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开会的技艺

​文：萧翰

古希腊公民大会

绵长时空里常有些引人遐想的人和事，比如中西古今那么多连缀着历史蜿蜒的各种会议，似乎就标示着政治智愚、文野的分际。

古代雅典早在古风时代的公元前八、七世纪，就有了贵族议会制与公民大会制（《荷马史诗》不就是从两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吵架开始的吗？），虽然后者的作用最初并不突出，亚里士多德的残稿《雅典政制》一开篇“断篇3”就提及雅典的建城者忒修斯“…在一个平等一致的基础上宣布使它们统一起来。”（“它们”是指各部落）普鲁塔克的《名人传》里甚至说得更为明确，认为忒修斯建城最初的动因就是各部落居住得太分散，“很不容易集会讨论攸关共同利益的事务。”据说忒修斯召集公开集会时只用了一句极普通的话：“所有您们众人，都到这里来”。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成立了400人议事会，由每个部落推选100人组成，又过了将近九十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则建立了500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程序性组织委员会，这被认为是雅典民主制进入成熟期。

在政治史家眼里，古罗马的政治智慧高于古希腊，他们的政体设计更为复杂，也不属于在古代有暴民政治恶谥的民粹化民主政治，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在会议或议会制度的设计方面比古代雅典要科学。

开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罗马共和国时期，有三个公民大会，即平民会议、百人团大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森都里亚大会）和公民大会。其中平民会议不属于正式的政制机构，虽然遵循与公民大会类似的议程，而公民大会则是立法机构，如果按照博丹的主权理论，公民大会就是罗马共和国的主权机构。这些公民大会甚至允许奴隶参与旁听，虽然他们没有在大会上演讲的权利和投票表决的权利，能够在公民大会上演讲的通常是政府官员，比如执政官、保民官、监察官等，以及被政府官员点名演讲的其他公民。古罗马的这些公民大会与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等政府机构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政治治理的典范政制。

不独希腊人、罗马人口开会，在塔西佗史着《日耳曼尼亚志》中，古代日耳曼人的会议制度也饶有趣味。据他说，小事通常由各部落的首领商量决定，但大事就得由全部落议决，“人民虽有最后决议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会期是固定的，但要筹备两三天，开会时由祭司主持，接着在国王或部落首领中推举一人演讲，推举他是因为他的口才好，善于讲理说服人，听众们不满意时就叹息，满意就挥舞长矛，用武器表示同意是最高的赞誉。

无论与古希腊的雅典或斯巴达比还是与古罗马比，日耳曼人的这一制度要粗糙得多，但无论如何，再粗糙也是人类早期的民主制度之一种，它至少承认部落成员对处理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其实，日耳曼人这种在现代看来很粗糙初级的公共事务参与权，却被主流政治学家公认为与英格兰后来走上法治与宪政之路有着某种显著的历史关联，正如当今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古希腊民主制度和古罗马法治制度和英格兰普通法传统在现代的合流、扩展和完善。

历史像条河，源头的涓流只有在它遥远的入海口回望时，才让人恍然细味到历史沧桑之缘由，如果中途不改道，入海的巨流只是滥觞涓流的不断汇流与扩张。这种历史的况味，不独证之于西史，同样证之于国史──哪怕是以相反的内容。

中国古典十三经里的《尚书》充满了所谓古代圣王们的“雄才大略”，以及权力的说一不二。除了语重心长面授权力机宜的《康诰》，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禁酒令《酒诰》，但绝不会有“圣王贤臣”之外的普通人议事，那里没有古希腊意义上的“众人”，这一伪会议现象直到现在人们都在时刻感同身受。

“圣王贤臣”们召集的会议并不像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那样为了讨论以至辩论一件事情该如何处理，而只是通知臣属──“事情我打算这么处理”或者干脆“事情我已经处理完了”，而被通知的对象也是王公贵胄，不会有“众人”──正如黎鸣老先生的精到论断，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里缺乏平等的酵素，其他一切政治文明因此难以生长。开会──非等级制传达决定意义上的开会要的就是得有基本的平等观念，它承认人们（至少很大部分人）──对于公共事务具有参与甚至参与决定的权利，有了这样的基本平等精神，才会允许纷纭的意见表达及其分歧与辩论，以及最终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投票的权利。

《尚书》所开启的这种伪政治传统，缺乏生气的阴鸷、缺乏光明的寒漠，还有生杀予夺的狠戾，都涂抹着血缘的温情血水和伐异的无情泥浆，混杂一处。那里没有古希腊人热衷于争辩的超越低级氏族伦理的正义观念，政治斗兽场上除了奴役，就是赢者通吃和斩草除根，并没有建立在平等人格基础上的合作与共和。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古代读书人读这些“必读书”，政治智慧不但无法增长（除了学会一些害人害己的权谋），甚至越读越蠢。在这样的历史墓穴里闭关修行，能不被毒害者几何？

因此直到晚清之前的近3000年里，这个被禁锢的帝国从未出现过任何平民可以参与讨论公共事务的制度性安排（一个可怜的“子产不毁乡校”被传颂两千年，传颂背后暴露了权力私有化传统下的严酷事实）──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在前现代从未有过作为处理公共事务意义上的政治会议，广受推崇的唐朝政事堂、宋代君臣共治，也都离上述政治会议制度极其遥远。直到西学东渐日久，连绵不绝的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巨雷，才将部分中国人从政治昏迷中惊醒，而惶恐与迷乱依然主宰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

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古代西亚苏美尔地区同样有着与西方类似的早期民主雏形，但不得不承认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源于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城邦。政治中的平等精神与政治自由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逻辑与事实结果，并且从政治自由扩大到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从最初排斥妇女和奴隶的民主制到目前西方普遍承认甚至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普选制，是西方平等精神逐渐扩张的历程。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这股民主浪潮像落水的石子激起同心圆波纹，跨越25个世纪向全球扩散，中间经历了罗马帝国的崩溃、欧洲中世纪的教权制和封建制，以及文艺复兴之后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诸邦、荷兰、英格兰的宪政崛起，直到在美国建立起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最后甚至波及从未听说过什么是真正的开会和议会的古老东方。

如果可以通俗一点，民主制的这一历程不妨归结为开会技艺不断生长与累积的过程。作为一种政治文明的技艺，作为政治性会议显著标志的议会民主制，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毁誉具隆。即使今日，以普选权为基本标志的民主制几乎已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对它满怀狐疑的依然大有人在，即使不敢公开反对，私下的否定性讨论也从未绝迹，甚至民主制国家的许多选民也对它多有不满。

确实，人们有普遍参与甚至参与决策权的各种政治性会议，并不意味着它总能产生善的结果，尤其不可能产生所有人满意的结果。雅典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严重的恶性民粹事件，最后甚至直接导致雅典民主制的崩溃，以至于18世纪之前，民主在西方甚至是个被等同于暴民政治的贬义词。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500人议事会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事件，成为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坏民主和多数人暴政典型案例；雅典的坏民主中还有备受争议的陶片流放制度以及战争状态下滥杀将军，包括著名的小伯利克里（大政治家伯利克里与其情妇阿斯塔西娅之子），也是被投票处死的；雅典的坏民主还包括雅典企图在地中海建立帝国，蔑视当时的国际法准则，包括最悲惨的远征西西里全军覆没事件，阿西比亚德（苏格拉底的学生）通过如簧巧舌的演讲说服雅典人远征西西里，前后五万多人的远征军──雅典精锐──全军覆没后直接导致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落败，直至不久的未来只能彻底匍匐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之下，与其希波战争时联合斯巴达大败波斯帝国以及伯利克里掌权的全盛时期形成鲜明对照。

不独古代民主制下的政治性会议存在诸多弊病，即使现当代的民主制也不保证事事成功，不仅存在包括多数人暴政在内诸多制度BUG的可能和现实，甚至不当的民主制度设计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70年代的智利都是政治制度设计不当导致民主政体崩溃的典型案例。

然而，这不构成否定普通人参与政治性民主会议的理由。程序恰当、协调制度合理、高效有序的民主会议，具有无限的善治与良制潜力。1787年费城那个闷热的夏季，最初55人后来减少到42人激辩127天的著名会议，就诞生了迄今最了不起的民主国家联邦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的议程设置中，有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例如，开会规则规定：“代表起立发言，需先向主席致意；”除了这是理应如此的发言礼仪，也是防止会议辩论转向个人意气之争的防护带设置。即便如此，代表们的激辩依然导致了制宪会议一度无法继续，直到代表们一起祈祷之后才完成剩余的制宪使命。反观目前新兴民主国家的议会，议会暴力十分频繁，比如印度、乌克兰、日本、台湾等，除了部分议员表演双簧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缺乏演讲、辩论、争议、分歧深远传统的国家，人们还不习惯各种异见。在民主和法治的互动中，这些国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费城制宪会议

1876年，因感于普通人不会开会而议事效率低下，美国亨利.罗伯特将军以美国众议院的会议规则为蓝本，撰写了一本议事规则，这就是后来备受推崇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本书不但成为美国人公共会议的常备书，也成为新兴民主国家参政议政者的重要参考书。学会如何开会，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它与民主政治的有效性直接相关。

时空的舞台上千年沧桑如瞬，无论早已习惯政治性会议的还是迄今尚不能也不会开会的民族，都汇聚了无数人的死与生、泪与笑、悲与欢，昭示着人类各个时期的光荣与梦想、耻辱与幻灭。不知随着人类开会的技艺不断提高，让人震颤的血与火是否会越来越少，也不知思与辩是否会成为政治舞剧的最终编剧──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福山预言会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