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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鱼 都 来 读《小鱼的幸福》有感 文：晨枫
著名汉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李克曼
李克曼（原名Pierre Ryckmans，笔名Simon Leys），比利时人，通汉语，生前定居澳洲，用法文和英文写作，著作大部分在法国出版，2014年8月11日于悉尼家中因病去世。他的成名作是1972年出版的《毛主席的新衣》。在西方讴歌中国文革的喧闹声中，他不合时宜地指出文革既无革命亦无文化可言。那时萨特、西蒙·德·波伏娃、克里斯蒂娃等极有影响力的法国知识分子还在为“史无前例”的文革喝彩。这本书使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法国读书界“教父”毕福1983年邀请他参加电视读书节目，经这个节目介绍的图书销量一般会直线上升。在这个节目中他与法中友协主席大唱反调，毫不留情地揭露文革的疯狂以及那个时期中国的阴暗面。虽然那时中国自己已经开始反思文革，可是赞美文革在法国知识界仍是主旋律。结果这次电视节目后他的大作销量反而下降，毕福称这样的经验在其节目播出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可见当时李克曼的反调多不受待见。
时过境迁，如今李克曼在汉学领域的博学与尖锐无人辩驳。
可他不仅仅是那个面对众人的赞美与喧嚣冷静地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愣头青”，他更是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艺术史学家…… 他一针见血有鲁迅的风范，但博古通今、文学史上的轶事信手拈来又让人想到钱钟书。
李克曼2007年出版的《小鱼的幸福》让我们瞥见了他的渊博与睿智。2013年初，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有限公司希望出版这本小杂文集，我们与法国出版社联系版权事宜，被告知老先生住在澳大利亚，联系起来比较麻烦，因为他不用电子信箱，传真机似乎也不常开，唯一与他联系的方式只有写信。我用电脑打了封信发出后便不再去想，以为石沉大海。两个月后李克曼先生回信了。信是手写的，而且是竖排繁体中文，完全就是一位中国老先生的行文和字体。他说：“深深感到我们有共鸣之处，对我的赞赏我不敢当，文革至今竟然中国能接受到我当年的批评，个人深为感动。”我衷心希望有一天中国读者能读到先生关于文革的真知灼见，这本小书算是个吊胃口的头盘。
这本杂文集收集了李克曼先生近年来发表的一部分关于文学、文化、艺术现象的杂文。他妙语连珠，警句连篇，随时抖落出令人捧腹的掌故，他挖掘的艺术和文学史上犄角旮旯里的轶事体现出聪慧而恬淡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让人在轻松阅读中学着换个角度看问题。
读罢《小鱼的幸福》，笔者悟出点道理。
无为而治 作画和写作都得懂得“无为而治”，这是老李欣赏的一种创作状态，也往往是杰作产生的时刻。
老李的例子很多。比如达芬奇在为一座教堂绘制《本源》时经常面壁而坐，大半日不动一下笔，雇佣他的神父急不可奈，让人问他为何迟迟不动作。达芬奇解释说：“天才有时候越不动就越有成就。因为他得思考他的创作，然后再用手把脑子里形成的完美的想法表现出来”。还有杜米埃（Daumier）画鸭子前徒手瞪着鸭子发呆，人家问他是否需要纸笔，他说他不会写生。一个星期后他画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喧闹的鸭子”…… 老李由此想到老庄的“无为而治”，说中国古代画家认为画的难处在于画前。这使我想到齐白石的一幅画《小鱼都来》。画面上只有一根不知从何处伸出的钓鱼竿，垂下的线下面围着一圈小鱼：一切都在画外。
同样，大作家的大手笔往往在于裁剪的功夫，会留白。《包法利夫人》当年曾因“有伤风化”而被列为禁书。可这书究竟“黄”在哪里？老李告诉我们，“黄”在留白。包法利夫人和情人钻进帘子紧闭的马车里好几个小时，这让当年的新闻监察官好生不安：他们在马车里能干什么？ 他还考证出热内小说的删节版比原版色情多了：“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字震撼力都比不上读者的想象力”。 把话说太满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就被侵犯了。也正因如此，李克曼尤其欣赏那些小说和戏剧里通过其他人物的言谈描述的、从未出场却让读者或观众如见其人的角色。
老李引经据典地歌颂无为的生活态度。他讥讽快节奏的逻辑：干什么都行，但不能什么都不干。他调书袋从柏拉图到尼采说明“没事干”是一种睿智。柏拉图就认为“你要么做奴隶，要么娱乐”。可不是么，现代人为了赚大钱自我奴役，机械地忙忙碌碌，最后什么也没享受到。这就像黄集伟先生的短文《房奴和小保姆》中描述的，白领夫妇为还高尚小区购房贷款早出晚归挣钱忙，小保姆泡上一杯明前茶，坐在阳台上憧憬未来。老李感叹，什么都不干自己可能闲得难受，但是干什么都行会起破坏作用。老舍也说过：“所谓瞎忙，表面上看来是非常热闹，其实呢它使人麻木，是文化的退落”。
我们都有过与老李同样的经历。他习惯在一家咖啡馆里写作。咖啡馆里的收音机总开着，而且固定在一个台，播放着比赛实况、天气预报、广告、吵闹的流行歌曲。大家在酒吧台边上喝酒聊天，没人注意听广播，那只是混杂的背景声音。但是一次收音机里忽然传出悦耳的莫扎特的小号曲，令老李耳际一新。然而就在这时，人们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了，突然静下来，直到有人起身把收音机又调到那大杂烩的一台，人们才仿佛松了口气，又像往常一样聊起来。他由此发出感叹：“无知、蒙昧、没有审美观或者愚蠢导致的不光是简单的匮乏，这更是一股要把人类的文化和道德水平降到最低水平的动力”。人们似乎怕清净，因此出现了许多污染人视觉的煞风景的建筑与装饰以及污染人听觉的喧闹与噪音。老舍说：“美而不静便至少失去一半儿的美”。老李和老舍对美的要求很简单，但在我们这个能上天入地的“后现代”社会里却很难得到满足。
尊重误解 作家们多少都会担心读者和批评家误解自己的作品，或者没能品出其中的微妙。老李却发现误解并不意味着低智商， 而且误解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
老李讲了一段他上世纪60年代在刚果的亲身经历。刚果一个村的农民在露天看好莱坞影片时把其中很少上场的黑人管家当成主要角色。他们焦急地等待这位黑人管家的出场，每次他出现都会引起一阵骚动。这些非洲农民认为，他出场越少越说明他重要！看官您要是仔细想想，他们的思维很合逻辑：谁能轻易见到明星或者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法国大作家于连·格林 （Julien Green）是电影007系列的忠实观众，其原因是他压根不按最简单的逻辑看这个系列，从来把情节搞错，因此百看不厌。
小女5岁时在中国的幼儿园过了半年，正赶上学励志的名人小故事。比如贝多芬失聪仍创作出《命运交响曲》；肖邦死前要求把他的心带回祖国；布鲁诺因为捍卫真理被烧死。还有爱因斯坦小时候说话很晚，手工课上做了个很难看的小板凳。老师嘲笑他说：“没有比这更难看的板凳了”。可爱因斯坦拿出第一次、第二次做的小板凳说：“不，有的。” 这两个板凳确实比第三个还糟糕。课文反应了爱因斯坦弃而不舍的精神，弄不好还有他日后发现相对论的伏笔。但到了在域外生长的小女嘴里，这些故事就变味了，与励志没多大关系 ：“贝多芬特棒，聋了也能写出音乐。” （贝多芬有特异功能？）；“那个非得把心给带回家的音乐家是谁来着 ? (肖邦干嘛那么较劲！)；“布鲁诺给烧死了，因为他说了真话。”（可别说真话，回头该给烧死了！）；伟大的爱因斯坦到她嘴里更惨了：“爱因斯坦就是那个笨孩子，都三岁了还不会说话，做的小板凳一个比一个难看。” 如果不让她连故事的道德意义也背下来，这理解错了么？
非洲农民和幼儿园小朋友都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心态和知识面理解故事的。我们不是非洲农民也不是幼儿园小朋友，但是我们对一本书的理解与作家的初衷肯定也有差距。作家们办讲座或者与读者见面时，总有听众就他们著作中某个细节、情节的意图提问。作者要是在作品里没把话说明白，非得面对面给你解释，那他还是好作家吗？ 聪明的作家总是说开去，再给你讲个故事。你还得自己去理解或者曲解。
文学批评家们在解读作品时，弄不好也在曲解，不过是曲解得有理论水平。文学批评要是写在点子上，几句话就把优秀作品的千般好万般好说透了。可是很多文学批评文章却把原本还不错的作品嚼得晦涩而乏味。文章作者好像什么都知道，可什么都没明白。几乎瞄准了，却没打中目标。李克曼说他们写的书评你感觉就好像帽子掉到水里，眼看要够着了，帽子却被冲跑了。 要我看，这还不如像非洲农民或作家于连·格林那样干脆彻底误解作品，这种误解使得作品横生妙趣。
天才也有误解或者不会欣赏其他天才的时候。瓦格纳嫌莫扎特的音乐不够严肃，老李说：“瓦格纳没有给我们什么关于莫扎特的新的启示，反而暴露了瓦格纳的音乐有什么地方卡壳了。” 马尔罗不喜欢蒙田，承认他不太了解蒙田，他也不喜欢普鲁斯特，觉得他的成就毫无意义。老李把这归咎于每个人的感悟力或思维方式中的“死角” ： “一种感悟从其视野中排除一种或另一种感悟，这种感悟必然有死角，这个死角之不透光也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我理解，天才也有这么个“死角”，因此也有误解的权力，这本来很正常。盲目崇拜就是说连这个死角都崇拜了，也就是说不给天才们误解的权力。名人们虽然掌握了所谓话语权，也并没指望他们的每句话都被奉若神明，我们自己往往面对名人失去了判断力。
文学无用 作家们最向往的境界是衣食无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可是靠写作谋生是一场冒险的赌博。作家与金钱的关系在老李的笔下很微妙。伏尔泰挣钱是为了写作，而不是为挣钱而写作。他靠其他的生意致富后而写作。卢梭酷爱自由，却一直锦囊羞涩。但是他宁可抄乐谱糊口也不愿意为挣钱而写作，认为作家不是职业：“要是为生存而思考，我们的思考很难高尚”。埃德蒙·威尔逊（Edmond Wilson） 说出版商都是恶狗；伽利玛的老板则把作家比喻成婊子：“你明明知道她要到别的男人那里投怀送抱，你还得付她钱”；亨利·詹姆斯给他的出版商写信催稿费时酸溜溜：“咱们的关系中已听不到埃居清脆的叮当声”；出版商让塞利纳耐心等待稿费，他怒火中烧：“耐心，只有笨驴和戴绿帽子的才有的美德”；波德莱尔一生都得靠母亲接济，写作26年的结果是每天平均挣1,70法郎；1840 年，初出茅庐的作家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被出版商用250美金买断30年的版权，可出版商一下子赚了5万美金。只有西蒙农最牛，这位作家在他的侦探系列畅销后，冷静如其笔下的侦探，提着一箱子现金到出版社那里果断地中断合同……那么既然能靠写作生存的作家寥寥无几，写作算一种职业吗？ 老李说：“这更是一种病，一个疗程，一种快乐，一种偏执，一个祝福，一个顽念，一个诅咒，一种疯狂，一个恩宠，一种激情或其他什么东西——诗人里尔克就说过：‘你要是能不写作而生活就别写作’ 。”老舍不也苦口婆心地规劝文学青年们能当好木匠就别写作么。
那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呢？老李又聊出许多相关趣闻——但是结论您自己做。
英国影星格朗特（Grant）在大红大紫时因嫖妓被拘留，有美国记者问他是否接受心理治疗。大明星说：“不，在英国，我们读小说”。哲学家荣格认为一个人如果完全脱离神话世界而太现实了，他的精神健康会面临危机。诗人里尔克请莎勒美给他做心理分析，莎乐美拒绝了，说要是心理分析奏效您就别写诗了。老李接着说，要是卡夫卡的忧虑被心理分析排除了那就少了一位如此深入现代人精神状况的作家。著名探险家沙克顿（Shacketon）在他的船遇险后必须扔掉所有不必要的辎重，但他坚决不肯扔掉勃朗宁的诗集。但是另一位著名的北极探险家为保障其子女的精神健康禁止他们读小说，只许他们读伟人传记。老李怀疑这种禁令是否有效。他说文学首先是想象力的产物，最原始的材料都能成为文学作品的素材，比如侦探小说家西蒙农最喜欢读的是电话簿。你总不能为孩子的精神健康禁止他们想象吧？ 再说了，体裁之间的区别是约定俗成的，只为图书管理员工作方便：“小说家是现世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则是过去的小说家”。 那么干脆就别读书。
“生活是倾盆而下的臭大粪，艺术是我们唯一的保护伞”。老李引用略萨笔下一个人物的话说明帮助人与现实拉开距离就是文学最大的功用。
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没有现实功用。 这本书的题目《小鱼的幸福》来自庄子与惠子的鱼乐之辩。小书中发人深思的小事俯首皆是。我不是老李，老李笔下的轶事掌故到底有什么含义我们也别瞎琢磨了。平庸如吾辈看这类书就是找乐。但我想作家、批评家和出版家能从这小书中能找到更多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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