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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0）
文：林炎平
谁是残害中国人的元凶？
但是在中国大陆，曾几何时，只要一说到西方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等等字眼，充满了敌意和愤怒。如此情绪使得国人很难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其实，一些国人用来贬低别人的描述，也是华夏曾经的所作所为。华夏曾经也是“帝国主义”，“中华帝国”源远流长，周边的越南朝鲜就曾经在“中华帝国”的统治之下。“中华帝国”的殖民主义在一些地区成功了，比如今天的中国境内；但是在一些地区失败了，比如越南和朝鲜。于是，“侵略”便成了朝鲜和越南用来形容中国历史上的行为。 这些西方的“帝国主义”，和当年唐朝的李世民、蒙古的成吉思汗、满族的努尔哈赤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要在自己强大的时候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在历史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和以上那些中华帝国领袖所代表的帝国不尽相同，西方人的“掠夺”和“侵略”伴随着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因如此，他们的“掠夺”和“侵略”通常带来的不是野蛮，而且是文明和繁荣。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世界地图，在所有西方人“侵略”和“掠夺”的地方，也就是他们统治和管理的地区，都繁荣昌盛民主自由。这不是一个巧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澳门，新喀里多尼亚（法属太平洋岛国），等等。我在这里没有列入欧洲，因为那里是现代“侵略”的发源地。实际上欧洲版图和国家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吞并和征服中形成的，因此欧洲本身也是西方人首先“侵略”的地方。 西方真的在中国没有干过坏事吗？现在我们就留下了圆明园了。也许这是唯一的西方人对中国做了的坏事？在谈到圆明园以前，我们先来看看满清在华夏大地制造的一些惨案，而这些惨案通常是国人极不愿提起的，即便提起，也支支吾吾、欲语还休。但是，让我们用正视淋漓鲜血的勇气，从“扬州十日”开始说起吧。 明朝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叛变使得满清轻而易举经山海关进入中原，整个中原的百姓就要遭殃了。1645年5月13日，清军大军兵临扬州城下。明朝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拒绝清军招降，决定坚守扬州。 史可法凭借葡萄牙重炮在守城的开始占据了优势，但是满清将领多铎指挥士兵不惜代价，在成百上千的人死伤后，攻陷了扬州城。史可法自杀，但没有致命，随后被清军俘虏。多铎“劝说”史可法屈服遭到拒绝，于是下令杀害史可法。接下来的十天，就是所谓的“扬州十日”。“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魏斐德在 《洪业 ― 清朝开国史》中这样描述。 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任凭那些已占领了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的摆布。20日入夜后，清兵的兽行开始升级了，到处是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被害人的嚎叫声。次日，清军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就被抓了起来，分成数十人一堆，用绳子捆起来。然后清兵就开始用长矛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
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弥漫，尸陈街巷。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甘愿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以期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任何被抓住的女人，都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市民们争先恐后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为的就是干这样的差事可以活命。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扬州的百姓，已经闻风丧胆，只要一个清兵出现，成群的扬州百姓立即坐以待毙，无人敢逃。 惨烈如斯，令人不忍卒读。“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繁华都市，在短短的几天内便化为一座死城。而这次大屠杀的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则将屠杀中俘获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了满清皇帝顺治及摄政王多尔衮等（《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我不知道80万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但是，“扬州十日”的惨烈绝不亚于日寇的“南京大屠杀”。 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当时流寓在江南一带，也在所著的《鞑靼战纪》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此书于1654年在欧洲出版，大概是最早向世人揭露扬州十日惨剧的。而在华夏，由于清廷坐稳天下后，大兴文字狱，诸多描述清军暴行的书籍被禁，这场大屠杀在它的发生地反而被逐渐淡忘了。 现代的中国人，还有几个知道“扬州十日”？还有几个记得史可法？正直的人们，不管你是否中国人，都请记住这个名字 ― 史可法。这是一个被刻意忘却的英雄，甚至被描绘成阻挡民族统一的小丑。奴才只牵挂得势的新老爷，绝不记得失利的旧战友。
民族英雄史可法
这场大屠杀的血迹未干，又一个大屠杀接踵而至。这就是同样被我们遗忘和回避的“嘉定三屠”。如果说，“扬州十日”是满族人亲手所为，那么“嘉定三屠”就是满族人借汉族人的手，由汉族人自己所为。 扬州屠城之后，百姓对清军的恐惧已经深入人心。当清军进逼南京时，弘光皇帝出逃，以钱谦益为首的朝臣主动降清，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亲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20余万兵马束手投降，清军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更使江南士绅民众坚信归顺满清是最好的结果，而抵抗的结果是毁灭。汉人已作好心理准备，在风平浪静之中改做满清的臣民。钱谦益劝多铎：江南民风柔弱，不必用兵就可以使得人民归顺清朝。此话不假，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 但是，这风平浪静却由于清廷忽然下的一道“剃发令”而变成暴风骤雨。摄政王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而这一最终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孙之獬。此人是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但并不得志。清军入关后，他看到了时来运转的机会，成了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子提拔之恩，孙之獬主动剃发着满装。但他那副打扮，不仅没给他上朝博得满堂彩，而且既被汉人官员鄙视，也被满人官员嘲讽。恼羞成怒的孙之獬立马上了一道奏章给清廷，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孙之獬很明白地把中国和满族对立起来，而且强调了如果满族要彻底征服中国，必须彻底消灭中国的传统，因此在服饰和礼仪上必须归顺满族。 这对于遵守儒家礼仪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晴天霹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要把保留了千年的汉唐衣冠发型改成蛮夷的式样，前额剃得光溜，脑后梳一根“猪尾巴”小辫，无疑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更是对汉民族情感和文化上的严重伤害。江南纵然“民风柔弱”，也不堪忍受如此践踏。剃发令一下，江南各地便掀起了抵抗热潮，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 而清廷毫不手软，为了强迫汉人接受满清野蛮的发型服饰，他们以明朝降将李成栋为统帅，先后对嘉定实施了三次残酷的大屠杀。 1645年7月底，李成栋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定进逼，一路上奸淫杀烧。抵达嘉定，他下令屠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吴伟业《鹿樵纪闻》）。清军果然挨家挨户、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清军（其实是前明军）遇见年青女人，就当众白昼轮奸。如遇抵抗的妇女，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又四处劫掠财物，见人就要财物，随手一刀，至被砍人献出金银才欢跃而去。不如他们意的，必被砍三刀，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最后，这五千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此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万人被屠杀。 几天之后，李成栋发现嘉定居民仍有反抗，于是再次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嘉定又惨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将军吴之番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不仅把吴将军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这是“嘉定三屠”。 经过这三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李成栋终于在尸山血海上插稳了“剃发易服”的旗幡。反抗的烈焰渐趋熄灭，中原人被迫在暴力和强权下屈服，梳起了那根代表满族文化的辫子，成为大清的顺民。李成栋也因此“赫赫”功劳，受到清廷的一再提拔。 “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只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制造的许多惨案中的两例而已。此外还有江阴屠城，满城杀尽，尸如山积，共计城内死九万七千余名，城外死七万五千余名。幸免于难的江阴遗民只有五十三人。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 广州大屠杀，“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一笔又一笔的血债，罄竹难书。若干年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这样描述这段历史：“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但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 满清对于其他民族的屠杀也毫不逊色，准噶尔盆地大屠杀就是一例。在蒙古人各部落纷纷衰落之际，西蒙古人，尤其是准噶尔人却一直强劲，准噶尔帝国称霸中亚东部，与清帝国争霸亚洲。1755年，乾隆派清军征服新疆（回部），同时对蒙古准葛尔部实行了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乾隆帝后来号称“十全老人”，即有十大武功，其中就包括征服准部和回部。他决心用亡国灭种的大屠杀来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准噶尔人基本被杀绝，如今只有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而没有准噶尔人了。清军随后又征服了天山南部的回部（维吾尔人），于是天山南北皆并入清帝国。在清帝国的立场看，这是征服的新疆土，于是称之为“新疆”。 对于清军屠杀准噶尔人民的问题，中国国内研究者大多予以回避，很少有专门论述这一事件的文章。有些文章即便涉及到也竭力淡化甚至予以否认。如果想要从清史中找到这些信息更加不易。一些中国的学者淡化甚至美化了这场大屠杀。《西蒙古史》中有这么几段文字：“乾隆制定了稳定的安抚政策，并在进军中严格贯彻执行，因而深得人心”。靠斩尽杀绝得人心吗？ “在战争中发生杀害一些受裹胁或无辜百姓之事是存在的”。这轻描淡写的“一些”可是几十万人啊！“由于清政府执行了安抚政策，使准噶尔人民免除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去向有了归宿，生活有了出路，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了。”归宿和去向在哪里呢？实际上只有那些逃到了俄罗斯等邻国的准噶尔人才免遭屠杀，也许准噶尔人都让清廷安排到俄罗斯去了？“那种认为清政府把厄鲁特各部人民杀尽斩绝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类“此地无银二百两”的表达更加让人赞叹他们粉饰和歪曲历史的勇气和决心。 历史记载却和这些美化清廷的表述大相径庭，《清高宗实录》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中记载，乾隆谕令前线将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此次进兵非同一般，各将厄鲁特彻底剿灭，永绝根株。”乾隆对准噶尔可能投降的部众如此安排：“大兵进剿，厄鲁特等自必畏罪投诚。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母得稍存姑息。”前线将领忠实地执行了乾隆的旨意，报曰：“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 毫无疑问，清军对准噶尔的大屠杀不是某些人或某一部孤立的行为，而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严格执行的统一行动，目的就是要对准噶尔部斩尽杀绝，这场大屠杀的总指挥就是乾隆。在这场精心策划的屠杀中，几十万准噶尔人遭到了灭顶之灾，鲜血染红了卫拉特草原， “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啸亭杂录》卷3） 我们今天可以公正地评价乾隆，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粉饰历史，更加不能为他开脱罪责。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在“统一”的旗号下，任何罪恶都可以粉饰成民族大业的必须。最近在北京上演的《成吉思汗》也成了成吉思汗统一大业的赞歌。成吉思汗对于周围各个民族，包括对华夏民族的杀戮就成了统一大业的伟大步骤，满清对于周围民族的杀戮也成了统一大业的丰功伟绩。而那些抵抗这些杀戮的民众却成了阻挡历史前进和妨碍统一大业的小丑，他们十恶不赦，于是屠杀他们就理所应当。 这些人和“历史学家”也必定可以用相同的语言赞颂日本天皇和日本侵华战争，只要最终日本成功统治了中国。对于这些人和“历史学家”来说，由日本统一的中国要远远比蒙古和满清统一的中国更值得称赞，黄海、渤海、东海、日本海、南海，都成了统一帝国的内海，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都纳入了统一帝国的版图。这个由日本统一的大中华帝国将远远比蒙古统一的中国要强大，当然也比满清统一的要强大，既然他们可以赞美蒙古和满清，他们理所当然更赞美日本。 清帝国对外的扩张始于自己的老家，现在的东北，其向南吞并了中原，向西吞并了西北和西南，但是向北却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俄罗斯。康熙以前的俄罗斯还不强大，无奈之下和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被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称作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其实根本就没有中国的什么事情，条约上连中文都没有，只有俄文、满文和拉丁文。满清和中国的条约大概只有“扬州条约”以及“嘉定条约”，这些不是用文字而是用鲜血写成的“条约”是在精神上彻底奴役中国的象征。 满清向北扩张的手段与其在中原的做法并无二致，但是满清这时所碰到的对手却不同了，俄罗斯比准噶尔强大，没有被满清屠杀贻尽；俄罗斯人比中原的汉人更加执着，并不会因为害怕屠杀而梳起“猪尾巴”俯首称奴才山呼“万岁”。俄罗斯的顽强使得清帝国在那里玩不转了一直在中原很灵光的把戏。此后，等待清帝国的将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大大小小的俄罗斯“史可法”们的打击。于是满清就不得不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满清也和西方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倒是中国在精神上的曙光。如果没有这些“不平等条约”，国人还必须忍受脑后那根猪尾巴更久，也许永远，也许国人永远要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对于很多国人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如此，他们已经做惯了奴才，有朝一日眼看奴才做不稳了，反而惶惶不可终日了。 国人本来已经没有多少自尊可言，经过满清这样的大规模的屠杀，更加明哲保身，噤若寒蝉。随之而来的严厉的户籍制度和文字狱，把国人的心灵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国人头上的辫子梳起来了，前额的头发剃掉了，长袍马褂穿起来了。在俄罗斯向西方学习，把服饰换成西式的同时，在中国大地上演的却是这样一出丑剧。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征服了周围相对先进的民族，这就足够丑恶了。更加丑恶的是，这些被征服的民族内心被迫生长出一种对于正义的默然和仅仅对于强大的膜拜。真理，对这些人已经不重要了；正义，对这些人来说已经淡忘了；唯有强权，成了这些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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