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新教的罗马

日内瓦：新教的罗马

文 / 言破空（蒙特利尔）

   打麻将只能吃上家，可以碰三家，但碰的机率很小。三亨利能碰在一起，可见战争频繁（参见上期《三亨利之战》），只是在16世纪，又是法国，较为奇突而已。欧洲彼时遍地战火，譬如英国女王玛丽一世恢复天主教的国教地位，杀害约三百多名新教徒，人称“血腥玛丽”（Bloody Mary），而后继的伊丽莎白一世又是位新教徒。至17世纪初，一场宗教圣战席卷大部分欧洲国家，历时三十载（Thirty years'war）。
   宗教战争源于基督教，也就是罗马天主教廷，这是基督教中央，也是灾难源头。先看几段经文，和合本，据NewInternational Version译出。（笔者引用圣经，均按此本。）
   《新约》说基督（Jesus Christ，耶稣基督）升天后，使徒们建立教会（Church），“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徒11:26）后来，教会就被称为基督教（会），或耶稣教，以区别其它宗教（的教会）。会，聚会之意，社会学意义上是个组织，一如社团、政党、帮会等，只不过这个组织历史太久，又大得不得了。  
   基督对西门彼得（Simon Peter）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16：18)设在罗马的天主教会凭此自认正统、嫡传：石头就是彼得，彼得接受天国钥匙，为首任教皇，其继任也有同样权力。
    上述一段福音英文为：……you are Peter, and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异议者认为Peter与rock不是一样东西，希腊原文前者为petros（石块），后者petra（磐石），petros只是 petra 敲下来的碎片。天主教会则说，这Peter绝对不是小石块，耶稣在一语双关。由此争论不休，至今仍诸说纷纭。
    门徒原名西门，被耶稣赐名彼得。正如中国北方常为孩子取名小石头、铁蛋之类，甚至瓜瓜豆豆，似乎很贱，但反衬爱之深。唤门徒作小石头，特显基督爱心。再说，虽不像犹大卖主求荣，但耶稣危难时，彼得三次不认主（太26:31-35；69-75），足见小石头人品并不高尚，信仰更是不坚定，岂可托付大事？这段经文添一个字更通顺：你是小石头，（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说此话时耶稣手指地下巨石。耶稣对自己接班人的选择，要么三缄其口，天机不可泄漏，断乎不会卖关子，玩双关语。 讲权力，就丝毫不神圣，倒是十足凡俗，权力比金钱更俗，更应该以世俗方式解决，无须拘泥圣人伟人的谜语。天主教尤其功利地引用圣经，譬如耶稣曾赶走在圣殿做买卖的，说他们使圣地变成贼窝（路19:45-46），后来教廷卖赎罪券，可想到这段经文？
    果然，16世纪宗教改革时提出，由教徒选举产生神职人员。俗事俗办，无关神圣，不问小石头大石头。
    基督教早期受尽迫害，教徒甚至被喂狮子，一旦成为国教，有了权力，就有争权夺利，口诛、笔伐乃至战争，连续不断。期间有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影响至今不衰（不过后世的Calvinism，已经不是加尔文的Calvinism）。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已经超出宗教外壳，而又典型，在社会、政治、伦理等学科可作标本。这场改革还令人联想中国的文革，尽管两者时空相隔久远。



    图注：扔基督徒喂狮子


    法国人加尔文(JeanCalvin)，曾攻读法律和神学，先是天主教徒，改宗新教后被迫出亡瑞士，著《基督教原理》系统阐述新教教义，并终生不断修订。论者认为宗教改革始于路德，成于加尔文。1536年，加尔文被日内瓦聘为新教领袖，原本在书斋用功时倒也安贫乐道，这下内心权力欲得以张扬，上任就编了一份“教义问答”（Catechism）作新教徒的“摩西十戒”，让市议会召集市民逐一宣誓服从，拒绝者马上被驱逐出境。他影响法国新教势力，招揽各国新教难民，后来俨然成为新教教皇，人称日内瓦为“新教的罗马”。



     图注：加尔文当年座椅


    日内瓦是个共和制城邦，自由城市当然欢迎新教，但不久便难以忍受这个外来传教士。市议会先是申明：传教不得干预行政，后于1538年一次扩大会议上，经提案、表决，勒令加尔文及其同党离境。
    这么个有魅力，推动宗教改革的人一走，自由市民在信仰上莫衷一是，被禁的天主教则企图恢复罗马教廷势力。大家才觉得冷酷总比混乱好些，议员们遂决定召回加尔文主持宗教事务。后者表示无意吃回头草，但暗中盘算，最后开出价码：日内瓦必须只服从他加尔文制订的教规。接着市议员们又是忏悔以往过错，又是宣誓服从加尔文。可见日内瓦市民视信仰为人生最要紧，不过世界上一些人只认钱和权，觉得信仰能当饭吃吗？  
    加尔文大获全胜，日内瓦彻底臣服。从此他要拿这城市做实验，统一思想，建立理想国土，“新耶路撒冷”要一尘不染，然后扩展至全世界，拯救人类。他原本就觉得：从天赋方面看一个人，会发现他从头到脚，一无是处，就算还有些值得称道的，那也来自上帝的恩赐。
    思想统一，统一于上帝意志，也即《圣经》。而只有他一人能传达上帝意志，解释《圣经》条文。只有他才能裁决、许可和禁止。敢有异议，就是反上帝，对《圣经》另有评论，就招来杀身之祸。
    加尔文成年后一辈子黑帽、黑衣、黑袍、黑鞋，有意令人望而生畏。他要让人笼罩在“敬畏上帝”的黑影中，治理日内瓦的就不是市议会，而是宗教法庭。市议会存档的资料中，有当年一些记录：某人夏日听布道时瞌睡，判监禁；某人参加洗礼时微笑，拘留3天；两个人玩九柱戏、早饭吃点心、女孩子滑冰、寡妇在坟头大放悲声……判监禁、劳役、流放等等。加尔文的确天资过人，但智力用来编织罗网式教规，让人动辄得咎。饮食、服装、饰物乃至庆典、戏剧等，凡使人愉快者，都被监控或取缔。连妇女的衣着也必须素净，裁缝开业前要在市政府登记，按颁布的标准制衣。剧场关门，连样板戏都没有。即使宗教事务，譬如崇拜偶像，当年路德就比较宽容，反对偶像，但给人权宜选择。毕竟凡夫俗子，没有一点形而下，哪来形而上？但加尔文不但拆毁所有带偶像的图画雕塑，连教堂管风琴也禁止。其实那种音乐浑厚回荡，令人联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产生宗教情怀。
    深信人性本恶的加尔文当然对人不放心，私生活就此也被控制，靠他的亲信、爪牙、特务与积极分子。积极分子最为可怕，因为人数众多而隐蔽。奥地利作家茨威格（F.Zweig）说：一个国家一旦实行恐怖专制，志愿告密者会像一株毒草般蔓延，因为一个社会若对告密行为默许或纵容，那么原来还算正直的人也会在恐惧的驱使下不自觉地扮演起告密者角色，甚至争先恐后，免得被嫌疑“追随魔鬼而不追随上帝”。诚哉斯言，当所有的人，甚至亲人友人，都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独裁者就大功告成。由此，可以明白毛共时代为何有那么多积极分子，毛为何强调要保护积极分子。读史使人明智，加尔文与毛泽东都已走进历史，完全可以两相印证。
    以前他搞点“不准领圣餐”之类，最凶也就是逐出教门，大体属教务范围，现在君临日内瓦，加尔文宣称：宁可错杀一千，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他居然有个指标（不知如何计算法），要绞死一千七百到一千八百个青年，道德和教规方能在这污染的日内瓦建立。他统治的头五年，这个小小的城市判处13人绞刑、10人斩首、35人火刑、驱逐76人，失踪者还不在内，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巴尔扎克认为加尔文比罗伯斯庇尔更可怕。
    当然，这类重刑对付言论、思想罪，独裁者总是要造成一种意识形态，即大众相信独裁者所做的一切绝对正确。加尔文深知，最可怕的就是在人品、智力、道德、学识上胜过他的人独树一帜，分庭抗礼。
    塞维特斯（M. Servetus），西班牙人，与加尔文相仿，曾习法律、医学与神学等，发现肺部血液循环，投身宗教改革后编撰《基督教重振》，莫说内容，就这书名与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十分抵触。塞氏一生著述最厉害的是“论三位一体的谬误”，否定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共一体。（教皇是神在尘世的代表，也就同时代表三者，看来“三个代表”古已有之。）



      图注：塞维特斯
   话说路德某日读经，至“义人必因信得生”（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faith，罗马书1:17）顿时开悟。新教发难以赎罪券这具体事实为切入点，其理论要点系“信仰得救”，即“因信称义”，再说直白些就是，我信仰上帝，就能得救，不要你们这批教皇、神甫、修道士等来充当上帝的代表。在神职人员普遍堕落以致怨声载道的时代，这一新的教义给天主教致命一击。     
    加尔文发现塞维特斯比自己思想深邃，而且两人互相往来与讨论中（他们曾在巴黎同学，后来通信），后者出于朴实天真，或者西班牙人多少有点唐吉诃德作风，不但不买账，言语之间有点顶撞。加尔文岂能容得别人比他高明（这点与毛泽东相同），何况如此冒犯？不料他不动声色，暗中着人密告罗马，欲借刀杀人。又不料，罗马教廷不想担恶名，或者要坐观他俩恶斗，令里昂教会拘捕塞后，牢狱不加防范，让他越狱，然后再将其塑像与几箱书籍等，一把火烧了，算是结案，再无下文。
    更料不到的是，隔几个月塞维特斯又出现，而且来日内瓦，进加尔文布道的圣彼得大教堂，但一出教堂就被捕、收监。此番加尔文操纵宗教法庭判处火刑，其手下仍在刑前以宽大处理为诱，劝塞维特斯放弃反对“三位一体”，承认加尔文的教义为唯一正确，但被拒绝。火刑残酷，惨绝人寰。真诚信奉基督，一心探索教义，不能见容于天主教会犹有可说，却被新教领袖残害。具讽刺意义的是，天主教镇压异端，包括新教，多用火刑（据统计，那几百年间少说100多万），辅之以斩首、绞架、车裂等。顺便提一点：审讯时也让犯人游街、戴高帽子。读史至此，让人联想追求真理的遇罗克、张志新等志士被害，无数受整遭冲击者，天下独裁者又何其相似乃尔？

     图注：宗教裁判所给犯人戴高帽子


    今天我们拔一颗牙也要先麻醉，庆幸余生也晚?且慢。1992年10月，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在梵蒂冈说，当年处置伽利略是一个善意的错误。什么叫“善意的错误”？好心做错事？平反，但不爽快，和“反右扩大化”一个调。死不认错，也是独裁者的共同点。
    当年苏东波使欧洲共产信仰破产，政权倒台，笔者接触一些资料，现略回忆点滴：
    波兰有天主教传统，教会势力回潮。譬如开学术会议，与会者常常先被请去作忏悔或望弥撒。重要场合如大企业开办、运动会开幕式，以前有官员讲话，现在则有神甫祝福，难怪民众觉得以往电视上总有共产党官员，现在则是神职人员在荧屏上晃来晃去。而且不止于教务，行政也遭横加干涉。比如，教会让议员中的狂热信徒提出“救救未出生的孩子”，欲使议会通过法案，处罚人工流产。民调显示大多数反对提案，政府想付诸全民投票，教会竟霸气十足，道是“善恶岂可以票数多寡断定！”有人回顾，共产主义时期教皇来过三次，每次大谈自由，而今再来每次谈纪律与法令，而民众似乎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历史上波兰多灾多难，这点像中国，出了个教皇若望·保罗二世便觉自豪，有“站起来了”之感，但领袖崇拜总要付出代价，而且代价惨痛。



     图注：波兰现代化教堂


    补叙一段史料，法国曾要求引渡塞维特斯。日内瓦一纸遣返令即可了事，但加尔文不肯，想方设法要往死里整人，要以恐怖来建立自己绝对权威。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都立足于信仰，究竟什么是信仰？容另文讨论。但世间总有人借信仰来行不义、图私利。当年洪秀全也称信仰，组织拜上帝会，要建太平天国。今天仍有人说，自己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