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总裁的特别捐助 文：王伟 美国康涅狄格州西南部的格林威治镇是个优雅恬静的小镇，这里濒临风光旖旎的长岛海峡，距离繁华热闹的纽约又相对较近，所以吸引了大批白领入住。每到傍晚，居民们就早早地吃过晚饭，来到海滨公园跑步、遛狗、读书、喂野鸭。当然，最让人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坐在大草坪上的大理石长椅上，任由海风拂面，远眺落日余晖。 但是，2008 年下半年以来，这种和谐美好的环境受到了外来威胁。格林威治镇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浪者，他们找不到栖身场所，许多人只能占据海滨公园的长椅休息。一到傍晚，长椅上躺满了求职回来的流浪者，这些人不仅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臭味，长椅下还胡乱堆着招聘广告和求职信。小镇居民忍无可忍，纷纷呼吁镇长动用警力，将流浪汉统统赶出去，还海滨公园以安宁。 就在这个时候，镇政府收到了一笔 20 万美元的捐款，捐款人是NBA总裁大卫•斯特恩。按照他的要求，这笔款项被指定用于更换海滨公园的长椅，材质将由大理石改成实木，椅面要加长加宽，上面还要铺上柔软的垫子、盖上挡雨的玻璃棚。海滨公园是小镇居民的共有财产，任何景观的改造都要征得居民的同意。设计方案公布之后，在小镇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认为长椅经过如此改造，跟席梦思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那些流浪汉睡上去只会更舒适，更不可能搬走了。有人还建议，长椅根本没必要保留，干脆全部拆除。 在一片反对声中，镇长主持召开了听证会，斯特恩和小镇的民意代表如期而至。会上，民意代表首先发言，他们言辞激烈地陈述了反对的理由，毫不客气地要求镇长拒绝这笔捐款。 轮到斯特恩发言了，他缓缓地站起身来，并没有立即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环视四周后问：“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想先做个小测试，看看你们对我的了解究竟有多少。” 话音刚落，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众人开始七嘴八舌地抢答：“1942年9 月22 日，您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63年，您毕业于罗格斯大学历史系；1966年，您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1966年，您在NBA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工作；1978年，您担任NBA法律总顾问；1980年，您出任NBA 执行副总裁；1984年2 月1 日，NBA董事会全票选举您为该联盟第四任总裁。”“2005年，您管理的NBA 球队达到了30 支，并成功引进了加拿大球队。”“在您的管理下，NBA的总资产翻了近5 番，在全球拥有11 处办公点，总收入从1984年的1.92 亿美元提升到今天的40 亿美元，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NBA已经成为美国四大体育事业联盟的首富。” 斯特恩笑着频频点头，等大家讲完后，他说：“很好，看来你们知道我的很多情况，比我母亲对我的了解还要多。”会场上顿时一阵哄堂大笑。 他追问了一句：“你们还有没有别的要补充了 ?”大家都摇了摇头。 他又问：“如果有一天，我也到海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的话，你们会把我赶走吗?”民意代表和旁听的居民连忙摆手表示不会。 说笑间，一位老者提议要将斯特恩睡过的长椅找出来，妥善保存留做纪念。 斯特恩话锋一转，认真地说：“万幸的是，那时候并没有人赶我走。现在，你们毫不反感一个流浪者曾经在海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甚至还以此为骄傲，原因在于此人是NBA总裁。既然你们当年能够允许现在的NBA 总裁睡在长椅上，为什么如今就不能容忍将来的企业家、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睡呢?” 听了这话，众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斯特恩继续陈词：“相信我吧，这些可怜的流浪者只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暂时失业、破产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温暖的、可以遮风挡雨的避难所，以使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整和抚慰。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知道，对流浪者来说，寒冷、拥挤、坚硬，这些都会损害他们的健康，可怕的是，这更会消磨他们的意志。而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他们。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听证会进入了投票环节，格林威治镇的居民们纷纷改变初衷，海滨公园的长椅改造方案得以全票通过。■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难忘的统计数据“谎诞”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四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虚假数据的文章。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了全国31个省（区、市）2015年一季度GDP数据，18省份的GDP增速大于全国水平。引起不少网民质疑，同样的统计对象和口径，年年统计，年年“打架”。今年数据显示，全国一季度GDP为140667亿元，而31个省份一季度CDP总和为143072.91亿元，竟超过全国总量2405.91亿元。这个数据“打架”的毛病，又出现了在哪儿？ 经济统计数字，应该准确反映经济运行、民生发展等情况，数据客观真实是最基本的要求。纵观以往，数据的虚假已是老生常谈，想忘都忘不了。前不久凤凰卫视播出一集焦裕禄专题片，怀念和学习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委书记好榜样，很跟形势。片子里说当时的县长张钦礼，1958年坚持实事求是，对吹嘘亩产上万斤的“卫星田”，就说了一句亩产没有这么多，便被打成右派。还是书记焦裕禄鼓励他，做了兰考县政府的搭档。 大跃进时期本人尚小，又不在农村，当然不知道什么“卫星田”。记得1963年在长辛店一小读书，很爱吃又甜又香的白薯，就把母亲学校食堂的馒头，拿去跟家贫的小朋友换着吃。七十年代中期插队的农场，有一个从河北投亲来的农工大哥，姓祝30多岁，我和他关系不错，常在一起聊天。他说老家在滦县，就是“杨三姐告状”的地方。一次谈起“馒头换白薯”的事，他笑道“你真傻”，接着讲了他知道的一段往事—— 我小学毕业就念不起书了，家里穷啊，那时候老是挨饿，十五六岁当小队记工员，跟着大人一样干农活，别说白面馒头，连榆树叶掺窝头、白薯都吃不饱。各个公社、大队和小队，都要以领导的名义，搞几块当样板的“卫星田”。我村的大队书记，是我家族的一个二哥，他的两亩卫星田由大队农场管理，上面种的是扒堆白薯。二哥栽的白薯密密麻麻，下面施了不少肥料。夏天白薯秧子长得又大又壮，社员们见了都说地里白薯小不了，兴许闹个高产田呢。谁知到了秋收时，白薯个头不大，产量也不多，一过泵，还不如平常的产量高，亩产才1500斤。原来是因为栽的薯秧太密和肥料过多，反而坏了事。公社要召开大队书记会议，汇报卫星田的粮食产量，这咋办？急得二哥抓耳挠腮，最后还是大队会计有办法，把产量的数字后面添了个0，一下子就提高了10倍，成了亩产白薯15000斤。 大伙以为二哥一定能受到公社表扬，可见他晚上回家时一脸的丧气，我爸问他才知是挨了一顿批评。原来，县领导也参加了卫星田汇报会，刚开始时，我村西邻一个大队书记汇报先声夺人，说自己的卫星田白薯亩产2.8万斤，没想受到了县领导的训斥，说他思想保守，干劲太小，这样子啥时能进入共产主义？轮上我村东边的大队书记汇报，他张口就说亩产5万斤白薯，县领导听了露出笑脸。这离奇的数字，让参加会议的人悄悄议论，5万斤白薯地里也搁不下呀！这位书记倒是挺机灵，他说，白薯长得都是二尺来的长块，是竖着长的，有什么搁不下？这下大家没得说了。 接着，又一个大队书记汇报，说是亩产3万斤，县领导一听没有刚才的数量多，脸又耷拉了下去。这个人随即话头一转：“他们说的是鲜白薯，我说的是白薯干！”这样一算，产量可就比任何地方都高了，因为每三斤鲜薯才能晒一斤薯干，如此说来，他们亩产3万斤白薯干，就等于亩产9万斤白薯，这个“卫星”放的实在太高了，立马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坐在旁边的二哥人太实诚，不会临场发挥，仍然汇报1.5万斤的产量，心里还打着鼓，毕竟不是实产，已经虚报了10倍。但县领导一听1.5万斤数量，立刻皱起了眉头，说你们大队的干部群众思想落后，大家都在大跃进，你们落在别人后面，关键就是你这个书记不称职！二哥无话可说，只能低下头任凭县领导训斥。来年一开春，二哥的大队书记就给撸下去了，你说二哥窝囊不窝囊？ 祝大哥讲的这件事，当时记得很清楚，因为是说白薯而引起，又是第一次明白“卫星田”这个词的涵义。1500斤到9万斤，听起来真是荒诞，但我相信他讲的都是事实。随着后来揭露的大跃进、浮夸风以及谎报数据，这个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深刻于脑海之中。 看来统计数据的虚假来头不浅，是一个沉疴顽疾。五六十年代的地方党政为了“响应号召”，就开始玩起数字游戏，只要上级喜欢我就骗，那个“闻假则喜，听真便怒”的县领导是个活生生的典型，一级骗一级。兰考县的张钦礼县长反对不实的数据，即被划右；农民干部祝二哥虚报的亩产数少，也挨训被撤职。现在的一些部门及领导，为了营造出经济繁荣的“景象”，用华丽的数字粉饰政绩，不但继承并且创新了数据造假，一直欺骗到国家。 有句俗话“习惯成自然”，虚假“养成”了习惯是很可怕的。财政收入、经济数字，往往被看作是政绩的依据，政绩自然首先归功于“首长”，而数据造假大概是最简单的事了。当统计资料逐级上报，不是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反映现实，不是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依据，而是为了“突显”一级级官员的政绩，成为升迁的砝码时，这样的经济数据和“为人民服务”还有人信吗？ 虚假数据能够占领“历史舞台”，除了假大空的根源、“数字出官”潜规则外，还有统计造假追究乏力的支撑。国家对经济数据的统计、公布有明确规定，2009年、2010年实施了《统计违法违纪处分条例》、《统计法》等，规定对虚报、瞒报、篡改统计资料的，编造虚假数据的责任人，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撤职、开除处分。也就是说，统计造假的最高“问责”不过是行政处分，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要刹住数字造假，可谓天方夜谭，事实也在证明着。 统计数据的造假，可以说是另一种深层的腐败，它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群众的欺瞒，还带来许多内外的极坏影响，其“粉饰”与“假数字”的背后折射出私欲和无诚信。对统计造假也应采取“零容忍”，又得扯到“完善法规”的老话题，强化对统计腐败的惩处力度，既要追究数据弄虚作假的行政责任，还要追究在刑法层面的刑事责任。当下中国开展海上丝绸“一带一路”，更不能让“数字游戏，造假出官”不断兴风作浪，这也我是难忘“卫星田”的缘由。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文 / 柴静 顾准 1915年7月1日，顾准出生于上海。96年后的7月1 日，我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架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把这想法拿出来，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三 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送去河南商城劳动改造。“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四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五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六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七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 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私语 文：王亭苏 喜欢挑剔，是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气质，喜欢用刁钻的眼光看待一切，把一切都蔑视一遍，除自己之外，人人几乎都是异类。自己被限制中限制别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敌意，话里总是藏着看不见的机锋和小聪明，刺痛，而又自鸣得意。随时准备向对方扑过去，含情脉脉，诚恳地践踏对方的自尊，彷佛自己因此获得更多机会的赞美。 中国人对于自信心的培养是畸形的，攀比心做成了通往欲望的囧途。而最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活一天算一天，不信因果，但是又迷信一切，恶狠狠地愚钝地盲目地活着，目标不是天堂，是现世的抽象的幸福，超现实主义的虚幻，想象中的明天永远寄托着希翼，见花落泪，落叶悲秋。对自然的感受比对人的感情总是更深厚和纯粹，使人恍惚觉得我们的人文发展到了极致，然而到底是否错觉，几千年也未见答案。 中国人最神秘的地方是永远不会给你答案，也许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活在一种扩张的被无限放大的自我意识里，衍生出一个无比花哨的而又诗意的世界，种种神秘诡异的文化氛围营造了我们这个东方民族鬼祟的做派和处世的机警。 年老绅士的名士派头里总有一种疏离感，让你亲近不得，你几乎不能想象他们也同自己一样要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他们是被时间浸染的活着的标本，代表着这个东方故国的渊博厚重的底蕴，站在最远的距离最高的角度俯瞰你，俯瞰一切，彷佛只有他配得到好运和赞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范。 到处都是热红朝天的生计，不可一世的摩天大厦，阳光直射下金光灿烂的玻璃窗子里永远是你猜不透的人心，容易使人生出厌世的念头。灰扑扑地又无限光明的一切，沾染了世故，不管不顾向前冲，没有尽头和死亡。 刻薄又克己的中国人都长着一副伶牙俐齿，吃一切可吃的，消化一切难于消化的食物和艰辛。说难听的话就像说好听的话一样容易。在美国人叫海里的虾虫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它作为上等菜招待客人。一个对食物有热情的民族，你很难相信他们会彼此刻薄和看不起，因此，如果你是个较被动的人，你需要有一些防范，如果你不擅长冒犯他人，就要用锦心绣口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最可气的是，往往自己先受到恶意的诋毁，而你一旦还嘴并且说服他，还嘴的人往往变成恶人，这就是中国逻辑，喜欢冒犯然而一旦冒犯失败，过错全是别人的，检讨自己相当困难。 中国人到底还是相信性善论的，人性里的美好遏制了恶的趣味，使每个中国人看上去都温和友善。孔教熏染下的人生，如果不是被统治阶级篡改利用，中国人是相当可靠的，情和义是中华文化脉络的脊梁，是礼的延伸，然而近当代对于传统的破坏几乎是没有取舍的，砸掉一切，毁掉一切旧的文物和思想，使古中国脱胎换骨，成为历史的笑柄，然而中国人对于道统似乎没有多少疼惜，教育系统脱离人文和文化含量的弱化使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面目，是是而非和随波逐流。爱热闹，爱喧哗，爱一切可能填满空虚的娱乐和形式。自然和艺术是用来粉饰和附庸的，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便时刻想成为别人的主人，敌意来自内心的恍惚和不自信，来自彼此依存的无法摆脱的密切联系。永远无法摆脱这张生活的网，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民族基因的传承显示了强大的能量，集体人格造就了越来越深的隔膜和怨恨，彼此都成为可能的发泄情绪的对象。如果你不学会自保，时刻有遭到创伤的危险。 然而，中国人对于人性的要求是高标准的，喜欢精致的人生，有道德的人生，然而性格里有粗鄙的成分，不容许别人有不同于自己的地方，不容许你有隐私，你需要敞开心扉，过滤给世人看你自己，你才算的上是一个世俗标准里的诚实的好人。 中国因为文化发展的悠久，历史书写者的受挤压的地位和现实，回过头去看向纵深处，你听到的永远是浮泛回响，空洞，表象，莫测，然而，紧紧握在民族的苍凉的巨掌中的是被重新点燃的檀香炉里的檀香，经久地散发出华夏文明的悠远的香气，古老，风雅，神秘，参透一切悲喜欢爱，参透全部史实，就像你看得见的人体上的跳跃的淡蓝的血脉......永不凋谢的女人的发髻上的花朵，绣着龙凤的女人的艳丽的肚兜，一段残留的古城墙，帝后的王冠，朱红瓦绿的古老的宅院......张生和崔莺莺，杜丽娘的百宝箱，十八年寒窑的苦等，诸葛先生的草庐，扶不起的阿斗，大观园里的怡红院，潇湘馆.....岳飞和满江红，苏轼的月有阴晴圆缺，李清照的争渡，争渡，醉向藕花深处.....这一切，数不尽，说不完的一切都是中国...... 永远不会完，挑剔中超越困顿，也许是一种解脱的方式，应该得到体谅，得到时间的明证和宽宥。

http://www.mengchenghui.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608/22/150438onqpzqq7s1a8qyqq.jpg 奖品设置 冠军 奖品：（总价值$655） 1.$200现金奖金2.1张IHAS VVIP票 价值$553.制作一首属于自己的专业单曲。价值$400 专业录音室Production Package 包括选曲参考，录制，后置 4.受邀在9月10日于I Have a Song 我是歌手献唱踢馆音乐制作人，由700名现场观众决定胜负 亚军 奖品：（总价值$555） 1.$100现金奖金一张IHAS VVIP票 价值$55 2.制作一首属于自己的专业单曲。价值$400 专业录音室Production Package 包括选曲参考，录制，后置3.受邀在9月10日于I Have a Song 我是歌手献唱踢馆音乐制作人，由700名现场观众决定胜负 季军 奖品：（总价值：$455） 1.1张IHAS VVIP票 价值$55 2.制作一首属于自己的专业单曲。价值$400 专业录音室Production Package 包括选曲参考，录制，后置 4-10名 一张VIP票，价值$40 线上投票比赛时间 8月19日 - 8月31日http://www.mengchenghui.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608/22/150438fccchcss188ns1z1.jpg

文 / 柏辰（蒙特利尔） 日前，一位老友来访，对我讲蒙城的民风令人羡慕。就拿养狗这件小事来说，蒙城比北京“理性”多了。据老友介绍，北京一些“望狗成才”的人，将豢养的宠物狗送往“狗校”训练、深造，即使是初级班，每月学费也要4000元人民币，如果有“潜力”上高级班，学费将高达人民币万元，说这就如同“将孩子送幼儿园是一个道理”，说得我内心发笑。 这让我又想起另一位老友讲的故事。大约是去年秋季，国内某地一处公园内响起了《结婚进行曲》。在人们踮足翘首盼望看到“新人”时，只见两只白色“比熊”犬，身穿鲜艳礼服，被主人牵着，闯进人们视野。哇！原来是在为宠物狗举办婚礼。两个小时的婚礼，红毯花房，13套豪华礼服挂在专门衣架上。“新娘”头戴花环，披着“蕾丝边”婚纱。“新郎”银色燕尾服，胸前打着白色蝴蝶结。证婚人、入洞房，种种仪式一样不少。 主人说，衣服是请北京和香港设计师打造的，“婚仪”是请婚庆专家设计的。场面滑稽，狗态百出。有人说人家有钱，怎么花是个人的自由。更多的人则不大赞成，认为钱多不如干点正事。事后有几位老者在现场议论：中国真富得“流油”了吗？没有。在边远地区有多少孩子因为经济困难上不起学；我们每年都还在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失业群体中又有多少人在为生计四处奔波。为狗搞“特殊婚礼”，这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狗事引发我的深思。 当今中国社会环境宽松，思想多元化。一些“异化”现象的出现都是生活上的“自由”，并不违法，无可厚非。但它留给人们的却是深层次的思考。它给国人出了一道必须回答的课题：生活实现小康，口袋鼓了以后，钱应当怎样花，日子应当怎么过，才更有意义？

贫乏时代的汪国真 文：羽戈 汪国真先生的去世，对我而言，不是什么新闻。我原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这话固然有些不敬，却清晰呈现了时间的残酷：汪国真的诗歌、余秋雨的散文与庞中华的书法，连同教科书的谎言、录像厅的幽暗与荷尔蒙的反叛，支配了我们风雨不透、营养不良的青春期，当我们的青春灰飞烟灭，汪国真们的幻象便烟消云散，此后，他们的作用，好似接头暗号，在黑夜与梦想的终点，唤醒健忘的我们，与记忆重逢。 汪国真崛起那一年，我还在读小学，对世事与未来一无所知。1990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抒情潮流。这个时代与1980年代完全背道而驰，正如汪国真的诗歌与1980年代的诗歌实在格格不入。事实上，汪国真的诗歌创作，始于1970年代末期，贯穿1980年代，那是诗歌的盛世，诗人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却无力脱颖而出，满天星辰璀璨，他却低若尘埃。直到十年之后，他才焕发自己的光芒。这与其归功于他的沉潜，不如归功于时代的黯淡。用古语来讲，即“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汪国真是1980年代的弃子，却是1990年代的宠儿。时代的断裂与沉沦，使他的命运无比尴尬。1980年代诗歌所表现的批判功能，对专制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召唤，构成了他所不能承受之重。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难说主动还是被动，他契合了1990年代轻逸、庸俗的审美口味，然而这却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年代。当他的读者羽翼丰满，他便被无情抛弃。对他的冷酷，正是人类成长与时代进化的必然。假如一个人三十岁后依旧迷恋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流行超过十年，毋宁是一种更大的悲剧。 1990年代构成了汪国真的黄金十年。由此逆推，他最忠实的读者，集中于1975-1985生人。此前出生的人们，有智力拒绝汪国真，此后出生的人们，有选项排斥汪国真。我们这代人封闭、匮乏的青春期，恰与汪国真，以及余秋雨、庞中华等同行。倘能免疫，固然幸运，受其蛊惑，无可厚非。其实，不是我们选择了汪国真，而是我们别无选择。在狼奶与鸡汤之间，我们无所适从。 现在来看，汪国真的诗歌风格，几乎毫无深度和张力，注定了速朽。这甚至不能称之为诗歌，而是断句。1980年代的提前终结，导致诗歌集体休克，从此真正的诗歌，只能以一种哀歌的形式，潜伏于地下。地面之上，赞美诗茁壮成长。汪国真的诗，哪怕摧心剖肝，哀感顽艳，本质上却是礼赞，礼赞远方，礼赞理想，礼赞苦难，礼赞生命，礼赞国家和时代。他深知自己与时代的关系，这是一场公开的合谋，所以他们拼命在对方身上铭刻自己的烙印。他的诗歌无关政治，当他谈起诗歌理论，却满口“国家”、“人民”，这也难怪，他必须感谢国家，正基于国家主义的禁锢和规训，犬儒主义才能大行其道，他的诗歌才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反之，他以犬儒化的个人主义抒情，诱惑一代人陷入自由的幻觉，而回避了现实的肃杀和惨淡，间接实现与国家主义的对接。 只有赞美诗，才有资格充当心灵鸡汤。只有贫乏时代，才会对心灵鸡汤饥不择食。汪国真被视为心灵鸡汤写作的先驱，他的诗被称作“贺卡语文”、“心灵桑拿”。通过诗歌，他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按摩与麻醉。他的风靡一时，恰恰是时代贫乏的明证。 我们生存的时代，无论诗歌，还是心灵鸡汤，都遗忘了汪国真。不过究其实质，汪国真并未远去。单说诗歌，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代表诗人，除了王兆山和周啸天，便数赵丽华和余秀华，前二人属于赞美诗人，可谓政治化的汪国真；后二人，赵丽华的“梨花体”，一度饱受质疑，质疑的声音，我们并不陌生：这是诗歌，还是断句？至于余秀华，其诗自然优于汪国真，不过她的成名，与世人对她的消费，正是一剂汪国真风味的心灵鸡汤。 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从来纠结。我们不能指望诗歌拯救日渐沦陷的贫乏时代，然而诗歌之为诗歌，绝不该止于对现实的临摹和颂扬，而在于呈现与现实的张力，以诗性的光辉，照亮世界的阴霾，以灵魂的歌哭，发掘生命的深度。如果诗歌不能阻止，反而加剧了时代的贫乏，以至诗歌本身便是一种贫乏，那么我们只能悲叹：诗歌死了。 诗歌先于汪国真而死亡，汪国真先于我们的激情而死亡。请不要嘲笑，我们用残余的激情，哀悼汪国真，同时怀念那个千疮百孔、不堪回首的青春。尽管汪国真对我们青春期的启蒙意义，远不及舒淇和李丽珍，尽管那个封闭、匮乏的青春，没有人愿意重来，然而他和他的诗歌，终究是我们成长的信物，证明我们曾经年轻，曾经迷失，曾经虚弱，曾经浅薄。如今，他们的死亡，印证了我们的苍老。

美国的宪法和中国人的洗衣房 文：曹青桦 益和—霍普金斯案 (Yick Wo v. Hopkins) 是我认为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案例。一个叫益和的中国人在美国旧金山开洗衣房，因违反市政条令被拘禁。他和市府对峙公堂，一直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尽管违反市政条令属实，却以胜诉告终。 案子要从旧金山的城市环境说起。旧金山是美国西部最美丽的城市，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吸引了很多人来此工作和居住。但是城市三面环水，面积无法扩大，因此人口密度大、房屋间距小。那时旧金山市区九成的房屋都是木结构（直到现在美国中西部大多数民房仍旧用木材建造），防火十分必要。洗衣房的洗涤和烘干设备产生大量热能，是火灾的隐患。旧金山市颁布了第156号市政令，其中第一条规定，未经市议会同意任何人不得在非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内开设洗衣房。之前，益和等三百来个洗衣房已经在木结构房屋经营。条令发布后，益和向市议会提出申请遭拒绝。他继续经营，被发现后拒缴罚款，被逮捕入狱。他（由律师代理）便起诉市府对他非法拘禁，要求获释，一直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案审期间益和不是美国公民。益和的法律论据是，旧金山156号市政令，由于歧视华裔，应属违宪无效。有证据表明，旧金山当时有320家洗衣房，其中310家开在木结构的房屋里。这310家当中，益和等200多个华裔业主向市议会提出经营申请均遭拒绝，而其他80多个非华裔业主，除一人外，均获批准，尽管这些洗衣房的作业环境基本相同。最高法院在审理了有关证据并听取了双方辩论后认为：“…… 旧金山市政条令实际上并不要求市议会根据每个洗衣房的实际情作出决定，而是给了他们赤裸裸的武断权力，使他们可以不仅仅根据地点、还可以因人而异地决定是否批准申请。这样，即使申请人的条件都符合要求，市议会只须告诉申请人按法律他们有权批准也有权不批准其申请。他们既不需要给出理由也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种权力并不要求市议会依法做出决定，而是可以随意施加个人意志，纯属没有任何约束和指导的专断。 “……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并不仅仅限于保护公民。它规定：‘任何州政府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也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否定任何人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 一个人的生命、谋生手段、或者任何享受生活的基本权利被迫屈从另一个人随意摆布，是任何一个自由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实质上就是奴役。” “…… 旧金山市议会针对某一个群体选择性执法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得不下这样一个结论，即：不管颁发这些条令的旨意是什么，代表州政府的官员们以不平等的态度压迫性地实施些条令已构成了对益和等上诉人平等保护的否定；而享受平等保护恰恰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赋予上诉人的权利。旧金山市的这些条令尽管表面上看似乎公平合理，但是，一旦被官员们带着一只邪恶的眼和一双不公平的手去执行的时候就产生不公正的非法歧视，是宪法不允许的。” “……对益和等上诉人的歧视除了他们的种族和国籍以外没有其他理由，法律难容。公务人员实行歧视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否认，是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践踏。因此，对益和的关押纯属非法拘禁，必须立即释放。”益和—霍普金斯案是第十四修正案有关平等保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案例，被数不清的民权案参照和引用。美国法学院使用的宪法教科书都收录了此案。 每每读罢益和案都会思绪万千。谁都知道基础设施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殊不知，基础设施不仅仅是桥梁、铁路、港口，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更是必不可少。益和案就清楚地说明，没有法律的保护连个洗衣房也开不成！当年我在旧金山读法学院的时候，学完了这个案例才发现判决日期竟然是1886年！（我本来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二战后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的案例。）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眼前这些闪光的文字居然出自一个1886年的判决书。我不禁想到了中国的1886年，那是中国的清朝，那仍是“龙颜”一怒就可让千百人头落地的时代！记得改革开放伊始，报刊上的忧患文章惊呼我们在工业和科技上已经落后西方五十到一百年。直到我学了益和案，才发现我们还有更落后的地方，而且是更致命的地方。后来，我继续阅读法律历史，越看越吃惊。美国是普通法国家，其法律思想源于英国。很多重要的法律思想和理念，比如有名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竟是出自1354年英国的《大宪章》(Magna Carter)。再往后追溯，又发现许多法律思想远在古罗马时期已经成熟，直到今天，不少法律术语仍然沿用原拉丁语。每想到这个差距我都万分压抑。我在上文《“大某”密苏里号》里为中国人不曾拥有“密苏里号”那样的坚船利炮叹息，为北洋水师悲吟。但我深知，我们没有“密苏里号”、我们的水师全军覆没，有根深蒂固的原因。当年民国创立，全国剪辫子。剪掉那根“猪尾巴”不再让人瞧不起。后脑勺上的辫子一刀就可以剪下，可脑子上那根“辫子”剪掉没有呢？益和案提到美国宪法不仅仅保护“公民”，而是保护每个“人”。这至关重要。（顺便说一句，咬文嚼字是做律师最起码的基本功。往往“一字之差”会成为“一槌定音”。）只要在美国的土地上，任何人，公民也罢、偷渡客也罢、罪犯也罢，都受宪法保护。宪法赋予的权利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2001年9/11袭击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把在阿富汗抓获的大批俘虏关押在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 (Guantánamo Bay)，迟迟不敢把他们转移到美国本土。这倒不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是法律的担忧。这些人一旦上了美国本土，美国政府的法律噩梦就锁定了。美国的民权律师们会挥舞着宪法大棒让许多俘虏获得自由，甚至会让法庭宣布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押是非法拘禁。这个险谁冒得起！ 美国的另一个特点是，超前的思想、深刻的卓见，往往出自有话语权和统治权的政治家，如法官、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他们可以把这些思想或者以法律的形式铸成统治性的理念，或者通过行政资源将其具体实施。他们确实起着“领导”作用。（益和案的思想并没有一帆风顺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美国后来出现过排华法案、二战期间囚禁日裔美国人以及对黑人的长期歧视。但平权思想最终占了上风。这段曲折的发展过程此处不赘述。）相比之下，没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其理念不管多么先进和正确，只能靠“公车上书”和仰仗明时。法学院毕业前，同学聚餐时，老师让每人要说出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我当时说，我希望把益和—霍普金斯案介绍给我的国人。好多年过去了，每天疲于案牍累累，几乎忘了这件事。现将本文草草写出与志同者分享。（本案原文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找到。在搜索引擎输入Yick Wo v. Hopkins, 118 U.S. 356 (1886) 即可。本文的照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版权公共。）

关于巴黎枪击案，你该听听这个女人怎么说 文：来源于网络 sultan 【这个女人叫Wafa Sultan，一个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女人。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她，下面这篇文章来自互联网，被反复转载后，原文作者已经无法查清。】 “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于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它是先进和落后的冲突；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 我被眼前这位阿拉伯女性利剑般的语言震惊了！一位朋友传来近日在阿拉伯网站和许多英文网站流传的一段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辩论节目。在这个节目上，这位女性舌战伊斯兰教士，对方简直没有丝毫招架之力。这是我观赏过的最精彩的电视辩论之一，这是我见识到的最优秀的女性之一！ Wafa Sultan video 在政教合一的阿拉伯世界，不仅专制横行，还是绝对大男人主义的世界，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毛拉们（mullahs）统管一切。女人连骆驼的价钱还不如，没有任何权利，连脸都不让见天日，要严严实实蒙起来。那些动不动就上街狂热反美、反西方的大男人们，可以合法拥有三、四个老婆，但女性却连开车都被当作犯罪，更不要说在婚姻上有同样的权利。 至于伊斯兰文化的弊端，更是不许女性插嘴。在那个“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的《可兰经》主导的世界，谁也不可以对这种文化、这种宗教提出批评。在自由的丹麦，一家报纸发表关于伊斯兰先知的漫画，那个世界的男人们就狂热喊叫着去攻击人家的使馆，向天空放枪，放火；当然，就别提他们用自杀炸弹，去炸犹太人的餐馆、学校、老人中心，甚至正举行婚礼的教堂。 在那样一个谁也不敢说真话、噤若寒蝉的世界，竟出现一位女性，敢公开在阿拉伯半岛电视上和那些毛拉们面对面地辩论，大声说出事实、真实、真相，痛斥伊斯兰文化，勇敢地为犹太人、为西方文明辩护。一夜之间，她成为阿拉伯世界“良知”的象征！ 她就是今年47岁的瓦法．苏尔丹（Wafa Sultan）。一个亲眼目睹的事件改变了在叙利亚出生、成长，并曾是虔诚伊斯兰信徒的苏尔丹。1979年，一帮恐怖份子冲进她当时就读的大马士革 Aleppo大学，高喊着“Allah is great!”，当场枪杀了她的教授，并一气打了一百多枪，她震惊了，意识到这不是她应该要的神和宗教，从而开始质疑曾得到的所有伊斯兰知识。 她决心逃出那种宗教主导的国家，去寻找真正的文明。1989年，她和丈夫孩子抵达洛杉矶，在那里学习心理学，后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她常在网络上撰文和那些极端伊斯兰者辩论，后来被半岛电视台发现，找去参加辩论节目，由于她信奉自由的价值，大胆地指出伊斯兰教的弊端，再加上她说话铿锵有力，思路敏捷，反应机智，毫不让步，把那些阿拉伯学者呛得哑口无言，她被称为“伊斯兰神学士的最大梦魇”。 尤其是今年2月21日，她在半岛电视上和埃及伊斯兰教士辩论，精彩异常，其片断被中东的“媒体研究所”（MemriTV.org）放到网络上，一下引起轰动，各种语种的网站在转载这个节目，仅MemriTV上的该节目已被下载超过百万次，google 关于她的词条已一百多万，并以每天近10万的速度增长，更有成千上万的评论，甚至有人称她是“新世界的女神”。 这个节目让人感到阿拉伯世界的希望所在。更令人确信，不管什么族裔，什么文化背景，不管哪里的人群，面对怎样严酷的专制，只要是人，心里就会有对自由的呼唤，对真正文明的向往！ 苏尔丹提出一个远高于哈佛教授亨廷顿的观念﹕“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她认为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这种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她说《可兰经》明白地写着，要用武力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变成穆斯林。她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比较说，犹太人经过巨大苦难，流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团结起来，不是用暴力和屠杀，而是用向世界贡献知识，赢得世人的承认。但穆斯林在做什么，把三个大佛像凿毁成废墟。 她在辩论中激昂地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去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去烧毁清真寺，去杀穆斯林，或攻击人家的大使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 她最后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她在接受以色列电台采访时，更是向倍受伊斯兰世界的大男人欺压的阿拉伯女性发出呼吁﹕“我想告诉每一个伊斯兰世界的女性，你是真正的领袖，如果你不坐在驾驶位置，带着我们的新一代安全地向前行驶，那么我们的人民就没有出路。” 苏尔丹特别强调，女性的天性不是暴力和强制，而是和平与宽容。她说，“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伊斯兰男性除了失败，他们什么也没证明；在把你们排斥到边缘之后，他们带领你们走向的是一个又一个灾难。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要相信你自己，扮演你的角色。” “你能生出生命，你就有能力来保护生命！” 她直言﹕“我想做的是，改变我们人民的思维状态（mentality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义的人质十四个世纪了。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 苏尔丹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人物，《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 CNN 电视，法国《世界报》，以色列广播电台等，都发表了对她的报导或专访。《华盛顿时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勇敢的美籍阿拉伯女性”的社论。她和伊斯兰神学士在半岛电视上的辩论，被译成各种文字，成千上万的人发贴讨论，成为近日最大的网络新闻之一。 《纽约时报》说，苏尔丹的勇气，不仅西方自由世界人们敬仰，连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们，也称赞她敢公开在阿拉伯电视上，大声说出只有少数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说的话。 当然，她也遭到那些狂热毛拉们的痛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神学士在谴责她，她家里的电话留言中不断有威胁的话﹕“噢，你还活着，你等着瞧吧”；还有人发电子信说，“有人会杀你的，那个人将是我。”即使在半岛电视节目上，那些辩不过她的毛拉们，也像霍梅尼发出追杀《魔鬼的诗篇》作者拉什迪一样，对她发出宗教裁判令（fatwa）。　但她毫不畏惧，她对《纽约时报》说，“知识把我从那种落后的思想中解救了出来，应该有人（承担责任）去把穆斯林人民从那种错误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她已用阿拉伯文写过两本书，目前正在完成第三本（英文），名为《逃脱的囚犯﹕当神是个恶魔》（The Escaped Prisoner: When God Is a Monster）。《纽约时报》说，这本书出版后，“阿拉伯世界会被搅翻天”。 她的母亲和兄弟仍在叙利亚，已不敢和直接她联系了，只能通过在塔林的妹妹转话。她的两个兄弟，在她上电视批评伊斯兰教之后，就被叙利亚的秘密警察带去审问。但苏尔丹说，“我没有恐惧，我对我的观点有信心，这就像一场万里跋涉，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和最困难的开始十英里。” 她在辩论中激昂地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去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去烧毁清真寺，去杀穆斯林，或攻击人家的大使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 她最后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 苏尔丹在半岛电视台与穆斯林辩论时的视频解说词： Wafa Sultan：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于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是先进和落后的冲突，是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民主和专制的冲突；它是尊重人权和侵犯人权的冲突，是把女性当畜生还是把女性当人之间的冲突。我们见天看到的，不是文明的冲突，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 MSL一：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发生着的是西方文化和落后无知的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Wafa Sultan：是的，那是我的意思。 MSL一：那是谁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这种概念？难道不是亨廷顿吗？可不是本拉登。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讨论这个问题。 Wafa Sultan：是穆斯林最早使用这种概念的，是穆斯林最早开始这种文明冲突的。伊斯兰的先知讲：“我被命令去和其他人战斗，直到他们相信阿拉和他的追随者。”当穆斯林把人分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并且呼吁和不信仰阿拉的人战斗，知道那些人相信他们所信仰的，他们就开始了这场冲突，发起了这场战争。为了停止这场战争，他们必须重新审视伊斯兰的教义和教规，那里面充满了对非穆斯林人的侮辱，并呼吁和不信仰者战斗。我的同事讲，他从没有攻击过别人的信仰。但在这个世界上，哪个文明会让你去叫不是人家自己选择的名字？有时候还把人家（犹太人）叫做AhI AI-Dhimma，有时候把他们叫做“那本书的子民”，有时候把他们比作猿猴和猪，或者指责基督徒让阿拉愤怒。谁告诉你们“他们是那本书的子民”？他们不仅是写圣经的人民，他们是写了很多书的人民。今天你们所拥有的所有那些，有用的科学书籍都是他们写的，是他们自由的、创造性思想的果实。是谁给了你权利把他们叫做“那些让阿拉愤怒的人”或“那些走向歧途的人”？然后宣称，你的信仰教导你要克制自己不去攻击其他信仰者？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或者犹太人，我是一个世俗者，我不相信超自然，但我尊重别人信仰的权利。 MSL二：你是不是一个异教徒？ Wafa Sultan：你愿意怎么称呼都无所谓，我是一个不相信超自然的世俗的个人。 MSL二：如果你是一个异教徒，那我就和你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因为你诽谤和反对伊斯兰、先知和可兰经。 Wafa Sultan：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兄弟，你可以相信石头，只要你不把它往我身上扔。你可以自由地朝拜任何人，但是其他人的信仰，不关你的事，不管他们相信弥撒亚是上帝、玛利亚的儿子，或者撒旦是上帝、玛利亚的儿子。让人民有他们自己的信仰。犹太人经过浩劫的灾难，他们迫使世界承认他们，用的是他们的知识，而不是暴力；用的是他们的贡献，而不是哭喊和暴怒。人类众多的发明创造和18、19世纪的科学都归功于犹太科学家，1500万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贡献和知识，赢得了他们的权利。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在德国餐厅引爆自杀炸弹，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表达抗议，可是穆斯林把三个大佛像毁成废墟。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烧毁清真寺，或杀穆斯林人，或毁掉别国使领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用杀人、毁掉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这是一条不会有任何结果的道路。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你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深圳人”出国记——对话薛忆沩文:刘悠扬 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人作家薛忆沩 这是一段与深圳密切相关的文学之旅。 从20年前在深南路上得到灵感，写下《出租车司机》，到2016年《出租车司机》英译版在加拿大出版，薛忆沩花了20年时间，将“深圳人”带到西方。 2016年6月，从深圳移居蒙特利尔的作家薛忆沩，其“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Shenzheners》正式进入英美图书市场。对于深圳而言，这一文学事件是个里程碑：它为英文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词汇，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 6月4日在渥太华举行的国际文学节上，薛忆沩带着《Shenzheners》，第一次面对西方媒体和读者，谈论他笔下的深圳和深圳人。接下来的多伦多文学节、温哥华文学节，都将有关于这本书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Shenzheners》将和英美世界产生对话。 更早的对话，在翻译之初就已启动。尽管薛忆沩本人也用英文写作，但这本书的翻译，还是邀请了更专业的翻译家——目前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 Darryl Sterk，一位长期在台湾大学翻译系任教的加拿大人，金庸、吴明益作品的英文译者。​ 出版前，出版商Linda Leith问薛忆沩：这本书要献给谁？薛忆沩稍作思考，用英文写了一句话：“给那个启发了我的爱尔兰人。”那个爱尔兰人，就是乔伊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都柏林人》，英国现代文学的奠基石。而《Shenzheners》，如今正被西方读者称作“中国的都柏林人”。 《Shenzheners》中的小说，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几乎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薛忆沩一直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是21世纪这些年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源头”，是他的幸运，也是文学的幸运。 本期读书周刊，薛忆沩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独家专访，首次对国内媒体讲述“深圳人”走向世界的故事。 这本书将如何在英美世界“发酵”？这一事件对深圳意味着什么？西方读者又如何看“深圳人”？《Shenzheners》的出版商、“蓝色都市文学节”主席Linda Leith也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采访，她谈论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 　　走向世界的“深圳人”　　——对话薛忆沩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66CI2Hw5nFT9foXBhG7xAiaHQlwSFyQEbMp4NexVDppaHXLY201mRib6VemuG7SayFA2hQpwiawXA/0?wx_fmt=jpeg 《Shenzheners》 1. 作品翻译迎来“破冰之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的作品在国内文学界享有盛誉，却长期被翻译忽略，因此有人称你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被翻译得最少的一线作家”。在全球化的时代，作品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对一个作家有特殊的意义。而对一个像你这样主要是生活在外国和外语中的作家，意义当然就更为特殊。你是否思考过你自己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这种忽略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薛忆沩：我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超出了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成见。“在翻译中迷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而翻译家在翻译之前的“迷失”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翻译家都是“迷失”在对文学的成见之中的，他们很难接受超出那种成见之外的风格不同的作品。翻译对我的忽略当然影响到了我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我个人的文学“地位”，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影响到我的写作本身。事实上，在将近三十年文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国内的文学界也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可是我一意孤行，一如既往，一丝不苟……我的写作遵循的是一种强悍和清晰的逻辑，一种内在的逻辑，一种宿命的逻辑。它与我的生命共存亡，而不会受外在的“待遇”的影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现在，你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已经在加拿大出版，而不久前，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也用一整期全部110页的篇幅推出了你的“战争”系列专辑。从翻译这个特殊的角度来看，2016年应该可以说是你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又一个“破冰之年”？ 薛忆沩：2012年被国内的媒体称为是出版界的“薛忆沩年”。那一年，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的五部作品。那是我在出版方面的第一次重大突破。随后的四年里，我的出版一直保持不可思议的强劲势头。可是在今年之前，这种势头并没有引起过翻译方面的连锁反应。在今年之前，我只有屈指可数的单篇作品被翻译发表，比如“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出租车司机》由《三体》的英译者刘宇昆翻译发表在《路灯》杂志的英文版上，后来又由莫言的意大利文译者Patrizia Liberati翻译发表在意大利使馆配合首届中意文学研讨会印制的宣传册上；另外，“战争”系列小说中的《老兵》曾经被译成英文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的Renditions(《译丛》)杂志上，《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曾经被译成德文发表在《路灯》杂志的德文版上。这样的翻译数量不仅见绌于我所有的著名同行，也与我自己这四年来在原创和出版上的多产状况极不相称。2016年，我的文学道路上的确又出现了“破冰”的气象：除了已经出版的两个英文译本之外，瑞典文《空巢》的翻译也已经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法文的《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翻译也将会接踵而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因为你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性，有人认为你在翻译上的突破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也应该会有特殊的意义。你自己对此有什么期待吗？ 薛忆沩：曾经以《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哈金是当今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出自中国的纯文学作家。他为我的英文译本写下的推荐语反映出他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学生态具备深刻的认识。推荐语中的第一句话就用“maverick”一词突出了我写作的特殊性。我相信这种准确精到又直面文学的推荐会成为我的作品与英语世界的读者之间的桥梁。2012年以来的这四年时间里，我用五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随笔作品集将一种特殊的中国经验和文学努力固定在汉语的知识体系中。它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虚荣，而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和人性的一种特殊的见证。我当然希望这种特殊的见证获得普世的认同。 2. Shenzheners与《都柏林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原来以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出租车司机》为名，而英文译本却改用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是你自己的改动还是翻译家或者出版商的建议？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 薛忆沩：其实“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在国内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就想过以《深圳人》为名。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写法与其他那些同样勾画某一座城市群像的中文作品有根本的区别，有意划清界限，避开这个题目，选用整个系列中最早出现、最为出名，也最能代表深圳人无根的生活状态的作品名来命名那部小说集。不过远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开始翻译之前，我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将来的英译本要以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开与在英语世界里家喻户晓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出租车司机》重名，更重要的则是为了显示与在英语世界里同样家喻户晓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的联系。我的写作深受乔伊斯小说美学的影响，对语言的精确控制和对意识的精微把握也被评论家公认是我的写作的特点。《都柏林人》呈现的是囚禁在一座被时间麻痹的城市里的脆弱心灵，而Shenzheners关注的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从来就被文学忽略的脆弱和内心。我很高兴我的翻译者和出版商都非常喜欢这个读起来有点生僻的英文新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对深圳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书名。它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它让懂英语的“深圳人”今后可以在交流中直接用“I am Shenzhener。”这种简单的方式介绍自己的来历。 薛忆沩：文学与生活之间从来就存在着神奇的互动。现在，Shenzheners已经在英语的亚马逊网上开始预售，加拿大的一些媒体上也已经出现关于这部作品宣传活动的一些报道。作为在加拿大隐居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老兵”，我书名生僻的第一部英文译作的出版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宣传活动6月初在首都渥太华举行的一个文学节上正式启动(事实上，它的宣传已经于5月14日在深圳的福田图书馆开始)。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文学节上，我将被问及许多与深圳和深圳人有关的问题，比如我的文学与深圳有什么关系。 3. 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也是我现在想问的问题。 薛忆沩：《作家》杂志1987年第八期头条刊出我的中篇小说《睡星》可以算成是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标志。但是我的第一次文学生命只持续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它夭折于1991年的春夏之交。经过将近五年的“消失”，我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深圳开始了“重返文学”的艰苦奋斗。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深圳人”系列中的第一篇作品《出租车司机》就是这第二次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然，那时候我的创作计划中并没有“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这个版块。这个系列小说的想法是2005年初我在蒙特利尔准备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旧版)的时候出现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而它的完成更是在很多年之后。那时候，你已经移居异域，为什么深圳会给你带来如此持久的创作激情？ 薛忆沩：是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直到2012年底才最后完成。从1997年的《出租车司机》旧版到2012年底集中完成的《神童》、《剧作家》和《两姐妹》等，整个系列的创作经历了十六年的时间。这其中有十一年的时间我生活在蒙特利尔。事实上，除了《出租车司机》旧版之外，“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也就是说它们都完成于一座另外的城市，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每一个写作者都根植于一种或者几种特殊的生命体验。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我一直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21世纪这些年的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源头”当然是文学的幸运。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但是翻开“深圳人”系列小说，读者马上就会注意到字里行间几乎没有出现深圳的影子。在这些作品中，你不仅没有保留深圳的任何地标，也几乎没有保留普通的街名、店名，你的人物也全都没有名字……你想呈现的是“看不见的”深圳，是被浮躁和奢华遮蔽的深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 薛忆沩：发现和呈现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是文学的天职和使命。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深圳人”系列小说也重视“人性”而轻视“物象”，关注“内心”而忽略“外表”，贴近“边缘”而远离“中心”……我相信悲天悯人是文学的品性。我相信文学的责任是示“弱”而不是逞“强”。“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原型都来自我在深圳的生活体验。那些卑微的“深圳人”就是深圳留在我心中的影子。在我看来，他们的不安和困惑远比那些冷漠的地标和符号更有历史感，更有代表性。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带到了远方。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变成了文学。 4. 他们对中国文学怀着敬意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如果将翻译理解为是一种再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甚至还将要继续延伸到未来。因为你对英语有丰富的知识，我相信，你在翻译过程中一定有深度的参与。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过程中罕见的例子。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情况？ 薛忆沩：“深圳人”系列小说的翻译者Darryl Sterk是目前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他是加拿大人，但是长期在台湾大学的翻译系任教。我们是在2014年在蒙特利尔的蓝色都市文学节上认识的。当时他作为台湾作家吴明益的译者来参加关于《复眼人》的活动，而我与吴明益的对话也是那年文学节上的活动之一。能够遇上一位如此优秀的译者是“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幸运。去年夏天，读到《村姑》翻译初稿，我对整部作品的翻译质量就已经充满了信心。整部作品的翻译初稿是今年1月底完成的，当时我正在全力写作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提出了几点浅表的修改意见。你说的“深度的参与”直到清样的独立审读都已经完成之后才开始。那是今年3月初的事情。当时我已经完成最新的长篇小说，有时间和精力转向另一种形式的攀援。我一字不漏地通读了已经被专家审读过的清样，发现了几处关键性的误译和一些形式上的小错，提出了比较深入的修改意见。有意思的是，有两三处地方，我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语言之间的冲突，必须完全抛开原文。还有，《小贩》的翻译因为涉及语文课的背景材料，有特殊的难度。有一个细节，翻译家、出版商和我一直纠缠到了付印的前夕才妥善解决。在最后一轮定稿完成之后，我又一次通读了全文，确保万无一失。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时间，我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又在凌晨起来继续工作。而我却感觉不到劳累，因为与翻译家和出版商就语言和翻译的探讨充满了智性的乐趣。我感激他们。他们对我的苛求和“洁癖”的耐心让我看到他们对文学的敬意和激情。这种“深度的参与”对我其实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用其他方式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刚才提到了你的出版商…… 薛忆沩：我的出版商Linda Leith有很高的文学品味和很深的文学情怀，同时又非常谦恭和非常幽默。她是文学的研究者，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本科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哲学系，随后又从伦敦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她又是文学的实践者，曾经出版过三部小说，还曾经翻译过法语小说；她更是文学的推动者，1997年创建了知名的文化品牌“蓝色都市文学节”，并且长期担任文学节的主席和艺术指导。2001年离开“蓝色都市文学节”之后，她创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她关于去世不久的加拿大作家伽兰(Mavis Gallant)的专题报告会上。她是伽兰的研究者，也是伽兰的朋友。伽兰是与门罗齐名的一代短篇小说的宗师。与门罗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情况相似，她在中国不为人知，在国际上却享有盛誉。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里。那一次我们有围绕着文学展开的深入交谈。我欣赏她的文学品位和观念，我欣赏她对文学矢志不渝的激情。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贝克特的英语小说，她关于那位现代派大师简约主义幽默又精准的描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一次我们也谈到了我们未来的合作。当时她首先想到的还只是以《遗弃》为主线对我做一个访谈。她很快就将问题发过来了。但是，因为忙于写作，我一直没有作答。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将我们引到了出版我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上。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付诸实施。我们的合作不仅进行得非常顺利，还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蔡皋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绘本画家。她的插图无疑也是“深圳人”系列小说英文译本的一个亮点。你为什么会想到请她来为你的第一本英文书插图？ 薛忆沩：我与蔡皋1986年就已经相识。《故乡的真迹》是我关于她的随笔。在那里，我也谈及了我们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的友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有机会将这种充满精神力量的友谊固定在一部作品里。《与马可·波罗同行》第一个版本出版之前，我曾经想让她为那五十五座城市作画。去年三联版出版之前，我又想到过选用她的一些作品来做插图。这两个想法最后都没有实现。这一次也是到翻译的定稿都已经完成的时候才突然出现了插图的想法。我很高兴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出版商的支持和蔡皋本人的赞同。但是，插图的创作过程并不顺利。经过了反复的周折，到最后几乎要放弃的时刻，蔡皋本人才找到令自己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令各方都非常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一份带有宿命色彩的方案：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友谊终于留下了一个充满美感的“物证”。 5. 新长篇《希拉里、密和、我》将出版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我注意到英文译本中没有包括《同居者》《女秘书》和《文盲》这三篇。为什么将它们排除在外？ 薛忆沩：将这三篇作品排除在外主要是为了控制译本的篇幅。当然，为什么是这三篇而不是其他的三篇，也还是考虑到了作品的内容与读者的接受之间的关系。现在想来，《女秘书》其实是应该包括在译本里面的，因为这篇作品里出现过搭乘“出租车”的场面，与《出租车司机》一篇有神秘的关联；而“朝鲜战争”又是其中的一条线索，这又与《小贩》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是一位同时擅长短篇和长篇的作家。一般说来，短篇小说集远不如长篇小说那样能够引起读者和市场的兴趣。你的下一部英文翻译作品会是什么呢？ 薛忆沩：前面说过，“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我的第一部英文译作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个“第一”会属于目前还只有繁体字版本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我与出版商之间已经多次讨论过下一部作品的出版问题。它当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究竟是《空巢》还是《白求恩的孩子们》，还没有最后决定。而因为我最新的长篇小说是一个关于蒙特利尔的离奇的“爱情故事”，它会不会以近水楼台的优势而捷足先登？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前不久，由三联书店推出的“薛忆沩文丛”的首批三种已经出齐。刚才你又提到了你最新的长篇小说，它也应该马上就会出版。这么说来，2016年不仅是你在翻译方面的“破冰之年”，也是你在出版上的又一个丰收之年。你这种强劲的创作和出版势头已经维持五年了，会有疲惫的感觉吗？ 薛忆沩：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已经在《作家》杂志第五期上刊出。它的单行本将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同时出版的还将有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以及长篇小说《遗弃》的最新版。我在前不久回国的时候已经用短短20天时间读完了这三部书稿一共将近一千页的清样。的确，就像2012年一样，今年又是我在出版上的一个丰收之年。五年出版十六部作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纪录。我当然会有疲惫之感。我也经常梦想着能够“软着陆”，能够有时间去享受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灵感总是从天而降，我总是别无选择。 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 Linda Leith (“蓝色都市文学节”主席) “深圳人”系列小说(《Shenzheners》)最令我喜欢的是它对人物的悲悯态度以及它为读者提供的进入人物内心的通道。这是一些容易辨认的人物——他们不用名字而用身份来标识：比如“村姑”、“物理老师”或者“两姐妹”……这种标识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像感受身边最熟悉的人一样去感受“深圳人”的磨难、悲伤和爱，同时又稍稍拉开了一点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正好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距离。 正是这种距离感与亲近感的糅合使“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一部大作品：它是一道远处的风景(对于我们这些从来就远离深圳生活的人尤其如此)，同时却又十分亲近、可信。 我喜欢Darryl Sterk既口语、随和，又节制、严谨的英译。这种节制和严谨达到的极致使个体生命的宽阔景观可以通过微小的动作、表情和精准的词语本身来呈现。 《Shenzheners》这本书的外表首先就让所有人对它感觉既陌生又着迷。书的封面上和每篇作品的开始都配上了中国艺术家蔡皋的插图。谁能不被这些充满感染力的插图迷上呢？而封面设计使用的绿色与红色的结合，不仅漂亮，还令人好奇甚至诧异。 最大的诧异当然源于书名字母的排列。“Shenzheners”是一个很长的词。这意味着只能用较小的字号才能将它在一行中排出。想到薛忆沩的写作受到《都柏林人》的启发，我查看了乔伊斯那部杰出小说集多种版本的封面。我注意到有两个版本将“Dubliners”这个词切断，分三行排列。于是，我们的设计Debbie Geltner在封面上对“Shenzheners”一词做了类似的处理。这使得这个词本身和“深圳人”这种身份变得哪怕是对熟悉他们的人都感觉陌生了。这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用新的方式去看待这个词，去感受“深圳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的原因。这种阅读不仅是为了阅读本身的乐趣，还是为了从我们自以为是已知的事物里面去获得新知。去发现我们一直“知道”却直到现在才开始“关心”的关于人的那些问题。去看细微的动作和精准的词语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与“两姐妹”和“小贩”分享的世界。用新的方式去看！这当然正好也就是这种阅读本身的乐趣所在。 　　我的“深圳人” 蔡皋(画家、《Shenzheners》插图作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X66CI2Hw5nFT9foXBhG7xMPK4PEyMEZGAFJe3tJUGxFticcD3iakrj4Ric0ZXbTdHGOIzWNrUBDCiaA/0?wx_fmt=jpeg 《Shenzheners》插图 读忆沩的作品我总是站在作品后面的那个人。读着读着，一人变数人，数人变千人。越变越多，越变越小，变成豆丁。 遵忆沩嘱为“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画插图，我便坐东窗下画起来。画着画着，一人变数人，数人变万千人，两种东西合成了一处。 人，灰色人群中的灰色点子，类似物理学中的玻色子，天生倾向呆在一个状态，到了一定的温度就变成另一个状态……世界就这么变化着，又觉察不出变化。 我的朋友岸子曾同我讲美丽的物理学，她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个小圆点，再画波长，画栅画基本粒子的位置，我被她感动，我的豆丁小人实起于那个笔记本上的那个小点点。 我喜欢豆丁。 我居住的城市有魔幻的高楼，我不喜欢摩天楼，小高层还可以。我的住宅就在一小高层的顶层。顶层有花园，只要眼光短浅，也可以将花园误会成大地。但我总不能老捂着眼睛哄眼睛，我喜欢看生活，小高层楼房看生活不隔，我看街看城，看满到处有趣的豆丁，看自己提着篮子拖着影子跑生活。出租车和它的司机、小贩和文盲、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生活在忆沩的视野里，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熟悉这些，觉得亲切，就像深圳的读者熟悉忆沩，觉着亲切一样一样。 不好意思，希望我画的豆丁也能被西方的读者接纳。 注：本文转载自“新浪读书”，作者为《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

​文：程予东 早上看到几张截图，内心有挥不开的悲凉。面对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他们的语言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是持欢呼鼓掌态度的。尤为悲哀的是右侧点赞摁钮，数千人拥着这样的留言。 我惊颤着，测想他们这样留言的动机，一时间不能确言。但是，一般情形下，当我们对某个对象心怀仇恨的时候，总是渴望那个对象倒霉，这样我们的内心就受到了安慰。这种安慰兴奋得遏不住，就鼓乐相庆。以这样的心理推测，这些鼓掌叫好的人大概也是这般思维吧。 他们心怀怨恨的对象是谁呢？那50多个被枪杀的人吗？那500多受伤的人吗？那些都是普通人啊，普通到和我们在任何一个音乐节上遇到的人一样。你们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也没有伤害到你们分毫是不是？我这样说，大概你们也是能够认同的吧。可是我们又有这样的逻辑推理，爱屋及乌，恨屋及乌。我们喜欢某个对象，连带着喜欢和他有关的存在，我们恨某个对象，连带着恨和这个对象有关的存在。这是怎样的逻辑呢？大概就是情感亲疏判断吧。我们运用这样的逻辑看美国，也看其他国家，比如一衣带水的日本。当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多少人兴奋难掩。死的人越多越好，最好日本下沉。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够说什么呢？雨果说：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换言之，美国和日本政府有时会犯错，但是人民不会犯错。人民是无辜的。无辜的人民受到灾难让人同情、伤悼，这是起码的人道。如果你具备起码的人道，就不会对无辜受难的人无动于衷，就不会对杀戮人民的凶手鼓掌欢呼，你一定会心怀仁爱和悲愤。 我们背离人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作为一名草根老师，我不由得想到了教育。我们的教育缺少逻辑教育和人性关怀教育。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生随时随地之言（与人沟通交流）与行（思考、处理问题），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尤其容易沦为被他人愚弄的对象。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中学、大学阶段，都是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在中国，作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课，已经缺席了数十年之久。我们看世界的逻辑是怎样的呢？问站队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所以，网络上，喷子很多，谩骂满天飞。有人给出证据，那些喷子也不看的，就是谩骂诅咒，让你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人。 逻辑教育缺失外，人性关怀教育缺失也非常严重。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人独立思考判断和道德自觉的能力。道德自觉也可以叫道德自律。这是人性所在，良知所在。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看到别人遭难你有同情心；看到老弱病残你有怜悯心；看到仗势欺人你有憎恶心；看到作威作福你有愤恨心；看到阿谀奉承你有羞耻心；在强权面前坚守正义；在邪恶面前拒绝沉默；在暴政面前不助纣为虐；敬畏自然与生灵，坚守善良正义，拒绝谎言欺骗。在这起残忍的枪击案中，看到一则散发着人性光芒的温暖留言，一个男子伏在一群学生上面为他们挡子弹，“他们才20岁，而我53岁了，我已经过了一个美好的人生。”给我们人性震撼的是我们憎恨的。2014年南京青奥上做体操的17岁日本小姑娘从木马上摔了下来，全场中国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欢呼声。小女孩淡定的爬起来给嘲笑她的人举了三个躬，全场鸦雀无声…… 如果泯灭了人性、良知，人会成为什么存在？别人遭难和自己无关；老弱病残扭头不看；觉得仗势欺人者本领不一般；作威作福令人艳羡；阿谀奉承演得欢；强权面前腰杆弯；邪恶面前沉默寡言；暴政面前为虎作伥；损毁自然生灵，谎言欺骗，事实面前瞒、瞒、瞒。没有良知缺乏人性的学生考了很高的分数，读了高等院校，计算机好的没准儿程序植入病毒，化学好的食品里勾兑苏丹红……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逻辑教育教人思考和表达，是认识世界，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缺乏逻辑教育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上诉诸口水，生活中诉诸暴力。这样的情形非常普遍。人性关怀教育是良知的基础，缺乏良知的人，添加给世界的多是冷漠无情。 没有逻辑和人性关怀的教育，我们的教育要走向哪里？

“呼格吉勒图案”有什么启示 文：黄东篱（蒙特利尔）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高级法院作出“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判决，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陈年冤案得以昭雪，让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感慨万千，老两口在儿子无辜被枪决18年后，终于讨还了公道。 1996年4月，呼和浩特警方在侦查一起命案中，认定呼格吉勒图是杀人凶手。61天后，法院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2005年10月，案犯赵志红承认自己是作案真凶。此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不断上访，在媒体的跟踪和高层重视下，有了今天的结果。 呼格吉勒图 内蒙古高院召开重审“呼格案”发布会 “呼格案”被传媒喻为“20世纪末最大冤案”，其实广东普宁民警滥杀四名村民案件，才堪称“20世纪最大冤案”。1997年8月7日，普宁市公安局占陇派出所民警，在所长黄石武的带领下将4名村民抓走，不经审问，直接捆绑到郊外就地枪决。（见1999年1月26日《法制日报》）派出所警方谎报案情，私设法场，制造杀人现场假相，企图逃脱罪责，普宁市检察院认定民警开枪合法。7民警还领取了“果断击毙歹徒”的奖金。 这起惊天大案败露三年多后，2000年12月18日，广东省高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作出终审判决，7名原民警分别受到死刑、死缓、有期徒刑及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而四位老实巴交的年轻村民，从被抓到枪毙，仅两个小时，便哭天喊冤地在手枪、微型冲锋枪下饮弹身亡，有人最多身中17弹！家属被官方拒绝认领尸体，第二天即强行火化，毁灭证据。可怜四人临死都不知因何而死，天日昭昭，建国以来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冤案。 《法制日报》关于普宁案件报道 呼格吉勒图虽然没有普宁四名被害人那么惨，起码经历了司法程序，但结果一样失去无辜的生命——1996年4月9日晚，呼格吉勒图上班时，发现公厕内一名半身裸露的女子死亡，遂连忙跑到附近派出所报警。后警方认定女死者被奸杀，呼格吉勒图即是凶手。唯一的证据是他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与死者血型相符，另就是呼格吉勒图对案件“供认不讳”。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内蒙高院终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年仅18岁。诸多警官因“迅速侦破大案”，获得从二等功到通报嘉奖的表扬。 2005年10月，身负十条命案的恶魔赵志红落网，供认当年在纺织厂内奸杀一名女子，使“呼格案”真相大白。呼格吉勒图父母看到了希望，先后向内蒙古公检法、政法委、人大反映，要求查明案件，做出公正处理。因没有得到有关部门回复，两位老人踏上进京上访之路。2014年11月，内蒙古高院启动“呼格案”重审程序，12月15日撤销了呼市一审和高院原审判决，冤案尘埃落定。 呼格吉勒图父母9年无间断上访 进京的火车票 “呼格案”虽然得到法律的最终认定，但是18年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冤案？为什么真凶查出后9年才使受害人昭雪？办案者应负的责任及该案过程说明了什么？这是需要人们反思的。 首先，呼格吉勒图报案后，公安机关在不具备充分证据情况下，反认定报案人是凶手。据当年办案警员指，呼格吉勒图根本没有认罪，后来加大“审讯力度”才被迫认罪，即使他被处死前，仍坚决否认是涉案凶手。公安局却匆匆结案，移送审查起诉，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涉嫌逼供办假案。接着，检察机关未经仔细审查，发现疑点，便草率批捕、起诉。法院作为最后一道法律关口，没能认真审案核实，认从公检部门的错误，做出了错误的判决。 经公检法三家办的“呼格案”，能有一家真正严格依法办案，就不会致呼格吉勒图于冤死。这非同一般民事案件，是涉及到人命和追究死刑的大案，从这里可以看出有关办案人的法律“水平”，还有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权意识。其二，公检法相互制约，公安局办交错案，检察院并没有履行好监督职责，法院也没有运用好审判权。所谓依法办案、法律监督、“疑罪从无”、相互制约形同虚设。其三，案件真相暴露后，有关部门和人员为免担责任处分，极力隐瞒案件，企图蒙混过关，违反“有错必纠”的执法原则。这都是造成“呼格案”严重后果和不能及时纠正错案的原因。 悲痛的双亲在呼格吉勒图墓前祭奠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原因？据说年迈的呼格吉勒图双亲，一直深信老实听话的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他们深感奔波9年后的翻案，与近来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政策有关。而事实上，“呼格案”的十多年间，依法治国已被中央党政和全国人大正式提出，并广为宣传，只不过没有被推进和落实而已。层层执法机关，不能严格依法办案、不坚持错案追究；个人利益、官官相护高于依法治国，以及现有司法体制和人员素质，出现“呼格案”并非奇怪，无疑是无数司法不公的一个缩影。 “呼格案”宣判无罪，众多记者到其家中采访 司法冤杀无辜，无论有什么借口，也是一种犯罪，不会就是个“失职”问题。“呼格案”的调查追究，除了始作俑者的警员，应该对所有参与办案的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现实社会，只有真正依法办案，将公平正义贯穿于整个监督、审判之中，做到执法、执政必严，有错必纠，才能体现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不是一种政治口号。 当一个善良的人被无端剥夺生命时，金钱就显得没有任何意义。我想，如果此等事发生在那些冤案制造者或其亲属的身上，他们也会感到赔偿的不重要，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死者得到的“赔偿”，应该是无视宪法人权，剥夺他人生命所付出的法律代价。 告慰逝者 18年前，呼格吉勒图在呼冤声中被枪决了，活到今天他也才36岁。迟来的公正是不是公正？不管怎样的解释，“呼格案”都再次敲响了司法体系和公平正义的警钟，但愿能对“依法治国”的落实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是人们从中得到的启示。

本文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4月9日，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先生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主题为“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的讲演，深刻分析了当下国际贸易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与未来。以下为演讲精编。 今天要讲八个要点，大家只要记住我八句话，今天的报告内容就都在里面了。 世界贸易格局深刻变化 三四十年前，国际贸易中有70%是成品的贸易。你这个国家把拖拉机卖给我，我这儿把机床卖给你。总之，由一个国家做出来的产品，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到2010年的时候，40%是产成品，60%的贸易量是中间品的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到了2018年，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的中间品。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来把它生产出来，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往往是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的一个产品。 这个过程产生了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在中国，最近10年，服务贸易每三年翻一番，全球服务贸易是五年翻一番，而货物贸易一般要十年翻一番。 整个生产力体系这方面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企业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深刻了变化 现在一个产品，涉及到几千个零部件，在几十个国家生产。所以，看世界的制造业，不是看单个的企业规模多大，而是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谁能把上千个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老大。 比如苹果，苹果手机里面，一共涉及到500多个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几百个企业，在为苹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到几十个国家。 问题是，这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企业各个有专利，并不是说苹果发明了手机的全部专利，然后把专利交给了这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厂、中间厂，让他们为苹果来进行制造。 事实上，这个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零部件供应企业，各个有专利，各个有拿手好戏。他们的这些专利、拿手好戏，都是苹果不掌握的。但是苹果产生了标准，产生了纽带。所有供应链上符合苹果标准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你有创新、有专利、有各方面的知识，苹果就选择了你。 有人说核心技术只有我有，我不卖给你，你手机就停产了。 这话也没错。 假如高通不把芯片卖给苹果，那苹果不就瘫痪了吗？问题是苹果是世界使用芯片最大的户头。如果苹果不使用高通的芯片，高通就死了，是高通先死，而苹果还有其他的芯片可以选择。苹果只是遇上一点困难，而高通立马就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产业巨头，产业竞争能力，不仅仅是核心技术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多少的竞争，讲资本，讲技术，更讲产业链的控制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链的标准十分重要，各种各样的专利发明，是围绕着这个标准，我发明了专利，但要符合你这个标准，你才会用我的专利。 “三零”原则的提出 第一个是零关税 WTO就是要推动自由贸易，降低各国的关税。税越低，越代表了一种贸易的自由化。中国的加权关税，去年已经降到7.5%。不过整个世界的贸易，已经降到了5%以内，美国现在是2.5%。 但这个低关税在世界贸易变化的格局中也不适应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你要收3%或者5%的关税。如果我生产了一个杯子，卖到你国家，你这个国家只是在我这个杯子价值上加5%的关税倒也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如果我这个产品，中间的环节有几十次要经过各个国家的海关，要跨越各个国家的国界。再加上铁路运输的费用，航空运输的费用的不断叠加，都变成了关税的一个基数。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发现，必须是零关税才能适应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生产厂卖到全世界，零关税在这个过程是最合理的。 第二个是零壁垒 为什么要讲零壁垒？一个产业链涉及几百个企业，当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时，如果营商环境不同，一些国家准入，一些国家不准入，跨国公司的资源配置和布局就会很麻烦。 必须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几十个国家之间才能协同生产这个产品。现在讲营商环境要国际化，要公平公正公开化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营商环境不仅是零部件加工厂，产业链上的物流企业、航空运输、仓储服务等都会受到影响。 第三个是零补贴 所谓零补贴，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争夺企业到这儿来落户，有意给这些企业进行一定的税务补助。 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的布点发生扭曲。你如果一补贴，产业链扭曲到你这儿，对别的国家也不公平。如果大家都乱补贴，到后来也会出现问题。 “三零”概念的意义 “三零”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原来，国家海关都是在国境线上收取关税，或者设置非关税的贸易壁垒。进入“三零”以后，海关就只需要统计进出口数量，管理走私和一些不允许的菜单。 对一般的制造业来说，“三零”就相当于国门打开，关税壁垒消除。各国互相约束，谁不符合标准，都可以互相抗议，互相监督。 中国做好“三零”，等于第二次入世 美国从2002年就提出“三零”的概念，在WTO和G7国家里提，希望到2010年，把关税降到5%以内，到2015年的时候，把这个关税降到零。 实际中，到2010年的时候，WTO的主要国家关税都降到了5%以下，达到美国设想的第一阶段。但最近七八年世界贸易“三零”走向，美国计划并没有实现。到2017、2018年基本上和2010年的关税平均度差不多。 这个主要是在WTO里面，讨论关税为零很难通过。因为零关税对发达国家有利，产业链的裨益跟这些搞农业的国家无关，而WTO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很难达成。 于是，最近这七八年，五六个国家形成一个贸易体的讨论就不断增加。 这给人感觉好像发达国家在进行双边谈判，抛弃WTO，把WTO边缘化了。这个概念有这种现象，但事实上我们平心而论，是因为“三零”这个原则的受益区域还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个范围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可以认同产生共识，不相关的就不一定跟你有共识。 在这个意义上讲，FTA（自由贸易协定）是全球化发展中，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特征，它倒不见得是逆全球化，它是全球化发展到更高级阶段以后必然的趋势。 去年， 去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将在今年下半年生效。叠加起来的经济差不多20多万亿，占了全球70万亿的1/3。 美国跟欧洲、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自由贸易协定基本已经谈好了，等到了2020年，这几块叠加在一起，经济总量占全球54%，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的55%左右。 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没有介入到这个自贸体圈子中，那等于我们进入了WTO，却又在FTA的范围里出圈了。 如果中国也进入了FTA，加上中国占世界经济16%的份额，54%+16%，就等于世界经济的70%，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贸易体了。 所以，以“三零”为原则纳入国际贸易体系，非常重要。 这个事情做的好，相当于第二次入市。会对整个中国在2035年成为世界的现代化的大国、2050年成为强国，奠定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实施零关税，会发生什么变化？ 大家有时候感觉，一讲到零关税就是国门大开，外国货冲击进来，中国的农业会萎缩，工业也会萎缩，服务业也会萎缩，这种观点在90年代讨论也多得很。 到要进入WTO的时候了，早进好还是晚进好？ 有的人说越晚进越好。让我们自己养的大一点、肥一点、强一点，开门了，不会受人家欺负。那么实际上，当时上海方面，就跟国家提了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进WTO，早进比晚进好，在这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 事实证明，WTO进去以后，我们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基本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 反过来，我们金融，出现了世界级的最大的金融企业。在2000年的时候，世界金融体系里面，中国所有金融机构都不要说前十位，前二十位一个都没有。现在前十位的银行里我们占五个，前十位的保险公司里面我们也占好多个。 讲这段话的意思，通过开放，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多多。同样，如果关税归零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第一，现在的制造业，不管是机器设备，还是汽车产品，大家先看中国制造，中国每年进口的零部件占到了全球的60%，当工业品零关税时，我们的企业成本下降了，是最大的受益体。 第二，由于关税下降，生产的成本又下降，虽然中国有最大的产业链集群，但是这个集群里面，我们掌控纽带的，掌控标准的企业并不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很少。华为就是掌控标准，有3600多家大大小小供应链上的企业，比苹果多2倍。因为苹果只做手机，华为又做手机又做服务器、通信设备。 当“三零”变成零关税的时候，对于在中国形成总部，形成中枢，形成集团的龙头等各方面会有提升作用，这是第二个好处。 第三，通过这样的过程，对我们中国的企业，进一步走向世界，也产生好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分析汽车产业，现在国内的汽车厂一年生产2500万辆汽车。如果关税为零了，是不是会大量进口国外的汽车，冲击中国的汽车市场？ 并不会。中国一年要消费2500万辆车，其中120万辆从欧美和日本进口，其他2400多万辆都是中国自产。在这2400万辆里面有1800万辆是外资企业的车，就是中外合资的车。有德国的、有日本的、有美国的、也有韩国的。在这个意义上，在消费地形成制造业，就近生产并卖掉，成本低、效益高，而且还没有关税。 哪怕不收关税了，但你从美国、欧洲这么运过来，物流成本多高。对于高档车的消费，那么原本100万辆的，也许可能翻一番，翻两番，变成四五百万辆。但几千万辆规模的，还是本土的企业。 本土企业无非是开放过程中，合资企业可能变成外资独资企业，但他不会把厂关掉，把美国的产品运过来。他不会做亏本生意。在这种意义上，不用太担心外国的汽车会来冲击我们的这种问题。 这个里面，就总的来说，关税下降，会促进中国的生产力结构的提升。促进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的加强。使得我们工商企业的成本下降，有好处的。 零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方便 零壁垒，就是要讲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要讲市场的开放。如果我们签订了零壁垒，我对你没壁垒，你对我也没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方便。 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营商环境，主要是讲八个要素：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有的说同等国民待遇，这讲的是你的企业，我的企业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成了。这两个企业一样的待遇。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我们有一句行话，叫“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负面清单，不能干的我定负面清单。我负面清单之外的你都可以干。 前几年我们政府就在搞负面清单，一搞就搞了三百多条，搞得企业什么都不可以做。这次人代会，总理在报告里讲，负面清单的条目要大大的约束减少，法无禁止都可行，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对政府要有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就是说政府别多动症，什么都想做。 第三，尊重知识产权。 第四，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 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套制度。 第六，竞争中性。竞争中性就是企业产生之后的同等国民待遇。表现在招投标的时候，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提供资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同的所有制的企业，是同等国民待遇。不能有主观上、客观上的差异。 第七，就是政府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就是我允许你企业成立，但不能让你做的事很有限。 比如以前，允许外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股权比例不能超过25%。银行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50%。汽车的外资企业比例不能超过50%等等。现在可以让你70%、80%，乃至独资。这也就是开放一些领域。 第八，允许开银行了。但你这个银行有了之后，要在三十个城市或者三十个省开分行，健全发展。 另外，就是要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禁区。 这次人代会通过了《外资投资法》， 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对我们以前不怎么开放的，或者嘴上在说开放，但实际迈不开步的那些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金融、服务贸易等更近一步开放。 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就可以想象开放度是很弱的。2018年，外资金融机构资产量仅占中国的1.6%。医院也是，外资办医院，一般很难的。世界上一些好的医院，在中国建生产效力都很低。外资办学校，也是很少或者很慢，他们不是没积极性。 我们在这些领域还真不是担心人家来冲击我们。我们有太强大的壁垒和自卫意识，稀里糊涂中，形成非常大的保护体系。开放不在嘴上，而是很实质性的，把教育、医院、服务贸易，各方面内容纳入其中。但现在在数字贸易里面，有很多复杂性的壁垒。 比如说你搞了一个研究所，你让外资把研究中心搬过来，他说可以，我们的人搬过来，不可能把美国的书、资料统统搬过来，主要是靠网，如果五十个人在你这儿工作，每天都要跟美国的互联网接通，但你们这儿就要翻墙。 这翻墙我们是不做的，因为我们的人不能违法。你们中国人自己翻墙是你们的事，我们遵守法律绝不翻墙，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来中国开研究所、研究中心。 就这一个，数据通信的自由，这是FTA讨论里面数字经济的第一条。 当然就是说数字经济里，还有游戏规则。中国有很多互联网业态发展的很好，但为什么发展不到美国去？发展不到欧洲去？也发展不到日本去？ 这其实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投资问题，就是法治性的游戏规则不接轨。你到他那里，他那些事不许干，美国人的法律基本上有一个约定，互联网平台不得搞金融。 Facebook，七八千亿美元市值的平台，它没有金融；亚马逊也没有金融的；Google跟我们百度差不多的搞搜索引擎的，他也没有金融的，它就为一切金融服务，为一切企业服务，为一切市场服务，但谷歌就做它的平台，不跨界。 一跨界，这里面会乱套。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都搞金融了，是你搞金融？还是你乱搞金融？比如说我们的P2P，一搞就搞了上万个，跟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穿透到全国各地。几年一过，几百亿的坏账就爆炸了。 数字贸易谈判，是以后跟日本、美国、欧洲，以及他们之间谈判的重点。当下，在零关税背景下，壁垒会成为各国之间认真计较谈判的重要内容。如果把这些事处理好了，壁垒的问题就解决好了。 零补贴，补贴要补在刀口上 第一，零补贴可以使得国家一年本来要补贴几千亿，现在可以省掉一两千亿，财政可以节约开支，少补贴。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好处。 第二，补贴的过程，经常会出现跑步前进、灰色交易。实际上少补贴，不搞这种补贴，这一类的不正之风、灰色的现象相对就会收缩减少。 第三，少搞这种补贴，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自身更加健康。 第四，这种补贴，往往变成人多钱多干傻事。补贴盛行的地方产业结构一定过剩过烂，大家骗钱骗保。 一个电动汽车在补贴的状况下，在2014到2016年三年里面，全国搞电动汽车的法人做的规划，到2020年，这个规划加起来，是多少辆？ 2000万辆。 规划2000万辆，实际上不会做到，但他就为了骗补奠定基础。事实上，前两年大家发现，这个电动车除了骗补产生一个大量的产业以外，没有真正形成多少好的电动车。 为什么？全世界的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没解决，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是电池、能源，这个电池充一次电跑400公里，用了一年多的时候，充一次电只跑一百多公里，两百公里，到第三年，基本上充一次电只能跑一百公里不到了。而换一个电池等于半辆车的价格，买得起汽车换不起电池。 再有，电池下雨天水一进立刻短路，车就废掉了。还有电动车容易着火，一撞肯定触电。事实上全世界电动车的基础还没有奠定，美国人说美国的，欧洲人说欧洲的，特斯拉这么有名，却根本没发明任何知识产权，就是把7000个五号电池串成一个大饼装了上去。 这种事情不是说你创新，就先扑上去。扑上去创新，让实验室去创，别在市场上搞，东西出不来，害了老百姓。现在我们汽车牌照十万块一个，摇三年也不一定摇得到，摇到还出十万。电动车牌照随叫随到，买了电动车套牢了，这个车不行。 所以说要看透，不能为了骗补就乱搞。还有光伏电池，等到补贴一取消马上行业就瘫痪。 补贴要补在哪儿？补在生态环保上。补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下岗工人出现了，我补就业、补他下岗工人的生计。补在研发环节上，研发环节里国家补进去了，企业自己也出钱了，科研人员也下了很大的精力，这样产生生产力跟市场竞争中的补贴是无关的。 要把这个补贴补到刀口上。 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们国家在采取措施，中央也非常明确地积极的推进，通过贸易谈判，使得我们的国家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开放的、互利的、普惠的、包容的，而且是共享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60条里，第七章第一段专门讲过中国进FTA怎么展开、怎么推进这方面的事。国家其实想的很长远。下一轮的国际贸易谈判也好，开放过程也好，是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时候，有几点要把握好。 第一个，“三零”不等于全部归零，“三零”里比如说关税这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他有一个阶段性和趋势性。 比如日本跟欧洲的贸易谈判，日本对欧洲的货物，有86%的品种实施零关税，但还有14%的品种，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阶段性、趋势性，15年为零。 第二，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15年以后，最终一万个商品里面，可能会有9500个商品变成完全零关税，但还有500个，哪怕是100年以后，还是有5%、6%的关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你争我夺、互相较量的一种筹码，我同意你这两点，你同意我那两点，最后贸易签订了，大家遵守贸易协定。 还有，“三零”的确是要实验的。为什么三中全会的报告在讲到FTA的时候，后面讲了推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等等。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神圣任务就是对全球的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原则进行先行试验，就是要去做零壁垒里面的那8种投资环境。 试验成功了，别人去推广就有底了，国家跟国外签订“三零”原则的贸易协定就有底了，就等于可移植可推广到全国。因为FTA只要一签，就不是国家一部分的签协议，而是整个国家的。 我们现在有许多自贸区，连“三零”概念都没听到过，也没想过自贸试验区和国际上的双边自贸协定是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看各地自贸区在干什么？一个自贸区120平方公里，往往在城郊结合部，“征地动迁，集中移贫”，实际上在造新城，没有三年见不到影子的。

是朝代，还是国家——为什么会有美国？ 文：朱学勤 什么叫“划时代”?此前有“朝代”无“国家”，此后才可能有“国家”无“朝代”。 我们与美利坚合众国在同一地球上共处，已有200余年历史，其间曾有两次交集。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纲领最后六字为“建立合众政府”，昭示此后中华民国的百年追求，是想结束中国史最后一个朝代，建立新型国家。无独有偶，11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中美两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是六个字。后六字无语病，但因缺少一个“的”，易生歧义。 究竟是“新型(的)大国关系”—— “你”为大，“我”为大，以“大-大”为基，新建“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大国(的)关系”——你为“新”，我为“新”，寻立“新”基，建立“新-新关系”?我们姑从善意，取后解，但又发生第三个问题：“美帝国主义”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万恶“美”为首，现在突然承认为“新”，这一点进步来之不易，理应表扬，但也是否允许庶民一议，这美国究竟“新”在哪里，不理解美国何以为“新”，中国能否与之建立“新型关系”? 此时静下心来，读一读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新人新著《帝国的分裂》，看郑非回溯美国如何建国，或许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启迪，有所教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gIXCDu3yH7EhxFMo6Rt8DthfsG7tpafhcdrfT95WLwlyJjVO2rEFrg/0?wx_fmt=jpeg 　　 我们这些人此前盛赞“光荣革命”是经验主义而非先验主义引导英国赶超法国，赢得现代文明史开局胜利，这些没说错。但有一事难以绕过：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胜利，不列颠为何出现“帝国分裂”——北美十三州引法军回援，宣布独立建国?郑非认为，兹事体大，值得细说。经验主义当然好，但也有它的短板，一旦流俗，即成因循守旧，得过且过：1688年之后，不列颠依成例而治，渐成惰性，好施小惠，不思“大体”，这个“体”，既指“政体”，更指“国体”。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它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东摸摸西摸摸，只因战胜而增税，一不小心摸到这块“烫手山芋”，终成“帝国分裂”之大祸。 战前英国对北美管理松懈，当时北美税负极轻，各殖民地年人均税负从0.1到0.22美元不等(按，当时的人均收入约为60美元到100美元)，折算为英镑，仅为1先令，可谓轻徭薄赋。正因如此，战后向北美多征一点税，不列颠信心满满：战争本来因北美殖民者与法国人争夺土地而起，法国佬赶走了，十三州太平了，让北美多交税，其实是补交此前我们垫付的军费，谁得益谁买单，这是常理。北美这边的想法却相反：战争既已打赢，外部威胁已消除，十三州为安全需求买防务，“保护费”应随需求下降而下降，不降反增，岂有此理? 北美人抓住1215年大宪章来说事，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的问题——伦敦那边的议会有没有“权力”对我们征税?本土与海外领地各有议会，平等平行，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伦敦没有我们的议员，凭什么下令向我们加税?“无代议士不纳税”，这是大宪章赋予我们的“历史权利”!不列颠认为这是强词夺理，伦敦是帝国议会，海外领地是地方议会，就算是“一国两制”，怎么能以下抗上，冒出个双方平行的“平面逻辑”? 母与子争议，从“钱”争到“权”，争出个“世界观”问题：帝国认为这“世界是直的”，必须竖起来直着放，中央在上，领地在下，上下有序;北美认为这“世界是平的”，朝政等级应放倒，呈平面排列，建立“新型关系”。前者守一个“帝国竖立”，延续中世纪晚期“王朝”话语，后者坚持这“世界是平的”，其实是在突破“朝代竖立”，呼唤现代国家逻辑。 此前北美走私猖獗，七年战争中甚至有人向法军走私军火而牟利，在伦敦精英眼里，这就是一群赖昌星式的人物。赖昌星赖税，出于经济利益尚能理解，打着1215年大宪章旗号来争“权”，则万万不能容忍。不列颠并非专制，有议会民主，能让步，而且确实在让步：已经颁布的“印花税”收回成命，运至波士顿的东印度公司官茶，比那里的走私茶还便宜三便士。 伦敦的执政经验是经验主义，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能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遇事多撒银子就是，但不能得寸进尺，问鼎“朝廷”——“国体”。这就叫 “不生事”，或曰“不折腾”，用经验主义大家伯克的说法，“这一切的起因，或完全是我们的疏忽，但也许是事情自然运行的结果;凡事只要不管它，它往往会自成一局”。 伦敦自认精明，他们始终坚持在“钱”上争，与赖昌星们讨价还价，就是不在“权”上争。这就是历来统治者容易犯的错误，让不让“权”，也有一个“本”与“息”的关系：今天主动让，只不过是“息”——改革“政体”即可，明天被动让，则可能是“本”——动摇“国本”;拖到后天不得不让，那就是“连本带息”——从“政体”到“国体”，吭不郎当统统“让”出去了。 那时英国可称“一体两面”，1688年“光荣革命”解决了“政体”问题，“国体”尚处于中世纪帝国时序，王位世袭，有一世、二世、三世。即政体言，君权与民权已从垂直“竖立”放倒，成议会主权制约君主专权之“平面”，从它与海外领地的关系看，伦敦为“君”，海外为“民”，还是一个帝国“垂直”体。它是“民主的”，又是“帝国的”，治本土，无成文宪法;领海外，无专职机构，既不像联邦，也不像邦联，有点四不像，就这么“摸”着石子过河，“摸”到哪里算哪里。 用格林在《美国革命的宪政起源》中的话来说，“在英格兰的宪政中寻找线索，来指导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恰当关系，是徒劳无功的”，既有体制“不再适合一个扩展了的，多元化的”帝国。这样的“一体两面”，如果没有北美来捅，还可以继续“混”，继续“摸”，北美这一捅，短板与长板不接缝，“政体”与“国体”开裂，“一体两面”就混不下去。北美这边起初也懵懂，曾寄望于母国民主、君王仁厚，留在帝国母体内不交“钱”或者少交“钱”，也能过得下去，两边已经打起来，华盛顿每天晚上还在与众将领“为国王干杯”，就是这样出现的。后经潘恩、杰斐逊这帮“精英分子”援引法国观念来“启蒙”，猛一醒，有意识地向“一体两面”接缝处捅，母与子拳脚相向，闹到不堪收拾，经“八年抗战”，北美最终独立。 北美果然“自成一局”，这“一局”非同小可，承上启下，具有划时代意义。 说“承上”，它没有割断与英国精神的联系，当初喊“无代议士不纳税”，比英国还英国，可谓“光荣革命”第二局，亦可称第二次英国革命。此前不列颠解决了“政体”问题，现在轮到北美来解决“国体”问题，以1787年费城制宪为标志，可结束数千年“王政”，开启“新型国家”的“新型关系”。 说“启下”，这“第二局”延续“第一局”——延续英法争霸，扩展至世界史范围北美与俄罗斯争霸，第一局1∶0，第二局还是1∶0。那时欧洲过于吵嚷，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却未注意视野背后，还有更为危险的两条线在不声不响地扩张。一条就是这北美，独立后越过阿巴拉契亚山，由东向西，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另一条则是沙俄，方向相反，由西向东，也是从一条海岸线扩张至另一条海岸线。俄罗斯与它的精神之母法兰西也干过一仗——1812年拿破仑战争，也同样是在战场上接过它母亲的接力棒，跨上跑道第二圈。它是越过乌拉尔山，修通西伯利亚铁路，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直至看见日本海。 这两条线势能太大，一是由东向西，一是由西向东，不幸地球又是圆的，它们一定会碰头，一旦碰头，是和平相处，还是撞击出天崩地裂的火花?从梅特涅到基辛格，这师生俩把王朝权术玩得烂熟，合纵连横，连连得手，可挂多国相印，尤其是后者从中南海绕到重庆，“China政治”兼个人生意一路通吃，却看不到历史老人已经绕行到他们背后。至20世纪中叶欧洲人蓦然回首，才看见那两条线就在他们的后花园碰头，擦出一朵叫“冷战”的火花，耐心地无声慢放。“扬基佬”与哥萨克先在易北河拥抱会师，后在柏林墙对峙，冷眼相看五十年。 世人谓“冷战”，或谓“东风”“西风”，其实深植于英、法争雄二百年，即北美人开出的“第二局”，也是历史跑道上的第二圈。至1989年，贝多芬《欢乐颂》突然响起：柏林墙向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倾倒，俄罗斯扩张至十四国，比北美还多一“国”，瞬间解体，轰然倾塌。 为什么会有承上启下，为什么“第二局”会以这样的一幕告终? 从精神血脉这一头说，北美“第二局”是英国经验主义与法国先验主义之混血，占有生物学“混血优势”。 如果说英国血是A型，法国血是B型，那美利坚是二合一，它能诞生人间，意味着地球万国生态出现了一种新型血——AB型。扬基佬本性属A，独立战争能抗税，端赖大英母体赋予他们的“历史权利”——1215年大宪章。但从1775年潘恩、杰斐逊援引法国观念始，北美开始危险转型，抗税理由从“历史权利”转向“自然权利”。前者尚有经验主义A型血，后者则援引法国B型，把“先验理性”写上了他们的旗帜。 用恩格斯对法国启蒙观念的总结，所谓“先验理性”，就是要让此前的一切权威都要到“理性”而不是“历史”的“法庭”上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多么严重的转向?之所以说“严重”，实因为它是要将此前的历史归零，“权利”不是从历史继承，而是从历史的零度状态即人类刚走出、尚未完全走出丛林时，有一纸契约开始的。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诗语说，那只不过是“人猿相揖别……流遍了，郊原血”，他们说“对!是有‘人猿揖别’，但不是‘流遍郊原血’，而是订有一纸契约，此后方有文明社会;统治者单方面撕毁了这一社会契约，故而我们有权利另定契约，再建一个新型国家，‘从头越’!”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AJjGCoY1cIj77OP7fFoob6b24CxK2N6schCRghibcYjNCRjuhLia4tPA/0?wx_fmt=jpeg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 我们细审杰斐逊《独立宣言》开头那一段，什么叫“ 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真理”?那是柏拉图和卢梭式的证明方式：在人类政治社会中，也有几何学那样的“公理”，须从各种偏见、定见后退，退至不能退，直到发现那最初的“公理”，如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那就是“真理”，或称历史的“零度状态”。它不能“自我证明”，却能在人心中“豁然朗现”(当代中国新儒家语)，从这里出发，才能证明越来越多的定理、定律，由定理、定律再来证明整个几何-政治学“大道为公，正当合理”! 《独立宣言》列举的那三大权利：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生来平等而且自由，当年就是以“自然权利”取代“历史权利”，逆行上溯，一步一步以先验演绎而不是经验归纳推导出来的。 但按伯克英式经验理性来衡量，权利是从历史中长出来的，不是先验原理演绎出来的。哪有什么“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几何-政治学“公理”?那张“人猿相揖别”的“社会契约”，从尼罗河石窟到敦煌经卷，找不到一条考古依据。一个不能“自我证明”的东西反而能证明更多的东西?那不是几何-政治学，而是文学-政治学，全是巴黎文人在咖啡馆里的梦呓!但历史就不按照伯克的经验理性走，而是在杰斐逊《独立宣言》那里拐弯，高举高打，从波士顿一直打到费城。 当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开张，杰斐逊的激动身影终于淡出，他在这一不亚于《独立宣言》的关键时刻，去心爱的法国当公使去了。一个与杰斐逊水火不容的冰雪儿——汉密尔顿，在费城悄然出现。后者更多经验理性，厌恶前者文学激情，他所主持的《1787年宪法》，不仅是英国经验理性的杰作，简直可以看成是完整回归。我们可以对比《独立宣言》与《1787年宪法》，不仅在思维逻辑，甚至在行文风格上都迥然有异。这一发现如为今日“后现代话语”窥得，他们一定如获至宝，称之为“美国反对美国”! 如果要从文本(Text)溯源向上追，后人确实可从杰斐逊追到卢梭、柏拉图，但在汉密尔顿那里，只能追到亚里士多德，途中还可能看到伯克，“帝国分裂”走到费城制宪这个节点，老伯克也会击节称赞。这历史的“第二局”还真是靠幸运起步，当时如杰斐逊不走，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参加那次会议，汉密尔顿麻烦大矣!阿弥陀佛，杰斐逊这一走，才轮到汉密尔顿唱大戏。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MMQGoiaxbZ2Lu3QUOek0yXDvfZfGwlyHwyicEUKDCurOSBn9AyyQ7WbA/0?wx_fmt=jpeg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1787年宪法主要起草人 总要有人如烈火般燃烧，也要有人如冰雪般聪明，这水火相济，“二人转”才唱得下去。没有杰斐逊，北美不可能点燃独立战火，没有汉密尔顿，这把火只能把“新型国家”的可能性烧得一干二净。 历史在召唤，既有杰斐逊，又有汉密尔顿，二者合流，方形成AB新型血，不是“郊原血”。更幸运的是，这两个人的出场顺序很容易搞错——居然没搞错。“打天下”一定要A先B后：1775年人人心中有独立，人人笔下无独立，只有让杰斐逊喊那一嗓子，方能点燃独立之激情;“谈国家”则一定要B先A后：1787年历史第二次召唤，汉密尔顿应声而出，将杰斐逊点燃的这把火收敛为《1787年宪法》，即使有杰斐逊回来挑刺，大舟已成，瑕不掩瑜;再将《1787年宪法》与《第一修正案》交公民作捆绑式公投，也改变不了宪法本文的基本面，因公投辩论而形成“驴象之争”，开启民主党、共和党之政党轮替，结果反而更好。 假设二人颠倒，相互“摸”到的是对方考卷，让汉密尔顿来写《独立宣言》?那一定会写成ATM机操作说明，味同嚼蜡，独立之热血一定被银行家的冰水浇灭。让杰斐逊来起草《1787年宪法》?北美文学史会多出一首诗，建国之平台一定被搅散，我们再也看不到“新型国家”。如此A、B混血，又没有把出场顺序搞错，这扬基佬实在太幸运，以致欧洲人说是“上帝参与了美国的建国过程”，二百年羡慕嫉妒恨，至今难息。 世上如有“美国梦”，梦开始的地方，即有“驴”与“象”施施然出场，而且是按顺序出场。“驴”也好，“象”也罢，其实都是AB血，只是“驴”多露一点A，“象”多露一点B，此后各国都被这样的“梦露式话语”颠倒——冷血如斯大林者，在世亦为如此好梦吸引，号召苏维埃全国干部要把法兰西的浪漫精神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搞一搞跨世纪跨洲际的“混血工程”。可惜基因排异，终不能混血，苏维埃直至崩溃，也未能完成这一伟大的转基因工程。 从硬件—制度创新这头说，北美建立大国联邦，既解决了“国体”，也顺带解决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朝代”。 “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已成大众共识。但在200多年前，民主却是个令人起疑的东西，原因就在这“大众”二字，大国众民，民主能“饭否”?仁人哲士大多摇头。须知两千年前东地中海地貌破碎多小岛，只能搞小国寡民直接民主制：一棵大树吊一口钟，钟一响，选民直往大树奔，立定呼喊，以音量大小定然否。 我们现在到东地中海旅游，从以弗所通都大邑到斯巴达村落原址，只要有城邦故地，就会有罗马人留下的公共剧场，大小不一。可见罗马征服希腊，后者的公共精神并没有灭绝，但它也告诉我们，一个剧场能容纳多少人?近代居民动辄百万、千万，如印度、中国还进位至亿，此时能行民主否?或者换个角度问，即使如不列颠那样在英伦三岛行民主，这一“政体”是否能扩容，接受那“平面世界观”，把“国体”也搞成民主的?不列颠就栽在这里。 英国未能避免郑非所言“帝国分裂”，不是因为它没有民主“政体”，而是难有民主“国体”。它是一个“半新型国家”，是“帝国”，还是个“朝代”——以王纪年，有乔治一世、二世、三世，停留在中世纪晚期。 北美人搞成“光荣革命第二局”，破了这一难题。这“第二局”又可分两幕：第一幕是“打”，1775至1783年八年抗战，赢得北美独立;第二幕是“谈”，1787年费城制宪三个月，不动枪动嘴皮子，天天吵天天谈，谈出来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借用资中筠之名言：“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打出天下”自古皆然，屡见不鲜，“谈出国家”却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当年为美国取名US，托马斯·潘恩就有言在先：“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 什么是“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当年十三州日长夜大，地理幅员超母国10倍，连居民平均身高也超母国10厘米，孕育如此硕大新生儿，汉诺威王朝当然难产。乔治三世将其子捂在子宫里，疼痛难忍，也实在是找不到让巨婴顺产而又不造成“国家分裂”的“新型国体”。莱克星顿枪一响，新生儿呱呱坠地，难题从母国转到子国。 第一难题是十三州对英国独立，要不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王朝世系?不仅有人想，而且有人这么做，先有人劝华盛顿高走一步，遭拒;土造不成则进口，已有人说动德意志利奥波德亲王，再遭华盛顿拒，后者只愿做民选总统，而且只任两“届”而坚决换“届”。华盛顿此举不仅是对美国的贡献，更是对人类的贡献：没有这个以“届”换“代”，只要他世袭一次，传至“第二代”，“总统”也会变“国王”，那“谈出来的国家”立刻“弹”回去，转至“打天下，坐天下”，人类重归第“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4VBG6E9vorwsVubuuhgdXTl51v74HcUq7XCIWD1J10W2QQYf8b9a2Q/0?wx_fmt=jpeg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第一难题为华盛顿所破，那第二难题则让华盛顿头疼不已：1776年对英独立，十三州是否继续独立，十三州变成十三国?第二题不比第一题容易。“谈”啊“谈”，“谈”至1787年费城立宪才涉险过关。现在可以说了，那十三“州”本不应翻译为“州”，中国人将十三个“state”翻译为“州”，纯属本国惯性所然。将“state”译成“州”，是从大元帝国划分的“省”联想而来，其实是强人从己。“省”来自帝国派出机构，是个巨型“派出所”，不该拿来对译“state”。如此误译，只能说中国人的朝代观念——“垂直”思维有多顽强，总不能设想这“世界是平的”，离了“朝政”不能活。在“州”与“国”之间，老祖宗留有一词，可以供后人准确翻译：“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邦”! 那十三“邦”离“州”远，离“国”近，各有各的议会，有些“邦”独立前已有宪法，战前各“邦”与伦敦的联系也要比与相邻“邦”紧密。一旦与母国“拜拜”，让这样的十三“邦”联在一起过，势必又要建一个“桶箍”——“中央”政府。一提“中央”政府，那十三个本来平行的“邦”立刻“竖”了起来：赶走一个“中央”政府，是为了迎接另一“中央”政府?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故而费城制宪十分艰难，“谈”了三个多月，天天吵，日日吵，好几次吵到崩溃的边缘，吵得华盛顿闭目塞听，想想还是回老家算了。 他们居然“谈”成了!以今视昔，这一“谈出来的国家”大体框架是： 一、将英国留给他们的宪政传统以明确文字固定之，这就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宪法》; 二、各“邦”保留自治，留有宪法、议会，保留退出与加入联邦的权利; 三、国防、外交、铸币权上交联邦政府，其他权利保留于各“邦”; 四、除联邦税外，各“邦”自行确定地方税种; 五、为平衡联邦政府有常备军，民间保留拥有枪支的“历史权利”; 六、联邦军队无地方议会同意，不得擅入地方，干预民政; 七、各“邦”自行选举行政首长，非联邦政府任命; 八、联邦政府三权分立，三权分别对应柏拉图总结的“政体三原”：总统对应君主制，最高法院对应贵族共和制，议会及总统直选对应民主制。 九、联邦以“届”纪年，不再以某王某家以“代”纪年。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yJ9fsTFJsV0YWkRXicnGOqz82MgX8sl8DrCSlhtpyR8LoPjMe4LrWzdJibJu1w2GkKVA88y0Hicffqw/0?wx_fmt=jpeg 油画：制宪会议 后来我们看美国所犯错误，“驴”也犯，“象”也犯，要多蠢有多蠢，要多笨有多笨。但在1787年，美国人完成的这场“制度创新”——大国联邦，只能说是一个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国家”，九九归一， 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被这一群“驴”或“象”摆“平”的。 此前人类不是没有过联邦，如瑞士山区早有联邦，那是小国寡民，不在这一问题域。此前北美也有过邦联，却是“用沙子结成的绳索”(华盛顿语)，软弱无力。美国定名为United States，是地方各邦“平面”排列，再不是某朝某代“垂直”贯列。那十三个state继续存在，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其说是化合反应，不如说是物理连接，单数变复数，加一个“s”而已，成十三“国”联合体——US。 正是这一“新型国家”而不是“新朝世袭”，解决了大国众民如何导入民主，而又不被民主造成分裂、再分裂之难题。面对这项难题，汉诺威王朝解错了，后来所有的朝代帝国都解错了，从奥斯曼、奥地利到俄罗斯，只能一崩再崩，一裂再裂。只有美国人解对了题，“合众国”可大可久，不断“合”，持续“合”，“合众”至今五十“国”，却不见英国式分离——从郑非所言当年“国家分裂”，到20世纪印度分离，直至去年差一点儿苏格兰也独立。 所谓“新型大国”，这里“新”那里“新”都不重要，关键就在它是个“新国体”——US，那才是真正的“独联体”。所谓大国众民，民主“饭否”之“现代性难题”，至此方得确解，从此以后，人们才有理由放心：民主是可欲的，也是可求的，更是可能的，它在古代是个好东西，到现代还是个好东西。当年US刚问世，欧洲人普遍看不懂，只有托克维尔例外，他在新大陆旅行六个月，终于看出门道：美国民主的根不在华盛顿、纽约，而在各“邦”小城小镇，有“小民主”自治，才有“大民主”联邦，须须根根扎根于“小”，地面之上才有树大迎风。至于那个在中国称为“中央政府”的东西，只能称“联邦政府”，不可提“中央政府”，一提“中央”，美国人要跟你急! 顺便说一句，115年前同盟会翻译这个US，水准远比今人高，译为“合众国”，恰如其分，能引导后人理解“新型大国”究竟“新”在哪里。“合众国”者，合“众国”也，而不是“秦王出，四海毕”，化成一个“始皇帝”，代代传系，民众则如潘恩所言“是荒野上的牲畜，从这个人的这一代传至这个人的那一代”。 这US果然是尤物，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先是美国人自己想推而广之，此乃“美国梦”，至少是“美国梦”的对外延伸：既然北美洲能“联”，为什么五大洲不能“联”? US本来就是“小国联”，称“小联合国”也可以，不就是将state变成 nation，US变成UN?故而一战后“国联”，二战后“联合国”，都是美国人首倡，都有一个“联”字内嵌于里——United。殊不知那同文同种的state能“联”，不同文不同种的nation却不好unite，事关亨廷顿所言“文明之冲突”，UN不是US，美国人为此吃尽苦头。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数千年朝代，比他们世故得多，早就看出这出“美国梦”太萌，太直，也太憨，好糊弄。威尔逊首提“国联”，壮志未酬身先死，是被气死的;罗斯福搞成了“联合国”，没料到“请神容易送神难”，那“联合国”变成独裁者俱乐部，有一年居然闹出把美国开除出“人权委员会”的“大新闻”;纽约居民对UN很烦，多次上街游行，欲驱“联合国”而不能，至今未果。 列宁、斯大林也想学US，他们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各“州”——人家就不叫“州”，直接称“国”，各“国”在“联合国”还要有独立席位，比“美国”还“美国”。可惜有其名无其实，可大不可久，一朝崩溃，地球上多出十几个独立国，饮恨1989! 老欧洲如美人迟暮，对后起之“美”是一贯地“既羡且憎”，后来想通了，也学US，搞出一个“欧盟”。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申根协定》，各国主权分两层，可下沉者沉至地方议会，可上浮者浮至欧洲议会，能明显看出汉密尔顿之遗踪。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看，欧洲要搞“这个世界是平的”，有点吃力，但已见它废列国制钱，发统一银票，称“欧元”——欧洲的“美元”，志不在小。去年见希腊债务危机，今年见叙利亚难民冲击，祸乱不断，“欧盟”是过了难产这一关，但很有可能是不足月早产?唯有英国是英国，它还端着1775年老绅士架子，不废英镑，不签协定，看欧盟“自成一局”，仍作壁上观。 历史如此吊诡，犹如孩童手里的万花筒，稍一抖动就会出现一幅又一幅不同图案。七年战争大英驱走法国，因战胜而增税，而“帝国分裂”，法军再返，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大西洋，谁是七年战争胜利者?法军以此承担“国际主义义务”，那是早于中国的一次武装NGO(非政府组织)义举，却打得国库空虚，两年后又是因征税引发本国革命，二十年血流漂杵，似又踩中历史的循环报应，路易十六梦断黄泉，应后悔这场“抗英援美”? 即就北美内战言，独立战争是母与子第一次内战，80年后南北战争又何尝不是兄与弟第二次内战?南方持《独立宣言》要求独立，北方以国家统一起兵平叛，林肯之后背差一点就能看到乔治三世与汉密尔顿之叠影!只是到这场战争后期，林肯“易帜”，易之以“废奴主义”，才扭转被动战局。 当罗斯福在开罗、雅尔塔有意冷落丘吉尔亲近斯大林，内心有现实主义谋略，另一半也是真认为丘吉尔老牌帝国主义实在讨厌。如果让罗斯福活得足够长，看到二战后美国的民主外交迫孙立人停战，逼蒋介石行宪，此后不得不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补交更多美国士兵之“郊原血”，他又该作何感想? 及见今日奥巴马之窝囊，于乌克兰、叙利亚及中东危机步步退缩，面对普京步步紧逼却招架无力，200多年前的建国之父们是否会追悔，面对这个丛林与文明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世界，还是英国的间接管治而不是美国的直接卷入更为妥当? “世界”究竟是“平”的，还是被一战、二战唤醒，陷入更大“不平衡”——这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驴”愿干涉，“象”持孤立，这本来就内嵌于北美建国后两种外交路线之争议。随着时间推移，“驴象之争”将脱嵌至国际政治，上升为哲学、史学乃至人类学，吸入各行各业。 从杰斐逊、汉密尔顿到华盛顿，他们犯了很多错，此后的人还会犯错，但所有的错误都抵消不了这群开国者开辟的历史起点。即使这一起点在文明世界得而复失，就像2500年前雅典为马其顿所灭，随着选民越来越奥巴马化，这不是没有可能;后世人们还会不断回到波士顿、费城，凭吊这里曾经发生过第二期文明起点。当其时也，中国还处在清朝近古，“国家”与“朝代”能有什么“新型关系”? 乾隆爷建不起“新型大国关系”，情有可原，因为那是一个丛林时代，人类只能以自家的王室徽号为部落标志，才能有效辨认自家的丛林地带，美国仅仅是例外。那些人在那时从事的那场试验，一开始也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空间问题——母邦与子民是“竖立” 还是 “平放”?当他们完成那场试验，后人才发现这也是个时间问题：原来可开启“新型国家”，以结束“朝代”?前者以换“届”纪年，后者以血缘传“代”，或可称一代、二代，实是中世纪语言。 “届”还是“代”，人间究以何者纪年?兹事大矣，事关“史前”“中世纪”或“现代”、后现代”。马克思当年盛赞北美试验为“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200多年前，历史就是在“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那个逗点之间转弯。什么叫“划时代”?此前有“朝代”无“国家”，此后才可能有“国家”无“朝代”，能否建立“新型大国的关系”，而不是“新型的大国关系”，端看你能否认清这一“划时代”。 注：本文是《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一书的序，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9）文：林炎平 莫名的敌意——中国和西方的冲突 理解西方，对国人来说绝非易事。西方，那是一个综合了令国人困惑的理念和制度的集合体。国人从困惑中更是演绎出一些错综复杂的情感，向往、崇拜、恐惧、妒忌、敌意，虽然莫名其妙，但却根深蒂固，伴随他们成长和老去。在所有这些复杂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情感中，最不合理但却最普遍的是“敌意”。 其实，中国和西方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敌意的产生。尽管这些敌意莫名其妙，但却在中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在中国对西方的敌意中最严重的当属对美国的敌意，而美国却是所有国家中和中国利益冲突最小、且最没有历史纠葛的国家。 庚子赔款——中国百姓受益 实际上，敌意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创造敌意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历史纠葛，而是为了当今的现实利益。那些历史纠葛仅仅是被用来制造敌意的借口。其中，最被重笔浓墨的事件是“圆明园”和“庚子赔款”。 圆明园事件，美国没有参与；庚子事件，美国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如果说美国曾经向当时的中国（满清）索赔过的话，那些赔款也绝大部分还给了中国，而且比中国政府（满清王朝）更加恰当地花了这些钱。中国的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就是用庚子赔款办的。如果没有“庚子赔款”，那么这些钱就会成了满清穷奢极欲的皇家园林和穿肠而过的山珍海味，而不是培养人才的大学。但是，庚子赔款被反复宣传，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仇恨；而这些赔款最终返还给中国并且办了造福于国人的教育事业却不予提及，以免国人产生对西方的好感。历史就这样被刻意地扭曲了，敌意自然就产生了。 如果美国可以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那么就没有别的西方国家不能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了。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中，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受尽西方欺凌压榨的屈辱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兵祸连年，赔款割地，到了1900年（也就是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发展到了高峰。这场战争因义和团运动而起，失败的清政府次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按照该条约，中国必须向各国赔偿损失费达4亿5千万两白银之多，分39年付清。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亿5千万人，即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约合当时的0.70美元，相当于现在（2008年）的16美元或者100人民币。庚子赔款的各国分配如下：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yicSrW38KdpFslpPYn2TORu5KdgUnFbq8goyzx1xicMib2AX4iahkntJKg/0?wx_fmt=jpeg 下表是庚子赔款的美国部分退还给中国的时间和金额：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ntf6xmLQrUQbND0YTHAMrWqksjKC8OvOLMh5RCJxWK9wOEZFK4kibpA/0?wx_fmt=jpeg 亦即，庚子赔款协议中应该赔偿给美国的2400多万美元，后来美国退给了中国近2900万美元。退给中国的比赔偿得的还要多，这是由于其中有利息的计算，实际上相当于美国把这些赔款的一半以上退还给了中国。 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把“庚子赔款”描绘成“丧权辱国”，宣传到尽人皆知，激发起了无数热血青年对西方的憎恨与愤怒，我曾经就是其中一个。但说到庚子赔款的起因“义和团运动”和庚子赔款日后与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为人熟悉了。我们先按下“义和团运动”不表，先来看看清华大学和庚子赔款的关系。 美国政府用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清华大学的建立便是其中一个项目。这就是国人从来没有被中国的教科书告知的这个历史故事的另外一面，亦即被刻意掩盖的一面。 事因《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一部分有识之士建议罗斯福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这得到了总统的认可。罗斯福总统在说服国会时称：“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美国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广泛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当然，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造就一批从精神到知识上追随美国精神的中国新领袖，这无可非议，更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因这一措施受惠良多。12岁的詹天佑被选送为首批公派留美学生，他日后设计修建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即“京张铁路”，使其被尊为“中国近代工程之父”。在后来的学子中还涌现出了五四运动的急先锋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可以说，美国的资助在许多领域中造就出了一批出色的精英人才。他们是近代中国的脊梁，历史因他们而改写。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fV7S2QiaYqoicVCLhnEHZDAIo7LwJfF1SF3HAUN5vaFT1or8LJ9VpICg/0?wx_fmt=jpeg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合影 继美国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陆续放弃和退还了庚子赔款的余额，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和开办实业。 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一开始的清华大学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生，因其办学经费充足，物质基础坚实，发展非常迅速。有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个保证，当然就来自于庚子赔款的美国退还部分。 美国先后在中国开办了12所教会学校，以及慈善医院。除政府外，美国民间也给中国的文教事业以很大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便有资助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说到美国在中国的办学，就不得不提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作为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呕心沥血，带领燕京大学由一间“几乎无人理会”的学校和“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跻身为世界一流学府。 在中国，司徒雷登几乎家喻户晓，但却是作为负面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论定，其他历史事实便被人忽视了： 人们忽视了燕京大学从选址到筹集资金都得益于司徒雷登不遗余力的东奔西走，尽管他开始非常不愿意就任。为了筹集善款，“神经系统没有斗牌技能和兴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正直和清廉。在主政燕大的14年间，他为燕京大学募得数千万元的善款，全部使用规范，管理得当，没有一起用款不当的现象。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注入了宽容和不畏强权的灵魂。在燕大学生南下进行抗日示威时，司徒雷登公开支持学生：“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结。“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他率先站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列，抗议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军关押了四年之久。甚至在弥留之际，他还希望能再回中国，死前遗愿是和他的夫人一起埋骨燕园。 人们也忽视了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师生的无微不至。司徒雷登能够清楚地叫出燕大每一位师生的姓名。冰心回忆说：“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XibNtcoOj62Vu4ic6PbryahxnlwVPmFkeuolMvTPuNicpAGNb7ErGUQjA/0?wx_fmt=jpeg 司徒雷登 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大标语下，这些都被刻意地忘记了。1952年新华社发表了一则题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 — 记燕京大学“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的报道，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行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学者的调查报告是在为美国从事情报侦察，英语教学是在腐蚀中国学生的心灵。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物上，司徒雷登是美帝国主义的大特务分子。 司徒雷登是那个时代西方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一个缩影，而毛泽东对于他的评价则是中国对于西方的态度的一个代表。于是，所有西方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被描绘成掠夺，即便在中国做的善事，也都被冠以“文化侵略”。 于是，我们看到了庚子赔款对中国的侮辱，遗忘了清华学堂的建立；渲染了割让租界的屈辱，无视了上海和香港的崛起；把晚清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动荡归结于西方的洋枪洋炮，而不正视近代中国摆脱愚昧走向科学和理智的积极影响正是源于西学西风。 其实，每个民族都希望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世界，一如每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这不是过错。西方在经过“文艺复兴”复生的“人本主义”和改良的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有抱负的人都把能够在世界各地普及这些理念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想是正确的，确信其可以给世界带来光明。他们未必选择了一种普适的方式来弘扬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理想是普适的。不管西方那时的“文化侵略”有什么缺陷，西方都没有像满清那样从精神和物质上压迫中国人，更没有从肉体上屠杀中国人，而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念。我们可以质疑西方的动机，但是无法质疑其结果。诚然，即便从动机上，西方也没有什么险恶用心，从行为上，更没有制造什么惨案。 西方在中国诸多善举却乏恶可陈 西方在中国的办学，远远不限于庚子赔款的钱，也不只从庚子赔款才开始，也绝不局限于那些世人瞩目的大城市。我曾经在山西太谷住过数年，那是太行山麓的小城。也许有的人还知道，那是孔祥熙的老家，其房产当时大部分被一个师范学校占用，我家住的可能就是以前孔府佣人住的房子。我说的事情和孔祥熙关系不小，而和美国关系更大。 太谷有一个“山西农学院”，还有一个“人民医院”。我初到太谷时还是半大小子，当时听别人说“铭贤学校”和“铭贤医院”，知道前者就是“山西农学院”的前身，而后者就是“人民医院”的前身，并且据说这些都是美国人办的。我很惊奇，美国人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办学校和医院吗？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美国被描绘成恶魔、中国的头号敌人，我对此当然深信不疑。于是我就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会在中国一个偏僻的小城办学校和医院，要么是当地人胡诌乱扯，要么是美国人另有阴谋。我同学的奶奶知道这些事情，有时叹息着“人家美国人不赖。”意思就是美国人很地道，很厚道。那神态分明是为一个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抱不平，于是我就更加困惑。这样的困惑和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我开始注意这些完全不同于正统宣传的现象。我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澄清我的质疑，当时我并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但是我显然逐渐感觉到了和宣传大相径庭的真实的美国。当然这仅仅是感觉，这样的感觉还将在此后很多年中被验证和纠正，直到我后来终于搞清了来龙去脉。 历史事实是这样的，1907年，孔祥熙接受美国欧柏林大学的资助，在太谷创办了铭贤学校。当时只是所小学，孔祥熙自任校长，后来发展成为铭贤中学，铭贤学院，直到后来的山西农学院。美国人在山西太谷开办学校和医院的资金来源和庚子赔款没有关系，都是美国的民间捐款。1949年开始，中美交恶，两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都中断了，于是，美国的捐款无法抵达这些学校和医院。但是这些款项都保存在美国的基金会，分文未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在改革开放后，又如数给了山西农学院等相关机构，连本带利，分文不少。如此诚意令人唏嘘，如此胸怀令人惭愧。 但是一些人为了煽动国人对于西方的敌意，把所有历史上西方向中国的文化交流都歪曲成了“文化侵略”。其实，中国在清朝咸丰以前和西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明朝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当时有不少很有名望的传教士到中国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未知的真实世界和一个崭新的思想境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凭着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和对自己理想的执着，在中国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也许有人会质疑说他们绝不是为了中国来奉献他们自己，那么就让我们这样说好了，“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在中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东渡的鉴真非常相似，都给异国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他们和鉴真也有不同，如果说鉴真带去的更多是来世的希望，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今世的福祉。如果我们赞扬鉴真，就不得不更加赞扬他们。后来有人把这样的文化交流描绘成文化侵略，显然是一种有悖道义和逻辑的说法。如果这是文化侵略，那么唐朝的鉴真呢？唐朝的玄奘呢？按照这样的说法，鉴真就是叛逃日本去了，而玄奘则是帮助外国侵略了中国，他们都是卖国贼，因为一个把中国的文明“出卖”给了日本，而另一个用西天的文化“侵略”了中国。按照他们的逻辑，鉴真和玄奘在日本和印度也不会有好名声，前者对日本进行了“文化侵略”，后者对印度进行了“文化盗窃”。 满清从乾隆开始越来越对于西方采取不容忍的态度，这种不容忍最初不是政治的，因为西方对于满清还不构成任何政治的威胁，尽管也许有一些道义上的威胁。这种不容忍当时是文化层面上的，清朝咸丰开始才变成了物化的冲突。 于是有了鸦片战争，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有了圆明园，有了香港，有了澳门，有了五口通商。正是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西方人被描绘成了恶魔，那么我们来看看西方人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损害中国人的事情。 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即“石太线”，是法国人修的。那个时代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修建仅仅隧道就多达30个的铁路，是非常艰难的。娘子关，号称天险，由于唐朝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率领的娘子军在这里驻守而得名。河北井陉到山西阳泉这段路是全程最艰难的一段。列车在80年代以前通常只能开到时速40公里，一路上不是隧道就是桥梁。其中一条隧道长达27公里多，至今还是中国最长的隧道。我在大学年代每年数次坐火车通过这崇山峻岭间，耳边响起赞颂平阳公主的诗句“战马萧萧不下鞍，金鼓声声剑光寒。平阳公主应犹在，威名永镇娘子关。”眼前一片悲凉的山峦叠嶂，列车艰难却平稳地驶过，这一切将久远时光的唐代和遥远空间的法兰西，极具反差地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来自内心的深深的责问。 香港经过了英国人的百年统治，从一个小村子变成中国最繁华的世界著名都市，这些成就完全是在英国人统治下完成的。当然，历史上港英当局在1922年省港大罢工冲突中的“沙田惨案”负有责任，这个事件在中国大陆的说法是死了6人伤了数百人，但是比较真实的数据是死了3人伤了8人。不管死伤规模是多少，都是值得谴责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死伤数据时，是否也想到了另外一些由中国人制造的惨案？公正地说，西方在华夏的过错，远远不及国人自己对同胞的伤害。香港人对于英国的统治心知肚明，很多香港人争先恐后设法取得英国护照，就是明证。正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如果不以德治国，以“大道”治国，人们哪里会追随统治者。 澳门，和香港几乎一样。只不过统治澳门的是另外一个西方国家葡萄牙。那里同样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上海那时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有许多西方国家的租界，西方来这里发财的人不少，发不了财的人更多。在这些租界里也没有发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残害，而曾经是贫穷渔村的上海却因此成为了中国大陆最为发达的地区。那由西方人设计建设的外滩，从那时起多少年来都是，并且至今也是，上海人的骄傲。 德国曾经统治过青岛，留给中国的青岛啤酒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的遗产。今天的青岛啤酒公司的前身是日尔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青岛啤酒是中国在国内和海外最著名的啤酒品牌，占了中国啤酒出口的50%以上。 在日寇进行南京大屠杀时，是西方的一些机构用自己狭小的租界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地收留了中国平民和守卫南京失败后逃命的中国士兵，使他们免遭日寇的杀害。也是西方人用自己的勇气和途径记录和传递了关于南京惨案信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最真实的记录来自西方人，最及时向世界揭示了南京惨案的也是西方人。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最后一条供给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整个大西南中国军民面临弹尽粮绝的危险。是美国的空军运输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的航线，从美军控制的缅甸等地向中国空运物资，堪称世界航空史上空前的壮举。由于这条航线海拔很高，险峰遍布，不少高度超过了当时飞机的巡航高度，因此飞机在飞行中不得不经常爬高到超过巡航高度才可以越过这些山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美军飞行队被中国当地百姓美誉为“飞虎队”。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三年里，“驼峰航线”的美军飞行队损失了468架飞机，牺牲了1579名飞行员，以这样惨重的代价为中国空运了73万多吨的战略物资，保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物资供应。还有比此更够朋友的吗？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qnYUB0aB4CUKcickw0BiawOXiaYoagc21gmpsUcg6AJc5SCTNuCPDwtyB4GdLibhvgshsBXp5ribEE6A/0?wx_fmt=jpeg 美军飞虎队 这些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在他们所抵达的远离故乡的居住地，用他们的智慧建设了这些地区，用他们的理念改善了当地社会。诚然，他们来到这些地方的本意并非施舍当地人，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的的确是一片繁荣的土地。如果他们不被迫离开，他们将和当地的人民一起继续这样的繁荣昌盛。 不仅仅是物质的丰硕成果，而且是精神的进步文明。不管我们如何贬低香港为“文化沙漠”，香港人的整体素质远远高于大陆的国人却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普通公民的诚信和敬业的程度，香港官员的廉洁和奉公的程度，都是大陆所远远不能企及的。不管我们的偏见多么强烈，这样的事实却无法抹杀。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5） 文：林炎平 中国的“西化”——恰如西方的“希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古希腊文明。这些最先义无反顾地接受古希腊价值的民族，个个社会随之进步，而无一因此失去了自我。——作者 慈禧太后——反西化斗士 毋庸讳言，现代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历程就是“现代化”的历程，而国人耳熟能详的和国际“接轨”就是和“现代化”国家的接轨。这里的“现代化”就是以西方现代的现实为标准的。但是，与此同时，国人对“西化”却讳莫如深。 对于“西化”，国人历来有不同寻常的恐惧，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像华夏一样对外来的文化如此恐惧万分。尽管不同阶层的恐惧理由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是那份恐惧却是普遍的。 诚然，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和文明进行本能的抵触。如果说这是最初本能的行为，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理性的思考和基于理性的行为。回顾西方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并非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西方，实际上西方也经历了被外来文化所改造的历史。 “文艺复兴”的实质是欧洲的“希腊化”，“文艺复兴”使得整个欧洲都经历了本土文化被古希腊文化改造的过程。但是欧洲不仅没有恐惧，而且还热情拥抱了这次改造。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人们没有恐惧今后他们会不意大利了，也没有由于自己辉煌的古罗马历史而觉得被一个自己过去曾经征服过的民族的文化所改造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既然意大利人都不恐惧，很自然地，法国人也没有理由恐惧今后会不法国了，德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以后不德国了，英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不英国了，后来的俄罗斯人也没有怕自己不俄国了。但是到了中国就不行了。 清朝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允许由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主持进行改革和“西化”，亦即“洋务运动”。但是改革还未开始，慈禧太后就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这样，改革和西化在中国就不可能是本质上的了。现在中国的反西化“斗士”应该对慈禧太后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因为正是他们的太后勇敢地抵挡了西化的浪潮，不愧为反西化的中流砥柱。他们今天的勇气大概也一部分来自于慈禧太后，至少和他们的太后异曲同工。 在华夏，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的原则似乎根深蒂固，老祖宗的东西是如此之好，以至于绝对不能受到外来的影响，或者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不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那时的中国，距离上一个汉族王朝的灭亡已经有两百多年了，华夏已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外化”，亦即“满化”。如果没有武力的强制执行，这样的“满化”是完全不可能在华夏进行的。那时的“满化”比中国后来可能的“西化”要严重无数倍。“西化”仅仅是文化上的，而“满化”却除此以外还带有严重的侮辱性。但是，在最初的顽强抵抗后，华夏彻底屈服于武力，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满化”。 满族入主中原后，为了政权的需要，强迫汉人和其他民族进行“满化”，接着其自己也进行了“汉化”。满族统治者为了其政权的巩固，所有可以做的都做了。从大规模的屠杀，到严厉的户籍管理和残酷的连坐治罪，到文字狱，到篡改历史，甚至到接受汉文化，清朝都不遗余力去做了。满族在文化上被汉化了，汉族在文化和外表上被满化了，更加本质的是，整个华夏土地上的民族，主要是汉族，但不仅仅是汉族，在性格上被进一步地奴化了。清朝的高压统治使所有在这个政权下生活的人不得不在所有方面都服从清朝的意志和遵循清朝的规则。既“杀人”也“诛心”，这是清朝的统治手段，他们认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就是靠这两手才坐稳了江山，于是他们也必须这样做，只是他们决心做得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彻底和残酷。 在文化上，清朝的罪过不是让中国和他一起落后, 而是把中国的传统包袱几乎毫无舍弃地发扬光大下来，而且增添了他们自己的包袱。本来，他们自己没有多少历史包袱必须承担, 也没有多少文明可以发扬光大。入主中原后,在其强悍的外表下，藏着谦卑的内心。满族其实除了服饰和礼仪外什么都舍弃了，在文化上的彻底汉化对满族自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在表面上的彻底“满化”又顾全了清朝的面子。但是这“相得益彰”对华夏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不过，即便没有清朝，这个错误的本质中国未必就可以避免。中国从秦朝到明朝几无变化，因此即便是李自成，而不是清朝，成为下一个统治者，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不会比清朝更加有作为。但是，作为一个朝代，明朝对于西方的接受还是远远超过了清朝。 清朝最大的罪过是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尊严，从性格上进一步奴化了中国人。 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原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征服的方式是极其残酷的。只是由于满族成了中国的一员，不胜枚举的惨烈屠杀被认为是民族内部的问题而被淡化了，被遗忘了。 清朝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清朝对于中原的征服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对于先进的征服。由文化和物质上落后的民族对于相对先进的民族的征服只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其征服了中国和欧洲后，由于拒不接受被征服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其统治很快分崩离析。另一个是古罗马的选择，其征服了古希腊和其他广大地区，但是很明智地接受了古希腊文化。古罗马的文化其实就是古希腊的翻版，只是古罗马人没有古希腊人的特质，抄来的虽然好用，但是精神却没有继承下去。清朝的选择基本上和古罗马一样，只是没有古罗马的气度和运气，其所接受的文化没有古希腊的特质，而其自己没有古罗马的勇气。应该坦率地说，即便有接受古希腊文化的机会，清朝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毕竟，华夏文化是一种为集权服务的文化，而古希腊文化就完全不同了。以清朝当时和后来的所作所为，即便有古希腊文化其也不可能接受。古希腊文化不可能山呼万岁，也不可能制造奴才，这就是清朝绝不可能接受的理由。 康熙的汉化和彼得大帝的西化 就在清朝入主中原，开始接受汉文化也迫使汉人接受满装的时候，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当时落后的俄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俄国一开始并没有沾上太多“文艺复兴”的光，但是彼得大帝（1672－1725）使俄国出现了转机。彼得大帝的西化和康熙开始的汉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被国人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1654－1722），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是同时代人。康熙比彼得早18年出生，早3年去世。康熙7岁继位，彼得10岁继位。康熙在忙着全盘汉化和奴化，而彼得却在忙着全盘西化。这个后来被称作“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人远比后来被中国人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粗鲁，也比康熙谦卑。他学得一手好木匠活，并以此为荣，还乔装成普通随员混进他自己组织的参观团到西方取经（1697年），回来后立志把俄罗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改造成西欧的样子。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HXhEH9WE7z49yPxlsugCKycrYtIZfCcvjqzdTpjaVapnPkRcbFcCj3SGwdSpFwcumQnGpibibfcQ/0?wx_fmt=jpeg 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首先要把俄罗斯的服装全部改成西欧样式，把俄罗斯男人的大胡子统统剃掉，并且这项改革就从宫廷和大臣开始做起。如此改革必然遭到守旧的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在当时的俄罗斯，男人不留胡子就如同光着身子。但是彼得大帝的决心已下：“胡子和脑袋, 你们可以选择一样留下来，并且只能选择一样。”俄罗斯的西化就这样大刀阔斧地推进了。这令人想到在此不多年前发生在华夏的正好相反却极其相似的事件，清朝让所有的汉人削发留辫，清朝统治者所喊的口号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和彼得的几乎相同。不同的是彼得用西方的装束改造了自己的民族，而清朝用自己的装束改造了华夏民族；彼得仅仅在宫廷里从大臣开始进行了旨在表示决心的形式上的西化，为实质性的西化铺平道路。而清朝则是在民间通过极其残酷的杀戮来强迫执行旨在满足清朝统治者虚荣心和掩饰他们恐惧的“满化”。 在此前，中俄尼布楚条约已经在1689年签订。这个条约据一些国人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部平等条约。应该指出的是，这部条约是用拉丁文、俄文和满文写的，以拉丁文为准，中文根本没有出现在正式的条约上，只是后来在非正式的石头碑文上和满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一起刻了上去。后世的国人可能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一个讽刺，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出现在其上的条约居然还可以是“平等”的？一个外来的民族代替华夏签订了一个没有中国自己文字的条约，而国人却把这个条约奉为“第一部平等条约”。至于那个“第一部”的说法，也许没有异议，因为像这样的“平等条约”应该是“空前”的，以前尽管无耻过，但还没有无耻到这步田地，可惜的只是没有“绝后”。对于这些国人，就差一部仅有日文而没有中文的“平等条约”了。 “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康熙皇帝35岁，在位已经28年；而继位10年的彼得大帝才17岁，还没有亲政。这两个统治者的较量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这两个民族的冲突已经无可避免。东进的俄罗斯和西进北扩的清朝，必然导致这两个民族在地域上迎头相撞，这是在利益上的冲突，从历史的角度看无可厚非，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扩张过。而这两个民族对于她们要继承的文化的不同选择，注定了他们在此后的统治中南辕北辙，而这样的统治所留下的痕迹也会截然不同。这个痕迹可以是社会的，政治的，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和民族性格的。 彼得大刀阔斧对俄罗斯的改革并非不残酷，他为了俄罗斯更接近西方，接近海洋，他选择了波罗的海沿岸一处兴建他的新首都，这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兴建圣彼得堡极其艰辛，俄罗斯人为了彼得大帝的西化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彼得在所有这些艰辛中也身先士卒。有一次圣彼得堡未竣工的皇宫失火，在夜色和火光笼罩下的救火人群中，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手里拎着水桶，上蹿下跳和灭火者一起折腾，这就是身高两米的彼得。他至少在驱赶俄罗斯走向西化的过程中以身作则。俄罗斯在被彼得驱赶着走向西化的过程中是跛足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西化远远落后于其物质和形式上的西化。但是对比清朝的完全拒绝西化，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西化已经值得赞扬了。康熙没有这个胆量和见地，他既不敢割辫子也不敢改服饰，更不必说实质的问题，他的“雄才大略”就是要用尽一切手段驯服他版图内的人民和扩大他的版图。 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统治的稳定是第一重要的，“满化”和“汉化”都是他统治的需要。他的运气绝不比彼得差，应该说他的天时地利都胜于彼得，人和也不差。如果说他接受汉文化出于不得已，那么他实行西化的难度其实不会比他的父辈强迫汉人“满化”更大。他还有过学习西方的念头和举动，对西方的传教士还算容忍, 对西方的科学还试图理解和看重。今天来责难康熙没有西化未必公正，他没有这个远见卓识也并非不正常，只是他的俄罗斯对手彼得大帝有点太“不正常”，那实在是一个决心用外来文化改造自己民族的“狂人”。 西化的机会，康熙是有的，明末已开始了西学东渐；强制的手段，康熙也同样有，就如同强迫汉人满妆。虽然康熙不是彼得，但是他还有胆量用一个外来的文化改造他自己的民族，只是这个外来的文化是可以为他统治所用的汉文化。如果说康熙还有一点点对于西方文化的容忍，那么到了他的孙子乾隆(1711－1799)那里也就彻底没戏了。乾隆也算个盛世皇帝，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此人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不应该是盛世，而是他对他爷爷的“文字狱”暴行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升级、下江南的挥霍和歌舞升平，以及对于一些外族，比如准噶尔部落等的虐杀。在他给自己封为“十全老人”的盛名之下，是整个华夏人格的全面堕落和对于华夏周边民族的种族清洗。 在康熙的孙子乾隆潜心“文字狱”和“下江南”的同时，在俄罗斯出现了彼得大帝的外孙媳妇叶卡捷琳娜（1729－1796）开拓的俄罗斯黄金时代。这位远嫁到俄罗斯的德国公主，继承和扩展了彼得的事业，成为了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HXhEH9WE7z49yPxlsugCxJ0YHP5IDhIEtic6bBVg2AWfHdCtwFBVj3hk17icopWetaB5OBWACqMw/0?wx_fmt=jpeg 叶卡捷琳娜二世 而乾隆的目标就越来越不对了，他越来越守旧，越来越不容忍不同的见解。他的唯一政绩也许就是“文字狱”了，乾隆发扬光大的“文字狱”可算是空前，只是没有绝后。乾隆比叶卡捷琳娜早18年出生却晚3年去世，他的长寿使得华夏的灾难更加深重。 在叶卡捷琳娜辞世的时候，由彼得大帝倡导的西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西化使得俄罗斯已经不是那个彼得大帝尚未亲政时签署《尼布楚条约》的那个俄罗斯了。因此，被中国称作“不平等”的但是被俄方称作“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等就注定要在半个世纪以后签订了。 “康雍乾盛世”——普世价值的灾难 在华夏的历史和今天，“康雍乾盛世”之说不绝于耳，但是这个“盛世”却是华夏在自我封闭的道路上越走越没有出路的时期。本来那个时代还是很有可能进行各种改革的，包括政治改革。但是清朝的那几个“盛世”统治者的食古不化和妄自尊大彻底葬送了改革的机会。 但是，说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是完全不公正的。满族入主中原像是一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倒插门女婿”。中原其实根本就不要它，但是它用武力迫使中原接受了它作为“倒插门女婿”。那些北方的土地本来就不是那时的“娘家”的，而是这个“倒插门女婿”的，只是顺便带来做了“嫁妆”。“娘家”（中原或者中国）的人后来就把这“嫁妆”当作了自己的财产。正因如此，如果说清朝割让了国土的话，那么也是它自己的“嫁妆”，本来和中原毫无关系的嫁妆。而且它割让出去的“嫁妆”比起带进来又留下来的“嫁妆”要少很多。中国的国土在清朝手里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任何指责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乾隆死时距离日本的明治维新（1867－1868）还有几十年。本来中国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进行改革的，但清朝的守旧使得类似的改革一直要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在清朝的危机更加深重后才勉强开始进行。这样勉为其难的改革，也由于慈禧太后的几个不能变而注定夭折。 清朝改革的失败不仅仅是清朝统治者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清朝的后期，不少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居然如此地认同清朝，以致国学大师王国维拖着大辫子穿着满服投湖自尽以表示效忠清朝和拒绝变革。“砍头倒是不可怕，怕的是割辫。”国学大师如是说。不得不令人叹惜，是什么样的奴化可以如此深刻和无可救药？但是这位王国维仍然值得敬重，不是由于他对于清朝的痴情，而是由于他至少还有忠心耿耿的对象和视死如归的胆量，当然也由于他的学识造诣。 相比之下，今天的一些国人，他们什么都不怕，没有任何信仰，有的只是对于权势的恐惧和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王国维远比他们正直和高尚很多。 民间当时普遍存在的对于清朝统治和其价值观念的认可，使得一些精英的改革诉求既没有精神底气也没有社会基础。改革被普通民众看作与己无关，被朝廷显贵看作危害自己，又被不少知识精英怀疑，这样的改革，自然难以成功。朝廷无疑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知识精英并不具备足够的动力，而无知和麻木不仁的百姓则是朝廷最后屠杀改革的勇气。 华夏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些假公济私的高官，贪得无厌的巨富，逆来顺受的赤贫，各扫门前雪的小康，绝无可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正如我曾经阐述的，华夏不乏顺民、良民、刁民和暴民，而唯独缺少公民。不想改革的岂止是慈禧太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很大一部分知识精英都不同情改革。这样的改革哪里有成功的希望？那些为了慈禧太后和“大清江山”而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和那个为了不面对改革愤而投水自尽的国学大师不正说明了整个民族被奴化的广度和深度吗？不正是改革夭亡的最好注解吗？ 对汉族来说，接受满族作为统治者和接受西方作为统治者在民族自尊上本来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外族的统治。当然，后者比前者温和与开明得多，至少后者从未制造过任何类似“扬州十日”或者“嘉定三屠”的惨案。和满族对于中原的入侵和统治相比，西方的作为相对文明得多。但是，在清朝末年，在内外危机中，清朝统治者试图让国人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利益，而西方则是来损害中国利益的，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恐惧和仇恨。慈禧对于义和团的纵容和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清朝以前的中原来说，满族只是另外一个蒙古，是另外一个国家。满族在入关以前和华夏的关系就如同当时的日本和华夏的关系一样。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加疏远，无论从文字，语言，宗教和习俗来说，日本对于中国比满族对于中国更接近。 从明朝开始，中国和多个外民族的交流频繁了起来，这包括了满族、蒙古、西域国家、日本、西方。其中比较密切的是和满族和日本。北面日益强大的满族令明朝惶恐不安，东边的日本更多被注目的是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西方的影响更加遥远一些，但是驻扎台湾的荷兰人和进入大陆的传教士们已经让明朝不容忽视了。对于当时的中原来说，这些都是外来的民族和文化，都被夜郎自大的中原所看不起。 西学东渐——中国拒绝，日本欢迎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不同于满族和日本，他们进入中国进行文化活动和鉴真东渡日本是一样的性质。这样的活动并不会使中国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就如同鉴真的东渡并不会使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鉴真东渡仅是为了把他的理想和信念带给日本，这很正常，所有的宗教都赋予人使命感，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也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和使命感。 从很多历史记载来看，当时这些从西方进入明朝的传教士是真正以文化为目的的人士。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当时中国根本不知道的西方文明和文化。就像中国的僧侣以普渡众生为目的一样，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也以普传基督教福音为己任。而且，他们带来的还不仅仅是宗教，还有文艺复兴以后的价值观念和科学。明朝还是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万历年间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直至清朝雍正年间1732年时被禁。其中来华最著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宗教观念。 明朝并不准备接受以上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把倭寇赶出了东南沿海，把满族堵在山海关之外，对西学不置可否。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历史就简单多了。但是，明朝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其中一种它最不看好的外来文化给灭了，这就是满族。华夏于是被迫接受了满族的意志和安排。 但是，从咸丰开始，清朝就必须选择，到底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当时明朝未来得及做的选择，放在了清朝面前。此时，同样面临“西化”选择的还有日本。如果说俄国在“西化”的问题上和清朝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其在地理上、历史上和宗教上和西方有着比较近的血统和渊源，那么西方对于日本和华夏这两个民族来说都同样遥远，甚至，对日本更加遥远。从地理上，日本不仅距离西方更远，而且还隔着一个海洋；从历史上，日本和西方的交流更少；从宗教上，西方的传教士要先到中国，才能抵达日本。在这样基本相同的甚至是对中国更加有利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在19世纪前后对于“西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十分发人深省。 日本的历史其实经过了汉化和西化的两个过程。日本首先进行的是汉化，那是从中国的唐朝时期开始的。从语言上，日本借鉴了汉字；从建筑上，日本几乎照抄了唐朝的风格；从宗教上，日本直接引进了已经经过汉化的佛教。 日本原来仅有语言而没有统一的文字。汉字的传入使得日本很自然地采用了汉字并且和他们自己的假名系统结合。所以日文中有很多汉字，而且几乎所有汉字都有“音读”和“训读”两种不同的发音。比如日本东京有一个“浅草寺”。作为地名的“浅草”，读音是“阿萨苦撒”（asakusa），这就是“浅草”的“训读”，而作为寺院的“浅草寺”，就读做“桑扫极”（sansaoji），这就是“浅草寺”的“音读”。训读产生于汉字传入之前，而音读产生于之后。 日本人对于中国唐代文化非常崇敬，日本许多寺庙都具有唐朝的风采。很多在中国现在已经绝迹的唐代建筑形式在日本还可以看到。然而，进入近代后的日本转而向更加先进的西方学习。日文也充分显示了这点，日文中有许多外来语，而且几乎与日俱增。很多日本上了年纪的人现在抱怨他们都不认识日文了，太多的西方词汇在日文中用片假名按照发音直接拼写出来就算完事，这样的“日文”，由于片假名的发音局限，如此拼读并不标准，因此对日本人学习西方语言的帮助不大，而造成那些不懂西方语言的日本人的阅读困难倒不小。但是，日本人这样的直截了当的学习精神却令人叹服。 中国则不然。在中国直接拼读的西方词汇很少，只有过去的上海比较多一些，比如“水门汀”（Cement），“贝铃”（Bearing），其不仅局限于个别地区，也成了过去，今天它们被翻译成“水泥”和“轴承”。中国通常会把外来语经过意译后成为中文，至少看起来是中文。中文翻译得非常传神的既“音译”又“意译”的有“基因”（Gene）、“幽默”（Humour）、“引擎”（Engine）。而更多的外来语是用完全和发音没有关系的意译完成的，比如“电视（Television）”，“晶体管（Transistor）”等等。然而，它们在日文中却是按照英语发音用片假名直接拼读的。 “Laser”的翻译可以很好地解释了不同的文化如何不同地对待外来的影响。在日本，这个词汇连想都不想就用片假名标出发音就完事。在中国大陆，Laser被翻译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达意的翻译，因为Laser是英文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缩写，意思就是“受激发射的光”。于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术语被改造成了几乎不带任何外来特征的中文词。而在受日本影响相当深的台湾，则被很巧妙地翻译成“雷射”，兼顾了发音和意思，当然也残留了一些外来语的痕迹。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承认“Laser”为外来的术语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非把“Laser”改造成没有外来特点的“激光”不算完事；而理念上介于之间的中国台湾人，采取了折衷。 这些文化上和心理上的细节也说明了当时为什么日本在面对西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华夏完全不同。日本对于“西化”的热情和向往，于他们“明治维新”的实践和此后的“脱亚入欧”的决心中昭然若揭。日本对于欧洲的向往是他们对于一种新文化的憧憬，其中有多少理性和审慎我难以界定，但是其热情不容否认。日本民族是现实的，其有着和华夏几乎相同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根源，在选择外来文化的影响时，标准也是实用的。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比华夏文化更加富有活力的文化时，很快就决定“西化”和“脱亚入欧”了。在这“忘恩负义”和“义无反顾”之间，日本民族对于现实和进步的勇气却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当然，日本“明治维新”尽管已经开始触及到“西化”的精神和本质，但更多是在物质和形式上。尽管在制度的形式上已经进行了“西化”，比如“君主立宪”，但是实际上和西方的理念和制度还有着天壤之别。日本真正的“脱亚入欧”是在二战后美国人的“大棒”和“胡萝卜”下才取得真正的进展。此后的日本，虽然距离真正的“西化”仍然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比起其他的亚洲国家，说它“脱亚入欧”了也绝不为过。 “明治维新”是日本西化的开始，“脱亚入欧”是日本民族的强烈向往，但是即便这样的西化，也并没有使得日本不再日本。这证明，担心“西化”会丢失民族特点的想法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当然这仅仅是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如此，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在“明治维新”中天皇的权力一部分给了议会，如果这是可以被清朝容忍的，那么清朝可以进行改革。但是清朝却做不到这点。

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文：许锡良 记得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无论就男性或女性来说，我认为实际上只能划分为两类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其所以有这种区别，差不多完全要归因于教育。”人有许多划分的方法，这里将人分为有思想的与无思想的，实在是抓住了人之为人的要害。只是有没有思想是不是完全归因于教育，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但是，无论如何，教育肯定是影响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有思想的人呢？通俗地说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脑子。”有脑子的说法是比较形象的，其实就是说，一个人面对人生、社会与世界有自己独到而系统的看法。其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支持系统严密而强大。因此，有思想的人，内心一般都比较强大。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支持系统，就不容易轻易改变。但是，这不会是先天自然就有的，而是要伴随漫长的人生阅历，同时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要归因于教育。 好的教育，让人学会独立思考，从而变得有思想；坏的教育，给人洗脑，从而变得没有思想，只会一个传声筒，或者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让人学会独立思考的教育，不会将答案直接告诉学生，而是提供材料，提供不同的思想观点，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选择。弄到最后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答案，只要你能够说出自己的理由，只要你遵循逻辑与事实的原则，那么怎样看都是可以的。 有思想的人，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那个独特而有灵性的生命。你的感受就是出自你的脑袋与你的独特感受，怎么可能让别人轻易代替？ 人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其实很渺小、很脆弱。但是，如果你有了思想，你就会很坚强，很强大，而且会充满自信。不再会在乎外在的力量给你贴了多少标签。只要你内心里认定了的，即使千万人，也会发出“吾往矣”的气概。 因此，一个有思想的人，其实也就是已经觉醒的人。佛教里称为已经觉悟的人。觉悟，就是要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来自哪里，现在如何，将要去哪里。康德在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过人类理性的三个永久性问题（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612页。），他认为这是我们理性兴趣集中所在。这三个问题就是： 1、我能够知道什么？ 2、我应当做什么？ 3、我可以希望什么？ 人一生中，其实也一直在这三个问题中挣扎。一个人活得明白还是糊涂，就要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审察，然后作出自己的回答。康德说，第一个问题是单纯思辨的。第二个问题是单纯实践的。第三个问题，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 一个有思想的人，一定是喜欢与有思想的人打交道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牛顿所说的那样：与柏拉图为伍，与亚里斯多德为伍，更要与真理为伍。这也成为后来哈佛大学的校训。 人活着只是一张臭皮囊，如果除却了思想灵魂，其实什么也不剩下。因此，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就是他们蕴藏在躯体里的思想灵魂。因此真正的朋友，也就是心灵伴侣。 一个人有学问不同于有思想。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有思想，但是，有思想的人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因为思想必定要借助学问所寄寓与附着。否则，就成为无根之木，无苗之本。 学问家常常要求朝一个方向打一口井，并且要求要打出水来。但是，思想家不是这样的。思想家常常是能够对人类的历史开出长河的人。但是，人类的悲剧常常就在于，人们喜欢用打一口井的标准来要求开一条长河的人。他的见识总是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因此，脱离庸众，为庸众所排斥，就在所难免。 因此，人类，自古以来，有思想的人的世俗生活并不是很完美。愤怒出诗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曲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思想常常是专制的死敌。在自由开放的社会，有思想的人，常常是幸福的。在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开放国家，有思想的人常常有很大的声誉，受到社会的尊重，常常长寿，且无疾而终。 有思想的人，是天赋与教育的共同产物。人们在无限复杂多样的世界里,当然可以自由选择。这里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是做一个不满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一头满足的猪更为幸福？有思想的人自然而然会得出他自己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比一般动物多了一层思维的乐趣，发现与创造，有思想的人总是乐此不疲。

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 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 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留下了世代传颂的名言： “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欠了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情。” 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列颠空战是在英国上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如果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则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去解放台湾，而英国根本抵挡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线生机，就系在一小撮空军儿郎身上。这种先例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我看俄罗斯文化也就是这么回事，从未见过哪个别的文盲国家靠一小撮贵族创造出一种如此精致绝伦的文化来，以致它掩盖了无边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错觉，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是个文明国家，却不知道真实俄国其实有两个：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而一般人只看见了橱窗里的那个。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穷兵黩武、扩张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同时也是典型的一穷二白的泥足巨人，无论是政治、经济、工业、科技、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极度落后。它是一个为肤浅西化包装起来的原始农业国，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充分发展的机会。绝大部分俄国人民是文盲农民，实行的是一种无比原始古老落后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俄罗斯文化完全是从西方断断续续引进的，基本属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贵族。俄罗斯的文化巨人诸如格林卡、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从小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他们的作品与俄国平民实在没什么相干，并不为文盲大众理解和欣赏，这是连列宁都承认的。这和中国都还是两回事，中国的文化基本还是平民而非贵族创造的。 这种本质上是舶来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达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但在时间、空间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度不均，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移植文化，虽然受到原始野蛮的草根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但并不曾深入宿主庞大的躯体深处。在时间维度上，俄国文化精品都是十九世纪创作出来的，此前是一片蛮荒，俄国人的“古典作品”其实是近代作品。在空间维度上，革命前的俄国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几个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则是一片荒野。即使是在那几个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与广大百姓毫不相干。真实的俄罗斯人的生活，还是《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上描写的那些野兽风情，其中公公强奸儿媳成了生活常规。 这种奇特的文化风景，很像后来搞的“橱窗文化”，亦即只开放北京、上海等地供好奇的外宾窥视，让他们看到与内地大众毫不相干的幸福生活。虽然沙皇并未有意这么做，然而为大众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橱窗文化。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作了浅表西化镀金的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农业国。人们常常只看到表面上那熠熠生辉的欧洲文化金层，却没看见那薄薄的金层遮盖的原始落后野蛮的胚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橱窗里的摆设实在太精美。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在极短的时段和极有限的空间中，俄国的大师们却创造出了一系列不逊于欧洲任何一个大师的杰作。中国读者为之神迷心醉之余，常常误以为俄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这说来也不足为奇。就连西方左派（liberals）都还以为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幸福生活代表了全国农民，何况是没到过俄国的中国读者们？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若真是熟悉俄罗斯文化，光看看俄国大画家列宾笔下描绘的俄罗斯风情，便不难看出那国家是何等贫穷、落后与野蛮： 列宾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列宾画作：库尔斯克省的复活节游行 列宾画作：查巴罗伊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写回信 张国焘一九二二年去俄国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褴褛、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讪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 他还是只在相对发达的铁路沿线上观察，俄国人的野蛮习性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能深入俄国内地农村去考察，只怕更要大吃一惊。 实际上，熔铸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与其说是橱窗俄国里的精美摆设，莫如说是农村俄国那独一无二的草根文化——圣愚文化。 所谓“圣愚”，俄文为“юродивый”，英文维基百科翻译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中文意为“为基督而犯傻”；美国学者汤普逊（Ewa M. Thompson）译为“Holy fool”，意为“神圣的傻子”。据学者考证，它产生于十一世纪基辅罗斯时代，盛行于十六—十七世纪。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它来源于东方的萨满教，但俄国和西方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则认为它来源于拜占庭的愚人传统，随东正教的传入而产生。 论行为怪诞反常，圣愚们有点像中国晋朝的“竹林七贤”，但与后者不同的，一是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二是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圣愚们多是文盲，衣衫褴褛肮脏，到处流浪，喜欢在教堂、集市等人多之处发疯发癫，狂呼乱叫，胡言乱语，发出预言，甚至咒骂行人或看客。这些怪物却普遍受到社会尊崇，既被视为基督教的先知加苦修士，又被视为神巫，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未卜先知，预言未来，并为人禳灾治病。 这种现象在落后愚昧社会中并不鲜见，罕见的是，这种隐形的草根文化竟然深深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反映在俄罗斯文学、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里，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甚至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近年来，俄罗斯独特的圣愚文化以及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心态的影响，日益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圣愚的行为包括了五组“二律背反”概念：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 。这意思是说，圣愚大智若愚；外表污秽，内心纯洁，即使是行为不检，酗酒纵欲，仍然可以被人视为圣洁；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的传统，却又居于体制外，到处流浪，因而无根；他们既谦卑温顺，却又对其讨厌的人强横粗鲁；人们对圣愚既崇敬又嘲讽。 而这恰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观察到：“在俄罗斯民众的身上可以发现诸多矛盾的特性：专制理念、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恣意妄为；残酷、暴力倾向，和善良、人性、温和； 信奉礼仪，和寻求真理； 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我吹嘘，和普济主义、全人类理念；末世—弥赛亚宗教观，和表面的虔诚；对上帝的寻求，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和放肆；奴性和反抗。” 类似地，俄国作家什缅廖夫观察到，俄国人理解的“慷慨”可以是喜欢走极端的意思。这种喜欢走极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倾向、完美主义、缺乏克制的倾向被传统归结为俄国人最突出的特点，并常被人们提起。两位俄国学者研究成语表达时注意到，俄语有一种所谓“离心排斥”现象，而走极端或是缺乏克制是唯一能把表面上完全不能调和的品格统一在一起的东西。 因此，多位作者都注意到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圣愚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神秘主义、无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苦难的独特态度等，都与圣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从俄罗斯大师们创造的多个文学角色中证认了圣愚的形象，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白痴》的主角梅什金公爵。 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然而窃以为，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一言以蔽之，它在俄国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中发展出一种“马蹄铁现象”，亦即把道德的两极奇特地扭曲在一起，使得俄国知识份子们倾向于把文明世界认为是邪恶的行为神圣化，使之化为宗教式美德，变成他们个人的崇高的良心追求。这种奇特的道德观良心观再与俄国文化中固有的普济主义与全人类理念结合起来，便不难发展为后来的“共产主义道德观”。 以此透视俄罗斯文学，则不难明白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性格之间的“二律背反”，亦即知识份子极度敏锐的良心与令人瞠目结舌的全民残暴之间的强烈反差。一位网人曾引用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上对俄罗斯民族的批判，认为俄罗斯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说明这样的民族已经开始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他这话说出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的民族，还会堕为世界上最邪恶的民族，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呢？ 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无比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尤以托尔斯泰为然。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他曾称卢梭为“十八世纪欧洲的良心”）。他创作的主人公列文与聂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时时在内心无情地剖析自己，并把内心深处的每个骯脏念头公诸于世，似乎有一种内心的煎熬逼迫他们这么做。列文曾在婚后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吉蒂，后者读后无比震惊与困惑。她满面泪痕地把日记交还给列文，说她不需要知道这些，请他不要再用这种事困扰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尔斯泰甚至在亲人去世的时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种时刻，仍然怕在别人眼中显得不够沉痛，因此就连他的悲伤也有虚伪的成份！ 这种内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种心理分析。陀氏的书似乎可以视为心理分析的病例记录，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白痴》等巨著中那难以穿透的凄凉、绝望、阴郁与沉重，读者不难感受到他那为苦难磨锐了的良心与无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对一个健康的社会与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学似乎可以称为“良心文学”，其共同特点是作家们对俄罗斯苦难的感同身受的敏锐，对建立一种更干净、更纯洁、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道德原则的执着，对功利的鄙弃，以及理想主义的近乎偏执的反复表现。大师们风格不同，描写对象各异，然而都有着一种得到群体救赎的共同的执着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浓烈气息。事实上，《白痴》的主角梅什金身上就颇有些耶稣基督的气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对革命的朦胧企盼。作为一个整体，俄国文学家们表达的不光是现实的丑恶，更集体诉说了对一种乌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绝对纯净的，与世俗功利彻底绝缘。 这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也是俄罗斯文学有别于十九世纪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他巨著的明显特征。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大师们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种独特的俄国“良心气息”。看一眼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也暴露社会的丑恶，然而却不曾向俄国大师们那样整个灵魂都卷了进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满荆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将那斑斑血迹洒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泪凝成的。 我想，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说的“走向反面”，或道家的“物极必反”。良心太过敏锐，道德感太发达，对集体救赎的理想太执着，太鄙视功利与理性，就难免堕落为宗教狂热分子，把理想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心甘情愿的，到最后便难免出现布尔什维克那种反文明怪物，为了一个无比崇高的理想，什么道德代价人命代价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付出。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上描绘了一个纯洁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来他为了砥砺自己的革命气节，特地制作了一个钉床，然而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躺在那些尖锐锋利的钉尖上。 这种自虐似乎很极端，然而我相信那是当时的革命家们普遍追求的理想行为规范。它令人想起那些在冰天雪地衣不蔽体甚至赤身裸体的圣愚先驱们，同时更含有新时代的救赎意义。那就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个人什么牺牲都可以做出，什么苦难都可以忍受，与那个伟大的理想比起来，革命者个人的安危福祉一钱不值，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集体救赎而牺牲。既然连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这结果便是把某种理想抬到无限的高度，将个体的位置彻底挤了出去。革命本来是为了结束人民大众的苦难，然而到后来受苦受难本身竟然变成了革命家们追求的目标，成了全民完成道德净化的必需洗礼，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引用的俄国谚语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干净了。”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性决策，而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圣战，革命引来的苦难则是人民大众集体肉身成佛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俄罗斯文学大师们流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之内的，他们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种理想的集体生活方式。阅读那些名著，您只会感到深重的良心压力，驱使您投入改变那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们可能会促使您养成内省习惯，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然而却不会促进你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让你感受到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需求。19世纪是俄国文化的辉煌顶峰，然而它并不是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甚至也不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肯定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humanism）启蒙无关。 这就是为何许多俄罗斯文学家都有革命倾向：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极端。他们的革命思想由腐恶的现实催生，由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哺育，因对群体解放的渴望与呼唤，而使得革命理想变得格外崇高而富有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俄国的激进知识份子完成了其圣愚祖宗们的历史使命，把马蹄铁的两端扭在了一起，最终使得邪恶“升华”为“超级良心”，哺育出了特卡乔夫（Пе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ев，1844-1886）与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祖师爷。特卡乔夫公然提出，在革命成功后，必须强迫人民进入社会主义。为了俄国光明的未来，必须无情消灭大多数俄国人民，因为他们太愚昧 。而涅恰耶夫则在所著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中，为革命乱党要建立的那个新世界以及他们塑造的新人类，描出了惊人准确的蓝图： “在内心深处，他（指革命者，下同）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与公民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财产、社会常规和伦理规则彻底决裂。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不妥协的死敌。如果他继续活在其中，那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摧毁它。” “他蔑视公众舆论，他鄙视并憎恨现存社会道德的一切表现。对他来说，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胜利的都是不道德和罪恶的。” “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必须暴虐。一切温柔的、使人弱化的情感，诸如亲情、爱情、友情、感激之心乃至幽默感，都必须压制下去，让位给冷静的、专一的革命激情。对他来说，世上只有一种快乐、一种安慰、一种报酬、一种满足——革命成功。日日夜夜，他只能有一种想法、一个目标——无情地毁灭。他必须冷血地、不知疲倦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必须准备毁灭自己，准备亲手毁灭拦在革命之路上的一切东西。” “本协会唯一的目标，便是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获得幸福。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毁灭一切的人民起义，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与幸福，因此，本协会将动用它的一切资源和能量去加剧和恶化人民遭受的苦难，直至他们最终再也无法容忍而普遍起来革命。” 这是不是良心的极致？是不是道德的顶峰？为了全民解放的神圣理想，革命者不惜毁灭一切为文明世界公认的规则，毁灭一切美好的人类情感，甚至毁灭自己，天底下难道还能有比这更惨痛的牺牲，还能有比这牺牲换来的世界更美好的天国，还能有比愿意付出这惨痛牺牲的更纯洁更崇高的志士？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这些说教，都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美学吸引力是不可抵抗的，犹如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必然要在肤浅的理想主义者们之中唤起崇敬一般。 我想，就是这种近乎疯狂的美学魅力，迷住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党。也是这种崇高到没有任何“天花板”封顶的理想，驱使着民意党人及其后继的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祖师爷。 据说，涅恰耶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群魔》主人公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位主人公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据我穿凿，陀氏似乎是通过这部巨著告诉读者，涅恰耶夫这类人物是俄国猪圈里必然出现的人物（陀氏直接使用了“猪”这个词），他们只会带来俄国的毁灭，但在毁灭之后，俄国又将得到再生。因此，他那本颇有争议的杰作，其实是惊人准确的宗教式预言。只是陀氏没有说出，这种人物之所以出现，还是俄罗斯知识份子执着地追求内心完美与品行高尚使然，而他们的疯狂说教之所以能风行一时，靠的还是猪圈里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了集体的彻底解放，任何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被牺牲；为了至高无上的目的，无论使出什么手段都是高尚的。 在这点上，俄国与古代中国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类似。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以表露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著称，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系列杰作。而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符合圣贤们提出的道德原则的理想社会，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千年努力目标。传统中国人虽然没有集体救赎的宗教观念，但渴望“世界大同”却是读书人的千载梦想。哪怕是在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之后，国人仍然没有放弃这古老梦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什么思想流派都有，然而大多数识字分子情有独锺的还是西洋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几乎没有人鼓吹过自由资本主义。与俄国相似的另一点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文学家们都或多或少鼓吹革命，知识界的总体倾向严重偏左。之所以出现这种平行现象，我想还是文化原因。两国的文化里缺乏的，都是由《独立宣言》界定的个体权利观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俄国文化里的基督教成份与其特有的圣愚文化使得良心家们更真诚，更狂热，更执着，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从这个背景来透视，不难看出俄国人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呓情有独钟，对“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所有当道者都蜕化为“犬儒”之后，“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是执政者不敢随便抛弃的基本教义，而那并不完全是为了在全球称霸，确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成份在内。在本质上，国际共运是一种脱胎于基督教的国际宗教运动。它之所以在俄国首先勃兴，恰是因为它迎合了俄国人民对弥赛亚带来的集体救赎的渴望。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个人对俄国文化乃至俄国知识份子的一点穿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还真想不明白为何一个知识份子良心超发达的民族会堕落为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邪恶民族。 圣愚文化又一个影响，在我看来，是培育出了民粹主义思潮。俄国知识份子将民众对圣愚们的愚蠢、痴狂、骯脏、穷困的崇拜，广延发展为对人民大众的崇拜，将劳动人民的愚昧、贫穷、卑贱、苦难等不幸遭遇予以美化、浪漫化、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将这些社会弊病造成的恶果翻转为宗教式的智慧、美德与真正的力量所在并加以景仰崇拜，从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涅克拉索夫在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生动地表述了这种天真可笑的浪漫情怀： 在奴役中生存着 自由的心 黄金，黄金， 那就是人民的心！ 人民的力量 伟大的力量 良心安宁 真理永存！ 这罗曼蒂克的幻想离真实有多远，凡是接受过工农再教育的知青都能告诉你。如同圣愚不可能真正具有智慧、圣洁与神力一般，工农大众也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智慧、圣洁与神力。美德与才能并不天然地与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成反比，而人民的力量若是被煽动家们大规模释放出来，那多半只会是一种毁灭而非建设的能量。若要想通过权力操控把那巨大的能量用于建设，则那将需要一个万能的强大政府，伴随着人民自由的彻底丧失与巨大的人命代价和资源浪费，而这就是俄罗斯后来发生的事。 然而就是在这种浪漫幻想的感召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知识界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目睹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一系列副反应，生怕富农在俄国农村出现，最终让西方罪恶的资本主义毒化并颠覆俄国农村古老而美好的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坚信“真理存在于人民的意志中”，许多知青们自愿放弃学业，到农村去开办模范农场，为农民作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村社的学习样板，鼓励他们起来推动社会变革。 当他们的乌托邦实验破产后，他们又改为煽动农民起来造反。然而农民却以猜疑与敌意迎接他们的启蒙者与解放者，把他们交给警察去接受公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动摇民意党人的“拜人民教”的狂热信仰，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农民的诚实与正直的尊重与敬慕。“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并未使俄国知青们睁开眼睛，却让他们沦为恐怖分子，最终暗杀了真正给俄国带来社会进步的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 不难想象，将城市无产阶级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俄国知识份子们是怎样地一拍即合，最终使得这种孩童式的幼稚情怀蜕变为反文明的价值观。即使是今天，许多中国知识份子还难以摆脱这种外来的现代圣愚文化的流毒，仍然笃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拜人民教”的基本教义。 俄国人的另一个问题为文化后进国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进攻型的民族自卑心理。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熔铸了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永恒冲突——深刻的自卑与狂妄自大。一方面，俄国人对自家的落后与野蛮心知肚明，对先进的欧洲文化极为艳羡，巴不得自己也跻身欧洲文化圈，成为文明俱乐部的一员；另一方面，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人便以罗马帝国的正宗传人自居，具有一种荒诞的特殊使命感，将自己定位于人类解放者。在某种程度上，俄国的地理位置，使得俄国人颇像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们，既对邻近的“乡巴佬”的鄙视厌憎远远超过真正的“城里人”，普遍具有白人种族优越心态，又对“城里的文明人”充满羡慕、嫉恨与自卑，为此努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发掘出证明自家优越性的一切线索。 不难看出，列宁主义派给俄罗斯的“全人类的拯救者与解放者”的特殊角色，对这种深为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所苦的民族当具有何等强大的感召力，而他们实行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天堂”，又是怎样地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当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领袖傲然宣称：“我们要埋葬你们”时，他同时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说出了潜台词：“我们要解放你们。”这些豪言壮语，与他访美归来后对毛泽东兴奋地称赞“美国真富”时溢于言表的由衷羡慕 ，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心声。 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政客们势必分为两派：主张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假洋鬼子与排外的阿Q（所谓“斯拉夫主义者”），后者因为迎合庸众的虚荣心，很容易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历史上狂热的所谓“民族主义国家”都是文化后进国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产痞子斯大林为何轻易战胜西化海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民族尊严，统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话，将自己的民族吹嘘为人类文明的发明者。因此，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等等，等等。 也是出于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与“扬眉吐气”的强烈感情需要，人民倾向于认同“国威重似泰山，民命轻于鸿毛”。只要能让祖国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划算的。要赢得人民的欢心，政客们最简便的手段便是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斯大林最是这种高手，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时也非常幸福，因为不断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报上传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温层跳伞成功，第一次开破冰船到北极探险，国家派飞机营救北极探险人员成功，等等，等等。 这种民族文化自卑心态的最大恶果，还是它很容易发展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轻易进入“以一人敌天下”的悲情角色而沉醉于其中，为野心勃勃的大独裁者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提供民意基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之所以有助于斯大林构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为苏共据此通知全民：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包围。苏维埃国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国家，代表着正义与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则由阶级敌人统治，代表着邪恶与黑暗。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完全地历史地落在苏维埃人的双肩之上。离开俄国的落后文化背景与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难设想与全人类为敌反而会唤起苏联人民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当然，要将俄国的邪恶化归结于原始农耕社会形成的集体主义、圣愚文化导致的俄罗斯文学良心的过份发达、以及进攻性的民族自卑心理，未免过于片面与轻率。大概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俄国文化里先天缺乏抵抗极权制度的传统，却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土壤，有着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潜能（potentials），缺乏自我完善智慧，因而只能建立“不可改良的社会” 。然而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俄国人也未必会堕落为大众熟知的世上最邪恶的民族。 注：本文转载自《海纳百川》，略有删减，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知识分子的不幸 文：王小波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已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我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 文：林炎平 图腾泄露了国人的秘密 • 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 龙之初，性本恶。恶龙，在西方遭遇到来自人类英雄的英勇博斗，最终一败涂地；但在中国享受的却是万众匍匐和顶礼膜拜。 • 在中国也曾有过哪吒屠龙，但是他屠龙的结果却是自己肉体的死亡，当他再生后，却在权力下臣服，那是哪吒精神的死亡。没有了屠龙精神，只有向龙的卑躬屈膝。 • 龙还未走，狼来了。狼被奉为榜样的理由就是它的凶恶、贪婪和狡诈。但是，近代的国人不是不够狼性，而是过于狼性：今天做生意恨不得明天就发财，今天做学问恨不得明天就得奖，今天搞艺术恨不得明天就成名。 • 龙和狼还不够，墙也不甘寂寞。长城，备受国人赞美。但是，长城是一个在建造时劳民伤财，建造后于民无利的建筑。国人是出于什么心理供奉长城而忘却都江堰的呢？ • 国人的长城情结实际上是龙和狼的继续，是其内心对于封闭和恐惧的共鸣。 • 龙图腾、狼图腾、墙图腾，越是残暴就越是得到礼遇，进而奉为图腾。也许孔子是一个例外？不然。国人是由于汉武帝的残暴才善待孔子的。 • 这些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秘密，这是一个民族性格的秘密。是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了。 第一节 龙图腾 龙是华夏的象征，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 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龙的历史是从残暴和凶恶开始的，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正是由于龙的“凶恶”和“强大”，正是由于让华夏数千年饱受折磨的“凶恶”和“强大”，使国人从“痛恨”转为“热爱”，从“被迫”变成“赞颂”，从“避之不及”反为“顶礼膜拜”。 景仰英雄还是恐惧权威？ 我曾经造访过不少中国的寺庙，在那里，可以看到佛和观音的塑像，还有金刚和罗汉塑像，他们的面目被夸张了，不管是面部特征已经汉化的菩萨，还是继续保留了印欧特征的金刚和罗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引起人们的恐惧，我可以肯定这是刻意造成的效果。 我曾经在著名的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中驻足徘徊，佛眉宇间的超凡脱俗很难引起我的共鸣，却很容易带来一种森严和恐惧的感觉。我转眼向周围的四大金刚看去，四个之中有一个比较其他呲牙咧嘴的几个要和善一些，但是只需注视片刻，他的表情很快就会给人一种另类和威慑的恐惧。这个看来最和善的金刚制造的恐惧绝不亚于别的金刚。有一次游人极少，我置身于几乎空无他人的大雄宝殿中，天国的威慑、权威的恐惧和世人的渺小，像一种气息逐渐在周围弥漫开来，衍生出一种压抑、不安、逃离的感觉，如果不能逃离的话，也许只能服从了。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但是，多少年后当我带着忐忑和怀疑的心情走进古希腊神殿的时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我置身于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出土复原神殿（图2－1，2－2）中，看到古希腊的人和神的雕塑时，感觉到的是一种亲切和高尚。那些石雕体现的多是战争题材，并无天国的诱惑或彼岸的许诺。英勇作战的战士和试图保护正义一方的女神，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出现。我看到了被弘扬的善的一方和被贬抑的恶的一方之间的决斗。作为善和正义一方的英雄、战士和女神都有着欧罗巴人特有的极富雕塑感的外貌和身材，如果暂时忘记他们的神或者英雄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兄弟姐妹。那种亲切感和召唤感，不禁油然而生。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4ncgv1WxBz2Oj5vUb5XjZGsQNDXZu1RvuLjIzSfejRJFS01frUP6FWbLpXUjruBtDysKaVelrZw/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4ncgv1WxBz2Oj5vUb5XjZBsDxk4Q0dfkcKJGcB3YKW4obFJeEnIpdanibXPSLppJ3j35JVYBLicVg/0?wx_fmt=jpeg 图 2-1,2-2，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神殿 我也曾经造访过不少西方的基督教教堂，比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和法国巴黎圣母院，它们给我的感觉介于灵隐寺和Pergamon神殿之间。基督教在西方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此先略去不谈。但是，有一点是确切的，基督教的普及对于古希腊文明是一场灾难，但是改革后的基督教在后世的进步影响也是应该肯定的。 我相信很多国人对于这样的古希腊神殿和遗址都会感到陌生。这不难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古希腊毕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也没有机会了解的文明。即便如此，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和我一样不会在这样的神殿中感到恐惧。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不感到恐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古希腊的这些神殿和雕塑令我感到一种归属感和投身于其中的冲动，而中国的寺庙和雕塑却给予人压抑和恐惧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担心？我总觉得，中国寺庙给人以感情上的卑下和理智上的服从；而古希腊神庙则给人以感情上的平等和理智上的升华。 我一再试图寻求这种感觉上巨大而微妙的不同究竟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些文化对于我来说都曾经是不熟悉的，在和它们相遇之前，我不曾了解佛教，不曾审视基督教，也不曾到过古希腊的神庙，但是那第一感觉是如此天差地别。 日积月累的思索和深究，使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古希腊的神庙中，雕塑所表现的英雄和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是没有被扭曲的人，有着和人一样的面貌和体态。只是他们更加完美，是我们心仪的榜样，从而给予我们一种使自己更加完美的冲动。他们美丽而强健、坦然而刚毅，友善而勇敢，因此带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而是认同和鼓舞。 我总是被古希腊的雕塑所折服。那是一种理智的勇敢和正义的坦然。人物没有夸张，赤裸的身体每块肌肉都真实可见，即便有衣裙也无法遮掩女性的美好和男性的伟岸。那是对于人的本身的讴歌。人，才是宇宙间最值得关注的焦点、最值得称颂的目的；人，才是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陈列在卢浮宫的古罗马时代复制的古希腊雕塑家Leochares（公元前4世纪）的狩猎女神（Artemis）的雕像（图2－9）表现了这样一位女性，她行进在征服野兽的征途中，英姿飒爽、自信美丽，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以这样的形式表现过一位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神，但是作为凡人驻足她身边时，你会感到一种亲切感，觉得她是你的榜样，你是她的同路人，她的征程，就是你的必由之路，因为它通向人类的目的。 在奥林匹亚出土并陈列在那里的古希腊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4世纪）的雕塑“赫耳墨斯（Hermes）和小酒神（Dionysus）”（图2－8）再次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歌颂和崇拜的目标——人，完美的人，这就是古希腊人所歌颂和崇拜的终极价值。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4ncgv1WxBz2Oj5vUb5XjZH1onsBwF4LQJWhD6e8hvEuj7AjA30jDNHyt5YcuBYNjQYrpuzqtwiaw/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4ncgv1WxBz2Oj5vUb5XjZAVYhmwZBjbGamLfVsh8uGD6ic3ZibIOGxzRJAXicB4vYlGdBBUkjialeIQ/0?wx_fmt=jpeg 图2-8,2-9，古希腊雕塑信使者尔姆斯和狩猎女神阿特米斯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