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8）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8）

文：林炎平

不求甚解——精神和文化的缺陷

在马马虎虎之间，在不求甚解之间，数千年就这样黯然流逝，秦砖汉瓦的物质世界和秦皇汉武的精神世界，虽然早已千疮百孔，但是依旧固若金汤。——作者

今古如一的马马虎虎

幽默大师林语堂曾经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对比中国和美国民族性格的不同。他的例子很有趣：如果要打通一条穿越大山的隧道，美国人会在精密测量和计算后从山的两边同时开凿，以保证准确地会师中间；中国人则不同，会看看差不多就从山的两边开始钻。林语堂调侃，中国人的办法更好，根本不必精密计算，如果到时候汇合在一起，那么当然好，我们把隧道打成了；如果错开了，那么更好，我们就有了两条隧道。

其实，美国的民族性格应该和欧洲一样，都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说到隧道，2500年前（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在萨摩斯岛（Samos）开凿的著名穿山隧道（Tunnelof Eupalinos）的壮举（图4－1，4－2），不仅仅显示了古希腊的先进工程技术，其精确计算和施工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而更加重要的是显示了古希腊人的精益求精的精神。这个隧道长达1,036米，其开凿和现代一样，是从山的两端同时进行的。由于山体的地质状况，在开凿过程中还不得不改道避开危险地带，但是，凭借古希腊人的工程技术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最后隧道在汇合时仅在水平方向偏离了0.6米，而在垂直方向没有偏离。在没有电子仪器的古代，只有靠精确的测量和计算才可以做到这点。凑巧的是，萨摩斯是毕达哥拉斯的故乡，而毕达哥拉斯正生活在隧道开凿的年代。虽然并无证据证明隧道本身和毕达哥拉斯有关系，但是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几何无疑在隧道开凿中起了重大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使得古希腊几何得以成立的精神。

图4－1，4－2，古希腊人在萨摩斯岛开凿的穿山隧道。

林语堂先生未必关心过这条2500年前的隧道工程壮举，于是没有把古希腊人责怪成当今西方精益求精的鼻祖，否则他老人家肯定会说中国的办法比古希腊的好。调侃归调侃，但是国人确实有不求甚解，缺乏精益求精的倾向。这使得在中国，“可能”、“也许”、“差不多”、“基本上”、“马马虎虎”等词意含糊的用语特别多。

至今，这种马马虎虎的民族性格依然如故。我曾经和国内的外贸公司打过不少交道，对此深有体会。90年代中，有一次，我们要求中国某省级外贸公司提供一种拉链，指明是必须自锁的，也就是拉链不会在没有拉它的时候自己打开。由于这是裤子上的拉链，所以这点特别重要。再三强调下，该公司终于把拉链样品寄来了。但是，我们打开特快包裹后发现里面只有一根拉链，外加一张有其公司抬头的信纸，上面写着几个核桃大的汉字“全自动”，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很纳闷，这仅有的信息意味着什么？当时从北美打到中国的长途很贵，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打。我们猜，这“全自动”一定是一个好的特性，否则不会用核桃大的字赫然标出。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拉链似乎不能自锁。

最终，我们不得不给这个公司打电话。对方的回答简直令人哭笑不得：“全自动是说，拉链是全自动的，也就是说，拉上以后它自己会自动掉下来。就这个意思。”“你会穿有这样拉链的裤子上街吗？”我当时没有别的可以和他解释。挂掉电话，气愤之余，也觉得实在是难得的笑料。不幸的是，这样的笑料还源源不断地涌来。

我们要求国内的工厂完全按照客户的原样打样，两个星期后样品倒是来了，一看，关键部分差距不小。于是问他们为什么把这么不同的东西当作回样寄来。那个负责制样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我的经验是样品和标准有80%相似就可以寄出了。等到做大货的时候会一模一样的。”

我非常恼火，“马和驴的相似超过80%，按照你的说法，我要向你买马，你找到一头驴送来给我看，然后告诉我，尽管现在只有80%相似，但到时候都会是马的。如果你找一匹马都困难到不得不用驴来顶替，我怎么相信你到时候会找来一群马？”

我们公司的专利产品让中国的工厂加工，本来上面的所有参数都标得清清楚楚，但是工厂想方设法降低精度，导致了回样远远达不到标准。问他们为什么，是否没有能力。他们说是“可能你们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觉得低一些也许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工厂把我们设计的液压装置中的O形圈保护部分去掉，说这是多此一举，即便没有也一样可以工作。他们根本就不想认真理解这个保护部分的意义，实际上，如果没有了这保护部分，一开始确实无大碍，但是时间一长O形圈就完蛋了，从而导致无法密封，整个装置就因此完蛋了。国人喜欢糊弄，把今天糊弄过去了，明天产品坏了他就不管了。

“不求甚解”似乎无处不在，如果在国外和国内都待过而且对体育感兴趣的人都会对电视体育解说感受很深。西方的解说员，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其解说都非常精彩，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听他们的解说不仅可以增添看比赛的乐趣，了解不少背景资料，而且他们的幽默给人轻松和睿智的享受。

反观中国的体育解说，很大一部分实在不敢恭维，有的甚至是惨不忍听。他们既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能力和意向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再者幽默感几近于零，更糟糕的是胡说八道。有几个糟糕得“出类拔萃”的，在一些大赛的解说中信口开河，那无知和愚蠢奔腾而下，令人顿生落荒而逃的念头。我非常不解，这样高规格电视台的专业体育解说员就如此不自爱？还是他们真的觉得不求甚解是可以的，而且不必为此感到羞耻，反而甚至为此感到自豪？

不求甚解和糊弄结合在一起，简直是国人最喜欢的名言——“难得糊涂”。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令人确信，这马马虎虎和不求甚解并非为中国某些阶层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古到今，可谓根深蒂固。很难判定到底是国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华夏的传统，还是华夏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思维方式

粗制滥造的各种产品

中国有不少乐器和西方的原理相同，但却简单得多。比如中国的笛子和西方的长笛的原理没有区别，但是中国的笛子就是一根竹管，钻几个洞，贴上一张薄膜，就算完事了。而西方的长笛却是用金属做的，孔和按键都要复杂得多。我第一次看到长笛，且困惑了半天：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这是我最初的疑问，当时总觉得这西方人思维复杂，没事找事自找麻烦。中国的二胡也一样，弄一个竹筒，一张蛇皮往上一蒙，两根弦，就可以了。但是和它原理一样的西洋乐器小提琴就复杂得多。由于如此简约的设计理念，华夏就不可能有铜管乐器。西洋乐器中的法国号，其复杂程度不输一栋大楼的管道系统。民族乐器中的唢呐是唯一可以演奏一些高亢乐曲的乐器，但是其表现力远远不及各种设计复杂的西洋铜管乐器。无法想象，如果仅有唢呐和二胡之类的乐器，军乐将是一种什么风格。

也许这些是休闲娱乐产品，没有太费心设计？但是，华夏的劳动工具也没有复杂的设计。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但是在西方的工具引进以前，使用的工具都是极其简单的。我在改革开放前的太行山见过最复杂的工具大概就是一个播种谷子的娄子。其结构和使用是这样的：里面装上了谷种，前面或者是驴拉，或者牛拉，娄子的下面三条管子的端头插入地下，随着操作者手的抖动，谷种顺管子播入地里。由于此装置全靠手的抖动来决定进入管子的谷种的多少，实际上很难控制谷种的播入量，导致等到苗出来后就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把过多的谷苗除掉，以免谷苗太多了都长不好。这个活叫“间苗”，人必须蹲在地上，用很小的锄头精心刨掉那些过多的谷苗。时间长了腿受不了就只好跪着干。这是一种不苦重，但是很受罪的活，我当时蹲着跪着看着无穷的需要间苗的田垅，那种绝望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宁可挑大粪也不愿意间苗。

国内的厂房装修要吊顶，在西方这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工人把一个很小的激光水平装置放在天花板要求的高度，然后让它发出旋转的光束，每2秒钟回转一次，工人不断按照光束调整吊顶用的钢丝，很快就使得所有的网格高度都调到和光束指示的一致。然后，把天花板材料往网格上一放就行了。但是，在中国，工人要凭借经验和眼睛来调整吊顶钢丝的长短，但又不认真量钢丝的长度。其结果就可想而知，既事倍功半又高低不平。

甚至在生命攸关的行医领域，情况也一样，甚至更糟糕。西医的检测工具极其复杂，而且其复杂程度可谓与时俱进。而中医的检测工具极其简单，甚至没有工具，数千年来毫无进展。号脉也许是中医最复杂的检测手段了，而这是没有工具或者仪器的。

我们似乎有了这样的结论：华夏奉行的是简单的工具、复杂的操作；西方相信的是复杂的工具、简单的操作。由于华夏的工具简单，所以为了让它达到应有的效果，就不得不通过操作者的努力和技巧来弥补工具本身的不足。显然，赤手空拳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替代工具的。西方发明工具的理念是把人解放出来，而中国制造工具的目的似乎是把人投入进去。

人类的进步实际上就是工具的进步。甚至人类文明史的不同阶段可以用当时使用的工具来区分，比如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国人并非不聪明，但为什么对工具的改良不感兴趣且不下功夫，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和国人的不求甚解大概有很大的关系。

华夏的建筑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简单的特点。我记得第一次参观故宫，感觉很遗憾和失落，在电视和电影上看似很雄伟的建筑，实际上是一些宽敞高大一些的四合院建筑。大殿的外表华丽，但是内部简单空荡，并没有很好的使用功能。由于没有足够的力学知识，只能靠大量的材料来增加坚固程度，设计的不合理和材料的浪费比比皆是。欧洲建筑在力学上要合理得多，在力学上，三角桁架和拱的应用使得建筑坚固而美观，在形式上，即便在文艺复兴前也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建筑的演进。但是华夏却几乎一成不变，所谓“秦砖汉瓦”，直到今天。而在古希腊的精神复兴后，西方的建筑突飞猛进，更加不是华夏建筑可以比拟的了。

这些理念和习惯自然体现在了中国民生设施的简陋。不知这是老百姓不求甚解的结果还是统治者忽视民生的必然，但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华夏的厕所最具代表性，对来访华夏的西方人，最具深刻体会的往往不是优美的自然风光或者人文古迹，而是正宗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厕所。一旦如厕，终身难忘！蔑视私密、缺乏尊重和马马虎虎在厕所建筑中显而易见。各种各样的厕所都属于国人自己司空见惯而让西方人大惊失色之类。西方人绝对不能容忍在一条壕沟上前后一排或者左右一溜蹲着。但还有更加出类拔萃的，比如我所知道的太行山上农村的厕所。

那个厕所其实就是一个走风漏气的半人高的围墙遮挡的一个大井，只是比普通的水井要浅得多和大得多。口径大概有1.5米，深度不过两米。上面搭上两块石板，厕所就落成了。通常厕所里的水面距离条石有1米到1.3米。如厕需要很高超的技巧。小便问题不大，但是大便问题不小。当时没有什么肉食，吃的都是杂粮蔬菜，纤维特别多，大便就是一条，直到最后才断掉。此时如同炸弹脱离飞机，很是壮观。但是壮观之后就不好了，井下的屎尿汤由于“炸弹”的作用溅起冲上来正好达到释放“炸弹”的地方。这实在是有苦说不出。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厕所就会感到屁股发凉。后来在和老乡及同学切磋后终于学习到一项技术，从而保证了反冲的水柱不垂直向上。其关键就是在“炸弹”脱离“飞机”的瞬间，“飞机”要有一个向前的运动，这样“炸弹”就不会垂直落下，于是由其导致的水柱也就不会垂直向上，于是“飞机”就安全了。

今天在很多农村，情况仍然如此。我回去过几次那个令我无法忘怀的太行山小村子，生活比原先好了不少，但是那些厕所，依然如故。我不相信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就真的连一个厕所问题都不能解决，不能想象数千年前还有比这更差的“五谷轮回之处”。然而数千年来，国人就没有在这些方面做过任何努力。我相信这样的厕所不仅仅造成如厕的不便，也导致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传染病。尽管我给这个山村捐建了自来水系统，当我看到家家户户都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拧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自来水的时候，感到自己干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同时也觉得愧疚，因为对于这厕所，我也觉得无能为力。

这对待厕所的态度也直接导致了国人对待下水道的态度。中国现代城市的下水道也是很不堪的，以至于一场豪雨就让所有的和谐盛世颜面尽失。对比数千年前古希腊古罗马建造的下水道系统，华夏今天只有惭愧。中国的最好的下水道系统在青岛，那是德国人当年在那里建造的。

数千年来对厕所的态度，说明了中华民族对于进步不感兴趣，对于问题不求甚解，把追求“完美”看成是吃饱了撑着。国人高举“民以食为天”的大旗，以糊口果腹为最高纲领，解决了嘴巴的进口问题，却连如厕的出口问题都懒得思考。可想而知，我们怎么可能对于古希腊人所关心的那些看来和生活毫不相干，对国人来说纯粹是“吃饱了撑着”的事情殚精竭虑呢？一代又一代，国人坚守了自己的传统，只肯做立竿见影的事情。

止步不前的华夏艺术

在艺术上，华夏的不求甚解也同样显而易见，在绘画、雕塑、文学上和西方之间存在的差异所揭示的可能还不仅仅是华夏的“不求甚解”。

绘画和雕塑上的巨大差异可以理解为对于真实的追求。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长相完全可以从古希腊的雕塑中得到精确的解答，只要有他们的雕塑留存下来，就知道他们当时的长相。古希腊的人物雕塑的逼真程度难以置信。但是对于中国的著名人物，我们现在完全无法知道他们当时的长相，华夏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不屑于忠实地体现真实，而是所谓写意。写意真正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漫画——不求真实、不近现实。即便是如雷贯耳的中国四大美人，后人都无法欣赏她们当时的美丽，我们无法知道她们的容颜在今天会真的动人心弦，还是会令人大失所望。

我们经常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看到这样对人物的描写：面如朗月、口若金盆、倾国倾城、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但是当我看到秦始皇陪葬的人物塑像时，实在为其粗糙而叹惜。当然本来也许我们也是可以喝彩的，但是古希腊的雕塑实在是太出色了，与其一比，就相形见绌了，甚至可以叹为“云泥之别”。所以我建议那些特别崇拜兵马俑雕塑的人千万不要参观古希腊的雕塑，因为那将让你心中对兵马俑及同类的崇拜心情荡然无存。

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里陈列的古希腊的人物雕塑，细致入微，栩栩如生，逼真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那些著名历史人物的雕塑令人无可置疑地相信他们当时的容貌就是这个样子。我考察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我在大英博物馆参观过一个关于古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公元76－138）的展览。其中有许多哈德良的雕塑，出于不同年代和不同作者，而这些不同的哈德良雕像的细节都很接近，这足以说明哈德良的雕塑真实地刻画了他的容貌。有趣的是，哈德良的塑像在耳垂上都有一条沟，这是不同于普通人耳垂的一个特征，显而易见，雕塑试图忠实地再现哈德良的面貌的所有细节，试图和人物本身不差分毫。而正是这个特征，使得近代研究者通过现代医学得知，哈德良当时的心脏不好，因为他耳垂上那条对角线的沟，就是心脏缺陷的症状。古罗马人并不知道这耳垂上的沟意味着什么，但是由于古罗马雕塑的真实记录，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知道哈德良英年早逝的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古罗马在雕塑上完全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

也许有人认为写实与写意只是艺术的不同表达形式，雨果就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艺术有两个原则：理念和梦幻。理念产生了西方艺术，梦幻产生了东方艺术。”我并不完全赞同雨果的说法，但是华夏艺术的不屑求真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不由得想起了武侠小说这种极受国人欢迎的文学类型。

武侠小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武侠小说和对武侠小说的普遍爱好，构成了中国独特的读者性格。此种小说形式在西方很难找到类似的，这样的读者群在西方也难以想象。西方也有类似《哈里波特》和《指环王》那样的小说，但是读者一开始就知道那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作者从不试图让读者相信书中所描写的是真实的，而读者也不会走火入魔认为所描写的可以成为现实。

但是武侠小说则不然，或者说武侠小说的读者则不同，他们会很大程度上相信小说中描述的东西，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我也曾相信过武侠小说中的“功夫”。在农村的时候曾经有人告诉我如何练就飞檐走壁的“轻功”。方法很简单，找一个笸箩，先把里面装满了砖头，然后站在笸箩的边框上走。这一开始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然后每天减少一块砖头，这样勤学苦练，最后把笸箩里的砖头全拿掉后也可以沿着空笸箩的边框走而笸箩不会翻倒。于是轻功就练成了！我没有练成，当然不可能练成。只有在牛顿定律不成立的地方才有可能练成这样的“轻功”，而我居然曾经如此愚蠢地相信了这个荒唐。

我一直试图理解国人对于显而易见脱离实际生活的武侠小说情有独钟的原因。武侠小说中人物的超凡能力和美丽奇遇显然是此类小说受欢迎的主要原因。飞檐走壁的本事，高深莫测的武功，秘不传人的剑术，由此唤起的亢奋和激越显然可以弥补一些由于体能不足而自卑者的满足，也可以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尊严失去了基本权利的人产生美好和虚幻的憧憬。英俊、正义、复仇、暴力、美人、爱情、超脱、出神入化、上天入地……既可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不可企及的渴望，又可以不必直面残酷的现实。现实中的懦夫，只要打开小说就可以进入英雄的境界，在那里扬眉亮剑、俯视群雄、笑傲江湖、英雄救美、无所不能，开卷就可以把奴才变成主子，把碌碌庸才变成旷世英雄，这可能是武侠小说在华夏盛行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四大名著实际上也脱离不了武侠小说的精神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