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化政治体制设计
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多元主义为特征。这种多元主义的突出表现，就是在国家权力体系的最高层面，并存着两个以上平行的权力机构或掌权者。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水平的平面，是一个平顶山结构而没有一个金字塔式的尖顶。
古希腊城邦的典型体制是多元化的。它表现为没立平行的若干机构和同一机构内设立平行的若干职位。比如在斯巴达，就设有并列的两个国王。两个王并存，已经为中国人所难以想像，可这两个国王还不是最高首脑，有五个监察官负责监督他们。此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在雅典，政权结构更为复杂。有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元老院，执政官是九名，将军则是十位。罗马城邦时代的政治体制更是多元主义的典型。它的体制可以说是人民大会、元老院和高级官吏三足鼎立，其中人民大会是三个（一说为四个）并存，元老院有数百名成员。其高级官职的建制更是独具特色，其中大多数官职都不是一人充任，而是有两个以上权力和地位平等的官员充任。罗马人在建立共和之初就选举了两个权力相等的行政长官取代原来的王作为国家首脑。行政长官的权力并不亚于王，不过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共同执政。普鲁塔克在解释罗马人为何设两个平行的行政长官时说：“人民憎恶君主政体这个名称，认为在权力分散的政权的管束下，烦恼可能会少些。于是他们提议并要求选举两个人担任最高职位。“当代罗马史专家L.霍莫认为，罗马人设立两个平行的高级官职的做法学自意大利人，其目的之一是防止个人专权。所以高级高职的多元化就成了罗马人共和精神的一个标志得到维护。在共和国机构最发达的时期，最高官职执政官是二人，监察官是二人，保民官多达十人，最高裁判官是十六人。其中多数官员的权力都具有协议的性质，他们所作的决定必须全体一致通过方有效，官员之间相互有否决权，哪怕只有一个成员反对，决议就不能成立。
城邦时代的政治体制奠定了西方多元化政治传统的基础，它典型地反映了西方人的政治心态。罗马帝国时代虽然建立了个人专制，但到帝国末期，罗马人竟独出心裁地创造了“四帝共治”制，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由四个帝王分别治理不同的地区。中世纪西欧盛行君主制，然而只是从中世纪末期起约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君权才真正成为一元化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它在纵向上受贵族集体权力的制约，横向上有国家与教会、俗权（或王权）与教权的分离，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出现两个并列的权力体系。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政体学说是源于希腊罗马的混合政体理论，它要求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君主、贵族和人民的权力并存，并相互制约。
近代西方人普遍接受了由混合政体理论演变而来的分权学说。近代的三权分立是最典型的多元主义设计。它把国家权力分割为三个部分，分属三个不同的机构，这三个机构互相平衡，互相制约，没有一个机构也没有一个人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国家三种权力合一就是专制的同义词”，这种观念成为西方人的共识。现代更产生了多元主义政治思潮，它否定国家具有主权，将政府本身视为社会诸种职责不同的社会团体之一，与教会、工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处于同等地位。这种思想虽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人政治心理的特征。
在多元的权力体系下，各种权力机构相互之间基本上是横向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统属的纵向关系。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权力范围和相对独立的职能，同时又受其他机构的制约。没有任何机构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它们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保持着一种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不稳定平衡。无疑，建立这种政治体制的心理基础是对个人专制的反感，是一种民主共和精神。权力的分散是为了使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权力的平衡与制约满足了人民的平等感。而维护这种脆弱的平衡需要特殊的政治智慧和艺术，也需要耐心、容忍和妥协。这都体现了西方人的政治心态。
中国古人从未设想过这种多元与横向的权力关系和结构。他们的共同倾向是把权力关系完全变成纵向的关系，最终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一人，即君主手中，从而使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简单化、单向化。由相互平等的人相互协作、协调，共同行使权力，这是他们无法设想的。
商周时代是“家天下”的政治结构，家国一体，王或天子以统治者家族的大家长或宗主的身份高居于万人之上。在卜辞中，商王自称“余一人”，在《尚书》中，多次出现“予一人”的自称。（《尚书•汤誓•盘庚》。）它将王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强调了王脱离社会并高居社会共同体之上的至尊的地位，强调了其地位和权力的独一性和排他性。王宣称，“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尚书•盘庚中》。）王奉天承命，高居云端，继承先帝，统治人民，而人民则处于被畜养被支配的地位。“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尚书•盘庚上》。）别人只有出力的份，只他一人说了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同上。）国家失政，也只是他一人之责。周的帝王号称“天子”，他是天之子，“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同时又是民之父。“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他也是民之主。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类的原则，反映的就是王的这种地位和身份。
先秦诸子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传统的基地上顺着这一个方向思考政治体制问题的。他们把商周时代帝王独尊的地位和一元化政治体制理想化，合理化，予以理论上的阐述。
先秦诸子把国家权力视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象希腊罗马人那样，对它进行细致的分割。这恐怕与他们的整体思维方式有关。实际上他们是以行政权组织的思维习惯看待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的。在他们的观念中，在国家最高权力层面并存着两个以上的权力实体不可能是正常现象。国家权力归于一人，是天经地义的。“国不堪贰”，“君命无贰”。如果出现了“贰”或“多”的现象，必然是祸乱的根源，甚至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祸乱。关于这一点，诸子几乎异口同声，即“乱莫大于无天子”。（《吕氏春秋•谨听》。）但也不能有两个天子，两个天子就等于无天子。“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管子•霸言》。）慎到指出：“两则争，杂则相伤”，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慎子•德立》。）荀子说：“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墨子设计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尚同”政治结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一个“天子”。《吕氏春秋》是融汇百家学说的，在这个问题上也反映了各家的共同观念，即天下必有天子，天子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吕氏春秋•不二•执一》。）西方人是着意提防不要将权力集中于一个人，孟德斯鸠说过，如果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合为一体，“则一切便都完了”。[20]中国人是着意不要把权力分割，也不能让渡予人。“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左传》，成公二年。）如果权力被分割，便一切都完了。
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起源于家族的联合，所以国家最初往往由贵族集体掌权，这些贵族是各家族的家长。甚至斯巴达的两个王并存据说也起源于两个部落的联合，其中每个部落都保留了自己的王。罗马二个执政官的起源，也可能与此有关。中国的国家起源于家族的征服，一个家族掌握了最高统治权，这个家族的父家长便成为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这个历史事实塑造了诸子的政治理想，也规定了他们的思维定势。荀子把两个天子并存视为一家中两个父，（《荀子•致士》。）韩非则将其视为一个巢中的两个雄性动物。（《韩非子•扬权》。）他们不可能共处，无法协调。“两贵不相事，两贱不相使”。所以君权必然是独一的，绝对排他的。这可以说是父权制家长观念在国家领域的反映。
根据诸子的观念，二元或多元的政治体制在操作上是不可能的，国家或天下必须统一于一个君主，国家或任何社会权力体系都只能有一个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韩非子•主道》。）韩非告诫君主说：“毋弛而弓，一栖两雄”。（《韩非子•扬权》。）儒家的孟子引证孔子的话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在回答“天下恶乎定”时，他说“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指出，“天子无妻（齐），告人无匹”。（《荀子•君子》。）在治国之道的探讨上，先秦诸子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倾向，甚至相互势如水火。然而，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他们却以相同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以君主为统帅的一元化权力结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这就是他们共同的政治心态。
一元化政治体制设计还包括其它一些内容。这里可以大致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君主的至尊地位。它强调君主至高无上，独一无二，与臣民的“权悬”非常之大。第二，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绝对集权。战国时代就提出“百县之治一形”。（《商君书•垦令》。）韩非更简洁明白地宣布了中央集权的原则：“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第三，是权力关系的单向化。在下者绝对服从在上者，没有任何权利和权力逆向流动制约在上者。“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墨子•天志上》。）这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在一元化政治体制基础上还培养起一种“忠”君的道德，就象一个忠贞的女人不嫁二夫一般 臣民的感情也只能指向和固着于一个君主，献给一个君主，必要时还要象兵马俑一样充当君主的活的殉葬品。象中世纪西方人把感情和忠诚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分配，形成双重忠诚，在中国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道德的。
先秦时代奠定了一元化政治体制设计的理论基础，至秦始皇得以实现。汉承秦制，这套体制得到完善和巩固。此后在整个古代社会，它成为几近僵化的政治模式。尽管王朝频频更替，但这个模式不但从未被突破，反而不断被强化，并内化为人们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几乎没有人跳出这个框子去思考问题。尽管这个模式一再证明了它的失败，但从末受到过怀疑和认真地反省或争议。它的每一次失败，都促使它进一步强化，古人顺着这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直到古代社会的尽头。
“一天下”的政治情结
中国的历史是从统一开始的，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在后人的心目中，都是华夏族或“天下”统一的共主或帝王。被人们不断津津乐道的尧舜禹汤文武，形成上古时代一以贯之的道统。一个人类共同体，一个社会整体，一个中心，一个圣王的治理，这是上古的中国人就形成的观念。无论这种观念是否真实，它毕竟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统一的信念，一种对民族整体的认同。而西方的历史却是从分散和多元化开始的。西方历史有三个发源地，即希腊城邦、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和部落以及日尔曼国家，其中每一个发源地又都是多元的。希腊城邦源于多中心的荷马时代，城邦由迈锡尼时代之后众多分散的氏族部落居住地演变而来。罗马城邦是意大利种族各异政治上各自为政的众多城市和部落之一。中世纪日尔曼各王国是在互不统属的各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西方政治史的开端无论在事实上或人们的观念上都具有多元主义特征，除罗马后来成为意大利的中心外，也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
在整个西方的政治史上，统一的意识非常之弱。在希腊，人们看到成千的城邦各自为政，独立并存达几百年，这期间也有过统一的呼声，但没有形成希腊人的共识。即使在波斯大军压境，希腊城邦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的时候，希腊人也只达到过部分的和有限度的联合，没有真正统一起来。罗马人虽然实现过统一，但他们并未把统一本身作为理想，需要的时候，他们竟主动把庞大的国家切割为两个或四个部分，各设一个统治者分头治理。这在中国人是不可想像的。在中世纪，政治上是极其多元化的。帝国、王国、公国、相对独立的城市、主教领地或修道院等，既相互包容交错，又相互独立，自成体系。中世纪西方人从罗马帝国继承了统一的观念，然而却没有对现实中极其杂乱的政治版图感到不安，更鲜有人认真地去实践统一的理想。到中世纪末期，四分五裂的国家开始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过渡，在英、法、西班牙等国实现了王国层面的统一，结果是确立了欧洲的分裂。并且这些统一体的规模和内部关系仅大体相当于中国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水平。然而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小规模的统一很快就过渡到秦朝的更大规模的统一，秦朝将全国设立36个郡，后增至40余郡，其中一个郡就相当于西欧的一个国。在这样一个规模上的统一是中世纪西欧人不敢奢求的。即使在他们那种较小的规模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迟至19世纪才得以实现。
所以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有过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统一，但分立主义却占着主导地位。它的政治发展模式从分开始，是“分—合—分”的路向，而中国虽然有过分裂，但统一却是主旋律。它的发展模式是从合开始而又复归于合，即“合—分—合”的路向。
西方人安于分立而中国人执着于统一的心态在出现分裂的状态下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对比。古代希腊城邦时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在同一文化区域或同一民族范围内，呈现出许多国家并立的局面。然而，希腊人把各城邦的独立自治当作常态接受下来。他们把精力集中于城邦内部的事物，不过不是为了使城邦强盛起来以承担统一的使命，而是使公民过上一种优良的生活。象斯巴达那样以克敌致胜为目标，从而牺牲了公民优雅美善的生活的城邦制度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所鄙视。城邦之间远不是和平共处的关系，但城邦间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霸权，而不是兼土地和人民。当一个城邦征服了某个城邦后，通常采用三种政策：第一，迫使对方与自己结盟，或扶植符合本邦意愿的党派掌权，从而改变其政策或体制；第二，将本邦部分公民迁至该地，建立一个新的城邦；第三，把这个城邦彻底毁灭。成年男子杀掉，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有时还要用犁杖把土地翻一下，表示此地不得再建城邦。似乎毁灭一个城邦比奴役一个城邦更容易些，也更可取。在数百年间，城邦之间互相兼并的现象是十分少见的。与此相反，春秋战国时代多国并立的现象从未被视为正常现象，而是反常的、暂时的现象。在人们的观念中，天下本来是一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现在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蜂起，纷纷扩张自己的领土和势力。天下没有了“共主”。于是先有“五霸”起而承担号令诸侯之责，接着便是各国直接承担起统一天下的使命。有一种不断兼并扩张的驱动力，推动着各国象滚雪球一样吞掉周边小国弱国，最终走向各国的统一。
先秦诸子就是在这种对分裂的不安和走向统一的大潮中应运而起的。统一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自我意识。正是在这种天下纷纷的政治形势下，“一”的追求格外强烈。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一”的概念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虽然也有过象公孙龙那样“离天下”的主张，那不过是一种与主流观念极不协调的奇谈怪论，没有引起人们认真的对待。荀子曾说，所谓“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荀子•儒效》。）上古三代统一的历史传统塑造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在人们的观念中，三代的圣王都是“天下”的共主。帝尧以其仁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并“协和万邦”。而舜的仁政和刑罚则使“天下咸服“。（《尚书•尧典》。）禹的威势更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夏商周三代更不必说，所统治的范围都是”天下“，统治者称”天子“。这个”天下“是中国古人视野所及，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古人的“天下”观把华夏文明所覆盖的所有地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统摄“万邦”，只有周边少量的“四夷”因鞭长莫及而被忽略。东周开始的诸侯异政，被视为“天下”大“乱”。先秦诸子提出各种救世方案，其眼前目的是“治国”，即各个诸侯国，最终目的是“平天下”、“一四海”。“平天下”就是重新整合肢解破碎的华夏族共同体，使“天下”最终“定于一”，也意味着使某位君主“得天下”。这是他们无可怀疑的目标。当秦汉的大一统实现后，这个“天下”就愈加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历代帝王和政治家追求的目标就是“尺地一民，尽入版藉”。（《大元一统志•序。》）宋太祖立国之初，于风雪之夜拜访重臣赵普，，赵普问其缘由，他答：“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1.）天下没有统一，竟会使帝王如此不安。宋太祖灭南唐的典故更具有象征意义。虽然南唐国主李煜一再贬损自己，对宋恭顺称臣，可宋仍发兵渡江攻伐。南唐使者对宋太祖说：“李煜何罪，而陛下伐之？且煜事陛下如子事父！”。而太祖反接过这个话茬回答说：“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结果使者无言以对。当使者再一次请求缓兵时，宋太祖却不耐烦再讲任何理由，“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东都事略》，卷23，《李煜传》。）即便他人“安睡”也容不得，这就是“一”的心态。
大一统秩序下的长期生活在中国人深层心理上积淀为“天下”的情结，每个有作为的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在“天下”这张底板上构绘他们的政治理想的蓝图。
希腊罗马人生活于地中海沿岸，这里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生长于这里的每一种文明都与周边的其它文明相互了解和沟通。城邦时代的希腊罗马人虽然也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是地中海周围众多民族之一，绝不敢把他们所居住和统治的地方称为“天下”。他们对其它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出于功利的动机，为了得到土地、奴隶、财富，或为了满足征服欲、野心，为了得到荣誉，他们没有感到有统一天下之历史责任。实际上，直到近代西方的殖民活动仍继承了这一传统，西方人曾将全世界大部分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但当非殖民化过程完成之后，我们看到，那些老牌的殖民国家不仅没有做出统一天下的努力，甚至也未曾为自己扩张领土。
西方人对内部统一的需求也出奇地弱。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希腊世界”的观念相当于中国人的“天下”观。不过在他们的心目中，希腊世界的统一仅仅是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统一，在希腊的历史上也有过象泰勒斯那样的人发出过微弱的联合的呼声，希望希腊人团结起来共同对外，也实现过一定程度的联合或联盟，但在政治上的完全统一却从未使他们真正动心。他们对城邦独立自治的信念与先秦诸子对“天下”统一的信念一样，从未发生过疑问。迈锡尼王权垮台形成的破碎的政治版图，如同用各色碎布胡乱拼缝而成的褥垫一般，这也没有使希腊人感到不安。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的人口和土地面积进行了一番详尽论证后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城邦适当的人口限度”，“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他的意思是说，城邦规模的最低限度是能实现自给，最高限度是邦内公民之间能互相熟悉，站在高处能将境内一览无余。在另一场合他又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城邦不能由十个人组成——可是要有十万人就不再是城邦了”。
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罗马城邦建立之初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不过他们不是追求某种统一天下的理想。开始是为了生存，不扩张就不能保证安全，后来则受到一种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欲望所驱使。他们在扩张本身中即得到满足。到帝国末期，统一的帝国开始解体，日尔曼蛮族部落潮水般涌入，把帝国撕成一个个碎片，最后连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也遭洗劫。这场劫难远过于中国周天子权威失坠后的天下大乱，在当时罗马人心中也造成了强烈震荡和深刻创痛。
著名的基督教学者杰罗姆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是这样的惊惶失措，由于发生在西方，尤其是发生在罗马城的这场浩劫，正象一般人就此所说的那样，我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了；长期以来，我保持缄默，认识到这是一个哭泣的时代”。人们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激起罗马人重新整合社会、统一国家的激情。在他们的冷漠中，罗马国家被断送了。
在中世纪，代表西方统一理想的是基督教会，但它却无力在政治上实现西方的统一。在政治领域，西欧不仅有水平方向上各个国家的分裂，还有各国内部深刻的垂直方向上的分裂。到宗教改革后，教会自身也分裂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在于各民族政治上的根深蒂固的分立主义最终挣开了教会统一的纽带，从此以后，统一的天主教只剩下残破的半壁江山。
西方人顽固的分立主义和中国人对统一的执着追求，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对比。
就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城邦观念源于城邦属公民集体所有的制度以及他们对自给自治理想的追求。城邦领土的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罗马城邦共和国便毁于自身的扩张。在希腊，类似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斯巴达人就由于对被征服者的恐惧而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在中国，由于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国家的土地和人民被视为君主的产业。“贵为天子者”，当“富有天下”。（《荀子•荣辱》。）这是君的观念，也为臣所认同。由一家占有一国，由一国进而兼并“天下”，这是君主产业的扩大。这个过程是非常自然的，以致很少有人对它发生疑问。
先秦诸子（和后来的政治思想家）几乎都是从君主的“家臣”地位出发来认识政治问题的，所以，把“天下”统一于某一位君主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骄傲地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正是先秦诸子的政治理想（老子是个例外）。所以“一”的心态正是家臣心态的一个侧面。
无论希腊人还是中世纪的西欧人，它们并非对国家的统一和扩张不感兴趣，而是有更重要的目标被置于这个目标之上。
在希腊，是公民们对自己独立自治和公共生活的珍惜，在中世纪，是贵族们对自己传统的权利和特权的维护。这些公民或贵族的集体构成国家的中坚，任何外来势力企图奴役这个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集团拼死的反抗。希腊城邦的历史上，常有城邦的公民在维护城邦独立战争中失败而集体遭屠杀的事情。中世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在反抗诺曼入侵中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公民（相当于政治贵族）和贵族由于其独特地位和性格而产生的这种坚强的反抗精神无疑是大规模统一兼并的障碍，也是分立主义的重要基础。而在中国，国只为统治者的家族所私有，“天下”分裂为若干独立小国，是一些野心家的自私行为，这种国的灭亡也主要与他们有关。只有国君和那些感到因“食君之禄”而需报君之恩的“忠臣”们才会有维护国家独立的主动性。普通人民对统治者家族间的争夺表现得麻木、冷漠。加之他们已经被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驯化成软弱无力、一盘散沙的一群，把他们置于新主人的统治下并不会太困难。如果新主人比原来的主人开明宽厚，就会得到他们的欢迎。
西方的分立主义和中国的大一统理想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希腊人因多元主义而得到了自由和民主，但他们始终没有克服城邦的分立，并在各城邦间的自相残杀中走向衰败，最终被外部力量所征服。中世纪的政治分裂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德国和意大利由于分裂而长期落后于其它国家。直到本世纪，欧洲的分裂还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它也带来了各国间的竞争，并通过竞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各国在分立的条件下也发展了各自的个性，每个国家都创出自己独立的道路。各国相互影响、补充，交错前进，使西欧社会充满生气与活力。中国却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它保证了中华民族以其人数的优势于两千年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地广人众规模庞大的国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丰厚的一份遗产。在现代社会里，它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然而在这个大一统的社会里，专制主义传统却深深地扎下了它的根。希腊人为了自由民主的生活不得不满足于分散弱小的国家，而中国人则为了维护一个广土众民之邦不得不吞下专制主义这付苦药。
总之，分立而民主，或统一而专制；分立而灭亡，或统一而生存，在古代社会，这是“一”与“多”无可选择难以兼得的归宿。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联邦制和代议制的发现，才使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里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成为可能。当代信息社会创造的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和交通工具，普遍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极大地缩短了人们在空间上的距离，从而使一个国家较大的规模不再是实现自由民主政治生活的障碍。
（全文完）
注：本文选自丛日云《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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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卡
变色卡
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