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 | 为“死磕精神”点赞

近几年，伴随社会纠纷的日益增加，“死磕”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它指的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些）人或者某件（些）事情斗争到底，努力实现自己所认定的“正当性”诉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当下中国，“死磕律师”可以被看作是此类社会行动的典型实践者。鉴于不同案例的“具体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死磕”现象，我不想做太多的评论；但我要明确表态支持这种现象背后潜藏的“死磕精神”，为它点赞。

如何来理解“死磕精神”呢？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价值观，它坚守社会的明规则，反对潜规则；它坚持讲清道理，反对混淆是非；它捍卫法律底线，反对徇私枉法；它主张曲直明辨，反对难得糊涂；它甘愿为真理而斗争，反对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因此，那些利用无理纠缠手段获取“非正当利益”的行为，及各色的诡辩与狡辩不在本文所讨论的“死磕精神”覆盖范畴内，这里所提出的“死磕精神”是一个典型的正面词汇。

为“死磕精神”点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痛心地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乃至整体的社会进步遭遇到了一种“文化传统”的强力阻碍，这种文化传统的典型表现是：中国人大多都不喜欢凡事“较真”的人，更是讨厌“死磕”，认为它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难得糊涂才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基本方式；同时，人们还普遍缺乏一种明晰化的规则意识和“明辨是非”的强烈欲望，却习惯于“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思维方式。

关于这种文化传统在大众日常生活当中的实践，范忠信等所著《情理法与中国人》一书进行过系统讲述。本书研究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伦理“优先于”法律条文，面对社会纠纷，官府通常寄希望于道德说教，而逃避对其中是非曲直的仔细辨析，官员习惯运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方式调解矛盾，将帮助人们打官司的专业人士诬称为“讼棍”，并进行严厉的处罚。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观点，我们可以从本书中摘举几个典型案例。

故事1：西汉时期，冯翊太守韩廷寿接到一桩“兄弟争夺田产”的诉讼，在未进行案情审理的情况下，他却公开谴责自己在“教化民德”方面的过失，表示要辞官归田，然后闭门思过。看到太守大人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毫不推卸责任，下级官员感觉羞愧难当，表示自己也应该接受惩罚，反思工作中的失误。当地百姓看到这种情形，也非常感动，纷纷谴责争夺田产的两兄弟，使得他们非常后悔，主动表示愿意互让田产，从此以后不再打官司。

故事2：清朝光绪年间，顺天府宝坻县衙接到一件案子，一位寡妇控告已故丈夫的哥哥与之争夺田地。知县不做任何审问，直接劝令其兄“量力资助”，同时让寡妇写下了“永不滋扰”的保证书；几个月后，寡妇又抢割兄长家的庄稼，这位兄长诉至官府，知县再次令他义助弟媳，他只好继续给予她经济接济，并帮其置买了几亩地；但不久后，她又到兄长门前寻恤滋事，官府则再一次不问细节情由，含糊其辞地责令双方以后应“互不滋扰”。

故事3：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樊增祥的知县，接到一桩诉讼案件，原告指控一家当铺侵占其三百两银子，却没有任何证据，被告对此给予坚决否认，虽然其所提供的账簿凭证也有“疑窦”，但毕竟还算有所依据。经过一番审问，在毫无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樊知县最后判决责令被告给原告一百两银子，以化解双方之间的争执；而他所依据的所谓“情节”竟然是：原告贫穷，被告富裕，且在诉讼过程当中，原告的态度较好，被告的态度较差。

针对以上案例反映的社会现象，本书认为：这正是中国“无讼”、“贱讼”、“息讼”文化传统的生动展现；这种文化无非是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个人权益，以笼统与空泛的社会伦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要有利害得失的计算。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必然会出现大量胆小怕事、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争利益、不敢诉讼的良民与顺民，哪怕是遭受官僚权贵的欺凌也不敢进行抗争。显然，这些民众的存在是传统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社会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难得糊涂”、“是非不辨”泛道德主义文化传统，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社会运行的“丛林法则”，面对强者对弱者的欺压，强者视为天经地义，弱者则产生啊Q精神，二者构成一对天然的权力 “合谋”与互补关系。显然，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中国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最强大阻力，而“死磕精神”则可以成为治疗这种“文化病”的一副良药，甚至可以视为破除这种文化传统的最佳突破口。

其次，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死磕精神”还有利于引导中国人树立现代个人权利观念。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人的个体权利意识觉醒与他们具有强烈的“死磕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西方法治文化传统本身就是其国民善于“死磕”的结果。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没有给“死磕精神”留下任何余地，所以现在亟需“补课”；通过这种精神的发扬，激发中国人形成更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从而为法治文化的培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次，“死磕精神”是社会潜规则的克星，是各种权力腐败的天敌。政治常识告诉我们，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明规则代替潜规则，公民社会自觉监督与制约公共权力，而这正是“死磕精神”的核心诉求。它可以帮助中国人学会讲明道理，打破“潜规则”陋习，揭穿各种形式的“假大空”与“语言腐败”，并形成对公共权力的防范意识。可以预见，当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社会“讲明道理”之时，公权力的腐败空间必然会被不断压缩。

与此同时，“死磕精神”还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安全阀”，防范各种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果长期不能得到矫正或表达，很容易滋生对社会的极端仇恨心理，进而对“特定对象”乃至于“无辜人群”做出伤害行为。相比而言，一个人一旦具有了明晰的“死磕精神”，他就会优先通过正常化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向极端，这相当于为矛盾丛生的社会安装了一个安全阀。

另外，从长远来看，“死磕精神”还有利于中国人训练逻辑思维，培养科学精神，激发对真知的热爱。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死磕式”争辩可以促使争辩者更审慎地思考所辩论的问题，不得不尽量把辩论的话语讲得符合“常识逻辑”，以此来说服众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逻辑思维必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训练，不再盲目相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简单说教，进而激发他们对“真理”的向往与热爱，并自发培育出现代科学精神。

总而言之，“死磕精神”有利于帮助中国人打破政治意识的“蒙昧”与麻木，培育现代个人权利意识，学会借助可以公开言说的“明规则”来维护个人正当权益，从而破除潜规则，压缩公共权力腐败的生存空间，推动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同时，“死磕精神”还可以充当一种“社会安全阀”，防范各种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从长远来看，它还可以帮助国人训练逻辑思维，培养科学精神，激发对真知的热爱，最终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

可以想见，中国若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绝对离不开民间社会对“死磕精神”的发扬。从很大程度上说，那些当今被视为“刁民”的很多死磕人士必将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推动力。最后，再次为“死磕精神”点赞，祝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理解这种精神的独特价值，并将其贯彻到各自的生活实践中，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