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现实与扁平的文学

荒诞的现实与扁平的文学

编者注：此文系2013年阎连科先生与资中筠先生应时代学园创立者与出资人林炎平博士之邀，前来加拿大蒙特利尔讲学时所作的报告。

阎连科，中国著名作家，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

报告会上

阎连科先生、资中筠先生与林炎平博士在时代学园编辑部楼前

以下是讲座全文：

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荒诞扭曲的中国现实与扁平简单的中国文学”。

像刚才炎平讲的那么庄重、重大的问题我其实很少做过思考，超过文学的事我不大说得来，所以还要和文学扯在一块。

首先，为什么说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荒诞、复杂的呢？

说到这一点，其实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制度， 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情况是不是大家也都知道。当然我们今天说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我们今天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朝鲜，当然也不是加拿大，更不是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

最令人可喜的是今天已有来自民间的民主自由，再也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混合体。今天已有来自民间的民主监督，那种非常复杂、微妙，虽然微小随时可能被抹煞，但又永远是“野火吹不尽”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他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复杂。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领导人和昨天讲话不太一样，那不是他们不会讲话，而是他对这个社会也完全不知道如何把握，在中国是说中国梦，可到了美国也说与美国梦是差不多的。（听众发出笑声）我想不是习主席对这个梦没有把握，说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而是不是也因为他对今天中国的现实，不知道如何去把握。中国今天的现实不是任何一位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一句话能够讲清楚的。

今天的中国，在网上，你们在国外可能都听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今天再说地沟油的问题已经不算什么，因为它的问题很明显简单。我们还听到有毒奶粉、毒韭菜和鸡蛋，甚至又听到来自广东和湖南的大米也有问题了。种种问题在全世界、在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闻。还有北京的雾霾今年有多么多么严重，是美国的500倍，是欧洲的300倍。 总之，在当今中国，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如果一周内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事发生，那才是值得大惊小怪。（听众笑声）

我想中国到了这样的情况，可能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有关，与我们刚才说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有关。更重要的是来自民间的非常巨大的监督的力量。今天我们说到网络、说到微博等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很夸张的东西。但我们完全不能低估这种监督的力量。恰恰是这种监督的力量使社会或多或少地进步， 或多或少地使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不能一步跨入资本主义，又不能一步退回到朝鲜那边去。正是这种情况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异常复杂。

从表面来看，这只是社会没有了秩序，但还可以把握。只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更可怕的是道德的沦丧。沦丧到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我来之前重庆那个区委书记雷政富，就是被女孩拉下水那个。我们就想象不到，他被审时竟然对所有法官说，我是在与女孩谈恋爱。这是一个正厅级干部，是共产党的苗子。他在当县委书记时犯了很多错，贪污了很多钱，但照样升任为区委书记。可以想象他是被共产党认为可以培养的。但他在道德上已经沦丧到让我们正常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他甚至说，我这个人并没有贪污多少钱，就是有点好色。这就是出自一个正厅级干部之口的话，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道德沦丧到什么程度了。

这是说到干部，在说到城市中的年轻人，讲点最简单的例子。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在部队当过26年兵，军队相对来说好象一块净土。但现在也沦丧很厉害，比如说，军队文工团的女孩子， 她们都是20多岁， 能歌善舞，个个年轻漂亮。她们周末可以脱下军装，出去玩，临走前四五个人坐在一起时打赌，谁都不带一分钱，看谁周日晚上回来带回来的名牌多，包包里的现金多。她们把这当成日常的生活和游戏。她们是军人且这样，艺术院校就更不用说了。像舞蹈学院、戏剧学院，周五下午都会有很多豪华轿车，等在学校的门口，把那些女孩子一个一个接走。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我们对这些孩子也无可厚非。二十多岁她想过好的生活，而她的家庭可能有些困难。但她们都是大学生呀，我们的社会到底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北京大学是中国排名第一的大学，一个一年级女学生发微薄说，我家庭比较困难，我读书四年期间，想寻人包养，一个月给她多少钱，她就与谁同居四年，上完学后分手。我们能够理解她可能有困难，但不能理解她用这种公开的方式。

以上说的是有文化的、城市的人，乡村按说应该是比较传统，保守的，也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以我老家所在的河南洛阳的一个村子为例，每次我回去都会听到看到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我老家所在的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有六千多口人，可20多年几乎没有那个家庭的青年结婚去领结婚证，完全回到了民国时期的情况。有一次县委书记告诉我说， 你们那个村庄已经20多年既没死人， 也没有生过人，也没有人结婚。（听众笑声）包括我家的那些亲戚，侄女都是不领结婚证，举行个仪式，就同居住在一起了，完全不可思议。而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没有领结婚证就可以逃避计划生育。

而更可怕的是道德的沦丧。那孩子人人都要拜金，都要挣钱，打工。河南人口多，也不可能都出去打工，留在家里的二十多岁的男孩子干什么呢？每天的早上四点钟起床，开着拖拉机，拿着电动的锯，开出去偷树，筏树。整个把方圆几十里以外，凡是达到碗口粗的树，全部偷光。偷的树都锯成三米长，一车一车地拉回来。而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木材加工厂，收购木材，加工成板材或家具。先偷远的，再偷近的，直到三四年前，我在春节期间到父亲的坟地去上坟，结果看到坟地里已经一棵树都没有。我就对我的侄子说，这都是你偷人家的，人家偷我们的。回头再看，整个山坡上都没有树了。挖祖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可现在坟地的所有树木被偷光了，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正常。

触目惊心的盗伐林木

周边的村庄都是这种情况，整个的社会拜金主义，人心的欲望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如果想到那些非常具体的事情，就会处于非常绝望的状态。我们今天的整个中国社会几乎每个人想的就是一个字“钱”。当谈到钱字，什么都成了合理的。偷、抢、卖淫，什么什么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任何事情从逻辑上无法解释时，当放到钱字下面就全解释得特别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现状，拜金、堕落， 钱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反过来说，我们的作家，知识分子在做什么？

第二，看看知识分子在做什么？

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绝望。有很多像资（中筠）老师这样的有气节的人。不论他们的声音大、声音小，都不断地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来。

但就作家这个行当来说，我可能更熟悉些。 一个作家可能所起的作用有限，但种种原因，今天中国的作家几乎都不愿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最喜欢的作家，最有才华的作家，把他们的代表作拿出来，突然发现，最有价值的小说与中国的现实是没有关系的。

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让人觉得每一位作家都在绕道而行。没人关心中国现实， 没有人关心中国今天的文学是什么样子， 人心到了什么程度。大家可能知道我写艾滋病题材的小说《丁庄梦》，小说写得好与不好先不管它，几乎我的所有作家朋友都对我说，你根本犯不上去做这件事情。虽然鲁迅关心政治成了伟大的作家，可沈从文不关心政治也是伟大的作家。

文学的奇妙恰恰就在这里，屈原、鲁迅是伟大的作家，可陶渊明、沈从文也是伟大的作家。这就是说，如果文学有两条道路可走，不关心现实也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同样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如果所有的作家都像沈从文一样，像张爱玲一样，与现实拉开距离，完全不关心的话，那整个中国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文化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的情况就正是这样。

中国今天的文学虽然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的写作，一种就是名正言顺的在中国作协系统的作家，他们既拿名，又拿利，政府也喜欢他们的写作，读者也喜欢他们的写作，批评家也喜欢他们的写作。这些作家是最受欢迎的，有的还当了作协主席，副主席。他们确实是最有才华，小说写得非常好，我也非常喜欢。问题是这样的人太多了。

再有一个就是今天的写作完全被市场所左右了。每一个作家都想读者多、挣钱多，这无可厚非。但从80年代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写作都是直奔市场，直奔读者的口袋去的。无论是网上还是书面的写作。没有人愿意承担什么。文学当然不能承担过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思考的时候，文学就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的文学丰富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中国今天的文学就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况。任何作家非常明白中国的出版制度，审查制度，中国的读者，中国的媒体，是个什么状况。这也正是文学的复杂之处，也是作家可以逃避的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要警惕的。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很多，他可以在海外讲一套海外喜欢的话，回到国内又讲一套让国内喜欢的话。他会讲另一番道理，恰恰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出版制度，这一恰恰让我们在艺术上找到一种更加含蓄，更加艺术的创作道路。这条道路无疑就是更加逃避的、更加隐讳的，更加让人喜欢而不自觉的文学道路来。今天几乎所有作家都在遵循的就是：我不面对现实，我也要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作家的一个现状。

第三，这样的写作真的能使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吗？

中国文学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样，政府想象的那样，真的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而且在世界文学中，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尽管我们拿了诺贝尔奖，但这并不等于你就是世界文学了。不拿诺贝尔奖也不等于你就不是世界文学。

莫言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多不喜欢，但他的小说在中国还是相当有名的，我们可以谈论很多问题。今天的莫言已经不是昨天的莫言了，而他的作品都是昨天写出来的。（笑声）我想它既不证明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莫言拿了诺贝尔奖，整个中国欢呼雀跃，是为了文学欢呼雀跃，也不仅是为了这个奖。而是认为，我们中国文学终于可以像政治、像经济、像军事一样，走向世界，给世界一个有力的还击。把文学当作拳头，打向世界。我们拿到这个奖，证明我们的文学也像经济一样发达了。而离真正的文学研究还差得非常远。这种情况也会引导中国作家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据我所知，莫言获奖后，中宣部每年会拿出一个亿，将中国的作品向海外翻译。凡是正规翻译出版的任何语种，都会给你相当高的补助。这会吸引很多的出版社。每年的６月份到１２月份，只要出版社签订了翻译的合同，就可以到中宣部领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下有一个五洲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具体任务就是，针对中国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的较多，而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较少，花大钱把中国文学带到西班牙语世界去。三年的时间已经带出去一本书了，本来计划中有１５本。

但这些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都在中国印刷，然后给孔子学院，自己再买走两千册。我们先不说这里有洗钱的嫌疑，仅从这种能够自己翻译，自己印刷，自己发行的情况就说明，我们用很多的钱推销本国文学。而这是慢慢有效果的。我们看到中国人在瑞典办出版社，在西班牙办出版社，你不翻译我的作品出版，我自己在这出版。我们不要笑，时间长了是有效果的。更可怕的是，这种出版方式引导了整个中国作家的写作。有才华，有思想的作者都被引导到这样的创作方向上去了。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文学是不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了。如果是，也不是特别大，如果不是，也没有那么严重。问题严重在我们可能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写作会像今天这样止步不前，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文学永远不是靠一两个作家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文学带动起来，他一定是靠一大批作家共同的理想和努力，让这个国家的文学走出国门，走得更远。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很多国家的文学作品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写作，我们走遍任何国家几乎找不到一个作家说是因为中国哪位作家的作品好，读了他的作品开始写作的。我们可以听到大江健三郎说是受了鲁迅的话的影响，“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才开始写作的。但大江健三郎只在中国说过这个话，他到其他国家从来没这么说过。（听众笑声）

从以上情况，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用几十万去翻译出版，可荷兰六个汉学家要翻译《红楼梦》，申请了四年拿到4万块钱人民币。这里当然也有人际关系的问题，非常复杂。

第四，中国文学真的没有希望吗？

恰恰相反，中国的文学现在恰恰是一个最好的写作时期。因为中国的复杂性，荒诞性和扭曲性。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今天是一个扭曲的，但却是蓬勃向上的社会。虽然及其扭曲，可你走到北京、上海，走到农村，到处都充满着希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阎连科对这个社会是绝望的，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完全不识字的人，和大学教授，都对这个社会充满着希望。这是更不可思议的。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你处于一种多么糟糕的写作环境，但面对现实都有写不完的，用不完的写作资源。

这就像歌德说的那样，勇气并不简单是勇气，勇气是作家的一种才华。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简单的敢写什么，还要有这样一种才华。我们不能说禁书当然就是好书，但如果禁书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用最个人的方式表达最真实的内心，这应该成为我们写作的方向。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的作家长期面临的课题。

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积极的写作环境下，从四九年以后我们看到十个作家都是一种写作风格，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今天也大致如此。

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学好像很丰富，但有一个共性就是每一位作家都大量地吸取外国作家的经验。这就形成了个性中的共性。今天中国的小说确实是不缺少技巧，不缺少任何主义，对整个世界文学的熟悉和借用都达到了一种极致。但缺的是如何摆脱西方文学经验的能力。我们有没有把握中国现实的能力。

虽然中国的作家对西方作品如此熟悉，可对西方又如此地不了解。对西方如此了解，又对我们传统的文学那么隔膜。如果和台湾作家比较，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如此单调，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大大超过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拥有大量的写作资源，但我们有没有能力用最个人的方式，最有才华的勇气来写这些东西，表达这些东西。所以我经常说，最近几年，无论如何，中国的作家开始觉醒，更明白我们急需要面对中国的现实。

第五，文学的继承人问题。

当今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更活跃一些，七十年代的弱一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还没有形成气候。而若寄希望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他们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但到了这个年龄，就要走下坡路了。我不觉得一个作家到了７０岁比５０岁时写得还好。个别情况另当别论。整体上看，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在走下坡路。每一位作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疲劳，都难以写出我们渴望的作品。而我们的现实又这么丰富，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作家的可能性就特别大。当前中国文学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你坚持下来可能就往前走一步，坚持不下来就是往下滑一步。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如果这一代作家没有写出我们渴望的伟大作品，那我不相信八０后的孩子以今天的写作方式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

就我个人来讲，我也基本上到了日薄西山的情况，有很多可写的东西，但有些写不动了。那么文学到了这种时候，就是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失望。

但有一点，最近几年，无论是王安忆，无论是于华，无论是莫言，都开始重新关注中国近３０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的人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人可能还没有写出最伟大的作品，但他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关注中国当下的现实，而且敢于面对中国的历史，这虽然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时期，但这个转向已经开始了。我们还是可以抱有一定的希望的。

好，我就讲到这里。（掌声持续十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