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信仰

文：黄卧云

关于这个话题，可能马上有人会问：中国人有信仰吗？从信仰的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人并没有信仰，从信仰的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人也有信仰。      

信仰是人们对人生和生命活动存在所持的终极信念。

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等程度，人的有限性是不会改变的，虽然我们知道的比2000年前的人们多得多，随着知识的增加，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获得了进展，但一些新的困惑又会产生，而在有些问题上，比如在死亡所引起的恐惧这一人生终极问题上，则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人类在欲知和未知、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的鸿沟，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缩小的幅度可能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这道鸿沟里，既生出希望，也生出恐惧，这就给信仰留出了地盘。人类永远需要信仰，要依靠信仰尽力拉近有限和无限的距离。

因此信仰和人们一般所说的信念有所不同。信仰回答的是人生日常关切最有深度的方面。信仰的对象也是崇拜的对象，在人类经验领域内的万事万物，一切无不是有限的，也只有有限的价值，这些只具有有限价值的事物很难作为信仰对象。信仰是为了超越，超越一切有限，惟有超越现实的无限才能真正成为弥补人自身局限性的希望。

例如，上帝的真理便是人类寻找到的超验真理，对上帝的信仰不是任何经验命题可以相提并论的。

基督教试图在人的短暂生命之外去寻求永久的生命意义，于是它把人引向对来世的期待。人们信仰上帝，追随基督，他们得到的并不是财富和人世间的享乐，相反，跟随耶稣的门徒都必须忍受贫困、饥饿和痛苦，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权利都在主的意志中。基督徒得到的最好回报，是他们的罪被赦免，在死后升入天国，获得永生。主给他们的赏赐是在天上，不是在尘世。在基督教中，有福的概念与世俗的富贵没有丝毫联系。财富只会阻碍人与上帝接近。基督的教诲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与无节制地享受人生相对立的道德观。

在所有人的心中都存在某些固有的最为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通过信仰的形式，更加深刻地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信仰是人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对超验真理——启示真理——的信仰，使人的精神也具有一种超越性。精神对物质的超越是精神的特点，也是精神的价值所在。人是物质的实体，但在最有意义的方面，在更高级的形态方面，人是精神的实体。人的高度是以精神的高度度量的，保持精神的高度，才能保持人性的高度。

如果从信仰的精神特性也就是信仰最本质的特性方面去看待信仰，我们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只有在信仰的不严格的意义上，把信仰仅仅理解为信念的层次上，我们才可以称是有信仰的。中国人对神祉的崇拜，不但一直停留在原始的自发状态，与巫术难分难舍，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物质利益的关切上，没有擢升到精神范畴。

从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商周时代起，人们就借助神鬼来达成现实的利益目标。土神（社）和谷神（稷）由于分别主管着与大众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土地和谷物的情况，受到民众的共同供奉。当然能给自己最大荫庇的还是祖宗的神灵，从天子到百姓，祭祖都是重要仪式，也是最经常的宗教性活动。在周代，“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和打仗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祈福在汉语的语境中，既有消灾避害的意思，更有希冀富贵的含义。追求财富和地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念。孔子自信地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若浮云”，可见在孔子的时代，在比孔子更早更远的时代，人们就普遍把富贵作为人生追求了。孔子也不例外，他不同的是拒绝用非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和地位。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编订“六经”是他总结前人文化遗产的伟大成就，他的言论和思想成为后世的行动指南。作为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他只关心现实问题，他不在经验之外谈论什么。那些超越现实的话题，在他看来都属于“怪力乱神”而不予置评。他推崇的是尧舜、周文武这样的古代圣贤和政治英雄。孔子一生关心权力，积极参与政治，知其不可而为之，开启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      

而把目光全部都集中于现实生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的心智和对智力活动的兴趣。古代知识人的最好理想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没有更宽广的思想视野，不去关注世界和人生的终极问题。作为一般大众，关心的问题就更专注于实惠，吃饱肚子才是最真实的生活。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如何面对人生短暂的苦恼，好象是回避了，但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作出了回应，即活在当下的现实主义态度中——因为人生短暂，所以要把握今生。当人的思想中只有此生此世的单一维度时，他就会产生及时享乐的思想，有了地位和财富就可以充分满足享乐的愿望。从此生和实现的角度看，富和贵也许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权力始终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并滋生出对权力的崇拜。

人的生命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人们对怪异和超自然的事物怀有很普遍的敬畏之心，并把它们当作寄托希望和战胜恐惧的最后庇护所，这也是各种宗教迷信活动长盛不衰的根源。民众情不自禁地崇拜英雄，他们把他当成超能力的神，从孔圣人到关帝，到当代超级权力英雄，都是顶礼膜拜的对象。

这些神同时也是人，或曾经是人，他们虽被供上神位，但作为人的有限性依然没有消除，通过有限不可能达到无限和永生。他们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他们都是局部之神，只在局部发挥有限的作用，祖宗之神发挥作用的范围就更受限制，仅仅只能为家人提供某些庇护，信奉他们的人都知道，不能依靠他们通向无限的永福之地，于是还需向要别的神灵寻求保佑。多神教使人的心灵在各种不同的神之间游离和漂浮，人的精神依然无所皈依，人的灵魂没有安定下来。正因为如此，多神教只能是宗教的一种不成熟的原始形态。      

偶像崇拜正是基督教坚决反对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圣经十诫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是：“小子们哪，你们要远避偶像。”

所谓偶像崇拜，就是人把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偶像化，要变为他自己的上帝。这是一种颠倒的信仰，它导致各种纵欲和贪婪之罪。根据基督教义，人的根本的罪是偶像崇拜。上帝统治着一切，主宰着一切，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有罪之身，他并不是从无罪堕落到有罪，而是本来就处于罪中。基督教只承认圣父的权力，人世的任何权柄都是上帝所赐，即使信奉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其权力也不过是“上帝陛下的侍女”。      

人的权柄本来系上帝所赐，权力不过是一种低级的存在，对权力这种低级存在的崇拜导致人的自我矮化，成为权力的奴隶。对于被崇拜者，它使人把一种暂时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当成永久的、核心的、最高的人生价值对待，权欲的暂时满足又促使他追逐更大的权力，欲望无休止的膨胀，直至自己完全无法驾驭。在我们这个时代，见到了太多的官员为了权欲而走向毫无意义的自我毁灭。对于崇拜者，它使人把自己变得势力，趋炎附势，点头折腰。对于社会，它把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都扭曲成依附关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们不是用真理和正义的标准去评判和要求他们的统治者，而代之以“成王败寇”的恶俗逻辑。     

基督教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在它所呈现出来的极其温顺、逆来顺受的外表下，藏着极大的颠覆性力量，就像地壳之下的熔岩蕴藏着可怕的力量，它让人间的最高权力缴械。皇帝和国王虽然掌管着世俗事物的大权，但他也只不过是基督信徒中的平等一员，其权力的获得和继承就需要教会的加冕方才生效，它否认国王有权根据自己的个人意志进行统治，国王的统治只是遵从和执行上帝的法律。教会权力对世俗权力的持久约束力，证明了基督教信条约束世俗统治者的效力。

没有什么比把绝对权力交给天上的神更明智、更安全和更可靠的了，也没有什么比把绝对权力交给人间的神更盲目、更愚蠢、更危险的了。上帝的绝对权力不是通过压迫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爱建立起来的。世俗社会总是有好的统治者和坏的统治者，而上帝的统治却是绝对完美的。基督受难对邪恶是最终的胜利，对世人是爱的最高表达。在基督统治的上帝之城，成员为上帝之爱而结成平等伙伴关系，而尘世之城由纯粹的利益连结在一起，由利益纽带联结起来的社会其成员陷入彼此对立的战争状态，由于有了以爱至上为原则的基督徒世界从中调和，从而使人们更有可能去接近理想的生活方式。

人把全部理想和信仰都放在现实的和物质的利益之上，由此造成的精神匮乏是可想而知的，权势的炙热、物质的丰裕不但不能避免因精神空虚陷入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而且加剧了人生的虚无感，《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简练表达了争权夺利的无益和对人生的无奈：

“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人没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为了权财，不得不运用各种手段，勾心斗角，费尽心计。这真的就是幸福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各种冲突的实际利益所破坏，联结人们的利益纽带随时会被对立的利益所扰乱和中断。相互猜疑、相互算计、相互损害，是人际关系的常态，这时，只有血缘关系才是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可靠基础，在家族基础上，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紧密地包裹自我的便是家族。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立足于自我；儒家所言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妻、昆弟、朋友，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儒家施行仁政的具体方法是推己及人，把自我作为施政标准。

利益至上必然导致个人利益至上的绝对利己主义。人们常常抱怨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事实上，这个社会历来就被冲突的利益所深深地分裂。

皇帝把整个天下当成自家的财产，官员通过为皇帝服务来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梦想，至于升斗小民，就只能各人自扫门前雪。从上至下的利益追逐既没有宗教的约束，更没有制度的约束，利己主义朝向极端化发展。生产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利益，父母官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他们所代表的人民赶向绝境。利益冲突少有调和的余地，最后只有依赖于武力才能解决。西方社会因为宗教纷争屡屡发动战争，中国社会则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断地同类相残。既然利益至高无上，利益的争夺也以最激烈的形式——武力的形式呈现，家族之间的冲突由小规模的暴力（械斗）解决，官民之间的冲突由大规模的暴力（战争）解决。

我们社会一直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东方重视集体的价值，西方重视个人的价值，坚持集体的价值还是坚持个人的价值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所在。对这一误解，人们似乎早已习焉不察。其实，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是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个分支，更具体地说，是基督教文化的两个分支。基督教把跟随基督、获得上帝的启示真理当成高度个人性的事务，个人主义是一种独立探索真理的态度。集体主义则始终以上帝之城为蓝本，集体成员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是集体价值的重要体现，如果没有爱奠基的集体，是一个冷漠的、被个人利益所支配的集体，一个依靠强制、实行内部剥削的集体，根本就不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集体主义的理想，在社会主义先驱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构想中，社会成员的平等、互助互爱，制度的公平，都是基本特征。

显然，中国既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同样也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它与西方的集体主义有些许貌似，然而却全然不同，家族主义只是个人利己主义的稍许放大，变成家族利己主义。把中国的家族主义当成集体主义，一如把中国的利己主义当成个人主义，都是对中西文化的简单而错误的类比所致。

中国久远的绵延不断的权力世袭制体现了家族主义的生命力，当代还有人称，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才是可靠的。家族在中国还有扩大的形式，或者称模拟的形式，有某种集体的外在形式，在古代是社会下层的兄弟结拜入会，进入现代是权力阶层的利益结伙。模拟形式的家族没有血缘特征，但在利益追逐的无原则性和排他性上是相同的。  

强权社会比自由社会更喜欢集体的形式，更喜欢有组织性，对组织性、纪律性表现出病态的喜好。但有集体的组织形式并不等于有集体主义。如果真的有所谓集体主义的话，就不会有千千万万孤苦无告的人们年复一年地奔走于毫无希望的上访途中，就不会有血淋淋地强制拆迁，受害者都是集体的一员。湖南的唐慧也是集体的一员。集体主义不过是权力意志的幌子，权力意志以集体主义之名打击异己，强迫服从。     

中国把共产主义信仰作为自己的官方信仰，这是否就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象他那个时代西方的其他一些哲学家一样，凭着西方在18、19世纪取得的一点科技进步就以为可以单靠理性就能认识世界万物了，宣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尼采更是激进地说“一切要重新评估”，“上帝已死”。但即使在今天，科学发展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让一个西方人信仰上帝的权威不是件很困难的事，但让他们崇拜人间的不完美的权威依然很难，中国却能毫无困难地把一个外国人和他的学说奉为神明，崇拜之至。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无根基性所致。精神的无根基性使它的人民可以崇拜任何神，人间的和天上的，国内的和国外的，死去的和活着的，它可以是马克思，也可以是列宁，还可以是斯大林。但是一种信仰的传播效果，最终能否被人接受，跟信仰的对象有关，也跟传播信仰的信徒有关。除了上帝代表绝对真理和绝对完美，任何学说都是不完美的，都只有相对的真理性，把它作为绝对完美、绝对真理就会成为谬误。

马克思许诺的天国与基督许诺的天国相比，前者是一个更注重物质的世界，其“按需分配”的原则就揭示共产主义天国降临的前提是物质极大的丰富，它也要求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在人人都成为天使之前，由一批特选的天使（先锋队）带领众生砥砺道德。

基督教的天国是主的圣所和得救的义人居住之地，它之所以被信徒们无限向往，是因为在那里能和主一起相处，跟物质生活没有关系。

暴力是人类在进入共产主义人间天国的必由之路，先必须经过阶级大战，然后由胜利的无产阶级进行专政：一个时间上也没有进度表的非常漫长过程。进入神的国却是一条爱的通道，信徒在得救之前，人人都是罪人，他们只有努力充实自己，洗掉自身的罪，才能被主接入天国。      

基督教信徒以其艰苦的工作传播基督的福音，争取更多的信徒，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以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为例，他们抛家舍业来到异乡他国，除了要克服语言障碍和其他生活上的重重困难，还要面对中国人强烈的排外、仇外情绪和因此带来的危险。在清末，全国不少地方都发生过“教案”，即杀害传教士、纵火焚烧教堂的恶性事件。为了获得当地人的认同，他们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扶危济困，帮助穷人，创办教会医院给民众医治疾病，建立教会学校帮助民众医治愚昧。他们对传教事业的热情，以及他们不图权势，不羡名利，忘我工作，证明自己无愧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世界的马克思信徒都把获取统治权作为目的，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的国家都没有使人民获得自由，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绝对权力的迷恋暴露了他们的目的不纯，败坏了自身的声誉。马克思的信徒越来越少，最后名只剩下一些既得利益者还在名义上信奉他的学说。      

我们每个人都同时处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物质的世界，一个是精神的世界，获得幸福需要保持两个世界的平衡，它们能够相互影响和渗透。精神世界依靠信仰来维持，物质世界则依靠规则来维持。信仰缺失，精神世界就会荒芜，塌陷。精神是物质世界进步的源泉。在一个缺乏精神世界有效平衡的物质化世界里，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评判外部世界的唯一标准，把一切人的行为动机都纳入到利己主义的考量中，对自己以外的世界进行拒斥，他们只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真理，并认为之外再无真理，于是，反对和痛恨腐败的人，一定是酸葡萄心理作怪，美国打伊拉克、干涉利比亚一定是为了石油。他们从不相信没有牟利动机、仅仅是出于正义、理想和信念的行为。在拒绝以善的心态评价外部世界时，也拒绝了善良本身。每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都需要在物质利益之外确立自己的信念，作为社会的基本共识，也作为社会成员保持起码的相互信任的基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缺失，说到底是对政府官员失去信任。身处高位，如果没有与处于高位的灵魂相匹配，不管其外表看上去如何风光，不管如何呼风唤雨，始终掩饰不了狭隘的、空洞的内心，其行为缺乏坚定的信念支撑，犹如大厦缺乏坚实的地基支持，其举止总是缺乏应有的从容、镇定和得体，既做作，又虚假，不是失之张狂，就是失之猥琐。

      

精神世界依靠信仰来维持，物质世界则依靠规则来维持，当两者都良性同时存在，不可缺失的文明秩序就出现，人类的文明就完美展现 ，人类社会就真正呈现出符合人性的正常性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信仰，为精神找到一片安顿之地，使自己的精神寄托于此，扎根于此。偶像崇拜在现代社会行不通。信仰必须与人们共同的生活期盼相和终极关怀一致。基督教思想中的平等和博爱是生活的普世真理，这也是基督教得以在世界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帝的观念其实是真理的观念。即便如此，在一个科学为王的世界里，上帝的观念受到的挑战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除了上帝，还有别的信念能够成为人类的信仰吗？这就是自由。自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被确定以来，自由实际上就成为比宗教信仰更高的信仰。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是人们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惟有自由是不能否定的。自由比其他目标有更高的价值，自由从来都是人类追求其他目标的前提条件，理想社会就是人们能够自由追求生活的幸福和自由追求真理。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都是自由创造的成果。自由还包含了人类另一个永久性的价值目标：平等。没有平等的自由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自由的平等只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被平等即被奴役。每个人平等的自由受到尊重，社会的正义就得到了保障。

《圣经》是基督教世界的宪章，自由就是世俗世界的宪章，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转换为在法律面前享受自由而平等的权利。

自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就如奴役不是东方人的专利，热爱自由就是热爱人类。自己的自由只有当与其他人的自由获得同等尊重时才可能实现，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不可分割。牺牲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满足极少数人获得不受约束的自由其实只是放纵，与自由无关。它是一条灵魂毁灭之路。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都必须超越自身的自由去关心他人的自由，在自我利益之外关心普遍利益。这正是只关心世俗实惠的民族非常缺乏的精神。

在重庆“打黑”的内幕完全暴露于天下后，所谓“薄王新政”的拥护者依然不乏其人，尤以重庆当地民众为多，理由是薄、王让多数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使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至于其践踏法律的种种罪行，如任意关押公民、大量使用刑讯逼供、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则事不关己。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漠视，不只是中国官场的特性，也同样是中国民众的一般特性。

但是更深刻的改变也已经开始，中国人最近30年最大的精神变化是对偶像的怀疑渐成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对普遍自由的认识。我完全同意我的朋友的意见：

中国人目前最迫切的需要还不是精神解放，而是精神有所皈依。对自由的皈依使精神有了根基，精神解放才有了起点。当人们的精神还没有扎根于自由的土壤之中时，无论怎样提倡思想解放，都只能带来一些表面的热闹，甚至可能连表面的热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