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差异、契约及自由——科学的起源

文明的差异、契约及自由——科学的起源

文：吴国盛

为什么科学出现在希腊？以前有很多非常庸俗的看法，科学和技术不分，以为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混饭吃，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要吃饭，只要吃饭就要搞科学，所以把科学看作是和人类相关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非常错误的看法。

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的根本的目标关乎人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理想，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你就会有相应的文化形式。科学是西方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这个文化形式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只有希腊人有，别人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从头来追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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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希腊广场西面的匠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神庙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出现在希腊？以前有很多非常庸俗的看法，科学和技术不分，以为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混饭吃，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要吃饭，只要吃饭就要搞科学，所以把科学看作是和人类相关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非常错误的看法。

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的根本的目标关乎人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理想，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你就会有相应的文化形式。科学是西方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这个文化形式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只有希腊人有，别人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从头来追溯一下。

一中国文明的本质

▲农耕文明（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中国的文明从本质上来讲是农耕文明，中国人民本质上都是农民。农民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跟土地绑定在一起，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不离开土地。这样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血缘家族群居的方式来过日子，标准的中国农村啊，它的村子基本上是一个姓，那个辈分排的很清楚，亲疏远近分得很清楚。

我们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血缘文化，这种血缘文化所弘扬的文化秩序呢，是按照辈分来排定的。中国人讲伦理学，那个“伦”就是辈分的意思。我们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血缘文化。比如我们跟台湾同胞说，你们不要闹独立了吧，血浓于水啊。这话洋人是听不懂的，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东西，什么叫血浓于水。对于我们沉浸在血缘文化里面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就明白。血缘关系不光是生物学关系，它更多的是亲情关系。血缘关系越近，亲情就越浓。血缘文化衍生的文化基因是亲情文化，所以情感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至上，在情、理、法之间，情是最高的，理是其次的，法是最低的。所以我们搞法治就比较费劲。法低于理，理低于情。理最后都要诉诸于情，而那个情最终是血缘亲情。所以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整个中国人是一个大家庭，不是大家庭的肯定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肯定有二心，所以我们怎么也不能够相信外国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和那个血缘文化是有关系的。

▲宁夏中卫高庙，吴国盛摄。这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寺庙，门联写道：“儒释道之度我度他皆从这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尽在此间”

在这种亲情文化里面蕴含了一种人性理想，刚才我讲了，我们追究文化，最终要追究到一种文化对“人”怎么看。对中国人来说什么是人？人就是有情有义的东西。人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禽兽。中国人过去认为禽兽之为禽兽就在于无情无义。所以我们经常骂这个人不是人，就说他是禽兽，衣冠禽兽。后来发现禽兽呢，也不完全是无情无义，所以我们再骂人就说是禽兽不如。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中国文化的一切训练都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基本方式是“礼”，礼仪、礼制、礼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文化，中国是礼义之邦。

我们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对所有僵化的、教条的东西不大认同。我们崇尚变化，并不认同某个东西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不能够打破，因为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生命之流，流变是宇宙的本质。只有在变之中，宇宙中万事万物才能保持活力。我们按照一种实用的、实践的和当下的原则来制定我们的行事方法，灵活机动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方面是以人为本、以血缘亲情为本，一方面是变通之道，我就先把中国文化的这两个特点摆出来。

二希腊——西方文明的源头

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西方，看西方的源头希腊人是怎么回事。希腊人生活的希腊半岛土地贫瘠，物产并不很丰富，他们那个地方粮食不好种，一般是种点橄榄，榨点橄榄油，种点葡萄，酿葡萄酒。光橄榄油和葡萄酒是不够的，要通过交换，通过和近东、小亚细亚地方的人交换粮食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希腊民族本身还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希腊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农业的民族，而是一个海洋型的、流动型的经商的民族，迁徙是他们的常态。

▲作者在雅典普尼克山上“表演”阿基里斯追龟，背景是雅典卫城

中国呢，是父母在，不远游，到处乱走的人都是可怜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那是人生最悲惨的一种状况。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这么讲了，在座的诸位都是背井离乡，除了北京同学之外，都是背井离乡来到昌平。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有多么的可怜。

但是传统社会这是可怜的。有些人离开父母到北京城做官，那是没办法，过去讲，忠孝不能两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即使你在皇帝旁边做到了宰相，如果你的父母去世了，你也得回家，向皇帝请假，回家去丁忧三年。当然，老了以后要告老还乡，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都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传统社会不支持在外面到处乱走，认为那不是正经人。你们一定会惊奇，晚清时候，政府要派少年到美国留学，结果学生报名的很少，根本就凑不齐那么多人，没人愿意去。那些留学生家里人压力很大，邻居都笑话他们，说他们卖儿卖女的，把儿子卖到美国去了。

三契约文明

欧洲的早期情况就很不一样，迁徙成为一种常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血缘文化的地缘文化。在一个迁徙成为常态的社会里，什么东西能够构成他们的行事准则呢？这就是所谓的“契约”。所以，我们称西方文明是所谓的契约文明，契约文化。在西方，订约是个常态。在基督教世界里，也是人和神之间订约，人如果背离了这个约，上帝就要惩罚你。西方文明里面那个契约意识极其强烈，契约一旦确定，每个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契约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契约之上没有东西。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喜欢说人是至高无上的，而契约总归是人签订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人之为人不是靠契约来规定的，而是靠人情来规定的。人情靠什么规定，靠你的血缘关系来规定。而西方社会里，它认为人作为人，以能够守约、守规则作为标准，因为它契约之上没有更高的东西了。一旦约大家都不承认了，那这个社会就解体了，一盘散沙。所以，中国社会表面看起来一盘散沙，那是从西方的眼光看的，是因为我们不受任何契约的制约。

我们中国人从根本上说，并不靠契约过日子，国家垮了之后，乱了之后，全回家了。我们并不害怕，国家没有了，家庭仍然可以把中国文化保存下来。比如说现在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学校宣布解散，学校作为一个小社会就解体了，很容易解体。一旦出了小小的灾难，大家很快就跑回家了。家庭是自己最后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呢，我们对契约不是很看重。

所以，依法治国为什么那么难，这个法制建设那么难，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都是农民，我们不是以法来服众，我们是以情来维持社会秩序。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这是很麻烦的问题。德治其实就是以情治国，所以又依法治国又以德治国，是有矛盾没有解开的。

契约社会里面对人性是怎么理解的呢？对希腊人来讲，什么是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人就是有情有义嘛，儒家把“仁”看作是人最根本的东西。克己复礼为仁，那个“仁”是大写的人，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追求的目标。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都是这个道理。那么对希腊人来讲，什么是人？这个很有意思。

▲安徽西递村口的功德牌楼胡文光刺史坊，吴国盛摄。此牌楼表彰西递村人胡文光在任政府官员时爱民如子为民办事。

契约社会里，我们知道它有个基本的预设，就是每个签约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如果你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的话，那么你签的约是没有意义的。你不能找一个小孩，说你给我签个字，上面写着欠我一万块钱，这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个小孩根本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你诱骗他签约你就是犯法的，签约是无效的。所以，在一个契约成为一个最高的文化准则的社会，它一定更强调的是签约者独立个体的自主性。所以人性对于他们来说，它首先指的是独立自主性。简单地讲就是，“自由”是人性根本的规定性。不理解自由，就不理解西方文明。如果你们学下来“西方文明通论”，还不理解“自由”两个字的话，我认为西方文明基本上就白学了。

四自由的概念

因为中国人没有“自由”的概念，也很难理解“自由”。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员、一个节点，你的身份是根据你的社会关系来界定的，每个人都深切感觉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没有所谓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常常逃避责任，因为我们不是自由的，当然也就没有责任。只有自由才有责任，只有一个自由民才能勇敢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希腊人曾经嘲笑过东方人都是奴隶。幸亏希腊人不大知道中国，知道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会说中国人全是奴隶。近代中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认识，把中国人除了皇帝之后分成奴才和奴隶两种。多数是奴隶，少数是奴才。奴才和奴隶的区别就在于，奴才知道自己是奴隶，他很高兴，很愿意当这个奴隶。

所以，西方文明对自由的强调，是跟他的文化基因有关系，它和它的契约文化有关系，一个自由的人，对西方人来讲，他首先是要懂得遵守规则，而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看法走向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说没有自由，我们觉得没有自由；第二个极端是说如果非要有自由的话，我们就认为自由就是胡来，就是不守规则，这个看法正好和希腊人的看法完全相反。希腊人讲了，自由的目的就是，认清了这个规则之后，自觉地服从这个规则，这是自由的。如果你认清了规则，你不服从他，那当然不是自由，比如你为了蝇头小利，违反更大的人性原则，这毫无自由可言。

▲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的作品《自由引导人民》（1830），现存巴黎卢浮宫

我觉得对自由的理解，是我们对待西方文明非常关键的东西。西方人讲，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说“不自由毋宁死”呢？中国人说，好死不如赖活，活着多重要啊，我们本来就没有自由。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由第一个认为是不可能的，第二个认为不是好东西，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所以，在现代汉语里，自由就不是一个好词，不信你去查一下，和自由搭配的词，自由散漫、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是好词。不止自由不是好词，连与“自”字有关的都不是好词，多数不是好词，什么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啊，好词不多，都是坏词。这说明我们这个文化里，并不鼓励你个体张扬，并不鼓励你自作主张。如果不扭转这个看法的话，我们对西方文明是没法有一个透彻的理解的。

五科学作为确定的知识为什么不在中国出现，而在西方出现

好了，那个自由的希腊人民怎么就出现科学了呢？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我们绕了这么大个弯子，就是为了解决科学为什么在西方产生而不在中国诞生。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科学？刚才我已经批驳了，庸俗的观点，认为科学就是混饭吃的。科学从它本来的意思，是知识的意思，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你不能说中国人也有知识嘛，对，我们中国当然也有知识。但是希腊人所说的科学是个什么意思呢？它所说的科学指的是一种严格的、确定性的和超功利的知识，这叫科学。这几个定语很重要，严格的、确定性的、超功利的，这几个东西都相当重要。

如果一种知识不是超功利的知识，那中国当然也有了，我们中国古代的知识多得很，对吧，怎么做饭，怎么盖房子，怎么管理国家，知识多得很。但是，没有一样知识是超功利的，中国人的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都是实用的知识，没有超功利的知识。所以中国没有科学，科学必须是超功利的知识。

第二个，中国也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追求确定性知识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目标，因此中国传统思维里并不很重视很强调知识的确定性。《易经》大家都知道，可以做很多推演，但没有一个结论是严格可证伪的。今天晚上有没有雨啊，他一算，反正你有雨他也对，没雨他也对。“打破沙锅闻（问）到底”这样一个成语足以说明中国人民并不喜欢那种严格的确定性的知识，以及追求这种知识的人。而确定性的知识必须要通过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把它推下去，我们对这个就不很在意。

比如说，孔子在路上走，有两个小孩在讨论问题，一个人说太阳早上离我们近，一个人说中午离我们近。说早上为什么离我们近呢，看起来太阳个大。中午为什么近呢，因为太阳晒得比较热。问孔子，究竟太阳什么时候离我们近。孔子想了一会，诶，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那就算了。孔子说算了以后呢，就把这个问题耽搁了，一直耽搁了几千年，没人来关注这个事。因为我们并不追求这种知识，为什么呢？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笨或者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就不要求我们往这方面发展，你搞那么清楚干什么，太阳早上大还是中午大，有什么关系啊。

▲孔子像（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情有义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寡情薄意，但脑子很清楚，那有什么用啊？所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德育永远是第一位的，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德育做的好，那这个人基本就成人了，至于逻辑不太清楚也无所谓，不重要。当然，希腊人就不一样了，希腊人的德育和智育没有严格的区分。它认为知识就是美德，有知者就是有德，无知就是缺德，因为他认为没有人主动犯错误，你犯错误证明什么，就证明你是缺乏知识。这一点和我们很不一样。

西方自由的人性理想，它必定要通过某种人文形式得以实现。中国人的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人性理想，它通过礼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来得以教化。所以，中国的文化本质上就是礼文化，这个礼文化的目标是训练一个人善良，有德，懂得爱人，训练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不需要很确定性的知识，需要的反而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灵活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本身的爱不是一个普遍的爱，中国人讲爱人是有差等的爱，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你爱你自己的父母应该是最爱，其次你爱别人的父母，再推而广之推下去，你如果爱别人的父母胜过爱你自己的父母，你不是有毛病就是别有用心，你必须肯定要最先爱自己的父母。

所以，在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看来，这个世界跟它的关系是亲疏有别的，中国人很讲究这种亲疏关系，所以，我们亲属里面的称呼特别多，一个父辈的称呼，叔叔、伯父、舅舅、姑父、表叔，洋人一个uncle全部解决问题，类似的女性也一样，为什么一个全部解决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讲，没必要，我们可以嘲笑洋人这都分不清楚。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搞计划生育之后，兄弟姐妹少了之后，很多称呼都快没了，很多人也都搞不清楚这里面的关系。传统中国人会认为你们这些现代中国人、外国人太没文化了。他们为什么搞不清楚呢？不是他们笨，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必要搞清楚，没有必要做区分。而我们中国必须要作区分，这个区分，内外有别，长幼有序，是我们文化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懂得这些差别，这种有差等的爱啊，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

在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人难”哪，从来没有听见过洋人感叹做人难，为什么？因为在中国这个地方，人作为人首先是懂得爱的。而这个爱是一个差等之爱，这个差等之爱又不是绝对的，每次都要调整。比如说，很典型的，你能不能行好礼，这些礼节的安排，你能不能到位，就体现你懂不懂得差等之爱，对不对。

我们举个例子，要摆一桌饭，这顿饭怎么排这个席位，谁坐上手，如果在你们家吃饭比较简单，你父母、祖父母在，必然就排下来了，按照血缘关系。可是如果吃这顿饭的人特别复杂，不光有你自己的父母，还有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家的父母，这就不好办了，两对父母怎么排序。还有你的老师也去了，还有你的领导，假如你已经工作了，还有你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去了，还有你的救命恩人也去了。总而言之，这么一拨人来了，就摆这么一桌席，你怎么弄，这就很复杂。如果你学习礼仪，不懂得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重新调整这个结构，你就抓瞎了，所有人都不满意，这家人太不懂礼貌了，每个人都有理由，自己要做上席。但是你如果懂了礼，懂得如何灵活运用这些礼节的话，你能说出些道道出来，所有人都心悦诚服，诶，这个人会做人。

这种情况很多啊，中国人之所以感叹难做人，就是这个爱是差等之爱，它不是平等之爱，不是像基督教那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爱。所以呢，做人很难。所以就要学习，学什么呢，学礼，所以中国的文化本质上就是礼文化。

你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这不要紧，没人笑话你，一个人整天想着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我们反而笑话他。古代杞国有个人，他老想着天塌地陷这件事，睡不着觉，结果中国人民就嘲笑他，给他起了个成语，叫杞人忧天。其实这个杞人是个伟大的科学先驱，他对于宇宙的结构和地球的结构有非常深刻的忧虑，按道理要通过非常复杂的宇宙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遭到周围的邻居们的一直嘲笑，那就算了。

▲杞人忧天（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所以中国古代宇宙论是很落后的，很不发达，因为我们根本不关是宇宙是多大，有限还是无限的。如果宇宙是有限的，那外面是什么呀，如果是无限的，那无限是什么模样啊。后来，看了看算了，不考虑这个问题了。中国古代一直没有确定性的宇宙论，因袭一些说法，天圆地方，说地球是方的，可是他没考虑，一个是圆的，一个是方的，怎么契合到一起啊，他漏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也无所谓，不考虑，因为我们认为没必要考虑。你知道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和你不知道的话，这有什么要紧呢，影响你生活吗？影响你清明上坟吗？都不影响。所以中国人民，大知识分子，到了清朝末年，还不知道地球是个球，以为球体那边的人，天天倒着，那怎么办呢。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它的模式走的不是一条路

好了，反过来看希腊人。对希腊人来讲，通过什么样的文化方式使他们懂得什么是自由呢，这就很难了。自由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啊？是有着某种内在的东西来做事情。刚才我讲了，所谓的自由，无非就是遵循原则，懂得原则而遵循原则。所以，那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能变，必须是确定性的原则。你原则老变，你看中国人原则就老变，我们从来都认为，原则是人制定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是西方人不能这样的，在西方那个契约文化下，契约一旦形成之后，或者说契约意识一旦形成之后，他们对某种超越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原则，是非常在意的。一旦掌握了这个原则，他们就不会轻易动他。

▲美国画家Howard Christy (1873 -1952)创作的《美国宪法签署场景》（1940）

你看我们中国人对待法律什么态度，跟儿戏一样，经常改，咱们那个宪法经常改。而美国的宪法，改一条难着呢，它每改一条，背后都有法学的论证，法学论证的背后又有哲学的论证，那前面还有社会阶层利益的论证。那个论证，论证了好多年，才能稍微改一点点，因为他们理性化程度太高了、那个规则意识太强了。

▲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门前的宪法塑像

而对我们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说改就改。比如说今天老有坏人杀学校里面的孩子，很多省马上就规定，凡是拿刀威胁师生的可以当场击毙。这就不行了，当场击毙的权力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你知道这个人拿刀是干什么呢，他还没动，你就把他崩了算了？当然，这个做法有自己的合理性，你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当然要采取一些办法了。所以，我们经常动不动严打啊，什么突击行动啊，专项行动啊，与法律要求的那种稳定性、确定性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说，科学作为确定的知识为什么不在中国出现，而在西方出现，和这个有关系。那么希腊的科学是个什么科学呢？它是完全追求确定性的，通过确定性的追求，它能知道什么叫自由。

六越是纯粹，越是科学的

自由的意思就是服从那个永恒不变的规则，而那个规则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得知呢？他们说通过经验不能得知，必须通过我们思维中的某些逻辑推理。所以希腊人就发展了极其罕见的一门科学，叫做推理科学、演绎科学。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也有所谓的几何丈量啊，图形测量啊，但是就是没有发展出几何学来。因为几何学是一门推理科学，推理的科学它本身要求的是一种内在的逻辑演绎，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的归纳，就像这个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人叫勾股定理，那么勾股定理是个经验的公式，是木匠在反复实践中发现，就得出这个结论。

▲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所采用的会标，就是古代中国人关于勾股定理的证明

可是希腊人说这个结论没有用，我们要从三角形的内在特征中推出这个事情，什么叫内在特征呢？这个推理是不依赖任何具体的三角形，只依赖三角形本身。所以希腊人发展出一套关于本身的学问。这个关于本身的学问呢，是按照事物自身如此的方式来进行推演的，所以我们看作为演绎科学。作为科学，它是确定性，是内在演绎的知识。这种知识才叫科学。而且希腊人讲科学，必须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是超功利的，他认为功利性的科学仅仅是奴隶们混饭吃的，真正的为了自由而存在的科学必须是没用的，越没用，越纯粹，越科学。

欧几里德是《几何原本》的作者，流传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跟它学了几天几何学之后，就问他，老师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据说脾气很好的欧几里德勃然大怒，那意思就是说，你骂谁呢，我这门学科怎么会有用呢，这种有用的怎么是我们这种人干的事呢，那是奴隶们干的事情，我们做这个东西，是纯粹的，是完全没有用的，越没有用，越是纯粹，越是科学的。

▲西班牙画家Jusepe de Riber（1591-1652）创作的油画《欧几里得》（1630-1637）

所以希腊人那个科学啊，完全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它要捍卫自由的神圣理想，所以它要有科学。它做科学的目标不是别的，是为了铸造一颗自由的心灵，是铸造一个自由的人性理想。他不是任何意义上混口饭吃，凡是混饭吃的东西那都不是科学，那是技术。所以呢，希腊的技术不怎么样，希腊的技术乏善可陈。希腊人对物质生活条件也要求不高，吃点面包，喝点葡萄酒就可以了。衣服也很简单，希腊人拿块布一披就行了，地中海地区温度也比较温润，生活比较简单。所以希腊自由民的大部分时间去发展那种所谓的自由的学术、自由的艺术、自由的哲学这些东西，所以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明。

我们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呢，科学和技术很长时间没有关系，也不必有关系。希腊的科学作为纯正意义上的科学，它是转化不成艺术的，它也不想转化，它认为纯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是我们要讲的希腊的科学，当然，希腊这个科学经过近代之后，转化成有用的科学，这个路线我们要讲一下。

▲《反思科学讲演录》封面

（本文摘自《反思科学讲演录》之“西方技术文明”，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2007】，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