拔硬朗的松树，在多少代的培育之后变成了小巧玲珑仅供室内欣赏的“宠物”。培养奴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指鹿为马，到自称“奴才”、“奴家”、“在下”、“鄙人”，再到“忠字舞”，都显示了社会对于奴才培养的重视和把人分成等级的努力。在西方，即便经济上和政治上有那种对于人的无形的阶级划分，在人格上还是平等的，在法律上更加是平等的。就如同古希腊，这样的平等是法律和道德赋予的，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 一旦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社会便充斥着“奴性”，必然形成争先恐后地逃逸、争先恐后地出卖和争先恐后地争利。这可以用来解释一个本来不易解释的现象，亦即国人特别喜欢在非竞争场合争先。鲁迅道：“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对自己权利感到不踏实，总觉得目前几乎到手的只是主子的一时开恩，生怕主子改变主意，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他们急不可耐。西方人的从容不迫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的施舍，因此就不必迫不及待。正因为如此，一旦东西已经到手，国人就回到他们的本色，八字步，慢吞吞。 在西方，教育同时是人文的和自然的，前者给予独立的人格，后者赋予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在中国漫长历史上，教育扼杀的也正是这两者。首先扼杀的就是对于真理的探索精神，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被一些不理解中国的西方人认为是选拔优秀人才的方式，但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选拔方式和教育本身，扼杀了科学和民主。在循规蹈矩中，莘莘学子被训练成为唯唯诺诺因循守旧的官僚和既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民主意识的应声虫。华夏的科举制度是一个培养奴才和科盲的体系，并以此满足了社会体制的要求。那些才华出众和正义感尚未泯灭的人，最终也没有足够的道德力量去改造这个制度，而只能在这个制度之内寻求一些不及根本的修修补补。随波逐流——便是他们被迫的选择，或是他们无奈的结局。 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的学园和文艺复兴后西方的大学，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和敢于质疑权威的学者。西方的大学不允许宗教或政府对其所教授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干涉。大学就是独立于神权和皇权之外的独立王国，大学可以蔑视宗教和政府。这在中国根本不可想象。 中国的教育系统也以“百年树人”而引以自豪，但是其培养出的是什么人则十分可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数千年的教育制度所造就的人才，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奴才。尽管不是所有经过中国教育制度培养的人都最终成了奴才，但是这个教育制度确实把很多本来可以成为具有正常人格的人变成了奴才。 在中国自古至今，统治者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奴才，而被统治者的向往也是把自己培养成奴才。理由很简单，前者认为当（仅当）在后者成为忠实奴才后其统治就（才）可以稳定，而后者相信当（仅当）其成为前者的合格奴才后就（才）可以苟延残喘，甚至飞黄腾达。经过了长期的统治者的高压强迫和被统治者的自愿配合，在成为奴才这一事情上，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了高度的统一。这就是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年的超稳定结构的最本质的基础。这样的稳定，成为了统治者可以炫耀的“政绩”，也同时成为了被统治者可以感恩的“施舍”。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著名学府居然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笔名“梁效”，正是中国最著名两所大学的写作班子，一个为了权势而出卖良心的集体。悲哀莫大于此，因为这不仅仅是权势对于文化的践踏，而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集体出卖良心的实践。因此，那时的大学在制度上已经不是培养独立人格的场所，而是培养奴才的作坊和买卖良知的市场；大学已不能蔑视权威或探索真理，而是在为权势充当附庸和制造谎言。 “自古英雄出少年”，但是殊不知亦有“自古奴才出少年”。奴才从小培养首先来自于教育体系，学校首先教会小学生的就是一些假大空的口号，以及服从和仇恨。学校所不教的是说真话和勇于承担责任。有的学校甚至让小学生向路上行驶的小轿车敬礼。如此从小培育仅仅尊敬并屈服于权势和利益，实在令人作呕。其次，也来自家长的言传身教，教育孩子要“听话”，要“乖巧”、“会看眼色”，这些无非就是“见风使舵”和“趋炎附势”的前奏。中国的家长很少会教导孩子正直。家长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存技能，很快在孩子成年之前就传给了他们，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就如同他们的家长在道德上的复制品，代代相传。 在中国的学校里，有着太多的直接教人说假话的口号，恕我不再举例。但是我需要在这里给出反面的例子，一个加拿大的普通小学是如何教导小学生的。这是一个小学的宗旨：“本校的使命是精心培育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激励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的主动性，让孩子成为有责任心的、宽容的和自信的世界公民。” 在学校的一面墙上贴着一位美国仍然在世的作家H. Jackson Brown Jr.的语录（请注意，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 1． 以身作则。2． 以慷慨的行动度过每一天。3． 从不错过表达你爱他人的机会。4． 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5． 不管经济条件是否允许，都设法和家人度假。6． 即便孤立无援，也要坚持你的原则。7． 用你所拥有的平和、健康和爱来衡量你的成功。8． 当他人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9． 忠实于你的配偶、奉献于你的孩子。10．为你的社区和国家服务。11． 勇敢地面对逆境。12． 说真话。13． 保有一颗感恩的心。14． 明智地理财。15． 在寻求生活更大的快乐时，不要忽视小的乐趣。16． 认识虔诚的力量。17． 理解宽恕的力量。18． 对人的爱胜于对物的爱。19． 寻求善。20． 追求真理。21． 期望最好的结果。 其中有一些警句无疑是给成年人的，因此我相信这些警句既是给小学生的，也是给教师和家长的，让其出现在小学里也用心良苦，小学生不仅会随着这样的教导走向成熟，也会从小就开始理解成年后的生活意义和责任，甚至现在就会带回家里去和父母共享。这样教育出来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不会是趋炎附势的奴才。我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小学里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教导，而不是假大空连篇的说教。 当奴才心理的人被赋予权力的时候，其结果是可堪担忧的。中国历史上的历届政府确实有理由担心一旦民主和自由，中国就无法统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成了一个典型的两难。一旦遇到高压就噤若寒蝉，一旦赋予权利就忘乎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奴性，造成了很现实的担忧。但是这样的担忧本身至少一部分是历届统治者自己制造并且深化的。国人的奴性是一代代加深和固化的。每一代的统治者都会把他那个时代国人的奴化作为无法给予他们权利的理由，而其统治本身又加深了这样的奴化，这样一种正反馈就一代代沿袭下来，“发扬光大”，时至今日，已积重难返。

那一抹雾蒙蒙的“呼愁” —— 读《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文：枫子 读这本书，要选择一个雨天的午后，坐在靠窗的桌前，一杯土耳其咖啡，一首简慢的吉他曲。（可否借用一下《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呢？）细雨打湿了窗户，你透过雾蒙蒙的窗向外望，依稀可辨迷蒙的街灯，疾行的路人，和石板路上散落着的枯枝、落叶。一股湿漉漉的惆怅漫过心头。于是你小心地翻开书，读到扉页上的一行小字：“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于是，在这样一份淡淡忧伤的氛围中，你慢慢走进了奥尔罕· 帕慕克的文字里，跟着他细密的描述，你来到了伊斯坦布尔。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beashlrScDI3YzymvqA7Otu1vCicxPQY0mXucic56HSJ3ZzPsssSPTNA/0?wx_fmt=jpeg 这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这是一本关于命运的书： “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 “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帕慕克从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写作此书时，依旧生活在五十多年前妈妈抱他最早看世界的那个地方。在这里，作者用诗一般细缓的笔触，带领我们走进他的家，他的街道，和他一起逆向阅读他的城市的生活与历史。 读他的书，不要企望能猎到奥斯曼帝国的丰功伟绩，苏丹后宫妻妾的奇闻轶事；也不要企望读到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古迹多么壮观，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光多么迤逦。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v2gICRVuLNaZGtYo1A6DHxFqPIakoXl3HgmFlIibIpUOTwNMcpgWOIQ/0?wx_fmt=jpeg 本书作者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 ）与他的城市 这不是一本轰轰烈烈的小说。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如书中用一整章节描写的西方画家梅林的版画一样，是没有中心、无边无际的。“那是一种水平的动感，没有任何东西跃入眼中。”他只是借助了伊斯坦布尔无限可能的生活场景：街巷、广场，花园、喷泉，集市、摊贩，城堡、废墟，山丘、冈峦，船只、桥梁，海峡、河湾，氛围、气味……这样一个个生活中的细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奇妙的天堂，邀请我们在其间随意漫游。 细节定义了城市的性格。 成长的蜕变 与其说本书是作者的回忆录，不如说是他22 岁前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伊斯坦布尔，认识过程的几次转变。 财富若是关键，那他的确是有幸生在一户共和国时代的新富家庭。童年的帕慕克与这城市是远离的，他的世界里只有那个高尚住宅区的尼尚塔石街——曾经某帕夏的官邸花园。他们家族共同生活在那个称作“帕慕克公寓”的大楼里：每层楼至少有一架钢琴，各家都有新教派的德国保姆。小帕慕克在整栋楼房里跑来跑去，玩着从欧洲带回来的玩具，最远也是跟着妈妈去博斯普鲁斯的海滩散步，欣赏昔日富丽堂皇的雅丽别墅。他非常清楚“所有的穷人都属于我一无所知的团体”，“神只在乎穷人，我们这般人幸运得足以不需要她的爱。”1950年代末，在七八岁孩童的他的眼里，也曾目睹过奥斯曼帝国的帕夏（土耳其语“高官”）官邸，雅丽别墅（土耳其语“海边豪宅”），僧侣教堂在土耳其化的进程中被摧毁的巨变，但那时他还不甚了解大人身上那份紧追西化和现代化的潮流、渴望迅速摆脱衰亡帝国的心酸记忆。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Q285T0OnPSLRVNxq2iaVvWj3BwoTyGpcccI7YMrFHZ6WYN1jDDzIicyw/0?wx_fmt=jpeg 除了富有的生活氛围，他对伊斯坦布尔的了解，更多地是从西方旅人的诗词画作中得来的。帕慕克的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拥趸，号称“几次在巴黎街头见过萨特”；而他的姑父是当时土耳其最受欢迎的《生活》周刊的主编。在这样充满了书香氛围的家庭中长大，小帕慕克得以有机会接触许多大部头书籍。而实际上，童年的他总是在祖母的房间里，自己饶有兴致地翻看那些大人的藏书。由此他知道了： 德国画家梅林的版画《君士坦丁堡与博斯普鲁斯海岸风景之旅》（1819 年出版），精确地描画出昔时的大伊斯坦布尔主义：博斯普鲁斯的旖旎风光，复台风格的雅丽建筑，皇宫花园，广场喷泉。 1843 年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法国诗人奈瓦尔在《东方之旅》中称赞：“伊斯坦布尔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致，它就像《天方夜谭》。” 而奈瓦尔的朋友，法国作家戈蒂却少有地描写了伊斯坦布尔的贫民区，废墟墓园及肮脏的街巷。1850 年福楼拜造访伊斯坦布尔，他厌倦这丑恶冷酷、神秘的东方情调。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ja3UgMNxUNqtGCYCmib14nhHwDqXY1nNDeNOxYdq0iaxqa6Y8fjPwicRA/0?wx_fmt=jpeg 在18、19 世纪的光辉岁月里，法国与英国文学创造出的伊斯坦布尔形象，都集中在西方人感兴趣的：僧侣教堂，近卫步兵，奥斯曼服饰，宫殿与后宫，奴隶市场，街头乞丐，墓园，清真寺，博斯普鲁斯的漫游，天际线之美等等充满着异国情调的方方面面。那时没有多少本地人对自己的城市进行过认真的描述和记录，所以小帕慕克对自己公寓外的那个伊斯坦布尔的理解，更多地是从西方人笔下的描述之中。 帕慕克十一岁时，曾经在半夜里目睹了一艘苏维埃军舰悄悄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大人的恐惧和担忧中，他渐渐明白了博斯普鲁斯对于他，不只是美丽海滩的漫步，更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冷战时期的割据焦点所在。眼见中东的财富从这里溢出他们的城市，奥斯曼人败给苏联和西方以来的日渐衰落，以及欧洲逐渐消失的目光，少年的帕慕克也成了忧心忡忡的伊斯坦布尔人中的一员，朦胧抽象地开始向内看，性格中加入了谦逊卑微的成分。 那时帕慕克总找各种理由逃课，而逃课的去处就是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与自己的城市这样亲近地接触：“漫游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得以看见只有真正漫无目的、游手好闲的傻子才会注意到的东西。”尘土，铁锈，烟雾，污秽，残骸，裂纹，断壁，废墟；泥泞的公园，荒凉的空地，电线杆以及贴在广场和水泥怪物墙上的广告牌，肮脏的街巷，打开的垃圾桶传来的恶臭，人行道的坑坑洼洼……“这一切混乱无序，这城市特有的推推搡搡，不禁让我怀疑她是否在惩罚我加入肮脏破旧的行列，惩罚我人在此地。”少年帕慕克终于切身看清了原来这才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城市，原来这就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看见他们，内心酝酿的愤怒使我讨厌城市，也讨厌我自己。”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eyXgkiaJnzCjICpvA4ibkKAA6OtYxQqCFqdNofZ5o1sLUHIibia6Bjz2dw/0?wx_fmt=jpeg 而伊斯坦布尔都市专栏作家的记录，更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通过浏览这130 年来的一些报道片段，作者得以了解到伊斯坦布尔经历了帝国衰落，共和国建立，冷战期间的对抗，土耳其化进程这一系列的巨变。涉及到实际生活当中，就是人民生活愈加破落衰退，受人歧视、微不足道的自卑心理愈加强烈。随着年龄的增长，帕慕克对自己城市的理解逐渐由向外看变向内省，把视线从满城的废墟残垣，转到了擅长描述这破败所带来忧伤的四位孤独的伊斯坦布尔作家，他们是：记事录作者希萨尔（《博斯普鲁斯文明》），诗人雅哈亚，小说家坦皮纳，记者历史学家科丘（《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 四位都出生于大帝国的衰亡期，成长在共和国的建设中。他们深刻了解奥斯曼文明及其衰微的必然性，又切身经历了土耳其化意识形态的蒸蒸日上，感受到向西看的伊斯坦布尔急于撇清与过去的联系，排斥、遏制、揶揄并怀疑与奥斯曼时代有关一切的极端化。纠结于这错乱复杂的意识形态里，四位作家把写作视角集中在了与失落和毁坏有关的忧伤之中，对身为伊斯坦布尔人而没资格继承帝国最后一丝文明而内疚，对自己的城市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的举措而悲伤。这种“后帝国忧伤主义”作家的描写，作者称其为“废墟的忧伤”。这四位作家的忧伤深深地感染着帕慕克，他们成了真正给他以滋养、引发他灵感的源泉。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k0Nw9SveoxyTGkFnlZ8t3Non8PIYTmpk5FjbTO8Tqx55Z3JGwn3gxA/0?wx_fmt=jpeg 从此，他深深地把这份忧伤注入到了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自己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呼愁”与黑白影像 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忧伤，土耳其语为huzn 或hazen，直译为“呼愁”。帕慕克深爱着这份忧愁，以至于专门辟出两个章节来描写什么是“呼愁”。他说： 对诗人而言，“呼愁”是雾蒙蒙的窗户，介于他与世界之间。它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汽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 对作者而言，“呼愁”是“太阳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的父亲们。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船上的船员擦洗甲板，一只手提水桶，一只眼看着远处的黑白电视；在一次次财务危机中踉跄而行、整天惶恐地等顾客上门的老书商。”……（此处省去用整整四页纸、六十六个生活场景来形容的“呼愁”。）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2Z7sD27L3B7hvLHGJVDLkaoiajL2Ziche6YSoIEHu73XLXo4ib4AbPACw/0?wx_fmt=jpeg 对伊斯坦布尔人而言，“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这种集体的感觉和氛围，就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 这是一个布满了废墟的城市，这是一座充满着忧伤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人生来就被赋予了呼愁的内在气质，那是早已经埋植于他们体内，注入于他们血液的基因。回忆过去会陷于旧时的辉煌，那份伤感令他们感到呼愁；忽略过去并与之断绝关系，那份空虚令他们感到呼愁；面对越来越受冷落的遗弃感，他们感到呼愁；直视眼前的挫败与贫穷，他们更感受到呼愁。千疮百孔的伊斯坦布尔啊，让你的人民怎能不为你感到忧愁！ 在呼愁中成长的伊斯坦布尔人，逐渐练就了与“愁”共存的生活智慧。“我们自豪地承担并作为一个社群所共有的‘呼愁’。”“这种呼愁鼓励我们乐天知命、尊重、和谐、一致、谦卑的美德。”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和贫穷看做历史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呼愁为他们的听天由命赋予了某种尊严，却也说明了他们何以乐观而骄傲地选择拥抱失败、犹豫、挫折和贫穷。呼愁不仅麻痹伊斯坦布尔的居民，也提供他们麻痹的夸张手法。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SGqWEOMnvmgic4IvYNR4ExfFp8icnXP6OYibnQiaQBEX6c5c1XsZ6xDB9A/0?wx_fmt=jpeg 作者近乎自虐狂般地享受拥抱着这份呼愁。他把这全城共享的呼愁用一幅幅黑白影像来形象地加以诠释：感受这种呼愁等于观看一幕幕景象，那是年久失修、颜色褪尽的颓垣断壁，破窗残宇；那是海鸥筑巢的清真寺圆顶看得见的黑白之雾；那是空寂荒芜的墓地是破旧木屋前的残破喷泉；那是古勒的摄影集《消失的伊斯坦布尔》中每一幅黑白老照片…… “我喜欢那排山倒海的忧伤。夜幕后，就可以回去做我们失落的繁华梦，昔日的传奇梦。”怀想过去，唤起回忆，就是“呼愁”的本质。 接近西方的东方之梦 跟伊斯坦布尔人150 年来的感受一样，帕慕克时常陷入一连串模糊矛盾的想法之中：“来回摆荡，时而由内、时而由外看城市，不完全属于这个地方，却也不完全是异乡人。”历史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伊斯坦布尔人这特有的“归属不定感”。他们的一生都在做着这样的天问：哪里是我的家，我的街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4S43e071U6XCNbByicEScWmKDUONFAZMiciafDHbGibaYibVg1qv94bOEbA/0?wx_fmt=jpeg 往东看，往西看，伊斯坦布尔人赤裸裸地暴露于欧亚的共同注视之下。他们平凡生活里的任何一次意见或决定，都是一次立场表明的考验：或东方或西方。往前看，往后看，他们背负着怎样激越的过去和要直面怎样不堪的现世，即便可以忘却拜占庭的千年伟业，而奥斯曼文明的烙印似乎挥也挥不去。伊斯坦布尔人生活在这人生签牌分派给他们的国家和城市里，被动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他们知道，争论毫无意义。 帕慕克也有过这种挣扎：“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堙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我慢慢懂得，我爱伊斯坦布尔，在于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曾经拥有而后失去的荣耀。” 不同于那四位孤独忧伤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徘徊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朦胧地带，帕慕克的心始终根植于伊斯坦布尔这块土地，他的灵魂早已注入了城市的角角落落，如今仍住在其中。作为掌握着这城市“秘密”的人，他满腔热情地追踪与城市相关的所有一切，从残骸废墟中汲取力量，努力塑造一个接近西方的东方之梦——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西方世界攫取到好处的伊斯坦布尔，同时也看到了那个保留东方完美形象的伊斯坦布尔。这，就是帕慕克及他城市的回忆。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uMQqbw0gm1Vcic5fc4RmQPxetNibfUxFvQp9dA2VFVibdzIgcCyBgia1ah0MPzCddfRykia7gvaDTmoA/0?wx_fmt=jpeg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作者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 为2006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人真的“忠”、“孝”吗? 文：秦晖 一百年以前，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他推崇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因此就受到当时一批比较保守的人的抨击，说他搞“讨父仇孝”，就是声讨父亲、仇视孝道，甚至说他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而古代中国有一句话，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总而言之，以前中国人认为最坏的就是“淫”，最好的就是“孝”，而陈独秀的宣传的是倒过来的，认为最坏的就是孝，最好的就是淫。他们认为陈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就是淫，子女有独立人格就是仇孝，因此是“讨父仇孝”。 对此，陈独秀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回应，他说我是反对淫、主张孝的。子女媳妇孝敬父母翁姑当然是好事，但是我非常反对用不合理的父权去恐吓和约束子女。也就是说既然父母和媳妇本来就是懂得孝顺父母公婆的，父母公婆何必拥有那么大的恐吓权力呢?比如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他说你何必要这样呢? 你不这样，大家不也孝顺你吗?如果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置我于死地我才孝顺你，一旦你没有了这个权力我就不孝顺了，你能说我是真的孝顺你吗?我只是在你的恐吓之下才伪装成孝顺的样子。只要你对我没有恐吓力量了，我就会忤逆不孝，你能说中国人真是孝顺的吗? 反过来讲，如果中国人真是孝顺的，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基于自己的亲情和感情而懂得孝顺长辈，那又何必要那么严厉的父权呢?他说我当然是赞成孝道的，而且我也正是相信中国人民是有孝的价值观的，所以才用不着这种强权，讲得简单一点，即使爹不会杀我，我也懂得孝他的，我孝顺爹并不是因为害怕爹杀我。 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有没有孝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才能体现出来的，如果你不孝我就把你宰了，于是大家只好孝，这算不算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了呢?如果他真的有孝的价值观，大家就是衷心尊敬长辈的，当然也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当然以上是讨论“孝”了，实际上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有很多问题的，包括陈独秀他们当时把主要的斗争对象指向父权，这恐怕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父权是不是有那么厉害，还需要讨论。虽说历来就有所谓“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样的话，但是中国的现实是不是承认这种父权我觉得是比较成问题的。我现在不想在这里展开这个问题。 关于忠怎么看待呢?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忠君的，所以才有帝制，而西方人是不忠君的，所以西方人就搞共和。可是当初的第一代和西方接触的中国人，他们反而得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忠君的就是英国人，中国人是不懂忠君的。当时第一代派驻英国的使节，郭嵩焘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是这么认为的。 这里我要插一句，当时中国政府派到西方去的使节经常是正使和副使的矛盾非常大，有人认为是因为皇上信不过他们，因此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打小报告，让一个监视另外一个。刘锡鸿和郭嵩焘是死对手，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容闳也是死对头。只不过给人的印象是派驻美国的正使陈兰彬特别保守，副使容闳是第一个读过耶鲁大学的中国人，是个非常开明的人，是主张西学东渐的。而派驻欧洲的就正好相反，正使郭嵩焘是很开明的，整天说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而他的副手刘锡鸿就非常保守，整天给朝廷打小报告，说郭嵩焘崇洋媚外，说郭嵩焘想搞自由化，结果最后就把郭嵩焘给整倒了。 晚清“毕福剑”——陈兰彬与刘锡鸿 可是后来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派驻英国的刘锡鸿这两个人虽然给朝廷打小报告，强烈抨击这些西方国家这不好，那不好，说容闳和郭嵩焘老说西方的好话，是政治不正确。而且陈兰彬做过一些非常可恶的事，就是把中国第一次赴外留学生的事给搞黄了，因为这个留学生的事是容闳推动的，叫做“留美幼童计划”，当时派了一百多个中国孩子到美国去读书，结果这些孩子到了美国，就在他们读完英语刚刚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时候，陈兰彬给朝廷打小报告说美国这个地方乱七八糟，中国孩子一到美国就学坏了，不能搞这个事，然后朝廷就把这帮人叫回来了，使这些孩子的学业都没完成。这件事情使人们对陈兰彬有非常保守的印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陈兰彬和刘锡鸿这两个人在私下讲的话和对朝廷讲的话是截然相反的。 那时有一个年轻人叫薛福成，后来也成了派驻欧洲的一个使节，薛没有去之前老听郭嵩焘讲“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就是西洋的政治很好，民风也很好，这一批人到了西方去以后，第一个感觉不是说他们的船坚炮利有多厉害，他们发回国内的文章和写的日记，几乎就没有提到船坚炮利，大量的都是谈他们这个社会如何讲道理，国家对老百姓如何好。讲得简单一点，全部都是用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西方，觉得西方真是一个理想社会，而中国简直是糟透了。 如果大家读过儒家经典都会知道儒家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候是三代，夏商周的时候中国是非常之伟大的，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但是后来秦始皇建立了专制，就越来越野蛮了。从秦以后两千年，从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很野蛮的地方，中国的儒家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所谓的今不如昔，三代是黄金时代，以后就礼崩乐坏。因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要克己复礼，要回到三代去，有点类似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对中世纪不满，要回到希腊、罗马去是有点类似的。他们说西方就像我们中国当年的三代，非常仁义道德。他们讲西方非常仁义道德，这和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没有矛盾的，他们当然也不回避西方侵略中国，虽然西方在他们口中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这个礼仪之邦如果侵略了中国，当然我们也是要抵抗的。说西方比中国更仁义、更道德指的是他们的内政，也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老百姓仁至义尽，我们的国家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的。他们人与人之间是讲道理的，其实主要是指法治，而我们就经常谁的权力大就可以欺负人等等。他们讲了很多各方面的话，其中提到言论自由，提到多党政治、民主选举、舆论、宗教等等，说基督教是教人行善的，说西方的法制就是不讲权势只讲道理的，说两党的争论是很好的，取长补短。而且他说西方是个非常重视乡绅的社会。大家知道乡绅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从乡里社会中出来的，要维护乡里社会的道德秩序这批人，乡绅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崇道不崇君”，我服从我的道统，服从我的道德原则，但是我不一定服从皇上。 乡绅，如果直接把这个翻译成英文就是gentleman，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中国最早的几个人，包括徐继畲、郭嵩焘，他们看到西方议会的时候都把西方议会叫做“乡绅房”，就是gentleman house，他们都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因为中国皇上太厉害，乡绅都不敢讲话，因此只能看上面的眼色，只会看上面眼色的人是什么人呢?孟子曾经大骂过一种人叫“乡愿”，乡愿是儒家最讨厌的人，乡愿的特征就是自己没有立场的，趋炎附势，有奶就是娘，谁的权力大我就听谁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御用文人。孟子当时曾经大骂过这些人，但是后来秦始皇以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很多人就痛感中国已经没有乡绅了，只有乡愿，甚至谭嗣同还讲过一番话，他说现在中国尤其到了清朝更糟糕了，“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意思是，现在中国四万万都是乡愿，乡绅都没有了，儒家面临着空前危机。儒家的希望在哪里呢?在西方，因为乡绅都在西方，议会就是由乡绅组成的，西方有一帮gentleman，在gentleman house，在那里从道不从君，为老百姓说话，不怕国王，他们认为这才是好的国政民风。 如果只是郭嵩焘和容闳这两个开明派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开明的。不过我要讲，容闳这个人是在美国读过书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郭嵩焘这个人在以前从来没出过国，而且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这个人是一个国学大师，在搞外交之前一直是翰林院的人。大家知道翰林院是专门搞意识形态的一个机构，他其实是个经学家，写过很多关于《周易》的著作，对国学的研究一点不下于今天的钱穆先生甚至现在自认为是国学大师的一些人。因为他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他对他写传记的那位作者说，一位58岁的国学大师，到了西方也不懂英语，也不可能接受什么西方价值。他评价西方所有体系都来自于儒家，什么仁义道德之类的标准，但是他看到的西方他就认为这个社会非常仁义道德，非常符合儒家标准。结果，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了国内就被整肃了，朝廷认为他政治不正确，结果就把他罢官了。 他之所以被罢官则是因为刘锡鸿告状，刘锡鸿说他崇洋媚外，坏乱风俗，意思就是说讲了很多离经叛道的话。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刘锡鸿本人在私下讲的比郭嵩焘还厉害，所以我在最近一本书中我说刘锡鸿是一个典型的“晚清毕福剑”。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最近发生的毕福剑事件，中国很多人在官场上讲的话和他们在饭桌上讲的话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饭桌上经常讲真话，但是在官场上经常讲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刘锡鸿和陈兰彬都是这样的人，陈兰彬说中国不能派留学生到美国，因为美国是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一到美国就都学坏了。但是私下，郭嵩焘说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还不相信，去问陈兰彬，他说就是这样的，甚至他说比郭嵩焘讲得还要好。刘锡鸿也是这样，后来刘锡鸿的日记发表了，我们就在这个日记中看到了很多比郭嵩焘还要过分的话，而且刘锡鸿的确是个聪明人，为了了解英国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当时英国官方请他去参观监狱，他就想，英国人请我们去参观肯定是一个形象工程，于是他就推托说身体不舒服，就没去。但是他偷偷地把英国监狱的地址给记了下来，有一天他带领几个人跑到街上说去买东西，走到那个附近突然说我们要进去看看，英国人事先都没准备，后来问了问外交部，说那就让他们去吧，结果一去，他说真的是不错。 总而言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这些东西，而且他对英国民主制度下的很多机制了解得非常清楚。比如日本在英国也有公使，日本和中国虽然后来关系很坏，但是在刘锡鸿那个时代，这两个人都是东方人，到了西方当大使，在西方他们就成了老乡的样子，因为都是东亚人。所以日本公使经常到中国这里来做客，有一次中日两国使节在那里感叹说我们现在国家财政很困难，老百姓都不愿意交税，西方政府怎么有那么多钱呢?他们的老百姓交税都很积极。这时候刘锡鸿说，那当然了，他们的税收都是议会讨论的，议会都是老百姓授权的，他们征什么税是老百姓知道的，征的这个税是老百姓同意做一些公共的事的。老百姓知道，而且是老百姓通过程序表决的，就是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所以人家当然愿意交了。我们的税老百姓也不知道交来干什么，好像也不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务，谁愿意交呢?他说了这句话以后，连郭嵩焘都觉得想不到这个人有这样的认识。 在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宪是很难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在里面讲了很多英国人很忠孝的话，他说英国人非常尊重君主，英国人举行宴会，上演歌剧，前面都要为女王祝福，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英国是不是女王，就是要为英国君主祝福。英国王室任何一件事全民都很关注，说某年王子生了病，全国人民都为王子祈祷，结果王子的病好了，全国人民都感谢上帝，王子有病举国祷之，病好了，举国谢之。他就非常之感动，他又说，英国其实是个民政之国，就是民主之国，他说英王其实是没什么权力的，英国人忠于不忠于英王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损害，你忠于英王，英王也不会给你什么高官厚禄，你不忠于英王，英王也不会杀你的头。但是这些人还是很忠心，后来他就很感慨，他说看来英国人忠于国王是发自内心的，“非畏其威，乃怀其德”，也就是说不是害怕皇上的威慑，而是真的认为英王是个有德之人，他们由衷地爱戴英王。 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刘锡鸿卸任以后，后来又去英国的是张德彝，他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在日记里写，英国的国王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你忠于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你不忠于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坏处，但是这些人还是很忠于英王。后来也有人说过，说中国改姓换代这种事情在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英国也有dynasty，但是翻译成中国的王朝恐怕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王朝与王朝之间的更替完全就是你死我活的，而且一个王朝和另外一个王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推翻了。可是英国尽管有很多王朝，但是每个王朝其实都连在一起的，英国的王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一直到现在，现在在位的英国女王还是威廉一世的子女，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他们的王统从来没有断过的，所谓的Dynasty更换只是换了一个徽章而已。英国以及很多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体制上比较类似西方的，但是文化上好像是东方的，比如说日本，大家知道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接受很多，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制度，日本以前的天皇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但是日本也从来不换天皇的，所谓的万世一系，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大，日本天皇肯定没有传到一万世，但是的确没有中国那种改朝换代的现象。 可是在中国这个改朝换代在历史上不仅存在，而且非常之残酷无情，一旦发生改朝换代，那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对前朝是斩尽杀绝，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是眼睛盯着皇位，从陈胜吴广开始就有人说王后将相宁有种乎?《西游记》里有句话“皇帝轮流坐，如今到我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中国一旦皇上的权力不太可靠，马上就有很多人想抢。当年曹操有一句话，人家都说他专权，他有一个反驳，他说你们都说我专权，“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各个都想当皇帝，根本就不认为皇帝是一个具有什么神圣的人，觊觎皇帝的人会很多。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不能不把权力尽可能集中在自己手中，绝不敢当虚君。不要说把权力交给外姓人，就是交给自己家里人他们都信不过的，只要不在自己手里，哪怕是自己的至亲骨肉都有谋害自己的可能。所以中国在建立秦帝国之前的两个大理论家，一个商鞅一个韩非再三讲过，作为皇帝，千万不敢相信别人对你是忠心的，不要说一般人，哪怕老婆孩子都可能要谋害你的，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包括至亲骨肉在内。你的权力只能靠什么呢?这些人之所以为你效劳是因为想得到高官厚禄，这些人之所以不敢背叛你是因为怕你杀他的头，所以你只能用惩罚和赏赐来建立你的统治。忠诚、道德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也是不可靠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也的确是这样，所以才不断出现王朝更迭，而且最严重的时候，唐宋之际的五代，大家如果看过《水浒传》都知道有一句诗“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拨乱五十秋。”就是五个家族朱李石刘郭建立了梁唐晋汉周，在五十年时间内出现了十五个皇帝，十五个皇帝都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 中国经常有末代皇帝被人们认为是非常窝囊的，但是末代皇帝这个概念在西方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我曾经提到，我说你如果去英国会知道最伟大的英王，很多人就说那是维多利亚女王，白金汉宫前面就竖着她的雕像，大家都知道维多利亚时代是一直到现在英国人都很自豪的时代，也是所谓日不落帝国的黄金时代。可是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看你是很难理解维多利亚女王的，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是一个末代君主，她是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个帝王。我们知道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德国贵族，就是萨克森-科堡公爵。她之后，继位的爱德华七世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就把王徽换成了他父亲城堡上的徽章，于是汉诺威王朝就变成了萨克森-科堡王朝。可是这种王朝更迭，一般人根本感觉不到，根本就是一家人之间换一件衣服一样的，从来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英国所谓的Dynasty之间的演变通常来讲都不会成为英国无论是社会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英国历史上是有些重大事件，比如1640年的英国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还有玫瑰战争，还有百年战争这些东西，但是都和王朝更迭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是中国一王朝更迭就不得了，人口往往要死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所以有人就说中国人是真的不懂尊君的，他们所谓的尊君尊的不是君本人，不是他们对皇上本人有什么道德上的好感，或者就是基于道德的原因去对皇上这个人有什么忠诚，所谓的忠君无非就是如果我不忠他会杀我，如果我忠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讲得简单一点，韩非、商鞅都说得很清楚，“君之于臣，非骨肉之亲也”，他和你是没有感情的，他为什么能够给你干活呢?是因为图你的赏赐，他为什么不敢反对你呢?是因为害怕你杀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因为我们知道搞了君主立宪的那些国家，包括日本、英国，他们的国王原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也不妨碍大家尊敬他，甚至他根本没有权力也不妨碍大家尊敬他。可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从来没有尊重皇上这个人格，我们尊重皇上只不过是怕他的权柄。我们实际上是害怕皇权，并不真正尊重皇上，所以这个皇上一旦没有了权力，他就墙倒众人推，没有人把他当做一回事，甚至连他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证。辛亥革命虽然没有真正实现君主立宪，但是当初给清朝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中国对前代统治者是很残酷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全家杀绝满门抄斩。比如明清之际，大家知道姓朱的王子王孙，清朝的统治者几乎见一个杀一个，逃到缅甸去还要抓回来绞死。 其实辛亥的清室优待条例虽然已经共和了，但是在紫禁城还是保留给清王朝的，而且在紫禁城内清王朝还是可以存在，紫禁城里的人是皇上，而且仍然可以用宣统年号。关键是这个清室优待条例并没有什么保证，后来很快冯玉祥就撕毁了，而且撕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撕毁了也就撕毁了，没有人说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现在想，即使当年实现了君主立宪，其实也是很难保证的，因为除非实现了君主立宪以后中国就天下太平，很快就转入盛世大家都很满意，假如不是这样，假如实现君主立宪以后，中国仍然碰到一些问题，仍然碰到一些战乱或者困难，肯定就会有人提出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彻底，还有皇上，就会越来越激进，最后还是把这个国王给搞掉。在一个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我认为比搞共和还难。所以辛亥革命出现共和制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于中国的历史逻辑的，因为儒家就讲天下为公，他认为秦以后的帝制是天下为家、天下为私，那就是不好的，好的就是天下为公。法家其实也不相信忠君的，法家讲的就是毛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前文革时候看的样板戏里的两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谁的枪多谁就是皇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忠君的道义而言。 民主制度其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种标志 有一位学者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有意思，他认为忠君和民主是不矛盾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真正有忠君传统的国家反而比较容易搞民主，中国搞民主的困难恰恰在于中国人其实是不懂忠君的。中国人其实就相信权力，权力万能，如果是这样，当然就经常会发生巨大震荡，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后来有一位学者提出反驳了，他说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这不是一种平等的意识吗?这和西方总统轮流坐有什么区别呢?西方总统可以轮流坐，中国以前的皇帝也可以轮流坐，似乎中国人讲平等比西方讲得还厉害，西方王朝从来不轮流的，英国从1066年以来就没有换过王统，包括从俄国到丹麦都是这个样子，一般都是不换的，包括波兰都是这样。可是中国就经常换，中国人历史上就经常换王朝，西方民主政治经常换政党，不也是差不多吗?中国应该更容易才对，为什么说更难呢? 其实我们要清楚，民主制和专制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换不换，因为如果要讲换，古代那些人的寿命都很短，中国的王朝平均每个皇上在位时间其实并不长，罗马帝国就更短，平均任期比美国总统短得多。所以不在于他的轮流不轮流，而在于这种统治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说到底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暴力，我有枪，你不同意我就杀了你，你同意我就赏你。你跟我有好处，不跟我有坏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种同意是自愿的同意，不是凭暴力的。凭自愿的同意怎么去衡量呢?其实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我看来无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种标志，因为肯定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人同意，百分之多少人同意就可以从选票中体现出来，如果你得到了多数票表明有多数人同意你执政，你就可以凭同意建立你的统治的合法性。可是这个选票或者说民主制度这个程序只是衡量同意程度的标志，并不反映同意的理由，你投了这个人一票，你是为什么投呢?从投票中是看不出来的，你完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也许是认同他的政策，也许认同他的家族，也许是认同他历史上做过的什么好事，甚至可能就是以后他长得漂亮，是个帅哥，甚至也许就是认为他的家族背景好，比如说爱新觉罗氏就是一个优等家族，姓爱新觉罗的人我就要选。不管你是基于什么理由，你这个所谓的同意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表达出来。 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忠于爱新觉罗家族，那么爱新觉罗家族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民主或者没有必要那么害怕宪政了。之所以有辛亥革命就是因为被统治者要求宪政而清朝千方百计不愿意，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皇上都知道当虚君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要说把权力交给不相干的人，就是交给他们自己家的人他们都是非常害怕的，他们当然不愿。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中国人是忠君的，那民主对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专制也是爱新觉罗当皇帝，民主选举，如果大家真的认你爱新觉罗家，民主选举大家不是照样投爱新觉罗家的人的票不就完了吗?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根本就不是的，大家认你只不过是你拿刀逼着人家，一旦没有刀逼着人家人家就不认你了，才会有这种现象。 爱新觉罗皇室很害怕民主，可是威廉一世的子孙就不那么害怕，我不是说威廉一世的子孙就很爱民主，全世界的君主大概都不太喜欢民主，但是的确有一些君主是不那么害怕民主的，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他的臣民对他的爱戴不是靠暴力来维持的，臣民对你根本就无所谓爱戴，所有这些爱戴都是装出来的，比如说你在位的时候，枪杆子在手，有上百万人对你山呼万岁，但是你一旦没有了枪，失去了权力，马上就被大家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如果你真正是忠君的，如果这个民族真的有忠君的传统，反而不会有人那么害怕民主，正是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忠君的传统，所以这个皇上就要死把住权力不放，而且非常之害怕一旦失去权力的情况。 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 我这里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假如说我们讲的文化是一种价值上的偏好，比如说中国人忠君，西方人就有别的特征，或者说中国人孝顺，西方人有别的特征，假如这种特征确实存在，它存在的依据就是这些人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体现出来了这种特征，比如说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大家自然地表现出来对皇上的一种尊重，另外一个民族就不是这样，根本就没有任何敬畏可言，我们的确可以说这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区别。 可是如果有一种态度是在威胁之下产生的，你就很难把这种威胁之下的态度当做它的一个文化特征，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讲中国有什么特色，西方有什么特色，也许这 些特色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些特色到底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在价值偏好上有区别呢，也就是说中国人爱什么，中国人选择什么，西方人选择什么，在这方面有区别呢，还是其实爱好什么的区别并不太大，只是他们有没有选择的区别?比方说你不能说在奥斯维辛里的犹太人都很驯服地走向死亡，你不能说犹太人文化就是喜欢进毒气室的，就是愿意死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嘛。所以我觉得在政治现代化或者再透彻一点讲就是民主化，其实它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呢?无非就是意味着真文化能够得到弘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真文化，哪怕是忠君的真文化。假如中国人真的忠于皇帝，民主制度一点都不会妨碍这种文化的发扬，如果这个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行受到阻碍，当然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忠于君，由于中国人的忠君使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受到损害。 我刚才讲的陈独秀讲的孝不孝，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孝顺，其实只有在没有父权威胁的情况下才能看得出来，中国人忠不忠君也是这样的道理，甚至我认为任何文化倾向都是这样的道理。比如说饮食方面，中国显然是有文化区别的，美国人喜欢吃西餐，中国人很多人对西餐不太接受，我个人就是非常讨厌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这种文化差别其实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人逼着我一定要吃什么，如果我们在自愿可以吃中餐和西餐的情况下，有些人愿意吃中餐，有些人愿意吃西餐，那就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区别。可是你说现在我不吃麦当劳，有人拿着枪逼着我吃，我就吃麦当劳，你说我是具有西方饮食文化的偏好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能够不能够自由吃什么，和你在自由吃什么的情况下喜欢吃什么是两个概念，喜欢吃中餐和喜欢吃西餐是文化的区别，但是能不能自由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就不是文化的区别。政治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后一种问题，并不是前一种问题，后一种问题其实无论在哪个文化的背景下都是可遇的，就是在价值上有追求的正当性，但是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包括英国在内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文 / 林炎平 ( 蒙特利尔 )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我们可以进行合作，但是也可能上当受骗；如果我们不信他人，我们不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也无从合作。相信他人可能受到他人的伤害，但是不信他人将受到自己的伤害。 相信他人可能会被欺骗而一败涂地，但是不信他人将会孑然一身且一事无成。因此我们宁可上当受骗，学会在怀疑中相信，在相信中怀疑，而绝不应该由于害怕上当受骗而不信他人。 那些把所有人都想象成魔鬼的人，每日生活在魔鬼之中；那些把所有人都想象成天使的人，虽不能生活在天使之中，但是至少远离了地狱。每个人都有魔鬼的一面和天使的一面。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看到这两面，能够批判他人和自己魔鬼的一面而赞赏天使的一面，我们这个世界肯定会逐渐减少魔鬼的成分而增加天使的成分。 正因如此，直言不讳的批判极其有价值； 正因如此，相信他人的善意给自己的成功带来了可能。 相信他人，但是不要忘记批判！批判他人，但是不要忘记欣赏！

​文：程予东 早上看到几张截图，内心有挥不开的悲凉。面对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他们的语言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是持欢呼鼓掌态度的。尤为悲哀的是右侧点赞摁钮，数千人拥着这样的留言。 我惊颤着，测想他们这样留言的动机，一时间不能确言。但是，一般情形下，当我们对某个对象心怀仇恨的时候，总是渴望那个对象倒霉，这样我们的内心就受到了安慰。这种安慰兴奋得遏不住，就鼓乐相庆。以这样的心理推测，这些鼓掌叫好的人大概也是这般思维吧。 他们心怀怨恨的对象是谁呢？那50多个被枪杀的人吗？那500多受伤的人吗？那些都是普通人啊，普通到和我们在任何一个音乐节上遇到的人一样。你们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也没有伤害到你们分毫是不是？我这样说，大概你们也是能够认同的吧。可是我们又有这样的逻辑推理，爱屋及乌，恨屋及乌。我们喜欢某个对象，连带着喜欢和他有关的存在，我们恨某个对象，连带着恨和这个对象有关的存在。这是怎样的逻辑呢？大概就是情感亲疏判断吧。我们运用这样的逻辑看美国，也看其他国家，比如一衣带水的日本。当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多少人兴奋难掩。死的人越多越好，最好日本下沉。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够说什么呢？雨果说：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换言之，美国和日本政府有时会犯错，但是人民不会犯错。人民是无辜的。无辜的人民受到灾难让人同情、伤悼，这是起码的人道。如果你具备起码的人道，就不会对无辜受难的人无动于衷，就不会对杀戮人民的凶手鼓掌欢呼，你一定会心怀仁爱和悲愤。 我们背离人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作为一名草根老师，我不由得想到了教育。我们的教育缺少逻辑教育和人性关怀教育。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生随时随地之言（与人沟通交流）与行（思考、处理问题），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尤其容易沦为被他人愚弄的对象。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中学、大学阶段，都是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在中国，作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课，已经缺席了数十年之久。我们看世界的逻辑是怎样的呢？问站队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所以，网络上，喷子很多，谩骂满天飞。有人给出证据，那些喷子也不看的，就是谩骂诅咒，让你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人。 逻辑教育缺失外，人性关怀教育缺失也非常严重。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人独立思考判断和道德自觉的能力。道德自觉也可以叫道德自律。这是人性所在，良知所在。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看到别人遭难你有同情心；看到老弱病残你有怜悯心；看到仗势欺人你有憎恶心；看到作威作福你有愤恨心；看到阿谀奉承你有羞耻心；在强权面前坚守正义；在邪恶面前拒绝沉默；在暴政面前不助纣为虐；敬畏自然与生灵，坚守善良正义，拒绝谎言欺骗。在这起残忍的枪击案中，看到一则散发着人性光芒的温暖留言，一个男子伏在一群学生上面为他们挡子弹，“他们才20岁，而我53岁了，我已经过了一个美好的人生。”给我们人性震撼的是我们憎恨的。2014年南京青奥上做体操的17岁日本小姑娘从木马上摔了下来，全场中国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欢呼声。小女孩淡定的爬起来给嘲笑她的人举了三个躬，全场鸦雀无声…… 如果泯灭了人性、良知，人会成为什么存在？别人遭难和自己无关；老弱病残扭头不看；觉得仗势欺人者本领不一般；作威作福令人艳羡；阿谀奉承演得欢；强权面前腰杆弯；邪恶面前沉默寡言；暴政面前为虎作伥；损毁自然生灵，谎言欺骗，事实面前瞒、瞒、瞒。没有良知缺乏人性的学生考了很高的分数，读了高等院校，计算机好的没准儿程序植入病毒，化学好的食品里勾兑苏丹红……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逻辑教育教人思考和表达，是认识世界，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缺乏逻辑教育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上诉诸口水，生活中诉诸暴力。这样的情形非常普遍。人性关怀教育是良知的基础，缺乏良知的人，添加给世界的多是冷漠无情。 没有逻辑和人性关怀的教育，我们的教育要走向哪里？

渊博三境 文：李劼 阿根廷的西班牙语文豪博尔赫斯，学识之渊博，文学史上历代作家当中可谓首屈一指；思想的深邃、心胸的浩瀚，足以与卡夫卡、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但丁比肩而立；其睿智其平和，又颇有东方禅师风范。晚年有如荷马一样双目失明，他的短篇小说颇有荷马史诗的恢宏气度。论说人类文化，了无偏见，将古希腊文化、希伯莱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玛雅文化与最为辉煌的欧洲文艺复兴文化一视同仁。在他心平气和的人文胸襟面前，萨伊德的气势汹汹显得极其可笑。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lwlC2TUapvDOXnVT9Ho0Mj0tZfVfReibYtibd32182hPVcBOPtOQzo58F8Xktl0Q1D6Wo3YSC2QQQ/0?wx_fmt=jpeg 博尔赫斯 渊博并不鲜见，然渊博被自然而然地升华为恢宏高远的审美境界，却是博尔赫斯的不同凡响。精通多种语言，在博尔赫斯并非只是成为学者的资本，更是抵达审美的坦途。他对照拉丁文、意大利文阅读《神曲》，体味但丁诗句之美，全然是匠心独具的诗歌评论；一如他论说梦魇，于弗洛伊德、荣格之外蹊径独辟。他擅长于将极其形而上的话题，旁证博引地诉诸日常言说，不露丝毫的概念痕迹。阅读博尔赫斯文字，无论小说、诗歌、散文，都能于渊博之中感受到审美的惊喜。用他本人的说法，给读者带来阅读快乐。他拒绝承认不能让读者产生阅读快感的文学写作。他藉此指出，乔伊斯的小说，是失败的。 熔古希腊神话、《圣经》故事、爱尔兰史诗为一炉的乔伊斯小说，其渊博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这位来自都柏林的爱尔兰作家，其语辞上的非凡造诣，在英语世界举世公认。但他没有将渊博完全交付审美，而是误认作了实现其文学野心的天梯。他蔑视都柏林小市民，却依然难脱市民气；他想叛出教门，却在《芬尼根醒悟》里下意识地扮演阿奎纳。他在《尤里西斯》里让化身斯蒂芬高谈阔论莎士比亚，让都柏林小市民布鲁姆卖弄天文地理科学技术知识，其叙事更是维妙维肖地演绎了有史以来英语写作的各种经典文体。但最终还是挡不住，在《芬尼根醒悟》中走火入魔般的疯颠。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lwlC2TUapvDOXnVT9Ho0Mn5OKvglsMlwSicG7t4yhUdrGsWIqdhohicl9zhvGIEvPOCsic1Su1ICyg/0?wx_fmt=jpeg 乔伊斯 有趣的是，即便走火入魔，文字照样光彩夺目。那些个重重叠叠地充满隐喻性的句子，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异曲同工。《尤里西斯》尚有故事和人物，《醒悟》全然是由句子组成的一片片文字的群雕，足以让艾略特的《荒原》黯然失色。立体的叙事话语，将最古老的意像变成了最现代派的画面。野心是丑陋的，但被野心点烧的焦灼却美得另有一工。透过疯颠，乔伊斯的渊博徜徉着一派野性的峥嵘。 相比之下，钱钟书的渊博像驯顺了的家禽。《管锥编》的丑陋，不在于野心勃勃，而在于屏息敛声。同样的旁证博引，钱钟书既没有博尔赫斯的思想性和想像力，又没有乔伊斯式的天马行空。就算是家禽都没有鸭子的欢快只有鸡的自得。论权变为权所囿，论设敌又不敢为敌立言（参见笔者新浪博客上的《博客清淡、与众闲聊》之三之四）。同样的避谈政治，在博尔赫斯世界里是因为政治显得太过渺小，但在钱钟书的著述里，政治却巨大得有如无形的重压，令人窒息。因此，钱氏会将韩非子的权术视作察兵之微，将西方的人权理念等于同韩非子鄙视的竞于道德。阴森可怖。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lwlC2TUapvDOXnVT9Ho0MiaT3xpwtKd3QaicLPaDm1LoTvoB2bFQAichZfvDV94d5Ewb1yn58he2NQ/0?wx_fmt=jpeg 钱钟书 《管锥编》与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对称在小聪明的洋洋自得上。渊博，在钱氏笔下，有如财富被一再炫耀。在渊博之上高高飘扬的是记忆的旗帜，而不是思想的飞翔或者审美的高远。这种自恋的可怜在于，既不敢挑战权力，也不敢叫板孔儒话语；尽管钱氏心底里既不服权势的重压，也不以儒家为然。心高气傲，原本要有灵性的修为和深厚的善根做底蕴，方才因孤寒而凄美，因悲悯而致远。然于御译之外偷偷自得其乐的钱氏著述，却宁可苟活于鸡笼也不愿拍案而起于山林，终成中国文化圈养史上的一例经典。喜儿被黄世仁强奸固然很不幸，但让黄世仁正式收房做了小妾却更不幸。 博尔赫斯，乔伊斯，钱钟书，渊博三境也。 注：本文摘自“上海人李劼的博客”。

是朝代，还是国家——为什么会有美国？ 文：朱学勤 什么叫“划时代”?此前有“朝代”无“国家”，此后才可能有“国家”无“朝代”。 我们与美利坚合众国在同一地球上共处，已有200余年历史，其间曾有两次交集。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纲领最后六字为“建立合众政府”，昭示此后中华民国的百年追求，是想结束中国史最后一个朝代，建立新型国家。无独有偶，11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中美两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是六个字。后六字无语病，但因缺少一个“的”，易生歧义。 究竟是“新型(的)大国关系”—— “你”为大，“我”为大，以“大-大”为基，新建“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大国(的)关系”——你为“新”，我为“新”，寻立“新”基，建立“新-新关系”?我们姑从善意，取后解，但又发生第三个问题：“美帝国主义”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万恶“美”为首，现在突然承认为“新”，这一点进步来之不易，理应表扬，但也是否允许庶民一议，这美国究竟“新”在哪里，不理解美国何以为“新”，中国能否与之建立“新型关系”? 此时静下心来，读一读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新人新著《帝国的分裂》，看郑非回溯美国如何建国，或许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启迪，有所教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gIXCDu3yH7EhxFMo6Rt8DthfsG7tpafhcdrfT95WLwlyJjVO2rEFrg/0?wx_fmt=jpeg 　　 我们这些人此前盛赞“光荣革命”是经验主义而非先验主义引导英国赶超法国，赢得现代文明史开局胜利，这些没说错。但有一事难以绕过：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胜利，不列颠为何出现“帝国分裂”——北美十三州引法军回援，宣布独立建国?郑非认为，兹事体大，值得细说。经验主义当然好，但也有它的短板，一旦流俗，即成因循守旧，得过且过：1688年之后，不列颠依成例而治，渐成惰性，好施小惠，不思“大体”，这个“体”，既指“政体”，更指“国体”。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它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东摸摸西摸摸，只因战胜而增税，一不小心摸到这块“烫手山芋”，终成“帝国分裂”之大祸。 战前英国对北美管理松懈，当时北美税负极轻，各殖民地年人均税负从0.1到0.22美元不等(按，当时的人均收入约为60美元到100美元)，折算为英镑，仅为1先令，可谓轻徭薄赋。正因如此，战后向北美多征一点税，不列颠信心满满：战争本来因北美殖民者与法国人争夺土地而起，法国佬赶走了，十三州太平了，让北美多交税，其实是补交此前我们垫付的军费，谁得益谁买单，这是常理。北美这边的想法却相反：战争既已打赢，外部威胁已消除，十三州为安全需求买防务，“保护费”应随需求下降而下降，不降反增，岂有此理? 北美人抓住1215年大宪章来说事，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的问题——伦敦那边的议会有没有“权力”对我们征税?本土与海外领地各有议会，平等平行，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伦敦没有我们的议员，凭什么下令向我们加税?“无代议士不纳税”，这是大宪章赋予我们的“历史权利”!不列颠认为这是强词夺理，伦敦是帝国议会，海外领地是地方议会，就算是“一国两制”，怎么能以下抗上，冒出个双方平行的“平面逻辑”? 母与子争议，从“钱”争到“权”，争出个“世界观”问题：帝国认为这“世界是直的”，必须竖起来直着放，中央在上，领地在下，上下有序;北美认为这“世界是平的”，朝政等级应放倒，呈平面排列，建立“新型关系”。前者守一个“帝国竖立”，延续中世纪晚期“王朝”话语，后者坚持这“世界是平的”，其实是在突破“朝代竖立”，呼唤现代国家逻辑。 此前北美走私猖獗，七年战争中甚至有人向法军走私军火而牟利，在伦敦精英眼里，这就是一群赖昌星式的人物。赖昌星赖税，出于经济利益尚能理解，打着1215年大宪章旗号来争“权”，则万万不能容忍。不列颠并非专制，有议会民主，能让步，而且确实在让步：已经颁布的“印花税”收回成命，运至波士顿的东印度公司官茶，比那里的走私茶还便宜三便士。 伦敦的执政经验是经验主义，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能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遇事多撒银子就是，但不能得寸进尺，问鼎“朝廷”——“国体”。这就叫 “不生事”，或曰“不折腾”，用经验主义大家伯克的说法，“这一切的起因，或完全是我们的疏忽，但也许是事情自然运行的结果;凡事只要不管它，它往往会自成一局”。 伦敦自认精明，他们始终坚持在“钱”上争，与赖昌星们讨价还价，就是不在“权”上争。这就是历来统治者容易犯的错误，让不让“权”，也有一个“本”与“息”的关系：今天主动让，只不过是“息”——改革“政体”即可，明天被动让，则可能是“本”——动摇“国本”;拖到后天不得不让，那就是“连本带息”——从“政体”到“国体”，吭不郎当统统“让”出去了。 那时英国可称“一体两面”，1688年“光荣革命”解决了“政体”问题，“国体”尚处于中世纪帝国时序，王位世袭，有一世、二世、三世。即政体言，君权与民权已从垂直“竖立”放倒，成议会主权制约君主专权之“平面”，从它与海外领地的关系看，伦敦为“君”，海外为“民”，还是一个帝国“垂直”体。它是“民主的”，又是“帝国的”，治本土，无成文宪法;领海外，无专职机构，既不像联邦，也不像邦联，有点四不像，就这么“摸”着石子过河，“摸”到哪里算哪里。 用格林在《美国革命的宪政起源》中的话来说，“在英格兰的宪政中寻找线索，来指导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恰当关系，是徒劳无功的”，既有体制“不再适合一个扩展了的，多元化的”帝国。这样的“一体两面”，如果没有北美来捅，还可以继续“混”，继续“摸”，北美这一捅，短板与长板不接缝，“政体”与“国体”开裂，“一体两面”就混不下去。北美这边起初也懵懂，曾寄望于母国民主、君王仁厚，留在帝国母体内不交“钱”或者少交“钱”，也能过得下去，两边已经打起来，华盛顿每天晚上还在与众将领“为国王干杯”，就是这样出现的。后经潘恩、杰斐逊这帮“精英分子”援引法国观念来“启蒙”，猛一醒，有意识地向“一体两面”接缝处捅，母与子拳脚相向，闹到不堪收拾，经“八年抗战”，北美最终独立。 北美果然“自成一局”，这“一局”非同小可，承上启下，具有划时代意义。 说“承上”，它没有割断与英国精神的联系，当初喊“无代议士不纳税”，比英国还英国，可谓“光荣革命”第二局，亦可称第二次英国革命。此前不列颠解决了“政体”问题，现在轮到北美来解决“国体”问题，以1787年费城制宪为标志，可结束数千年“王政”，开启“新型国家”的“新型关系”。 说“启下”，这“第二局”延续“第一局”——延续英法争霸，扩展至世界史范围北美与俄罗斯争霸，第一局1∶0，第二局还是1∶0。那时欧洲过于吵嚷，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却未注意视野背后，还有更为危险的两条线在不声不响地扩张。一条就是这北美，独立后越过阿巴拉契亚山，由东向西，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另一条则是沙俄，方向相反，由西向东，也是从一条海岸线扩张至另一条海岸线。俄罗斯与它的精神之母法兰西也干过一仗——1812年拿破仑战争，也同样是在战场上接过它母亲的接力棒，跨上跑道第二圈。它是越过乌拉尔山，修通西伯利亚铁路，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直至看见日本海。 这两条线势能太大，一是由东向西，一是由西向东，不幸地球又是圆的，它们一定会碰头，一旦碰头，是和平相处，还是撞击出天崩地裂的火花?从梅特涅到基辛格，这师生俩把王朝权术玩得烂熟，合纵连横，连连得手，可挂多国相印，尤其是后者从中南海绕到重庆，“China政治”兼个人生意一路通吃，却看不到历史老人已经绕行到他们背后。至20世纪中叶欧洲人蓦然回首，才看见那两条线就在他们的后花园碰头，擦出一朵叫“冷战”的火花，耐心地无声慢放。“扬基佬”与哥萨克先在易北河拥抱会师，后在柏林墙对峙，冷眼相看五十年。 世人谓“冷战”，或谓“东风”“西风”，其实深植于英、法争雄二百年，即北美人开出的“第二局”，也是历史跑道上的第二圈。至1989年，贝多芬《欢乐颂》突然响起：柏林墙向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倾倒，俄罗斯扩张至十四国，比北美还多一“国”，瞬间解体，轰然倾塌。 为什么会有承上启下，为什么“第二局”会以这样的一幕告终? 从精神血脉这一头说，北美“第二局”是英国经验主义与法国先验主义之混血，占有生物学“混血优势”。 如果说英国血是A型，法国血是B型，那美利坚是二合一，它能诞生人间，意味着地球万国生态出现了一种新型血——AB型。扬基佬本性属A，独立战争能抗税，端赖大英母体赋予他们的“历史权利”——1215年大宪章。但从1775年潘恩、杰斐逊援引法国观念始，北美开始危险转型，抗税理由从“历史权利”转向“自然权利”。前者尚有经验主义A型血，后者则援引法国B型，把“先验理性”写上了他们的旗帜。 用恩格斯对法国启蒙观念的总结，所谓“先验理性”，就是要让此前的一切权威都要到“理性”而不是“历史”的“法庭”上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多么严重的转向?之所以说“严重”，实因为它是要将此前的历史归零，“权利”不是从历史继承，而是从历史的零度状态即人类刚走出、尚未完全走出丛林时，有一纸契约开始的。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诗语说，那只不过是“人猿相揖别……流遍了，郊原血”，他们说“对!是有‘人猿揖别’，但不是‘流遍郊原血’，而是订有一纸契约，此后方有文明社会;统治者单方面撕毁了这一社会契约，故而我们有权利另定契约，再建一个新型国家，‘从头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AJjGCoY1cIj77OP7fFoob6b24CxK2N6schCRghibcYjNCRjuhLia4tPA/0?wx_fmt=jpeg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 我们细审杰斐逊《独立宣言》开头那一段，什么叫“ 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真理”?那是柏拉图和卢梭式的证明方式：在人类政治社会中，也有几何学那样的“公理”，须从各种偏见、定见后退，退至不能退，直到发现那最初的“公理”，如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那就是“真理”，或称历史的“零度状态”。它不能“自我证明”，却能在人心中“豁然朗现”(当代中国新儒家语)，从这里出发，才能证明越来越多的定理、定律，由定理、定律再来证明整个几何-政治学“大道为公，正当合理”! 《独立宣言》列举的那三大权利：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生来平等而且自由，当年就是以“自然权利”取代“历史权利”，逆行上溯，一步一步以先验演绎而不是经验归纳推导出来的。 但按伯克英式经验理性来衡量，权利是从历史中长出来的，不是先验原理演绎出来的。哪有什么“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几何-政治学“公理”?那张“人猿相揖别”的“社会契约”，从尼罗河石窟到敦煌经卷，找不到一条考古依据。一个不能“自我证明”的东西反而能证明更多的东西?那不是几何-政治学，而是文学-政治学，全是巴黎文人在咖啡馆里的梦呓!但历史就不按照伯克的经验理性走，而是在杰斐逊《独立宣言》那里拐弯，高举高打，从波士顿一直打到费城。 当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开张，杰斐逊的激动身影终于淡出，他在这一不亚于《独立宣言》的关键时刻，去心爱的法国当公使去了。一个与杰斐逊水火不容的冰雪儿——汉密尔顿，在费城悄然出现。后者更多经验理性，厌恶前者文学激情，他所主持的《1787年宪法》，不仅是英国经验理性的杰作，简直可以看成是完整回归。我们可以对比《独立宣言》与《1787年宪法》，不仅在思维逻辑，甚至在行文风格上都迥然有异。这一发现如为今日“后现代话语”窥得，他们一定如获至宝，称之为“美国反对美国”! 如果要从文本(Text)溯源向上追，后人确实可从杰斐逊追到卢梭、柏拉图，但在汉密尔顿那里，只能追到亚里士多德，途中还可能看到伯克，“帝国分裂”走到费城制宪这个节点，老伯克也会击节称赞。这历史的“第二局”还真是靠幸运起步，当时如杰斐逊不走，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参加那次会议，汉密尔顿麻烦大矣!阿弥陀佛，杰斐逊这一走，才轮到汉密尔顿唱大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MMQGoiaxbZ2Lu3QUOek0yXDvfZfGwlyHwyicEUKDCurOSBn9AyyQ7WbA/0?wx_fmt=jpeg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1787年宪法主要起草人 总要有人如烈火般燃烧，也要有人如冰雪般聪明，这水火相济，“二人转”才唱得下去。没有杰斐逊，北美不可能点燃独立战火，没有汉密尔顿，这把火只能把“新型国家”的可能性烧得一干二净。 历史在召唤，既有杰斐逊，又有汉密尔顿，二者合流，方形成AB新型血，不是“郊原血”。更幸运的是，这两个人的出场顺序很容易搞错——居然没搞错。“打天下”一定要A先B后：1775年人人心中有独立，人人笔下无独立，只有让杰斐逊喊那一嗓子，方能点燃独立之激情;“谈国家”则一定要B先A后：1787年历史第二次召唤，汉密尔顿应声而出，将杰斐逊点燃的这把火收敛为《1787年宪法》，即使有杰斐逊回来挑刺，大舟已成，瑕不掩瑜;再将《1787年宪法》与《第一修正案》交公民作捆绑式公投，也改变不了宪法本文的基本面，因公投辩论而形成“驴象之争”，开启民主党、共和党之政党轮替，结果反而更好。 假设二人颠倒，相互“摸”到的是对方考卷，让汉密尔顿来写《独立宣言》?那一定会写成ATM机操作说明，味同嚼蜡，独立之热血一定被银行家的冰水浇灭。让杰斐逊来起草《1787年宪法》?北美文学史会多出一首诗，建国之平台一定被搅散，我们再也看不到“新型国家”。如此A、B混血，又没有把出场顺序搞错，这扬基佬实在太幸运，以致欧洲人说是“上帝参与了美国的建国过程”，二百年羡慕嫉妒恨，至今难息。 世上如有“美国梦”，梦开始的地方，即有“驴”与“象”施施然出场，而且是按顺序出场。“驴”也好，“象”也罢，其实都是AB血，只是“驴”多露一点A，“象”多露一点B，此后各国都被这样的“梦露式话语”颠倒——冷血如斯大林者，在世亦为如此好梦吸引，号召苏维埃全国干部要把法兰西的浪漫精神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搞一搞跨世纪跨洲际的“混血工程”。可惜基因排异，终不能混血，苏维埃直至崩溃，也未能完成这一伟大的转基因工程。 从硬件—制度创新这头说，北美建立大国联邦，既解决了“国体”，也顺带解决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朝代”。 “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已成大众共识。但在200多年前，民主却是个令人起疑的东西，原因就在这“大众”二字，大国众民，民主能“饭否”?仁人哲士大多摇头。须知两千年前东地中海地貌破碎多小岛，只能搞小国寡民直接民主制：一棵大树吊一口钟，钟一响，选民直往大树奔，立定呼喊，以音量大小定然否。 我们现在到东地中海旅游，从以弗所通都大邑到斯巴达村落原址，只要有城邦故地，就会有罗马人留下的公共剧场，大小不一。可见罗马征服希腊，后者的公共精神并没有灭绝，但它也告诉我们，一个剧场能容纳多少人?近代居民动辄百万、千万，如印度、中国还进位至亿，此时能行民主否?或者换个角度问，即使如不列颠那样在英伦三岛行民主，这一“政体”是否能扩容，接受那“平面世界观”，把“国体”也搞成民主的?不列颠就栽在这里。 英国未能避免郑非所言“帝国分裂”，不是因为它没有民主“政体”，而是难有民主“国体”。它是一个“半新型国家”，是“帝国”，还是个“朝代”——以王纪年，有乔治一世、二世、三世，停留在中世纪晚期。 北美人搞成“光荣革命第二局”，破了这一难题。这“第二局”又可分两幕：第一幕是“打”，1775至1783年八年抗战，赢得北美独立;第二幕是“谈”，1787年费城制宪三个月，不动枪动嘴皮子，天天吵天天谈，谈出来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借用资中筠之名言：“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打出天下”自古皆然，屡见不鲜，“谈出国家”却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当年为美国取名US，托马斯·潘恩就有言在先：“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 什么是“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当年十三州日长夜大，地理幅员超母国10倍，连居民平均身高也超母国10厘米，孕育如此硕大新生儿，汉诺威王朝当然难产。乔治三世将其子捂在子宫里，疼痛难忍，也实在是找不到让巨婴顺产而又不造成“国家分裂”的“新型国体”。莱克星顿枪一响，新生儿呱呱坠地，难题从母国转到子国。 第一难题是十三州对英国独立，要不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王朝世系?不仅有人想，而且有人这么做，先有人劝华盛顿高走一步，遭拒;土造不成则进口，已有人说动德意志利奥波德亲王，再遭华盛顿拒，后者只愿做民选总统，而且只任两“届”而坚决换“届”。华盛顿此举不仅是对美国的贡献，更是对人类的贡献：没有这个以“届”换“代”，只要他世袭一次，传至“第二代”，“总统”也会变“国王”，那“谈出来的国家”立刻“弹”回去，转至“打天下，坐天下”，人类重归第“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4VBG6E9vorwsVubuuhgdXTl51v74HcUq7XCIWD1J10W2QQYf8b9a2Q/0?wx_fmt=jpeg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第一难题为华盛顿所破，那第二难题则让华盛顿头疼不已：1776年对英独立，十三州是否继续独立，十三州变成十三国?第二题不比第一题容易。“谈”啊“谈”，“谈”至1787年费城立宪才涉险过关。现在可以说了，那十三“州”本不应翻译为“州”，中国人将十三个“state”翻译为“州”，纯属本国惯性所然。将“state”译成“州”，是从大元帝国划分的“省”联想而来，其实是强人从己。“省”来自帝国派出机构，是个巨型“派出所”，不该拿来对译“state”。如此误译，只能说中国人的朝代观念——“垂直”思维有多顽强，总不能设想这“世界是平的”，离了“朝政”不能活。在“州”与“国”之间，老祖宗留有一词，可以供后人准确翻译：“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邦”! 那十三“邦”离“州”远，离“国”近，各有各的议会，有些“邦”独立前已有宪法，战前各“邦”与伦敦的联系也要比与相邻“邦”紧密。一旦与母国“拜拜”，让这样的十三“邦”联在一起过，势必又要建一个“桶箍”——“中央”政府。一提“中央”政府，那十三个本来平行的“邦”立刻“竖”了起来：赶走一个“中央”政府，是为了迎接另一“中央”政府?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故而费城制宪十分艰难，“谈”了三个多月，天天吵，日日吵，好几次吵到崩溃的边缘，吵得华盛顿闭目塞听，想想还是回老家算了。 他们居然“谈”成了!以今视昔，这一“谈出来的国家”大体框架是： 一、将英国留给他们的宪政传统以明确文字固定之，这就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宪法》; 二、各“邦”保留自治，留有宪法、议会，保留退出与加入联邦的权利; 三、国防、外交、铸币权上交联邦政府，其他权利保留于各“邦”; 四、除联邦税外，各“邦”自行确定地方税种; 五、为平衡联邦政府有常备军，民间保留拥有枪支的“历史权利”; 六、联邦军队无地方议会同意，不得擅入地方，干预民政; 七、各“邦”自行选举行政首长，非联邦政府任命; 八、联邦政府三权分立，三权分别对应柏拉图总结的“政体三原”：总统对应君主制，最高法院对应贵族共和制，议会及总统直选对应民主制。 九、联邦以“届”纪年，不再以某王某家以“代”纪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82MgX8sl8DrCSlhtpyR8LoPjMe4LrWzdJibJu1w2GkKVA88y0Hicffqw/0?wx_fmt=jpeg 油画：制宪会议 后来我们看美国所犯错误，“驴”也犯，“象”也犯，要多蠢有多蠢，要多笨有多笨。但在1787年，美国人完成的这场“制度创新”——大国联邦，只能说是一个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国家”，九九归一， 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被这一群“驴”或“象”摆“平”的。 此前人类不是没有过联邦，如瑞士山区早有联邦，那是小国寡民，不在这一问题域。此前北美也有过邦联，却是“用沙子结成的绳索”(华盛顿语)，软弱无力。美国定名为United States，是地方各邦“平面”排列，再不是某朝某代“垂直”贯列。那十三个state继续存在，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其说是化合反应，不如说是物理连接，单数变复数，加一个“s”而已，成十三“国”联合体——US。 正是这一“新型国家”而不是“新朝世袭”，解决了大国众民如何导入民主，而又不被民主造成分裂、再分裂之难题。面对这项难题，汉诺威王朝解错了，后来所有的朝代帝国都解错了，从奥斯曼、奥地利到俄罗斯，只能一崩再崩，一裂再裂。只有美国人解对了题，“合众国”可大可久，不断“合”，持续“合”，“合众”至今五十“国”，却不见英国式分离——从郑非所言当年“国家分裂”，到20世纪印度分离，直至去年差一点儿苏格兰也独立。 所谓“新型大国”，这里“新”那里“新”都不重要，关键就在它是个“新国体”——US，那才是真正的“独联体”。所谓大国众民，民主“饭否”之“现代性难题”，至此方得确解，从此以后，人们才有理由放心：民主是可欲的，也是可求的，更是可能的，它在古代是个好东西，到现代还是个好东西。当年US刚问世，欧洲人普遍看不懂，只有托克维尔例外，他在新大陆旅行六个月，终于看出门道：美国民主的根不在华盛顿、纽约，而在各“邦”小城小镇，有“小民主”自治，才有“大民主”联邦，须须根根扎根于“小”，地面之上才有树大迎风。至于那个在中国称为“中央政府”的东西，只能称“联邦政府”，不可提“中央政府”，一提“中央”，美国人要跟你急! 顺便说一句，115年前同盟会翻译这个US，水准远比今人高，译为“合众国”，恰如其分，能引导后人理解“新型大国”究竟“新”在哪里。“合众国”者，合“众国”也，而不是“秦王出，四海毕”，化成一个“始皇帝”，代代传系，民众则如潘恩所言“是荒野上的牲畜，从这个人的这一代传至这个人的那一代”。 这US果然是尤物，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先是美国人自己想推而广之，此乃“美国梦”，至少是“美国梦”的对外延伸：既然北美洲能“联”，为什么五大洲不能“联”? US本来就是“小国联”，称“小联合国”也可以，不就是将state变成 nation，US变成UN?故而一战后“国联”，二战后“联合国”，都是美国人首倡，都有一个“联”字内嵌于里——United。殊不知那同文同种的state能“联”，不同文不同种的nation却不好unite，事关亨廷顿所言“文明之冲突”，UN不是US，美国人为此吃尽苦头。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数千年朝代，比他们世故得多，早就看出这出“美国梦”太萌，太直，也太憨，好糊弄。威尔逊首提“国联”，壮志未酬身先死，是被气死的;罗斯福搞成了“联合国”，没料到“请神容易送神难”，那“联合国”变成独裁者俱乐部，有一年居然闹出把美国开除出“人权委员会”的“大新闻”;纽约居民对UN很烦，多次上街游行，欲驱“联合国”而不能，至今未果。 列宁、斯大林也想学US，他们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各“州”——人家就不叫“州”，直接称“国”，各“国”在“联合国”还要有独立席位，比“美国”还“美国”。可惜有其名无其实，可大不可久，一朝崩溃，地球上多出十几个独立国，饮恨1989! 老欧洲如美人迟暮，对后起之“美”是一贯地“既羡且憎”，后来想通了，也学US，搞出一个“欧盟”。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申根协定》，各国主权分两层，可下沉者沉至地方议会，可上浮者浮至欧洲议会，能明显看出汉密尔顿之遗踪。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看，欧洲要搞“这个世界是平的”，有点吃力，但已见它废列国制钱，发统一银票，称“欧元”——欧洲的“美元”，志不在小。去年见希腊债务危机，今年见叙利亚难民冲击，祸乱不断，“欧盟”是过了难产这一关，但很有可能是不足月早产?唯有英国是英国，它还端着1775年老绅士架子，不废英镑，不签协定，看欧盟“自成一局”，仍作壁上观。 历史如此吊诡，犹如孩童手里的万花筒，稍一抖动就会出现一幅又一幅不同图案。七年战争大英驱走法国，因战胜而增税，而“帝国分裂”，法军再返，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大西洋，谁是七年战争胜利者?法军以此承担“国际主义义务”，那是早于中国的一次武装NGO(非政府组织)义举，却打得国库空虚，两年后又是因征税引发本国革命，二十年血流漂杵，似又踩中历史的循环报应，路易十六梦断黄泉，应后悔这场“抗英援美”? 即就北美内战言，独立战争是母与子第一次内战，80年后南北战争又何尝不是兄与弟第二次内战?南方持《独立宣言》要求独立，北方以国家统一起兵平叛，林肯之后背差一点就能看到乔治三世与汉密尔顿之叠影!只是到这场战争后期，林肯“易帜”，易之以“废奴主义”，才扭转被动战局。 当罗斯福在开罗、雅尔塔有意冷落丘吉尔亲近斯大林，内心有现实主义谋略，另一半也是真认为丘吉尔老牌帝国主义实在讨厌。如果让罗斯福活得足够长，看到二战后美国的民主外交迫孙立人停战，逼蒋介石行宪，此后不得不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补交更多美国士兵之“郊原血”，他又该作何感想? 及见今日奥巴马之窝囊，于乌克兰、叙利亚及中东危机步步退缩，面对普京步步紧逼却招架无力，200多年前的建国之父们是否会追悔，面对这个丛林与文明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世界，还是英国的间接管治而不是美国的直接卷入更为妥当? “世界”究竟是“平”的，还是被一战、二战唤醒，陷入更大“不平衡”——这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驴”愿干涉，“象”持孤立，这本来就内嵌于北美建国后两种外交路线之争议。随着时间推移，“驴象之争”将脱嵌至国际政治，上升为哲学、史学乃至人类学，吸入各行各业。 从杰斐逊、汉密尔顿到华盛顿，他们犯了很多错，此后的人还会犯错，但所有的错误都抵消不了这群开国者开辟的历史起点。即使这一起点在文明世界得而复失，就像2500年前雅典为马其顿所灭，随着选民越来越奥巴马化，这不是没有可能;后世人们还会不断回到波士顿、费城，凭吊这里曾经发生过第二期文明起点。当其时也，中国还处在清朝近古，“国家”与“朝代”能有什么“新型关系”? 乾隆爷建不起“新型大国关系”，情有可原，因为那是一个丛林时代，人类只能以自家的王室徽号为部落标志，才能有效辨认自家的丛林地带，美国仅仅是例外。那些人在那时从事的那场试验，一开始也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空间问题——母邦与子民是“竖立” 还是 “平放”?当他们完成那场试验，后人才发现这也是个时间问题：原来可开启“新型国家”，以结束“朝代”?前者以换“届”纪年，后者以血缘传“代”，或可称一代、二代，实是中世纪语言。 “届”还是“代”，人间究以何者纪年?兹事大矣，事关“史前”“中世纪”或“现代”、后现代”。马克思当年盛赞北美试验为“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200多年前，历史就是在“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那个逗点之间转弯。什么叫“划时代”?此前有“朝代”无“国家”，此后才可能有“国家”无“朝代”，能否建立“新型大国的关系”，而不是“新型的大国关系”，端看你能否认清这一“划时代”。 注：本文是《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一书的序，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9）文：林炎平 莫名的敌意——中国和西方的冲突 理解西方，对国人来说绝非易事。西方，那是一个综合了令国人困惑的理念和制度的集合体。国人从困惑中更是演绎出一些错综复杂的情感，向往、崇拜、恐惧、妒忌、敌意，虽然莫名其妙，但却根深蒂固，伴随他们成长和老去。在所有这些复杂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情感中，最不合理但却最普遍的是“敌意”。 其实，中国和西方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敌意的产生。尽管这些敌意莫名其妙，但却在中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在中国对西方的敌意中最严重的当属对美国的敌意，而美国却是所有国家中和中国利益冲突最小、且最没有历史纠葛的国家。 庚子赔款——中国百姓受益 实际上，敌意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创造敌意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历史纠葛，而是为了当今的现实利益。那些历史纠葛仅仅是被用来制造敌意的借口。其中，最被重笔浓墨的事件是“圆明园”和“庚子赔款”。 圆明园事件，美国没有参与；庚子事件，美国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如果说美国曾经向当时的中国（满清）索赔过的话，那些赔款也绝大部分还给了中国，而且比中国政府（满清王朝）更加恰当地花了这些钱。中国的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就是用庚子赔款办的。如果没有“庚子赔款”，那么这些钱就会成了满清穷奢极欲的皇家园林和穿肠而过的山珍海味，而不是培养人才的大学。但是，庚子赔款被反复宣传，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仇恨；而这些赔款最终返还给中国并且办了造福于国人的教育事业却不予提及，以免国人产生对西方的好感。历史就这样被刻意地扭曲了，敌意自然就产生了。 如果美国可以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那么就没有别的西方国家不能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了。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中，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受尽西方欺凌压榨的屈辱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兵祸连年，赔款割地，到了1900年（也就是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发展到了高峰。这场战争因义和团运动而起，失败的清政府次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按照该条约，中国必须向各国赔偿损失费达4亿5千万两白银之多，分39年付清。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亿5千万人，即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约合当时的0.70美元，相当于现在（2008年）的16美元或者100人民币。庚子赔款的各国分配如下：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yicSrW38KdpFslpPYn2TORu5KdgUnFbq8goyzx1xicMib2AX4iahkntJKg/0?wx_fmt=jpeg 下表是庚子赔款的美国部分退还给中国的时间和金额：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ntf6xmLQrUQbND0YTHAMrWqksjKC8OvOLMh5RCJxWK9wOEZFK4kibpA/0?wx_fmt=jpeg 亦即，庚子赔款协议中应该赔偿给美国的2400多万美元，后来美国退给了中国近2900万美元。退给中国的比赔偿得的还要多，这是由于其中有利息的计算，实际上相当于美国把这些赔款的一半以上退还给了中国。 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把“庚子赔款”描绘成“丧权辱国”，宣传到尽人皆知，激发起了无数热血青年对西方的憎恨与愤怒，我曾经就是其中一个。但说到庚子赔款的起因“义和团运动”和庚子赔款日后与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为人熟悉了。我们先按下“义和团运动”不表，先来看看清华大学和庚子赔款的关系。 美国政府用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清华大学的建立便是其中一个项目。这就是国人从来没有被中国的教科书告知的这个历史故事的另外一面，亦即被刻意掩盖的一面。 事因《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一部分有识之士建议罗斯福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这得到了总统的认可。罗斯福总统在说服国会时称：“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美国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广泛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当然，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造就一批从精神到知识上追随美国精神的中国新领袖，这无可非议，更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因这一措施受惠良多。12岁的詹天佑被选送为首批公派留美学生，他日后设计修建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即“京张铁路”，使其被尊为“中国近代工程之父”。在后来的学子中还涌现出了五四运动的急先锋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可以说，美国的资助在许多领域中造就出了一批出色的精英人才。他们是近代中国的脊梁，历史因他们而改写。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fV7S2QiaYqoicVCLhnEHZDAIo7LwJfF1SF3HAUN5vaFT1or8LJ9VpICg/0?wx_fmt=jpeg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合影 继美国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陆续放弃和退还了庚子赔款的余额，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和开办实业。 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一开始的清华大学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生，因其办学经费充足，物质基础坚实，发展非常迅速。有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个保证，当然就来自于庚子赔款的美国退还部分。 美国先后在中国开办了12所教会学校，以及慈善医院。除政府外，美国民间也给中国的文教事业以很大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便有资助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说到美国在中国的办学，就不得不提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作为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呕心沥血，带领燕京大学由一间“几乎无人理会”的学校和“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跻身为世界一流学府。 在中国，司徒雷登几乎家喻户晓，但却是作为负面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论定，其他历史事实便被人忽视了： 人们忽视了燕京大学从选址到筹集资金都得益于司徒雷登不遗余力的东奔西走，尽管他开始非常不愿意就任。为了筹集善款，“神经系统没有斗牌技能和兴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正直和清廉。在主政燕大的14年间，他为燕京大学募得数千万元的善款，全部使用规范，管理得当，没有一起用款不当的现象。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注入了宽容和不畏强权的灵魂。在燕大学生南下进行抗日示威时，司徒雷登公开支持学生：“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结。“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他率先站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列，抗议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军关押了四年之久。甚至在弥留之际，他还希望能再回中国，死前遗愿是和他的夫人一起埋骨燕园。 人们也忽视了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师生的无微不至。司徒雷登能够清楚地叫出燕大每一位师生的姓名。冰心回忆说：“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XibNtcoOj62Vu4ic6PbryahxnlwVPmFkeuolMvTPuNicpAGNb7ErGUQjA/0?wx_fmt=jpeg 司徒雷登 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大标语下，这些都被刻意地忘记了。1952年新华社发表了一则题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 — 记燕京大学“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的报道，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行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学者的调查报告是在为美国从事情报侦察，英语教学是在腐蚀中国学生的心灵。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物上，司徒雷登是美帝国主义的大特务分子。 司徒雷登是那个时代西方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一个缩影，而毛泽东对于他的评价则是中国对于西方的态度的一个代表。于是，所有西方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被描绘成掠夺，即便在中国做的善事，也都被冠以“文化侵略”。 于是，我们看到了庚子赔款对中国的侮辱，遗忘了清华学堂的建立；渲染了割让租界的屈辱，无视了上海和香港的崛起；把晚清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动荡归结于西方的洋枪洋炮，而不正视近代中国摆脱愚昧走向科学和理智的积极影响正是源于西学西风。 其实，每个民族都希望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世界，一如每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这不是过错。西方在经过“文艺复兴”复生的“人本主义”和改良的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有抱负的人都把能够在世界各地普及这些理念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想是正确的，确信其可以给世界带来光明。他们未必选择了一种普适的方式来弘扬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理想是普适的。不管西方那时的“文化侵略”有什么缺陷，西方都没有像满清那样从精神和物质上压迫中国人，更没有从肉体上屠杀中国人，而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念。我们可以质疑西方的动机，但是无法质疑其结果。诚然，即便从动机上，西方也没有什么险恶用心，从行为上，更没有制造什么惨案。 西方在中国诸多善举却乏恶可陈 西方在中国的办学，远远不限于庚子赔款的钱，也不只从庚子赔款才开始，也绝不局限于那些世人瞩目的大城市。我曾经在山西太谷住过数年，那是太行山麓的小城。也许有的人还知道，那是孔祥熙的老家，其房产当时大部分被一个师范学校占用，我家住的可能就是以前孔府佣人住的房子。我说的事情和孔祥熙关系不小，而和美国关系更大。 太谷有一个“山西农学院”，还有一个“人民医院”。我初到太谷时还是半大小子，当时听别人说“铭贤学校”和“铭贤医院”，知道前者就是“山西农学院”的前身，而后者就是“人民医院”的前身，并且据说这些都是美国人办的。我很惊奇，美国人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办学校和医院吗？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美国被描绘成恶魔、中国的头号敌人，我对此当然深信不疑。于是我就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会在中国一个偏僻的小城办学校和医院，要么是当地人胡诌乱扯，要么是美国人另有阴谋。我同学的奶奶知道这些事情，有时叹息着“人家美国人不赖。”意思就是美国人很地道，很厚道。那神态分明是为一个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抱不平，于是我就更加困惑。这样的困惑和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我开始注意这些完全不同于正统宣传的现象。我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澄清我的质疑，当时我并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但是我显然逐渐感觉到了和宣传大相径庭的真实的美国。当然这仅仅是感觉，这样的感觉还将在此后很多年中被验证和纠正，直到我后来终于搞清了来龙去脉。 历史事实是这样的，1907年，孔祥熙接受美国欧柏林大学的资助，在太谷创办了铭贤学校。当时只是所小学，孔祥熙自任校长，后来发展成为铭贤中学，铭贤学院，直到后来的山西农学院。美国人在山西太谷开办学校和医院的资金来源和庚子赔款没有关系，都是美国的民间捐款。1949年开始，中美交恶，两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都中断了，于是，美国的捐款无法抵达这些学校和医院。但是这些款项都保存在美国的基金会，分文未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在改革开放后，又如数给了山西农学院等相关机构，连本带利，分文不少。如此诚意令人唏嘘，如此胸怀令人惭愧。 但是一些人为了煽动国人对于西方的敌意，把所有历史上西方向中国的文化交流都歪曲成了“文化侵略”。其实，中国在清朝咸丰以前和西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明朝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当时有不少很有名望的传教士到中国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未知的真实世界和一个崭新的思想境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凭着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和对自己理想的执着，在中国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也许有人会质疑说他们绝不是为了中国来奉献他们自己，那么就让我们这样说好了，“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在中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东渡的鉴真非常相似，都给异国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他们和鉴真也有不同，如果说鉴真带去的更多是来世的希望，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今世的福祉。如果我们赞扬鉴真，就不得不更加赞扬他们。后来有人把这样的文化交流描绘成文化侵略，显然是一种有悖道义和逻辑的说法。如果这是文化侵略，那么唐朝的鉴真呢？唐朝的玄奘呢？按照这样的说法，鉴真就是叛逃日本去了，而玄奘则是帮助外国侵略了中国，他们都是卖国贼，因为一个把中国的文明“出卖”给了日本，而另一个用西天的文化“侵略”了中国。按照他们的逻辑，鉴真和玄奘在日本和印度也不会有好名声，前者对日本进行了“文化侵略”，后者对印度进行了“文化盗窃”。 满清从乾隆开始越来越对于西方采取不容忍的态度，这种不容忍最初不是政治的，因为西方对于满清还不构成任何政治的威胁，尽管也许有一些道义上的威胁。这种不容忍当时是文化层面上的，清朝咸丰开始才变成了物化的冲突。 于是有了鸦片战争，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有了圆明园，有了香港，有了澳门，有了五口通商。正是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西方人被描绘成了恶魔，那么我们来看看西方人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损害中国人的事情。 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即“石太线”，是法国人修的。那个时代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修建仅仅隧道就多达30个的铁路，是非常艰难的。娘子关，号称天险，由于唐朝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率领的娘子军在这里驻守而得名。河北井陉到山西阳泉这段路是全程最艰难的一段。列车在80年代以前通常只能开到时速40公里，一路上不是隧道就是桥梁。其中一条隧道长达27公里多，至今还是中国最长的隧道。我在大学年代每年数次坐火车通过这崇山峻岭间，耳边响起赞颂平阳公主的诗句“战马萧萧不下鞍，金鼓声声剑光寒。平阳公主应犹在，威名永镇娘子关。”眼前一片悲凉的山峦叠嶂，列车艰难却平稳地驶过，这一切将久远时光的唐代和遥远空间的法兰西，极具反差地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来自内心的深深的责问。 香港经过了英国人的百年统治，从一个小村子变成中国最繁华的世界著名都市，这些成就完全是在英国人统治下完成的。当然，历史上港英当局在1922年省港大罢工冲突中的“沙田惨案”负有责任，这个事件在中国大陆的说法是死了6人伤了数百人，但是比较真实的数据是死了3人伤了8人。不管死伤规模是多少，都是值得谴责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死伤数据时，是否也想到了另外一些由中国人制造的惨案？公正地说，西方在华夏的过错，远远不及国人自己对同胞的伤害。香港人对于英国的统治心知肚明，很多香港人争先恐后设法取得英国护照，就是明证。正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如果不以德治国，以“大道”治国，人们哪里会追随统治者。 澳门，和香港几乎一样。只不过统治澳门的是另外一个西方国家葡萄牙。那里同样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上海那时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有许多西方国家的租界，西方来这里发财的人不少，发不了财的人更多。在这些租界里也没有发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残害，而曾经是贫穷渔村的上海却因此成为了中国大陆最为发达的地区。那由西方人设计建设的外滩，从那时起多少年来都是，并且至今也是，上海人的骄傲。 德国曾经统治过青岛，留给中国的青岛啤酒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的遗产。今天的青岛啤酒公司的前身是日尔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青岛啤酒是中国在国内和海外最著名的啤酒品牌，占了中国啤酒出口的50%以上。 在日寇进行南京大屠杀时，是西方的一些机构用自己狭小的租界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地收留了中国平民和守卫南京失败后逃命的中国士兵，使他们免遭日寇的杀害。也是西方人用自己的勇气和途径记录和传递了关于南京惨案信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最真实的记录来自西方人，最及时向世界揭示了南京惨案的也是西方人。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最后一条供给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整个大西南中国军民面临弹尽粮绝的危险。是美国的空军运输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的航线，从美军控制的缅甸等地向中国空运物资，堪称世界航空史上空前的壮举。由于这条航线海拔很高，险峰遍布，不少高度超过了当时飞机的巡航高度，因此飞机在飞行中不得不经常爬高到超过巡航高度才可以越过这些山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美军飞行队被中国当地百姓美誉为“飞虎队”。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三年里，“驼峰航线”的美军飞行队损失了468架飞机，牺牲了1579名飞行员，以这样惨重的代价为中国空运了73万多吨的战略物资，保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物资供应。还有比此更够朋友的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XiaYoagc21gmpsUcg6AJc5SCTNuCPDwtyB4GdLibhvgshsBXp5ribEE6A/0?wx_fmt=jpeg 美军飞虎队 这些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在他们所抵达的远离故乡的居住地，用他们的智慧建设了这些地区，用他们的理念改善了当地社会。诚然，他们来到这些地方的本意并非施舍当地人，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的的确是一片繁荣的土地。如果他们不被迫离开，他们将和当地的人民一起继续这样的繁荣昌盛。 不仅仅是物质的丰硕成果，而且是精神的进步文明。不管我们如何贬低香港为“文化沙漠”，香港人的整体素质远远高于大陆的国人却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普通公民的诚信和敬业的程度，香港官员的廉洁和奉公的程度，都是大陆所远远不能企及的。不管我们的偏见多么强烈，这样的事实却无法抹杀。

知识分子的不幸 文：王小波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已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我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中国人的奴性和戾气从哪里来 按：本文是2015年10月29日搜狐文化对袁伟时所做的一次采访，提问者王远哲。 袁伟时 : 中山大学退休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国之道》、《近代中国论衡》、《文化：中国与世界》、《文化与中国转型》、《昨天的中国》等。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NLWnv9RT8ssqUujMBYibiaW83Kd7CuXUIvgH555Ucj57BEJ0ibt6gmjRqwpD64jjwKI0eUEcibicTomQ/0?wx_fmt=jpeg 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 搜狐文化：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您可以介绍一下最近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么? 袁伟时：比如最近秦晖、张耀杰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他们讲新文化运动所针对的对象根本就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所谓国民性，也就是国民的弱点，而没有批判专制。陈独秀把伦理觉悟作为最后要达成的觉悟。如果把伦理问题作为最后觉悟，那就会比《新青年》创刊以前章士钊在《甲寅》提出的观点倒退了一大步。章士钊提出：制度觉悟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把伦理作为最后觉悟，那不是倒退了一大步吗?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望文生义。因为陈独秀讲的所谓的伦理觉悟并不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伦理觉悟主要包括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就是公民意识要觉醒，即作为公民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要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利。公民意识觉醒，同陈寅恪讲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另外一个要点是：公民意识觉醒就要认识国家、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公民要监督政府。这一点完全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显示——公民跟政府之间关系分明，公民应该有自己社会活动的空间，公民应该监督政府。政府跟国家是两回事，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创刊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道理。 搜狐文化：制度觉悟是最后的觉悟么? 袁伟时：制度非常重要。但问题是要改进制度，前提是公民本身要觉悟。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民意识要建立起来。 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宗法专制制度 搜狐文化：为什么现代化转型首先出现在西方? 袁伟时：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先行者，原因在哪里?这与它们的传统有很大关系。比如英国一直有议会传统，最早是贵族议会，经过几百年的慢慢演变才真正成为大众民主议会，是公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贵族议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在13世纪(1215年)大约等于中国的南宋末期，英国就制定了《大宪章》。《大宪章》里面包含了贸易自由，在封建体制下诸侯跟国王的关系，议会有自己的权力，收税要通过议会讨论，不能任命非专业人士担任法官，不能随意剥夺公民或者各个地方的自由权。国王受到封建诸侯的制约，上层分权到下层，再加上教堂的势力制约，英国的社会转型就有很多有利的因素，比方良好的法治传统。 英国开始是立宪君主制，要用宪章去限制国王;慢慢发展到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力慢慢被削弱了;权力逐渐聚集到议会手中，转变为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选民也是由原来的少数贵族，一步步扩大到普通有产者，后来再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到20世纪20年代扩展到女性，这是很漫长的发展过程。 这些规定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根本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只有全国大一统没有地方自治，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儒表法里”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什么? 袁伟时：如果空洞地讲“中国传统文化好不好?”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比较复杂的，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要从具体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比如说伊斯兰文化，不能说它在历史上没有起过好作用，它同样存在优秀的东西。但是它也有负面作用，现在很多伊斯兰国家要社会转型和国家转型，要成为现代化国家，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 袁伟时：中国传统社会确实是儒家为主干，但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很早就被否定了。两个重要的学者论证过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儒表法里”，第一个是陈寅恪，他说中国的传统从秦开始就是儒家的制度化，“车同轨，行同伦”，“行同伦”所讲的伦理是是儒家的伦理，而不是法家的伦理。另外一个是中国法律史、法制史研究的专家瞿同祖，他讲中国的法制是儒家化的过程，到了魏晋时代中国法典彻底被儒化了。 法律是社会制度及其运行规则的记录。中国法律的典籍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是一脉相承的。其中贯串儒家的等级制度，还有儒家的宗法制度。而法家要求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当然君主是超越法律的，但是其他人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尊长、宗亲不能特殊优待。但是中国的法律对所有的尊长都按照儒家的观念有不同待遇。亲疏等级不同，法律都是不同的。皇帝当然超越法律之上，还有皇族、功臣、贵族，如果他们犯法，判罚的时候有很多豁免的条例。法律在一般老百姓宗族里面也是不同的：儿子打老子是滔天大罪;父母、祖父母杀死儿子、孙子一辈，最早是毫无罪责的，以后处罚也是从轻的。按照等级、亲疏、宗法关系来处理跟法家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儒家的东西。这种方式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里面定下来的法典，而且民间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社会制度是彻底儒化的。 现在的国学派，例如蒋庆、秋风，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信口开河，他们对先秦文化的解释、对孔子的解释，说得天花乱坠，这是忽悠外行人的，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蒋庆与贝淡宁(Daniel A. Bell)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所谓贤能政治远远超过西方民主政治，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大笑话。文化是多元的，对于先秦文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面对的传统社会是那些人(蒋庆、秋风为代表的国学派)讲的那么美好。那些人讲的传统是为了他当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不必过分地重视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观点太离谱了，在学术上经不起反驳。 假如对中国的命运、中国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有足够责任心的话，就应该冷静下来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同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比如文学、艺术、史学。另外一方面，中国人现在要足够清醒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 堂堂现代公民，对任何人都不应跪拜 搜狐文化：苏格拉底讲“自省”，孔子也讲“见贤思齐”，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自省精神? 袁伟时：与苏格拉底对比一下，问题就很清楚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者思齐焉,见不贤者而内自省";表面看起来好像有自省精神，但这些讲的都是个人修身，他是讲个人应该吸收他人的长处，注意自己的修养。而从整个文化架构来讲，他不提倡批判精神。其中有一个最高的标准，夷夏之辨。比如孔子讲"吾从周"，"周"是他心目中最高的一个典范。同时等级、宗族都是不能逾越的。所以孔子是居高临下教诲他的学生的，灌输他的一些基本信念，他是不允许被怀疑的。所谓七十二弟子都是孔子的门徒，他们都要灌输、贯彻、宣扬孔子的东西。发展到后来，中国传统社会对经典，即所谓的四书五经是不能怀疑的。如果敢于怀疑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那是要判罪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教化是思想统治那样的工具，就是要用儒学的教化统一老百姓的思想。一直到清代，皇帝都制订教诲老百姓的信条，即所谓《圣谕广训》。现在秋风居然说要用儒家教化中国!现在是21世纪，他还要用他解释的儒家那一套东西来教化13亿中国人!我说他头脑进水啦，这套骗不了几个人，可以骗小孩，带小孩到孔子像面前跪拜。这是奴化中国人!堂堂的现代公民，对任何人不应该跪拜。为什么要骗小孩?把中国人重新拉回奴化境界，向所谓圣人跪拜，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犯罪。 而西方苏格拉底等人，教人怀疑。有人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美德，他说我不知道，有人问他怎么养成美德。他说我连什么是美德都不知道，更加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养成美德。然后他会一步一步引导讨论、怀疑。逐渐养成怀疑、讨论的精神，平等的相互交流精神。学生和老师之间，也应该是相互平等的。 西方从这种怀疑精神发展出什么呢?发展出完整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讨论里面发展出来非常宝贵的理性精神，对老师，对任何的观点、理论，我们都应该讨论，都应该好好考虑它们合不合乎逻辑。很多的现代学科，例如政治学、伦理学，几何学，都是在古希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民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牛虻精神+海洋文明 搜狐文化：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是什么? 袁伟时：古希腊在社会政治方面除了理论上的政治学理论的建树以外，在政治生活方面，雅典拥有自由人的民主生活，奴隶没有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古希腊民主提倡要有牛虻精神，牛虻精神的要义在于国家、政府好像一头大象，它行进得太慢了，所以需要有牛虻来叮它，促使它更好前进，也就是发展起一种公民对政府的批评、监督的精神与制度。至于古希腊的其他制度，例如法治，都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古希腊产生出现代文明的种子不是偶然的，这同地理环境有关系，很多人都研究过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古希腊是所谓“海洋文明”，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它建立殖民地，古希腊的殖民地跟17世纪以后的殖民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希腊时期就是把一部分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新的殖民社会。到了新的社会如何来治理?他们就靠法治，靠民主。后来英国人到了北美，颁布《五月花公约》，也要通过民主法治成立一个公民社会。 搜狐文化：中国有海洋文明么? 袁伟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陆经济。同样有贸易，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宗法专制社会，在这个宗法专制的社会里面，它不希望你怀疑，不希望你批判，不希望你监督。所谓监督不过是对所谓圣君的建议，如果皇帝虚怀纳谏，就接受意见;如果皇帝不高兴，就可能砍掉你的脑袋。所以两种文化传统大不相同，造成两地发展不同。 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为什么从19世纪开始，中国历次转型都历经波折? 袁伟时：中国社会转型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顺利?这与传统有很大关系。 清末最后十年的改革是非常伟大的改革，清末改革提出的三大改革在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废除科举的教育改革，废除中国传统法引进西方的大陆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的法制改革，还有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还有市场经济慢慢发展了，开启了立宪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最后关头各个地方的立宪派代表，要求在1911年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政府的领导核心没有远见，最后功亏一篑。 至于历次转型失败的原因，就要按照具体历史时期进行分析。 19世纪转型为什么会受到阻碍?主要是不愿意学习西方，这跟儒家的天下观念，华夏中心有很大关系，华夏中心就是说中国是文化中心，其他都是蛮夷，这是地道的儒家观念，在19世纪影响非常大，不能够以夷变夏，只能够以夏变夷，一直到甲午战败，这个观念才受到严重的打击。19世纪的有识之士要介绍西方现代文明，他们不能不想办法牵强附会，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容附会中国古代传统，比如把议会说成起源于古代的乡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他用心良苦，那个时候也起到了作用，打开了一个门缝，将现代文明引进来。 20世纪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改革不能当机立断，还有就是极端主义观念影响非常大。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转型呢?两方面原因：一个方面是最大的实力派——北洋实力派组织过一些政党，但是很腐败没有转型为现代的政治力量、现代的政党。另外一个方面以国民党为代表发展出一个很极端的力量。在袁世凯生前，国民党就已经很极端，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国民党希望通过国会剥夺袁世凯的权力拿到手，袁世凯当然不愿意了。后来宋教仁被刺杀以后，整个社会舆论都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应该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国民党不听，要起兵搞二次革命，最后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这个决定简直是发昏，一个政治家连力量对比都不清楚。镇压下去你就应该好好吸取教训，改进自己，适应环境，但后来制订宪法草案，国民党继续坚持袁世凯执掌行政权，结果逼袁世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更严厉镇压国民党。国民党失败以后流亡日本，孙中山又很极端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的一个极权政治组织，比希特勒还早，比1905年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晚一点。但布尔什维克还没有中华革命党那么极端。国民党后来又遭到挫败以后引进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不讲民主，而且发展了许多很极端的东西。国民党动不动就要革命，还利用学生来破坏社会稳定。 至于后来为什么转型那么艰难，这与向苏联学的那套东西有关系。因为苏联不是现代文化的真正代表，它的很多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跟俄罗斯的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要去除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很困难，中国转型的困难就在这里。 搜狐文化：为什么1949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是困难重重? 袁伟时：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面对着一个复杂的问题——所谓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打个比喻，到西天取经实际上有个是取到真经还是歪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它的好多成果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当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黑暗面的批判，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成果。问题是在任何时候要将一个理论转变为实践，就有个中间环节，另外，时代变了，理论要跟着变。后来马克思主义分化了，一个是西欧本土，跟西方的传统结合起来了，跟它的议会的传统，法治的传统，尊重公民自由的传统慢慢结合起来，发展为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条路对当地整个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 搜狐文化：中国社会如何突破传统束缚，达到现代化? 袁伟时：现在首先要打破一条，现代化不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它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类是在文明野蛮的搏斗中不断进化的，这个进化过程里面每个民族、每个文化体系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历史发展到17世纪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汇合，人类文明发展出现代文明，恰恰以西欧、北美为代表，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否定的历史事实，这是事实判断。很多人在所谓“反对西方中心论”上做文章，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所谓西方的现代文化吸收了很多东方文化的精华，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就不要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去看待这些问题，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醒。 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优秀的东西就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个思想成果。假如简单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两大集团的斗争，那就很肤浅了。同盟国代表了一种文化，它反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思想成果是什么呢?从罗斯福、丘吉尔，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宣言》，到1942年的《联合国宣言》，里面提到的核心都是罗斯福提出来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已经毫无意义，那是你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文明的发展。 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要提高 搜狐文化：为什么当前国民性中同时存在着很强的奴性与戾性? 袁伟时：任何一个民族基因都有暴力、野蛮的因素。再加上中国传统中的奴性，儒家教化你服从，教化你做顺民。后来的阶级斗争就产生所谓的戾性。 搜狐文化：如何来解决? 袁伟时：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和法治。真正依法办事，另外政府的决策真正通过民主来达成。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事件?关键就是不民主，没有真正通过民主形式好好讨论，讲清楚事实真相。 搜狐文化：但是实行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袁伟时：困难是不习惯，慢慢习惯了就不困难。我们的司法改革到位了，政府不能干预办案，官员不要干预办案，戾性与奴性慢慢就会化解，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司法改革开始了，但是要真正落实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执法队伍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训练出来的，要将它转变真正一切依法办事是很困难的。 搜狐文化：民主施行起来会出现很多问题，像在中东地区。民主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公民素质才能实现? 袁伟时：公民素质不高只是一个借口，比起17世纪乃至19世纪的英国，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远远超过他们。胡适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讲过一个观点，公民素质就像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训练。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首先要提高。所以现在埋怨老百姓素质不高是没有道理的，关键是官员素质不够，官员素质足够了可以公正地执法，老百姓不会敢于破坏执行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敢不敢改革，要不要提高官员的素质。 搜狐文化：您对改革是乐观吗?有些困难是很难突破的。 袁伟时：从长远来看，我是乐观的。中国也只能走(改革)这条路。千万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历史上因为极端，动不动就搞革命，带来的代价太大了。

现代社会中，洗脑还有作用吗？文：陈嘉映 洗脑：强制灌输+虚假+为洗脑者获取利益 说到洗脑，我估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联想到像《一九八四》这类小说，这也是洗脑这个概念流行起来的一个源头。我估计大家都读过《一九八四》，没读过至少也听说过它所讲的大概内容。那是一本小说，不过由于我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部小说离我们的现实也不是特别远，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有一个所谓“四人帮”，他们利用宣传机器，日夜不停地给我们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仅仅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为了能够洗脑成功，还必须要同时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许其他意见声音。 如果有人讲了其他意见怎么办？就要动用国家专政机器把这些讲的人抓起来，或者就干脆杀掉。1966年有一个叫做遇罗克的人，他写了一篇《出身论》，讲的是不能够因为家庭出身来确定阶级立场，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看法，但是当时它就犯忌讳了，因为它多少发出了一点点独立的声音，他就被抓起来最后被枪毙了。我提到这个是想说遇罗克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们一讲到洗脑可能就会想到1984，想到文化大革命，想到遇罗克，诸如此类。 我们现在把四人帮那一套宣传叫做洗脑，但在当时不是那么叫的，当时叫做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会想教育是教育，洗脑是洗脑，怎么能把洗脑当做教育，或者把教育当做洗脑，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大家都会同意教育不是洗脑，洗脑也不是教育。 大致上讲到洗脑，会说它是在强制灌输某种或某套虚假观念。全面来讲，洗脑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强制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这个定义里面有三个关健词，一个就是强制灌输，一个就是虚假，最后一个就是为了去洗脑者本人的利益，这三个因素贯穿在一起构成洗脑。 虚假好像是洗脑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如果灌输的是正确的东西，即使稍微强制点，最后成功洗了脑，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我们和教育对照着谈，我们知道教育是教给你正确的东西，这是洗脑和教育的第一层区别。 强制灌输是第二个关键，传销属于一种洗脑，建立传销的团队要给你灌输传销多么得好，然后会把你禁闭起来，把手机没收不让你自由通话。洗脑牵涉到一些强制的因素，在强制方面，洗脑看起来也和教育不同，教育是师生之间的自由交流。 第三个因素“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以传销为例子，传销的人要给你灌输一套传销的观念，那为了谁好呢？很明显是为他本人，只要他能发展20个人，那他就赚了一笔，至于你有没有赚到，那不是他关心的事。但教育就不是这样，我们教育自家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学生，当然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学生好，这样大致就能够把洗脑跟教育区分开来。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可以作为区分洗脑和教育的一个起点，之所以作为一个起点，一方面它们的确说出了一些什么，另外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些疑点，都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 我们从强制灌输说起，洗脑是一种强制的灌输，教育是自愿自主的。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第一眼看上去一方面教育洗脑似乎第一步都是强制，另外一方面教育中似乎总包含着一些强制的因素。 刚才讲到传销，虽然进入传销组织之后，他可能会对你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像拉壮丁一样把你拉进去，还是你自动去。比如IS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它有一整套的松溪灌输给它的一些子民，把他们称为战士。欧洲中产阶级的子弟，几千人跑去参加IS组织，没有人进行强迫，他们自愿就跑过去了。再比如说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当时是挺重大的事件，到最后我们也没听说过圣殿教教派之内有什么强制性的措施。而教育却明显牵扯到很多强制因素，很多家长让孩子弹钢琴，很少有孩子是自己高兴去弹钢琴的，大部分都是家长哄着逼着去做。 你让孩子背唐诗宋词他不爱背，他不喜欢，以前都体罚现在不让体罚了，不让体罚你还是要有强制措施，可能到了大学稍微好一点，那种强制少一点，但是比如说上课要签名，不来上课就会扣学分，考试不及格吓唬你，广而言之这些都是强制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洗脑就是有强制，教育就是没有强制。 讲到虚假，我们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就是一套虚假观念。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套2000多年的洗脑，使得成千成亿的人去信奉它。如果我们不承认基督教是洗脑的，那我想问为什么圣殿教集体自杀就是洗脑的结果，这些伊斯兰的圣战战士，自杀式恐怖主义分子，为什么他们就是被洗脑呢？为什么信基督教的人不是？ 第三个方面”为谁的利益”，有一种教育确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去考量，不是为我们教育者本身的利益。现在麻烦的是有这样一种教育，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舍己救人的教育，教他舍己救人是为了他好吗？如果舍己救人受了伤，甚至生命都没有了，它的好处在哪儿呢？ 被洗脑者的不自知 再回到这三个方面，我还要谈到洗脑和教育另外一个区别，因为我没有看到别人谈到，所以我把它单列出来，它跟我讲的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区别就在于一般来说，受教育者知道自己在受教育，他也承认自己在受教育，但是一个被洗脑的人并不知道他被洗脑，他也不承认他是被洗脑。换句话说是我说他被洗脑，这并不是他自己说的，等到他认识到他在被洗脑，那么他差不多就已经从被洗脑的状态中跳出来了，就有点像做梦的人不知道他在做梦，等到他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一般是梦醒了。那么教育跟洗脑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洗脑这个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总是我们加给别人，而不是洗脑者本身得出的说法。 所以当你在说一个人被洗脑了，那么他有一种很自然的反映，会反驳你才被洗脑了。比如前段时间，有人指责自由主义者，说你们是被自由主义学说洗脑了。一般自由主义比较反对专制，比较反对强制灌输，比较强调自由教育的，可是等他批评别人没有自由教育被洗脑的时候，这些被指责的人会对他们进行一顿责骂，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成天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被人家洗脑。这时候我们就很困惑，这两种观念互不相让，你说某一套观念提供一些道理了，但是这个道理本身也很难说它就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争论，甚至可以说大家都被洗脑。稍微极端点讲，其实谁不是在梦里，只不过就是做的梦不一样而已。其实专制主义是被洗脑，自由主义也是被洗脑。我们不承认自己被洗脑，但是我们后来梦醒了之后，有可能会不那么看，那么你就会看到当时我们接受的是一套虚假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吗，这件事是从来没有争论清楚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教育，比如说我们就教给他们这些唐诗宋词，我们就不教给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甚至下流的的诗歌，我们教给他们数学，教给他们这样的定义，而不是那样的定义。至少就部分来讲教育中明显包含着强制性，所以教育和洗脑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楚。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有的人为了显著区别二者而提出一种主张，教育不是老师高高在上把某些真理教给学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互相交流。 我们要承认教育包含着强制，然后我们再去看洗脑的强制性。当然二者有明显不同，教育强制的程度与洗脑有很大区别。有一个成语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听说这个成语的。长大后我总琢磨我觉得不明白这个成语，比如两个人身体都不太好，一个得了灰指甲，一个得了癌症，程度不同但是区别挺大的。强制程度有区别，如果区别够大，就是很大的区别。教育强制的程度随着被教育者的成长，这种强势性就不断缩减，缩减到最后，我们的确是可以设想一种平等自由讨论的方式进行交流。 当我们说强制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当前被强制的范围，我们要看强制以后的发展。你让学生去弹钢琴，他不想弹，你多多少少会去强迫他弹，当然他有可能就会慢慢的爱上弹钢琴，而且几乎不可避免他就必须爱上弹钢琴。可是他长大了回过头来看，他会承认你做的是对的。即使他没有弹下去，那么等他长大了可以进行判断了，他也能够理解家长，为什么当时曾经那样急切的希望他们弹钢琴。 这是一种有道理的强制，但是洗脑的情况不同。我们说四人帮把我们洗脑了，当时四人帮那样做就已经不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到教育与洗脑强制上的区别，不能完全从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来判断，而要从未来发展来判断，那时候我们往往就能更好地看到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洗脑。 我们慢慢的成长起来之后就更容易判断，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我们看到的世界更广大了。换句话说，我们有了更宽的眼界。一开始就是你给我了这一首唐诗我就背，但是当我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可以看很多诗。我就不一定要背老师选择的那首。但是如果进行一个良好的教育，那么孩子就会慢慢明确知道当时老师给我们选的诗应该还都是属于比较好的，或者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阅读的。这又是教育与洗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两者可能都有所强制，但是在强制范围之外就有所不同，教育者并不把全部注意范围都放在强制的范围里。你完成了功课，但很少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家长，在你做完了功课还是什么都不允许做。正好相反，如果一个好老师的话，你把功课做完，那你就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去读别的诗，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在某个程度上他受到了强制，但是由于他始终能够接触到非强制的信息，那么这个强制的部分就不会构成洗脑。 洗脑不允许你接受另外任何东西 洗脑不仅强制要求你接受，而且不允许你接受任何其他东西，后一点是洗脑与教育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教育者比较有自信，我要求你读这首唐诗，但我不怕你去看别的诗。你去看别的诗，最终你还是觉得我选的诗不错。我教给你如何做几何题，，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证，但是你证完之后，还是发现老师的方法好。教育者之所以能够让学生去接触其他信息，是因为教育本身含有这样的自信，而洗脑的人恐怕就缺乏这种自信。 无论在1984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洗脑者使用的一个根本措施，就是尽可能屏蔽掉他所要灌输的东西之外的所有信息。刚才也谈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可能是一种洗脑。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言论自由，它可能是不断在宣传哈耶克，但是反复的宣传哈耶克并不构成洗脑，只有除了哈耶克之外什么都不允许读，那才叫洗脑。考虑到自由主义在我们这里是边缘和软弱的力量，它恐怕很难禁止我们读哈耶克之外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指责自由主义也是在洗脑。 我们刚才讲到，“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也许我根本回答不上来。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人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两者不相上下，但是我仍然要说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接近于教育，那就是他们一边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另外仍然能够允许报纸和书籍发生不同的声音。虽然有一定限制，但是报纸可以对战争进行谴责，还也可以反对战争。而日本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也会有其他信息的出现，但是他们甚至会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和机构进行摧毁、判刑甚至判死刑。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虽然两者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但是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跟洗脑更接近。不在于他们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在于爱国主义教育周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种对信息的屏蔽在一定程度上不太复杂。怎么说不太复杂呢？有一个实验，把一只猴子装在一个封闭的铁屋子里面，然后饿它，把它饿的半懵半死。这时候突然通过一个小机关往黑屋子里送几根香蕉，但是同时这个黑屋子一小扇窗户打开了。那么这个实验的目的想测这只被关在黑屋子里挺长时间同时又饥饿的猴子会干什么，反复的实验最后证明，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跳出那个窗口向外张望。对这种比较高等的生物来讲，哪怕同时面对生存的威胁，获取信息也许是在所有需求中处于第一位的。 获取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也能够找到一定的反例。可惜时间有限我无法细讲，但是我可以提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发生过一个巨大的运动，叫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么思想改造有一个特点，一方面要灌输一套思想给你，另一方面还要把你的眼界屏蔽起来。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不少是留学回来的，哪怕不是留学回来的，一般也都见多识广。也就是说他们脑子里有别的信息，但是他们怎么也会多多少少被成功改造了呢？我觉得这是思想起源问题。这个思想改造当时的确是不叫洗脑，叫洗澡。在这样思想改造背后是实实在在地搞手段。你被改造好了，或者你做出被改造好的样子，你可能就进入某个民主党派当主席、副主席，你可能就受到国务院联欢会的邀请信，你可能就当了系主任，当了教授。你改造的不好，可能职称上吃点亏，然后国务院也不会邀请你，诸如此类的，当然这还是最温和的结果。洗脑背后有着非常鲜明的东西来赤裸裸地报复你，如果你改造不好，你还抗拒改造，那么等待你的就是监狱，如果还不够，那就是死刑。 没有暴力，任何洗脑手段不会奏效 最后都是要落实到这一点上——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报复，所有洗脑的手段都不会奏效。当然我并没有说思想改造就是一场暴力活动，如果是暴力活动就没什么可研究的。思想改造非常值得研究就在于，一方面或隐或显它背后始终有暴力，但是前台上演的很少有暴力，前台有好多不同的样式，我们阅读回忆录知道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是抱着真诚的愿望参与运动，并且多多少少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种改造。 洗脑的复杂性在这里突出地显现出来。真诚和虚假，主动和被动并不是那么一分为二的。在这些微妙的场合，它们几乎永远纠缠在一起。有时候我会被威胁着去做一件事情。我讨厌你这么强迫我，可是如果条件适当的话，我也许会想办法让自己觉得：我不是被强迫的，是我自己愿意的。这帮人背后是有一套心理机制，这个机制牵扯到尊严的问题。无论如何主动去做的事比较有尊严，被胁迫是丧失尊严的。既然已经被胁迫了，如果你们让我做出我主动的样子，那么其实还是多少保留了一点尊严。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理解洗脑的机制，无论出场不出场，暴力扮演了最“压仓式”的作用。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暴力一旦消失，哪怕减轻，那么洗脑所得到的成果很快就会断掉，乃至就会烟消云散。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叫刀尔登的出了一本书《亦摇亦点头》，写他的读书经验。他说他小时候受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用今天的话就是说被洗脑长大的。他说到了七十年代末之后，读了一点其他的书，知道了一点其他的事，没费什么劲他就把那些东西都忘了。还有像斯大林，你从小就知道斯大林多么伟大，所有都是正面的信息。有一本书，吉拉斯《同斯大林的三次谈话》，那边讲了好多国家机器的宣传，这是一本年不见经传的书，我们怎么开始信吉拉斯了，为什么不信我们的机器宣传了那么多年的东西。离开了暴力，洗脑力量不是那么大。我们就把强制和真相连在一起来说，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关于观念的争论，好像甲是一套观念，乙是一套观念，乙说甲是假的，甲说乙是假的，反正真假很混乱，怎么也弄不清楚。观念也明确的起作用，但是观念并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还有现实世界在起作用。观念再重要，它也不如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经验。不同的观念、习气不只是不同，而且有些观念就是跟我们实实在在的经验没有什么联系，空空荡荡的，虚虚假假的，但是有些观念就不是那样，有些观念是实在那样的虚幻不实，你用暴力做后盾，你用开动的这个宣传机器灌输千千万万上亿的人，但是如果跟现实的这种体验和经验相距太远，那你灌输这些东西实在不会有什么持久的生命力。 现在回到第三个因素，“为了谁的好处”。我们区别洗脑和教育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谈到，到底谁赢得了好处。教育是为了被教育者，洗脑是为了洗脑者。如果有一套观点让我们接受，那么就使得灌输给你观点的，教给你这个观点的人得到好处。比如说你交给太太“三从四德”，一家之中，总是有礼有从，当然做主的是男人，女人应该服从，那么服从，你就在家做做饭，带个孩子，别太吭气。我在外头吃喝嫖赌。如果要是我这么来教育我的太太，那你在旁边看，就觉得这不太像教育。因为一旦她接受了你的这种教育，那么倒霉的是她，占便宜的是你。那么在家庭中，在现实生活中都很正常，谁给你讲一套道理，似乎他还是有这道理，但是如果你细想就会发现一旦你接受了这个道理，他就太赚了是吧？我肯定是倒霉透了，这时候呢，你就要多怀疑，在个人关系中是这样，在政治关系中也是这样。要考虑集体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政府也不容易，我们要看发展，讲一大堆道理讲得特别好。但是仔细一想他们过好日子了，我还在吃苦，这种道理不管他到底讲得好不好，打个问号。 关于“对谁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因为没有一种绝对很客观的“好”，所以你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受教育，你能够对某些好的东西有一个特殊的追求和好感。这种好感即使跟我们不同，甚至跟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格格不入，这并不一定说明你是被洗脑的结果。受教育本身最后也不一定都是得到一种普遍认识。当然实际上不存在从教育中得到普遍认识，你总是会获得带有偏见的认识。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发展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明明是受害者，结果他会爱上迫害者。另外一个极端，你不能说为了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极端，你就把教育说成是它会提供一套对所有人有效的普遍价值观。 如果没有完全客观的“好”，那么在教育中教给学生哪一种“好”呢？我觉得是我们当今教育工作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我们传统的社会工作中，我们大致知道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现在有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是反社会的东西，到现在变成不是不能接受的，甚至会变成可敬的。教育里面当然永远包含一部分，教师把他认为好的东西教给学生。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和孩子教育成为一个他能够形成一个独立人格，他能够判断什么是好。当你教给他好东西的时候，也不仅仅为了让他接受你认为好的东西，而是想通过这些东西培养他形成自己的良好判断力。所以教育为了孩子好，这里有一个特殊含义，不像是说天冷了我给孩子加件衣裳是对孩子好，或者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手机，这是对孩子好。但是教育为孩子好，它有一个根本的含义，就是帮助孩子自己生长，让孩子最后能够自己知道什么对他好。那么我们受了教育就不再只是懵懵懂懂地活着，我们就会有对自己的生活有所领会，在千万种可能的生活，我选择过一种生活。而如果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我只能过这种生活。 但是我在知道其他的生活之后选择过一种生活，就会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富有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好处。它富有意义可能因为它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因为我的生活能给别人带来好处。那么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生活有意义是因为你可以把这种生活献给衷爱的事业，或者献给民族国家。那么我们说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呢？如果他最后上杀场为国捐躯，还是为他好吗？这个“对他好”是因为教育让他形成了他的人格，让他形成了他的判断力。 最后我做点总结，在洗脑的机制中暴力起到根本作用，没有暴力支撑虚假可能就会瓦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在没有暴力情况下，我们不要轻易把反对的意见说成是洗脑的结果。当时我在文革的时候，都听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需要解放，可能今天朝鲜人民还是这么想，这些我们可以认为是洗脑的结果。我们把不同的意见说成是洗脑，它至少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个坏处，因为当我们不同意某种想法，它可能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是一种罪行。如果是错误，你就要能够想办法找出它错误在哪儿，如果是罪过，你就应该分析为什么是罪过。但是当你把这些都说成是洗脑的结果，从知性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你放弃了你自己的责任，放弃了追踪一些错误，分析一些罪过的责任，结果我们的知性生活就越来越浅薄，我们不再认真严肃的对待一些问题。那么我就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洗脑和教育的区别，同时我们能够把洗脑限制在更确定的范围之内，把剩下的事情留给错误和罪恶的探讨去解决。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2） 文：林炎平 自私和仇恨——普遍的社会心态 精神文明并不决定于物质文明 号称“礼仪之邦”的华夏，今天距离这个称呼到底有多远？有自知之明的人都绝不乐观。近代国人素质之低下，几乎路人皆知。人们通常把素质问题归结于物质水平低下。春秋时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如果丰衣足食，就有礼仪道德。西方的马斯洛定理同样认为人只有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谈得到更高层次的追求。然而这种典型的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未必正确，道德水平未必和富裕程度成正比。而最近数十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了管仲根本错了，物质的发展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精神的进步。 我研究过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的古希腊人当时的生活状况。我专程去了一些古希腊的遗址，比如希腊境内的雅典、迈锡尼、德尔菲和奥林匹亚，小亚细亚地区的以弗所、米利都、阿芙罗蒂特城和帕加马（今土耳其境内），也去了当时古希腊文明的边缘区域，在黑海北岸的塞瓦斯托波尔（今乌克兰境内）。遗址考古现场基本保持了当时的状况，石质的废墟勾画出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居住环境。房屋的结构简单也不宽敞，和当时辉煌的神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按照文献记载，在古希腊极盛时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可以称得上衣食无忧，但绝不奢侈，政府官员的生活和民众相差无几，而知识精英们则极其简朴。以当时的生产效率不可能有什么奢侈品，我们今天的许多必需品，在当时都会是奢侈品。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Z6dM8P4jJjvodYmUjcYrgTg5ib7QGuZg5l7xwPQEN8AKGgcUZ2xia11w/0?wx_fmt=jpeg 图6－1， 迈锡尼遗址 在有3000多年历史的迈锡尼遗址上（图6－1），我低头细察，茫然四顾。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培育古希腊文明的摇篮之一。山区的植被和地貌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太行山非常相像，如果不说是贫瘠，也决不能说丰饶。但是迈锡尼博物馆陈列的辉煌的出土文物折射了这个伟大的文明，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也为此作证（图6－2），令人不禁自問：这个伟大文明就诞生于这样并不有利的环境之中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2JUon1Pt2Xibh8rV1VjVn1c1UXkAicoaVib96DJjkw83ZaUHuDMwgrtaA/0?wx_fmt=jpeg 图6－2，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 古希腊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周边其他文明没有很大差异，和当时的华夏文明也没有多少不同，但是古希腊的精神生活却截然不同。古希腊所孕育出的这么多灿若星云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璀璨的古希腊文明，惠及几千年后的现代。 古希腊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显而易见。每一个古希腊定居点都有剧场，从观众席的容量来看，古希腊的戏剧和演出是由全体公民参与和欣赏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部分阶层。当时一场演出的门票价格大致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日工资的四分之一。为了让经济拮据的公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观看戏剧演出，政府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款项。注【1】 那些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唤起了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道义和责任的共鸣，而且至今余音缭绕，永不消逝，激起当代我们的回响。古希腊喜剧则以幽默诙谐的方式针砭时事，赢得的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的开怀大笑，其笑声也回响到今天，让后世的我们也深受感染。我在德尔菲的半圆形剧场和雅典卫城的半圆形剧场后面的山坡上坐着（图6－3），想象着当时的演出和观众的反映，似乎我当时也在这里，混迹在观众之中，为之感动，为之开怀。那些几千年前的作品里流露出的情感和哲理，至今仍能让现代人感觉熟悉、亲切和发人深省。这些伟大的悲剧和喜剧带给我们的启迪经过数千年还不减其力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d423gO2DB5HwkpCyzXYDJn5yLbagBMxOFShbuicEKr1uxX7RW7wweZw/0?wx_fmt=jpeg 图6－3，古希腊的半圆形剧场 那些伟大的古希腊理念就是诞生在这块并不富裕的地方。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古希腊人：“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坚韧不拔的人民。”他过于谦虚了吧。古希腊人绝不仅仅是“人民”，而更是“公民”。是古希腊人把“公民”这一理念带给了人类社会。古希腊人不仅仅做到了自己丰衣足食，还创造了一个文明。这个文明甚至并不以当时的功利为目的，而是更重视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对于人类自身价值的认知。这文明终究成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因。注【2】 除了这公民的理念，古希腊人还带给了我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和实践。我们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体都是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我们今天的课堂上还原封不动地教授着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 很难想象，这样伟大的文明是在如此并不发达的物质环境中产生并发展的。对于古希腊人，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景仰的心情，我虽然和这个文明素不相识，也并无与生俱来的感情牵挂，但是却对这个文明崇敬有加。而以上所说的，只是许许多多理由中的几个。注【3】 古希腊文明和其他文明伴随人类文明史走过了数千年，今天回首人类文明的艰难历程，也许可以使得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亦即，是物质文明带给了人类精神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第一个命题并不成立，其实，物质文明并不能保证精神文明；而其逆命题，亦即第二个命题倒是成立的，即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后者由古希腊的历史给出了无可争辩的证明，而前者，也许华夏历史上很多时代都可以提供反证。 华夏本来推崇遁世的独善其身和入世的兼济天下，如果你不想掺和世事，那么你就与世无争，管好自己就好了；如果你想改造社会，那么你就积极投身其中。本来这两种都是可取的生活态度，而在华夏社会中却往往成了反社会的行为——遁世的自私自利和入世的仇恨他人。自私和仇恨成为了华夏民众最具特征的社会性格。而物质的进步似乎并未产生正面的影响。 富裕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德行 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得到了长足发展，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电视，自行车换成了小汽车。然而，这就意味着人们的道德修养普遍提高了吗？你看看那些比较富裕的有车阶层，他们的道德水平可能会让你吃惊的。 在中国，如果你曾在夜间开过车，你一定领教过迎面而来车辆大灯的刺眼，如果你是行人，你也一定有过同样的经历。那是因为司机开了远光灯，如果开的是近光灯，就不会晃眼了。我一直不理解中国司机开远光灯的心理。其实在市区，行车开近光灯足够了。开了远光灯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但这给别人造成了极大不便。但这似乎并不在那些司机的考虑范围，只要他自己方便，别人的不便就不予理会。 如果对方也是国人，他也毫不示弱，把自己的远光灯也开得大大的对着干。于是在这样阴暗心理作祟下，城市夜间街道一片刺眼的光明。有人还有更毒的招，自己把大灯的角度稍稍向左调偏一点，这样远光灯正好照在迎面而来的车上。这正体现了国人的信念和心理，“损人才可利己”、“利己必须损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成功不仅是由自己的收益来衡量的，而更是用别人的损失来衡量的。自己收益了，还不能算成功；同时要别人损失，这才是成功。 我在国外开车多年，从未在市区看到任何一个人有意把远光灯打开。有时有人误开了远光灯，通常迎面驶来的车会给予善意的提醒，一次轻轻的鸣号，就能让司机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并立即关闭远光灯。哪怕是在夜间漆黑的高速公路上，只要有迎面来的车，或者接近前方的车，也没有人开远光灯。只有在视野里没有别的车的情况下，驾驶员才有可能开启远光灯。我在国外习惯了，即便在高速公路上开几百公里的夜路也不开远光灯。久而久之，几乎忘掉了远光灯的存在。回到了中国，才知道此地原来如此热衷远光灯，如此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在西方国家，很难看到十字路口由于不同方向的车抢道而被堵死。当碰到十字路口交通灯坏了的情况，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车辆就会很有规则地轮流行驶，根本就不需要交警，道路不会堵塞。 但是在中国就不行了。如果碰到以上情况，交通规则便自动让位给丛林法则。如果南北方向的车在行走，那么后面的车就紧跟不舍，一辆接一辆，绝不给东西方向的车一点点机会。于是东西方向的车也绝对不示弱，也向十字路口逐渐挺进，试图把正在行驶不肯让路的南北方向的车队顶断，从而自己可以通行。这时，南北方向的车队会逐渐由直线变成曲线，就像一条被东西方向的车队顶弯的长龙，但还是要竭尽全力试图在东西车队首辆车的前面通过。南北方向的车队的行为使得东西车队的通行迟迟不能进行。 最后，东西方向的车队终于慢慢顶断了南北车队的长龙，开始通行了。此时他们就会重复刚才南北方向车队的做法，每个人都抢着在南北车队的首辆车前通过，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让了南北方向车队的首辆车，那么就要等待很久。因此，在中国，十字路口被堵死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旦红绿灯失灵，就非交警不解决问题。而车多的时候，就是有了红绿灯也不解决问题。 在西方，大家的共识是“既然我走不了，那么你就先走吧。”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人们往往这样想：“既然我走不了，你也别想走。”本来东西向的路并不拥挤，只是南北向堵塞了。此时在西方国家的话，即便自己是绿灯，但尚未进入十字路口的南北向车会停在白线处，把十字路口留出来。这样当红绿灯切换后，东西向的车就可以照常通行。但是国人就不一样，此时南北向的车在自己绿灯时争先恐后地进入显然无法再前进的十字路口，把十字路口堵得死死的。本来堵车仅仅是南北方向，这样一来，东西方向也堵上了。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在中国常驻，见到我也谈到了在中国开车。我说在中国开车很难，他很有同感：“中国司机无视别人的存在。”他说得很婉转，但是我看得出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司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 不仅北美和中国有如此大的差别，在欧洲，甚至东欧，也一样。我在2007年驾车从西欧开到东欧。那是一辆租来的欧宝，车不错，但是其离合器的行程特别短，经常让我感到启动不平稳。我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去苏黎世，没有走平坦的慕尼黑，而是选择了比较困难的阿尔卑斯山脉，顺便可以经过举行过三次冬季奥运会的茵斯布鲁克。在一段山路上碰到了前面修路，原来双向行驶的路关了一半，临时变成了单向行驶。于是我们这个方向的车就要在等到反方向的车行驶过来一段时间后才轮到行驶。正好是上坡，我启动连续三次都由于不熟悉离合器而灭火，至少耽误了20秒的时间。我走不了，后面的人也不能走。整个过程，我后面的车没有任何鸣笛或者表示不满，指挥车辆通行的修路工人也很理解。我最后终于适应了这个离合器，驾车驶过他们身边时向他们挥手致歉，他们也挥手，示意没有关系。此后几乎半个小时，我的脑袋里就是很鲜明的和在中国的遇到的情况的对比。 我有一次在杭州的公司门口开车从停车场出来，准备驶入繁忙的天目山路。我按照西方的习惯等待安全时机驶入，从而主要街道上行驶的车不必刹车避让。我后面一辆车上的一个人大声骂骂咧咧，嫌我不直接就冲进去，我干脆下车走过去问他，你想让我干什么？这个一脸横肉的人也不出来，缩在车里呲牙咧嘴。他的车好像是什么高档车，但是他那副嘴脸可就太低档了。我不止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只要稍稍让一下别的车，就会招来后面的司机的喇叭甚至谩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着急什么？他们到底在愤怒什么？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当没有人可以作为他们抢先的目标时，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慢慢吞吞的人。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分析了“奴才”性格，读者可以在那里寻找答案。 这些实质上蜗牛般的人所表现的急不可耐的行为也使得整个社会效率变得更低。一次我从杭州西郊开车回城，突然发现前面的车慢了下来，后来就都停了下来。而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也没有车驶过来。显然是在前面的某个地方出了状况，使得双向的车辆都不能前进。可以想象，在事故点的另一方的车辆，他们看到的左侧也是空空荡荡的公路。 如果在国外，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安安静静地等待前面的问题处理完毕，绝对不会有人利用左侧的逆向车道或右侧的路肩行驶。但这是中国，几乎所有司机都把自己的车开到了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和右侧的路肩上，向前开去。当然他们开到了事故发生地也就无法再向前开了。而事故点另一侧的司机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事故并不大，很快就被清理了。但是，这时却面临比事故本身更大的难题：事故点两侧公路都排满了车。西侧，本来双向的车道都被由西向东的车辆占据；而东侧，都被由东向西的车辆占据。于是事故两侧的车面对面地对峙了起来，谁都不可能走了。这样的状况比刚才事故造成的堵车要大数倍。最后花了巨大的人力和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人为的事故清理掉。由急不可耐到事倍功半，整个社会都在为这样自命不凡的“聪明”和罔顾他人的自私付出代价。 无与伦比的中国式自私 在欧洲和北美开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民的素质。北美的高速公路限速比较低，因此开车不需要很费神。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高速公路限速很高，甚至不少德国高速公路干脆就不限速，你的车能够开多快就可以开多快。在德国高速公路开车一开始还真的不适应，在北美我一般保持120公里的时速，但此速度在德国高速公路上就太慢了，只有卡车开得比这慢（卡车的速度是有限制的）。我后来逐渐习惯了160公里的时速，觉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不少德国人开的车嗖的一下就超过了我，我估计一些车的时速都在200公里以上。 但是，德国那些不设上限的高速公路上事故率极低。我可以想象像德国人这样守纪律的应该事故率低。只是我在德国开车后才深刻体会到还不仅仅是纪律，更重要的是素质。我不得不说，德国人开车不仅仅考虑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甚至连别人的方便都考虑到了。似乎每个人之间都有一种默契，其原则是：不妨碍别人超车，也避免让别人刹车。我在整个开车过程都不必刹车，也不必等待别人让我超车。 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那些素昧生平以后也难以谋面的人彼此似乎是配合默契的老朋友。这只能解释为一种社会公德，一种整个社会都持有的价值观。我去过德国几次，德国人并不十分友善，也缺少微笑，但是我可以感到他们的正直。在德国开车我根本不必担心在中国开车所要担心的任何问题。 那些在车里的德国人都是普通的德国公民。我从布拉格开车到德累斯顿，去看这座在二战中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城市。我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很小的餐馆吃午餐，没有几个顾客，服务员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厨师是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子，还有一个小女孩。我坐下来要了很简单的午餐，她也给了坐在我对面的小女孩一份更加简单的午餐，还对我说不好意思，怕她的女儿打搅了我，说是由于她的女儿今天不上学，所以就跟她到这里来了。 由于餐馆里没有别的客人，我就和她简单聊了几句。这是她自己经营的餐馆，看得出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现在那些在中国有私家车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他们富裕。但是他们平和与真诚的态度，我很难从陌生的国人那里看到。我知道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和我默契超车和让道的人，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德国人。他们从风驰电掣的奔驰、宝马、奥迪和大众车走出来后，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后面有一辆车迅速逼近我。当此车超过我的瞬间，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哥们这么猛，原来是一温文尔雅的老太太。 在中国，任何时刻在任何高速公路上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一辆速度不高的车呆在超车道上（左车道），它既无超车的速度亦无超车的动机。这也罢了，有的车变车道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甚至蔑视别人的存在。他们在车头刚刚超越你的车头时插到你的前面来，这必然导致你煞车，否则就撞到了他的侧面。他显然认为他有权利这样超到你的前面，这是他的“权利”，而你的权利，他是绝对不会顾及的。 西方和中国不同的心态，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的车语却在中国和西方的意义完全不同。比如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车同时到了一个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狭窄路口，此时，一辆车的大灯闪动了几下。如果在西方，那么它的意思是“你先走，我让你”，但是在中国，其意思就是“你别动，我先走”。完全一样的信号，却被驾车人用来表达完全相反的意义。这还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同，因为我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也同样看到司机闪动大灯示意让对方先行。同样的信号，在西方是自己停下让别人先走，在中国是让别人停下要自己先走。此车语果然有中国特色，这刺眼的自私心态，在对比之下，更加瞩目。 在中国开车，如果你从后面不小心碰了前面的车一下，那么你就倒霉了。我碰到过一回这样的事。在繁忙的道路上，前面的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尽管大家都开得很慢，我也及时煞车了，但是还是轻轻地碰到了前面那辆车子的后保险杠。我急忙下车说对不起，对方连一句的客气话也没有，明明车子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喳喳呼呼，说要赔多少钱。此人衣冠楚楚，还有一个随从，但是那气急败坏的样子，又像一个地痞。最后警察来了，看不出什么问题就说让我们自己解决。我让公司的司机和其他人来代替我来解决，我自己必须赶去开一个会。后来他们告诉我，还是给了那个人几百元算了。 同样的事情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也遇到过，结局却截然相反。2008年2月的一天，我开车上班去，下雪天路面很滑。我看到前面的车煞车了，我也煞车，但是车还是滑行了一段距离，最后撞在前面车的后保险杠上。我赶紧下车，对方也下车了，我说“很对不起”。他说“没有什么，我的车肯定不会有问题，看看你自己的车。”一般这样的碰撞，前面的车的损伤一般比较小，而后面的车比较严重。我看了我的车后说：“其实也没有问题。”当我再说“对不起”时，他说“没有什么，大家都一样，路实在很滑。”接着他说“Have a nice day!”（祝你有好的一天），潇洒而去了。 这并非一次绝无仅有的事例。有一次我从McGill大学的体育馆附近的停车场倒车出来，突然听到后面大声喊叫。我赶紧停车下来，原来是有几个学生开车正从侧面驶来，被我倒出来的车碰上了。煞车还算及时，但是我的车后保险杠还是把他们车的侧面碰出了一个凹痕。我赶紧说对不起，然后准备把事故报告写给他们。这是加拿大的常见做法，如果出了事故双方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便把事故的实况记录下来，互相签字，然后寄给各自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理赔的。至于谁的过失，那么大家一般也会达成共识，由保险公司来最后判定。这样警察就不必来参与一些很小的交通事故。 这时，其中一个高个的小伙子说：“你得赔我们很多的钱。”我说：“你记下我的驾照，我给你事故报告。”那小伙子笑着说：“我在开玩笑呢。算了，其实我们的车也有很多的凹痕了，多一个也无所谓。”我说，那我赔你们一些现金。他们说：“不，不，没关系。”他们车里有一大堆人，大概有五、六个，肯定是假期出来玩的。在中国的话，这么多人碰到你一个人，又是你没理，肯定就把你吃定了，不让你赔个够是不可能让你走的。 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对比：一边是一些加拿大的穷学生，一边是两个衣冠楚楚的国人；一边是车侧面可见的撞痕，一边是保险杠上无法判别的痕迹；一边是友好的处理态度，一边是气急败坏；一边是宽容和谅解，一边是无理的索赔——可见人的素质和财富，并无必然的关系。 注【1】希腊人的日常生活注【2】见《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注【3】更多的理由，见拙著《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5） 文：林炎平 第三节 墙图腾 长城的作用经过漫长历史的考验应该清楚了，结论是“毫无用处”。据说建造长城的初衷是对于外族的抵御，但是其从来没有成功抵御蒙古人的入侵或者满族的入侵，甚至期间对于很多小的外族入侵，长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对于这样一个以愚蠢的设计开始，以残暴的手段实现，以毫无用处的结果结束的建筑，为什么今天给予如此礼遇？我们考虑过我们这样做的道德基础和准则吗？ 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与其说最初建造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来的侵略，还不如说最终维持长城是为了关起门来虐待自己的子民。长城，正是由于此，成为了“墙图腾”。 长城——现实和神话 华夏还有一个在近代逐渐上升到接近图腾的象征——长城。中国国歌里有长城，钱币上有长城，民间谚语有“不到长城非好汉”……显示出国人对长城情深意长和褒奖有加。但是，回顾长城的历史，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首先，修建长城并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只要有足够的人力就可以建造。我在太行山崇山峻岭中见到过一个山寨，修建得相当雄伟。当时我不知道修建这个山寨的城墙砖（就是修长城的那种砖）是如何搬上去的。崎岖陡峭的山路人挑当然也可能，但是很困难。后来当地老乡告诉我，那些砖是用山羊驮上去的，每只山羊驮两块，就上去了。只要有砖，砌墙就容易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古希腊的体量巨大的神殿则不同，它们的修建有着极高的难度。 再者，长城在历史上并没有起过什么正面的作用。通常说长城是秦始皇下令造的，其实长城一部分在秦代以前就存在了。当时的中原小国为了自己的安全逐渐建造了一些城墙，秦代利用了一部分这些城墙，再增建了更多，连成一片，以此体现其占领的更大版图。后来又经过了历代直至明朝的浩大维修。 秦以前，这些长城没有制止秦国的大举入侵，秦以后也没有阻挡北方民族的南下。中原强大的时候，中原的版图向外越过了长城，因此长城成为了无用的内墙；中原积弱的时候，北方民族向内越过了长城，长城成了别人版图里的内墙。无论哪种情况，长城都没有达到设计效果。 仅有一次可以起作用的是明末李自成刚攻入北京，满族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长城的山海关由明将吴三桂把守的那一刻。但是那个吴三桂，开门揖盗，把这唯一可能有作用的时刻彻底断送。 长城唯一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当时华夏的版图在心理上就是由长城界定的。然而，这是当今国人并不愿意接受的。 关于长城的神话还影响到了现在，不知道是谁振振有词，美国的宇航员在登上月球后可以用肉眼看到地球上的长城。这可让爱国人士欢欣鼓舞了一阵子，甚至至今还沉湎于这个胡编乱造的美丽瞎话之中。显然，在月球上的美国宇航员的眼睛没有看到长城，而是在地球上的瞎话编造者的嘴巴“看”到了长城。 长城的宽度不过6米，从月球上看长城就如同从38公里外看0.6毫米粗的细线。这个视角，只有用现代强大的天文望远镜才可以分辨。不要说从月球上看不到长城，就是从距离地面数百公里的卫星上，肉眼也无法看到长城。就算是从卫星的近地点约300公里处，这时看长城就如同从15公里外看一根30厘米粗的电线杆。这个实验并不困难，你找一根你喜欢的电线杆，然后驾车开出15公里后回头看看是否还可以看到这根电线杆。 荒唐吗？但这个荒唐的故事现在还在流传。 孟姜女的哭声 和长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没有多少象征意义但是千年来给人民带来实惠的都江堰。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江堰和长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建筑。前者是为了造福于民的水利工程，后者是为了巩固统治的军事设施。尽管可以说长城的建造是为了抵御外族让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如果审视长城的建造过程和效果，那么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在建造时劳民伤财，建造后于民无利的建筑。中国历史上的孟姜女哭长城也许今天已经被淡忘，即便过去对长城还有所批评的话，今天也几乎销声匿迹了。长城几乎成了中国的代表，而都江堰却几乎被彻底淡忘了。 都江堰位于四川都江堰市城西，岷江上游340公里处，据传由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等于约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主持下开始修建。经过历代整修，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在发挥作用。都江堰工程以引水灌溉为主，兼有防洪排沙、水运、城市供水等综合效用。它所灌溉的成都平原是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 这样一个建筑，可以和古罗马水道相媲美，更重要的是其给民众带来的福利。但是，它在华夏历史上却没有很高的地位。和长城相比，历史给予它的赞美是如此地吝啬。相反，长城却在近代占尽风头。 那么到底长城为什么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呢？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也许已经太久远了，对有着选择性忘却习惯的国人来说，已经记不太清了。国人对于长城的历史，实际上并不愿意回顾。那愚蠢的动机，残酷的过程和无用的结果至今最好忘却，仅留下那臆想中龙的象征和辉煌。在“龙”成为图腾千年之后，长城也渐渐地向“龙”逼近。如果说“龙图腾”是由国人对“上”的怯懦而产生的，那么“墙图腾”就是由对“外”的恐惧而形成的。 也许孟姜女哭的并非秦长城而是齐长城，但这都不影响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类似长城这样浩大的劳民伤财工程的反感。历史上凡是徭役和税负很重的时候，孟姜女的故事就会广泛流传。不仅是孟姜女的故乡山东，而且在许多和孟姜女没有关系的地方也曾在历史不同时代声称是孟姜女的故乡，可见民间对于孟姜女的同情和对修建长城的反感。 但是，在近代的中国，孟姜女在长城脚下的悲怅哭声逐渐变得遥远和模糊不清，而对于长城的赞歌却由远而近渐渐响亮起来。也许这是由于不少人认为孟姜女的哭声有损作为他们心仪象征的长城之伟大。这不仅仅是统治者，也同时是很多普通大众的想法。这是一个民族性格的问题。 同样严重的是我们对于都江堰的冷落，由于没有长城这样辉煌的外表和可以招徕顾客的特征，那么就随它去吧。也许这就是都江堰被冷落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华夏的黎民百姓也会遗忘它呢？这样的水利的壮举、利民的结果，世世代代的造福于民的建筑为什么却在华夏百姓的心中没有多少地位呢？ 墙图腾——贻害无穷 长城的作用经过漫长历史的考验应该清楚了，结论是“毫无用处”。当满清入主中原后，曾经有人建议重修长城。康熙皇帝的判断还算正确：“长城没有挡住我们，那是没有用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花钱重修？” 两千年来，长城没有能够抵御蒙古人的入侵或者满族的入侵，甚至期间对于很多小的外族入侵，长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以愚蠢的设计开始，以残暴的手段实现，以毫无用处结束，对于这样一个建筑，为什么今天给予如此礼遇？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说长城在现代给我们带来了巨额的旅游收入，也许因此我们就可以给长城平反？当然还远远不是平反，而是给予其以民族象征的礼遇。但是我们考虑过我们这样做的道德基础和准则吗？难道今天的金钱就可以洗刷昨天的罪恶吗？更有甚者，难道今天的金钱就可以使得昨天的罪恶成为辉煌的业绩吗？ 比这个理由更加荒唐的是清官大人和普通国人对地标建筑和牌坊的热衷。他们对真正的社会公正和进步毫无兴趣，但是对流芳百世却心有独钟。而长城，恰好符合他们的标准。 这大概就是地标建筑的神奇，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人特别热衷地标建筑。哪怕是一个贫穷的小县城，即便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但是县城的地标和行政大楼的建设是不能含糊的。某些注重形象工程的基层政府，大楼越修越高级，地标建筑物越来越豪华。即便这些建筑和人民的生活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那些“父母官”也在所不惜，一如既往。他们确信，其所作所为不必得到人民的同意，也不必考虑百姓的福祉，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用纳税人的钱铸就表面的辉煌。他们所期待的是，这样的劳民伤财，很可能成为历史的辉煌，在今后享有长城今天的待遇。这就是他们期待的“长城效应”，亦即永久的“辉煌”。回顾和审视华夏的历史和现实，谁敢说他们的指望不能实现呢？ 是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孟姜女当年痛恨的但还没有哭倒的长城上赚到可观的旅游收入。如果认为这就是“伟大”，那么每年的旅游奖都应该颁发给秦始皇，因为是他下令造了他那劳民伤财的陵寝，包括著名的兵马俑，当然也包括长城，还有尚未开发的秦始皇主墓。那个被勘定为秦始皇主墓的巨大土包，也许是国人的另一个自豪。 至于都江堰，就忘却吧！即使它对天府之国的贡献不可磨灭，甚至两千年后仍然在造福今天的人们，还不是依然默默无闻？响彻云霄的依然是对长城的赞美。我们不也在赞美长城吗？据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 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与其说最初建造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来的侵略，还不如说此后维持长城是为了关起门来虐待自己的子民。长城，正是由于此，成为了“墙图腾”。 确实，在宣扬对外仇恨、对内禁锢思想方面，长城更能迎合近代国人的心理需求。长城迎合了人们内心的封闭和恐惧。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造墙的民族，不仅喜欢造物质的墙，也喜欢造精神的墙，以此制造小圈子，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进而在小圈子中继续制造更小的圈子，比如形形色色的同乡会。墙，是国人的难以解开的情节，而长城，更加艰难。 无可否认，凡是热衷于造墙的时代都是封闭和恐惧的时代，凡是热衷于造墙的统治者都是封闭和恐惧的统治者。国人的长城情结实际上是国人内心对于封闭和恐惧的共鸣。 这个世界不必有图腾 龙、狼、再加上长城，这是一幅多么不和谐的图景。这不仅仅是它们本身不和谐，而且是这些图腾的含义与人类的理性格格不入、水火不容。龙用来吓唬别人和给自己壮胆；长城用来禁锢自己拒绝别人；狼用来为贪婪、损人利己和窝里斗正名。 因此，这些图腾如此解读了中华民族的心理：“龙图腾”是对上的怯懦和婢膝，“狼图腾”是对内的仇恨和自私，“墙图腾”是对外的恐惧和敌意。不要让这成为近代中国的写照吧！ 我发现这样一个可怕的规律：国人为之崇拜和引以自豪的都是那些最践踏人的尊严的象征——龙、长城、秦皇、汉武、成吉思汗、康熙、乾隆。似乎一切残暴在华夏都可以成为“丰碑”，也为下一轮的残暴树立了榜样。于是残暴在华夏是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也许孔子是个例外？绝非！如果不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国人绝不会善待孔子，国人是由于汉武帝的残暴才善待孔子的。因此，后世如果有强权要作践孔子，国人必然举国响应。历史不已证明了如此吗？呜呼哀哉！ 如果一个民族对某个图腾感到恐惧，并想以此成为让别人恐惧的象征，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这个民族距离理性是很遥远的。如果一个图腾仅仅体现了强权、恐惧、自闭和贪婪，其崇拜者也会或多或少地继承这些特质。“龙”、“狼”和“墙”就是这样的图腾，如果中华民族还继续对“龙”、“狼”和“墙”顶礼膜拜，必将在背离人的价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特别崇敬和赞赏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不仅由于她的精美绝伦，更由于它所体现的人的价值，以及正义、理性和勇气。 古代的希腊没有图腾。文艺复兴的欧洲没有图腾。 这个世界不必有刻意的恐惧，更不必有对刻意恐惧的宣扬或崇拜，于是这个世界不必有图腾。但是，如果图腾可以仅仅是信念而非恐惧，那么我希望古希腊的雕塑成为整个世界的图腾。我更希望，古希腊的价值成为人类心中的图腾。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文：王志龙 索尔仁尼琴 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 2008年8月3日夜，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九十岁。 这位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的文学巨匠，生前饱受争议，死后备极哀荣。布什、萨齐科等外国政要向其家属致电悼念，深表哀痛。俄罗斯总理普京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走到灵柩边向逝者敬献一束红玫瑰。普京说,索尔仁尼琴用他的作品和生活反映了国家的历史,“为社会打了一剂防疫针”。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中断休假，亲自出席索尔仁尼琴的葬礼。俄罗斯政府在发给索尔仁尼琴家人的一封电报中称赞说：“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和生活可作为整个国家的道德指南”。 索尔仁尼琴在其自传体性作品《牛犊顶橡树》中曾痛苦地表示：“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活动，自始至终贯穿着作家的这种朴素信念。列宁说，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索尔仁尼琴又何尝不是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精神的传承者呢？他的反叛，他的直面苦难，他的愤怒出诗人，都与十二月党人一脉相承。因而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zmVmQZr7Zp12c1BncgOicRk0icth2QZwuGibbYTw3dR1du230zTSkc9hw/0?wx_fmt=jpeg 提起十二月党人，我们的眼前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大风雪扑面而来。一行人离开了贵族之家、离开了温暖的火炉，离开襁褓中的孩子和亲人，艰难的在泥泞的小道上跋涉，其中不乏衣饰华丽的贵妇，或搀扶、或依偎着身边的男子。这些人是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 从此，西伯利亚那茫茫雪原，成了殉难者的殇城。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革命家被专制政府流放到这片苦寒之地。 但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又跟上来了。1864年5月，在圣彼得堡梅特宁广场，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法庭执行象征性死刑。一位少女勇敢地冲上前去，把一束鲜花献给这位所谓的叛国者。一位马车夫在流放途中更是以这样的话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是呀，不仅马车夫知道，我们也知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伟岸身影，至今仍是矗立在我们心头的丰碑；俄罗斯知识分子忧郁而热烈的人道主义关怀，曾经炙烤和荡涤过我们的灵魂。有人说，俄罗斯精神就是在苦难当中孕育着伟大，在绝望的时候保持着拯救的信心。 俄罗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犹如凤凰涅槃，诞生了众多富有良知和道义担当的作家与诗人，像群星璀璨，刺破黑夜。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波罗留勃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勃洛克、丘特切夫…….哪一个名字不是光芒四射？当代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正是延续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伟大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批判性获得举世公认。因此他被推崇为俄国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伟大作家。 一天长于百年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先为列兵，后入炮校深造。1942年获中尉军衔，1944年任炮兵连长，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红军攻入东普鲁士时，索尔仁尼琴所在的部队陷入敌人重围，他凭借勇气和智慧，率部成功脱险，并带出了全部技术装备，又一次立下战功。1945年2月，也许索尔仁尼琴将要获得第三枚勋章时，他却突然被捕了。 内务部的官员在旅部撕下索尔仁尼琴的大尉肩章的时，旅长特拉夫金在旁冷冷地对他说了一句：“你的朋友是不是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 索尔仁尼琴明白了。原来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是他的中学同学柯克，战争期间他俩一直通信，并在信中提到过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这样敏感的问题。看来寄给柯克的信被内务部查获了，以至在战争胜利前夕身陷囹圄。 1945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索尔仁尼琴8年劳改。1953年，索尔仁尼琴刑满释放后，按照苏联当时的法律被强迫迁居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村，实际上还是一种流放。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夕，才为索尔仁尼琴恢复名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就像一条浮出水面的深水鱼，似乎骤然的减压使他难以适应。不过他也明白，“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但是，他没有沉默。他要用文学来替千百万遭受极权主义迫害的全体受难者矗立一座方尖碑。于是，他偷偷地开始写作。1959年完成了反映在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八五四号劳改犯》。当时，他不知道是否有发表的可能。他曾对妻子说，他的作品有些可能生前出版，有些则可能死后才会出版。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由此开启苏联思想文艺界的“解冻”时代。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一位劳改营的难友科佩列夫将索尔仁尼琴的这篇小说《854号劳改犯》送给《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看。意外地得到这位主编的激赏。只不过建议把短篇小说改称中篇小说，以示“分量更重”一些。同时建议作者把标题改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顺利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hM4ADvBClaGdia7dcGXh3qEJb26eFN3DQlww5uhcmt4kSguBBAmbFvg/0?wx_fmt=jpeg 然而，在当时苏联还从未发表过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为稳重起见，特瓦尔多夫斯基将此事请示中央宣传部，但宣传部未置可否。于是特瓦尔多夫期基直接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捅到了最高层——政治局和赫鲁晓夫本人。幸运的是，索尔仁尼琴这部作品竟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注意，他亲自提出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允准公开发表。“他的作品为许多人增添了勇气，加速了个人和人民的自我意识的提高过程。”（〔俄〕《俄罗斯文化史》，第614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赫鲁晓夫不仅在皮聪大的乡间别墅里听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列别杰夫朗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小说发表后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还向与会者推荐此书，称这是“一本重要的和必需的书”。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仅仅描写了一天的生活，但作者想要说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页的一切最主要的东西，全都包括在这一天中了。”（转引自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斯人等译，第138页，译林出版社，1999年）真是一天长于百年。 《古拉格群岛》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在极权主义国家，由警察统治的一切拘禁之地都要成为使人湮没无闻的真正黑洞，人们很偶然地踉跄进来，身后不留下像尸体或坟墓之类表明先前存在过的普通痕迹。” 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在国内实行大清洗，正是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逮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只是出于预防的目的，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潜在的思想敌人而被捕。昨日的战友，今天便成了阶下囚。“被杀死、被集体化折磨致死的人数，加上被斯大林镇压的人数大约在700—12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当时全苏居民总数的一半。”（〔俄〕《俄罗斯文化史》，T.C.格奥尔吉耶娃著，第526页）同样，意识形态的专制较之沙俄时期可谓已臻登峰造极。在一个主义、一种思想的垄断下，人们谈不上任何的言论自由。就连左倾倾向十分明显的法国作家纪德在《苏联归来》一文中，当时都是这样描述的： “在苏联，关于一切问题，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出现一种以上的观点，这是事先便认定的，而且一劳永逸。再者，人们的思想已然这样锻造成形，随大流便轻而易举，顺理成章，不知不觉了，以至于我认为这里面并没有掺入虚伪的成份。果真是这些人干了这场革命吗？不，这些人是革命的受益者。每天上午，《真理报》教给他们适宜知道、思考、相信的东西。可不能另有他想！这样一来，每次和一个俄国人交谈，就像和所有人交谈一样。并非每一个人一字不差地服从某个口令，而是一切都搞得人不能不相像。想想吧，那种思想锻造从幼年便开始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黜，苏联的“解冻”时期结束，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的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可斧起头落的可能。” 但就在这自由“不能透出光亮”的险恶环境中，索尔仁尼琴仍以“牛犊顶橡树”的勇气，冒着再次被监禁的危险，创作了三卷本的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音译，群岛是取其象征意义，即到处都是古拉格下辖的劳改营。）。该书以白描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罪恶，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这样的作品在国内自然是无法出版的。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书稿被带到国外，1973年，《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面世。翻开这部煌煌大作，在卷首的序言中，索尔仁尼琴不无悲凉地写道：“献给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书中不仅有作者的切肤之痛，而且大量的史料来源于二百二十七位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和书信。这是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大书。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OO5dL2hQAVdFzWeiaGSvxQgcWibNHhW2al8fmmwHYiahsInNX9KA5061A/0?wx_fmt=jpeg 在《古拉格群岛》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 “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作者当年可能做梦都想不到，三十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竟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地。 历史有时也竟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滑稽可笑。 时代的流亡者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金眼看就要像令人愉快的雪花飘落到索尔仁尼琴的头上。但他并未因此怡然自得。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无拘无束的国度里，如何对待一位作家荣获诺贝尔奖呢？那是全民族的胜利。对于作家本人来说呢？是生命的高峰、转折点。”“那么，在苏联专制制度的国度里，对于作家荣获诺贝尔奖如何看待呢？漫不经心，不予重视，或者不大张旗鼓地宣传，或者湮灭无闻地毁掉。……每逢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首先都把它作为政治事件看待。” 事实正是这样，而且事态的发展比作家本人的估计更为恶劣。在种种阻拦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努力失败之后，苏联当局千方百计防止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连勃列日涅夫都暴跳如雷地发出最高指示：“按照我国的法律，我们完全有根据把索尔仁尼琴关进监狱，因为他胆敢攻击最神圣的东西——攻击列宁，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苏维埃政权，攻击一切我们最为珍贵的东西。”从此，索尔仁尼琴的命运可想而知。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面包没有了，煤气没有了，莫斯科的户口也没有了，索尔仁尼琴像无家可归的游子飘流海外。然而，他并未屈服。他仍然坚称：“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在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癌病房》中，他用“癌症”影射前苏联体制上的弊端。“人长肿瘤会死，国家长出劳改营和流放制度怎能活下去?” 女作家利季娅因反对当局对索尔仁尼琴的迫害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作品也禁止出版。但她满怀信心地预言说：“总有一天首都莫斯科也将出现以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广场和以萨哈罗夫院士（苏联核物理学家，另一著名的异议人士）命名的街道。”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苏联解体后， 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结束了流亡生涯，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祖国。他经由阿拉斯加飞往西伯利亚，首先来到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走下飞机舷梯，面对欢迎的人群，他出人意料地俯下身来，用双手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 岁月的流逝，舔尽了往日的斑斑伤痕。但是，人类的苦难史，前人在追述时又怎能一笔带过呢？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Q8oVqK6UzHND0g9HRticaDibjH0mmXb7dKQwuZicgrxeuqiaHXI3FppInQ/0?wx_fmt=jpeg “一粒麦子死了”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这难道不也是索尔仁尼琴历经坎坷，遭遇监禁与磨难、放逐与回归、屈辱与殊荣后，给我们的谕示吗？ 不了解过去就没有未来。俄罗斯谚语云：“忘旧事者失去双目。”索尔仁尼琴也在《古拉格群岛》中告诫后人：“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其真相迟早总会为人们所知。” 富有喜剧意味的是，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节那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十七年后，八十八岁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得到了肯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克里姆林宫颁发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奖，索尔仁尼琴获得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奖金为五百万卢布。作家因为健康原因未能前来领奖。颁奖典礼甫一结束，普京总统立即驱车前往莫斯科郊外索尔仁尼琴的家中亲自拜访。 俄罗斯的当代文豪和政坛巨星惺惺相惜，互致敬慕。普京总统称赞索尔仁尼琴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尽管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可能已心如止水，但毕竟如他所言： “我相信美好时光终将来临，我会活到那一时刻，我相信完全的开放性时刻也会到来。”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也曾对索尔仁尼琴作出高度评价。他说：“直到他（索尔仁尼琴）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依然在奋战，不只是为了俄罗斯的过去，也是为它的未来，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去世前一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这部巅峰之作的扉页上，作品引用了《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如今，索尔仁尼琴这粒思想的麦子虽然死了，但谁说他又不会催生出更加灿烂的思想光芒呢？至少会让世人懂得：“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m6ibA3E5vwTbKzY5b917k12ZlkpEontsrJZWGaicunagGYEoWtACdkow/0?wx_fmt=jpeg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

我们的国家——加拿大 文：林炎平 每年当地球在绕日轨道上掠过夏至点后的第九天，我们就会迎来一个伟大的节日——加拿大的国庆节。 夹在漫长的加拿大严冬之间的盛夏，总是显得弥足珍贵。而比这更加珍贵的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以及其公民的权利和尊严。 当暴风雪后轰鸣的清雪车碾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当春风吹绿了广漠原野的自然植被和农田庄稼，当夏日热浪激起城镇村庄各种节日的喧嚣，当秋凉染红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漫山遍野，我们无法不赞叹：是什么人在这并不友善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这么美好的社会？ 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度，并不仅仅由于她山川秀丽，也不仅仅由于她物产丰富，也不仅仅由于她国土辽阔。加拿大真正的美好，在于她是每个公民都得到尊重和享有尊严的国家。 在这片伟大的国土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所有角落的宽广和深远。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极光，到南美麦哲伦海峡的波涛；从地中海文明的晨曦，到玛雅文明的久远；从西伯利亚的严寒，到撒哈拉大沙漠的酷暑；从长江黄河流域的农耕，到亚马逊丛林的原始……那些景色对加拿大都不生疏，因为今天几乎所有加拿大人的祖籍都是那里的某地。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CuO1NLAD87GbJaydsEz6haABicA1z2Bg6pGCRghesXZGAJk6tWQhkhiaQUPWUq6iazhuX2jSIj1L9g/0?wx_fmt=gif 但是，我们今天同属一个国家，这就是——加拿大。“上帝保佑我们的荣光和自由……”加拿大国歌这样唱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这是一个身体力行普世价值的社会，这是一个社会和谐与公正的榜样。 美好并不等于完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如同每个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加拿大人和民选的政府并没有选择回避。 加拿大审视建国149年来的所有行为，甚至此前的行为，并且为那些在当时合法而今天看来不合理的做法自责。印第安人的问题、梅蒂人的问题、外籍劳工的问题、种族歧视的问题，也包括了早年一些对待华人不公的历史问题，所有这些，加拿大都给予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也许有人至今对此还不能完全满意，但是我们不得不公正地说，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华人。 在这个伟大的国度里我们真正感到了平等、自由、权利和尊严。在这个国度里，如果你感到自己如上任何一项受到了侵害都可以诉诸法律，并且你绝不会由于你的批评和不满而受到任何惩罚。 在这个充满了高尚德行的国家里，我们并不必歌功颂德； 在这个让全世界都羡慕的国家里，我们却可以任意批评； 在这个我们被善待和尊重的国家里，我们还可以吹毛求疵。 我们不会由于我们以上的任何行为而受到任何限制，或者导致任何不便。 在这个国度里，政治家和你握手，那是他的光荣； 在这个国度里，你参加政治家的集会，那是你给他面子； 在这个国家里，你参加批评政府的游行，那是你的爱国行动； 在这个国家里，你是主人，因为你是公民。 公民——还有比公民更加有价值的概念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CuO1NLAD87GbJaydsEz6h0Xw5r1MtDqOESojicEOyQhxfN0JQNWmqDtiaW4LUtUgmTuWcD6jXk2bQ/0?wx_fmt=jpeg 加拿大，我们可以长长地列举可以赞美你的理由。但是，我们知道，你不需要这些。因为，你是我们的国家，你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你。 今天，我们这些出生在加拿大或者世界别处的加拿大华人，对你道出我们心里日益坚定的信念——加拿大，你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你的公民！ 附：加拿大国歌中英文歌词 加拿大，一个和谐美丽的国度，她的国歌庄严优美，深情洋溢，体现了加拿大人对于“自由”这一普世价值的崇尚、热爱与坚守。在加拿大国庆日，让我们再一次聆听这激动人心的歌声——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CuO1NLAD87GbJaydsEz6htc06yuaJyyglMesvniatibhfInYyty5EgZPlLNV5nqnBDRAT7KdTJfibA/0?wx_fmt=jpeg 加拿大的国歌由卡力沙·拉瓦雷(Calixa Lavalee)作曲、阿多尔夫·贝西·卢提尔(Adolp he Basile Routhier)作词，1880年首次被演唱。国歌的歌词原先只有法文，1908年，罗伯特·斯坦利·维尔写了英文词。1980年7月1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啊，加拿大》为正式国歌，并在首都渥太华举行了国歌命名仪式。 O Canada! Our home and native land!True patriot love in all thy sons command.With glowing hearts, we see thee rise,The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From far and wide, O Canada,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God keeps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O Canada,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啊，加拿大!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乡!您的子女对您充满真爱!颗颗闪亮的心儿深情凝望，那一片强大自由的北方!啊，加拿大!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保卫您。上帝使我们的祖国自由辉煌!啊，加拿大!我们保卫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