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耶鲁是耶鲁,而北大只能是北大,差距在哪里?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间并不长。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已经感受到了世界一流大学与我们北大的差距。最直观的一个例子是校园。耶鲁没有围墙——一个学校怎么可以没有围墙呢?我们北大不但有围墙,还有门禁,进进出出要查学生证,没证的要查身份证,免得有人背个炸药包来炸食堂——从而极大地保护了同学们的人身安全。
耶鲁的房子都老得不像话,James Gamble Rogers在一个世纪前修的哥特式学院,过时得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却仍立在那儿,一矗就是上百年,也不知道拆了重建,白白错失为纽黑文地区GDP做贡献的大好机会。整个校园总是天蓝草绿,鸟语清新。优美的校园环境,造成了耶鲁学生娇生惯养的身体状况:去印度就腹泻,去拉美就痢疾,来北京就鼻塞鼻炎流鼻涕。
北大就很好。在校园建设方面,北大彷佛是一手黑牌的甘宁,加一手方块的大乔——特能拆,拆得乐不思蜀。一直在拆,一直在建,建完了拆,拆完又建。我读本科的四年,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漫天粉尘溷夹着中关村的PM 2.5——三伏天出门都不用涂防晒霜。刚进校门时,南门附近在拆,未名湖北在建;将要毕业时,理教在拆,未名湖北还在建;去年我回学校,南门搞定了,理教盖完了,西南门的宿舍又被推倒,而未名湖北还在建……
如此常修常新,不但为京城的房地产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极大提高了北大同学对噪音和粉尘的Y肤雂O,以及在恶劣的环境中刻苦学习、迎难而上的顽强奋斗精神。毕业以后,同学们无论是去艰苦的边疆,缺氧的青藏,还是去山西陝西的煤矿,都精神满满,身体棒棒。
耶鲁的课堂都小得不像话。许多课的学生都不超过十人,每位学生都必须在课上发言。我上过的人数最少的课,只有一个学生。那是风晴日朗的一天,我迈进人类学系的小红楼,怀着旁听的心情坐进一间窗明几净的大教室。等到了上课时间,发现只有一个人进来——老师;老师发现只有一个学生——我。老师和学生面面相觑了一会儿。老师:“这课,你选吧?”我:“我……”老师:“这课,你选吧!”我:“……”于是我就被迫选了。这门课是亚洲考古学。= =|||
可是,一位教授怎么可以只给一个学生上课啊?只有一个学生课堂,学生怎么睡觉,怎么开小差,怎么构思小说,怎么思考人生啊我摔!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概率,他是百分之一百啊!回答不出来时旁边有同学提醒的概率,牠是……鬼魂啊魂澹!
从此一个学期,大眼瞪小眼,如坐针毡。这真是我这辈子上得最认真的一门课。诚然,尽管,那段时间我的学术口语有了奇迹般的突飞勐进……但是一对一的教学,这是对教育资源的多么巨大的浪费啊!
北大就很好。我在北大上的四年课,除了“中华毽”这种神奇的体育课,基本上没有一门课出席人员少于四十人,考试时候经常上百人。这种五十到两百人一起上的单边课堂,可以跷课,可以睡觉,可以看小说,可以打游戏,可以背GRE,可以思考哲学,还可以男女朋友坐在一起,没事抛俩秋波,你踢我一脚我摸你一下——除了繁殖后代,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上课方式为同学们提供了充足的个人发展空间,不追求个人发展的同学就吃饭睡觉打Dota,好好缓解经历九年义务教育以后俱疲的身心。
耶鲁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严格得不像话。第一次拿到我那篇讲《尚书》里的羲和的论文回馈时,二十页白纸上一片殷红,不知道的简直以为牠不幸被拿去用作卫生用品。老师的修改细緻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标点与任何一个脚注。不断有红色箭头指向页缘,写着这样的批注:
“关于古文学派,你知道什么?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郑玄真的是古文派的吗?不见得吧……还是马融?谁属于这个学派?为什么?”
“难道我们没有郑玄之前的注释吗?为什么不从更早的注释开始?换句话说,我在要你考虑这一点:你不按时间顺序安排引用,究竟能有什么好处?”
“‘尽管《尧典》有神话色彩……’这主要是你的假设吧,我猜?”
“‘司天’的‘天’也许应该小写?如果是大写的Heaven,牠就是一个拟人化的神。如果是一个拟人化的神,牠就不可能被人类来‘司’吧?”
“孙星衍推测牠等同于六卿,是基于《週礼》的说法。而《週礼》,你应该知道,是汉代的产物。”
给跪,你妹这白人的古文功底绝对比我强啊……看着这没完没了的一大片批注,完全是累觉不爱想要撞牆的心情。
北大就很好。论文交上去,老师打个八十八分,老师高兴我也高兴。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耶鲁的老师与学生的邮件来往,多得不像话。就算你不发邮件,老师也会发许多许多邮件来骚扰你,多到你恨不得扔一半到回收箱里。邮件内容包括:下节课的阅读材料,要你思考的问题,可能的论文题目,课上提的学者八卦,学术冷笑话,最近学校的访客,无聊讲座,邀请你去他家吃感恩节火鸡,他要出差可能要麻烦你替他照顾他家的狗,还有最近他自己接受采访的剪报……
给你发这么多邮件的老师,也许你会猜是负责学生工作的青年教师,可实际上,发邮件最多的那位老教授,已然七十岁高龄,在东亚圈子里相当有名气。可正是这样一位老师,时常我给她的邮件一按下发送键,就立即收到她的秒回——彷佛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邮箱,随时准备回学生邮件。作为声望已着的老教授,这实在平易近人得缺乏威严。
北大就很好。北大的老师很有师道威严,越有资历的越有威严。当然也有平易近人、缺乏威严的老师,非常认真地回复邮件;但总有老师从不回复邮件(也可能只是没回我的邮件)。不仅有不回邮件的,还有一下课,眼看学生过来问问题,拔腿就朝门外跑的……通过不回邮件,不回答问题,不批改论文,他们在我心目中牢牢确立了高大威严的师道形象,让我记住我这样一个小P民,是不配跟高高在上的老师有什么实质性交流。
耶鲁的社团乱得不像话。传说骷髅会,以前的入会仪式之一,就是去坟场里挖人祖坟。什么舞狮协会,冥想协会,藏传佛教促进会,乱七八糟的兄弟会、姐妹会,还有反动分子天天画各版本国家领导人上厕所的漫画。
这一点,我到伯克利以后,就越发严重了。每次美国在中东有什么动向,阿拉伯同学就游行,伊朗同学就抗议。每学期固定有一次研究生罢课,参不参加随意,但反正就是要罢课(老师照常上课,学生可以选择不来)。东校门广场上每天都有一帮不好好读书只关心政治的学生,维护动物权益的,支持提高加州最低工资的,给学生会换届选举拉票的,传播基督教佛教喇嘛教的……乱成一团,也没人管。
北大就很好。头头是道,井井有条。所有社团和言论都受到长辈们的关心与呵护。如果你一时冲动,想要大家签名帮你搞什么促进民主的西学社,团委就会找你喝茶谈话,帮助你回归正轨……
耶鲁的创业基金,荒唐得不像话。我认识的林学院的同学,自己组了一个团队,拿着耶鲁几万美元的创业基金,干起了一个创业项目,就是卖……白菜。他们利用了纽黑文闲置的停车场屋顶,用来种……白菜。种了的白菜卖给当地的供货商,以此赚从美国西部进口白菜的那几美分的差价。这个项目在一年后,取得了巨大的……失败。几万美元款项就这么着打了水漂。
北大就很好。北大那500到2万人民币不等的创业基金——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买白菜的钱,但是,它是绝对不会给卖白菜这种愚蠢的项目的!这笔一共约3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基金,小心翼翼地分发给了生物技术之类的商业计划。
剩下没有拿奖的同学,最后大多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打工的道路。创业这种无聊的事情,让清华和中传那种二流学校去做好了。我们一流学校的同学才不稀罕当老板。我们喜欢打工……读博……写豆瓣……
二、一个台湾人眼里的内地大学。
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
一个人,可以看他的学识,他的气质,他的丰采,他的谈吐。
看一个国家,可以看她的大学。
我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风景区可以不看,但大学和博物馆一定要看。
台大的老校长傅斯年,掌理台大的时间其实不长,但这位胡适的得意门生,前北大校长,却给台大奠立了很好的基础,把北大的学术风气和自由学风带到了台大,把大学的庄严地位和神圣使命清楚地传达给一代又一代的台大人。傅老给台大师生留下一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名言:“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之精神”。是啊,“宇宙之精神”,多么庄严神圣,多么亘古长新。
美国东岸的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西岸的柏克莱、史丹佛我都去过,也待过;大陆的北大和上海交大、我也去过。
如果要我说出大陆的大学和美国、台湾的大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我想就在于对于大学的地位、使命、格调的定位不同上面。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材。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材。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所以,台大可以出几个诺贝尔,大陆十多亿人,却无法“填补空白”。
上海的同济大学,也是老牌精英名校了,尤其是以建筑系闻名;然而,电视广告里,它下属的“同济大学装潢公司”,居然用同济的金字招牌,拉装潢生意。
上海交大,也是百年名校,当年曾为国民政府培养出多少栋梁之材;现在的交大,不但有股票上市公司(当然,同济、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都有),走在它的校园里,简直就像逛一个市场。
在广圜西路的校门旁边,交大用临街校地盖了一座6层大楼,一楼二楼是电脑商场,里面分隔成许多狭小的店面,租给商家卖电脑或组装电脑。走道是那样的狭窄,商家再把桌子搬出来拉客,让人走都不好走。人人手上一根烟,那空气真叫一个污浊。
三楼是交大昂立书店,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连中小学生到幼儿的参考书都卖。你能想象柏克莱、史丹佛的大学书店里面,卖非学术方面的书?
四楼以上则是交大昂立学院,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英语电脑进修学院。进了校园,到处可以看到广告,有交大的这个英语培训班,那个电脑培训班,原来交大不止一个昂立进修学院,还有好几类似的学店呢。
学生宿舍的一楼,被出租给某个培训班当教室,大白天的也会听到,这个那个英语培训班里传出托福GRE听力模拟测验的o垠翔鸷n音。小卖部旁边,还有一间店面是卖彷制的青铜器。还有个地方,牆壁上用手很粗糙地写着:假肢,洽询请进。
交大还有用学校名字作商标的“交大昂立一号”补品,呵呵,西方人真笨,怎麽不搞个剑桥海狗丸、牛津隆胸素、哈佛脑鑽石、耶鲁减肥茶。
交大的係、所,分得真是细,大概中国人都喜欢自立山头,都喜欢拥有好听的头饺,所以交大有无限多的係主任、所长、院长。比方说,居然还有个“机器人研究所”。耶鲁大学整个工科,就是一个係:工程係。
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
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能燻陶出什麽优雅之士?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
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这也不奇怪,丛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这样呢。
作者: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係,2013年耶鲁大学硕士毕业,加州伯克利大学博士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