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出国记——对话薛忆沩

“深圳人”出国记——对话薛忆沩

文:刘悠扬

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人作家薛忆沩

这是一段与深圳密切相关的文学之旅。

从20年前在深南路上得到灵感，写下《出租车司机》，到2016年《出租车司机》英译版在加拿大出版，薛忆沩花了20年时间，将“深圳人”带到西方。

2016年6月，从深圳移居蒙特利尔的作家薛忆沩，其“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Shenzheners》正式进入英美图书市场。对于深圳而言，这一文学事件是个里程碑：它为英文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词汇，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

6月4日在渥太华举行的国际文学节上，薛忆沩带着《Shenzheners》，第一次面对西方媒体和读者，谈论他笔下的深圳和深圳人。接下来的多伦多文学节、温哥华文学节，都将有关于这本书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Shenzheners》将和英美世界产生对话。

更早的对话，在翻译之初就已启动。尽管薛忆沩本人也用英文写作，但这本书的翻译，还是邀请了更专业的翻译家——目前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 Darryl Sterk，一位长期在台湾大学翻译系任教的加拿大人，金庸、吴明益作品的英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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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出版商Linda Leith问薛忆沩：这本书要献给谁？薛忆沩稍作思考，用英文写了一句话：“给那个启发了我的爱尔兰人。”那个爱尔兰人，就是乔伊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都柏林人》，英国现代文学的奠基石。而《Shenzheners》，如今正被西方读者称作“中国的都柏林人”。

《Shenzheners》中的小说，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几乎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薛忆沩一直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是21世纪这些年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源头”，是他的幸运，也是文学的幸运。

本期读书周刊，薛忆沩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独家专访，首次对国内媒体讲述“深圳人”走向世界的故事。

这本书将如何在英美世界“发酵”？这一事件对深圳意味着什么？西方读者又如何看“深圳人”？《Shenzheners》的出版商、“蓝色都市文学节”主席Linda Leith也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采访，她谈论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

　　走向世界的“深圳人”

　　——对话薛忆沩

《Shenzheners》

1. 作品翻译迎来“破冰之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的作品在国内文学界享有盛誉，却长期被翻译忽略，因此有人称你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被翻译得最少的一线作家”。在全球化的时代，作品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对一个作家有特殊的意义。而对一个像你这样主要是生活在外国和外语中的作家，意义当然就更为特殊。你是否思考过你自己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这种忽略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薛忆沩：我长期被翻译忽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超出了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成见。“在翻译中迷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而翻译家在翻译之前的“迷失”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翻译家都是“迷失”在对文学的成见之中的，他们很难接受超出那种成见之外的风格不同的作品。翻译对我的忽略当然影响到了我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我个人的文学“地位”，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影响到我的写作本身。事实上，在将近三十年文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国内的文学界也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可是我一意孤行，一如既往，一丝不苟……我的写作遵循的是一种强悍和清晰的逻辑，一种内在的逻辑，一种宿命的逻辑。它与我的生命共存亡，而不会受外在的“待遇”的影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现在，你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已经在加拿大出版，而不久前，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也用一整期全部110页的篇幅推出了你的“战争”系列专辑。从翻译这个特殊的角度来看，2016年应该可以说是你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又一个“破冰之年”？

薛忆沩：2012年被国内的媒体称为是出版界的“薛忆沩年”。那一年，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的五部作品。那是我在出版方面的第一次重大突破。随后的四年里，我的出版一直保持不可思议的强劲势头。可是在今年之前，这种势头并没有引起过翻译方面的连锁反应。在今年之前，我只有屈指可数的单篇作品被翻译发表，比如“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出租车司机》由《三体》的英译者刘宇昆翻译发表在《路灯》杂志的英文版上，后来又由莫言的意大利文译者Patrizia Liberati翻译发表在意大利使馆配合首届中意文学研讨会印制的宣传册上；另外，“战争”系列小说中的《老兵》曾经被译成英文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的Renditions(《译丛》)杂志上，《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曾经被译成德文发表在《路灯》杂志的德文版上。这样的翻译数量不仅见绌于我所有的著名同行，也与我自己这四年来在原创和出版上的多产状况极不相称。2016年，我的文学道路上的确又出现了“破冰”的气象：除了已经出版的两个英文译本之外，瑞典文《空巢》的翻译也已经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法文的《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翻译也将会接踵而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因为你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性，有人认为你在翻译上的突破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也应该会有特殊的意义。你自己对此有什么期待吗？

薛忆沩：曾经以《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哈金是当今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出自中国的纯文学作家。他为我的英文译本写下的推荐语反映出他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学生态具备深刻的认识。推荐语中的第一句话就用“maverick”一词突出了我写作的特殊性。我相信这种准确精到又直面文学的推荐会成为我的作品与英语世界的读者之间的桥梁。2012年以来的这四年时间里，我用五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随笔作品集将一种特殊的中国经验和文学努力固定在汉语的知识体系中。它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虚荣，而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和人性的一种特殊的见证。我当然希望这种特殊的见证获得普世的认同。

2. Shenzheners与《都柏林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原来以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出租车司机》为名，而英文译本却改用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是你自己的改动还是翻译家或者出版商的建议？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动？

薛忆沩：其实“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在国内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就想过以《深圳人》为名。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写法与其他那些同样勾画某一座城市群像的中文作品有根本的区别，有意划清界限，避开这个题目，选用整个系列中最早出现、最为出名，也最能代表深圳人无根的生活状态的作品名来命名那部小说集。不过远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开始翻译之前，我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将来的英译本要以Shenzheners(“深圳人”)为名。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开与在英语世界里家喻户晓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出租车司机》重名，更重要的则是为了显示与在英语世界里同样家喻户晓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的联系。我的写作深受乔伊斯小说美学的影响，对语言的精确控制和对意识的精微把握也被评论家公认是我的写作的特点。《都柏林人》呈现的是囚禁在一座被时间麻痹的城市里的脆弱心灵，而Shenzheners关注的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从来就被文学忽略的脆弱和内心。我很高兴我的翻译者和出版商都非常喜欢这个读起来有点生僻的英文新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对深圳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书名。它用文学的方式将“深圳人”这种身份带上了国际舞台。它让懂英语的“深圳人”今后可以在交流中直接用“I am Shenzhener。”这种简单的方式介绍自己的来历。

薛忆沩：文学与生活之间从来就存在着神奇的互动。现在，Shenzheners已经在英语的亚马逊网上开始预售，加拿大的一些媒体上也已经出现关于这部作品宣传活动的一些报道。作为在加拿大隐居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老兵”，我书名生僻的第一部英文译作的出版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宣传活动6月初在首都渥太华举行的一个文学节上正式启动(事实上，它的宣传已经于5月14日在深圳的福田图书馆开始)。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文学节上，我将被问及许多与深圳和深圳人有关的问题，比如我的文学与深圳有什么关系。

3. 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也是我现在想问的问题。

薛忆沩：《作家》杂志1987年第八期头条刊出我的中篇小说《睡星》可以算成是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标志。但是我的第一次文学生命只持续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它夭折于1991年的春夏之交。经过将近五年的“消失”，我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深圳开始了“重返文学”的艰苦奋斗。深圳是我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深圳人”系列中的第一篇作品《出租车司机》就是这第二次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然，那时候我的创作计划中并没有“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这个版块。这个系列小说的想法是2005年初我在蒙特利尔准备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旧版)的时候出现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而它的完成更是在很多年之后。那时候，你已经移居异域，为什么深圳会给你带来如此持久的创作激情？

薛忆沩：是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直到2012年底才最后完成。从1997年的《出租车司机》旧版到2012年底集中完成的《神童》、《剧作家》和《两姐妹》等，整个系列的创作经历了十六年的时间。这其中有十一年的时间我生活在蒙特利尔。事实上，除了《出租车司机》旧版之外，“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都完成于蒙特利尔，也就是说它们都完成于一座另外的城市，一座与深圳相隔着整个地球的城市。每一个写作者都根植于一种或者几种特殊的生命体验。无根的深圳成了我的文学的一个生根之处。我一直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21世纪这些年的中国的种子或者原型。能够生根于“源头”当然是文学的幸运。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但是翻开“深圳人”系列小说，读者马上就会注意到字里行间几乎没有出现深圳的影子。在这些作品中，你不仅没有保留深圳的任何地标，也几乎没有保留普通的街名、店名，你的人物也全都没有名字……你想呈现的是“看不见的”深圳，是被浮躁和奢华遮蔽的深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

薛忆沩：发现和呈现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是文学的天职和使命。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深圳人”系列小说也重视“人性”而轻视“物象”，关注“内心”而忽略“外表”，贴近“边缘”而远离“中心”……我相信悲天悯人是文学的品性。我相信文学的责任是示“弱”而不是逞“强”。“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原型都来自我在深圳的生活体验。那些卑微的“深圳人”就是深圳留在我心中的影子。在我看来，他们的不安和困惑远比那些冷漠的地标和符号更有历史感，更有代表性。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带到了远方。因此，我将那些影子变成了文学。

4. 他们对中国文学怀着敬意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如果将翻译理解为是一种再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甚至还将要继续延伸到未来。因为你对英语有丰富的知识，我相信，你在翻译过程中一定有深度的参与。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过程中罕见的例子。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情况？

薛忆沩：“深圳人”系列小说的翻译者Darryl Sterk是目前汉语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英译者之一，他是加拿大人，但是长期在台湾大学的翻译系任教。我们是在2014年在蒙特利尔的蓝色都市文学节上认识的。当时他作为台湾作家吴明益的译者来参加关于《复眼人》的活动，而我与吴明益的对话也是那年文学节上的活动之一。能够遇上一位如此优秀的译者是“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幸运。去年夏天，读到《村姑》翻译初稿，我对整部作品的翻译质量就已经充满了信心。整部作品的翻译初稿是今年1月底完成的，当时我正在全力写作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提出了几点浅表的修改意见。你说的“深度的参与”直到清样的独立审读都已经完成之后才开始。那是今年3月初的事情。当时我已经完成最新的长篇小说，有时间和精力转向另一种形式的攀援。我一字不漏地通读了已经被专家审读过的清样，发现了几处关键性的误译和一些形式上的小错，提出了比较深入的修改意见。有意思的是，有两三处地方，我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语言之间的冲突，必须完全抛开原文。还有，《小贩》的翻译因为涉及语文课的背景材料，有特殊的难度。有一个细节，翻译家、出版商和我一直纠缠到了付印的前夕才妥善解决。在最后一轮定稿完成之后，我又一次通读了全文，确保万无一失。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时间，我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又在凌晨起来继续工作。而我却感觉不到劳累，因为与翻译家和出版商就语言和翻译的探讨充满了智性的乐趣。我感激他们。他们对我的苛求和“洁癖”的耐心让我看到他们对文学的敬意和激情。这种“深度的参与”对我其实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用其他方式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刚才提到了你的出版商……

薛忆沩：我的出版商Linda Leith有很高的文学品味和很深的文学情怀，同时又非常谦恭和非常幽默。她是文学的研究者，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本科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哲学系，随后又从伦敦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她又是文学的实践者，曾经出版过三部小说，还曾经翻译过法语小说；她更是文学的推动者，1997年创建了知名的文化品牌“蓝色都市文学节”，并且长期担任文学节的主席和艺术指导。2001年离开“蓝色都市文学节”之后，她创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她关于去世不久的加拿大作家伽兰(Mavis Gallant)的专题报告会上。她是伽兰的研究者，也是伽兰的朋友。伽兰是与门罗齐名的一代短篇小说的宗师。与门罗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情况相似，她在中国不为人知，在国际上却享有盛誉。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里。那一次我们有围绕着文学展开的深入交谈。我欣赏她的文学品位和观念，我欣赏她对文学矢志不渝的激情。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贝克特的英语小说，她关于那位现代派大师简约主义幽默又精准的描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一次我们也谈到了我们未来的合作。当时她首先想到的还只是以《遗弃》为主线对我做一个访谈。她很快就将问题发过来了。但是，因为忙于写作，我一直没有作答。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将我们引到了出版我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上。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付诸实施。我们的合作不仅进行得非常顺利，还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蔡皋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绘本画家。她的插图无疑也是“深圳人”系列小说英文译本的一个亮点。你为什么会想到请她来为你的第一本英文书插图？

薛忆沩：我与蔡皋1986年就已经相识。《故乡的真迹》是我关于她的随笔。在那里，我也谈及了我们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的友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有机会将这种充满精神力量的友谊固定在一部作品里。《与马可·波罗同行》第一个版本出版之前，我曾经想让她为那五十五座城市作画。去年三联版出版之前，我又想到过选用她的一些作品来做插图。这两个想法最后都没有实现。这一次也是到翻译的定稿都已经完成的时候才突然出现了插图的想法。我很高兴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出版商的支持和蔡皋本人的赞同。但是，插图的创作过程并不顺利。经过了反复的周折，到最后几乎要放弃的时刻，蔡皋本人才找到令自己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令各方都非常满意的方案。这也是一份带有宿命色彩的方案：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友谊终于留下了一个充满美感的“物证”。

5. 新长篇《希拉里、密和、我》将出版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我注意到英文译本中没有包括《同居者》《女秘书》和《文盲》这三篇。为什么将它们排除在外？

薛忆沩：将这三篇作品排除在外主要是为了控制译本的篇幅。当然，为什么是这三篇而不是其他的三篇，也还是考虑到了作品的内容与读者的接受之间的关系。现在想来，《女秘书》其实是应该包括在译本里面的，因为这篇作品里出现过搭乘“出租车”的场面，与《出租车司机》一篇有神秘的关联；而“朝鲜战争”又是其中的一条线索，这又与《小贩》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是一位同时擅长短篇和长篇的作家。一般说来，短篇小说集远不如长篇小说那样能够引起读者和市场的兴趣。你的下一部英文翻译作品会是什么呢？

薛忆沩：前面说过，“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我的第一部英文译作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个“第一”会属于目前还只有繁体字版本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我与出版商之间已经多次讨论过下一部作品的出版问题。它当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究竟是《空巢》还是《白求恩的孩子们》，还没有最后决定。而因为我最新的长篇小说是一个关于蒙特利尔的离奇的“爱情故事”，它会不会以近水楼台的优势而捷足先登？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前不久，由三联书店推出的“薛忆沩文丛”的首批三种已经出齐。刚才你又提到了你最新的长篇小说，它也应该马上就会出版。这么说来，2016年不仅是你在翻译方面的“破冰之年”，也是你在出版上的又一个丰收之年。你这种强劲的创作和出版势头已经维持五年了，会有疲惫的感觉吗？

薛忆沩：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已经在《作家》杂志第五期上刊出。它的单行本将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同时出版的还将有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以及长篇小说《遗弃》的最新版。我在前不久回国的时候已经用短短20天时间读完了这三部书稿一共将近一千页的清样。的确，就像2012年一样，今年又是我在出版上的一个丰收之年。五年出版十六部作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纪录。我当然会有疲惫之感。我也经常梦想着能够“软着陆”，能够有时间去享受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灵感总是从天而降，我总是别无选择。

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

Linda Leith (“蓝色都市文学节”主席)

“深圳人”系列小说(《Shenzheners》)最令我喜欢的是它对人物的悲悯态度以及它为读者提供的进入人物内心的通道。这是一些容易辨认的人物——他们不用名字而用身份来标识：比如“村姑”、“物理老师”或者“两姐妹”……这种标识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像感受身边最熟悉的人一样去感受“深圳人”的磨难、悲伤和爱，同时又稍稍拉开了一点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正好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距离。

正是这种距离感与亲近感的糅合使“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为一部大作品：它是一道远处的风景(对于我们这些从来就远离深圳生活的人尤其如此)，同时却又十分亲近、可信。

我喜欢Darryl Sterk既口语、随和，又节制、严谨的英译。这种节制和严谨达到的极致使个体生命的宽阔景观可以通过微小的动作、表情和精准的词语本身来呈现。

《Shenzheners》这本书的外表首先就让所有人对它感觉既陌生又着迷。书的封面上和每篇作品的开始都配上了中国艺术家蔡皋的插图。谁能不被这些充满感染力的插图迷上呢？而封面设计使用的绿色与红色的结合，不仅漂亮，还令人好奇甚至诧异。

最大的诧异当然源于书名字母的排列。“Shenzheners”是一个很长的词。这意味着只能用较小的字号才能将它在一行中排出。想到薛忆沩的写作受到《都柏林人》的启发，我查看了乔伊斯那部杰出小说集多种版本的封面。我注意到有两个版本将“Dubliners”这个词切断，分三行排列。于是，我们的设计Debbie Geltner在封面上对“Shenzheners”一词做了类似的处理。这使得这个词本身和“深圳人”这种身份变得哪怕是对熟悉他们的人都感觉陌生了。这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用新的方式去看待这个词，去感受“深圳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读“深圳人”的原因。这种阅读不仅是为了阅读本身的乐趣，还是为了从我们自以为是已知的事物里面去获得新知。去发现我们一直“知道”却直到现在才开始“关心”的关于人的那些问题。去看细微的动作和精准的词语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与“两姐妹”和“小贩”分享的世界。用新的方式去看！这当然正好也就是这种阅读本身的乐趣所在。

　　我的“深圳人”

蔡皋(画家、《Shenzheners》插图作者)

《Shenzheners》插图

读忆沩的作品我总是站在作品后面的那个人。读着读着，一人变数人，数人变千人。越变越多，越变越小，变成豆丁。

遵忆沩嘱为“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画插图，我便坐东窗下画起来。画着画着，一人变数人，数人变万千人，两种东西合成了一处。

人，灰色人群中的灰色点子，类似物理学中的玻色子，天生倾向呆在一个状态，到了一定的温度就变成另一个状态……世界就这么变化着，又觉察不出变化。

我的朋友岸子曾同我讲美丽的物理学，她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个小圆点，再画波长，画栅画基本粒子的位置，我被她感动，我的豆丁小人实起于那个笔记本上的那个小点点。

我喜欢豆丁。

我居住的城市有魔幻的高楼，我不喜欢摩天楼，小高层还可以。我的住宅就在一小高层的顶层。顶层有花园，只要眼光短浅，也可以将花园误会成大地。但我总不能老捂着眼睛哄眼睛，我喜欢看生活，小高层楼房看生活不隔，我看街看城，看满到处有趣的豆丁，看自己提着篮子拖着影子跑生活。出租车和它的司机、小贩和文盲、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生活在忆沩的视野里，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熟悉这些，觉得亲切，就像深圳的读者熟悉忆沩，觉着亲切一样一样。

不好意思，希望我画的豆丁也能被西方的读者接纳。

注：本文转载自“新浪读书”，作者为《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

这是啥…