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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2）
文：林炎平 自私和仇恨——普遍的社会心态 精神文明并不决定于物质文明
号称“礼仪之邦”的华夏，今天距离这个称呼到底有多远？有自知之明的人都绝不乐观。近代国人素质之低下，几乎路人皆知。人们通常把素质问题归结于物质水平低下。春秋时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如果丰衣足食，就有礼仪道德。西方的马斯洛定理同样认为人只有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谈得到更高层次的追求。然而这种典型的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未必正确，道德水平未必和富裕程度成正比。而最近数十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了管仲根本错了，物质的发展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精神的进步。
我研究过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的古希腊人当时的生活状况。我专程去了一些古希腊的遗址，比如希腊境内的雅典、迈锡尼、德尔菲和奥林匹亚，小亚细亚地区的以弗所、米利都、阿芙罗蒂特城和帕加马（今土耳其境内），也去了当时古希腊文明的边缘区域，在黑海北岸的塞瓦斯托波尔（今乌克兰境内）。遗址考古现场基本保持了当时的状况，石质的废墟勾画出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居住环境。房屋的结构简单也不宽敞，和当时辉煌的神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按照文献记载，在古希腊极盛时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可以称得上衣食无忧，但绝不奢侈，政府官员的生活和民众相差无几，而知识精英们则极其简朴。以当时的生产效率不可能有什么奢侈品，我们今天的许多必需品，在当时都会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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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迈锡尼遗址
在有3000多年历史的迈锡尼遗址上（图6－1），我低头细察，茫然四顾。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培育古希腊文明的摇篮之一。山区的植被和地貌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太行山非常相像，如果不说是贫瘠，也决不能说丰饶。但是迈锡尼博物馆陈列的辉煌的出土文物折射了这个伟大的文明，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也为此作证（图6－2），令人不禁自問：这个伟大文明就诞生于这样并不有利的环境之中吗？
古希腊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周边其他文明没有很大差异，和当时的华夏文明也没有多少不同，但是古希腊的精神生活却截然不同。古希腊所孕育出的这么多灿若星云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璀璨的古希腊文明，惠及几千年后的现代。
古希腊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显而易见。每一个古希腊定居点都有剧场，从观众席的容量来看，古希腊的戏剧和演出是由全体公民参与和欣赏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部分阶层。当时一场演出的门票价格大致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日工资的四分之一。为了让经济拮据的公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观看戏剧演出，政府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款项。注【1】
那些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唤起了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道义和责任的共鸣，而且至今余音缭绕，永不消逝，激起当代我们的回响。古希腊喜剧则以幽默诙谐的方式针砭时事，赢得的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的开怀大笑，其笑声也回响到今天，让后世的我们也深受感染。我在德尔菲的半圆形剧场和雅典卫城的半圆形剧场后面的山坡上坐着（图6－3），想象着当时的演出和观众的反映，似乎我当时也在这里，混迹在观众之中，为之感动，为之开怀。那些几千年前的作品里流露出的情感和哲理，至今仍能让现代人感觉熟悉、亲切和发人深省。这些伟大的悲剧和喜剧带给我们的启迪经过数千年还不减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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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古希腊的半圆形剧场
那些伟大的古希腊理念就是诞生在这块并不富裕的地方。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古希腊人：“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坚韧不拔的人民。”他过于谦虚了吧。古希腊人绝不仅仅是“人民”，而更是“公民”。是古希腊人把“公民”这一理念带给了人类社会。古希腊人不仅仅做到了自己丰衣足食，还创造了一个文明。这个文明甚至并不以当时的功利为目的，而是更重视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对于人类自身价值的认知。这文明终究成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因。注【2】
除了这公民的理念，古希腊人还带给了我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和实践。我们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体都是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我们今天的课堂上还原封不动地教授着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
很难想象，这样伟大的文明是在如此并不发达的物质环境中产生并发展的。对于古希腊人，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景仰的心情，我虽然和这个文明素不相识，也并无与生俱来的感情牵挂，但是却对这个文明崇敬有加。而以上所说的，只是许许多多理由中的几个。注【3】
古希腊文明和其他文明伴随人类文明史走过了数千年，今天回首人类文明的艰难历程，也许可以使得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亦即，是物质文明带给了人类精神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第一个命题并不成立，其实，物质文明并不能保证精神文明；而其逆命题，亦即第二个命题倒是成立的，即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后者由古希腊的历史给出了无可争辩的证明，而前者，也许华夏历史上很多时代都可以提供反证。
华夏本来推崇遁世的独善其身和入世的兼济天下，如果你不想掺和世事，那么你就与世无争，管好自己就好了；如果你想改造社会，那么你就积极投身其中。本来这两种都是可取的生活态度，而在华夏社会中却往往成了反社会的行为——遁世的自私自利和入世的仇恨他人。自私和仇恨成为了华夏民众最具特征的社会性格。而物质的进步似乎并未产生正面的影响。 富裕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德行
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得到了长足发展，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电视，自行车换成了小汽车。然而，这就意味着人们的道德修养普遍提高了吗？你看看那些比较富裕的有车阶层，他们的道德水平可能会让你吃惊的。
在中国，如果你曾在夜间开过车，你一定领教过迎面而来车辆大灯的刺眼，如果你是行人，你也一定有过同样的经历。那是因为司机开了远光灯，如果开的是近光灯，就不会晃眼了。我一直不理解中国司机开远光灯的心理。其实在市区，行车开近光灯足够了。开了远光灯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但这给别人造成了极大不便。但这似乎并不在那些司机的考虑范围，只要他自己方便，别人的不便就不予理会。
如果对方也是国人，他也毫不示弱，把自己的远光灯也开得大大的对着干。于是在这样阴暗心理作祟下，城市夜间街道一片刺眼的光明。有人还有更毒的招，自己把大灯的角度稍稍向左调偏一点，这样远光灯正好照在迎面而来的车上。这正体现了国人的信念和心理，“损人才可利己”、“利己必须损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成功不仅是由自己的收益来衡量的，而更是用别人的损失来衡量的。自己收益了，还不能算成功；同时要别人损失，这才是成功。
我在国外开车多年，从未在市区看到任何一个人有意把远光灯打开。有时有人误开了远光灯，通常迎面驶来的车会给予善意的提醒，一次轻轻的鸣号，就能让司机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并立即关闭远光灯。哪怕是在夜间漆黑的高速公路上，只要有迎面来的车，或者接近前方的车，也没有人开远光灯。只有在视野里没有别的车的情况下，驾驶员才有可能开启远光灯。我在国外习惯了，即便在高速公路上开几百公里的夜路也不开远光灯。久而久之，几乎忘掉了远光灯的存在。回到了中国，才知道此地原来如此热衷远光灯，如此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在西方国家，很难看到十字路口由于不同方向的车抢道而被堵死。当碰到十字路口交通灯坏了的情况，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车辆就会很有规则地轮流行驶，根本就不需要交警，道路不会堵塞。
但是在中国就不行了。如果碰到以上情况，交通规则便自动让位给丛林法则。如果南北方向的车在行走，那么后面的车就紧跟不舍，一辆接一辆，绝不给东西方向的车一点点机会。于是东西方向的车也绝对不示弱，也向十字路口逐渐挺进，试图把正在行驶不肯让路的南北方向的车队顶断，从而自己可以通行。这时，南北方向的车队会逐渐由直线变成曲线，就像一条被东西方向的车队顶弯的长龙，但还是要竭尽全力试图在东西车队首辆车的前面通过。南北方向的车队的行为使得东西车队的通行迟迟不能进行。
最后，东西方向的车队终于慢慢顶断了南北车队的长龙，开始通行了。此时他们就会重复刚才南北方向车队的做法，每个人都抢着在南北车队的首辆车前通过，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让了南北方向车队的首辆车，那么就要等待很久。因此，在中国，十字路口被堵死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旦红绿灯失灵，就非交警不解决问题。而车多的时候，就是有了红绿灯也不解决问题。
在西方，大家的共识是“既然我走不了，那么你就先走吧。”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人们往往这样想：“既然我走不了，你也别想走。”本来东西向的路并不拥挤，只是南北向堵塞了。此时在西方国家的话，即便自己是绿灯，但尚未进入十字路口的南北向车会停在白线处，把十字路口留出来。这样当红绿灯切换后，东西向的车就可以照常通行。但是国人就不一样，此时南北向的车在自己绿灯时争先恐后地进入显然无法再前进的十字路口，把十字路口堵得死死的。本来堵车仅仅是南北方向，这样一来，东西方向也堵上了。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在中国常驻，见到我也谈到了在中国开车。我说在中国开车很难，他很有同感：“中国司机无视别人的存在。”他说得很婉转，但是我看得出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司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
不仅北美和中国有如此大的差别，在欧洲，甚至东欧，也一样。我在2007年驾车从西欧开到东欧。那是一辆租来的欧宝，车不错，但是其离合器的行程特别短，经常让我感到启动不平稳。我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去苏黎世，没有走平坦的慕尼黑，而是选择了比较困难的阿尔卑斯山脉，顺便可以经过举行过三次冬季奥运会的茵斯布鲁克。在一段山路上碰到了前面修路，原来双向行驶的路关了一半，临时变成了单向行驶。于是我们这个方向的车就要在等到反方向的车行驶过来一段时间后才轮到行驶。正好是上坡，我启动连续三次都由于不熟悉离合器而灭火，至少耽误了20秒的时间。我走不了，后面的人也不能走。整个过程，我后面的车没有任何鸣笛或者表示不满，指挥车辆通行的修路工人也很理解。我最后终于适应了这个离合器，驾车驶过他们身边时向他们挥手致歉，他们也挥手，示意没有关系。此后几乎半个小时，我的脑袋里就是很鲜明的和在中国的遇到的情况的对比。
我有一次在杭州的公司门口开车从停车场出来，准备驶入繁忙的天目山路。我按照西方的习惯等待安全时机驶入，从而主要街道上行驶的车不必刹车避让。我后面一辆车上的一个人大声骂骂咧咧，嫌我不直接就冲进去，我干脆下车走过去问他，你想让我干什么？这个一脸横肉的人也不出来，缩在车里呲牙咧嘴。他的车好像是什么高档车，但是他那副嘴脸可就太低档了。我不止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只要稍稍让一下别的车，就会招来后面的司机的喇叭甚至谩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着急什么？他们到底在愤怒什么？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当没有人可以作为他们抢先的目标时，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慢慢吞吞的人。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分析了“奴才”性格，读者可以在那里寻找答案。
这些实质上蜗牛般的人所表现的急不可耐的行为也使得整个社会效率变得更低。一次我从杭州西郊开车回城，突然发现前面的车慢了下来，后来就都停了下来。而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也没有车驶过来。显然是在前面的某个地方出了状况，使得双向的车辆都不能前进。可以想象，在事故点的另一方的车辆，他们看到的左侧也是空空荡荡的公路。
如果在国外，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安安静静地等待前面的问题处理完毕，绝对不会有人利用左侧的逆向车道或右侧的路肩行驶。但这是中国，几乎所有司机都把自己的车开到了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和右侧的路肩上，向前开去。当然他们开到了事故发生地也就无法再向前开了。而事故点另一侧的司机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事故并不大，很快就被清理了。但是，这时却面临比事故本身更大的难题：事故点两侧公路都排满了车。西侧，本来双向的车道都被由西向东的车辆占据；而东侧，都被由东向西的车辆占据。于是事故两侧的车面对面地对峙了起来，谁都不可能走了。这样的状况比刚才事故造成的堵车要大数倍。最后花了巨大的人力和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人为的事故清理掉。由急不可耐到事倍功半，整个社会都在为这样自命不凡的“聪明”和罔顾他人的自私付出代价。 无与伦比的中国式自私
在欧洲和北美开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民的素质。北美的高速公路限速比较低，因此开车不需要很费神。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高速公路限速很高，甚至不少德国高速公路干脆就不限速，你的车能够开多快就可以开多快。在德国高速公路开车一开始还真的不适应，在北美我一般保持120公里的时速，但此速度在德国高速公路上就太慢了，只有卡车开得比这慢（卡车的速度是有限制的）。我后来逐渐习惯了160公里的时速，觉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不少德国人开的车嗖的一下就超过了我，我估计一些车的时速都在200公里以上。
但是，德国那些不设上限的高速公路上事故率极低。我可以想象像德国人这样守纪律的应该事故率低。只是我在德国开车后才深刻体会到还不仅仅是纪律，更重要的是素质。我不得不说，德国人开车不仅仅考虑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甚至连别人的方便都考虑到了。似乎每个人之间都有一种默契，其原则是：不妨碍别人超车，也避免让别人刹车。我在整个开车过程都不必刹车，也不必等待别人让我超车。
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那些素昧生平以后也难以谋面的人彼此似乎是配合默契的老朋友。这只能解释为一种社会公德，一种整个社会都持有的价值观。我去过德国几次，德国人并不十分友善，也缺少微笑，但是我可以感到他们的正直。在德国开车我根本不必担心在中国开车所要担心的任何问题。
那些在车里的德国人都是普通的德国公民。我从布拉格开车到德累斯顿，去看这座在二战中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城市。我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很小的餐馆吃午餐，没有几个顾客，服务员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厨师是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子，还有一个小女孩。我坐下来要了很简单的午餐，她也给了坐在我对面的小女孩一份更加简单的午餐，还对我说不好意思，怕她的女儿打搅了我，说是由于她的女儿今天不上学，所以就跟她到这里来了。
由于餐馆里没有别的客人，我就和她简单聊了几句。这是她自己经营的餐馆，看得出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现在那些在中国有私家车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他们富裕。但是他们平和与真诚的态度，我很难从陌生的国人那里看到。我知道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和我默契超车和让道的人，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德国人。他们从风驰电掣的奔驰、宝马、奥迪和大众车走出来后，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后面有一辆车迅速逼近我。当此车超过我的瞬间，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哥们这么猛，原来是一温文尔雅的老太太。
在中国，任何时刻在任何高速公路上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一辆速度不高的车呆在超车道上（左车道），它既无超车的速度亦无超车的动机。这也罢了，有的车变车道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甚至蔑视别人的存在。他们在车头刚刚超越你的车头时插到你的前面来，这必然导致你煞车，否则就撞到了他的侧面。他显然认为他有权利这样超到你的前面，这是他的“权利”，而你的权利，他是绝对不会顾及的。
西方和中国不同的心态，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的车语却在中国和西方的意义完全不同。比如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车同时到了一个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狭窄路口，此时，一辆车的大灯闪动了几下。如果在西方，那么它的意思是“你先走，我让你”，但是在中国，其意思就是“你别动，我先走”。完全一样的信号，却被驾车人用来表达完全相反的意义。这还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同，因为我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也同样看到司机闪动大灯示意让对方先行。同样的信号，在西方是自己停下让别人先走，在中国是让别人停下要自己先走。此车语果然有中国特色，这刺眼的自私心态，在对比之下，更加瞩目。
在中国开车，如果你从后面不小心碰了前面的车一下，那么你就倒霉了。我碰到过一回这样的事。在繁忙的道路上，前面的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尽管大家都开得很慢，我也及时煞车了，但是还是轻轻地碰到了前面那辆车子的后保险杠。我急忙下车说对不起，对方连一句的客气话也没有，明明车子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喳喳呼呼，说要赔多少钱。此人衣冠楚楚，还有一个随从，但是那气急败坏的样子，又像一个地痞。最后警察来了，看不出什么问题就说让我们自己解决。我让公司的司机和其他人来代替我来解决，我自己必须赶去开一个会。后来他们告诉我，还是给了那个人几百元算了。
同样的事情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也遇到过，结局却截然相反。2008年2月的一天，我开车上班去，下雪天路面很滑。我看到前面的车煞车了，我也煞车，但是车还是滑行了一段距离，最后撞在前面车的后保险杠上。我赶紧下车，对方也下车了，我说“很对不起”。他说“没有什么，我的车肯定不会有问题，看看你自己的车。”一般这样的碰撞，前面的车的损伤一般比较小，而后面的车比较严重。我看了我的车后说：“其实也没有问题。”当我再说“对不起”时，他说“没有什么，大家都一样，路实在很滑。”接着他说“Have a nice day!”（祝你有好的一天），潇洒而去了。
这并非一次绝无仅有的事例。有一次我从McGill大学的体育馆附近的停车场倒车出来，突然听到后面大声喊叫。我赶紧停车下来，原来是有几个学生开车正从侧面驶来，被我倒出来的车碰上了。煞车还算及时，但是我的车后保险杠还是把他们车的侧面碰出了一个凹痕。我赶紧说对不起，然后准备把事故报告写给他们。这是加拿大的常见做法，如果出了事故双方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便把事故的实况记录下来，互相签字，然后寄给各自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理赔的。至于谁的过失，那么大家一般也会达成共识，由保险公司来最后判定。这样警察就不必来参与一些很小的交通事故。
这时，其中一个高个的小伙子说：“你得赔我们很多的钱。”我说：“你记下我的驾照，我给你事故报告。”那小伙子笑着说：“我在开玩笑呢。算了，其实我们的车也有很多的凹痕了，多一个也无所谓。”我说，那我赔你们一些现金。他们说：“不，不，没关系。”他们车里有一大堆人，大概有五、六个，肯定是假期出来玩的。在中国的话，这么多人碰到你一个人，又是你没理，肯定就把你吃定了，不让你赔个够是不可能让你走的。
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对比：一边是一些加拿大的穷学生，一边是两个衣冠楚楚的国人；一边是车侧面可见的撞痕，一边是保险杠上无法判别的痕迹；一边是友好的处理态度，一边是气急败坏；一边是宽容和谅解，一边是无理的索赔——可见人的素质和财富，并无必然的关系。
注【1】希腊人的日常生活 注【2】见《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 注【3】更多的理由，见拙著《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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