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十六）

​文：林炎平

第九章  现代的危机——和再次“文艺复兴”（上）

 

在艺术和政治领域，西方已经逐渐远离了古希腊的原则；而媒体和资本，是民主社会中影响力巨大但却最不民主的因素。 ——作者

 

“文艺复兴”已经远去，她来的时候潜移默化，离去的时候亦不轰轰烈烈，然而她留下的足迹深刻无比，她激起的巨浪至今仍然涟漪犹存。“文艺复兴”无可争辩地复兴和弘扬了古希腊文明，直接铺平了通往近代和现代文明的道路，奠定了建造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大厦的基础。但是，毕竟她远去了。其实，人类总是要走向未知的空间和时间。

 

人类历史已经处在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不妨把这个时代称作“后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是以西方的状态来界定的，19世纪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起点。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未知“海域”航行。我们曾经毫不犹豫地进入了这个“海域”，但是随之而来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目的地，甚至不知道现在的航线。看似平静的海面暗涛汹涌，晴朗天空的边际已经开始出现了乌云。

 

人类社会已经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尽管那些耳熟能详的问题都是物质的，比如环境污染、能源浪费和短缺、人口爆炸，而真正和本质的问题是精神的。曾经让人类激动不已的精神领悟变得模糊了，让人类信心坚定的归属感开始动摇了。我们在精神上会重蹈古罗马的覆辙吗？今天的西方会像古罗马把继承来的古希腊精神逐渐抛弃吗？

 

这样的担忧有着充分的理由。在艺术、政治、媒体和经济等几个不同的领域里，“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已经遭到了严重的侵蚀。

 

将巴黎称作“艺术之都”绝不过分，因此用巴黎来诠释艺术是恰当的。在巴黎，如果想按照时间顺序参观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可以先到卢浮宫，然后到奥赛博物馆，最后到蓬皮杜（Pompidou）中心。在这些博物馆里，你会依次看到以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为代表的古典艺术，以印象派为代表的近代艺术，和以抽象派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但是，你将看到的除了不容置疑的区别外，也许并不能让你感觉欣慰。

 

卢浮宫所代表的艺术和蓬皮杜中心所代表的艺术似乎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说卢浮宫里陈列的艺术品给人的感觉是无法超越的赞叹，那么蓬皮杜中心给人的冲击多半是出乎意料的困惑。介于两者之间的奥赛博物馆则似乎是她们之间并不完美的桥梁。当参观塞纳河右岸的卢浮宫后，来到塞纳河左岸的奥赛博物馆，仍然可以感觉到她们之间的联系甚至亲情，尽管奥赛博物馆似乎在奋力摆脱卢浮宫那巨大和辉煌的影响，试图独树一帜。而蓬皮杜中心已经彻底和卢浮宫没有了关联，和奥赛博物馆的藕断丝连也显得牵强附会。

 

仅在建筑风格上，卢浮宫（图16－1）和蓬皮杜中心（图16－2）就截然不同，卢浮宫是典型的古典建筑，庄重而典雅；而蓬皮杜中心却非常“前卫”，浮躁而张扬，其所有按照常理本应隐藏在内部的管道，都故意夸张地暴露在建筑物的外表，俨然一个人的肠子长在了身体外面。蓬皮杜中心以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命名，以纪念这个对标新立异有着异常热情的政治家。蓬皮杜甚至想把整个巴黎的老城区都改造翻新，也许都翻新成蓬皮杜中心的样子？还好巴黎人没有理睬他，否则巴黎就面目全非了。由原来的火车站改造而成的奥赛博物馆（图16－3）则比较好地继承了古典建筑的风格，她把大工业时代的内容隐含在了古典的风格之中。她的建筑风格和陈列内容似乎在谦逊而婉转地和作为“长辈”的卢浮宫诉说离“家”出走的愿望。而蓬皮杜中心的里里外外则如同彻底的叛逆，不仅已经离“家”出走，而且决心和“长辈”一刀两断。

 

16－1  卢浮宫（Louvre），巴黎，笔者摄

 

图16－2  蓬皮杜（Pompidou）中心，巴黎

 

图16－3，奥赛（Orsey）博物馆，巴黎

蓬皮杜中心侧面有一个著名的“丁格尔泉”，由一个水池和里面的雕塑组成，这是一个典型的粗制滥造的现代作品。一个如此简陋的摆设被称作了“著名艺术品”，不禁令慕名前往的我大失所望。充斥蓬皮杜中心内外的基本上就是这样风格的“艺术品”。

 

不仅仅是巴黎，这类“艺术品”在当今各艺术馆备受推崇，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大西洋另一侧，加拿大的国家艺术馆的陈列风格类似于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中心，而其建筑风格比奥赛博物馆要现代，但比蓬皮杜中心却要保守得多。加拿大从文艺复兴的后期开始才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在此以前，这里是印第安文明的边缘地区。作为新兴的西方国家，加拿大的艺术无可避免地经历了西方艺术近代变迁的影响。

 

我曾经在加拿大国家艺术馆中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作品。一个是一幅油画（图16－4），与其说是油画，不如说是一幅油漆。在5米多高2米多宽的画布上（543.6 cm x 243.8cm），规则地漆成三条等宽的不同颜色，两侧是相同的蓝色，中间是红色。这幅画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Voice of Fire”（火之声）。加拿大国家艺术馆花了180万美元购置了这幅“画”。当时有人质疑如此代价是否值得，馆长辩解说：这画已经涨价了。言下之意，这幅画买得很值。我当时愕然，这是给艺术馆购置艺术品呢，还是买股票呢？

 图16 - 4  火之声，现存于加拿大国家艺术馆

有一个渥太华地区的油漆工更加坦率和实在：“这画值这么多钱吗？给我180加元，我就可以给你这样一幅画。”诚然，此“画”确实只要两桶油漆，一个小时就足够了。尽管你可以说艺术和刷油漆截然不同，但是这样的“艺术品”真的比油漆工的作品更像艺术吗？

 

有一件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的“作品”是把小便池吊在门框上。更有甚者，另有一幅作品是用新鲜的牛肉连在一起做成了一件“连衣裙”，旁边展示着一幅照片，照片上是穿着这件连衣裙一个女子。这件“牛肉连衣裙”作品如此受到艺术家的青睐，以至现在陈列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图16－5）。牛肉已经干燥，成了牛肉干，唯有照片还显示了当时人体模特穿上新鲜牛肉“连衣裙”的“风姿”。

图16 - 5，牛肉连衣裙，用新鲜牛肉制作，目前陈列品已经成了“牛肉干”；小图是当时由人体模特穿上的效果。（笔者摄于巴黎蓬皮杜中心）

 

蓬皮杜中心也有一个小便池作品，但我不能肯定其就是曾经在加拿大国家艺术馆展出过的那件作品。这个在蓬皮杜中心陈列的作品有一个很优雅的名称——“喷泉（fontaine）”，实际上就是一个旋转了90度放置的小便池（图16－6）。

图16 - 6，冠以优美名称“喷泉”的作品 —— 旋转90度放置的小便池。（笔者摄于巴黎蓬皮杜中心）

 

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确实是艺术，于是问题是，什么是“艺术”？在这个问题上，文艺复兴和古希腊之间没有分歧。但发展到现代分歧就非常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如果说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艺术是寻求美好和理想，那么一些现代艺术仅仅在追求刺激和幻觉。

 

我并非不能欣赏这些“艺术”，对作者的幽默甚至恶作剧也常莞尔。但是，就此而已了。如果把它们和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作品相比，就如同正剧幕间的杂耍比之正剧。如果他们安于这样的地位，那未尝不可，但是问题是，他们要以此取代正剧。如果他们还不敢如此狂言的话，那么他们也在跃跃欲试。

 

对于那些“见仁见智”的“艺术”，我们不妨使用“垃圾原则”和“平庸原则”进行判别。亦即，把那些所谓的“艺术品”和垃圾放在一起，和平庸的日常物品放在一起，看看它们是否可以被识别。不少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在垃圾堆里也无法“鹤立鸡群”。既然如此，那么这些“艺术品”就应该是垃圾和平庸的同类。

 

现代西方音乐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并不对现代音乐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也可以欣赏现代音乐。但是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距离，更是高度和深度。如果说古典音乐是对理性的崇尚，那么现代音乐就是对于感觉的宣泄。理性的深刻和感觉的浅薄就是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区别。现代的“重金属音乐”以及类似的音乐，只能说是给麻木神经的刺激。越麻木，需要刺激的程度就越强烈；越刺激，神经越麻木。

 

当我们驻足在古典艺术面前，会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发自内心的赞赏，而面对现代艺术则可能即便经过很久的困惑也不得其解。也许，现代艺术表达了现代人对于现代的愤怒和困惑？如果说古典艺术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共鸣是由于崇高和美感，那么现代艺术所引起的共鸣就更多地是愤怒和焦虑。愤怒和焦虑是很可以引起共鸣的，正所谓“同病相怜”，这也许是现代音乐可以流行的原因。现代艺术不需要观赏者理解，而只是让观赏者一起困惑，只要可以引起共同的困惑，那么就是佳作，如果可以引起愤怒，那么就是上佳之作了。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往往对人生和社会态度积极进取，而后来的前卫艺术家不少却常常从毒品和酒精带来的幻觉中寻找灵感和宣泄感情。这绝非偶然。

 

显而易见，古典艺术是如此伟大，要超越她们显然已经不可能，甚至望其项背都极其困难。对此，现代艺术家心知肚明，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标新立异。这就像是一个能力不够且别出心裁的跳高选手，面对自知无法越过的横杆，他选择了从下面钻过去。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必然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原来的精细不见了，代之以粗制滥造。面对一些现代艺术品，你会感到那些“艺术家”是在侮辱你的智慧。那些“作品”令人想起“皇帝的新衣”。

 

这使我们更加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运动如此多地表现在了艺术领域。确实，艺术是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对世界观的表述，对于艺术的赞赏和对于艺术形式的认同，反映着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于是，我们的艺术表现，就是我们世界观的流露。

 

如果我们对不喜欢的艺术可以选择回避，那么，政治就是无法回避的了。

 

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已经所向无敌，整个世界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完成而一览无余，生产力由于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应用而突飞猛进，整个世界都已经在西方的掌握之中。任何非西方和西方的冲突都以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完胜而告终。但是，西方内部的冲突却随之而来了。

 

西方内部的冲突令人想起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希腊城邦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两败俱伤，雅典作为战败者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而从来不具备领导希腊世界的精神力量的斯巴达也在战争中大伤元气。由雅典代表的民主政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严重地倒退，古希腊古典时期的黄金时代随之结束。整个希腊世界只有很不情愿地等待后起之秀马其顿的到来了。好在马其顿还是希腊世界的一员，亚历山大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嫡系弟子。否则，如果由于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最终导致波斯的统治，那么世界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西方内部的冲突绝不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更有道义上的意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的冲突，俄国和北欧的冲突，最终是德国和英法的冲突。这些冲突实际上利益远远高于道义，不管谁在冲突的最后成为胜利者，其在道义上都没有更高尚的地位。

 

19世纪以来的一些西方内部的战争实际上可以避免，比如美国旨在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美国国内的“南北战争”。加拿大并没有进行“独立战争”，但是加拿大今天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加拿大人民仍然把英国女王奉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加拿大并不比美国有丝毫的不公正，由此可见，美国的“独立战争”未必必要。如果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不必要的，那么“南北战争”显然更不必要。

 

进而，二战的欧洲战场也是可以避免的。二战的发动主要归罪于希特勒（Hiitler），但是英国对于德国的政策促使了这本来可以避免的结果。对此，西方不少有识之士耿耿于怀，美国政治家、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布坎南（Buchanan）就直言不讳美国参与欧战是一个错误。

 

二战结束不久，欧洲悲惨结局的始作俑者丘吉尔（Churchill）便装模作样地大声疾呼“铁幕正在落下”，好像那个他、罗斯福（Roosevelt）和斯大林（Stalin）在苏联度假胜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今天乌克兰境内）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会议他没有在场。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结局，但是却为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短期利益，出卖了整个自由世界和整个人类的进步。在“铁幕”落下来之后，大半个欧洲都在铁幕后面了。

 

如此结局让一些西方领导人，如“和稀泥大师”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一生都为此追悔莫及。由于他的命令，巴顿（Patton）强大的集团军不得不在距离布拉格不到50公里的地方停止前进，巴顿愤怒地指责最高统帅部的愚蠢决定，他知道欧洲的明天将是暗淡的。巴顿扬言要写的《我所知道的二战》由于他不幸死于车祸而未能问世，而这本书正是西方政治家非常不想看到的。按照巴顿的说法，其对二战的观点和描述将和大众所知的大相径庭。捷克的Plzen是巴顿大军占领的最西边的欧洲城镇，我由西向东驱车去布拉格途经这个小镇，从那里到布拉格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在柏林至今还旧貌尚存的“查理检查站”（Check PointCharlie）（图16 - 7 ) 驻足很久。这是当时的西方和苏联军事管制的结合部，如此敌意和对峙的“盟军”恐怕是空前的，但愿也绝后了。“查理检查站”似乎诉说着这铁与血的破碎的光荣与梦想，以及铸就的愚蠢与荒唐。

 图16 - 7  查理检查站的今天（笔者摄）

当欧洲的普通民众真正认识到这个战争的结局是如此地不美妙时，已经太晚了。他们的利益已经在雅尔塔被丘吉尔和罗斯福出卖了。铁幕后东欧的民众仰天长叹，幸免于难的西欧的民众愤怒怀疑。战争胜利的喜悦很快就被出卖和欺骗的糟糕感觉所代替。

 

布拉格是一个非常美丽和精致的城市，其旧城保存得很好。在布拉格狭窄的小巷里，那古典的气息几乎迎面扑来，把人带回到几个世纪以前，也把人带回到数十年以前（图16 - 8, 16 - 9）。1968年，著名的反抗苏联统治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就发生在这里。为了镇压民众，苏联的坦克开进这些狭窄的小巷，整个西方和很大一部分世界都愤怒了。尽管我到布拉格时已经是在“布拉格之春”后几乎40年了，苏军坦克留下的痕迹已经难在巷陌中寻觅，但是捷克人对于这段历史却绝难忘记。

图16 - 8  布拉格市景（笔者摄）

 图16 - 9  布拉格市景（笔者摄）

大错已经铸成，铁幕已经落下，现实必须面对。冷战成了整个世界的现实，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东西对垒、军备竞赛、穷兵黩武、剑拔弩张……整个世界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惨重的代价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稳定和安全，反而更加危机四伏。这个历史教训，西方吸取了，但却矫枉过正，犯下了另外一个严重错误。

 

今天让西方头疼不已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实际上是西方自己培育的。西方在冷战时和苏联集团的危险对峙和博弈中，已经不择手段，不管什么国家，即便是独裁和专制的国家，只要它们反对苏联，或者可以被西方用来牵制苏联，都被西方精心培育，即便牺牲西方的原则也在所不惜。如此策略虽然可以被理解为别无选择，但是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为了抗衡苏联集团，西方培育了伊朗的巴列维政权，激起了伊朗的反美情绪，直接导致了“伊斯兰革命”。在推翻了亲西方的巴列维皇室之后，伊朗成了西方最大的敌人之一。但是西方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把伊拉克的侯赛因拉扯大和伊朗对抗。结果伊拉克在侯赛因的领导下成了美国更加头疼的敌人。本拉登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训练基地，也是西方在和苏联的抗衡中刻意培养的，本拉登得到了来自西方的财政和武器的支持。曾几何时，本拉登的“圣战者”们被西方媒体描绘成“自由战士”。但正是这些“自由战士”在世界各地制造了反西方的恐怖事件，以及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至此，西方才如梦初醒，面对由自己精心培育出来的凶恶的敌人，长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西方并没有彻底醒悟问题所在，实际上至今还在“已知明日，执迷不悟。”

 

当苏联解体后，西方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令人费解的。在二战时，苏联是西方最凶恶的敌人，但那时，那些胆小鬼，比如丘吉尔，不敢与之对峙，而选择了拱手相让。但在俄罗斯不再是西方敌人的时候，却一再采取挑衅的姿态，把导弹放在了俄罗斯的家门口。西方应该理解这和当年的“古巴危机”中苏联把导弹架在古巴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此不明智的举动也许是西方试图补偿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在二战中对苏联的屈服和出卖，也许是西方试图伸张自己二战决策错误导致的难以下咽的屈辱。于是，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西方似乎要再犯一次错误以抵消过去的那次错误。但是，两次错误并不构成一次正确，就如同两个缺德并不构成一个美德。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