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4）文：林炎平 太行山启示——激起我对中国的信心 在华夏艰难的岁月里，无缘“自由、平等”的不少人也坚持用自己最卑微的行为诠释了“博爱”的含义，想来让人唏嘘不已。在我的太行山岁月里，我的房东大爷曾经是我最好的“社会学老师”，小山村的老乡也用最慷慨的赠予使得我至今仍然对中国普通民众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是环境和文化使然，而非与生俱来。 1974年4月底，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被迫来到那个太行山上的小山村。知青住房铺位不够，我暂时住在一户人家院子里的南房侧面的小屋里。小屋朝北，不见阳光，仅仅放杂物，只有约6平方米。院子里一共有三个光棍，一个老大爷，将近70岁，还有他的两个侄儿，40来岁。如果加上我，就是四个光棍了。只是当时我年少，还算不上光棍。 转眼到了11月，此时太行山上已经非常寒冷了，没有炉子的小屋寒冷难挨。睡觉时，钻进被窝，戴上棉帽子，哆嗦一阵，才可入睡，而起床更为艰难，以至我每天想到睡觉就发愁。结果一天老大爷来了，“娃娃，这不行，太冷了，到我那里去吧，反正炕大，你睡一边。”在这样境地中的人大概是不会推辞的，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那是北房，朝南，里面有一个小炉子。我终于可以过冬了。 我渐渐从老大爷那里知道了很多我当时完全不可能从别处知道的事情。他早年走西口，随他叔叔去甘肃做生意，还娶了一个那边的老婆回来。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老婆得病，但是上级不让休息，又得不到治疗，就死了。老大爷唏嘘自嘲，并不觉得他是最不幸的人。他告诉我，他曾经吃过很多我甚至未曾听过的东西。那时候到了晚上经常饥肠辘辘，自然说到吃的就格外兴奋。他说，尽管自己是一个小伙计，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吃得还是很好的。每天都可以吃肉和鸡蛋，他还说到一种饼子，“手抓住中间，往上一拎，就像一串挂面，放下来，就又是饼子了。”说得我口水直流。他还很同情地说：“你们娃娃凄惶啊！甚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见都没见过。”晚上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的，咽着口水，用贫乏的脑袋拼命想象那美餐，终于抵挡不住那沉重的眼皮，在饥肠辘辘中睡着了。 我就这样住了两年。想起那两年，我给老大爷做的顶多是挑几桶水，拌一些煤。煤要和黄土搅拌在一起，这样粘结在一起容易烧得比较稳定且长久一些。老大爷的水缸不大，一担水就满了，够半个月用。第一次我把挑来的水往水缸里一倒，下面沉淀都翻了上来，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尸体都有，把我吓一跳。好不容易掏干净了，下一次还有，只是少了一些。虫子喜欢潮湿，竞相往水多的地方去，乐极生悲，很多就淹死在了里面。后来发现，我们知青灶房也一样，水缸里都是死虫子。我吃在知青灶房，晚上住在老大爷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他。两年后，终于知青那里有空房子了，我也就搬了过去。只是有的时候还给老大爷挑一担水。 我从老大爷那里搬出来后的一天晚上，冬天了，我正在知青的食堂里，突然身后有人拉我的衣角，回头看是老大爷。他神秘地说：“你过来，我和你说一个事情。”到了屋外，他说：“我弄了一些肉，煮好了，你来吃。” 那个时候肉是很难弄到的，我推辞：“不行，你自己吃吧。”他故意找借口：“我吃肥的，你吃瘦的，瘦的我咬不动。”我馋得很，就不再推辞。他烧的肉很好吃。他说，肉是他在邻村看到有人杀猪，求人买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肉显然属于“不合法”。这顿“资本主义”的肉，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餐。 当我有能力回报老大爷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每当想起他，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写这些文字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许多这样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这样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形成社会风气呢？我回到山村去给他扫墓，重新做了花岗岩墓碑。他不仅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的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在那充满了冰冷和仇恨的岁月，使我更记得他温暖和善良的行为，以至这么多年后仍然影响着我，让我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我2004年回到太行山，老大爷已经去世，他的大侄儿也去世了，他的小侄儿，也一身病痛，山上受不了，就去了住在平原农村的他姐姐那里。但这小院子（图1）和村子（图2）依旧如此熟悉，甚至煤和黄土还堆在原来的地方，好像还需要我再来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我当年就睡在图中那扇破损的窗户里面的炕上，我靠窗，老大爷睡在靠里面。我曾经经常看到被月亮照亮的纸糊的窗棂，梦想太行山外的世界。四个太行山春秋，两个小院冬夏，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四月的太行山，寒冬已经过去，但是春意姗姗来迟，只有无处不在的看似弱小的嫩绿宣告着这不容置疑的趋势。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SKG7LkHSdnLjDT365AvNsFMYXznab9CXia781E3vuagT0HNibkH2tK6Q/0?wx_fmt=jpeg 图1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iaZ5V3Wicg49kMglfMMEHnRyAdibzQJNZj4uGjzrgyMoKybkZ8dkjibI6g/0?wx_fmt=jpeg 图2 像老大爷这样的善良人给那个冰冷和充满仇恨的时代增添了一丝人间的温暖，在天高皇帝远的太行山上的经历，使我坚定地相信，华夏还是有希望的。我爬上了远离村子的山峰，去给老大爷扫墓，环顾那贫瘠的山间地块，那曾经就是我当年曾经为羊群守夜防止狼群的地方（图3），想起那些歌颂“狼图腾”的人们，从“龙图腾”走到“狼图腾”，这样的从没有出息走向更没有出息，令人嗤之以鼻。我不禁想到：不必推崇狼性了吧？多点爱心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VdwIZzFJvvFceZaXT1gbeBWIQs90iaOfdX0qDrjwawE5iaYveUKOLEZA/0?wx_fmt=jpeg 图3 当然，那个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渗透和折射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地方。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每个知青都有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记住应该感谢的人和事，淡忘那些你不屑的人和事，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公，而不仅仅是报复个人的怨恨。这是我所理解的“博爱”，源于多年在西方的经历，也出于那个贫瘠的太行山村落。于是，当往事如烟，重返太行山把自来水接到小山村家家户户的时候，我确保了每个住户都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管其主人当年对我的恩怨。 “博爱”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唯有“博爱”才能使得世界不再进入仇恨的怪圈。报复只有使得仇恨升级，每次的报复都将成为下次仇恨的理由，最初的矛盾将愈演愈烈为刻骨仇恨。唯有“博爱”可以制止如此变本加厉的怪圈。我不相信“以德报怨”，但是反对“变本加厉”和“矫枉过正”。合理的惩处和尽可能的宽容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有一颗“博爱”的心。努力记住别人曾经的善举，尽量忘却别人有过的恶行，一个“博爱”的华夏也许可以慢慢出现。 巴黎拉雪兹公墓的启示 2008年巴黎一个寒冷阴雨的冬日，我作为游人走进了著名的拉雪兹公墓（图4）。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个公墓都非常著名，只是著名的理由不同。对于西方人，是由于公墓的历史和长眠在其中的名人；而对于国人，则是由于那里有“巴黎公社社员墙”。这两者都是我造访的理由。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nicRCnXgg4S6Ljs7wfmG77JUplaicm221ibEHgD94ZGnuIQWibNNFn6zOA/0?wx_fmt=jpeg 图4 巴黎拉雪兹公墓 那天的雨不大，但风使人感到格外寒冷。我的伞很小，随风的雨斜打在我身上，很快大部分衣裤就湿了。公墓很大，那天人很少，俨然我只与凄风苦雨同行，有时漫无目的，要想的太多，觉得脑海里就如同这天气，风雨交加。 在巴黎，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有关“巴黎公社”和“社员墙”的事情，那么95%以上会说不知道。确实，誉满华夏的“巴黎公社”对现在的法国人来说并不知名。这并非法国刻意淡化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法国和巴黎的重大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巴黎公社”只能算作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来公墓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寻找“公社社员墙”的，多数是中国人。 “公社社员墙”在拉雪兹公墓的东北角（图5），并非我想象中的残垣断壁，而是公墓围墙的一部分，墙外就不是公墓了。没有雕塑，没有墓冢，只有镌刻在墙上的法文字样“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 Mai 1871”（献给公社在1871年5月21－28日的死难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IQjXekPWKic6gBTAt7Q8gepm6SXAsLAJeqOsD5rw18WxqAz6ia2iaKEOQ/0?wx_fmt=jpeg 图5 巴黎公社社员墙 那天在墙角下有几束花，其中一束上有一些文字“KOMUNARLAR KAVGAMIZDA YASIYOR”，虽然我不认识这文字，但知道这不是西欧文字，也不是斯拉夫文，好奇之下，我到处询问，最终打电话到土耳其大使馆得到了一点线索，那里有人说最后一个词是土耳其文，意思是“死了，但是还没有死”。我想这就是中文的“永垂不朽”吧？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其他两个词。我猜整个意思应该是“共产主义同志永垂不朽”。署名却是法文的“马列主义共产党”。西方现在已经绝少有人会投票给这个政党了，因为其主张带给了西方人太多的痛苦。但西方容忍了这个理念和实践在公墓内外的存在，年复一年在拉雪兹公墓的一角，总有一些人送来一些花束，以今天的门可罗雀凭吊着当年的轰轰烈烈。巴黎公社曾经用暴力对抗社会，而这个社会也以暴力镇压了巴黎公社。在硝烟过去后，公墓同时宽容了两者。 拉雪兹公墓本身，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见证。它不仅有“公社社员墙”、《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墓、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墓，也有巴黎公社的敌人梯也尔的墓，当然也有其他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墓，也有不少普通人的墓，包括旅法华人的墓。在拉雪兹公墓中长眠的，政治上有左中右，经济上有上中下，职业上有三教九流。公墓不为某个政治派别所设，也不为某个经济阶层所设，也不为某个社会地位所设，也不为某个民族或种族所设。拉雪兹公墓，就是一个公墓，它庄严肃穆，给不同背景的每个长眠者以同样的宽容和礼遇。除了西方，没有哪个社会允许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墓接纳如此多的生前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社会背景、职业、民族和种族的人。他们生前有的曾经不共戴天，但是公墓以同样的宽容接纳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睦相处。一个敢于给予那些扬言并且付诸行动要颠覆自己的人以如此宽容的社会，必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也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对待不同背景和信仰的过世人的胸怀，就可能会有对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在世人的宽容。既然世人皆知今生的利益都生不曾带来死不可带去，为什么一些人一定要以压迫另外一些人为己任呢？也许我们可以搜寻各种各样理由来证明西方“博爱”的虚伪，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造访过拉雪兹公墓，他就会肯定这个社会的“博爱”绝不虚伪。 钢琴家和作曲家萧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葬在公墓里，创作油画《梅杜萨之筏》的画家杰里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葬在这里，大数学家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1768-1830）葬在这里，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葬在这里，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也葬在这里。 对于学工程的人来说，傅立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在大学里学到以他命名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时，为其对于波的根本性解释所折服，也因此彻底理解了音乐和声音的物理本质。一曲由乐器奏出的或者人声唱出的美妙旋律中的音符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多个甚至无限个单调的“简谐振动”（即正弦波），亦即，任何一个周期振动都是由基波和高次谐波合成，前者具有最低频率和最大振幅，决定了音高，而后者由和基波成倍数的频率和逐渐减小的振幅构成，决定了音色。任何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都只能产生单调的音色，而美丽的乐音只能由基波和不计其数的高次谐波共同完成。一个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这凄风冷雨的天气很容易令人想到陈列在卢浮宫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图6），一叶木筏，海天一色，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奄奄一息，远处一丝活着和解脱的希望，周围弥漫孤独和死亡的恐惧。画面以它直击人心的力量表达了画家的思想，每个人都会被这幅感人的绘画带入自己的想象空间。杰里科把他这幅画作为他墓冢的标记是为了暗示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旅途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PuxFExPSCRGlzW8wOaTnicQMVVuxZDsMhQgicIibzqlzxGibDFsjDL8twg/0?wx_fmt=jpeg 图6 西奥多·杰里科画作：《梅杜萨之筏》 卢浮宫里德拉克罗瓦1830年的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图7）讴歌了“自由、平等、博爱”，半裸的古希腊式的女神高举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率领身着平民服饰的普通民众前进。画家把自己也画在了自由女神的右侧，以表达他的信念和参与。我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大学里，当时被画面深深感染，因此牢牢记住了画家的名字。漫步在他长眠的公墓，想到第一次看到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们》，恍若隔世。近200年来，自由和民主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蔚然成风，德拉克罗瓦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世界并不完美，他也必然为之遗憾。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w3pGW83iczibNl4a7Rh635PSwxibfLdcSpjPicxKibWT6TEjNQCgNP69IR5icwNuk1UawvcKuXWDx32egQ/0?wx_fmt=jpeg 图7 欧仁·德拉克罗瓦画作：《自由女神引导人民》 历经200多年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只有三个词，中文译文也仅有六个字。对比中国，几乎每年都在更新不同的口号，到处标语横幅，从课堂喊到社会，从机关贴到街道。如果把所有过时的和时髦的口号都搜集起来，这本书的篇幅都未必可以列举完整。但是其中到底有多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道德的审视？我们不如就拿“自由、平等、博爱”来洋为中用吧。 诚然，“自由、平等、博爱”从她诞生以来历经艰难坎坷，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和西方世界的跌宕起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差距一直被西方坦承直面，他们对不完美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完美的向往坚定不移。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尚非西方的现实，那么至少已是付诸实践的理想。已经硕果累累，依旧征途漫漫。 “自由、平等、博爱”，难道这不正是数千年来华夏所缺少的吗？这不正是人格进步的千里之行的最终目的吗？ 是始于足下的时候了。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新朋友也可以点击右上角“查看公众账号”添加关注。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文：王志龙 索尔仁尼琴 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 2008年8月3日夜，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九十岁。 这位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的文学巨匠，生前饱受争议，死后备极哀荣。布什、萨齐科等外国政要向其家属致电悼念，深表哀痛。俄罗斯总理普京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走到灵柩边向逝者敬献一束红玫瑰。普京说,索尔仁尼琴用他的作品和生活反映了国家的历史,“为社会打了一剂防疫针”。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中断休假，亲自出席索尔仁尼琴的葬礼。俄罗斯政府在发给索尔仁尼琴家人的一封电报中称赞说：“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和生活可作为整个国家的道德指南”。 索尔仁尼琴在其自传体性作品《牛犊顶橡树》中曾痛苦地表示：“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活动，自始至终贯穿着作家的这种朴素信念。列宁说，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索尔仁尼琴又何尝不是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精神的传承者呢？他的反叛，他的直面苦难，他的愤怒出诗人，都与十二月党人一脉相承。因而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zmVmQZr7Zp12c1BncgOicRk0icth2QZwuGibbYTw3dR1du230zTSkc9hw/0?wx_fmt=jpeg 提起十二月党人，我们的眼前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大风雪扑面而来。一行人离开了贵族之家、离开了温暖的火炉，离开襁褓中的孩子和亲人，艰难的在泥泞的小道上跋涉，其中不乏衣饰华丽的贵妇，或搀扶、或依偎着身边的男子。这些人是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 从此，西伯利亚那茫茫雪原，成了殉难者的殇城。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革命家被专制政府流放到这片苦寒之地。 但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又跟上来了。1864年5月，在圣彼得堡梅特宁广场，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法庭执行象征性死刑。一位少女勇敢地冲上前去，把一束鲜花献给这位所谓的叛国者。一位马车夫在流放途中更是以这样的话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是呀，不仅马车夫知道，我们也知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伟岸身影，至今仍是矗立在我们心头的丰碑；俄罗斯知识分子忧郁而热烈的人道主义关怀，曾经炙烤和荡涤过我们的灵魂。有人说，俄罗斯精神就是在苦难当中孕育着伟大，在绝望的时候保持着拯救的信心。 俄罗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犹如凤凰涅槃，诞生了众多富有良知和道义担当的作家与诗人，像群星璀璨，刺破黑夜。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波罗留勃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勃洛克、丘特切夫…….哪一个名字不是光芒四射？当代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正是延续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伟大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批判性获得举世公认。因此他被推崇为俄国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伟大作家。 一天长于百年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先为列兵，后入炮校深造。1942年获中尉军衔，1944年任炮兵连长，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红军攻入东普鲁士时，索尔仁尼琴所在的部队陷入敌人重围，他凭借勇气和智慧，率部成功脱险，并带出了全部技术装备，又一次立下战功。1945年2月，也许索尔仁尼琴将要获得第三枚勋章时，他却突然被捕了。 内务部的官员在旅部撕下索尔仁尼琴的大尉肩章的时，旅长特拉夫金在旁冷冷地对他说了一句：“你的朋友是不是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 索尔仁尼琴明白了。原来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是他的中学同学柯克，战争期间他俩一直通信，并在信中提到过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这样敏感的问题。看来寄给柯克的信被内务部查获了，以至在战争胜利前夕身陷囹圄。 1945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索尔仁尼琴8年劳改。1953年，索尔仁尼琴刑满释放后，按照苏联当时的法律被强迫迁居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村，实际上还是一种流放。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夕，才为索尔仁尼琴恢复名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就像一条浮出水面的深水鱼，似乎骤然的减压使他难以适应。不过他也明白，“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但是，他没有沉默。他要用文学来替千百万遭受极权主义迫害的全体受难者矗立一座方尖碑。于是，他偷偷地开始写作。1959年完成了反映在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八五四号劳改犯》。当时，他不知道是否有发表的可能。他曾对妻子说，他的作品有些可能生前出版，有些则可能死后才会出版。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由此开启苏联思想文艺界的“解冻”时代。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一位劳改营的难友科佩列夫将索尔仁尼琴的这篇小说《854号劳改犯》送给《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看。意外地得到这位主编的激赏。只不过建议把短篇小说改称中篇小说，以示“分量更重”一些。同时建议作者把标题改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顺利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hM4ADvBClaGdia7dcGXh3qEJb26eFN3DQlww5uhcmt4kSguBBAmbFvg/0?wx_fmt=jpeg 然而，在当时苏联还从未发表过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为稳重起见，特瓦尔多夫斯基将此事请示中央宣传部，但宣传部未置可否。于是特瓦尔多夫期基直接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捅到了最高层——政治局和赫鲁晓夫本人。幸运的是，索尔仁尼琴这部作品竟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注意，他亲自提出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允准公开发表。“他的作品为许多人增添了勇气，加速了个人和人民的自我意识的提高过程。”（〔俄〕《俄罗斯文化史》，第614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赫鲁晓夫不仅在皮聪大的乡间别墅里听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列别杰夫朗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小说发表后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还向与会者推荐此书，称这是“一本重要的和必需的书”。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仅仅描写了一天的生活，但作者想要说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页的一切最主要的东西，全都包括在这一天中了。”（转引自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斯人等译，第138页，译林出版社，1999年）真是一天长于百年。 《古拉格群岛》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在极权主义国家，由警察统治的一切拘禁之地都要成为使人湮没无闻的真正黑洞，人们很偶然地踉跄进来，身后不留下像尸体或坟墓之类表明先前存在过的普通痕迹。” 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在国内实行大清洗，正是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逮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只是出于预防的目的，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潜在的思想敌人而被捕。昨日的战友，今天便成了阶下囚。“被杀死、被集体化折磨致死的人数，加上被斯大林镇压的人数大约在700—12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当时全苏居民总数的一半。”（〔俄〕《俄罗斯文化史》，T.C.格奥尔吉耶娃著，第526页）同样，意识形态的专制较之沙俄时期可谓已臻登峰造极。在一个主义、一种思想的垄断下，人们谈不上任何的言论自由。就连左倾倾向十分明显的法国作家纪德在《苏联归来》一文中，当时都是这样描述的： “在苏联，关于一切问题，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出现一种以上的观点，这是事先便认定的，而且一劳永逸。再者，人们的思想已然这样锻造成形，随大流便轻而易举，顺理成章，不知不觉了，以至于我认为这里面并没有掺入虚伪的成份。果真是这些人干了这场革命吗？不，这些人是革命的受益者。每天上午，《真理报》教给他们适宜知道、思考、相信的东西。可不能另有他想！这样一来，每次和一个俄国人交谈，就像和所有人交谈一样。并非每一个人一字不差地服从某个口令，而是一切都搞得人不能不相像。想想吧，那种思想锻造从幼年便开始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黜，苏联的“解冻”时期结束，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的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可斧起头落的可能。” 但就在这自由“不能透出光亮”的险恶环境中，索尔仁尼琴仍以“牛犊顶橡树”的勇气，冒着再次被监禁的危险，创作了三卷本的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音译，群岛是取其象征意义，即到处都是古拉格下辖的劳改营。）。该书以白描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罪恶，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这样的作品在国内自然是无法出版的。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书稿被带到国外，1973年，《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面世。翻开这部煌煌大作，在卷首的序言中，索尔仁尼琴不无悲凉地写道：“献给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书中不仅有作者的切肤之痛，而且大量的史料来源于二百二十七位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和书信。这是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大书。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OO5dL2hQAVdFzWeiaGSvxQgcWibNHhW2al8fmmwHYiahsInNX9KA5061A/0?wx_fmt=jpeg 在《古拉格群岛》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 “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作者当年可能做梦都想不到，三十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竟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地。 历史有时也竟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滑稽可笑。 时代的流亡者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金眼看就要像令人愉快的雪花飘落到索尔仁尼琴的头上。但他并未因此怡然自得。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无拘无束的国度里，如何对待一位作家荣获诺贝尔奖呢？那是全民族的胜利。对于作家本人来说呢？是生命的高峰、转折点。”“那么，在苏联专制制度的国度里，对于作家荣获诺贝尔奖如何看待呢？漫不经心，不予重视，或者不大张旗鼓地宣传，或者湮灭无闻地毁掉。……每逢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首先都把它作为政治事件看待。” 事实正是这样，而且事态的发展比作家本人的估计更为恶劣。在种种阻拦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努力失败之后，苏联当局千方百计防止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连勃列日涅夫都暴跳如雷地发出最高指示：“按照我国的法律，我们完全有根据把索尔仁尼琴关进监狱，因为他胆敢攻击最神圣的东西——攻击列宁，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苏维埃政权，攻击一切我们最为珍贵的东西。”从此，索尔仁尼琴的命运可想而知。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面包没有了，煤气没有了，莫斯科的户口也没有了，索尔仁尼琴像无家可归的游子飘流海外。然而，他并未屈服。他仍然坚称：“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在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癌病房》中，他用“癌症”影射前苏联体制上的弊端。“人长肿瘤会死，国家长出劳改营和流放制度怎能活下去?” 女作家利季娅因反对当局对索尔仁尼琴的迫害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作品也禁止出版。但她满怀信心地预言说：“总有一天首都莫斯科也将出现以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广场和以萨哈罗夫院士（苏联核物理学家，另一著名的异议人士）命名的街道。”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苏联解体后， 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结束了流亡生涯，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祖国。他经由阿拉斯加飞往西伯利亚，首先来到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走下飞机舷梯，面对欢迎的人群，他出人意料地俯下身来，用双手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 岁月的流逝，舔尽了往日的斑斑伤痕。但是，人类的苦难史，前人在追述时又怎能一笔带过呢？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Q8oVqK6UzHND0g9HRticaDibjH0mmXb7dKQwuZicgrxeuqiaHXI3FppInQ/0?wx_fmt=jpeg “一粒麦子死了”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这难道不也是索尔仁尼琴历经坎坷，遭遇监禁与磨难、放逐与回归、屈辱与殊荣后，给我们的谕示吗？ 不了解过去就没有未来。俄罗斯谚语云：“忘旧事者失去双目。”索尔仁尼琴也在《古拉格群岛》中告诫后人：“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其真相迟早总会为人们所知。” 富有喜剧意味的是，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节那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十七年后，八十八岁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得到了肯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克里姆林宫颁发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奖，索尔仁尼琴获得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奖金为五百万卢布。作家因为健康原因未能前来领奖。颁奖典礼甫一结束，普京总统立即驱车前往莫斯科郊外索尔仁尼琴的家中亲自拜访。 俄罗斯的当代文豪和政坛巨星惺惺相惜，互致敬慕。普京总统称赞索尔仁尼琴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尽管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可能已心如止水，但毕竟如他所言： “我相信美好时光终将来临，我会活到那一时刻，我相信完全的开放性时刻也会到来。”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也曾对索尔仁尼琴作出高度评价。他说：“直到他（索尔仁尼琴）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依然在奋战，不只是为了俄罗斯的过去，也是为它的未来，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去世前一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这部巅峰之作的扉页上，作品引用了《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如今，索尔仁尼琴这粒思想的麦子虽然死了，但谁说他又不会催生出更加灿烂的思想光芒呢？至少会让世人懂得：“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m6ibA3E5vwTbKzY5b917k12ZlkpEontsrJZWGaicunagGYEoWtACdkow/0?wx_fmt=jpeg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3） 文：林炎平 消灭奴性——绝非易事 我记得那是1989年的早春，在加拿大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迎春晚会上，即将结束时，一个学生联谊会的干部居然提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更令人不解的是居然不少人真的唱了起来。这个“文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在改革开放后10年有余、距离中国半个地球之外，居然死灰复燃地“响彻云霄”了。对一些人来说，这样大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距离，仍然不能阻隔他们奴化的感情。 我和几个人愤怒地离开了聚会地点，身后渐渐远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曾经代表了一个荒唐的时代，现在仍然折射着那个时代“遗老遗少”的人格，他们被那个时代所熏陶和烙烫过的内心痕迹并没有由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漠而消失，而是随着他们步入异国他乡。他们未必真正怀念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丑恶和罪行的无动于衷和缺乏嫉恶如仇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嗟叹，时代可以变迁，但是人格却难改变，就如久囚笼中之鸟，即便面对无垠的蓝天也不再会飞翔；就如盆景中植物，就是给予了大自然的广阔也不再会长高。 具有这样人格的人，当给予了金钱和权力之后他们会如何呢？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看不起自己，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又去作践他人。他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而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却去损害别人的尊严。中国现在的不少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一个在道德上破产的群体的精神境界。 按照物质决定精神的说法，那些腰缠万贯身居高位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了。但是恰恰相反，非但这些人的精神境界没有提高，而且其丑恶本质倒是变本加厉了。为了这些人的丑陋人格，一些怪象应运而生：居然一些服务是以侮辱服务者人格来让被服务者得到满足的，比如跪下来服侍顾客，等等。“享受”这些服务的达官贵人绝大多数也曾穷愁潦倒。当年他们被别人看不起，现在他们有钱了，也要看不起别人了；当年他们的人格被别人践踏，现在他们有势了，也要践踏别人的人格了。对于他们来说，做主子的意义就是要别人做奴才。这正证实了我们的论断：主子和奴才在人格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占据了权势的上风。 有这样一个国人，他在网上这样激愤地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不被别人鸟，但是可以鸟别人。”这样的人，只知道主子和奴才，以做主子为目的，以做奴才为途径。如果做成了主子，就把所有他人变成奴才，把那些不愿做奴才的严加惩处。当然，如果做不成主子，就继续做奴才。 这是在长期的环境压迫和心理折磨下形成的病态的人格，绝无“自由、平等、博爱”可言，取而代之的是梦寐以求的对他人的践踏和复仇。 中国最近几年也出了一些精英奴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那些低眉顺眼的奴才和愤世嫉俗的奴才，前者的代表，南有秋雨含泪，北有兆山羡鬼；后者则有《狼图腾》、《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稍加注释）。 前者，酸滑甜腻、道貌岸然、犹如宦官，那羡鬼的歪诗和要华夏留“猪尾巴”的奏章都出自山东政客，这原本的圣人之乡和悲歌之地，何以在近代出得如此卑鄙龌龊之徒，难道真的这就是华夏内心堕落的缩影？不提也罢。 后者，声嘶力竭、仇恨满腔、犹如斗鸡，仗着对政局的揣摩和出人头地的向往，力图一鸣惊人，于是，不得不提。 他们全部的热情，在于树立敌人，煽动仇恨。他们把中国和整个西方敌对起来，借助煽动民族主义来误导人们，从而炒作自己。他们的“取代西方，率领世界”和“最终决定权”的豪言壮语真的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吗？就如同上个世纪他们在跳“忠字舞”时咆哮的“解放全人类”：把公民解放成奴隶，把可以决定政府组成和去留的公民解放成不认识选票的顺民，把公民解放成和他们一样的奴才。这就是他们慷慨激昂一旦有了“最终决定权”要把中国和世界带去的地方。 当然，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决定权，更不用说“最终决定权”，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曾有过一张选票，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因此，他们只不过在为一个他们奴颜婢膝而自己根本无法左右的权势在跑龙套而已。 他们所有的胆量，就是在“龙”和“狼”的阴影里向外狂吠，而决不敢离开“阴影”半步。他们不惜利用民族的性格缺陷以煽动仇恨和民主为敌，其全部所作所为只是奴才的愤怒。他们寄希望的就是那不曾被摧毁的“忠字舞”基础，竭力煽动的也就是新一轮的“忠字舞”。他们想方设法争取做新一轮“忠字舞”的领舞者，一想到主子的青睐，和由此而来的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他们的亢奋就无限高涨，字里行间的愤怒和仇恨就倾泻而出。 如果说那些“愤青”的仇恨还情有可原，毕竟他们涉世不深阅历有限，那么这些精英奴才则是处心积虑，唯恐“禁锢、等级、仇恨”在华夏没有市场。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既得利益者，那么现在该是他们回报的时候了；他们也许是上一次“忠字舞”的受害者，那么这次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要来领舞了。这些精英奴才的鼓噪隐含着一个对华夏长久的质问：中国为什么总是出这样一些哈巴狗？ 即便在苏联当时那样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卖身求荣。俄罗斯可以有索尔仁尼琴，捷克可以有哈维尔，但是中国却产出了郭沫若和这些“精英”。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相比，如同一滩脏水比之汪洋大海。他们何时弄断了脊梁？续了郭沫若的香火，却没有郭沫若的才气。令人不解的是，居然断了脊梁的还会如此狂吠，想必狂吠不需脊梁。他们煽动仇恨的声嘶力竭和他们面对社会不公的鸦雀无声相映成趣，可悲至极。 那些煽动对外仇恨的人，也就是那些鼓吹对内仇恨的人，当年的“红卫兵”就是典型，他们对外要“消灭”，对内要“砸烂”。“博爱”很难，但“博恨”却很容易，因为，“爱”是一个很容易喊的“口号”，但却是很难做的“行为”。为他人服务可以有多种形式：用舌头和嘴巴，用头脑和双手，用良心和灵魂。除了第一种，后两者都值得赞扬。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国第一种人实在太多了，把漂亮的口号挂在嘴上，干的却是损人利己的勾当。 我曾在杭州火车站看到这样一幕：一个要饭的人，想问一个年轻人要他吃不下的方便面，那年轻人难以下咽的神态使要饭者看到了希望，但是那个年轻人在厌恶地看了那人几眼后，居然在自己的剩面汤里吐了一口痰然后以极其厌恶的表情给了那个要饭的人。这样的缺德，需要什么样的人格扭曲和心理缺损才可以做得出来？ 每个人都可能陷入不得不讨口饭吃的的困境，难道手里仅仅有一碗剩汤面可“施舍”的人就觉得自己有践踏他人人格的权力吗？难怪有的官僚大权在握时必然贪赃枉法。无论是手里有一碗剩汤面还是炙手可热的权势，他们的人格都是一样的——“奴才”，于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必然一样——践踏他人的人格。在践踏他人的人格的同时，他们也证明了其自身人格的低下。 那个把痰吐在剩汤面里侮辱乞丐的人，肯定在学校里也曾把“爱祖国爱人民”喊得震天响。何以那样的教育形成了这样的结果，造就了缺乏同情心，连一口剩饭都不肯给予需要接济的人？不仅不肯接济，而且还要侮辱弱者的人格。难怪那些携款潜逃的官员老总，那些把爱挂在嘴边号称爱民族爱人民的人，实际上是一肚子仇恨嫉妒的奴才。他们的仇恨是如此地广泛，而他们的爱是如此地狭隘。他们能够爱的也就是他们自己和极小圈子中的人，而他们仇恨的却是整个此外的人和事物。 如果说狭义的“爱”是人类本能，那么广义的爱，亦即“博爱”，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前者产生了小范围之内的“爱”和对于此外的不解甚至仇恨，而后者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基础。 奴性——在华夏被刻意培育 从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人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从电影里看到下级在上级面前如同奴才，或是围着上级团团转，或是受到上级的恩惠而感激涕零。那些“辫子戏”更令人作呕。在一部电影里，一个高官在艰难中，得到别人送来几个红薯，他把其中一个掰开和小警卫员分享，“咱俩分而食之”，不仅博得了小警卫员的感激涕零，而且还博得了国人的满场唏嘘：啊，多么伟大的大官，和我们同甘共苦，赏给我们衣食住行。但是，既然可以分享一个红薯，那么为什么到了大权在握以后，却不让百姓分享一点点权利呢？我们可以不要那半个装模作样的红薯，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一张实实在在的选票。 但是，对于奴才来说，后者不仅仅根本没有必要，而且是自找苦吃；而前者，也就是那几个红薯的做作，才来得滋润，让奴才们且感动了去了。 这样的影视镜头，在西方的作品里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不符合平等原则。暂且不去说这些艺术描写是否事实，而这样的描写手法，正体现了中国的普遍价值观。西方人也会赞扬那些在艰难的时候给予不幸者帮助的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当你大权在握时，你是否能够和民众分享权利。如果你不，就让你下台，你那几个红薯的事情就算过去的竞选作秀而已。而且，在小民接受权势者的赠予时，西方人也绝不会卑躬屈膝。他们虽然心存感激，但是不会因此忘记他们是人格上平等的人。 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那趾高气昂和卑躬屈膝，那居高临下和感激涕零，代表了国人世界观中的尊贵和卑贱，给予人一种匍匐于权势之天经地义的说教。文艺作品中描述的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并非我所关心的，而那描述的手法则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人格的折射。 因此文艺作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正如大仲马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当然，大仲马时代没有电影或电视，否则他也一定会说电影和电视剧也是一个民族的秘密。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作品和教育成为了培养奴才的工具。奴才是培育出来的，就如同盆景，本来挺拔硬朗的松树，在多少代的培育之后变成了小巧玲珑仅供室内欣赏的“宠物”。培养奴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指鹿为马，到自称“奴才”、“奴家”、“在下”、“鄙人”，再到“忠字舞”，都显示了社会对于奴才培养的重视和把人分成等级的努力。在西方，即便经济上和政治上有那种对于人的无形的阶级划分，在人格上还是平等的，在法律上更加是平等的。就如同古希腊，这样的平等是法律和道德赋予的，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 一旦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社会便充斥着“奴性”，必然形成争先恐后地逃逸、争先恐后地出卖和争先恐后地争利。这可以用来解释一个本来不易解释的现象，亦即国人特别喜欢在非竞争场合争先。鲁迅道：“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对自己权利感到不踏实，总觉得目前几乎到手的只是主子的一时开恩，生怕主子改变主意，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他们急不可耐。西方人的从容不迫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的施舍，因此就不必迫不及待。正因为如此，一旦东西已经到手，国人就回到他们的本色，八字步，慢吞吞。 在西方，教育同时是人文的和自然的，前者给予独立的人格，后者赋予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在中国漫长历史上，教育扼杀的也正是这两者。首先扼杀的就是对于真理的探索精神，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被一些不理解中国的西方人认为是选拔优秀人才的方式，但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选拔方式和教育本身，扼杀了科学和民主。在循规蹈矩中，莘莘学子被训练成为唯唯诺诺因循守旧的官僚和既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民主意识的应声虫。华夏的科举制度是一个培养奴才和科盲的体系，并以此满足了社会体制的要求。那些才华出众和正义感尚未泯灭的人，最终也没有足够的道德力量去改造这个制度，而只能在这个制度之内寻求一些不及根本的修修补补。随波逐流——便是他们被迫的选择，或是他们无奈的结局。 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的学园和文艺复兴后西方的大学，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和敢于质疑权威的学者。西方的大学不允许宗教或政府对其所教授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干涉。大学就是独立于神权和皇权之外的独立王国，大学可以蔑视宗教和政府。这在中国根本不可想象。 中国的教育系统也以“百年树人”而引以自豪，但是其培养出的是什么人则十分可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数千年的教育制度所造就的人才，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奴才。尽管不是所有经过中国教育制度培养的人都最终成了奴才，但是这个教育制度确实把很多本来可以成为具有正常人格的人变成了奴才。 在中国自古至今，统治者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奴才，而被统治者的向往也是把自己培养成奴才。理由很简单，前者认为当（仅当）在后者成为忠实奴才后其统治就（才）可以稳定，而后者相信当（仅当）其成为前者的合格奴才后就（才）可以苟延残喘，甚至飞黄腾达。经过了长期的统治者的高压强迫和被统治者的自愿配合，在成为奴才这一事情上，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了高度的统一。这就是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年的超稳定结构的最本质的基础。这样的稳定，成为了统治者可以炫耀的“政绩”，也同时成为了被统治者可以感恩的“施舍”。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著名学府居然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笔名“梁效”，正是中国最著名两所大学的写作班子，一个为了权势而出卖良心的集体。悲哀莫大于此，因为这不仅仅是权势对于文化的践踏，而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集体出卖良心的实践。因此，那时的大学在制度上已经不是培养独立人格的场所，而是培养奴才的作坊和买卖良知的市场；大学已不能蔑视权威或探索真理，而是在为权势充当附庸和制造谎言。 “自古英雄出少年”，但是殊不知亦有“自古奴才出少年”。奴才从小培养首先来自于教育体系，学校首先教会小学生的就是一些假大空的口号，以及服从和仇恨。学校所不教的是说真话和勇于承担责任。有的学校甚至让小学生向路上行驶的小轿车敬礼。如此从小培育仅仅尊敬并屈服于权势和利益，实在令人作呕。其次，也来自家长的言传身教，教育孩子要“听话”，要“乖巧”、“会看眼色”，这些无非就是“见风使舵”和“趋炎附势”的前奏。中国的家长很少会教导孩子正直。家长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存技能，很快在孩子成年之前就传给了他们，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就如同他们的家长在道德上的复制品，代代相传。 在中国的学校里，有着太多的直接教人说假话的口号，恕我不再举例。但是我需要在这里给出反面的例子，一个加拿大的普通小学是如何教导小学生的。这是一个小学的宗旨：“本校的使命是精心培育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激励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的主动性，让孩子成为有责任心的、宽容的和自信的世界公民。” 在学校的一面墙上贴着一位美国仍然在世的作家H. Jackson Brown Jr.的语录（请注意，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 1． 以身作则。2． 以慷慨的行动度过每一天。3． 从不错过表达你爱他人的机会。4． 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5． 不管经济条件是否允许，都设法和家人度假。6． 即便孤立无援，也要坚持你的原则。7． 用你所拥有的平和、健康和爱来衡量你的成功。8． 当他人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9． 忠实于你的配偶、奉献于你的孩子。10．为你的社区和国家服务。11． 勇敢地面对逆境。12． 说真话。13． 保有一颗感恩的心。14． 明智地理财。15． 在寻求生活更大的快乐时，不要忽视小的乐趣。16． 认识虔诚的力量。17． 理解宽恕的力量。18． 对人的爱胜于对物的爱。19． 寻求善。20． 追求真理。21． 期望最好的结果。 其中有一些警句无疑是给成年人的，因此我相信这些警句既是给小学生的，也是给教师和家长的，让其出现在小学里也用心良苦，小学生不仅会随着这样的教导走向成熟，也会从小就开始理解成年后的生活意义和责任，甚至现在就会带回家里去和父母共享。这样教育出来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不会是趋炎附势的奴才。我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小学里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教导，而不是假大空连篇的说教。 当奴才心理的人被赋予权力的时候，其结果是可堪担忧的。中国历史上的历届政府确实有理由担心一旦民主和自由，中国就无法统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成了一个典型的两难。一旦遇到高压就噤若寒蝉，一旦赋予权利就忘乎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奴性，造成了很现实的担忧。但是这样的担忧本身至少一部分是历届统治者自己制造并且深化的。国人的奴性是一代代加深和固化的。每一代的统治者都会把他那个时代国人的奴化作为无法给予他们权利的理由，而其统治本身又加深了这样的奴化，这样一种正反馈就一代代沿袭下来，“发扬光大”，时至今日，已积重难返。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9）文：林炎平 莫名的敌意——中国和西方的冲突 理解西方，对国人来说绝非易事。西方，那是一个综合了令国人困惑的理念和制度的集合体。国人从困惑中更是演绎出一些错综复杂的情感，向往、崇拜、恐惧、妒忌、敌意，虽然莫名其妙，但却根深蒂固，伴随他们成长和老去。在所有这些复杂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情感中，最不合理但却最普遍的是“敌意”。 其实，中国和西方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敌意的产生。尽管这些敌意莫名其妙，但却在中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在中国对西方的敌意中最严重的当属对美国的敌意，而美国却是所有国家中和中国利益冲突最小、且最没有历史纠葛的国家。 庚子赔款——中国百姓受益 实际上，敌意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创造敌意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历史纠葛，而是为了当今的现实利益。那些历史纠葛仅仅是被用来制造敌意的借口。其中，最被重笔浓墨的事件是“圆明园”和“庚子赔款”。 圆明园事件，美国没有参与；庚子事件，美国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如果说美国曾经向当时的中国（满清）索赔过的话，那些赔款也绝大部分还给了中国，而且比中国政府（满清王朝）更加恰当地花了这些钱。中国的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就是用庚子赔款办的。如果没有“庚子赔款”，那么这些钱就会成了满清穷奢极欲的皇家园林和穿肠而过的山珍海味，而不是培养人才的大学。但是，庚子赔款被反复宣传，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仇恨；而这些赔款最终返还给中国并且办了造福于国人的教育事业却不予提及，以免国人产生对西方的好感。历史就这样被刻意地扭曲了，敌意自然就产生了。 如果美国可以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那么就没有别的西方国家不能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了。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中，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受尽西方欺凌压榨的屈辱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兵祸连年，赔款割地，到了1900年（也就是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发展到了高峰。这场战争因义和团运动而起，失败的清政府次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按照该条约，中国必须向各国赔偿损失费达4亿5千万两白银之多，分39年付清。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亿5千万人，即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约合当时的0.70美元，相当于现在（2008年）的16美元或者100人民币。庚子赔款的各国分配如下：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yicSrW38KdpFslpPYn2TORu5KdgUnFbq8goyzx1xicMib2AX4iahkntJKg/0?wx_fmt=jpeg 下表是庚子赔款的美国部分退还给中国的时间和金额：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ntf6xmLQrUQbND0YTHAMrWqksjKC8OvOLMh5RCJxWK9wOEZFK4kibpA/0?wx_fmt=jpeg 亦即，庚子赔款协议中应该赔偿给美国的2400多万美元，后来美国退给了中国近2900万美元。退给中国的比赔偿得的还要多，这是由于其中有利息的计算，实际上相当于美国把这些赔款的一半以上退还给了中国。 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把“庚子赔款”描绘成“丧权辱国”，宣传到尽人皆知，激发起了无数热血青年对西方的憎恨与愤怒，我曾经就是其中一个。但说到庚子赔款的起因“义和团运动”和庚子赔款日后与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为人熟悉了。我们先按下“义和团运动”不表，先来看看清华大学和庚子赔款的关系。 美国政府用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清华大学的建立便是其中一个项目。这就是国人从来没有被中国的教科书告知的这个历史故事的另外一面，亦即被刻意掩盖的一面。 事因《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一部分有识之士建议罗斯福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这得到了总统的认可。罗斯福总统在说服国会时称：“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美国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广泛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当然，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造就一批从精神到知识上追随美国精神的中国新领袖，这无可非议，更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因这一措施受惠良多。12岁的詹天佑被选送为首批公派留美学生，他日后设计修建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即“京张铁路”，使其被尊为“中国近代工程之父”。在后来的学子中还涌现出了五四运动的急先锋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可以说，美国的资助在许多领域中造就出了一批出色的精英人才。他们是近代中国的脊梁，历史因他们而改写。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fV7S2QiaYqoicVCLhnEHZDAIo7LwJfF1SF3HAUN5vaFT1or8LJ9VpICg/0?wx_fmt=jpeg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合影 继美国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陆续放弃和退还了庚子赔款的余额，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和开办实业。 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一开始的清华大学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生，因其办学经费充足，物质基础坚实，发展非常迅速。有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个保证，当然就来自于庚子赔款的美国退还部分。 美国先后在中国开办了12所教会学校，以及慈善医院。除政府外，美国民间也给中国的文教事业以很大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便有资助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说到美国在中国的办学，就不得不提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作为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呕心沥血，带领燕京大学由一间“几乎无人理会”的学校和“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跻身为世界一流学府。 在中国，司徒雷登几乎家喻户晓，但却是作为负面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论定，其他历史事实便被人忽视了： 人们忽视了燕京大学从选址到筹集资金都得益于司徒雷登不遗余力的东奔西走，尽管他开始非常不愿意就任。为了筹集善款，“神经系统没有斗牌技能和兴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正直和清廉。在主政燕大的14年间，他为燕京大学募得数千万元的善款，全部使用规范，管理得当，没有一起用款不当的现象。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注入了宽容和不畏强权的灵魂。在燕大学生南下进行抗日示威时，司徒雷登公开支持学生：“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结。“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他率先站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列，抗议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军关押了四年之久。甚至在弥留之际，他还希望能再回中国，死前遗愿是和他的夫人一起埋骨燕园。 人们也忽视了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师生的无微不至。司徒雷登能够清楚地叫出燕大每一位师生的姓名。冰心回忆说：“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XibNtcoOj62Vu4ic6PbryahxnlwVPmFkeuolMvTPuNicpAGNb7ErGUQjA/0?wx_fmt=jpeg 司徒雷登 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大标语下，这些都被刻意地忘记了。1952年新华社发表了一则题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 — 记燕京大学“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的报道，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行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学者的调查报告是在为美国从事情报侦察，英语教学是在腐蚀中国学生的心灵。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物上，司徒雷登是美帝国主义的大特务分子。 司徒雷登是那个时代西方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一个缩影，而毛泽东对于他的评价则是中国对于西方的态度的一个代表。于是，所有西方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被描绘成掠夺，即便在中国做的善事，也都被冠以“文化侵略”。 于是，我们看到了庚子赔款对中国的侮辱，遗忘了清华学堂的建立；渲染了割让租界的屈辱，无视了上海和香港的崛起；把晚清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动荡归结于西方的洋枪洋炮，而不正视近代中国摆脱愚昧走向科学和理智的积极影响正是源于西学西风。 其实，每个民族都希望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世界，一如每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这不是过错。西方在经过“文艺复兴”复生的“人本主义”和改良的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有抱负的人都把能够在世界各地普及这些理念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想是正确的，确信其可以给世界带来光明。他们未必选择了一种普适的方式来弘扬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理想是普适的。不管西方那时的“文化侵略”有什么缺陷，西方都没有像满清那样从精神和物质上压迫中国人，更没有从肉体上屠杀中国人，而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念。我们可以质疑西方的动机，但是无法质疑其结果。诚然，即便从动机上，西方也没有什么险恶用心，从行为上，更没有制造什么惨案。 西方在中国诸多善举却乏恶可陈 西方在中国的办学，远远不限于庚子赔款的钱，也不只从庚子赔款才开始，也绝不局限于那些世人瞩目的大城市。我曾经在山西太谷住过数年，那是太行山麓的小城。也许有的人还知道，那是孔祥熙的老家，其房产当时大部分被一个师范学校占用，我家住的可能就是以前孔府佣人住的房子。我说的事情和孔祥熙关系不小，而和美国关系更大。 太谷有一个“山西农学院”，还有一个“人民医院”。我初到太谷时还是半大小子，当时听别人说“铭贤学校”和“铭贤医院”，知道前者就是“山西农学院”的前身，而后者就是“人民医院”的前身，并且据说这些都是美国人办的。我很惊奇，美国人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办学校和医院吗？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美国被描绘成恶魔、中国的头号敌人，我对此当然深信不疑。于是我就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会在中国一个偏僻的小城办学校和医院，要么是当地人胡诌乱扯，要么是美国人另有阴谋。我同学的奶奶知道这些事情，有时叹息着“人家美国人不赖。”意思就是美国人很地道，很厚道。那神态分明是为一个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抱不平，于是我就更加困惑。这样的困惑和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我开始注意这些完全不同于正统宣传的现象。我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澄清我的质疑，当时我并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但是我显然逐渐感觉到了和宣传大相径庭的真实的美国。当然这仅仅是感觉，这样的感觉还将在此后很多年中被验证和纠正，直到我后来终于搞清了来龙去脉。 历史事实是这样的，1907年，孔祥熙接受美国欧柏林大学的资助，在太谷创办了铭贤学校。当时只是所小学，孔祥熙自任校长，后来发展成为铭贤中学，铭贤学院，直到后来的山西农学院。美国人在山西太谷开办学校和医院的资金来源和庚子赔款没有关系，都是美国的民间捐款。1949年开始，中美交恶，两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都中断了，于是，美国的捐款无法抵达这些学校和医院。但是这些款项都保存在美国的基金会，分文未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在改革开放后，又如数给了山西农学院等相关机构，连本带利，分文不少。如此诚意令人唏嘘，如此胸怀令人惭愧。 但是一些人为了煽动国人对于西方的敌意，把所有历史上西方向中国的文化交流都歪曲成了“文化侵略”。其实，中国在清朝咸丰以前和西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明朝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当时有不少很有名望的传教士到中国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未知的真实世界和一个崭新的思想境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凭着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和对自己理想的执着，在中国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也许有人会质疑说他们绝不是为了中国来奉献他们自己，那么就让我们这样说好了，“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在中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东渡的鉴真非常相似，都给异国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他们和鉴真也有不同，如果说鉴真带去的更多是来世的希望，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今世的福祉。如果我们赞扬鉴真，就不得不更加赞扬他们。后来有人把这样的文化交流描绘成文化侵略，显然是一种有悖道义和逻辑的说法。如果这是文化侵略，那么唐朝的鉴真呢？唐朝的玄奘呢？按照这样的说法，鉴真就是叛逃日本去了，而玄奘则是帮助外国侵略了中国，他们都是卖国贼，因为一个把中国的文明“出卖”给了日本，而另一个用西天的文化“侵略”了中国。按照他们的逻辑，鉴真和玄奘在日本和印度也不会有好名声，前者对日本进行了“文化侵略”，后者对印度进行了“文化盗窃”。 满清从乾隆开始越来越对于西方采取不容忍的态度，这种不容忍最初不是政治的，因为西方对于满清还不构成任何政治的威胁，尽管也许有一些道义上的威胁。这种不容忍当时是文化层面上的，清朝咸丰开始才变成了物化的冲突。 于是有了鸦片战争，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有了圆明园，有了香港，有了澳门，有了五口通商。正是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西方人被描绘成了恶魔，那么我们来看看西方人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损害中国人的事情。 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即“石太线”，是法国人修的。那个时代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修建仅仅隧道就多达30个的铁路，是非常艰难的。娘子关，号称天险，由于唐朝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率领的娘子军在这里驻守而得名。河北井陉到山西阳泉这段路是全程最艰难的一段。列车在80年代以前通常只能开到时速40公里，一路上不是隧道就是桥梁。其中一条隧道长达27公里多，至今还是中国最长的隧道。我在大学年代每年数次坐火车通过这崇山峻岭间，耳边响起赞颂平阳公主的诗句“战马萧萧不下鞍，金鼓声声剑光寒。平阳公主应犹在，威名永镇娘子关。”眼前一片悲凉的山峦叠嶂，列车艰难却平稳地驶过，这一切将久远时光的唐代和遥远空间的法兰西，极具反差地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来自内心的深深的责问。 香港经过了英国人的百年统治，从一个小村子变成中国最繁华的世界著名都市，这些成就完全是在英国人统治下完成的。当然，历史上港英当局在1922年省港大罢工冲突中的“沙田惨案”负有责任，这个事件在中国大陆的说法是死了6人伤了数百人，但是比较真实的数据是死了3人伤了8人。不管死伤规模是多少，都是值得谴责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死伤数据时，是否也想到了另外一些由中国人制造的惨案？公正地说，西方在华夏的过错，远远不及国人自己对同胞的伤害。香港人对于英国的统治心知肚明，很多香港人争先恐后设法取得英国护照，就是明证。正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如果不以德治国，以“大道”治国，人们哪里会追随统治者。 澳门，和香港几乎一样。只不过统治澳门的是另外一个西方国家葡萄牙。那里同样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上海那时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有许多西方国家的租界，西方来这里发财的人不少，发不了财的人更多。在这些租界里也没有发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残害，而曾经是贫穷渔村的上海却因此成为了中国大陆最为发达的地区。那由西方人设计建设的外滩，从那时起多少年来都是，并且至今也是，上海人的骄傲。 德国曾经统治过青岛，留给中国的青岛啤酒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的遗产。今天的青岛啤酒公司的前身是日尔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青岛啤酒是中国在国内和海外最著名的啤酒品牌，占了中国啤酒出口的50%以上。 在日寇进行南京大屠杀时，是西方的一些机构用自己狭小的租界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地收留了中国平民和守卫南京失败后逃命的中国士兵，使他们免遭日寇的杀害。也是西方人用自己的勇气和途径记录和传递了关于南京惨案信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最真实的记录来自西方人，最及时向世界揭示了南京惨案的也是西方人。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最后一条供给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整个大西南中国军民面临弹尽粮绝的危险。是美国的空军运输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的航线，从美军控制的缅甸等地向中国空运物资，堪称世界航空史上空前的壮举。由于这条航线海拔很高，险峰遍布，不少高度超过了当时飞机的巡航高度，因此飞机在飞行中不得不经常爬高到超过巡航高度才可以越过这些山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美军飞行队被中国当地百姓美誉为“飞虎队”。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三年里，“驼峰航线”的美军飞行队损失了468架飞机，牺牲了1579名飞行员，以这样惨重的代价为中国空运了73万多吨的战略物资，保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物资供应。还有比此更够朋友的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XiaYoagc21gmpsUcg6AJc5SCTNuCPDwtyB4GdLibhvgshsBXp5ribEE6A/0?wx_fmt=jpeg 美军飞虎队 这些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在他们所抵达的远离故乡的居住地，用他们的智慧建设了这些地区，用他们的理念改善了当地社会。诚然，他们来到这些地方的本意并非施舍当地人，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的的确是一片繁荣的土地。如果他们不被迫离开，他们将和当地的人民一起继续这样的繁荣昌盛。 不仅仅是物质的丰硕成果，而且是精神的进步文明。不管我们如何贬低香港为“文化沙漠”，香港人的整体素质远远高于大陆的国人却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普通公民的诚信和敬业的程度，香港官员的廉洁和奉公的程度，都是大陆所远远不能企及的。不管我们的偏见多么强烈，这样的事实却无法抹杀。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7） 文：林炎平 中国奇迹——还是西方奇迹 那“江河湖海”才是“奇迹”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发生在“水塘”里的由“江河湖海”创造的奇迹。——作者 奇迹的产生 经济的突飞猛进近年来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所谓金砖四国“BRIC”，亦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几个曾经在世界经济上比较不起眼的大国，近几年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的GDP年增长更是超过了10%。于是“中国奇迹”之美誉也不胫而走。这样的赞誉是不过分的，但是，受到赞誉的对象可能不完全正确。其实，“中国奇迹”实际上是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一个普遍的现象，亦即所有发生这些“奇迹”的国家，都是过去经济不太发达和比较封闭的地方。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奇迹”的发生绝不是由于这些国家自己有了产生奇迹的灵丹妙药，或者是具有别的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勤奋努力，而是，这些国家有着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优点”，亦即，低廉的人力资源，众多的熟练工人以及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发达的贸易。 如此奇迹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奇迹当时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熟练工人、低廉工资、稳定政局、开放贸易。无疑，这些是“奇迹”产生的充分条件。 有人说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的贸易是中国吃亏了，理由是，中国用数亿件T恤衫才可以换来一架美国的波音747，言语间愤愤不平。实际上，此例恰恰证明了中国和西方之间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理由很简单，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贸易，那么中国就是用无数件T恤衫也不可能换来波音飞机。如果中国闭门造“机”，那就是再花费数百年时间也难有波音747。 正是有了西方倡导的被一些人诅咒为“不公平”的自由贸易，才使得本来只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得到高技术产品。如果没有这样的贸易，中国生产的数亿件T恤衫还是T恤衫，数亿条牛仔裤还是牛仔裤，而永远不可能把它们变成波音或者空客飞机。然而，作为西方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T恤衫和牛仔裤，他们也照样可以生产出同样的T恤衫和牛仔裤，当然质量更好，只是比较贵一些罢了。 贸易，从统计上来说，永远对落后的一方更加有利。那些极其贫穷的地区可以通过贸易变得比较富裕。比如，那些穷得只剩下绿水青山的地区仅仅倚靠开发风景旅游就可致富。这就是贸易，亦即金钱和旅游资源之间的交易。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易，那些山水风景就不会有经济价值，青山绿水依旧，贫穷落后如故。因此不难理解，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世界贫富变得更加平均，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变得更加不平均。相反，如果没有了这样的贸易，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将是没有极限的。 当然，贫富差距缩小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工业产品的贸易中，受损害最大的是那些富国的蓝领和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技术含量比较低，因此最容易被穷国的劳动力所替代，导致富国的此类工人失业。 资本总是寻求最大的利益，就如同人们总是把自己的余钱或买股票或存银行，目的就是得到更高的回报；当然劳动力也寻求最大的利益，人们总是希望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力流向工资更高的地区，而资本流向利润更高的地区。在没有制约时，这两个流动是必然发生的。当然，现在的世界，并非对此完全没有制约。 在发达国家，一定有法律和措施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这个法律的制订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移民的流向是一边倒的，亦即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迁徙。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屏障都是美国方面设立的，而墨西哥则不必担心美国会有人以偷渡的方式移民墨西哥。出于经济目的的人口迁徙必然导致许多富裕国家公民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被这些乐意接受更低工资的移民所吞噬，以及担心贫穷的外来移民会带来社会不稳定。但是，这样的人口迁徙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欢迎，他们通常是低价劳动力的雇主，因为这些移民的涌入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劳动力可供选择，因此也可以付更低的工资。 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法治、民主和人权通常比较健全，即便对贫穷的外来移民，雇主付给他们的工资也不能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而这样的最低工资仍然比穷国的平均工资要高很多。比如，加拿大现在的最低小时工资大约是11加元，相当于人民币50多元。而中国目前一般蓝领的小时工资不会超过人民币10元。加上发达国家远远好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于是，移民的经济动机非常强烈。 这些差异既造成了人口迁徙的动力，也形成了资本迁移的动力。为了获取更大利润，资本向低工资和低人权的地区趋之若鹜。于是，一种和人口移民目的和动机一样的“资本迁移”出现了。如果说人口迁徙还受到许多法规约束的话，那么“资本迁移”则几乎不受任何约束。 资本迁移和人口迁徙都将导致贫富差别缩小，人口迁徙会造成富国的一般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降低，而资本迁移的结果也是相同的。 这种“资本迁移”的动机是和“人口迁徙”同时出现的。只是由于过去的交通不便，产品很难在穷国生产后迅速运到富国，因此那时前者的规模不会很大，从而前者不如后者明显。而现在的交通，已经完全可以把生产所在地和消费所在地分开，它们实际上可以分别处于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不影响生产或消费。对于北美和欧洲来说，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放到零售商的货架上和把本国生产的产品放到货架上所需的时间仅仅相差了4个星期。如果考虑到在中国可以增加工时使得生产周期变得更短，实际上两者相差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两周，甚至更短。而运输费用则由于航运的发达而变得非常低廉，现在一件T恤衫从中国运到美国的全部费用还不足人民币0.50元。有的行业甚至根本不存在运输的问题，比如软件外包和客户咨询服务，现代通讯技术使得这些行业完全可以不考虑地理因素。 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自然就非常容易做出流向穷国的决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世界各个发达地区的资本随着这些境外企业在中国设立的生产基地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加工基地。广东一些和香港毗邻的地区首先旧貌换新颜，深圳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的渔村脱胎换骨成了现代化大城市。这种“奇观”，似乎有一种伟力，可以点石成金，只要它所到之处就有奇迹呈现。然而，对于这样的奇观，少有人理解个中原因。 中国最近几年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甚至引发了对于制度的辩论。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优越的，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多年以前的关于苏联制度和西方制度的辩论。有心人应该还记得当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访华时讲演中的一句话“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深信我们的制度。”显然，里根相信美国的制度优越于中国当时的制度。那么是否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的制度已经开始优越于他人了呢？ 在苏联时期，关于制度的辩论也甚嚣尘上。在1920年至1940年期间，当时西方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而苏联的经济增长非常可观。有人据此下结论，苏联的模式更加优越。当时苏联在美国招募工人，有美国工人对美国经济信心不足，而对苏联充满好奇和憧憬，因此移民苏联，成了苏联公民。这些美国人后来在返回美国的过程中历尽艰难曲折。由于当时移民苏联的美国人数量不多，这一段历史在今天几乎被人遗忘。重温这段往事，令人无限感慨。 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昔日苏联的情况大不相同。苏联那时主要是自己闭门发展生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和消费脱节，许多产品并非消费者所需，于是造成了积压，而许多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又没有人生产，因此发生了短缺。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苏联瞩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其人民带来什么实惠。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也出现过同样问题，甚至更加严重。但是，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对外开放带来的，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经济增长直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实惠。尽管还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和30多年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今天的繁荣是在30多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过去的商品短缺情况已经不再存在，今天商店里充斥着琳琅满目的各式产品。短短三十年，天翻地覆，称之为“奇迹”毫不过分。 奇迹的原因 唯一有争议的是，这“奇迹”的产生原因。如下是我的“水塘理论”：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水塘里，其水位和外面的江河湖海无关。这正是中国过去的经济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就如同一口与世隔绝的水塘，不仅水位很低，而且水质也很差了。 在“水塘”的外面，是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海”，不仅水位高企，而且水质很好。 在“水塘”和“江河湖海”之间仅隔着一个水闸，其将水塘和江河湖海拦腰截断，使得水塘内外断然两个世界。但此水闸并非江河湖海所为，而是水塘的手笔，所谓“广纳百川”即是江河湖海的气度，而闭关锁国则是水塘的性格。于是，决定是否开放水闸就完全取决于这个与世隔绝的水塘的管理者。 且不说这水闸打开的过程如何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但看被打开时激动人心的情形。只要水塘的水位足够低，而江河湖海的水位足够高，便有清波汹涌注入，这曾经与世隔绝的水塘在顷刻之间水位升高且水质改善，此“奇迹”发生的速度和水闸的开启程度成正比，也和水塘与外界的水位差成正比。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结果。如果以上是一个宏观描述，那么如下给出了微观机制。 有两个相距不远的岛屿，“西岛”和“东岛”，前者经济发达，人民富裕。而后者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当“东岛”最终决定向“西岛”开放的时候，两岛的经济差距已经非常大了。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异，“西岛”的企业主自然想到“东岛”去办企业，把产品运回“西岛”来销售，使得成本显著降低、利润大幅提高。此时“东岛”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东岛”在自己完全不创造任何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就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本、技术和订单，由此迅速地发展起来。其发展的速度和“西岛”投入的资本、技术以及订单成正比。 “西岛”资本投入“东岛”的最大动力是巨大的劳动力价格差异。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另外有一个岛，其他条件和“东岛”差不多，但是其局势不稳定，其对资本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另外还有一个岛，由于文化的关系，那里缺乏吃苦耐劳和心灵手巧的劳动力，其投资吸引力也会被大打折扣。 正是由于这得天独厚的投资环境，“东岛”成为了“西岛”的投资首选，经济就此突飞猛进。也正由于此，“西岛”的劳动力受到冲击，一部分劳工被“东岛”的廉价劳动力所取代，他们只好转而寻找其他的不容易被“东岛”的劳动力替代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东岛”享受了“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即刻成功，而在“西岛”经历的则是更加复杂的调整。 “西岛”的首先投资“东岛”的企业在最初得到了高回报，但是“西岛”企业的利润并不能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因为，“西岛”的企业彼此效仿，都到“东岛”去办企业，由于“西岛”的自由竞争体制，“西岛”整体的零售价格很快就会降下来。商品价格的下调使失业的“西岛”劳动力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但这并不能弥补他们的损失，对此我们将在稍后讨论。 由于“西岛”在“东岛”不断投资和开办企业，“东岛”的劳动力便得到很多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的繁荣会逐渐造成“东岛”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样的上涨是有极限的，其理论极限是“西岛”的劳动力价格，尽管达到这极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差距会逐渐缩小。 于是，“资本迁徙”造成的直接损失是“西岛”劳动力失业，进而是其政府税收减少；受益的是“东”岛的劳动力和其政府税收。从短期来看，“西岛”的损失是必然的，而“东岛”的受益亦是预料之中。由于投资涌入，纳税剧增，“东岛”政府财政会越来越好，而“西岛”则不得不为贸易逆差而头痛。从长期来看，“西岛”可能得到的收益是其不得不由于来自“东岛”的竞争而另辟蹊径，力图在其他更加先进的领域取得和保持领先的地位。但是这个过程将是漫长和不无痛苦的。 由于以上原因，“东岛”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技术和生产基地。“东岛”的人也很容易地得到了此前他们根本不会生产的产品，比如飞机，电视机，电脑等等。 而“西岛”，则得到便宜的产品。这些产品本来“西”岛都是可以自己生产的，但是资本的外逃迫使他们教会“东岛”如何生产，然后“西岛”自己反而不生产了。不久，这些产品的零售价一降再降，“西”岛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生产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西岛”一部分可以由“东岛”取代的劳动力的收入将不可能提高，因为他们的工资正在受到来自“东岛”的可以替代他们的劳动力价格的限制，于是，“西岛”的这些劳动力的价格在“东岛”相应的劳动力价格提高到和他们相仿水平前不可能提高。这是“西岛”的劳动力不可能等待的，于是他们必须寻找其他的不能被“东岛”替代的工作。但是，由于“东岛”劳动力取代“西岛”劳动力是进行性的和由低而高的，因此对于“西”岛劳动力来说，就业将步履艰难。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亦即和“东岛”进行贸易使得“西岛”的人们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从而抑制了“西岛”的通货膨胀，使得“西岛”的人们享受到了实惠的价格。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厢情愿的托词，数据统计和分析证明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其实，“西岛”所有的商品低价都是以牺牲“西岛”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作为代价的。对于“西岛”上可被“东岛”替代的劳动力来说，他们为这些便宜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更低的工资，所有这些来自“东岛”的低价产品都伴随着更低的“西岛”同类工人的工资，他们的购买力实际上由于和“东岛”的贸易而恶化了。 然而，对于“东岛”来说，其得到的好处还远远不限于上述那么一点点经济上的，而是更加深远的。由于“西岛”需要在“东岛”进行生产，“西岛”必须给“东岛”提供设备、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些比“西岛”给予“东岛”的资金和订单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西岛”实际上是把自己多少年来创造的财富一起搬到了“东岛”，特别是把自己长期培养的生产力送给了“东岛”。对此“西岛”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从“东岛”购买价格较低的产品，而对于“东岛”来说，将这些产品卖给“西岛”比其在“东岛”销售的价格还要高。因此，可以说这样的贸易对于“东岛”来说是万无一失。由于从“西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输入，以及对于生产“西岛”产品的要求，于是相应的配套就会在“东岛”发生，比如道路、桥梁、水利、电力、楼宇等。这些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东岛”将以比在“西岛”更快的速度进行。“东岛”的速度将导致“东岛”和“西岛”之间的差距快速缩小。 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西岛”会把自己过去的劳动成果智慧结晶全部拿到“东岛”去，而不是建设自己的“西岛”。这其实并非“西岛”上人们的意愿，而是“西岛”资本的意愿。 这是资本的力量，资本不分善恶，资本也没有种族歧视。由于资本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他们对于资本的支配绝非按照“西岛”或者“东岛”的利益，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正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趋，把本来属于并可以留在“西岛”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都给了“东岛”，以期他们在“东岛”的投资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当然，这样的高回报是短期的，在“西”岛的大部分企业蜂拥而至“东岛”后不久就告结束了。亦即，所有企业都把生产基地留在“西岛”而不进入“东岛”，和所有的生产基地都挪到“东岛”的最终利益回报是一样的。但是，一旦有企业把生产基地挪到“东岛”，其他的企业就不得不效法，否则将会由于相对高企的成本而无法竞争。 “西岛”之对于“东岛”的行为，就是名副其实的“授人以渔”，教给了“东岛”“渔猎”的方法。甚至还不止于此，因为还给予了“东岛”所有“渔猎”所需的工具。而“西岛”得到的是“东岛”“渔猎”所得的极少一部分成果。国人是知道“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差别的，因此对于后者高度评价，而后者就是西方在和中国贸易中的所作所为，这并非西方最初的动机，但却是结果。 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因此，这个所谓的“中国奇迹”，其实正是“西方奇迹”，这是一个表现在中国的“西方奇迹”。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资金，都是由西方提供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在“民主和科学”一章中的阐述，那我们一定知道，资金或者资本就是昨天的劳动，而技术更加是昨天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亦即，“中国奇迹”是西方积累的智慧和劳动所带来的，是由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所带来的，只是它表现在了东方的这片土地上。亦即，中国是靠由西方提供的生产力而创造了“奇迹”。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发达的运输，这是西方所建立的。离开了快速和大容量的运输，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就不可能成立。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是西方所发明的。离开了这样的技术和设备，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的生产。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高效的管理，这是西方所创立的。离开了这样的高效率，许多硬件就无法有效运作。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庞大的资本，这也是西方所积累的。没有这样的资本的投入，中国的任何基础设施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长足的进步。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广阔的市场，这是西方所开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中国的产品就不会有销路，因此以上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 那么中国提供了什么？绝无仅有——劳动力——也就是今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和西方的所有上述条件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奇迹”。 中国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国门打开，让西方寻求更高利润的资本流入，随之而来的是技术的引进、设备的投入、管理的输入、订单的涌入。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条件，这些资本将不会有这么大的动机流入中国。比如，如果没有发达的运输，一些订单就会由于时间的原因而无法在中国生产。现在从中国始发的远洋货轮仅仅需要14天就可以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长滩港或加拿大的温哥华港，略多一点时间，就可以抵达欧洲的一些主要港口。这就使得许多订单在中国制造成为可能。 数量众多并且听话的劳动力，稳定的政局，是另外几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保有不是没有代价的。国人对于权势的服从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要求。西方在一些其他国家的投资要面临比中国更大的风险，因为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远没有中国工人听话。但是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诚实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订单都和创造力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缺乏诚信暂时还不至于导致资本的流失。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这样的社会风气和民族性格没有改进的话，迟早会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东欧并没出现中国这样的高速度，主要是由于东欧原来的计划经济远比中国的要成熟和有效得多，所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难免藕断丝连、恋恋不舍。毕竟，他们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那些成就是过去的中国可望不可及的。而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乏善可陈，因此在奔向市场经济时毫不留恋、义无反顾。这并非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有比东欧更好的政策或者制度，而是当初的计划经济实在太失败，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已经“破釜沉舟”，当然只好“绝地反击”。另一个原因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初期，东欧的工资水平比中国要高不少，这也是由于过去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决定的。这样一个成就，反而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阻力。 迄今为止，“中国奇迹”仅仅是引进和照抄的代名词。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观，一些问题被掩盖了，比如所有制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但是对于私有制并没有从法律上进行完整确立，土地的所有权将会很快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体制的问题，一些在发达国家如过街老鼠的问题，但在中国却司空见惯，比如官商勾结的问题、社会福利欠缺的问题、人民对于税收使用的话语权的问题。最终，是人民的政治权力问题，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的问题。 中国利用西方的私有制的成果（技术、科学、高工资、高效率）和中国公有制的成果（低劳动力价格和低劳动者权益），创造了现在的增长速度。但是这样的靠在低工资基础上的照抄和引进所带来的增长，将会是有极限的。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排在100名左右，这样的低工资还可以使得中国维持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必然是有限的。 因此，那些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于中国的制度的言论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经济将会继续以比西方国家更高的速度发展，但是这绝非由于一些人所说的制度，而是由于“水塘”水位的差异。显然，仅仅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评价一个制度是非常不充分的。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由于其起点非常低的池塘。只要池塘的水位足够低，水闸的开启足够大，池塘的水位就会高速增长。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8） 文：林炎平 中国模式——穷国廉价劳动力伤害富国蓝领工人 另一些人说现在的世界贸易是西方剥削中国，他们的说法基于这样的分析，即通常西方零售价格中仅仅有10%的价值是在中国创造的，言下之意是西方把最苦最累的那一小部分给了中国，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比例，而是，西方给予中国的这一部分加工费对中国和西方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在欧美和中国的生意例子说明，中国工厂给予美国进口商的离岸价格通常是其最终零售价的1/5到1/4，有的比较高端的客户可以达到1/10。其实这个比例并不重要，如果仅仅从比例上来说，也可以达到比这个更低的。 为了便于阐述这个问题，可以把一个产品的成本构成大致表达为： T(总价格) ＝ M(材料) ＋P(加工) ＋D(设计) ＋C(管理) ＋F(金融) ＋R(零售) 以上抱怨西方剥削中国的人所说的就是在总的价格中只有劳动密集型的P（加工）和一部分M（材料）是在中国做的，而其价值仅仅占到了总的零售价格的一小部分。 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如果这个加工不在中国进行，那么P（加工）这一部分在西方的加工成本大致是中国加工成本的5倍。这仅仅是加工费用上的差别，而材料部分的价格差异就没有这么大，所以产品的离岸价格大约是西方本土生产价格的1/3。但由于运输费用，远程控制费用和时间的增加，最终对于零售商来说，他们最终为抵达其仓库的海外生产产品付出的费用大约是本土生产的1/2。这样，本来在西方国内的加工成本20美元降低为10美元。但是，这并非产品的全部成本，其他成本并不由于在海外生产而降低，比如设计，仓储，管理，金融等等，我们不妨假设其成本为5美元。这样，其零售商的进货总成本为15美元，于是其零售价可以设置在50美元，产生的毛利35美元用来支付各种和零售有关的费用，比如，广告、人工、房租等等。在服装类行业的零售店，毛利一般是销售价格的40%－70%。 T（零售价）＝ 10（海外加工费）＋ 5（管理费用）＋ 35（零售毛利和费用）＝ 50 如果产品在西方本地制造，那么其在本国的成本是不变的，这样其总成本就是25美元，因此，其零售价大约会在75美元。 T（零售价）＝ 20（本土加工费）＋ 5（管理费用）＋ 50（零售毛利和费用）＝ 75 于是，在中国进行加工使得西方进口商原来需要付出的20美元的加工费降低到现在的10美元。原来应该给予西方本国企业的20美元变成了给中国企业的10美元。这节省的10美元成本，使产品价格最终下调了25美元。西方消费者的受益就来自这零售价下调的25美元，但是，这些消费者中有那些被中国劳工替代的产业工人，面对下调的商品价格，他们的收入也降低了。对于这些西方工人而言，此时赚取这50美元的难度很可能已经等同于过去挣75美元，甚至更高。 亦即，价格降低了，但是工人的购买力没有上升。由于产品的加工被转移到了海外，这些工人的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消费能力下降。不仅如此，整个西方社会也没有直接受益，由于产品的零售价降低，西方政府的税收降低，虽然有进口关税，但是相对较低的西方进口关税率，使得关税所得不可能弥补零售税的降低。由于税收的减少，社会福利也不得不受到负面的影响。这个推论得到了西方工人购买力统计的证明（见图表）。 反观中国，尽管西方的的确确仅仅把整个生产销售链的一小部分给了中国，但是这一小部分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却非同小可。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得到了就业机会，西方订单的大量涌入使得本来根本不存在的工厂如雨后春笋，在短短的时间内遍及全国各地。 其次，这些订单都是销路畅通的，完全没有产品积压危险，所有的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完全销售了出去，变成了硬通货。 再者，为了这样的生产成为可能，西方的资本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直接用西方资本建立生产基地或者成立合资公司。 在一些技术成分比较高的领域，西方还源源不断提供了设备和技术，从而使得这样的生产成为可能。 一些先进的管理也随之进入中国，以保证产品可以得到质量和速度保证。 由于以上的原因，本来中国劳动力在用极其低下的生产效率生产没有市场保证的产品，一夜之间，他们就进入了国际生产和销售链。我记得在1978年以前我在农村一年可以赚取200人民币（大约合50美元）的报酬，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可以赚取300人民币（约合80美元），但是现在，一个来自农村进入外贸工厂的劳动力每年可以赚取30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进，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方这30年来产业工人的实际购买力的改善极其有限，甚至乏善可陈。 如下图表是很有说服力的数据：美国的非管理性工人的实际工资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2007年实际上没有增加。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在197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以后，即趋于下降，于1993年达到局部最低点。虽然1993年以后实际工资缓慢回升，但是到1998年，在美国经历了五年“强劲”的经济扩张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仍然比1972年低，甚至低于1966年的工资。到了2007年，工资仍然和1966年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四十年没有涨工资！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2NYiap7F2ObtszuhCHI2T8SyAAEGpWlicc6RjFuh2l4r4eW9lCpWibdd1NHO1YhQ8kZPibIIzAicze0Q/0?wx_fmt=jpeg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整理分析：林炎平) 另一个反映美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是家庭实际收入的变化。如果按照经济收入把全部美国家庭五等分，收入低端的40%家庭在1968－2005年的37年里平均实际收入累计只增加了20％，相当于年递增0.5%，收入高端的5％家庭平均实际收入增加了76％，也只相当于年递增1.6%。只有占人口极少的极富家庭，才有比较可观的收入年递增。 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正是西方经济有长足发展的时期。那么，美国经济增长成果到了哪里？也正是这个阶段，发达国家把大量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工资水平更低的穷国。正是这个时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收入，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收入突飞猛进，而他们的受益，正是以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结论不容置疑，西方长足的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实际上是和西方做贸易的第三世界国家。 显然，中国不是唯一导致西方的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地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这个“池塘”实际上是封闭的，并不对外界构成影响。那时的影响基本上是由一些其他“池塘”（第三世界地区）造成的。在过去的40年里，西方国家一再由政府立法提高本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否则，西方的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必然比现在的还要低。 开放——立竿见影 改革——步履艰难 西方和中国的贸易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对等，前者受益的仅仅是某个时段的资本占有者，而后者受益的是相当长期的整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曾几何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时过境迁，现在联合起来的不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而是穷国的无产者和富国的资本家。这样的联合需要穷国政府提供方便，而通常穷国政府乐此不疲。“把富国的劳动成果卷到的穷国来。”在这个目标上，穷国的政府和富国的资本家是一致的，富国的资本家将得到更高的利润回报，而穷国政府将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更高的税收。穷国的产业工人理所当然欢迎这样的联合，他们的工资将由于进入富国的产业链而必然提高。于是，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穷国政府的倡导下，富国的资本家和穷国的无产者联合了起来。倒霉的是富国的产业工人。富国多少年来辛苦经营起来的福利体系和工资标准都不得不向这些低人权和低工资的穷国看齐。 并不是说富国的产业工人在过去的40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由于科技的发展，一些过去没有的产品今天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这些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完全来自科技的发展。反观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来自西方投资，也来自西方的最新科技成果。今天中国的通讯、交通、电子设备，都是西方提供的，虽然这些没有一样源于中国，但中国却几乎在第一时间享受到了它们带来的益处。 这还不仅仅是资本上的流入，更加重要的是技术上的输入。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这些从西方引进的设备、技术、管理和资金是直接的生产力，其不仅仅直接和中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了按照西方订单所需要的畅销产品，而且这些生产力同时生产了中国国内所需产品。中国把国门打开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些自己曾经无法创造的生产力。没有西方，中国根本无从谈起“解放生产力”，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潜在生产力可以解放，中国除了人力以外基本没有别的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不是靠解放，而是靠引进得到的。这巨大的生产力完全是西方提供的。邓小平先生说得很对：“科学技术是最大的生产力。”而科学技术——在现代中国起着关键和巨大作用的生产力——正来自于西方。 正是依靠这样的模式，一些本来不可思议的成就在中国取得了，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本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很大的难度，但是由于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这些本来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得非常容易了。 中国过去铺设柏油马路基本上依靠人工，最后用简单的压路机完成，效率极低，路面质量不高。但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大型机械，铺路就如同用联合收割机在工作，和马路一样宽的施工机械在向前行进中就在其后面留下了已经铺设好了的马路和公路。 过去打隧道非常危险和艰苦，需要人工一点点掘进，但是由于先进机械的引进，隧道施工不仅省力而且安全了。巨大的掘进机在其前端把岩石击碎，将碎石和泥土送往其后端，再由传送设备运到隧道外面。更加重要的是，在掘进过程中机械就自动将隧道的顶部和两侧被覆好了，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塌方的可能性。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大型船舶的制造和使用是远洋航运的必要条件。我们曾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在文革的时候中国只能造万吨轮，而且那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大吹大擂。但是国外那时的造船水平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吨级。没有这样的远洋货轮，远洋贸易就不可能。现在中国的造船行业的设备和技术也都是由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天空飞翔的飞机，是西方提供的，没有它们，中国的航空便不可能。 甚至在劳力密集的纺织工业中的先进织布机、电脑横机，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用这些机械制作的产品，立即销售到了西方，换回了外汇。同时，用它们生产的产品也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 由于国外企业主希望使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直接就把这些先进的设备拉到了中国，培训中国工人来使用这些设备生产。我所知道的许多行业的许多设备都是这样引进的。比如冷挤压设备和技术，这个技术本来在国外已经算是很老的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有很多的无法攻克的问题，于是一些冷挤压设备的引进直接就解决了中国原来的老大难问题。 在中国生产的电视机、电脑等等，其核心部件都是从国外直接引进的。中国所做的仅仅是把从国外引进的心脏部分和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型部分组装起来而已。所有的电脑的芯片都是进口的，等离子和液晶显示屏技术也都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 中国繁荣的手机行业，是从国外引进的。中国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所有的基础工作都是在西方完成的。中国在直接引进了这些技术和设备后，形成了今天的繁荣。 还有一个我们极不愿提及但是不可否认的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西方很多软件在中国被广泛非法使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公司使用的软件绝大多数是盗版。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很大程度上的生产力是建筑在盗窃西方的知识产权基础上的。离开了这些盗版软件，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无法正常运作。换句话说，中国企业靠剥夺西方工人的劳动换来了自己的繁荣。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向西方引进的风险几乎全部在西方，而中国基本上不承担风险。作为投资方的发达国家所承担的风险远远高于作为被投资方的发展中国家。著名的美国半导体公司MEMC投资洛阳硅材料厂，后由于许多原因而入不敷出，最后这家美国公司不得不放弃，用象征性的一美元，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设备忍痛割爱“卖”给了洛阳硅材料厂。这样的“豁达”，虽属无奈，并非所有国人可以理解。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 纵观以上每一个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领域，如交通、通讯、能源等，其先进设备和技术都来自于西方。如果中国不借助于这样的技术，设备和资本的进口，中国的整个工业完全不可能有什么长足的进展。唯一没有大规模受益于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的是中国的普通农业，也就是非农场型的传统农业，在那里虽然我们也看到了进步，但是那样的进步是根本无法和发生在中国沿海特别是大城市的进步相比拟的。 中国普通农业的进步应该是中国自己改革带来的进步的典型代表，理应受到高度评价。回想30年前，就我亲眼所见的中国农村，在山西广大农村，包括当时作为中国农业榜样的大寨，生产力极其低下，终年的劳作也只能挣到一些口粮而已，有的农民甚至一年的收入无法支付口粮钱，这样的农户被称作“倒挂户”。我作为一个强劳力一年的收入也仅仅200元人民币，而且是没日没夜的劳作，没有任何休息日，而且经常处在饥饿的边缘，吃肉是奢望，能够吃饱就已经不错了。相对于当时农民那种入不敷出和食不果腹的状态，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 当前几年回访这个太行山小山村时，我看到过去那种牛马般的劳作不见了，细粮和荤菜已经是家常便饭，住房虽有改善，但是仍然变化不大，卫生仍然堪忧，饮用水仍然是从山沟里汲取。平川村子的变化会大一些，但是在没有工业的农村，只是在衣食上有改善，其他就非常有限。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边远农村的生活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出打工的收入。山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他们都外出到沿海外贸发达地区打工了。可见，就是边远的农村，其改善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和西方的贸易。 和山西普通农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沿海一些直接参与西方产业链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的贫穷和山西农村大同小异，但是改革开放后工厂如雨后春笋，如今已经基本上工业化了，不仅完全消化了当地的农业劳动力，还从全国各地其他地区招收工人。这些地区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道路、建筑、工业化程度、劳动力收入，均与30年前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浙江和江苏的农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参与了西方的产业链，亦即它们都成了西方的产品生产的一环。 西方用昨天的劳动，亦即资本和技术，造就了中国今天的成就。那么中国的成就完全没有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成分吗？当然有，但那是次要的。如果今天把国门关起来，便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其实，中国目前的未进入国际产业链的那部分农村的发展就应该是中国离开了西方所可以做到的最高成就了。这些农村就如同我看到的太行山农村一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并没有工业化的迹象。 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谈何容易，如果完全是自己土打土闹，折腾到猴年马月也难成气候。西方工业化的经历在那里摆着，如果自己搞工业化，并无什么捷径可走。关起门来搞工业化并不是没有试过，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四无管理。过去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但是人家的技术和设备并不白给。现在突然发现，西方资本家远远比苏联老大哥要慷慨。当然西方资本并不是来白给中国什么，而是来追求利润，但是资本在追求利润时并不带有别的附加条件。只要你能够给资本带来利润，资本就会给你一切。这比当年和苏联合作要简单合算多了。而且，来自西方的设备、技术和管理也比苏联的先进多了。 那些抱怨西方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加工厂的人，那些抱怨中国不得不用多少件T恤衫换取飞机的人，其心态令人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小酒家，一天有一个道士光顾，饭后不付钱，但是说可以给酒家做一点好事作为补偿。道士到酒家后院的水井撒了一些馒头屑，就扬长而去了。酒家的老板娘很生气：不付钱还把水井搞脏了。第二天，去水井打水时却大吃一惊，水井里不再是水而是好酒。从此，酒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数年后，此道士又来了，说是路过看看，酒家盛情款待。道士问，生意可好？酒家老板娘道：好是好，只是没有酒糟喂猪了。道士莞尔，告辞了。自此，水井不再出好酒，而又是一口寻常的水井了。 毫无疑问，抱怨西方剥削中国是根本不成立的。如果一种剥削可以使得“被剥削者”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剥削者”，这样的剥削还是剥削吗？每年春节刚过那从内地赶向沿海城市的就业大军，难道是为了去痛斥西方的剥削吗？不，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那里有他们在老家得不到的报酬和无法实现的价值。这浩浩荡荡的就业大军向世界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西方给予了他们机会。而他们也通过艰难跋涉和辛勤劳动把这些机会和实惠带给了他们的老家。他们就像媒介，在用西方巨大的生产力直接造福当地的同时，也间接地带给了他们的老家。 环境污染——急功近利和管理不善的后果 面对这样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些声称中国吃亏了的人还不就此罢休。他们最后一招就是：尽管开放使得我们从西方得到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正是这些引进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西方把污染工业搬到了中国，污染了中国的环境。 这样的说法既错误又滑稽。这就如同：一个富裕家庭在过年时送了一头猪给一个贫穷家庭。这穷人家，吃完了猪肉，随即用猪肉撑起的底气，指着狼藉一地的猪骨头和猪毛指责给他猪的富户，“你的猪骨头和猪毛污染了我家。”猪，都是有骨头有毛的，富人家的猪也不例外。得了别人的猪，吃了别人的猪肉，还来指责别人用猪骨头和猪毛污染了自己的房间和院子，岂不贻笑大方。那富户自己吃猪肉的时候不也得对付这些骨头和猪毛吗？ 众所周知，那些有污染的工业在西方不是今天才有的，更不是为了污染中国才临时创造出来的。西方有这样的工业已经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从大工业时代开始，西方就和这些有污染的工业打交道。西方在治理污染上并非一帆风顺，那著名的“伦敦雾”实非美丽景色，而是在工业化初期煤炭过度使用又没有环保措施而造成的空气污染现象。西方不断摸索和研究治理这些工业污染，使得现代西方污染少了很多。在西方通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碧水青山，这并不是由于西方没有造成污染的工业，而是由于他们有治理污染的措施。 中国在开放中从西方引进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也不奇怪。既然别人家里吃的猪也是带毛有骨头的，那么我们也应该理解别人送来的猪也不必已经拔毛剔骨。因此，污染问题的责任在于中国自己，比如急于增加GDP而对一些工业污染没有妥善的治理，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落后于工业发展。这不是别人的过失，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既然吃了别人的猪，又不收拾猪骨头和猪毛，那就不该指责别人，还是指责我们自己吧。在“可劲造”（东北话拼命吃的意思）完猪肉炖粉条后，收拾好骨头，扫干净猪毛，对别人说声“谢谢”。完全没有必要在装满了一肚子的猪肉后，用饱餐猪肉后的底气，指着被自己狼藉一地的猪毛和骨头，对给你猪的人大加指责。早知自己对付不了这骨头和猪毛，趁早在别人送你猪的时候就说声“谢谢，不，我不要你的猪，因为我对付不了这骨头和毛。” 国人对于污染公共环境似乎毫不在意。我曾经去中国舟山的著名海滩游览，即便在这“普陀仙境”，东海观音就在旁边，那些明明靠这些自然和人文环境带来的旅游收入生存的百姓却对环境毫不爱惜。那些开在海边的大排档一边给游人烹调产于本地的海鲜，一边将剩饭剩菜和垃圾毫无顾忌地倒入大海。如此行为令我顿生厌恶，但是周围的国人却习以为常。在杭州的宝石山上，国内游人随手扔在山上的瓜子果皮比比皆是，如果不是清洁工随时清扫，那宝石山早就成了垃圾山。而爱惜这些中国山水的却是来自西方的游客，他们绝不会向大海山头扔垃圾，不仅自己的垃圾都收入袋中，扔进垃圾桶，而且有的还随手捡干净国人扔下的垃圾。华夏如此民众素质，还有可能不造成工业污染吗？还有理由把自己的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归罪于他人吗？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实际上对内“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而真正的奇迹是由对外“开放”造就的。对内的改革无法形成工业化，而对外的开放立即引进了工业化。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直接引进西方强大和现成的生产力。这就直接说明了，中国的成就是依赖西方的，如果没有了中国，这样的成就也会并也已曾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如果没有西方，这样的成就不会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开放”的试点选择在了深圳这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小城，唯一原因就是它毗邻香港，唯一理由就是要借助已经西化成功的香港之优势。此后选择上海也是由于上海有着过去西方留下的人文和物质基础。在这么多年的折腾之后回过头来选择西方，本身就是对于西方模式的肯定，这是唯一可使国家发展的模式。这样的选择是极其明智的，30多年后的今天，是坦承其理由的时候了。 现代文明建筑在技术之上，而技术则建筑在科学之上。正是有科学和技术作为基础，才奠定和创建了现代文明大厦。回顾这基础的源头古希腊，不禁感慨万分。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样的基础及其源头，也并不了解西方在这基础上建造的现代文明大厦。 就像电视和现代媒体在当今社会不可或缺，但少有人记得或关心它们的发明者，那家喻户晓的只是那些通过它们成名的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如果没有了现代媒体，这些明星将黯然失色。但是，它们的创造者已经默默逝去，无声无息。他们在世时不曾由于他们的发明得到多少报酬，因此也不是富人。正是他们植下的树苗日后长成了参天大树，大树参天后，庇荫下的纳凉人已经不记得植树人。那些由现代媒体照亮的明星们和这些发明家相比，就如同一抔黄土于高山，但是后者默默无闻，前者却占尽风头。因此我们在感慨之余也许不妨给予那些历经坎坷的“植树人”以他们应得的尊敬和荣誉，也给予那些风光无限的“纳凉人”以适当的质疑。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类今天的伟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昨天的伟大劳动成果，昨日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今天的“江河湖海”，回溯那波涛汹涌，其清流来自于“文艺复兴”，而其渊源则是遥远的古希腊，科学和民主，依稀可辨。那“江河湖海”中诚然也有中国人过去的努力和成果，比如世人皆知的几项发明。既然西方从未无视中国的贡献，那么中国今天也完全不必诋毁西方的贡献。 毫无疑问，“水塘”里发生的“奇迹”得益于勇敢打开“水塘”闸门的人，他们的勇敢使得“水塘”的“奇迹”成为可能。但是，那“江河湖海”才是“奇迹”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发生在“水塘”里的由“江河湖海”创造的奇迹。 或者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3） 文：林炎平 卑劣的中国富人 对于中国的司机，非用“卑劣”便不能形容他们的行为。这当然是从统计上如此，而非每个人都这样。之所以在这里列举和对比了这么多司机的德行，乃因他们是中国富裕的代表。当今在中国，有车一族就是有钱一族，但却非有德一族。如果他们基本上是这样的德行，那么整个国民的整体素质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8年我在杭州的一个楼盘交房的时候看到这样两个人，大概是一对父子，可以买得起那里房子的应该是相当有钱的人了。面对一个女职员未必妥当的回答，那男人勃然大怒，用手指着女职员大骂。也许他觉得那个女职员对于他这样可以在这里买得起房子的人太不恭敬了。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就对那男人说，对女士你不必用这样大的口气。他转过头来对我大吼，他的儿子也声嘶力竭地帮着吼叫。那情景实在是让人对于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感到惭愧。 也许我们可以说，尽管有部分暴发户的修养跟不上财富的增长，但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出国见过世面的国人应该好多了。但就我亲身经历而言，仍然未可乐观。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下飞机后准备入关，人们都很规矩地在排队，而有国人在排好的队伍中间穿插，闷头走到前面去。后来有一个老外看不过去，就说：“你如果真的有比我们更急的事情，那么你就继续往前走吧。”这时此人才停了下来，看来这个人听得懂英语，受过高等教育，他也知道不好意思。但是在没有强制和有力的制约下，他的社会公德和道德准则没有起色。 2008年，就在中国从希腊点着奥林匹克的火种不久，我从雅典飞巴黎，同飞机有好几个国人，估计他们是到雅典来旅游的。上飞机后，他们坐在我的前面几排，接着我就听他们说位子被别人坐了，好像是要去要回来。有一个人过去对坐在前几排的一个西方女孩子嘟囔了几句，那女孩没有理会他，不知道是那个女孩子听不懂他的英语，还是她在专注别的什么。于是这帮人就开始用中国话骂了起来，说这个女孩装傻，在中国可以听到的国骂和脏话不一而足。一群男人，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一个沉默的女孩子，我觉得实在过分了。这时，这个女孩似乎意识到他们是在说她，显然她检查了自己的机票，起身走向后面，同时用相当标准的汉语普通话对那些国人说：“粗鲁”。 刹那间，那帮国人鸦雀无声。这个女孩子显然是看错了自己机票上的位子，坐错了。这样的事情，很体现国人的心理，一种仇恨和恐惧的心态。他们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坦然来面对和解决问题，于是就剩下在小圈子里谩骂的勇气了。在国内的那些网站上的谩骂，就体现了这种心态。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慷慨激昂的，也许只有这样，才宣泄了他们满腔的仇恨，掩饰了他们内心的恐惧。 我看到那个女孩子走过来坐在我这排另外一侧。毫无疑问，那些并没有这样心态的国人最终也被别人看作是一丘之貉。我没有对那个女孩子作任何解释，因为那是徒劳的，行为胜过任何语言，而解释只能被看作开脱。如果众多国人不改变自己的做法，那么所有国人最终也是牺牲品。当国人在国外被冷眼相向的时候，不要过多地指责那是种族主义，而应该反思自己的普遍行为。正是因为普遍低素质的行为，导致了别的人群对于国人的“偏见”。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一种“偏见”的话，也必须说很多时候这是一种“公正的偏见”。 和那些“有车一族”相比，那些必须自己挤公共汽车的人整体德行也如出一辙。在公共汽车上那些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没有残疾的男人，在看到妇女怀抱小孩，老人颤颤巍巍，居然也不知羞耻地稳坐自己的位置不动，丝毫没有让座的意思，有的更是装睡。这样的男人，在西方绝少看到。在这里，我要向中国那些在公共汽车上向老弱病残妇孺者让座的人致敬，他们并不富裕，也为数稀少，但是他们看似不起眼的点滴行为是中华民族道德暗夜中的烛光。 低下的社会道德 在一个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国北京，在西单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几年前一家商店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而免费向大家提供了数百把爱心伞，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方便使用，并同时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后能够送还，但所有被拿走的雨伞无一被送还。 更糟糕的是，向北京市区供水的京密饮水渠，原本是道秀丽的景观。两岸巨树参天，默默地守护着18.5公里的水渠，将洁净的引用水从密云送往京城。然而，这1200多棵巨大柳树却被生活在附近急于脱贫致富的人们砍伐殆尽。同时，为了生活方便，他们每天把垃圾倒在饮水渠边，堆积如山。冬天，这里是一个捕鱼、炸鱼者的免费游乐场，而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一个全天开放的天然游泳场，全然无视这就是下游人们的引用水源。最后有关部门被逼无奈，以毒攻毒，用铁丝网把水渠全副武装起来。 如果在中国坐过电梯的话，你就一定会深有感触。当你向一部电梯走过去，而电梯的门刚要关上，如果这时里面有人看到你奔电梯而来，他显然在拼命按键，那么他一定是在按关门键，好把你关在外面。你在电梯里也见识过如此行为，当看到电梯外面有人向电梯奔来，就会有人拼命按关门键，试图把奔来的人关在外面。那按键之急促、次数之多，足见其心理之阴暗。 相反，我从来没有在西方看到这么缺德的举动，而是，在看到外面还有人向电梯走来的时候，电梯里的人会按一下开门键，好让想搭乘电梯的人赶进电梯。他们在按键的时候都仅仅按一次，就安静地站在电梯里。他们在电梯里会互致问候，如果不说话，就用微笑。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试图把正在向电梯走来的人关在门外，但是在中国，却每天都看到。而在那些搭乘电梯的国人中大部分是一些城市白领，是一些受过比较高的教育和薪水比较高的人。我在国内每天都看到这样卑劣的人和事。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在试图把他人关在电梯门外时的理直气壮。他们丝毫不觉得这是自私和卑劣的，这才是一个社会的可怕之处。 在中国，你会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前面一个人推开了或者拉开了一扇门，在你即将到达这扇门的时候，他明明看到了你，但是仍然只顾自己走了。而你就会面对一扇在弹簧作用下狠狠关上的门。我曾经无数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和我有同感。我曾经看到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士，手里端着东西，而她前面是一个男的，那个男子把门推开时，那位女士距离他已经很近了。结果那个男人视若无睹，把手一松，门狠狠地迎面打向那位女士，把她手里的东西也打翻了。而前面那个男的也意识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但是头也不回。 在西方，你绝对看不到任何一个人会在打开门后径自走掉。他们绝对会回过头来看一下是否后面有人跟上来，只要他们看到后面的人距离不是很远，肯定会用手维持门的开启状态，从而使得后面的人可以顺利通过而不必重新开门。特别是男士，这个时候更特别注意。 国人的“争先恐后”是我走遍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看不到的。过去，我们尚可用物质贫乏来开脱这样的行为，但是目前在中国富裕的城市里，那些富裕的人们所表现的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的行为，令人十分困惑。难道物质富裕真的就可以自然导致精神文明吗？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俄国一度陷于经济困境，很多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需要排长队购买，甚至连面包都需要抢购。然而矗立在寒风中的人们沉默而安静，忍受着零下十几度甚至更低的气温，一排就是好几个小时，队伍丝毫不乱。俄国还称不上西方，但是和中国比起来，一切都成了西方，因为他们是如此地不同于中国。 在华夏大地上出现的这些令人难堪的情景，究竟作何解释呢？是缺钱，还是缺“德”？应该不言而喻。可能还有比“缺德”更为深层的理由。 一些平时尚可的人，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也很令人难堪。国外大学的快餐厅通常卖一些非常简单的食品，同时供应一次性的餐具和纸巾。我在校时一般中国留学生都很节省，很少买快餐，毕竟那还是不便宜的。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一些平时很老实节俭的国人，拿了很厚的一叠免费餐巾纸，吃一口，擦一下，吃一口，擦一下。而他们自己家里却是不买餐巾纸的。我感到很惭愧。那些纸巾本来仅仅是给买那些午餐的人准备的，如果大家都不买午餐却使用纸巾，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出呢？相反，和我同一个导师的一位法国同学，他是买快餐吃的。他也拿餐巾，但是只拿一张。一边是自己不买快餐、家里不买餐巾纸的却大肆浪费别人的或公共的餐巾纸，一边是自己买快餐、家里有餐巾纸的却节约别人的或公共的餐巾纸。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令人深思。 加拿大也有穷人，但是总的感觉是，他们穷得不一样，不仅仅是收入，也在行为。我一次去超市买东西，顺便把我平时积攒下来的饮料瓶拿去做回收。回收是给钱的，每个5加分。我拿着这20几个饮料瓶到了超市门口一看，太不巧了，在唯一的回收箱口，有一个捡破烂的人拉着至少两个巨大的塑料袋在那里一个一个往里扔。回收机只有一个小口，你塞进去一个，它就自动压扁一个存在里面，然后记录下来。最后会打出一张收据，你可以凭此到超市当现金使用或者提取现金。我想，他至少有好几百个这样五花八门的瓶瓶罐罐，我想把我的也给他算了，增加了他的收入也省了我的时间。 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按了“结束”的按钮，取出收据，对我说：“你先来，我还有很多。”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我匆匆把20几个瓶子扔进了回收箱，拿了收据对他说了谢谢就进了超市。我根本没有勇气把我的瓶子送给他，对自己刚才对他的看法感到惭愧。显然，人的精神境界并不由于物质贫穷而低下。 当然加拿大的穷人也有懒的，他们拿着政府的救济金去买啤酒喝，却不想找工作。我读博士的时候在我的住处附近经常碰到一个小伙子向我们这些穷学生要钱，说是要去买一杯咖啡喝。我对他说：“我自己都舍不得买咖啡喝，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他说找不到工作。“刷盘子的工作也找不到吗？”他不愿意回答我。 但是他们人都不坏。在中国，类似把窨井盖偷走去卖废铁，造成小孩子掉进窨井里身亡的事情屡屡发生。这样缺德的事情，在加拿大是没有人干的。就是再穷，也不会干这样的勾当。在加拿大，有人抢银行，但是没有人干这种非小人不会干的卑劣勾当。他们可以穷得很无奈，但是一般不会贪得很卑劣。他们中有坏人，但是少有卑劣小人。反观中国，某些达官贵人的贪得无厌并不由于他们腰缠万贯而有一丝的收敛。 其实，贫穷未必会导致素质低下，而富裕也不会导致品质高尚。唯物主义在中国大陆被滥用，实际上已经败坏了这个源于古希腊很有独到见解的哲学思想。偏颇的教育和宣传让人们无所适从，一会儿，所有的穷人都是好的，所有富人都是坏的；一会儿，只要社会富裕了，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在中国过去的荒唐年代里，同时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本来可以对世界构成更加完整和全面看法的哲学思想堕落成了“唯利是图”和“权威迷信”。 于是欢庆节日也缺少了社会公德。春节期间放鞭炮，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习俗。从春节前几天开始到正月十五，整个华夏大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失火频频，伤亡惨重。这个风俗没有得到禁止是因为整个民族都对于鞭炮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和感情。每年春节前后眼睛受伤的人，特别是儿童，多于全年其他时候的总和。每年春节期间由于焰火而失火的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整个春节期间各个大中小城市里硝烟弥漫，夜不成寐，甚至驾车都看不清道路。但是即便这样，这个陋习却年复一年，有增无减。半夜两点三点都可以在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巨大爆炸声惊醒。后来知道，这些人在半夜三更和凌晨放鞭炮是经过皇历计算的，亦即，他们从皇历上或者算命先生那里得知，在这个特定的时辰放鞭炮，就会使得他们来年财源滚滚。且不说这样的算命有什么根据，但是如此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缺德，除了在中国都难以见到。 我在加拿大的公寓楼里，有的时候会在我的门上发现一张纸条，大意是：我是你的邻居X楼X座XX，本周六晚上我有一个聚会，来的朋友大概不少。我们通常不会造成很大的噪音，但是由于人多也难免会比平时嘈杂。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谅解，如果有不方便请给我打电话。我们的聚会将在大约晚上12点以前结束。谢谢你的谅解。（署名，电话） 这样的姿态和礼貌，在加拿大是很正常的事情，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干涉到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别人和自己一样都具有同样的权利。这样的理念在西方从小教育，深入人心。每次我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国人的做派，他们一旦有了自由和权利，就不顾甚至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实在令人惭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礼仪之邦”堕落到如此的境地。 如果在社会风气比较好的国家待过，你会对这样的一些国人的行为非常厌恶。他们也许不是什么坏人，但是他们阴暗和卑劣的心理却由于这样一些看似非常小的举动表露无遗。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的一些人组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素质可想而知。 社会风气差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需要政府出面重塑价值观，“八荣八耻”的口号贴满了火车站等各公共场所：“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些本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竟然需要广而告之，宣传再宣传。这样到处张贴的效果如何？亦未可知。 把仇恨当作美德 和社会风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人对于自己的评价，许多国人说自己“太善良”、“太正直”，在这样一个极度缺乏诚信的社会中居然大多数还如此自我感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估计每个国人都听到过周围的人说“人善被人欺”。其一，说的人觉得自己很善良；其二，说的人深信善良是造成损失的原因；其三，说的人觉得自己不该善良。这样的心态，加上过去一直的仇恨教育，“仇恨入心要发芽”，随着样板戏的唱段家喻户晓，仇恨也就深入人心。于是自私和仇恨，成了民众理所当然的选择。在近代的华夏，自私和仇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各个阶层和众多灵魂。而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太善良”，于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只能是每况愈下。 如此自私和仇恨必然进一步降解国人的道德和劣化国人的行为，广泛的不分阶层的腐败是必然的结果。官僚的腐败不必我多举例子，看看那个身居高位的药监局长就可以理解了，而民间的腐败正是这种精神崩溃的表现，反过来又成为社会道德进一步败坏的基础，以至只要手里有一点点权利就要用来进行腐败。 中国工厂的产品在出运给国外的客户以前，会由国外客户指定的机构派人查货，检验按照科学的抽检方式随机抽检一定比例的数量，如果在抽检的产品中问题超标，那么就必须返工甚至不可出运。由于服装是手工制品，因此不完美是肯定的，要找一些问题就太容易了。于是查货员手里就握有产品的生杀大权，他们也很明白这一点。这时来自香港的查货公司和来自大陆的查货公司的雇员的表现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很大比例的大陆查货公司的人员会用手里的权力要挟工厂行贿。如果工厂不给好处，他们就设法让查货不通过。很多时候明明产品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却可以无中生有，比如，他们可以用手指把已经缝在衣服里的线头抠出来算作一个问题，这类问题数量超标后，产品就不能通过。如果工厂行贿使得他们满意，他们会“让我再看看吧”，然后更改查货结果，让产品通过。 他们通常并不会让质量严重不达标的产品由于受贿而通过，毕竟，客户在货物抵达他们仓库后还要检查，因此他们不想由于受贿而丢掉自己的工作。（毕竟失去了这个岗位，以后就没有受贿的机会了。）他们的做法是在本来可以放行的产品上做文章，要等到工厂行贿后再放行，否则不予放行。因此他们比那个药监局长还是要好一些。 而来自香港的查货公司的雇员就很少会这样。他们比较把雇佣他们的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货物是好的就是好的，是不行的他们也不含糊，他们也讲人情，但是通常不受贿。至少不会由于是否塞给他们钱而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 不幸的是，大陆的工厂通常都屈服于大陆查货公司人员的淫威，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国外公司的管理层也对此毫无办法，与其反映后得不到解决而使得那些查货员变本加厉，倒还不如就逆来顺受，付一些贿金算了，毕竟这些贿金和重查的费用比起来也相仿。正是这样的心态，查货的行贿受贿在大陆极其普遍。工厂一般都明白，大陆查货员少有不受贿的，而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查货员就少有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不在公民素质和社会道德的深度进行改进，将出现道德的“沉船效应”。所谓“沉船效应”就是一艘大船在沉没的时候会引起周围水域的巨大反常，以导致周围的船只都受到影响甚至沉没。中国普遍的道德低下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到国际。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外国公司，有的是很有声誉的，比如西门子，也不得不使用行贿的手段以避免他们的产品无法销售的危险。随着中国和国际的越来越多的交流，国人在道德上的缺失已经开始形成了道德的“沉船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以外地区被动的道德降解。在中国蔚然成风的假话、假货和贿赂极有可能在这样的“沉船效应”中影响到整个世界。中国的面子工程也在起着极坏的示范，在中国用举国体制取得的奥运会金牌丰收的成果下，有的国家也在考虑是否也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办金牌体育。这显然是一条背离奥林匹克精神的歧途。我希望西方绝不学习这样的举国体制，因为这已经不是体育，其和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背道而驰。 在现实空间的国人素质如此，那么在虚拟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好像是什么大陆的体育记者，在博客上号称自己如何和几个老外辩论，结果她所举例子是在美国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辩论”。由于此司机的政治观点和她不同，此记者就下结论，那些来自“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机要比这个白人司机和气得多，下车时她还给司机扔下一句话，“将来我不希望看到你向我讨啤酒钱”。我想，你干嘛不去北朝鲜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去采访，来美国干什么？我不知道此女记者在虚拟空间的“英勇”是如何虚构出来的，但是她把现实中的仇恨带到虚拟空间的努力却不容置疑。 于是在虚拟空间也充满了仇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网上的那些讨论，如果意见相左，那么接下来就不是什么讨论或者辩论，而是谩骂了。华夏的“泼妇骂街”，是世界一道少有的“风景线”。每人都肯定看到过骂街的情景，其实那些“泼妇”绝非仅仅女性，用“泼妇”这个词其实有性别歧视，因为“泼夫”也在数量和质量上绝对不逊色。网络的发达使得很多这样的“泼士”（这不带性别歧视，男女均可）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国人在虚拟空间的辩论于是必然升级（或者说降格）为骂街。谩骂和恐吓，揭示了国人的仇恨和无奈。 物质的进步，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并没有带来素质的提高，而只是把现实空间的骂街扩展到了虚拟空间。所以，不管有多好的物质条件，都不能保证良好的精神环境。技术的进步只是使得那些在现实空间的“泼士”变成了虚拟空间的“泼士”，也许形象和声音被虚拟了，但那低下的精神境界，丝毫未变。 如果“人之初，性本善”，那么国人的仇恨一定是后天获得的。如果一点点的观点不同就要如此杀气腾腾，那么真的关系到权力那就必得你死我活了。所以在华夏没有仁政。我经常会想到美国南北战争后林肯的著名葛提斯堡讲演和对于战败的南方的政策。胜利的北方（联邦）没有对失败的南方（邦联）进行报复，南方军队的高层没有任何人被作为战犯受处罚，李将军仍然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受到南北双方的尊敬，南方军队的士兵没有受到任何迫害，战争结束意味着一切争端都成为了过去，南北方的人们都是平等的美国公民，每届美国总统还为阵亡的南方将士献花。这样的理念和胸怀，不禁令人唏嘘。 因此在西方的互联网论坛上，绝少“骂街”的，一些争论堪称激烈，但是大家就事论事，绝无人身攻击，很多争论充满了幽默感。幽默感源于平和的心境和乐观的态度，如果内心充满了仇恨和恐惧，则幽默无从谈起。自私和仇恨直接消灭了国人的幽默感。 仇恨满腔必然导致幸灾乐祸，当美国发生911事件时，很多国人兴高采烈、喜形于色。当自己遭受自然灾害时，却寻求发泄对于别人的仇恨。只要谁表达哀痛不够，就起哄仇视别人。而他们对于真正的救灾，是绝不感兴趣的。“阶级敌人搞复辟，雹子下进了棉花地。”这一毫无逻辑可言的仇恨表达了文革时期一些人把天灾都归罪于人祸，这些替罪羊当然是无权无势的弱者；同时把一些人祸都归于天灾，这些人当然是有权有势的显贵。恨天恨地恨别人，于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华夏天昏地暗，人人仇恨满腔，个个自私自利。 煽动对外的民族仇恨，鼓噪对内的阶级仇恨，这是国人过去的一贯做法。我希望这样的愚蠢和不理智应该在中国新的一代身上消失了。但是，不，他们仍然在继续。如果不加以教育，甚至会愈演愈烈。 物质的富裕真的必然提高民众的素质吗？看看中国今天相对富裕的人，就不难得出结论：有钱和有德根本就是两回事。央视宣传公益精神的广告堪称做得不错，然而什么样的公众需要被告诫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公德？就差告诫“不要随地大小便”了，其实这也应该宣传，只是实在不好意思。如此宣传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民族道德水平的低下。一个自封的“礼仪之邦”，如今沦落到这步田地，实在是对于“礼仪之邦”之名不副实的坦白了。但是，这样坦诚的勇气总比掩耳盗铃要好得多。 我相信华夏存在过没有以上令人深恶痛绝的问题的时代，不管是春秋战国时代还是更早的时代还是别的什么时代，一定有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环境，一定有过充满谦谦君子而绝少卑鄙小人的年代，而且我们可以肯定那时的物质生活远远没有今天富裕。于是我们再次肯定，物质的富裕程度绝不能决定社会道德的高低。 我绝不认为贫穷会使社会更加合理，更不认为贫穷可以使人更加高尚。但我同样不认为腰缠万贯就可以导致好的德行。一个合理的社会和高尚的人们会使贫穷消失，而一个仅仅是富裕的社会和一群脑满肠肥的富翁和权贵并不能使得社会变得高尚，甚至恰恰相反。 我们未必能够找回那个曾经在物质上清贫但是在精神上高尚的时代，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我们丢失了“公益”和“善良”，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华夏积淀了太多的“自私”和“仇恨”。于是，我们知道应该在现在和将来做一些什么。 让我们坦承和直面这历史积淀吧。进步是从正视现实开始的。

我们的国家——加拿大 文：林炎平 每年当地球在绕日轨道上掠过夏至点后的第九天，我们就会迎来一个伟大的节日——加拿大的国庆节。 夹在漫长的加拿大严冬之间的盛夏，总是显得弥足珍贵。而比这更加珍贵的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以及其公民的权利和尊严。 当暴风雪后轰鸣的清雪车碾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当春风吹绿了广漠原野的自然植被和农田庄稼，当夏日热浪激起城镇村庄各种节日的喧嚣，当秋凉染红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漫山遍野，我们无法不赞叹：是什么人在这并不友善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这么美好的社会？ 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度，并不仅仅由于她山川秀丽，也不仅仅由于她物产丰富，也不仅仅由于她国土辽阔。加拿大真正的美好，在于她是每个公民都得到尊重和享有尊严的国家。 在这片伟大的国土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所有角落的宽广和深远。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极光，到南美麦哲伦海峡的波涛；从地中海文明的晨曦，到玛雅文明的久远；从西伯利亚的严寒，到撒哈拉大沙漠的酷暑；从长江黄河流域的农耕，到亚马逊丛林的原始……那些景色对加拿大都不生疏，因为今天几乎所有加拿大人的祖籍都是那里的某地。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CuO1NLAD87GbJaydsEz6haABicA1z2Bg6pGCRghesXZGAJk6tWQhkhiaQUPWUq6iazhuX2jSIj1L9g/0?wx_fmt=gif 但是，我们今天同属一个国家，这就是——加拿大。“上帝保佑我们的荣光和自由……”加拿大国歌这样唱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这是一个身体力行普世价值的社会，这是一个社会和谐与公正的榜样。 美好并不等于完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如同每个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加拿大人和民选的政府并没有选择回避。 加拿大审视建国149年来的所有行为，甚至此前的行为，并且为那些在当时合法而今天看来不合理的做法自责。印第安人的问题、梅蒂人的问题、外籍劳工的问题、种族歧视的问题，也包括了早年一些对待华人不公的历史问题，所有这些，加拿大都给予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也许有人至今对此还不能完全满意，但是我们不得不公正地说，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华人。 在这个伟大的国度里我们真正感到了平等、自由、权利和尊严。在这个国度里，如果你感到自己如上任何一项受到了侵害都可以诉诸法律，并且你绝不会由于你的批评和不满而受到任何惩罚。 在这个充满了高尚德行的国家里，我们并不必歌功颂德； 在这个让全世界都羡慕的国家里，我们却可以任意批评； 在这个我们被善待和尊重的国家里，我们还可以吹毛求疵。 我们不会由于我们以上的任何行为而受到任何限制，或者导致任何不便。 在这个国度里，政治家和你握手，那是他的光荣； 在这个国度里，你参加政治家的集会，那是你给他面子； 在这个国家里，你参加批评政府的游行，那是你的爱国行动； 在这个国家里，你是主人，因为你是公民。 公民——还有比公民更加有价值的概念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CuO1NLAD87GbJaydsEz6h0Xw5r1MtDqOESojicEOyQhxfN0JQNWmqDtiaW4LUtUgmTuWcD6jXk2bQ/0?wx_fmt=jpeg 加拿大，我们可以长长地列举可以赞美你的理由。但是，我们知道，你不需要这些。因为，你是我们的国家，你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你。 今天，我们这些出生在加拿大或者世界别处的加拿大华人，对你道出我们心里日益坚定的信念——加拿大，你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你的公民！ 附：加拿大国歌中英文歌词 加拿大，一个和谐美丽的国度，她的国歌庄严优美，深情洋溢，体现了加拿大人对于“自由”这一普世价值的崇尚、热爱与坚守。在加拿大国庆日，让我们再一次聆听这激动人心的歌声——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CuO1NLAD87GbJaydsEz6htc06yuaJyyglMesvniatibhfInYyty5EgZPlLNV5nqnBDRAT7KdTJfibA/0?wx_fmt=jpeg 加拿大的国歌由卡力沙·拉瓦雷(Calixa Lavalee)作曲、阿多尔夫·贝西·卢提尔(Adolp he Basile Routhier)作词，1880年首次被演唱。国歌的歌词原先只有法文，1908年，罗伯特·斯坦利·维尔写了英文词。1980年7月1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啊，加拿大》为正式国歌，并在首都渥太华举行了国歌命名仪式。 O Canada! Our home and native land!True patriot love in all thy sons command.With glowing hearts, we see thee rise,The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From far and wide, O Canada,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God keeps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O Canada,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啊，加拿大!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乡!您的子女对您充满真爱!颗颗闪亮的心儿深情凝望，那一片强大自由的北方!啊，加拿大!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保卫您。上帝使我们的祖国自由辉煌!啊，加拿大!我们保卫您!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5）文：林炎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本来的面目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鲁迅中国式的“集体主义”并不在于重视集体，而在于无视个人。宣扬“集体主义”的真正目的并非弘扬和肯定集体，而在于蔑视和否定每一个个人。——作者被刻意混淆的概念 一个在中国反复被强调但同时又模糊不清的命题：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但是，什么是中国标榜的“集体主义”，什么是中国鞭笞的“个人主义”？在美誉“集体主义”和抹黑“个人主义”的漫长岁月中，国人其实很少质问它们到底是什么。 慢慢地，华夏民众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亦即，集体主义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而个人主义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集体之上。整个社会褒扬前者为“天下为公”，贬低后者为“自私自利”。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定义下来，对立起来。 但在西方，个人主义的定义完全不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这一词条作如是解：个人主义相信，所有的价值以人为中心，个人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所有的个人在道义上都是平等的。个人主义推崇自我独立、个人隐私和互相尊重的价值。个人主义反对权威以及对于个人的控制，特别是由国家进行的对于个人的控制。个人主义认为，允许每个人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去选择其目的和方式是最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的。个人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把自己的干预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即仅仅在立法和维持秩序，以及防止个人干扰别的个人。个人主义同时相信按照个人所希望的方式获得财产、持有财产和出卖财产。 由此可见，西方的“个人主义”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公益、甚至伤害他人的“自私自利”，而是强调所有的个人都具有相同和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其不允许任何个人以任何理由践踏任何其他个人的权利或牺牲他人的利益以成就自己的私利。这样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和整体利益一致的，如同维护好每一条支流的畅通洁净，必然成就了干流的滔滔清流。 至于“集体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比较合理地可以把其认作凡事侧重于整体的利益，并不更微观地考虑组成集体的个人。因此，合理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对一群个体的利益从不同角度的表达和考虑：前者从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个人出发，而后者从这个群体的全体出发。 于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可以相辅相承而不必敌对的。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古希腊人作为个人的权利和作为公民的责任完整地体现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也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互相承认和相辅相承的典范。 古希腊给予了公民最大的权利和自由，每个公民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和工作，苏格拉底所提倡的道德个人主义和古希腊社会提倡个人行为自由的风气，使得古希腊公民的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维护。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具有独立的思维和见解。因此，古希腊公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自由和独立的。 古希腊公民大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互相承认和相辅相成的典范 但古希腊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视集体利益的社会。古希腊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即使现代社会的公民也难以企及，但他们对于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境界也令许多现代人自愧弗如。对古希腊公民来说，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参政者，既是社会立法的要求，也是自己道德的准则。他们可以置自己的私事于不顾，却绝不可以不参加城邦的议政活动。 古希腊索伦（Solon）的立法实践典型地解释了古希腊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首先，他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和他人无关的独立的个人，以他自身的能力创建和接受法律条文。然后，采取强烈对立的方式：使得把此假定的个人独立重新置于他所在的团体之中，从而让自己和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置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1】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HXck5AibxSEoyLpvobDLhntYb1N7vmjcoJL30KHUrNt7NoqK6pyYdxw/0?wx_fmt=jpeg 古希腊雅典政治家索伦 欧洲语言中的“Idiot”（白痴）一词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专指那些只忙于个人私事而不关心公众事务的人。这样的人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忽视了真正重要事情的“白痴”。可见古希腊人在对于个人价值重视的同时，是多么重视作为整体的社会价值。 令人感慨的是，在中国，“Idiot”（傻瓜、白痴）却被用来形容那些热心公众事务的人，特别是那些把公众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人。中国的父母会告诫孩子不要为了社会的利益抛头露面，免得麻烦缠身。“做人要聪明一点，不要傻乎乎的。”意思谁都知道，就是不要关心公众和他人的事情。 于是，用古希腊的标准来衡量，国人该都是“白痴”了；而按照国人的标准，古希腊人才是“Idiot”。亦即，古希腊人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则都是“傻瓜”，而中国人按照古希腊的标准则都是“白痴”。民族性格和社会理念差距之巨大莫过于此了。 真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绝不应该对立。集体是个人的集合，而个人则是构成集体的元素。一个不弘扬个人价值的社会没有集体可言，而在一个失去了集体的社会中，个人也成了覆巢之卵。人类的社会之所以可以进步，就在于让每个个人的价值得以体现。 但国人似乎不是这样理解的。华夏有一句非常误导的成语 —— “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应该彻底倒过来才对，“小河无水大河干”。 世界上任何一条大河都是由小河汇集成的，当作为支流的小河干枯时，作为干流的大河就没有了澎湃。中国的河流也不例外，当长江浩浩荡荡入海之时，她已经汇集了无数的涓涓细流；而在黄河中途断流之刻，正是由于支流没有足够的水量汇入。 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一句错得如此彻底和显而易见的成语会流传得如此广泛和久远，并且被用来教诲人们。这一事实本身就体现了国人在集体和个人理念上的误区。华夏文化中对于个人价值的蔑视和压抑源远流长，于是在华夏，既无培养古希腊式的个人主义的土壤，亦无形成古希腊式的集体主义的环境。于是，“公民”，这个产生于古希腊的同时表达了权利和责任、独立和人格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却从未存在过。于是国人才会把关心公众事务的人看作是傻瓜。 集体主义成了群羊主义 国人罔顾公共事务这种态度常令西方人不解。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提到，满清时有个西方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一行在中国游历，适逢1851年道光皇帝死后，继位者未定，政局变幻莫测。一天他们到一个小酒馆喝茶，看到有几个中国人在座，于是这些西方人就此提出一些政局猜测，以期那几个中国人参与讨论。但是这几个“大清子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无动于衷后，终于发话了，不无讽刺地教训这些外国人：“听着，朋友！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干嘛要我们为此费神？朝廷里的领俸禄的官是干什么的？他们拿着俸禄，这是他们的事情。让咱们琢磨，那才是傻瓜呢！”周围的国人此时也大声附和道：“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华夏数千年来号称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所导致的结局。一群不关心国是的人，怎么可能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他们鼻子下的一点点利益，没有心情也没有勇气关心社会或者集体。 直到今天，绝大部分国人依旧如此。在2008年加拿大的联邦大选正在进行之中，一位国人知道我为了投票耗时一个上午，就对我说：“你真的就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吗？”我说这是我的民主权利，也是我的社会责任。他不解：“你真的这样想吗？”我觉得很奇怪：“难道不应该这样想吗？”他更觉奇怪：“你的这张票可以改变什么呢？有没有你这张选票，社会肯定都不会由此改变。” 我告诉他，投票点等待投票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其中不少颤颤巍巍的老人，他们为了投下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票甘愿等待很久。由每一个并不起眼的选民组成的集体，正是一个社会之所以民主和公正的根本原因。反之，如果每人都像明恩溥书里所描述的国人那样不问国是，那么朝廷永远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会就永远不会实现。 仅仅我这一张选票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参与国家的管理，是作为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理念本来在古希腊就深入人心，但在华夏却置若罔闻，至今依旧一窍不通。况且，这不仅是一张选票，而是千百万张选票的组分。那摧枯拉朽的巨浪不都是由不起眼的水滴汇成的吗？号称崇尚“集体主义”的国人，其实把集体忘得一干二净。 这也许不是国人的过错，而是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压力实在无可抗拒。但是，把本来强加于自己的现状最终变成自己自觉的约束和行为准则，却是国人作为整体和个人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国人是在代代相传的强权下被迫养成了莫问国是、苟延残喘和胆小怕事的求生习惯和道德准则，也正是国人自觉的约束导致了更加残暴的强权。 久而久之，国人不再具有独立的个性，也失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因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当时的普遍常识和习俗产生对抗。如果没有一个鼓励个人叛逆勇气的社会氛围和道德勇气，对真理的探索将不可能进行。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实际上既是华夏百姓罔顾公共事务的理由，也是统治者不把权力和百姓分享的借口。那些不属于某个小圈子的和地位不够高的，都请“独善其身”吧。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只是鼓励百姓依附权势的口号，而真正的实践者，却被扫荡贻尽了。中国式“集体主义”，一面是“群羊主义”，浩浩荡荡，亦步亦趋，对主人俯首帖耳，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群羊主义”也为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其另一面，即“恶狼主义”，铺平了道路。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高压统治是如何败坏了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和道德准则。中国的老百姓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格缺陷是如何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无比艰难。 集体主义在华夏一直就是消灭个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代名词。 愚公vs普罗米修斯 有一个在华夏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在不久的过去以至今天仍然被作为民族精神受到赞颂，这就是出自战国时期（公元前476 －221 年）《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 愚公一家住在当时的太行山和王屋山南面，嫌出行不便，共商把山搬走。群情激动下，开始了搬山运动，他们用簸箕和扁担，肩挑到渤海湾，一年走两个来回。邻居智叟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干，太不现实了。但是愚公不听，理由是“我死了有儿子，儿子又会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但是山并不增高，因此总有一天会挖平的。”弄得智叟无言以对。于是，愚公一伙每天挖山不已。此事终于感动了天帝，派手下的神仙替愚公把山搬走了，于是愚公家门口就此一马平川。 至于那两座大山，就被搬到了现在的地方，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交界处，王屋山在河南的西北部。 列子的故事很有趣，也许是一个民间的传说，也许表达了作者的一个观点。在诸子百家时代，各种观点都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这一传说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和千百年来华夏民族对此价值取向的评价。光阴荏苒，阴错阳差，《愚公移山》从传说演变成了风靡一时的口号，“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上升到了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高度，可是细究这个神话，总让人觉得困惑；琢磨这句后来的口号，不免觉得有些荒唐。 其一，愚公的行为毫无利他精神可言。愚公和家人方便了，但是别人呢？至少我和所有历史上曾经居住在太行山上的人都是愚公的受害者了，连食用的水都要到远离村子的山沟里去挑。愚公为了一己私利，祸及他人以及后代，而受益的仅仅是他一家。如果这就是集体主义，我们不得不质疑所谓的“集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故事中愚公的集体利益显然不是大众利益，更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仅仅是愚公一家人小团体的利益。 其二，愚公的办法绝无可能搬走大山，他最后是靠天神恩赐才得逞。于是，愚公的成功在于受惠于一个强大的权势，起决定作用的是天神的旨意，这体现了华夏世界观的又一个要素，即依附权贵。 目标狂妄虚渺、过程劳民伤财、手段愚不可及、结果却美好圆满。天神善心一发，举手之劳，便让愚蠢成就辉煌、贪婪变成美德，对这故事的赞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 于是，我们被愚公的思想和行为所鼓舞，要立志做现代的愚公了。只是，这次的愚蠢和贪婪是集体的和全社会的了。也许这就是“集体主义”？于是，我们要用愚公的办法损害在世人的利益和未来人的福祉了，把山挪到别处去，让别人去不方便吧，让后代去不方便吧！就如同愚公让我们现在不方便一样。 《愚公移山》中愚公的思维和世界观是一种文化的典型，如果我们不怕让一些人暴跳如雷的话，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愚公是愚蠢和贪婪的典型。他为了消灭一点点自己的不便，无所畏惧、不计后果、前赴后继，不惜用一代又一代人的代价，罔顾给别人造成更大的损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用愚蠢和贪婪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也是不计后果的。问题是，这个传说中的结局是如此的美妙，最后居然让天神被这样的愚蠢和贪婪所感动并慷慨相助。 从此，华夏给予了这样的贪婪目的和愚蠢手段以道德认可。也许正因如此，华夏在此后会把耗费上下数代人和当今所有人的福祉为某个冠以“集体”名称的利益所做的牺牲美誉为一种值得赞颂的实践，也因此在两千年后会有人执意按照愚公的办法来建设一个新时代。于是一个荒唐的时代就变本加厉了。“愚公精神”在华夏的长盛不衰绝非偶然，这是久远的畸形积淀伴随着对科学的无知和人格的蔑视之必然结果。 由于这个神话，以及在中国普遍深入人心的对于这个神话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态度的认可和崇尚，使得我非常怀疑一个说法，亦即，中国的文化是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 和中国的愚公移山神话相对立的是一则古希腊的神话，普罗米修斯为了把火从天上带给人间不惜对抗天神，付出自己被永久锁在悬崖上受惩罚的代价。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个人主义？或者是个人英雄主义？为了一个集体的个人主义？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他和天神对抗，宁愿牺牲自己，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比较普罗米修斯和愚公的故事，就会发现古希腊和华夏所赞颂的截然相反。正是对于这样截然不同理念的赞许和肯定，古希腊和华夏形成了对人的价值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进而完全不同的民族性格，从而导致后来西方和华夏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形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5HZ9UdpFfrDibdtu0WcZITqTCAV3UicW4tAmuELqmThYXakaaTGEWXwA/0?wx_fmt=jpeg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彼得•保罗•鲁本斯作品 正是根据古希腊神话创作了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倾情讴歌了普罗米修斯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古希腊伟大悲剧作家，被尊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也正是公民理念的极佳典范，虽然因其伟大剧作而享誉整个希腊世界，但他在自拟的墓志铭上却仅仅希望以“雅典人”和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的重装备步兵”的身份被世人记住，而只字未提他作为伟大的极受希腊世界喜爱的剧作家的身份。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战役中阵亡的兄弟，也许是由于他更加热爱他曾经用生命捍卫的民主和自由的雅典，也许他更加为自己是一个马拉松战役的重装备步兵而自豪。不管是哪种情况，埃斯库罗斯体现了一个古希腊公民的崇高意识。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Od3xvXCOcnfKLPDSlGwrreJ7ckYh5fAfAoPOQUuCjYwxuNmAkpOzvg/0?wx_fmt=jpeg 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 埃斯库罗斯自拟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在这墓碑下躺着雅典人，欧福里翁的儿子，过世在丰饶的杰拉的埃斯库罗斯；对他的英勇，马拉松的草木可以引言作证，长头发的波斯人更心知肚明。 这朴素和谦虚，衬托了埃斯库罗斯的高贵和伟大。对比之下，那些把自己粉墨神化让大众歌功颂德、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达官圣上，便立即分文不值。 马拉松战役中另一位普通战士斐迪庇第斯，以他生命的代价从战场跑到雅典，传递了重要战况。这四十多公里在两千多年后成为了现代奥运会的压轴项目——“马拉松长跑”，以表彰一种伟大的精神。这是“英雄主义”、“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我无法分辨，也没有必要区别，因为那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古希腊精神。 否认个人价值和否定集体利益实际上是共生的。在否认了个人价值的时代中最后培育出的只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中国的历史正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中国社会曾几何时把个人利益变成不可言传的禁区。“先公后私”还不够，必须是“大公无私”，而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些贪得无厌的达官贵人和损人利己的卑鄙小人盛产于那个时代，并且会在现在和将来继续涌现、层出不穷。毕竟，一种文化积淀极不容易被铲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民族的性格？ 集体主义怪现象 在高喊集体主义的同时，却几乎每个国人都要钻营到一个特殊的集体之中，以便把自己和地位不如他的人区分开来。中国的高尔夫会员卡供不应求，再贵也有人要。并非中国的有钱人比外国人更喜爱打高尔夫球，而是由于此乃身份的象征，证明持证人已经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这也是中国式“集体主义”的一部分，他终于加入一个集体了，特权和身份才是真正的动机和目的。国人的“集体主义”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同乡会。这个现象在西方绝难见到，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在崇尚每个个人平等的“个人主义”理念普及的社会中绝难生存。趋炎附势和结党营私正是这种病态“集体主义”的表现。 用“集体主义”绝难解释的还有国人特别喜欢找名人题字，不管是餐馆，宾馆，书刊，甚至大学校名，都要找来名人题字一把。这些名人都权力炙手可热，但书法却绝难恭维。显而易见，题字的价值不在于字的好坏，而在于官的大小。这个现象在西方绝对难以想象，不会有大学找大官题字，即便大官想到大学里做一个讲演还要看大学爱不爱理你，看你够不够水平。但在中国，一个达官贵人的题字给被题字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哈，看看我高攀上了谁！”这就是潜台词，其威力之大，在中国决不可小视，国人老百姓就吃这一套，“这家后台真的硬！”羡慕和崇敬，溢于言表。 那些经过精心美化仍然惨不忍睹的题字揭示了一个内在的民族性格：对于人格的蔑视和对于权势的逢迎，掩饰自我、趋炎附势、以图飞黄腾达。这样的行为毫无集体主义可言，更与个人主义无关，而以依附权势来达到一己私利的动机和实践却昭然若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性格悲剧。 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畸形膨胀的集体（社会）对于个人的践踏，也同时存在着一种畸形膨胀的个人对于集体（社会）的损害。这种互不承认和彼此势不两立的矛盾，造成了集体和个人的最严重和本质的对立。但是这两个看来势不两立的行为，却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 —— 对于他人的蔑视和对于人的价值的践踏。 有一件事情，我现在想来也很惭愧。我刚到加拿大时课后参加英语口语班，班上学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留学生和当地母语为法语的人。为了使学生灵活地使用英语，老师出一些题目让大家辩论。其中一个是敏感的艾滋病话题：“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以便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我很自然地就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隔离起来，直到社会找到了治愈的方法。我当时觉得我的观点应该得到很多人赞同，但是出乎意料，赞同的只有几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没有一个加拿大人。 事情虽小，但是随着我对加拿大社会和整个西方的理解，这件事居然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终于理解了当时我的观念和加拿大人的差距。尽管我还自诩为理解西方文化，其实，在骨子里当时我距离西方的理念相去甚远：在集体利益的名义下，少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美其名曰，“集体重于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但其实这是对于人的价值的不尊重。任何一种以多数的名义牺牲少数的利益的行为，都将最终损害到全体。理由很简单，在每个个别矛盾的对立中，少数对于多数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叠加这些事件，最终多数将不复存在，而只有多次的少数，而最终的多数和全体正是由这些少数构成的。 如果我们把民主仅仅理解成“少数服从多数”，那就彻底错了。这仅仅是民主的形式，而不是本质。民主的本质，是人本主义精神，其使得少数人在服从多数之后，仍然得到了利益上的保护和人格上的尊重。这就是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作为民主的基石和精髓，民主的形式仍然可以在某个阶段存在，甚至可以如火如荼，但是随后就会转变为暴民的统治，最终必将无可救药地走向独裁。 正是由于华夏的“集体主义”，在少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大多数人却可以认为和自己无关而不予关心，如果他们还有正义感，那么也用“集体主义”掩饰了其怯懦；如果他们的正义感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他们的“恻隐之心”也随之而去了。在少数遭受不幸时，他们努力挤在多数之中，对受害者的不幸无动于衷，还美其名曰“集体主义”和“为大多数人服务”。俨然羊群遭到恶狼袭击，他聪明地躲进了多数，任凭个别被恶狼叼走，却庆幸自己是多数的一员。但是这样的“多数”能持续多久？ 中国的“集体主义”蔑视个人价值，迫使个人把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仅仅理解为对于权威的屈服和忍让，这其实是“群羊主义”；一旦这样的屈服和忍让成为不必要，就会导致急剧膨胀的极端利己主义。也正是由于对于个人价值的蔑视，在他们握有权力的时候，就蔑视和践踏所有他人的权利，自然就导致“恶狼主义”。 现代奥运会在希腊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遗址前点燃的奥运圣火，必定隐喻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的勇敢和功绩！以信仰和道德的力量使得个人在强大的逆境中正义凛然，正是古希腊对于人的价值的颂扬。普罗米修斯成功地给人类带来了圣火，为他人带来了利益，而他自己由于对抗权势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愚公也成功了，但是他的成功给他人带来了损害，并且他的成功不是真正战胜了逆境，而是感动了一个权势，在这个权势的恩赐下，他得逞了。因此说，普罗米修斯和愚公的人格云泥之别，对于他们的赞颂和认同派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 在中国，符合权威的利益，成了一种自觉遵守的规则和文化积淀。这正是中国的“集体主义”的精髓，也是其致命缺陷。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注定不能在中国生存，因为其会被冠以“集体”的权威和利益所吞噬。在华夏的历史神话中，从来没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更加没有对此的赞扬。华夏也有“女娲补天”和“后羿射日”的传说，但都或是天神下凡，或是秉承天神旨意，君临天下拯救百姓。无论哪种情况，都缺少挺拔的人的形象和意志，缺少伟大的悲剧式的感染力。 注【1】Vincent Farenca，《古希腊时期的公民和自我》Citizen and Self in Ancient Greece，p277，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6） 文：林炎平​ 华夏的道德历史——寻求青天大人 于是，作为剧种，华夏只有“怨剧”而没有“悲剧”，华夏的“怨剧”是在祈求上苍的同情和“青天大人”的明察，而古希腊的“悲剧”是在激起蕴藏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力量和对于正义勇敢的共鸣。国人并非没有愤怒和抗争，悠久的孟姜女的故事，也许就是这种情绪的最终表达，但却显得很无奈很悲惨。孟姜女的哭诉，并非要唤起对于人的价值的认识和抗争的勇气，而是在寻找一个终极的听众，亦即一个超自然的“上苍”或人间的“青天大人”。 正由于没有“悲剧”，华夏也就没有了“喜剧”，而只有“闹剧”。在那没有多少幽默感的傻笑之中，到底有多少真理的启迪和道义的力量？实难恭维。每年闹腾的“春晚”，也许是中国既没有“悲剧”，也没有“喜剧”的最好的诠释。留下的只有“怨剧”和“闹剧”了。当然，还有华夏色彩独具的剧种——“颂剧”，这也许应该归在“闹剧”之中。 华夏百姓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祈祷和祈求的是一个可以解救他们的“救星”和“青天大人”。中国的道德历史，就是一部哭哭啼啼闹闹腾腾的寻求“青天大人”的演义。国人需要一个“救星”，由他来掌握百姓的命运，而百姓只需俯首听命、歌功颂德。“济世自有飞天剑，尔且安心做奴才”。数千年来在“皇恩浩荡”之中，不少国人已经没有了对人的价值理念。他们在被损害时的逆来顺受和他们有朝一日得势后的飞扬跋扈，源自同一个心理和价值观：个人价值是不值得尊重的。他们在底层时的逆来顺受是将这一理念用于自己的体现，他们在得势后的飞扬跋扈则是将这一理念用于他人的结果。 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个人主义”者，而最终都必然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即“恶狼主义”者。只要有机会，他们可以用任何别人的福祉换取他们的私利，他们可以对于别人的痛苦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悲惨处境熟视无睹，他们可以把别人看作仅仅是他们向上爬的台阶和垫脚石，他们可以在谈论别人的生命时根本不觉得这是和他们有同样权利的同类，而是一些可以利用的筹码和数字。这就是中国式的“集体主义”的恶果。 华夏自古以来并非没有仁人志士，华夏最高境界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应该体现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字里行间体现着责任和牺牲精神，每个现代的国人都应该为此而感动和惭愧。范仲淹不仅仅抒发了他自己的志向和情怀，也没有忘记他的人民和皇帝。他个人的心情和感受，随着自然界的伟力而跌宕起伏，但是坚如磐石的是他的信念。 我十分喜欢范仲淹的这篇散文，不管在穷愁潦倒还是春风得意时，总不禁会背诵这篇散文。或喜或忧，人生任何时候都处在这两者之一或者之间。能够做到无论何时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绝非易事！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其距离以人为本的理念还相当遥远。就是如同可以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这样的不凡人物，仍然在随时矫正自己以符合他上司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把原则和理念置于权势之上。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人生困顿时，李白的诗句无疑振奋人心，催人上进。但是甚至像李白这样不拘一格的人，都不能幸免对于个人价值的误解。“行路难”中念念不忘：“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绝非趋炎附势之徒，他可以蔑视权势，但是当他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却不得不把得到皇上的赏识作为他抱负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也不能脱离对于权势的依附，似乎这是唯一可以实现抱负的途径。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而如此经年累月的对于权势的屈服和依附最终让英雄也气短。 于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鲁迅）于是，华夏少有真正的英雄。那些被中国后人奉为“英雄”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积聚了过去和现存的污泥浊汤并以此兴风作浪让其荡涤社会的人，他们不仅没有带来人格的进步和社会的公正，却致力于利用人性本来的丑恶和消灭社会仅存的良知。 西方对于个人价值的重视并不仅仅体现在那些史诗般的伟大历史事件中，同样，对于西方来说，这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积淀。一些看来不大的事情，却体现了一个社会和民族的价值观。一场大灾难中的小事情令人回味。 我远道去上海见一个瑞典的客户，适逢地震袭来。西方人似乎尤其珍惜生命，为了躲避从远隔千山万水传来余震，瑞典经理让所有员工在街心公园休息，进而把大家都放假回家，但是不好意思让远道而来的我们打道回府，居然她自己和我们回到她认为有危险的大楼去洽谈。我看得出，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对地震很恐惧。会谈后，我感谢她冒着危险和我们面谈。我知道，她是冒着她确信的危险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否则她不会打发所有的员工早早回家。 那次地震震中的惨烈我到了当天晚上才知道。瑞典办事处经理对此事的处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公司没有和其做成生意，但是此事却让我钦佩这位经理的行为。她显然是把雇员的安全放在了经济利益之上，而且她还把自己的安全放在了雇员之下。我不得不说，在西方普遍弘扬的“个人主义”中，包含着对于其他个人和所有个人价值的尊重。以致在不经意间，那些普普通通的西方人就流露出他们的理念，并且付诸于行动。 和这个事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作协委员的一首无耻诗词。其是中国式“集体主义”的最残酷和本质的写照，这样的无耻在任何崇尚人的价值的地方都不可能看到。这首词并不出于压力和逼迫，而是作者内心积淀在这不寻常关头的真实流露，他是真正地感到了召唤，从而倾泻出了此等肉麻和无耻。如此自觉地对于他人生命和价值的蔑视和践踏，需要长期的心理折磨和道德降解。 在他看来，这么多死亡的个人，是无法和一个抽象的“集体”和权势相比的。人的价值不过是可以任意牺牲的数字或者符号。但是这样的人，对于自己的利益绝不这样看。他唱的高调都是让别人去相信和实践的，他自己绝对不愿意就这样“亲历死也足”，更不愿意在坟墓里看奥运。他是要这些死去的人不要给活着的人带来愤怒，不要给他带来内心的责难，他要让那些死者的亲属认为“做鬼也幸福”，既然死者很幸福，那么幸存的也就更满意了。于是让他可以安安心心舒舒服服过日子。 个人服从集体，而集体则由某些少数的利益集团所代表，从而所有的个人服从某些个人，这样的形式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集体主义。无论以什么样的慷慨激昂和群众运动做幌子，都无法掩饰其真正的本质。 宣扬“集体主义”导致的个人崇拜和极端自私 我们稍稍回首，便依稀可见那个还未远去的荒唐时代。对人格的集体侮辱莫过于那时的“忠字舞”。那是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集体行为，舞蹈大致如此：用手在胸前一笔划，算作是一颗红心，然后把手伸向空中，意思大概是把心献了出来。通篇都是这样的舞蹈语汇，整个民族作为一个集体，每天整齐划一地跳舞，表达一个集体对于某个个人的忠心。这个全民参与的集体舞，跳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终极诠释了中国式的“集体主义”。 忠字舞的荒唐似乎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忠字舞的基础却根深蒂固，主子阴魂不散，奴才忠心仍在，卷土重来并非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 在集体的名义下，所有的人都被要求为某一个“代表集体”的极少数牺牲自我。一些人的权力欲急剧膨胀，更多人的权利随之消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褒扬集体主义的民族，却源远流长的是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 难道集体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及个人崇拜是如此相辅相承吗？结论是肯定的。中国式“集体主义”的本质，在于消灭普适的个人价值，个人尊严、个人内心的道义准则和独立的人格。随之而来的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极端卑躬屈膝自私自利和个别人的飞扬跋扈专制独裁。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一针见血地批判此类集体主义：“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他显然指的是为了否定个人价值而推崇的“集体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私有制”的否定不能带来对于“公有制”的肯定，实际上过去搞的“公有制”最后都无可救药地变成了“公无制”，人人一贫如洗，只有极少权贵拥有一切。从消灭“私有制”开始，以“公无制”的结局告终，这是必然的。这就如同你否定了每一滴水的价值，肯定不会再有江河湖海，很可能最后连一口小水塘都是臭气熏天的。 曾经在华夏盛行的“集体主义”，仅仅是为了消灭普适的个人价值而已，于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人价值丧失殆尽，却导致了极少数人的个人价值无限放大。所以，在中国式“集体主义”最盛行的时候，也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利益最蔑视的时候。 我的华山之行使我产生对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彻底怀疑。1976年10月初，是中国值得铭记之巨变的开始。当时我对于前途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愚公那个蠢驴也许无法让我这一辈子再次把太行山搬一遍了。我别出心裁决心到华山去一趟。那时还没有旅游这么一说，一个人去华山是需要一定疯狂才可以成行的。村里没有分红，只好靠逃票成行。 当时的华山，是非常值得去的。一是它挺拔苍凉的自然景观，二是它劫后余生的人文景观。 “自古华山一条路”，当时几无人迹，越发彰显华山的内涵和个性。即便不看华山的任何人文影响，它的自然景色也可谓鬼斧神工，引人入胜。刀劈似的峭壁，直上直下，整座山峰就是一整块巨石，这是黄山和别的山无法比拟的。如果说黄山是秀美，那么华山就是壮美，华山让人联想到男子汉裸露的胸膛。但是那人文的痕迹使人非常感慨。这是一个被当时的“忠字舞”的“狂舞者”们刻意破坏后彻底忘记，被当时的歌舞升平完全遗弃，又尚未被此后的铜臭所污染的人文废墟和自然奇观。 山上所有古迹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连狭窄的石头小径边的历经数个朝代安装的护栏都被“忠字舞”小将们掀到山底去了，仅留下一些残柱。我曾经听说过“第二次解放华山”，后来知道这就是指“红卫兵”到华山上把那些“四旧”都砸烂。当时的我是自身不保，食不果腹，衣仅蔽体，那天上华山也如此，我只带了朋友送的半斤饼干，这是两天的全部食品。除了身上穿的球衣裤，没有别的衣服。尽管如此，我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对于这种看来和我无关的破坏的反感。 那是一个月圆的日子，晚上在苍龙岭附近道士破旧的观里歇了几个小时，早上四点，乘着月色就去东峰看日出。在接近东峰的时候，看到另外几个上山的人，大概那天上山的一共也就这么几个人。十月的华山清晨很冷，太阳出来还要一些时候，于是就在这距离东峰不远的旧庙里歇一会儿。很快，那几个人就说太冷，要找东西生火取暖。山上的灌木他们是弄不来的，结果，他们居然想到了把空图四壁的旧庙的椽子弄下来做燃料。我对他们说，并不很冷，不要弄坏旧庙。我当时比那几个人穿得还少，如果我不觉得太冷，他们也一定不会太冷。但是他们执意要把椽子弄下来，把一根绳子抛上去，拉住椽子，用力向下拉。我当时没有更好的制止他们的办法，只觉得这事情简直太损了。他们要我帮忙，我拒绝了。好在这几个人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折腾了好一会也没有什么成效，只好气喘吁吁作罢了。估计他们经过这运动也不觉得冷了。 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不忘。我对自己不能制止他们感到很惭愧，对他们的这种行径倍感愤怒。就为了一点点自己眼前的利益便胆敢破坏属于整个民族的文物，如此的贪婪和愚蠢，令人绝难原谅。看到这样一幕，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华山上的古迹都被破坏了。可以撼动的，都被“忠字舞”小将从山头推下了山沟，连栏杆云梯也不能幸免。当时华山的石径已经几乎没有扶手和栏杆，只有那些从巨石上凿出来的无法撼动的石头台阶还安然无恙。 我很难理解是什么使得这些本来涉世不深的学生热衷这么残酷的破坏。这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遍及华夏大地和整个民族的普遍行为。全体附庸极少数的权势，丧失个人理智而导致集体疯狂，把属于整个民族、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古迹破坏贻尽，这是“集体主义”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的培养使得他们对他人极其蔑视，对他们不理解的事物极不容忍，对于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极端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他们理解的“集体主义”和“正义”，于是有了我永远挥之不去的华山一幕。 当我登上华山东峰时，太阳还未出来，月亮尚未隐去，东方已经发白，在寒冷中祈盼日出是一种幸福，因为这一刻肯定会到来，因此等待不会没有意义。在喷薄而出的华山红日照到我这个饥肠辘辘、衣不御寒的太行山知青身上时，我似乎忘却了自己的身份。我似乎同时感觉到了自己对于天地的渺小和重要，使得渺小的自己感到重要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这也许就是我后来意识到的被西方推崇的“个人主义”。这使得我对于当时完全未知的社会变革更加有信心，更加希望我可以参与其中。我当时并不知道古希腊和西方的思想，自然不理解人的价值。但是我在那一刻所感觉的，却在日后的人生经历中被反复品味，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那天正是阴历闰八月十五，那年有两个八月，于是有两个八月十五，每个我都记忆犹新。数年后，我在大学里写下这样的诗句时，最初的酝酿必定是当年华山的景象和经历。 七律·中秋 今夜明月今夜酒，西风时节宴中秋。身无分文忧天下，心有余力费躇踌。飘零已谙人生苦，浮沉渐泯世间愁。阴晴圆缺四海共，何必相逢叹如勾？ 为“个人主义”正名 我相信，任何民族的个体都在本质上存在着朴素的对于自身价值和他人价值的尊重。“人之初，性本善”，想必是有道理的。因此，这种价值的被弘扬或者被扼杀是由于环境，而不是遗传。如果一个社会环境惩罚善良和独立的人格，而奖励丑恶和奴性的人格，那么久而久之，只有丑恶和奴性的人格才会以适者生存的法则胜出，成为这个社会的普遍人格特点。而这种人格特点又反过来进一步恶化社会环境。这是一个正反馈系统，亦即社会环境导致了人格的恶化，人格的恶化进一步导致社会环境的恶化，再进一步导致人格的恶化。正反馈系统的结局只有两种：在没有强有力约束的情况下以系统崩溃而告终，在有强有力约束的情况下形成不收敛的振荡。在华夏发生的显然是后者，千百年来不乏朝代更迭，不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却不见人格的进步。 国人现在的自私，至少一部分来自于千百年来的对于“个人”的压抑和对于“集体”的弘扬，所谓“集体”并非社会大众，而是让个人牺牲自己的价值和出卖自己的良心以便和权势保持一致。这样的世世代代对于自私的培育，自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在中国，少有人会把公用电线剪断、马路的窨井偷走当废品卖钱的。这很难说和虚伪的所谓“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长久说教没有关系。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极端自私自利的行为和社会风气就是这些虚伪的说教和相反的现实所共同培育的。 和中国的冠冕堂皇的“大公无私”不同，在西方，人们对于自己的照顾是理直气壮的。如果在国外乘坐过飞机的话，就一定会在安全指示中听到这样一句话：“如果碰到舱内失压，氧气面罩会自动弹出。此时，请立即戴好氧气面罩。如果有人需要帮助，请务必在自己戴好后再给予别人帮助……。”现在中国的飞机上也如此要求乘客。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每个人都要照顾好自己，使得自己不成为别人的负担，同时，尽可能去帮助别人。 由于对于个人价值的肯定是天经地义的，西方人在竞选政府官员时，都强调自己注重家人和家庭，在竞选场合经常带配偶和子女出席，以体现竞选者对于自己家庭的重视。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文革”时代，虚伪的“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说教还促使了一些人装模作样的表演，他们到处声称自己的不重要、家庭的无所谓，甚至在那几部绝无仅有的戏剧和电影中见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以此表现这些人的大公无私 —— 既不顾自己，也不顾家人，在他们心中只有人民大众。但真实的现实却恰恰相反。他们积虑“谁主沉浮”，要超过“秦皇汉武”，为一己私利不惜涂炭生灵，为平步青云不惜落井下石，他们永远不会是“个人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别的个人；他们也绝对不会是“集体主义”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集体只是一个试验的对象和攀登权势高峰的阶梯。 中国式的“集体主义”并不在于重视集体，而在于无视个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宣扬“集体主义”的真正目的并非弘扬和肯定集体，而在于蔑视和否定每一个个人。那个“集体”是如此地虚无缥缈，它既不是个人的集合，也不为由个人组成的集体服务，它只是一个被权势者创造出来否定“个人”的冠冕堂皇的抽象概念。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他，就是集体的化身。 正因如此，多年的“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的说教，造就的却是极其自私和虚伪的群体。在中国，没有集体主义也没有个人主义，有的只是对于他人价值的极端蔑视和极度膨胀的利己主义。如果任其发展，必如愚公把他的愚蠢和贪婪代代相传，其危害真的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和中国式“集体主义”截然相反的，是古希腊要讴歌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古希腊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在意自己的清贫生活，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毫无实际功利可言的理想，才使得后人有可能成就现代文明。我深深敬佩古希腊哲人和学者，那时的学术研究，既没有什么高额的工资，也没有什么光荣的奖项，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功利，因此，他们持续一生的高尚行为，只能源于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探索真理的个人勇气和寻求社会公正的利他精神。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标签都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个人主义的典范，也是集体主义的榜样。 个人价值得到尊重的社会，才会产生这样的英雄。尽管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也比比皆是。那些甘于清贫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些握有权力但是倡导民主的政治家，如索伦和伯里克利；那些为了全希腊利益而战死疆场的无名将士，都是在这样的理念和制度下才产生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O7oTNNEJvAgrU18zq5UacoNDMoNwHRQ7nGdPojrwlg0pqpOcuy8xZAwVoVLrUhvgCzf6VeNwmbA/0?wx_fmt=jpeg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O7oTNNEJvAgrU18zq5UacoDqaoQMO6ibIdFJ226PFOZFLuNeJmoyibv78GwURCA5LCCFUao1tkdXw/0?wx_fmt=jpeg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J3RkR8dyr3BOt6U9HgXYCHXck5AibxSEoyLpvobDLhntYb1N7vmjcoJL30KHUrNt7NoqK6pyYdxw/0?wx_fmt=jpeg 古希腊政治家索伦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O7oTNNEJvAgrU18zq5Uac5bjyARkUmFM15Uicq5J16MBWFzHNtMBdDLzg4zW6pqdzSLNnoTKFQsA/0?wx_fmt=jpeg 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 西方正是通过文艺复兴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才会在此后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科学、艺术和政治的英雄。他们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典范，也是重视整体利益的榜样。 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诞生的理由，而更是对其每个公民价值不容置疑的誓词，“每个人生来平等，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如雷贯耳的词句，蕴含着正义，激荡着风雷。正是对于每个个人价值的肯定，遂使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也为了整个社会和他人做出了贡献。 蔚蓝的澎湃必来自无数清澈的涓涓细流，污泥浊汤也必源于众多的腐败肮脏。社会的进步始于每个人的内心，如果我们还怀有对他人的善念，对自我的尊重，那么，是从自己做起的时候了。 中国不需要“愚公”，而急需“普罗米修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普罗米修斯，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赞美他的精神。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O7oTNNEJvAgrU18zq5UacSqBB1sib3nfEiay91SyBbctHv4iaF2smnIxYmNXvwfcibeWB38icwnSM98A/0?wx_fmt=jpeg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法】尼古拉·塞巴斯蒂安·亚当作品 美好和正义，是从赞美她们开始的。

以自由看待教育 文：蔡朝阳 编者注: 一年一度高考之际，有必要重新审视教育的目的及意义。 我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就是你们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每天都能见到的那个面目可憎言语乏味的中年男人，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我对教育的一些思考。 教育在我们当下已经成为了一种国殇，每个人谈起教育，不论是家长学生还是老师都会义愤填膺，仿佛教育的罪恶已经罄竹难书，擢发难数了。 就在我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网上热传一个视频，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不知道的以为这是在搞传销，知道的就知道这是河北一所非常著名中学的高考誓师大会。我们今天看这个视频，我们都在嘲笑他们，面带嘲讽，语涉调侃，其实我心里很悲伤，就像我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叫做《因为你不懂得我的忧伤》，是什么把我们天真烂漫、充满了创造力与自由意志的孩子，逼到了神经病的边缘。 我还记得去年反日货的时候，全国各地那种激昂的情绪，不讲理的亢奋，跟这个高考誓师大会真的很相似，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成为了愤青，一代又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是喝毒奶长大的。这个毒奶当然首先是实指，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可以举办举世无双的奥运会，但是却造不出一罐让人民放心的奶粉，这个毒奶也是一种比喻义，就其比喻义而言，我觉得就是指我们孩子们从小学习的精神食粮。 不要以为现在已经21世纪了，我们所学的教材文本也与时俱进。2009到2010年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些朋友，一起研究了在中国现在覆盖面最广的三套语文教材：人教社的、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以及北师大出版社的，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孩子还在吃错药。 这个研究报告在2009年2月份发表以后，首先引起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关注，后来一系列的一线媒体全部跟进报道，对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进行了一场反思，这个反思直接导致了2009年到2011年民国教材的热销。 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些教材？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家的小朋友菜虫虫同学已经3岁了，到2012年他读小学了，等他把他的教材拿过来，我一看，我们批判过的教材一模一样在里面，纹丝不动。 今年寒假，发了人教社的第二册，小学语文第二册教材，还配一个磁带。我们家小朋友在复读机里听，我一听，里面有这样的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还有一个：《抗日英雄王二小》，听完以后，我们家菜虫虫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爸爸，什么叫"大扫荡"？ 大扫荡？！我愕然，对一个生活在2013年的孩子，你要跟他解释什么叫大扫荡很麻烦，我想保护这个孩子的不知情权。 我们来说王二小这个故事吧。王二小放牛，他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八路军歼灭了鬼子，可是王二小自己献出了生命，他是一个小英雄，这一系列的小英雄有很多，比如我们都知道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刘胡兰，还有1949年以后的小英雄赖宁，我们发现这些英雄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其实很多年前已经有过一个讨论，遇到火灾怎么办？我们不鼓励孩子去救火，而是让他们学会第一、逃生；第二、报警。这个课文在2013年的小学语文教材里面还有。 我们知道，就是用这个教育，就是用这样的教材，用这样一种丝丝入扣的安排，制度性地塑造着我们的孩子，从小学阶段乃至更低幼的幼儿园阶段，它拿一些空洞的故事，拿一种宏大叙事来占领你的头脑，天真烂漫进去，歇斯底里出来。 菜虫虫在一年级第一学期时，我带他做了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带他去了北京，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去看了天安门，因为课文里面有一篇叫做《我多想去看看》。读了这篇课文，我们家孩子就吵着要去天安门，于是我就带他去了，我在天安门给他留影，他欢呼雀跃，各种姿势，其实我心里是挺担忧的，因为这是菜虫虫同学第一次被一个大词所绑架。 你想啊，一个从小在浙江绍兴南方长大的孩子，他怎么可能爱北京，超过爱自己的家乡呢？刚才洪启老师在演讲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有几次热泪盈眶，他对家乡那种真诚的热爱深深地打动了我，对家乡的热爱才是发自心底的呀，是不是这个教材可能有点问题？ 还有一件事情，菜虫虫的生日是在正月里，正好今年正月我们在马来西亚，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带着炫耀的语气跟他说，哎呀菜虫，今年你的生日要在马来西亚过啦，菜虫虫一听勃然大怒，叫起来：“不要，我要在我的祖国过生日！” 我哑然，目瞪口呆，“祖国”啊，这是这个孩子嘴里第一次迸出这样的大词，因为在我提供给我们家孩子的读物里面是没有这样词语的，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文章，叫做《祖国考》，究竟这个词语是何时、何地、如何进入他的大脑，进入他的词汇库的？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这样？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家庭作业。我一个朋友的小孩刚读二年级，他有一天的回家作业是写学习十八大精神的体会，我这朋友是个酒吧老板，他开玩笑说：“儿啊过来，就这么写，天大地大，没有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党的总书记亲。” 这是一个有个性的爸爸，但是我们知道，更多的孩子出来都成为了五道杠的黄艺博，他们热爱看新闻联播，他们的词汇库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大词，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刚才视频里面衡水二中的那几位学生，他们不也一样吗？ 在这种教育之下，他们就变成了这种人，除了学校单向给我们灌输的价值观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跟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也有关，我们多数家长，他总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的核心就是一个词：服从。 这些教育观念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号称要对孩子用自由的教育，很多朋友不理解，他把自由、爱和宽容理解成放任自流，他们带着过来人的口气教育我说，小蔡啊，规矩还是要做的。他认为，教孩子是要做规矩，于是他们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并不是鼓励他们自由的天性，而是常常通过规训与惩罚的方式来使他们服从。 我是一个浙江人，我老家有句话，讲一个小孩子不乖，调皮捣蛋，叫做“七日不缚手”。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孩子刚生出来，头七天要把他放在一个襁褓里面，普通话叫“襁褓”，我们那边叫“蜡烛包”，用蜡烛包把他包起来，把他手和脚捆在一起捆七天，这七天捆过了以后，这孩子就很好养，很乖很听话。我从小被我外祖父批评，就是“七日不缚手”。 这个故事总是让我想起鄂伦春人“熬鹰”的故事，他们把一只野生的凶猛的雄鹰训练成一只猎鹰。如何训练，百度去查一下，核心就一个词：“肉刑”，通过肉刑来使这只在天空当中展翅自由飞翔的雄鹰，变成一只猎鹰，这跟七日不缚手本质上一点差别也没有。 所以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为人父母，好崇高啊，教育工作者，人类灵魂工程师，在我看来其实都不是，我们是马戏团里的驯兽师。好，一旦你长大了，你到青春期了，读了初中读了高中，你开始拥有理性和独立思考，当过去的那些灌输和管束可能无效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用极其惨烈的应试，来挤占你所有的时间，中考、高考，千军万马走独木桥，把你逼到不可抗拒的地步。 你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只有应试只有考试，做练习才是大事。除此之外，青春所有的精彩全部取消，在你考上大学之前你的生活里面只有这个词语，“考试”、“分数”，而家长多数不能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他总是在附和这个应试教育的体制本身，成为戕害孩子的帮凶，因为孩子天性要自由，而家长却以爱的名义折磨孩子，最后两代人之间关系紧张，这就是一句流行歌曲唱的“最爱你的人，伤害你却最深”。 所以我们明白了，何以会有衡水二中这样的高考誓师大会，因为他们信奉一种宏大叙事，他们自小乃至如今，一直被灌输以一种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他们确实面临着举世无双的的高考压力，于是他们借鉴了传销和疯狂英语式的审美模式，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2005年，连战第一次访问大陆。因为他毕业于西安后宰门小学，后宰门小学的小学生们表演了歌伴舞，还用一种夸张的、变形的一种姿势和语调来表达对连爷爷的欢迎之情，叫做《连爷爷你回来啦，你终于回来啦》，这个视频出来以后被台湾那边嘲笑，被媒体和绿营嘲笑。 龙应台写了一篇文章，说你们不要嘲笑，一九七二年，我的柏克莱教授从铁栏杆外看着二十多岁的我们，在操场上穿着军训制服，踢正步、操步枪、立正唱国歌、喊爱国口号时，他眼中流露出的一种怜悯，跟我们现在对这些孩子的怜悯不也一样吗？ 龙应台说，二十岁的时候她还不明白，可是现在她明白了。现在我们也明白了，这些孩子好端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以及我们体制内的教育为什么会是这么一架庞大的机器，不允许发生任何改变，其实我们应该理解的，站在那个立场上，我们应该理解。 因为孩子们，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们，正值他们的青春期，我们知道青春期正是一个人思维最活跃、能量最充沛的时期。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所有在科学上的创造，都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年龄段是我们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最具创造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用这些无用甚至有害的事情缠住你，用极其严酷的应试缠住你，那么你的能量将如何释放呢？ 我的一个朋友是南开的博士，在微博上叫“兔老师”，他跟我讲过一个《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想去参加王子的舞会，可是她的后妈不让她去，于是撒了一盆豌豆在灰里，叫灰姑娘把豌豆拣出来，如果你在两个时辰以内把豌豆拣出来，我就放你去。捡豌豆这件事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它却足以用来阻止灰姑娘去做另外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王子的舞会，舞会才是有意义的。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死亡诗社》里有一句台词：Seize the day，翻译过来是“萃取生命的精华"，我经常觉得这真是伟大的比喻，教育就是灰堆里的豆子，它本身毫无意义，但是它却能够耗去我们最好的年华与最活跃的能量，磨损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我们不能去从事那些真正需要创造力的事情，最后我们没有去参加王子的舞会，我们去参加了衡水二中的高考誓师大会。这是一个成色十足的黑色幽默，面对这样坚硬的教育体制，每个人都在哀叹我们无能为力，因为靠你一个人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这句话是我年轻时经常被教育的一句话，他们用过来人的眼光和口气语重心长地跟我讲，然而，我很庆幸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一个很天真的人，我的妻子说我是麦兜，我的一个同事最近刚刚看了《西游•降魔篇》，他说你就是里面拿着《儿歌三百首》去降妖捉怪的驱魔人，因为这样的天真我总是不愿意完全输给这个体制，我在自己的教学中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去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 比如说我经常给孩子们看电影，给他们看课外书，开读书会，比如说我的电影单子里面是有一个序列的，这些电影是一定要看的：《死亡诗社》、《肖申克的救赎》、《飞越疯人院》、《V字仇杀队》、《楚门的世界》等等等等，因为这些跟体制内多数教师不太相似的做法，本地媒体也采访过我，他们把我塑造为一个话题老师。 但有意思的是，在一次教育沙龙当中，当一位家长最后知道我就是报纸里介绍的那个老师以后，她说哎呀你就是那个老师呀，我老公说他要是知道你看到你，就要打你一顿——教育观念不同，不一定要用打的方式来解决嘛。 正因为我是一个这样麦兜式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诿过于这个体制，那么我也想告诉大家，我们自己就是体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体制的组成者。 以前鲁迅说过，我们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把孩子们放到光明里去，我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悲壮，找了很多年，这个闸门在哪儿呢，没找到。 但是我现在发现，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不要去加重孩子们那种毫无意义的负担。回到灰姑娘的故事，我们知道灰姑娘最后她是去参加舞会了，我们也知道在《楚门的世界》里，金凯瑞演的那个楚门终于逃离桃源镇去寻找自由与爱情了，而在《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他花了20年用一把小锤子挖通了通向自由的隧道，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令人激动的场景。 所以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奇迹发生，这些通过磨难，通过不朽的，通过不屈的追寻而终获自由的故事就是我所理解的奇迹，所以请大家原谅我麦兜式的天真，这个世界上的奇迹就是这么发生的。你始终相信奇迹会发生，奇迹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对于教育也需要秉承这样的信念，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持对奇迹的梦想。 教育的价值是什么，是考试吗，是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吗，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有个好婚姻，然后再让你的下一代复制你这样的生活吗？——远不是如此，我的理解，教育就是要守护你天性的自由，激发你天赋的潜能，让你发现你自己，让你成为你自己，从而让你能够有勇气，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拥有能量去开拓，说到底就是康德那句，对于启蒙的著名论断，就是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你的理性。 在孩子们能够真正理解到这些之前，在他们拥有能量去开拓之前，我们这些父母这些老师，这些监护人，是不是应该帮助他们？可是我们很多家长都在做着比灰姑娘的后妈更加后妈的事情，在撒更多的豌豆。 灰姑娘最后去参加舞会，是因为她及时地把豌豆拣出来了，谁帮她拣的？是鸽子啊，斑鸠啊，小鸟啊，小精灵，小仙女，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这些老师和父母应该成为那个小仙女，这是我作为一个小学一年级学生的父亲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小学教材用那种宏大叙事、空洞的故事来挟持我们孩子的头脑，以及小学阶段就开始的越来越严苛的那种应试教育，但是只要你自己是一个开明的家长，你的身教重于言传，身教往往重于言传，所以你的孩子的学业负担自然会减轻，至少他在心里会减轻压力，最起码的我们不要到新华书店，教辅商店去买更多的教材、更多的教辅读物来给他，家长自己要有一个理解，教育并不等于考试。 另外，我们的孩子已经被大词裹挟了怎么办？如果他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怎么办？他的脑袋里装满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王二小》这种毫无美感的垃圾课文怎么办？即便我们不能阻止这样的变化，我们也要知道这种转变在这孩子从一年级到高三这12年当中是如何发生的，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介入到这个孩子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 他的审美品质现在看起来似乎被败坏了，不要紧，我们用无数的、比课文比教材多得多的海量的一流经典去填满他的大脑，人的大脑容量是无限的，就是一个比特之海，即便我们做不到把那些垃圾课文全部挤走，但至少可以稀释它们，让它们接近为零。 在他们识字之前，我们现在有最好的读物就是绘本。在座的朋友和我，我们小时候是看连环画长大的，现在有一种读物叫绘本，这个绘本能够给孩子最好的滋养，等到他识字了，你要给他最好的文字读物《小王子》、《夏洛的网》、《彼得潘》、《海鸥乔纳森》、《小约翰》等等等等。这些纯正的审美是符合我们人性本身的，是会在这个孩子身上茁壮成长的。 作为一个面目可憎的中学教师，多年来我也曾经匍匐在应试教育的脚下，著书都为稻粱谋。但庆幸的是我一直都在坚持，我自己的这种理念，我很任性，但我很感激我自己的任性，如今也年满四十了，新近才开始真正了解教育的意义，有一种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所以我在微博上我的签名叫做：40岁重新发现理想。 曾经有两次，我都很想离开这个教育系统，不再做教育了，一次是在90年代，那时教师的工资非常低，还比不过一个自行车工厂的临时工，第二次是在2000年代，网络等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很想去从事媒体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做媒体可以文章报国，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但我最后因为懒散，终于没有离开。 我现在很庆幸我的选择，因为我现在真正理解教育人生对我的意义，我想我肯定会一直做老师做下去，做一个我想成为的那个老师。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些告诫我靠你一个人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人，其实他们弄错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靠我一个人去改变这个世界。我的诉求仅仅是我想做一个不被世界改变的人，改变世界是一种示威，我们示弱，不想改变世界，不想被世界改变，这是一种示弱。 想要改变世界的人可能有一种英雄情结，他想要解民于倒悬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想得多了就变成了野心家。所以中国人经常会有一种救世主的情结，野心家他认为自己是救世主，而像我们很多不是野心家的人，我们则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你来救我，而我们自己呢，就在那儿待着，啥也不干，等救世主。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救世主，我们也不是野心家，我们都只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的人，坚持做我们自己，而不奢望去改变谁。即便是今天我刚才所讲的一切，都是一种我个人思考的分享，请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布道。 我的学生曾经因为我给他们看了《死亡诗社》，就在背后叫我「船长」，我们知道，基廷老师是让人家叫他「船长」的，而我不是，相反，我认为我是安迪，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那个囚徒，我是教育制度的囚徒，我花了16年时间，来挖掘通往自由思想的道路。 我的工具是阅读、思考和写作，所以作为一个中学教师，我愿意是这些孩子们他们一生最幽暗的那一段旅程当中身边一盏微亮的灯火，我想告诉他们，除了主流体制规定的那个出路，除了他们鼓吹的那一套价值观之外，你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尽量做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船长。 注： 本文摘自蔡朝阳2013年在一席上海的演讲《以自由看待教育》。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2） 文：林炎平 自私和仇恨——普遍的社会心态 精神文明并不决定于物质文明 号称“礼仪之邦”的华夏，今天距离这个称呼到底有多远？有自知之明的人都绝不乐观。近代国人素质之低下，几乎路人皆知。人们通常把素质问题归结于物质水平低下。春秋时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如果丰衣足食，就有礼仪道德。西方的马斯洛定理同样认为人只有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谈得到更高层次的追求。然而这种典型的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未必正确，道德水平未必和富裕程度成正比。而最近数十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了管仲根本错了，物质的发展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精神的进步。 我研究过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的古希腊人当时的生活状况。我专程去了一些古希腊的遗址，比如希腊境内的雅典、迈锡尼、德尔菲和奥林匹亚，小亚细亚地区的以弗所、米利都、阿芙罗蒂特城和帕加马（今土耳其境内），也去了当时古希腊文明的边缘区域，在黑海北岸的塞瓦斯托波尔（今乌克兰境内）。遗址考古现场基本保持了当时的状况，石质的废墟勾画出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居住环境。房屋的结构简单也不宽敞，和当时辉煌的神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按照文献记载，在古希腊极盛时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可以称得上衣食无忧，但绝不奢侈，政府官员的生活和民众相差无几，而知识精英们则极其简朴。以当时的生产效率不可能有什么奢侈品，我们今天的许多必需品，在当时都会是奢侈品。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Z6dM8P4jJjvodYmUjcYrgTg5ib7QGuZg5l7xwPQEN8AKGgcUZ2xia11w/0?wx_fmt=jpeg 图6－1， 迈锡尼遗址 在有3000多年历史的迈锡尼遗址上（图6－1），我低头细察，茫然四顾。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培育古希腊文明的摇篮之一。山区的植被和地貌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太行山非常相像，如果不说是贫瘠，也决不能说丰饶。但是迈锡尼博物馆陈列的辉煌的出土文物折射了这个伟大的文明，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也为此作证（图6－2），令人不禁自問：这个伟大文明就诞生于这样并不有利的环境之中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2JUon1Pt2Xibh8rV1VjVn1c1UXkAicoaVib96DJjkw83ZaUHuDMwgrtaA/0?wx_fmt=jpeg 图6－2，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 古希腊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周边其他文明没有很大差异，和当时的华夏文明也没有多少不同，但是古希腊的精神生活却截然不同。古希腊所孕育出的这么多灿若星云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璀璨的古希腊文明，惠及几千年后的现代。 古希腊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显而易见。每一个古希腊定居点都有剧场，从观众席的容量来看，古希腊的戏剧和演出是由全体公民参与和欣赏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部分阶层。当时一场演出的门票价格大致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日工资的四分之一。为了让经济拮据的公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观看戏剧演出，政府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款项。注【1】 那些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唤起了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道义和责任的共鸣，而且至今余音缭绕，永不消逝，激起当代我们的回响。古希腊喜剧则以幽默诙谐的方式针砭时事，赢得的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的开怀大笑，其笑声也回响到今天，让后世的我们也深受感染。我在德尔菲的半圆形剧场和雅典卫城的半圆形剧场后面的山坡上坐着（图6－3），想象着当时的演出和观众的反映，似乎我当时也在这里，混迹在观众之中，为之感动，为之开怀。那些几千年前的作品里流露出的情感和哲理，至今仍能让现代人感觉熟悉、亲切和发人深省。这些伟大的悲剧和喜剧带给我们的启迪经过数千年还不减其力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3cyyQ6spbUvjkzVOuHqpXd423gO2DB5HwkpCyzXYDJn5yLbagBMxOFShbuicEKr1uxX7RW7wweZw/0?wx_fmt=jpeg 图6－3，古希腊的半圆形剧场 那些伟大的古希腊理念就是诞生在这块并不富裕的地方。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古希腊人：“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坚韧不拔的人民。”他过于谦虚了吧。古希腊人绝不仅仅是“人民”，而更是“公民”。是古希腊人把“公民”这一理念带给了人类社会。古希腊人不仅仅做到了自己丰衣足食，还创造了一个文明。这个文明甚至并不以当时的功利为目的，而是更重视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对于人类自身价值的认知。这文明终究成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因。注【2】 除了这公民的理念，古希腊人还带给了我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和实践。我们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体都是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我们今天的课堂上还原封不动地教授着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 很难想象，这样伟大的文明是在如此并不发达的物质环境中产生并发展的。对于古希腊人，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景仰的心情，我虽然和这个文明素不相识，也并无与生俱来的感情牵挂，但是却对这个文明崇敬有加。而以上所说的，只是许许多多理由中的几个。注【3】 古希腊文明和其他文明伴随人类文明史走过了数千年，今天回首人类文明的艰难历程，也许可以使得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亦即，是物质文明带给了人类精神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第一个命题并不成立，其实，物质文明并不能保证精神文明；而其逆命题，亦即第二个命题倒是成立的，即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后者由古希腊的历史给出了无可争辩的证明，而前者，也许华夏历史上很多时代都可以提供反证。 华夏本来推崇遁世的独善其身和入世的兼济天下，如果你不想掺和世事，那么你就与世无争，管好自己就好了；如果你想改造社会，那么你就积极投身其中。本来这两种都是可取的生活态度，而在华夏社会中却往往成了反社会的行为——遁世的自私自利和入世的仇恨他人。自私和仇恨成为了华夏民众最具特征的社会性格。而物质的进步似乎并未产生正面的影响。 富裕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德行 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得到了长足发展，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电视，自行车换成了小汽车。然而，这就意味着人们的道德修养普遍提高了吗？你看看那些比较富裕的有车阶层，他们的道德水平可能会让你吃惊的。 在中国，如果你曾在夜间开过车，你一定领教过迎面而来车辆大灯的刺眼，如果你是行人，你也一定有过同样的经历。那是因为司机开了远光灯，如果开的是近光灯，就不会晃眼了。我一直不理解中国司机开远光灯的心理。其实在市区，行车开近光灯足够了。开了远光灯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但这给别人造成了极大不便。但这似乎并不在那些司机的考虑范围，只要他自己方便，别人的不便就不予理会。 如果对方也是国人，他也毫不示弱，把自己的远光灯也开得大大的对着干。于是在这样阴暗心理作祟下，城市夜间街道一片刺眼的光明。有人还有更毒的招，自己把大灯的角度稍稍向左调偏一点，这样远光灯正好照在迎面而来的车上。这正体现了国人的信念和心理，“损人才可利己”、“利己必须损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成功不仅是由自己的收益来衡量的，而更是用别人的损失来衡量的。自己收益了，还不能算成功；同时要别人损失，这才是成功。 我在国外开车多年，从未在市区看到任何一个人有意把远光灯打开。有时有人误开了远光灯，通常迎面驶来的车会给予善意的提醒，一次轻轻的鸣号，就能让司机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并立即关闭远光灯。哪怕是在夜间漆黑的高速公路上，只要有迎面来的车，或者接近前方的车，也没有人开远光灯。只有在视野里没有别的车的情况下，驾驶员才有可能开启远光灯。我在国外习惯了，即便在高速公路上开几百公里的夜路也不开远光灯。久而久之，几乎忘掉了远光灯的存在。回到了中国，才知道此地原来如此热衷远光灯，如此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在西方国家，很难看到十字路口由于不同方向的车抢道而被堵死。当碰到十字路口交通灯坏了的情况，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车辆就会很有规则地轮流行驶，根本就不需要交警，道路不会堵塞。 但是在中国就不行了。如果碰到以上情况，交通规则便自动让位给丛林法则。如果南北方向的车在行走，那么后面的车就紧跟不舍，一辆接一辆，绝不给东西方向的车一点点机会。于是东西方向的车也绝对不示弱，也向十字路口逐渐挺进，试图把正在行驶不肯让路的南北方向的车队顶断，从而自己可以通行。这时，南北方向的车队会逐渐由直线变成曲线，就像一条被东西方向的车队顶弯的长龙，但还是要竭尽全力试图在东西车队首辆车的前面通过。南北方向的车队的行为使得东西车队的通行迟迟不能进行。 最后，东西方向的车队终于慢慢顶断了南北车队的长龙，开始通行了。此时他们就会重复刚才南北方向车队的做法，每个人都抢着在南北车队的首辆车前通过，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让了南北方向车队的首辆车，那么就要等待很久。因此，在中国，十字路口被堵死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旦红绿灯失灵，就非交警不解决问题。而车多的时候，就是有了红绿灯也不解决问题。 在西方，大家的共识是“既然我走不了，那么你就先走吧。”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人们往往这样想：“既然我走不了，你也别想走。”本来东西向的路并不拥挤，只是南北向堵塞了。此时在西方国家的话，即便自己是绿灯，但尚未进入十字路口的南北向车会停在白线处，把十字路口留出来。这样当红绿灯切换后，东西向的车就可以照常通行。但是国人就不一样，此时南北向的车在自己绿灯时争先恐后地进入显然无法再前进的十字路口，把十字路口堵得死死的。本来堵车仅仅是南北方向，这样一来，东西方向也堵上了。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在中国常驻，见到我也谈到了在中国开车。我说在中国开车很难，他很有同感：“中国司机无视别人的存在。”他说得很婉转，但是我看得出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司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 不仅北美和中国有如此大的差别，在欧洲，甚至东欧，也一样。我在2007年驾车从西欧开到东欧。那是一辆租来的欧宝，车不错，但是其离合器的行程特别短，经常让我感到启动不平稳。我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去苏黎世，没有走平坦的慕尼黑，而是选择了比较困难的阿尔卑斯山脉，顺便可以经过举行过三次冬季奥运会的茵斯布鲁克。在一段山路上碰到了前面修路，原来双向行驶的路关了一半，临时变成了单向行驶。于是我们这个方向的车就要在等到反方向的车行驶过来一段时间后才轮到行驶。正好是上坡，我启动连续三次都由于不熟悉离合器而灭火，至少耽误了20秒的时间。我走不了，后面的人也不能走。整个过程，我后面的车没有任何鸣笛或者表示不满，指挥车辆通行的修路工人也很理解。我最后终于适应了这个离合器，驾车驶过他们身边时向他们挥手致歉，他们也挥手，示意没有关系。此后几乎半个小时，我的脑袋里就是很鲜明的和在中国的遇到的情况的对比。 我有一次在杭州的公司门口开车从停车场出来，准备驶入繁忙的天目山路。我按照西方的习惯等待安全时机驶入，从而主要街道上行驶的车不必刹车避让。我后面一辆车上的一个人大声骂骂咧咧，嫌我不直接就冲进去，我干脆下车走过去问他，你想让我干什么？这个一脸横肉的人也不出来，缩在车里呲牙咧嘴。他的车好像是什么高档车，但是他那副嘴脸可就太低档了。我不止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只要稍稍让一下别的车，就会招来后面的司机的喇叭甚至谩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着急什么？他们到底在愤怒什么？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当没有人可以作为他们抢先的目标时，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慢慢吞吞的人。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分析了“奴才”性格，读者可以在那里寻找答案。 这些实质上蜗牛般的人所表现的急不可耐的行为也使得整个社会效率变得更低。一次我从杭州西郊开车回城，突然发现前面的车慢了下来，后来就都停了下来。而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也没有车驶过来。显然是在前面的某个地方出了状况，使得双向的车辆都不能前进。可以想象，在事故点的另一方的车辆，他们看到的左侧也是空空荡荡的公路。 如果在国外，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安安静静地等待前面的问题处理完毕，绝对不会有人利用左侧的逆向车道或右侧的路肩行驶。但这是中国，几乎所有司机都把自己的车开到了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和右侧的路肩上，向前开去。当然他们开到了事故发生地也就无法再向前开了。而事故点另一侧的司机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事故并不大，很快就被清理了。但是，这时却面临比事故本身更大的难题：事故点两侧公路都排满了车。西侧，本来双向的车道都被由西向东的车辆占据；而东侧，都被由东向西的车辆占据。于是事故两侧的车面对面地对峙了起来，谁都不可能走了。这样的状况比刚才事故造成的堵车要大数倍。最后花了巨大的人力和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人为的事故清理掉。由急不可耐到事倍功半，整个社会都在为这样自命不凡的“聪明”和罔顾他人的自私付出代价。 无与伦比的中国式自私 在欧洲和北美开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民的素质。北美的高速公路限速比较低，因此开车不需要很费神。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高速公路限速很高，甚至不少德国高速公路干脆就不限速，你的车能够开多快就可以开多快。在德国高速公路开车一开始还真的不适应，在北美我一般保持120公里的时速，但此速度在德国高速公路上就太慢了，只有卡车开得比这慢（卡车的速度是有限制的）。我后来逐渐习惯了160公里的时速，觉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不少德国人开的车嗖的一下就超过了我，我估计一些车的时速都在200公里以上。 但是，德国那些不设上限的高速公路上事故率极低。我可以想象像德国人这样守纪律的应该事故率低。只是我在德国开车后才深刻体会到还不仅仅是纪律，更重要的是素质。我不得不说，德国人开车不仅仅考虑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甚至连别人的方便都考虑到了。似乎每个人之间都有一种默契，其原则是：不妨碍别人超车，也避免让别人刹车。我在整个开车过程都不必刹车，也不必等待别人让我超车。 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那些素昧生平以后也难以谋面的人彼此似乎是配合默契的老朋友。这只能解释为一种社会公德，一种整个社会都持有的价值观。我去过德国几次，德国人并不十分友善，也缺少微笑，但是我可以感到他们的正直。在德国开车我根本不必担心在中国开车所要担心的任何问题。 那些在车里的德国人都是普通的德国公民。我从布拉格开车到德累斯顿，去看这座在二战中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城市。我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很小的餐馆吃午餐，没有几个顾客，服务员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厨师是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子，还有一个小女孩。我坐下来要了很简单的午餐，她也给了坐在我对面的小女孩一份更加简单的午餐，还对我说不好意思，怕她的女儿打搅了我，说是由于她的女儿今天不上学，所以就跟她到这里来了。 由于餐馆里没有别的客人，我就和她简单聊了几句。这是她自己经营的餐馆，看得出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现在那些在中国有私家车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他们富裕。但是他们平和与真诚的态度，我很难从陌生的国人那里看到。我知道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和我默契超车和让道的人，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德国人。他们从风驰电掣的奔驰、宝马、奥迪和大众车走出来后，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后面有一辆车迅速逼近我。当此车超过我的瞬间，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哥们这么猛，原来是一温文尔雅的老太太。 在中国，任何时刻在任何高速公路上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一辆速度不高的车呆在超车道上（左车道），它既无超车的速度亦无超车的动机。这也罢了，有的车变车道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甚至蔑视别人的存在。他们在车头刚刚超越你的车头时插到你的前面来，这必然导致你煞车，否则就撞到了他的侧面。他显然认为他有权利这样超到你的前面，这是他的“权利”，而你的权利，他是绝对不会顾及的。 西方和中国不同的心态，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的车语却在中国和西方的意义完全不同。比如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车同时到了一个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狭窄路口，此时，一辆车的大灯闪动了几下。如果在西方，那么它的意思是“你先走，我让你”，但是在中国，其意思就是“你别动，我先走”。完全一样的信号，却被驾车人用来表达完全相反的意义。这还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同，因为我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也同样看到司机闪动大灯示意让对方先行。同样的信号，在西方是自己停下让别人先走，在中国是让别人停下要自己先走。此车语果然有中国特色，这刺眼的自私心态，在对比之下，更加瞩目。 在中国开车，如果你从后面不小心碰了前面的车一下，那么你就倒霉了。我碰到过一回这样的事。在繁忙的道路上，前面的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尽管大家都开得很慢，我也及时煞车了，但是还是轻轻地碰到了前面那辆车子的后保险杠。我急忙下车说对不起，对方连一句的客气话也没有，明明车子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喳喳呼呼，说要赔多少钱。此人衣冠楚楚，还有一个随从，但是那气急败坏的样子，又像一个地痞。最后警察来了，看不出什么问题就说让我们自己解决。我让公司的司机和其他人来代替我来解决，我自己必须赶去开一个会。后来他们告诉我，还是给了那个人几百元算了。 同样的事情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也遇到过，结局却截然相反。2008年2月的一天，我开车上班去，下雪天路面很滑。我看到前面的车煞车了，我也煞车，但是车还是滑行了一段距离，最后撞在前面车的后保险杠上。我赶紧下车，对方也下车了，我说“很对不起”。他说“没有什么，我的车肯定不会有问题，看看你自己的车。”一般这样的碰撞，前面的车的损伤一般比较小，而后面的车比较严重。我看了我的车后说：“其实也没有问题。”当我再说“对不起”时，他说“没有什么，大家都一样，路实在很滑。”接着他说“Have a nice day!”（祝你有好的一天），潇洒而去了。 这并非一次绝无仅有的事例。有一次我从McGill大学的体育馆附近的停车场倒车出来，突然听到后面大声喊叫。我赶紧停车下来，原来是有几个学生开车正从侧面驶来，被我倒出来的车碰上了。煞车还算及时，但是我的车后保险杠还是把他们车的侧面碰出了一个凹痕。我赶紧说对不起，然后准备把事故报告写给他们。这是加拿大的常见做法，如果出了事故双方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便把事故的实况记录下来，互相签字，然后寄给各自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理赔的。至于谁的过失，那么大家一般也会达成共识，由保险公司来最后判定。这样警察就不必来参与一些很小的交通事故。 这时，其中一个高个的小伙子说：“你得赔我们很多的钱。”我说：“你记下我的驾照，我给你事故报告。”那小伙子笑着说：“我在开玩笑呢。算了，其实我们的车也有很多的凹痕了，多一个也无所谓。”我说，那我赔你们一些现金。他们说：“不，不，没关系。”他们车里有一大堆人，大概有五、六个，肯定是假期出来玩的。在中国的话，这么多人碰到你一个人，又是你没理，肯定就把你吃定了，不让你赔个够是不可能让你走的。 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对比：一边是一些加拿大的穷学生，一边是两个衣冠楚楚的国人；一边是车侧面可见的撞痕，一边是保险杠上无法判别的痕迹；一边是友好的处理态度，一边是气急败坏；一边是宽容和谅解，一边是无理的索赔——可见人的素质和财富，并无必然的关系。 注【1】希腊人的日常生活注【2】见《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注【3】更多的理由，见拙著《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0) 文：林炎平 造假——从精神走向物质 假作真时真亦假。 ——曹雪芹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 ——作者 造假三部曲——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 造假，并非某一个社会特有的现象。几乎有人的地方都会有造假的现象，比如谎报收入从而少纳税，多报利润以美化自己的经营业绩，甚至制造假的货币、假的信用卡，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在西方这么多年，我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造假行为。但是所有这些造假，和中国的造假比起来那就太微不足道了。中国社会中的造假如果不是空前绝后，那么也是登峰造极了。我不知道这问题是起自近代，还是古已有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近代中国的造假更加普遍和更加严重。 造假的动机和原因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如下应该是主要的： 好大喜功，粉饰面子，追求虚荣，从而胡编乱造，夸大政绩，无中生有； 一本万利，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指鹿为马，滥用权力，迫使下级按照自己的意思胡说八道，颠倒黑白； 逢迎拍马，出于利益，迎合权势，迫于权势，为个人的生存或者发达阿谀奉承。 但是，仅仅是这些动机和原因还不能使得造假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造假的普遍化需要有更多的条件，比如： 法律的缺失——社会对造假缺乏惩罚，从而使得造假实际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可能受到的惩罚。 道德的沦丧——也就是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的道德准则，认为造假是生存的必要手段，从而滔滔的造假洪流成了社会时尚，心理障碍一旦消失，造假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 习惯的养成——法律无法约束，道德不予谴责，造假自会生根发芽，通行无阻，最后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从语言，到思维，到行动，都不得不假了。 造假带来的好处和求真带来的害处，这两者给所有的国人以诱惑和胁迫，使得他们不得不在造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人自己很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谁是由于说真话而把官位坐稳的？绝无仅有，凤毛麟角！有多少是靠说假话办假事飞黄腾达的？比比皆是，多如牛毛！有多少是由于说真话而断送仕途，甚至丢掉性命的？不胜枚举！有多少是由于说假话而受到严惩的？少而又少！这样巨大的反差直接告诉普通的国人一个放之华夏而皆准的道理——说真话，没有好处，不仅会身败名裂，还可能家破人亡；说假话，才有好处，才能升官发财，还可能鸡犬升天。 中国历史上的敢于直言的高官，也许有那么几个，但就是这些凤毛麟角的仁人志士，也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轻者发配边锤荒野，重者落得家破人亡。幸存下来的也只能在“江湖之远”担忧“庙堂之高”。我想起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如其人，于谦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却最终倒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其遭遇令人感慨。在华夏历史上，这样的人和事，就如同绝唱，已经永远逝去，他们的余音也早已淹没于世间蝇营狗苟的纷繁嘈杂之中。 在这样的历史积淀下，造假在华夏就不得不如火如荼，规模越来越大，动机越来越广泛，参与者越来越普及：小到蝇头小利，大到社会民生，都可以造假；低到市井商贩，高到达官显贵，都可以成为造假者。 造假在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和深刻的道德问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看到在中国甚至食品和药品都可以造假。这在西方是极其罕见的，至少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道德底线的问题。在西方，有骗子，有强盗，甚至有杀人放火的。但是用假食品谋利的却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是用可以致病甚至致死的原料或添加剂制造的假食品谋利。 假名牌、假文凭、假证书、假发票、假履历、假皮鞋、假奶粉、毒火腿、毒酒、毒禽蛋、乃至假药、如此等等，林林种种，不胜枚举。对于盗版光盘和盗版书我就不说了，这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可的造假。 比造假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对于造假的普遍认同感，这比造假本身更加令人担忧。甚至包括本应是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比如中国人办海外移民时很大一部分会在自己的文件上造假。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加拿大和美国使领馆都已知晓，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在中国没有哪个机构可以避免造假，公证也好，认证也罢，在造假的汹涌澎湃的大潮冲击下都只能随波逐流，甚至还不时兴风作浪。 在中国，造假势力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如此凶猛，远远不是别的国家可以比拟的，如此规模的造假根源何在？毋庸讳言，其根源便是精神上的造假。只有在精神上对于造假具有充分的准备，完全没有犯罪感，才有可能为广泛的造假扫平障碍、铺平道路，从而让造假从精神走向物质。 造假一定是从说假话开始的。在不断的人为折腾中、压力下，有谁不说假话可以过关？在座谈会和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在说假话，说违心的话，每个人也都知道别人在说假话，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自己照说不误。甚至说得激情四射、慷慨激昂、痛哭流涕。那份说假话的“真情”，着实可以感动那些不明白这些造假风气和习俗的人。那些批判文章和心得体会有一点点是真的吗？绝无仅有。报纸上的白纸黑字不也如此吗？于是说假话蔚然成风。 人人都知道是假的，却人人都效仿。一来是不得不这样做，只有这样做了才可以比较安全；再者是从心里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了才会有好处。这是一个培养撒谎的环境，于是星火燎原，渐渐蔚然成风。最后，说假话就成了一种习惯，即便到了其实说真话也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假话连篇。很多国人说假话就如同巴甫洛夫证明的条件反射理论，本来说假话是重压迫使和利益引诱下不得已而为之，但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后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只要让他说话，哪怕没有危险，也假话连篇。就如同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最后只要铃声一响，哪怕并没有食物，也立即垂涎三尺。 这样的全民说假话，为全民造假扫清了道路。这是造假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办假事。办假事通常是应付上级或者民众，当然更重要的是上级。搞什么形象工程，虚报产量，夸大政绩，欺上瞒下，从而得到升迁，至少不丢乌纱帽。至于是否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利益，绝不在他们关心之列。我自己就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农业学大寨”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工程，绝少有造福于民的，几乎都劳民伤财，只是为了层层应付，让上级开心了，目的就达到了。风头一过，工程就可以收摊了。不求实效，但求壮观；无意造福民众，只求取悦上司。 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羡慕造假。很多人告诫自己的朋友和子女，要向那些“聪明人”学习。在中国，这些“聪明人”就是那些溜须拍马吹牛整景的人，也就是那些见了人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的人。很多人羡慕他们的“功夫”，靠说假话办假事受到了上面的青睐，从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好处，甚至鸡犬升天。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了全体民众和整个民族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不可小视，于是造假运动后继有人，越发如火如荼。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既然说假话、办假事已经摧毁了道德底线和心理障碍，那么造假货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鼓励和迫使人们说假话的社会必定导致人们办假事，从而导致人们造假货。同理，一个事事求真鄙视虚假的社会，绝不会容忍说假话或者办假事，从而不会出现造假货。 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的造假绝不始于近代，绝非今天才有。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在逼迫和引诱人民说假话，官员办假事。古代就有文字狱的传统，到了近代依然如故。因此普通民众甚至士大夫官僚都不可能不为说真话付出代价。“指鹿为马”也许是比较早的一种典型，只是不能肯定在秦朝这样的现象有多普遍。但是，在一个皇上自己都在异想天开长生不老，从而对假药梦寐以求的时代，造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皇帝自己相信假药、假现实和假来世，同时迫使大臣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进而大臣迫使手下官员，官员迫使底层民众，于是一个造假运动就这样自上而下开始普及和深入了。迫使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造假的登峰造极者应该是清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防范异族心存不满，清朝把文字狱普及深入和提高到空前的地步，这迫使整个社会和人民说假话、办假事。人们通过自己造假以避免受到迫害。说假话的习惯，大概在那时登峰造极，至今方兴未艾，可能还有继往开来之势。 胡编乱造的郑和神话 如果说迫于生存而被迫造假似乎还情有可原，那么好大喜功而主动造假就绝难容忍。令人遗憾的是，这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蔚为风潮。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2005年据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到处剪彩开会，好不热闹，影响之大，甚至波及西方。这波及西方的不是郑和下西洋本身，而是对于其纪念的“轰轰烈烈”。甚至一些说法更甚，宣称北美也是郑和发现的，还有海图引以为证，当然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骗局。 关于郑和下西洋，常见的说法是这样的：在公元十五世纪初叶，明成祖朱棣派遣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前后七次下西洋（第一次出航在1405年，最后一次出航在1433年），访问了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非人民的友好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往往还会强调：“郑和所到之处，中国以先进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这完全不同于后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的名为交易、实为坑蒙拐骗烧杀抢掠的海盗行为。”于是，郑和俨然是和平的使者和友谊的典范，在贬低别人、溢美自己之间，就塑造了自己的“光辉形象”。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吹嘘宝船的宏伟、中国造船技术的发达，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又为争当代第三世界领袖找到了历史根据。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ZdmAquchcICAO5vW5Yn49cibVqXXdQWDCXG7pXic4ffxER9NyRaYn0ap4ZAzqynicD6vbrSu5miacrw/0?wx_fmt=jpeg 三宝太监郑和 郑和下西洋在今天被描绘成了和平的使命，国与国之间友好与和睦相处的典范。这样一来，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似乎不是从600年前的明朝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出发的。如此“古为今用”，不得不使人立即产生对这样的纪念活动动机的怀疑，从而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怀疑。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史书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是类似活动中资料最少也最模糊的。民间传闻沸沸扬扬，这应归功于晚明万历年间罗懋登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巨大影响，以及东南亚华侨为纪念漂洋过海的先祖而对郑和事迹的诸多传说。但翻检可靠文献，却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据说是明代一切关于郑和航海的官方档案早已被毁。有说是明代禁海派官员的鼠目寸光，有说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有意为之，总之其结果就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残缺不全的记载中了解这次航海事件。最重要的“证据”居然就是罗懋登的长篇小说，而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年后才出生，并且既无科学工程训练，亦无考古历史背景。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先从郑和的船说起吧！按照《明史》记载，郑和的宝船的尺寸是长44.4丈，宽18丈，以明尺为0．317米计，折合长宽约为140米和57米（有的甚至说成是151.18米和61.6米）。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顾起元《客座赘语》、及郑和家谱的记载与之相同，似无疑问。 按照最近国人制作的模型，郑和的宝船就是（图5－1）中的样子。按照这样一个模型和尺寸，如果假定船的吃水深度仅仅为6米，这是很浅的吃水了，再假定船的方模比为65％，（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方模比应该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吨！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ZdmAquchcICAO5vW5Yn49bdC8sfYoZwbOO2kfluoianVfQYHLtrT4F70ibLtl3du8l7GIOeD5cWKg/0?wx_fmt=jpeg 图5－1 郑和宝船模型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吨的船吗？而且那是没有钢结构，全部都是木头做的。曾几何时，在“文革”时号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研制和建造成功被宣传得家喻户晓，媒体文件铺天盖地，还拍了一部堪称红色经典的电影《战船台》，欢呼这“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和“伟大胜利”。那么在明朝就用木头建造成功的三万吨巨轮又如何宣传呢？究竟是“文革”的万吨轮是经过了560年以后从明朝的三万吨退化到了文革时的一万吨的退化了和缩水了的郑和大船，还是明朝的造船术在560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嘘的伟业的三倍？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 少数人的造假本身已经十分恶劣，而广大民众对于造假的赞赏、默认和纵容则更为严重。前者是个别人对于社会的犯罪，而后者是整个社会对于前者的肯定，从而是整个社会的蓄意的造假。 近来发现，建造郑和船只的船坞在南京附近，其西接长江，考证为明朝为造船在长江边人工开挖的长方形大塘，在它与长江交汇处建有一个人工水闸。造船的工人们在作塘里搭起台架，在上面建造船只，船造好后，趁着江水涨潮的机会打开水闸，让江水进入作塘，将船浮起，这样船只就能漂入长江。其中最大的是第六作塘，简称六作（图5－2）。这就是六作今天的样子，“在2004年11月的考古发掘中，就是在这个深度发现了明代搭造宝船台架的木桩和“地龙”（即横亘水底的巨型木料）。”这就证实了明代的6号作塘就是这个深度，不超过6米。据考察，位于六作东面的五作、四作以及已被填埋的一作、二作和三作的深度都是一样的。所以造船专家的结论是，这里根本不可能建造尖底的船（福船型）。亦即，现在国人的“复原”模型所表現的尖底的“郑和宝船”，当时根本就没有建造的地方，因此宝船只能是平底船（沙船型）。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ZdmAquchcICAO5vW5Yn49R71uHcnxibFZhlgjT9m3GCbMNgHPAgPtToKQBFaHAjicdwmVuibu1vlibA/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ZdmAquchcICAO5vW5Yn49LyPCMLpApzeicia1kE3vc3KLYD4E27r8oibZe5Du7VJhJMFpibVvG9kgBA/0?wx_fmt=jpeg 图5－2 建造郑和船只的第六作塘 (分别为修缮前后所摄） 一些比较严肃的研究表明，郑和的平底宝船根本经不起风浪，即便将其吃水算作实际上不可能在“六作”造出的6.6米，其“稳度消失角”也只有48°。这样的性能，就是不算其他的问题，也绝不可能经得起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风浪。 而且，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和高度就大大超过了它，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专制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 现代的航海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远洋航行必须是尖底船。只有尖底船才经得起风浪，原因之一是因为尖底船吃水深，在水线以下有很大一部分船体，这部分船体不受表面风浪的影响，在水线以上的船体受到风浪影响时，水线以下的船体产生的力矩可以抵抗这些影响，从而使得整艘船保持稳定。而平底船没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经不起风浪。这也就是为什么远洋船只都是尖底的，这也就是现在把郑和的船模型“复原”成尖底（福船）的原因。但是由于六作的挖掘数据否决了尖底船的可能，有的人又只好说其实大型的平底船（沙船）也是可以经得起风浪的。这样的自欺欺人和造假，几乎受到了国人万众一心的拥护。 事情还没有就此打住，按照“史书”记载，郑和船队是由240艘海船组成的联合舰队，船队的主体船舶为以上提到的排水量3万吨的宝船，外加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五类。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旗舰、战船、补给船、交通船等。郑和迷们总结道，大型宝船载员1000人以上，整个舰队二万余人，这不是探险队，而是航母战斗群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用瞎话再编造一些飞机出来。 如下表格是我综合了有代表性的两个“重量级”郑和研究权威的几个表格而成。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对郑和船队描述比较具体，并为广泛引用的资料，是明代罗懋登的小说《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也正是他们的数据来源。表格中吃水是他们猜测的，而排水量是他们按照这些数据计算的。不知为什么其中宝船没有给出排水量，也许他们也意识到3万吨巨轮有点过头了，因此不写为妙？但是表中那组成郑和船队的700艘万吨轮（1.5万吨），也足以让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无地自容了吧？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Gqftibg3gVLJQK2lPLofJg3G6xT7JWE4eMR65zqbVichPKbspd3afG0YzXicXVYeGibk5ia7kqxM7Y0w/0?wx_fmt=jpeg 表5－1，两个郑和研究重量级人物的论文所引用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注1】 细心的读者如果按照这两个“权威”的研究数据计算一下其“引经据典”和津津乐道的郑和船队的舰只总数和总吨位，便会大吃一惊：舰只总数1400余艘，总吨位1400万吨以上！要知道，清朝洋务运动时中国海军的总吨位才4万吨，今天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也不到200万吨，就是现在美国海军的舰只数量也只有435艘，总吨位也才800万吨。郑和船队的总吨位超过了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将近一倍！这可是出自两位“学者”和“权威”的研究，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另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主任、教授。应该说，这些荒唐可笑的结果绝不仅出于这两个“权威”，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郑和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有上上下下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因此，这些荒唐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梦呓，诠释着一个民族整体对造假的纵容和欣赏。 当然，正是这样的数据才使得一些国人感到亢奋，从而在感情上很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多么令中华民族“自豪”的“伟大创举”啊？首先，我们比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我们的船和舰队比西方的大了很多倍。如果这是真的，那就给咱中华民族挣足了“面子”，因此，这必须是真的！即便是假的，也必须是真的。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祟下，郑和的伟大航海和其宝船舰队粉墨登场了。由于郑和航海的路线并非如达迦马、哥伦布和麦哲伦那样是首创，而实际上在1200年以前，也就是在郑和以前数百年，就已经为人所知，并且郑和又是基本上沿着海岸线航行，所以即便真的到了东非，其航海本身亦非什么创举。正因如此，吹嘘海船的巨大和编制的庞大就成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否则无以弘扬中国的伟大。正因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郑和的宝船和舰队不是用技术造出来的，而是用瞎话编出来的，是用牛皮吹出来的。 郑和宝船和舰队的瞎话之所以流传甚广，正在于有人愿意编，有人热情说，有人乐意信。郑和宝船的尺寸和舰队的规模“凸显”出当时中国“举世无双”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这正可以用来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天朝风范、上国姿仪、古中国的光荣与梦想……都在这样的呓语中得到了升华。 郑和研究始自一百年前，当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也许太需要一段辉煌历史来支撑国人破碎的自尊心了，严格地说，是“天朝大国”的面子丢尽了。于是，“发现”自己的老祖宗原来在航海上也远远领先过来自海上的“侵略者”，的确很能振奋人心。学术研究一旦有了政治需求、关系到民族面子，便不可避免地取材考证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以求迎合上上下下的心理。即便是像梁启超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无法直面历史事实，而任凭其感情所误导，为了“民族大义”而领衔了“郑和下西洋”的造假运动。时至今日，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期间，居然连郑和发现美洲、澳洲，甚至环航世界这样的谎言都有广大市场，令很多国人为之振奋。 审视国人对这个造假的普遍热情便可知华夏在近代“假大空”星火燎原长盛不衰的原因了。如果仅仅是普通百姓对此随声附和，那还情有可原，毕竟无知总是可以作为过失的遮羞布。但是那些贵为高知学者对造假不仅不予质疑，而且兴风作浪，这就绝难用无知来解释了。他们为了利益和面子丧失了判断能力并践踏了道德准则。 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寸记录在官方正史《明史》中，这是二十四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难道官方认可的记载也会瞎编么？遗憾的是，的确如此。中国史官对于数字一向漫不经心，夸大其词几乎成了传统。八百、十万，这些数字基本并非确指，而是形容奇多或奇少。翻阅青史，俯拾皆是的号称百万大军往往最多二三十万，乃至几万，几乎每场规模较大的会战专家们都得皓首穷经地去考证，名与实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而民间为了褒奖英雄，更是不免随意附会夸大。诸葛亮呼风唤雨，樊梨花翻江倒海，以讹传讹，算作豆棚闲话尚可，当作史实断然不行。有关专家为了证明郑和宝船之存在，甚至引《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样的小说为证，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杜撰、歪曲以逢迎权势 不管这记载到底出于何处，朝廷正史也好，民间野史也罢，对于中国的文字记载，到底有多少可靠性，我们应该心知肚明。华夏不少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不必回顾很远，看看非常近代的历史就知道，官方的文献是多么不可信。中国当时的权威文献记录：1958年，水稻单季亩产达到13万斤，红薯单季亩产达到113万多斤。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宣称：“在一亩零七厘五的中稻田上，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这精确度胜于郑和的记录吧？现在应该知道我们的文字记载有多么可靠了吧？这样的吹牛和造假，如果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之久远，很可能会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又一个“伟大创举”而举世闻名。600年后世界完全有可能做到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到了那时，国人一翻中国文献，“发现”了就如同华夏近代“发现”郑和下西洋一样的“辉煌”，于是一阵惊喜：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超过了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伟大的我们，总是“世界第一”！哎呀呀！ 编造瞎话和相信瞎话是瞎话得以弘传的充分必要条件。编造瞎话的和相信瞎话的人绝不愿意瞎话被戳穿，但又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编出更多的瞎话来弥补最初那个瞎话的漏洞，如此便形成一个瞎话链和瞎话市场。于是编造瞎话就成了一个有市场需求和可持续的职业，在今天的中国，此职业方兴未艾，从业者似乎绝无失业的担忧。 瞎话总是可以随便编的，但是当瞎话被质疑时就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对于造假者来说，最令他们恐惧的敌人就是科学。科学对于真伪的判别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可再现性。如果是真的，那么给予同样的条件，就一定是可以再现的。我们可以按照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建筑水平，在南京六作重新建造这些船只，以此来证明当时的确有可能建造这些船只并可以下海经得起马六甲海峡的风浪的。其实造假者心里很明白，这样的再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本就是假的。 2005年开始有些人为了复制郑和宝船，弄得轰轰烈烈，终于在竭尽全力之后认定可以造出1500吨的“木船”，木料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才能合乎标准，其中金属的使用也不在少数，现代技术也都用上了。一个参与者骄傲地说，一根钉子就超过了2.5米。然后申明，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在举国支持之下如此折腾，也只能造出1500吨的“木船”，只有所吹嘘的郑和宝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当时郑和的宝船存在过吗？ 同样值得质疑的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对弱的朝代，这样规模宏大的远洋航行到底始于什么动机？在今天仍然是一个迷。我们也许不知道其目的是什么，但还是可以逻辑地推断其目的不是什么。首先，其目的无关商业，因为其没有任何真正的商业作为；其次，其目的也无关探险，因为那些航线在郑和以前都已经被普遍知道；再者，其目的也无关宗教，因为皇帝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任何宗教理由出使东非。 更荒唐的说法是去找前皇帝、剿叛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决策者的智商真是值得怀疑。那个时候到东非去找前皇帝、剿叛军，和现在到月亮上去找失踪者和消灭恐怖分子一样荒唐。因此，最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至多是一个“政治娱乐”项目或者“面子工程”，亦即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宣传皇恩浩荡，招引万国来朝。那时永乐帝叔夺侄位，被视为僭主，海内人心浮动，也许需要借助这样的娱乐和宣传增加自己的信心和树立自己的形象——“海内存知己”做不到了，但是还可以来一个“天涯若比邻”么。 于是就有了声名赫赫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沿着别人早已经开辟的航线，几乎就是沿着海岸线，到东非去兜了一圈。由于是沿着别人开辟的航线，又是沿着海岸线航行，因此在航海史上没有地位是很自然的。那些郑和“粉丝”不必抱怨世界其他国家不把郑和下西洋当作一回事，更不用说当作一个航海的大事件，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大事件。不管其是否真的抵达了那些东非的地方，都不会给世界航海史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那些瞎话编造的“航空母舰”和超级舰队却是一个划时代造假的极好证据。 如果说《西洋记》还只是技术上的造假，那么对郑和下西洋的歌颂就是道德上的沦丧。退一万步讲，假定当时真的可以造出700艘万吨轮，那么郑和船队的远航意义是什么？郑和之前数百年，《西洋记》记载的郑和航线就已经存在。既然用比较小的船只进行远距离航海是可行的，就如同北欧的维尔京人以及其他海洋民族在郑和以前所证明的，那么如此庞大的郑和船队根本就是劳民伤财。这个对国民毫无意义的远航和秦始皇的地下陵寝如出一辙，是对人民利益的剥夺，是对道德准则的践踏。当时的虚无缥缈，被随后的《西洋记》变成了“神话”，被后世的国人顶礼膜拜热烈歌颂。在华夏，只要把皇恩浩荡渲染得轰轰烈烈，那么人民的福祉和利益就可视为粪土。如果说后世国人对这些瞎话的相信还可以解释为不谙科学技术，那么他们对这些造假的赞颂和喝彩只能被认为彻底践踏了以人为本的道德准则。无疑，他们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对于从造假中获得好处的期待，远远超过他们对过去造假中受到伤害的记忆。他们的整体性格，就是中国造假的土壤和基础，甚至始作俑者。 于是值得关注和担忧的是，这样一个当时官方都讳莫如深难以启齿的事件，如此在明朝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举动，到了600年后今天的中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整个“600周年”的纪念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当然还不仅仅在这些整数的年份，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都在期望这个“下西洋”的壮举给予中国人以面子和亢奋。郑和的光辉形象甚至出现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一个太监在他的皇上英明领导下，不惜劳民伤财，给远在天涯的“蕞尔小国”送去了皇恩浩荡。翻译成现代的华夏“八股”就是：郑和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给世界送去了和平的信息，加深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不仅如此，太监和皇上还越过了600年的时空隧道，给当今世界送来了和平的信息。于是明朝这样一个小朝廷俨然按照现代的标准成了国际关系的典范。 那么派遣郑和去西洋弘扬“和平友好”的英明皇帝是一个什么货色呢？原来是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此人篡夺他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残杀建文帝的大臣，诛杀了建文帝的老臣方孝孺“十族”。把老臣的妻女让兵痞轮奸，然后卖给妓院。更有甚者，在公元1421年（永乐十九年），亦即在今天吹嘘的“郑和下西洋”的最高峰，朱棣亲自参与了剐杀三千宫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那天，六十二岁的朱棣坐在龙椅上，像看大戏一样，观看这些宫女在紫禁城里遭受剐刑。一个又一个刚成年和未成年的少女被剐杀，惨叫声不绝于耳。而这个朱棣看得津津有味，还亲自操刀。 这个大屠杀的起因仅仅是朱棣心情不好，怀疑宫女和太监通奸。这根本不能成立的“通奸”实际上仅仅是互相照顾和取悦而已，结果被朱棣下此毒手。屈打成招，三千宫女都被朱棣剐杀。不少受刑的宫女还是朝鲜人。当朱棣亲手操刀剐杀一位河北籍宫女时，姑娘在疼痛中骂道：“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朱棣更加恼怒，剐杀后，又下令诛杀了这位女孩的三族。 这个朱棣皇帝是一个内心充满仇恨、性格极其暴虐、行为绝对乖戾、毫无恻隐之心的恶棍，他的事迹年表劣迹累累、血迹斑斑【注2】。这样的人，会派出和平使者吗？ 果然，据说郑和从距离泰国不远的地方抓到了一个“苏门答腊王”苏干刺，掳回献给朱棣，以表太监对皇上的忠心。据说还扫荡了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并活捉其国王。当然，朱棣和郑和的后代鼓吹者们都把这些认作是弘扬“友谊和平”的伟业。这些自吹自擂不管是真的还是意淫，都揭示了朱棣王朝的本质——在自己的国土上是一群草菅人命的恶棍，到了海外也是一群明火执仗的匪帮。 一个残酷地压榨自己人民，并且不给自己人民任何权利的朝廷，一个屠杀自己人民、甚至亲手剐杀无数毫无自卫能力宫女的皇帝，居然可以是国际间的友好使者吗？这样的朝廷和皇帝会善待别国他人吗？难道郑和船队下西洋找到逃亡的建文帝会不立即宰杀他？难道郑和船队找到建文帝的老臣不会像灭方孝孺十族一样群体灭绝他们？难道郑和的船队到海外看到华人模样的不会当作逃逸的唐赛儿斩尽杀绝？难道郑和船队对待外邦人会比他们对剐杀的朝鲜宫女更好？ 但是，对于编造和粉饰“郑和下西洋”的人来说，这些荒唐都可以不予理睬，他们要世人相信的，正是这个绝不可能成立的荒唐——朱棣王朝的腥风血雨吹打着太监郑和的船队，给海外带去了“和平友好”。【注3】 比之编造“郑和下西洋”的骗局本身，鼓吹“郑和下西洋”是和平友好使者这一谎言则是更加卑劣和丑恶的造假。这些胡编乱造信口雌黄对朱棣王朝歌功颂德的人，是否真的理解他们在做的是什么？是否曾经遭到他们自己良心的质问？如此造假只能说明造假者已经是利令智昏不择手段了。朱棣剐刀下流淌的无辜中国少女和朝鲜姑娘的鲜血还不够证明这些把“郑和下西洋”吹嘘为“伟大、和平、友好”的造假者的无耻吗？ 请记住这条永不过时的定律：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绝无可能善待邻居！ 600年前的造假在今天产生了如此震耳欲聋的回音和共鸣，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简直是对我们自己的讽刺，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和对我们良知的践踏。明朝的皇帝和太监拿当时纳税人的钱挥霍的荒唐，加上后世人的造假，在今天被赋予如此崭新的时代意义，渲染得如此冠冕堂皇。此等殊荣，当事人一定始料未及。对于造假给予如此褒奖和厚爱，不能不使造假之庙香火不断，香客如云。 原始记载的模糊不清，解读文献的曲意附和，迎合上意的旧史新说，再加广大受众的添油加醋，由此共同制造出的郑和神话，可谓中国造假案的典型范例。这样千疮百孔的瞎话和荒唐，居然有这么多的人来附和与维护，不禁让人感叹华夏造假的人文基础之好。如果爱国主义要靠造假来支持，无疑是对华夏自己的辛辣讽刺；如果民族尊严要靠造假来提升，那必定是一条既丧失尊严也得不到面子的不归路。 不少中国的历史编纂，只有利益原则，而没有正义原则。历史的记录已经不是史实，而是按照编纂者利益改编的演义。清朝重修的历史，使得中国的历史已经无法辩明真伪。满清修史的最大害处是篡改，而不是简单删除。导致了有史无实。这是满清对于造假的继往开来之举，可谓空前，遗憾的是没有绝后。历史学家吴晗曾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可见其危害之烈。而敢于正视历史的学者，在中国的社会中却难以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按照今天的需要去重新描绘历史事件甚至编造历史事件，这是在中国屡见不鲜的做法。曾记否文革时期的那些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是的，把历史歌曲重新填词。这还是历史歌曲吗？但是，那时这些歌曲唱遍了神州大地。当时每个人都会唱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但是对其真正的历史歌词却一无所知。歌词可以重填，那么史实当然可以重写。于是，有的“历史”从头到尾连一句真话也没有。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但也觉得把历史歌曲重新填词就不再是历史歌曲了。我不知道从哪里翻到了真正的历史歌曲《毕业歌》的歌词，发现居然和重新填的词大相径庭。记得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疑问：如此随意改写原词是可以的吗？我相信，很多人必然从这一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需要，就可以随意编造。”这样的造假以及那些更加严重的造假必然给绝大多数中国人造成长久和深刻的心理影响。这也是中国人不觉得造假是一种罪恶的原因之一。 【注1】参见《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 【注2】如下是朱棣的事迹年表： 1402年 明建文四年 43岁，封王燕地（今天河北北京一带）的朱棣篡位，改年号为永乐。杀齐泰、黄子澄，灭族。杀方孝孺，灭十族。大杀建文帝老臣，株连甚广。 1403年 永乐元年 44岁，迁都自己发迹的老窝，改名顺天府，亦即北京。 1405年 永乐三年 46岁，命郑和下西洋。 1406年 永乐四年 47岁，郑和再使西洋。 1412年 永乐十年 53岁，郑和复使西洋。 1414年 永乐十二年 55岁，下黄淮、杨溥于锦衣卫狱。 1415年 永乐十三年 56岁，解缙死于锦衣卫狱。郑和出使西洋还，俘苏门答腊王苏干刺献给朱棣。 1416年 永乐十四年 57岁，郑和复使西洋。 1419年 永乐十七年 60岁，郑和下西洋还。 1420年 永乐十八年 61岁，山东唐赛儿造反，朱棣听信唐塞儿扮作尼姑逃亡，于是捕捉天下尼姑万人。 1421年 辛丑 永乐十九年 62岁，郑和复下西洋。朱棣以后宫之乱为由大杀宫女宦官，剐杀宫女三千余人。 1422年 永乐二十年 63岁，郑和自西洋还。 1424年 永乐二十二年 65岁，复命郑和出使西洋。上半年还向朝鲜要美女，七月驾崩。 【注3】据称魏启宇这样说：“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一共打了三次仗。一次是旧港海战，歼灭了陈祖义反明的海寇势力。一次是苏门答腊伪王苏干刺叛乱，欲夺王位，并残酷杀害明朝使团的官兵，郑和率兵将其击败。第三次是锡兰山国王竟然下令抢劫郑和船队的船只和粮食，图谋杀害使者，郑和举兵进攻王城，与之激战六天，打败并三次生擒锡兰山国王，最后令锡兰山国王心悦诚服。” 魏启宇是中外航海史研究的泰斗级的人物，1927年2月出生，湖南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曾任人民交通出版社科技图书编辑、社长、编审，兼任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委员。1990年离休。 http://www.qzwb.com/spec/content/2010-07/05/content_3385301.htm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9） 文：林炎平 大话神吹的中医理论 谈到中国文化的不求甚解，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医。中医可以治疗一些疾病，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证明中医不科学。之所以说其不科学，并不仅仅由于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中医理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而更是由于其对证据的态度。 当新的证据无法被现有理论解释时，是质疑理论、追根刨底，还是视而不见、牵强附会？这就是判定是否具有科学精神的依据。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谬误，而接受质疑，按照新的证据修正理论，就是科学的态度。反之，就是不科学的。而中医，正是在这点上，拒绝求真，接受造假，固步自封，因此是不科学的。 我自己就曾经是一个中医和西医的体验者。我曾经在大学里闹过胃病，但找不到原因，西医照胃镜也仅仅可以看到一些不严重的胆汁反流，结论是慢性浅表性胃炎。按照当时西医的理论，慢性胃炎的成因很不清楚，但一定不是细菌或者病毒引起的，理由是胃酸非常强，任何细菌都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所以对于慢性胃炎，当时西医只能用一些物理性的药物，使得胃壁少受胃酸的侵蚀而已。 当时很多人说西医对于这样的慢性胃炎没有办法，但中医有办法。于是我就去找中医。中医的理论就是很玄乎了，中药开了一些，说是调节肠胃的。反正吃了，没有坏，也没有好。 后来出国了，有一次胃病发作得厉害，终于挺不住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我，很可能是幽门螺杆菌的问题。他告诉我，现在这个病症已经可以治疗了。于是他给我开了一些药，大部分是抗生素。 我觉得很纳闷，问他，不是说胃病不是细菌造成的吗？开抗生素有用吗？他说：那是过去的理论了，现在已经知道胃里也可以有细菌生存，而幽门螺杆菌是最容易导致问题的。 我回去吃了一个疗程的药，同时也找了资料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终于了解到，这是两个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的，他们不仅发现了幽门螺杆菌的存在，还找到了治疗的办法。这两个科学家为此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他们完成这个重大发现的感人过程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最好解释。 他们在治疗胃病病人和胃溃疡病人的时候，总是发现他们在幽门附近存在一种特殊的细菌，亦即后来被命名的“幽门螺杆菌”。他们把发现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的时候，受到了医学界很大质疑。对于胃病和胃溃疡，当时已经形成了非常肯定的说法，也就是，胃病不是由细菌导致的，胃的环境不可能容许细菌的生存，而胃溃疡通常是由情绪导致的，和细菌没有关系。 面对同行的质疑，这两位科学家没有气馁，继续研究。由于他们的理论得不到认可，也就没有经费，也没有研究对象。令人赞叹的是，他们为了研究，居然让自己作为了实验对象。 但是问题是，他们都没有胃病。于是，他们把自己培养的幽门螺杆菌喝下去，从而导致胃炎和溃疡。这些症状正是那些病人的临床表现。然后，他们用几种混合的口服抗生素治疗，结果得到了痊愈。 于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展示给了世人，整个医学理论为之改写，西医终于认识到，胃病和溃疡很多是由于幽门螺杆菌导致的。这样一来，很多过去无法治愈的相关疾病被治愈了。而我自己就是一个亲身的体验者。我的胃病，也就这样治愈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首先说明了西医并不完美，其理论和实践本身也在进步之中。但西医承认自己不完美，而且执意要改善不完美之处，在这样的态度下，当出现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时，理论就会面临质疑和修正，从而进步。但是中医就不一样了，它的理论似是而非，崇尚承袭不容批判，又不深究机制，连像样的统计都没有，有时甚至靠造假来维持颜面。 当艾滋病出现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手忙脚乱，这时的西医，坦承目前自己没有办法，不仅没有办法，而且连这疾病的机理都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诚实的态度。与此相反，这时却有不少中医机构声称艾滋病的机理可以用中医理论来解释，无非又是阴阳五行之类，而且很快中医界就有不少人声称中医可以治疗艾滋病，而且治疗艾滋病的中药也“隆重推出，闪亮登场”。但是，很快就被证明都是假的。 与此同时，诚实态度和科学精神却使西医取得了进展。首先，艾滋病的机理被揭示了：原来是一种后天获得的病毒专门侵蚀免疫细胞从而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而造成的一系列病症。接着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也被揭示，使得至少已经可以防止艾滋病的迅速传染。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现在已经研制成功的西药可以做到抑制艾滋病病毒，使得患者体内的病毒降到很低的水平，甚至低到无法被检测。 反观中医，在最初的牛皮之后，便再无建树。不试图理解机理，就不可能有对策，任何所谓的措施实际上都是碰运气。而西医在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其态度还很诚实和谦虚，坦承尽管多种西药的联合作用（鸡尾酒疗法）可以使得艾滋病病毒降低到无法检测的程度，但这仍然不是彻底治愈，彻底实现治愈艾滋病还有待时日。可喜的是，2012年已经有病例证明可以用骨髓疗法彻底治愈艾滋病，亦即彻底消灭HIV病毒。即便此时，西医依旧让人们对此十分谨慎，告诫人们这种治疗方式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采用的。这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精神，和中医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虚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医在一些问题上还采取了不诚实的做法，比如所谓的“辩证施治”，实际上中医本来的说法是“辨症施治”，意思是找对了病因来对症下药。但是中医很喜欢把这几个字改成听起来很哲学的“辩证施治”。改动了两个字，意思就完全不同，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中医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于是，更加有人吹嘘，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是“全面考虑”、“辩证施治”。这是不折不扣的作假。西医从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的说法是对于西医的污蔑。 中医理论的荒谬还在于借助传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有这样一个流传很久很广的故事，并且由当前的一位著名中医专家引用来证明中医的先进： 扁鹊看到两个人，说：啊呀，你们两个人是否都不开心啊？那两个人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扁鹊说，你们两个人的心和身体不配，要是给你们两个人的心互相换一下，你们就都会很开心了。于是就给他们做了换心手术。手术后，两个人居然各自回到了对方的家里。而且，两个人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于是这位中医专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首先，心脏移植在华夏早就有了，扁鹊的时候就可以做这样的手术了；其次，这样心一换，整个性格甚至记忆都换了，所以才有各自走到别人家里的情况。 中医的神话可能来自于几个方面，首先是缺乏科学精神而导致的不求甚解，其次可能是缺医少药却对痊愈渴望。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记录了不少如今看来匪夷所思的偏方，膝头垢、指甲、寡妇床头灰、月经血……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可入药，还一本正经地记录了用男阴毛来治疗蛇咬，人中黄（人粪）治呕血，用猪屎烧灰来治疗小儿夜啼等等。我在太行山的那个小村子里也有村民用渗透着脚汗泥巴的鞋底熬煮成汤来作小产后调养。 那天我到一位村民（他还是小队长）家里出粪，也就是把院子里的家畜粪清理出来作肥料。院子里弥漫的远超粪便的恶臭令我追溯其原因，原来是为了小队长的老婆小产早些康复而熬制的“药”：药罐里沸腾的是她老公的“老山鞋”，那数年浸透了脚汗和泥巴且从来不洗的千层百纳的布鞋。药罐蒸发出来的恶臭诠释着贫穷和不求甚解。我当时饥寒交迫，但对此记忆犹新，直到今天腰缠万贯，我都一直在思考：到底是贫穷造就了不求甚解，还是不求甚解导致了贫穷。 我理解生活的困苦和艰辛，因为我亲历了这一切。人在困境中，任何微弱的希望都可以导致行动。我们无法责怪在缺医少药中寻求解脱的民众的不理智，他们没有选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也有那么多肮脏的药吗？也不能责怪李时珍，他毕竟是一个身体力行者，并无造假的嫌疑。如果说他们的不求甚解还可以解释为时代的局限，那么他们后来者的作为就难以原谅。面对几近于巫术的药方，国人长期盲目抄袭，从不追问究竟，才使得这样的错误世世代代继承了下来。比错误本身更值得反思的是导致这种错误的不求甚解以及对这不求甚解沾沾自喜的民族性格。 和中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的医学，从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开始，医学就已经开始向理智和机理迈进了。医学不再是巫术，而是基于可以被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的一种对于疾病的处理方式。医学当时仍然被希波克拉底称作艺术，但是其实质已经走向了科学。尽管那时的医学水平还非常有限，但那时的古希腊医学已经脱离了迷信，而把疾病看作是可以认识和治愈的人体现象，并且把理解病因作为研究的对象。 由于“不求甚解”，导致国人特别相信补药，国内各种“功效神奇”的补药五花八门，吹得天花乱坠，买的人络绎不绝。中国的补药行业独步天下，在西方绝难见到。西方人不相信补药，即便是“西洋参”，西洋人也是不吃的，都运到了中国，或者由海外的华人消费。如果向西洋人询问西洋参，保证99%不知道西洋参是什么东西。 世界上所有人都相信植物动物可以入药，但是对于某些植物和动物的滋补作用不知机理却深信不疑的，非国人莫属。除了西洋参，国人还相信燕窝、鱼翅、虫草，把这些东西放上餐桌是国人一大理想，但是这些东西在西方不是食品，西餐馆不经营这样的食物。更有甚者，国人还特别相信某些动物的生殖器，据说吃了可以壮阳。我在中国曾碰到有人找上门来推销虎鞭（老虎阴茎），那人拿出了一根晒干了的东西告诉我这就是虎鞭，然后解释一顿其深远意义、不凡来历和重大作用。我怀疑怎么这样的人还没有被拘捕：如果那虎鞭是真的话，他应该由于猎杀稀有动物而被拘捕；如果那是假的话，就应该以卖假药的罪名被拘捕。 我无意贬低中医，中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挣扎到现在，也确实非常不容易，但这并不能掩饰中医的问题。西医追根刨底、直面质疑、欢迎批判，因此是科学的和理性的；而中医不求甚解，回避问题，拒绝批判，因此是不科学和非理性的。 现在西医已经进入到了更加深入的机理，从解剖到基因到分子化学，西医一直在寻求更深的机理和修正自己的理论。西医直言不讳自己并不完善，但是对于完善孜孜以求。相比之下，中医理论经过了数千年的停滞不前后，至今仍然宣称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而不需任何改进，这是非常荒谬的。 精益求精——文明的动力 求真求实的精神，在西方的科学发展史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众多值得人类庆典的事例中，开普勒应该是不陌生的。在他得到第谷的观测数据前，他对于几大行星的运行轨迹和半径已经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他相信行星的运动轨迹是正圆的，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几个正多边体的内切圆或者是外接圆。他的理论和当时的数据吻合得很好，于是，他深信上帝就是以这样的规律创造了宇宙。他独树一帜的理论也得到了当时学术权威的很高评价。 但是在他得到第谷的观测数据后，发现他所提出的理论行星运动轨迹和第谷的实际观测数据之间的误差。其实这误差并不大，开普勒完全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理论。但是开普勒没有这样做，而是认为，第谷是一个非常出色和严谨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数据，是无懈可击的，自己的理论值和第谷的观测值之间的微小差异不应该是观测误差，而是理论模型造成的误差。 开普勒毅然忍痛割爱，放弃自己的理论，重新按照第谷的数据构思行星的运动轨迹。正是他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和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态度，使得他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这就是著名的在力学和天文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亦即，1) 行星按照椭圆轨道运行，太阳位于椭圆两个焦点中的一个；2) 行星和太阳的连线在单位时间所扫过的面积相等；3) 行星绕太阳公转周期的平方和其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开普勒也因此被誉为“天空立法者”。这些定律直接为后来的牛顿力学殿堂奠定了基石。牛顿那句名言“我之所以可以看得更远，是由于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牛顿的真心表述，其中所说的巨人，无疑包括开普勒。 在文艺复兴时期，从哥白尼、伽利略到开普勒，人类逐渐完善了对于太阳系的认识。为了这些和尘世中的芸芸众生似乎毫不相干的理论和实践，许多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生命的代价。为了毫无功利可言的真理而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这对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国人少有为和自己眼前利益并无关系的事情如此认真，因此既不会为了寻求天上的天体运行的规律而刨根究底，也少有为了实现地上的制度法律的合理而殚精竭虑。 谈到日心说和太阳系，我们不得不重提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公元前310-230），因为他比哥白尼早了几乎2000年提出了日心说，他是如此难以想象地超越了时代。阿里斯塔克当时面临的质疑是，如果地球绕太阳运动，那么为什么看不到天空星座在一年中不同季节的位置变化，即周年视差。阿里斯塔克的解释是，恒星距离我们太遥远，因此视差很小，我们观测不到。2000年后的哥白尼在提出日心说后受到的质疑也是相同的，而且哥白尼对于质疑的回应也相同。阿里斯塔克是幸运的，他生于开明的古希腊时代，他那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惩罚，他无需像哥白尼那样遮遮掩掩欲语还休，他更没有像布鲁诺那样受到极刑惩罚。 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和其他同时代的英雄们，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让后世人们永远景仰的时代——文艺复兴。阿里斯塔克也成为了古希腊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天文学的一座独特的桥梁，把这两个相隔千年的伟大时代联系起来。阿里斯塔克更像在天文学领域注释了文艺复兴的含义和目的——古希腊。 阿里斯塔克和哥白尼所预言的恒星周年视差在“文艺复兴”后期的天文学家们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终于在哥白尼去世300年后被观测到。人类求真求实的精神和与之相伴的工具改良（望远镜的改良）使得这个几乎小得不能再小的视差终于被发现了。距离我们最近（4.2光年）的半人马座比邻星的周年视差仅仅是0.76角秒，这相当于在10公里外看一枚分币，这样微小的差异确实是很难被观测到的，怪不得天文学家艰苦卓绝数百年才得以发现。日心说这时才真正得到实验证明。没有求真求实和精益求精的理念，决不可能有此成就。 人类文明的伟大还不仅仅来自于这样的成就，更是由于这种对于真理追求的执着。正是古希腊传统的追求完美的精神，也就是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结合，才使得这样的追求成为可能。这就是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会涌现出这么多的伟大科学家和伟大成就的原因。 不求甚解的历史根源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的不求甚解的性格可能要归咎于两个根源，一是思想根源，二是文化根源。前者我们可以在和古希腊的科学传统相比较中得以了解，几乎处于同时期的先秦诸子百家把哲学带向了另外一条途径。而后者我们可以在随后的两千年的专制统治中找到答案。 不少国人把《周易》认作中国式思维的最高代表之一，这也不无道理。《周易》实际上包括了《易经》和《易传》，大致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 《易经》被誉为“无字天书”，其六十四卦扑朔迷离，任凭后人去想象和猜测。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8） 文：林炎平 不求甚解——精神和文化的缺陷 在马马虎虎之间，在不求甚解之间，数千年就这样黯然流逝，秦砖汉瓦的物质世界和秦皇汉武的精神世界，虽然早已千疮百孔，但是依旧固若金汤。——作者今古如一的马马虎虎 幽默大师林语堂曾经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对比中国和美国民族性格的不同。他的例子很有趣：如果要打通一条穿越大山的隧道，美国人会在精密测量和计算后从山的两边同时开凿，以保证准确地会师中间；中国人则不同，会看看差不多就从山的两边开始钻。林语堂调侃，中国人的办法更好，根本不必精密计算，如果到时候汇合在一起，那么当然好，我们把隧道打成了；如果错开了，那么更好，我们就有了两条隧道。 其实，美国的民族性格应该和欧洲一样，都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说到隧道，2500年前（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在萨摩斯岛（Samos）开凿的著名穿山隧道（Tunnelof Eupalinos）的壮举（图4－1，4－2），不仅仅显示了古希腊的先进工程技术，其精确计算和施工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而更加重要的是显示了古希腊人的精益求精的精神。这个隧道长达1,036米，其开凿和现代一样，是从山的两端同时进行的。由于山体的地质状况，在开凿过程中还不得不改道避开危险地带，但是，凭借古希腊人的工程技术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最后隧道在汇合时仅在水平方向偏离了0.6米，而在垂直方向没有偏离。在没有电子仪器的古代，只有靠精确的测量和计算才可以做到这点。凑巧的是，萨摩斯是毕达哥拉斯的故乡，而毕达哥拉斯正生活在隧道开凿的年代。虽然并无证据证明隧道本身和毕达哥拉斯有关系，但是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几何无疑在隧道开凿中起了重大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使得古希腊几何得以成立的精神。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ZxicjcUAzV5ibrLbqibcicia1mJThajq0UnXOduzPao9DWmibJoswgGx4LqC1OE7yKic5lVPBZ9FSPhyKw/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ZxicjcUAzV5ibrLbqibcicia1mFwJp8XgT5X3ENjrqTnTFBO2pYKovx3Af49XL38RicnnRleV0hIcYSeg/0?wx_fmt=jpeg图4－1，4－2，古希腊人在萨摩斯岛开凿的穿山隧道。 林语堂先生未必关心过这条2500年前的隧道工程壮举，于是没有把古希腊人责怪成当今西方精益求精的鼻祖，否则他老人家肯定会说中国的办法比古希腊的好。调侃归调侃，但是国人确实有不求甚解，缺乏精益求精的倾向。这使得在中国，“可能”、“也许”、“差不多”、“基本上”、“马马虎虎”等词意含糊的用语特别多。 至今，这种马马虎虎的民族性格依然如故。我曾经和国内的外贸公司打过不少交道，对此深有体会。90年代中，有一次，我们要求中国某省级外贸公司提供一种拉链，指明是必须自锁的，也就是拉链不会在没有拉它的时候自己打开。由于这是裤子上的拉链，所以这点特别重要。再三强调下，该公司终于把拉链样品寄来了。但是，我们打开特快包裹后发现里面只有一根拉链，外加一张有其公司抬头的信纸，上面写着几个核桃大的汉字“全自动”，此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很纳闷，这仅有的信息意味着什么？当时从北美打到中国的长途很贵，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打。我们猜，这“全自动”一定是一个好的特性，否则不会用核桃大的字赫然标出。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拉链似乎不能自锁。 最终，我们不得不给这个公司打电话。对方的回答简直令人哭笑不得：“全自动是说，拉链是全自动的，也就是说，拉上以后它自己会自动掉下来。就这个意思。”“你会穿有这样拉链的裤子上街吗？”我当时没有别的可以和他解释。挂掉电话，气愤之余，也觉得实在是难得的笑料。不幸的是，这样的笑料还源源不断地涌来。 我们要求国内的工厂完全按照客户的原样打样，两个星期后样品倒是来了，一看，关键部分差距不小。于是问他们为什么把这么不同的东西当作回样寄来。那个负责制样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我的经验是样品和标准有80%相似就可以寄出了。等到做大货的时候会一模一样的。” 我非常恼火，“马和驴的相似超过80%，按照你的说法，我要向你买马，你找到一头驴送来给我看，然后告诉我，尽管现在只有80%相似，但到时候都会是马的。如果你找一匹马都困难到不得不用驴来顶替，我怎么相信你到时候会找来一群马？” 我们公司的专利产品让中国的工厂加工，本来上面的所有参数都标得清清楚楚，但是工厂想方设法降低精度，导致了回样远远达不到标准。问他们为什么，是否没有能力。他们说是“可能你们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觉得低一些也许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工厂把我们设计的液压装置中的O形圈保护部分去掉，说这是多此一举，即便没有也一样可以工作。他们根本就不想认真理解这个保护部分的意义，实际上，如果没有了这保护部分，一开始确实无大碍，但是时间一长O形圈就完蛋了，从而导致无法密封，整个装置就因此完蛋了。国人喜欢糊弄，把今天糊弄过去了，明天产品坏了他就不管了。 “不求甚解”似乎无处不在，如果在国外和国内都待过而且对体育感兴趣的人都会对电视体育解说感受很深。西方的解说员，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其解说都非常精彩，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听他们的解说不仅可以增添看比赛的乐趣，了解不少背景资料，而且他们的幽默给人轻松和睿智的享受。 反观中国的体育解说，很大一部分实在不敢恭维，有的甚至是惨不忍听。他们既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能力和意向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再者幽默感几近于零，更糟糕的是胡说八道。有几个糟糕得“出类拔萃”的，在一些大赛的解说中信口开河，那无知和愚蠢奔腾而下，令人顿生落荒而逃的念头。我非常不解，这样高规格电视台的专业体育解说员就如此不自爱？还是他们真的觉得不求甚解是可以的，而且不必为此感到羞耻，反而甚至为此感到自豪？ 不求甚解和糊弄结合在一起，简直是国人最喜欢的名言——“难得糊涂”。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令人确信，这马马虎虎和不求甚解并非为中国某些阶层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古到今，可谓根深蒂固。很难判定到底是国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华夏的传统，还是华夏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思维方式 粗制滥造的各种产品 中国有不少乐器和西方的原理相同，但却简单得多。比如中国的笛子和西方的长笛的原理没有区别，但是中国的笛子就是一根竹管，钻几个洞，贴上一张薄膜，就算完事了。而西方的长笛却是用金属做的，孔和按键都要复杂得多。我第一次看到长笛，且困惑了半天：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这是我最初的疑问，当时总觉得这西方人思维复杂，没事找事自找麻烦。中国的二胡也一样，弄一个竹筒，一张蛇皮往上一蒙，两根弦，就可以了。但是和它原理一样的西洋乐器小提琴就复杂得多。由于如此简约的设计理念，华夏就不可能有铜管乐器。西洋乐器中的法国号，其复杂程度不输一栋大楼的管道系统。民族乐器中的唢呐是唯一可以演奏一些高亢乐曲的乐器，但是其表现力远远不及各种设计复杂的西洋铜管乐器。无法想象，如果仅有唢呐和二胡之类的乐器，军乐将是一种什么风格。 也许这些是休闲娱乐产品，没有太费心设计？但是，华夏的劳动工具也没有复杂的设计。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但是在西方的工具引进以前，使用的工具都是极其简单的。我在改革开放前的太行山见过最复杂的工具大概就是一个播种谷子的娄子。其结构和使用是这样的：里面装上了谷种，前面或者是驴拉，或者牛拉，娄子的下面三条管子的端头插入地下，随着操作者手的抖动，谷种顺管子播入地里。由于此装置全靠手的抖动来决定进入管子的谷种的多少，实际上很难控制谷种的播入量，导致等到苗出来后就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把过多的谷苗除掉，以免谷苗太多了都长不好。这个活叫“间苗”，人必须蹲在地上，用很小的锄头精心刨掉那些过多的谷苗。时间长了腿受不了就只好跪着干。这是一种不苦重，但是很受罪的活，我当时蹲着跪着看着无穷的需要间苗的田垅，那种绝望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宁可挑大粪也不愿意间苗。 国内的厂房装修要吊顶，在西方这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工人把一个很小的激光水平装置放在天花板要求的高度，然后让它发出旋转的光束，每2秒钟回转一次，工人不断按照光束调整吊顶用的钢丝，很快就使得所有的网格高度都调到和光束指示的一致。然后，把天花板材料往网格上一放就行了。但是，在中国，工人要凭借经验和眼睛来调整吊顶钢丝的长短，但又不认真量钢丝的长度。其结果就可想而知，既事倍功半又高低不平。 甚至在生命攸关的行医领域，情况也一样，甚至更糟糕。西医的检测工具极其复杂，而且其复杂程度可谓与时俱进。而中医的检测工具极其简单，甚至没有工具，数千年来毫无进展。号脉也许是中医最复杂的检测手段了，而这是没有工具或者仪器的。 我们似乎有了这样的结论：华夏奉行的是简单的工具、复杂的操作；西方相信的是复杂的工具、简单的操作。由于华夏的工具简单，所以为了让它达到应有的效果，就不得不通过操作者的努力和技巧来弥补工具本身的不足。显然，赤手空拳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替代工具的。西方发明工具的理念是把人解放出来，而中国制造工具的目的似乎是把人投入进去。 人类的进步实际上就是工具的进步。甚至人类文明史的不同阶段可以用当时使用的工具来区分，比如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国人并非不聪明，但为什么对工具的改良不感兴趣且不下功夫，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和国人的不求甚解大概有很大的关系。 华夏的建筑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简单的特点。我记得第一次参观故宫，感觉很遗憾和失落，在电视和电影上看似很雄伟的建筑，实际上是一些宽敞高大一些的四合院建筑。大殿的外表华丽，但是内部简单空荡，并没有很好的使用功能。由于没有足够的力学知识，只能靠大量的材料来增加坚固程度，设计的不合理和材料的浪费比比皆是。欧洲建筑在力学上要合理得多，在力学上，三角桁架和拱的应用使得建筑坚固而美观，在形式上，即便在文艺复兴前也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建筑的演进。但是华夏却几乎一成不变，所谓“秦砖汉瓦”，直到今天。而在古希腊的精神复兴后，西方的建筑突飞猛进，更加不是华夏建筑可以比拟的了。 这些理念和习惯自然体现在了中国民生设施的简陋。不知这是老百姓不求甚解的结果还是统治者忽视民生的必然，但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华夏的厕所最具代表性，对来访华夏的西方人，最具深刻体会的往往不是优美的自然风光或者人文古迹，而是正宗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厕所。一旦如厕，终身难忘！蔑视私密、缺乏尊重和马马虎虎在厕所建筑中显而易见。各种各样的厕所都属于国人自己司空见惯而让西方人大惊失色之类。西方人绝对不能容忍在一条壕沟上前后一排或者左右一溜蹲着。但还有更加出类拔萃的，比如我所知道的太行山上农村的厕所。 那个厕所其实就是一个走风漏气的半人高的围墙遮挡的一个大井，只是比普通的水井要浅得多和大得多。口径大概有1.5米，深度不过两米。上面搭上两块石板，厕所就落成了。通常厕所里的水面距离条石有1米到1.3米。如厕需要很高超的技巧。小便问题不大，但是大便问题不小。当时没有什么肉食，吃的都是杂粮蔬菜，纤维特别多，大便就是一条，直到最后才断掉。此时如同炸弹脱离飞机，很是壮观。但是壮观之后就不好了，井下的屎尿汤由于“炸弹”的作用溅起冲上来正好达到释放“炸弹”的地方。这实在是有苦说不出。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厕所就会感到屁股发凉。后来在和老乡及同学切磋后终于学习到一项技术，从而保证了反冲的水柱不垂直向上。其关键就是在“炸弹”脱离“飞机”的瞬间，“飞机”要有一个向前的运动，这样“炸弹”就不会垂直落下，于是由其导致的水柱也就不会垂直向上，于是“飞机”就安全了。 今天在很多农村，情况仍然如此。我回去过几次那个令我无法忘怀的太行山小村子，生活比原先好了不少，但是那些厕所，依然如故。我不相信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就真的连一个厕所问题都不能解决，不能想象数千年前还有比这更差的“五谷轮回之处”。然而数千年来，国人就没有在这些方面做过任何努力。我相信这样的厕所不仅仅造成如厕的不便，也导致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传染病。尽管我给这个山村捐建了自来水系统，当我看到家家户户都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拧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自来水的时候，感到自己干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同时也觉得愧疚，因为对于这厕所，我也觉得无能为力。 这对待厕所的态度也直接导致了国人对待下水道的态度。中国现代城市的下水道也是很不堪的，以至于一场豪雨就让所有的和谐盛世颜面尽失。对比数千年前古希腊古罗马建造的下水道系统，华夏今天只有惭愧。中国的最好的下水道系统在青岛，那是德国人当年在那里建造的。 数千年来对厕所的态度，说明了中华民族对于进步不感兴趣，对于问题不求甚解，把追求“完美”看成是吃饱了撑着。国人高举“民以食为天”的大旗，以糊口果腹为最高纲领，解决了嘴巴的进口问题，却连如厕的出口问题都懒得思考。可想而知，我们怎么可能对于古希腊人所关心的那些看来和生活毫不相干，对国人来说纯粹是“吃饱了撑着”的事情殚精竭虑呢？一代又一代，国人坚守了自己的传统，只肯做立竿见影的事情。 止步不前的华夏艺术 在艺术上，华夏的不求甚解也同样显而易见，在绘画、雕塑、文学上和西方之间存在的差异所揭示的可能还不仅仅是华夏的“不求甚解”。 绘画和雕塑上的巨大差异可以理解为对于真实的追求。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长相完全可以从古希腊的雕塑中得到精确的解答，只要有他们的雕塑留存下来，就知道他们当时的长相。古希腊的人物雕塑的逼真程度难以置信。但是对于中国的著名人物，我们现在完全无法知道他们当时的长相，华夏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不屑于忠实地体现真实，而是所谓写意。写意真正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漫画——不求真实、不近现实。即便是如雷贯耳的中国四大美人，后人都无法欣赏她们当时的美丽，我们无法知道她们的容颜在今天会真的动人心弦，还是会令人大失所望。 我们经常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看到这样对人物的描写：面如朗月、口若金盆、倾国倾城、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但是当我看到秦始皇陪葬的人物塑像时，实在为其粗糙而叹惜。当然本来也许我们也是可以喝彩的，但是古希腊的雕塑实在是太出色了，与其一比，就相形见绌了，甚至可以叹为“云泥之别”。所以我建议那些特别崇拜兵马俑雕塑的人千万不要参观古希腊的雕塑，因为那将让你心中对兵马俑及同类的崇拜心情荡然无存。 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里陈列的古希腊的人物雕塑，细致入微，栩栩如生，逼真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那些著名历史人物的雕塑令人无可置疑地相信他们当时的容貌就是这个样子。我考察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我在大英博物馆参观过一个关于古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公元76－138）的展览。其中有许多哈德良的雕塑，出于不同年代和不同作者，而这些不同的哈德良雕像的细节都很接近，这足以说明哈德良的雕塑真实地刻画了他的容貌。有趣的是，哈德良的塑像在耳垂上都有一条沟，这是不同于普通人耳垂的一个特征，显而易见，雕塑试图忠实地再现哈德良的面貌的所有细节，试图和人物本身不差分毫。而正是这个特征，使得近代研究者通过现代医学得知，哈德良当时的心脏不好，因为他耳垂上那条对角线的沟，就是心脏缺陷的症状。古罗马人并不知道这耳垂上的沟意味着什么，但是由于古罗马雕塑的真实记录，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知道哈德良英年早逝的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古罗马在雕塑上完全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 也许有人认为写实与写意只是艺术的不同表达形式，雨果就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艺术有两个原则：理念和梦幻。理念产生了西方艺术，梦幻产生了东方艺术。”我并不完全赞同雨果的说法，但是华夏艺术的不屑求真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不由得想起了武侠小说这种极受国人欢迎的文学类型。 武侠小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武侠小说和对武侠小说的普遍爱好，构成了中国独特的读者性格。此种小说形式在西方很难找到类似的，这样的读者群在西方也难以想象。西方也有类似《哈里波特》和《指环王》那样的小说，但是读者一开始就知道那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作者从不试图让读者相信书中所描写的是真实的，而读者也不会走火入魔认为所描写的可以成为现实。 但是武侠小说则不然，或者说武侠小说的读者则不同，他们会很大程度上相信小说中描述的东西，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我也曾相信过武侠小说中的“功夫”。在农村的时候曾经有人告诉我如何练就飞檐走壁的“轻功”。方法很简单，找一个笸箩，先把里面装满了砖头，然后站在笸箩的边框上走。这一开始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然后每天减少一块砖头，这样勤学苦练，最后把笸箩里的砖头全拿掉后也可以沿着空笸箩的边框走而笸箩不会翻倒。于是轻功就练成了！我没有练成，当然不可能练成。只有在牛顿定律不成立的地方才有可能练成这样的“轻功”，而我居然曾经如此愚蠢地相信了这个荒唐。 我一直试图理解国人对于显而易见脱离实际生活的武侠小说情有独钟的原因。武侠小说中人物的超凡能力和美丽奇遇显然是此类小说受欢迎的主要原因。飞檐走壁的本事，高深莫测的武功，秘不传人的剑术，由此唤起的亢奋和激越显然可以弥补一些由于体能不足而自卑者的满足，也可以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尊严失去了基本权利的人产生美好和虚幻的憧憬。英俊、正义、复仇、暴力、美人、爱情、超脱、出神入化、上天入地……既可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不可企及的渴望，又可以不必直面残酷的现实。现实中的懦夫，只要打开小说就可以进入英雄的境界，在那里扬眉亮剑、俯视群雄、笑傲江湖、英雄救美、无所不能，开卷就可以把奴才变成主子，把碌碌庸才变成旷世英雄，这可能是武侠小说在华夏盛行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四大名著实际上也脱离不了武侠小说的精神规矩。

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文：冯骥才 注：本文为冯骥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所做的序言。冯骥才以二十世纪历史为背景，用最沉痛的笔触写出了文革对中国人的影响是进入血液的。 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题记 我们常常会感到，文革已成为历史—— 在当今中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没人去穿那种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装；曾经铺天盖地的小小红宝书已然了无痕迹；充满了荒唐感的光怪陆离的领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场里才能见到；文革话语几乎成了一种笑料。连那些面孔肃杀的“阶级斗争脸儿”和一直盘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爷”们，今儿一个都见不到了。而曾经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满面地享受着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 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 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 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靡辄由於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先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做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做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即从文革结束１０年到２０年间。由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使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本书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录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为此，很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别是这次出版，将把本书带给二十一世纪新的一代读者。此亦作者之愿望，是为记。（２００３．６．６．维也纳）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１００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１０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３０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１０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１０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wwZttVLYdF3vKZbSGR542icV71y5fc9lXBwwsrEppFAt7KPl4Aibia8FTGr9WeseEiaGpiaLdXb3OS2yw/0?wx_fmt=jpeg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为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潺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棵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永示未来。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３０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２０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８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４０００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本书附录了２０名非文革经历者——即１９７６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做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做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做为个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做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6）文：林炎平 面子——绝不等于尊严 面子的目的是为了招摇自己并不享有的地位，是为了虚构自己并不具备的德行，是为了遮掩自己根深蒂固的恐惧。 ——作者 “路漫漫其修远兮”，这话说了有两千多年了，这漫长的岁月中，国人在面子工程上每每凯歌高奏，而在人格尊严上久久乏善可陈。——作者 面子的代价——原则和正义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挣足了面子的事件。能够举办由古希腊人开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无疑是至高的荣誉，因为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仅是一次全球性的体育竞赛，更是一场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庆典，为全世界所有民族所尊敬和崇尚。 但是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却有着一些和奥林匹克精神大相径庭的不谐和音。直言不讳地说，从北京奥运会，我看不到多少奥林匹克精神，而从台前幕后字里行间看到的总是这两个字——“面子”。对于很多国人，这“面子”是如此地重要，以致和它相比，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反倒算不了什么。 正是这样的面子情结，使得为了面子就顾不上手段。在普天同庆的奥运会开幕式上，那段“声情并茂”的假唱，不仅剥夺了一个具有美丽声音的女孩应得的认可，而且抹黑了另一个具有可人外表女孩的天真无邪。为了“面子”，让一个美妙的声音和一个靓丽的外貌结合起来展现给世界，即便以造假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那么这是为了谁的面子？民族的？人民的？国家的？某些团体的？是谁试图把伟大的人类精神庆典降格成“面子工程”？在中国，大部分人对这样明目张胆的造假心照不宣，或者暗中鼓励，甚至欢呼喝彩。只有少数的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 更加糟糕的是，现在居然有不少企业追捧那个登场假唱的女孩，让她作产品代言。在西方，企业对造假避之不及，唯恐和任何造假沾上什么边。但是在中国，却有很多企业对此如蝇逐臭。他们坚信，绝大多数国人吃这一套，悲哀的是，这判断很可能是对的。也就是说，国人对此等粉饰面子的伎俩确实有一套特色思维，他们认为这理所当然，甚至值得喝彩，至少无可厚非。他们，正是中国面子工程的土壤，而“面子”情结则是这面子工程的精神根源。 在酷爱面子而不顾尊严的长期实践中，国人逐渐丧失了原则和正义，丧失了是非标准。明恩溥在《中国人的德行》中剖析道：中国人最重的是面子，这种面子其实就是不重事实、只重形式的做戏。因此，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格式问题，不是事实的对不对，而是格式的合不合。一切是非都在这个格式问题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面子。于是，为了面子，内涵可以舍弃，原则可以牺牲、尊严可以践踏。 按照鲁迅的观点，“面子”是中国人的病态精神纲领，其症状繁多，如官瘾、卖老、围观、中庸、情面、做戏、观斗、少坚信、无操守、善变化、能忘却、喜团圆、瞒和骗、爬与撞、捧与挖、不认真、主奴根性、眼光不远、糊涂主义、无是非观、二重思想、排斥异己，等等。其中最有普遍性、危害最甚的，则是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 在一个鼓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里，产生的汉奸比例之大却是任何其他民族都不能比拟。没有原则的尊严，只有虚假的面子和隐藏在面子后面的利益，于是，就只能是这样的结局了。国人在一些场合显得非常爱国，不管到了哪里，爱国似乎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但是他们的爱国内容到底如何？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在国外见到不少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有的时候到中国人开的餐馆去吃饭，到中国人开的商店去买东西，但是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笑脸很少。你就是买了东西付了钱，他的那个脸色还像是你白拿了他的东西没给钱。有一次就更加令我不解。到了巴黎一个华人面馆，我向服务员点菜，我开始用汉语对他说，但是他用法语回答我，由于我不懂法语，就用英语再次问他，他还是用法语对我说。我以为他不会说英语或汉语，就勉强用几个法语单词告诉他我要点的食品。过了一会，结果他开始和餐馆别的工作人员用汉语大声聊天了。这是一个会说汉语的人，听他的口音是大陆出来的，是北方省份的人。 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在以如此态度对待中国人是出于什么动机和心理。可正是这些人，吆喝起爱国的口号最响亮，其实他们连邻居和路人都不关心，更不必说爱更加广泛含义的实体了。他之所以不用顾客和他都会说的语言，是因为他觉得说汉语有失身份，而对方会说英语他就更觉面子下不来，他就更加要说法语了，他要说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这他才有面子。 这样的人，其实在国人中很普遍，他们争先恐后地“亡国”（逃离中国），而又声嘶力竭地“爱国”，其实，他们只“爱国”，却不爱同胞，不爱他人。那“国”，就是幌子，他们真正爱的是他们的面子。 面子，对于国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在乎面子，但很少有人像国人那样把面子置于原则和正义之上。 面子的代价——尊严和人格 尊严和面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面子和尊严之间，相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这就是“原则”。其实，国人把面子直接等同于尊严，这恰恰源于国人的缺少尊严。 中国男人恐怕是世界上最爱面子的，但也可能是最不要尊严的。自古中国男人对于其认为属于自己但是又移情别恋的女人的惩罚极其残酷。但在西方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通常是尊重对方的选择，如果做不到这点，则是争夺同一个女人的两个男人之间进行决斗。中国男人通常既做不到尊重女人选择的大度，更似乎绝无决斗的勇气，而只有残害自己女人的残忍。这样的心理可能在动物界也不入流。我在太行山上曾经晚上和羊群一起在农田里度过，清晨被沉重的钝器打击声惊醒，发现原来是几对公羊在角斗，声音便来自羊角的撞击。放羊的告诉我，它们是在争夺配偶，得胜的可以得到拥有母羊的权利，而失败的只好退出竞争。但是，在中国，似乎男人并无当面决斗的勇气，只有背后使坏的阴招。当然决斗并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过于残酷和野蛮，但是比起男人以残害自己追求的女人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却要有尊严得多。 比起残害女人，中国男人对自己的同类的提防和残害可能更胜一筹。他们一旦占有了女人又拥有了权力，就要阉割所有周围的男人。太监，就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用这种方式，皇上就可以独占所有女人，哪怕是他并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染指的女人。把他人都变成太监的好处是，他皇上至少可以确信，已经没有别的男人和他争夺女人了。中国皇帝的所作所为很贴切地解释了中国男人的心态，一旦权力所及，便要剥夺他人的尊严和人格，为了他自己的面子，所有人都要牺牲尊严和人格。而他所可以信任和委以重任的，也只是这些被剥夺了尊严和人格的人。而这些太监，也用这种丧失尊严和人格的苟且方式换得权力和地位，并以此为虎作伥、为非作歹。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船上的男人都主动让妇女和儿童先登上数量不多的救生艇，把生还的希望留给妇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最后所有的妇女儿童都获救了，而丧生的都是成年男人，包括船长。船长认为他理应最后一个离开自己的船，这是一种责任，也是尊严。对比在大地震中撇下学童逃生，而且不觉得任何羞愧的男人；对比那些在公共场合看到弱者受害而连呼救的勇气都没有的男人；对比那些在失火的剧院中堂而皇之让小学生坐着不动而自己先逃离火灾现场的那些脑满肠肥的官员，泰坦尼克号的绅士们和船长的所作所为解释了什么是“尊严”。由于大多数中国男人关心的仅仅是面子，因此在这样检验良心的场合，他们是无法及格的。 当然，中国男人中也有英雄，那些面对权势不屈不挠的自不必说，那些无意同流合污或者歌功颂德的也令人钦佩。我特别钦佩这些凤毛麟角的中国男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我们不至于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无可救药。但是，他们毕竟只占据了极少的比例，在中国社会中寥若晨星。我在这里完全可以给这些中国男人喝彩，也许读者可以猜到我说的是哪些人。 国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多是为了教训他人的，他们希望别人都这么做，但是他们自己却绝不会这么想。轮到他们自己，这信条就变成了“一旦瓦碎，便无玉全”。任何使他们得以苟延残喘以至飞黄腾达的办法都是“玉全”方案，一切以保全他们自己和面子为取舍标准。而他人的尊严和人格，绝不在考虑之列。而他们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也绝不在话下。 200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曾经在越南战争中当过战俘。战俘，在中国是一个耻辱的经历。生还的战俘一生都将背负一个耻辱的符号，甚至变节的嫌疑，不要说永远不得重用，甚至一生都会被当作叛徒和特务怀疑。但是，在美国，战俘是为国尽忠的经历，生还是英雄的凯旋，迈凯恩有幸生在美国，居然还被共和党提名问鼎白宫，被所有的美国人认为是英雄。如果在中国，这绝不可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面子重要，至于人的尊严，那是国人不会想到的事情。不在成为俘虏之前殉国，就已经是愧对江东父老；被敌人俘虏，就已经是丢尽了“国格”（也就是国家的面子）。如未被敌人处死，还觍颜生还，那必是忍辱偷生，不是叛徒，也是贪生怕死者，即便不严厉处理，也要严格审查，列入另册。为了国家的颜面，他人的生命和尊严是国人毫不在意的事情。那是国家的颜面吗？不，那是他们自己的面子。 对待战俘的心态，很好地揭示了不同民族对于尊严的不同理解。一个是出于对于人的尊重，对于自己人的信任，对于不幸在战斗中竭尽全力但是仍然失利的战友的赞赏，是对于他们经历逆境的同情，是将心比心的宽容，是对自己比别人幸运的自责。这就是尊严，这是对他人的尊严的肯定和自己的原则的坚持。另一个是对于别人战败而给自己丢面子的埋怨，对于战友忠诚的怀疑，对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仍不成功的责难，是隔岸观火式的冷嘲热讽，是恬不知耻的自我欣赏。这就是面子，这是对自己的面子胜于他人生命的无耻和对自己面子背后的利益之至高无上的坦白。 很多国人，在社会底层的时候受人践踏，如果说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他们应该同情弱者，当有恻隐之心。但是，不！而是一旦有权有势就作威作福。即便是一个小品演员，成名之后，当红之时，谱摆得巨大，招收学员的仪式上居然要学生行跪拜礼。仅仅是小品演员，派头却远比那些古今中外的学术大师大多了。当年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办学园时根本没有要学生行什么礼，那些现代得了诺贝尔奖的大师们也没有要学生行什么礼，更不用说要别人跪下来行礼了。还好他仅仅是一个演员而已，要是这样的人成了皇帝那可怎么办？不幸的是，中国历代的皇帝也就是这么一群人。这才有数千年来的一成不变的野蛮统治。 但也真有那么多人愿意下跪。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尊这个当红的小品演员为师傅，这块招牌就是卖座的保证。为了发达，尊严算什么？下跪又何妨？ 于是，一个为炫耀面子而践踏人格的“主子”和一群为发迹走红不惜尊严的“奴才”就合作演出了跪拜恩师的丑剧。一个满意“名利双收”，一群庆幸“鸡犬升天”；一个捞足了面子，一群给足了面子；一个践踏了人格，一个出卖了尊严。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中国的面子就这样屠杀了尊严和德行。我相信，如果那些跪拜的人将来有朝一日也有了那个小品演员的“红度”，他们也必然重演这部丑剧，只是他们成了受拜的人。历史的怪圈就这样轮回了下去，奴才的培育就这样代代相传了下去。 尊严背后必有原则，而面子后面也必藏利益。在中国有不少这样的境况，亦即你的面子必须以你的尊严作为代价，当你出卖了尊严，你就得到面子了；如果你想要面子，就不得不出卖尊严。这是一个引诱和迫使人出卖尊严的环境，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就不再在意尊严，而仅仅追求面子。他们为面子吵得面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争得剑拔弩张，但是，他们绝不会为尊严的丧失而感到一丝不安。 那个要求徒弟对自己拜谢，并且因此沾沾自喜甚至炫耀的小品名家，和那些对他行跪拜礼的徒弟们，解释了中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现象：要升迁和前途，不管有没有本事，都要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如果一个人不想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那么他的仕途和事业就会困难重重。今天的演艺界的“潜规则”，亦即女演员靠出卖色相得到扮演角色的机会，和这跪拜礼多么相似？只有你出卖人格和尊严，你才有前途；只要你敢于出卖全部的人格和尊严，你就前途无量了。好像这个“原理”还不仅仅适用于演艺界吧？ 那个自告奋勇写《李白与杜甫》的高级文人，正是为了面子和利益出卖尊严和原则的典型。为了出人头地的面子和东山再起的利益，他不惜践踏尊严和原则，这样的无耻，堪称经典。 在这样的绝无道德和理智可言的行为背后，是对“面子”的崇尚和对“尊严”的践踏。“面子”和利益是许多国人最崇尚的理念，他们可以不要尊严和道德，但是绝对不能没有面子和利益。面子在国人的内心世界根深蒂固，其实面子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要说的“奴才”。他们由于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尊严，于是只好寻找尊严的外壳——面子。 面子的代价——实质和内涵 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从其用于面子的物质和精神投入就可以看出其优先的是内涵还是面子。在中国，从上到下用在面子上的人力和财力占了社会和个人开销的很大比例。 国人的送礼确实达到了在所不惜的地步，西方人根本无法企及。后者的送礼绝大部分是象征性的，表达出良好的意愿和“我记得你”即可。一张贺卡，或者一个价值几美元的小纪念品，就可以了。这在国人普通老百姓看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一些卖“补药”的就是吃准了国人这样的心态，“狂轰滥炸”的广告和豪华的装潢，就是为了送礼者“有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受礼者“有面子”。那些“补药”无非就是一些吃不死人但是没有功效的东西，里面唯一有作用的也就是一些维生素之类的西药成分而已，用1%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买的人其实心知肚明，但是为了面子，就得买贵的送。面子重要，浪费就是小事了。 国内每年都生产大量的月饼以供中秋佳节人们的消费。现在的中国，中秋不如月饼重要，而月饼不如包装重要。月饼的包装极尽奢华，而那月饼本身的价值远不及包装费用。这些月饼，不是买来吃的，而是买来送人或者让人看的。只有如此奢华的包装，才可以体现自己的一片心意或者博得他人的赞赏，这就是面子。审视这样的包装趋势，我们有理由担心，总有一天，“买椟还珠”不再是一个荒谬。 老百姓尚且如此，显贵们就更加变本加厉了。他们也许是靠演地方小品成名的艺人，也许是靠几个矿井挖煤发财的小老板，他们子女的婚礼之排场让人瞠目结舌，以至就此令人产生“为富不仁”和“劫富济贫”的想法也绝不为过。他们婚礼现场上庞大的车队简直可以和西方的国葬相媲美，只是其在奢华掩盖下的“土得直掉渣子”的气质却一览无余。 民间既然如此，宫廷当然更盛，他们的面子当然不能输给民间。慈禧太后的60大寿的庆典耗费白银1000万两，相当于北洋水师一年的军费，单是从颐和园回紫禁城所经道路的景点设置与装饰，就花去白银240万两，此外，慈禧为自己准备的首饰合白银38万两，衣服为黄金23万两。在慈禧眼中，这已经是非常节约了。她在为修颐和园如此辩护：所有的花费都是她节约下来的，“想天下应共谅”。 满清皇室的“节约”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慈禧的一顿饭要有一百个菜，宫中每天的花费高达四万两白银。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如此大量和奢华的食品，而且这些食品也未必就对他们的口味。慈禧太后每顿面对山一般的佳肴只在很少的几个菜上动几筷子，其他绝大部分不是吃的，而是看的。如果慈禧太后仅仅吃一些她想吃的菜，那么她每顿饭四菜一汤也就足够了。但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她那太后和皇家的气派又如何彰显呢？她怎么把自己和普通的民众区别开呢？进而，她的面子又如何维护呢？ 国人的旅游也特别有意思，和西方人的旅游方式很不相同。有一则流行的笑话这样形容国人的旅游，“上车睡觉，停车撒尿，到点拍照，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旅游重要的是拍照以证明自己曾经到此一游，做成相册向亲朋好友同事出示，而旅游真正的置于环境中的欣赏就不重要了。 和国人注重面子但是不注重内涵不同，西方人通常重视生活的内涵，而不仅仅是面子。即便是生活不很宽裕的西方人，也会在生活的质量上相当重视，而绝不仅仅是追求外表的体面。 西方人的行为通常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在他们自己吃饭时，哪怕就是野餐，也会在简陋的餐桌或者餐桌的替代品上铺上一块桌布，尽可能放上精致的餐具。因为这就是他们平常的习惯。但是对于仅仅注重面子的国人来说，既然没有外人，这些就都免了。一旦没有别人看，那么就是完全不同的做法了。 我刚到加拿大的第二年，去开加拿大的金属年会，地点在加拿大金斯敦的皇家军事学院里。正是夏季，在校的学生不多，校内很大一块地方就给了参加年会的人用。年会上大学里的教授、学生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都有，其中也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一个中国留学生比我早到加拿大几年，他提醒我说：你看中国人的吃相，实在太难看了。只见几个中国留学生，嘴里塞的满满的，还大声说话，坐无坐相，吃无吃相。而皇家军事学院的士官生在餐厅的另一侧就餐，上百人坐得整整齐齐的，听不到嘈杂，只有轻轻的刀叉碰撞声，风卷残云，很快就吃完了。原来没有比较，也就不以为然，现在一对比，才发现这差距触目惊心。我估计自己当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相信吃相是一种内心的展现。过去可以解释为，穷得食不果腹，所以狼吞虎咽。但是丰衣足食时，那副吃相依然如故。如今大陆餐馆里，那吃相加上最后的剩菜，足以令人质疑所有自封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喧哗，不顾别人；浪费，触目惊心；吃相，有如猪拱食槽；坐相，有如猴子上树。那“中庸之道”、“礼仪之邦”和“温良恭俭让”统统不攻自破成了瞎话。在这尊严尽失的行为中，这些人却自己觉得很有面子：吃得轰轰烈烈，扔得大大方方。面子因此也可以被定义为：外表的气派，而绝非内心的高贵”。由于没有内心的高贵，最终外表的气派也无法成立。 在西方，政府的楼宇通常和民间的建筑基本相称，一些小城市的市政厅几乎就是一幢普通的小房子，西方的教堂和神殿可以非常讲究，而政府却绝不奢侈。但是在中国，政府建筑就完全不同，即使是非常贫穷的小县城小镇子，政府建筑的奢侈也显然和民间建筑甚至学校的简陋形成了太大的反差。前者是尊严，尽管在简朴之中，这尊严也不可置疑；后者是面子，不管有多么豪华，那面子无疑以民生为代价。 在西方，即便很隆重的宴会也很简单，但是在中国，就是很平常的聚餐也很奢侈。我参加过一些西方的宴会，规格应该是很高的。比如大学为了感谢捐赠者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宴会，作为校方董事的奥委会副主席庞德（Pond）参加并主持，加拿大的宇航员也参加了。即便如此，也就是典型的几道菜：前菜、汤、主菜、甜食，外加饮料和面包。每人一份，很少有浪费的。这和中国宴会上眼花缭乱的菜肴和最后大量的剩菜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那几乎吝啬的简朴却令人尊敬，那尊严不言而喻；而那几乎完美的铺张却令人侧目，那面子的代价是德行。 国内的剪彩仪式特别多，而且通常用很大的布料，甚至丝绸，中间还有精心制作价格不菲的一朵大红花，一把特大的剪刀，一剪刀下去，国人叫好的同时，老外就会觉得可惜。西方的剪彩通常使用的是很窄的一条人造丝带，宽不过5厘米，非常简朴，但是简朴中体现着尊严，这尊严背后的原则就是纳税人的钱政府不能乱花，即便是私营企业，那么钱也应该用在更加应该的地方，比如员工的工资和设备。而国人的剪彩在轰轰烈烈中为的就是面子。 我不知道国人为面子而在所不惜的风俗是上行下效的还是至下而上的。总之，上下都如此，中间也绝不例外。一个“县太爷”，一个“知府”，出行都要前呼后拥，车队浩浩荡荡。一个穷乡僻壤的区政府，也盖一个极尽奢华的大楼，恨不得做一个美国总统梦，于是把大楼也盖成了白宫的样子。这倒不是不能做一个“美国梦”，其实这样的胆量倒是很值得欣赏的，只是，如果真的想做这样的梦，那么也向美国学一点人家的廉洁、厚道和平等，别的更高深的暂且不做要求。但是，这梦做到这里，他们必定一身冷汗，猛然醒来，庆幸：还好，只是一个梦。 国人习惯生活在面子之中，以面子衡量他们的取舍。“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是国人世世代代的写照。这是国人的生存哲学，也是道德标准。上至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芸芸众生，几乎都遵循了这样一个面子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处世哲学和道德标准的影响下，中国对于历代统治者的评价才会如此不可思议。 在中国，被褒扬的统治者绝大部分是那些最残暴的：秦皇汉武，前者焚书坑儒，后者治罪腹诽；成吉思汗，除了屠杀就没有别的统治手段；康熙乾隆，武以杀人、文以诛心，篡改历史、集文字狱之大成。但正是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和近代得到很多中国人的赞美。 面对着秦始皇的巨大坟墓和兵马俑，让他们感到震惊的，不是秦始皇当政时对于百姓的奴役和残暴，不是秦始皇关心自己死后的特权胜过民众生存之恶劣，也不是秦始皇对于自己坟墓的营造胜过他人住宅之卑鄙，他们并不对这样的历史罪恶感到愤怒和厌恶，而是为分享了秦始皇为他们挣得的面子而产生感激和共鸣。对于他们来说，毕竟秦始皇用这样的残暴建造的地下宫殿为他们挣到了难得的面子，正是秦始皇的陪葬和陵寝，让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叹为观止。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这是对人民的残害和对理性的践踏。但是绝大多数国人不这样想，他们在意的就是秦始皇给他们挣到了面子，这就足够了，他们就可以因此为秦始皇歌功颂德了。国人对于暴君往往会给予历史的赞誉，越残暴，就越有人赞美，简直匪夷所思。 国人的“面子”情结，不仅仅统治者如此，作为构成这个民族的个体也如此。因此，这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民族性格问题。 面子的目的是为了招摇自己并不享有的地位，是为了虚构自己并不具备的德行，是为了遮掩自己根深蒂固的恐惧。于是，用牺牲尊严的途径去获得面子只能是一种奴性的表现。也正是这样的心态，使得国人很少可以为失败的竞争者真心地喝彩。不为别的，只为精彩的奉献和竭诚的努力，但是国人绝大多数不能做到这点。 为了维护这至关重要的面子，年复一年，代又一代，国人很多在高压下成了盆景类的东西，美观但侏儒，外观靓丽却内涵畸形。这可能也是盆景源于中国，且流行于东方，但不能流行于西方的理由。凭着这样在压抑的无奈中挣扎出来的逆来顺受，倒也活得八面玲珑，虽然被压抑成了侏儒，但还是在这极其有限的尺度上威风凛凛。那巴掌大的迎客松在面盆大的“高山”上也活灵活现、几可乱真。人的心理也是可以这样被扭曲的，心理上的侏儒和精神上的懦夫，和此异曲同工。为了面子，就不必要尊严了；既然可以得到利益，就不必坚持原则了。实质和内涵，当然就更算不上什么了。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5） 文：林炎平 第三节 墙图腾 长城的作用经过漫长历史的考验应该清楚了，结论是“毫无用处”。据说建造长城的初衷是对于外族的抵御，但是其从来没有成功抵御蒙古人的入侵或者满族的入侵，甚至期间对于很多小的外族入侵，长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对于这样一个以愚蠢的设计开始，以残暴的手段实现，以毫无用处的结果结束的建筑，为什么今天给予如此礼遇？我们考虑过我们这样做的道德基础和准则吗？ 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与其说最初建造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来的侵略，还不如说最终维持长城是为了关起门来虐待自己的子民。长城，正是由于此，成为了“墙图腾”。 长城——现实和神话 华夏还有一个在近代逐渐上升到接近图腾的象征——长城。中国国歌里有长城，钱币上有长城，民间谚语有“不到长城非好汉”……显示出国人对长城情深意长和褒奖有加。但是，回顾长城的历史，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首先，修建长城并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只要有足够的人力就可以建造。我在太行山崇山峻岭中见到过一个山寨，修建得相当雄伟。当时我不知道修建这个山寨的城墙砖（就是修长城的那种砖）是如何搬上去的。崎岖陡峭的山路人挑当然也可能，但是很困难。后来当地老乡告诉我，那些砖是用山羊驮上去的，每只山羊驮两块，就上去了。只要有砖，砌墙就容易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古希腊的体量巨大的神殿则不同，它们的修建有着极高的难度。 再者，长城在历史上并没有起过什么正面的作用。通常说长城是秦始皇下令造的，其实长城一部分在秦代以前就存在了。当时的中原小国为了自己的安全逐渐建造了一些城墙，秦代利用了一部分这些城墙，再增建了更多，连成一片，以此体现其占领的更大版图。后来又经过了历代直至明朝的浩大维修。 秦以前，这些长城没有制止秦国的大举入侵，秦以后也没有阻挡北方民族的南下。中原强大的时候，中原的版图向外越过了长城，因此长城成为了无用的内墙；中原积弱的时候，北方民族向内越过了长城，长城成了别人版图里的内墙。无论哪种情况，长城都没有达到设计效果。 仅有一次可以起作用的是明末李自成刚攻入北京，满族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长城的山海关由明将吴三桂把守的那一刻。但是那个吴三桂，开门揖盗，把这唯一可能有作用的时刻彻底断送。 长城唯一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当时华夏的版图在心理上就是由长城界定的。然而，这是当今国人并不愿意接受的。 关于长城的神话还影响到了现在，不知道是谁振振有词，美国的宇航员在登上月球后可以用肉眼看到地球上的长城。这可让爱国人士欢欣鼓舞了一阵子，甚至至今还沉湎于这个胡编乱造的美丽瞎话之中。显然，在月球上的美国宇航员的眼睛没有看到长城，而是在地球上的瞎话编造者的嘴巴“看”到了长城。 长城的宽度不过6米，从月球上看长城就如同从38公里外看0.6毫米粗的细线。这个视角，只有用现代强大的天文望远镜才可以分辨。不要说从月球上看不到长城，就是从距离地面数百公里的卫星上，肉眼也无法看到长城。就算是从卫星的近地点约300公里处，这时看长城就如同从15公里外看一根30厘米粗的电线杆。这个实验并不困难，你找一根你喜欢的电线杆，然后驾车开出15公里后回头看看是否还可以看到这根电线杆。 荒唐吗？但这个荒唐的故事现在还在流传。 孟姜女的哭声 和长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没有多少象征意义但是千年来给人民带来实惠的都江堰。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江堰和长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建筑。前者是为了造福于民的水利工程，后者是为了巩固统治的军事设施。尽管可以说长城的建造是为了抵御外族让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如果审视长城的建造过程和效果，那么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在建造时劳民伤财，建造后于民无利的建筑。中国历史上的孟姜女哭长城也许今天已经被淡忘，即便过去对长城还有所批评的话，今天也几乎销声匿迹了。长城几乎成了中国的代表，而都江堰却几乎被彻底淡忘了。 都江堰位于四川都江堰市城西，岷江上游340公里处，据传由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等于约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主持下开始修建。经过历代整修，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在发挥作用。都江堰工程以引水灌溉为主，兼有防洪排沙、水运、城市供水等综合效用。它所灌溉的成都平原是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 这样一个建筑，可以和古罗马水道相媲美，更重要的是其给民众带来的福利。但是，它在华夏历史上却没有很高的地位。和长城相比，历史给予它的赞美是如此地吝啬。相反，长城却在近代占尽风头。 那么到底长城为什么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呢？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也许已经太久远了，对有着选择性忘却习惯的国人来说，已经记不太清了。国人对于长城的历史，实际上并不愿意回顾。那愚蠢的动机，残酷的过程和无用的结果至今最好忘却，仅留下那臆想中龙的象征和辉煌。在“龙”成为图腾千年之后，长城也渐渐地向“龙”逼近。如果说“龙图腾”是由国人对“上”的怯懦而产生的，那么“墙图腾”就是由对“外”的恐惧而形成的。 也许孟姜女哭的并非秦长城而是齐长城，但这都不影响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类似长城这样浩大的劳民伤财工程的反感。历史上凡是徭役和税负很重的时候，孟姜女的故事就会广泛流传。不仅是孟姜女的故乡山东，而且在许多和孟姜女没有关系的地方也曾在历史不同时代声称是孟姜女的故乡，可见民间对于孟姜女的同情和对修建长城的反感。 但是，在近代的中国，孟姜女在长城脚下的悲怅哭声逐渐变得遥远和模糊不清，而对于长城的赞歌却由远而近渐渐响亮起来。也许这是由于不少人认为孟姜女的哭声有损作为他们心仪象征的长城之伟大。这不仅仅是统治者，也同时是很多普通大众的想法。这是一个民族性格的问题。 同样严重的是我们对于都江堰的冷落，由于没有长城这样辉煌的外表和可以招徕顾客的特征，那么就随它去吧。也许这就是都江堰被冷落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华夏的黎民百姓也会遗忘它呢？这样的水利的壮举、利民的结果，世世代代的造福于民的建筑为什么却在华夏百姓的心中没有多少地位呢？ 墙图腾——贻害无穷 长城的作用经过漫长历史的考验应该清楚了，结论是“毫无用处”。当满清入主中原后，曾经有人建议重修长城。康熙皇帝的判断还算正确：“长城没有挡住我们，那是没有用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花钱重修？” 两千年来，长城没有能够抵御蒙古人的入侵或者满族的入侵，甚至期间对于很多小的外族入侵，长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以愚蠢的设计开始，以残暴的手段实现，以毫无用处结束，对于这样一个建筑，为什么今天给予如此礼遇？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说长城在现代给我们带来了巨额的旅游收入，也许因此我们就可以给长城平反？当然还远远不是平反，而是给予其以民族象征的礼遇。但是我们考虑过我们这样做的道德基础和准则吗？难道今天的金钱就可以洗刷昨天的罪恶吗？更有甚者，难道今天的金钱就可以使得昨天的罪恶成为辉煌的业绩吗？ 比这个理由更加荒唐的是清官大人和普通国人对地标建筑和牌坊的热衷。他们对真正的社会公正和进步毫无兴趣，但是对流芳百世却心有独钟。而长城，恰好符合他们的标准。 这大概就是地标建筑的神奇，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人特别热衷地标建筑。哪怕是一个贫穷的小县城，即便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但是县城的地标和行政大楼的建设是不能含糊的。某些注重形象工程的基层政府，大楼越修越高级，地标建筑物越来越豪华。即便这些建筑和人民的生活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那些“父母官”也在所不惜，一如既往。他们确信，其所作所为不必得到人民的同意，也不必考虑百姓的福祉，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用纳税人的钱铸就表面的辉煌。他们所期待的是，这样的劳民伤财，很可能成为历史的辉煌，在今后享有长城今天的待遇。这就是他们期待的“长城效应”，亦即永久的“辉煌”。回顾和审视华夏的历史和现实，谁敢说他们的指望不能实现呢？ 是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孟姜女当年痛恨的但还没有哭倒的长城上赚到可观的旅游收入。如果认为这就是“伟大”，那么每年的旅游奖都应该颁发给秦始皇，因为是他下令造了他那劳民伤财的陵寝，包括著名的兵马俑，当然也包括长城，还有尚未开发的秦始皇主墓。那个被勘定为秦始皇主墓的巨大土包，也许是国人的另一个自豪。 至于都江堰，就忘却吧！即使它对天府之国的贡献不可磨灭，甚至两千年后仍然在造福今天的人们，还不是依然默默无闻？响彻云霄的依然是对长城的赞美。我们不也在赞美长城吗？据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 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与其说最初建造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来的侵略，还不如说此后维持长城是为了关起门来虐待自己的子民。长城，正是由于此，成为了“墙图腾”。 确实，在宣扬对外仇恨、对内禁锢思想方面，长城更能迎合近代国人的心理需求。长城迎合了人们内心的封闭和恐惧。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造墙的民族，不仅喜欢造物质的墙，也喜欢造精神的墙，以此制造小圈子，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进而在小圈子中继续制造更小的圈子，比如形形色色的同乡会。墙，是国人的难以解开的情节，而长城，更加艰难。 无可否认，凡是热衷于造墙的时代都是封闭和恐惧的时代，凡是热衷于造墙的统治者都是封闭和恐惧的统治者。国人的长城情结实际上是国人内心对于封闭和恐惧的共鸣。 这个世界不必有图腾 龙、狼、再加上长城，这是一幅多么不和谐的图景。这不仅仅是它们本身不和谐，而且是这些图腾的含义与人类的理性格格不入、水火不容。龙用来吓唬别人和给自己壮胆；长城用来禁锢自己拒绝别人；狼用来为贪婪、损人利己和窝里斗正名。 因此，这些图腾如此解读了中华民族的心理：“龙图腾”是对上的怯懦和婢膝，“狼图腾”是对内的仇恨和自私，“墙图腾”是对外的恐惧和敌意。不要让这成为近代中国的写照吧！ 我发现这样一个可怕的规律：国人为之崇拜和引以自豪的都是那些最践踏人的尊严的象征——龙、长城、秦皇、汉武、成吉思汗、康熙、乾隆。似乎一切残暴在华夏都可以成为“丰碑”，也为下一轮的残暴树立了榜样。于是残暴在华夏是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也许孔子是个例外？绝非！如果不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国人绝不会善待孔子，国人是由于汉武帝的残暴才善待孔子的。因此，后世如果有强权要作践孔子，国人必然举国响应。历史不已证明了如此吗？呜呼哀哉！ 如果一个民族对某个图腾感到恐惧，并想以此成为让别人恐惧的象征，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这个民族距离理性是很遥远的。如果一个图腾仅仅体现了强权、恐惧、自闭和贪婪，其崇拜者也会或多或少地继承这些特质。“龙”、“狼”和“墙”就是这样的图腾，如果中华民族还继续对“龙”、“狼”和“墙”顶礼膜拜，必将在背离人的价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特别崇敬和赞赏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不仅由于她的精美绝伦，更由于它所体现的人的价值，以及正义、理性和勇气。 古代的希腊没有图腾。文艺复兴的欧洲没有图腾。 这个世界不必有刻意的恐惧，更不必有对刻意恐惧的宣扬或崇拜，于是这个世界不必有图腾。但是，如果图腾可以仅仅是信念而非恐惧，那么我希望古希腊的雕塑成为整个世界的图腾。我更希望，古希腊的价值成为人类心中的图腾。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 文：林炎平 第二节 狼图腾 中国的“龙图腾”正方兴未艾，又来了一个“狼图腾”。虽然这个“狼图腾”还没有像“龙图腾”那样危害深远，但是其所代表的一种心态却值得关注。 “狼图腾”的倡导者觉得“龙图腾”崇拜和实践还不够凶恶，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狼性不够。于是把狼性作为中国社会的良药，把狼的性格和行为大加赞美，并崇其为“图腾”。然而，龙不行，狼就行吗？从“龙图腾”走向“狼图腾”，只是从“没有出息”走向“更没有出息”而已。 向狼看齐——争相凶恶 其实，这个“狼图腾”很难说是其倡导者的创意，而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在近代难以阻止的流露。类似其观点在中国民间早就不新鲜，许多中国人都说自己“太善良”、“太诚信”，把困难和问题都归因于他们自己不够坏和不够狠。 现代中国普遍并且严重缺乏善良和诚信，但居然大多数还觉得自己“太善良”、“太诚信”，简直匪夷所思。当一个社会在道德崩溃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人人都争先恐后逃离道德和责任，把善良和诚信看作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而对于丑恶和舞弊却如蝇逐臭。当他们说自己“太善良”和“太诚信”时，就应该理解成他要为自己干更坏的事情造舆论了。“狼图腾”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于是，素质越低就越觉得自己干的事情还不够坏、不够狠。正因如此，《狼图腾》的作者和一些人开始公开推崇狼的性格，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人的狼性还不够，还需要更加地狠，更加地狼性。 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只有吃别人和被别人吃两个选择。如果你不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别无选择。在他们看来，双赢是瞎话，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双赢，只有你死我活。要么你死，要么我死，我活了就不能让你活，而你活了我也活不成。 至于社会的和谐和人们的和睦相处，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可能。一个人在网上说他的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不被人‘鸟’，但是可以‘鸟’别人”。这是现代国人很普遍的想法——“不被人抢，但是可以抢别人。”“不被人欺负，但是可以欺负别人。” “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对狼的厚爱，大概是从多年的物质和精神压抑后突然的欲望释放和爆发后对于权势和利益的向往。那些过去曾经属于“真龙天子”的一切，现在似乎都在觊觎攫取之列，不管是巧取豪夺还是坑蒙拐骗。既然龙的时代他们没有成功，那么狼也许可以让他们弥补过去的遗憾。 这样的心理是极其病态的。国人所表现出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隔岸观火、趋炎附势，都是这种内心缺陷的外部症状。在今天的中国，太多的富人，为富不仁；太多的穷人，穷凶极恶。国人的狼性不是不够，而是实在太严重了。那些提倡狼性的人也许不理解，所谓狼性就是穷凶极恶和奴颜婢膝的结合，是贪婪和愚蠢的共存。 告诉你真实的狼性 我在太行山的经历难说与狼共舞，但也算得上与狼共存了。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给很多人留下来不堪回首，但是却难以忘却的经历。对我来说，其中就包括见识狼的行为和性格，也许足以给狼画一幅肖像。 太行山村子的墙上，常有用石灰画的很大的白色圆圈。我刚到太行山时不知其用处，后来听老乡说，是驱狼用的。如果没有这些白色圆圈，狼就会壮着胆进村，吃猪，吃羊，吃鸡，当然也会吃人，特别是小孩子。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大白圆圈却有效地制止了狼的入侵。 狼到了深夜才会接近村子，此时，那巨大的白色圆圈就出现在它的视野中。狼对此很疑惑，不知道这是什么。狼智力的不高不低和性格的乖戾多疑决定了它将踌躇不前。于是狼就停在村子边缘外一定距离的地方仔细琢磨这些圆圈。它有时会走近一些，看看这些圆圈是否会对它有什么反应，但不超过它认为的安全距离；一会儿又会突然逃得远一些，恐怕这不可思议的圆圈会突然降祸于它。 这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来回折腾，但是狼的智力和性格决定了它既无法搞明白圆圈的危害，也不能鼓起勇气前进。到了拂晓，精疲力竭的狼只好悻悻地离开，到了远处不甘心地嚎上几声，这一夜就算结束了。如果还不甘心，它还会再来，但结果并无二致。这些白色的大圆圈始终让狼困惑和胆寒。 在我们的村子方圆几十里少有成群的狼，对于单个的狼，小伙子通常不必太过虑。当一个人行走在山路上，肩膀上扛着劂头，这时就是个把狼来了也只会远远看着你而不敢贸然进犯。当时我一个人走夜路也不会怕狼。但是如果狼看到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女，特别是怀抱婴儿的妇女，它就会进犯。畏强欺弱，是狼的本性。 狼性狡诈，这是它的又一个特征。老乡告诉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东西搭在你的肩膀上，你千万不能回头。因为那极可能不是你的熟人，而是狼。而你一回头，你的脖子就完了。后来晚上走路，就总想着这倒霉的可能性。 和狼的交道还远远没有打完。我们注定还要睡到野外去和狼近距离接触。 太行山上土地非常贫瘠，为了让庄稼长得好一些，就需要施肥。但是山上的地很多离村子很远，因此把村子里的人畜粪用肩膀挑到每块地里是办不到的，而且这些肥料也根本不够。那些比较远的地，只能采取“羊卧地”的方式来施肥。所谓“羊卧地”，就是到了晚上让羊在指定的地块里过夜，这样一个晚上羊群的粪便就给这块地施肥了。为此，从春天羊群离开村子后就不再回村，直到深秋再回村圈养。春夏秋三个季节，不管风吹雨打，整个羊群都是在山野里度过的。 狼是羊群最大的敌人。狼到村子里来偷吃东西困难重重，那些大白圆圈就够狼受的了，再加上村子里的狗，进村的风险实在太大。于是，夜间偷吃在野外卧地的羊就成了狼的首选。 狼偷吃羊的办法很狡猾，或者按照那些“狼图腾”的崇拜者的说法，很“智慧”。在夜幕掩护下狼接近熟睡的羊群，然后悄悄混入其中，挑中一只不大不小的羊，咬住羊的脖子，这样羊就喊不出声音了。但狼这时绝不会把羊咬死，因为死羊是个很大的负担，狼拖不动。狼要在羊没有死的时候利用羊，这时，狼会咬着羊的脖子让羊和它一起跑，由于羊被狼咬住了脖子，为了避免更加疼痛，羊就不得不跟着狼跑，狼跑多快，羊就会跑多快，看起来就像是狼和羊在并肩跑，狼歪着脑袋，还用自己的尾巴赶羊。那情景，真的不得不佩服狼的聪明和狡诈。 跑到了狼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就立即把羊咬死，先喝羊的血，然后吃内脏，最后才吃羊的肉。一只狼是吃不完一只羊的。有时我们会找到没有内脏的死羊，那是狼把认为最好吃的内脏吃了，留下了其他部分，也有时会看到几乎没肉的羊皮和骨架。那就是几只后来者把肉也吃干净了。 羊倌通常有4到7人，根据羊群的大小而定。其中一个人是“下夜的”，他白天不放羊，到了晚上，所有羊倌都回村子睡觉去了，他才出动。他整个晚上都不能合眼，一般坐在羊群（通常是不规则的椭圆形）的短轴边缘。但是仅他一个人不够，他的“同盟军”是大约7至10条牧羊狗和另外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位置在椭圆长轴的两端。他们不是羊倌，而且白天要干正常的农活，只是那天晚上轮到他们去协助看羊。这样的“美差”通常10天半个月就会轮到一次。也就是说，每过十来天，我就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我们的任务就是和狗一起保护羊群。 由于我们白天干的活非常苦重，晚上肯定倒头沉睡。如果狼来了，那么“下夜的”就会大声吆喝，把那几条狗和我们折腾起来打狼。要是真的碰到几十头的群狼，那么连羊带我们都完蛋了。好在那年头狼也不是很多了，最多也只可能碰到几只狼一起的时候。由于有这么多的狗，我们应该可以打赢，但心里还是害怕。 要是我们运气好的话，或者说狼的运气不好的话，被咬死的羊整只都从狼的口中抢了下来。我们就能指望有肉吃，但是谁都不能说，因为那必须有羊被狼偷吃了，或者在山上摔死了，我们才有得吃。我们那时想肉也想疯了，不管生产队的羊是否让狼偷吃了，只要还可以吃到狼吃剩下那一点点，就庆幸了。 如果羊不被狼吃掉，最后也都是以极低的价格“卖”到县里去“支援世界革命”了，谁也吃不到。因此有的时候不免内疚自己和狼是一伙的，都垂涎于村子里的羊。当县里把我们辛辛苦苦养的羊“夺走”，我们更有理由觉得他们和狼是一伙的。 记得第一次轮到我去看羊，先到羊工灶吃了晚饭。这是晚上看羊的优待。那个时候，平时吃不到细粮（即小麦粉做的面条或者馒头），更不要说肉了。但是看羊那天的晚餐肯定是细粮，而且管饱。如果运气好，还可以见到一点肉。这肉当然不是买来的，而是头一天有羊让狼吃了一半，从狼嘴里抢回来的那部分。 吃完了晚饭就上路，通常那时已经天半黑了，需要“羊卧地”的地块都很远，到了那里，天早就全黑了。我和另外一小伙子到了目的地，就被安排在羊群的两端。我这头一边是羊，一边是梯田的边缘，心里直嘀咕：要是狼来了，先吃我，怎么办？我把身上背来的破毯子铺在地上琢磨着这个危险到底有多大，最后把外衣脱下来缠在脖子上，身子和脑袋都钻进毯子里。 我估计狼先吃我的可能性不很大：首先，对狼来说，羊肯定比我好吃，其实鬼才知道这个逻辑是否成立；其次，即便狼来了，我并不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因为我在毯子里；进而，即便被发现了，也不至于一口就被咬死，因为我脖子上还缠着衣服。 至于把衣服缠在脖子上的做法，是从狗那里学来的。它们的脖子上都有一个旧手推车轮胎做的环，上面还有钉子。环是两层的，钉子的屁股夹在中间，尖头向外。这样，狼肯定没法咬狗的脖子了。这个设计确实高超，于是我自制的脖套也使得我安心了不少。 下夜的告诉我们，“如果听到响动，就立即大声呼叫。关键是把狗叫起来，把狼吓住。”这点勇敢当然是有的，但别指望我们听见响动，那是你下夜的事儿。“如果羊已经被狼拐走，那么就要去追。”反正和狗一起去追，这也没有问题。尽管追回来的基本上是死羊，但是肉还在，回去总比完全失踪要好交帐。如果追到了死羊，扛回村去还俨如凯旋，特别是看到那些想吃羊肉的人垂涎三尺的样子。 很幸运，在我看羊的那些晚上，只有个别时候起来打狼，我睡眼惺忪拿着手电筒乱晃，反正也看不清狼到底在哪，下夜的指哪咱就打哪。羊倒是没丢，但是觉没有睡好。回想起当年的打狼，我不禁怀疑那些“狼图腾”的崇拜者是否希望他看羊的时候狼来偷羊？他在等狼来了咬死羊让他吃？还是让狼吃了羊，好有劲再来光顾？还是希望狼把他也一锅端了？反正，按照“狼图腾”的倡导者所表达的感情，他们绝不会打狼，他们应该是和狼一伙的。 到了秋后，羊也肥了，县政府要来收购了。村里的老乡尽可能偷偷私下卖一些，多得一点钱。这时的县政府比狼还凶，如果我们私下卖了，就是“资本主义”，那可是弥天大罪。那时我们就会觉得县政府比狼还凶狠。“苛政猛于虎”，当然也猛于狼，古人一点也不错。那时我们就会把狼作为理由向县政府解释为什么本村上缴的羊不能再多了：首先是“狼”，啊不，是政策，不许咱多养，否则以破坏“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论处；其次，是狼，这回是狼，把一些羊吃了。那时，我们真切地感到，那个县政府和狼绝对是一伙的，穷凶极恶，不具同情心。 那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时代，也是一个苟延残喘的时代。山间的狼远没有人间的狼可恶，后者不仅具备前者的所有的凶残狡诈、而且奴颜婢膝、骄横跋扈、俯首帖耳、落井下石、山呼万岁。这些截然不同的行为，统一成一种性格，这就是狼性。对弱势者的骄横跋扈和对强权者的俯首帖耳，构成了狼的“辩证统一”。这应该是“狼图腾”崇拜者们的主要崇拜理由。 许多国人是喝“狼奶”长大的。那是个仇恨满腔的时代，唯恐仇恨不满人间；那也是一个俯首帖耳的年代，无条件的服从成为道德准则。如此双管齐下，迫使和误导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狼性：由于丧失了独立人格的穷凶极恶和苟延残喘。那个时代，人们充满激情地砸烂一切，又极端虔诚地匍匐于地，一面穷凶极恶，一面俯首帖耳。可谓人间狼性登峰造极。 近代的国人不是不够狠，而是过于狠。狠到今天做生意恨不得明天就发财，今天做学问恨不得明天就得奖，今天搞艺术恨不得明天就成名。 揭示狼图腾的本质 狼没有狮的高贵，有的人却说狼更加勤劳；狼没有虎的雄风，有的人却说狼更加聪明；狼没有狐的狡猾，有的人却说狼更加锲而不舍；狼没有狗的忠诚，有的人却说狼桀骜不驯。 狼从来不贡献什么，却贪得无厌。狼可以吞噬倒下的同伴，实际上，狼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同类。研究显示，在狼的诸多死因中，被其他狼吃掉是占有很高比例的。狼会在饥饿时吞噬同伴，也会自相残杀。狼群成员平时对狼王毕恭毕敬，一旦狼王失势，就会被罢黜甚至杀死。可以这样说，每只狼都是野心家。我很同情狗（不包括哈巴狗），因此我绝不养狗，我不能忍受把狗阉割掉作为宠物养在家里。那些所谓的爱狗者爱的是狗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而不是狗本身。对于我来说，狗曾经是战友。 我曾经做过羊倌，也多次给放羊的送饭，送饭的挑子一头是羊倌的饭，一头是狗食，其实它们都是几乎一样的饭食。那年头人没有肉吃，狗当然也没得吃。牧羊犬吃的是小米，不过要在煮到不完全熟就捞出来，这样吃了更加耐饥。如果这天羊倌也吃小米，那么就无非是多煮一会儿。 吃饭的时候，我们和狗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用筷子，而狗不用。碰到哪天送饭的忘了带筷子，那么我们和狗就没有区别了。 我和太行山人曾经活得像狗一样，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不曾活得像狼一样。活得像狗一样是由于我们没有选择，没有活得像狼一样是由于我们还不屑与凶恶为伍。 勤劳、狡诈、锲而不舍、不择手段、同室操戈，也许这正是“狼图腾”崇拜者所推崇的狼的形象和榜样。用狼来代替龙的期望表达了一种现代国人的心态，忍辱负重、巧取豪夺、刁钻古怪、背信弃义。正因如此，“狼图腾”崇拜才会在中国有市场。 所谓狼，就是在一幅猥琐的外表下，掩盖着贪婪的内心。如果还有人希望再用这样的图腾来让国人崇拜，那么大可不必，因为许多当今的国人本身就是这个图腾。 也许那些提倡狼性的人认为，西方是一个崇尚狼性文化的世界。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只能说明这些人对于西方社会的无知，以及对西方文化一窍不通。 我碰到过许多西方人，他们并不由于自己的地位不高而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也不由于自己身居高位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在地位低于你的时候不会对你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也不会在有朝一日爬到你头上后就对你目不正视、趾高气昂。 但是在中国，你可以自己去评判。也许一些你周围的人已经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今天的中国社会还需要狼的贪婪吗？是这份对于贪婪的锲而不舍？还是这份对于贪婪的不择手段？ 无论是对于龙的崇拜还是对于狼的欣赏，都是“奴性”的表现。国人的奴性也许与生俱来，也许后天发展，也许两者兼而有之。鲁迅曾经这样批判国人：“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他给中国青年开了治疗此病的良方：“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不幸的是，那些崇拜“狼图腾”的人，不仅没有吸取“龙图腾”的教训，而且在这条“图腾之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永远没有勇气把“人”作为社会的行动标准和终极目标，他们也没有勇气像古希腊雕塑所体现的那样由内心和外貌都不经扭曲的人战胜这些怪兽。在这些怪兽面前，不管是“龙”还是“狼”，他们永远是奴颜婢膝的奴才，只有在弱者面前他们才显现出作为奴才的另一面——怪兽。 对于他们来说，离开了对强大丑恶的依附，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没有“龙”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狼”也可以带来和“龙”一样的效果和更加可观的实惠，那么狼也未尝不可。只有把奴才做稳，日子才可以过得下去；只要能把奴才做稳，“龙”或者“狼”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国人在创造龙的形象时还有一些想象力，让龙能飞，能泳，能走，能爬，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无人不惧，那么这些“狼图腾”的崇拜者就如同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平庸野心家，尚存的后怕、眼前的艰难和未知的恐惧令他们不知所措，于是想：“既然龙不行，就试试狼吧。”但是，把凶兽堆砌在一起编造出来的“龙”不行，“狼”就行吗？从“龙”走到“狼”，也可以说是一蟹不如一蟹，那些“狼图腾”的崇拜者们，也算得上一代不如一代了。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3） 文：林炎平 龙的传人——耻辱还是光荣？ 但是，像这样塑造人的完美形象来加以崇拜的只有古希腊人，而且古希腊人不崇拜任何其他形象。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都没有做到这点。在古希腊以外的世界里，在埃及，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印度，在印第安文明地区，在中国，都出现了图腾和图腾崇拜，而所有这些图腾彼此既大相径庭又如出一辙。它们不同的是各异的形象，相同的是酷似的恐惧。 这样的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并不需要互相影响，也不需要上下传承。在一个远离欧洲和亚洲文明的地区，完全没有受到欧亚文明影响的美洲印第安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图腾和图腾柱 [1]。印第安人的图腾（图2－4）是独特的，但其有着和欧亚的图腾同样的效果——恐惧。印第安图腾上的人物和动物显示了一种恐惧不安的神态，很难想象创造这样图腾的人不具有恐惧的心态。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7pYOeuXvfol8vSuxrHeO0AmXCHFH8NVlOe1dkK4ogibaJ7JNOYNicPSYuiax3Sfy7iaHpmzpJsvjJQ/0?wx_fmt=jpeg 图2-4，印第安人的图腾 我不由地想到了中国的龙，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马面、蛇身、鹰爪。真的龙一定很恐怖，无怪乎有“叶公好龙”一说。即便叶公无比喜欢绘画的龙和雕刻的龙，他见了真龙也被吓得“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很难想象有人会愿意在他自己家里欢迎真龙，但是，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人有如此深厚的龙的情结呢？为何中国会有如此多的“叶公”呢，明知自己并不能忍受和龙在一起，却仍然对龙崇拜有加热爱有余？ 那是因为，他们希望依附龙，让这个怪物成为他们的靠山，从而恩赐给他们安宁，赋予他们吓唬别人的作用。如果龙可以让别人害怕，那就起到作用了。他们绝非喜欢龙本身，而是憧憬龙可以赐给他们安全感，期待用龙阻吓别人，从而使得他们可以匍匐在龙的阴影里享受片刻的安宁，享受观看别人恐惧而带来的快感，从而感到自己的强大和由此带来的心理满足。 于是，龙，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龙，成了华夏的象征；华夏，成了龙的故乡；而国人，自喻为龙的传人。 这一点，我们回顾一下龙的历史就清楚了。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探究龙的原型，中外并无不同，都是指一种神通广大却会伤人吃人的凶恶怪兽。然而，和古希腊的屠龙英雄不同，华夏先民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为了避免被蛟龙伤害，他们断发纹身，把自己打扮成龙的模样，自认龙的子孙，希望老祖宗能从自己的虔诚礼拜中认清这就是它的子孙，以免老祖宗一时不辨，误伤自己的后代。当然，如果老祖宗能赐给他们食物，庇佑他们生存，就更好。这就是龙图腾的由来。闻一多先生在他的惊世名作《伏羲考》中令人信服地给出了龙图腾起源的两种解释：避害说和尊荣说。其实，这两者原是一体的。闻一多先生这样阐释道： “就现代人的观点，人决不以像爬虫为尊荣。这完全是图腾主义的心理。图腾既是祖宗，又是神。人哪有比像祖宗、像神更值得骄傲的事呢！龙之所以有资格被奉为图腾，当然有个先决条件。一定是假定了龙有一种广大无边的超自然的法力，即所谓‘魔那’(manna)者。然后才肯奉它为图腾，崇拜它，信任它，皈依它，把整个身体和心灵都交付给它。如果有方法使自己也变得和它一样，那岂不更妙?在这里，巫术——模拟巫术便是野蛮人的如意算盘。‘断其发，文其身’——人一像龙，人便是龙了。人是龙，当然也有龙的法力或‘魔那’，这一来，一个人便不待老祖宗的呵护，而自然没有谁敢伤害，能伤害他了。 “依‘避害说’的观点．是一个人要老祖宗相信他是龙；依‘尊荣说’的观点，是要他自己相信自己是龙。前者如果是‘欺人’，后者便是‘自欺’了。‘自欺’果然成功了，那成就便太大了。从前一个人不但不怕灾害的袭击，因而有了‘安全感’，并且也因自尊心之满足而有了‘尊荣感’了。人从此可以神自居了！” 这一转变无异是可笑复可悲的，闻一多先生不无讽刺地以‘人的拟兽化’来形容：“先假定龙是自己的祖宗，自己便是‘龙子’，是‘龙子’便赋有‘龙性’，等装扮成‘龙形’，愈看愈像龙，愈想愈是龙。于是自己果然是龙了。这样一步步的推论下来，可称为‘人的拟兽化’，正是典型的图腾主义的心理。” 由于恐惧，国人开始模拟龙，乃至崇拜龙。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在《易传》里，妖龙的出现是善良正直的人即将饱受迫害的征兆，在哪吒闹海的民间传说中，四海龙王是残暴凶恶喜欢吞噬童男童女的怪物。正是由于让华夏数千年饱受折磨的“凶恶”和“强大”，使国人从“痛恨”转为“热爱”，从“被迫”变成“赞颂”，从“避之不及”反为“顶礼膜拜”。 在这一过程中，人放弃了人的尊严乃至形体，而以爬虫自居。这导致龙的地位越发尊贵，历代帝王无不自谓“真龙天子”。龙，这个由不同动物的不同部分堆砌而成的怪物形象，代表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必须服从的权威，统治者就是这样恐怖的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权威之嫡系，他是龙的后代，有着和黎民百姓完全不同的血缘。 这个信念，世世代代，流传至今。就算推翻清廷，帝制消亡，龙作为中国的象征这一点依然未变。只是以前龙是帝王的专用标志，如今却成了每个中国人的符号。君不见，一旦要强调“中国风”，必然大量采用龙纹来点缀服饰、陈设、乃至食品包装。这种凶恶的怪兽，最终成为国人心灵的依靠。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这首所谓的“爱国歌曲”唱遍华夏大地，红遍大江南北，据说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直把爱国等同于爱龙。他们为之潸然泪下，不能自已。可是追溯龙图腾的起源，华夏先民出于趋利避害的心态，不惜断发纹身，模拟爬虫，把这样形态丑恶的凶神奉为祖宗，究竟是耻辱还是光荣？ 华表——国人膜拜的图腾柱 或许由于龙毕竟太过丑恶和恐怖，于是聪明的国人创造了华表（图2－5），在龙缠绕的柱子上加上了祥云，构成了中国的图腾柱。龙，缠绕在华表柱身，显示着皇权。如果华表柱子本身代表了华夏的话，那么缠绕的龙就代表了皇权的绝对权威和统治地位。而附加的祥云，代表了人们对于龙的恩赐的期待和对于龙本身的祝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7pYOeuXvfol8vSuxrHeOEWZ7c4ExTbNibR0aiaAXzuBkPIuIpzjpUUYPzeLA6gSXfgDR5UicXtibZQ/0?wx_fmt=jpeg 图2-5，中国人的图腾——华表 其实华表最初并非如此，也不是图腾柱。在上古时代，华表上盘踞的并不是龙。相传华表在尧舜时代就出现了。人们在交通要道设立一个木柱，既可作为道路标志，又能让行人留言，称为“桓木”或“表木”。古代的“桓”与“华”音相近，慢慢读成了“华表”。 在这根木柱上，行人可以在上面刻写意见，因此它又叫“谤木”或“诽谤木”。“诽谤”一词在古代并非贬义，而是相当于现代的发表意见，所以它又具有现代“告示牌”的作用。现在的华表仍然保持了尧时“诽谤木”的基本形状，但是却改变了全部内涵。 光阴荏苒、世事沧桑，华表最终演变成如今的形式并成为华夏的象征，称其为中国的图腾柱也无不恰当。 “不同意见”被代表皇权的龙所取代，“诽谤”从最初褒义的进言沦为后来贬义的“谣言”。这样的取代和沦丧就像一场悲剧，诠释了民族心理的演变和中国社会的变迁。 龙，这个由不同动物的不同部分堆砌而成的无恶不作和无所不能的怪物形象，代表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必须服从的权威。于是“真龙天子”的说法也就这样诞生了，统治者就是这样恐怖的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权威的嫡系，他是龙的后代，有着和黎民百姓完全不同的血缘。既然如此，他像龙一样的独断专行和暴虐无度就是天经地义的了。“造龙运动”的最重要的部分就完成了。但是，这场运动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就是制造匍匐在地的子民。在这场“造龙运动”中，华夏谁都没有闲着，皇上成了“真龙天子”不可一世，权势者搭上真龙尾巴也鸡犬升天，黎民百姓自喻“龙的传人”为成为匍匐在地的“草龙子民” 而感激涕零。 由原始的恐惧，经由刻意制造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亢奋、怯懦和服从，使得国人迫不及待地认同这种恐惧并把自己称作其传人，以乞求恩赐的平安，并以此恐吓别人。龙，就这样被国人请上了神坛。于是，恶龙驾着祥云“君临天下”，这样极不和谐的组合就成了中国图腾柱的表象和内涵。 如果说印第安人的图腾柱表现了比较原始的对于自然的恐惧敬畏，那么中国的华表所表现的就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强大势力的恐惧，不惜任何代价的对秩序和繁荣的殷切祈求，以及对于达到这样的秩序和繁荣的代价和途径的理解，这就是敬畏权威和祈求恩赐。 “恐惧”是除了古希腊以外的所有民族所创作的各种图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试图理解此特点背后的含义，以及如此普遍的崇拜恐惧和复制恐惧的热忱。我的结论是，这样的恐惧首先借助令人恐怖的怪兽和形象夸张了自己的强大，其次是利用这样的恐惧威慑他人以加强统治者的地位。 当人们在最恐惧的时候，就是最服从的时候。当然，恐惧也会造成混乱，但是如果恐惧可以被控制和调节，就会是独裁统治的极好手段。恐惧造成的混乱在对于超自然力（怪兽、菩萨、上帝等）的崇拜中得以缓解，恐惧带来的威慑使得服从成为唯一的选择。而国人创造的华表则更加创造性地传递了希望的信息，恶龙和祥云，暴虐和吉利，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信仰——逆来顺受便可苟延残喘，甚至鸡犬升天，还可能繁荣昌盛。 因此，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并非每个民族都有图腾柱，但是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图腾，唯有古希腊不然。类似中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图腾和图腾柱在古希腊是找不到的。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那么也许可以考虑古希腊的廊柱（图2－6）。古希腊的廊柱是如此具有特点和象征意义，以至于古希腊的所有神殿和高尚场所的建筑必须有廊柱，甚至今天的西方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都把廊柱作为最重要的建筑特征。但是，廊柱上除了挺拔的槽线、柱底和柱帽，就没有别的图案。如果牵强附会地认为，图腾柱必须有图腾的话，那么图腾图案就在接近廊柱顶部的三角形的山墙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7pYOeuXvfol8vSuxrHeOQD2B127pgFUvWNeXuzRqFXsaAzyMWibtHZrGQxXRDFFochmyibb58gDA/0?wx_fmt=jpeg 图2-6，古希腊人的“图腾”——挺拔的廊柱 （图2－6 ）的廊柱是典型的爱奥尼亚式，出土于古希腊城市帕加马（Pergamon，位于现在的土耳其西部的Bergama）。这是比较完整的石柱，古希腊另一种石柱是多利安式，如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的廊柱（图2－10，图2－3）。帕特农神庙的石柱更加高大雄伟，但是破损得比较严重。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7pYOeuXvfol8vSuxrHeOqJOIyFbZibsj5QVAPfK8Hb4duGg7uNnbvL24KKYDqPXZvXZwAbSLleA/0?wx_fmt=jpeg 图2-3，雅典帕特农神庙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7pYOeuXvfol8vSuxrHeOrlsj7jZnZ0PickywcQpTIbho9lFSN44I78uNU2hQUl0jnlg8Nb1KqHQ/0?wx_fmt=jpeg 图2-10，雅典帕特农神庙 石柱承载的山墙上都有雕塑，（图2－7 ）是典型的古希腊山墙的雕塑，这是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山墙上左侧的雕塑。所有的古希腊山墙上的雕塑都是这样的风格，雕塑群中主要是人物，其中可能还有英雄们使用的战马，极少有怪兽，即便有，也是作为邪恶的一方。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7pYOeuXvfol8vSuxrHeOX5Kr3p3p3TpKcwU5CwQprC8u50icooxuJTictXa9HoT8xY25RoZ8ZeCw/0?wx_fmt=jpeg 图2-7，帕特农神庙山墙上的雕塑 当然，严格地说，古希腊的这些雕塑都不能称作图腾。古希腊崇拜的形象中没有怪兽，只有他们自己以及和他们的形象一模一样的神。 以上图片中的印第安的图腾柱，中国的华表和古希腊的廊柱和山墙上的雕塑中，只有古希腊的廊柱和雕塑是真正的文物，建造于2500年以前，前两者我没找到古代的文物，只好用近代的代替。 我很自然地就会把中国的华表和希腊的廊柱作对比。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心态的对比。华表尤其像一些中国男人，追求面子，追求别人对他的恐惧，乞求权势对他的恩赐，但是没有骨气。而廊柱就像是古希腊文明，挺拔美观而且承担了重压。华表上不能承受任何有意义的重量，而廊柱则肩负起了高大的建筑。因此不难理解，前者终归变成了一个权势的摆设，而后者肩负起了一个文明的辉煌。 千古神州——屠龙英雄何寻觅？ 古希腊神话里和雕塑中不是没有怪物，但是这些怪物没有引起古希腊人的恐惧，更没有让古希腊对其崇拜。相反，被激励起的是他们战胜恐惧的勇气。我相信，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在恐惧中不失理智，用理智克服恐惧。每个民族和个人都会面临邪恶和恐惧，所不同的是，一些被邪恶和恐惧所压倒，转而服从甚至进而崇拜邪恶和恐惧；而另一些，则立志战胜邪恶和恐惧，他们给自己树立了美好和勇敢的榜样，以激励自己必胜的信念，他们坚定不移、不屈不挠。 古希腊人就是后者，而国人却难以评判。华夏历史上也有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如同凤毛麟角，他们的出类拔萃被淹没在了整体的平庸之中；他们的英勇和睿智被淹没在了整体的苟延残喘之中。于是，皇上用龙袍加身威吓百姓，百姓匍匐于地山呼万岁。国人明明知道是恶龙，但却辅以祥云，以期在这歌功颂德之中，龙赐给他们一条生路，甚至一条升迁之路，少则但求独善其身，多则可谋鸡犬升天。国人对于龙的崇拜就这样开始、延续和弘扬开来。至今方兴未艾。 “龙图腾”，华表上的“龙”和“祥云”就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图腾柱。“恐惧”和“恩赐”就构成了国人特有的对于现实和理想的诠释。于是，俯首帖耳和苟延残喘是国人理解的幸福之底线——服从恶龙，它总会给你一条生路；趋炎附势和飞黄腾达就是国人理解的幸福之最高境界——追随权势，它很可能让你鸡犬升天。“龙”和“祥云”就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极其贴切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整体性格。 对于龙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中国和西方的理念冲突。在古希腊的雕塑中，（我一直不愿意把古希腊的雕塑和图腾联系起来，因为我觉得那不能和别的图腾相提并论），人为了自由尊严，和神一起，赤身裸体和恶龙搏斗（图2-11）；而在中国，人为了苟且偷生，或美其名曰“平安和睦”，把生杀予夺的权利交给了龙，把自己的自由尊严交给了龙，以期在龙的恩准下，自己得以躲在龙的阴影里苟延残喘，最终飞黄腾达。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7pYOeuXvfol8vSuxrHeOTUHOH2g9c1FTPhaE1kQ0S5zFrEibmO9gWY7ib9yN96v5Vcd3iaP9KNibXw/0?wx_fmt=jpeg 图2-11，柏林Pergamon博物馆陈列的古希腊雕塑，英雄和龙搏斗 如此对于恶势力的态度之极度反差，显示了中国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心态。被古希腊彻底击败的恶龙却在华夏找到了俯首称臣的子民。恶龙在古希腊和华夏的不同命运反映了这两个不同地区人民的命运。于是古希腊人成为了独立自由的公民，而华夏人成为了附庸权势的子民。 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对屠龙者的歌颂，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龙成了正面的形象，而那些与龙搏斗的英雄却销声匿迹了。华夏今天居然歌唱的是龙，而不是和龙殊死搏斗的人。难道华夏的是非善恶真的颠倒了？这样的颠倒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故，而是长期磨难的结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西方有古希腊的赫拉克勒斯屠龙，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凡人之子，他征服了象征恶势力的龙，这个功绩和他一系列的其他功绩一起，使得他进入古希腊人敬重的神的行列。在中国有哪吒屠龙，哪吒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的屠龙的结果却是自己肉体的死亡，当他再生后，却在李靖的宝塔下臣服，那是哪吒精神的死亡。 这两个神话几乎是同一题材，但结果却南辕北辙，体现出两种完全相悖的民族精神。于是屠龙英雄被刻意遗忘了，而龙却被世世代代歌颂着。 [1] 其实，“图腾”（Totem）正是源自印第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