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中国正在经历最大的海归潮，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人会回来。有人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很多海归表示回中国后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中国本身，而是回中国迟了。
“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阿里巴巴研究员赵海平说，“你没法想到——哦天啊，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继续“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很多回到中国的海归的选择都是出于梦想。
据中国教育部数据，2015年中国输出了留学生52.37万人，各类留学回中国人员总数为40.91万人。图为去年3月，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在北京举办“2016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暨高端人才洽谈会”，吸引大批海外留学回中国人员参加。
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很多年前，赵海平登上来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后的20多年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中国一个省份30年前的高考状元，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在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加入了美国国籍，把父母也接来了美国。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
北京《中国青年报》报道，但在2015年3月，命运显示了它神秘的力量：赵海平辞掉工作，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重新寻找机会。
连他的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一位招募他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大家都没想到”。
赵海平是脸书（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因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从而为公司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为人称道。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回中国得有些迟了。他注意到，海归回中国热已持续了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李彦宏等回中国后。2000年回中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
“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说，“你没法想到——哦天啊，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
遵照脸书离职者的传统，赵海平在脸书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别语。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继续“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
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在2015年，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
去年12月，留学归国人员（冬季）专场招聘会暨网络视频招聘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举办。图为毕业于英国卡迪夫大学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的高韩在现场与面试官交流。高韩表示，因为毕业论文的事情，自己错过了今年夏季的招聘会，错过了就业的最好时机，希望类似的招聘会能多举办一些，为留学生提供灵活服务。侨报特约记者李铎摄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这一年回中国的留学生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两类人分别达到52.37万和40.91万。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派出留学生，邓小平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中国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储备，到2015年底，累计有404.21万人。
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学，才会迎回1名海归。大量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
20年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士李才伟与班长刘圣坐来了美国同一所大学。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
如今，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
李才伟记得，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来美留学，刘圣是回中国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一波回国潮始于2010年。
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中国，但放弃了。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
很多海归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中国本身，而是回中国迟了。
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他说，在硅谷华人朋友圈中，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没人讨论回中国。2010年有人陆续回中国，回中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再后来，逐渐有人进了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简称），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中国创业者。
更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大潮比这些人所感知的更早。
2002年，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6.94∶1。此后，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2.11∶1；2015年，1.28∶1。
到2015年底，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中国的占了八成。
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今，35岁到44岁回中国的成熟人才，从只占海归的6.15%，升到了12%。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但领英中国区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发现，现在人们心态更平等、更开放、更理性，不再“毅然”。很多人不甘于在外国一眼望得到头的平淡生活，或者忍受少数族裔的“玻璃天花板”。
赵海平的选择是出于梦想。
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
“这种独特性是我寻找的东西。”他表示薪酬不是自己最看重的——“我钱挣得已足够多”；“技术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在硅谷，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2013年加入蚂蚁金服前，他以为这是中国版的PayPal。但是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说：“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对标。”
蚂蚁金服招聘总监薛晖介绍，进入公司的这批海归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很多人入了美籍，似乎什么都不缺，除了梦想。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也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
2014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结果收益明显提升。
“你做的算法，真的影响到几亿人，想想还是蛮激动的，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他回忆。
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2015年，他辞去终身教职，与学术界告别。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金榕说，5年多以前，他还认为回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气。
在更大的层面上，金榕分析，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中国，只不过是时间点的问题。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
回中国与否，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词。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也影响了中国。
“其实我们这批人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生活和工作过。”成年后没走上社会就客居异国的赵海平说，“我现在是美国国籍，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这里工作过，总是很遗憾。”
不止一次，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几年前，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中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
方恩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形容，许多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有一个“美国梦”，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梦”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一个没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机会，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发挥出来的机会。
中国亲友惊讶地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
“生命在于折腾。”在他的离职信中，俞本权引用了一句并不存在的“中国老话”。不同于数学家华罗庚当年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它简单、粗暴。
回中国后，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离职证明”才能入职。他不知怎么做，只好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写清离职时间，算作“证明”。
在中国为了办一件事，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
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薛晖招过一名海归，带着3个孩子回国，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
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上线一个产品后，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团队，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
俞本权形容，中国是“以冲刺的速度长跑”。比如中国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一拍脑袋，明后天就要上线，连夜开始软件“攻关”。虽能快速上线，后续维护成本反而高于开发成本。每一天，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
盛子夏听从了中国上司的告诫：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可以施展拳脚。其后来也转告别人：“你是要在蛮荒之地拓荒的，不是来做螺丝钉领任务的。”
“想来折腾折腾的，你就来折腾，想赚钱的安逸的我就不劝人家来了。”
中国最不开心的事？施一公总回答：空气污染。
从地理上来说，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仍处在“硅谷”的包围中。
在距离旧金山超过10万公里的杭州，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小区、超市、中餐馆。在北京，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硅谷”的位置。
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华人叫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Sunnyvale）叫“阳谷县”。当他们回到中国，又是遍地“硅谷”。
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
金榕强调“中国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不过，他注意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题。跟随，而不是领导。
很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美国“人人争当经济人”，14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今天，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
赵海平说，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在中国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每个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中国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中国者充满顾虑。
每当被问起在中国最不开心的事情，施一公总是回答：空气污染。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某天他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他承认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他痛恨空气污染，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中国心存顾虑。因为，他是那么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
来源：美国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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