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以史为鉴为什么那么难？

关于历史的格言，有两句立意恰巧相反。巴枯宁说：“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们不要再那么样。”这是老生常谈，我们都不陌生。周作人则道：“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此言听起来有些武断，回头想想，却非全无道理。

这两句话的冲突之处，在于结果，其实巴枯宁和周作人的出发点非常一致，即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不过巴枯宁谈的是应然：后人揽历史之镜自照，理当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周作人谈的则是实然：历史之镜照亮了我们的眼前路，然而明知覆辙在前，偏偏难以避开，故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许多时代，历史都是悲剧的重复，用托克维尔的话讲，历史这座画廊，“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巴枯宁所发出的警告之下，我们一再陷入周作人所诅咒的困境？为什么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警钟之下，肉食者前赴后继，跌倒在同一个坑里？譬如历朝历代的皇帝，几乎都被教导“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然而那些昏君和亡国之君，偏偏要亲小人，远贤臣，甚至囚禁、诛杀贤臣，终而断送了自家和王朝的性命。

人类，何以至此？历史，何以至此？假如历史正如周作人所言，如宿命，如魔咒，它之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

古往今来，我们都喜欢谈历史的意义。不过不得不承认，历史所能焕发的意义，正取决于现实的发掘，此即西哲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由来。时代不同，历史之镜的表现则迥异：有些时代，白昼如夜，历史之镜被无垠的幽暗所笼罩，难觅一丝光芒；有些时代，历史貌似镜子，实为版画，任何人去照，都是同一副依现实雕刻的盛世光景；有些时代，历史如一面哈哈镜，只能照出扭曲的人性与人心，而无一丝真相可言；有些时代，历史如一面魔镜，为阴毒的王后所垄断，真相随之沦为其囊中之物，与民众没有一分关系；有些时代，历史之镜终于恢复了正常，不料国人竟丢失了照镜子的习惯，他们所乘坐的时代列车一往无前，绝尘而去，倘能回头，则可从镜中窥见时代的背面，其实千疮百孔，白骨累累；有些时代，国人终于从历史之镜照见了现实的病症与伤口，却不知该如何应对，只能任其滋长，其结局，便是周作人那句感言，杜牧《阿房宫赋》结尾的感慨，亦如此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让我们放弃对历史之镜的素描，而加以归纳。在我看来，对待历史，大抵有三种失败的态度：不知以史为鉴，不愿以史为鉴，不能以史为鉴。

所谓不知以史为鉴，可一分为二，一是不知有历史这码事，二是不知历史是一面镜子。前者只能解释为智商欠费，代表人物当推晋惠帝司马衷，王夫之有言：“惠帝之愚，古今无匹，国因以亡。”对这样的人，你给他讲历史，他也许会说：何不玩过家家？至于后者，涉及对历史的偏见，如把历史当作垃圾站，堆积的尽是废物，抑或博物馆，储藏的尽是古董，陈旧而过时，于现实并无意义；或者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主宰了世界方向，便视历史于无物，一脚踩进过往的尘埃。

所谓不愿以史为鉴，即知道历史是一面镜子，却不愿观照，而背过身去，逃之夭夭。这种人心里到底怎么想，自负还是恐惧，掩耳盗铃还是讳疾忌医，谁也说不清楚。看起来他们的视力和头脑相当正常，似乎只能归结为心理问题。如果要贴标签，不知以史为鉴可谓历史虚无主义，不愿以史为鉴则接近历史犬儒主义。当然有一种例外，有些人压根不拿历史当回事，所以不愿照镜子，正如不拿未来当回事，他们所奉行的准则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有待细说的是不能以史为鉴：他们把历史视作镜子，并主动站到历史之镜面前，然而所照见的事物，却模糊、扭曲，以此为路标，他们终将误入歧途，重犯前人的错误，甚至比前人错得更离谱。

这里面第一种可能，即有意以史为鉴，然而对历史认知不足，进入宝山，只拿到一堆废铜烂铁。如何兆武谈吴晗，他认为吴晗的明史没有研究好，要是研究好了，“他不至于犯那个错误”。吴晗所犯的错误，一是未能摆正知识人与政治的关系，二是未能认清权力者的真实面目，这两点，只要深入研究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必有所得。

第二种可能，即对历史的认知足够清晰，所开出的药方却趋向极端。因唐朝亡于藩镇割据，宋朝执政者遂反其道而行之：重文轻武，拼命打压武人；限制地方权力，将原本属于地方的事权、军权、财权、司法权等都统统收归中央；一反唐朝“守外虚内”，而以“守内虚外”为国策。这么一来，藩镇割据的风险诚然解除了，不过导致头重脚轻，地方贫弱，边患四起，无力抵御，最终，宋朝未亡于内乱，而亡于外敌：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元。这大抵便是以史为鉴，自己反成殷鉴的典型案例。

第三种可能，说起来真是悲哀，有些先贤反思历史，无论态度还是心智都是当世一流，然而始终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来说。古人先是开出了封建制，鉴于封建制之失，继而开出了郡县制，此后千年，便一直在这二者之间辗转反侧、左支右绌，到顾炎武手上，发明了中庸之道：“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即以郡县制为主，封建制为辅，以郡县制为面粉，封建制为酵素。这听上去何其美妙，可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原来封建制与郡县制本身便充满毒素，不能炼成解药。这两种政制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人民的权利，而是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是为了驾驭人民。不以民权为基础，不以民主为源流，无论如何“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都无法找到“天下治”的出路。

这三种可能，共同诠释了后世为什么不能以史为鉴。明乎此，也许便可理解，何以历史会深陷治乱循环，在同一漩涡沉浮千载，从而不得不接受周作人的结论。我要补充的是，对第三种可能的评述，似乎有点苛责，因为顾炎武们的局限，属于人力与时代的局限，一个人的思想水平，未能超越他所生存的时代，再也正常不过。不过反过来讲，历史研究恰恰就是要超越过去，以史为鉴的最大意义，不仅在温故知新，更在推陈出新。当然，要在旧邦开出新命，不仅需要理性，需要视野，还需要勇气，需要责任：我们在追问“历史能为我们做什么”的同时，还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能为历史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