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佩璋 聪明人应该富有，异常聪明应异常富有，才符合逻辑，当然，如果聪明人懒惰，肯定不富有，但是中国人不仅异常聪明，而且异常勤劳，却不富有，为何？中国人的聪明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美国，你去商店买东西，事后不论任何理由，都可去退货还钱。因此，有一些人（一些台湾人和更多的大陆人）过几天要出席重要宴会，就去“买”一套名牌衣服，穿去赴宴之后，再去退钱。美国商店还有一桩好事：买贵了，可退差价。于是有些人就趁平时不打折但尺寸、颜色较齐全的时候，把货品买回来，等到大减价的时候，再把收据拿去退差价。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还到处宣扬自己的聪明，甚至纳闷为何众多的别人那么“愚蠢”，不会利用这个“漏洞”。把占人家便宜看成“聪明”，把奸巧看成“能力强”，把挑拨族群看成“和解共生”，真的是价值观错乱了。 笔者想到了股神巴菲特。许多股友在讨论巴菲特的选股标准，往往忽略了他一再强调的：他非常重视一家公司CEO的诚信，不够正派的公司他绝不考虑。今天你会钻法律漏洞，明天你掌权了，就会去修改法律，让自己的违法变合法。这几年来，我们看了太多这种例子了。 十年前，我带年仅三岁多的儿子到美国旅行，寄宿亲戚家。亲戚拿个全新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给我，说：“这里规定儿童一定要坐汽车安全座椅，这个给你用，因为是借来的，请尽量不要弄脏，我还要还人。”两周后，我不再开车，他拿着半新不旧的安全座椅到量贩店办退货。店员一声不吭，钱全数奉还。亲戚得意地对我说：“美国的商店，两周内都可凭发票退货，所以我们常来这里‘借’东西。有些大陆人甚至连电视都‘借’哩！你说，美国人笨不笨？无条件退货的漏洞这么大，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来年，我到日本，在当地做事的台湾朋友招待我，出入都开车。我问：“东京地狭人稠，不是很难停车吗？”“没那么严重啦！政府规定要有停车位才准买车，所以车子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多。”他说。“哇！那你有停车位喽？一定贵得吓死人对不对？”“你怎么跟日本人一样笨！先租个停车位，等车子挂牌后，再把停车位退掉，不就解决了？”几天后，换成日本朋友招待我，待遇沦为两条腿加地铁。他客气地说：“东京养车容易，养停车位难。所以只好委屈你挤地铁了。”我马上向他传授“破解之道”。没想到他没有“悟道”的狂喜，只淡然说：“真要钻漏洞，其实到处都是，比如家母住在乡下，我把户籍迁过去再买车就可以了。但是，我实际上就住东京，没停车位却买车，左邻右舍会怎么看我？开车上班，我怎么面对同事？上司及正派的人不会这样做。” 美国商店无条件退货的机制与日本到处漏洞的法规，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当“信任”瓦解，社会也会崩溃。也因此，他们可以容忍政客做错事，却不容许政客说谎。我们则是“假到真时真亦假”，每个人都虚虚实实，整个社会是在“怀疑”的基础上运作。思维影响行为，而个人行为又可扩及影响企业服务、社会运作。 记得去罗马搭乘地铁时，发现有售票机却没有验票机。当场起了疑惑，到底要如何确认乘客有没有买票？那这样地铁不就铁定亏钱嘛？这是我们的习惯想法，总是想要替自以为的小聪明或贪小便宜寻求应对之道。对于意大利人而言，我们会问这种问题才奇怪。搭车为啥不买票？乘车怎么可以不买票呢？两方想法当下有了差异。如果你真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不要买票搭车？可以，的确可以入站搭车，但是你要确保不会被富有正义感又鸡婆的意大利人发现，因为他八成会去举发你。到时候罚款可就是车价的数倍，而且丢脸还丢到国外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建立信任，不容易，却很重要！当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在纽约，有一次参观有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付了钱，柜台给我们一个约10圆台币大小的金属片门票，有两条夹子。方便我们别在衣领上。友人告诉我参观中途可 以随时出来，如果还要再进去，门票就不用缴回，可以凭原本的门票再进入。确定不再进去参观，就把门票丢入门口的压克力玻璃柜中。我问：“门票的形式、颜色有每天换吗？”朋友回答：“没有”“那会不会有人把门票带回家，过几天再来呢？或是10人进去只买5张门票，其中一人再把门票带出来给其它人？”朋友大笑：“只有台湾人会这么想！美国人想法单纯多了，进去就是要买门票，不再进去，就缴回门票。基本上美国人相信大家都是守法的好人，所以门口工作人员很少。”剎那间让我觉得很惭愧，我们的防弊多于兴利的观念，钻漏洞的念头竟是文化的一部份。 最近帮台积电上课，发现台积电的餐厅跟科学园区的其它厂商一样，采用外包模式，一样干净整洁明亮。所不同的是餐厅没有人帮你打菜，要吃什么一切自己来，发水果的地方贴了一张纸条——每人限拿一袋(洗好切好的)。连入口处也很少有人在管，进餐厅自己用识别证刷卡，月底自动从薪水中扣除。一位台积电副理告诉我：有一位员工被抓到吃饭没刷卡，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就开除。 当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彼此方便，成本自然下降，工作也越愉快。相反的彼此猜忌、防范、围堵、监督。不但降低生产力，工作也被动，不愉快。各位亲爱的伙伴，您是否也发现当您和周遭朋友、同事处于信任的环境中，做起事情来都非常的有效率，而且默契十足；但是，处于猜忌和不谅解的情形下，任何事物都进展 的很不顺利？ 建立信任，不容易，却非常重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你不再过份的“聪明”了，朋友就多了，你不再过份“聪明”了，幸福就离你越来越近了，真正聪明的你，明白吗？

特朗普是个商人？ 特朗普就是个商人。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对特朗普的评价。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很多专家在说：“别忘了，特朗普是个商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判断，产生了极大的误导。 我的老朋友金灿荣教授，是一个对国际事务见解很独到深刻的一个人，但他也这样认为：特朗普是个商人，从来没搞过政治，一定会把他的商人特性带进政治，中国很习惯和商人打交道，从这点来讲，可能比希拉里要相对好一些。 非但如此，特朗普自己也这样说。今年1月，特朗普参加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曾接受记者采访，他自己就说，我是个商人，对我来说有商人的经历非常成功，挣钱挣的非常成功。虽然买和卖中也出现失败，但是经常转亏为赢。他自豪地说，这是需要一定能力的，从历史上来说没有这样一个商人当选为美国总统，当总统的通常是政治人物和军事界的人物，美国史上都是将军或者政治人物，从来没有商人当选过总统。 于是，专家、媒体和特朗普一起，营造了特朗普的商人形象。整个世界将他作为商人来看待，用商人的逻辑来揣摩他的一言一行。但你就没担心过整个世界会看走眼吗？ 不错，特朗普确实是个商人。曾经，特朗普是美国最具知名度的房地产商之一，人称“地产之王”。依靠房地产和股市，特朗普拥有纽约、新泽西州、佛罗里达州等地黄金地段的房地产以及其他一些行业的产业。同样不错的是，在大选以及执政之后，他似乎比以前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更加关注经济问题。他甚至像一个商人一样关注着每笔买卖的输赢，看重每个动作的投入与产出。甚至他的行事风格也很具有商人的特点，而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家迥然不同。 在不知道价值观为何物的国人当中，特朗普是个商人这样的说法就更是大行其道。专家们告诉我们，外交政策及国内事务处理上的经验，特朗普基本上是空白。他是个商人，他的政策也会受这一因素影响。他清楚中国的重要性，而他现在想做的就是去和中国达成一些协议，让美国在贸易和经济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他在思考的是在各方面与中国针锋相对的同时，如何和中国做生意能让美获利更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有利于中国，特朗普是那种可以和你坐下喝几杯聊聊天就能改变他的一些看法的人。 在下面的意义上，可以支持上述看法：无论是在对于与中国的关系上，还是在国际事务中，特朗普都很少将其置于意识形态和主义的背景之下，很少使用意识形态语言，很少使用诸如主义这样词汇，而是就事论事，讨价还价，而且讨价还价的时候，像商人一样的认真，漫天要价，坐地还钱。 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即使是在偶尔使用意识形态词汇的时候，其框架和用词也让我们有点陌生感。在这里，大家注意，我现在将特朗普这个提法换成了“他们”。因为在特朗普的语言中太难找到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内容了，类似的内容似乎只能在他同事或幕僚的口中偶尔才能听到。表面看，这可能会有利于坐实特朗普是个商人的看法，但其实这里却大有门道。 大家还记得我几个月前写得那篇《班农主义是理解美国战略思想变动脉络的一把钥匙 》吗？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请注意的是，这里他用的是新野蛮这个词。也就是说，他把美国所面对的对手定义为新野蛮。那么，在班农眼里的新野蛮是指谁呢？他认为主要有三股力量。第一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第二是世俗化的资本主义。第三是伊斯兰的力量。 老实说，我当初看到班农那篇著名的演讲，看到他使用新野蛮，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些词的时候，内心里还多少有点疑惑：国家资本主义？为什么要用这个词？说谁呢？仔细一想，恍然大悟，哦，说中国呢。把这个词用在中国头上，合适吗？为什么他要用这个词呢？为什么不用大家都熟悉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词呢？原来的西方政治家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都是这样用的吗？ 再仔细想想，好像有点明白了。班农将中国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称之为社会主义，也许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定位和语言习惯的问题，而是与他心目中的框架相对应的。为什么？因为他内心里的框架是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古色古香的资本主义，用班农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基于犹太—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古典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另外两种资本主义看作是其对立物。也正是到这里，我们有点理解亨廷顿讲的文明的冲突的意思了。 之所以将特朗普看作是一个商人，看作是一个政治小白，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素人，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人们忽略了特朗普是一个基督徒，尽管在他是否虔诚上不乏争议，更重要的是，忽略了美国政治中的宗教因素。 下面是美国此次大选中的若干数据：在所有投票者中，白人福音派信徒也就是所谓的白人重生基督徒占总投票人数的26%，其中81%选择了特朗普，只有16%投了希拉里。在此次投票中，占总投票人数52%的新教及其他基督徒，有58%选择特朗普，39%选择希拉里； 占总投票人数23%的天主教徒，52%选择特朗普，45%选择希拉里；与此对应的是，占总投票人数3%的犹太教徒，71%选择希拉里，24%选择特朗普；占总投票人数8%的其他宗教徒，希拉里获得62%的选票，特朗普为29%； 占总投票数15%的无宗教信仰者，希拉里拿下68%，特朗普赢得26%。 在这背后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图景呢？有人说，特朗普在宗教上的支持者主要是传统的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WASP：白人（White）、安格鲁撒克逊裔（Anglo-Saxon）和新教徒（Protestant）。这部分人大多生活在传统乡村地区，或是从事传统的工农业生产。在过去的年代，他们生活富足，属于中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美国社会的中坚。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他们成为被资本抛离的人，其中的一些人开始失去曾经有过的体面生活，至少在心理上开始处于失落的状态。但要知道，他们同时也是基督教虔诚的信仰者，或者说是基督教文化与美国精神的承载者。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站在特朗普身后的就是这样的一批人。特朗普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个精神领袖，甚至都可以说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风云际会，他成了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价值观甚至是这种文明的拯救者。在基督教广播网（CBN）的一次新闻上，特朗普宣布：“我将成为他们长期以来所拥有的最伟大的基督徒代表”。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表示，他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感到自豪。 到这里，我们也许才开始真正明白，他们在大选前后极力抨击的民主党人、建制派和政治正确是什么意思了。 在他们看来，美国赖以立国的基础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而现在这种价值观已经岌岌可危，为堕胎、同性恋婚姻、限制信仰自由大开绿灯，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在不断受到侵蚀。而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民主党和建制派所代表的政治正确，难辞其咎。他们认为政治正确在毁灭美国的传统价值。因此，破除政治正确，复兴基督教的传统价值和美国精神，是他们的使命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代表的是一种保守主义思潮。 有人说，特朗普是个疯子。但是各位，在政治正确已经渐成主流，同时拥有班农所说的大资本、大技术、大金融的合力支撑，甚至几乎整个主流媒体和社会精英都站在政治正确一边的情况下，谁能够说不管不顾、对现行的一切都不买账的“疯狂”不是一种更合适的策略呢？ 到这里，也许有人知道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了。你可以说特朗普是个商人，是个政治小白，是个意识形态素人，但不要忘了他现在是一种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承载者。在特朗普的身上，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因素远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上。 我原来说过这样一段话：就冲突和矛盾的性质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宗教的与种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的。其冲突的强度依次降低，回旋和缓和的因素依次而增加。 就拿意识形态和宗教这两个似乎很相近的因素来说，其实其性质和特点是很不相同的，尤其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两者恒久性的数量级就不同，意识形态是百年级的，宗教是千年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几代人的事，几百年过去，就是过眼云烟。而宗教所体现的深层价值却往往更加恒远、持久。

一、为什么耶鲁是耶鲁，而北大只能是北大，差距在哪里？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间并不长。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已经感受到了世界一流大学与我们北大的差距。最直观的一个例子是校园。耶鲁没有围墙——一个学校怎么可以没有围墙呢？我们北大不但有围墙，还有门禁，进进出出要查学生证，没证的要查身份证，免得有人背个炸药包来炸食堂——从而极大地保护了同学们的人身安全。 耶鲁的房子都老得不像话，James Gamble Rogers在一个世纪前修的哥特式学院，过时得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却仍立在那儿，一矗就是上百年，也不知道拆了重建，白白错失为纽黑文地区GDP做贡献的大好机会。整个校园总是天蓝草绿，鸟语清新。优美的校园环境，造成了耶鲁学生娇生惯养的身体状况：去印度就腹泻，去拉美就痢疾，来北京就鼻塞鼻炎流鼻涕。 北大就很好。在校园建设方面，北大彷佛是一手黑牌的甘宁，加一手方块的大乔——特能拆，拆得乐不思蜀。一直在拆，一直在建，建完了拆，拆完又建。我读本科的四年，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漫天粉尘溷夹着中关村的PM 2.5——三伏天出门都不用涂防晒霜。刚进校门时，南门附近在拆，未名湖北在建；将要毕业时，理教在拆，未名湖北还在建；去年我回学校，南门搞定了，理教盖完了，西南门的宿舍又被推倒，而未名湖北还在建…… 如此常修常新，不但为京城的房地产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极大提高了北大同学对噪音和粉尘的Y肤雂O，以及在恶劣的环境中刻苦学习、迎难而上的顽强奋斗精神。毕业以后，同学们无论是去艰苦的边疆，缺氧的青藏，还是去山西陝西的煤矿，都精神满满，身体棒棒。 耶鲁的课堂都小得不像话。许多课的学生都不超过十人，每位学生都必须在课上发言。我上过的人数最少的课，只有一个学生。那是风晴日朗的一天，我迈进人类学系的小红楼，怀着旁听的心情坐进一间窗明几净的大教室。等到了上课时间，发现只有一个人进来——老师；老师发现只有一个学生——我。老师和学生面面相觑了一会儿。老师：“这课，你选吧？”我：“我……”老师：“这课，你选吧！”我：“……”于是我就被迫选了。这门课是亚洲考古学。= =||| 可是，一位教授怎么可以只给一个学生上课啊？只有一个学生课堂，学生怎么睡觉，怎么开小差，怎么构思小说，怎么思考人生啊我摔！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概率，他是百分之一百啊！回答不出来时旁边有同学提醒的概率，牠是……鬼魂啊魂澹！ 从此一个学期，大眼瞪小眼，如坐针毡。这真是我这辈子上得最认真的一门课。诚然，尽管，那段时间我的学术口语有了奇迹般的突飞勐进……但是一对一的教学，这是对教育资源的多么巨大的浪费啊！ 北大就很好。我在北大上的四年课，除了“中华毽”这种神奇的体育课，基本上没有一门课出席人员少于四十人，考试时候经常上百人。这种五十到两百人一起上的单边课堂，可以跷课，可以睡觉，可以看小说，可以打游戏，可以背GRE，可以思考哲学，还可以男女朋友坐在一起，没事抛俩秋波，你踢我一脚我摸你一下——除了繁殖后代，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上课方式为同学们提供了充足的个人发展空间，不追求个人发展的同学就吃饭睡觉打Dota，好好缓解经历九年义务教育以后俱疲的身心。 耶鲁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严格得不像话。第一次拿到我那篇讲《尚书》里的羲和的论文回馈时，二十页白纸上一片殷红，不知道的简直以为牠不幸被拿去用作卫生用品。老师的修改细緻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标点与任何一个脚注。不断有红色箭头指向页缘，写着这样的批注： 　　“关于古文学派，你知道什么？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郑玄真的是古文派的吗？不见得吧……还是马融？谁属于这个学派？为什么？” 　　“难道我们没有郑玄之前的注释吗？为什么不从更早的注释开始？换句话说，我在要你考虑这一点：你不按时间顺序安排引用，究竟能有什么好处？” 　　“‘尽管《尧典》有神话色彩……’这主要是你的假设吧，我猜？” 　　“‘司天’的‘天’也许应该小写？如果是大写的Heaven，牠就是一个拟人化的神。如果是一个拟人化的神，牠就不可能被人类来‘司’吧？” 　　“孙星衍推测牠等同于六卿，是基于《週礼》的说法。而《週礼》，你应该知道，是汉代的产物。” 　　给跪，你妹这白人的古文功底绝对比我强啊……看着这没完没了的一大片批注，完全是累觉不爱想要撞牆的心情。 北大就很好。论文交上去，老师打个八十八分，老师高兴我也高兴。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耶鲁的老师与学生的邮件来往，多得不像话。就算你不发邮件，老师也会发许多许多邮件来骚扰你，多到你恨不得扔一半到回收箱里。邮件内容包括：下节课的阅读材料，要你思考的问题，可能的论文题目，课上提的学者八卦，学术冷笑话，最近学校的访客，无聊讲座，邀请你去他家吃感恩节火鸡，他要出差可能要麻烦你替他照顾他家的狗，还有最近他自己接受采访的剪报…… 给你发这么多邮件的老师，也许你会猜是负责学生工作的青年教师，可实际上，发邮件最多的那位老教授，已然七十岁高龄，在东亚圈子里相当有名气。可正是这样一位老师，时常我给她的邮件一按下发送键，就立即收到她的秒回——彷佛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邮箱，随时准备回学生邮件。作为声望已着的老教授，这实在平易近人得缺乏威严。 北大就很好。北大的老师很有师道威严，越有资历的越有威严。当然也有平易近人、缺乏威严的老师，非常认真地回复邮件；但总有老师从不回复邮件（也可能只是没回我的邮件）。不仅有不回邮件的，还有一下课，眼看学生过来问问题，拔腿就朝门外跑的……通过不回邮件，不回答问题，不批改论文，他们在我心目中牢牢确立了高大威严的师道形象，让我记住我这样一个小P民，是不配跟高高在上的老师有什么实质性交流。 耶鲁的社团乱得不像话。传说骷髅会，以前的入会仪式之一，就是去坟场里挖人祖坟。什么舞狮协会，冥想协会，藏传佛教促进会，乱七八糟的兄弟会、姐妹会，还有反动分子天天画各版本国家领导人上厕所的漫画。 这一点，我到伯克利以后，就越发严重了。每次美国在中东有什么动向，阿拉伯同学就游行，伊朗同学就抗议。每学期固定有一次研究生罢课，参不参加随意，但反正就是要罢课（老师照常上课，学生可以选择不来）。东校门广场上每天都有一帮不好好读书只关心政治的学生，维护动物权益的，支持提高加州最低工资的，给学生会换届选举拉票的，传播基督教佛教喇嘛教的……乱成一团，也没人管。 北大就很好。头头是道，井井有条。所有社团和言论都受到长辈们的关心与呵护。如果你一时冲动，想要大家签名帮你搞什么促进民主的西学社，团委就会找你喝茶谈话，帮助你回归正轨…… 耶鲁的创业基金，荒唐得不像话。我认识的林学院的同学，自己组了一个团队，拿着耶鲁几万美元的创业基金，干起了一个创业项目，就是卖……白菜。他们利用了纽黑文闲置的停车场屋顶，用来种……白菜。种了的白菜卖给当地的供货商，以此赚从美国西部进口白菜的那几美分的差价。这个项目在一年后，取得了巨大的……失败。几万美元款项就这么着打了水漂。 北大就很好。北大那500到2万人民币不等的创业基金——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买白菜的钱，但是，它是绝对不会给卖白菜这种愚蠢的项目的！这笔一共约3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基金，小心翼翼地分发给了生物技术之类的商业计划。 剩下没有拿奖的同学，最后大多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打工的道路。创业这种无聊的事情，让清华和中传那种二流学校去做好了。我们一流学校的同学才不稀罕当老板。我们喜欢打工……读博……写豆瓣…… 二、一个台湾人眼里的内地大学。 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 一个人，可以看他的学识，他的气质，他的丰采，他的谈吐。 看一个国家，可以看她的大学。 我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风景区可以不看，但大学和博物馆一定要看。 台大的老校长傅斯年，掌理台大的时间其实不长，但这位胡适的得意门生，前北大校长，却给台大奠立了很好的基础，把北大的学术风气和自由学风带到了台大，把大学的庄严地位和神圣使命清楚地传达给一代又一代的台大人。傅老给台大师生留下一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名言：“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之精神”。是啊，“宇宙之精神”，多么庄严神圣，多么亘古长新。 美国东岸的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西岸的柏克莱、史丹佛我都去过，也待过；大陆的北大和上海交大、我也去过。 如果要我说出大陆的大学和美国、台湾的大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我想就在于对于大学的地位、使命、格调的定位不同上面。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材。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材。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所以，台大可以出几个诺贝尔，大陆十多亿人，却无法“填补空白”。 上海的同济大学，也是老牌精英名校了，尤其是以建筑系闻名；然而，电视广告里，它下属的“同济大学装潢公司”，居然用同济的金字招牌，拉装潢生意。 上海交大，也是百年名校，当年曾为国民政府培养出多少栋梁之材；现在的交大，不但有股票上市公司（当然，同济、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都有），走在它的校园里，简直就像逛一个市场。 在广圜西路的校门旁边，交大用临街校地盖了一座6层大楼，一楼二楼是电脑商场，里面分隔成许多狭小的店面，租给商家卖电脑或组装电脑。走道是那样的狭窄，商家再把桌子搬出来拉客，让人走都不好走。人人手上一根烟，那空气真叫一个污浊。 三楼是交大昂立书店，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连中小学生到幼儿的参考书都卖。你能想象柏克莱、史丹佛的大学书店里面，卖非学术方面的书？ 四楼以上则是交大昂立学院，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英语电脑进修学院。进了校园，到处可以看到广告，有交大的这个英语培训班，那个电脑培训班，原来交大不止一个昂立进修学院，还有好几类似的学店呢。 学生宿舍的一楼，被出租给某个培训班当教室，大白天的也会听到，这个那个英语培训班里传出托福GRE听力模拟测验的o垠翔鸷n音。小卖部旁边，还有一间店面是卖彷制的青铜器。还有个地方，牆壁上用手很粗糙地写着：假肢，洽询请进。 交大还有用学校名字作商标的“交大昂立一号”补品，呵呵，西方人真笨，怎麽不搞个剑桥海狗丸、牛津隆胸素、哈佛脑鑽石、耶鲁减肥茶。 交大的係、所，分得真是细，大概中国人都喜欢自立山头，都喜欢拥有好听的头饺，所以交大有无限多的係主任、所长、院长。比方说，居然还有个“机器人研究所”。耶鲁大学整个工科，就是一个係：工程係。 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 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能燻陶出什麽优雅之士？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 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这也不奇怪，丛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这样呢。 作者：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係，2013年耶鲁大学硕士毕业，加州伯克利大学博士毕业。

川普入主白宫以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美国第一，他的首要目标是让美国强大、富有、安全，首要任务是为美国人民谋幸福。他指出，所有的国家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美国不寻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而更希望其他国家能够自己发光发亮。他还说过，讲空话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行动的时间。 很多人只是片面理解他的思想，认为美国会就此战略回收，更加注意美国国内利益，而不在乎世界其他国家怎么样了。某些国家可以长长松口气了。 中国国内媒体对他的评价，主要还是集中在他商人的定位上，认为他与希拉里的观点完全相反，甚至水火不容。不少中国人乐观的认为，川普不会有价值观外交了，也不会再在军事上实行什么战略围堵，这是中国赢得国际地位，进行扩张的最好时期。而一些所谓的智库也据此给出自以为是的应对策略，那就是只和川普谋生意，多和川普谈交易，没有必要担心他会利用价值观外交施压他国，也不会对他国内政指手划脚了。同时，中国的决策层也大致以这些判断为基础，带着大笔生意往来美国和中国，以图取得川普的信任与支持。国内企业界明星大佬马云，更是投其所好，信心满满的对川普说，他将为美国带来100万个就业机会。 我一直认为，上面所有媒体、智库、决策层、企业界牛人对川普的认识，是在有选择获取信息基础上作出的，其判断是存在偏差的，甚至是巨大的误判，长此以往，一定会付出沉重代价。 目前理由有四： 一是川普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具有超越性的追求。这一点，我认为川普隐藏的很好，也很深。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很清晰的讲解了基督徒从事商业活动的终极目的：为上帝争荣誉。这是一个最高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在这个目的之下，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只是为上帝争荣誉的具体表现。但是，为上帝争荣誉绝不仅仅是经营成功，得到更多财富，因为上帝希望他的子民生活在一个和平、友爱、自由的世界，这是每个虔诚基督徒最终追求目标。川普入主白宫后，每周组织内阁进行读经活动，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影响巨大，意义非同凡响，绝不能轻视其背后的意义与意图。 二是川普对制度和文化有自己的判断，很在意。川普在竞选时曾经说过：一些人因为自己国家的制度与文化失败而来到美国，他们却想把这种失败的制度与文化带到这里，他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川普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制度与文化传统有着自己的判断，他并不是不在意那些与美国不同的制度与文化，只是他在把国内事情做好之前，不会轻易亮出底牌，也不会在这个方面轻易出击。当选总统之后，他迅速采取一些措施，虽然有些急躁，但这些都是他真实思想的反映，他知道哪些国家正在执行失败的制度与文化，只不过他没有直接点明而已。 三是川普是一个隐藏很深的人，很狡猾。给所有人的印象是，川普是一个大嘴巴，想到什么说什么，因此没有什么城府。这是一个重大误判。川普非常精明，了解群众心理，精通媒体运作，知道什么话可以讲，讲到什么程度，即便这些话触犯众怒也无伤大雅，此时他很会打长拳。同时，他也知道什么话不可以讲，即使别人怎么激将、诱导，他也不会讲，这时他很会打太极。这些不会讲的东西就是他的底牌。 他行事之前，准备工作还是非常充分的，这从他与中国打贸易战就可以看出来，完全是有备而来。另外一个细节：他其实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对中国很有了解，但他却从来没有对外界说出这一点，作为一个爱出风头，喜欢被人关注的总统，在这方面，他隐藏的非常彻底。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他了解中国可不是为了猎奇或休闲，他有自己的意图，总有图穷匕首现的那一刻。 四是川普重视价值观选择，那些普世价值在他心中很有份量，很重要。这一点，估计大多数人不认可。但是，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不，近期川普致信国会，承诺大力支持《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他在信中表示，本届政府正在积极确认人权侵犯者，并在搜集相关证据以进行追责。川普提交了一份该法落实情况报告，他表示：上述报告显示本届政府对《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支持，以及有力和全面执行该法的承诺。他强调：“正如报告所述，我的政府正积极辨识该法所实施的对象（侵犯人权者），包括个人和实体，并在搜集必要的证据。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相关机构将开展全面的跨部门审查行动，以兑现我们向侵犯人权者和腐败者追责的承诺。” 2016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侵犯人权及显著腐败者实施制裁，并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此法案命名是为纪念俄罗斯维权律师舍尔盖‧马格尼茨基，他因揭发俄罗斯政府腐败于2009年11月被关押，在看守所去世。美国国会因此于2012年通过针对违反人权、腐败的俄罗斯官员的《马格尼茨基法治问责法》。后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从俄罗斯扩大到全球范围。 这是一个信号，所有人，或者说某些人要小心了。记住川普那句话：讲空话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行动的时间。 （以上文字来源：骆驼到狮子，ID：luotuodaoshizi） 特朗普不懂中国？看看他读过的中国书单你会大吃一惊！ 川普（特朗普）上台之初，很多无知的人对他缺乏从政经验、能不能驾驭一个超级大国很怀疑。事实证明，久历江湖的老练商人比瞻前顾后的腐败政客效率高多了，特别是最近他对中国施展的精准举措和手腕，很难让人相信他没有看过中国的《孙子兵法》，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川普不懂中国？那是你不懂川普！ 何况他还因为商标权在中国打过多年的官司……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已经读了几百本有关中国的书籍。我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人的想法。”这是美国候任总统川普在2011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所言。川普还随口列出了他读过的20本书，仅仅从川普列出的这20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他涉猎范围很广，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教育等，基本均有涉及，这些书有些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的。 无疑，这些书或多或少都对川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样力图全面了解中国的川普，对中国的认知绝非外界所贴上的“他是个商人”的标签那般简单。 笔者将这20本书大致分成六类，并通过对一些书籍的介绍，使大家了解川普对中国认知的部分来源。 第一类是政治类书籍，包括英国Richard McGregor的《党》（The Party），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论中国》（On China），加州大学教授Peter W. Navarro的《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Stefan Halper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Deborah Brautigam的《龙的礼物》（The Dragon’s Gift）。 对于很多外国人而言，中国身处的是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神秘世界，而《党》一书则试图揭示这个神秘世界中的种种关系。作者引述一个深谙中国国情者的话：“它就像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无处不在。” 被视为中国“老朋友”的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已在大陆出版，书中主要讲述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和基辛格的中国之行，以及基辛格访问前所做的秘密准备。除了剖析了与之见面的几个领导人的性格和会面的细节外，基辛格还就民主价值观与外交务实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一些看法。 不过，对于中国国内发生的某些历史评判，基辛格是一笔带过。这也就难怪有评论称其对中国是“毕恭毕敬”。 2006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作者Navarro——一位在美国广播电视媒体经常露面的著名分析员和评论员，认为中国正展开“一项大胆行动，寻求全球经济霸权”，因此，他在书中敦促美国尽其所能，遏制中国的前进步伐，应采取的措施包括：与中国进行直接的经济对抗，包括制裁和边境控制——必要情况下，以军事行动作为支援。 《北京共识》也有人翻译成《北京说了算？》。“北京共识”意指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由中国发展出的政治与经济模式，2004年由英国学者Joshua Cooper Ramo提出。 在2010年Halper推出的这本新书中，他指出中国对美国造成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在观念方面的挑战，“美中经济互相依存削弱美国表达其价值的能力。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价值包括保护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 他认为，中国通过和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经贸交流，让这些国家看到市场经济和专制体制同时施行的可行，在这过程中，削弱了以华盛顿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力。 “中国输出的是一个更简单的，更会削弱西方影响力的观念。那就是‘专制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 因此，Halper呼吁华盛顿当局全面检讨美中关系，让一切和中国相关的议题，从汇率到贸易，从人权到军事，都有一个专门部门来处理，以因应中国的挑战。 《龙的礼物》的作者以三十年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梳理了中国援助非洲的历史，比较了中国相较于西方国家采取的不同策略，并实地考察了大部分的非洲国家，采访了很多相关人员。 “中国在非洲的出现，从不会是抱持着单纯或单一目的”。该书还传递出“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扩张的恐惧与焦虑”。 第二类是人物传记类的，包括英国张戎的《毛泽东：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told Story），查姓作者的《弄潮儿》（Tide Players）和传记作家Simon Winchester的《热爱中国的男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 2005年出版的《毛泽东：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被视为“将改变历史”的书籍，在英国出版仅三天，八万册精装本就销售一空，该书同时进入了亚马逊网上非小说类排名榜首，很快在英国成为畅销书的第一名。 这本书通过大量翔实的资料和采访，打破了以往对毛所谓“三七开”的说法，还原了毛的真实一面。 《弄潮儿》则将视角投射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身上。在其六个章节中，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组人物以知识人为主，涉及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们，讲述他们如何卷入了一场关于教育改革的激烈论战。 最后是一位当过文化部长的著名而多产的作家，人们为他到底是执政者的辩护士亦或是有朝一日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而分成两派。 第二部分的主人公则是从贫穷到富有的企业家的故事，其中一个讲述的是一个矢志为母亲洗清冤屈的家电连锁企业巨头。 这些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故事，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了“当前发生在中国以及中国人身边的、错综复杂、前景未明但却生机勃勃的历史转变”。 《热爱中国的男人》是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的传记，李约瑟为中国所熟知的一本书是《中国科学与文明史》（大陆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书中介绍了中国璀璨的文明历史。 不少中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本书，开始自信的去研究中国的过去；也是这本书，使得所有的西方国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过去辉煌的文明。当然，《热爱中国的男人》这本书中也记述了李约瑟与他的中国太太鲁桂珍的爱情故事。 从川普竞选以及近日发表的一些言论，包括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看，很难否认川普没有受到以上一些书籍的影响。 第三类书籍是经济类的，包括曾任道琼指数中国总执行官的James McGregor的《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s），美国管理学教授Juan Antonio Fernandez 和商业期刊编辑Laurie Underwood的《中国首席执行官》（China CEO），曾为美国进口商工作的Paul Midler的《中国的不良制造》（Poorly Made in China），记者张彤禾的《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和FT驻中国首席记者James Kynge的《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 《十亿消费者》的作者James McGregor，1990年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负责人，后任道琼指数中国总执行官，在北京住了十五年，是一个中国通。该书涉及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诸多方面，不乏重大事项，比如电信业改革、加入WTO、厦门远华、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崛起等。 在书中的第六章关于市场化媒体的崛起的描述中，包括遭遇变故的《财经》杂志与胡舒立的故事，作者跟新华社之间的关系等。 《中国首席执行官》是一本指导跨国公司在华经商的经典书籍。作者通过他们对在中国工作的拜耳、通用汽车、飞利浦、微软等二十家外商CEO与并且多家长期观察中国经济体系的资深顾问的访谈，为来到中国经商的外资企业提供实用秘诀，帮助进入中国的经理人更有效地管理企业。 美国人Paul Midler2009年出版的《中国的不良制造 ——一个圈内人揭秘中国制造业游戏的谋略和战术》，揭露了中国工厂和加工制造业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该书取材于中国广东的制造业，Midler曾在中国为西方企业提供生产外包业务咨询等专业服务。在《中国的不良制造》中，作者基于自己和西方客户的经历，介绍了中国加工厂商通过千奇百怪的手段，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牺牲品质为代价牟利的情况。西方订货商在发现问题时往往也因为问题复杂、解决成本太高而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书中还揭露出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不合理现象，即少数享有良好国际声誉的大企业，产品优质换来的是更严格的审核和规管。为了减少这种企业看来不公平的成本，它们会把生产业务外包给小型而较少受安全生产、劳保和环保条例等约束的企业。 Midler认为，中国的不良制造更多是指一些坏的决策和低劣的操守，而不是产品。 《工厂女孩》是作者三年扎根广东东莞，与工厂女孩近距离接触、观察后写就的。通过她的描述，读者深入洞悉了东莞城市和农村的生活细节，从枯燥的流水线，到济济一堂的夜校，从自由的城市到封闭的乡村，从夜总会到传销点，从无情的人才市场到白热化的生意场……读者感受到的是东莞的人才市场是何等的残酷，这是一座不会同情、没有原谅的城市。 《中国震撼世界》的作者英国记者James Kynge也长期生活在中国，书中描写了来自中国的商业力量席卷商业世界，引起世界对中国威胁的担心，其中有一章名为《共产主义vs民主》。Kynge认为，中国无情的经济增长，势必增加地缘政治的危险，导致地缘政治的紧张。 他表示，结构和政治上的差异，将导致“竞相降低标准”的局面，因为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无条件投资的承诺，破坏了西方投资者更高一些的原则。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社会生活类的，包括摄影师Tom Carter的《中国人画像》（CHINA: Portrait of a People），《纽约客》驻北京记者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 （Country Driving）和英国人Tim Clissold的自传《中国通》（Mr. China）。 《寻路中国》讲述的是Hessler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所见所思，通过普通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发生的变化。其中文版删除了作者描写的某功修炼者的情况。 2004年出版的《中国通》的作者Clissold曾和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的书中，描述了自己这十七年所见的、所经历的和所感的。 第五类是文化历史、宗教类的，包括Gavin Menzies的《1421》，流亡海外的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Brother Yun的《天上人》（The Heavenly Man）和奥地利登山家Heinrich Harrer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 曾任英国皇家潜水艇司令的Gavin Menzies在2002年的新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假设，即中国人郑和比哥伦布早72年“发现”新大陆。Menzies根据郑和航海路线上发现的明代瓷器、石碑、中国地图和星图等资料提出如下新说：郑和船队早在1421年至1423年就已经将世界地图的雏形绘制出来了；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陆都是中国人发现的，而不是欧洲人；郑和下西洋的副将洪保和周满比麦哲伦早近一个世纪抵达南美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 对于Menzies的新说，国内外学者有各种看法，有赞同的，有反对的，也有持中间看法的，但从其提供的论点看，确有证据表明郑和船队的部分人马到达过美洲和澳洲。 《天上人》是Brother Yun的传记，该书被中国一些家庭教会领袖予以批判。《西藏七年》则讲的是既是登山运动员也是纳粹党卫军的Harrer1944年至1951年在西藏七年生活的亲身经历。 第六类是教育类的，提及的只有美国华裔蔡美儿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这本书在大陆应该是家喻户晓，讲的是中国“虎妈”如何严格教育两个女儿的故事。该书出版后，引发了东西方教育优劣的争论。 在我们看过川普关于中国的书单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对川普的印象：他真的对中国社会一无所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由此，川普对华的举措和言论，就不能单纯从“他是个商人”的角度解读了。 （以上文字来源：锦麟说 ID：jinlinguancha 作者：周晓辉）

如今都感慨，社会人群的价值观严重分裂，情同手足的同学，因为一件事的看法不一致，就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恶言相向。 我观察过很多“争论”的场景，也经常被卷入争论的漩涡。发现这个现象有其“规律性”：中国式争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争论，多数都是因为话语的不对等，陷入抬杠的尴尬境地。人与人之间一旦开始抬杠，就必然在情绪上严重升级，继而开始出言不逊。 话语的不对等，指的是争辩的双方并不在一个语境下交流，也不在一个层次下交流。所争所论，表面上是鸡和蛋的争论，实际上是鸡和鸭的争论，风马牛不相及，就必然各说各的话，各发泄各的不满。 比如有一次我谈到日本人的教养，就有一位同学大为不满，他数落我给日本人涂脂抹粉，长日本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 我没有理他，因为我仅从他的话语中，就发现我们并不在一个平台上说话，彼此说的也不是一回事。他后来气急败坏，开始骂人了。我依然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直到他销声匿迹，不再挑衅。 几年后，我们偶遇，他给我带了一顶“瞧不起人”的大帽子。当时我欣然接受，并且告诉他：我真的瞧不起你，当然不是因为你的钱少，更不是因为你的车不好，而是你白长了一个脑袋，一个只知道吃饭、不知道思考的脑袋。我们之间讨论问题，既没有前提，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也不是一个方向。彼此南辕北辙，如何讨论问题？ 我历来主张，不要和不思考的人讨论问题，尤其不要和不思考的人争论什么。 思考，是交流的前提；尽管思考的层次可能会很大，但思考不思考，差异不是螺旋桨和喷气式之间的差异，而是飞机和大炮的差异。 跟一个不懂飞机的人讨论飞机，岂有共同的话题？ 尽管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见识的差异，阅读的差异，思考的差异，已经使彼此之间行若狗彘。 思考，首先是思。思乃思辨，思想。要思辨要思想，就需要见识。人的见识源自阅读和观察。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或读书很少的人，焉能有常规的思辨能力？ 而思考的考，就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了。考乃拷问、考察、考虑之意。没有了知识的积累和见识的积累，又如何考而问之？考而察之？考而虑之？ 事实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擅长于思考。他们随波逐流，甘愿平庸，基本上被时代驱赶着生活。若不幸遇上舆论一律的时代，就更加简单了。凡事跟着感觉走，以“看齐”为天职，把“一致”当圭臬。这样的人，非但不具备一般的思考能力，而且不具备常识。跟他们讨论人权与主权的差别，岂不是在用擀面杖捅火么？ 正如罗素所言：“许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事实上他们确实至死都没有思考过。思考对大多数人，是困难的事情，也是强人所难的事情。 为什么思考很困难？因为思考是要有付出的，付出时间大量的阅读，花费钱财增长见识，然后开动脑筋苦思冥想。尽管如此，很多人尚且理不出头绪。真的成为思考者，已经脱离掉信口雌黄的窠臼，凡事不再人云亦云了。 争论问题，首先是争论的双方要有一个前提：彼此都是思考者。只有这样，才能就共同的话题展开讨论。 凡是正常的争论，比如学术争论，真理争论，争论的双方并无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因为能争论，就必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它好比擂台比武，一个武士，焉能跟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打斗？ 至于那些动辄就扣帽子、抡棍子的人，他们不是和你争论，而是无理取闹。对这些人，或回避、或远离、或一笑置之、或请他闭嘴。他们其实也很可怜，自己不学习、不读书、不思考，却还想显摆显摆，刷个存在感，以表示他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有思想的翘楚。 比如关于朝鲜战争，就曾发生过很多争论。然而，一些对朝鲜战争不甚了解的人，一些只限于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曲所熏陶的人，你和他们争论孰是孰非，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让猪学狗叫么？ 争论还需要共同的逻辑修养，跟一个不懂逻辑的人争论，几句话就必然张冠李戴了。 有一次几个朋友争论R权和Z权的问题，一位朋友说：G家的权力，是人们为了自己的Z由和权利更有保I障，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一位老兄大声嚷嚷道：“没有祖国，哪有你？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居然埋汰国家，居心何在？”。眼看着争论就要演变成一场辱骂，我建议朋友们不要再说话。因为这位老兄的几句话，在逻辑上已经有好几个议题了。这样的争论，已经毫无意义。 有人不断的偷换概念，争论早已经不是原先的话题。再说下去，就是一场无谓的争吵。 当然不是他理屈词穷，有意为之。他不懂，任何的争论，都不应该乱扯一起。集中话题，才是讨论的基础。 可是，这样的常识，也往往被认为是强词夺理。人与人的争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人的头脑，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定势之源正是几十年的单一宣传。这样的人，只能由着他去。争论是很难动摇他的定势的，除非巨大的变革。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据传为资中筠先生所作，存疑待考。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与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扩展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和交流。英国当然希望获取一些特权，因为当时的中国，通商仍然是一种特权，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行。 经过近10个月的旅程，马戛尔尼终于来到了中国。1793年9月8日，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到达乾隆皇帝的热河行宫。虽然在觐见乾隆帝之前，曾因觐见礼仪问题双方发生争执，但乾隆帝对第一个英国朝贡使团因为仰慕他的天朝并前来恭贺他的寿辰，还是感到非常欣慰，马戛尔尼一行受到殷情的接待。随后，马戛尔尼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交了一份照会，并要和珅转呈乾隆帝。照会要求派使臣驻北京并扩大通商；要求将贸易扩展到宁波、舟山和天津；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在黄埔附近的长洲岛建筑一所医院，供水手疗养等。对这些要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两道敕谕中一一驳回。他认为英王派使臣驻京既属无益，且与清朝体制不符。他把允许西方各国来华贸易说成是“天朝”的一种恩惠最终，因为“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与他国交易。马戛尔尼在北京及承德待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无所获，被“优雅”地打发走了。 欧洲关于马戛尔尼使团朝觐乾隆帝的想象图 从今天的标准看，英国提出的这些要求即使不能说全尽合理，也不能说很过分。至少，英国人想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想扩大贸易区，没有什么过分吧？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如果不做假设，我们很难理解历史。设想，如果清朝政府能以平等的主权国而非“藩属”对待英国，认真研究一下英国的要求，与其谈判达成一个对等的协议，同意英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放几个口岸，同时也要求在伦敦设立一个中国办事处，鼓励中国商人去英国做生意，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 近代中国的历史总是与英国分不开。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已是一个公认的标准。1997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权，被认为是雪洗了中国的百年耻辱。《博物馆里说中英金融史》一书从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角度解读跨越200多年的中英关系史，对我们理解和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有价值，值得一读。 这本书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编撰者还是有太多的我们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使得他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时常会偏离市场运行本身的逻辑，甚至有点“阴谋论”的解读，这对我们理解真实的历史是不利的。举例来说，五卅运动后国人抵制外国银行，发生挤兑，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钱庄暗中接济英、日银行。作者感叹道：“在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强烈爆发的五卅运动期间，中国的银钱业不仅不“响应运动”，而且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暗中频频接济外国银行。华资银行和钱庄的大力支持对英资等外资银行渡过难关起到了一定作用。”我没有办法推测，如果中国的银行和钱庄不接济，外资银行是否都会倒掉；如果他们倒闭了，对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究竟是好是坏。但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情形，当时香港居民挤对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汇丰等外资银行也是出手相助了。其实，现代市场经济下各个利益主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他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理解这种现象。作者在叙述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拆借、对中国政府的贷款等商业行为时，也存在类似的、我称之为“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商人的利益与国家并不总是相同的，同一国家的商人之间也有冲突，这种冲突有时比他们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冲突还要大。本书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英国的银行当做一个统一的行为主体，这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这种“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史的编写中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国人至今仍然对我们在近代所受的屈辱耿耿于怀。我们虽然也怨恨自己的政府不争气，更愤怒于列强的不讲理。也许，只有中国真正强大了，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描述我们的历史，就像我们现在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一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遭的强盗逻辑之苦，与我们的“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不是没有关系的。 金融博物馆告诉我们的是过去的历史，但目的是启发我们更理性地思考未来。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但只有市场逻辑的思维方式才有助于我们的幸福！ 注：本文是作者为《博物馆里说中英金融史》一书所写的序言。

学者秦晖 提要：如果私有财产变公有不征得私人同意，公有财产变私有也不征得公众同意，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社会主义者会觉得公共财产受到侵犯，自由主义者会觉得私有权利受到侵犯。 社会公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底线问题，但即使这样简单的底线问题，往往被人为地用理论游戏把它给复杂化。而一经复杂化后，底线就容易迷失。 商业时代的社会公正，首先就是商业的公正问题。商业公正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不能抢，在市场经济中不能用权利谋利益；第二，不能骗，不能搞信息欺诈。商业社会是一个强调竞争的社会，但竞争也要有一个限度，不能“赢家通吃”。我们承认竞争必然有输赢，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平均主义，但不能输家就输掉一切。 所以，所谓公正就是：竞争过程是公正的；对竞争过程的后果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控制。简单来说，商业时代的不公正实际上就是：一，全家通赢；二，赢家通吃。其中，全家通赢可能是不公正最重要的一点。 怎么解决“赢家通吃”的情况呢？这当然需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加以解决。现在，有很多人写文章说福利国家有很多坏处，福利国家普遍处于危机之中。实际上，中国的福利不必达到瑞典的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就不错了。美国的福利水平在其左派看来很糟糕，在他们眼里，美国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的社会，是强调自由而不顾平等的社会。但与我们相比，美国的保障水平已经高出很多，这是事实。 底线的迷失 社会公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底线问题，但即使这样简单的底线问题，往往被人为地用理论游戏把它给复杂化。而一经复杂化后，底线就容易迷失。底线的失守当然是权利不受制约而造成的，但在语言形态上，它的迷失的确跟有些人不恰当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很大关系。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的经济学界存在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误用。实际上在亚当·斯密时代，西方经济学和整个西方经济社会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交易权利的正当性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时，才有可能提出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讲到农人和牧人的交易费用时说，只要产权是确定的或者说产权是明晰的，交易费用最小就可以达到效率最优化。科斯讲这句话显然有一个无需说明的前提，不管权利是属于农人还是牧人的，至少权利是合法的。他没有假设农人把牧人杀了，或者牧人把农人抢了之类的情况。 但是，交易费用在引进中国时有了很大的变形。 第一，交易权利的合理设立，变成一个用人为剥夺交易权利或者人为膨胀交易权利，来为某些人降低代价的命题。有一些学者说，这种做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当然可以降低了，因为只准我交易不准你交易，交易费用就极大地降低了。 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交易成本最低化为由来剥夺一些人的权利，这是不是交易成本本来的意义呢？或者，把不是属于一些人的东西，不经所有者的认可拿去任意交易，问题的本质是不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呢？交易费用理论到底应该处理什么问题呢？ 打一个比方，假如某甲和某乙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吵了半天，交易费用很大而达不成交易，结果某甲把某乙抢了，交易费用当然就下降了，因为不用交易了。 第二，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讲整个社会维持一个交易系统所要付出的组织成本，决不是指交易某一方所出的价格是不是最低。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交易费用时，实际上讲的都是交易的某一方，尤其是强势一方怎么样降低费用。 比如，有一位学者曾经用交易费用最小化来证明过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国家和一家一户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因此合作化、人民公社是势在必行的。但他到印度考察以后得出一个相反结论，说印度经济之所以搞不过中国，是因为印度的农会、工会太厉害，印度的工人、农民都组织起来以后，统治者和他们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就大大增加，尤其印度的企业没有中国有效率，因为印度的工会很强大，资本家和工人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大幅度增加。 如果说，一家一户与农民交易，费用很大，而农民组织起来后的交易费用就更大，是不是可以推理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都抓起来，放到强制性农庄里去，这样交易费用就最小了呢？这个推理肯定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讨论交易费用，实际上只考虑了一方面出价最低。把农民抓到集体农庄的思路，并没有考虑到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费用，比如，几千万人的自由算不算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被解释到这种地步，问题确实太大了。这把很多交易权利的不正当设定乃至不正当剥夺，都在所谓交易费用最小化这样一个似乎学术化的话题之下给合法化了。 首要问题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利益各方的权利被剥夺，由一个权利中心或者说由一些不受制约的权利来配制利益。的确，在一定情况下，这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表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 恰恰这一点，可以解释中国在前一时期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增长，不仅在中国与东欧的经济改革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比较中也可以看出。 用这种办法来节约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真正降低了，而这是否变成一笔将来需要用高利偿还的高利贷，还很难说。在中国这样一种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转轨过程的本质就是交易权利的设定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设定以后，在交易权利设定以后，我们才能谈得上所谓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在交易权利的设定过程中，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交易权利设定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交易权利的公平设定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完以后，我们才能进入到科斯他们所讨论的那一个层次。 由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公正问题是太过程式化的或太过底线化的，因此它还和我们现在所讲的很多理论，甚至可以说和所谓公有化和私有化的争论也没有多大关系。 实际上，在现代公民社会中，产权问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尊重所有者，不管是在私有化还有公有化的过程里。在美国这样的私有制国家，很多私有财产通过捐助变成公益基金，从来没有人说这种行为侵犯了私有化；同时，在很多搞私有化的国家里，私有化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定。一位网友说，“私有资产变成公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经得私人同意。公有资产变成私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经得公众同意。” 如果私有财产变公有不征得私人同意，公有财产变私有也不征得公众同意，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社会主义者会觉得公共财产受到侵犯，自由主义者会觉得私有权利受到侵犯。 其实，在中国争论公有好还是私有好，私有快点好还是慢点好，往往不得要领。中国现实中存在的最主要的不公正，其实并不是公有还是私有的不公正，而是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过程中，不管搞计划还是市场，总是一部分人吃亏，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我们不必过多强调“左”或者“右”，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这两种取向都是存在的，而且这两种取向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是可以达成互补的。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应该有一种天平效应。在自由竞争过分发展时，就有服务于社会保障的力量——会站出来，在社会保障、福利上拿出较多的举措。但如果这样的政策施行到一定程度，人们认为它妨碍了经济活力、阻碍了投资，那么比较倾向自由放任的人出来——政策就会朝更多的自由去倾斜。这样一种政策调整，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是不断进行的。 一个好的现代社会，都需要一种利益的正常调整，而且通常来讲都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而一个缺少公正的社会，利益总集中于某一个群体，而且这些利益群体通常都和权利有太多联系。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样的社会公正的问题，所谓的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将成为很奢侈的话题。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西方中世纪就是效率与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并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竞争本身的公正与否的问题，而不是竞争结果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做制度性的改进，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界也应该有一个自省，不能使得一些常识问题经过理论包装后，不公正被掩盖了。

文：高宏志 华盛顿4月3日公布建议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清单，内容包括美国301调查认为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国工业技术、交通运输和医疗产品。···中国则在4月4日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份对美国106项产品征税清单包括大豆、黑豆、棉花、各种肉类、酒类、烟草、汽车、化工、小型飞机、航空器…面对火药味逐甚为浓厚的中美贸易战，毛传媒请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的高宏志博士发表了看法。 一、美国产业调整和国际供应链调整会加速 美国对500亿中国产品开长长的征税清单会对美国进口供应链造成深远影响，美国进口商会因此加速在东南亚和其他新型工业国寻找中国制造的替代品。一旦替代品形成规模，美国会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美国严重依赖中国，尤其在低中端制造业。但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已经越来越清晰，就是“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是美国长期贸易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贸易战加速了美国的产业调整和国际供应链调整，遏制中国的大战略更加清晰；欧日韩澳随后就会跟上。 贸易战和战略上的角逐已经不是箭在弦上，而是第一支箭已经发出，下面就是各自找盟友开始持久战。 对川普和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思维来说，贸易战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发展美国能控制的国内和国际的产业链（包括创新和生产）。 西方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从此次贸易战中清晰确立，冷战格局的大幕揭起，这很可能促使中国的资本加速逃离。 二、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贸易战么 中方号称贸易战势均力敌，惩罚关税针对的进口额是相同的，但是持久性如何就要看看贸易战各自的类别了，看看谁能短期内找出替代品，一旦替代品形成规模，那贸易战的杀伤性就真正显现了。 中国不进口美国大豆是可能的，美国汽车和化工品都有他国替代，因此中国这次并没有伤自己的筋动自己的骨，也就是说贸易战还是处于应战阶段。 其实，任何国家的资本都不喜欢贸易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西方资本市场是完全开放的，资本对贸易战的反应可以清晰的显现和监测。如果道琼斯和纳斯达克不因为中美贸易战彻底转熊（也就是说有升有降，维持平衡），就说明美国产业界充分吸收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了。因此，美国的实力是相对容易评估的。 中国的实力没有人知道，因为市场信息不透明，政府决策也不透明，到底贸易战是争面子（给公众看的）还是争里子（像美国一样借贸易战做产业和国际国内产业链调整）很难判断。 三、围绕高科技领先的贸易战 中国新的国家战略也越来越清晰，就是要摆脱对美国的高科技的依赖。 高科技上的竞争双方优劣势是非常清楚的。美国高科技是靠自由资本例如微软、谷歌、苹果、特斯拉；而中国发展高科技只是靠国家资本。 国家资本发展高科技用于发卫星、研究导弹是有优势的；但是民用的、市场导向的高科技发展，自由资本是有明显优势的。在商用高科技领域，美国不知道领先中国多少年。这场围绕高科技领先的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是致命的。 四、贸易战对中国最大的杀伤力是什么 贸易战对中国最大的杀伤力就是资本（包括国际和国内资本）对中国的投资信心下降，这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和市场培育会有巨大的冲击。 贸易战可能会加速中国国内的资本产业界的恐慌，尽管这种恐慌不敢公开表达出来，但是人们能做的就是脚底抹油抓紧开溜。 实业界的退却，会促发政府更多的干预市场和股市；懂市场、懂实业和资本的人会感觉更忧心和无助。 现在，美国资本界也越发担心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世界整体贸易格局的影响。西方在中国的投资利润回报降低、政治风险加大的根源还是在于政府的干预和把控，因为中国资本和市场并不是调节资源的主要手段；结果就是外资利益得不到根本保障。 美国资本界虽然不赞成川普搞贸易战，但是从战略上，这些美国和国际资本都在重新评估对华投资风险。 贸易战确实是川普的利器，对中国国内的资本，实业和政府政策经济走向有深远影响。 五、实质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对抗 中美贸易战实质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自由资本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之间的对抗。 中国梦可以由政府宣传，但无法用民粹来打造。中国梦的实现是建立在资本和产业界支持的基础之上。然而，中国政府对资本总是不放心的，因为理性资本（不是官僚和红色资本）只相信创新，技术和市场，其他因素都是可被效仿或替代的，不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非核心因素（包括政商关系）。 贸易战其实放大了政府与自由资本的利益差异，甚至是激化了二者的“分道扬镳”。贸易战的表面是中美关系，实质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自由资本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之间的对抗。 中国的《环球》呼唤国人团结起来应对与美贸易战，主观意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想想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对外冲突，“团结起来”说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为什么？根源就是利益。民粹为什么救不了中国？因为民粹在掩盖国内利益的失调。 中国内部的利益在表面“大一统”中一直在被压制，分割，剪韭菜；在资本和产业利益上就是创新、探险资本没有得到政府的充分保障。 中国还有另一个饱受西方学者和媒体诟病的就是劳工权益。没有充分保障劳工权益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产业优势正在挤压西方成熟经济体已经完善的劳工制度。两个经济体在劳工权益保护上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两者之间的竞争会是公平和持久的吗？ 小结 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体制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甚至是文明的冲突。贸易战对双方来说都不是目的，都是手段。问题是两种体制在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中，哪个是主流呢？哪个会获得中间国家的效仿呢？ 贸易战总会结束的，甚至是很快。它对中国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刚刚开始！ 希望通过此次贸易战，中国政府能够意识到创业资本，知识产权和市场化的重要性。

陈丹青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养仍然有问题。这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陈丹青油画：三人肖像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素质有问题，不是靠重视、研究、讨论、政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说法，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问题”？今日上过大学，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在高的意义上，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素质能不能教育？怎样教育？谁来教育？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在我们记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是什么出身，什么师承，什么交游，什么阅历。 陈丹青油画：京郊民工举几个例子。譬如，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周树人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这类关系，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传。他出身商家，二十几岁毕业牛津，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有过交往；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的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囊括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而与毕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法哲学家萨特与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等等。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但没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在一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记忆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今天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中的知青，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么，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再前推到民国，四十年代精英如储安平之流的中学老师，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陈独秀之流，则他们的私塾老师就是清末一代人……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 我们再来向后推算：今天二十岁到三十岁一代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大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两课（英语、政治）考试中挣扎长大的少年人，则十年二十年后将要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执掌教育大权，带着今天我们看到的集体人格与集体素质，去教育我们的孙辈……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国历史变化之剧，文化断层之深，一代与一代之间教育品质的差异，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质不堪补救的后果，这后果，又是未来教育后果的层层前因。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遗患，在于隔代见效的因果报应。我并不是说，凡是早远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质便是必然的好，新时代的新知识、新科技、新观念，前人就没有。但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以上极其粗略的推算，也许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质，然而我以为从中可以窥见百年中国史的几次断裂与断层，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断层此端的一整代人。人文教育，必要讲到文化传统。十多年前，海外汉学者曾将我们面对的文化，分成四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这四项传统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们选择，而是一项传统吃掉另一项传统――“文革”传统极端扩大了延安传统，延安传统扭曲变形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则深刻颠覆了整个古典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的集体记忆与集体遗传，全都是“文革”传统，连延安传统延安精神，也找不回来了。我认识好几位老革命，也就是当年的延安青年，他们与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分歧，但其人品与素质，没有、或甚少我们今天忧虑的种种问题。他们都是参与推翻民国的“逆种”，我试图提醒他们：他们的幼年少年接受民国教育，而民国推行的所谓“礼、义、仁、智、信”教育，大致传递着古典教育传统。即便是民国年间最激进的新青年、颠覆者与叛逆者，也在人格中深深浸染着传统教育及其价值观――试想，辛亥烈士“五四”健将、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还有昔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凭我们今日的教育制度与价值观，出得来么？现在我们谈论读经，恢复国学，好像要裹携着今天的所谓“人文教育”，跨越延安传统、“五四”传统，去和清代上溯两千多年古典传统相衔接。这样一种反方向的跨越与追溯，有没有可能？我愿意说，在学术上或有微茫的可能，但在现实层面、人心层面，在亿万人群中，我看不见可能。为什么？社会分层消灭了，文化差异抹平了，不同的人群与生活方式遗失了，千百年文明维持不坠的一系列内在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毁损了，“文革”最后一击，中国地面成千上万有品质的家庭单位，亦即所谓“宗法教育”最后那点脉迹，也被连根拔除。总之，在人文传统种种资源荡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试图追寻、把握、攀缘、附会的愿望，在家庭教育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已不可能。有一本著名的家庭之书《傅雷家书》，在我出国前就出版了，十八年后回国，这本书居然还在畅销。另有新书即《曾国藩家书》，也持续热销。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已经没有了。而这样的家庭，是要千千万万好家庭好在那里，才会出那么几家――民族的种性，不会断绝，种性之禀赋优异者，也不会断绝。现在、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冒出新的钢琴神童乃至种种天才，但是还会有那样的家长，给孩子写那样的家信吗？在如今的千万封家信中，还能浸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吗？ 傅雷与傅聪如果非要说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才是无微不至的素质教育。那样的素质教育，再好的大学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苏联、东欧也消灭了社会分层，但是知识阶层还在，尤其是，家庭单位――作为社会的细胞、成长的摇篮，作为教育最初的课堂，作为最后一道抵御社会灾变的屏障――尚未遭遇彻底毁灭。而什么是完整的、有品质的、自我支配的阶级、阶层所构成的社会、人群与教育，我在欧美看到了。其中也有种种问题，甚至是骇人听闻的问题，但没有我们所谓的素质问题。今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承认：中国人素质太差了，太有问题了，要抓紧人文教育，搞好素质教育――“抓紧”、“搞好”这两个词，就来自“文革”传统。我可能描述了一幅太悲观太灰暗的图景，但是我要说，问题与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更深刻，更普遍。尤其令人沮丧的，是在今天，有一部分问题可以放开来谈――包括“经史子集”问题――但另一部分问题，譬如历史遗留问题，譬如仅仅发生在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五十多年前的问题，总之，种种造成国家命运的大问题，直接导致今日教育状况的大问题，却不可以谈，绕开来谈。今日中国的现实是：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强，充满机遇，而且必将更富强，出现更多的机遇。另一半现实是：自孔夫子以来，当今中国教育是历史上空前庞大、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空前荒芜、空前贬值的时期。若是以有所保留的“现实感”谈论读经、国学、人文教育，是否是在试图克服作为教育者而不愿说出的羞耻感？

邓晓芒摘要：真正的科学精神已经丧失殆尽。我们的科学为什么不发达？为什么没有创新精神？因为没有兴趣嘛。什么叫创新精神？创新精神、自由的研究是建立在兴趣之上的，建立在好奇心之上的。你不好奇怎么能创新呢？你一切都是别人已经说过了，我只要把它搬过来就是了，那怎么能创新呢？所以科学精神丧失以后，这样的科学就更加不适合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人生观的基础。这就是对西方的科学精神的偏离。 我们把科学变成一种实用的东西，就是技术嘛。西方的科学，英文的science，德文的Wissenschaft，它们的词根都有“知识”的含义，都是一种知识。 在西方呢，都起源于哲学，也就是“爱智慧”，西方的科学起源于“爱智慧”。 那么，说“爱智慧”呢，就是以追求真理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哲学家，爱智慧的人，他的毕生的追求目标就是追求真理，就是爱真理、爱智慧。 所以它最初与实用没有必然的关系，西方的科学最初是不实用的，而且是拒斥实用的，不打算实用的。 他们把“实用”看作是低层次的东西。比如说柏拉图，柏拉图的学园就明确地反对把几何学用在实际的测量当中。 几何学哪里是为了测量嘛。测量术在印度、巴比伦、埃及，都非常发达的，我们说古希腊的几何学同样受周边几个古老文明的高度发达的几何学、数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古希腊人有一个特点，他把这些数学的东西接受过来加以发展，而且朝着一种非实用的方向发展。 比如说欧几里德几何，欧几里德几何完全是为了一种理论兴趣。 你如果说实用的话他用不着搞出什么《几何原本》，搞一个体系出来。他只要掌握那些定理，一些记忆力好的人把它记下来，运用在某个具体的场合之下，就够了。东方历来是这样搞的，埃及也是这样搞的。 但希腊人在这方面作了一种非实用的，超功利的这样一种理解。在柏拉图的学园里面，据说曾经有一个学生问柏拉图：你的学问有什么用？柏拉图就给他个银币，叫他开路。 在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那里呢，对自然的知识的追求，最终还是要达到自己“不动心”的这样一种境界，哲人的境界，但是也没有什么实用的考虑。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原子在宇宙中的运动，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求实证的，也不是求实用的，就是为了使自己安心，达到一种哲人的超越的境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 到了中世纪，知识更加是如此。中世纪的知识，甚至有一些科学的早期形态，比如说炼金术等，其实这些知识中世纪的人主张都是为了上帝的信仰，本身不是为了实用。 当然，最后肯定有实用的目的，比如说炼金术为了给教皇聚敛财富，于是去进行早期的化学试验，做各种试验。但是对于这些炼金术士来说，寻找哲人之石、寻找炼金方法啊，实用的考虑倒是其次的。 他们还是要追究物质的秘密，上帝把什么样的秘密隐藏在物质里面了？我们能不能把它发现出来？所以他们还是为上帝的信仰服务的。 那么这种哲学，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科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它确实是起源于人的惊奇感、惊异。 哲学起源于惊异，起源于好奇心，如同审美似的一种生命冲动。这是属于人的本性里面的。哲学的这种起源也就是科学的起源，科学精神里面就包含有哲学的层次。 到了近代的科学，虽然它发挥了巨大的实用价值，但是它的科学精神仍然是立足于这种好奇心，仍然是立足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这种惊异感，也就是对真理本身的一种热爱和追求。 人都有这样一种自发的冲动，孩子从小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只要你不把它压抑下去，那么它就会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精神，这就是科学精神。 我们古代有科学技术但是没有科学精神。“五四”以来，我们对西方的“赛先生”加以引进，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方面。我们从来都是从有用和无用的角度来看待科学。 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科学与玄学之战，它的主题就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或者说，科学是否万能？那么反对科学派的玄学派就讲，科学不是万能的。 科学不是万能，我就把它抛弃了，或者就把它贬低了，但前提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万能的东西。玄学是万能的，科学不是万能的。玄学派方面是这样理解的。那么科学派方面呢？ 相反，科学派就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的那些问题，也要拿到科学本身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它们是可以解决的。 张君劢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丁文江和胡适等人呢，就认为可以，而且必须把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精神问题都纳入到科学的范围内进行考察，不能够允许“玄学鬼”在这里立足。 他们把玄学派称之为“玄学鬼”，说他们是一种迷信，一种非科学的东西。那么前提就是说科学是万能的。 既然说是“万能的”，也就是说科学是一种工具。由于科学是一种万能的工具，所以科学派必须坚持它；而由于科学不足以成为一种万能的工具，所以玄学派要贬低它。 他们的前提是共同的，都是要寻找一种工具。那么，双方的这种理解，都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继承，就是对客观知识的一种理解。 玄学派继承了中国历来对客观知识的一种蔑视态度。中国的宋明理学不说得很明白吗？“闻见之知”那只是小知，大知就是“诚明所知”。 “诚明所知”呢就是道德，道德知识那是最高的，诚则灵。至于“闻见小知”，“耳目之知”，或者是对自然科学的那种知识，那是不值得追求的，它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道德问题。 所以，玄学派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这一方面，把科学看作一种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当然它是有用的，但仅仅是操作层面上的一些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这在中国传统的语境里面当然是个贬义词了。 你搞得很巧，如此而已。但是西方近代由于显示了这种“奇技淫巧”的威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重视它。 所以科学派就抓住这个东西了，就认为它是万能的，它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这一场论战，我们通常认为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胡适，丁文江这些人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种胜利不是因为在理论上占了上风，理论上并没有占上风，而是当时时代的迫切的需要，是科学的工具作用压倒了对生命的个人的沉思，压倒了玄学。 玄学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当然要用科学，当然就要把一切都纳入科学的范畴里面，一切问题都放在这里面来加以解决。 正是由于这种实用主义的需要才使得科学派得到了胜利，但在理论上并没有澄清问题啊，甚至没有跟玄学派划分界限。 你科学派和玄学派划分界限了吗？实际上你不是科学派，你只是技术派，当时的科学派实际上是技术派，如何让这种技术能更高一点，不是那种具体物质层面上的技术，而是“救国”、“保种”的高等技术。但是科学精神你继承了多少呢？可以说没有。 科学精神完全是出于对真理本身的兴趣，为真理而真理，出于一种对知识的惊异感，一种自由的探索的精神。这一点在科学派里面呢，实际上也是非常微弱的。 所以西方科学在传到中国来的最初阶段，实际上处在一种“夹生状态”。就是说我们知道西方的科学很厉害，但是西方的科学精神我们并没有理解到，我们还是以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待西方的科学问题，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夹生状态”。 中国人对科学的这种解释，始终没有脱出实用主义的窠臼。我们上次专门谈到实用主义的理解，已经讲到这一点了。 科学有用，所以有用的就是科学。我们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很容易滑向实用主义的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凡是实践检验是成功了的，那就是科学的。 这种理解跟传统的迷信有什么区别呢？迷信也是因为它有用、它“灵”，才有人迷信它，并不是无条件地迷信。 我求神拜佛，有效的我才去求，没有效的我就不拜了。我换一个，我到另外一个庙里去。如果有效了，实践检验是真理了，那肯定有效，下次我还到那里去。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看在什么语境下说。 如果你还是处于传统实用主义的语境的话，那跟迷信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马列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在我们看来，也是因为它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导致了成功。 至于这一科学它的真理体系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感兴趣，没有人有好奇心。 讲了这么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谁有好奇心为了看他的原本去学点德文，把他的原著拿来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好奇心呢？有没有这么搞马克思主义的？好像没有，好像一个都没有。 你为了学马克思主义去学德文，你把原本拿来看一看，看看翻译错了没有，看看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解释错了没有，看马克思有没有一些话跟我们现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者讲的那些话相冲突？没有人有这种兴趣。所以它是完全实用主义的。 科学在今天被称为“第一生产力”，更加成为了一门技术。它是生产力啊，生产力是什么？生产力当然是一门技术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 真正的科学精神已经丧失殆尽。我们的科学为什么不发达？为什么没有创新精神？因为没有兴趣嘛。什么叫创新精神？创新精神、自由的研究是建立在兴趣之上的，建立在好奇心之上的。 你不好奇怎么能创新呢？你一切都是别人已经说过了，我只要把它搬过来就是了，那怎么能创新呢？所以科学精神丧失以后，这样的科学就更加不适合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人生观的基础。 这就是对西方的科学精神的偏离。这种偏离就导致了人生观的基础中，科学是一个空白。 所以就有非理性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儒家、新保守主义来填补这个空白。 安身立命的地方你没有把科学精神放进来，那肯定就把别的精神放进来了，把非科学的精神放进来了。 注：本文选自邓晓芒著《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

茅于轼 摘要：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 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至今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 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 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的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 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发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阴影之下，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思想上的圣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 现在，又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又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沫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他们只会感到痛苦。 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某些发达城市的人常认为自己城里人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都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我作为山东人，我发现我的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 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 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我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的美化与拔高。 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 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神圣化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二战英雄丘吉尔。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华盛顿，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我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 我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

文：姚国华 当代中国人的“大国梦想”、“大国情节”，如果不是世界上最浓烈的，也不会比任何民族淡泊。因为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自生、自足、完整的文明体系，在周边世界里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几乎没有在文明的意义上遭遇过势均力敌的对手，人们习惯了天下中心的感觉，至今很多人说起小国家时仍旧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面临西方强势文明的压力，国家的危机与民族的屈辱频频刺激着国人敏感的神经。然而，即使在割地赔款求和甚至亡国的危难时刻，仁人志士一点也没有放弃复兴国家的理想，反而强化了固有的大国情节。中国的国名不断地暗示着我们是“中央之国”，龙的图腾以及长城、黄河、长江等概念都被用来加强我们的自豪感，古老的哲学也不断给予我们自信心，崇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来自大漠的蒙古满清征服者也一再出现在舞台上映衬我们的大国之梦。今天，随着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范围和程度扩大，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增长，尤其是奥运会在中国以轰轰烈烈地举行，我们的大国情节也空前高涨。 在西方却有另一种情形，他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世界很大，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不把国家与世界相提并论，后者是上帝才能控制的。有些国家不仅不想做什么大国，甚至还有小国情节，也许是因为国家小，政府小，给人的感觉才更切近。人们努力经营自己的产业，细心打理自己的生活，精心修饰自己的花园，无需刻意迎合别人。有的小国宁愿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拒绝加入欧盟。他们生存的根基在自己的文化里，这种文化又扎根于几千年的欧洲历史和几百年的工业文明进程中，有普遍的宗教和理性秩序作保障。和我们十多亿人的翘首关注奥运不同，除非为了可观的旅游收入和广告收益，有的西方市民不喜欢这种吵闹的大戏去打扰他们。 与古代中国相比，与现代西方相比，我们的大国情节里所表达的自尊自强的渴望，其实深深地渗透着弱者的自卑，人们急于在全球化的主流世界里证明自己，赢得面子，摆脱一百多年来一再失败、不断被边缘化的窘境，获得进入世界中心的感觉。平常，我们好谈国家大事，即使小事也动辄要上升到国家政治上；我们闲谈国际时事，总也从离不开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因为，我们生存的古老文化根基被彻底动摇，我们的精神迷失了方向，除了少数精英有能力沿着某种阶梯直接进入国际舞台之外，绝大多数卑微的个体被外来文明造成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前程只能寄托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里，这种沉甸甸的寄托就构成我们的大国梦想。 然而，我们的困难在于，僵化的农耕文明已经瓦解，传统的智慧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更失去了光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进取之道行不通了。于是，人们被迫将目光转向世界先进国家，通过学习模仿他们来获得国家强大的力量。经历一百多年的反复摸索，今天人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终于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摸到了大国崛起的门道：我们积累了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造成了高楼林立的城市，还积赚了天文数字般的外汇储备，中国人行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斥着廉价的中国制造，那里的人们就在谈论中国崛起或者中国威胁。 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建立了能支配自己命运的内在根基呢？ 首先，支撑这一切成就的知识和技术不属于自己，只是机械地照搬来的，而不断提升和创造这些知识和技术的精神文化，并没有在自己的心中扎下根来，更没有成长为有生命力的大树。人们内在精神修养普遍匮乏，大多沉溺于动物性的消费主义追求里，而他们从事的也只是一些简单劳动和投机。其次，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普遍缺乏现代条件下必须的合理性依据，没有法治秩序，人际交往也就没有基本的信任机制，尤其是支配一切的政治体制仍然是官本位，利益集团恶性膨胀，社会公正难以实现，公民的权利无法保障，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现代文明的真正主人。 在现代文明里，所谓的大国、强国，并非是地域之大，资源之厚，人口之众，财富之多，武力之强，而是人民具有驾驭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杰出能力。生产力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能力，当然不是人的本能，也不是环境资源的赐予，更不是搭人家便车，投一时之机的机智，它是由人的智慧与相互的信任，以及合理的社会制度体系造成的。没有公民社会的内在进化，靠投机造成的富裕，其实是肥硕而已，靠炫耀显示的强大，其实是臃肿而已，靠排场赢得的面子，其实是虚名而已，都是稍纵即逝的。 现在中国流行“软实力”一说，其实是要表示我们的社会里业已荒芜并被严重透支的文化资源，这似乎是一种觉悟的迹象。但是，在普遍缺乏超越性的精神关怀，粗俗唯物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人们喜欢发展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数得出的东西，并把这当作实实在在、过得硬的道理。“软实力”虽然也冠以实力之名，并不是人们的内心追求，与人本真的生存状态没有关系，终归只是工具性、依附性、辅助性的手段，目标还是要硬起来才算数，通俗地说，最后都逃不脱有用没用的检验。 文明的内在根基是人的文化教养，是民族的精神气质。因此，我们要从向往自己外在强大的大国之梦，走向争取自身内在充实的大国之智。 大国的智慧体现在哪里？首先，大国需要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一个民族智慧的摇篮，是人类超越性追求的精神象牙塔。近代文明的每个大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各自的辉煌，都是要凭借一种智慧而不是仰赖一种机遇实现自己的超越，因此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大学的文化奠基作用：意大利有博罗尼亚大学，西班牙有萨拉曼卡大学，葡萄牙有英布拉大学，荷兰有莱顿大学，英国有牛津剑桥，法国有巴黎大学，德国有柏林大学，美国有哈佛耶鲁，俄国有莫斯科大学，日本有庆应义塾，以色列有希伯莱大学。 其次，大学培养的就是大国所需要的文化精英。真正的精英不是权贵的代名词，而是具有超越性智慧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在于拥有一种学历或从事某种世俗职业，他们不只是掌握某种知识结论，或有拥有一技之长，而且是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心胸，灵动的创造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人。他们以追求智慧为目的并以之为最高价值，与任何世俗政治或经济的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对于历史、现实以及外部环境保持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决不趋炎附势、苟同流俗。因此，他们代表社会的良知，他们维系着社会的理性，他们给社会生活带来源源不断文化滋养，带来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然后，文化精英引领的才是真正有自信、有教养、有作为的现代大国公民。现代公民不同于传统王权社会下的子民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为生存而挣扎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应当是有独立人格，有理性思维，有自由意志，有合法权利的国家主人，他们不需要依附于来自身边的、政府的、外来的任何权力与权贵，他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同时却能展开高度的分工与协作，保持社会的法律秩序与道德信任。而维系他们主体地位除了法定的权利，还必须有系统的公民教育。国家的文化教育体系必须超越于政治与经济的现实需要，必须首先给予每一个公民及未来公民基本的人格教育和思维训练，然后才是职业能力的培养。 然后，健全的公民社会才可能托起真正的大国政治。通常，我们认为政治有决定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力量，其实这只是权力之外的人们一厢情愿的误解，是传统官本位的思维延续，人们仍然企望来自全能政权的赐予，包括他们选择的自由。什么样的人民就催生什么样的领袖，这至少有片面的道理。过度膨胀的政治权力恰恰是公民社会不健全的必然结果，现实中的专制权力除了维系它本身的僵化秩序之外，其实是无所作为的，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管制，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合理秩序形成，造成的社会混乱可能远远超过给人的合法权利，而秩序的恢复又需要重新加强权力。 最后，合理的政治制度才可能保障高效与持久的经济增长。流行的经济学家总是在经济里谈经济，却忘记了他们的祖师爷也不敢忽略的政治与文化前提，实际上经济增长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工具、人力、资源的作用，在这些直接因素的背后，宗教、道德、科学、法律、政治的作用具有持久而根本性的效应。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其实一直是由各级政府主导的，而政府权威是过去年代留下的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这些资源已经逐步释放殆尽，转化为市场上主要为少数人掌控的财富，然而健康的市场经济所需要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经济、政治、文化构成三维一体的社会有机体，这个机体才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内在根据，其中经济是肉体，政治是骨架，文化是灵魂。毫无疑问，人们的智慧与社会的文化是最具能动性的因素，因此，有一天我们能够把大国之梦转化为大国之智，我们的民族离真正的崛起就不远了。 少一点一厢情愿的大国梦想，多一点自立自强的大国智慧！

关于历史的格言，有两句立意恰巧相反。巴枯宁说：“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们不要再那么样。”这是老生常谈，我们都不陌生。周作人则道：“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此言听起来有些武断，回头想想，却非全无道理。 这两句话的冲突之处，在于结果，其实巴枯宁和周作人的出发点非常一致，即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不过巴枯宁谈的是应然：后人揽历史之镜自照，理当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周作人谈的则是实然：历史之镜照亮了我们的眼前路，然而明知覆辙在前，偏偏难以避开，故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许多时代，历史都是悲剧的重复，用托克维尔的话讲，历史这座画廊，“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巴枯宁所发出的警告之下，我们一再陷入周作人所诅咒的困境？为什么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警钟之下，肉食者前赴后继，跌倒在同一个坑里？譬如历朝历代的皇帝，几乎都被教导“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然而那些昏君和亡国之君，偏偏要亲小人，远贤臣，甚至囚禁、诛杀贤臣，终而断送了自家和王朝的性命。 人类，何以至此？历史，何以至此？假如历史正如周作人所言，如宿命，如魔咒，它之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 古往今来，我们都喜欢谈历史的意义。不过不得不承认，历史所能焕发的意义，正取决于现实的发掘，此即西哲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由来。时代不同，历史之镜的表现则迥异：有些时代，白昼如夜，历史之镜被无垠的幽暗所笼罩，难觅一丝光芒；有些时代，历史貌似镜子，实为版画，任何人去照，都是同一副依现实雕刻的盛世光景；有些时代，历史如一面哈哈镜，只能照出扭曲的人性与人心，而无一丝真相可言；有些时代，历史如一面魔镜，为阴毒的王后所垄断，真相随之沦为其囊中之物，与民众没有一分关系；有些时代，历史之镜终于恢复了正常，不料国人竟丢失了照镜子的习惯，他们所乘坐的时代列车一往无前，绝尘而去，倘能回头，则可从镜中窥见时代的背面，其实千疮百孔，白骨累累；有些时代，国人终于从历史之镜照见了现实的病症与伤口，却不知该如何应对，只能任其滋长，其结局，便是周作人那句感言，杜牧《阿房宫赋》结尾的感慨，亦如此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让我们放弃对历史之镜的素描，而加以归纳。在我看来，对待历史，大抵有三种失败的态度：不知以史为鉴，不愿以史为鉴，不能以史为鉴。 所谓不知以史为鉴，可一分为二，一是不知有历史这码事，二是不知历史是一面镜子。前者只能解释为智商欠费，代表人物当推晋惠帝司马衷，王夫之有言：“惠帝之愚，古今无匹，国因以亡。”对这样的人，你给他讲历史，他也许会说：何不玩过家家？至于后者，涉及对历史的偏见，如把历史当作垃圾站，堆积的尽是废物，抑或博物馆，储藏的尽是古董，陈旧而过时，于现实并无意义；或者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主宰了世界方向，便视历史于无物，一脚踩进过往的尘埃。 所谓不愿以史为鉴，即知道历史是一面镜子，却不愿观照，而背过身去，逃之夭夭。这种人心里到底怎么想，自负还是恐惧，掩耳盗铃还是讳疾忌医，谁也说不清楚。看起来他们的视力和头脑相当正常，似乎只能归结为心理问题。如果要贴标签，不知以史为鉴可谓历史虚无主义，不愿以史为鉴则接近历史犬儒主义。当然有一种例外，有些人压根不拿历史当回事，所以不愿照镜子，正如不拿未来当回事，他们所奉行的准则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有待细说的是不能以史为鉴：他们把历史视作镜子，并主动站到历史之镜面前，然而所照见的事物，却模糊、扭曲，以此为路标，他们终将误入歧途，重犯前人的错误，甚至比前人错得更离谱。 这里面第一种可能，即有意以史为鉴，然而对历史认知不足，进入宝山，只拿到一堆废铜烂铁。如何兆武谈吴晗，他认为吴晗的明史没有研究好，要是研究好了，“他不至于犯那个错误”。吴晗所犯的错误，一是未能摆正知识人与政治的关系，二是未能认清权力者的真实面目，这两点，只要深入研究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必有所得。 第二种可能，即对历史的认知足够清晰，所开出的药方却趋向极端。因唐朝亡于藩镇割据，宋朝执政者遂反其道而行之：重文轻武，拼命打压武人；限制地方权力，将原本属于地方的事权、军权、财权、司法权等都统统收归中央；一反唐朝“守外虚内”，而以“守内虚外”为国策。这么一来，藩镇割据的风险诚然解除了，不过导致头重脚轻，地方贫弱，边患四起，无力抵御，最终，宋朝未亡于内乱，而亡于外敌：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元。这大抵便是以史为鉴，自己反成殷鉴的典型案例。 第三种可能，说起来真是悲哀，有些先贤反思历史，无论态度还是心智都是当世一流，然而始终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来说。古人先是开出了封建制，鉴于封建制之失，继而开出了郡县制，此后千年，便一直在这二者之间辗转反侧、左支右绌，到顾炎武手上，发明了中庸之道：“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即以郡县制为主，封建制为辅，以郡县制为面粉，封建制为酵素。这听上去何其美妙，可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原来封建制与郡县制本身便充满毒素，不能炼成解药。这两种政制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人民的权利，而是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是为了驾驭人民。不以民权为基础，不以民主为源流，无论如何“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都无法找到“天下治”的出路。 这三种可能，共同诠释了后世为什么不能以史为鉴。明乎此，也许便可理解，何以历史会深陷治乱循环，在同一漩涡沉浮千载，从而不得不接受周作人的结论。我要补充的是，对第三种可能的评述，似乎有点苛责，因为顾炎武们的局限，属于人力与时代的局限，一个人的思想水平，未能超越他所生存的时代，再也正常不过。不过反过来讲，历史研究恰恰就是要超越过去，以史为鉴的最大意义，不仅在温故知新，更在推陈出新。当然，要在旧邦开出新命，不仅需要理性，需要视野，还需要勇气，需要责任：我们在追问“历史能为我们做什么”的同时，还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能为历史做什么”。

文：唐世平 自从“百家讲坛”开坛后，中国历史和所谓的“国学”在大众传媒和科普领域大行其道。在我看来，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至少，远不如公元一五〇〇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 某种程度上，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太有快感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 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有权力的人尤其如此。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 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 太沉迷于中国历史导致闭目塞听 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固步自封。 许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一四六九至一五〇〇年间的崛起和扩张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 而英国在一六〇〇至一七八〇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两个多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固然可以大书特书，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 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 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 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 怎么办？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少点中国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领导人都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说句大俗话，中国不能还是品着《甄嬛传》和《武媚娘》来和现代世界相处。

文：转载自“拂思天下”微信公众号 按：请原谅我也无耻地吓尿体标题党一回，环球时报并未吓尿，只是和人民日报难得一道儿震惊了一回。每月震惊20次的依然是美国，吓尿30次的依然是日本。 地球上运载力最强的火箭重型猎鹰(Falcon Heavy)今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发射，完成首飞且有两枚助推器成功返回。重型猎鹰的成功发射让人类登陆和殖民火星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重返月球也变成了小菜一碟。 让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齐齐震惊的原因不仅是这一令地球人振奋的消息本身，还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同量级的火箭，且离造出同量级运载力的火箭预计还要十年。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十年是一段漫长的差距，也许十年后人类已开始向火星进发也未可知。而要命的是，完成这一壮举、领先中国一国太空发射技术十年的竟然是美国的一家私人企业：由真人版钢铁侠伊隆·马斯克掌舵的SpaceX公司。因此，连一向鸡血值彪悍的环时和人日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实力宣告他们仍然是世界最强，而我们与他们的差距有多大。 不知人日和环时这齐刷刷的震惊，是否让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感觉脸上火辣辣生疼。胡教授前一阵子刚刚高调宣扬：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这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 也许中国这三大实力离美国还有一段距离，但我知道中国有一项实力早已超越美国，那就是砖家叫兽们的厚脸皮实力。此次重型猎鹰的发射则让我们从太空高处深深俯瞰了一把以胡教授为领军人物之一的厚脸皮实力。 对胡教授而言，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是考验脸皮的日子，打脸的消息接二连三。近日谷歌正式宣布将在今年商业化其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将再次生产数千辆无人驾驶汽车，投入出租车运营。这一信息表明谷歌在无人驾驶技术上已达到实际运用阶段，几千辆无人驾驶汽车的上路，将给谷歌提供大量数据反馈，让其技术迅速改进，令谷歌能够迅速拉开与其他企业的差距，成为世界无人驾驶技术的领军。 无人驾驶技术将把人类从方向盘上解放，以后的汽车和传统汽车的不同就像智能手机和大哥大的区别，通过无人驾驶技术的成熟，汽车成为拥有一个电脑和四个轮子的智能汽车。而谷歌即将成为又一个苹果，而奔驰宝马等传统的汽车公司将成为汽车行业的富士康。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又一次站到了下一波科技革命的潮头，而中国企业将一如既往在后面追赶。 为何美国企业总能潇洒行走在潮头浪尖，成为时代弄潮儿，而中国企业总是在追赶，甚至举国之力锤炼的航天技术也落后美国一家私企十余年。美国企业这以创造力为源泉的超然实力源自何处？其实，在我的电子文集《红拂第一年》中已有专文论述，实力的来源是自由，除了自由还是自由。 奴隶是造不出金字塔的，这句为人熟知的名言，一语道出了自由与创造力之间的关联。早在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就作出了这一惊人的推断。此后的400年，布克的推论都被当作笑谈。然而，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自由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不像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的那样是由30万奴隶所建造。 钟表匠布克是如何早早窥得天机，得出这一惊人推论的呢？布克出生于法国，作为天主教信徒他，1536年因反对罗马教廷的严苛教规而获罪下狱。入狱前，他是出名的钟表制作师，狱中，他继续为狱方制作钟表。布克发现，在没有自由的监狱里，无论狱方怎么恐吓施压，自己都制作不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而在入狱前，布克能轻松制造出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为什么会这样呢？布克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布克成功越狱，重获自由，而他制造钟表的水平也奇迹般地恢复了。此时，布克才发现影响其制作水平的是工作时的心情。 他在资料中写道：“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因此，布克才大胆推断：“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全心投入的自由人。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 这就是“奴隶是造不出金字塔的”这一名言背后的故事。奴隶造不出天衣无缝的金字塔，奴隶也造不出天衣无缝的无人驾驶汽车，奴隶更造不出天衣无缝的火箭，奴隶发挥不出创造力，奴隶也发挥不出最佳生产力，因为奴隶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自由意志，所做的一切都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一切行动都缺乏内驱力，内心既战战兢兢又懈怠对抗，能勉强交差就不错，遑论创造与超越？ 所以我说，你整出三大实力、六大实力、十大实力，百大实力，都不上一大实力，那就是自由本身迸发的巨大原动力。美企为何俏立潮头、独领风骚，美国为什么长盛不衰，因为美国有一台巨大的原力发动机-自由体制。美国的实力就是3亿多自由而快乐的美国人凝聚成的一股宇宙原力。请试着把3亿换成14亿，14亿自由人该迸发多强大的原力？妥妥地让美国震惊一千次，把日本吓尿一万次。当然，真到了那时候，又何需酒壮怂人胆，靠炮制吓尿体和叫兽谈来意淫强国？

本文作者理查德 ·艾伯林（Richard Ebeling），美国自由主义作家，2003年至2008年担任经济教育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FEE）主席。本文译者：禅心云起。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极易认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前景，似乎黯淡无光。毕竟，政府仍在愈变愈大，更加干预成性，还有深重税负，吸走了大量私人财富。 当预测未来走势时，触目所及，赢得自由的机会显得格外渺茫。这个悲观预测，只存在一个问题：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昭然若揭的趋势，的确会发生转折变化。 多年以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这句话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上世纪60年代，我上高中时，偶然翻阅了一期50年代初出版的《大众科学》，里面一心想要预测70年代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杂志刊出了一张图片：妻子和小孩站在公寓顶上，向上班的丈夫挥手告别——他乘着一架单人座迷你直升机！ 我尽可能回忆：作者提到了彩色电视、各式新型家电、能干大部分家务的机器人，还有乘坐喷气式飞机进行商业旅行等等。然而，没提到个人电脑，还有它带来的通讯、知识和职业革命。当这一期《大众科学》刊物出版时，计算机革命的一个基本要素还没有得到发明：微电子芯片。 今天岂能预知明天的知识 在让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元素被人创造出来以前，作者的想象力无论再怎么丰富，也无法预见一场世界性的技术革命。我们不可避免的不完美知识，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我们倘若能够预测明天的知识和这些知识的潜力，那么就早早知晓了今天的一切——而且我们知道自己已然尽知一切！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走势。1900年的大多数人，预测和平融洽的国际时代，将在20世纪到来。1911年，英国自由贸易与和平倡导者诺曼·安吉尔（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大幻觉》一书中写道，战争的财务代价和浪费破坏是如此高昂，以至于走这条道路，对于欧美各“强国”而言显得缺乏合理性，从而再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可就在1914年，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一打就是四年，至少夺去了两千万人的宝贵生命，耗费巨资三万亿美元。“大战”前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略胜一筹的世界，被毁得面目全非。 整个20世纪，是现代史上血腥味最浓、破坏性最烈的时代，其源头正是政治经济集体主义的兴起（以纯粹公有制、中央计划、法西斯、纳粹和干预型福利国家等等形态为代表）。政治经济集体主义所带来的冲突，在过去百年导致2.5亿人丧生。可在1900年，并没有人预料到这一事态的发展变化。 当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大学本科生时，第一堂经济学课上分配的教材，正是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七版）》（1967年）。这本书是当时主要的凯恩斯主义教材。 书里有一张图表，跟踪了美国和苏联从1945年到196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萨缪尔森然后预测了本世纪余下时间里的美、苏国民生产总值。他预计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会不少于美国，到了2000年肯定将超越美国。注意到他隐含的预言，即2000年还会有一个苏联。可实际上，苏联1991年12月就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我们当中有谁真的预料到，我们会在有生之年见证苏联的终结，既没有发生核灾难，也没有爆发一场血腥毁灭的内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常常见微知著的法国社会评论家让-弗朗索瓦·雷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出版了《民主政体如何消亡》。书中担心西方知识分子和其他许多人丧失了对于自由的伦理承诺和意理忠诚，意味着在苏联的领导下，公有制在全球获胜的可能极大。结果恰恰相反，苏联的公有制帝国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有谁会在1990年1月预料到萨达姆·侯赛因会在那年8月入侵科威特，之后引发一连串事件，导致了美国两次入侵和对伊拉克的十年侵占？ 2000年又有谁会预料到，克林顿的八年执政，现在回想起来，比起之后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政府开支和干预的爆炸式增长，还算是个政府规模相对受到抑制的时代？ 历史年表不意味着因果关系 今天有哪个人清楚整个21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推荐答案：没人知道。 美国伟大的社会思想家之一，罗伯特·尼斯贝特晚年有言：“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当然，这个‘过去’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替我们选择的），有多么容易从中看到趋势和倾向。这些趋势和倾向似乎具有植物或有机体中铁律一般的发展必然性和明确的生长方向性（…）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是按年代顺序而不是因果关系排列的。” 1914年之前，全球数十年相对和平的环境和根植于市场的繁荣时代，并不意味着20世纪其余时期的战争和破坏就是不可能的。而苏联公有制、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优势，也并不意味着自由就走到了穷途末路。尽管在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倡导者当中，某些最有洞察力的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日子写下的书籍和文章，充斥着极权主义是未来不可避免之浪潮的绝望和恐惧。 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持续之中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恢复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古典自由思想是一场白日梦幻。 人间的事件是人之行为的结果。我们的行动是我们观念的产物——我们的行动源于我们执行这些观念的决心和意愿。只要我们允许，大政府的绝对控制，只会势头不减。因为只要我们接受意理对手的观点：干预主义福利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承认，按照年表顺序观察到的政府权力过去几十年间的不停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因果关系决定的，在人间事务的川流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现在的趋势就没有止境。 同样道理也可以适用于对人的奴役。人类有史以来，没有哪种机制，像人占有人的奴隶制那样，在世间如此根深蒂固。法律面前人人应该自由平等的建议，放在过去，也不过是场大梦罢了。 然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理想——它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人人被赋予生命、自由和诚实所得财产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不应丧于世间任何人之手。奴隶制，亚里士多德看法中某些人的自然状态，在19世纪结束以前，通过人观念的力量和不懈的努力走向终结。 在18世纪，重商主义（18世纪的中央计划）被当成是国家繁荣必要而有利的条件。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也认为，重商主义观念对人思想行为的影响控制力太强，自由贸易无论如何都无法取胜。然而1790年亚当·斯密去世后，贸易自由和企业不受束缚的体系，首先在英、美两国建立起来，然后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步步实现。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主张在人际关系中排斥暴力、反对压迫的个人权利政治哲学兴起，并在局部取得了胜利。 自由能赢的想法就在那里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自由会如何战胜我们目前家长作风的政府，就如同许多人在1940年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德国纳粹、苏联公有制或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趋势能够也将会改变，就像过去一样。今天我们不可能全然知道，自由的友人明天将会怎样发挥想象、清晰表达，以结束政府对我们生活的控制。但是，自由的观点就在那里，等待着更畅晓的阐述、更充分的呈现，就像早些时候自由的友人对奴隶制和重商主义切中要害的驳斥。 1951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当今(社会)进化的趋势是可以改变的，且迄今为止，它们几乎总在变化当中。但它们发生改变，仅仅是因为它们遭到坚决的反对。如果没人鼓起勇气，去攻击其根本的教条，那么希莱尔·贝洛克口中所谓‘奴性国家’占上风的趋势，当然就是不可逆转的。” 因此，唯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预测的：耐心、坚韧、相信观念的力量，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表达清晰的辩护，将为我们许多人实现心中渴望的自由社会，提供最好的机会。 - end -

文：林语堂 如果说中国人的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地冷漠。我认为这同样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里有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作为对照。英国名著《汤姆求学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汤姆·布朗临行前，母亲嘱咐他“要抬头挺胸，直截了当地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对儿子的临别嘱咐却往往是“少管闲事”。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身处一个法律不保障个人权益的社会，不关心公共事务总是比较保险，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面，西方人则难以认同。 但我觉得这种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与中华文化相适应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并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则接受着这种旧观念的熏陶。Taine（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译者注）曾说过恶行和美德好比硫酸和砂糖。若非持有这种绝对的观点，我们仍会认同多数人的看法，即认为任何美德都是“好的”，值得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推崇，并极有可能将它作为生活中的一般准则。 中国人固守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因为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总是暗藏危机，这对于那些管得太多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换言之，中国青年和外国青年一样都热心公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热血志士，他们也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但等这些年轻人到了25~3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大家全都变聪明了（中国人叫做“学乖了”），变冷漠了，而冷漠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老练和有教养的重要标准。有的人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冷漠，有的人则是在手指被灼伤一两次后才习的的。所有的老人都行事谨慎，因为所有曾经行为不羁的老家伙都已经受益于冷漠，他们要在这个个人权益不受保障的社会里生存下去，在这样的社会里，把手指头烫伤一次已经是足够倒霉了。 因此，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冷漠也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一个人太热衷于公共事务（或者中国人所谓的“闲事”）是非常危险的。邵飘萍和林白水这两位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在1926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译者注）枪毙，甚至都没经过任何审判，其他记者自然会从中学会冷漠，开始“变聪明。”在中国，所谓的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对生活，特别是对当下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自己看法的记者。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人们只有在个人权益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会热心公益，这时，大家只需注意诽谤法（国外把保护名誉的法律通称为“诽谤法”，译者注）。但当公民权益都得不到保护时，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会告诉自己，莫谈国事才是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最好保护。 换言之，冷漠并非一种高尚的美德，而只是一种社会态度，人们因为得不到法律保护而把它当作必需。冷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如同乌龟进化出龟壳。中国人的漠视眼神举世闻名，但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自我约束。中国的强盗和土匪就是这一论断的事实依据，强盗和土匪无需仰仗法律的庇护，因而没有进化出冷漠的外壳，他们是中国社会中最具侠义心肠和公益精神的一个群体。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骑士精神，以“豪侠”为名义，与白话小说《水浒》有着必然的联系。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感受着这些好汉的生活与冒险，通过小说间接得到快感。这就像Elinor Glyn（英国小说家，性爱小说的先锋，译者注）受到追捧是因为她背后有大量美国老处女作为她的拥趸一样。因此，强者是这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人，因为他们敢承担管闲事的后果，而弱者自然是剩下的大多数，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搀和时事。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也能惊奇地找到佐证。中国的魏晋时期，文人因不关心国家事务而受推崇，结果使国力渐衰，导致中国北部被北方蛮族征服。魏晋时期的文人热衷于饮酒和聚众“清谈”，沉迷于道教的神话，梦想找到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这一时期是自周朝和汉朝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最低点，也代表了一个时代衰退的终结，此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蛮族统治。中国人这种对国事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算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历史给了我们答案。 直到东汉末年，中国的文人才开始摒弃这种冷漠的态度。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的政治批评达到了高潮。一些主要的文人和“太学生”都积极参与有关时政问题的讨论（一般叫聚众清议，译者注），参与讨论的人有三万多，他们对朝廷政策和任人唯亲的选材手段进行大胆批评，这是要冒着惹恼宦官和皇帝的风险的。然而，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保护，这场清议运动在宦官的强势镇压下结束了。有些文人连同他们的整个家族被杀害，有的被流放或锒铛入狱。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66-199年，被叫作“党锢”。党锢之祸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大，以至于整个清议运动从此以后戛然而止, 之后党锢之祸的消极影响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党锢之祸随之而来的是文人们对国家事务的漠不关心，这些人开始沉迷于美酒、女色、诗词和道教。有些文人隐居山林，自己动手修建没有门的泥砖房，从窗口拿别人送来的食物，就这样一直到最后老死。还有些文人化装成樵夫，并恳求亲戚们不要登门拜访，以免自己被人认出来。 随后又出现了七个诗人，或曰“竹林七贤”。其中一个伟大的诗人叫刘伶，他嗜酒如命，常常好几个月都是一副醉醺醺的状态。刘伶乘鹿车时，手里常抱着一壶酒，拿着一把锹，随身跟着一个掘墓人，上路之前就对他说：“我什么时候要是死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把我埋了”。但大家都尊敬他，都说他“聪明”。其他文人有的隐居田园，有的声色犬马，有的放浪形骸。另一个叫阮咸的大诗人与家里的女仆关系暧昧。有一回他在外听人说自己的妻子把女仆打发走了，他立马就从朋友那儿借了匹马，快马加鞭赶上了女仆，当众将她抱上马背。这些人因他们的聪明而受人尊敬。人们对这些人的景仰，犹如小龟羡慕老龟的厚龟壳一样。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中国人态度冷漠的病灶，同时也了解了产生这种冷漠的根源，众所周知，这种冷漠使中国人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也很简单，即制定法律，保护民权。但好像没有人有足够的远见能看到这么做的长远影响。没人要求这样。也没人真的想这样。

文：转载自网络 近年来，为了孩子的教育，许多家庭举家上下陷入焦虑。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这个口号的驱使下，家长们纷纷逼着自己的娃去学奥数、练乐器、上补习班…… 这个思路与军备竞赛如出一辙：别人家拥有某种装备，咱就必须拥有更好的武器。有没有用不知道，先弄到手再说。 这场轰轰烈烈的“军备竞赛”，正在严重破坏孩子们的童年，而且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 看到许多父母不顾孩子哭嚎抗议、非得“赶鸭子上架”，笔者感觉非常不妙：这分明就是当年苏联被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给拐到沟里的架势。 教育革命即将到来，你准备好了吗？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现在的教育制度是怎么来的。 1806年，在耶拿战役中，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统帅的法军彻底击败，普鲁士被迫割地赔款，以极不光彩的方式结束了战争。 洪堡觉得，普鲁士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军事手段击败法国，要救国得把眼光放长远，提高国民素质、发展经济。 于是，他为普鲁士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和大学在时间上相互衔接，教育目标各有侧重，主要目的是满足早期工业化的人才需求。 在这个制度下：受教育者走完一遍升学的流程，再加上工作岗位上的一些培训，获得的劳动技能和知识储备差不多够吃上一辈子。 从早期工业化到20世纪中期，人类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还不算特别快，这套教育制度能够大致满足发展需求。 然而，从20世纪后期开始，后工业化社会就这样到来了——发达经济体进入了一个科技大发展、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中国被卷入这场洪流之中。 如今，各个行业的知识都在以极高的速度迭代，传统的“一次性教育”难以满足产业需求，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内容都面临着巨变，在工作环境中保持终身学习状态已是大势所趋。 注：CRISPR定向基因编辑技术是2013年生物科学最为重大的技术突破，短短4年后的今天，随便找个靠谱的研究生都能在实验室里操作该技术——“前沿技术”竟然已成“家常便饭”。再比如，计算机编程的语言，差不多3、4年就要换一代，5年前的老技术方案早已被淘汰。 后工业化社会的迅速发展正在倒逼一场教育革命。许多教育工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有基础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都已不能满足未来社会的需要。 许多中国父母给孩子从小施加的“强化教育”并不可取，打个通俗的比方：高铁构建的高速交通网络即将成型，逼着自家的马儿玩命拉车又有什么意义呢？ “军备竞赛”思路已经过时 我们必须看到，很多家长强迫孩子去学的东西，在未来社会中并不重要。 症状之一：盲目的“奥数”崇拜 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并不会带来明显收益。 首先，“奥数”不涉及高等数学知识，也就是说，“奥数”涉及的多数内容都会在初高中期间正常传授，学习“奥数”并不会使人在18岁之前积累更多数学知识。 其次，“奥数”灌输的初等数学知识缺乏系统性，顶多让学生了解一些低级算法，却没有接触到真正有用的数学概念和逻辑推理能力。 货真价实的高等数学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是数学和物理专业所需要的数学分析方向，强调严密的逻辑推理；另一个是工科专业所需要的应用数学方向，强调数学建模和算法的有效性。 所谓“奥数”与上述两个方向均无任何衔接关系，学习“奥数”并不意味着能够使孩子更好地掌握高等数学。并且，“奥数”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数学思想。真要想学好数学，其实读一些有关数学思想史的科普读物是更好的选择。 笔者认识许多中国顶级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没一个将自己的数学水平归功于“奥数”的。 某些小学和初中故弄玄虚，强调“奥数”何等重要，使得许多家长和学生趋之若鹜地给辅导机构送钱。 说得直白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奥数”的本质是一条利益链。 美国学校对于数学教育的态度相对理性，所以压根不搞什么“奥数”竞赛。真正对数学感兴趣，而且学有余力的美国学生，会在高中阶段选修Advanced Placement (简称“AP课程”)。 数学AP课程的难度与大学初等课程相当，能让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高等数学的基础知识，从而更好地衔接大学阶段的学习。 症状之二：功利心大于兴趣的艺术课 除了我们在“奥数”上做的无用功之外，强迫孩子去学习音乐、舞蹈等艺术课程，收益也趋近于无穷小。 请注意，我并不是说音乐、舞蹈等艺术无用，而是强调“强迫”孩子学习这类课程无用。如爱因斯坦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孩子确实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达到了每天自觉、自愿演奏几个小时乐器、跳几个小时舞的程度，增加一些相关投入未尝不可。 如果孩子没这个兴趣，需要家长“监工”才肯上路，那就真的算了吧。太多的家长，抱着功利主义的心态希望孩子们学门艺术当“手艺”，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 他们恐怕并不清楚，孩子们硬着头皮参加的业余考级的最高水平（如中国音协钢琴10级），与演奏级的专业表演水平尚有数量级的差距。也就是说，业余考级无论达到什么程度，都没法当“饭碗”来用。 学习艺术课程就应该抱着陶冶情操、“玩玩就好”的心态，何必将大把时间用于枯燥的、重复性的练功和考级？青少年时代的光阴是何等宝贵，逼着孩子在并不喜欢的事情上投入大量时间？ 症状之三：片面追求成绩的“绝对值” 还有的家长生怕孩子的成绩不够“出类拔萃”，巴不得孩子每回都能考全班前3名、甚至第1名。为达此目的，他们逼着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剥夺了孩子所有的课余时间。 其实，平时追求成绩拔尖没多大意义。因为基础教育阶段所谓的“成绩好”，无非是对有限知识集合的熟练程度达到了较高水平。对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自然不宜太低，否则意味着该学的东西没学到。 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果熟练程度已经很高，那么继续提高熟练程度的边际成本将递增、而边际收益会递减。说得通俗一些，把成绩保持在90分以上相对容易实现，但保持在96分以上却需要多花一倍甚至几倍的功夫。 由此推断，综合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学习方案应该是这样的： 在基础教育阶段，平时保持比较靠前的学习成绩、与一流水平不产生数量级的差距即可；在升学之前的非常时期加大投入、踢好“临门一脚”，用临时提高的熟练程度做一次敲门砖足矣。 上述主张绝非鼓吹不思进取，而是鼓励孩子们把时间用在其他边际收益更高的地方，不要死读书、读死书。 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无限提高对有限知识集合的熟练程度实在没多大意义，因为人工智能会很快消灭所有初级熟练工种。 例如，珠算和快速心算已经成为被淘汰的知识，智能手机上随便装个应用就可以进行复杂的科学计算，把三角函数的各种转化公式背得烂熟又有多大用？ 被忽视的重点：孩子到底应该学什么？ 传统的基础教育并不强调自主学习的重要性，老师会把现成的知识体系像喂饭一样一勺勺喂给学生，升学考试之前还会带着学生们复习，一个知识点讲上五六遍。这种一板一眼传授现成知识体系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未来的工作环境中。 由于知识迭代极快，企业的发展又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在未来，优秀人才的最重要标识就是快速自主学习能力和强大的社交能力。 这些重要能力恰恰被家长和教师们忽视了。 重点之一：搜集信息和判读情报 自主学习往往没有现成的教材，需要通过自主搜集信息才能获得学习资料。举个例子，王某不是法学专业出身，如果要他代表公司参加制订重要合同的商务谈判，就需要学习合同法。 从哪里才能找到合同法的相关知识呢？ 王某稍微思考了一下，确定知乎、当当网、百度文库、家门口的市图书馆，都是容易找到的信息来源。 搜集到信息之后，接下来就要做情报判读了——因为信息量太大，已经超越了王某短时间内能够处理的通量，必须迅速判定哪些信息真正有用、并舍弃无用的信息。 很快，王某发现，知乎上的知识点比较碎，不利于在短时间内建立新的知识体系，所以不宜作为主要知识来源； 当当网有与合同法相关的简明教程，还有电子书版本，只有300页不到，三五天内看得完，于是果断入手； 百度文库上能找到些判例和案例讲解，对于理解具体知识有帮助，但内容的权威性略差，可以作为辅助情报来源； 市图书馆的相关图书过于陈旧，都是2010年以前出版的，不可能包括近年来出台的司法解释，所以该信息来源应果断舍弃。 于是，王某通过情报判读确立了清晰的指导思想和学习目标，马上就可以开工。 重点之二：逻辑分析和提炼知识 学校提供的教材是现成的知识体系，拥有整齐的章节、清晰的逻辑，教师们甚至还会在考试前划出重点复习的内容，生怕学生们遗漏什么。 然而，自主学习的对象往往不是现成的知识体系，这意味着学习者要从复杂信息中梳理出简洁的情报，进一步总结成知识要点；接下来还需厘清知识要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将知识要点搭建成知识体系。 例如，如果你需要迅速了解一个你原先并不熟悉的行业，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先找一些券商或市场研究机构的行业研究报告。通读这些研究报告之后，就会对这个行业的大致方向有所了解。接下来，应该搜集与这个行业相关的科学文献或新闻报道，对接研究报告所提供的信息。 这种“先搭骨架后添肉”的快速自主学习在实际工作中非常有用，但恰恰被基础教育忽略掉了。 所以，现实中经常出现这种现象：被中小学教师宠爱的某些“好学生”，参加工作之后表现平庸，甚至对一些重要的事情“一问三不知”，这便是逻辑分析和提炼知识的能力高度弱化导致的结果。 重点之三：健全和开放的知识体系 比较健全的知识体系是成功实现“现学现卖”的重要前提。 各种门类的知识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延续性。例如，物理学其实是关于物质运动规律的数学表述，流体力学、量子力学都是用大量微积分公式堆出来的，要想理解物理学就必须有相应的数学基础。 因此，人能够通过自主学习获得什么新知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头脑中现有的知识体系。 这有点像自主装配电脑“攒机”的过程：电脑主板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主板上设置了什么数据总线、有多少个扩展槽，决定了将来能够安装哪些额外的硬件来提升系统功能。倘若主板上连个扩展槽都没有，就算有现成的显卡、声卡也装不上去，整个系统也就没什么升级的空间了。 自主学习的过程是将新的知识与现有的知识进行对接。 现有的知识越多，为知识对接提供的“接口”也就越多，知识体系健全的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聪明的人容易变得更聪明。 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需求倒逼基础教育的革命，灌输有限知识集合的传统必定被淘汰，基础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普及通识教育、帮助学生构建开放的知识体系，为他们日后的自主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个规律不仅仍然适用，而且显得越发重要。从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人应该从小保持广泛的兴趣和好奇心，致力于尽早建立比较健全的知识体系，避免出现严重的知识盲区。 在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的基础上，以后在工作中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现学现卖”将是未来社会的常态，能够快速实现知识迭代的人才将占有极大优势。 重点之四：品行与社交能力 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业，认为孩子可以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获得社交能力。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认识，社交能力是一种专门的技能，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知识一样，必须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才能获得。 人是社会性动物，倘若不具备良好的社交能力，将来如何在社会上获得各种各样的资源？ 社交能力是由内而外的，一个人广结人脉的前提是品行让其他人感到愉快。然而很多人欠缺的恰恰是品行。很多年前，笔者曾就读于全省最好的重点中学，后来又有幸进入国内顶级高校。 在求学过程中，笔者遇到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成绩很好，作为“优等生”得到教师的溺爱，但让同学们极为反感——这些人平日里心胸狭窄、言语粗俗，常以取笑他人为乐；而且为人极其自私，整天琢磨怎么占同学的便宜，却从不给予同学任何帮助。 根据笔者观察，这些人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平时只在乎他们成绩如何、考上了什么学校，能不能把亲戚、邻居、同事的孩子比下去一头等，而对他们的品行和道德基本不闻不问。 父母的错误价值导向扭曲了他们的人格，而有的教师对“优等生”的溺爱客观上加重了这种错误。 这些人后来的发展趋势惊人地相似：凭借名牌高校学历，顺利获得了第一份工作，而后，很快遇到了职业生涯的“天花板”，连续多年没有起色，无一例外。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在社会上发展特别需要朋友们帮衬。单打独斗而无人帮衬提携，造就的必然是一个个极端个人主义的悲剧。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起码的人品，则能力毫无意义。 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远比小聪明、小才华更重要。 人生毕竟有限，时间无法重来。认真经营人生，意味着用有限的时间去做好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才是对孩子真正重要的东西，家长们想明白了吗？

文：张汝伦 眼下许多人热衷谈“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似乎它们没有任何今天教育的弊病，这实在是将它们过于美化甚至变成神话了。无论是“过去的大学”还是“过去的中学”，都从未能贯彻“大学之道”。 今天关心教育问题的人中，除了言必称“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外，还有些人言必称美国的大学。似乎中国教育的问题只是“地方病”，在美国是根本不存在的。今天中国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学被金钱和权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础理论，尤其是文科基础理论研究萎缩、基本没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数贬值、师生之间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没有交流、科研产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 京师大学堂——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于1898年。图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不清楚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最先用“大学”来翻译西方的university，但这个翻译的确很妙。倒不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有“大学”这一说，《大戴礼记·保傅篇》上就有：“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的说法；更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即《大学》开篇的那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学记》上还有对“大学之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但按照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的解释，这两段对“大学之道”的解释并不相互抵牾：“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这的确是对古“大学之道”的精辟理解。 不过梅先生并不将它仅仅理解与现代大学无关，或最多间接有关的古之大学之道，而是认为它也表达了现代大学之道，或者说，现代大学的实质精神。这与近代以来动辄用洪堡、纽曼或其他西人的大学理念来理解大学的流行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梅先生认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大学各系科学术的传授和研究，固然可以格物致知功夫目之，课程以外的学校生活，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也对学生格致诚正的心理生活不无裨益。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设置，学生课外的社团活动，以及教师以公民资格参与社会的种种活动，学生的实习，树立一种风气等等，都对学生将来离开学校，贡献于社会有所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而，梅先生又不得不承认，现代大学的实践与此大学之道是有距离的。例如，明明德讲的修己工夫中之所谓“己”，是一个整全的人格，至少包括知、情、志三个方面。但今日大学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有知这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更何况今日大学教学，“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不得二三。”这样，要学生左右逢源，深造自得，几无可能。此仅就知识教育而言。人格教育方面几乎全付阙如。 由于只重知识和技术传授，学校也基本不要求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尽力。更何况今日之教师本身也是只重知识传授的现代教育的产物，能孜孜以求于专业知识已属不易，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对此辈而言是谈不到了。此外，“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繤远哉！”今日在大学教书者，有谁能说这不是今日大学师生关系、教学关系之真实写照？稍有不同的是，教学关系是买卖关系在今日大学几乎已成“共识”。 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学生自身修养是最基本的部分，《大学》八目，此占其五。但却是“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其原因在梅先生看来有三。一是“无闲暇故”。学生学业繁重，上课太忙。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此说得一点不错，但当今学子未必都无闲暇，只是很少有人还把修身当回事，这恐怕是梅先生想不到的。 修身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独”。“独”是“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距离，适当之分寸”，这样才能独立特行，力排众议。但今日学子往往扎堆抱团，拉帮结伙，故“每多随波逐流（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大学》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是谈不上了。修身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付诸阙如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师友关系已如上述。“友”之一道，于今只是“寒暄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已”，更何况尚友古人哉？此不独一般人要与时俱进，“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子很少能理解什么叫“如对古人”。 现代大学在明明德一方面少有建树，在新民方面也乏善可陈。因为明德功夫为新民功夫最根本之准备，前者的缺乏，不能不影响后者。但还不止此。现代大学新民方面之失，还在它只是培养专才，而不是通才。但“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外，大学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有问题，“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合国情民性”。这样，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也就是文凭而已。大学若要有新民之效，还要有学术自由。梅先生用宋儒胡瑗的话“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来解释“学术自由”。但他认为“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不是荡放。因为“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在他那里，学术自由归根结底还是隶属于大学之道。 梅贻琦先生 尽管作为当时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清醒地看到了现代大学的实践与大学之道相去甚远，但他认为这是“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此话或有可商。现代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创制并不是按照什么人的理想观念产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先有大学的理念，才有大学。而是相反，先有大学，然后思想家们针对大学的种种问题提出他们的大学理念，以期校正或将其纳入理想的轨道。例如，洪堡的大学理念就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大学范式，即启蒙时代和专制制度按照国家和社会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设计和建立的大学。同时又是针对英国和法国大学的不足提出的。英国大学在教会的管理下原则上还不承认科学自由，而法国大学则受国家的指导和控制。洪堡自己创办的大学虽一开始尚能贯彻他的理念，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不能不与他的理念渐行渐远。 这是因为，现代大学虽然是从中世纪大学发展而来，却基本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不能不服从现代性的种种意识形态要求和制度要求。关于这一点韦伯倒是看得很清楚。在《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演讲中，他反对崇拜人格，认为只有专心科学工作的人才有人格。人格原则一度是大学通过科学进行教育（教化）的基础，但在韦伯那里却被“客观性”所取代。他明确排除在科学中通过教育实现人格。现代科学只是西方“理性化过程”、即我们的世界通过科学和科学定向的技术在思想上理性化构成的一小部分，它只有在它的进展中才有意义，它参与了世界的“去魅化”，它把存在的东西归结为没有内在意义和规范力量的纯粹事实。这种科学因此也没有意义和价值取向，它不可能是洪堡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化。因此，把一切教化的因素从科学教育（其实是科学知识传授）中排除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机构，大学必须服从经济发展和资本增殖的逻辑。这种逻辑要求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越来越密切与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要求大学教育越来越以符合资本的要求为准绳，否则它将无法生存。在这种历史的总趋势下，受教育者上大学决不会抱着明明德和新民的目的；以教育谋生者（教师）也不会以此而教。教与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谋生吃饭。纵有像梅校长这样对“大学之道”深有体认、且掌握一定将之实践的权力者，对之也无可如何。眼下许多人热衷谈“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似乎它们没有任何今天教育的弊病，这实在是将它们过于美化甚至变成神话了。无论是“过去的大学”还是“过去的中学”，都从未能贯彻“大学之道”。不但梅先生的《大学一解》可以作证，潘光旦先生也可以作证。潘先生在1936年写道：“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受教者和施教者，他们二位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观察应该是可信的。这并不是否认当时的确有不少教育家和教师力图实践传统的教育理念；但整个中国的现代教育依然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惯性在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化和制造神话不但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反而会使我们看不到深层次的问题之所在。 今天关心教育问题的人中，除了言必称“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外，还有些人言必称美国的大学。似乎中国教育的问题只是“地方病”，在美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人中也许还有人会认为，梅先生虽也曾负笈美国，以传统的“大学之道”来解大学未免冬烘。可美国人一度主流的教育理念似乎并不与之相悖。1945年，哈佛大学的一批教授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长达267页、题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的报告，研究整个美国教育制度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避免重蹈历史上曾经的文明被毁灭的覆辙。该报告认为，需要把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的成人和公民，同时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和认识自我及世界的方法。它指出：“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不仅指政府制度，而且还包括人们的精神世界都渗透了民主思想），需要最大多数的人们共享高尚的人格和正确的世界观。”这里所表述的教育理念，不也就是明明德和新民两部分目标？ 然而，理念归理念，现实归现实。现代大学还是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惯性行事。早在1962年，就有人批评“通识教育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专业教育就更不用说了。据担任过8年哈佛学院院长的哈瑞·刘易斯说，在《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问世后的30年里，“课程的专业性和选择性完全占了主导地位，而二战后提出的围绕民主社会公民意识，为不同学生提供共同体验的理想则消失殆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850年，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关就敦促哈佛传授有用的知识，指出在选修制度下，“谁需要学习什么课程，就得出钱，凡无人问津的课程就要放弃”。随着学生选择权的扩大，教师也开始随心所欲地选择教学内容。到了19世纪90年代，本科生已经享有充分的选择权，但他们不清楚所学的一切对自己意味什么。1796年，约翰·克拉克在给哈佛读书的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先辈深知学问的旨趣所在。……他们学养广博，也仁慈地希望科学之光能照亮后代的心灵。我们对实现这一希望抱有足够的信心——只要教书育人的工作在继续，美德和自由的理念就后继有人。”可一百年后，哈佛的哲学教授却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组织和发展知识，而不是培养个体的心智。再过了一个多世纪，2006年出炉的哈佛课程的自我评估鼓吹的哈佛的教育目标与此一脉相承：“促进知识拓展和跨学科学习的机遇。”根据刘易斯的观察，“经济动机成为‘象牙塔’教育的主题，我们已经忘记了教给学生人文知识，是为了教育学生怎样成为人；我们忘记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与家庭富裕的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忘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没有美国社会中公民的自由理念，大学就无法教会学生认识自身与全球社会的关系”。结果是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迅速从教育机构（ivyleague.edu）变成了商业性机构（ivyleague.com），而哈佛则成了这一进程的引领者。（以上材料均来自哈瑞·刘易斯的著作《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今天中国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学被金钱和权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础理论，尤其是文科基础理论研究萎缩、基本没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数贬值、师生之间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没有交流、科研产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刘易斯的新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至少可部分证明这一点。在这些方面，中国大学正被美国大学引领着“飞速赶上”。 但美国教育界毕竟还有良知在。就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于2006年出版后，哈佛又提出了新的本科教育课程改革计划，“重新强调了哈佛曾经非常缺乏的教育理想”。这些理想在现代性条件下能否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人家对大学之道还有坚守的决心。我们呢？

文：罗慰年 世人崇拜罗素，认为他是一个大哲学家；中国人也崇拜他，因为他对中国问题，有深邃的见解。连大文学家龙应台都对罗素佩服得五体投地。遗憾的是，罗素看到了中国的趋势，但没有看到发展趋势背后的文化的结构的原因。 当下的中国，目前经济的巨大发展，跟传统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可比性。美国的经济制度，有强大的政治制度作为制约和平衡器,包括政府制约、选举制约。这些，中国没有。美国经济，政府不介入经济运作，政府和经济是两张皮。中国不是。 中国目前的经济，是一种由没有制约的政府操作的没有制约的经济。没有制约的经济和没有制约的政府、没有制约的人，一样危险。 为什么要制约经济？因为，经济发展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不是贪婪的资本家获取无限膨胀的财富的目的；也不是对权力有无限欲望，为表现政绩人而罔顾民生、环境和资源的官员升官的工具。 决不是提倡回到原始状态。经济发展，必须有制约，才能造福公民，才能给人民带来平衡的生活。没有制约的经济，跟没有制衡的政治一样，都是祸害。没有制约的经济，加上没有制衡的政治，二者同时发飙，不光会把一国打回原始状态，甚至还会为祸世界。二战的德国和日本，就是两个不远的鲜活的例子。 附：罗素，一九二零 作者：龙应台 眼光敏锐、胸中有丘豁的人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或国家，很快就可以看出隐藏在这个城市或国家表面下层的“骨骼”，像X光的照射。这种照射，反而是一辈子生活在其中的人往往看不见的，因为他身在其中。 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零）在一九二零年到北大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后离开，隔年写成“中国问题”这本书。短短一年，面对一个古老而深邃、腐败又复杂的中国，四十八岁的罗素能看见多少中国“问题”呢？ 他看见：“中国文化正在发生急遽的变化”，这种急遽的变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军事优势。但是，在将来，促使中国发生激烈变化的，将是西方的“经济”强势。 后来的历史证明罗素说对了。 外来的影响带来急遽变化，中国可以如何应对？罗素提出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东西揉合，或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人自己说了一百多年的口号，但是罗素最幽微深刻的话，其实是这一句：在“自身传统”中寻得一种“有机发展”。任何的“急遽变化”必须在“自身传统”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而不是把“自身传统”摧毁，空中起新楼。他已经排除了革命式的全盘否定传统。“有机发展”，指的是，接枝的花木品种必须和传统文化的主干体质兼容相辅，才可能开花结果。强行植入就不是“有机”发展，他已经排除了激进的全盘西化或苏化。 罗素在一九二二年有没有预见后来的发展呢？他不天真，在希望中国有足够的智慧选择“有机发展”的同时，他加了一个“但书”——中国能够在“自身传统”中“有机发展”“只有在避免了两种相反的危险以后才有可能”： 第一种危险是，他们可能会完全被西化，迄今为止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全被磨灭，世界只不过是多增加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种危险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会被逼到除了军备以外，在各方面都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去。 说这话的罗素处在一九二二年的时空，距离“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开始建国的一九四九年还有二十七年，距离全面破坏文化传统的文化大革命还有四十四年；距离今天，还有八十三年。 罗素对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业化后对“进步”的崇拜，以追求“进步”作为最高指导原则进行开发，结果是，强国的繁荣建立在弱国的痛苦上，经济的获得建立在地球资源的掠夺和彻底破坏上，把“进步”当作终极目的，而忽略了“进步”不一定带来生活的幸福。各种机器带来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等同于心灵的愉悦。西方文明对于理性和进取的过度崇拜，成为对地球的最大掠夺，对人类永续发展最大的祸害。 一九二二年的罗素，提醒中国不要步上西方国家的发展后尘，不要走上“竭泽而渔”的进步死胡同。八十三年之后，我们所目睹、所参与、所热爱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 它已经是一个巨型工地。制造业占它经济比重的百分之五十四，意思是说，全国皆工厂。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产业环境，使得罗素心目中的文化古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全球第二大军费开销国。在急遽的能源需求驱使之下，世界银行统计，大型水电工程的强行设置，已经造成一千六百万人的流离失所，其中一千万人被迫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 它已经加入了骄傲的文明“掠夺者”的行列。英文“金融日报”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九日的报导：每个月都有大约二十艘货柜巨轮从印度尼西亚驶往中国，满载木材，从原始森林违法砍下，送到中国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家里的木质地板。一九九七年中国进口一百万立方米的木材，二零零二年进口数字已经是一千六百万立方米，而且每年急速增加。联合国的专家说，亚太区原来覆盖极广的珍贵原始森林仅剩百分之五，大多集中在印度尼西亚，但是在中国巨大的需求下，这最后的百分之五也难幸存了。 这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热切崇拜着进步和发展。 你不能不被罗素的眼光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