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能力不足造成国人的劣根性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人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有人说是中国人天性如此，笔者以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大部分缺陷及劣根性都与思辨能力的不足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思辨能力不足，不善于推理，造成看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思考问题不够长远、不够深刻，鼠目寸光、浮躁浅薄，对于一种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推断不清楚甚至是推测错误，看不到或看不清某些行为给自己、给别人以及给群体带来的危害。

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能，一般情况下，人之所以在某些时候采取某些做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是有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死要面子不认错、奴性十足等，是因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有好处，认为自己能从这些做法中获得利益，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做法对自己带来的不利。

有些做法只是从近期来看或是暂时来看有利于自己，但从长远来看，自己却会受到损失，甚至这种损失要大于自己曾经的收获。比如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有些做法表面上对自己有利，但却伤害了自己所在的群体，群体的损失反过来又会造成个体的损失。

下面我们具体地谈一谈中国人的劣根性与思辨力之间的联系。

反省即在内心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无过失。虽然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格言，但中国人仍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对于自己曾经的错误，中国人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掩饰，或者是绝口不提、装作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或者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中国人很少去反省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去改正错误、弥补不足了。

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

当谈起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

就思维方面来看，中国人的这种拒绝反省的个性是由于他们看不到自我反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好处。

很多学者认为，反省思维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在1983年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过去对智力的定义过于狭窄，未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他在《心智的架构》(Frames of Mind)这本书里提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成7个范畴(后来增加至8个)，其中一个就是“内省”。哈佛大学另一位心理学家珀金斯则于1996年提出“真智力”(true intelligence)理论，他核查了大量关于智商测验和促进智商的研究，认为智商包括三种主要的成分或者维度，其中一个就是反省智力，它包括自我监视和自我管理。

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脑子里普遍缺乏这种智力。

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象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

我有时会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说美国即将衰落或是美国即将崩溃，甚至说美国是凶残狡猾的诈骗犯，再一看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写的！比如不久前美国人约翰•珀金斯就写了一本《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揭露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大搞“经济暗战”，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操纵并控制别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命脉，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作为中国人，我真的是太惊讶了，这样赤裸裸地揭露或者说是“抹黑”美国的作品竟然能在美国公开出版？这样的作者要是在中国岂不是要被视为特大号的汉奸？他在中国不可能活得下去，光口水就能淹死他！

美国人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不断地给政府挑毛病，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则几十年如一日，写了《美国强权与新官僚》、《与亚洲交战》、《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等多部著作，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祖国——美国。

美国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成长为世界强国的。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但在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它的强大与这种敢于反思自己不足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

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舆论界不但对政府，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缺陷，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坛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说”甚为流行。自1891年以来，就有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从日本人的“奴隶根性”论，到“日本人畸形”说等等，“丑陋的日本人”百余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长）主张废止日本语，使用法语当国语。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骂了百多年，并未见日本亡国灭种。为何柏杨先生仅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社会反应却是“闻丑则怒”，群起而攻。天天惶恐，中国人一被人指摘“丑陋”，就会亡国灭种。中国人真的如此脆弱吗？

在当前中国，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担忧，但很多话最多只能在私下里说说，或者在网上讨论一下。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

毫无疑问，中国的网络环境是很肮脏的，简直就是无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和垃圾场。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骂、也最善骂的民族。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我是深感震惊的。

中国人擅骂，骂人语言之丰富多彩、酣畅淋漓，骂人传统之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绝对是世界之最。特别是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比骂外国人更有劲、更兴奋、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中国人窝里斗光荣传统的最精彩的注角。

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经常看一些新闻后的评论，如果观点稍有不同，三句之内，必然开骂。如果碰上地域攻击，那就会盖上一座高耸入云、口水四溅的帖子楼。经常怀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讲理的泼妇？三天不骂街就嗓子干痒？而实际上，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只能以国民性解释之。

中国人不仅擅于骂人，也很喜欢骂人，甚至骂人成癖、成瘾。一日不骂，则胸闷气短、精神委靡；恶言一出，则心情舒畅、心花怒放、精神抖擞矣。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总是会忘记那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而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

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自己也捉，却没有人家捉得多，也没有人家咬得响，不由得大失所望，愤愤不平，嘴巴便痒痒了，他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骂道：“这毛虫！”阿Q本想施展平生绝学——精神胜利法，将王胡骂之为“毛虫”，精神上便可获得胜利的快乐。谁想这王胡偏不买账，不但反骂阿Q为“癞皮狗”，而且扭住阿Q的辫子，将阿Q的头在墙上连碰了五下，给了阿Q这生平第一件屈辱。可想，精神胜利法抵不过拳头。你就是再能骂，抵不过一个大嘴巴。

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有这种思维方式，文革发生有中国，并不奇怪。

中国人骂人之恶毒，让人震惊，似乎什么话都骂得出来。他们的这种恨意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被骂者真有不幸，不知会快了多少人的心？摸一摸良心，想一想人性，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值得那么恶毒地去骂吗？

而很多时候，中国人的骂是骂错了对象的，经常把好人当成坏人来骂，把坏人当成好人来供，因为他们的思辨力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又不愿意去深思、去听解释。我不由得想起了袁崇焕，那个被凌迟处死、血肉被百姓分食的将军，这个爱国者的死，也曾经大快人心。

事物本质不会因为谩骂而改变。骂一个人是猪是狗，他仍然是人，谩骂不能把他变成猪狗。

但好骂仍然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出色的人来说，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总是别具一格，总是让人惊讶，在人们难以包容不同观点的中国，他就会总是被骂。没有人能够完全地不在乎别人的谩骂。在中国，你想要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需要强大的心脏与粗壮的神经，才能忍受住那些污秽，才能不至于在人们的口水中淹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脏与神经，他们怎么办呢？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离开。离开的总是最出色的人。对于骂人者来说，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骂人者自己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实际上还造成了他们的思维的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他们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骂街泼妇。很多人的骂是极端缺乏理性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大骂，往往只是因为一些极小的事情上别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比如某部电影好不好看、某首歌曲好不好听、某个影星漂亮不漂亮、某个球星技术高超不高超等等。因为骂可以取得精神上的快乐，他们便不再有耐心去思考；因为不用思考，用骂声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何必再去思考呢，何必再去讲道理呢。结果就是他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低，能够耐心地、用理性和知识去讨论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好骂的人其实也伤害了自己。

柏杨先生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人家的心胸都是如此开阔。而我们很多人，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毒地谩骂攻击。

如果我们找一下中国人好骂的社会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

一是缺乏信仰。中国人多数是无神论者，没有精神上的寄托，也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骂人是缺乏教养的、粗鲁的行为，但为什么还会骂呢？特别是在网上骂呢？因为在网上骂，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便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安拉始终与他同在，并且在看着他的行为，所以，当他想要骂的时候，他就会有所顾忌，担心神的惩罚。

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讲“慎独”？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制约，他一个人的时候，是精神上完全自由的。而有信仰的人则不存在“慎独”的问题，因为神始终与他同在，在精神上他没有“独”的时候，他会觉得神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他时刻都需要言行谨慎。

二缺乏教养。正如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所言：中国人有教育，没有教养。笔者深以为然。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便容易倾向于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后天的教育，以及精神道德上的修炼。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

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至到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

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

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的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

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发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阴影之下，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思想上的圣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

现在，又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又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沫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他们只会感到痛苦。

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某些发达城市的人常认为自己城里人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都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我作为山东人，我发现我的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

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

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我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的美化与拔高。

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

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神圣化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二战英雄丘吉尔。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华盛顿，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我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反观中国的内战，我们长时间以来都在妖魔化国民党及其军队，抹杀其抗日贡献，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都是来自于老百姓。

我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

崇古尚古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人对古的“推崇”让许多外国人惊异。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谈到中国近代以来科技落后时说：“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伏尔泰指出，中国人的让人难以理解的崇古心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好的时代是在过去，好的人物也是在过去；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按这种心理推上去，似乎原始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社会。中国的古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言必称“上古”，在他们心里，三皇五帝时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儒家和道家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就是尚古。道家甚至认为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最好，有了帝王就不行了。

中国人的崇古与思辨力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的片面性有关。因为他们可以亲眼见到今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今人的不足与当今社会的弊端，便对“今”深感不满；但他们不可能亲眼见到古人的行为，便想当然地将古代社会和古人理想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总觉得古代是好的，古人是比今人高尚的，祖宗的东西是神圣的。其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古人要比今人更高尚，也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人性在几千年中有了什么退化或发展。很多中国人觉得古人比今人更高尚、聪明、强壮，其实是没有证据的想当然。

盲目地崇拜古文化禁锢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作品中，中国人很少畅想未来，而总是盯着历史，总是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味中而难以自拔。

确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仰视。但世界是发展的，是进步的，而不应该原地踏步。我们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而不能拘泥于传统，躲在或困在传统的圈子里不出来，抱着传统不放，甚至将其神圣化。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等传统。

如果孔子地下有知，知道人们把他当成圣人来供，我估计他是不高兴的。我想，他宁愿人们将他的思想抛弃，创造出新的思想。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在想着复古，想着以几千年前的思想来武装现代人，以古人之政，治当世之民。这只能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太差了，几千年来都没有走出祖先的思想藩篱。

一个总是把父辈的成就或地位挂在嘴上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

注：本文选自宋怀常著《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