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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乎网友李乙， 曾讲述过Ta的姥姥查出肝癌晚期后在医院所经历的事情： 对于这种没有治疗希望的癌症患者， 检查完了就找各种理由赶你走， 我姨父动用比较有权的关系， 省医院也只是让多住了1个星期， 我三姨抱着哪怕跪下， 也要求医生别强制出院的心态去了医生办公室， 结果没一会儿就黑着脸回来了， 跪着求医生还要排队…… “时间不多了，准备后事吧。” “病人还有什么心愿，尽量满足一下吧！” “放弃治疗吧，没什么意义了。” 经历过亲友身患绝症的人们， 对这些来自医生的建议应该不会陌生。 绝症， 真的绝对没治了吗？ 由于牵扯到“死亡率”、“治愈率”等指标，受医疗资源紧缺、家庭经济等原因的影响， 一些重症病患者在晚期， 往往会因为失去“治疗价值”而被放弃治疗。
近年来， 关于病人的生命质量、个人尊严等也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 甚至有不少人表示， 假如自己到了那一步， 请家人一定要让自己走得好受一点，有尊严一点， 比如著名作家琼瑶前两年就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叮嘱： 不动手术、不进加护病房、不插管。 可是， 那终究是想象和假设， 没有真正到那一步， 谁也不知道面对死亡、等待死亡时， 自己会有怎样的心情和选择。 还有一些病人则会被隐瞒实情， 连基本的知情权、决定权都没有， 稀里糊涂地治疗，甚至稀里糊涂地死去。 处在一个生命的关键节点， 到底该由谁来做主？ 有一个在澳洲行医的华裔医生，用大胆的行动， 将一个个宣布不治的绝症病人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 他在挑战医界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态度 也因此遭到医界同行的集体封杀， 却被许多病人视为生命的守护神。 他的做法和观点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由于这个医生恰好影响过我的一位亲戚的生死， 因此我从这件事说起吧。 2 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我， 一年多前也曾见近距离见证了一起生命的起落。 2016年底的一天， 和我一起参加婚礼的科林叔叔， 突然在宴会上变得语无伦次、行动异常。 很快， 他就被呼啸而至的急救车带走了， 随后，医院传来坏消息： 科林叔叔患了脑瘤， 急性发作的恶性脑干肿瘤， 病人会迅速丧失视力、平衡能力、行动能力， 最后失去生命。 主治医生的诊断结论是： 从医学和手术依据看，已无法手术，宣布不治。 家人被告知： 叔叔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后事了。 自信、乐观、幽默、能干， 一向非常健康的叔叔， 转眼之间就被判了“死刑”， 这对亲友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正如预料的那样， 短短两三个星期内， 叔叔的视力、平衡能力急剧下降， 死神在逼近。 然而在这绝望中， 家人却得到了一点希望， 有个医生及时推荐了查理（Charlie Teo，中文名：张正贤）医生： “查理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疗这种恶性肿瘤的医生了， 只有他能做这种手术，也只有他敢做。 但他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医生。” 这位医生谨慎地说。 横竖都是一死， 不如选择一搏。 叔叔和家人一起飞到悉尼， 并接受了张正贤医生的手术治疗， 经过6个多小时的手术， 他的恶性瘤体被切除， 保住了视力和行动能力， 他的生命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命还能持续多久， 也不知道疾病是否会复发， 从手术到现在的整整12个月， 对见惯生离死别的医生而言或许算不了什么， 但对病人和他的家人来说， 多活一个月，一天，甚至一个小时， 意义都是非凡的。 3 如果没有遇到张正贤医生， 科林叔叔也许已经离开了我们， 这一切，令人唏嘘。 享誉世界的神经外科医师张正贤， 其争议就在于： 他给无数其他医生认为“无法手术”的病人做了手术， 成功救治了那些曾被判“死刑”的人。 有个病人曾这样对他说： “我希望今生不用去见你， 但我希望每个身患脑癌的绝症病人都有机会遇见你。” “病人有权紧握生命的希望，哪怕它只是一点微光，病人也有权知道。” 这就是张正贤医生的行医之道。 面对一个生命， 不同的诊断结论， 可能会让医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上帝或死神。 而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张正贤认为， 在生命面前， 谈经验，谈指标，谈概率，都是苍白无力的： “1952年，我们还认为没有人能攀越珠穆朗玛峰， 1953年5月29日， 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他的尼泊尔向导旦增·诺尔盖， 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作为医生， 他也想成为第一个登上医界珠峰的人， 但这场生命征途并非医生的征途， 而是病人自己的征途， 真正征服生命珠峰的人，是病人和他们的家人， 他们对生命的盼望、勇气和付出，让他们征服生命的珠峰。 作为医生， 他只是尊重了病人的生命选择权： “当你看到他们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时， 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并灌溉这生命的希望， 而不是粗暴的将其扼杀， 将你所理解的‘生存质量’强加于病人。” 因此， 世界各地被判“死刑”的脑癌病人， 纷纷慕名来到查理所在的威尔斯亲王医院（Prince of Wales Hospital）寻求救治。 4 新加坡女孩珍妮弗在两岁时被确诊恶性脑瘤， 妈妈在全球7家知名脑瘤中心为她求诊， 但所有医院都告知她：不可手术， 两岁的她亦不可接受化疗放疗。 凶猛的肿瘤可能会让珍妮弗在几个星期内死亡。 “初次看她的片子的时候， 我也同意之前的诊断， 但片子中有一个小小的异常部位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注意到这一点， 我对她妈妈说， 有99%的可能是，同行医生的诊断完全正确， 就算我做手术的话，结果也可能是糟糕的。 但片子中有一点异样的东西， 我可以试一试。” 最终， 张正贤通过手术取出了整个瘤体， 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 珍妮弗的肿瘤是个良性瘤。 而现在， 珍妮弗已经痊愈， 可爱的她正在享受着美好的人生。 特洛伊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来找查理的， 他同样看了很多医生， 都让他回去等待死亡。 但接受手术后， 他的脑瘤完全切除。 今天的他能走动、能说话、能看见， 他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接受手术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查理是奇迹的创造者！” 特洛伊和妻子
在张正贤所做的手术中， 脑干胶质瘤手术招致了最多的批评声， 因为， 脑干是人脑中最重要，也最脆弱的部分， 它在很小的范围内集中有许多神经核团、传导束和网状结构等， 脑干肿瘤多为浸润性生长的胶质细胞瘤, 因而手术困难很大, 易造成脑干内的重要结构损伤。 “现代神经外科之父”、美国脑外科专家哈维·库兴 说过： “脑干肿瘤手术应被认为“禁忌”，即便对技艺最精湛的手术医生而言。” 而张正贤， 成功的挑战了这一“禁忌”。 5 张正贤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 但也因此犯了“行业大忌”： 从医学指标和依据讲， 他救治的这些病人是“不治的”， 已被其他医生宣告“不可手术”， 这种“拆其他医生台”、“坏行规”的做法， 惹恼了同行、权威和上层管理机构。 同行认为他的手术是激进的，有违常规的， 甚至缺乏医学指标和依据， 许多医生因此拒绝将自己的病人引荐给他。 曾经， 悉尼儿童医院拒绝让查理为一名18个月大的幼儿做手术， 理由是肿瘤长在“不好的、不宜手术的区域”， 医院让孩子回家等， 但家长找到了张正贤。 为了阻止这场手术， 医院还为幼儿申请了法庭监护， 结果， 他在法庭的禁令下达前进行了手术， 现在， 这个孩子活得好好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 该医院7年来没有让一个病人到张正贤那里治疗， 难道是同行之间的争斗，和医生们的自尊心， 比病人的生命希望还重要？ 在张正贤看来： “我们大多数医生是职业的、善良的， 但麻烦的是， 声音最响和最有权力的， 往往是那些不把病人利益放在脑中的人。” 霸凌无处不在，
澳洲医学界亦不例外。 作为神经外科透过内视镜手术摘除脑部肿瘤先驱， 加之不断挑战高难度手术， 令张正贤在澳洲神经外科学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排挤和打压， 最后， 该会会长直接与他通电话， 警告他不要再收同行医生已经诊断为不治，或不可手术的病人； 不要再为这些病人实施手术， 因为其他医生的诊断是符合当前诊断依据的， 你不能不断地推翻这些诊断。 “即便这意味着本来有希望延长生命的病人死亡？”张正贤问。 “对，即便如此，他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死。” 会长继续提醒道， “这样， 你作为医生才能真正融入学会，被同行接受， 他们会推荐更多病人给你， 最终，你救治的病人会比现在多。 你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抱歉，我做不到，我就做这个圈子的边缘人物吧。” 最终，张正贤选择退出该协会。 还有一些澳洲本地医院拒绝张正贤使用手术室， 甚至有一个医院说： “只要有床位，任何医生都可以收病人入院，除你以外。” 尽管备受排挤， 但他一直深受病人，乃至更多的人喜爱。 2012年， 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谁是澳人最信赖的人？” 结果， 张正贤高居榜首。 6 “在我们这个社会， 如果大多数医生诊断认为不可手术， 你就不能作为‘黑马’跳出来说愿意试试手术治疗。” 但张正贤偏要跳出来试试， 他就像那叛逆不羁的医界牛仔！ 张正贤的父母是新加坡华侨， 早年移民道澳大利亚， 少时， 由于父亲冷峻严厉， 他便常常在电影中寻找自己向往的父亲和英雄的形象， 他最喜欢的就是约翰·韦恩扮演的西部牛仔， 那桀骜不羁的个性深深影响了他。 他喜欢狂热与激情，钟爱摩托车， 每次做完手术后， 不论是凌晨几点， 他都要亲自骑着自己的阿普利亚摩托车回家： “骑摩托车必须很专注， 这是我手术后的放松方式， 集中精力骑摩托车让我感觉自己活着。” 作为一名“有身份、有地位”的医生， 张正贤在这个圈子里显得格格不入。 医学院的领导曾警告他说： “请注意与病人的距离， 一个医生要有医生的形象和身份。 请你不要让病人毫无距离的直呼你的名字， 请你不要去泡那些俱乐部和酒吧， 更不要天天骑着你那意大利摩托在医院呼啸而过！ 做神经外科医生要维持一定的形象， 这是病人期待看到的！” “见鬼的形象！” 张正贤觉得这太可笑了： “医学院到处充斥着哪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书呆子， 你又怎能期待他们会以普通人，正常人的心， 去体会，理解病人的疾苦？ 我是个普通人， 我能体会普通人的苦楚。 为病人手术是上天赋予我的特权， 特别是当病人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7 病人们总是希望有那么一个医生， 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他们愿意用生命去试一试，万一出现奇迹呢？ 但是， 医生所受的教育和训练， 往往并不接受这种“尝试”， 他们一切皆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 而且， 医生会对所谓的“生存质量”做出评估。 尽管有时， 当医生告诉病人放弃治疗时， 他要表达的是：手术的风险大于益处或术后生存质量糟糕，生不如死。 可是，对病人来说，真是如此吗？ 菲列娜在患脑瘤7年后坐上了轮椅， 她找到了张正贤，希望把肿瘤切除， “可以。但你仍然会坐在轮椅上。 你为什么要求手术， 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拖延了你的死亡，并非延续你的生命。 你可能连挠痒痒都做不到。” 谁知，她愤怒了： “医生，凭什么由你来告诉我‘生命质量’？ 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 生命质量对我而言就是， 在女儿需要的时候， 我能够在她们身边， 与她们分享自己人生的经历和智慧。” 那一刻， 张正贤突然意识到， 身为医生， 他将医学认为的“生存质量”概念强加给了对方。 菲列娜接受了手术，十年后她依然活着， 虽然坐在轮椅上，但她非常感谢查理， 让她仍然能够分享女儿们的生活，看到她们成年。 即使是站在最前沿的医者， 所知也是有限的。 但对生命， 必须充满敬畏， 正视每个人对生命的期望。 如果仅仅是机械、僵硬地参考医学标准和规定， 有些病人， 永远不可能接受手术。 在这个充满敌意的职业环境和背景下， 张正贤为何还义无反顾地根据病人的意愿， 为他们提供治疗意见和手术？ 那是因为： “生命是宝贵的，活着是令人向往的。” 每当有同事看完绝症病人后说：
如果活成这个样子，我肯定不想活了。 张正贤就会告诉他们： 首先， 你自己并没有活成那个样子； 其次， 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 你会对生存的希望抓的更紧些。 来源：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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