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论中国文化五大病 - 蒙城汇

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多数人除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等几句空泛的口头禅，似乎也说不上来其他东西。有的人会端出来那十二字箴言“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悌恕勇让”，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小就是受这种“中华文化“的教育与浸染，为何今天遍地不堪入目的人和事？中国文化当然有极其优秀的内涵所在，但绝不可否认，其巨大的糟粕也几千年来一直“滋养”着我们！

这场洋务运动的实际运作者都是官员，他们吸收了一些西方知识，一开始先附会到中国古代经典，为的是证明经典上曾经出现过，因此属于可行方案。后来他们慢慢察觉到中西文化之差别，逐渐不再完全以中国传统思维去审视世界。

满清被推翻后，民初的知识分子励精图治，想让中国奋起，开始检讨中国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场运动中，出于实用立场而采用西学成为当时主流，但对中西文化思维之评判，仍被知识分子所重视。

这其中，梁漱溟的贡献尤大。在“救救中国”的口号下，梁漱溟归纳出中国文化五大毛病，分别是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后亦再没前途和暧昧而不明爽。

幼稚：梁漱溟指出，中国古代长期施行家族制，导致现今虽摆脱了宗法封建社会，其依稀影子却一直挥之不去。家族制度下，个人的想法不被重视，塑造了个人无须要思考的环境与封闭型社会，容易使迷信与盲从孳生，久之流俗诟病特多：

“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为封建社会之象征者，在中国社会中即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奴之分，许多地方亦且有之。中国虽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总被人指目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者，盖亦由此等处而来。其实它乃以走伦理情谊之路，既鲜西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压制干涉，遂亦无西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然奠立。”

老衰：造成“幼稚”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梁漱溟认为，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思维比起西方早熟而老衰，评判标准为两个文化下的“理智”与“理性”不同：

“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密切相连。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

他认为，理性最高表现是达到儒家的精神境界，儒家精神早已存在，但尽管中国理性早启，却没有好好发展，久之使原初精神丧失，遂使整体落入了“老衰”：

“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譬如骑脚踏车，初学亟须用心费力左右照顾。习惯成熟，便抽出其中自觉心，而动作机械化。必要这样机械化，才腾出心力来向更高阶段用去，如骑在车上玩许多巧妙花样把戏等。社会亦复如是。常将许多合于需用之事，保留传习，成为习俗制度。自一面谈，这于社会生活极有方便，是很好。但另一面，又因其变得机械僵固，积重难返而不好。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

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如一个为子要孝，一个为妇要贞，从原初亲切自发的行为而言，实为人类极高精神，谁亦不能非议。但后来社会上因其很合需要，就为人所奖励而传播发展，变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了。原初精神意义浸失，而落于机械化形式化，枯无趣味。同时复变得顽固强硬，在社会上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为触犯。触犯了，社会就予以严厉之压迫制裁，此时一遇西洋新风气的启发，自非遭到厌弃反抗不可。厌弃就是因为领会不到它的意味，反抗就是不甘服这种强性压迫。假使在当初中国文化方兴，礼俗初成，意趣犹新，自觉未失，则断不会有此。所以其病完全在老衰这点上。”

不落实：在儒家思想笼罩下，中国古代只重视伦理，把精力放在伦理（和谐）社会的平衡稳定上，造成经济政治发展停滞不前，理想社会变成眼高手低，成为“不落实”的半套政治现况：

“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何谓现实?何谓理想?现实不外两个字：一是利益之利，又一是力量之力。力量所以求得利益，利益所以培养力量。二者循环发展，可通为一。从身体出发者，所务正在此，是故西洋文化为现实之路。反之，若一发乎理性要求，而不照顾到此，那就是理想了。”

落于消极后亦再没前途：梁漱溟认为，根据“天演”理论，文化发展应以力量求利益，利益则培养拓大其力量，力量又求利益，如是回环推进不已，利与力二者互通为一。而中国只积极于伦理，经济政治“落后之后，不再积极”：

“以隐其力于伦理而政治不发达——政治消极，失其应有之发展进步。它似乎是积极于理，而不积极于利与力；然理固不能舍利与力而有什么表现。卒之，理亦同一无从而积极，只有敷衍现状，一切远大理想均不能不放弃。中国文化多见有消极气味者以此。同时，它亦再没有什么前途。”

暧昧而不明爽：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替看似有进步，实则无明确实绩，总是在维持老一套。引进西方思想后，中国好像处处皆有西方的概念原型，然观其脉络变化，又不同于西方，结果就是事事而非，凡事皆为模糊不清的态度：

“例如在宗教问题上，西洋有宗教，是很明白的，中国却像有，又像缺乏，又像很多。又如在自由问题上，西洋人古时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由，近世以来有自由就是有自由，明朗而确实。中国人于此，既像有，又像没有，又像自由太多。其他如：是国家，非国家？有阶级，无阶级？是封建，非封建？是宗法，非宗法?民主不民主?一切一切在西洋皆易得辨认，而在中国则任何一问题可累数十百万言而讨论不完。”

西方由于在中世纪过分压制人的自由，遂产生反动，推动了近世自由观念之确立，借此，西方中世纪走向了集体生活，在近现代进一步由集体转为国家。中国却是社会与国家相融，导致只有社会，没有国家。梁漱溟认为，西洋中古社会靠宗教，近代社会靠法律，宗教自来为集团形成之本，而集团内部组织秩序之厘定，即是法律。如此，西方符合了力（国家）、益（法律）和理（科学）三者积极向上的方式。

中国社会却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西洋走的是宗教法律之路，中国走的则是道德礼俗之路，因人情俗礼导致道德败坏以及法律不张，比比皆是。加上中国把农渔牧矿等知识划在学问之外，理性早熟反而压缩了理智，当然无法成就出科学来，也使整体上缺乏了创新意识，遂堕落为暮气沉沉之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