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点大国梦想，多一点大国智慧！

文：姚国华

当代中国人的“大国梦想”、“大国情节”，如果不是世界上最浓烈的，也不会比任何民族淡泊。因为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自生、自足、完整的文明体系，在周边世界里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几乎没有在文明的意义上遭遇过势均力敌的对手，人们习惯了天下中心的感觉，至今很多人说起小国家时仍旧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面临西方强势文明的压力，国家的危机与民族的屈辱频频刺激着国人敏感的神经。然而，即使在割地赔款求和甚至亡国的危难时刻，仁人志士一点也没有放弃复兴国家的理想，反而强化了固有的大国情节。中国的国名不断地暗示着我们是“中央之国”，龙的图腾以及长城、黄河、长江等概念都被用来加强我们的自豪感，古老的哲学也不断给予我们自信心，崇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来自大漠的蒙古满清征服者也一再出现在舞台上映衬我们的大国之梦。今天，随着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范围和程度扩大，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增长，尤其是奥运会在中国以轰轰烈烈地举行，我们的大国情节也空前高涨。

在西方却有另一种情形，他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世界很大，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不把国家与世界相提并论，后者是上帝才能控制的。有些国家不仅不想做什么大国，甚至还有小国情节，也许是因为国家小，政府小，给人的感觉才更切近。人们努力经营自己的产业，细心打理自己的生活，精心修饰自己的花园，无需刻意迎合别人。有的小国宁愿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拒绝加入欧盟。他们生存的根基在自己的文化里，这种文化又扎根于几千年的欧洲历史和几百年的工业文明进程中，有普遍的宗教和理性秩序作保障。和我们十多亿人的翘首关注奥运不同，除非为了可观的旅游收入和广告收益，有的西方市民不喜欢这种吵闹的大戏去打扰他们。

与古代中国相比，与现代西方相比，我们的大国情节里所表达的自尊自强的渴望，其实深深地渗透着弱者的自卑，人们急于在全球化的主流世界里证明自己，赢得面子，摆脱一百多年来一再失败、不断被边缘化的窘境，获得进入世界中心的感觉。平常，我们好谈国家大事，即使小事也动辄要上升到国家政治上；我们闲谈国际时事，总也从离不开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因为，我们生存的古老文化根基被彻底动摇，我们的精神迷失了方向，除了少数精英有能力沿着某种阶梯直接进入国际舞台之外，绝大多数卑微的个体被外来文明造成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前程只能寄托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里，这种沉甸甸的寄托就构成我们的大国梦想。

然而，我们的困难在于，僵化的农耕文明已经瓦解，传统的智慧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更失去了光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进取之道行不通了。于是，人们被迫将目光转向世界先进国家，通过学习模仿他们来获得国家强大的力量。经历一百多年的反复摸索，今天人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终于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摸到了大国崛起的门道：我们积累了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造成了高楼林立的城市，还积赚了天文数字般的外汇储备，中国人行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斥着廉价的中国制造，那里的人们就在谈论中国崛起或者中国威胁。

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建立了能支配自己命运的内在根基呢？

首先，支撑这一切成就的知识和技术不属于自己，只是机械地照搬来的，而不断提升和创造这些知识和技术的精神文化，并没有在自己的心中扎下根来，更没有成长为有生命力的大树。人们内在精神修养普遍匮乏，大多沉溺于动物性的消费主义追求里，而他们从事的也只是一些简单劳动和投机。其次，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普遍缺乏现代条件下必须的合理性依据，没有法治秩序，人际交往也就没有基本的信任机制，尤其是支配一切的政治体制仍然是官本位，利益集团恶性膨胀，社会公正难以实现，公民的权利无法保障，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现代文明的真正主人。

在现代文明里，所谓的大国、强国，并非是地域之大，资源之厚，人口之众，财富之多，武力之强，而是人民具有驾驭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杰出能力。生产力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能力，当然不是人的本能，也不是环境资源的赐予，更不是搭人家便车，投一时之机的机智，它是由人的智慧与相互的信任，以及合理的社会制度体系造成的。没有公民社会的内在进化，靠投机造成的富裕，其实是肥硕而已，靠炫耀显示的强大，其实是臃肿而已，靠排场赢得的面子，其实是虚名而已，都是稍纵即逝的。

现在中国流行“软实力”一说，其实是要表示我们的社会里业已荒芜并被严重透支的文化资源，这似乎是一种觉悟的迹象。但是，在普遍缺乏超越性的精神关怀，粗俗唯物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人们喜欢发展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数得出的东西，并把这当作实实在在、过得硬的道理。“软实力”虽然也冠以实力之名，并不是人们的内心追求，与人本真的生存状态没有关系，终归只是工具性、依附性、辅助性的手段，目标还是要硬起来才算数，通俗地说，最后都逃不脱有用没用的检验。

文明的内在根基是人的文化教养，是民族的精神气质。因此，我们要从向往自己外在强大的大国之梦，走向争取自身内在充实的大国之智。

大国的智慧体现在哪里？首先，大国需要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一个民族智慧的摇篮，是人类超越性追求的精神象牙塔。近代文明的每个大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各自的辉煌，都是要凭借一种智慧而不是仰赖一种机遇实现自己的超越，因此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大学的文化奠基作用：意大利有博罗尼亚大学，西班牙有萨拉曼卡大学，葡萄牙有英布拉大学，荷兰有莱顿大学，英国有牛津剑桥，法国有巴黎大学，德国有柏林大学，美国有哈佛耶鲁，俄国有莫斯科大学，日本有庆应义塾，以色列有希伯莱大学。

其次，大学培养的就是大国所需要的文化精英。真正的精英不是权贵的代名词，而是具有超越性智慧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在于拥有一种学历或从事某种世俗职业，他们不只是掌握某种知识结论，或有拥有一技之长，而且是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心胸，灵动的创造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人。他们以追求智慧为目的并以之为最高价值，与任何世俗政治或经济的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对于历史、现实以及外部环境保持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决不趋炎附势、苟同流俗。因此，他们代表社会的良知，他们维系着社会的理性，他们给社会生活带来源源不断文化滋养，带来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然后，文化精英引领的才是真正有自信、有教养、有作为的现代大国公民。现代公民不同于传统王权社会下的子民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为生存而挣扎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应当是有独立人格，有理性思维，有自由意志，有合法权利的国家主人，他们不需要依附于来自身边的、政府的、外来的任何权力与权贵，他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同时却能展开高度的分工与协作，保持社会的法律秩序与道德信任。而维系他们主体地位除了法定的权利，还必须有系统的公民教育。国家的文化教育体系必须超越于政治与经济的现实需要，必须首先给予每一个公民及未来公民基本的人格教育和思维训练，然后才是职业能力的培养。

然后，健全的公民社会才可能托起真正的大国政治。通常，我们认为政治有决定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力量，其实这只是权力之外的人们一厢情愿的误解，是传统官本位的思维延续，人们仍然企望来自全能政权的赐予，包括他们选择的自由。什么样的人民就催生什么样的领袖，这至少有片面的道理。过度膨胀的政治权力恰恰是公民社会不健全的必然结果，现实中的专制权力除了维系它本身的僵化秩序之外，其实是无所作为的，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管制，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合理秩序形成，造成的社会混乱可能远远超过给人的合法权利，而秩序的恢复又需要重新加强权力。

最后，合理的政治制度才可能保障高效与持久的经济增长。流行的经济学家总是在经济里谈经济，却忘记了他们的祖师爷也不敢忽略的政治与文化前提，实际上经济增长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工具、人力、资源的作用，在这些直接因素的背后，宗教、道德、科学、法律、政治的作用具有持久而根本性的效应。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其实一直是由各级政府主导的，而政府权威是过去年代留下的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这些资源已经逐步释放殆尽，转化为市场上主要为少数人掌控的财富，然而健康的市场经济所需要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经济、政治、文化构成三维一体的社会有机体，这个机体才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内在根据，其中经济是肉体，政治是骨架，文化是灵魂。毫无疑问，人们的智慧与社会的文化是最具能动性的因素，因此，有一天我们能够把大国之梦转化为大国之智，我们的民族离真正的崛起就不远了。

少一点一厢情愿的大国梦想，多一点自立自强的大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