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加拿大东部魁北克市数百名民众在严寒与大雪中，为一周前该市清真寺枪击案中的6名遇难者举行纪念游行。此次游行以恐怖袭击嫌疑人所就读的拉瓦尔大学为起点，直至魁北克议会大厦，全程长达六公里。游行参与者大多是穆斯林，他们举起“拒绝伊斯兰恐惧症”、“拒绝恐怖主义”等标语，表达对和平的希冀和对恐怖分子的谴责。遇袭的清真寺伊斯兰文化中心（Islamic Cultural Centre）2月4日已重新对信众开放，为了避免触景伤情，清真寺决定在维修时改动寺内装饰。弹药的味道渐渐散去，一切似乎也重新上了轨道，但对于此次事件的反思和探讨却没有停止：仇恨犯罪（Hate Crime）无休无止，穆斯林到底招惹了谁？
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的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的“入境禁令”，让穆斯林族群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回应特朗普禁止部分穆斯林教国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时，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表示：对那些因为战争、恐怖活动以及迫害而漂泊的难民，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加拿大愿意收容他们，因为加拿大就是靠多元与包容而壮大。特鲁多在推特上还张贴了一张前年他在多伦多机场迎接一个叙利亚难童的照片。
然而特鲁多欢迎难民话音未落，加拿大魁北克省首府魁北克市一座清真寺就发生了针对穆斯林的枪击案，造成6死19伤，官方定性为“恐怖袭击”。
事件一出引发了各方的广泛讨论。在事件尚未明朗之时，部分人先入为主认为发动恐袭的凶手是穆斯林，当得知穆斯林是受害者时立场变得暧昧。仅仅在华人群体中，也分成了两派声音：“虽然不喜欢穆斯林，但这小伙滥杀无辜应该受到谴责”；“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华人在加拿大的佛寺也很长时间，怎么没有人去闹事”；“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增加仇恨”；“讨厌穆斯林，用宗教强奸别人的垃圾”。
对于穆斯林和恐怖主义的关系，不论在西人还是华人社会中都存在普遍争议，穆斯林这个群体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众矢之的？
“仇恨犯罪”阴影下的穆斯林：
害怕、忍耐、鼓起勇气
特朗普穆斯林禁令背后的逻辑，或是利用少数族裔之间的误解，来增强白人至上主义的统治。而在他营造的“穆斯林恐惧”之中，不仅有恐惧，还有忍耐，甚至越挫越勇。
Hend Ayad是一名传统的穆斯林妇女。7年前，她随丈夫来到温哥华。“我丈夫是UBC的在读PHD，我曾经是一名药剂师，现在正在UBC接受一些相关学术培训。”Ayad的语速稍急促，仿佛恐惧就漫溢在唇齿间。
但在特朗普上台前，Ayad是个乐观自信的女子。她无论去哪儿都会戴着穆斯林妇女标志性的头巾，因为她觉得加拿大是个包容的社会。“我在温哥华这么多年，也没有人对我的穆斯林身份投以仇恨的目光，包括我在上学的孩子们。”Ayad说。
Ayad与丈夫育有3个子女，他们年龄虽稚嫩，却十分乖巧懂事。“自从魁北克清真寺遇袭开始，我的大儿子每天都在电视机前看相关的新闻。他觉得害怕，他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想伤害我们。”
Ayad说。
在上周的一个“为穆斯林守夜”的活动中，Ayad带着她的两个女儿来到了现场。她的大女儿表情凝重地告诉加西周末，她觉得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变得不安全。
“我带孩子们一起来的原因，就是想让他们看到，还是有很多温哥华人在声援我们穆斯林社区。”Ayad告诉加西周末。
Khan与Ayad有些不同，同为穆斯林妇女的她，面对时局，少了几分恐惧，多了几分忍耐。
1年前Khan因工作缘故移居温哥华。这座城市于Khan而言，是十分陌生的。更加自由开放的环境，也同时意味着更多的挑战甚至威胁。然而Khan却很从容地告诉加西周末，“穆斯林的教义告诉我们，做人要学会忍耐，甚至面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人或事，也要忍，这就是《可兰经》教给我们的。”
Khan工作的地方有很多非宗教或其他宗教人士，相比而言，穆斯林的比例很少。这意味着更大可能的误解甚至摩擦，但Khan对此却并不悲观。“我们单位有将近一半的中国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Khan说。每每休假，Khan常与中国同事相伴，相互串门、一同做饭是常有的事。
“恐惧并不能消融误解，而忍耐也不意味着忍气吞声，它所指的是包容与接纳异己的人们。”Khan告诉加西周末。
与Khan一样，选择“忍耐”作为关键词的还有Sofey。
“我不会过分强调我的穆斯林身份。”Sofey说。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老移民了。
与她工作数年的老同事，得知她的穆斯林身份，也表示十分惊讶。
“我以前在温哥华医院做护工，与我一起工作了3年的医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他从没想到穆斯林人是像我这样和善的。”Sofey告诉加西周末，伊斯兰教的大义是渗透在生活方方面面的，而穆斯林人也更注重忍耐与自律，他们并不都是原教旨主义者。
所谓原教旨主义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圣战主义者（jihadist）。
这些人原是伊斯兰教徒衍生出来的，但是生性独断而残暴，试图说服不信教者归顺自己的派别，甚至对于叛逆者施以暴行。
“他们与我们穆斯林早已分属两个阵营，他们不配信仰伊斯兰。”Sofey告诉加西周末。
在“穆斯林恐惧”中，还有一些逆着风向行走的年轻穆斯林们。面对特朗普的施压，他们反而更加勇敢地站了出来。
Mustafa就是这些年轻穆斯林里的典型。他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在温哥华工作有几个年头了。在这之前，Mustafa一直在寻找一个宗教归属，他被伊斯兰教义的博爱与怜悯的精神吸引了很久。
就在特朗普出台穆斯林禁令后头一天，Mustafa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穆斯林。“这时不信仰穆斯林，还要等到什么时候？”Mustafa说。
Khalid是Mustafa的教友。“90后”的他年纪尚小，却已信仰了伊斯兰教20余年。
在温哥华，Khalid有时也会遇到对他身份产生疑惑甚至误解的人。
“有次在超市购物，我看见有人对我指指点点，问我是不是穆斯林。我走上前和他们聊天，告诉他们关于穆斯林的一切，穆斯林是以善为本的宗教，穆斯林人也不具有威胁性。但是面对他人的误解，我们也一定要发声，站出来解释自己，才是打开死结的方法。”Khalid告诉加西周末。
Khalid现在温哥华一所高校学习计算机科学，他身边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同学。“我与他们相处地很不错，我们一起做项目，周末一起打球，我并不觉得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Khalid说。
这些受访者代表了千千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穆斯林们，他们渴望获得理解，害怕有色眼镜，但也勇于和“仇恨犯罪”作斗争。然而部分行事极端的穆斯林，却让这个族群与外界的隔阂更大、成见更深。
亲历者：
对穆斯林感到害怕，但不能因此犯罪
曾在德国拜罗伊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现在UBC作交流学者的袁艺芳告诉加西周末，她在德国的亲身经历让她对穆斯林这个群体感到害怕，但她绝不同意以仇恨或恐惧为借口对穆斯林进行犯罪。
袁艺芳记得，2015年6月的时候，德国人最关心的还是希腊破产，然而几个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和奥地利边境发现一辆偷渡的冷冻车，车上的难民由于事故全部冻死。此事震惊了德国上下，民众开始反省，觉得是因为没有打开国门才导致这样的悲剧。由此德国门户大开，接纳难民几十万。
袁艺芳认为，德国面积和中国河南省差不多大，资源有限，也许未来几十年内可以把穆斯林难民消化好，但是一夕之间涌入大量穆斯林难民，对当下的人们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当时德国政府从民间征用房子，整栋安顿穆斯林。袁艺芳认为这样穆斯林群居形式不好：穆斯林自己抱团居住，比较不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虽然便于管理，但也容易产生不安定因素。而作为生活在当时环境下的华人，她感到害怕。
第一，穆斯林难民是不能工作的，仅靠国家接济，有些人就会选择盗窃他人财物，相比于人高马大又在本地有地缘关系的德国人，像袁艺芳这样瘦弱的女留学生更危险。
第二，德国本身不是移民国家，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不足，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敌对心理越来越强。一旦这种情绪出现，就不会只针对穆斯林，当地华人也要受牵连。
在袁艺芳九月份离开德国来到加拿大之后，她的学校就发生了穆斯林难民企图强奸女学生未遂的事件。之后接着发生了科隆跨年夜集体强奸等等穆斯林造成的不安事件，导致了德国人甚至整个欧洲对穆斯林的仇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任何的犯罪发生，人们便自动反应是穆斯林难民做的。
但袁艺芳表示，魁北克清真寺受到恐袭的穆斯林不一样，他们多是在本地已经有稳定生活的人，是在加拿大安身立命的人，他们是无辜被“贴标签”、“连坐”的受害者，仇恨犯罪往往是由个体仇恨投射到对整体的报复。
她认为，恐怖袭击对美国人来说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的痛点。但加拿大总体来说还是很平静的，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在加拿大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或者进行恐怖袭击，她不能理解凶手的敌对情绪从哪里来。凶手把对宗教恐怖分子的仇恨转嫁到周围的普通穆斯林身上，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对本地的治安造成威胁。她表示，如果凶手真的想要反对恐怖主义，大可以投身到与ISIS的战斗中去做个真正的英雄。
穆斯林容易被误解是有原因的
在采访过程中，大多数受访者都承认，穆斯林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很有可能是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误解造成的，但他们也都觉得，穆斯林比起其他群体、教徒更容易被误解，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袁艺芳认为，穆斯林作为一个宗教，它的排他性是非常强的，它是不会改变的，而且希望他人为它做出改变。人们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了解都是表面的，所以肯定存在误解，但也是这个宗教的性质使得这些误解没办法解除。
其次，魁北克市甚至整个法语区也是有自己的问题的，他们的排外情绪比较强烈。跟加拿大其他省份相比，法语区的文化要更单一一些。会说法语的人比会说英语的人少，移民在选择安家省份的时候，也大多优先选择英语省份，这就导致了法语区本身移民比例就比其他地区低，该地区的人对移民、对其他种族文化的了解就比较少。
除了以上两点原因之外，温哥华本地佛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Wendy，站在佛教徒的角度，向加西周末阐述了她与袁艺芳略有不同的看法。
Wendy表示，大部分宗教的最原始教义都是引导大家向善、互相帮助，并没有太多的排他性，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人为地加进了个人欲望，所以造成了分歧。就像普通的穆斯林，是不承认自己和恐怖主义组织信仰相同的。伊斯兰教教义在后期传播的时候被修改的太多，在很多的恐怖活动里，宗教只是个号召的工具，天底下没有哪个宗教是宣扬利用恐怖袭击达到自己目的的。少数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去蛊惑那些对教义不清楚的人，其实是利用了别人。
不光是伊斯兰教，Wendy说，其实佛教也有这样的情况，不久前就有年轻的喇嘛在西藏用自焚的形式表达诉求。宗教信仰比较容易产生凝聚力，容易在短时间内聚集大批的追随者。
Wendy也承认，虽然都是宣扬善良和爱，不同的教派方式也许不同，像佛教是“改变自己”，通过改变自己影响别人，可能有些教派的方式是“改变他人，顺从于我”。
除了教义被篡改利用的原因之外，第二个原因是现在的大环境动荡。Wendy感慨，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感受最明显的就是这五六十年来世风日下，大家都失去了“我为别人”的信念，转变成为“人人为我”。这样的心态之下，哪个教义能让人心理那些自私和欲望有共鸣、有支持，人就会容易皈依，有了“神祇”作为借口，就可以让自己的私欲更加心安理得。被扭曲后的伊斯兰教教义，就成了恐怖分子的“遮羞布”。
右翼势力抬头 中国人为何也反穆斯林？
据报道，法国极右翼政党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竞选总统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排名第二的是温和右翼。
本地华人网友评论：“你杀穆斯林你犯法你政治不正确，穆斯林杀你那是为了圣战他能得72个处女。小土豆这么个搞法加拿大也是早晚的”；“为特朗普大爷点赞，就该禁止穆斯林入境，他们就是暴民。”
边境管控在北美历史上再寻常不过了。但是殊不知，像这样的边境人口控制，最早针对的却是咱们华人。
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开始有了边境巡逻队（Border Patrol），这几乎是一个专门为华人设置的巡逻队。
“在当时，美国境内的中国人会找律师为自己的身份辩护，这让时任政府犯难，因此他们在边境增加了许多管制，严打华人入境。”UBC历史系教授Henry Yu告诉加西周末。在上周五UBC圣约翰学院举办的穆斯林论坛上，Henry Yu强调“以史为鉴”。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美的移民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种族”这一项不再是筛选移民的唯一标准了，相反，财富与受教育程度成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标准。华人移民的自信心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建立。
“美国与加拿大历史上的很多东西说明了一切。为什么一部分华人不喜欢穆斯林人？或因为这部分华人经过层层移民政策的筛选，无论在财富占有还是在受教育程度上，都有着很强的优越感。”Henry Yu分析道。
“但是，各个少数族裔之间的仇恨是十分危险的。”Henry Yu说，“经济利益很多时候并不只是经济利益，它往往是强权政府利用的工具，常常用来离间不同族裔的人群，以此加强政府的统治。”
这个观点与袁艺芳不谋而合，她认为那些针对穆斯林的华人政治敏感度太低，因为这种歧视不会只针对一个种族，而是所有外来人，并不是跟着西人一起歧视穆斯林就能躲过一劫。时局动荡，对少数族裔的仇视难免不会波及华裔。
“如果只是因为不同的宗教和种族而去排斥某些人，其实是很荒谬的。
虽然加拿大是多元文化为主导的移民国家，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们华人跟穆斯林有什么区别，华人也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有西人不能理解的部分，对西人来说，我们也是善于抱团、融入主流社会程度不够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要是因为别人与自己不同就攻击、歧视、打压对方，那争斗就是无穷无尽的。宗教应该是人的一个特点，但不应成为划分一个人的标准，更不应该成为划分群体的标准。”袁艺芳说。
Wendy表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法国极右翼党派领导人竞选支持率第一、华人圈的言论等等都让她担忧，“世界如果真的被极右翼势力主导的话，希特勒时代又要来临了。”
人的心里是有两面的，有很自私很唯我的一面，也有包容善良的一面。当环境改变，不利于自身的生存，或有损自身利益的时候，自私的一面就会膨胀起来。目前时局不稳、经济不好，都会滋养人们内心自私的一面。老话常说“乱世出刁民”、“穷则生变”。不论是西人还是华人，在拒绝团结其他族群、拒绝多元文化的时候，都不应忘记自己其实曾经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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